为中华民族声辩的历史正义之音（作者：黄世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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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新著译编年提要》后记
　　一
　　我研究何新学术，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
　　回忆起来，我最早接触何新著译的时间是在1985年。那年暑假，我有一位在北方读大学的舅舅回家时，带回一批书籍，其中有一本仅数十页的小册子，此即《培根论人生》之1983年初版。舅舅多次在我面前盛赞此书，并把它赠送给我。他说培根的论述太深刻了，值得反复阅读。我却由此记住了此书译者的名字。但我以为这是一位翻译家。这个小册子当时成为我最珍爱的书籍之一。那年我正念小学五年级，已可以通读《三国演义》。而今天，我借此机会深深致谢这位向我推荐了许多好书的舅父——叶国伦先生。
　　再次知道何新之事，是在1987年。是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南方日报》等多家要媒，均报道了年轻学者何新关于《九歌》十神系统研究获得重大突破的新闻。那时我正念初中，阅历很浅，却也为这事感到兴奋。因为我知道屈原是祖国历史上一位很伟大的爱国者。当时我没有读到何新论文，但报纸对何新研究梗概的介绍，却引起了我对神话学着作的阅读兴趣。小时读到许多祖国的神话传说，例如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盘古创世等故事，令我对这个奇妙的精神世界深深向往。上大学后，我认真阅读了维柯《新科学》。
　　1988年12月起，何新在《自学》杂志发表自传和国内外形势战略研究报告。犹记得初次阅读时，所留下的强烈印象，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为了保存资料，我曾经全文抄录了各期《自学》杂志上的《孤独与挑战》和研究报告。1989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何新《“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一文，该文的冷静理性，与当时动乱中的狂热情绪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年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以超常规格，刊载《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一时震惊中外。笔者躬逢其时，一睹为快后，竟至两次全文抄读之。
　　我已故的祖父黄志猷先生当年惊讶于此文的异见新说，曾专门写信向当地党政领导推荐何新谈话录。祖父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并在中大入党参加革命。他在解放前当过记者，参加了东江纵队，在深山密林里打过游击，在香港搞过地下党工作，是香港《正报》（广东区委机关报）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解放初期《南方日报》的文教组主任编辑。祖父是一位学识渊博有历史癖的知识分子。但他绝无普通士人的头巾气。他曾认真读过何新《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关于当代中国内外形势的一件研究报告》这篇论文。后来也读过我带给他的《何新集》、《诸神的起源》和《东方的复兴》以及《博览群书》杂志上的何新北大讲演录。关于何新，曾经长期是我们祖孙之间的共同话题。祖父在政治问题上的敏锐嗅觉，在历史问题上的实事求是，在学术文化上的谦虚好学，以及在个人生活上的朴素作风，皆使我终生难忘。正是在早期读书和祖父的影响下，我走上了研究何新学术的道路。
　　我始萌为何新先生撰写述评之想法，可追溯于90年代初。其时笔者涉世未久。然而彼时，我对于何新学术思想人生之认识，业已趋于成型。特别是从1992年起，陆续阅读了《何新集》、《诸神的起源》、《东方的复兴》、《中国文化史新论》、《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危机与反思》、《为中国声辩》、《新战略论》等一系列书籍以后，此念乃愈益强烈。而在此前，我已经阅读了所有能够搜集到的何新着述。
　　在此，我应当感谢我的一些朋友。在当年，正是他们为我提供了一部分珍贵的何新书籍资料，如我的挚友何福山、王闽先生，早期赠送《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于我，何君并转告我《自学》杂志刊载了大量何新作品。凡此，均使我早年得以启动对何新学术的研究。我终生感铭他们真挚的友情！
　　大学时期，我曾阅读《何新集》、《诸神的起源》、《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等书。此外，诸如《蓝色的雪》、《寻找被遗忘的世界》、《中国历史讲座》以及刊载于《读书》、《书林》、《丑小鸭》、《学习与探索》等杂志的旧章佚文，均一一拜读无遗。中学时代，有幸读到何新自传连载，引起我内心强烈的共鸣。此后，连载《孤独与挑战》的自学杂志，曾是长期使我痴迷的一本收藏。
　　从何新自传，知道他着有《诸神的起源》一书。当时我还以为这是一本哲学书。上大学后，从图书馆借回此书，翻开一看，方知这是一本研究远古中国历史的神话学着作。初读前几章，即欲罢不能。此书立刻令我入迷，遂反复借阅。我当时的历史知识及文学修养，已使自己阅读此书不感困难。这本书使我对何新的认识，产生了飞跃性的变化。因为此前，我只知他是一位在经济理论和国际战略问题有深刻见解的人，而没想到何新在史学和国学领域之造诣，竟是如此超凡而独特。读《诸神的起源》使我意识到，何新在中国学术界是一位不可估量的人物。凭藉此书，他在80年代，实际就已是一个可以平视以至俯视当代许多大名鼎鼎的“宗师”之类的通家。我当时的疑问是，既然何新具有如此深湛广博的旧学功力，为什么不继续在国学方面发表他的新研究呢？这种期待，终于通过《何新古经新解》丛书（时事出版社，2001年）的出版，而获得了大喜过望的满足。
　　从如饥似渴的零星搜集，到陡然面对一本本的何新专着，那种销魂荡魄的快乐，实在难以形诸笔墨,不足为外人道也。说白了，举凡能够接触到的何新着述，都成了我网罗收藏的对象。其间百计奇出，或借或抄，或剪或裁，既冠以堂皇正当的理由，复加之以原始的“剽窃”手法，几乎横扫了馆藏何新着述。当年手不释卷之情态，至今历历如昨。而今思之，喜焉？惧焉？悔焉？盖是五味杂陈于心头。我因此羡慕甚至嫉妒今日的青年学子。因为，他们只要是有心之人，只须轻敲键盘，或以手机，即可在电脑网络上搜索到何新先生的大量作品，怎可与我当年作“鸡鸣狗盗”之形迹同日而语呢？但幸运的是，十几年前我通过自学，而无师自通了电脑技术，这使我很早就获得了阅读何新着述的新渠道。令我在何新着作的收集和研究方面快心如意、如鱼得水。
　　二
　　何新是我人生之思想导师和精神教父。
　　他的着作，很大程度上铸造了我青年时期的性格，也赋予了我一些气质。扩大了我的阅读视野，提高了我的思想境界，改变了我的文体作风，增强了我面对人生困难的信心。使我由此体认到哲学之深刻，历史之邃远，宇宙之宏大，人生之无常。我经常默默地在书中与何新先生进行精神的对话。关于何新，我有许多未能表述的思考。
　　从何新着作中，我很早就获得了一种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性意识。
　　中学时代，我读书时开始以怀疑性目光，去面对摆在面前的各种传统教科书，甚至包括自己一向喜爱的语文书在内。通过何新，我开始真正的启蒙。这位哲学家使我明白了：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如果有，那就是宇宙本身之存在。黑格尔说：存在就是合理。所以，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绝对正确（当然也没有绝对谬误），因此也没有绝对权威。不惧神圣，不畏鬼神，不怕权威。崇拜伟人，但不要盲目跪倒在伪偶像和伪权威面前。我还记得初读鲁迅《狂人日记》，它里面说“翻开历史一查，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而这种“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坟?灯下漫笔》）“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应当说是僵尸）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五》）这些毛骨悚然的话，后来被积非成是地归纳为一种着名观点——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如吴虞《吃人与礼教》）。
　　瞿秋白曾指出：“鲁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他诅咒自己的过去，他竭力的要肃清这个肮脏的旧茅厕。”他“了解到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中国社会里的层层压榨。他勇猛的袭击着宗法社会的僵尸统治”（《秋白文选》）。此类评述，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外衣下面，其实典型地代表了流行于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对于祖国历史的一种文化观念。然而，验诸中西社会历史之演变，比较研究表明，五四派以来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论，根本上是一种文不对题的堂吉诃德式的庸俗历史观念。何新早已指出：这种论调，实际是三十年代“欧洲文明中心论”通过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史学而影响于20世纪中国知识界的一种应声虫式的学舌之说。在国外，已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很早就批判了这种简单移植欧洲历史模式用以研究古典中国社会的谬论（参阅费氏《美国与中国》、《中国：传统与变革》）。
　　鲁迅先生是一位令我终生崇拜的伟大文学家。我前述之言绝没有一丝不恭之意。但实事求是地讲，鲁迅早期那些彻底否定中国历史的观点却令我不快，使我怀疑。鲁氏《文化偏至论》，在语言文字上是深奥古典的，在思想层面上，却是幼稚不可取的。在珍视传统价值和研究中国古史方面，五四时期的鲁迅、钱玄同等人，远不如其老师章太炎以至王国维、辜鸿铭、陈寅格等人之深沉和深刻（参阅拙作《中国古典学术源流述略》）。我当时的问题是：如果一部中国二十四史真的都是记载“吃人”的史籍，那么鲁迅先生您早期所依赖谋生的旧学知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您的名着《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古小说钩沉》等，不还是要爬抉、引用和参考老祖宗留下的故纸堆吗？您征引宏博的大量杂文，谈了那么多诸如魏晋风度的典故旧闻，不还是从经史子集、稗官野史里采择来的吗？——换句话说，许多五四新派学者不是一面端着传统文化的饭碗（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吴虞编选《国文选录》、《骈文选读》），一面却破口大骂这个“腐朽落后”的传统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胡适称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本人，撰写《家族制度与专制主义之根据》，却抱怨其女儿长大后不肖不孝。其实吴虞此人学术肤浅，私德甚薄。不过是一个际会风云的弄潮小丑而已。）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反戈一击”，是否太过分了？把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积弱挨打的现实，完全归罪于几千年前的文化祖宗，是否太过专断蛮横了？是否有推卸自身责任的嫌疑呢？没有祖国传统文化的哺育，即使聪明如鲁迅，又何成其伟大啊？
　　这种在“反封建”旗帜下，以西方所谓“民主”、“科学”的标准，动辄问罪先人、问罪孔子、问罪传统、问罪历史而批判否定一切的态度，尽管被包裹以“启蒙”、“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种种观念之时髦外衣，其实恰恰是五四以来中国士林人物在底层文化心理上的一种精神怯懦，是一种缺乏自尊自信的文化自卑和学术浅薄，事实上也是一种无能创立新价值体系和新民族精神的自虐性的弱者哲学。
　　这种精神状态，在现代学术上，则典型地体现于胡适以来“古史辨派”的疑古主义思潮。这种文化疑古主义根基浅薄，徒有实证主义之外表，抹黑先儒孔子，横议秦皇汉武，奢谈专制暴政，调侃大禹“不过是一条大虫”，胡说“汉语是一种落后语言”，瞎扯必须按照西方标准给予拼音化、拉丁化的“改造”，妄图质疑和颠覆华夏民族五千年来一部传续不绝、灿然有序而博大精深的文明史，以致竟然产生“夏朝是否存在”这样不可思议的低水准问题。这种希承西方自由主义主流学术之意旨，反诅祖国历史传统的疑古实证主义，就其缺乏独立思维的实质看，与臣服于苏联共产国际，动辄奢引马列经典的王明博古一派又有什么区别呢？胡适所谓“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之宗旨，道理固然不错，但言之甚易，而行则多谬。因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重大考古成果，已经推翻和粉碎了一个又一个疑古派当年言之凿凿的所谓铁案。这正是对共济会马前卒胡适氏“言必有证”论的讽刺和批判。何新先生说得好——“疑古何妨疑疑老外？！”学术固然不同于政治。但学术不可能超离于阶级，不可能绝缘于政治。百年以来，强夷蔑德。而二十世纪以来流毒中国知识界至今的这种疑古虚无主义思潮，实际根源于英美共济会欺华、侮华的伪史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学术上的奴颜媚骨。
　　由五四运动所开启的这种长于破坏而短于建树的自我丑化、自我诬蔑、自我摧毁的文化运动，尽管在当时是一场轰轰烈烈而博得喝彩的文化改革，实际上除了文体形式的改变，脱下旧长袍，穿上新衣裳，生搬和发明一大堆驳杂陆离的意识形态术语（“科学”、“民主”、“自由”等）之外，却难以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精神革命。因为，一场真正彻底的思想革命，一种真正独立的文化意识，一个真正强大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建立在富于主体精神的民族文化自尊之上。这一新价值体系，不可能依靠生吞活剥地移植和照搬西方意识形态而建立起来。
　　鲁迅说：“老调子应该已经唱完。”但“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集外集拾遗》）这是五四运动后晚期的鲁迅对西化思潮以及国民性的深刻反思。而至今我们许多现代人，在观念层面上，不还是在“言必引欧美希腊”、文必论“民主契约”的历史单线论、普世价值论的模式下转圈子吗？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破坏一个旧世界很容易，建设一个新世界却很难。东欧、苏联的前车之辙，即是晚近的一个深刻教训。鲁迅又说：“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的老调子。”但所幸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革命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伟人，并没有在政治上受这种西化思潮的影响，而是以我为主，独辟蹊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结果探索出一条使中华民族步出黑暗，走向复兴的伟大道路。而邓**为代表的新一代政治家，则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启改革开放之大政，参循列宁新经济思想所开辟的国家资本主义思路和实践，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混合经济体制,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强国富民的现代化之路。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化。这正是独立自主地创立新价值体系的伟大开端。
　　后来的读书，使我明白：早期鲁迅和中期、晚期鲁迅有深刻不同（许多伟人均如此）。五四运动未必是一种完全进步的文化革新运动。它在思想上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历史后遗症（西化主义思潮、疑古派史学、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自卑主义、“文革”扫四旧运动，以及当代“民主”“自由”幌子底下的无政府主义）。过去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不全面，对它一边倒性的赞美和肯定——事实上是对西式民主的顶礼膜拜——无论在现实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没有道理。我读何新的书，有时会联想到五四时期鲁迅一代知识分子。但何新不是现代鲁迅。何新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在年轻时期就超越了五四一代士林精英。何新的思想体系，是百年以来中国学术发展演变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性产物。是正题与反题在更高层级上的综合，是所谓否定之否定。何新本人思想的演变，也正好印证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原理。我常常想，鲁迅先生若在天有灵，如果知道他的这位同籍后辈，竟然凭一己之力，而穷溯西方权贵共济会的欧美伪史体系，歼论其谋图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全球战略蓝图——那么，他对自己五四时期的言行会作何感想呢？
　　三
　　从中学时代起，我不仅开始研读何新着作，而且开始引用和运用他的观点，来写文章。犹记得80年代读高一时，我曾以地缘政治学的观点，天马行空地撰写作文，尽管还比较稚浅，却仍使批改的老师惊讶为前所未闻。中学毕业那年写的一篇文章，甚至引起一位年近花甲的语文老师神秘兮兮的询问——他私下问我文章内容是否来自我祖父从内部得到的秘密资料。对历史、政治、经济老师布置的作业，甚至在高考的考卷中，我往往不按传统观点去作答，而是运用从何新着作学到的知识去分析，并不在意于老师们墨守成规的评分和评价。大学时我在政治经济学课写的文章，以何新理论，批评了守旧僵化的传统经济学观点，引起了任课老师的兴趣和重视。我在学生刊物发表的评论，甚至引起了中文系师生的瞩目和议论。然而所有这些，并没有使我自喜、骄傲，反而使我郁闷、忧虑。因为我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何新是中国的李斯特，何新学术和何新思想在当代是一种空谷足音，太需要广大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来了解他、认识他、熟悉他、研究他，以至宣传他了！
　　最重要的是，何新着作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就是：人来到这个世界，无论对人对己，其实是肩负着一种使命和责任的。一个人不应当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地浪费其宝贵的生命。而应当超越庸俗，超越偏见，超越自己，努力在短暂生命中追求人生价值之升华。这种超越，不在于个人欲求的满足，不在于外在物质的占有，不在于名利荣誉的虚衔，而在于从利他、共享和共济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顾炎武的伟大格言。国家的兴衰在于文化传承和文明创新，个人的际遇存系于民族命运的沉浮中。任何人如果试图把人生之成功，单纯归因于自己的奋斗和智慧，无疑如自拔头颅离开大地之举，终归是渺小不足道的。
　　2008年春，笔者曾作京华之旅。期间曾偕友好，往玉渊潭公园一游。实际上我乃有意借此机会，追探何新先生当年寄寓于此公园之旧迹。时维三月，风和日丽，清波微泛，碎浪拍堤。我与朋友时而驻足于绿茵，时而倾谈于树下。最后迤逦步至邻近公园出口之一处高冈。这座小山生长着一片青郁的松树林。但遍寻却未见有地下防空洞。从地势较高和松树林判断，我和朋友仍相信，此正是何新青年时代躲避风雨的寓身之地。抚木远望，仰首蓝空，余想见其为人，低回留之不能去。
　　“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劳矣。沉浸酿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韩愈《进学解》）
　　这一番话，若用以譬喻何新学术是很贴切的。
　　读何新书，常读常新，启人心智，百阅不厌。所谓身虽不至，心向往之。我从思想上是默默的引以为精神归依的。然而，真理的追求没有终点。尊爱何新者，不应止步于此。对何新先生更具体更全面、更深入精到的分析评论，尚有待于有心人的不懈挖掘。
　　然而，正如子贡论孔子：“譬之宫墙：……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又说：“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篇第十九》）
　　而对于何新先生之学术、行藏和品格，我正亦深有同感呵！
　　在学术上，我远非是一个有资格的何新先生的业徒。但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何新学术思想的虔诚信徒。我无宗无派，僻在山野。没有师友，窜伏岩穴。尽管如此，藐予小子，不自揣量，孤独往来，为此付出了多年努力。前十几年主要是阅读，2005年以来渐有撰作。诸如《何新学术思想人生漫评》、《何新与<培根论人生>》、《何新为什么要研究远古神话？》、《何新古学研究的思想渊源》、《古典学术的再生与变革》、《中国古典学术源流述略》、《论何新的国学研究与古典汉学传统》、《何新学术的意义》、《诸神的黎明——评何新神话考古学的文化意义》等一系列拙作，即是从较为肤浅的角度，所作出的一些尝试。
　　应当说，以上拙文之探讨，还是比较粗疏的，许多关于学术问题的讨论，其实都是一部专著才能展开和深入的内容。《何新著译编年提要》一书，则主要是在我研读何新国学着作的一些札记基础上完成的。而笔者学浅，却肆意放论，思之不胜惭愧。
　　本书中，参考了国内外关于何新的大量评述与研究文献，在此恕不一一列举，谨对各位作者表示谢意！属稿期间，幸蒙景戎华、方堃、倪阳、周文、李多、叶慧坚、何福山、林炜亮、王闽、曹广炎、肖彬伙、梁全锐、叶国干、叶国伦、叶伟国、黄梅俏、黄华树、王斐然等诸位先生和女士的鼓励和襄助，并深赖我的妻子周秀媚女士始终不渝之鼎力支持。此外，我的多位中学同窗对我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在此恕不具列姓名。以上亲友，均在多年里给予了我宝贵的精神支持。特此统致谢意！
　　我愿把此书献给曾经鼓励我编著此书的已故祖父。最后，我谨以此书敬献于深爱我的父母。
　　是为记。

　　黄世殊
　　2012年10月撰
　　2013年7月改记于岭表阳明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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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新与《培根论人生》
　　（作者：黄世殊）




　　《培根论人生》是八十年代中非常畅销的一本哲学类译著。鲜为人知的是，在那段
艰苦岁月里，何新自修多门学科之余，已经着手翻译培根的这本随笔文集。
　　促使何新翻译此书的主要原因，是他对哲学的酷爱。1970年他在北京流浪时，曾经
读过水天同的译本《培根论说文集》，阅读时感觉译文很拗口晦涩。此外，培根随笔尚
有玄风、高健等人的文言译本。
　　水天同先生的译稿成于1939年，1950年始获刊行，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重版，并收
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水氏译本大部采用文言文句式翻译，译笔古雅，但文法
和语词深奥，一般读者理解起来颇为费力，因此反而难以普及。我们翻开该书，恐怕一
开始就会被前面没有标点的《献书表》拦住去路。严格地说，水氏译本的正文并非完全
用文言文，而是文白相杂。唯其如此，佶屈聱牙令人费解之处亦每所多见，置读者于似
通未通之间。例如：
　　“‘幸运底好处是应当希望的；但是厄运底好处是应当惊奇叹赏的’，这是塞奈咯
仿画廊派的高论”（《论困厄》）；
　　“幸运底消长系诸外界的偶然之事——如面貌、机会，他人之死亡，机会与才德之
遇合——这是不可否认的”（《论幸运》）；
　　“压力之于天性，使它在压力减退之时更烈于前；但是习惯却真能变化气质，约束
天性”（《论人底天性》）；
　　“时间确常大事更革，但是它是以安详出之的，并且其来也渐，几乎是不为人所觉
察的。如不然者，凡是新的事物都将被认为出乎意料的事物；有所改进就必有所损坏得
益的人将以之为幸运，归功于时间；受损失的人则将以此为怨仇，而归罪于行革新之事
的人了”（《论变革》）
　　……等等。
　　平心而论，这些文言译本似乎更适于作为具有古典文学修养的士大夫式文人的鉴赏
性读物。因为培根随笔是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作品，其语言属于16—17世纪古典英语，
以本来就深奥难读的中国古典文体，来翻译同样属于古典英语的哲学作品，给读者造成
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何新设法找到了培根随笔的英文版，为了读懂这本原著，他一面依靠查看牛津字典
，一面参酌水天同的老译本，每天边读边想边译，断断续续地用了两、三年时间，把全
书的意思大体搞清。为此他写了好几本笔记。由于培根随笔里征引了不少《圣经》与古
希腊、古罗马的哲学、文学著作和神话典故，以及当时英国社会的谚语，涉及到大量西
方历史文化的知识，所以这对于何新的西学功力也是一个检验。
　　他将培根随笔的主要篇章译出后，当时并没有考虑要出版或发表。1980年调到中国
社会科学院工作后，上海《青年一代》杂志向他约稿，他将翻译笔记中的“论真理”、
“论美”等几篇整理出来寄给了杂志社，刊出后读者反应是出乎意料的好。不久，上海
人民出版社派人向他约这本书的译稿，这样，由何新翻译的《培根论人生——培根论说
随笔选》终于在1983年2月问世。
　　因为是选译，这个版本共收入二十六篇译文。初版印了十五万册，同年6月第二次印
刷时，总印数即达到四十万册。在哲学类的翻译著作中，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印刷
数字。由此可以想见该书当年畅销的程度。
　　由于大受读者欢迎，1985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新版本，书名易为《
培根论人生》，新增十七篇译文，总数达到四十三篇。到1999年1月第12次印刷时，这个
新版本的总印数也达到了三十六万九千册。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以《人生论》为名
，正式出版了培根这本书的第一个非文言的全译本，填补了培根随笔现代白话翻译的一
项空白。此后的十几年间，何新多次不断参审原文而反复核校译文，国内多家出版社也
先后推出了何新以及其他译者的多种版本，据笔者粗略统计，仅何新译本就达六、七个
之多。印刷数量也已逾百万册以上，如果加上众多盗版，则其为数更巨大了。
　　至此，就有必要探求一下，为什么何新的译本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我认为有
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何新当年的英语水平，相比其他专业的翻译工作者并不
占优势。他自己则谦称“我是英文糟糕的翻译”。当然事实恐怕不至于此。那么是什么
原因，使一个仅具有业余英语水平的人能够译出这样“流畅可喜，殊徵功力”（钱钟书
评语）的作品呢？笔者浅陋，我认为这首先是何新坚持了译文力求通俗易懂的思想，也
就是“信、达、雅”中的前两个原则的结果。“信”，就是忠实原著。“达”，就是词
文达意而已，不增加，也不减少。在这个基础上，译者发挥自身学识与文学修养，使之
达到雅俗共赏。事实证明，在这方面何新是很成功的。
　　其次，何新本人生活阅历丰富。翻译培根随笔时的何新，身处北大荒的穷乡僻壤，
本身就是一个遭受了不少生活磨难的人。独特而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助于他深刻理解培
根著作中深邃的哲学思想与阅世之谈。黑格尔说：“每一个有学问的人，大都具有许多
普遍的观点和基本的原则直接呈现在他的意识里，然而这些直接的观点和原则，也只能
是反复思索和长时间生活经验的产物。”（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0年7月第2版，第160页）这话不仅适用于培根的人生随笔，而且适用于翻译家和其他
学者。了解何新的人，在阅读《培根论人生》时，会感觉到译文中许多句子，不但精练
警醒，而且也颇符合译者本人的个性与气质。这是因为，这些译文都浸透了何新自己对
人生内涵的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与书画艺术评论中，有诸如“功夫在诗外”、“功夫在
字（画）外”的说法，这同样适用于哲学、文学类的翻译。在不少流畅的译文后面，我
们可以隐约看到何新本人的影子。例如：
　　“一个年岁甚轻的人也可以是富于经验的人，假如他不曾虚度生活的话。”（《论
青年与老年》）
　　“‘好的运气令人羡慕，而战胜厄运则更令人惊叹。’这是塞尼卡得之于斯多葛派
哲学的名言。确实如此。超越自然的奇迹，总是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的。
　　……当赫克里斯去解救普罗米修斯的时候，他是坐在一个瓦盆里飘洋过海的。这个
故事其实正是对于人生的象征：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也正是架着血肉之躯的轻舟，横渡波
涛翻滚的生活之海的。幸运所需要的美德是节制，而厄运所需要的美德是坚忍，后者比
前者更为难能。”（《论厄运》）
　　这些话，似乎也正是何新自己青年人生的写照。可以注意到，与水天同不同的是，
在这里何新把“塞奈咯”和“画廊派” 译为更通俗的“塞尼卡”（一作塞涅卡）和“斯
多葛派”。
　　第三，何新本身已经具备了哲学家的素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对西方哲学的深入
研究，对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的重视，自身的坎坷经历，都使何新比其他译者对培根哲
学有更独特的领悟与理解。他不仅研读培根随笔这本书，而且也研究培根《新工具》、
《学术的进步》以及洛克、笛卡尔、帕斯卡尔、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等其他西方哲
学家的著作。因此，在排除了文字障碍后，他在外语方面的不足，被哲学、史学、文学
等人文学术方面的深厚学养所弥补。


　　
       值得一提的是，在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198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版序言
里，何新首次较为全面地提出了他对于培根生平经历与思想学术的看法。他指出，培根
的伟大在于他具有“对未来新文化的预感和改造传统学术的抱负”，并且“为这一目标
进行了毕生的奋斗。我们之所以说培根是一位伟人，其伟大正在于此”。
　　然后，针对有人提出的培根“是一个伟大而卑鄙的学者”的谬论，何新给予了有力
驳斥。所谓“伟大而卑鄙”的说法，也许是受水天同译本《绪论》的影响。水天同先生
在《绪论》中说：“就智力方面说，培根是伟大的；就道德方面说，他是很弱的。他的
人格是多方面的，他的天才不限于一隅。”（水天同《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
1983年7月第2版，第20页）
　　而何新则指出：第一，作为学者，培根治学以严谨、诚实、正直闻名于世。他所留
下的不朽著作已证明了他的卓越成就，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卑鄙’。第二，就人格来
说，培根生平不无污点。但是，这里涉及到评价历史人物采用什么尺度的问题。黑格尔
在谈到历史人物的评价时曾指出，把从私人生活角度对伟人所作的道德评价，代替从历
史角度所作的文化评价，是不适当的。这种历史观掩盖着一种“小市民对伟大人物的嫉
妒心”。“道德，这只是一种从主观方面来看的道德，根据当事人所主张的是非善恶。
”我们根本无须指摘这种观察的形式主义和错误。并且无须把道德的真正原则，即与那
虚伪道德相对立的社会德行加以阐明。我们只指出：世界历史的地位高于私人道德的地
位。”（《历史哲学?导论》）
　　何新认为黑格尔这一看法是深刻的。由此引人深思的是，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对历
史人物的评价，而且也应该成为我们如何去评价现实中杰出人物的准绳。因为，今人是
明天的古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现实的也就是历史的。同理，对于许多历史
人物，即使从私人生活角度看，其道德操行也许无可挑剔；但是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恰
恰开了历史之倒车，那么我们同样也要给以一个否定性的评价。这是不能夹杂私人感情
色彩的。比如，在历史中，一个政治家采取和实行何种政策措施，其动机意图与所引起
的现实效果倒常常是呈反比例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会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
却以历史罪人和世界笑柄的悲剧而告终之原因。
　　关于培根的思想学术，水天同先生曾经很正确的指出：“他的天才不限于一隅。…
…简单说，培根是拿整个的学术为他的领域的。” （《培根论说文集?绪论》）而何新
则从现代学术的角度，对培根的思想贡献作出了简要概括。由于对培根的评价几百年来
几乎没有什么异议，笔者于此不详细列举何新的具体观点了。但在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
，何新的序言还指出了一件通常不为人所知的事情。这就是首先把中国的火药、指南针
、造纸与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看作是对于人类最有贡献，而作出了高度评价的人，正是
弗兰西斯?培根。培根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已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引起了无数的变化。这
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
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论学术的进步》）培根由此论证了“知
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观点。而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则注意到了培根的这一思想，
并加以高度精炼的概括，由此留下了人所共知的关于四大发明的经典性阐述。
　　在深刻理解培根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何新得以充分发挥他的文学才华，使新译文明
白流畅，同时不违作者原意。从译文的脚注也可以看出，为了译好这本书，何新花费了
大量时间用于查考与核对相关资料，涉及了西方哲学、宗教、历史、神话等许多知识。
何译风格通俗而不失典雅。许多译文的用词造语是现代白话，但同时隐涵以文言文的结
构与手法。例如：
　　“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聪明者则运用学问。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
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智慧乃在书本之外。”（《论求知》）
　　“举止优美本身就包括自然和纯真。有的人举止言谈好象在作曲，其中的每一音节
都仔细推敲过。但这种明察秋毫的人，却可能不见舆薪。”（《论礼貌》）
　　“青年人长于创造而短于思考，长于猛干而短于讨论，长于革新而短于持重。……
老年人则正相反。他们常常满足于困守已成之局，思考多于行动，议论多于果断。为了
事后不后悔，宁肯事前不冒险。”（《论青年与老年》）
　　“炫耀于外表的才干徒然令人赞羡，而深藏未露的才干则能带来幸运。这需要一种
难以言传的自制力。”（《论幸运》）
　　“一切幸运都并非没有烦恼，而一切厄运也决非没有希望。最美的刺绣，是以明丽
的花朵映衬于暗淡的背景，而绝不是以暗淡的花朵映衬于明丽的背景。从这图象中去汲
取启示吧。人的美德犹如名贵的香料，在烈火焚烧中散发出最浓郁的芳香。”（《论厄
运》）
　　等等……
　　译文简洁优美，表述老到练达，似乎的确是培根坐在壁炉面前，向读者娓娓阐述他
那些充满智慧之光的哲学思想与阅世经验。


　　

       关于文学翻译问题，钱钟书先生曾有一段精辟论述。他说：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
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
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钱锺书《林
纾的翻译》）
　　以这种译学境界，来衡量何新的《培根论人生》，我以为是接近于化境的。
　　有意思的是，这种译文风格，如同何新其他经常被剽窃抄袭的学术著作一样，在后
起不少译本中也被竞相模仿。何新自己的文学创作并不十分成功，至少他本人是不很满
意的。在八十年代早期的一篇文学创作经验谈文章中，他曾表示，相比形象思维，自己
更擅长于逻辑思维。他早年进行的小说创作，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试图在形象思维与
逻辑思维之间（即哲学、科学与文学艺术间）找到某种契合点。但是对哲学、历史等其
他学术方面的浓厚兴趣，使他在文学方面不可能有太多奢侈的空间。尽管如此，何新的
文学才能却充分体现在对培根和中国古代经典的诠译之中。
　　当然，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由于处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时期，人们在精神上长
期饱受思想贫薄的“文化沙漠”之苦，对于知识十分渴求，这也进一步有助于何新译本
的大量普及。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培根思想自身巨大的魅力，也是使得读者捧读何译人
生随笔欲罢而不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就无需赘述了。
　　（注：此文原刊于“何新中国论坛”网站以及兴华论坛网。）

huangshishu

　　"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演变考
　　作者：黄世殊



      何新著作《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6-09


　　【本文提要】
　　80年代流行的口号是"振兴中华"。"振兴"与"复兴"虽仅一字之差，但意义大有不同。"振兴"是在落后的基点上，致力于强大。而"复兴"的基点则是曾经辉煌，今日落后，但致力于再造辉煌。
　　追根溯源，何新在1980年代末期明确提出"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目标。30年来，何新以一人之思维力对抗披靡一代的主流思潮--对抗全盘西化论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去中国化。如今，这个目标终于已经作为主流核心价值而成为"中国梦"的主题。

　　【正文】
　　何新先生是一位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探索中国富强和民族复兴之路、致力于全面革新中国现代思想及学术的思想家。
　　同时，他也是当代思想界最早提出"东方复兴"（1970--1988年）、"中华复兴"（1990年）这一重要政治理念和公开举起这一旗帜的学者。这一理念，如同何新关于人权问题所创论的"发展权"、"生存权"、"温饱权"等概念一样，在九十年代以后，取代了80年代的"振兴中华"口号而逐步出现于国家宣传机构和当今官方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中。
　　何新很早就公开申明了自己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在《东方的复兴》一书之扉页，何新说："我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就是要为我的祖国和民族谋求利益。"而他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克利斯朵夫（纪思道）采访谈话录的题目则是《我与我的祖国》。国家和民族利益在他学术中居于第一位。他晚近回忆说："我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反思文革政治理念的谬误，思考如何寻找新道路以复兴国家民族的理论问题。其后于1990年出版《东方的复兴》两部，1996年出版《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两卷。"①这与文革前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为一位跨界型的学术多面手，早在八十年代，何新就已是当代文科大学生中读者最多的学者之一。近年有主流媒体将何新列为"当代中国四大思想领袖"，评论文章认为"他的许多经济学观点尽管在理论上不居主流地位，但由于密切联系现实和具有务实的可操作性，而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某些经济决策"（《羊城晚报》2010年06月14日"当代中国的四大思想领袖"）。 何新已出版各类专著、译著50余种，60多卷册。在当代，他恐怕也是进隐于学术与政治两个不同领域而获得杰出成就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所以，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无论是学术成果还是影响力，何新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特例。

　　中国的文艺复兴

　　在何新学术中，关于"东方复兴"和"中华复兴"之表述，就其涵义看，是两个密切关联而基本可以相互等同、沟通的概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关于"东方复兴"、"中华复兴"的论述和思考，就已出现在何新一系列著作和文论中。就笔者所见，这方面最早的较为明确之表述，是发表于《书林》1987年第6期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关于海外"新儒学"及其对"西化论"的批判》一文。在此文末尾，何新指出：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纵深发展，中国古老文化的伟大复兴正在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也许由此将形成下一世纪世界历史中一个伟大的奇观--东方现代化文明群的奇峰突起。"
　　而在此前发表的一篇文学评论中，何新严厉批判了当代中国文学中由"现代派"、"先锋艺术"小说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颓废、嬉皮、厌世的历史虚无主义，指出中国当下需要的不是那种毫无道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消极个人主义梦呓，而是强国富民、复兴民族的积极奋斗精神。他说：
　　今天的中国青年没有玩世不恭的权利。试看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要生存，要发展，要繁荣！要在今天和明天的世界上，找到中华民族应当占有的一个位置。然而现实呢？既有令人向往的光明之炬、"民族的脊梁"，以及标志着伟大历史业绩的胜利丰碑，又并行着无人否认的落后，众所周知的贫困，令人痛苦的愚昧！从洪秀全、康有为那一代人算起，我们的先人，为了扭转民族的衰落、传统文化的困境，为了复兴这个民族，曾前仆后继，一代接一代。正如一首明人散曲所说的--"那不是江水，是五百年流不断的英雄血！"②
　　同期，在另外一篇著名文艺评论中，何新更以严峻笔调指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魏晋时代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所流行的那种否定礼法、超然象外、崇尚清谈、飘逸洒脱的文化精神，从后世无利害关系者的角度看来，何尝不显示出一种优雅高逸的风度？但是从当日的世局与政局的观点看，不正是这种风气消蚀了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道义感，鼓励和倡导了风靡一时的骄奢淫逸风气，从而最终酿成一败涂地不可收拾的数百年亡国局面吗？从这个角度看，当今天我们民族正面临着复兴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之时，清醒而透彻地认识和理解现代西方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真正理解西方现代先锋艺术的文化主题，不要盲目地追随"摩登"--亦即现代主义，以审慎地决定我们的选择，我想恐怕并非是全没有必要的吧！③
　　所谓"复兴"，本是一个具有褒义的美词。但建国以来，由于政治极左思潮的发展和泛滥，本可用于描述国家和民族状态的"复兴"一词，却令人奇怪的长期销声匿迹于官方舆论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因为与西方资产阶级"欧洲文艺复兴"这一广为人知的历史有关。由于生怕使用"复兴"这个词，而被牵涉、挂钩到"资产阶级思想"，使得官方宣传机构和知识分子对这一原本出自中国语文的褒义词，反而隐讳和忌惮起来。即使时至八十年代后期，在人文社科类读物中，人们也难得一见编撰者们使用这个所谓的"资产阶级词汇"。由此可想象，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在极左教条主义阴影的笼罩之下，其思想僵化、陈腐守旧、畏首畏尾之程度。然而，八十年代末，何新在激烈批判"食洋未化"的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的一系列论文中，却毫不避讳地以"中国的文艺复兴：教育、科学与文化革命"为题。在《东方的复兴》的初稿中，他呼唤"中国的文艺复兴"，倡导应当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寻求第21世纪的中国魂"④。
　　1989年3月24日，何新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长文。1989年首都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会的八位学者，分别为张黎群、严家其、吴国光、钟沛璋、苏晓康、佘世光、王润生、何新。
　　在此次纪念会上，处于孤立地位的何新与上述其他人鼓吹重振"五四"运动的"德与赛"的主流论调形成尖锐对立。何新破天荒地公然主张，要反省"五四"运动的负面意义--激进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民粹主义。由于双方在思想政见上发生严重分歧，形成一对多的对峙局面，何新遂有《"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当代文化备忘录》等文章的发表，系统批判政治激进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改革思想。
　　在《"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这篇文章中，何新呼吁"重建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他指出：
　　中国极有可能在未来50年内获得自己的文化复兴。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观,重新找到中国的民族精神--也就是所谓"国魂"。这种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对于中华民族和本体文化--确信它可以从自身的转化中过渡为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文明的充分自尊与自信。
　　另一方面,所谓复兴当然并非意味着复古。正如近代文艺复兴所启示于我们的那样,复兴本身就应当意味着革新。但是，我们倡导革新,却决不能再倡导任何具有激进、非理性特征的"文化革命"。文化更新首先意味着建设、创造,在文化基础积累上的持续发展。因此我反对借"骂4000年历史来批现代40年"的怯懦语言游戏。我们应当反对文化虚无主义思潮。我们也不同意"不破不立"。在文化上，立的价值高于破。与其只说一种文化怎样不好,莫如探索怎样才能使之转变为好。今天，中国人有必要回溯民族文化的深厚传统。需要立足于传统的深厚根基上,寻求向现代化作创造性转化的契机和条件。
　　这里我们应当注意,西方走向现代化的开端，是以希腊罗马古代文明的复兴为旗帜的,这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在今天，我们同时必须重建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我们必须重新估计我们文明价值, 塑造我们民族新的灵魂。
　　这种塑造，同时也应当意味着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和重新阐释。要在这种阐释中重建现代中国人对于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尊严感和自信心。⑤

　　中华民族的复兴

　　何新从立志投身学术事业起，就开始勤奋自学各种文化知识，为日后撰写著作作多方面的准备。在文革时期的九年知青生活中，对何新学术研究具有最重大影响的事情，也许莫过于《东方的复兴》一书的酝酿与构思了。何新学术体系的形成，可谓奠基于此。
　　1974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周**总理继1964年于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现代化问题的十年之后，再度提出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命题。关于这件事对自己治学造成的影响，何新在1990年撰写的《东方的复兴》导论中回忆说："这不仅意味着时代精神的一种深刻转变--也预示了文革作为一个时代的即将终结。同时深刻提示了在文革后的新时代中，中国社会所将面临的一项重大的长期性主题。当时我虽然僻处穷边，但这一主题却深深地激励和振奋了我，引我思索。使我如同拨云驱雾一般从当时尚硝烟弥漫的文革风云中，豁然意识到一个崭新历史时代即将到来。"（《东方的复兴》第1卷，"导论o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问题"。第2页）
　　东方的复兴，这个口号针对的是西方的没落。1970年代的何新已经阅读过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何新认为，尽管《西方的没落》"风格怪诞、神秘、夸张，充满了关于人类历史非常富于主观性和玄学性的唯心主义幻想，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才思横溢的著作。重要的是，斯宾格勒所表达的若干基本意念，为20世纪后来的事变所证实。特别是他的西方文明将走向没落的预言，在20世纪的晚期，已经愈来愈清晰地显现在当代历史中"。
　　他说："虽然我当时的哲学背景、理论和知识水准，使我远不具备把握这一重大主题的能力。但是，我还是试图紧紧地抓住它。在其后多年的时间里，我反复不断地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不同的学术角度，反复追踪思考着这一主题，就是：--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机会，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经济和文明群落，能够获得一种伟大的、将给人类历史带来深远影响的复兴？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的话，那么将其转化为现实需要哪些精神和物质条件？"（《东方的复兴》第1卷，"导论o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问题"）
　　为此何新在多年中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他将这本书的题名确定为《东方的复兴--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前途》，其间构思和计划不断修改和调整。在这本书中，何新计划写四个专题：
　　1、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传播进程。
　　2、研究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伴随世界市场形成、竞争和危机而同时兴起的世界霸权斗争。
　　3、揭示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不断迁移，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现代中国革命。
　　4、论述新世纪人类经济、政治、文明一体化的大趋势，以及这一进程所面临的政治激烈历史冲突，世界重新导向冲突社会主义前途的逻辑必要性。
　　在这四个专题下，他集合自己在历史学、经济学、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中的一系列探索成果，试图系统地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传统文明及其价值体系，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与新世纪背景下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命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十几年以来，他对自己所不熟悉的知识领域进行了艰辛涉猎和辛勤探索，其中包括经学、朴学、经济学等方面。
　　而在1988年，《自学》杂志刊出了《东方的复兴》一书的总目录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危机》一文。目录中的多篇文章，均曾发表于国内外刊物。
　　可以注意到，这一目录几乎涉及了所有关联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何新不仅对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与理论指导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而且深入研究了中国现代化的起源、进程、外部环境以及导致中国现代化滞后的超经济原因，并试图从世界性的宏观历史视野来观照与探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问题；不仅研究了日本经济史与西方政治学，批判经济学与政治学中的食洋未化，反对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货币主义、现代重商主义与新古典主义，而且明确提出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民族价值体系，呼唤21世纪的中国魂，迎接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现在看来，按照何新的构思和写作计划，《东方的复兴》这一巨著，并不局限于由黑龙江两家出版社已经出版的两卷本。
　　具体来说，，目录中的"百年来中国现代化滞后的超经济原因"大体相当于《中国文化史新论》、《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为中国声辩》等曾经对当代思想界产生巨大震撼影响力的著作内容。"现代日本经济振兴之路对中国的启示"、"经济学中食洋未化"、"粉碎意识形态障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新设计"等，相当于《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内容。而"价值体系的重建"、"中国的文艺复兴"等，则是规模宏伟的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的内容。何新从青年时期开始的的艰辛探索，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终于结出硕果，汇集构建成了以《东方的复兴》、《泛演化逻辑引论》、《哲学思考》、《奋斗与思考》和国学经典新考丛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
　　1991年，《东方的复兴》第一卷在出版后，迅速成为90年代初国内非常畅销的社科类著作。肖同君先生曾经在《博览群书》杂志（1992年第1期）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文章，题目为《现实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新探索--读何新<东方的复兴>（第一卷）》。这是笔者所见国内最早对何新此书的评论。
　　在1990年代初期何新出版的这几部著作，其内容涵盖了当今思想文化界以及网络辩论所覆盖的几乎全部主题，至今仍未过时。
　　在《东方的复兴》（第1卷）序言中，何新坦诚而深情地说：
　　有的读者或许不难指出，本书中那些在动乱前发表的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某些观点，与动乱后发表的观点有所出入或不同。当然，在发生了1989年那样深巨的世界性历史波折之后，如果一个学者对历史的认识和观点竟仍然毫无变化，那就未免过于麻木不仁。然而，我也深信持客观公正态度的读者，是不难从我前后两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评论中，寻绎到某种连续性线索的。
　　这种连续性的基础在于，我一生全部学术活动的旨归和最高梦想，就是看到我的祖国--中国--现代化，看到中华文明的复兴，看到中国的富强、光荣、进步和统一！而决不乐于看到她沦入分裂、没落、灾难和贫困的境地，无论是如1966年那样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还是象1989年那样以全民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名义。
　　因此，无论人们（有人）指责我是一个文化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我对此均毫不介意。也无论是孤立、恫吓、诽谤、死亡的恐吓，甚至死亡本身，都不能阻遏我对这一目标的梦想和追求。
　　……最后借此机会，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我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许多不相识朋友的来信--多数都是那样友善而真诚。……感谢你们。你们使我在隔绝与孤独的处境中获得慰籍。使我在软弱中获得一种超越自我的精神力量。我无比珍惜这种慰籍和精神力量。但，请原谅我没有给你们回信。这绝不是由于我的冷漠和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不想用我的语言，而是用我的思考、信念、奋斗来回报你们，回报我所深爱的这个祖国、这个民族、这种文化传统和中国人！⑥
　　而在本书的导论《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问题》中，何新则指出：
　　东方将走向复兴，最早预感到这一重大历史主题的思想家似乎正是列宁。他在生前所写最后一篇读书札记中，思考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时，注意到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由恰处于东、西文明交汇处的俄国，向东方的中国和东南方印度的传播。他指出，在这些人口无比众多、国情无比复杂的东方国度中，这种革命无疑将具有某些更独特的意义。
　　对于塑造20世纪现代中国的两位历史巨人孙中山和毛泽东来说，复兴中国和东方，不仅是他们毕生追求的目标，而且是一个被确认无疑的信念。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系统而清晰地规划这一目标。而毛泽东，当他在建国之初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他无疑确信这将是中华民族及其文明走向复兴的起点。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所关注的目标，首先是中国和东方作为政治巨人的崛起。然而对于当代世界来说，一种更有力的现实，却是东方地区作为经济巨人的崛起和振兴。……另一方面，四十年来尽管不断面临以美国为首西方阵营的重重经济、政治封锁与遏制，尽管充满失误与挫折，尽管困难重重、矛盾重重，甚至今日潜伏深刻危机，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革命仍然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惊人成功。就中国综合的总体国力看，在多方面实际也已经达到中等强国的水平。
　　……对于世界来说，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有待开拓和不断重新认识的新大陆。尽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至今依然阻难重重。但是，从古以来的中国历史都正是多难兴邦。如果我们回顾自龚自、魏源、林则徐以来，直到孙中山、毛泽东、周**、邓**和无数当代志士们，一个半世纪来，一代接一代的爱国者为了这个民族的的独立、富强、振兴和现代化所作的不屈不挠的努力，我们不仅会惊讶这一历史所具有的惊人的连续性，而且会惊讶中国人的如此坚韧不拔，我们更会意识到，追求富强和文明复兴，既然已经有了五、六代人为之披肝沥血、前仆后继，既然已经是席卷和涵盖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主题，那么，它就决不会被今后的中国人所真正放弃。不管还会有多少曲折、险阻和疑难，当中国人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时，是决不会后退的。
　　东方在复兴，中国也必须复兴！而为了实现这种复兴，首先必须追求中华民族精神、斗志和信念的复兴。这一点，也就是本书所欲紧紧抓住的一项最重大的基本主题。⑦
　　何新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90年代的中国展望》专题片电视记者采访时说：
　　"我曾研究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我注意到，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来到今天，世界历史可以说连续地走过了一个相当有规律的发展进程。
　　……这几百年间，世界历史中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事件，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心的历史迁移。……如果注意到世界历史在上述200年中先自东向西，又自西向东的这种回旋历程的话，就可以看出20世纪俄国、中国革命的发生，以及日本文明和太平洋经济在当代世界的崛起，是合乎规律的事情。这个事件可以说是继承着前几百年的历史精神，并且必然要达到一个结果。我想这个结果从今天的整个世界经济政治背景来说，是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希望我已经把它写在我的一本书里，作为一个总标题，这就是"《东方的复兴》。"（何新《历史未来趋势与世界格局》）
　　1991年何新在《20世纪中国三大伟人--毛泽东纪念日有感》一文中指出，在邓**主导的十年改革的基础上，"中国在未来确实有机会实现民族统一和赢得历史性的全面复兴"。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关于当代中国内外形势的一件研究报告》是何新写于1988年8月的世界战略研究论文，曾以《东方的复兴》一书的"选刊"形式，提前发表于《自学》杂志1989年第5期。此文发表前，曾作为政策建议提交了邓**。
　　《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注重国际环境分析与世界战略格局演变历史，深刻论述了地缘战略思想对于20世纪世界历史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何新最早在该文指出，国家外交必须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表层涵义，区分虚幻的意识形态与真实的战略利益，重新设计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理性务实的全球性战略。他批评了当代中国外交缺乏全局性的全球战略眼光。
　　在介绍西方地缘战略学以及回顾新中国的外交史之后，他深刻指出："中国的全球性战略观念实际上还是含混而不系统的。造成这种含混性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由于仍未彻底摆脱以国际政治关系为核心，而不是以现实与长远的国家利益（这种利益的核心是经济利益）为根本的传统决策思想。使中国人看不清自身战略利益的其正所在。第二是由于传统外交路线中一些当代已不适用的政策遗产和观念，仍在继续发生影响。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由于：中国事实上至今尚没有完全确立以自身最大和长远国家利益为主导的世界战略思想体系。"而中国当代外交则"缺乏攻势、活力和主动性（与新中国初叶毛泽东--周**时代外交的活力、气魄和局面形成强烈对比），往往具有局部性策略和战术的性质，却缺乏目光宏大、预期久远的设计和运筹。"所有这些论述，至今都仍发人深省！
　　"温故而知新"。读者可以注意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何新当年所作出的国家发展演变和世界战略形势的基本判断，却并未过时。相反，当今世界形势似乎正一步步地印证了该文的分析，而幕幕上演。作为参考，读者可参阅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斯皮克曼《和平的地理学》两篇论文。有必要指出的是，麦金德、斯皮克曼以及早期著名的马汉等人，这些西方陆权和海权战略的设计者，其实均是英美共济会系统的地缘战略思想家。
　　正是在这篇著名报告中，何新首次正式提出了"东方的复兴"理念。在题为"东方的复兴"的结语里，何新以战略性的视野指出：
　　许多迹象已经明确无误地显示，在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决定性重心将由西方转移到地球的东方。当西方世界正面临由于能源、资源耗竭、经济停滞、文明老化的深刻危机时，正是在东方，还沉睡着巨大而未开发过的处女资源、巨大的人力资源、巨大的资金储备和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以及虽然尚有待发掘但却 极其具有凝聚力和生命力的古老文明宝库。中国的未来前途，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将在、事实上也只能在东方作为一个整体（正如西部的欧美曾经作为一个整体）的复兴中，得到最后的确认和成功。
　　我们可以预言，在今后10-50年的时间内，以下三组关系的演变（1．中国、苏联、日本；2．大陆、台湾、 香港；3．中国与南朝鲜、新加坡等环东太平洋边缘地带诸新兴发达国家）将决定东方的命运，并从而也将影响世界的命运。在这三组关系中，中国都处于一个中心的地位。但是问题在于，中国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地位，主要是由于中国在东方所处的地理中枢位置，中国目前仍属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的潜在影响力和文化凝聚力；却并不是由于与中国地位相称的经济力量。而与此同时，在中国附近却已经存在一个经济上极其强大的日本，并且它的这种力量早已渗透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泛东方地区。因此，日本必定是中国在未来一个潜在的最重要对手。在未来的新世纪中，谁将成为泛东方地区经济、政治、 文化的凝聚核心？究竟是中国，还是日本？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还无法回答。问题的最终解答，将取决于中国今后十年在内外政策所又一次面临的深刻转变阶段中，能否以既务实而又富于远见的精神，制订正确的内外发展战略，从而克服面临的深刻危机，实现经济的真正起飞。
　　回顾起来，上世纪的整个九十年代，可谓是何新先生基于世界战略新思维的新历史主义、新爱国主义的普及宣传时期，何新将其经过长期探索思考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战略研究成果喷薄而出，出版了一系列影响深广的著作，包括《何新政治经济论集》、《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危机与反思》、《为中国声辩》、《新战略论》等名著。
　　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是《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一书。这也是国内外最早以"中华复兴"冠名的政论性专著。在这些著作中，何新抗衡主流，深刻批判了弥漫于国内的"空想民主主义"、"空想市场主义"等奴化媚外的西化思潮，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战略思想库。他指出中国不应盲目轻信、追随西方政治家的舆论误导，重蹈东欧、苏联的覆辙。中国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是欺骗性、空想性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等所谓普世价值"世界潮流"的横行，而是"伟大的中华正处在文化复兴的进程中"（《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序言）！
　　2014年9月16日写


　　参考文献：
　　①《何新口述：我的非凡人生（1）》，2014年4月6日刊于何新网易博客
　　②《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原载《读书》杂志1985年第11期。收入何新著《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2003年曾刊于何新中国论坛网站。
　　③《"先锋"艺术与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转移--现代派、超现代派艺术研究之一》，1985年11月15日写于京西古城寓中，原载《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收入《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何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
　　④《东方的复兴--第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之梦》目录，原载于《自学》1988年第12期。《经济学周报》1988年冬陆续选刊部分章节。
　　【目录】
　　1.导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危机
　　2.中国通货膨胀的当前形势与发展趋势
　　3.工业革命的两条道路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估
　　4.两次错过历史机会：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路
　　5.混沌与循环：40年中中国经济政治的周期性危机
　　6.十年改革总体思路与运行轨迹的反省
　　7.成功与困境：重评中国农村改革的得与失
　　8.经济学中食洋未化：城镇改革指导思想中的货币主义、现代重商主义
　　9.资本私有化是妙应灵丹吗：承包制的利弊与所有制改革问题
　　10.生产力布局研究--兼论近年来第三产业发展畸形与产业结构配置的失误
　　11.人口困境与中国传统历史中的大动乱周期
　　12.如何方能大规模引进外资--摆脱经济困局的重要出路
　　13.百年来中国现代化滞后的超经济原因
　　14.改革，改什么：1949年以后的道路都错了吗？
　　15.现代日本经济振兴之路对中国的启示
　　16.东方新经济文明崛起的世界性意义：中国现代化的外部环境
　　17.粉碎意识形态障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新设计
　　18.议会联邦制对于中国是否可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景与近期目标
　　19.中国的文艺复兴：教育、科学与文化革命
　　20.价值体系的重建：寻求第21世纪的中国魂
　　⑤《"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3月24日。《新华文摘》1989年第5期转载。1989年1月16日，共青团中央邀集首都社会科学界部分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以纪念五四运动70年的活动。与会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光远、丁守和、庞朴、何新、朱荫贵、杨百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沙健孙，中国人民大学彭明等。本文发表后曾受到邓**的称赞。
　　⑥《东方的复兴--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前途》（第1卷）序言（1990年12月24日写。原载《博览群书》1991年第5期。）
　　⑦《东方的复兴--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前途》（第一卷o理论准备1989事件前后中国问题评论）（开放丛书o思想文化系列），平装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199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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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简介

（何新近照。2010年。）

      1949年12月何新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原平阳县）钱库。4岁到北京，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1977年，他作为“知识青年”在北大荒“屯垦戍边”9年，当过农工、铸工、教师。1970年和1973年由于对“文化大革命”及江青发表“攻击”言论而两次被打为“反革命”，挨过批斗、坐过牢。最戏剧化的经历是1970～1971年，何新在拘押受审中逃离北大荒，回到北京流浪一年。流浪期间，他在刚刚解禁的北京图书馆中潜心于阅读经典书籍。研读了大量历史、哲学、自然科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黑格尔的著作。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何新在黑龙江参加考试，被黑龙江大庆师范学院（大专）录取。入学仅三个月退学，作为返城知青回到北京。

　　1979年何新以大学肄业学历，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破格录用为汉语教员，讲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政经济文选。一年后，何新破格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科研组织局任学术秘书。

　　1981年何新受聘担任著名历史学家黎澍的学术助手。

　　1982年后，何新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被聘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1985)，文学所副研究员(1988)及研究员(1991)。在人文思潮极其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何新以其卓越的才华，不断发表新锐理论和观点，成为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中引人注目的先锋学者，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1991年3月，被中组部、中央统战部特别安排作为第七届特邀政协委员。

　　不久，何新奉调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被国家特殊安排为专职从事研究工作的政协委员，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1990年秋，何新应日本著名人士德间康快之邀访问日本，会见了即将成为首相的宫泽喜一。

　　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以两版半的巨大篇幅，全文发表何新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该文被《北京周报》译为七十多种语言介绍给世界。

　　1992年3月，何新应邀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专门会见他，与他共进晚餐，就国际形势以及中国经济改革和古巴经济问题，极其破例地与何新进行了长达9小时的交谈。卡斯特罗当面邀请何新担任经济顾问。

　　1993年日本富士电视台邀请世界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来华与何新会面，对两位世界级学者进行了联席采访。与托夫勒的对话中，何新展示了他对21世纪人类前景和面临问题的远见卓识与敏锐的洞察力。正是在这次谈话中，何新首次谈到了未来存在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土壤和可能发生“核游击战”的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何新曾多次以学者身份出访美国、俄罗斯和欧盟各国，进行讲学和从事文化学术交流，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会见过多国政要。

　　由于何新的特殊影响，他一度成为各国重要新闻机构追逐采访的对象。采访过他的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以及国际上的美联社、《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ABC）、日本共同社、NHK、《朝日新闻》、《读卖新闻》、**、路透社、《泰晤士报》、英国广播公司（BBC）、《独立报》、法新社、《费加罗报》、《欧洲时报》、《信使报》、安莎社等世界上几乎全部著名传媒。

　　自90年代中期以后，何新称病隐退而闭门研究和著述，几乎谢绝一切采访和讲演活动，深居简出，从媒体的视线中消失。其后十余年间，何新完成了《新战略论》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何新古经新考》十四卷（时事出版社，2000-2006）、《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时事出版社，2001）、《全球战略问题新观察》（时事出版社，2003）、《论政治国家主义》（时事出版社，2003）、《方法与逻辑：我的哲学思考》（时事出版社，2008）、《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华龄出版社，2009）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在当代政治文化视野的深处，何新及其理论仍为国内外所关注的对象。

　　多年来，何新在理论和诸多学术领域中提出了许多富于挑战意义的新观点。他的许多政论送报国家最高领导层，受到广泛注意和重视。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层智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转录时有所修订。——原书编注）

南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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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生活圈

不明觉厉

huangshishu

　　危机与挑战：第21世纪中国现代化之路
　　——读何新《东方的复兴》（第1卷）

　　（作者：黄世殊）


　　近期，我购得当代著名学者何新《东方的复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一书，披读一过，感慨殊多。何新在书中向国人提出一个严重警告：如果中国不幸再次陷入中长期变乱(局面如晚清—20世纪20年代)，那么，蔚为壮观的中国现代化事业将会再次悬崖失手、中途蹉跌,甚至将永远丧失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此可谓震聋发聩发人深省的醒世之论!
　　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表层抗衡与涵义来看，世界上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政局稳定的国家，乃是中国。但是，如果认为国际斗争的发生纯粹是由于国家之间政治制度和社会理想的差异与对立的话，那将会导致政治上的幼稚和天真。西方近代工业革命至现在已经将近300年，但贫穷与落后仍然遍布于这个星球。有一个富国俱乐部凌驾于其上，这就是目前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的特权国——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没有疑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仍将是不平等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追求工业化(即现代化)的浪潮几乎遍及于所有先后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落后国家。 但是,对后进国家来说,“在世界现行的经济体制中,走向富裕和现代化,并不是一条对各国都同样宽阔的多行道”(《东方的复兴》(第1卷) “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第167页)。
　　发达国总是这样告诉落后国：你们之所以不能成功，是由于自身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结构的僵旧与不合理；现代化必须以私有化、自由市场、多党制、议会政治四者为前提。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相当多国家照方抓药，结果却自酿自饮了经济倒退崩溃、社会动乱甚至国家分裂的苦酒和毒酒。于是又回头来问先生：怎么你开的方子不灵啊？先生却意味深长别有用心的说：这是改革的必经阶段，“阵痛”之谓也，而国家化大为小实行联邦制、邦联化或许还将大有利于经济增长呢！
　　然而，早在一百多年前，德国19世纪的“工业化理论之父”、伟大经济学家F?李斯特就已经深刻指出：总是那些经济强国最喜欢鼓励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因为借此可以拆除和粉碎落后国家民族经济自我保护的壁垒。他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一语道破了天机：“一个人当他已经攀登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它逐步登高时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随上来。亚当.斯密学说的秘密、英国执政者世界分工论的秘密也就在这里。”（汉译本，第307页，商务印书馆）
　　可以注意到，近二十年来，美国有意向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不遗余力地推荐和灌输的主要是私有化、自由市场、多党制、三权分立的理论。有道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多年以来，国内经济学术界时髦走俏的是新古典主义的萨缪尔森《经济学》、马歇尔《经济学》、弗里德曼货币理论、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大趋势》、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以及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此类书籍在国内借着学术交流的名义一印再印、版本众多、畅销一时。其多数理论和观点被国内众多著名高等学府的学者们津津乐道、奉为圭臬，甚至不惜笔墨的拾人牙唾鹦鹉学舌。他们俨然以一副教师爷的资格喋喋不休地训诫落后者应该如何如何，而我们多年以来似乎也已经习惯了别人这种教训性的口吻。对他们这么发达的国家经济和发达的经济理论我们羡慕膜拜得似乎只剩下“身虽不至，心向往之”的份儿。但是，他们如此发达的国家经济财富真的是完全靠他们如此发达的经济理论创造的吗？难道我们忘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四百多年对广大亚非拉地区侵略、征服、屠戮、榨取和掠夺的血腥史了吗？难道我们忘记了西方国家不仅是我们长期的政治意识形态敌人，而且也是我们国家经济和现代化事业的地缘战略对手了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为什么不追溯和分析一下历史呢？
　　拿破仑曾经不无忧惧的说：中国是一头正在熟睡的狮子，让它睡吧；因为一旦醒来，它将震撼全世界。潜藏在此话后面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1904年，英国学者、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奠基人哈尔福德.麦金德在皇家地理学会会议上认为：如果中国被日本或俄国组织起来，将会“构成对自由世界威胁的黄祸”（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汉译本，第63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所谓“黄祸”，当然是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的鄙视和诬蔑。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本曾经深刻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世界史的伟大著作，多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却似乎仍然鲜有所知和未引起高度重视（美国学者唐斯把麦金德此书列为《改变近代历史的16本书》之一）。西方地缘政治学认为：“由于对地理战略的无知，给国家利益造成的代价是难以估算的”（引自《东方的复兴》第1卷，第387页）。在这里，不妨引用麦金德的三句名言（《民主的理想和现实》1919年）：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
　　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汉译本，第13页）
　　麦金德所说的“世界岛”，是指欧亚大陆。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背景和美苏冷战的真实涵义。二战结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采纳本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派克曼（Spykman,1893—1943）的建议，策合西欧、日本、印尼、菲律宾等国家通过北约、日美安全条约、东南亚共同防御条约等军事政治联盟机制，实施“边缘地带战略”（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一种变型，斯派克曼创立），构筑新月形包围圈“遏制”围堵苏联和中国，军事上形成封堵和威胁，经济上实行禁运和制裁并拒隔于世界市场之外以困滞之，意识形态上则灌输私有化、多党制、三权分立的理论培养未来仰其鼻息的政治代理人以图颠覆之。甚至不惜诉诸武力，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兵威，试图经由朝鲜半岛和越南登陆大陆。同时也可以理解，何以所谓“亚洲四小龙”均出现环布于中国大陆周边地带。观察美国二战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所发动的数次战争，我们知道，它同其前对手德国、日本一样继续保持着对欧亚大陆的霸权梦想（这是20世纪同时也是21世纪最大的“美国梦”）。就此而论，美国并不比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好得了多少。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岛”的渴求丝毫未减，其征服计划只不过是从左手交到了右手，实施战略的主体不同了，但是内容的实质是一样的。这是没有疑义的。
　　如果我们注意到，自19世纪中叶以降, 中国国运日蹙，长期积弱，备受凌辱，但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却一再论到黄祸，则西方对于可能重新崛起的东方巨人中国，从来具有何等的畏惧、忧虑和警惕！时至今日，仍不断听到西人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赞叹和预言, 诸如所谓“21世纪中国将是中国人的世纪”, 国人闻此似乎鲜有不通体舒泰、沾然自喜者。然而类似此等，与其说是惊叹表扬，毋宁是对其本国决策人物的警告。
　　雅尔塔体制解体，冷战却尚未结束。随着苏联的崩解，以中国制衡北方的战略需求业已大为缓减。相反,美国面临着的已经是一个经济蒸蒸日上、国势与日俱增的强大中国。因此,又回到了这个地缘政治学主题：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根本利益相矛盾。然而，中华民族的复兴，意味着将彻底地粉碎美日西方列强谋图对欧亚大陆“世界岛”的新殖民梦想。何新深刻而精辟地指出：
　　“中国现代化这一经济政治目标始终与若干超级大国谋求世界性经济政治霸权的战略利益相矛盾。……某些西方大国近年对中国改革所实施的战略方针，始终是谋求以中国为战略工具，口蜜而腹剑。其最终战略意图，从根本上说，是延滞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甚至致中国于解体破碎分裂之局。最终目标，则是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在未来成为其强大经济政治对手这一隐患。”（《东方的复兴》第1卷，第6页）
　　更重要的是，在当今的世界上，日本已经颇具卷土重来之势：如果我们回忆起自然地理和物质资源条件与日本相类似的英国，在18、19两个世纪凭籍其强大海军，竟以区区孤悬海隅之蕞尔小国而称雄世界，则我们实不应日本低估的能量。
　　1916年，青年毛泽东(时24岁)敏锐预见到：
　　“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指清朝)而屈于三岛(指中日马关条约)，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 ……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1页）
　　这些话仿佛是对今天我们的告诫和警醒。坦率地说，我对今后十年和21世纪前20年内的中日关系非常不乐观！
　　值得注意的是，自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迄今，日本最高决策集团似乎一直有一个远大而宏伟的世界霸权战略。此战略的指导原则即是著名的“田中奏折”，至20世纪30年代侵华战争前夕，其间虽中经多种修订和变化，但其总体战略思路是：北进朝鲜半岛以取得登陆大陆的大陆桥通道，南下依次攻取占领台湾列岛、东南亚诸岛、马六甲海峡和中南半岛（重点是缅、泰、越），在登陆大陆的同时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包抄和围堵，切断大陆与海外的联系，待解决中国问题之后，再挥师西向直取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谋图对“世界岛”之控制权。我们知道，这正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关东军之所以长期驻屯于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真实意图（引自(《东方的复兴》(第1卷) “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战略”)。
　　从历史看，愈是动乱不断的国家，愈是难以实现现代化。这可以看作近200年世界史的一个规律。因为：
　　“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是经济、政治、文化获得持久、连续、稳定的发展。还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社会不断发生动乱（尽管往往以革命的名义发生而实现了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进程愈是呈现断裂而缺少连续性的国家，其现代化进程就愈是困难和曲折。最近200年来世界各国发展的统计模型表明：社会动乱的频率与激进程度，同其现代化的进程恰恰呈现反比例的关系。”（《东方的复兴》第1卷，第349页）
　　我们看英国和法国。自18世纪末—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政治断裂和社会动乱指数明显高于英国，始有1789年大革命的剧烈震荡，继有拿破仑长期暴师于外致伐俄之败；复有1848年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工人暴动，更有1870年普法战争的惨败，期间尚有多次王朝复辟和反复辟。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动乱中承受着极其沉重的负担。而反观英国，早自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国家政局基本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基本再无急剧的震荡，故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从而开创了“大不列颠帝国的日不落世纪”。而法国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成果难以得到有效积累和稳定增长，其工业化进程远慢于英国。同时从地缘政治战略角度看，法国处于陆权和海权国家交相钳击的四战之地，虽然号称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实则相对长期积弱。一战期间国土沦作战场，国力备受重创折损，致二战中不敌德国，不过月余即俯首称臣，应属情理之中。
　　由此我们又可以注意到，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史上，中国的社会动乱指数一直居于世界前位。这个古老而巨大的国家在1949年得以解放之前，已经饱经了其有史以来规模前所未有的历史风雨的磨洗。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側身于虎狼环伺、危机四伏的险恶环境中。这种政治、经济内外交困之局直至新中国崛起复兴始获缓解。
　　但在今天，中国现代化事业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实在仍然不亚于百年以来任何一个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仍是一个也许是更难以被估测的复杂迷离和严峻险恶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并不遵循正常的国际关系的规律与准则。
　　中国自身一旦陷入社会动乱，政局失控，问题不能及时解决，那么势将酿演成国家权威分崩离析、地方坐大谋政,甚至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外敌入侵、边患再起, 将会再度回到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国力衰弱、任人欺凌的悲惨时代, 近代史上的一系列惨祸噩梦势将在更为巨大的人口规模上一一重演!“正因为如此，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啊，愿你再不要接受任何蛊惑者的煽动，不要相信任何江湖术士关于一夜之内就能创造经济奇迹的许诺。愿我们的人民早日从自卑感、从各种名目繁多的‘热’中冷静下来。看清现实，面对世界，勇敢、沉毅、冷静而理性地接受在第21世纪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一无比严峻的历史挑战！”（《东方的复兴》第1卷,第298页）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21世纪前期（10—20年内）无疑是中国现代化事业至为关键时期。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大思想家帕斯卡曾经说过：
　　“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之所以为可悲却是伟大的。”（帕斯卡《思想录》，汉译本，第175页，商务印书馆）
　　我确信，历史有其通辙和规律，是可以通过理性认识加以预测的。我深信，在未来世纪中，无论遭遇何等的磨难风雨，华夏民族仍必将“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中华民族在未来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复兴。这就是我读完《东方的复兴》之后引起的几点思考。
　　1991年12月10日写
　　1994年3月28日修改

　　注：本文原题“西方的挑战：第21世纪中国现代化之路”，1994年曾刊于惠阳师范学院《东江潮》杂志。此文是我研究何新学术最早的一篇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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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中国革命是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斗争史的转折点

　　（作者：黄世殊）

　　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走过了五十多年的风雨路程。今天，我们俯瞰神州大地，看到
了火箭升空、巨轮下水、飞船遨天、三峡巨坝横截巫山云雨……抚今思昔，凡属炎黄子
孙，怎能不壮怀激烈！瞻望未来，不禁为我华夏民族日益走向伟大复兴而额手欢庆。
　　新中国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
　　正如近代史上美国独立革命运动曾经深刻改变了世界地理政治格局一样，现代中国
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正是极为深远地影响和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这一点，随着历史
岁月的变迁，已愈来愈显示出它的伟大意义。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一百六十多年来的国家命运和民族荣辱，深刻伴
随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面向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战略攻势而呈起落消长的历史
态势。
　　如果说，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首先由鸦片战争开其端，经中日甲午战争张
其势，至1900年八国联军（今天则美其名曰“多国部队”）攻陷京津达到顶峰，那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一个枢纽性的历史转折点。二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不再如从前那
样步调一致地联合进攻中国。相反，中国则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自身的国际威望，并通过著名的中美英《开罗宣言》取得了一个相对的强国地位。这倒
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取得了如何巨大的进步，而正是由于中
国在地理上居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东翼，因而在地缘战略上具有利害攸关的优越态势
，使美英西方列强不能不重视中国的作用；部分地也是由于苏联在20世纪上半叶的迅速
崛起而于中国之侧背提供了地缘政治性的依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诸多因素。其中两点极为关键：一是德、意、日法西斯诸
国为谋求解决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寻求所谓“生存空间”铤而走险；一是由于西方（包
括法西斯国家）长期以来谋求鲸吞控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方略。
　　西方现代地缘政治学（亦称“地理政治学”或“地缘战略学”。均通用）的理论蓝
本，公认是出自英国新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Mackimder,1861—1947）于1904年
宣读发表于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汉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5年，林尔蔚、陈江译。按：何新曾指出，该书书名译为“枢纽”其实不确，应译作
“中枢”更符合地理客观事实和作者原意。因“枢纽”可以有多个，“中枢”却只能有
一个。精覆之论！）。
　　实际上，地缘政治和地理战略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自有渊源。较早者可追溯到春秋
战国时代的孙吴兵法和苏秦、张仪等纵横家。《孙子兵法》里的“地形篇”和“九地篇
”对地理战略战术有详细的讨论。吴起认为，国家险要的山川形势可以形成一定的战略
优势。我们看到，在《战国策》里，纵横家们对于地理山川形势给予国家军事、政治的
影响也曾有不厌其烦的论说。司马迁总结战国合纵连横斗争和秦汉重大战役的历史时曾
指出：秦地“山河百二”,可于函谷“一丸”堵塞封闭之。又认为：在中国作事（取天下
）始于东南,而收功于西北。这已经为中国历史上的多个朝代(如秦末项羽、明代朱元璋
、明末李自成)以至20世纪中国现代革命多次得到了印验。至于三国时期诸葛亮著名的《
隆中对》，则更是一篇从地缘政治和地理战略的角度规划争霸中原的杰作（以上引自何
新《东方的复兴》，第1卷，“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
　　那么, 现代西方地缘政治学的核心理念是怎样的呢？根据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
》的表述，就是认为：在世界各洲诸大陆中，有一块大陆在地理政治上是最为重要的(其
地位乃相当于中国古兵法中最重视的“中原”)，此即连为一体的欧亚非大陆。这块大陆
四面临海，北靠人迹罕至的北冰洋，东向隔白令海峡而望北美洲，西控北大西洋，南向
则经陆桥可直下非洲，并通过中南半岛、印度半岛的突伸而可控东西方海路。在其心脏
地带(大部为苏俄领土,乌克兰、白俄罗斯、蒙古、中亚诸国及我国的内蒙、新疆、青藏
亦为其重要部分)则蕴藏着丰富的矿产石油资源。军事上易守难攻，无事则君临四方，在
地理战略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岛”。谁如果控制了这个世界岛, 谁也就无可争议
地具备了称霸世界的资本和实力，而欲控制此世界岛,则首先必须夺取其“心脏地带”即
打败和征服苏俄与中国（以上引自《东方的复兴》，第1卷，“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
外交战略”）。
　　如果忽略和摒除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表层涵义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对立,我们就可以
理解，所谓苏联共产主义曾经对西方形成的“赤祸”以及时下的“中国威胁论”的真实
战略背景，其实正是来自于西方对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先天性地被控制于苏俄和中
国之手的恐惧心理。
　　从历史来看，作为心脏地带的主体国家, 苏联据有一个处险地而虎视、“陈利兵而
谁何”的有利位置,其意义，正相当于汉初张良向刘邦进言“都关中”以扼中原之咽喉从
而拊天下之侧背一样。此种态势,对于欲起而谋求“生存空间”称霸世界的德、意、日法
西斯国家而言,当然是不能忍受的。所以,它们的世界战略设计的核心，必然是要解决苏
联虎啖狼吞之而后快。而处于外围的美、英、法诸强在难以直接染指的情况下倒也乐观
其成，有坐山观虎斗借刀杀人黄雀在后之意。战前英、法等国对德采取“绥靖”政策，
试图把战争祸水引向苏联,其真实的地缘政治意图实蕴涵于此。战争爆发后，德国在横扫
了西欧之后，并未渡海登陆英国，而是出其不意地突然挥师东向进攻苏联，明显是把夺
取控制“心脏地带”摆在其地缘战略的首位；而日本在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后，令人不
解地长期把最精锐的百万关东军驻屯于朝鲜和中国东北，却并不南投于当时鏖战正烈的
南部战场，显然也具有将其作为总预备部队以等候时机挥兵西向与德军会合于欧亚大陆
腹地的战略意图（《东方的复兴》，第1卷，“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
这样, 苏联乃处于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当年斯大林在获取日本最
高决策集团决定暂缓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之后，那种生死攸关之际得以喘一大口气的心
情了。
　　有鉴于此，对苏联来说, 一个与其共有漫长疆界、敦睦友好的战略伙伴是必不可少
的。而这种盟援，只能是来自于东方几乎是天然性的盟友——中国。这也是当年二战初
期苏联和国民党中国政府得以迅速靠近的地缘政治战略背景。中国的存在，首先从地理
政治形态上排除了日本在登陆亚洲大陆之后试图直接挥师西进与德国会合的可能，使得
德日法西斯轴心同盟面临着一个具有共同战略目标(心脏地带)，却必须应付解决两个对
手(苏联、中国)的困难局面,从而难以自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翼直接发起包抄钳击的战略攻
势。
　　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不无得意的说：
　　“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欧亚大陆太大,无法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 (《大棋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汉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其言下之意是,这种形势为美国对欧亚大陆国家实施远交近攻、分而治之的地缘政治
战略提供了便利和机会。他在书中毫不隐讳地说，既然目前美国还不能直接统治欧亚大
陆，那么采取分化控制、各个击破的战略亦不失为上策，至少保持目前这种谁也无法完
全控制的局面也是好的，因为他相信幸运女神始终会偏爱于美国人。
　　但是, 美国人的“幸运”又何尝不是中国的幸运呢? 欧亚大陆的块头太大了, 俄罗
斯和中国是绕不过去的。在现代历史上, 具有世界霸权战略意图的国家基本上只能对苏
联(俄罗斯)、中国采取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围堵困滞之的战略。“边缘地带论”是美
国学者尼古拉. 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1893—1943）根据心脏地带已被苏联控制
的现实和美国的战略需要,而对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所作的重大理论修正。作为罗斯
福的政治战略顾问,他的“边缘地带论”在战时和战后得到了采纳和具体实施,比如美英
提前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联邦德国的建立、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剿共”内战的支持、在
南朝鲜扶持李承晚政权、在日本扶植维护天皇体制并实施大规模的对日经济援助、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共同防御条约组织的成立等等, 均具有极为明显的“边缘地带论
”的战略思想痕迹。
　　那么,由边缘地带论,我们不难理解,20世纪下半叶所谓的“亚洲四小龙” 何以均如
此巧合地出现环布于中国大陆周边地区。它们都不同程度上起到了地缘政治桥头堡的棋
子作用。今天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罗的海三国、以色列、
土耳其、南朝鲜等国在美国地缘战略棋盘中的作用亦均可作如是观。
　　历史已经证明，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三个关键性因素：第一是苏联卫国战争；第
二是美日太平洋战争；第三是中国抗日战争。当然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但这三点是起
主要作用的因素，尤其是苏联卫国战争更是至关重要的，其伟大意义毛泽东已经作出了
十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通过地缘战略的视角，可注意到，无论从那方面, 中国抗日战
争都在客观上起到了居中策应的作用。由于中国的抗战：
　　1. 苏联得以避免腹背受敌的局面。
　　2. 使日本陷入两线作战困境。
　　3. 使美国可以在太平洋战场全力发起对日本的反攻。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的日本如果不发动珍珠港袭击而是转为北上苏联, 历史将会
是怎样的一种局面？中苏两国在欧亚大陆腹背相依、互成犄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一块稳固的战略磐石。多少年过去了,尽管历史已经改写, 苏联已经不存在,但是这种互
为表里、唇齿相依的优势仍必将会在今后的历史中继续发挥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中俄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地缘政治涵义其在斯乎?
　　人们可以注意到，1949年以前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尚且具有这种地缘政治强国的
潜在实力；那么，更不用说一个实现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政治统一、经济富裕的现
代化中国，将必在何等程度上改变世界地理政治的格局。新中国的诞生、成长和强大，
对于谋求世界霸权的西方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挫折。我国当代著名学者何新1988年著
文指出：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根本利益相矛盾, 西方将绝不乐于
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现代化中国（《东方的复兴》，第1卷，“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
与外交战略”）。
　　但是中国仍将前进，必会崛起。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复兴是世界历史中具有枢纽性
的事件, 新中国在东方的巍然屹立，扭转了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这个蓝色星球
横行霸道无往不胜的局面,为古老文明的重焕勃勃生机并重新走向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
础。
　　写于1999年9月28日

　　注：本文曾刊于何新兴华论坛网。

huangshishu

　　重读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
　　（作者：黄世殊）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
　　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汉译本，第13页）

　　拿破仑曾经不无忧惧的说：中国是一头正在熟睡的狮子，让它睡吧；因为一旦醒来
，它将震撼全世界。潜藏在此话后面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1904年，英国学者、西方地
缘政治理论的奠基人哈尔福德?麦金德认为：如果中国被日本或俄国组织起来，将会“构
成对自由世界威胁的黄祸”（《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汉译本，第63页）。所
谓“黄祸”，当然是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的鄙视和诬蔑。
　　由于时代的原因，哈?麦金德著名的《历史的地理枢纽》的汉译本现在已经很难找到
了。此书经林尔蔚、陈江两位先生合力译出，1985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第1版，印数
仅5500册。幸运的话，在国家图书馆或部分大学图书馆或许还可以借阅到。网上也未见
有该文的电子书。有鉴于此，笔者遂不殚其烦，特在兴华论坛全文发布麦金德论文之中
文版。立意盖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供有兴趣的朋友下载研究。建议网站管理员拨冗制
作成电子书，以泽惠于更多的有心人。相比《历史的地理枢纽》，麦金德另一篇早期的
《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在理论上更为系统、深入、专业化。盖侧重点有所不同也。
另外，“吉尔伯特的《引言》，对麦金德的生平和麦金德作这两次演说时的背景，提供
了第一手的资料，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这两篇论文。”（译者前言）由于两文较长，时
间和精力所限，在此恕不能整理上传了。希望有朋友能够完成这项有益的工作。
　　西方地缘政治学的理论蓝本，出自麦金德（Halford J.Mackimder,1861—1947）于
1904年宣读发表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值得指出的是，何新早在
1988年就曾经认为，该书的书名译为“枢纽”，其实不确，应译作“中枢”，似更符合
于地理客观事实和作者原意。因“枢纽”可以有多个，“中枢”却只能有一个。这是精
覆之论！关于对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解读与分析，恕笔者孤陋寡闻，在国内我
还没有见到过有比何新先生更深刻和精彩的研究。
　　西方地缘政治学，亦称“地理政治学”或“地缘战略学”。德国哈斯霍夫学派称之
为地缘政治学或地缘战略学。英、美、法学派则多称地理政治学，以示区别于纳粹德国
的地缘政治学。其实，就其将之运用于国家政治外交战略和对外扩张侵略的一般意义上
，这几个术语均是通用的。特别是对于像曾经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灾难的我国人民来
说，把地缘政治学称之为“地理政治学”或“地缘战略学”等等，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
同。观察美国二战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所发动的数次战争，我们知道，它同其前对手
英国、德国、日本一样继续保持着对欧亚大陆的霸权梦想（这是20世纪同时也是21世纪
最大的“美国梦”）。就此而论，美国并不比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好得了多少。西方
发达国家对“世界岛”的渴求丝毫未减，其征服计划只不过是从左手交到了右手，实施
战略的主体不同了，但是内容的实质毫无二致。这是没有疑义的。
　　如果忽略和摒除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表层涵义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对立,我们就可以
理解，所谓苏联共产主义曾经对西方形成的“赤祸”以及时下的“中国威胁论”（实际
是“黄祸论”的最新变种）的真实战略背景，其实正是来自于西方对于欧亚大陆“心脏
地带”先天性地被控制于苏俄和中国之手的战略恐惧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自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迄今，日本最高决策集团似乎一直有一个远
大而宏伟的世界霸权战略。此战略的指导原则即是著名的“田中奏折”，至20世纪30年
代侵华战争前夕，其间虽中经多种修订和变化，但其总体战略思路是：北进朝鲜半岛以
取得登陆大陆的大陆桥通道，南下依次攻取占领台湾列岛、东南亚诸岛、马六甲海峡和
中南半岛（重点是缅、泰、越），在登陆大陆的同时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包抄和围堵，切
断大陆与海外的联系，待解决中国问题之后，再挥师西向直取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谋图
对“世界岛”之控制权。我们知道，这正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关东军之所以长期驻屯
于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真实意图（引自(《东方的复兴》(第1卷) “中国现代化的国际
环境和外交战略”)。
　　从历史来看，作为心脏地带的主体国家, 苏联据有一个处险地而虎视、“陈利兵而
谁何”的有利位置,其意义，正相当于汉初娄敬、张良建议刘邦“都关中”以扼山东中原
之咽喉从而拊天下之侧背一样。此种态势,对于欲起而谋求“生存空间”称霸世界的德、
意、日法西斯国家而言,当然是不能忍受的。所以,它们的世界战略设计的核心，必然是
要解决苏联虎啖狼吞之而后快。而处于外围的美、英、法诸强在难以直接染指的情况下
倒也乐观其成，有坐山观虎斗借刀杀人黄雀在后之意。
　　战前英、法等国对德采取“绥靖”政策，试图把战争祸水引向苏联,其真实的地缘政
治意图实蕴涵于此。战争爆发后，德国在横扫了西欧之后，并未渡海登陆英国，而是出
其不意地突然挥师东向进攻苏联，明显是把夺取控制“心脏地带”摆在其地缘战略的首
位；而日本在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后，令人不解地长期把最精锐的百万关东军驻屯于朝
鲜和中国东北，却并不南投于当时鏖战正烈的南部战场，显然也具有将其作为总预备部
队以等候时机挥兵西向与德军会合于欧亚大陆腹地的战略意图（参看何新《东方的复兴
》，第1卷，“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这样, 苏联乃处于两面受敌的不
利局面。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当年斯大林在获取日本最高决策集团决定暂缓进攻苏联的
绝密情报之后，那种生死攸关之际得以喘一大口气的心情了。
　　何新指出：实际上，地缘政治和地理战略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自有渊源。较早者可
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孙吴兵法和苏秦、张仪等纵横家。《孙子兵法》里的“地形篇”
和“九地篇”对地理战略战术有详细的讨论。吴起认为，国家险要的山川形势可以形成
一定的战略优势。我们看到，在《战国策》里，纵横家们对于地理山川形势给予国家军
事、政治的影响也曾有不厌其烦的论说。司马迁总结战国合纵连横斗争和秦汉重大战役
的历史时曾指出：秦地“山河百二”,可于函谷“一丸”堵塞封闭之。又认为：在中国作
事（取天下）始于东南,而收功于西北。这已经为中国历史上的多个朝代(如秦末项羽、
明代朱元璋、明末李自成)以至20世纪中国现代革命多次得到了印验。至于三国时期诸葛
亮著名的《隆中对》，则更是一篇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规划中原争霸政治格局的杰作（以
上引自何新《东方的复兴》，第1卷，“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略”）。但毛泽
东曾经指出《隆中对》从军事角度看，还是可以重新商量的。他的依据是《隆中对》在
战略上有分兵的思想倾向，在实践中就是关羽长期外守荆州，消耗掉不少兵力。以蜀国
之弱，必须适当收缩战线，应该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战略重点。应集中主力在战役战斗
上形成优势，使用于主要的战略方向和目标（曹魏）。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联吴抗魏战
略理念。毛的观点无疑是十分切中要害的。逮至于清代，则有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两书相继而出，梁启超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中指出
，顾祖禹书偏重于军事地理，开辟了我国地理学研究的新领域。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国家命运和民族荣辱，深刻伴随于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面向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战略攻势而呈起落消长的历史态势
。
　　如果说，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首先由鸦片战争开其端，经中日甲午战争张
其势，至1900年八国联军（今天则美其名曰“多国部队”）攻陷京津达到顶峰，那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一个枢纽性的历史转折点。二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不再如从前那
样步调一致地联合进攻中国。相反，中国则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自身的国际威望，并通过著名的中美英《开罗宣言》取得了一个相对的强国地位。这倒
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取得了如何巨大的进步，而正是由于中
国在地理上居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东翼，因而在地缘战略上具有利害攸关的优越态势
，使美英西方列强不能不重视中国的作用；部分地也是由于苏联在20世纪上半叶的迅速
崛起而于中国之侧背提供了地缘政治性的依托。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诸多因素。其中两点极为关键：一是德、意、日法西斯
诸国为谋求解决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寻求所谓“生存空间”铤而走险；一是由于西方（
包括法西斯国家）长期以来谋求鲸吞控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方略。
　　北约东扩的真实涵义，是美、英为首的若干具有世界战略意图的海权国家，承接20
世纪初以来逐步成型的地缘战略蓝图，谋求对欧亚大陆进而对全世界的霸权目标。其总
体思路是，通过控制边缘地带（东欧平原国家），实施对心脏地带枢纽性国家（前苏联
、俄罗斯）围堵的遏制战略，谋图长期困滞甚至分化支解破碎之。最终目的，是鲸吞开
发储藏于大陆腹地的巨大丰富资源，完成资本主义在这一蓝色星球的最后进军。同时，
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消化和剪除潜在的强大对手，从而实现自19世纪以来称雄世界的西方
欧美工业强国在全球继续保持其领先主宰地位的地缘政治目的。为此，西方特别是美国
将不论俄罗斯、中国、朝鲜、越南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何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
和政治理想，其谋求对欧亚大陆的控制权计划一日无成，则一日不会放弃，直至此霸权
最终实现为止。
　　何新认为：另一值得注意的地缘战略家，是布热津斯基。他在出版于1986年的《竞
赛方案：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一书（提交国会的参考读物）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冷战的实质就是地缘政治力量的全面角逐对抗，提醒国会议员们要时刻谨记：美国世界
战略的最高理想是谋求控制心脏地带和统治欧亚大陆，建立一个以华盛顿为中心首都、
北美洲为中心大陆的美利坚世界帝国，从而确保美国在全球的主宰地位。为此，他在书
中再次醒目地重复了麦金德的三句地缘战略格言，并且具体划分和讨论了针对心脏地带
的三个战略区域，即东欧、中东、远东三大战线。可以注意到，这三个战略重点的前沿
均无不环绕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至此，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
和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到了布热津斯基的手里，有了新的揉合统一，使之更加具备了
现实战略上的可操作性。
　　应该指出，美国是一个陆权与海权两者兼而有之的国家，其左右虎眺大西洋和太平
洋的地理位置，的确使她在当今全球地缘战略力量的布局中据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
她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利益触角已经伸展到以欧洲、东亚、南美为中心的世界
各地，维持帝国地位的迫切需求使其具有谋求全球霸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且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冷观它长期以来的对外政策，每一步几乎无一不是精心设计深谋远虑意味
深长的。
　　通过地缘政治思想，可以理解，为什么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均爆发展开于欧亚大陆
，而且都是先从资本主义打资本主义开始？为什么朝鲜战争、中东战争、越南战争、海
湾战争都发生在边缘地带？为什么美国要援助西德、日本等国家经济复兴而且蛮横无理
地保留庇护后者的天皇体制？为什么所谓亚洲“四小龙”均无不环布于中国大陆的周边
地区？为什么美国要构筑封锁新中国的遏制包围圈？为什么美国要单独同日本签订和约
？为什么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再一、再二、再三、再四地修改？等等。表明：地缘政治思
想对于整个20世纪世界史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
　　《历史的地理枢纽》汉译本全文仅一万多字，在诸多同类著作中可谓小焉者，然而
，它却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足以令人称奇！麦金德亦由是而为
西方地缘政治学之理论鼻祖，岂偶然哉？实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

　　（2008年10月22日刊于何新兴华论坛网）

huangshishu

　　西方宪政制度与民主浪漫主义

　　（作者：黄世殊）

　　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
　　所谓近代类型民主政治制度，是指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运动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在英、美、法等国家建立起来的以议会（国会）和宪法制度为基础、以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为前提，确保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的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它有议会（国会）制、总统制、君主立宪制等三种主要表现形式，是相对于君主（王权）制度的一种政治制度。20世纪以来兴起的殖民地独立革命和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运动浪潮，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严格意义上，只是要实现“近代化”，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现代化。
　　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文明，则是国家社会发展到相当高级阶段的成熟体现，它既包括政治学理论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成熟，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制度的高度完善以及由此促进国家社会繁荣稳定、政府机构高效率运转、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状态。例如，在古典中国文明中，政治伦理学的儒教作为国家权威的意识形态，曾经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制度文化之一。但是，政治学和政治制度本身的变化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国家与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拿破仑曾说：大炮毁灭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毁灭现代社会。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巨大的。毫无疑问，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激进启蒙思想，很大程度上诱导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间接引发了18-19世纪几乎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大规模的社会震荡、国家动乱和革命战争。其影响向东及于东方日本明治维新、中国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向下再遍及于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声势浩大的国家独立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降及于20世纪80年代末，则仍然变相地（经过西方国家的有意曲解）影响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等一系列惊人的历史变局。几乎是引发了全球地理政治战略格局的“超级大地震”。他们的理论很神圣，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同时，无疑也包涵着很多空想成分。今天看来，他们这种曾经是导致腥风血雨、杀人如草、流血成河的民主浪漫主义理论，究竟是否一定有利于社会稳定、国家强盛和人类进步？从二百多年的世界史来看，似乎还大可有待于重新商量和深入思考。作为一种比较，近代英国、德国和日本国内思想界的理论建树及其国家崛起强大的历史，也许可以给我们以更多的启示。
　　民主政治制度，无疑是一种体现了人类先进分子崇高理想和社会进步需求的高级文化形态，是值得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制度。但是，由于政治传统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由于文化土壤的深刻差别，由于人口数量、文化素质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民主需要强大的国民经济基础和耗费国内外资源的支撑（经过数百年殖民掠夺与资本、经济、文化、科技的积累，在目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依然占有特权地位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恰恰具有这种特殊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何谓特权？例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五居其三是也），民主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显然是不能像动外科手术那样作简单模仿、盲目搬用和强行移植的。在向近代化和现代化国家转型中，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会经历一个代价异常巨大而痛苦的过程，其间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震荡、变革、动乱、革命和战争。正如法王路易十四所说：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由于盲目搬用、模仿和移植西方民主所引起可怕的悲剧性后果，在近现代世界史可以说是不乏先例，远的有非洲、南美、土耳其、伊斯兰宗教革命等，近则有“昨为巨大帝国、旦夕土崩瓦解”的苏联、东欧，更毋论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黎巴嫩、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等等国家了。
　　而中国近现代史中一系列惨绝人寰的灾难，则更是印证了这一规律。目前传为笑柄丢尽中国人颜面的“台湾式”民主，完全不过是民国时期的那种尔虞我诈乱哄哄“民主政治”的缩微翻版而已。可笑的是，曾经长期缩首侷伏于不列颠帝国殖民统治“五指山”下的一班目光短浅的香港人，竟然也傻乎乎的向自己人要起所谓“自由”“民主”起来，闹哄哄的搞起所谓要求“人大释法”、“公平直选”的日程表，而且竟然还以先进法治社会自居，质疑评判起大陆的“落后”治理来。更离谱的是，还曾经一度甘作西方操纵“和平演变”的基地和吹鼓手，支持有外敌战略背景的“民主运动”（自然，当年还未回归，似乎有受人控制不得已之苦衷。但无论如何，为外人擂鼓摇旗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剧国家困难局面，总是难辞其咎的）。殊不知这正不过是英国人一贯玩弄种留祸根的恶劣手法而已。这种事情当年他们在印度、中东、非洲干得还少么？人们忘记了偌大一个印度是如何被一分为三的历史，现在的孟加拉国原来不是印度的孟加拉省吗？巴基斯坦原来不是印度的一个邦吗？巴勒斯坦地区原来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吗？怎么到头来反而要为领土血流成河国无宁日呢？昨天他们“以印制印”，今天他们则“以华制华”，播弄栽种祸根，使中华民族至今犹饱受其害。教训不可谓不深痛矣！
　　不过幸好，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英国人尽管一贯乐于和善于使别人分国分家，但是这种专门损人的事情最终还是落到了他自己的头上，曾经是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大不列颠帝国还是众叛亲离土崩瓦解了，请看北美殖民地、澳大利亚、加拿大、北爱尔兰曾经是如何一个个使它焦头烂额穷于应付的吧！最后虽然徒有列强之名，却落得个只在美国山姆大叔鞍前马后殷勤追捧的小老哥或小老弟角色而已。搬起了石头，打着了自己的脚，这是极其具有讽刺意味的！也正好应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古训，可谓是应有此报。今天，大陆港澳台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中，凡属冷静理性清醒有识之士，都会看穿敌人的这种把戏。
　　鉴往知今，可以说，凡是主动或被动盲目搬用、简单模仿和强行移植西方民主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很少有不陷入国乱邦危、经济凋敝、民生凄苦、欲罢不能悲惨局面的。西方“民主”之旗所到之处，亦即“革命”动乱战争开始之时。“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可以看作20世纪以来世界史中的一个基本规律。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的世界历史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达到或者敢于宣称已经达到民主完善、河清海晏的理想状态。即使有，那也不过是别有用心的欺世之谈而已。同样道理，尽管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壤上未能产生近代西方国家类型的政治民主制度，但这绝不意味着古代中国不存在民主政治的文明因子和民主治理社会形态，绝不意味着古典中国文明已经失去存在的价值。例如，古典中国文明的经典文献中，很早就具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惟天无亲，克敬为亲。民无常怀，怀于有仁”、“同力而度德，同德而度义”“以德者昌，以力者亡”（《尚书》）、“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李世民）……等等伟大的民主观念和人道主义精神。一部中国历史，绝不是一部如某些批判者所形容的那样只有“专制”、“屠戮”、“吃人”、“暴政”的丑恶史、黑暗史（所谓“丑陋的中国人”）。否则就不能解释，在这样一个“黑暗落后”的国家中，竟然能够连续出现汉、唐、明、清那样疆土辽阔、政治清明、文化发达、国势鼎盛强大的伟大帝国。可惜的是，经过了上百年不断激进彻底的反传统、动乱、革命、战争、运动和文化反思，我们许多人似乎已经习惯于数典忘祖崇洋惧外了。
　　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经深刻地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讲这些话，既是具体有所指，但又何尝不是对国人的谆谆告诫呢？在人类历史中，正如文明有多种类型一样，国家社会的民主治理方式也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这正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西方国家企图以其近代类型的政治民主制度一统天下，这本身就不是“民主”的体现，更不是科学的态度。何况它们自身也从来没有达到止于完善的地步。所以必然要遭到质疑和反抗。所以必须认真仔细地区分“形式民主”与“事实民主”。
　　退一步讲，尽管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民主”，但却在世界更大范围内造成了大规模的不民主。试问朝鲜战争、古巴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哪一次不是耀武扬威以“自由”、“民主”、“人权”、“铲除暴政”为名义发动，持强凌弱将痛苦和灾难强加于穷困落后国家人民头上的战争？“博爱”云乎哉？“人权”云乎哉？如此“民主”，置亿兆万千生灵之国权、生存权、发展权于何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谓“恐怖主义”云云，只好引以自况罢了。这种以飞机、导弹、核弹和航空母舰为后盾的“炮舰民主”即使有可能建立一个世界帝国，那也必然是不会长久的。
　　六百年前，明帝国郑和率领的庞大舰队不就是当年的“小鹰”号吗？但是那时的中国人所到之处“民主”了吗？“人权”了吗？我们恰恰反而可以完全自豪地说：这正好证明了我们的先祖是富于博爱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类，我们的中华文明不愧是富于政治智慧的成熟伟大的文明！有许多人会说：“你看现在西方和美国是那么的强大，民主是世界潮流，是历史趋势，是不可阻挡不可抗拒的，何苦螳螂挡车鸡蛋碰石头呢？”那么试问此辈，难道忘记了曾经是“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方”、“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语）的秦帝国、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是如何灰飞烟灭土崩瓦解的吗？道理很简单：“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这个世界和宇宙中，真正有力量的不是飞机、导弹、核弹和航空母舰，而是存在于人心中的信念与理想、智慧与道义。两千年前，贾谊做了一篇传诵千古的《过秦论》，今天我们或我们的后人，是否也有必要再来做一篇《过美论》呢？！
　　作为理性的文化和历史研究者，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发展历史，摒弃并非出自马克思本人、带有浓厚苏联斯大林教条主义烙印和西欧文明中心论色彩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公式理论，抛弃用苏联教条主义理论和西欧封建社会模式，生搬硬套强加于中国历史的所谓“封建社会”论、“封建传统” 论、“专制主义”论……等等。从而消解和粉碎西方批判攻击我国“封建落后传统”的政治心理优势和所谓“学术话语”霸权，以及“学术汉奸”据以自我贬损、自我丑化与自我摧毁的“文化卖国”理论渊薮。
　　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西方汉学界权威、已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曾经存在于西欧历史中的封建社会模式，并不适用于古典中国社会；在研究中国历史时，随便使用“封建”、“封建社会”等术语，只具有很少的科学意义（参看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西方特别是美国，往往是讲的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他们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对我们的事情经常有切合实际的深刻分析和正确判断，但他们的宣传机器和以“学术交流”名义访华的专家，却总是出于其它目的，向国际社会传播宣扬另一种观点和说法，总是故意隐蔽真实意图（谓予不信，请看《参考消息》）。这是很令人深思的！
　　笔者并不是反对改革进步的“保守主义者”。但我谬以为，站在致国家于现代化的高度，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嘲笑、丑诋、诟病的“改良”、“改良主义”、“改良主义运动”，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改革是一场革命”，其实，改革何尝不是一种改良呢？从历史看，那种打着“革命”、“运动”、“进步”等各种名义进行的活动，有时倒恰恰导致社会的退步（例如文革）。革命固然不可避免，但改良也绝非没有道理。我们已有必要重新考察和思考一下古今中外历史上的“改良”、“改良主义”和“改良主义运动”，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制订一种政策或实施一项改革并不难，问题在于当决策者和制定者决定施行某种政策的时候，是否充分预见和考虑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承受力。如果一项改革政策到头来反而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例如近年来为国内学者和百姓所批判抨击的国企、教育、医疗改革），那么与其自布陷阱于前，又挖肉补疮于后，何如釜底抽薪根本不要或逐步、缓步实行这项政策为上呢？必须看到，基本性和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并不是像人穿衣那样，想穿就穿，想脱就脱。鲁迅曾经指出：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大意如此）。改革，是需要十分谨慎小心的。尤其是当采取某种改革政策往往是来自外部的“批评”、“建议”、“意见”、“鼓励”以至煽动的时候。社会主义确实需要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方面都可以随便拿起来大改一番（尽管往往以“锐意进取”的名义），否则就怕戴上不思进取、不图改革、“保守落后”的帽子。在改革的问题上也有必要防止和克服一哄而上的毛病。
　　随着国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意味着我国不仅经济、文化、科技、国防等方面将会取得巨大成就，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必将会获得稳定显著的进展。同时，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还有待于不断完善，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会议为基础的中国式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高效率有活力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正是依靠这一制度，蔚为壮观的中国现代化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代，中国正行进在前所未有的重新崛起复兴的伟大历程之中。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及其现代化事业，抱着既高兴又忧虑、既赞赏又批判、既欢迎又仇视、既肯定又否定的极为矛盾复杂的心态。高兴的是，看到了巨大的中国市场前景；焦虑的是，强大起来的中国必然要同其在世界经济中分一杯羹。必须看到，若干具有世界战略意图的大国，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是口蜜腹剑，一方面玩弄维持亚洲大陆均势的惯技，一方面却极其畏惧中国的复兴崛起，害怕中国打破均势，变成脱缰之马，不利于维持其在目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的霸权地位。
　　为此，他们信奉“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的信条，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持一种机会主义与长期战略相结合的立场：坚持“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四项基本原则，内则以鼓励、培养、拉拢、庇护、收罗“持不同政见者”（既可以是真正具有野心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可以是“**功”一类乱七八糟的组织者，又可以是作奸犯科、贪污腐败、仓皇出逃从而对国家权威怀有畏惧心理的坏蛋渣宰），物色储备若干仰其鼻息潜在的政治代理人，同时授意其对外宣传机器和经济政治“智囊”“策士”，制造和大灌其“自由市场”和“民主人权”的神话和迷汤，试图蒙蔽引诱中国政治领导人接纳和采取实际暗布陷阱的经济政治理论和政策，以及一旦大规模实施之，必然造成经济困难、社会震荡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乱、政权更迭、国家解体恶果的所谓友好的改革“建议”、“意见”和“点子”，谋图从内部分化破解颠覆之。外则以具有弹性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体制为主干建立军事战略封堵圈（所谓“中国威胁论”，恰恰正是一种并不高明的典型的“贼喊捉贼”掩人耳目式的战略性鼓噪），谋图最大限度的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一旦时机成熟，则大拨其款大售其奸，借着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名义，鼓励扶植发动“橙色革命”、“×色革命”（和平演变），以至导演促使人民离心、社会动乱、中央权威分崩离析、地方军阀割据内战、国家版图肢解破裂局面的出现。然后仿佛西方寓言中那个无意中从海边捡拾一个瓶子的人，不小心从瓶子里放出来了一个巨大的魔鬼，如果应对不当，就马上会被其吞吃的恶梦那样，残酷地上演。如果真的不幸陷入这种局面，用何新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如下样板的合成：这就是经济的非洲化（缺水缺粮的荒漠化）！债务问题的拉美化！政治动乱和内战频仍的黎巴嫩化！许多中国人将流离天涯，成为现代巴勒斯坦人。”那时的中国人，不是就又如其所愿的打回到了任其宰割的“东亚病夫”原形了吗？
　　这是一幅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可怕图景！
　　所以，民主固可爱，但它绝不仅仅只是知识分子头脑里抽象神圣的理念。我们不要陷入另一种神话、空想和迷信。民主和人权，早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用以进行国际经济政治斗争的世界战略性工具。这就是“民主”和“多极化”背后的另一面。
　　在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敌人”这个概念。是不是一定要荷枪实弹挾着飞机导弹呼啸而来侵略进攻我们的，才叫敌人呢？
　　英国人有一句著名的外交格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这是一种典型的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原则。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并不想疑神疑鬼神经过敏的去制造“敌人”，但是，凡是处心积虑不惜一切手段制造麻烦，企图肢解分裂我们祖国的，就是我们国家的敌人。这就像“白骨精”，不管它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模样，妖魔终归是妖魔。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及时用照妖镜把它们看一个透，并且敢于和善于同它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那么什么是我们的“照妖镜”呢？这就是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21世纪前期仍然存在爆发世界性战争的危机。经过一个长达六十多年的“冷战”和“冷和平”时期，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因素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在“民主”、“自由”、“人权”、“全球化”口号和“贸易摩擦”、“经济壁垒”、地区与国际冲突的后面隐然潜伏着世界战争的魔影。今天，中国所处身的仍是一个复杂迷离和严峻险恶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遵循正常国际关系规律与准则，中国现代化事业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实在仍然不亚于百年以来任何一个时期。“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主席这话有没有过时呢？没有。因为帝国主义远没有过时。“居安思危”，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我们不要忘记了，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时期，正当我们大讲民主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却正在磨刀霍霍，并且很快就通过飞机大炮来批判我们的“民主”。强调险恶的国际环境，这并不是说动乱和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而是我们对潜在危局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说处在盛世的保罗?肯尼迪还为了美国的前途写了一本《未雨绸缪：为21世纪作准备》，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首先分析一下失败的可能呢？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所在，就是我们观察思考一切问题的原则。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不要为所谓“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历史潮流”吓倒，不要轻易听信外人的讥评、批判、煽动和蛊惑。我们应该“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要像我们的“共和国之父”毛泽东和“改革之父”邓**那样，不惧神圣，不畏鬼神，不怕权威（无论是少数的“权威”还是多数的“权威”，是古时的“权威”还是现代的“权威”，是年老的“权威”还是年少的“权威”，是政治的“权威”还是野间的“权威”，是土生的“权威”还是洋长的“权威” 是真实的“权威”还是虚伪的“权威”），面对举世汹汹的批判、威胁、封堵和包围，却金睛穿魔慧眼识妖不为所动，敢于坚持原则，坚守信仰，勇于和善于斗争，以至终于为我们创立下了今天这样的伟大基业。
　　面对当今世界经济激烈竞争和国家国力博奕较量的严酷现实，我们对“民主”问题，同样必须有独立自主的清醒认识和深入思考。历史的经验表明，学术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和国家集团利益归属，学术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从来不存在完全超脱于国家社会政治之上的“为文化而文化”、“为学术而学术”的理论研究。德国现代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经在其书中以“学术与政治”为题，讨论过这个问题。又例如，二战后西方和日本“汉学”、“中国学”的出现，就具有试图通过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研究，为其对华政策提供文化参考的深刻战略背景与涵义。
　　发源于远古的中国古典文明，乃是完全不逊色于源自古希腊罗马传统的欧美国家的一种伟大文明，她之所以能够五千年而绳绳不绝、存续到现在这个事实的本身，即已证明了她具有无比深厚神奇的伟力和无穷发展前景。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待于我们重新检读、分析、思考和评价，还有待于后人不懈努力去挖掘、继承、和利用。
　　今天，作为伟大古典文明的继承者，中国人有必要从自身历史传统和国情实际出发，像我们杰出的先辈那样，有甄别地学习和汲取人类历史优秀文明的文化成果，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模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切有志于为复兴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贡献力量的人，已经有必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世界性的历史大视野中，通过对中西政治、经济、文化宏观或微观的比较研究，结合中国实际，寻求建构完善有利于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事业成功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建设性的国家政治道义性论证，探索和前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道路，而不是总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不是几个人独力所能够完成的，让我们响应和支持何新先生，共同长期坚持不懈的奋斗努力。
　　二00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注：本文原题“西方民主制度的反思”。曾刊于何新兴华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