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目标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

万恶的美利坚

工农大众被骗，反而创造了“红色”的官僚特权阶层。必然走苏共亡党的老路！苏共的昨天就是中共的明天！如果说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无产阶级。那么中共的掘墓人就是它自己培养的官僚特权既得利益集团！



所谓“特权”，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特殊化”，即在一般人拥有的正当权利之外，有些人拥有更多的权利或自由。在很多人心目中，公务人员的“三公消费”是一种特权，他们的退休金、高干病房、机关幼儿园等也是特权。

在专家看来，这些特权有的是制度规定的，有的是掌握权力的人擅用权力“拟制”的。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指出，权钱交易之外的许多特权，是通过制度化形式确认下来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则打比方说：“因为股票是审批制，一看是某人亲戚就放行了，亿万的财富就来了，所以这是个制度问题，这是一种制度性腐败，而不是说哪一个官员触犯了哪条法律。”

反腐败，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是权钱交易，也关注特权现象，但相对来说关注不足。

高放教授则通过他的国际共运史研究，把特权问题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他认为，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就培植了一个党政军干部高薪特权集团，这个官僚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苏联社会内在的第二大矛盾。

知名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也认为，从斯大林开始，苏联建立起高度等级化、稳定化、优厚化的特权制，从而从上至下形成“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

把特权集团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认定为苏联的第二大社会矛盾，这在国际共运史研究中属于创见。

其实早在30多年前，邓**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主要的弊端”之一，并且认为如果不坚决消除这一弊端，则“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

高放并不讳言，其苏联特权研究及立论就是为了中国从中获得镜鉴。

特权背离共运史优良传统

特权，往往是通过制度供给的，所以很多领导干部觉得自己享乐是有法可依、合情合理的。

还有人提出，“廉政不能理想化”。在他们看来，在现实条件下，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领导干部享受某些特权也是难免的，甚至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但高放指出，国际共运史有两个优良传统，一是不搞个人崇拜，不搞个人集权制和职务终身制；二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是人民公仆，一要民主选举产生，二是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两个优良传统，都是1871年巴黎公社首创的。工人阶级政党既不搞平均主义，也不搞特权。巴黎公社领导人的工资，与当时法国熟练工人的工资相等。

对于巴黎公社的规定，马克思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这样的措施可以保证领导不变色、不变质。

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列宁严格限制领导干部的特权。有一次，克里姆林宫总务长看到列宁生活很艰苦，便自作主张为列宁每月加薪500卢布，列宁知道之后，对这个总务长作了行政记过处分。

不过高放也指出，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完全机械地照搬巴黎公社的经验。早期列宁认为最高与最低工资相差不应该超过5倍，但是到了列宁晚年，最高与最低工资相差已经达到了8倍。应当说，这样的差别还是可以的。

整个列宁时期，俄共领导人没有什么特权，更没有特权的制度化。但从斯大林开始，苏联的特权现象开始泛滥。

马克思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按照这个思路，曾经有人在讲堂上向高放教授提出一个问题：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谁是苏联的掘墓人？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高放不认同这种看法，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是苏共自己培养的高薪特权官僚集团。

在这一点上，李永忠与高放“英雄所见略同”。他在发表于《人民论坛》上的《既得利益是如何搞垮苏联的》一文中认为，在“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的巨大惯性下，苏共不断形成和固化各种既得利益群体，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作了制度上、能力上和队伍上的铺垫。

高放为我们分析了高薪特权官僚集团的两大“副作用”：一是撕开了共产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二是反对任何改革。苏联需要改革的是集权、特权体制，但苏共的官僚特权集团不愿意放弃自己获得的特权，而集权则是保护特权的手段，最终苏联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积重难返。

法国思想家西耶斯在《论特权》一文中指出：“对于获得特权的人来说，特权是优免，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丧气。”

到苏共被戈尔巴乔夫解散时，苏联民众普遍与之离心离德。叶利钦向苏共发动的政治攻势，正是主攻集权与特权两根软肋。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告诫全党：“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陆军部”里的思想者

记者 杨于泽

去年12月28日，我从北京西站打的赶到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准备如约采访高放教授。但这个3号院到底指哪个院，我没弄清楚。

正趑趄间，看到一座红色柱子的高大门楼，旁边一块石碑刻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我马上决定进去看一看。

绕着大院溜了大半圈，既看到几幢砖砌西洋古典形式的建筑，也看到很多老旧居民楼。高放教授说他住红楼丁组8号，院子里红楼有好几栋，我隐隐觉得：难道高放教授住这儿？

碰到两位正巡视的保安，遂问：红楼丁组8号在哪里？保安问：你找谁？我告诉他，我想找一位老教授。保安问：是高放吗？我大吃一惊：高放教授原来还蛮知名！

原来这座院子，就是人民大学的东城老校区。高放教授住在一座老旧的教工宿舍楼4楼，面积只有数十平方米，可以说十分寒碜。一间书房，书架上、桌子上堆满了书和手稿。

外面的这个大院，曾经作过袁世凯的总统府和国务院、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1949年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校舍。高放教授一辈子在这里教书，从事他的国际共运史研究，著作等身。

整座北京城阳光灿烂，但高放教授很少出门，他是“清陆军部海军部”大院里的一名思想者。但他决不是坐在象牙塔里的老学究，不时有单位邀请他前去作学术讲座。

他的研究撑起了人民大学的一个特色学科——国际共运史，2009年，他被评为人民大学9位荣誉一级教授之一。

干部特权意味着公仆变主人

求知：都说苏共领导干部搞特权，这种特权到底指什么？

高放：苏共自主培养了一个高薪特权集团，有人说他们是一个阶级，我不同意。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但苏共高薪特权集团并不占有生产资料。

苏共领导干部的特权首先是高工资。在上世纪30年代，苏联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已经达到30多倍，到上世纪50年代达到50多倍，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扩大到100多倍。

由于苏联的经济成就大，领导人的特殊化思想也越来越严重。斯大林时期苏联实行兼职又兼薪的政策，斯大林有党的总书记、政府总理、军队最高统帅3个职务，因而斯大林领3份工资。

求知：根据您的研究，苏联领导人实际上享有系统化的一系列特权？

高放：一是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二是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

三是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

四是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五是特卫权。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甚至几千万卢布。

六是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产生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求知：西欧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到苏联参观后感到很失望。

高放：罗曼·罗兰在1935年访问苏联时写了一本《莫斯科日记》，他在书中说到1935年时苏联的高干和特权都非常普遍，他认为那时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叫做共产党贵族阶层。后来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也表达了对特权制度的不满。

求知：人民反感苏共的特权吗？

高放：苏联搞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但普通民众并不拥有对生产资料和利润的产权，就是每天上班拿工资，你所说的公有制跟我没多少关系。人民感受强烈的倒是领导干部的特权，看透了苏共是谋私利的集团。

求知：人民不相信苏共的意识形态？

高放：实际上，苏联官员由公仆变成了主人，口头上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实质上是为自己服务。结果苏共就被人民抛弃了。1991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八月政变”，企图挽救苏联，但军队和民众并不支持。

权力介入市场更可怕

求知：我们也经常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机关特权现象，这种特权是指什么？

高放：主要是一些政治待遇、福利待遇。很早的时候，一般人的住房面积很小，但制度规定我们的正部级住220平方米、副部级180平方米。退休后还有专车、秘书，去世后住房还可以供配偶继续使用。还有特供食品、保健、高干病房，等等。

求知：与苏联官员的特权相比，我们领导干部的特权还是小些。

高放：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特权的确比我们厉害。斯大林身兼三职领三份工资，我们就没有这种情况，兼职不领薪。

但特权少也是相对的。改革开放初，罗马尼亚国防部长赴浙江访问，浙江省军区司令员接待他，他就感慨：你们省军区司令员就配有秘书、司机、警卫员，我们国防部长还不如你们省军区司令员的待遇高。

求知：在吴敬琏先生看来，特权还不在于特殊福利待遇，而是指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在政策上给自己和亲戚朋友网开一面。

高放：苏共领导干部主要是享受特权，在权钱交易方面反而没有我们这么严重。苏联搞的是计划经济，不存在市场，受贿的空间相对较小。现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权力可以直接进入市场变现。

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力介入市场。刘志军把车皮拨给丁书苗，把高铁工程发包给丁书苗介绍的人，丁书苗的非法经营数额高达1788亿余元，刘志军自己也受贿数千万元。权力进入市场，若不予以遏止，比苏联官员的特权更坏。





“昆山人民欢迎您来投资、你们来剥削的越多我们就越开心”；
“来帮我们投资的是恩人，来投资我们的老板是亲人，能打开招商局面的是能人，影响投资环境的是罪人”；
昆山法治环境的目标是“老板怎么安心怎么办”、服务环境的目标是“老板怎么开心怎么办”、
人文环境的目标是“老板怎么舒心怎么办”

52499363

沙发，长论大编
睇到眼瞓

翠山竹海

在怎么蹦跶也毫无意义，少转这些吧。习大大的反腐让我们看清了什么是“官”，什么是“权”，做好自己，别理政事，政事是“权、钱”的狂欢与我们老百姓无关。

水里的森林

{:soso_e114:}

和平眼之悦眼镜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告诫全党：“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习总万岁--------------------------------{:soso_e142:}{:soso_e142:}

翠山竹海

中国GCD从诞生到现在，可谓“千古未有事，竟出当下”了。

和谐人11

有很多是开放改革带来，开放好处然很多，给人民带来了幸福。但也给当权者们提供了腐败的土壤，没有开放能庥雀、赌博、高利、洗头、按摩、嫖娼吗？当官的能有贪污腐化、带情妇包**的吗？老毛时代有也没现在严重啊。不知对不对？

翠山竹海

大家还是别说了。

太子a

那红色字的说的好。消灭…，理想蛮丰满，现实很骨感

abc123

我反对楼主。

看看我们的党有三个代表，他们绝对不能比，我们的领导就没有腐败的，子女也没有利用老子的地位发财的，老百姓都发狂的拥护和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香港媒体说香港在搞社会主义我们在搞资本主义那是骗人的宣传，大家可别相信，共产党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