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前63章导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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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毛泽东大传——064

第64章

“第1军团行到牛行车站，因江西敌人顽皮得很，找不到打。”话说在1930年8月3日，湖南军阀何健在沅江集中了15个团的兵力，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从株洲、湘潭、宁乡、湘阴等地向长沙反攻。8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决定率领红1军团由江西进击湖南，支援红3军团。军团总指挥部在奉新发布了《先取浏阳进略长沙的命令》，命令中说：“南昌之敌仍守防御工事中，尚不敢向我前进。湖南何键部于7月19日，由长沙向平江移动，有对我第5军前进之势。武汉白军悉数北上，参加蒋阎战争。”“本军团以绝对急进攻击敌人之精神，决先取浏阳，进略长沙，以威胁武汉，拟于本月五日，由此地（奉新、安义）出动，沿途工作，向浏阳前进。于本月9日以前，到达上高城、宜丰城、会市之线（在此期中各部得以1天或2天时间休息），限于本月16日以前，到达万载县城西北之大桥圩（赤色区域）集中。沿途均须工作筹款，以9号以前到达宜丰城，16号以前到达大桥圩为限。”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报载何健向5军前进，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5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我们此时预计敌兵已集中向我），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攻武汉。”8月4日，何健部已进到长沙的南、西、北郊区。蒋介石的第77师，亦由鄂入湘，向长沙逼进。8月5日，赣西特委常委李文林参加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从上海回到了赣西南。李文林是在5月份作为赣西特委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的，他在上海接受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和方针。李文林一回到赣西南，就主持召开了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方针，错误地批评了特委书记刘士奇，改组了特委常委，由他自己担任了特委书记。8月6日拂晓，彭德怀被迫率领红3军团撤离长沙。8月10日，中共中央致信长江局，命令红3军团反攻长沙。命令红1军团等各部分别进攻南昌、九江、武汉。长江局是在8月1日设立的，以项英为书记，任弼时为组织部长，朱瑞为秘书长，周以粟为军委书记，刘伯承兼任军委参谋长。中共中央在给长江局的信中，描绘出了一幅美妙的革命前景。信中写道：红3军团“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地扑灭何健，采取进攻策略，迅占岳州，向武汉进迫。2、6军亦须向武汉进军。……3、4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8军取联络，通武汉，以使在红军的进攻下取得与工人力量的会合，在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以夺取政权。……如南昌下后，全国革命委员会应在南昌成立，并可暂由毛泽东任主席。”8月1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由宜丰向万载集中的命令》。于是，红1军团即沿着高安、万载大路及其北侧，向长沙方向西进。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在上高县城一个破旧教堂里，开了一个直属队干部会，他向直属机关干部作了政治报告，讲了革命形势发展，解释了这次行动的意义，讲述了不打南昌而去和红3军团会合的道理。8月18日，红1军团到达万载黄茅。毛泽东得知，何健部正在以左、中、右3路纵队，追击从长沙退出的红3军团。此时，敌右路军第3纵队4个团正进至湘赣交界的文家市、孙家段一线，与其它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决定抓住这一战机，集中兵力，采取奔袭战术，歼该敌于立足未稳之际，以解彭德怀的红3军团之围。毛泽东、朱德立即在黄茅发布《进攻文家市的命令》，命令中说：“军团以肃清该敌残部然后攻取长沙岳阳之目的，拟先歼灭该线之敌。全线总攻时间定于20号晨拂晓（5时前后）。”毛泽东对战斗作了具体部署，红1军团即分兵3路，向文家市包围攻击前进。此时，红3军团派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前来红1军团联络、报告情况。毛泽东由此得知，红3军团在何键部全力反扑下，退出长沙后，已经向平江县转移。另外，贺龙所部红2军团受命攻打武汉，也已经失利了。红1军团前委仍决定攻取文家市，解红3军团之围。毛泽东让袁国平带回指示信，要彭德怀等人率部向永和市进攻。8月19日，毛泽东在黄茅写了一封《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他在信中写道：红1军团进占樟树后，“此时抚州有敌二团，戴岳部则有新淦渡来樟树之势，若去攻抚州，抚州敌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之对岸前进，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经高安于7月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30里一带，派了两个纵队，于8月1日，到达南昌对岸，攻击牛行车站。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8月20日拂晓，红1军团各路红军按照预定计划，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三面围攻文家市，采取突然包围强袭之势。经过3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湘军3个团1个营1个机枪连共计4000余人；击毙第3纵队司令兼第47旅旅长戴斗垣（身中2枪）；团长田应棠（身中6枪），湘军第3纵队几乎全军覆没。湘军溃退时，丢下的一部电台还在工作，红军战士们很好奇，还从没见过这玩意儿，就把它给砸坏了。毛泽东听说后，非常惋惜，他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的教育不行。让所有部队今后注意，缴获了电台，一定要好好看护，不准破坏。”8月23日，红1军团按照先前和红3军团的联系，乘胜向北进到浏阳东北部之永和市。8月24日，毛泽东写了一封给赣西南特委等并转中央的信，他在信中报告说：“第1军团行到牛行车站，因江西敌人顽皮得很，找不到打，赣中群众又没起来，决定以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开到湖南。8月20日3路攻击文家市之敌，我军损失虽不多（官兵伤亡700人，大队支队二级干部负伤颇多，柯武东同志阵亡），但敌之3个团1个营及1个机枪连兵力被我消灭殆尽，俘虏官兵3900多名，内旅长1名，团长两名，敌官兵伤亡1000人，缴得步枪1400支，水机枪2挺，机关轻机关等17挺，驳壳枪100余支，子弹也补充了。”就在8月24日这一天，红3军团从长寿街南进，来到永和市，与红1军团会师。这是彭德怀率部与毛泽东、朱德等人的第3次会师。8月25日，红1、3军团两个前委在永和市举行联席会议，红3军团前委提议成立第1方面军和总前委，彭德怀提议红3军团的红5、8军编入红1方面军建制，便于统一指挥。联席会议遂决定将红1、3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总兵力达3万多人，由朱德担任总司令，毛泽东担任总政委，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会议决定成立第1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等为总前委委员，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成立统一指挥红军与地方政权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35人，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红1军团总指挥部由方面军总部代理，朱德兼任总指挥，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第4、第12、第20、第22军。第3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毛泽覃。第4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李涛。第1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参谋长林楚，政治部主任谭政。第20军：军长曾炳春，政委刘士奇，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第22军：军长陈毅，政委邱达三。红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5、第8、第16军以及炮兵团。第5军：军长邓萍（兼），政委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第8军：军长何长工，政委袁国平（兼），参谋长卢义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第16军：军长孔荷宠，政委黄志竞，政治部主任吴天骥。永和整编后，总前委立即就李立三8月10日命令红军“反攻长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等人“对这项政策表示疑问”。因为红3军团从长沙撤出后，长沙城内外敌人兵力已经猛增到30几个团，挖壕筑垒，设置电网，布下了3道防线。毛泽东说：“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打阵地战”。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如果硬要攻打强大的敌军，“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但是，毛泽东的“这些看法都被否决了”。此时多数干部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主张，他们认为，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红1、3军团应该立即再战长沙。红3军团彭德怀派袁国平为代表参加了会议，袁国平说：“3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方面军已有三四万人，两个军团会合打，你们害怕什么？你们1军团不敢打，只开到附近，就站在一边看，作预备队助助威就成了。我们3军团单独打。”“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不执行中央命令？”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了。他为了团结红3军团，也为了中央的命令，根据此时的具体情况和多数领导人的意见，决定忍耐和等待，就提出先试一试看。最终，总前委作出了第2次进攻长沙的决定。此时，彭德怀、袁国平等人的意见是与中共中央不谋而合的。原来就在8月25、26日，周**、瞿秋白已经先后由莫斯科回到了上海。8月2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指示红3、4、5、8军主力再度集中进攻长沙。毛泽东在红1方面军二度进攻长沙之前，就已经预见到战局将会不利。朱德曾说：“毛泽东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因此，已在思想上作好转变的步骤，即说服红军指战员从长沙撤退。”8月28日午后9时，毛泽东、朱德在永和市签署发布了《攻击长沙的命令》。命令中说：“据报敌之主力闻我军前进，狼狈退到塱梨市、黄土岭、东山一带，有企图顽抗我军之模样。”“长沙城东南附近之乌梅岭、黄土岭、猴子石一带略有简单工事，菱仲铺、龙头铺间有少数敌军。”“本方面军仍以攻取长沙、消灭何键部队之目的，决以明（29）日占领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仲铺、龙头铺之线，向长沙攻击前进。”“各部于明日到达指令之地点后，应即准备刀斧锄等，并没收土豪水牛或出钱收买农民之水牛，以备攻击敌阵地上的障碍物。”毛泽东准备以古人的战法，使用火牛阵攻敌。在此期间，毛泽东在浏阳河畔镇头市村北，红3军团政委滕代远把王震和徐洪介绍给了他。毛泽东一时还没有认出眼前的这位大胡子青年，只是诧异地重复了一声：“王震？”“报告毛委员，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的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发出布告，震动大，能镇得住地主、老财和民团，就建议我改成这个名字。”毛泽东眉毛一挑，说：“喔，久闻大名哩！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是不是？”王震微笑着点点头。毛泽东接着说：“传单、布告的文字都很有功底么！”“我是个大老粗，没喝过几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哩。”由于不便长谈，王震还不好意思把他早已认识毛泽东的事说出来，便打住了话头。原来，王震于1908年4月11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几度辍学务农。13岁到长沙，先拉人力车，后当铁路扳道工，不久，接触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4年后，担任粤汉铁路工会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10月，王震和同事有幸护送毛泽东到长沙清水塘湘区委驻地，受到了毛泽东的教育。从此，王震暗暗下决心，这一辈子跟着毛泽东。第2年，王震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不到20岁的王震，面颊上的胡须十分茂盛，他对付胡子的办法是：你不让我露脸，我也不让你露头。他早也刮，晚也刮，结果，胡子越刮越密，越刮越稠。1929年，王震到家乡组织特区委、游击队，头发、胡子一齐留，自然，“王大胡子”的绰号就非他莫属了。8月29日，红1军团为左路，红3军团（缺16军）为中路，红16军为右路，3路红军以坚决执行命令的果敢精神，向长沙推进。红1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方面军总部进到新桥，发现敌人主力陆续向易家湾集中。29日上午8时，毛泽东、朱德在新桥发布了消灭易家湾之敌乘胜强占长沙的命令。命令发出后，毛泽东闻报敌人企图冲出碉堡群，从侧后袭击红军。8月30日，毛泽东、朱德发出消灭出击之敌的命令。然而敌人龟缩在防御圈内，并未有出击的动向。8月3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拟以诱歼出击之敌，然后乘胜攻长沙”的命令。敌人还是没有出击的动静。红军指挥员们求战心切。毛泽东试图说服这些人，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毛泽东火了，他一拍桌子，吼道：“你认为可以打，那就由你当总前委书记好了！”此时，连朱德也失去了等待的耐心，他劝毛泽东说：“这个样子，不打也不行了。打就打吧，打完就算了。”毛泽东无奈，只好再一次妥协。1930年9月1日午后8时，方面军总部发布了《围攻长沙总攻击的命令》，定于9月2日发起全线总攻击。作战命令发出后，毛泽东得到了敌人一份作战文件，获知敌情动向，敌人正集结10个团的兵力向红军出击。于是，毛泽东、朱德立即改变原定全线总攻长沙的计划，决定在敌出击线上歼灭之。9月3日下午，红军果然打了一个漂亮的围歼战，歼灭了由猴子石出击之敌七八百人，俘敌官兵1000余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胜利。9月4日，毛泽东、朱德发出诱敌出击准备围歼的命令。9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诱歼两路之敌的命令。毛泽东两次设计诱敌，敌军都没有上当。此后，何键部更是固守不出。红军一些领导干部急了，便一再要求强攻。9月10日，毛泽东、朱德在田心桥方面军总部发布了《强攻长沙的命令》。命令中说：“方面军决强攻该城，夺取城垣，并定于本晚8时向二里碑、乌梅岭、黄土岭一带之敌阵地施行总攻击。”一场强攻长沙的激烈战斗开始了。红军指战员们勇往直前，猛烈冲杀。可是每一次冲锋均被阻击于敌人的电网之外。由于缺乏攻城武器，红军久攻不克。毛泽东提出，攻击部队暂时撤离攻击位置，向长沙东南郊散开，避免与强大的敌人正面硬拼，以免红军伤亡过大。然后再诱敌出来，以便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红3军团负责人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但他们在攻打长沙的问题上，依然坚持己见。红军指战员们想尽办法攻城，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最后不得不采用毛泽东预备的“火牛阵”，去冲击敌人设置的电网。他们将几百头牛一字排开，在牛尾巴上绑了蘸了汽油的棉花，点燃后，使牛群向电网冲击。可是没想到乱冲乱闯的火牛，有些被敌人的机枪打死了，有些则冲回了自己的阵地，反而伤害了不少红军战士。毛泽东为如何才能引导围攻长沙的部队撤下来，颇费琢磨。总前委指挥部在攻打长沙的日子里，几乎天天开会，天天争论。毛泽东以攻打长沙失利的事实，反复说明弱小的红军不能进攻敌人较强的中心城市，否则是以卵击石，导致红军的覆灭。一系列的会议和一次又一次的争论，都没有使彭德怀等人认识到红军还不具备攻坚战和阵地战的条件。红军的伤亡越来越多。红1军团损失干部一百几十名，士兵1600多人；红3军团也伤亡了1000多名。国民党的援军又从各方面赶来了，形势对红军已经十分不利。正在此时，中央军委长江局又传来了张发奎的援军已经进到湘潭的消息。毛泽东因势利导，当即提出先消灭张发奎的援军，然后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如果可以实现的话，他就可以把红1方面军调到机动的位置上了。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因为并没有放弃攻打长沙和武汉，所以得到了要打长沙的干部们的赞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9月12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撤围长沙后进占萍乡株州待机的命令》。命令宣布说：为实现“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方面军决定“占领萍乡、攸县、醴陵、株洲等处待机。”毛泽东的“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驻守长沙的国民党第4路军总指挥、湖南省清乡司令何键，是一个积极**的刽子手，早在“马日事变”时，双手就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他接连遭到红军攻击后，恼羞成怒，在红1方面军撤围长沙后，立即进行疯狂地反扑，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一时间，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枪毙共产党要犯的消息，腥风血雨笼罩着闷热的长沙城。在白色恐怖之中，到处是风声鹤唳。何键对朱毛红军又恨又怕，对毛泽东更是恨之入骨。于是他就悬重赏捉拿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我听到一个故事，说我老家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而且，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何健还派特务假扮风水先生，暗中打听毛泽东的祖坟在何处；又派军队到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已经脱党的毛宇居和韶山的乡亲们，利用滴水洞山高林密的地理条件，深夜把毛翼臣的墓碑取下来，移至附近的虎歇坪大石鼓地下，又把挖墓碑的坑穴填平，栽种了花草，还在毛翼臣的坟墓旁边修了几座假坟；同时也保护了毛顺生和文七妹的合葬墓。就这样，毛泽东的祖坟才得以保存了下来。后来在1986年，韶山为使旅游者们饱览滴水洞的风光，在修建滴水洞别墅通往虎歇坪的便道时，于9月28日在一个长满荆棘杂草丛生的地方，挖掘出一块高3尺、宽1尺、厚3寸的墓碑，上刻：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夏月吉镌显考毛公冀臣老大人之墓男 贻昌  孙 泽东 泽铭 泽淋 敬立于是，有关部门便将毛泽东祖父毛翼臣的墓进行了重新修复。这是后话。再说何健也把罪恶的魔爪伸向隐蔽在板仓乡下的杨开慧母子。他悬赏大洋1000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何健的武术训练班教官、特务头子范瑾熙是板仓人，范瑾熙派暗探余连珊化妆成贩卖陶罐的小商贩，在杨开慧的家乡福临铺、清泰乡、板仓一带盯梢。在群众的掩护下，机敏的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东躲西藏，不断地变换住处，也曾到六舅向明卿的老家躲藏过一段时间，躲过了敌人的几次追捕。9月13日，总前委在株州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攻打长沙的经验教训。总前委决定：部队撤至江西袁州地区，以红1军团夺取吉安，红3军团进到清江一带，威胁南昌，阻击援军。9月13日午后8时，毛泽东、朱德发布了红1方面军第1军团向吉安集中的训令——《关于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1、我方面军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在争取革命暴动首先在武汉胜利夺取全国政权的前提下，在汇合江西千百万工农民众集中进攻的策略下，猛烈的、最火速的、最勇敢的夺取南昌南寻路以至湖口，消灭鲁涤平及江西反动统治，截断长江，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夺取武汉之任务，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1军团攻取吉安，第3军团略取峡江、新淦。2、本军团决于明（14）日由此地（株洲）出动，沿途分散工作，任务是发动群众筹款和缝制被服。行军工作的日期一共17天，限于本月30号全军团到达吉安之延福乡集中。”9月14日，红1军团开始向萍乡、攸县、醴陵3县进发，并在3县筹款，发动群众，建立政权。部队终于从对长沙久攻不克的困境中走了出来。正如后来郭化若所说：这正是毛泽东“在打文家市前夕就想好了的战略计划腹案的实现。”9月17日，毛泽东在红1军团到达醴陵的时候，以红1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名义写报告给中央，他写道：“围困长沙16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30余里。9月3日，将敌之出击者完全击溃，从此缩入战沟，不敢出来一步。到9月10日，我军第二次总攻不得手。9月12日，始决议向醴陵撤退。把敌军30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同时，给全国以颇大影响，则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二打长沙未能得手，原因在于：1.未能消灭敌人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31个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5个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2.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市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3.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人工事是欧式的多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通讯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至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以上3点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原因，而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1、3两个军团现在每月需款40万以上，目前给养业已告罄，必须萍、醴、攸3县筹款20万元左右方能支持半个月。同时，萍、醴、攸数县的地方工作，对于夺取湖南政权、打通湘赣联系颇为紧要（这3县均是白色，群众失败情绪颇重），故两个军团从9月14日一起以12天在3县筹款，并帮助地方党部发动群众建立党与团的组织，建立苏维埃，建立赤卫队。12天后，第1军团由安福进攻吉安，第3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夺取吉安、樟树前后，要解决新兵补充问题，要调20军、22军向北前进，配合广大群众，猛力进攻南昌、九江，占领南浔路。”这正是：匹夫之勇，气壮如牛徒奈何？智者之举，羽扇轻摇大移挪。欲知红1方面能能打下吉安否？请看下一章内容。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高压之下，在大部分军事领导人的挤兑之中，非常巧妙地把撤离长沙，待机萍、攸、醴，说成是为了实现“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而后又提出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方案”，打破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信条及其在军事领导人中间的影响，将数万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从危机中挽救了出来，实现了他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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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毛泽东大传——065

第65章

“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以一时的丧失土地换取消灭敌人，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不在一部分人民中一时地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话说1930年9月23日，毛泽东、朱德在萍乡红1军团总部发布了《进军吉安的命令》，仍然把夺取九江、南昌、长沙、武汉作为大目标，要“先攻下吉安城，使赣西南工农群众势力向下游发展与我们配合并补充大量新兵，扩大红军队伍。”正在此时，中共中央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人士变更。原来在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到会中央委员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青年团、全总党团代表20人，共计36人，刚刚从莫斯科归来的瞿秋白、周**主持了会议，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的报告，通过了《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全会撤消了李立三的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职务。六届三中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项英、周**、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李维汉、顾顺章、毛泽东。政治局常委有：向忠发、周**、瞿秋白。再说9月28日，红1、3军团到达袁州。9月29日下午，红1方面军总部下达了30日向吉安前进的命令。就在这时，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以中央全权代表的名义于当晚到达红1方面军总部。周以粟带来了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过的8月29日的《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要红一方面军返回攻打长沙，在“湘中主要敌力击溃与消灭后，便应掉转主力击溃江西主要敌军，进一步做到占领南昌、九江，使湘赣苏维埃能配合而巩固的向前发展。”由于交通阻隔，长江局和毛泽东等人尚不知中共中央已经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批评和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这周以粟不是别人，他原来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同学。老同学在前线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周以粟，为了说服周以粟，让他改变主张，就与他进行了彻夜长谈。毛泽东详细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和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最终以充分的理由说服周以粟接受了自己的意见。周以粟也是一位勇于服从真理的人，他原来是立三冒险主义计划的坚决拥护者，现在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了。可是在第二天，不少人知道了中央来信的精神。于是，在红1方面军内部又产生了维持原议攻打吉安和回头攻打长沙或南昌的争论。为此，红1方面军总前委在袁州召开会议，再次进行讨论。由于毛泽东事先已经说服了周以粟，所以，周以粟在会议上不再坚持中央的计划，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转过来帮助毛泽东说服了3军团的一些领导人不要再去打长沙或南昌，而是去攻打吉安。周以粟后来还感慨地称赞毛泽东说：“山沟里有马克思主义。”于是，袁州会议决定：先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上打南昌，而是继续执行株州会议的决定，去攻打吉安。吉安是一个被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武装长期围困的孤城，周围都是根据地，只有少数几个孤立的县城被国民党地方靖卫团占领。红军打下吉安，就可以使周围的根据地连成一片。9月底，红1军团由袁州、萍乡、攸县等地向吉安方向开进，担任攻打吉安的主力；红3军团由萍乡以南向清江方向开进，担任切断赣江交通和阻止敌人增援吉安的任务。毛泽东、朱德和参谋长朱云卿率领方面军总部走到离吉安不远的一个岔路口时，迎面走来了赣西南特委书记李文林。李文林数月前参加过上海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负有传达会议精神的使命。他告诉毛泽东说：“中央还是要红军去打南昌。”毛泽东听了，平静地用手指着正在行进的队伍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出发了。”李文林也不好再说什么，便说道：“那也只好这样。”1930年10月2日，红1军团兵抵吉水阜田。翌日，毛泽东、朱德下达“4号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战斗部署是：红4军为左翼，向螺子山、真君山进攻；红20军从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一线进攻；红3军与红12军为右翼，向神岗山、天华山一线攻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为配合主力红军行动，部署所有地方武装和暴动农民军一起进攻吉安。吉安城守敌邓英部不足3个团，另有江西保安第3团和吉安县警察大队。邓英虽然凭借赣江天险和7道壕沟的外围纵深防线，在口头上吹嘘吉安是“金城汤池”，“可保无虞”，但实际上他却早已被围得整日里提心吊胆了。10月4日拂晓，毛泽东、朱德率方面军总部亲临真君山前沿指挥，一声令下，红1军团和10余万地方武装、暴动农民军向吉安城发起了总攻。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用刀斩断敌人的电线，用稻草填满敌人的壕沟，用竹竿捅破敌人的电网。经过1天的激战，红军从城西突破敌人阵地，直插县城中心的中山路大街。邓英见势不妙，在白鹭洲利用夜幕掩护乘船溜走，红军沿岸追击。午夜12时，红1军团乘势攻占了吉安城，俘敌200余人，缴获了大批物资。10月5日，毛泽东、朱德率方面军总部和地方党政机关进驻吉安城。红1军团攻占吉安后，周围几个县的靖卫团都跑了，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到处都是红旗招展。红1方面军发展到5万多人。10月7日，十余万工农群众在吉安县城中山场召开庆祝胜利大会，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方志敏、陈正人、毛泽东、朱德、陈毅、李文林、邵式平、彭德怀、古柏等53人为省委委员，曾山为省苏维埃主席。地方党组织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李文林任行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秘书长兼党团书记。毛泽覃任吉安县委书记、赣西南后方办事处主任。办事处下设有兵站、兵工厂、被服厂、特务连，共计二三百人。毛泽东在吉安期间，有一则趣事，是贺子珍在几十年后亲口叙述出来的。她说：“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记得在1930年，红军一举攻下吉安后，我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在吉安，我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和妹妹相逢了。我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他就同意了。可是，我在妈妈那里刚待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妈妈一看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我们回去了。出门后，我问他：‘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你怎么来了？’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再说原先红3军团同意攻打吉安的一些领导人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打下吉安后再打南昌、九江。这也是中央的指示。现在，下一步的行动问题又被这些人提了出来。是否按照袁州会议的决定，再打南昌、九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决定，组织上服从，行动上走一步看一步，谨慎处置。10月13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命令，红1军团移师北上，向清江集中。10月14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报告了袁州会议的情况。他写道：“我们在袁州束装待发时，长江局派来周以粟同志赶到袁州。经过周同志报告之后，我们详细地讨论了一番，仍决定夺取江西政权。1军团以很短的时间打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3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顿补充等。”10月17日，毛泽东率总部抵达峡江，总前委在峡江召开了全体会议，讨论了时局、行动、土地、资本等问题。10月19日，毛泽东在给湘东特委的信中，扼要记述了峡江总前委会议的情况。他在信中写道：“总前委本月17日抵峡江，在此开了全体会议，对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均有决议。”“关于时局，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队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因为这是革命高潮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一省首先胜利，继续此胜利的发生与扩大，冲破消灭反革命的联合进攻。”“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土地一概没收，平均分配。”“分田必须按照人口平均分，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关于资本问题，“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限制他，克服他‘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的阴谋。”关于红军行动问题，会议未能就是否放弃攻打南昌、九江而取得一致意见。因此，仍决定：“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铁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全军团拟明后两日，由峡江出发，向南浔路前进。”就在19日这一天，红1军团从峡江出发，向清江方向前进。10月21日，毛泽东率总部机关到达清江县太平圩。毛泽东在太平圩主持召开了两天总前委会议，对于红军的行动问题，与会者仍是意见不一。就在此时，毛泽东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止，蒋介石就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而且他还发觉，国民党军队有从四面开来包围红军的迹象。因此，毛泽东立即果断地决定：总部从清江太平圩后撤15公里。毛泽东已经得知下列情报：“敌谭道源师已全部开至南昌；许克祥部及第5师熊式辉部之先头部队，皆于19日相继开至九江。”又据报载：金汉鼎、毛炳文两部，亦有来赣之说；公乘藩师现在抚州；袁州有湘敌罗霖部，分宜有其先锋部队约1营。”原来，蒋介石一直视“朱毛军”为“疥癣之疾”，不足为患。没想到现在却成了“肘腋之患”，非“剿除”不可了。他恨不得马上发兵剿灭。蒋介石早在1930年8月就提出了“剿匪”兵法，他说：“余细思之，如欲剿灭赤匪，绝非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成功。惟有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辟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匿，不得窃发。而我之官兵，则行动自如，如此乃可制其死命也。”一直到了1930年10月7日，蒋军攻下了河南郑州，取得了对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的基本胜利。至此，蒋介石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了。10月24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在袁水及瑞州河之间工作待机的命令。命令中说：“为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的夺取南昌、九江，争取江西全省胜利之任务，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人决战的条件，暂以7天为期（如延长则另有命令）。”毛泽东又一次适时而巧妙地使部队在中途停了下来。自此，红1方面军的1、3军团的5万人，分布于袁水流域的分宜、新余、临江地区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10月25日，红1方面军总部到达新余罗坊。毛泽东在罗坊根据收集到的国民党的报纸和情报，进一步判定国民党军队已经结束混战，正在向红军包围而来，其先头部队已到清江，与红军一江之隔，形势已经十分紧急。这一天，毛泽东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思想，确定红军行动方向，打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新余县罗坊陈家闹村，主持召开了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即罗坊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前委成员朱德、彭德怀、杨岳彬、朱云卿、古柏、黄公略、林彪、罗荣桓、罗炳辉、滕代远、袁国平、何长工，还有长江局军事负责人周以粟，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等20多人。10月26日，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总结了两次攻打长沙和攻取吉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决议中写道：“我们对长沙的占领与继续严重的进攻，以及吉安的夺取，不但对中国革命形势有大的转变，同样也转变了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说，革命势力的发展，阶级的根本矛盾，已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阶级极力想缓和自身的冲突，联合对付革命。帝国主义军阀这一暂时联合对付革命，使蒋介石有从前线大量调动兵力进攻革命的需要与可能。”“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的要成为游击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所以，这一轻装袭击的游击观点与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有计划的、有布置的战略绝不相容，应加以严重的纠正。”“战略是依据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而决定，战术是依据当时各种实际条件，运用一切手段以达到战略的实现。因而，战术在不违背战略之下，是时常可以转变的。在夺取南昌的任务下面，首先争取吉安，这一战略是非常正确，就不应简单机械的说，本是打南昌，为什么打吉安？又如，战略是确定占领南浔路，在战术上，或采取一直袭入，或在赣江两岸适当地点，消灭敌人主力，再行进占。这都归并于当时主客观两方面实际条件，不能一定拘泥。”“江西党与1方面军的任务，无疑的是配合江西群众，有计划的有布置的实行阶级决战，坚决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毛泽东巧妙地通过罗坊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批评军事冒险行动和分析江西革命形势，说明红军的行动必须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确定自己的战略进攻目标和战术原则，不能一味机械地照搬上级指示，再一次显示了他的高超的领导艺术。这时，国民党军对根据地围剿的态势已经形成，罗坊会议接着讨论了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仗该如何打？是在白区打？还是在根据地内部打？在与会者中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大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辩。毛泽东的意见是：在红军和根据地还不巩固，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根据地内退却，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不利敌的变化。然后实施反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中，以粉碎敌之“围剿”。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企图在赣江西岸的白区一带包围消灭红军主力的阴谋，主张红军应该东渡赣江，向根据地中心地带作“最后退却”，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部去打。这就是著名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提出以后，到会的一些红3军团的大多数干部，对毛泽东的方针不理解，他们大都是平江、浏阳、阳新、大冶一带的人，不愿离开本区东渡，主张1、3军团分家，夹江布阵，由红1军团到赣江东，而红3军团则留在赣江西。特别是“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政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他们认为：这样会丢失大片的根据地，危害根据地人民，对外产生不良影响。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退却方针也表示反对，他主张执行李立三“进攻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指示，到白区去打，极力“主张与敌人速打”，迫使敌人转入防御。10月28日，正当红1方面军内部争论不休的时候，蒋介石亲自发布了命令：“1、以歼灭朱、毛、彭、黄及方志敏各股匪之目的，集结第6、第9、第19路军及行营直属各部，在赣境内四周包剿各股匪于赣西地区及景德镇附近而歼灭之。2、所在赣之第5、第18、第50、第新5、新13各师，及独立14旅其它团队，暂编入第9路军，统归该总指挥鲁涤平指挥。”蒋介石在命令中所说的总指挥鲁涤平，就是江西省政府主席，他是这次“围剿”军的总司令。此外还有一个前线总指挥，他就是第18师师长张辉瓒。蒋介石总共调集了11个师又两个旅计10万兵力，他还亲自为这次“围剿”，制定了“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作战方针。具体战略是：3路大军，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一线，分8个纵队，向革命根据地进攻；在吉安、泰和和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企图将红军主力压至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要“擒贼先擒王”，将朱毛红军“聚而歼之”，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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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毛泽东还在罗坊会议上向大家反复进行说明：此次蒋介石、鲁涤平大举进攻根据地，意在速战速决，迫使红军进入白色区域，然后包围袭击。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弱点，看清敌人的毒计，站在主动地位来确定我们的战略。

毛泽东对于那些怕丧失土地的疑虑，费了不少口舌，反复地说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说：

“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以一时的丧失土地换取消灭敌人，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不在一部分人民中一时地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

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红色区域，在群众的配合下作战，这是消灭敌人，进攻南昌、九江，争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策略。只有诱敌深入红区，大举歼敌，敌人主力在野外被消灭了，敌人的守城工事也就没用了，我们就可以长驱直入，南昌、九江不攻自破。这种战略，才是最实际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才是扩大红军争取革命胜利的策略。”

彭德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说：

“如果1、3军团分开作战，一次歼灭敌人1个师很勉强；如果两个军团合在一起，歼敌1个师就比较轻松。在政治上以朱德、毛泽东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1、3军团不能分开。有意见过河再说，但不能妨碍行动。”

为了使大家理解“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泽东在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人的支持和协助下，在会上做了大量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最后终于说服了红1方面军的一些高级指挥员和其他地方干部，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对付即将面临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红军前敌委员会确定：红军退到赣江东岸，退到赣南根据地，“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诱至地形及群众均对我有利的根据地内，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路，再及其余，以打破敌之“围剿”。

这是毛泽东在紧急关头的一个关键性的战略决策。红军能够粉碎国民党军的第1次“围剿”，这个战略决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0月30日，国民党军3路部队正在向红军包围而来，形势已经十分紧急。

1930年11月1日，毛泽东、朱德在罗坊园前村红1方面军总部，发布了《移师赣江东岸工作筹款的命令》，开始了诱敌深入的撤退计划。命令中说：“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使其疲惫而歼灭之，决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淦、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工作时间，以1个月为期，各部须按期完成该县区之工作。”

命令规定：

第3军团为中路军，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应立即迅速渡过袁水南岸，集中队伍，向樟树前进，相机略取樟树，在樟树通丰城、新淦两大道附近筹款20万，发动群众。

第4军、第12军为右路军，归林彪、杨岳彬指挥，相机略取抚州，在南丰、南城、崇仁、宜黄各处工作，筹款40万，发动群众。

第3军为左路军，由黄公略、蔡会文指挥，担任赣江西岸一带地区干扰敌人的工作，牵制敌人进攻吉安。

以刚由赣南归红1军团建制的红22军，担任吉安城防，掩护江西省党政机关转移。陈毅以红22军军长兼江西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第20军在吉水、永丰、新淦一带工作，须经常与总部保持联络。

各路在任务完成后，再到指定地点集结待命。

自此以后，总前委、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领导根据地军民，紧张地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军队和地方的各级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在干部、战士和人民中进行政治总动员，说明诱敌深入方针的必要性，解除群众特别是干部中的种种顾虑，号召军民团结一致的对付敌人“围剿”，树立必胜的信心。还在根据地内部建立人民武装的统一指挥机构和各种战勤组织。在敌人可能进占的地区，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部署游击战争，肃清暗藏的敌人，纯洁内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结成了一个团结对敌的整体，为反“围剿”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1月5日，国民党围剿军开始向红军进攻了。

就在11月5日前后，红1方面军主力按照罗坊会议的决定，从袁水两岸向赣江以东的预定地区转移，并向樟树镇、临川方向进逼。

11月7日，国民党各路围剿军分别进到清江、新淦、黄土街、罗坊、新余、分宜等地。

毛泽东派周以粟以中央代表名义，到3军团传达指示，要3军团东渡赣江。这时，在红3军团内部，还有不少人主张1、3军团分家，夹江而阵。彭德怀做了大量说服工作，率部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

国民党围剿军进到袁水两岸地区，企图将红军主力消灭在根据地之外或边缘地区，这时才发现红军已经先期东渡赣江转移，第一次扑了个空。

鲁涤平发觉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后，深恐红军夺取樟树镇、临川，就急忙调整部署：令第3纵队继续在赣江西岸进攻，令第1、2纵队集中到赣江以东，寻求红军主力作战。

红军抓住敌人立脚未稳的机会和急于求战的迫切心理，在实行战略转移的过程中，以少量兵力会同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故意走一路丢一路烂草鞋、破衣裳、破斗笠，还设上一些番号多不胜数的路标，装成红军主力的样子，虚张声势，阻击、消耗、疲惫、迷惑、引诱敌人。

总前委在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后，为了是要在根据地边缘地区消灭敌人，还是在根据地中心区域消灭敌人问题，再次召开会议，研究退却的终点问题。毛泽东反复考虑，还是实行“中心退却”好，退到根据地中心区，条件更为有利，消灭敌人更有把握。

11月中旬，毛泽东、朱德指挥红1方面军主力分别从赣江以东的新淦，崇仁、南城、南丰、吉水之间地区和赣江以西的路口、油田地区，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南垄、龙冈地区转移，待机破敌。

毛泽东在吉安见到了红22军军长陈毅，他们2人住在一个小绸缎铺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毛泽东提到他和周以粟的争论以及如何说服周以粟时，陈毅说：

“你看中央来一个人就掀起了一个风潮，将来中央要搬来了，就怕要推翻你了。”

11月18日至20日，国民党进剿军分别进到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结果又一次扑空。此后，敌人即在上述各地进行“清剿”，为继续进攻苏区的中心区域做准备。

11月19日，毛泽东由吉安来到永丰藤田，与总部和红3军团会合。

有一次，毛泽东在去永丰县君埠的路上，碰见两个红军战士押着一个青年往君埠村走去，背后一个老太婆跌跌撞撞地哭着。毛泽东急忙上前扶着老太婆，喝住两个红军战士。一问才知道是毛泽覃所部在扩大红军工作中出了问题。毛泽东怒不可遏，当场让红军战士放了那位青年。毛泽东气冲冲地来到毛泽覃的办公室，天已经黑了。兄弟俩一吵就是一个通宵。毛泽东还责问弟弟说：

“为什么不交书面报告？”

毛泽覃说：

“没有时间写。”

“为什么没有时间写，干什么去啦？”

毛泽覃提高了嗓门：

“哦！我每天干什么都要向你报告吗？你每天都要管呀？”

毛泽东也急了，斥责道：

“父不在，长兄为父，我有责任教训你！”

说着挥拳就要揍小弟弟。毛泽覃年少气盛，也毫不相让，他大声说道：

“不错，你是我的长兄，可以有家法，但这里是共产党内，不是毛氏宗祠！还有党章哩！党章上可没有这一条。我是要党章的，不要家法。”

毛泽东闻言，自知失态，方才罢手，并向弟弟认了错。

次日，毛泽覃找到那位青年，向他赔礼道歉；他还跟着青年来到了青年的家，老太婆急忙迎出门外，毛泽覃也连忙向老人家作了检讨。

毛泽覃在担任永、吉、太特委和独立师领导职务期间，对教育和团结犯错误的同志注意不够；在分配战利品时，不适当地照顾机关干部，一部分同志对他有意见。毛泽东知道后，就把毛泽覃叫来去。他知道小弟的脾气拗，不容易说服他，就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在指出他的错误之后，说道：

“共产党不是毛氏祠堂，不要以为是兄弟关系，就可望得到庇护！”

毛泽东在永丰期间，多次召集总前委会议，反复研究战略退却的终点问题。毛泽东、朱德等人经过认真考虑，认为退却终点亦即战场，必须具备6个条件：1、人民积极援助红军；2、作战阵地有利于红军；3、红军主力易于全部集中；4、敌人交通阻塞，不便联络；5、敌人耳目闭塞，容易发生过失；6、敌人补给困难，我与敌周旋能使敌疲劳沮丧。

根据地前沿地区显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是，如果退到根据地后部，如在会昌、寻乌、信丰一带作战也没有必要；最理想的地方还是在根据地中部为最好。

11月27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总部发布《关于到黄陂小布集中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集结主力由右翼出击，次第歼灭敌军，拟于12月1日以前，在黄陂、小布、洛口一线集中完毕。”

红军各部依令继续退却，于1930年12月1日到达退却终点——宁都县西北的黄陂、小布一带地区，最后完成了反“围剿”的战略退却任务。

此时，国共双方的态势是：

红1方面军两个军团主力和总部直属队，共约4万多人。红军战士士气高涨，领导层的思想已经统一，广大群众积极配合，提供情报，组织支前；红军还有若干地方的独立团配合作战。

国民党军以10万兵力，在800里战线上摆开“围剿”的架势：最东头是刘和鼎的56师，远在福建建宁；最西头是蒋光鼐、蔡廷锴的19路军。

这800里中间，敌军又分为2路：敌之左路是朱绍良的第6军，毛炳文的第8师和许克祥的第24师，进展缓慢；敌之右路是归第9路军鲁涤平指挥的张辉瓒的第18师，进占东固；其后是公秉藩的第28师，在富田；谭道源的第50师，尚在向源头前进中。

国民党军800里连营，实际上是首尾不能相顾，而右路军却已经暴露在红军主力部队面前了。

鲁涤平指挥的这3个师因为求战心切，便孤军深入。他们进入根据地内，粮食被坚壁清野，消息受到封锁，始终不知红军主力所在。

这正是：掣肘处处有，口水时时喷；做事不容易，各人有各心。

乱世王自多，龙虾具相混。兵凶与战危，方识假与真。

欲知红军如何打破国民党军的第1次围剿，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自己处于少数孤立地位的时候，采取组织上服从、行动上走一步看一步、谨慎处置的方略，先后在袁州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巧妙地转变了自己的孤立地位，真乃大智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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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毛泽东大传——066

第66章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话说在1930年12月初，红1方面军总前委根据赣西南在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遣总政治部秘书长兼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到江西行动委员会、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红20军指导肃反工作。原来早在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党“清党”、“肃反”的指示，正式发出了《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江西省委“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并在指示信中严厉批评江西省委对“AB团”“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说明工作落后”，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地扩大反AB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后来，江西省委迫于中央的压力，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肃反”运动，以至发展到在军队中开展肃反。总前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派李韶九前往江西行委和省苏维埃及红20军的。谁知李韶九此一去，竟惹出了一桩天大的祸事。12月7日，李韶九带领红12军1个连来到富田，立即包围了江西行动委员会，先后将行委常委段良弼、行委秘书长李白芳和红20军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8位主要负责人，抓了起来。这就为后来的“富田事变”埋下了祸根。此时，红3军团正逐步向永丰以南的黄陂、小布地区收缩前进，部队越进入根据地中心地带，越见不到群众，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了。大家纷纷抱怨：这是什么根据地？连白区都不如！原来，江西行动委员会对毛泽东的军事方针不满意，他们说毛泽东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他们的方针同总前委的决定针锋相对，是要“打到南昌去”。于是，他们便对红1方面军主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1方面军主力部队见面。正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几乎使红军主力发生内讧。12月8日夜晚，红3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送给彭德怀一封毛泽东写给秘书古柏的信，信中大意是说：要在审问反革命组织AB团中，逼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这里不得不交代一下AB团是什么意思。原来AB团是在大革命时期江西省国民党党部中的一些极端**分子组织的一个秘密组织。AB团当时的含义是省级组织和县级组织，后来被译成英文AmtiBoshevik，即反布尔什维克。1927年4月2日，江西省区委领导的省工会、农会、学联，在朱德驻南昌军官教导团的协助下，一举捣毁了AB团组织。1930年9月，赣西南特委在中共中央1929年11月13日指示信的压力下，宣布破获一起AB团大案；从此，AB团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警觉。再说周高潮在8日晚还交给彭德怀一份近万言的《告同志和民众书》。《告同志和民众书》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民众们：党内大难临头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接下来，《告同志和民众书》列举了毛泽东一大串所谓罪状，其内容无非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投降路线啦之类。彭德怀边看边问周高潮：“送信的人呢？”周高潮说：“在外边。”彭德怀说：“是一个什么人哪？”周高潮说：“是一个普通青年农民。”彭德怀说：“请他进来。”彭德怀看完信，还不见周高潮领人来，他心想：“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分裂1、3军团。看样子不只送给我一个人，很可能还会送给朱德、黄公略等人。如果真的送给了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阴谋，处理稍有不慎，将会产生一个最大的不幸！”此时，毛泽东的形象、言行举止、以及他的一贯方针、政策一一在彭德怀的脑海中闪过。彭德怀断定，这封信是伪造的，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一个险恶阴谋。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周高潮才回来说：“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彭德怀说：“送信人就走了吗？”周高潮说：“是的。”彭德怀心想：“这样重大事件，不派重要人来商谈，而派这样一个普通送信人员，既不要回信，也不要收条，这才怪哩！这更证明是阴谋。如果有人信以为真，后果不堪设想。”周高潮从桌子上拿起信来看，彭德怀问他说：“你看怎样？”周高潮回答说：“为什么这样阴险呀！”彭德怀说：“明天9点召开紧急前委会议，讨论这件事，除前委同志外，团长、政委、主任、参谋长都参加。”此时已经是12月9日凌晨2点了。周高潮说：“已经2点了，是今天9点吧？”彭德怀说：“是今天9点。”滕代远、袁国平、邓萍等人闻讯都赶了来，彭德怀把信让他们看了，滕代远说：“好危险呵！这是一个大阴谋。”此时，总前委驻在黄陂。大家一致认为，他们和总前委距离远，来不及请示，又怕发生意外事变，就决定让彭德怀立即写一个简单的宣言，大意是：《告同志和民众书》是反革命性质的；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就是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1、3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彭德怀正写着，滕代远叫道：“吃饭哪！”彭德怀说：“还有几个字没完。”12月9日上午9点，红3军团参加会议的人到齐了，彭德怀把那封伪造信和《告同志和民众书》让到会的人传看。他又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叫到一边，把昨晚送信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大家对周高潮有怀疑，因为周高潮是10天前由江西行动委员会介绍来的，他还是一个立三路线拥护者。大家商定：由邓萍安排1个班将彭德怀所写的那份不到200字的红3军团宣言和那封假信送到黄陂总前委去。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3人再次走进会场，大家正在议论纷纷，有的激动紧张，有的怀疑，绰号“猛张飞”的杜中美大声说：“好大的阴谋！”周高潮宣布开会，彭德怀首先讲话。在他讲话中间，黄公略也来到了会场，听了十几分钟就走了。会议结束后，彭德怀问邓萍说：“公略来干吗？”邓萍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就走了。”就在12月9日这一天，“富田事变”发生了。起因是李韶九来到红20军驻地东固后，他同团政委刘敌谈话说，要在红20军内肃清AB团。李敌一听顿时急了，他马上鼓动独立营包围红20军军部，逮捕了李韶九和军长曾炳春等人，释放了以AB团嫌疑被捕的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人。12月10日，红3军团开到小布，离黄陂总前委有七八公里，而总前委离此时红1军团的驻地东山坝，尚有30多公里。彭德怀到黄陂要请毛泽东到小布去讲话。彭德怀在见到朱德时，朱德也把送给他的假信拿出来让彭德怀看了。彭德怀这才知道，这些假信都是富田事件的领导者丛永中写的。因为毛泽东的字另成一体，别人很难学，丛永中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象；但是，毛泽东在写信时，连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书写的，而丛永中在这些信中写的却是阿拉伯数字，一不小心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在彭德怀陪同下来到小布，在红3军团干部会上讲了话。红3军团的干部们第一次见到了总政委毛泽东。会后，毛泽东握着彭德怀的手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谢谢你对我的信任。”12月12日，刘敌、谢汉昌率领红20军直属队400余人，乘夜冲向富田，缴了警卫连的枪，包围了江西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放出了被怀疑为AB团而被关押审查的20余人。12月9日、12日这两天刘敌、谢汉昌的一系列行动，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等人把红20军的一部分拉到赣江以西地区，缩编为1个团，脱离了红1方面军的指挥。毛泽东马上派反对“富田事变”的江西省委书记陈毅，去处理“富田事变”。此时，呼应兵变的还有驻在富田的大批20军的指战员和赤卫队，他们也写出了“拥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的大标语。苏维埃政府迅速派出1000多名红军去富田平叛，结果被兵变部队击退了。苏维埃政府紧急调动主力部队去平叛，朱德拒绝在平叛命令上签字。毛泽东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停止对兵变的军事行动，放富田镇的叛军撤离，结束红军之间的自相残杀；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行动为辅，争取受蒙蔽的大多数人回到革命阵营里来。这一行动使红军内部的冲突迅速平息，兵变部队被瓦解，许多红军指战员返回革命队伍，表示要戴罪立功。总前委将红20军余部缩编为以粟裕为师长的第64师，暂归红12军建制。江西行动委员会知道阴谋已经败露，就过了赣江到永新去了。毛泽东在和彭德怀讨论如何去争取他们时，彭德怀有感而发，向毛泽东叙述了他所处理的袁文才、王佐事件的经过。原来在1930年3月初，彭德怀等人将3、4纵队集结于永新、吉安、安福边境，进行夺取安福城的攻城练习。那时在湘赣边界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湘赣边界特委负责人朱昌楷、王怀、龙超清等人，以毛泽东的名义要各县负责人带县赤卫队到永新城参加特委会议。袁文才、王佐听说是毛泽东通知开会，就带一部分队伍去参加了。在一天深夜里，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秘书长陈正人一行人来到了红5军军部，他们对彭德怀、滕代远和邓萍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还说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将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在讲话时，把驳壳枪“啪”地一声摆在了桌子上。他们说：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如不承认这一条，袁文才、王佐有将参加边界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干部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红5军立即出动，挽救危机。彭德怀说：“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5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至于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么快呢？”朱昌楷说：“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4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袁文才在红4军政治部看到了‘六大’决议的原文。他逃回后，将那段原文念给不识字的王佐听，并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相信的’。”彭德怀说：“打南雄回来以后，约半个月，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一个人到王佐处，我想把王佐、袁文才的关系搞好一点，王佐总是撇开此事。黄昏以后，红5军司令部派传令兵来接我回去，王佐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很紧张，立即把手枪拿出来，左右人员也把枪端起来了。我知道他有怀疑，坐着未动。说，‘这里没有敌人嘛！’又问：‘传令兵同志，你来干吗？’传令兵回答说：‘党代表要我来接你，怕路上有狼呀。’从这个事情来看，王佐多疑是肯定的。”事情突然，时间紧迫，军委开了临时会议，彭德怀和特委共同决定：派4纵队党代表张纯清和刘宗义带4纵队一部分，从30里外赶往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袁文才、王佐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第二天拂晓，4纵队的一部分人进了城，在城东门不远的一幢房子里找到了袁文才，朱昌楷闯进卧室用手枪把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枪声，冲出房门，越过城墙逃跑，在涉水渡河时中弹负伤，溺死于水中。就这样，正当革命用人之际，毛泽东千辛万苦费尽心机教育出来的两位英雄好汉、共产党员，被彭德怀、朱昌楷等人给草率地报销了，岂不可惜！在这次事件中，袁文才、王佐部有20余人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300多人在城内未动。特委将他们改为湘赣边区独立团，受特委直接领导。后来在4月6日，赣西南特委批准了西路行委关于杀害袁文才、王佐的报告，并发布通告，认定了袁文才、王佐“反对分田，反对建立苏维埃”和“勾结罗克绍，扰害永新赤色政府”这两项“莫须有”的罪行。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叙述，确有锥心之痛，以至于在几十年后又重提此事。但去日不可追，死者长已矣，为了团结彭德怀等人，也只剩下扼腕叹息的份了，他不无遗憾地说：“讨论‘六大’文件时，不应该让他们参加。”彭德怀说：“在红5军4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文才、王佐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4军跑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袁未回以前，王佐随5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5军是不怀疑的，那次随5军到南雄，是王佐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未向他建过议，要是王佐过去有怀疑，他就不会随我们出去。”这才叫：莽将军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忠烈士遇克星罪在莫须有。再说根据地在处理“富田事变”中，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毛泽东指示吉安县委书记毛泽覃到东固调查处理。毛泽覃在吉安县委妇女部长、也就是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的协助下，深入调查，释放了那些被关押的党员和群众，并及时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不久，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在赣西南在肃反中，被以AB团重大嫌疑犯扣了起来。1932年5月30日，李文林被国家政治保卫局以“重要AB团团犯”的罪名枪毙。李韶九则在富田事变后不久，又兼任了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这一时期，天生炮筒子脾气的陈毅，在处理富田事变中的一些讲话，也引起了李韶九的注意，他把陈毅看做是AB团的团长，说陈毅“保护AB团”。二人言来语去弄得翻脸了。据李聚奎后来回忆说：有一次，陈毅骑着一匹大白马去参加总前委扩大会议，路上遇见李韶九。李韶九恭维说：“陈军长的马好棒啊！”陈毅眯缝着眼回答说：“只要我陈毅不是AB团，谁也夺不走我的马！”萧克后来也回忆说：“李韶九早已怀疑陈毅，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过不了好久就要有一匹好马，有条好枪了，这可是个大人物啊！’”陈毅听了这些传闻后，哈哈一笑说：“老子有好几条枪，谁敢来！”说话不及，舆论陈毅是AB团的风声越来越大了，陈毅终于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有一天，陈毅被通知去开会，他暗忖此行凶多吉少，说不定一去就回不来了。于是他对妻子萧菊英说：“我去开会了，等到今天下午6点钟还不回来，你就快走，到你老家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事，我会派人把你接回来的。”这一天，陈毅在会议上倒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在归途中，却遇到了白匪袭击，他的马被打死了，只好和警卫员绕道步行，一直到晚上8点才赶到家。哪知到家一看，却发现妻子不见了。原来萧菊英等到晚上6点钟，还不见陈毅回来，她误以为陈毅是被当作AB团给抓走了，情急之下竟投井自杀了。陈毅悲痛异常，含泪写下了《忆友》诗一首，前有小序云：“余妻萧菊英不幸失足落井死，草草送葬，夜来为诗，语无伦次，哀哉！”诗中有句云：“人间总比天堂好，记否诺言连理枝。依稀门角见玉姿，定睛知误强自支。”有道是祸不单行，陈毅在丧妻之后，还真的被李韶九给抓起来了。后来，还是被毛泽东给救了出来。薄一波曾经谈起过此事，他说：“毛泽东也同我谈起过，他说：‘打AB团打得过火了，把陈毅也打进去了’。”陈毅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也说过：“李韶对我说：‘你是AB团，只有自首方有出路。’我写信报告了毛主席，2天就得到了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B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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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趁机说说毛泽东有趣的家庭故事。

毛泽东的性格虽然是温和的，但他的火气大也是很明显的。他和贺子珍本来是志同道合的一对，但有时也不免会因种种事端而发生争吵。有一次，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扭伤了脚，疼得很厉害。毛泽东非常着急，亲自请中医给他开了几副草约和偏方。毛泽东嘱咐贺子珍说：

“子珍，你去给古柏熬药去。”

贺子珍正在看书，应了一声，没有动。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见她没有动静，又喊道：

“子珍，你去烧点热水给古柏烫烫脚。”

贺子珍仍然没有动。毛泽东一看这情形，有点不高兴了，就朝贺子珍吼道：

“你不像个共产党员，没有一点阶级友爱。你再不去，我开除你的党籍！”

“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贺子珍也生气了：“我正在学习，这些事情警卫员不能去？古柏的爱人不能干？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其实，古柏的爱人曾碧正在看护着古柏。

这天晚上，贺子珍一赌气，一个人裹着红毛毯睡了。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的气也消了，便主动走过来缓和气氛，他说：

“好了，好了。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钢铁相撞响个叮当，谁都不让谁。学习要学，同志也要关心嘛。”

贺子珍听到丈夫这幽默诙谐的话语，自然也气不起来了，夫妻俩又和好如初。

再说12月下旬，总前委在黄陂的中排村，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具体研究第1次反“围剿”的计划问题。

在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终于收到了中共中央10月间正式下发的《中央紧急通告（通告第91号）》，这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撤销了李立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秘书长职务。

另外，周**于10月27日在为中央起草的致红军1、3军团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在根据地设立苏区中央局，以项英为书记。在项英未到之前，可先成立，暂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朱德为红1、3军团总司令。指示信还说，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在中央局。

《中央紧急通告（通告第91号）》在扩大会议上传达后，大家的思想更加统一了。毛泽东作了报告，他根据国际国内、敌我双方的形势，详细分析了红军能够粉碎敌人“围剿”、夺取胜利的8个具体条件：

1、国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帝国主义；2、国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蒋介石、鲁涤平；3、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的战略差，着着失败；4、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5、我们的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6、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7、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8、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

黄陂会议结束以后，总前委将毛泽东的讲话归纳为“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又制定了《三十条作战注意》，一齐印发给根据地军民。

毛泽东、朱德和总前委及红军总部一同从黄陂的中排、上排转移到小布，分别住在赤坎村新屋下和龚家祠。

12月25日，总前委在宁都小布麻糍石下河滩上，召开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议由袁国平主持。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两边的台柱上，悬挂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一副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毛泽东在誓师大会上作了振奋人心动员报告，他声音洪亮地说：

“今天开的是动员大会，明天早上就要打仗啦！敌人对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部队有湖南的18师，江西的52师。江西的归鲁涤平指挥，湖南的归唐生智、何健指挥。现在苏区的群众封锁消息，敌人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却知道敌人就在山那边。”

毛泽东把大手朝前一推，说：

“我们先消灭张辉瓒的18师，它是敌人的精锐部队，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先把这支部队打垮，最后粉碎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高声问道：

“消灭18师，大家赞成不赞成？”

台下全场的人振臂高呼：“赞成！”

毛泽东又问：

“打不打胜仗？”

大家回答：“打胜仗！”

毛泽东接着说：

“目前局势是严重的，敌人大兵压境。可是，我们有足够胜利的条件。是那些条件呢？”

毛泽东稍作停顿，然后举起左手，用右手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按下左手伸开的手指，一共讲了6个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条件。他说：

“第一条，我们军民一致，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的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这是最重要的条件；第二条，我们已经选择了有利于作战的阵地，已经设下陷阱，可以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条，我们可以集中兵力，先歼灭敌人的一部分，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条，我们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挑弱的打；第五条，我们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它就由强变弱了，然后再打；第六条，我们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人之隙，加以打击。

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两次大踏步的退却，敌人已经钻进了我们的口袋，敌情、地形、人民条件都已经变了。6个条件已经具备，胜利就在眼前。”

最后，毛泽东亲自领着大家呼口号：

“勇敢冲锋，奋勇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

“活捉鲁胖子，打倒蒋介石！”

会场上军民们的激情达到了顶点。

朱德跳上主席台，高声问道：

“同志们，怕不怕死？”

台下齐声回答：

“不怕死！歼灭18师过新年！”

歼敌誓师大会后，一份份紧急情报，送到了设在赤坎村龚家祠的红军总部：

毛炳文部已经窜到广昌；许克祥师经宁都、东韶进至洛口；

公秉潘师在东固附近与张辉瓒师发生误会，混战一场后，正集结在永丰、富田，策应各方；

张辉瓒抢在公秉潘师的前面，进到了永丰的南龙；

谭道源师已经赶到距小布30华里的源头，并派出1个团，前进到了距小布十几里的树陂。

军情急，战事迫。红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看首先反击那一路敌人了。总前委和总司令部，当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作战方案。有人提出先打兵力较弱的国民党左路毛炳文、许克祥两个师，然后由西向东横扫。

毛泽东听着大家的意见，反复考虑着敌我双方的情况：1、国民党军队不到10万人，且均非蒋介石的嫡系，总的形势并不十分严重。2、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3、敌军公秉潘、张辉瓒、谭道源3个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辉瓒师主力在龙冈，谭道源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4、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5、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3个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6、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是“围剿”的主力军，谭道源师是“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张辉瓒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14000人，张辉瓒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1个师是绝对优势。7、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隐蔽接近。8、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9、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10、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

毛泽东待大家充分发表了意见后，分析说：

“先打毛、许二师，固然好打，但打了毛、许后，张辉瓒、公秉藩、谭道源3个师就会收缩到一起，再打就难了。这样，毛、许二师虽能打败，敌人的围剿却不一定能打破。相反，正面敌人之右路3个师，张辉瓒、谭道源两师是主力，张辉瓒又是前线总指挥，如果打掉了张、谭，就把敌人的800里连营切断，使之成为远距离之两群，敌人的围剿就打破了。而且，我军在兵力上也大大超过张、谭二师。”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先打张辉瓒的第18师或谭道源的第50师。

12月24日，毛泽东得到消息，谭道源师正在源头进行拉练，准备向小布前进。小布地区便于设伏，毛泽东决定红军在小布设伏，首先消灭谭道源师。

12月25日1时，毛泽东、朱德发出《伏击进犯小布之敌的命令》。红军于当日拂晓轻装前往小布埋伏。部队规定：白天不许煮饭，前线指挥员不许骑马，以求高度隐蔽。待敌脱离源头阵地，进入红军预设阵地时，出其不意的歼灭该敌于运动中。

但是，红军各部连续埋伏了2天，敌人都没有出现。原来，谭道源师已经集合好队伍，准备向小布前进，一个反革命分子向谭道源部报告了红军设伏的情况，使谭道源临时改变了主意。

这正是：布下天罗网，要捉大鳖鱼。

一事虑不周，内奸泄天机。

欲知毛泽东如何改变战策，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袁文才、王佐之死，实在是有点冤枉，有点可惜。如果没有“左”倾路线的错误方针，如果他们一直跟着毛泽东干下去，不是烈士便是将军，这是肯定无疑的。毛泽东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教育改造他们，终于使他们的队伍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况且袁文才本来就是共产党员，王佐也已经被毛泽东培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怎么说杀就杀了？在他们死的时候，既没有审问，也没有宣判，就稀里糊涂莫名其妙地到阎王爷那儿去报到了。亏得阎王爷只是个传说，否则的话，袁文才、王佐能不喊冤打官司吗？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67

第67章

“这就叫做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

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话说红军两天两次设伏，都未能打到谭道源师，红军中便有人发牢骚讲怪话了，说毛泽东是在“摆孔明阵”，部分指战员主张一鼓作气，强取源头，歼灭谭师。

1930年12月27日晚，红军总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毛泽东针对部分领导人的急躁情绪，反复说明了慎重初战力求必胜的道理。他说：

“初战第一仗，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3个原则”。

红军为了隐蔽目标，仍从黄陂转移到黄陂以东的君埠和上下固一带，继续坚持待机。

12月28日，鲁涤平命令其已经深入苏区的5个师向黄陂、小布、麻田地区之红军实施总攻。

这一天，年仅23岁的红12军第64师师长粟裕，亲自化装侦探敌情，探知“敌谭道源部仍在沅头、上下潮、树陂一带，熬延不进。”而敌军前线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赞以其第54旅留守东固，由他亲自率领师部和第52、53旅，“经善和、藤田到达源头，现正向上固、龙冈推进中。”

粟裕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建议在龙冈设伏。这是粟裕第一次向毛泽东提出重要的军事建议。

好一个不怕死的孤军深入！毛泽东大喜。他和总部研究后决定：龙冈地区的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都有利于红军，首先歼灭张辉瓒部于龙冈地区。

毛泽东、朱德发布总部红字第11号命令：《横扫左翼之敌张辉瓒等部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张辉瓒以至许、公、罗各师），次第歼灭之。拟分兵2路，左沿君埠、龙冈，右沿上固、潭头，向东固次第攻击前进。”

具体部署是：以彭德怀、滕代远的红3军团，林彪、罗荣桓的红4军为右路军，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黄公略、蔡会文的红3军，罗炳辉、谭震林的红12军为左路军，由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

12月29日，红军转移到黄陂西面君埠及其以北一带，隐蔽集结。当日午前，毛泽东得到消息，张辉瓒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占龙冈，预料敌人次日晨将向君埠前进。

毛泽东根据这一情况，立即于傍晚时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

除了留中央军委政卫团，在黄陂钳制源头、洛口、头陂之敌外，主力部队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全部利用夜间秘密向西开进，在龙岗和君埠之间的黄竹岭设伏，求歼敌人第18师主力于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指着参谋处长郭化若绘制的地图说：

“大家看，这里是东固，东固东20里是南垄，南垄东20里是龙冈，龙冈东20里就是我军所在的君埠。龙冈与君埠之间的黄竹岭，地势很高。就地形而言，龙冈最具优势。此镇位于群山环抱的盆地之中，前面是一条两丈多宽的大河，后面则是大山，山路崎岖，林木茂密，是易守难攻之地。我看，我军就在龙冈设个布袋阵，将敌人诱入此地，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朱德说：

“好！这诱敌的任务就交给罗炳辉的35师好了，怎么样？”

毛泽东转向红12军军长罗炳辉说：

“你率领红35师，边打边走，牵住张辉瓒的鼻子，争取于30日午前将他引至龙冈。记住，只许败，不许胜。”

是日晚8时，毛泽东、朱德下达了总部红字第12号命令：《攻击龙冈之敌张辉赞师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以左路军于明（30）日攻击龙冈之敌，右路军则应派部队协助歼灭该敌。”

“左路军的第3军任正面攻击，该军以7师任正面，拂晓占领敌军必经的黄竹岭前面的木坑以右地区和亭子岭主要阵地，迎击由龙冈东进的张辉瓒先头部队。第3军的其余两个师，紧接7师向龙冈东和东北攻击前进。第12军任左翼，向表湖前进，以一部分兵力占领龙冈南端、水西西端之盲公山，主力截断龙冈至南垄大道，从兰石、茅坪攻击龙冈之敌侧背。

右路第3军团、第4军以主力向上固、下固前进，以一部兵力，到还铺附近，向龙冈西北端之张家车攻击前进，如上固无敌，则以主力向还铺、张家车攻击前进，而以一部分兵力向下固、谭头警戒。”

总攻击时间定在12月30日午前10时。

12月30日凌晨，担任正面攻击的红3军第7师，已经进入了预定阵地。

总司令部也已经进到小布附近，在黄竹岭后面的小布山上指挥。毛泽东、朱德带着几位参谋和遂从人员，来到了指挥所。此时细雨霏霏，雾色蒙蒙，抬眼望去，龙冈就锁在这细雨薄雾之中，正是“雾满龙冈千嶂暗。”毛泽东高兴地对朱德说：

“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

12月30日上午，在约溪地区担任诱敌任务的第12军第35师，在军长罗炳辉的亲自带领下，一路上丢了不少包袱、大刀、马灯之类的东西，已经完成了诱敌任务，插至南垄、龙冈间，配合第12军主力攻击龙冈，并向南垄警戒。毛泽东在龙冈东南的山坡上见到了罗炳辉，他关切地说：

“你们辛苦了，部队都回来了吗？路上有没有吃亏？”

罗炳辉说：

“除了3个连还在继续引诱敌人外，其余的都回来了，在路上没有吃亏。不过，为了牵引敌人，我们给他们作了一顿饭。”

此时，张辉瓒的第18师第52旅为先锋，师部及第53旅随后，由龙冈出击。

上午10时许，该敌先头部队在龙冈以东、小布以西登山时，突然遭到居高临下的红3军先头第7师的迎头痛击。敌军一阵混乱后，不断向红军发起攻击。到中午时分，敌军又展开两个团，向红军猛攻，均被击退。

下午3时许，张辉赞孤注一掷，亲自指挥4个团，多路向红3军阵地猛攻，战斗一时十分紧张。

此时，红12军已沿龙冈南侧迅速插到张家车，完全切断了龙冈敌人同东固、因富等地敌人的联系，并从背后向龙冈敌人发起猛烈攻击。

红3军团、红4军主力已经进到上固及其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切断了敌军从西北方向增援和龙冈敌军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

这样，张辉瓒的第18师主力被红军四面包围了。

下午4时左右，红军各部发起总攻。第18师向西北突围未逞，随即全线溃散，到处窜逃。赤卫军、少先队也和红军战士一起冲杀，一起搜索敌人。黄昏前，战斗全部结束。

红军新战士梁兴初在战斗中挥舞着大刀冲向敌阵，连砍带杀如入无人之境。他连中3弹，鲜血直流，挣扎着站起来，继续和敌人搏斗拼杀。战斗结束了，前面传来张辉瓒被捉的消息，梁兴初才被战友们抬下去。

梁兴初，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年少时是个顽童，因调皮淘气，学校让他退学。父母先后送他学裁缝、理发，都半途而废。14岁那年，又送他去铁匠铺学徒，一干就是3年。1929年2月，毛泽东率领红军到了吉安一带，梁兴初于次年参加了红军。

这次战斗，红军歼敌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除个别漏网外，共俘敌9000多人，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弹药无数；活捉其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及两个旅长、1个参谋长。

毛泽东听到满山遍野都是战士们的欢呼声，据参谋人员的报告，得知张辉瓒被擒，十分高兴，不禁感叹道：

“好，粟裕捉了张辉瓒，还是粟裕有办法！”

毛泽东立即走出指挥所，向龙冈的街上走去，他要去看一看张辉瓒。张辉瓒和毛泽东都是湖南人，他们还在北伐战争时有过交往。毛泽东走在路上，只听到战士们兴奋地喊着：“捉到张辉瓒啦！”“前面捉到张辉瓒啦！”

原来，穿着士兵服装的张辉瓒，被红军战士从灌木丛中搜了出来，战士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自己是书记官；最后还是在俘虏群中被认了出来。张辉瓒说：

“我要见你们的军长黄公略。”

张辉瓒根本不知道和他作战的红军有多少人，以为只有黄公略一部和他作战。一个战士说：

“我们军长是林彪，你去找他好了。”

张辉瓒心里一惊，林彪他没见过，他怕林彪不分青红皂白把他给毙了，就改口说：

“我，我要见毛润之先生。”

这张辉瓒说来也并非无能之辈，他出生于湖南长沙，比蒋介石还大2岁，是蒋介石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后来去德国学习军事。他曾在北伐战争时与毛泽东相识，比毛泽东大8岁，不料今日却在战场上成了毛泽东的对手。张辉瓒自诩为儒将，除了打仗，还会写诗作画下棋；他不近女色，与其妻感情甚笃，在有名的色鬼鲁涤平手下当师长，相形之下，得了一个坐怀不乱的君子美称。张辉瓒最突出的特点是精中有细，外刚内柔，深知韬略，凡事于急功近利之中不失冷静慎思，同时，他还吸收了一些古代兵家思想的奥妙。就是这样的一个张辉瓒，如今却成了毛泽东的阶下囚。

张辉瓒先见到了朱德，他傲慢地问：

“你们要我拿多少钱来才放我？”

朱德不客气地说：

“我们不是来做生意的。你带兵侵犯根据地，群众绝不会饶恕你。我们要代表人民的意志，在你自己部队的面前，以及我们的一支被你在赣西北清剿过全家的部队面前，公审你。”

毛泽东来到龙冈大坪上的时候，有人把张辉瓒捆绑着带过来。张辉瓒一见毛泽东出现在面前，就向毛泽东深深鞠躬，虚伪地说：

“润之先生！久仰，久仰。别后多年，不曾相见，十分思念……”

毛泽东打断张辉瓒的话，说道：

“总指挥先生，你是怎样指挥的呀？你从湖南到江西，又从南昌到龙冈，今天就叫你进到龙冈为止啊！”

毛泽东顿了顿又说：

“你气势汹汹地叫嚣要围攻我们，你可没有想到红军的厉害吧！你的‘围剿’反而被我们围剿了。你在龙冈墙壁上到处写反动标语，说要剃朱、毛的头，现在到底是你剃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你的头？”

张辉瓒吓得面如土色，连连说道：

“有罪！有罪！润之先生，如今我可是你的手下败将啦。先生果真神机妙算，我算服了。”

毛泽东说：

“难道你忘了‘退避三舍’、‘城濮交兵’吗？”

张辉瓒垂着头，无言以对。毛泽东让人为张辉瓒松绑，让他一起就地坐下，简单地讲了一些革命道理，又问了一些敌军内部的情况。张辉瓒表示愿意捐款、捐药、捐弹，请求免他一死。毛泽东交代要派人看管他，不要杀他。

毛泽东听说在缴获的战利品中有1架被炸坏的电台，还俘虏了几个报务员，非常高兴，便命令组建一个无线电通讯大队，任命王诤为大队长，调来特务大队政委冯文彬为政委，让他们赶快修好电台。

冯文彬不敢怠慢，立即对俘虏进行了说服教育，鼓励他们要修好电台。没过不久，兼任报务员的王诤告诉冯文彬说：

“电台肯定修不好了，不过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它虽然不能发报，接收功能还好，可以收都敌人部队之间的呼叫联络，通过这些呼叫，便可以知道敌人各部队的位置。要不要把这些呼叫记下来？”

冯文彬说：

“这不是最重要的情报吗？赶快接收，不断接收，任何呼叫都不要漏过。”

当冯文彬急急忙忙地将第一份接收到的情报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高兴极了，连说：

“太好了，太好了。同志，你知道，这对我们是多么重要！我们可以给敌人当参谋长了。你们干得很不错，回去奖收报员两块大洋，买些鸡子，犒劳犒劳。”

且说张辉瓒第18师主力一战被歼，敌军全线震动。鲁涤平判断红军必将转扑谭道源师，为避免遭到各个击破，便迅速调整部署。

12月31日，鲁涤平发布命令：令公秉潘之28师速由约溪撤回东固、因富一线；第18师第54旅向富田撤退；谭道源第50师向东韶撤退，第24师向头陂撤退。

惶惶然不知所终的谭道源，接到命令后，如同接到了救命的护符，当夜即下令50师各部，从捷径开赴东韶，相机向广昌靠拢。

谭道源逃向东韶的情报，很快就传至移到小布的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决定，全力追击溃逃的敌人，把敌人歼灭在四周环山的东韶地区。

1931年1月2日晚10时，毛泽东、朱德发出红军总部胜字第1号命令：《追击谭道源师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于明晨追击东韶之敌，以全力扑灭谭师，然后次第扑灭朱逆绍良部之许（两团）毛（两旅），以树政治上之声威。”

“第12军任正面之攻击，应于明晨10时前，经南团、琳池到达东韶街附近，向东韶之敌攻击前进”；“第3军团任左翼，应于明晨10时前，到达陂头附近，向东韶之敌攻击前进”；“第3军任右翼，应于明晨10时，进至田营，以主力牵制洛口之敌之增援，另以一部迂回到东韶街东端、右下坪北端之高地，向东韶攻击。”“第4军为总预备队”，位置在东韶西方之龙坛。总司令部在龙坛总预备队位置指挥。

“此次战争关系全局，各官兵须不惜任何牺牲，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收缴敌之经理处款项不准分散，纸票不准焚毁，须一律交部。”

此时，谭道源师已经逃到了东韶，敌我相距70华里。为了迅速赶到敌人的前头，围歼敌人，3路追击的红区军民边追边喊着口号：

“捉了张辉瓒，捉来谭道源，鲁胖子捉来好过年。”

“追上谭道源，再打个大胜仗”。

无线电通讯大队需要整理电台、充电器这些笨家伙，耽误了一会时间，便和前委大部队拉开了一段距离。

且说广大军民斗志昂扬，情绪激奋，不怕山高路远，不畏夜行艰难，穿峡谷，走小道，爬山涉水，连夜向前急行军。一夜过后，除红3军未能到达指定位置之高地外，西、南、北3面红军都进入预定位置。不久，毛泽东、朱德也来到前沿阵地上。待电台通讯大队赶上来时，毛泽东把冯文彬叫过去，劈头就问：

“怎么搞的嘛？为什么掉了队，出了问题怎么办？”

冯文彬见毛泽东如此严厉，一时不敢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解释说：

“我们收拾了设备，见树林里有一些国民党散兵游勇，为保证电台安全才掉队的。”

毛泽东缓和了一下口气说：

“这个情况为什么不早讲，出了问题岂不贻误了大事。”

说完，他立即命令从特务大队调一个排兵力，专门负责无线电大队的安全。

1月3日凌晨7时许，担任正面攻击的红12军首先与敌人展开激战。其他各部红军也加入战斗，他们从西南北3个方向向敌人发起猛攻。谭道源惊慌失措，火速电请许克祥增援未至，不得不命令所部就地抵抗。

到下午3时，红军不断突破敌人的阵地，向东运动，形成合围之势。谭道源不得已，只好下令残部分别向南丰、洛口、抚州3个方向突围，后于1月7日逃到抚州。

东韶战斗，红军共歼谭师1个旅，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多支（挺），迫机炮4门，无线电台1部，弹药无数。

此役因在右翼的红3军未能按计划到达指定位置，合围不紧，使敌人逃去大半，未能全歼。

东韶战斗后，国民党围剿军更加慌乱。第28师和第18师第54旅仓惶由东固、因富、富田撤回吉安；第8师、第24师由头陂撤回南丰。

此时，第56师仍在建宁及泰宁、将乐、顺昌地区；第49师仍在龙岩、永定；暂编第2旅只进到永安，均未进入江西。

泰和的第61师，在由赣州北进的第60师配合下，虽乘红军主力向东韶追歼第50师之际，于1月3日占领兴国，但已无法挽救整个“围剿”的败局。

红军在5天内两战两胜，歼敌1个半师，俘敌逾万，缴枪13000多支，缴获电台2部，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1次“围剿”。

根据地军民一片欢腾。在庆祝胜利的大会上，人民群众公审了张辉瓒。毛泽东虽然交代过不要杀张辉瓒，可是彭德怀还是按照愤怒群众的要求，将张辉瓒给毙了。

毛泽东在总结第1次反“围剿”作战经验时说：

“龙冈战斗打得很理想。反‘围剿’第一仗，就把敌人全部消灭，不漏一兵一卒，这的确是战争史上少见的。

天平天国打曾国藩时，有个打法叫‘五瓣莲花抄尾阵’，还有个歌诀：第一句是‘前面一支先扎定’，后面记不起了，只记得大意是左右两支包围敌人，另外一支兵迂回到敌后，截断敌人归路这就叫抄尾，还有一支兵为预备队。我们这次打法，是四面包围敌人，务求全歼，主力用在迂回敌后，从后面打，以求速决，就是少了一个预备队。然而我们打得更出色，更理想，胜利也更大。这就叫做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毛泽东的一番话，把在座的红军指挥员说得眉开眼笑。后来，毛泽东还总结教训说：

“1931年1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

红军在取得第1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乘势发动攻势作战，在苏区和敌占区之间消灭地主武装，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等县争取了几十万群众，摧毁了三都、七堡、山寮、古龙冈等多处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在根据地边境各县区恢复、建立起赤卫队、独立营、特务队等群众武装。

红1方面军总部还利用缴获的无线电通讯器材，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支无线电队。从此，红1方面军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其它苏区陆续建立起了无线电联系。

胜利后的毛泽东豪迈而又充满信心，这天晚上他乘兴挥笔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正在此时，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进来了，他见毛泽东正在潜心修改词句，便退了出去。第二天，古柏见了对诗词也极有兴趣的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兼作战科长郭化若，就说：

“老郭呀，你快去毛委员那里要诗词，昨晚我看见了。毛委员在井冈山写了很多诗词，可惜下山后在行军途中丢失了。这回可不能再丢啊！”

郭化若闻言，急忙来到毛泽东处看诗词，他将《渔家傲》反复吟诵，连声称赞，指着上阕对毛泽东说：

“毛委员，您这短短几句，就一下子把龙冈的天时地利和军民反‘围剿’的伟大胜利绘声绘色的表现出来了。”

欲知毛泽东兵指何方？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规定不准虐待俘虏，彭德怀杀张辉瓒实在不该。一是毛泽东交代过不要杀他；二是张辉瓒已经投降，他愿意拿钱保命；三是他是一名政治犯；怎么能说杀就杀呢？毛泽东对此也一直耿耿于怀，老人家在几十年之后还重提这回事呢！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68

第68章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话说在打破国民党军第1次围剿后，毛泽东从缴获的敌人报纸上，蓦然看到了杨开慧母子被捕的消息，顿时心如刀绞，他知道杨开慧落入敌人的魔爪，必然是凶多吉少。

原来在1930年10月初，即毛岸英8岁生日前夕，杨开慧潜回板仓看望母亲，不幸被国民党密探发现。10月24日凌晨，杨开慧在家中被捕。凶残的敌人连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也不放过，把他们同杨开慧一起押到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随即，又转入长沙陆军监狱，押签上注明：

最严重的政治犯，女共党杨开慧1名，附小孩1名，女工1名。

“杨开慧，毛泽东哪里去了？”

敌人恶恨恨地逼问。

“不知道！”

“你们通过什么联系？”

“通过你们的报纸。”

“哪一家的报纸？”

“通过你们国民党的报纸，我知道他领导了秋收暴动；通过你们的报纸，我知道他上了井冈山；通过你们的报纸，我知道他指挥红军，杀得湘赣军阀丢盔弃甲……”

对于眼前这位文静的女子，敌人以为只要把刑具往她眼前一放，她就会乖乖地招供了。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貌似柔弱的女共产党员，竟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任你用尽各种酷刑，把杨开慧折磨得遍体鳞伤，逼她交出地下党员名单，交代和毛泽东联系的方法。可杨开慧就是不说，始终坚贞不屈。

六舅向明卿的妻子带着女儿向自冶，给杨开慧母子及孙嫂陈玉英送饭，她们带来了杨开慧喜欢吃的臭豆腐、酱牛肉。还带些钱给她，以备疏通关系之用。

杨开慧每次吃完饭，总是在碗底放一张纸条，写上狱中敌人拷问她的情况，向党组织透风捎信。有一次，她写道：“孙嫂坚强不屈，我信得过她。”还有一次，她在纸条上透露：敌人“拷问润之情况和地下党名单”；她坚不吐实，遭到毒打。

狡猾的敌人见硬的不行，就改变策略。一天，他们把杨开慧请到客厅坐下，假惺惺地说：

“只要你在报上发表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的启事，你就可以马上得到自由。”

得到的却是杨开慧的严词拒绝：

“让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痴心妄想，要杀便杀，我绝不屈服！”

敌人在狱中软硬兼使，使出浑身解数进行威逼利诱，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此时，地下党组织和亲属们都在紧张地设法营救杨开慧，许多知名人士也纷纷出面保释。杨开慧60岁的老母向振熙和她的哥哥杨开智、嫂嫂李崇德还先后到了南京、上海，他们在上海找到了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立即联络了几位社会名人联名打电报给何键，要求保释杨开慧。阴险狠毒的何健决定立即枪杀杨开慧，然后复电推说电报来迟。

杨开慧预感到敌人可能要对自己下毒手了，就对前去探监的六舅母等人叮嘱说：

“不要枉费精力了。请告诉亲人们，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我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

杨开慧叫六舅母买块大镜子，再买些胭脂。六舅母感到有些诧异，因为杨开慧平素简朴，不爱打扮，更不涂脂抹粉。她没有想到杨开慧知道出狱无望，已经做好了决死的准备。六舅母含着泪水买来了镜子和胭脂。杨开慧说：

“六舅母，你不要难过，要坚强些！杀死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革命总有一天要胜利！”

杨开慧又嘱咐六舅母替她好好教育孩子，继承她的遗志。还叫六舅母转告她的母亲向振熙：

“不要难过，替我把3个孩子带大，教育他们继承母志。这样，我就可以瞑目了。”

最令杨开慧放心不下的是3个年幼的孩子。在狱中，她含泪吻着毛岸英，轻声说：

“孩子，我没有别的话要说，如果你将来见到爸爸，就说我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说我非常想念他，我不能帮助他了，请他多多保重！孩子，记住，血债要用血来还！”

孙嫂哭着说：

“杨先生，你不能走啊，孩子舍不得你啊！”

杨开慧说：

“孙嫂，我的3个孩子都还小，他们是润之的亲骨肉，是革命的幼苗，我不能承担抚养的责任了。全托给你吧！等孩子们长大以后，你们会好的！”

刽子手终于举起了屠刀。临刑前，敌人最后一次来劝降：

“杨开慧，你真的不愿意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吗？”

“无须多问，早就回答你们了！”

“你上有老母，下有孩子，年纪轻轻的，要为自己的将来着想。”

“这些事，我自己有主张，不用你们管。”

“你不怕死吗？”

杨开慧义无返顾地回答：

“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1930年11月4日下午1时，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识字岭的刑场上，也就是在她的叔伯弟弟杨开明9个月前牺牲的同一个刑场上，倒在了血泊中，年仅29岁。

和杨开慧一起就义的还有6名难友。

杨开慧英勇就义后，她的六舅母委托一位堂兄向树林前往识字岭，帮助杨家亲友杨秀生一起连夜把杨开慧烈士的遗体运回板仓，安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

毛岸英和孙嫂陈玉英出狱后，由杨开慧的六舅母接到平江老家，换上了整洁的衣服，休养了好几天，然后送到了板仓外婆向振熙家。

毛泽东预料得果然不错。不久，他就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杨开慧遇难的噩耗。那一天，他没有吃晚饭，而且，悲恸万分的他彻夜失眠了，杨开慧那温柔贤淑的面容，纯洁善良的微笑，深邃而总是含着期待之情的眼睛，如此清晰地活跃在他的面前：在那严酷的斗争中，在那冷冰冰的世界里，她总是给予毛泽东脱去甲胄、获得宁静温馨、放松身心的机会。她生育了3个小孩，却不曾拖累他一丝一毫。她好象生来就是为了奉献，不曾提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要求。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她生前曾向自己提过什么要求，就是在她怀孕反应最厉害的时候，呕吐得满眼是泪，可一旦和毛泽东的目光相接，她便会露出一种羞怯甜美的笑，从不曾叫苦，甚至不曾说一句想吃什么的话。在家庭中，她是贤妻良母；在革命活动中，她是忠诚勇敢的战士。直到牺牲，她不曾有一点动摇，一点委屈，就那么安静坦然地走上了刑场。

一大颗泪珠，在毛泽东的眼角颤动，他为一种负疚的心所折磨，他对自己的家庭和过去怀有愧疚之心。他甚至朝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发了一通无名之火。因为他为各种传言所惑，不明实情，在2年前已经和贺子珍结婚了，而杨开慧却是在2年后才牺牲的。杨开慧之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

很快，毛泽东就给妻兄杨开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寄去了银元30元，嘱咐为杨开慧修墓立碑，上刻：

“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 岸青 岸龙 刻  民国十九年冬立”

就在这时候，中共中央的代表项英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项英，1898年出生于湖北武昌，12岁入工厂做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在湖北、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8月任长江局书记。

项英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来传达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的。

毛泽东这才知道，在斯大林远东政策的得力顾问、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在1930年12月来到中国后，王明、博古等28个半布尔什维克，利用与米夫在苏联莫斯科时的师生关系，在米夫的支持下，密谋向中共中央发起进攻。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一个小商人家庭。1920年考入安徽省立第3甲种农业学校，1924年秋考入武昌商业大学预科。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陈绍禹个子不高，四方长脸，白净面皮，性情温和，能言善辩。他在苏俄期间，苦攻俄语，擅长背诵马列经典词句，深得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器重。1929年4月回国从事党的宣传工作。

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他的父亲在清朝当过县令。他和王明在上海大学相识，都曾是上海大学的学习尖子。1925年入党。1926年博古和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工作。编辑《劳动报》、《工人小报》。

1931年1月7日，米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上海春特赫司脱路的一座四周有篱笆的花园小洋房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

出席这次全会的代表都是由米夫圈定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团中央、苏维埃委员会以及白区党的代表共37人；他们是：

向忠发  顾作霖  温裕成 任弼时  贺昌  周** 瞿秋白  关向应  袁炳辉 李维汉  陈云  史文彬 周秀珠  夏曦  余飞 徐锡根  罗章龙  王风飞 罗登贤  凯丰  陈原道 王稼祥  王明  博古 沈泽民  徐兰芝  张金宝 顾顺章  何孟雄  沈先定 韩连会  邱泮林  许畏三 陈郁  柯庆施  萧道德 袁乃祥

在以上37人中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2人，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团中央、苏维埃委员会以及白区党的基层代表15人。这后15人不但有发言权、表决权，而且还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米夫作为国际代表出席了会议；康生等2人做会议记录。

米夫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为借口，批判瞿秋白、周**犯了“调和路线错误”。米夫说：

“**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米夫在会前就起草好的决议案。

米夫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了补选的中央委员及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

因为王明原来不是中央委员，所以米夫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前，先把王明吹捧了一番。接着，他就让周**宣布他所拟定的候选人名单，并让周**解释说，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及中央政治局的共同提议。这个名单是：

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黄甦、徐畏三、曾炳春9人为中央委员；

增补王明、陈郁、任弼时、凯丰、刘**5人为政治局委员。

在这个名单中，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李维汉、贺昌被排除在外；政治局委员李立三、瞿秋白和候补政治局委员李维汉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

这里先介绍一下刘**，他是在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在广州和上海，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1927年初，他参与领导了武汉工人群众争取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五大”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他到东北工作，担任顺直省委特派员、中共满州省委书记。1930年夏，他再赴莫斯科，回国后在中央工作。

再说周**刚宣布完名单，会场就乱了套。首先是罗章龙、余飞、史文彬坚决反对。继之，韩连会提出了一个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史文彬也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何孟雄对米夫的名单进行了抨击，还提出要王明在会上说明他被捕和暴露机关一事。会场上的秩序更乱了。

米夫当即宣布开始表决。罗章龙质问他说：

“那些人有表决权？”

米夫说：

“所有参会人员都有表决权。”

罗章龙生气地说：

“这不符合党的纪律。”

说完，拂袖而起，就要退出会场，结果被人拉住了。米夫说：

“罗章龙同志，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扰乱会场是不许可的。”

此时，袁乃祥正在拍案咆哮，米夫立即勒令他退出会场。在米夫的高压下，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米夫拟定的名单：

政治局委员9人：向忠发  项英  周** 张国焘  徐锡根  卢福坦 王明  陈郁  任弼时

候补政治局委员7人：罗登贤  关向应  温裕成 毛泽东  顾顺章  王克全 刘**

政治局常委3人：向忠发  周**  张国焘

在表决中，有人提出周**应该退出政治局。因为反对者和支持者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全会对周**一个人又进行了单独表决，结果使周**继续留在政治局内。

米夫为平息众怒，立即召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开会，他吹嘘王明，要大家尊重王明，支持四中全会。何孟雄、罗章龙坚持己见。米夫大怒，他说：

“此后，谁反对四中全会，谁反对王明同志，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应当受到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米夫很快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共产国际复电表示支持四中全会。

自此，并非中央委员的王明，一跃而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久又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博古这位刚刚回国的24岁的留苏学生，几乎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依靠着米夫、王明这个靠山，凭借着山头宗派势力，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一个一般干部，一步登天，担任了团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后来，他又成为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在国内的实际执行者。

这正是：米夫做导演，一幕荒唐剧。

孺子皆粉墨，虎皮做大旗。

后来，刘**任职工部长。瞿秋白则被调到文化战线上工作。

罗章龙因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紧急会议，反对米夫支持下的六届四中全会，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于1931年1月27日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他后来历任河南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湖南大学等大学教授；基本上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再说在1月15日，项英在宁都小布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撤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总前委和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革命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由周**、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一人共9人组成，以周**为书记，统一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组织。在周**未到职以前，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又成立了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参谋部，由朱云卿担任总参谋部部长。

朱德、毛泽东仍分别兼任红1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

1月16日，毛泽东、朱德发出红1方面军胜字第4号命令，命令要求红军“继续积极筹款，备足给养”，同时，进行攻势作战，巩固和扩大苏区，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

在宁都期间，毛泽东又见到了他学生时代的老师徐特立。

徐特立是在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到南昌参加了起义，成为“南昌起义一老兵”，起义失败后，部队退至广东潮汕地区，遭到重大挫折。徐特立因病转至香港治病。1930年12月30日，他从上海辗转来到了中央苏区。

且说毛泽东见到徐特立，用亲切的乡音爽朗地说：

“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块来了！”

徐特立激动地对朱德说：

“朱总司令，我又当你的老兵来了！”

“你不老，一点也不老！”朱德笑着说：“要说你老，你也是个老怪物，你背叛了封建社会，又看穿了资本主义的西洋镜，终于跑到共产主义的营垒来了。”

1931年2月，毛泽东在宁都小布依据在寻乌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伏案疾书，整理出了《寻乌调查》，共5章39节，长达8万余字，分门别类记载了寻乌县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商业贸易、旧有土地占有、土地斗争及妇女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等情况。

毛泽东还专门为《寻乌调查》写了一个前言，以为说明，他写道：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7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5个是大革命时代（1927年1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1927年11月）做的。

湖南5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5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

永新、宁冈两个，1929年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次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寻乌调查是1930年5月，4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2月7日4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6月4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盘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

“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3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3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和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2月1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发布了《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的通令》，通令中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委内设立总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同时兼任第1方面军总政治部的任务。

此一时期，毛泽东乘着战争的间隙，又做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发现了由于地权不稳而产生的农民“不安耕种”的严重现象。他说：

“过去，田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种。这种情况是不好的。”

毛泽东在这次调查总结中，还回答了许多政策问题。

2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题为《民权革命中土地私有制度》的信。他在信中指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一个布告，“要说明：过去分好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这田归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己出卖，得了钱来供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良土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不得勒捐”，“农民一家缺少劳力，田耕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

毛泽东认为：这“是民权革命时代应有的过程。”这样，就解决了从“八七会议”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此时的毛泽东再也想不到，就在他利用战争间隙整理出《寻乌调查》，又进行社会调查，以指导苏区的土地革命之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1931年3月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发布了《土地法草案》。他们不是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照搬苏联农业合作化中消灭富农经济的做法，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这和毛泽东在土地革命中提出的正确对待中农和富农，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富农以经济出路，也一般地给地主以经济出路的主张是完全相反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土地法草案》很快就传到了中央苏区，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立即决定要“提出讨论”，“改变过去土地问题的路线”。自此，“左”倾机会主义的《土地法草案》，就成为对毛泽东大加挞伐的尚方宝剑了。

这正是：毛公拓就根据地，监军扯来令子旗。

一二三四你不是，我是钦差听我的。

欲知毛泽东如何与“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自从1931年1月15日项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就开始受到了空前的责难和排挤，遭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进入了他人生中最为艰难困苦的斗争时期。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69

第69章

“要放弃河东根据地，只有36计用完了才可以走。

叫花子打狗要靠墙。红军打敌人，要依靠根据地。”

话说在1931年2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组织对红1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2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亲自确定：这次“围剿”，“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首先在苏区周围集结重兵，并实行经济封锁；然后“以主力分别由东、北、西3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协剿，并依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原则”，将红军“严密封锁，逐渐紧缩包围圈”，以期彻底消灭红1方面军，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第1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之后的1月16日，就以其远大的战略眼光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军会实行再次“围剿”。因此，他和朱德等领导人一起，马不停蹄，积极部署红1方面军为第2次反“围剿”战争做准备。

此时，红1方面军的人数虽然减到了3万余人，但经过第1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几个月的休整，广大指战员斗志旺盛；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少先队也得到了加强；潜伏在苏区内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分被肃清，由地主武装盘踞的一部分土围子也已经被拔除；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和巩固，广大人民热烈拥护红军。

1931年3月17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红1方面军红字第1号关于加强反“围剿”准备工作的训令。训令中说：

我们在第一期龙冈、东韶两役，已经把进攻革命势力的白军打退了。现在，敌人为了要维持他们将要灭亡的生命，要向革命做更残酷的进攻。

训令从鼓动、会议、训练、给养4个方面对“现在应准备的工作”作了详细的部署。关于训练，训令提出了11个方面的要求，主要有：“按照新操法加紧训练，并分别举行射击演习。”“实行测量野外战斗教练，举行团及师对抗演习各1次。”“每天早操一律做抢山头、追击、射击、速集的动作。”“游戏时间一律操刺枪术、测量、游戏、跳远等。晚点名时做军事讲评。”“所有各部队人员，一律须知行军、驻军或战时对空的隐蔽，遇敌机时即能迅速隐蔽身体。”

遵照这个训令，红1方面军各级、各部门分别召开了参谋会议、军官会议、副官会议、军医会议，着重研究和部署了战时参谋工作、军事训练、给养补给、伤员收容救护等工作，使各项作战保障和战地勤务工作得到了改善和加强。

毛泽东还在前委及总部驻地宁都县黄陂背后山堂村举办了训练班，从各部队抽调骨干参加集训，学军事，学文化，学政治。毛泽东和朱德等主要领导人亲自讲课。毛泽东在讲课时，用木炭当笔，白墙为黑板，讲着，画着；学员们则用木棍做笔，大地为纸，听着，画着。毛泽东分析形势，介绍敌情，讲解红军的战法。

与此同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召开了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少先队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讨论和规定。会议确定建立东、西、南、北、中5个指挥部，并把中央苏区划分为10个游击区，明确区分了任务。会议要求各游击区以独立团、警卫营等地方部队为骨干，领导赤卫队、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10项任务。

3月18日，苏区中央局举行第1次扩大会议，就反“围剿”的战略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人认为，在国民党军严密包围的形势下，只有放弃以东固一带为中心的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把红军主力拉到赣江以西，逃出敌人的包围圈，分散到苏区以外去打游击战，把敌人引出苏区，从而达到既保存红军又保全苏区的目的。毛泽东坚决不同意退出中央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他说：

“要放弃河东根据地，只有36计用完了才可以走。叫花子打狗要靠墙。红军打敌人，要依靠根据地。

在强大的敌人“围剿”中，只有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选择有利的地形，高度集中红军的兵力，打敌人最薄弱的一环，才能取得胜利。只要我们充分发动群众，军民团结一致，是能够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人的‘围剿’的。”

这次会议，与会者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3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签发了总政治部第4号通令：《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工作》。他在通令写道：

争取第2次反“围剿”胜利的中心意义，在于转变敌我攻守形势。“我们要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就要给第2次进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取得比龙冈战争更大的胜利。必须这样，才能使敌人溃败下去，退守中心城市，把敌人的攻势，强迫着他变成一条守势。必须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了，我们才能彻底解决苏维埃区域的巩固问题。必须使敌人退到中心城市去了，我们才能使现在苏维埃区域广大的发展一步。必须在敌人溃败下去，苏维埃区域有了切实的巩固，尤其在有了广大的发展下，才能使红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与精炼。必须在苏维埃区域切实巩固与广大发展，红军进一步扩大与精练的形势下，才能给全国政治局面一个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通令中分析了此时的敌我形势和争取第2次反“围剿”胜利的6个有利条件：

“一个最大的优胜条件，就是军心团结，大家摩拳擦掌，只想打仗。第二，龙冈战争之后，我军加强了实力（枪弹、政治军事训练等等）。第三，增加了地方武装，武装了广大群众，统一了地方武装的指挥。第四，富田事变的解决，争回了被欺骗的群众。第五，争取了三都七堡这个最反动的区域，扩大了宁都、石城、广昌、南丰、永丰等地的群众斗争，肃清了部分的地方武装，巩固了战争的后方。第六，红军第7军来到江西，给群众一个兴奋，给2次战争一个帮助。所以第2次战争的胜利，是必然归于我们的，只要我们大家下决心，努力的去争取。”

毛泽东在通令中又布置了红军和地方党的各项政治准备工作，要求召开士兵会、誓师会等。还规定了红军及地方游击队早晚点名的口号：1、勇敢冲锋！2、拼命杀敌！3、拥护共产党！4、拥护苏维埃！5、活捉何应钦！6、打倒蒋介石！7、二次战争胜利万岁！8、工农解放万岁！

红1方面军各部按照这个通令的要求，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师以下都召开了士兵动员大会，还同地方群众一起召开誓师大会，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对第2次反“围剿”战争政治意义的认识，增强了胜利的信心，鼓舞了斗志。

此外，红军各部还以很大力量进行了筹储粮款的工作。在地方上，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坚壁清野，组织慰问团，成立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和俘虏收容所。

毛泽东接着又主持起草了一个通令，指示地方游击队在配合红军作战中，要采取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和盲敌等10项办法。

以上这些准备工作，为打破国民党军第2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这正是：布成天罗网，单等饿燕雀。

垂下香饵钩，要捉大金龟。

3月下旬，国民党进剿军分路推进到江西中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已经集结了18个师又3个旅，主要兵力有：以蒋光鼐为总指挥的第19路军（蒋光鼐未到前线，由其第60师师长蔡廷锴代总指挥），以王金钰为总指挥的第5路军，以孙连仲为总指挥的第26路军，以朱绍良为总指挥的第8路军，以及韩德勤的第52师和第5师一部（4个团）、刘和鼎的第56师、张贞的第49师、香翰屏的第62师、周志群的独立旅等，总兵力多达20万人。在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的800里战线上，形成一条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形阵线，号称“八百里防线”。

蒋介石吸取前次“长驱直入”的教训，命令进剿军主力部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要“于国民会议开会前肃清朱毛。”

1931年4月1日，国民党进剿军分4路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

他们在进攻中，采取了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相结合的办法。在军事上，按照蒋介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一天只前进二三公里、5公里或10公里。每占一地，立即构筑坚固的碉堡工事和进行“驻剿”，龟缩在碉堡里想引诱红军脱离根据地去打他们的“乌龟壳”，然后把红军逐个击破。在政治上，每到一地，立即把地主豪绅召回来，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实行欺骗宣传和恐怖统治。在经济上，除继续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外，进入苏区后，又大肆抢劫、烧杀，并毁坏禾苗，屠杀耕牛，企图造成苏区经济困难和人心恐慌。

与上述3个手段相配合，国民党军还多方派遣特工人员潜入苏区，刺探情报，制造谣言，挑拨根据地军民关系，扰乱红军后方。

就在这4月初，正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时候，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四中全会代表团”，亦称“三人团”，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

原来，已经取得了中共中央统治地位的王明等一伙人，为了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就对各地各级机关实行所谓的“改造”与“充实”，向全国各地派出了“钦差大臣”。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在到达福建长汀时，受到了毛泽东、朱德、项英等人热烈欢迎。毛泽东自从于1927年在武汉与任弼时分别后，一晃就是3年多。两人在此时此地相见，自然是免不了一番客套。

王稼祥，又名王稼蔷，1906年出生于安徽泾县。1925年9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回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报》和《实话报》总编辑。1931年1月，王稼祥与王明、博古等人出席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卷入了王明“左”倾宗派集团。

毛泽东在与一身学者气质的王稼祥交谈时，对他的理论功底颇为赞赏，说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文章写得有理有据，很有见地。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挥笔写下了他所撰写的那一副根据地军民人人会背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队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毛泽东书罢，将这副对联送给了王稼祥。王稼祥高兴地接过对联，知道这就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自然是心生钦佩。在与毛泽东的几次会面后，王稼祥觉得毛泽东同他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同，毛泽东是独特的，他所讲的道理，既简单明了，又很新鲜和具有说服力。

4月17日，由以任弼时为首中央代表团参加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宁都青塘召开。因为在“三人团”到达前夕，苏区中央局刚刚举行完扩大会议，所以，这次会议又称做“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继续会议”。

中央代表团带来了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他们要在中央根据地开展“反右倾斗争”，要“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毛泽东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由此拉开了序幕；毛泽东与任弼时之间的一场斗争也在所难免了。

继续会议只开了一天，首先听取了关于六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对目前形势估量的报告及中央代表团关于富田事变的意见。通过了5项决议：

1、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2、土地问题决议；3、关于1、3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4、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5、CY（社会主义青年团——笔者注）工作的决议。

这些决议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传达贯彻，开始了对毛泽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攻击和否定。其主要内容是：

1、肯定毛泽东主持的红4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指责1930年6月成立的红1军团前委和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认为“从汀州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直到新余的罗坊会议，才“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

2、依据1931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法草案》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指责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和总前委，过去执行的是一条“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夹杂不清的”土地路线，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要“提出讨论”，“改变过去土地问题的路线”。

3、指责此前的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中央局整个工作的布置，并没有坚决的去执行国际关于苏区工作的指示，更没有给党过去工作中的立三路线以批评与纠正。”

4、按照四中全会的调子，强调认为“目前党的最主要的危险，仍旧是右倾机会主义，消极、悲观、失望、向阶级敌人让步等等的右倾情绪。这些情绪特别是因为敌人的进攻，以及苏区阶级斗争的尖锐，而更得着机会生长。所以，党应当大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丝毫不能放松反三立路线的斗争，要坚决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

就这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央根据地挥起了整人的大棒。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正在进行中，而中央派来的这些人却不懂军事，还要依靠毛泽东来指挥打仗，所以，还不能在工作中对毛泽东实行排挤。

接着，继续会议就反“围剿”的战略问题进行了讨论。

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团中的一部分人，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多有非议。在主张退出苏区的人中，一些人提出了一种“分兵退敌”的主张，要把红军分散到苏区外去打游击，把敌人引出苏区；他们说，分散兵力“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只有这样，“才可以扩大红色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另有一些人甚至提出了要红军转移到云、贵、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他们的理由是：斯大林说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既反对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主张，也反对“分兵退敌”的主张，力主集中兵力，就地打仗，打破敌人的“围剿”。

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无法作出决定。毛泽东建议把会议进一步扩大，让各军的军长、政委都参加。

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朱德等人去了前线，苏区中央局由任弼时、项英、王稼祥3人主持工作。

4月19日，毛泽东、朱德鉴于严重的局势，下令红1方面军于20日开始转移，向龙冈地区集中。

4月23日，国民党围剿军已经大军云集：第19路军之第61师主力和第60师进到江背洞、龙冈头；第5路军之第28师和第47师1个旅进到富田，第43师进到水南，第54师进到严坊；第26路军之第27师进到招携，第25师进到界上、横石；第6路军之第8师和第5师一起进到广昌及其周围地区，第24师进到广昌、南丰之间地区。

就在4月23日这一天，红1军方面军各部先后到达龙岗后，毛泽东为便于捕捉战机，又毅然命令红军西移20公里，到东固地区集中，伺机消灭富田之敌王金钰部。

正在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出现了一次重大危机。

4月25日，这一天是星期六。是日晚上，国民党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正在花天酒地度周末。中统机关里接连收到了6封从武汉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指名要徐恩曾亲译。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钱壮飞，当即翻译了电报，不禁大吃一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

顾顺章是在3月护送中央代表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返回途中于4月24日路过武汉，他竟然违反组织规定，用化名“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所表演魔术，结果被一个叫王竹樵的叛徒发现了。王竹樵跟踪到顾顺章的住所，特务机关当即将顾顺章抓获了。

钱壮飞知道顾顺章熟知党内许多核心机密，他的叛变对党威胁甚大。钱壮飞立即派秘密交通、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乘火车去上海告急。刘杞夫第二天到了上海，可是星期天不是同党中央接头的日子，他在万分焦急中挨到4月27日，才将这一紧急情况转到了中央。

原来，顾顺章叛变后出卖的首先是武汉的党组织，在武汉的10余名共产党员干部先后被捕杀害。这一耽搁就为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脱险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周**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立即转移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及顾顺章熟悉的党内干部、联络关系。

由于顾顺章想立大功，他就提出要求把他解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在南京立即召见了他，顾顺章向蒋介石全部供述了他所知道的中共中央的情况。蒋介石立即命人抓捕共党要人，之后他又问顾顺章：

“我们打红军主力，总是找不到；红军打我们总是一打一个准，是什么道理？”

顾顺章说：

“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军纪律坏，共军纪律好；一个是国军的情报不断泄露，徐恩曾的皮包都交给他的秘书钱壮飞，而钱壮飞却是共产党员。”

蒋介石闻听此言，气得破口大骂：

“娘希匹，还不快把钱壮飞抓起来！”

此时不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已经转移，就连在南京的钱壮飞也早已远走高飞了。

无独有偶，就在4月27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原中央总书记、现任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在接到顾顺章叛变要他立即转移的消息后，他却要再去见杨秀贞一面。向忠发见了杨秀贞之后当天没有回去，而是住在了那里。4月28日早晨，向忠发到附近静安寺一家车行叫出租车时，被车行会计叶荣生认了出来。顾顺章曾供认向忠发右手有一指是半截的，叶荣生看见向忠发的右手指，便知他正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为了一笔赏金，就告发了向忠发。特务们将向忠发押往善钟路巡捕房，向忠发说：“你们不要问，我什么都说。”他首先供出了任弼时的夫人陈宗英和杨秀贞的住处，致使2人同时被捕。特务在向忠发的带领下，搜查了周**、瞿秋白的住处，幸亏周**、瞿秋白早已转移了。后来在6月24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按照蒋介石的批复，将向忠发就地枪决。向忠发在临刑时跪地作揖求饶，但他这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无耻叛徒并没有获得国民党的怜惜，就此一命呜呼了。

这才是：匹夫何想为魁首，临危犹思夜风流。

原本一只癞皮狗，求爷告奶也断头。

再说4月28日这一天，顾顺章跑到国民党监狱里，认出了被关在那里的恽代英。

恽代英是在1930年4月19日在路上遇到特务搜查，回避不及，抓破自己的面容，化名为王作林。他被捕后在狱中1年多未被认出，此时正有可能被释放，却被顾顺章认了出来。

国民党要员们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叫做王作林的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第二天，也就是4月29日，国民党将恽代英拉到监狱里的广场上执行死刑。恽代英拒不下跪，他挺起胸膛，高唱《国际歌》；他还说：

“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必将自食其果！”

第一个刽子手吓得双手发抖，开不了枪，不得不又换了一个刽子手行刑。恽代英身中数弹后依然高呼：

“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正是：身居洋楼发指示，大难来临各自飞。

又见英雄就大义，原来向顾是泼皮。

欲知中共中央后来情况如何，且看后边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1931年4月初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四中全会代表团”亦称“三人团”，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左”倾机会主义中央对毛泽东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毛泽东的日子愈加难过了。直至后来他被撤消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丧失了对军队的一切指挥权。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70

第70章

“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安地区

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

话说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几天之后继续进行。经过2天会内会外的激烈争论，毛泽东又利用各种机会运用各种方式耐心进行了说服，终于使赞成积极防御战略的人越来越多了，在红军高级干部中，也几乎全部主张在根据地内打了。但是，也有不少人表示，原则上同意“分兵退敌”的主张，他们认为，马上分兵不好，“应该打一仗再分，才是更进攻与积极的。”至此，毛泽东也只好同意“先打一仗”再说了。

在扩大会议第3次会议上，为研究先打哪一路敌军，与会者中间又有了较大的争议。多数人提出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19路军，“理由是蒋蔡打坍之后，我们就有了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还有人提出先打第6路军朱绍良、毛炳文、胡祖玉各部。

毛泽东提出应先打弱敌王金钰这一路。

1931年4月31日，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第4次召开。中央局先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深刻地分析了形势。他说：

敌人包围我们的军队虽多，但它有许多致命的弱点。如敌人虽然号称20万，但和第1次大“围剿”时一样，全部都是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他们内部指挥不统一，官兵不一致，没有群众支持，地形不熟悉，远离后方，兼之到了山区，补给非常困难。

相反，我军数量虽少，技术装备虽差，但有3个有利的条件：“第一是红军好”，上下团结一致，求战情绪高；“第二是群众好”，得到了土地革命利益而又遭到敌人严重摧残的苏区人民，对红军热烈拥护，对敌人极端仇恨；“第三是地势好”，红军可以占领优越而又熟悉的地形，去打击敌人。我们有这些有利条件，是能够以少胜众，以弱胜强，粉碎敌人“围剿”的。

井冈山以来武装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

毛泽东接着分析了第一仗先打谁的问题。他说：

蒋光鼐、蔡廷锴的19路军是各路敌军中最强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而且在兴国时间较久，完成了工事，它的两个师合在一起，不容易分割。所以，打蒋光鼐、蔡廷锴是攻坚战而不是运动战。如果打不下来，北边的敌人压过来，红军就要吃大亏。

第6路军朱绍良、毛炳文、胡祖玉的兵力亦较强，且打它就得向西扫，西边为赣江所限，打完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

毛泽东的结论是，应该先打王金钰的第5路军。他分析说：

王金钰部5个师中的罗霖师防守吉安，其余的4个师在“围剿”军中虽然也可算是主力，但它从北方新到，士兵不服水土，不习惯爬山作战，士气不振，对我们表示恐怯，因而也可以说又是弱兵。且打垮他们之后，“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

与会者听了毛泽东的报告，作战意见渐趋一致。会议最后终于再次肯定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决定在苏区“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同时也批准了毛泽东的战役设想，第一仗求歼由富田出动之敌王金钰部第47师和第28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等人回到东固前线红军总部，按照战役设想，指挥红1方面军主力进发到富田、东固附近的白云山区，迫敌而居，依山设伏，隐蔽待机；并指示各部队在深谷丛林中加强临战训练，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王金钰部竟然一点也没有察觉。

毛泽东约彭德怀到红3军团驻地东固和富田之间的山上去看地形，他们一路上吃着刺梅、议着军情。经过实地考察，解决了如何打的战术问题。毛泽东决定：由红1军团的3、4两军，在离东固约8公里处，布置阻击和伏击阵地；红3军团则绕到敌人右侧背，背赣江而阵。毛泽东问彭德怀说：

“有无危险？”

彭德怀说：

“无危险，敌人意识不到我军会敢侧敌侧水进攻他们。”

毛泽东决定伏击王金钰部的阵地，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军之间，北面距郭华宗部五六公里，南面距蔡廷锴部20余公里。对于这个阵势，有人总放心不下，说这是“钻牛角”。但毛泽东丝毫不为所动，只是为了预防蔡廷锴、郭华宗两军的突然夹击，决定由红7师、红35师各派1个团，在枫边、城冈、方太、崇贤一带阻击第19路军；由红35师的另1个团，在潭头附近牵制郭华宗师。

安排已定，3万主力红军似雄踞丛林的一只猛虎，继续等候王金钰部脱离其阵地，便可乘其不备，突然歼灭之。

红1方面军一直等了十几天，终于捕捉到了战机，“钻牛角”钻通了。

1931年5月13日，红军总部得到情报说，王金钰的第5路军右翼第28师和第47师1个旅，走出“乌龟壳”，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进犯。毛泽东、朱德于当即发布《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命令说：

“本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定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彼我攻守形势，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

毛泽东、朱德为了保守机密，在命令中特别强调说：

“此命令限于师长、师政治委员以上负责人阅看，不让他人阅看。”

5月14日晚8时，朱德、毛泽东下达《红1方面军攻击富田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先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之敌，拟于后日（16）从左向富田方向出击。”

命令中所说的两师之敌，就是王金钰的第5路军中第47师和第28师，王金钰兼任47师师长，公秉藩是28师师长。

5月15日拂晓，红军各部开始行动。

富田与东固之间相距20公里，中间横着一座大山，有两条大路相通：一条经九寸岭，一条经观音崖，都是险要隘口。

5月15日，毛泽东、朱德据此又发出如下补充命令：

以第3军团为左路军，15日到达江头村附近隐蔽宿营，严密断绝交通。16日经固陂向富田攻击前进，进行迂回包抄。

以红3军为中路军，沿东固通中洞大道向桥头江一线攻击前进，占领有利地形，伏击敌公秉藩的28师。

以红4军、红12军及归红12军指挥的粟裕64师为右路军，红4军担任第1梯队，红12军及64师担任第2梯队，分两路抢占九寸岭、观音崖，正面迎击敌人。

总司令部设在东固通中洞大道北侧的白云山上。

毛泽东为了确保打胜第一仗，于15日晚赶到红3军，同黄公略军长一起，找向导调查道路。他们在东固至中洞大道的南侧找到了一条小路，随即确定红3军主力改由这条小路前进，从沿着大道东犯之敌的右侧实施攻击。这一改变，对于歼灭敌第28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月16日拂晓前，毛泽东带着红1方面军总部的一部分直属队，由黄沙坳村向西，沿着通向中洞的大道，往东固岭附近的指挥所进发。

走在队伍前边的毛泽东穿着破旧的灰布军装和刚补过的黑布鞋，肩上斜背着挎包和一把油纸伞。朱德把一顶竹叶斗笠推到脑后，手里提着1尺多长的望远镜。队伍约莫走了20多公里，来到了桥头岗，天已经蒙蒙亮了。

毛泽东和朱德休息了一下，又向一个小山村走去，那里是预定的指挥地点。他们快进村时，总部参谋处长郭化若迎了出来，他陪着毛泽东、朱德察看了村子的地形。

这个小山村处在群山之中，村子西面有一块比较平坦的田园，再往前有条小河，河上有座小木桥。村子背后是一座比较高的山峰。毛泽东、朱德观察完地形，让总部直属队在周围隐蔽休息，他们和电台工作人员进了屋子。此时，只有电话队还在忙着往红3军和红4军架设电话线。

毛泽东刚进屋不久，3个老表满头大汗地跑来报告说：

“白狗子朝这边来了，离这里只有三四里。”

紧接着，一个电话兵也跑来向毛泽东和朱德报告说：

“正前方小桥以西的大路上发现敌人的尖兵排，敌人也发现了我们的电话兵，问是‘哪一部分的’，有个新战士没有经验，回答‘是总司令部的’，敌人一听就跟着过来了。”

大家听了都觉得奇怪，敌人怎么会从这里钻出来呢？前面开过去的红军大部队怎么就没有碰上呢？只见毛泽东和朱德简单说了几句，朱德从腰间拔出驳壳枪，带着直属队的警卫连就迎了上去，在小桥以东占领有利地势，准备迎击敌人。

毛泽东也立即带着电台工作人员和直属队的通讯排，从山村的背后登上山顶，占据了白云山制高点。

毛泽东在白云山的指挥所里，先是从电台里听到了公秉藩师部电台发出明码“SOS”的呼救声，知道公秉藩师已经被红军包围。接着，又听到王金钰的47师求救的呼声。不久，“救命”的呼声听不到了。毛泽东判断，战斗已经结束。

可是就在此时，眼前的敌人尖兵排却像惊弓之鸟一样，从东固岭爬了过来，眼看到了朱德和警卫连前面三四十米远的光景，朱德将驳壳枪一挥，“啪啪”就是两枪，警卫连也跟着朱德打了一个排子枪。敌人尖刀排立时被撂倒了一大部分，少数幸存者扭头就跑。

过不多久，国民党兵居然又上来了1个营的兵力，朱德指挥警卫连一连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朱德为了保存实力，就指挥部队撤向了另一个山头。

敌人的火力立即扫上了毛泽东所在的山头，眼看着敌人的部队开上来的越来越多，而且发起了猛攻。霎时间，密集的机关枪声和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呼啸的子弹落在毛泽东周围，爆炸的炮弹皮，不时从耳边飞过，一股股硝烟从身边腾起。工作人员和通讯排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一个个丢掉随身带的背包，举着驳壳枪，掩护毛泽东撤退，与且战且退的警卫连一部分战士会合在一起。

毛泽东看到快要撤到山腰的队伍中没有朱德的影子，他担心极了，立刻跑下去，命令警卫连长带着唯一的预备队——通讯排的20多名战士和警卫连的10多名战士，扔下背包，把敌人打下去，无论如何也要把朱德找回来。

警卫连长带领战士们一个反冲锋，把爬在最前面的敌人击退了，经过搜寻，这才发现朱德在两名警卫员的掩护下，正向山上爬来。众人会合以后，立即向山顶撤退。

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直属队剩下的人不多了，弹药也没有多少了，敌人以更猛烈的炮火向白云山顶袭来，毛泽东和朱德鼓励大家把敌人顶住，争取时间。毛泽东说：

“同志们，注意节省子弹，用石头也要把敌人砸下去！”

打得筋疲力尽的直属队的战士们及伤员们，都鼓起精神，奋力坚持战斗，顶住敌人的进攻。打退敌人的一次进攻，敌人就又一窝蜂地往山上涌，指挥官还不住地高叫着：

“红军没有子弹了，弟兄们上啊！”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阵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红3军及时赶到，从敌人背后包抄上来；红3军团也来了。敌人受到红军主力两面夹击，不到1个小时，就全部被消灭了。

战斗结束后，大家才明白了这场遭遇战的原因。

原来，由小道秘密前进的红3军主力进到中洞的南侧，乘敌第28师的后尾全部离开了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敌28师遭到突如其来的侧面攻击，顿时陷入混乱。被俘的敌人惊呼：

“你们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呀！”

红3军团未能按时赶到预定地点，致使敌28师逃脱了一个旅。这1旅敌军本想从小桥以西的大路上逃跑，摆脱红3军团的追击，没想到冤家路窄，竟然在这里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直属队遭遇了，双方打了1个多小时。

这一仗，敌师长公秉藩被地方赤卫队俘虏后，又被他蒙混逃脱。副师长王庆龙、旅长柴乔松等以下2000多人被击毙。红军的又一个收获是缴获了公秉藩的一台100瓦特收发报机。

与此同时，右路军红4军、红64师抢占了观音崖、九寸岭两隘口，并在追击中歼敌第47师1个旅大部。

中洞大捷后，红1方面军依照毛泽东的“由西向东横扫，求得各个击破”的运动作战方针，集中主力向富田开进。

当晚，在去福田方向一个较大的村子里休息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告诉大家说：

“这次反‘围剿’，已经旗开得胜。”

5月16日午夜，担任迂回任务的红3军团，向富田之敌发起攻击。

5月17日晨，红3军团进占固陂，歼灭敌28师兵站守军，随即进占富田。红3军、红4军相继抵达富田。

5月17日上午，红军各部由富田向水南追击郭华宗之第43师。敌军企图退至潇龙河北岸据守，但原先架设的便桥已被当地赤卫队拆除，河深不能徒涉，便转向白沙逃跑。

红3军、红4军立即向白沙猛追，红3军团亦直插白沙附近。

5月19日，红1军团各部在白沙截住逃敌，经激战，全歼敌第47师1个旅的残部和第43师大部，余敌逃向永丰。

与此同时，红12军攻占沙溪，敌第54师星夜逃回永丰。南面的第19路军也由城冈圩撤回兴国，随后又全部撤回赣州。  

正当红1方面军集中主力同国民党军第5路军作战时，敌第26路军孙连仲部奉命从南团出小布，绕道向红军侧后进攻。

5月20日，第26路军高树勋部第27师进到南团附近，当晚又受命经永丰县的中村向沙溪增援第54师。

此时，红军各部在白沙战斗结束后，正按照预定计划继续向东扩大战果。

5月21日午后，红军前锋进至中村附近，即与敌高树勋部第27师第81旅的先头部队接触。

毛泽东、朱德决定：歼灭进至中村之敌，乘势直下南团。作战部署是：红3军团和红4军攻击中村；红3军、红12军为总预备队，准备尔后参加攻击南团。

5月22日上午，红军向中村发起攻击，敌人依靠修筑在高山上的坚固工事，进行顽强的抵抗。红3军团的1个师经过几次冲锋，还是没有拿下来。眼看就到中午了，在离前沿阵地只有1公里的指挥所里，毛泽东和朱德命令红4军第12师从右翼迂回包抄，配合红3军团行动。

前沿战斗再次打响了，警卫人员却发现毛泽东不见了，他们找来找去，才从炊事员那里得知，毛泽东在前沿阵地上。

原来，毛泽东在前沿发现一位姓赵的战士负了伤，就马上跑过去，扯下自己的衣襟，给他包扎好伤口，背起他就往后方的卫生队走。小赵觉得背他的人好像在哪里见过，就问道：

“同志，你做什么工作？怪面熟的！”

毛泽东怕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这位战士就不会再让他背了，于是就说：

“我们都是红军，经常见面的。”

毛泽东背着小赵刚走出约1里路，他的警卫员吴吉清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说：

“毛委员，你快歇歇，让我来背！”

毛泽东脚不停步，对吴吉清说：

“你先去找一副担架来，咱们俩抬他。”

小赵一听说背他的人是毛泽东，哧溜一下，从毛泽东背上滑了下来，他两眼含着热泪，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放，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

“毛委员，谢谢您！我能走，不要您背，也不要您抬。”

小赵从腰间解下毛巾，想给毛泽东擦擦汗。毛泽东扶着他，接过毛巾，擦了擦汗。正在这时，担架队上来了，毛泽东让留下一副担架，同吴吉清一起把小赵轻轻地抬了上去。小赵激动地说：

“毛委员，这里是前沿阵地，有战士顶着；您要指挥全军，不能在这里，您快走吧！我一定争取早日恢复健康，重上火线杀敌立功！”

毛泽东说：

“你负了伤，要安心养病。这一仗我们会胜利的。”

红军经过勇猛冲击，于下午1 时占领永丰县的中村，歼敌高树勋第27师近1个旅，余敌窜回乐安。当晚，红军追至南团，敌军第25师仓皇撤回宜黄。   

红军在南团按照留驻龙冈的苏区中央局指示，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1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负责指挥前线作战和领导战区地方工作。

前面已经说过，原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总前委，是在1月15日由项英在宁都小布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宣布撤消的。现在，根据战事的需要，又重新设立了一个临时总前委。

红军各部在临时总前委指挥下，按预定计划，日夜兼程向东急进。吓得国民党军第6路军慌忙向广昌收缩兵力。

5月23日，敌第6路军按第8师、第24师、第5师的顺序，由广昌向南丰撤退。

红军临时总前委得知敌人意图后，决定乘敌第5师4个团未及撤离广昌之机，攻歼该敌，夺取广昌城。部署是：以红3军经甘竹向南丰急进，追击北逃之敌第8、第24师；以红4军为左翼，红12军为右翼，攻击广昌城；以红3军团为总预备队。

5月27日晨，红4军、红12军直逼广昌城下。守敌第5师凭坚顽抗。两路红军打了整整一个上午，不仅仍被挡在城外，而且部队伤亡很大。

下午2时许，毛泽东、朱德率领总预备队红3军团来到广昌城外。毛泽东听说攻城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就和朱德一道登上距城西2公里的乌石岗，站在这个制高点上观察战场形势。

毛泽东俯视了一会儿，又沉思片刻，就叫传令兵命令红4军、红12军暂停攻击；让军级以上干部到乌石岗指挥所参加战地紧急会议，重新研究攻城策略。毛泽东对大家说：

“眼前的敌人虽然被我们围了起来，走投无路。但兵力高度集中，火力猛烈，而且有着坚固的工事，所以很难对付。红军如果靠火力跟敌人死打硬拼，不但攻不下来，反而会使自己遭到很大伤亡，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划不来的。为了使下一步的战斗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必须立刻变更攻城的策略和方法。”

紧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主张，决定给守城敌军留出逃路，再用声势浩大的总攻势吓跑敌人，把敌人歼灭一部，击溃一部，从而尽快为红军下一步行动打开通路。

接着，红军各部向敌人发起了总攻击。至当晚9时，红军冲进城内，歼敌一部，敌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死了，残敌向南丰逃窜而去。   

毛泽东进入广昌城内，已经是掌灯时分了，他这一天只在中午吃过一点剩饭，警卫员便急忙煮好了一锅稀饭。毛泽东没来得及吃，就又忙着召开红1方面军临时前委会议。

原来在红军攻占广昌后，敌军第56师刘和鼎部约7000人，自安远以南之中沙仓皇撤回建宁。因此，临时总前委决定：

由红4军第10师北上，配合红3军继续追击敌人第24、第8师和第5师残部；留红4军主力在广昌休整；由方面军总部率红3军团和红12军主力继续向东，求歼建宁敌56师。

当晚，毛泽东出广昌城，住在城东北8公里处的沙子岭。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和总部随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向建宁出发。

建宁守敌刘和鼎师装备很好，一律是德国造的套筒七八式长枪，不论官兵都背有1把刀；这个师还有1个水机关枪营和1个手枪营。

5月30日下午6时，红3军团出敌意外地扑向建宁城，迅速地结束了外围战斗，把敌人包围在建宁城中。

当日晚8时，临时前委在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如敌不退出建宁城时，决以3军团为攻城部队，向该城进击”，并具体布置了攻城的作战计划。

5月31日，红3军团从正面攻击建宁城；时至中午，红12军从建宁河上游渡河，绕道建宁城后边进行包抄。守城敌军顿时慌了手脚，开始逃跑，在过城东石桥时，争相逃命，拥挤不堪，不少人掉进了河里。

建宁一战，红军总计歼敌3个多团，活捉了敌56师师长刘和鼎，缴获了红军所急需的大批药品。

此后，红3军团又去进占了黎川。

就这样，红1方面军从5月16日开始至31日结束，在15天中横扫350公里，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先后在东固、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打5个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2次“围剿”。

彭德怀经此一役，由衷地钦佩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他赞扬毛泽东说：“究竟是拿鹅毛扇子的厉害！”

国民党20万大军全线败退，蒋介石气急败坏，跑到南昌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一边为死去的将士哭泣致哀，一边指责部下将领无能。

毛泽东却是豪情满怀，诗意勃发，挥笔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曰：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此时的蒋介石岂止是“嗟何及”，他更大的麻烦也随之而来了。

原来在5月底，国民党内部出现了的新的争斗，两广军阀在广州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旨在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也伺机南进，要和蒋介石再争高低。

以毛泽东为首的红1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新发展和江西敌军暂时处于守势的有利时机，转入进攻。预定整个攻势作战分为3期进行：

第一期向北，即向建宁、黎川、泰宁及其以北地区发展，威胁临川、南昌，促使两广军阀加速向湖南进兵；第二期向南，即向江西南部地区发展，为下一次反“围剿”建立巩固的后方；第三期向西，向赣江西岸地区发展，打通赣江两岸同湘赣边根据地的联系。

攻势作战的主要任务是：

拔掉一些土围子，发动群众分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政权和党组织，巩固和扩大苏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创造条件。  

按照第一期计划，红1方面军主力于6月上旬，分别进至宜黄以南、南丰、南城、黎川之间，以及建宁、泰宁赣闽边境地区，开展工作；红35军调瑞金，维护闽赣交通。

此外，临时总前委还指令闽西新12军，向连城、长汀、清流、宁化发展，求得与江西苏区打通联系。成立永丰、吉安、太和特委，由毛泽覃任书记兼独立师政委。

毛泽覃后来在7月20日，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喜结连理。

贺怡原来曾经有过婚姻经历，她是在1929年5月和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结婚，于1930年8月解除了婚姻关系。

贺焕文老夫妇就跟贺怡生活在一起，也参加了革命工作。二位老人做过勤杂工，刻过钢板，印过文件。凡是抄抄写写的事，他们都能干。后来，贺怡先后为毛泽覃生育了儿子贺麓成和女儿贺海峰。

欲知毛泽东的攻势作战计划能否实现，请看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