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推荐好书：《毛泽东大传》         作者  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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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全面了解毛泽东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01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 1917年日记

  我有三个愿望：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毛泽东 1961年8月

总   目   录

再版前言

第一版自序

第一卷  横空出世    1893年12月……1918年6月

第二卷  倚天抽剑    1918年6月……1927年8月5日

第三卷  战地黄花    1927年8月7日……1935年10月

第四卷  风流人物    1935年11月……1945年8月14日

第五卷  谁主沉浮    1945年8月14日……1949年9月

第六卷  五洋捉鳖    1949年10月1日……1953年

第七卷  九天揽月    1954年……1959年8月16日

第八卷  乱云飞渡    1959年8月18日……1966年5月

第九卷  风雷磅礴    1966年5月16日……1968年11月

第十卷  只争朝夕    1968年12月……1976年9月9日

部分参考书目  

再版前言

《毛泽东大传》第一版由于出版仓促及笔者所得的材料不足，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问题，诸如错别字较多，时间的叙述不规范，个别事件时间及个别人名有误等等。笔者借这次再版之机，真诚地向各位读者朋友表示歉意。同时对7月10日网上赠书以来，刘日新、王子恺、恽仁祥等一大批老同志和向海平、小园之春、毛丝丢顿、边山、启程、楚天风云雷电、山东水仙、天道酬勤等众多网友和许多不知名的朋友，在文字方面所给予的大力帮助，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毛泽东大传》此次再版，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改动：

1、纠正了为数不少的错别字及其它讹误之处。

2、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内容，使《毛泽东大传》的主题更加突出。

3、增加了大量的新的重要史料，这就使再版《毛泽东大传》的内容增加到了近400万字，而且使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发展轨迹愈加清晰，同时使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历史事件的一些细节更为生动，成为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外可以见到的所有毛泽东传记中唯一一部最系统而不凌乱、最全面而不单一、最客观而无片面性、最真实而不胡说八道、最具可读性而不枯燥的信史。

4、为了便于读者在电子版中查阅资料，笔者对时间的规范化作了进一步的处理。如：在每一年中每个月的开始时间，都加上了某某年，成为某年某月，尔后是某月某日。如果您需要查找某一时间段的历史资料或某一历史事件或毛泽东的某一精辟论断或其他人的某一段言论，只须点击一下“编辑”，再点击“查找”，在“查找”栏里输入相应阶段的某年某月或历史事件名称或某段言论中的几个关键词后，点击一下“查找下一处”，其内容便会立刻呈现在您的面前；如果需要查找某某人与毛泽东交往的史料，按上述方法在“查找”栏里输入某某人的姓名，依本传先后顺序一一点击“查找下一处”，即可一览无余。

诚然，书中还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敬请有关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

东方直心

2013年11月

第一版

自    序

亲爱的读者朋友，呈现在您面前的这一部《毛泽东大传》，共分为10卷373章，总计300余万字。这部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演义，而是一部真实地反映毛泽东一生如何修身，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工作，如何奋斗的历史纪实文学，它既可以当作通俗的故事书读，也可以作为历史工作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时最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运用。更确切地说，它是一部人生教科书。如果您真正读懂了这部书，或者是您的后人真正读懂了这部书，那么对您本人，对您的家庭，对您的后代，将会产生不可想象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当然，功利主义者除外，因为功利主义者考虑的只是一己之私。作为一个从自身、从家庭、从民族、从国家、从世界、从历史的角度来设计自己人生的人，都应该好好读一读这部书。

笔者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毛泽东及其同时代的所有的前辈们，感谢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的那种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感谢口述、记录那个时代的所有前辈和专家、学者们，还要感谢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所参考的数十部有关专著的那些作者和编著者们。没有他们的艰辛创造和他们所提供的翔实的历史资料，笔者是不敢也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杜撰出描述毛泽东一生的这部书的。

说起对毛泽东的认识，笔者也像不少人一样，有一个从基于朴素情感的表象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变过程。应该说，吾生有幸，生逢其时，年轻时曾经体验到了那个千载难逢的毛泽东时代的风云与沧桑。几十年来，笔者时时想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可喜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有关毛泽东生平的专著和历史资料陆续大量出版了。笔者从那时起，便常常购买或借阅有关毛泽东的资料，细细研读，兴至浓处，不舍昼夜，时而击节，时而拍案，时而开心一笑，时而掩卷而泣。阅读既多，感触愈深。笔者正是通过这种不间断的阅读和深入的研究，才终于完成了对毛泽东由情感的表象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这一转变过程。

毛泽东在1962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曾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张仙朋说过，他有一个愿望，打算在他有生之年写一本关于他个人的书，他说：“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很可惜，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损失，同时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正是因为这个历史的缺憾，笔者才开始大量收集史料，研究史料；尽管迄今还可能有一部分历史资料没有公诸于世，而且还有一部分毛泽东暮年的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已经被某些心怀叵测的人们销毁了，但就笔者所已经见到的历史资料，写出一部最系统、最真实和比较全面而完整的《毛泽东大传》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而且已经成为可能；所以就不揣冒昧地开始酝酿并动手写作了。  

笔者认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应该是中国人的骄傲。无论是毛泽东的人品、学品、文品，还是他的武品、诗品、书品，就个性而言，在他的同时代中，无论是哪一方面的人，即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都没有哪一个可以与他相比拟。毛泽东的思想、品行、性格、才学和智慧，堪为世人之楷模。也可以说，翻遍5千年中华文明史和数千年世界史，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中华赤子，他心里始终装着劳动人民，装着改造中国、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伟大理想。作为军事统帅，他指挥人民武装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和反动的军事力量，在他的面前无不灰飞烟灭；别说是蒋介石那几百万大军，就连日本军队，法国军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都不得不在他面前低头认输。作为人民领袖，他始终引领着中国人民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在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后，成功地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作为革命的导师，他一生都在读书、备课、讲学，教育他的战友、战士和人民，同时也包括他的朋友和敌人。巴基斯坦前总统布托说：“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若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8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更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的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英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也说：“毛并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是全民族的代表，是人民和时代的化身。革命造就了毛，毛也造就了革命。毛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中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象征。”由此可以断言：不了解毛泽东整个时代的真实性，不了解毛泽东全部的真实历史，不了解毛泽东时代所有其他那些风云人物，无论任何人都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占了大半个20世纪的“毛泽东现象”，也不可能真正理解毛泽东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真正的历史含义。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写作过程中，采用的是通俗的章回体的说话形式、《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以及《史记》中史论分离的手法。编撰的原则是尊重历史，像考古学家一样，尽可能地复原历史。当然，历史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笔某某人吃喝拉撒睡的流水账。事实上，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对于它所囊括的那个时代一些重要人物以及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事件的生动的鲜活的记录。所以笔者所遵循的是，对毛泽东和他那个时代所有的历史人物不为尊者讳，不遗尊者贤，不没尊者功，不隐劣者迹，秉笔直书，力求写出一部真实可信、通俗易读、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毛泽东的生平故事，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真相明明白白地昭示于后世。为此，笔者编撰的方法是：1、以毛泽东为中心，收集所有有关毛泽东的史料和与毛泽东有关的人物、事件的史料。对所有能见到的史料采取去伪存真、辩正纠错、摈弃议论（特别重要的评论除外）的办法而采用之。2、去芜取精，去概念存形象，使故事本身更生动、更丰满、更感人，更具生活情趣。

尽管笔者力求这部故事书臻于完美，但由于本人无缘接触到那些事件的亲历者，也无缘接触到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只能凭借所能见到的有关毛泽东的历史专著和资料进行梳理和重新撰写；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笔者学识浅薄，水平有限，所以，在本书中出现一些错误和疏漏是在所难免的。因此，笔者真诚的希望，亲历那个时代的所有健在的前辈们，在“毛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们，以及收藏有笔者尚未见到的有关资料的“毛学”爱好者们，多多赐教和帮助，以便笔者有机会纠正错误和充实内容，使本书能够于再版之时，愈加完美；笔者将不胜感激之至。

东方直心

2010年5月

毛泽东大传之

第一卷

横空出世

引子

词曰：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一首世人公认的著名词章：《沁园春.长沙》，是出自世界上一位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手。作者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填这首词时，还是一位年轻的职业革命者。那时候的他，独自站在橘子洲的一端，眼望滔滔的湘江水，日夜不息的向北流去，面对着湘江上美丽动人的自然秋景，并不能使他忘怀他所面对的严峻的革命形势。

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一方面是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一方面是反动势力为了维护他们的反革命统治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扑。忧国忧民的年轻革命者，自然是思绪激荡，心潮澎湃，禁不住发出了一个惊天之语：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个问题，当然无需他人作答，在这位年轻人的心中，早已有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呼唤：

我们！只有我们！才是未来世界的主宰者！

此时此地的他，自然而然的想到了他那些年轻的革命伙伴们。曾几何时，大家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如今，革命更需要同志们再度携手，勇往直前，到中流去，奋勇击水，冲破那遏舟之浪！                                

是啊，当他还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就与学友们一起创立了新民学会，制定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人生初级目标。当他走出学校大门步入社会的时候，就投身到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之中，与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共商国事；接着，他又在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位置上，与那些新老**们唇枪舌战了一番。

后来这位年轻的革命者一生奋斗不息，果然成就了一番亘古未有的大事业。

他戎马22年，打破了蒋介石的多次军事围剿，驱逐了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倾覆了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统一了华夏大地。

他治国27年，继列宁、斯大林之后，在中华大地上开天劈地第一遭废除了几千年的私有制，建立起一座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有制的理想的政治大厦；并且巧妙的成功的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一生料事如神。在他的青年时代直至暮年，凡数十年间，作为一个伟大的预言家，为大事者曾经预言多多，结果也是言中者多多，几乎无一出乎意料之外。

他一生反对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所以我们无须把他看作是英雄。可是他凭什么能够做出这么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呢？说白了，除了他个人具有良好的素质和崇高的革命理想之外，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一生广交学友、朋友、同志，发动和依靠人民战争。

尽管在他身后对于他一生的功过是非数十年来人们褒贬不一，但他一生的行事为人，应该说，他是无愧于中华民族伟大赤子这一光荣称号的。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读一读他的故事，无论是对于我们现在，还是将来，无疑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读者诸公若心存疑虑，请稍安勿躁，待您耐心读完大传，自然就心领神会而决非是笔者妄言了。剥曹雪芹诗一首，赠读者：

满纸真人事，一把心酸泪。莫道东方痴，请解其中味。

福和中学老师

第1章

“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为什么非要我站起来背书呢？”

话说湘中丘陵地带有一座山，名叫韶山。韶山的顶峰就是著名的韶峰，又称仙女峰，它是南岳衡山72峰之中的第71峰，也是韶山八景之一。韶峰海拔500多米，山高陡峭，气势雄伟。站在韶峰之上，给人的感觉是：“绝顶才宽三五尺，此身如在九重天。”有诗赞曰：

绕岫岚光凝欲滴，长风轻袅云烟侧。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拥千山万山碧。

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

就在这韶峰下，群山环抱着一块不大的谷地，走向是由南向北，长5公里，宽3.5公里。地形明显分为东西两部，西部山峦环绕，东部丘岗起伏，大致构成“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格局。这个山谷就叫“韶山冲”。

小小的韶山冲，隶属湖南省湘潭县管辖，在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处。它东北距湖南省城长沙90公里，东南离湘潭县城35公里，是个偏僻的小地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里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更没有通航的河道。

韶山冲里居住着毛、李、钟、周、邹、彭、庞几姓人家，他们都是忠厚、朴实、勤劳、善良的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家家都遭受着深重的灾难，过着贫困的生活。韶山冲的农民们世世代代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其一：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

其二：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

其三：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路三条，逃荒、讨米、坐监牢。

在这韶山冲里流淌着一条小溪，终年潺潺不断。小溪上游的南岸，有一栋依山傍水的半瓦半茅的房屋，叫上屋场。这是一栋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住宅，当地人称作“一担柴”式的房子。这栋房子从堂屋正中分界，两边各住着一户人家，东边瓦房里的这一户人家是毛氏家族。

说起韶山冲毛氏家族的历史，可以往上追溯到14世纪中叶。那时候元末红巾军起义正如火如荼，天下大乱。在这个王朝更迭的年代，江西省吉州府龙城县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吉水县有一个名叫毛太华的青年农民，他不甘老死蓬蒿，寂寞一生，于是便毅然弃农从戎，投奔到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中去了。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毛太华做了一个百夫长一类的下级军官，并随从明朝大将傅友德和蓝玉远征云南。在云南归入大明的版图后，毛太华被留了下来，成为一名戍滇军官。

云南边陲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当时很少有汉民居住。在云南澜沧，毛太华同许多戍滇军人一样，娶了一位当地少数民族姑娘为妻，生育了4个儿子，依次取名为：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毛清四。

毛太华渐渐衰老了，他念念不忘内地的故乡，于是就告老还乡。因为他立有边功，就被准许迁回内地。明朝洪武13年，毛太华偕妻子王氏及长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回到了湖南，居住在湘乡县城北门外的绯紫桥，地方政府分配给他田产几十亩。

数年后，毛清一、毛清四迁移到湘潭县七都七甲韶山定居。自此，毛氏家族便在这山青水秀的韶山东茅塘一带繁衍生息，毛太华便成为韶山毛氏家族的第一代祖先。

毛太华随着儿子毛清一、毛清四在韶山冲生活若干年后就去世了。毛氏家族从毛太华这一代到后来的第6代，都没有固定的谱系。到了清朝乾隆二年，毛氏家族从第7代才开始修族谱，他们定下的谱系是：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在毛氏族谱中，记载着颇为严格的家训：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

族谱中规定的家戒是：“戒游荡”、“戒赌博”。

清朝光绪七年，毛氏族谱再一次修订，续订的谱系为：

孝友传家本，忠良报国光；

启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

毛氏家族第17代传人叫毛祖人，又名毛四端。毛祖人出生于1823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勤劳忠厚的农民，没有读过书，主要靠种田、出卖劳动力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毛祖人生育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毛德臣，次子叫毛翼臣。

毛德臣，谱名恩农；生育有3个儿子，长子毛菊生，次子毛梅生，三子毛献生。

毛翼臣，谱名恩普，字寅宾，生于1846年5月22日，逝于1904年11月23日。毛翼臣娶妻刘氏，生有一子，取名毛贻昌；他还有两个女儿，**后分别嫁到了张家与贺家。

1878年，毛翼臣与哥哥毛德臣分家，他从祖居地韶山东茅塘搬到了韶山冲南岸的上屋场。毛翼臣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一生清贫，为了生活，不得不将祖传的部分田产典当出去。

毛翼臣的儿子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10月15日，在族兄弟中排行老大，他读过几年私塾，懂得一些算术。后来他终身务农经商，而且生财有道。

毛顺生10岁那年，由父母做主，与湘乡县四都唐家圫也就是被后人改称为棠佳阁的文芝仪之女、13岁的文七妹订了婚。

唐家圫文家是一个大家族，共有兄弟文芝兰、文芝仪、文芝祥3大房。

文芝仪和妻子贺氏，生育有3子3女。

文芝仪的长子文玉瑞在族兄弟中排行第七，生有长子早夭；次子文涧泉，在族兄弟中排行十一；三子文梅清，在族兄弟中排行十七。

文芝仪的次子文玉钦在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有一个继室，两个姨太。他生有长子文泮香，排行第十；次子文运昌，排行十六；三子文南松，排行二十；女儿文静纯，就是文运昌的三姐。

文芝仪的三子毛玉材，幼年早夭，留一遗孀。

文芝仪的长女嫁给了钟姓人家。次女嫁给了王姓人家，就是后来将要说到的王季范的母亲；三女则许给了毛顺生，她就是1867年2月12日出生的文七妹。

文七妹同当时许多农村妇女一样，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由于她在文家同辈姊妹中排行第七，所以家里人都叫她“七妹”，外姓人便称为“文七妹”。                    

文家是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他们所在的唐家圫距韶山冲有10余公里。由于文七妹的曾祖父逝世后葬在了韶山冲龙眼塘，所以后代人每年都要到韶山扫墓，祭拜。文家为了到韶山扫墓时有个落脚的地方，便将文七妹许给了韶山冲的毛顺生。

毛顺生15岁那年和18岁的文七妹完了婚。

此时的文七妹，生得是中等身材，清秀端庄，宽前额，长圆脸庞，浓眉大眼。她初到毛家时，很不习惯，经常回娘家哭脸。因为文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她嫌在毛家太冷清。在家作女时，只做一些家务事，田间劳动都是由男人们去干。她嫁到韶山后，毛家男劳力少，里里外外的活都得干。不过她后来也就慢慢地习惯了。

毛顺生16岁时为了偿还父亲欠下的债务，到湘军里当了几年兵，他把军队发的饷银积攒起来，在退伍后才还清了债务。

毛顺生在17岁时开始当家理务。那时他家只有六七亩地，家底微薄，一家人终年为温饱而操劳。但此时的毛顺生已经成为一个魁梧高大、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的农民，他把一家人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稻谷进行加工，将白米挑到银田寺赶集出售，有时也零售给附近的穷苦樵夫和手工业者；而那些米糠则用来喂养猪仔出售。   

毛顺生治家严谨，是个好当家的。他常说：“吃不穷、用不穷，人无计算一世穷。谁会盘算，谁就能过上好日子；不会盘算的人，你给他明晃晃的金山银山，也是空的。”他还有一个勤俭持家的贤内助文七妹，所以这个贫困的家庭就慢慢富裕起来，渐渐地积攒了一笔钱，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共有耕地15亩，年收60担谷。

公元1893年12月26日（清朝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日）卯时，太阳即将跃上山岗，就在此时，一个伟大的生命在上屋场东边这户姓毛的人家诞生了，他就是毛氏家族的第20代传人、毛翼臣的孙子、毛顺生和文七妹的第3个儿子。毛顺生按照族谱中的“泽”字辈为儿子取名叫毛泽东。

文七妹先后生育了7个孩子，长子、次子均在襁褓中夭亡，第三胎生下了毛泽东。后来她又生下两男两女，四子毛泽民，又名毛泽铭，字咏莲、润莲，1896年4月3日出生；五子毛泽覃，又名毛泽淋，字咏菊、润菊，1905年9月25日出生；而那两个女儿又都早殁了。

在毛泽东和毛泽民出生后，毛顺生夫妻是上有父亲，下有两个儿子，全家5口人，每年除去口粮35担外，还有25担左右的余粮，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此时的文七妹也成为家里最忙碌、最辛苦的人了，她既要抚育孩子，又要操持家务，还要养鸡喂猪、种菜除草，样样活都得干，方方面面都需要安排得有条有理。

且说毛泽东的出世，给毛家带来了说不尽的欢喜，可文七妹在欣喜中心里又不免有一点难以抑制的隐忧，她唯恐这个儿子再有什么问题，便多方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并开始吃起了“观音斋”。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放心，在毛泽东出世两个月后，便把儿子带回了唐家圫的外婆家，托付给外婆抚养。外婆让毛泽东拜七舅父文玉瑞、七舅母赵氏为干爹干娘，也有托福的意思；因为七舅父七舅母子女众多，被认为是命中多子多福。

在唐家圫的后山，有个龙潭坳，坳内有一股清泉，一年四季水流不断。在龙潭坳旁边矗立着一块巨石，高2.8丈，宽2丈。传说这里曾经出过一个妖怪，常常兴风作浪，后来有个能人为民除害，用这块巨石将妖怪降服了，人们就把这块巨石称为“石观音”，并经常来此祷告祈福。外婆贺氏生怕小外孙“根基不稳”，为了让小外孙能长大**，便让文七妹抱着毛泽东来到“石观音”前烧香叩头，又拜这块巨石为“干娘”，寄名石头，取容易抚养之意。因毛泽东排行第三，由此他便有了一个“石三伢子”的乳名。自此以后，每逢他从巨石前经过，大人们都要说一声：“石头，给干娘磕个头。”石三伢子就乖巧地朝着“石观音”拜上一拜。

毛泽东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唐家圫外婆家渡过的。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老少20余口人，生活也比较富裕。在一大群孙男孙女中，多了个“根基不稳”的小外孙，外婆自然是对他宠爱有加。毛泽东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群体生活，他同表兄弟表姐妹们一块儿嬉戏，一道去拔草，捡柴，拾豆子，放牛，打猪草。

毛泽东每次放牛，都把小伙伴们邀集在一起。他往往把大家分成3组，一组看牛，一组割牛草，一组上山摘野果子。临了，大家把牛栓到树上，每人分得1份牛草，然后就坐在树下吃野果子，讲故事，做各种游戏，最后尽兴而归。

在毛泽东8岁那一年的正月，他跟着母亲看耍狮子，心里一高兴，便脱口念道：“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热气烧，肉放烂些煮。”逗得外婆家的人都笑了起来。

1902年，毛泽东9岁了，该上学了，元宵节过后，毛顺生就把他从唐家圫接了回来，送到离家不到200米的南岸私塾读书，接受启蒙教育，并给他取字叫咏芝。

后来毛泽东学富五车，知识渊博，通晓姓名之学，他常常将他的字写作润之或者润芝。再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又在不同时期分别用过润、泳之、二十八画生、久滋、子任、润子任、杨子任、石山、学任等等名、字和号，还曾经用过与任、自任、事任、赵东、李德胜、李得生、得胜、国彬、杨先生等等笔名和别名。

且说毛泽东的第一个塾师是邹春培，年约50多岁。在入私塾那天，邹春培身着长衫，把毛泽东领到摆放在东墙下的神龛前面，严肃地说道：

“这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进来，都要给孔夫子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

毛泽东便恭恭敬敬地对着孔夫子作揖行礼。邹先生见状，高兴地对毛顺生说：

“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

毛顺生则有自己的打算，连忙说：

“种田人家的子弟，不希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心想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教育成为能够继承家业的人，所以在把儿子送进私塾读书的同时，还亲自训练儿子双手打算盘，教儿子记帐，要儿子学会经商的本领。

文七妹和韶山的大多数人一样，只字不识；她还和许多人一样，也是个信佛的人。毛泽东在上私塾以前和到私塾念书以后，常常陪着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寺庙里求神拜佛。可父亲毛顺生却不信佛，这使毛泽东大伤脑筋。9岁那年，他曾经和母亲讨论过父亲不信佛以及如何帮助父亲的问题。

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过：“我父亲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当时和以后，我们想过好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我们被他的攻击所压倒，只好退让，另想新的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信神。”

可是有一次，毛顺生外出要帐，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因受惊逃掉了，毛顺生也死里逃生。从此他比较信佛了，有时还要烧烧香。

再说毛泽东同旧时代所有私塾学生一样，先是从《三字经》读起：“人之初，性本善……”；接着开始点读《论语》、《孟子》和《诗经》，由于他天资聪颖，读书又很用心，所以塾师教过的书，他都能背得下来。他自己还学会了使用《康熙字典》，一些先生没有点的书，他也能读懂。在学习上他不需要先生太劳神，因此大家都叫他“省先生”。

毛泽东在读书上更不用父亲操心，但他常常会做出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来，这倒叫父亲大伤脑筋。

在南岸私塾后边住有一户人家，女主人叫邹四阿婆。她家房屋旁边种有一些枇杷树，柚子树和桃子树。每到果子成熟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小伙伴们的眼睛就被树上的果子给勾住了，恨不得变成黄莺和八哥，飞上去一口一个。只是邹四阿婆看守得严，手里还常常拿着一根长竹竿，随时准备教训偷果子的小孩。哪个小孩偶尔偷了她几个果子，她又是嚷，又是追打，还要向家长和私塾里的先生告状。小孩子们在背后都骂她“小气鬼”、“背时婆”，于是也就存心跟她作对。

有一次，毛泽东和小伙伴们瞅来瞅去不见邹四阿婆的踪影，便相互发了个信号，像猴子一般爬上树去。冷不防吓人的叫骂声突然传来：“好呀！”也不知在那儿猫着的邹四阿婆拱了出来：“哼，这回看你们‘小泥鳅’往哪里钻！”她冷笑着，挥动竹竿就打。

“跑！”毛泽东一声令下，指挥着伙伴们分头躲闪。邹四阿婆看到他比一般孩子长得高大，又是个“头儿”，便把竹竿转向他，呵斥道：“石三伢子，我先逮住你！”

毛泽东和小伙伴们纵身翻过一道沟，爬上两棵大枞树，等邹四阿婆跌跌撞撞地追来，他们已经高踞树杈，嬉笑着，喘着气做鬼脸。

邹四阿婆还会做干果，什么梅子、黄瓜、茄子一类普普通通的东西，经她的手一摆弄，就变成了酸中有甜、甜中含辣的“山珍”美味了。每当她把做好的果子晾晒在外面时，毛泽东和小伙伴们总要想方设法去偷着吃。

精明的邹四阿婆为防止小孩们偷吃，就架起梯子，把果子晾晒在屋顶上。这一下毛泽东和小伙伴们可犯难了，搬动梯子会被发现，用竹竿挑拨，要弄出响声。毛泽东正想办法，忽然看见几只飞起的蚱蜢，两只大眼睛一亮，这不是“天兵天将”吗？于是他们马上捉了几只大蚱蜢，用细长的绳子栓着蚱蜢锯齿般的长腿，顺风把它抛到房子上的果子里。这办法果然有效，他们牵动绳子，待蚱蜢正要起飞，突然往下一拉，蚱蜢那锯子般的腿就把一些果子弹了下来。小伙伴们忍住笑，抢着捡果子吃。

傍晚，邹四阿婆收果子时，发现稀少了许多。她心想，既没有起大风，鸡又飞不上去，地下也不见痕迹，这是怎么了？越想越糊涂：“想必是给背时的喜鹊、乌鸦吃了吧？”

毛泽东在私塾里也是如此。那是在1903年夏季的一个上午，塾师邹春培因有事需要外出，他就让塾生们在课堂上温习功课。毛泽东待大家读完了书，就提议去池塘游泳。这个池塘就在门口的不远处，碧波粼粼，是他们经常游泳玩耍的地方。

邹春培回来看见他的几个塾生赤身**在游泳，以为很不雅，便责备他们不该玩水。毛泽东很不服气，他拿出《论语》，引用上面的话说：

“子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您看看，孔夫子也是赞成到河里去洗澡的。”

邹先生听了，知道《论语》上确实有这么一段话，但一时又感到自己下不了台，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塾生们对对子，说是对不出来就惩罚他们。他马上出了一个上联：

“濯足；”

毛泽东见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对不出来，便对了一个下联：

“修身。”

邹春培又出了一个上联：

“牛皮菜；”

毛泽东对了一个下联：

“马齿苋。”

邹春培见难不倒毛泽东，便要在背书上找茬惩戒他。他叫着毛泽东的名字，要他到前边去背书。毛泽东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纹丝不动。按照私塾里的礼节，学生在课堂上背书要先站起来，走到先生的讲桌前站好，面向一旁，不能正视先生，然后开始背书。毛泽东对这一套繁文缛节早就不耐烦了。邹先生见他一动不动，气得脸色煞白，命令他到前边去，按老规矩背书。毛泽东只好搬着自己的凳子走到先生跟前，坐在凳子上以挑战的目光望着先生，对着快被他气晕的邹先生说：

“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为什么非要我站起来背呢？”

怒不可遏的邹先生用力拉他，要他站起来，毛泽东用力挣脱了。邹先生便气呼呼地来到上屋场向毛顺生告状，他说：

“你家咏芝了不得啦，他的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啦！”

毛家的家教历来很严。毛顺生听说儿子带头闹学，和先生顶嘴，格外恼火。他顺手在路边捡了一根楠竹丫子，立刻跑到南岸私塾，见到儿子不由分说就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毛泽东知道父亲的性子，脾气一上来，准是一顿死打，便急忙躲避，夺路而逃，一溜烟似的跑了。父亲怎么也追不上他，急得跺着脚直骂：

“我看你跑到哪里去！你敢回来，我就打死你这个没王法的东西！”

毛泽东心里明白，这时候回家，肯定还要挨一顿打，恐怕连母亲也劝不住，所以他决定暂时不回家，想跑到县城里去。此时的毛泽东还不到10岁，他在山里走了许久，也只是围着韶山打转，转了3天还没有走出韶山冲，离家也不过4公里左右，可就是不敢回家。父亲托人四处寻找儿子，最后还是毛氏家族一个砍柴老人在山里发现了他，毛泽东这才多少有点不情愿地回了家里。

后来毛泽东回忆起这件事，他说：

“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抗议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毛泽东一向反对父亲的刻薄、自私和专横，他和父亲一有争端，总要公开辩驳一番。有一次，毛顺生请了一些生意场上的人到家里做客谈生意，文七妹很快就准备好了酒菜，殷勤地招待着客人们。毛顺生想让客人见见自己的长子，同时也想让儿子接触一下生意场面，结识生意中人，以后接自己的班，便大声喊道：

“石三，快来给客人斟酒！”

毛泽东正在看书，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嘴里不耐烦地嘟囔着：

“我讨厌那些财迷心窍的买卖人，要斟，你自己斟！”

毛顺生见儿子不听话，觉得很没面子，顿时火了，放下筷子就要去打毛泽东。文七妹急忙过来拦着，劝道：

“石三已经长大了，做事情有他自己的主意，不要让他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说罢，便笑容满面地给客人们一一斟了酒。毛顺生却依然怒气不息，当着满屋子客人的面骂儿子懒而无用。毛泽东被激怒了，他说：

“年纪大的人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做事，父亲的年龄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做更多的事。等我到了你那年纪，会比你干的还要多。”

父亲又骂他不孝。毛泽东已经学会了引经据典，他说：

“经书上讲‘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为父不慈，哪来子孝？”

说完赌气跑出家门。母亲追出来劝他回去，父亲和客人们也赶来了。父亲一边骂一边责令他回去。毛泽东跑到一个池塘边，恫吓父亲说：

“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去。”

毛顺生坚持要儿子磕头认错；毛泽东则表示，如果父亲答应不再打他，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因为另一条腿是属于母亲的。毛顺生见再僵持下去也不好收场，只好许诺说不再打他了，于是毛泽东就向父亲道了歉，磕了半个头。就这样，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

毛泽东从这件事认识到，在压力面前决不能示弱，“唯有反抗才有出路”。

还有一件事，毛泽东再一次表现出了他那特有的倔强和睿智。有一天他在去唐家圫外婆家的路上，在走到石砚冲的山边时，突然闪出一个人来，双手叉腰挡住了去路。此人是一个姓赵的富家子弟，他平日里总喜欢欺侮贫弱，经常在穷人面前卖弄文墨，附庸风雅。他听说毛泽东聪明机智，便要借故难为难为毛泽东。他说：

“我知道你是文家的外甥，今天我要考考你，你若能回答出我提出的问题，就让你过去，若回答不出来，可别怪我赵某不客气，你就得大方框关小方框。”

“什么意思？”

毛泽东质问道；赵某神气地说：

“你若回答不出来，就得从我胯下爬过去。”

毛泽东一听，不慌不忙也来了一个双手叉腰，说道：

“你爱问就问吧！”

赵某说：

“百家姓里的‘赵钱孙李’，分开怎么解释，合起来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稍加思索，便说：

“‘赵钱孙李’分开是：赵公元帅的赵，有钱无钱的钱，龟孙的孙，有理无理与李同音。大宋天子赵匡胤说过：有钱龟孙不讲理！”

他不仅按照要求回答了赵某的刁难，而且还巧妙地骂这个富家子弟是“有钱龟孙不讲理”。赵某人一听，禁不住满脸怒气，可他又挑不出毛病来，也不好发作，只得让毛泽东过去了。

这正是：韶峰石头多棱锷，为柱长天不折琢！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反抗压迫、追求平等，不唯少年毛泽东，人人如此，天性使然也。童年的毛泽东也像其他的孩子一样，不过是一个“顽童”而已。可一般孩童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历练”之后，基本上都已经被琢磨得没有棱角了，圆滑了。而毛泽东的不同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以他那叛逆的个性，对父亲的打骂实行反抗；对老师的指责据理力争；对邪恶势力的压迫进行反击；在强大的陈旧的习惯势力和影响面前，他始终没有被驯服，没有被琢磨得像大多数人一样，反而把他那种可贵的理性的倔犟性格，即天生的斗争思想萌芽，随着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一步一步地升华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始终将这种斗争哲学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终生实践，至死不悔。

福和中学老师

转载：毛泽东大传——002

第2章

“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

话说在1904年秋，毛泽东转学到了关公桥私塾，塾师叫毛咏生。

毛泽东在这个私塾里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黑皮伢子的小同学，因家里很穷，常常不带中午饭，只好饿着肚子，一直到下午放学了，回到家里才再吃上一餐晚饭。毛泽东很同情这位同学，就常常把自己带的午饭分一半给他吃。

文七妹看到儿子晚饭老是吃得那么多，大惑不解。毛泽东就告诉母亲说，她精心准备的午饭是和同学分着吃了。从此，善良的母亲每天早晨都要让儿子带上两份午饭去上学。

1904年这一年，毛顺生手头的钱积攒多了，就买进了家境十分贫苦的堂弟毛菊生的7亩水田。这样一来，他的田产就增加到了22亩，每年可以收稻谷80担。

毛泽东和母亲同情毛菊生的苦楚，都反对这样做。毛顺生则认为，这没什么不应该的。他说：

“管他兄弟不兄弟，我这是用钱买来的田。”

这件事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太深了，以至多年以后他还念念不忘这件事情。

1905年春，毛泽东又先后转入桥头湾和钟家湾私塾就读。钟家湾的塾师叫周少希。

这一年，毛泽东害了一场大病，在母亲的多方护理调养下，才慢慢地好转了，只是他的身体更加瘦弱了。毛泽东由此想到，如果身体长久不好，将来什么事也不能做，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于是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

1906年秋，毛泽东转到5里外的井里湾私塾就读，塾师叫毛宇居。

毛宇居生于清朝光绪七年，与毛泽东是同一个太祖。他谱名毛泽启，字宇居，又叫禹居，别号韶麓散人。其父毛福生系前清国子监。毛宇居博学强记，还从过军，曾经跟随蔡锷的部队转战到云南、四川等地。此人见多识广，在韶山冲也算得上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乡亲们都称他是“纯儒”；又因他擅长诗文和书法，乡亲们还送给他一个“韶山一支笔”的雅号。

毛泽东在井里湾私塾开始跟着毛宇居练习书法，从学唐初的欧阳询入手，后来改学书体刚劲开放的清代书法家钱南园。在主要学业方面依然是读《四书五经》，可他不喜欢这些书。他喜欢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这使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更喜欢读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曾背着老师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后来毛泽东说自己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认为这些书对自己影响很大。

毛宇居回忆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压在上面。后来被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

思想活跃的毛泽东不愿受封闭式的教育方式的束缚，尤其是对呆板的、死记硬背的学习内容，深感不满。

有一次，毛宇居先生有事外出，行前再三叮嘱塾生们要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读书，不许私自走出私塾。在毛宇居先生走后，毛泽东就像逃出笼子的小鸟一样，跑到屋后的山上，边背书边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包。回到课堂上，他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自然也孝敬了先生一份。毛宇居却不领情，责怪他说：

“你怎么敢私自跑出去玩呢？”

毛泽东回答说：

“闷在屋里，头昏脑胀，死背硬读也是空的。”

“放肆！”

他见先生真的生气了，只好说：

“那你叫我背书好了。”

毛宇居知道背书难不住他，便指着院子里的天井，气冲冲地说：

“这回既不打你板子，也不罚你背书，你给我赞一赞这天井！”

毛泽东将天井观察了一下，略加思索，脱口吟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毛宇居听了很是赞赏，也就不再惩罚他了。

1907年，毛泽东已经14岁了，他的大弟弟毛泽民11岁，小弟弟毛泽覃才只有2岁；家里还雇用了长工和短工。要给这么多的人做饭并操持其它家务，年已40的文七妹，其劳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一生精明的毛顺生，此时与其说是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不如说是急需一个能够操持家务的好的劳动力。于是他便按照湖南“亲上加亲”的传统习惯，给毛泽东定下了一桩娃娃亲，女方就是韶山杨林炉门前的罗合楼的长女罗氏。罗氏名叫罗一姑，生于1889年10月20日，比毛泽东大4岁两个月零6天。

毛、罗两家原是世交，上两辈人就有亲戚关系。罗一姑的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堂妹。更重要的是罗家有田产，比较富裕，也不乏读书之人，在当地有较高的声望。在毛顺生看来，毛、罗两家做亲可谓是门当户对了。

未成年的毛泽东自然是反对这门亲事的，但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为了顾及父母和亲友的面子，只好默默地忍受着这桩“痛苦的婚姻”。在成亲那一天，他这个衣着整齐的小新郎，忍受着那种僵化而可恶的仪式，向每一位来宾叩拜。

年方18岁的罗一姑，性情温顺善良，又生得脸庞圆润、体态丰满，是一位能操持家务的好手。毛泽东的父母看在眼里，自然是十分满意的。但毛泽东始终不承认罗一姑是自己的妻子，坚决拒绝与这位比他大4岁的新娘圆房，也从未碰过她一根手指头，弄得父亲十分恼火，却也无可奈何。

毛泽东在1936年曾经对斯诺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毛泽东是按传统的虚岁计算——笔者注）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

后来这位罗氏女子，不幸于1910年2月11日因患细菌性痢疾，不治身亡，年仅21岁。她被葬在韶山冲南岸的土地冲。几十年后，湘潭毛氏族人依然按照旧传统、旧习惯，把罗一姑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夫人，载入《毛氏族谱》。更为荒唐的是，族人们因罗一姑无嗣，便将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已经不在人世的第3个儿子毛岸龙，作为罗一姑的儿子载入族谱。《毛氏族谱》上写道：“承夫继配杨氏子嗣”，“远智，与原配罗氏为嗣”。

且说毛顺生在持家方面克勤克俭，他带着一家人勤奋劳作，家里基本上没有吃闲饭的人。儿子年纪小的要干一些割猪草之类的轻活，大一点的就要到田地里去干活。加上他经营有方，所以他的家业日益发达，到了1907年，他家的土地就增加到24亩。在攒了一笔钱之后，毛顺生就不再买进土地了，而是典当别人的田地雇人耕种，因为典地要比买地便宜，自己还不用操心农事，便可以取利。

毛家每年大约要消费掉4500斤大米，此外还有约7000斤余粮可以出售，精明的毛顺生便开始做起了贩卖粮食、耕牛和生猪的生意，赚了不少的钱。他还放出了高利贷。在运输上，他也逐步由肩挑改为用车运送，后来更发展到从银田寺雇船，将米运往湘潭市易俗河一带去出售。一开始，这种生意还是小规模的，后来毛顺生得到岳家亲戚的贷款帮助，便到湘乡大坪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毛家已经变得像模像样了，有一座牛棚，一个粮仓，一个猪圈，还有一个小小的磨坊。

毛顺生也算得是一个财东了，他就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并同“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有商务往来。为了流通方便，自家还印制了“毛义顺堂”的票子，同“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吉春堂”是湘乡大坪坳一家设有药材、肉食、杂货等几个店铺的大商号，老板姓赵，是毛顺生妻兄文玉瑞的岳家。就为了这层生意关系，后来毛顺生一手包办了小儿子毛泽覃与赵家女儿赵先桂“亲上加亲”的婚姻。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了他家的经济情况，说相当于“富农”的地位。1950年隆冬，韶山乡土地改革划成份时，毛泽东为自己家划的成份是“富农”。

且说文七妹与毛顺生一心发家致富出人头地的做法相反，她则是为毛泽东弟兄的长大**费尽了一片苦心。她对孩子们的教育，常常寓于循循诱导之中。文七妹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每逢荒年旱月，文七妹就悄悄地送一些米粮接济贫苦的乡亲们，这和过于自私的毛顺生有着很大的反差。对毛泽东弟兄三个影响最大的就是她这种高尚的品德。

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每逢灾荒，一些穷人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这样做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对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在母亲的影响下，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穷苦人也非常同情，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品性。在韶山至今还流传着他许多同情和帮助穷人的故事。

那是在8月的一个中午，毛泽东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去外婆家，行至湘乡五里牌，看见一位挑着一担盐的老汉艰难地向前移动着步子，他就赶上去问：

“老伯，你挑这么多的盐到哪里去？”

“我到凤音四都！”

毛泽东从袋子里拿出一条裤子，说：

“我也去凤音四都，帮你背一点吧！”

老汉看着眼前的小伙子很真诚，就说：

“那太好了。”

毛泽东便把裤脚扎好，满满的装上盐，扛着绕道走了十多里，跟着老汉送到凤音四都石坝咀，主人家要请他吃饭，他说啥也不吃就走了，回到唐家圫时已经是晚上掌灯时分了。

毛顺生的堂弟毛菊生家境十分贫困，毛泽东就常常和母亲一起接济他们。每年到了最难过的年关时节，他和母亲都会背着毛顺生给毛菊生一家送去白米和腊肉。

有一次，一个农民秘密会党哥老会的一些成员来到毛家偷走了不少东西。毛泽东说：

“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偷到了他们没有的东西。”

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不仅遭到了父亲的反对，连他的母亲也不赞成。

在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冬天，毛泽东在去私塾的路上遇见了一个衣服单薄的少年，他见那位少年在风雪中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就询问他的家境状况，当了解到这位少年家里十分贫苦后，非常同情他，就脱下了自己身上的一件衣服让他穿上。

毛泽东最讨厌的事情，是去为越来越富的父亲四处讨账。在一个旧历年关时节，父亲又要他去收一笔卖猪的账，毛泽东违拗不过，只得去收了。在他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群衣衫褴褛的穷苦人，顿生怜悯之心，于是就把刚收来的钱全部分给了那些人，回到家里，自然是挨了父亲一顿臭骂。

有一回，毛泽东受父亲之托去买一个老阿婆养的猪，讲好价钱后先付了一元定金。没过几天，父亲又要他去把那头猪赶回来。此时的猪价又涨了，老阿婆后悔自己卖早了，受了损失。毛泽东很同情她，就没有再坚持要那头猪，只收了老阿婆退还的一元定金。父亲见他没有把猪赶回来，责问他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只好如实讲了，父亲非常生气地骂道：

“你呀！有钱不赚是傻子，是败家子！”

一天下午，毛泽东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急忙去抢收自家场上的谷子。他突然看见在邻居的晒谷场上，只有毛四阿婆一个人在那里手忙脚乱地忙活着，就立刻赶上去帮忙，结果自家的谷子却被雨水冲到水沟里去了。父亲见他浑身水淋淋地跑回来了，非常生气，骂道：

“自己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你倒好，胳膊肘子往外拐，帮人家去收。”

骂完了还不算，他扬手就要打。毛泽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理直气壮的说：

“人家家里很苦，是佃的田，还要交租，冲去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田，又比人家多些，冲走一些自然也不大要紧的。”

父亲听了更加冒火，说：

“你说不要紧，你还吃饭不吃饭？”

毛泽东笑着说：

“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

1907年这一年，毛泽东已经读完了5年的私塾，在他和父亲发生了一次冲突后，就不再上学了，呆在家里务农，一直到1908年。他白天同成年人一样在田间劳动，跟着长工毛春成学会了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则成了父亲的管帐先生。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账。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做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吃也不给鸡蛋吃。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当然，毛泽东的兴趣并不在这吃的上面。他晚上记完了帐，就躲进自己的卧室里点起桐油灯，读起书来。父母住在隔壁，总是催他早点睡觉，第二天早上好去做工。毛泽东听到催促声，便用布遮住灯光。在中国农村绝对是应该睡觉的时候了，可毛泽东却依然俯身坐在那里，面前放着的不是描写绿林好汉的小说《水浒传》，就是吴承恩的《西游记》。他那汗流满面的脸，贴近那盏火苗只有黄豆大小的油灯，并且还要用被子半遮着油灯和自己，以免灯光透出去。因为父亲是不喜欢他夜里点灯浪费桐油的。毛泽东一看就是三更半夜，父亲总是喊他：

“快早点睡！明天早起还要做工夫！”

母亲有时候也催他：

“快点睡吧，莫熬夜了，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

毛泽东也总是回答说：

“好，就睡了，就睡了。”

父亲很快就看穿了他的把戏，起床后看到儿子还在读书，就吼道：

“哪里这样的喊不赢哪！你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下去那还了得？”

父亲说着把书翻过来一看，竟是一本《水浒传》，就更生气了。

有一天上午，毛顺生看到儿子在地边的一块墓碑旁看小说，就大发雷霆，说：

“你是不打算干活了？”

说着扫了一眼儿子身边的两只空粪筐，又责备他一上午也没有从猪圈里往田里送一筐粪。毛泽东说：

“爹，我不是不干，送了五六筐了，我只是歇一小会儿。”

到了傍晚，毛顺生发现儿子又在那块墓碑旁看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就责备他被那些坏书教坏了，以至于连父亲的警告都不屑一顾了。毛泽东说：

“爹，我是听你的话的，你要我做的事我都照做了。活我要照常干，书也要照常读。”

毛顺生看见儿子一下午确实送了15担粪肥，本来不高兴的他也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毛泽东对父亲时时顶撞，可对母亲却是非常孝顺的。有一次母亲因生病许下了一个大愿，他便专程替母亲去南岳朝拜上香，一路上手里拿着个小凳子，走十来步就要跪拜一次，嘴里还要喃喃念叨着：“南岳圣帝，阿弥陀佛。”就这样竟走了20多公里的路程。

后来毛泽东所读的书籍越来越多了，母亲对他的影响就不如以前那样大了，他对佛教的信仰日趋淡化，这使母亲感到很不安。

且说毛泽东在家务农这一时期，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所能找到的一切书籍。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小说和故事里有一点很奇怪，里面没有描写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他对此困惑不解，问了许多人也都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他两年。后来他仔细一分析，这才明白书中颂扬的那些人都是统治者，都拥有大量的土地，他们控制着土地让农民替他们耕种，自己是不用劳动的。

毛泽东读完了在韶山所能借到的书，就跑到唐家圫外婆家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书读。表兄文运昌告诉他说：

“相公借书，老虎借猪。所以还是要先打条子后拿书啊！”

于是，毛泽东每次向文运昌借书都要打借条。他在还书时，还常常把卷了角的书放在凳子上，用手小心地压平，或用屁股坐平，然后“完璧归赵”。

自从看了表哥借给他的书籍，毛泽东可是大开了眼界，那些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等进步书籍和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使刚刚步入青年的毛泽东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器械，如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所以他提出应当把这些东西输入中国。郑观应还在书中提出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

毛泽东又读了另一位改良主义者冯桂芬著的《校邠庐抗议》。此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了不满，书中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宗主权的丧失，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读了这本书后，毛泽东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他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几十年后，他还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本书开头的第一句话：“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毛泽东的视野被打开了，这激起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但父亲对儿子读这类书和小说是不赞成的，他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

不久，毛顺生因为山林纠纷与人打了一场官司，本来对方是没理的，但人家知书识墨，在大堂上引经据典，竟然把无理说成了有理；而他自己则是有理说不清，一片山地就这样被人家占去了。由此他开始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熟读经书，以后可以帮助他打官司。后来毛泽东继续求学能得到父亲的同意和支持，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1909年秋，毛泽东终于复学了，他就读于乌龟井私塾，拜毛简臣为师，攻读《春秋左传》。

毛简臣毕业于法政学堂，以善于撰写诉讼文书著称于韶山一带。

1910年春，毛泽东又到伯父毛麓钟在东茅塘堂自办的私塾里读书。

毛麓钟，谱名贻训，字麓钟，号云阁，生于1866年，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他曾对弟子们说：“美雨欧风向我神州冲击，惟有迎头赶上，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这一类话对毛泽东具有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在这里选读了《纲鉴类綦》、《史记》、《日知录》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在辛亥革命后，毛麓钟曾经在蔡锷部下供过职，转战于云南、四川两省，不久因疾回乡；1921年病逝于东茅塘。

且说在1910年春，韶山冲清溪李家屋场从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常给韶山冲里的人们讲述一些在外地的见闻和维新故事。他还主张反对佛教，提出“弃庙兴学”，把祠堂和寺庙的田产拿出来兴办新式学堂。这种新式学堂不同于过去的那种私塾，不拜孔夫子，不读四书五经，而是要学一些新的科学知识。韶山冲里的人们对李漱清的言论议论纷纷，很少有人支持他。而毛泽东却赞成他的主张，经常到他家里去，拜他为师，向他求学问教，与他谈心，还向他借书看，以便了解外面的新鲜事情。他们成了好朋友。李漱清支持毛泽东多读书，热情地向毛泽东推荐新书。他还去劝说毛顺生，要让毛泽东多读些书。

就在这个时候，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同学碰到了一群从长沙来的贩卖开花蚕豆的湘乡籍商人，那些商人说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是因为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  

原来在1910年4月份，湖南省正闹着粮荒，长沙的饥民们成群结队的来到巡抚衙门前请愿，要求官府救济，平价粜米，可是他们得到的却是巡抚岑春蓂的无理答复。饥民们被激怒了，他们冲进衙门，砍断旗杆，赶走了岑春蓂。后来清政府又派来一名巡抚，野蛮地镇压了饥民暴动。许多饥民被斩首示众，他们的首级都被挂在旗杆上，以儆效尤。

笔者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中，湖南巡抚的名字多有讹误，本传在第一版中也受到了影响。据新疆叶才林考证：《毛泽东的故土情》一书的作者胡长明博士误把湖南巡抚岑春蓂写作了岑春萱，一来可能是因“蓂”与“萱”这两个字字型笔画相近，二来可能是受了“岑春煊”这个名字的影响。《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一书在“长沙抢米风潮”条目中则直接将“岑春蓂”写成了“岑春煊”。岑春煊曾任两广总督，岑春蓂曾任湖南巡抚，二人虽然同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却是不能“弟冠兄戴”的。

且说毛泽东和同学们在私塾里谈论着这一来自山外的惊雷般的消息，他们一直议论了好多天。毛泽东还把这件事同韶山人民联系起来，他觉得造反的人和家乡的人们一样，都是穷苦的老百姓，他们抢米是官府逼出来的，因此他对被杀害的饥民们非常同情。

在此之前，毛泽东就听说过韶山也发生过穷人造反的故事，那是哥老会的成员因为地租问题与一个地主发生了纠纷，地主用银元贿赂官府嬴了官司。哥老会成员们忍无可忍，便在一位姓彭的铁匠领导下举行了暴动。那个地主造谣说，彭铁匠他们在起义前杀了一个婴儿祭旗。湖南巡抚很快便派来官兵弹压，彭铁匠和哥老会成员们被击溃了，他们只好躲进了附近的浏山，但不久还是被围捕了，彭铁匠也被官府斩首示众。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水浒传》里的故事在他家乡的又一次重演。他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

再说长沙抢米风潮很快也波及到了发生粮荒的韶山地区。不久，毛泽东的家也成了造反的对象。韶山的饥民们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盯着商人和富人们的粮仓，他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就在这种情况下，毛顺生居然还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饥民们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个了精光。只气得毛顺生暴跳如雷，可毛泽东并不同情他父亲。他在26年后追忆这件事时还说：“我学会了恨他。”

毛泽东认为，越来越富的令人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者。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骇人听闻的结论：“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在韶山这次闹粮荒中，毛泽东更是站到了群众斗争的第一线。

这也是在1910年农历三月间，族长毛鸿宾把族上100多担谷子私下高价卖给米商，以获取暴利。族人发现后纷纷找到毛鸿宾，要求开仓平粜。毛鸿宾倚仗族长的权势，把领头的佃农毛承文捆了起来，扬言要在祠堂里按照族规惩罚他。

毛泽东闻讯赶到祠堂，和毛鸿宾当面辩论。他慷慨陈词，说违反族规的不是要求平粜的毛承文，而是私下高价卖谷的族长本人。愤怒的群众纷纷站到毛泽东一边，呐喊助威。毛鸿宾自知众怒难犯，只得放了毛承文，并答应交还私自卖出的稻谷。

毛顺生因儿子与族长公开叫板，闹了毛家祠堂，害怕毛鸿宾报复，便决定让儿子停止读书，去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当学徒。他来到东茅塘私塾，向先生说明了原委，又对毛泽东说：

“你莫读书了，快点把东西收拾好，马上跟我回家去！”

毛泽东对父亲的决定很不理解，闷闷不乐地跟随父亲离开了私塾。父亲在路上对他说：

“你呀，就莫给我再闯祸了，快点走出韶山冲，明天就送你到湘潭去，我和老朋友讲好了，让你到裕盛米粮行去当个徒弟，学点成家发财的真本领！”

毛顺生所说的这家“裕盛米粮行”的老板叫毛槐林，是他的远房兄弟，两人关系甚为密切。毛泽东对父亲的决定也没有表示反对，他觉得当学徒也许是有意思的事，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于是，他就到毛槐林的米粮行里干了几个月。

正是：德承萱堂怜孤贫，初羡草莽恨不平。

但见书中将和相，为何不见种田人？

欲知毛泽东学徒结果如何，且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曾经说过：“我是农民的儿子。”他自幼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眼见得农民的艰辛劳作，却得不到温饱。而在他所喜欢看的那些书中，就是见不到农民的影子，满眼都是一些吃着农民喝着农民享受着农民的劳动成果的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于是他愤愤不平了；于是他就有了后来满怀激情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是他就有了文化部是“被死人统治着”的牢骚。黄巢诗曰：“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黄巢能不能言行如一，已经无从知道了。而众所周知的是，毛泽东的确是做到了。翻遍中华五千年历史，可有第二个出身于草莽的胜利者对农民尚有如此深厚的情愫吗？某孤陋寡闻，至今未见！

福和中学老师

转载：毛泽东大传——003

第3章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

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

话说正当毛泽东在米粮行学徒的时候，表兄文运昌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放了假，来韶山看望姑父姑母。他同毛泽东谈起在学校的情况，告诉表弟说，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的是新学，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新鲜的东西，这在韶山是学不到的。毛泽东听了很动心，当即表示要跟表哥去东山读书。文运昌深表赞同，愿意做他的担保人。

毛泽东很有礼貌地向父亲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可是毛顺生听后只是哑然失笑。父亲的态度严重地伤害了他，在这之后，他和父亲的隔阂更深了，好长一段时间父子俩谁也不理睬谁。

毛泽东不再去米粮行学徒了，他在外婆家一个亲戚的帮助下，到湘潭县城一位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了半年。尽管迫于父亲的压力他不得不重新回到韶山，但这半年的读书生活以及在湘潭的见闻，已经使他变得不再是父亲所期待的宝贝儿子了。

毛泽东决心要到湘乡东山去就学，他制定了一个稳妥可行的计划，首先从自家的朋友们和外婆家的亲戚们那里借钱，东借5块钱，西借10块钱，筹措好一切必要的经费；接着又同母亲商量好，请在家开馆授徒的八舅父文玉钦，还有比自己大9岁的表哥文运昌，在长沙读书的二姨家二表哥王季范，以及同族的长辈和老师毛麓钟、毛宇居、李漱清，一起来到家里当说客。

这一天，毛泽东起得特别早，请厨师办了一席饭菜招待客人。他请来的这一批说客都是读书人，对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那一套，个个是滚瓜烂熟。客人们在席间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劝说毛顺生：

“咏芝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读书必有大成。”

“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满朝皆紫贵，尽是读书人。”

“书中自有千鈡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他们还告诉毛顺生说：

“如果让咏芝去上洋学堂，将来不仅前程远大，也可以赚大钱的。”

在亲友们的劝说下，毛顺生终于动了心，他同意让儿子到东山去求学。客人们见他答应了，都非常高兴，便起身告辞。

毛泽东把八舅父文玉钦、表兄文运昌、王季范等人送了一程又一程，对他们的帮助一再表示感谢。

眼看就要开学了，在入学前的一天晚上，毛泽东边吃饭边告诉父亲说：

“过几天我就要去东山高小读书了。”

毛顺生虽然答应让儿子去读书，但听说儿子为上学已经借了一笔钱，还是有些生气，便没好气地说：

“你到湘乡去读书，必须再弄到一笔钱来，好开支顶替你的长工的工钱。”

父亲的态度，与其说是他那贪婪的一面再一次暴露，倒不如说是他故意对儿子施加压力。毛泽东不便再与父亲发生冲突，只好硬着头皮问：

“雇一个长工一年需要多少钱？”

父亲说要12块。毛泽东二话不说，第二天便去找一位尊重学问曾经资助过族人上学的亲戚，从他那儿借了一些钱来。他把一个纸袋子放在父亲粗糙的大手上，说：

“这里是12块钱，我明天早上就去东山。”

这是1910年秋天的一个黎明时分，毛泽东早早起了床，开始收拾自己的行装。母亲文七妹看着正在忙活的儿子，只是问他要不要再多带一点东西。毛泽东看着母亲那抑郁的眼神，安慰她说，不用了。母亲见他收拾好了，又问：

“你要去跟你爹道个别吗？”

毛泽东倔强地说：

“不，我不去。”

这是一个凉爽的金秋时节，毛泽东把他那根早已用惯了的扁担挑在了肩上。但这一次他挑的不再是那两个粪筐了，而是一副非常简单的行囊，一头是一个书包，里面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表兄文运昌夫人杨达昌送给他的青色素纱蚊帐，另一头则是装满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一类的课外书。就这样，毛泽东离开了非常闭塞的湘潭县韶山冲，和他在东山小学堂读书的表兄文运昌一起，去报考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自此以后，他再也难得回到这里生活了。

且说毛泽东行至湘乡县境内，遇到了一个姓王的邻居，那位邻居看着眼前穿着新鞋新袜子的小伙子，感到很新鲜。在韶山，人们平日里可不是这副打扮。

“石三伢子，你穿上新鞋子真精神。”

“我要去上学了。”

毛泽东自豪地回答着。他向这位邻居说明了他那神圣的抱负。王姓邻居听后笑了起来，嘲笑他要去“洋学堂”读书的念头，还问他是否征得了父亲的同意。毛泽东火了，冲着他喊道：

    “你简直是个老古董！你过时了！”

毛泽东挑着行李走了25公里，终于走进了东山高等小学堂的黑漆大门。这里那些砖瓦结构的建筑物，被护城河和高高的院墙围着，毛泽东感觉好像是走进了一座大寺庙。学校的规模之大，让他吃惊，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孩子们聚在一起。

他在表哥文运昌陪同下报了名。在肃穆的考场上，毛泽东面对着《言志》这一试题，稍加思索，把个人的志向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直抒胸臆，一篇文章一气呵成了。几个主考教师不约而同的把他的文章判为第一。然而也有人提出毛泽东不能到东山读书。毛泽东找到了校长办公室，很有礼貌地以乡下人憨直的方式问道：

“先生，你会让我在你的学校里读书吗？”

校长李元甫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镶铜竹烟袋，望着眼前这个瘦高个子神情庄重的青年，沉默了片刻，问他叫什么名字。

“先生，我叫毛泽东。”

他的镇定让校长扬了一下眉毛，但还是举出了几个不准毛泽东入学的理由：一是毛泽东年龄过大，二是毛泽东没有学过算术和地理，更重要的是东山是湘乡县立小学堂，这里是地主豪绅培养自己子弟的地方，学费和膳食费都有相当的津贴。毛泽东既不是本县人，又没有特殊关系，湘乡少数士绅出于地方观念，是不会同意录取他的。

国文教师谭咏春是极力推崇毛泽东文章的主考老师之一，他出于爱才之心，立即出面相助。他让儿子谭世瑛先安排毛泽东在学堂西学斋住下，自己则去找校长李元甫和其他教员，一面向大家推荐毛泽东的文才，夸毛泽东具有“建国之大用”，一面据理反驳说：

“中国学生可以到外国留学，湘潭人为什么不能到湘乡来读书？”

一位经学教员兼学校董事的张先生，仍然固执己见，不同意录取毛泽东。谭咏春愤然起身道：

“学校当以培养人才为重任，若张先生诸人故意作梗，我只好自请辞退！”

李元甫校长也指着毛泽东的文章大加赞赏，他说：

“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

在校长李元甫和谭咏春等教师的支持下，学校终于录取了毛泽东。毛泽东交了5个月的膳食费和学杂费，一共是1400个铜元。文运昌又帮表弟办好了入校注册手续，并做了他入学的担保人。就这样，毛泽东被分配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戊班，成了谭世瑛的同班同学。

东山高等小学堂的确是实行“新法教育”，这里除了教授经书外，还教授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其它新学科，并且倡导改革。在早点名时，老师都要讲述中国在西方列强压迫下所受的苦难，以唤醒和培养学生的民族感情。毛泽东到这里以后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年前就死了。他感觉到，由偏僻的韶山来到东山需要弥补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学校里有一名曾留学日本的萧老师教授音乐和英文，许多学生因为他戴着一根假辫子而讨厌他，背地里都叫他“假洋鬼子”。毛泽东却喜欢听萧老师讲日本的一些事情。萧老师所教的歌曲中有一首日本歌曲名叫《黄海之战》，其歌词大意是：

“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画图。”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迷人的歌词。”并当场背诵了这一段词。他还说：“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并且从这首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歌曲里感觉到她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日本。”

那时候东山学校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富家子弟，是一些衣着讲究的小绅士；而毛泽东却穿着一身农家裤褂，他的手也比那些富家同学的手粗糙一些，脸也因为太阳经常晒而比大部分同学要黑得多。他的身材瘦长，走起路来大步流星，按年龄段来说他的个头已经算是高的了，而站在那些比他小四五岁的同学中间，看起来就像小塔一般。他讲话慢条斯理，而周围那些伶俐孩子讲起话来，简直就像打机关枪。他同样梳着辫子，可他的辫子显得特别长且有些蓬乱，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倒显得有些潇洒。在体质和气质上已经具备了自己特征的他，加上满嘴的外县口音，因此颇受那些纨绔子弟们的嘲笑和冷遇。

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我以前没有见过那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非常重要，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有一天，毛泽东从书本上看到了清朝末年湖北英山县名士郑正鹄的一则故事，说是郑正鹄初授天水县令，一些官吏巨富见他五短身材，其貌不扬，有意奚落他一番，便请画工画了一幅《青蛙图》送给他。郑正鹄一看便知其意，稍加思索，当众挥笔在图上题了一首七绝诗《咏蛙》：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毛泽东看罢很受感染，提笔改写了13个字，便将它抄写在自己的作业本上：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国文老师谭咏春先生看了这一首诗，非常兴奋，也未辨是毛泽东的“活剥”诗还是自做诗，就大笔一挥，赞扬道：

“诗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当然，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也并不是没有一个好朋友的。他的同班同学毛森品和他一样，因为个头高，就和他一起坐在了教室的最后一排。他们俩关系甚为密切，而且还时常开开玩笑逗逗乐子。

毛森品原名叫毛生炳，有一次，毛泽东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见国文教员在毛森品的作文卷子上将“毛生炳”的“炳”字误写成了“柄”，便在旁边写了“毛内生出柄来”几个字。此后，毛森品就被同学们取笑为“毛生把”。毛森品非常生气，与他同在这个学校学习的哥哥毛钦明闻知此事，也为弟弟抱不平，责备毛泽东不该开这样的玩笑。毛泽东这才觉得自己的玩笑开过头了，就向毛钦明兄弟俩作了解释，说他的本意是想嘲笑老师竟然把学生的名字写错了，没想到却成了同学们嘲弄的把柄，真是该死。他当即向毛钦明和毛森品表示了歉意，还跟老师提议，将毛生炳的名字改名为毛“森品”，从而得到了毛森品兄弟俩的谅解。

且说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学习期间，的确开阔了眼界。学校有一个藏书楼，他经常去那里借阅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在掌握地理知识的同时，了解到了尧、舜、禹、秦始皇、汉武帝等等传说中的和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的故事，并且对这些古人非常仰慕。在藏书楼里，他如鱼得水，学识猛进，除了中国历史、地理以外，还学到了不少外国文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国文教员贺岚岗看到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历史书，很是欣赏，就特地买了一本《了凡纲鉴》送给他。这本书是明朝人袁黄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体例编写的一种通史。

毛泽东在课余时间和同学们谈话时，常常对中国古典小说津津乐道。同学们都很钦佩他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熟悉程度，喜欢听他复述其中的精彩片段。可毛泽东坚持认为，《三国演义》中所描绘的故事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情。为此，他在争论中用椅子打了一位讽刺他的同学，他也和历史老师争辩这一问题，还极力驳斥那些同意老师观点的同学。他是一个秉性刚直的人，他不会通过变通来保护自己。为了这事，他又找到校长那儿，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生气极了，就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申辩书，还让一些同学在上面签了名。尽管为了这些小事闹得很不愉快，但因他写得一手好古文，还是在全校出了名，受到了校长和教员们特别是国文教员的青睐。

毛泽东写的《立志》、《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全校闻名。《宋襄公论》一文是用“康梁体”写成的，有一位教员认为只能给20分，可谭咏春先生看了以后，拍案叫绝，他说：

“毛咏芝的文章不仅思想进步，文笔泼辣，而且立志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呀！康、梁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好，好得很！”

他竟然破例给毛泽东打了个105分。

毛泽东的文章每次都被老师批上“传观”二字，贴在“揭示栏”内，作为同学们学习的范本。因此许多富家子弟又乐意和他接近交往了，其中就有萧子升和萧三兄弟俩。

萧三，1896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一个书香门第，原名萧植蕃，号子璋，谱名克森，排行第三，所以他后来就以萧三为笔名。

萧子升，又名瑜，字旭东，1894年8月22日出生，排行第二，是萧三的二哥。

一天黄昏，毛泽东和萧子璋刚刚做完运动，一听到晚自修的铃声，就和同学们一起顺着学校第二道大门走向教室，他看到萧子璋手里拿着一本书，就问道：

“你那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豪杰传》。”

这书名对于毛泽东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他问萧子璋是否可以借阅一下。萧子璋笑嘻嘻地说：

“我借书给别人，向来是有点讲究的。”

“小弟愿闻其详。”

“我的书，有三种人不能借。”

“不知是哪三种人？”

“无真才实学者不借；庸庸小人者不借；三嘛，嘿嘿，我出上联而不能对出下联者不借。毛君自然不在前两条之列，但你要想读得此书，须对出我的上联方可。”

毛泽东听萧子璋如此说，便微微一笑，说道：

“小弟不敢自命才高博学，但阅书心切，请仁兄出上联如何？”

萧子璋说：

“我这书里讲的可都是英雄豪杰呀，请毛君听好了，我的上联是：‘目旁是贵，瞶眼不会识贵人；’快对，快对！”

这一上联是一句拆、析、合字的联语，用这种方法对出下联，自然难不倒毛泽东。毛泽东心里想的却是：借一本书尚且这等啰嗦还不说，而你这上联分明是把书中人物说成是贵人，相反却讥讽借书者不识英雄豪杰。于是他就想以“口边有亚，哑嘴岂能呼亚圣”来对萧子璋的上联。可他转念一想，这样对来，有伤同学，诙谐有余，庄重不足，于是就说：

“我就冒昧对下联，赠与仁兄。请听了：‘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

萧子璋一琢磨，已知毛泽东下联的讽谏之意，没想到毛泽东才思如此敏捷，便诚恳地说：

“请恕小弟无礼，贤兄大才，愿为知己。”

说罢，他立即把《世界英雄豪杰传》借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连声道谢。

在此后的几天里，毛泽东手不释卷读完了这本书。他读到了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女皇、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他盼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从此毛泽东开始注意西方了。后来他曾对萧子升这样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他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不是经过8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吗？我们也要准备长期的奋斗。”

且说毛泽东读完了《世界英雄豪杰传》，在还书时，他抱歉地对萧子璋说：

“很对不起，我把你的书弄脏了！”

萧子璋翻开书一看，毛泽东在整本书里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而圈点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女皇、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他感叹道：

“咏芝兄，但愿将来能望兄之项背。”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还读了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的一些介绍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的书报，读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读了康有为撰写的《戊戌变法》。他很喜欢这些书报，反复阅读，有的甚至可以背诵出来。

此时的毛泽东非常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他在读梁启超写的《新民说》一文时，写了一些批语。在“论国家思想”一节旁，他分析了两种君主制国家：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窍得国之列朝也。”

这一时期，毛泽东并不反对君主制度，他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帮助变法改革。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除了努力学习，还坚持锻炼身体。他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在围墙外面的环校跑道上练习长跑；环绕学校有一条河，水深且宽，他坚持在河中游泳，搏击风浪；学校南面有一座海拔500米的东台山，他经常沿着一条崎岖陡峭的小路，登上顶峰，在山上的八角亭里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跑步下山。

转眼间，一个学期将要结束了，谭咏春看到毛泽东成绩优异，胸怀大志，为了让他更好的成长，便与李元甫校长、贺岚岗先生商量着推荐毛泽东到长沙驻省湘乡中学去学习。谭咏春先生将此美意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自然是很高兴的，可他不得不说出家里无钱供应的苦恼，谭咏春忙说：

“不要紧，我和几位先生推荐你去，吃公费。”

毛泽东欣喜异常，连声道谢。

后来在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斯诺说：“我开始向往到长沙。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120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繁华的地方。”

且说毛泽东在春节前回到了韶山，父亲毛顺生温和多了，他问儿子：

“你什么时间才能完成学业，回来当上先生，光宗耀祖？”

毛泽东在寒假期间少不了要到外婆家去，把自己买来的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最小的表弟吵着还想要。毛泽东就说：

“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的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

这样一说，小表弟也就不再闹了。

毛泽东还和二姑家表弟贺晓秋相约一块儿去长沙读书。贺晓秋是和他一块儿长大的，还曾在同一个私塾里读过书，同练一种字体，二人十分相投。可二姑不同意让贺晓秋去长沙读书，她说：

“还是留在家中吧，现在形势是一天一变，三天风四天雨，不能指望着读书来糊口，不能指望着把文章放进锅里煮了当饭吃。”

贺晓秋只好作罢。

后来毛泽东在离开家乡时，改写了前人的一首诗，并将这一首修改后的七言诗夹在父亲常看的账本里，以表达他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抱负。诗曰：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顺生拿着这首诗去向李漱清请教。李漱清先生读罢，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好诗，好诗。石三伢子硬是有志气。”

据徐涛考证，毛泽东改写的原诗，是中国宋代以后一位名叫月性的和尚所写的《题壁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不成死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而据逄先知以及高菊村等人说，毛泽东改写的原诗，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所作：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另据郑松生考证，原诗作者是与西乡隆盛同时代的日本和尚释月性，他在27岁离开家乡时写了一首《题壁》：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此时的毛泽东读书甚多，他所看到的原诗究竟是哪一首，目前尚难断定，只有留待以后新史料的发现了。

这种改写别人诗句的创作手法，其作品在文学上被称之为“剥体诗”。前面提到的《咏蛙》便属于这一种。后来毛泽东在他一生60多年的诗词创作中，也常常使用这种创作手法。

这正是：身入异乡为异客，伯乐誉为建国才。

一识中外豪杰范，雏凤清声凌空来。

欲知毛泽东到长沙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叙述便知。

东方翁曰：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看到《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文章说，《咏蛙》一诗为毛泽东所作。隔了没几天，我又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位专家举证说，此诗乃是清人郑正鹄所作。可是后来还有一些相互传抄的资料依然说《咏蛙》是毛泽东的诗作。因此我在开始写本传时，一直不敢采用这首诗，其原因：一是还没有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二是一些人正在议论毛泽东如何如何的专制，甚至有意识地挖掘他专制的根源。我如果贸然采用了这首诗，不正好给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提供了依据吗？待到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首诗原是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写在作业上的对郑正鹄《咏蛙》诗的活剥之作，这才敢于采信了；斯时斯地斯人，如此活剥，完全合乎毛泽东的性格；而那些借此污蔑毛泽东专制的说法，不是因为无知便是别有用心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04

  

第4章

“我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子，见到遍地青菜，

拼命地大嚼大吃，嚼个不停。”

话说在1911年春天，毛泽东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离开了东山高等小学堂，跟着赴长沙任教的贺岚岗先生来到省城长沙，考入了驻省湘乡中学，开始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段历程。

毛泽东在驻省湘乡中学一边刻苦学习，一边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社会动态。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创办的《民立报》。从此，读报成了他终生的爱好。

《民立报》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毛泽东到长沙不久，从这份报纸上看到了4月27日黄兴在广州领导的武装起义；了解了在这次武装起义中英勇殉难的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从这份报纸上，他还知道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同盟会的纲领，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的政策，强行把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改为官办，并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

清政府的卖国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保路风潮首先从湖南掀起，四川、湖北、广东等省也立即行动，一个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开始了。

毛泽东和驻省湘乡中学的同学们一起投入了这场斗争。他首先倡议并和另一名同学带头剪掉了自己的辫子，以此表达他们对清王朝的强烈不满。可没想到原先“相约剪辫子”的十几个同学又后悔了，毛泽东和他那位朋友对这十几个不守约的同学进行了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

在剪辫子问题上，毛泽东还和一个政法学堂里的朋友发生了争论。这位政法学堂学生引用经书来为自己的论点找论据，认为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毛泽东则和反对留辫子的朋友站在反清的立场上，提出相反的理论，驳得那位朋友哑口无言。

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清王朝已经四面楚歌，很难照旧统治下去了。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激动，激奋之下，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门口的墙壁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要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突然发动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了。离武昌不远的长沙城受到了强烈震动，形势变得异常紧张起来，湖南巡抚立即宣布全城戒严。

革命党人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活动。有一天，一个革命党的宣传家得到驻省湘乡中学校长的许可，来校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介绍了武昌起义的经过和武汉三镇的形势，鼓动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为了国家，为了革命，投笔从戎救援湖北起义军。有七八个学生当场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政府，主张推翻满人统治，建立民国。

毛泽东也非常激动，他用了四五天的时间规划自己的未来，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于是他和几位同学商量说：

“武昌起义是成功了，可是离革命的胜利还远得很哩。我想，革命不能光靠嘴巴讲，要靠实际行动。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帮助湖北起义军呢？我已经想好了，当兵去！”

“当兵？”

同学们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毛泽东。毛泽东坚定地说：

“对！当兵。到湖北去当革命军！现在武汉三镇的形势很危急，袁世凯的北洋兵分两路南下，采取包抄战术，企图钳住武汉。革命党人势单力薄，困难一定不小。我们既然要革命，就不能空手讲白话。光喊口号是打不倒宣统皇帝的。要革命就要到战场上去，真刀真枪的干！”

在他的鼓动下，有4个同学决定和他一道投笔从戎，到汉口去。毛泽东听说汉口的街道潮湿，需要穿雨鞋，就去在城外军队里干事的一位朋友那里借一双雨鞋。

10月22日，毛泽东从小吴门出城，向协操坪走去。他来到兵营门口，被卫兵拦住了，那卫兵指指悬挂在门口“禁止通行”的牌子，告诉他说：

“你不能进去了，赶快回去吧！我们马上就要起义。你看，已经补发了子弹。”

毛泽东心头一震，只好转身回城，还没走几步，就听见兵营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回头一看，全副武装的士兵们正在操坪上紧急集合。他不敢久留，快步离去，到了经武门，见城门已经关闭了，只好沿着护城河向前走，待走到云阳门口，见这里的城门也关闭了。此时的毛泽东还不知道，在长沙城里配合新军行动的暴动已经发生了，各个城门都被暴动者所占领。

毛泽东进不了城，只好跑上留芳岭，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望。不多时，噼哩啪啦的枪声接连不断，城外的起义军向云阳门猛扑过来。城内的接应者打开城门，城外的新军潮水般地涌了进去。就这样，湖南新军在焦达峰、陈作新的率领下，攻占了巡抚衙门，升起“汉”字白布旗子。长沙起义成功了。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回到学校，看到学校里也挂起了汉字白旗，门口还站了几个士兵。

10月22日深夜，在焦达峰、陈作新领导下，起义军建立了“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焦达峰任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

长沙城里一片欢乐气氛。许多学生投入到起义军中。很快，一支学生军组织起来了，可毛泽东不喜欢这支学生军，他认为学生军的成分太混杂了。他决定参加正规军，因为正规军里的士兵都是社会上的穷苦人出身，他愿意和这些人战斗在一起。

10月底，毛泽东和他的两个同学一起参加了起义军。他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不久，他就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交上了朋友。在这些朋友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湖南籍的一个矿工和一个铁匠。由于他有文化能写东西，可以帮助别人写写信，所以大家都认为他很有知识，敬佩他有“大学问”。

毛泽东在新军中认真地接受军事训练，同时依然研究时事和一些社会问题。他每月7元饷银，除了用于伙食2元和买水花去一点外，剩下的大都用在购买报纸上。每天操练结束以后，他就坐下来看报，成了军营里一个好读报的人。

毛泽东买的都是一些左翼报纸，并将这些报纸奉为至宝。他从鼓吹革命并正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湘江新闻》上，第一次看到了一位曾经留学日本的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他还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由此，他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热情洋溢地给以前的同班同学写信，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新概念；同时，他还和那些士兵们一起讨论“社会主义”问题。

此时的革命形势正在急剧地发展变化。

1912年2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取以革命吓唬清政府的手段，迫使清政府取消了皇族内阁，由他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他又玩弄“拉”的一手，对革命党的上层实施诱和；同时使出“打”的一手，用反革命武力直接对革命党人进行威胁。

1912年春，正当湖南新军准备采取行动反对清政府、反对袁世凯的时候，在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却与袁世凯达成了妥协协议，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几乎与此同时，满清皇室接受了袁世凯的优待条件，溥仪退位了。

1912年3月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此时的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了，便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深造。连长、排长和好朋友们都劝他留下来，他谢绝了长官和战友们的挽留。当初他之所以当兵，是认为军队将会在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现在他认为军队已经不再是时代的先锋了，所以就丝毫也不留恋军队的生活了，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兵营，结束了半年的军旅生涯。

这正是：才看大地惊春雷，又闻故都起阴霾。

且说毛泽东回到长沙城里，住进了很便宜的新安巷“湘乡会馆”。长沙有各种各类的学校，各个学校都通过报纸招徕新生。他不断查阅《湘汉新闻》和其它报纸上的招生广告。革命既然已经完成了，那么革命以后应该选择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呢？毛泽东对自己将来究竟想做什么还没有明确的主见，所以他在学校和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就在这时，韶山家里捎来信说，父亲以后不再从经济上支持他了。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了退路了，他必须选择一个能谋一份差事的学校。

毛泽东最先看到一个警察学堂的广告，说是将来可以当警官，于是他就花了1元钱去报了名。但在考试之前，他又被一所肥皂制造学校的广告打动了。这则广告说，该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并有津贴；还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他便改变了报考警察学堂的念头，决定将来做一个肥皂制造家。他又花了1元钱的报名费，报考了肥皂制造学校。后来一个在法政学堂学习的朋友，劝他进法政学堂。这所学堂也在广告上许下诺言说，只要学生在3年内学完全部法律课程，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毛泽东第3次付了1元钱的报名费，报考了法政学堂。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重述了广告上许诺的一切，并描绘了“将来当法律学家和做官的美好图景”，要求家里寄学费来。正当他等候父母回音的时候，另一位朋友劝他报考经济学校。朋友说，现在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之中，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又动心了，又付了1元报名费。这是他报考的第4所学校，考试后还真被校方录取并注了册。

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专心下来，还在继续注意广告。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吸引了他，广告上说这所学校是政府主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教员都是很有才能的人。他想，如果在那里能够学成一个商业专家是最好的了。于是他又写信把这一决定告诉了父亲，父亲着实高兴了一场，同意支付学费。因为父亲是最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毛泽东又交了1元报名费，报考了这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并在这里学习了一个月。这所商业学校的课程大多数是用英语讲授的，可毛泽东的英语程度并不好，他只是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了一点入门的知识；而且商业学校也缺乏比较好英语教师，所以他很快又退学了。

毛泽东回忆说：“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此时的他身上已经是一文不名了，邋里邋遢的站在长沙街边的木茶棚里，瞪大眼睛盯着报纸看广告。即便如此窘迫，他却还是以嘲弄的态度对待周围的生活，俯瞰着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

“我即宇宙！”

毛泽东以道家的冥想得出结论。

湖南省政府军的火药库爆炸，烈焰熊熊，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一道去观赏。一年前他曾经激情满怀地参加了这支军队，可现在他却以旁观者的口吻嘲讽说：

“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多了。”

有一天，有3个学友在天心阁的顶楼上碰见了毛泽东。他正独自平静地在城墙上这个七层高塔上俯瞰长沙。于是4个人便相约一起去喝茶、吃瓜子。他这3个同学在社会地位上都比他高一等，其中一个是常常借钱给他，一个姓谭的是大官的儿子。那位姓谭的同学说：

“君主制的废除，就意味着我们都可能当总统。”

旁边一个同学用一些俏皮话揶揄姓谭的。而毛泽东却显得有些激动，说：

“让他说，我很感兴趣，让他说罢！”

姓谭的解释说：

“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学问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斗争意志。”

毛泽东被他这种看法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开始思考这一问题。

不久，毛泽东报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民国肇始，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理论为依据，下笔滔滔，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言之凿凿地提出了一种教育为主说。张榜结果，他名列第一。

比毛泽东年长16岁的校长符定一，很想知道夺得头名的青年人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毛泽东就被人带到了校长办公室。符定一定睛一看，这个青年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高高的个子显得有些瘦弱，身着一件旧长衫，脚上一双圆口旧布鞋，虽是一副农家子弟打扮，却显得稳重大方，气质不凡，说起话来还慢条斯理的，就非常满意。

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秋季更名为省立第一中学。这个学校很大，学生也很多，名师也不少，校长符定一还亲自授课。毛泽东曾经聆听了符定一有关古典文学、历史、伦理等方面的教导。在一次作文竞赛中，毛泽东以刚健充实的内容，纵横捭阖的气势，严谨善辩的推理，获得了全校第一名。符定一没有想到这位来自湘潭乡村的后生，竟能在莘莘学子之中一举夺魁，便要面试一下毛泽东。他把毛泽东叫到办公室里，叫毛泽东写一篇作文。毛泽东见先生如此器重自己，顷刻间文思泉涌，一挥而就。符定一拿过来一看，果然是妙笔惊人，文采斐然，心中大喜，便决心认真栽培这位弟子。

毛泽东成了这所学校的高材生，他在这里还写了不少好作文，其中《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最著名的一篇，受到符定一的高度赞赏。

《商鞅徙木立信论》全文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护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国民政府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年之记载，而求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嗷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符定一看罢此文，禁不住拍案叫绝，给这篇作文打了个满分。他还在这篇571字的短文中写下了150个字的眉批和总评：

“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

“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

“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力能扛鼎。积理宏富。”

“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末了，符定一又在这篇作文题目的上方写了“传观”二字。

符定一知道毛泽东喜欢读课外书籍，便主动借给他一部上自远古下至明朝、一共有166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在省立第一中学名声鹊起，可他感到这个学校设置的课程太多太繁，校规也烦琐呆板，在学校学习还不如自学更好一些，所以他决定去定王台图书馆自由读书，独自研究学问。符定一得知此事，甚感惋惜，便极力劝阻他。毛泽东去意已决，婉言谢绝了先生的好意，毅然离开了学习生活了半年的省立第一中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在定王台的自修生活。

定王台位于长沙东南角。相传在西汉的时候，有一个长沙定王为了怀念他死去的母亲，在这里修筑了一个土台子，经常登台向北方的长安眺望。后来长沙人就把这个土台子叫做定王台。清朝末年，土台子已经荡然无存了，有人就在这个地方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辛亥革命后，省政府当局接受一些学者的建议，利用这栋房子办起了湖南图书馆，购置了不少新书，其藏书量居全省之首。这个地方比较偏僻，周围树木葱笼，环境幽静，的确是是一个难得的读书好场所。

定王台图书馆每天一开门，毛泽东总是第一个进去，中午仅仅休息片刻，到街上买两块米糕当午饭，下午依然是一动不动地在书桌旁埋头苦读，好像一尊低着头的雕塑一般。晚上闭馆时，他又是最后一个出来。

毛泽东在这里广泛涉猎了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他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他还认真研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同时他也阅读一些诗歌、小说和古代希腊、罗马的故事。

毛泽东在定王台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一幅世界地图，叫做《世界坤舆大地图》，不禁惊叹道：“世界原来这么大！”他每天经过地图前，都要停下脚步细细地看上一阵，以极大的兴趣认真研究一番。

40年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和几个同学说起他在定王台看世界大地图后的思想状况，他说：“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省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这么大。世界既大，人就特别多。这么多的人怎么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眼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毛泽东在评价他在省立图书馆这一段的学习生活的时候，还曾笑着对萧三说：

“我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子，见到遍地青菜，拼命地大嚼大吃，嚼个不停。”

且说毛泽东在定王台图书馆学习期间，每晚都要回到“湘乡会馆”里住。这个会馆里还住着其他一些穷学生，住着过路客、流浪汉和一些当过兵的人。那些当过兵的人都是一些退伍军人或者是被遣散的士兵，他们既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性情暴躁，喜怒无常，经常因为一些琐事和学生们吵架斗殴。有一天晚上，那些士兵和学生再次发生了冲突，酿成了一场血腥的武斗。毛泽东一直躲在厕所里，直到殴斗结束后才走了出来。这样的环境实在是呆不下去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父亲来了一封信，说是不赞成他自修。父亲认为他是不务正业，因此拒绝再提供费用，除非他继续进学校读书。就这样，毛泽东被迫结束了半年的他认为是“极有价值”的自修生活。

这正是：方入菜园饥如牛，立有乱兵扰梦来。

欲知毛泽东去向何处？且看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投笔从戎，是他第一次的人生抉择，第一次的社会革命实践，仅仅半年就结束了，可谓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又三番五次的报考各类学校，在人生坐标的再选择上，彷徨复彷徨，几番求索几番曲折之后，这才似乎看到了前途的一丝光亮。不光毛泽东是这样，恐怕有不少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有如此这般的一番经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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