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和平客家人
我自1975年秋至1979年夏,在和平县“滚打”了五年。为此,有必要把肤浅的心得讲几句。
一、比其它客家人更悠久的历史。按照多数行家的说法,客家人成为有影响、有个性民系,是在唐宋,尤其是在元、明之后。而和平客家,隔秦时南越王的佗城,近在咫尺,也是秦始皇大军南征的必经之地。虽经悠悠2000余载,至今还流传当年战事,比如,林寨曾驻扎秦军,等等。
二、独特的客家次方言。到过许多地方的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和平话就是不同于别地,——既不同于梅州、惠州,也不同于赣南,特别“硬”,去声多。我认为。它受如下影响:1、受2000多年前中国北方普通话——官话的影响,也就是受秦大军的语言同化。2、受广府白话影响。3、受明清以后从梅州等外来客家话的影响。4、受不同于别地土著的本地先民的语言影响。 三、敢于挑战神灵。我2000年出席嘉应大学国际客家学研讨会时,曾听龙川来的专家说,旧时,和平等地,若天旱,则抬龙王神明出巡,敬神求雨;若3天后不下,村民就抬龙王神明出来让烈日暴晒;若还不下,就把熬好的有毒草药液体倒入小河,毒死鱼虾,煮了吃;若再不雨,就到大江河,金鼓齐鸣,鞭炮震天,直捣龙廷,把抓来的大鱼——龙王臣民,在龙王庙前煮了吃,逼龙就范……这种民俗,我在其他地方没听说过。 三、侠义与草寇情结。和平地处峻岭,生计艰难;在特定的危机时刻此时,官逼民反、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等侠义情结容易滋生。小则做匪,大则是轰轰烈烈的起义。尤其是明朝时震动朝野的池仲华领导的大起义,(催产了和平建县。)对此,封建统治者诬蔑其为“贼”,毛泽东的中共夸为真正的“英雄”。我认为,皆偏颇也:它是和平历史积淀的原生态,是中华文化里除暴安良的元素,又符合斯大林、毛泽东的“造反有理”。不论是草寇还是大起义,有合理一面,同时是历史的破坏,为文明社会所不取的。前些年,和平县爆出了钟某贿选县长案,轰动海内外。而全国此类事甚多,不见有多少揭露,和平能有黑就揭,我推测这与和平人敢造反的侠义与草寇的历史积淀可能有关系。 四、服从儒家忠君、爱国的“王道”意识。不能老是造反,需要国家的统一,国家利益需要维护,需要安定的生产和生活。虽然池仲华的大造反轰动赣粤两省,但是,明朝气数未尽,它的安定和有效统治,比池仲华等“绿林好汉”的“聚义”更有效。因此,王守仁的镇压、安抚和创建和平县,就被百姓拥护,并传为千古佳话。还有赫赫有名的和平子弟兵在“一二 .九”凇扈抗战的杰出,更是为和平人民争了光彩。 五、封闭的官本位意识和有限的开放。和平县是九连山诸县的文化腹地,人才多。但和龙川、兴宁诸县比,却又落后一节。所以,和平的学校有大批龙川兴宁的外地知识分子,他们倒也受和平人欢迎。但对外地官员来说,就不一定了。在相当长时期内,这里的主流思想是,和平不需要外来干部,和平人是和平人的天下。这在经济落后,生计门路乍的农耕社会,是必然的。所以,1970年中期,党向民来和平整风搞出的所谓“周、刘反党集团”,我当时就不以为然的,——他们不过是官瘾重,争官做,私心重罢了。 和平人的崇文重教、吃苦耐劳、离乡扩展、敬重祖宗、崇信风水以及恪守客家语言和民俗等特点,和其他客家人大同小异,恕不赘述。当然,时逢改革开放,观念更新,和平人今非昔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