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外传

星空 · 发表于 2007-2-4 00:01:26

<div class="sysBr500 text" id="articleText493c2c58010009bd" align="left"><div>陈景润的怪癖     年轻时，陈景润经历过失学和失业的痛苦，很早就体会到钱的重要性。在动荡年代，他朝不保夕，孤苦无援，担心失去工作。慢慢地，他形成了一种习惯：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维持最简单的生活，把剩下的所有收入存入银行，或换成硬通货。         陈景润的月工资，1962年以前是56元，1962年至1977年是89.5元；从1957年到1977年，他省吃俭用，每月生活费不超过20元。除每月给父亲寄15元生活费，其余悉数存入银行。20年后，他的存款高达万元。这是他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是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         陈景润的饮食很简单，总是馒头和面条，咸菜和豆腐。他的身体很虚弱，听说人参是补品，他买过一些廉价的人参须，以补充能量的不足。        他穿着简单，父亲给他一件旧的棉短大衣，他穿了20年，天暖和了，拆出棉絮，天冷了，再填入。       他简化日常生活，避免任何自认为并不必要的消费。他不刷牙，少洗澡理发，以至于他的小屋和身上常有异味。        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不时清点自己的存折，欣赏自己收藏的首饰与硬币，甚至睡在被子里亮着手电看收藏物。当他从6平方米小屋搬出来时，他的研究生帮他收拾出两三公斤重的许多国家的各种硬币。    20世纪70年代末，他两次出国访问，积攒了7500美元、5000法郎和少许英镑。他没有购买家用电器，只带回一个收音机，送给兄弟姐妹的礼品只是一些廉价的、有纪念意义的铅笔和笔记本。        在家里，他精打细算，甚至记账。一天，他对夫人由昆说：“经过我的计算，我俩每天7角8分钱的菜钱就够了，平均每人3角9分，这样的话，剩余的工资我们可以存起来。”陈景润反复地说：“今后，儿子上大学，要自费的。”以解除夫人的疑虑。        陈景润一生在金钱方面从不马马虎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       一次，他在厦门大学的座谈会上，正式辟谣：“有个作家说我为了错找的2角钱，竟花7角钱的车费去取，这是把别人的事套在我的头上，我们搞数学的，不可能这么随便。”        1992年，陈景润的病情已经不允许他的独特爱好再延续下去，他把全部家底交给夫人由昆。如果没有国外讲学的收入，以及那笔香港人给的奖金，他的全部存款远不及北京人的平均水平。    晚年，当他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好友罗四维对他说：“你一生舍不得花钱，把身体搞成这个样子，现在，你有钱也不能用，何苦呢？”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摘自《一个真实的陈景润》（长江文艺出版社）</div></div><table class="dashed"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align="center" border="0"><tbody><tr><td></td></tr></tbody></table><div id="gload"><center xmlnssns="http://blog.sina.com.cn/sns"></center><img alt="" src="http://secure-cn.imrworldwide.com/cgi-bin/m?ci=cn-sina2006&cg=0" xmlnssns="http://blog.sina.com.cn/sns"/></div><div class="margin"></div><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r><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body><table><tbody></tbody></table>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2-5 20:45:41编辑过]

星空 · 发表于 2007-2-4 00:04:57

戏外程砚秋     程砚秋有几个嗜好。         他喜欢酒，也爱抽烟。前面说，他是酒嗓，所以他不忌酒。就是呆在家里，也常独饮自酌。酒席之前，更是当仁不让。且其量之大，无人可及。1926年7月，程砚秋赴香港演出，一曲清歌，万人倾倒。英人总督特赠他一百二十年陈白兰地两瓶。     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在老北京的真光电影院或平安电影院，常能看到他的踪迹。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他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每日清晨，他一定在自家庭院打一套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     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戏也没法唱了，平汉路也不通，程砚秋闻讯后，想方设法从太原赶回北京东城什锦花园的住所。20日，日军猛烈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29日，日军进城，北平沦陷。紫禁城下空荡荡，人们躲避在家，传到每一个人耳朵里的，只是日本军人整齐的皮靴声和杂乱的马蹄声。他与夫人相对无言，因为就在三个月前，自己和尚小云还为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表演了《弓砚缘》和《青城十九侠》，座中还有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而三个月后，将军却已倒卧在沙场。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会，要其组织艺人为捐献飞机唱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去唱谁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1938)，梅兰芳隐居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杨小楼病逝。程砚秋继续支撑着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剧场不留“官座”，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     1942年的9月初，程砚秋自上海经天津返回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日伪铁路警宪便衣的盘查搜身。他忍无可忍，厉声呵斥：“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说着便走近一根柱子，立在柱前，以防后面遭袭。为首的一个上去就动武，他挥拳还击。后面的几个狗腿子，遂一拥而上。程砚秋是来一个，接一个，把几个警特打得轮流倒地，狼狈不堪。程砚秋也就停了手，从地上拾起帽子。     狗腿子对程砚秋说：“以后碰见再说。”     “好，后会有期。”程砚秋说罢，整整衣冠出了车站。     回到家中，他才发现手腕上的金表没了，耳朵也被打坏了。事情说起来像侠客大片一样生动，又像一场程派太极拳表演。从此，一座北平城，传遍了程砚秋的身手如何如何。这事在当时、在今日，也决非哪个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此后，日本宪兵和特务一直盯着程砚秋，还闯入其寓所搜捕他。1943年的8月，当得知金仲荪夫妻患病又遇房东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劝金先生不要太悲观，说：“好戏还在后头，墨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为时恐也不远了。”     梅兰芳是有民族气节的，抗日时期“蓄须明志”。其实，程砚秋也一样有民族气节。     程砚秋聪颖过人，也坚毅过人。自那次前门火车站遭铁路警宪盘查群殴后，他决定息影务农。第二年(1943年)3月，程砚秋先后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物色乡居房屋，又在红山口、黑山扈一带洽购旱地六十亩，准备弃艺务农。熙攘人世，若能与自然机趣相契，便倍加珍视。他在日记里写道：“早思在海淀买房，思做农夫，不知能否达到此目的。并将大兄二嫂和三兄嫂等安置海淀，亦备自作归计，大家也可减少开支。理想如此，不知白住者愿不愿意出城来住？”又说：“因我极喜园艺生活，与世无害。演戏生活暂停不能不另做生活，以免落得白食饭无可对天。我常感做官之无味，尤其做现代官，也极想子弟们务农，儿孙们的心理恐怕与我不同。”     一条溪水，几片白云，柳梢月色，板桥残霜，都令程砚秋感怀不尽。他自己做饭，从早忙到晚。有朋友来探望，也是自己做饭，请吃窝窝头。夫人来青龙桥代洗衣服，程砚秋将初学乍练的贴饼子奉上，还一个劲儿地问：“好吃吗？”他学着耕地，耕了一亩，铧破了一块，又耕一亩，又破一块。损失虽大心情颇佳。人家说，他的样子“有冯玉祥之势”，他说：“冯玉祥焉有我精神!”种地需要浇水，他请人装辘轳。安装好了，程砚秋兴致勃勃地一边浇水，一边唱歌，还与安装工人一起，喝酒吃肉。     紧张耕作，闲来读史临帖——这是程砚秋务农时期的日常生活内容。但“人生是大苦事，一切如梦幻”——却又是他在日记里反复咏叹的话语。应该说归隐西山，在程砚秋是蓄志已久的。早年他在上海演戏的时候，就曾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图》，预示着入山隐退之意。诗人周今觉为《御霜图》题诗四首。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氍毹衬舞身轻。铅华洗尽君知否？枯木寒岩了此生。”在他心里，息影舞台、安于农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归宿。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所谓好花看到半开时，何况是快落之花呢。”但人又是复杂的，在以耕读为业的同时，他并未忘怀舞台。“不唱可惜呀!”这话传到程砚秋耳朵里，又颇感欣慰，觉得不枉自己多年苦练习。他时常对梨园界朋友折简相召，大家吃着棒子面的窝窝头，腌萝卜条，喝着小米粥，天南地北地纵谈艺术，其乐陶陶。剧作家翁偶虹是他乡村居所的常客。面对粗茶淡饭、土屋绳床，程砚秋不止一次地提醒翁先生请多留心，遇到适合于自己演唱的材料，希望仍能编写为剧。为此，他解释道：“我现在虽然不登舞台，但是仓库里的后备物资，不能漠然视之。有朝一日，阴云消尽，我还是要为京剧服务。”     程砚秋归隐西山时，曾将自己喂养的鸽子分赠好友，一年后，一只鸽子忽然飞回程家，这令他惊喜又感慨。有朋友说：鸽子归巢，说明他谢绝舞台的日子快结束了。果然，日本投降后他搬回城里，立刻着手恢复演出的事宜。小版注:<程砚秋为我国四大名旦之一,其他三位为梅兰芳、尚小云及旬慧生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2-5 20:43:19编辑过]

星空 · 发表于 2007-2-4 00:08:59

吴宓的1944 对吴宓先生而言，1944年是他生命里最逍遥的一个年度——这一年的夏天，他获得了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的国内带薪一年假期，他接到这个消息是在1944年的9月初，而在此之前的8月20日，恰恰是他50岁的生日。这一年的春天，和所有颠沛流离到大后方的大学教授一样，吴宓先生在昆明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艰难而且庄严地为华夏土壤培养“知识的种子”。这个时候的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日本军队的飞机已经没有能力轰炸昆明，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正在对日伪展开反击，原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也悄悄地分裂，几所顶尖学府虽然名义上还在联大的招牌下，暗地里却各自为政，各自发展。这一年是吴宓先生在清华任教的第三十个年头，也是最后一年。1944年的春天，吴宓先生在艰苦的环境里写成了三部英文版著作：《世界文学史大纲》、《欧洲文学史大纲》和那部见解独到的《文学与人生》。也正是为了校订修改和翻译成中文，以培育桃李为己任的吴宓先生才接受了校长梅贻琦的休假建议。也有人说，吴宓先生之所以接受休假是因为和当时的系主任陈福田发生了激烈争执，二人矛盾重重，无法共事，天性率真的吴宓教授才动了离开清华的念头，于是，1944年的9月23日吴宓先生离开了风景如画的昆明，经过贵阳来到遵义的浙江大学，会见他的哈佛同窗竺可桢、梅光迪。10月13日，吴宓先生从遵义出发去重庆，和茅以升、潘伯鹰会面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成都的燕京大学，去见他亦师亦友、寤寐思之的陈寅恪。关于吴宓、陈寅恪二先生的友情，实在是中国学界的一段佳话。在“文人相轻”、动辄诋毁诽谤的新文化以降的学者圈子里，吴陈二人的友情堪做万世楷模。且不说二位先生留学海外期间的真挚友谊，且不说共事清华的巅峰岁月，且不说1944年吴宓先生竟为了能够和陈寅恪先生做同事而留在燕京，且不说1961年吴宓先生南下广州拜会睽违16年的陈寅恪；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1971年，被摔断腿、被批斗到几近心理崩溃的吴宓先生冒着重大的政治压力，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信，询问中山大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下落，信中说：“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急欲知其确切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这封信在那个年代当然是沉入大海，让吴宓先生枉耗牵挂，也让几十年后读到这封信的我辈潸然泪下。吴宓先生根本不知道，陈寅恪夫妇早在两年前悲愤去世。60年后的2004年，作家叶兆言写到吴陈这一段情谊，动情地说：“友谊有时候正是因为距离，因为离乱，会产生特殊的美感。”叶兆言的感叹可谓由衷而发，一语中的。叶兆言的父亲是叶至诚，叶至诚的父亲是叶圣陶，家学渊源，难怪言语朴实动人。而吴陈二人在很多方面都惊人地相似，比如都育有三女，比如都离开北京南去，比如都把学术当作生命的根本，就连晚年的遭遇也惊人地一致，都是“膑足盲目”，凄凉弃世。1944年整个漫长的春天，吴宓先生都住在昆明大西门附近一栋老式木制楼房的阁楼里。每天从学校回来，吴宓先生要爬50多级楼梯，扶手已经很老了，像是经过了一百年，仿佛稍一用力就能拉倒。吴宓先生每次爬楼梯的时候心里总在嘀咕，“是它扶我还是我扶它”？战时的大后方没有电灯，晚上吴宓先生只能屏气吞声，慢慢地摸上楼去，像一条史书里的蠹鱼，没有丝毫的波澜。和昆明所有阁楼一样，屋子中间高四面低，吴宓先生进到屋里必须低头弓腰，才能过他一桌一椅一床一书架的教授日子，而他的三本英文著作，正是在这里写成的。就在吴宓先生即将离开昆明的时候，几名研究生去看他，好客而又寒酸的吴宓先生带着弟子们上街下馆子。先生要来菜单子，对照墙上悬挂的菜谱，亲手在点菜单子上写上菜名和单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认真地计算总数，把钱数算好，和自己口袋里的钱数相符、不超，这才交给堂倌下厨。昆明的晚上有雾，师徒一行出得饭馆，光滑整齐的石板路在雾气里湿漉漉，雾蒙蒙。学生拥着老师，像一群依恋母亲的孩子。吴宓先生穿长衫，戴礼帽，携一文明棍，在那样一个浓雾弥漫的晚上走在薪火相传的古道上，所有的喧哗和市声都被雾气清洗，没有人知道吴宓先生想什么、看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是对先生无比的依恋和浓浓离情。夜色渐深，两旁商铺的檐角偶尔有水滴滴落，打在同学的头上，打在吴宓先生的帽子上，打在后人记忆的湖面上，直到如今还在泛起层层涟漪，荡漾成1944年有关吴宓、有关清华、有关抗战、有关知识分子的种种回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2-5 20:54:22编辑过]

星空 · 发表于 2007-2-4 00:11:23

可人张之洞在晚清重臣中，张之洞属于跨世纪的人物，从19世纪活到了20世纪，因此有照片传世，还不止一张。照片上的张之洞，是个一把胡子的干巴老头，没有什么招人喜欢的地方，当然也没有什么讨人嫌之处。说他是可人，当然不是因为长相，而是此老的为官之道。　　曾国藩说李鸿章拼命做官，俞樾拼命做学问，言外之意是李鸿章为官有道，会做官而且能做官，做能官。但是，如果跟张之洞比起来，其实李鸿章还真的差那么一点。晚清时节，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align="left" border="0"><tbody><tr><td><div id="

ublicRelation2" name="

ublicRelation" style="DISPLAY: none;"></div></td></tr></tbody></table>是洋人牛气的时代，但跟洋人打交道，往往要遭人非议，交涉谈判的时候，尤其如此，弄得不好，一辈子的名声就完了。这种事，李鸿章拼命做官却没有躲开，背了多少年的“汉奸”骂名，到今天也洗不清，可是人家张之洞就不然，这种事，从来都没沾过。做京官，属于“清流”，有敢言之名；做疆吏，属于能臣，有洋务之功，过了半个多世纪，毛泽东还说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但他就是不跟外国人谈判，不签条约。　　晚清人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其实，张之洞有学也有术，而且其术道还挺深。同光之际，清流是朝廷的一景，人称“青牛”（时人以清流谐音喻此辈），经常激清扬浊，讥讽时政，抨击权要，尤其好跟那些办洋务的地方督抚为难。张之洞在京城做清流的时候，向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可见一斑。可是，这个牛角却并没有因好顶人而丢了乌纱。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暴敛，激起乡民众怒，进城申辩，而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四川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烧屋毁寨，残杀无辜400余人，酿成特大冤案。案发之后，由于事牵西太后特别宠信的吴棠（时为四川总督），任凭言官怎样弹章交加，朝野上下闹翻了天，连外国人都知道了，就是平反不了。而张之洞出面，绕开吴棠，将直接责任人孙定扬顶罪，结果立竿见影，冤案按张之洞的建议得以昭雪。1880年，宫里出了件惹得朝野大哗的事件，事情不大，却关乎西太后老佛爷的脸面。说是一日西太后让太监给她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送几盒食物，可是送东西的太监没按规矩携带腰牌，宫里也没有事先跟守门的护军打招呼，结果护军不放行，太监恃宠跟护军吵了起来，愤激之下摔掉了食盒，回去报告老佛爷说是护军无礼，不仅不让他出去，还砸了东西。西太后闻言大怒，立即下令罢免护军都统，并将当值护军交刑部拿问，将置重典。此事由于事关已经有点开始跋扈起来的太监，所以，朝廷自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以下，反应强烈，一致认为西太后处置不当，可是老佛爷就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坚持非要那几个可怜护军的脑袋不行。最后还是张之洞出面，不像众多谏官一上来就把矛头指向太监的跋扈，暗示西太后宠信宦官，人家从老佛爷自身安全的角度，引嘉庆时林清事件为前鉴，说明宫门护卫制度严格的必要性。话说得入情入理，不由得老佛爷不动心，最后护军得以保全性命，涉事的太监也受到了惩罚。以上面两个例子看，这个青牛的牛角，不但没有把人抵痛，有时还正好搔到痒处，无怪乎人家一直官运亨通。　　对于张之洞来说，既然取得了科名高第（探花），进入翰林之列，那么为官第一阶段的目标自然而然是要博取名声，博取名声在于敢说话，所以必须挤进清流中去。但博取名声的时候，也不能忘记事功，否则博的就是空名。像吴可读这种为了阻止西太后违规立光绪，以死犯谏的傻事，张之洞是绝对不会做的。当然，敢说话自然有风险，但后面的利益也大，关键在于怎么操作。事实上，对张之洞来说，身家性命、身后名节和不朽功业，哪个都不能少。进言直谏，虽说是风险投资，但他却可以将风险降到最小，把收益增到最大。这在于谋而后动的精细，在于审时度势的眼力。张之洞做清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不仅了解西太后的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路和要害，在进谏时不仅情理动人，还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而不是像别人那样总是斤斤于道德说教，耍大帽子压人。　　外放之后，张之洞做官的目标从博取名声切换成了博取事功，但此时的他同样在乎自己的名声，自然更要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在历史上，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张之洞的表现应该说很不错，属于想有作为，而且有了作为的官员，很快就成为史家所谓后期洋务派的领军人物。但他在为国家和朝廷着想的同时，也一样看重自己的身家利益所在，事事精于计算，即使天塌下来，他也不会被埋进去。在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张之洞实际上是支持变法的，梁启超以一介小小的举人之身来见，他恨不得打开总督衙门的大门，鸣礼炮迎接。在他“中体西用”的旗帜下，“西用”的范围实际上是个可以自如伸缩的大筐，所有变法的内容都可以装进去，实际上维新派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没有办法反对。不过这种提法，却让西太后老佛爷听了受用，为自己留足了后路。显然，他不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天真，非要捧着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闹变法，在太后和皇帝之间，他的态度总是平衡的。大概他是最早看出，变法的真正症结，其实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的权力纠葛。因此，他不仅把自己的得意弟子杨锐送到北京，厕身四小军机，力图维护太后和皇帝之间的平衡，而且也没有像比他低一级的同僚、湖南巡抚陈宝箴那样，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实心实意地投入变法，搞得动静特别地大。在西太后盛怒之下，发动政变，胡桃杏子一起数，将杨锐也一并杀掉之后，张之洞没有受到任何牵累，依旧好官照做。《清史稿》一向为人诟病，但在这一点上看得却很准：“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接下来，张之洞又亲手扑灭了自立军起义，将自己的另一个学生唐才常的性命送掉，毫不手软。不久，又在武昌识破导致官民恐慌的“假光绪案”，将有宫里太监配合，长得很像、演得也很像的假光绪押回北京，避免了西太后的一次统治危机。然而，就在西太后连同所有的人都认为张之洞已经变成死心塌地的保后派的时候，北方闹起了义和团，杀洋灭教，而西太后认为西方列强支持光绪，信了义和团的“神术”，愤而支持义和团，公然对所有列强宣战。在这个兴亡存续的关键时刻，他却公然抗命，拉上刘坤一、李鸿章和袁世凯，跟各国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align="left" border="0"><tbody><tr><td><div id="

ublicRelation2" name="

ublicRelation" style="DISPLAY: none;"></div></td></tr></tbody></table>的领事搞起了东南互保，跟老佛爷唱起了对台戏。有野史说抗命之时，幕僚草拟奏章上有这样的话：臣职守东南，不敢奉诏。张之洞言道：这老寡妇得吓她一下，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不管这事真假，反正张之洞带头不理会老佛爷的“乱命”，一任“老寡妇”被八国联军蹂躏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老佛爷并光绪皇帝没有逃出来，或者逃出来死在乱军和义和团之手，那也只好让她听天由命了。　　在张之洞看来，站队选择西太后，是因为当时的朝廷实际上姓叶赫那拉，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只能选择站在优势者一边。可是，如果朝廷当政者真的昏了头，跟列强作对，属于明显的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真的碰上去了，多半跟领兵出征和八国联军干的李秉衡一样，在洋人的马蹄下翘了辫子。这种事情，对于一世精明的张之洞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干的，到了这个地步，名节又是第二位的了。在做清流的时候没有学吴可读，做了封疆大吏自然也不能学李秉衡。　　张之洞的精明还体现在他的谨慎小心上，为官多年，他从来不肯弄险。有一则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张之洞被调往京城，明摆着是入军机，主持新政，但在任命没有下来之前，他到了军机处的台阶前，任凭里面的张百熙百般呼唤，就是不肯踏上那一块豆腐高的台阶半步。原来，当年雍正设立这个机构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规矩，非军机处的人，不论官衔多大，只要非请踏上军机处的台阶，一律杀头。可是到了晚清，这个规矩早就没有人理了，但是人家张之洞却依旧如此较真，其谨慎非同一般。另外，虽然后世史家将张之洞划归洋务派或者地方实力派之列，但他跟自曾、左、李以来的一班儿跋扈的督抚还是很不一样。虽然他的确坐拥东南，兵马、人事、钱粮大权在握，办工厂、练新军都是大手笔。却很少将他办的事业，看成自己的夹袋中物。以练兵为例，虽然据说此公弱不禁风，骑马阅兵还得两个人扶着，但对于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却情有独钟。编练完全洋式的新军，他其实跟小站练兵的胡一道起步，但调离两江总督任上，就将辛辛苦苦练成的自强军留给了刘坤一（结果是被人家糟蹋掉了）；回到湖广任上，又练成湖北常备军（湖北新军），1906年调京入军机，再次交给别人统领。所以，我们在讲到现代军阀的时候，可以上推至曾、左、李，但张之洞却不在其中。这里面的缘故，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谨慎小心，他不想在朝廷或者历史面前留下任何一点可能危及其名节的把柄，其用心跟扑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遣散湘军是一样的。忠于清朝是他精心维护的名节之重心，对于这一点，他实在不想令其染上任何的污点。用他自己的话打个比喻，在事功和名节面前，名节肯定是体，而事功只能算是用。　　正因为如此，做京官的时候，张之洞要做清流，尽管事实上没有得罪人，反而因此获得利益，但一定会博得“敢言”之名。这种名声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刚正不阿，属于忠臣之本。出来办洋务，不论事情办得多么声势浩大，但对朝廷，却决不有大的违拗，关键时刻，甚至不惜用变革者的血，洗刷自身的名节。但是如果朝廷昏到了让他白白去送死的关头，那他还是会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放在第一位。显然，这是所有处事精明者的共同底线。　　这时候，我们发现了，对于会做官的人来说，无论这个体那个用，“体”弄到最后就是自己的躯壳，顶多再算上自己家人的躯壳。体就是体，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星空 · 发表于 2007-2-4 00:16:26

<table align="center" border="0"><tbody><tr><td><h3>             还原白求恩</h3></td></tr><tr><td></td></tr><tr><td><img alt="" hspace="0" src="http://www.nxnet.net/images/2006-08/19/xin_00080319093764038046.JPG" border="0"/></td></tr><tr><td>1936年10月，白求恩在河北涞源县孙家庄村外小庙为伤员做手术</td></tr><tr><td><img alt="" hspace="0" src="http://www.nxnet.net/images/2006-08/19/xin_010803190937156139657.JPG" border="0"/></td></tr><tr><td>白求恩在西班牙创办了“西班牙———加拿大输血服务站”</td></tr></tbody></table><table align="left"><tbody><tr><td></td></tr></tbody></table>被亲属视作异类被更多人视为英雄      诺尔曼·白求恩并不只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一个不属于任何国家或族群的世界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仅仅从政治历史的角度是无法全面了解像白求恩一样的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     这种属于世界的国际主义志愿者，从来不是孤独的。他们存在于白求恩时代，也存在于我们当代。他们为处于战乱、贫困或者灾难阴影下的地方带去支援和帮助。然而，这样没有归属的个体，也会给他们的家庭等原本的“社会组织”带来困惑，这就是为什么白求恩被一些加拿大人（特别是其亲属）视作“异类”，却被更多的人们视作“英雄”。     他们是加拿大人，是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NormanBethune）的亲人、战友或是传记作家等，可以说最了解这位加拿大医生的为人。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过世，但我们从浩瀚的史料中找到他们的日记、书信和在世时接受媒体访问的记录，试图为读者还原一个最真实的白求恩。 “他是超级巨星”      “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蜚声海内外，但他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说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这是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TheScalpelTheSword）前言中的一句话。此书是西方世界的第一本白求恩传记，作者之一泰德·阿兰（TedAllan）与白求恩相知甚深，曾和白求恩一起体验过西班牙战争的痛苦。     阿兰用了10年时间写“父亲般的”朋友白求恩的传记，并始终和白求恩的前妻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尼（FrancesCampbellPenney）保持联系。弗朗西斯上世纪40年代回到苏格兰的家中，因精神问题住进疗养院，于上世纪50年代在院中去世。     阿兰如今已经去世，从他儿子诺尔曼·白求恩·阿兰（名字是对白求恩的尊敬纪念）所写的父亲传记中，我们得知阿兰1916年生于蒙特利尔，比白求恩小26岁。他19岁开始为份加拿大共产党的日报《号角报》（DailyClarion）写政治和劳工报道。阿兰原名阿兰·赫曼，典型的犹太姓氏，为了便于打入法西斯内部进行深入报道，他改名泰德·阿兰。他以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在北美引起强烈反响。     阿兰和白求恩初次相识是在1934年。当时，18岁的阿兰在左翼的文学杂志《新边疆》（NewFrontier）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吸引了白求恩的注意，他主动和阿兰打电话联系，并邀请阿兰参加自己44岁的生日派对。     当时，阿兰对白求恩仰慕已久，“他是蒙特利尔自由左翼界的名人之一，对我而言，他就是超级巨星……”这是阿兰的原话，也是事实。当时，白求恩是蒙特利尔北部不远的卡第维尔（Cartierville）圣心医院胸外科兼支气管科主任，擅长绘画，对艺术品的鉴赏力也非比寻常。更难能可贵的是，白求恩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购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上，以此保证这批潦倒艺术家的生计。白求恩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无论是医学、社会或是政治题目，他的演说总能吸引众多听众且久久不远散去。     阿兰日后这样描述和白求恩的初次见面：“白求恩在比弗山（BeaverHallHill）上的公寓有三层。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绘画作品（他在蒙特利尔开办了一所儿童美术学院）……他带我穿过走廊来到浴室，浴室内的一面墙上挂着他的各种文凭，另一面墙上是配有各种签名的众多手印，旁边放着一碟蓝色颜料。他让我把手按在颜料里，摁在墙上，并留下签名。然后他说‘现在你是我特殊朋友之一了’……”阿兰把白求恩当作自己的父亲，而后的18个月和白求恩形影不离。 “我有时恨他，有时爱他”      1936年9月，得到德、意支持的西班牙叛军开始对马德里发动进攻。为保卫西班牙人民政权，世界上54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组成“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共和军进行马德里保卫战。白求恩就是其中之一，他同年10月从加拿大出发，于11月3日抵达法西斯军队包围的马德里，一个月后建立了“流动输血队”。     1937年初，阿兰也以战地记者身份到达西班牙，两人于当年2月在马德里相遇。阿兰发现，白求恩虽然是一名出色的医生，但脾气暴躁的坏毛病令周围人难以忍受。“我有时讨厌那家伙，他昨晚又喝醉了，关门时震碎了玻璃。”这是阿兰1937年2月在西班牙的日记中的一句话。白求恩经常做噩梦，为此他有时半夜开车（甚至是救护车）出去不知去向，有一次甚至5天杳无音讯，这让“国际纵队”方面以及阿兰感到很尴尬。     亨宁·索伦森是《新联邦》和《加拿大论坛》驻马德里记者，也是白求恩在西班牙期间的翻译。这位丹麦裔加拿大人1980年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采访时表示，白求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不得不表示，白求恩在对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点，脾气也很糟糕，经常和西班牙医生吵架，“但他对病人非常温柔和关心，似乎他的性格会突然转变似的”。     一旦和病人有关，白求恩就会把一切抛在脑后，包括个人安危。1937年3月的一天，白求恩开着救护车和阿兰、索伦森以及摄影师戈扎·卡帕西（为白求恩拍摄纪录片《西班牙心脏》的人员之一）去救助伤员，却开错方向进了敌人控制区域。救护车顿时成了机关枪的靶子，子弹在四人身边穿过。索伦森不得不跳车躲进沟渠，白求恩这才悠闲地把车停下，卡帕西的脸都吓白了，和阿兰一起也躲进沟渠。     此时，一辆意大利坦克向他们开过来，白求恩却异常镇定地让三人把身边的伤员搬进沟渠。只有21岁的阿兰十分害怕，大叫：“天呢，我们都会被杀的！”白求恩却说：“不一定，他们看到我们的医学徽章，只会逮捕我们。”幸好西班牙共和军的坦克随即赶到，意大利坦克撤退了。白求恩等人立刻把伤员送上救护车，他给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伤员输液，并递上香烟。“我有时恨他，有时爱他。”这是阿兰当时对白求恩的真切感受。     1937年，白求恩、阿兰在马德里的“佛罗里达旅馆”和海明威相遇。此时的海明威为北美报业同盟采访西班牙内战新闻，他此前创作的《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已经使其声名鹊起，因此白求恩和阿兰都尊称他为“海明威先生”。“白求恩和海明威第一眼就不喜欢彼此。”这是阿兰的观察，但他本人因为喜欢文学创作而和海明威比较投缘，海明威还答应给他出版的新书作序。 “他让我们尴尬”      白求恩和妻子弗朗西斯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没有子女。和他见过面的家人至今都已作古，《电影传奇》剧组曾找到他的侄孙杰弗里·豪（JeffreyHowe），记者也在网上找到一个自称是他侄孙的伊恩·迈克安纳林（IanMcAnerin），但如今都无法联系。如今，我们只能从1973年CBC采访白求恩侄女贝蒂·科内尔（BettyCornell）的资料中，了解家人眼中的白求恩究竟是怎样的。     白求恩的父亲马尔科姆·尼科尔森·白求恩（MalcolmNicolsonBethune）是长老会牧师，母亲伊丽莎白·安·古德温（ElizabethAnnGoodwin）在婚前也是一名传教士，所以这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宗教家庭。白求恩有一个姐姐珍妮特（Janet）和一个弟弟马尔科姆（Malcolm），贝蒂是珍妮特的女儿。     贝蒂说，舅舅白求恩是家中的“异类”，孩子们很喜欢他，但母亲（白求恩的姐姐）却担心他对孩子们产生“不良影响。”“舅舅经常来我家。他认为小孩子应该裸泳，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我母亲对此感到有些惊恐。”贝蒂说，“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37年，当时他刚从西班牙回来，第二年初他就去了中国。我们不太收到他的信，通常就是明信片。他很忙，难以从中国抽身，而我们的信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到他手中。舅舅在信中多次问我们是否给他写过信。”     事实上，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曾令他的家族不悦。贝蒂说：“舅舅1935年11月在蒙特利尔加入共产党后，我们家感到非常尴尬。但他做事方式很不一样，我母亲对他为人类事业做出贡献感到自豪，他不会令人失望，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加入共产党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医疗事业，因为当时富人和穷人在接受治疗时完全是两种境遇，他对此很烦恼。穷人经常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得到国家提供的药物和治疗。”     加拿大和美国走得很近，所以当“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时，白求恩的家人也处于恐慌之中。贝蒂回忆道：“当舅舅1935年从俄国回来时，带了许多共产党徽章。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我们都很害怕，销毁了舅舅所有和共产党有关的物品，所以现在保留的遗物很少，只有一些他的绘画。” “加拿大的代名词”     白求恩得到加拿大的认可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罗德里克·斯图尔特也是一名白求恩的传记作者，他1974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一书，就是在白求恩刚被加拿大政府追认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的大背景下写就的，1975年和1977年他又出版了《白求恩》和《白求恩思想》（TheMindofNormanBethune）两本书。斯图尔特1934年生于加拿大，30岁时才真正认识到白求恩的价值。他在1973年接受CBC采访的内容，侧面反映了加拿大人对白求恩认识的转变过程。“1964年，加拿大国家电影局拍摄了电影《白求恩》。我当时是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学校里两个班级的学生还有一些医生看完这部电影后非常感动，在我办公室畅谈良久。有个学生告诉我，他从未想过献身医务界，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个医生，买了3个车库，这就是一名医护工作者的成就吗？《白求恩》这部电影也震撼了我，学生的话更让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于是开始写有关白求恩的书。”     为了写好白求恩，斯图尔特曾到过中国，“我到中国说起‘加拿大’，中国人就会提到‘白求恩’，这令我非常震惊。白求恩成了加拿大的代名词，我和一些医护人员谈起白求恩，有些人还会落泪。白求恩曾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所有中国人都喜欢他。”2005年，71岁高龄的斯图尔特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已是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的顾问的他，准备再写一本有关白求恩的书。     白求恩的战友、传记作家阿兰·泰德和希尼·戈登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在全世界卖出几百万册，但在加拿大本国的销量只有1.6万册，这一局面自中加两国建交而改变。     阿兰1972年在接受CBC采访时说：“如今，很多人看了我的书会生气，因为他们感到怎么这么晚才知道白求恩这位英雄人物。1970年，中加两国建交，我的书在1971再版发行，3个月就在加拿大卖出5000册。特鲁多（PierreTrudeau）总理也看了这本书，于1972年白求恩去世33年后追认他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英雄’。至此，加拿大政府不再因白求恩的共产党员身份而回避。”     阿兰认为白求恩的“正名”来得有些晚：“唯一奇怪的是加拿大怎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承认白求恩。时代变了，中国人喜爱白求恩，加拿大人也承认他是一名了不起的医生。他在中国的最后岁月，做出巨大牺牲，很少有人能这么做。他是一个极富幽默感的家伙，也是一名严肃的共产主义者。我也是共产党员，当年在西班牙开党会时，马克思的话他信手拈来。他是一个少有的人，共产党员就应该像白求恩这样。”     当白求恩终于成为加拿大人眼中的“英雄”时，他的家人也感到欣慰。贝蒂1973年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和我们聊过舅舅白求恩，他邀请我们去中国。这是我们一家最大的心愿，一直都是。我们想去看看白求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并沿着他的路走下去。”     白求恩在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的故居也成为加拿大一大景点。有趣的是，白求恩1939年在中国去世后不久，这里就转卖给了别人。70年代初，这里是约翰·休斯顿的家，他和6个孩子住在一起。自1971年开始，他就发现络绎不绝的中国人慕名来到这所房子前，以为是白求恩博物馆，还会摸摸孩子的脑袋以示友好，后来这些中国人发现此处是私人住宅时显得十分尴尬，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于是，加拿大政府在1973年买下此处，改为白求恩纪念馆，于1976年8月30日起正式对外开放。1996年，白求恩出生地被列为国家历史名胜。1998年，白求恩的名字被载入加拿大医学名人册。如今，安大略省的加拿大人因和白求恩是“老乡”而感到自豪。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2-3 22:19:41编辑过]

星空 · 发表于 2007-2-4 00:21:57

未曾長征的紅色殉道者 ——珍藏在子女记忆中的瞿秋白、方志敏、刘伯坚 他們沒有參加長征，但他們的死都與長征有關。
     當他們的戰友們還在北上抗日的漫漫長路上艱難遠征時，他們的生命征程卻在長征的出發地走到了盡頭。     他們沒有分享到長征勝利的喜悅，更沒有盼來他們曾描繪過無數次的美麗的新中國。     然而，每當我們唱起《國際歌》，每當我們讀到《可愛的中國》和《帶鐐行》，總會想起那些永遠年輕的名字：瞿秋白、方志敏、劉伯堅。     他們，是未曾長征的長征殉道者。     瞿秋白——唱著自己翻譯的《國際歌》走上刑場 <img height="297" src="http://www.ce.cn/culture/memory/200610/17/W020061017240054297673.jpg" width="180" border="1" oldsrc="W020061017240054297673.jpg" alt=""/> 就義前的瞿秋白     分別5年，當父親的面容再次出現在眼前，竟是絕照。     1935年的一個夏日，正在烏克蘭參加夏令營的瞿獨伊，從國際兒童院的同學手中搶過了一張《真理報》，上面赫然登著父親的一張半身照片，再一看，竟是父親犧牲的消息。     瞿獨伊哭得休克過去。她不懂曾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父親為何犧牲，她只知道，她的“好爸爸”從此沒有了。從女兒記事的那天起，母親楊之華就讓獨伊在對瞿秋白的稱呼前面加上個“好”字，雖然秋白並不是女兒的生父。         將自己和愛人合譽為“秋之白華”的瞿秋白，像珍愛他們的愛情一樣，愛著這惟一的女兒。     1928年，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蘇聯召開前夕，瞿秋白一家來到了莫斯科。此後的兩年間，父母在共產國際上班，瞿獨伊則先後被送入孤兒院、森林學校和兒童院。     與“好爸爸”並不多的相聚，在獨伊的童年留下了清晰的印記：野花爛漫的季節，父親帶她到樹林裏採花，把花瓣夾在書裏作書籤；大雪中，父親帶著她去莫斯科郊外滑雪，還不時假裝摔跤，逗得女兒咯咯地笑；每次來孤兒院探望女兒，父親總要帶來她最愛吃的牛奶渣，每次離開，獨伊總是送出很遠，直到父母的背影看不見……     1930年，瞿秋白夫婦秘密回國。臨行前，他們對女兒說，爸爸媽媽有事要去南俄，很快就回來。     善意的謊言讓匆忙的分別更加匆忙。獨伊沒能與父親再見上一面，甚至在回國前一天當楊之華去醫院看正在發燒的女兒時，這個胸前別著“十月革命者”紅星的小小革命者還責怪媽媽不遵守探視時間。三口之家的團圓，從此不再。     直到40多年後，瞿獨伊才從當年見證人的回憶中還原了父親生命的最後片斷——     1935年2月，中央蘇區陷落前夕，瞿秋白在向閩西突圍的途中被俘。起初，他自稱只是醫生，並寄信給上海的魯迅希望設法保釋，不料因叛徒出賣而暴露了真實身份。     當年6月18日清晨，福建長汀羅漢嶺下白露蒼茫。36歲的瞿秋白走到一處綠草坪盤腿坐下，向劊子手微笑說：“此地甚好”，爾後唱著自己于1923年翻譯成中文的《國際歌》就義。     瞿秋白留在世間最後的影像，是就義前在中山公園中山亭前的留照。照片上身著黑衣白褲、神態安然的瞿秋白，與瞿獨伊記憶裏身材消瘦、面色蒼白的“好爸爸”形象，今天仍常常重疊在她的夢裏。     兒時的獨伊並不知道，父親從20歲起就患上了嚴重的肺病。     如果不是因為患病而無力奔跑，瞿秋白也許能夠衝出敵人的包圍圈；如果不是因為患病而給了“左”傾領導者以留下的藉口，他也許能夠同紅色大軍一起走上險難重重卻又充滿希望的長征路。     1934年秋，中央紅軍在倉促中決定進行戰略轉移。被王明等人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已兩年之久的瞿秋白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傳部長。得知此消息後，毛澤東兩次找到博古要求帶瞿秋白走，卻遭到拒絕。     瞿秋白放下整理好的行裝，舉起一年前在上海與楊之華分別時妻子送給他的酒杯，同李富春、蔡暢夫婦等默默話別。中央紅軍出發那天，他把自己的良馬交給了長征隊伍中最年長的徐特立。第二天，當陳毅派馬要他去追長征隊伍時，他說：“我服從組織的命令。”     這時的中央蘇區正面臨著繼5次“圍剿”之後更為猛烈的風雨，對於身體虛弱的瞿秋白而言，留下，幾乎意味著死亡。但瞿秋白選擇了服從。半年後，當生的機會擺在面前，視人格自省重於生命的他再次選擇放棄。     重賞通緝了11年的瞿秋白終於“落網”，這對國民黨無疑是個天大的喜訊。     囚禁他的國民黨師長宋希濂前來勸降。面對這個自己昔日在上海大學教書時的學生，瞿秋白把與宋希濂的談話變成了一次關於共產主義在中國是否行得通的辯論，而辯論最終以後者的無言以對收場。     就在行刑前5天，國民黨還繼續派員遊說。他們的條件似乎頗為照顧瞿秋白的面子：不必發表反共聲明和自首書，只要答應到南京政府下屬機構去擔任翻譯即可。     拒絕，還是拒絕。瞿秋白說：“人愛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厲害，請勿撕破我的歷史！”     ——或許，槍聲響時，共產黨人和知識分子的骨氣所揚之處，正是秋白的內心所歸！     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登報後，與他引為知己的魯迅木然呆坐，低頭不語。幾個月後，魯迅抱病將秋白譯著編纂成集。     抗戰爆發後，有人向毛澤東講述了瞿秋白殉難的情形。毛澤東說，如果他不犧牲，現在來領導延安的文藝工作多好。     女兒瞿獨伊，則用了長長的幾十年來彌合失去“好爸爸”的傷痛。     1984年9月，俄文名意為“柏樹”的她，在羅漢嶺栽下了一棵柏樹。     20多年又過，秋白就義處松濤陣陣，翠柏成林。<table id="artic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580" align="center" border="0"><form id="formarticle" name="formarticle" action="http://big5.ce.cn/gate/big5/search.ce.cn/ce-mail/sendmail/sendmailCommon/fillmail.jsp" method="post" target="_blank"><tbody><tr><td id="articleText" align="left">方志敏——為了可愛的中國 <img height="400" hspace="0" src="http://www.ce.cn/culture/memory/200610/17/W020061017240054484399.jpg" width="260" border="0" oldsrc="W020061017240054484399.jpg" style="WIDTH: 260px; HEIGHT: 400px; hspace: 0; vspace: 0;" alt=""/> 獄中的方志敏     方梅第一次讀到父親的《可愛的中國》時，已經為人妻母了。     方梅從小就知道，自己的父親是個了不起的人。     祖母告訴她，父親清秀、英俊，兒時曾被村人叫做“正宮娘娘”。養父母告訴她，父親善於演講，他一講話，大家圍過來聽上半天也不嫌累。鄉親們告訴她，父親騎白馬、挎雙槍，威風凜凜。     很多年裏，在各種說法中拼湊父親形象的方梅根本不相信父親已經犧牲了，江西弋陽的老百姓也不相信，雖然關於“方志敏下場”的告示就挂在村口——他們說，那是國民黨造的謠。     天天盼著父親回來的方梅，出生在敵人瘋狂“圍剿”蘇區的1932年冬。母親繆敏在轉移途中自己扯斷臍帶，然後把這個哭聲像小貓一樣的女孩送給了當地的老百姓。最後一次去老鄉家看望女兒時，繆敏擔心孩子養不活，方志敏卻說：“嚴冬的梅花，生命力最強！”     方志敏的5個孩子寄養各處，分別叫松、柏、竹、梅、蘭——那是他最愛的一副對聯：“心有三愛，奇書駿馬佳山水；園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蘭”。     1934年11月，在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時任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軍政委員會主席的方志敏告別妻兒，告別他親手創建的閩浙贛蘇區，率紅10軍團踏上北上之路。</td></tr><tr><td align="left"> 同樣的“北上”，不同的路線。如果說主力紅軍此時面臨的是一次前途未卜的遠征，那麼擔負牽制敵人兵力、掩護主力轉移任務的10軍團，註定是支死亡軍團！     在20倍于己的國民黨重兵圍追堵截下，部隊屢屢受創。1935年1月，10軍團退至贛東北邊緣，決定進入蘇區休整，不料敵人早已在此設置了縱橫交錯的封鎖線。     方志敏和軍團參謀長粟裕帶領800多人率先衝出封鎖線，但大部隊還陷在敵人的包圍圈裏。在他召集的最後一次軍政會議上，方志敏說，我是部隊的主要負責人，不能先走。遂調轉馬頭、復入重圍。     回到蘇區的幾百殘兵在粟裕率領下，後發展為中國工農革命軍挺進師，而與2000將士苦守懷玉山的方志敏，在大雪中不幸被俘。     落入敵手的方志敏，以另一種方式繼續戰鬥——     發現他的兩個國民黨士兵連一個銅板也沒有搜到，他們不相信這樣的“大官”會沒有錢。“我們革命不是為著發財！”方志敏怒斥道，“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     美聯社記者這樣記錄國民黨“慶祝生擒方志敏大會”的場景：“帶著腳鐐手銬而站立在鐵甲車上的方志敏，其態度之激昂，使觀眾表示無限敬仰。觀眾看見方志敏後，誰也不發一言，大家默默無聲，即使蔣介石參謀部之軍官亦莫不如此。”     在獄中，方志敏爭取到了同情革命的胡逸民、高易鵬等人以及看守所代理所長淩鳳梧。前者輾轉4次從獄中送出了方志敏的手稿，後者則把他腳上10斤的鐐銬換為3斤半。     正是這副鐐銬，20年後成了尋找方志敏遺骸的重要線索。     1955年，在方志敏就義的南昌市下沙窩，施工人員發現了很多骨頭、一副棺木和一副鐐銬。經淩鳳梧等人辨認，鐐銬和棺木正是方志敏受到的特殊“待遇”。血樣對比之後，9塊遺骨被認定為方志敏的遺骸。     又過了22年，烈士遺骸隆重安葬于市郊梅嶺。方梅記得，那一天先是細雨氵蒙氵蒙，爾後碧空如洗，當靈車經過市區時，街道兩邊站滿了送行的老百姓……     妻子繆敏卻沒能等到這一天。就在安葬儀式舉行的一個月前，這位曾與丈夫並肩戰鬥的革命者匆匆辭世。     她名字裏的“敏”字，是方志敏送她的訂婚信物。結婚那天，方志敏曾給妻子取化名“李詳貞”，與自己直到被捕時還在使用的化名“李詳松”，又是天成的一對。     丈夫被捕後不久，繆敏也落入敵人魔掌，被囚禁于與方志敏關押地一墻之隔的南昌女子監獄。當方志敏望著報紙上妻子被捕的照片難過時，勸降者不失時機地提出，以跟繆敏見面作為“發表一個傾向聲明”的交換條件。     方志敏當然說不。後來，他曾流著淚對淩鳳梧說，繆敏是巾幗英雄。兩年後，繆敏被黨組織保釋出獄。曾經近在咫尺的相隔，終成生與死的距離。     母親漸漸年老，方梅才懂得了那種刻骨的思念。性格倔強、“一不對就會掏槍出來”的母親，一提到父親就淚流不止。結婚時父親送的一支“英雄”牌鋼筆，母親一直用到70年代，用到筆頭磨得溜光。而那封父親在獄中寫給母親、後來在顛沛中遺失的信，母親後半生一直在尋找。     母女倆解放後才相見。那時，17歲的方梅已經為人妻母。與被母親帶到延安、後來上大學並留蘇的兩個哥哥方明、方英相比，在農村長大的方梅吃了太多的苦，繆敏想要彌補這份遺憾。     她把女兒鎖在屋裏，逼著她讀書。這時，方梅第一次讀到了父親的《可愛的中國》。     “母親！美麗的母親，可愛的母親！”一遍遍朗誦著這些直抒胸臆的句子，學會識字不久的方梅歡呼起來：從此我可以講我的家史了，從此我懂得“祖國”是什麼意思了——祖國，就是生養了我們、值得像父親那樣的千千萬萬烈士用生命去保護的母親！     被囚的100多天裏，方志敏寫出了《可愛的中國》、《清貧》、《獄中記實》等30多萬字的文稿。這充滿才華與激情的文字，成了影響多少代人的經典。     毛澤東欣賞方志敏靠“兩條半槍”打出了兩個紅10軍的才能，稱讚在敵人數年圍剿中屹立不倒的閩浙贛蘇區是“方志敏式根據地”。在農民問題上，兩人更是早有共識。     蔣介石同樣看重方志敏。1926年北伐軍攻克南昌時，蔣介石多次設宴款待他。得知抓住了方志敏的消息後，蔣介石親自出面勸降並許以江西省主席之職，但得到的答覆只有簡單的一句話：“你趕緊下命令執行吧。”     一代英才不能為己所用，蔣介石下令秘密處決。     1935年8月6日，距方志敏的37歲生日僅半月。被押解至刑場的方志敏在贛江邊站了幾分鐘，然後轉身說：“來吧！”     秋風吹動著方志敏的頭髮。     父親想了些什麼呢？方梅說：“那幾分鐘裏的思緒，我大概一生也理不透了。” </td></tr></tbody></form></table>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2-3 22:44:31编辑过]

星空 · 发表于 2007-2-6 05:00:54

这个搞不了`吴宓的1944不知道怎么回事

星空 · 发表于 2007-2-4 06:46:31

未曾長征的紅色殉道者 (下)——珍藏在子女记忆中的瞿秋白、方志敏、刘伯坚 劉伯堅——帶鐐長街行，蹣跚復蹣跚……我心無愧怍 <img height="400" src="http://www.ce.cn/culture/memory/200610/17/W020061017240054569250.jpg" width="279" border="1" oldsrc="W020061017240054569250.jpg" alt=""/>  青年時期的劉伯堅     劉豹一直把父親遺書拍成的照片帶在身邊。     “帶鐐長街行，蹣跚復蹣跚，市人爭矚目，我心無愧怍……”71年前的3月11日,被敵人押解移獄的劉伯堅，就這樣拖著重重的鐐銬，蹣跚著走過江西大庾人潮涌動的青菜街。     敵人企圖以羞辱的方式摧毀劉伯堅的意志，卻讓內心坦蕩的革命者寫出了不朽的《帶鐐行》。     劉豹讀到這首詩的時候，已經是20多歲的小夥子了。1949年，揮師江西的解放軍來到了瑞金農村。從他們口中第一次聽到“劉伯堅”這個名字之前，被養父母取名“鄒發生”的劉豹一直以為自己是個撿來的“野孩子”，會一輩子在這片山林裏放牛、砍柴。     事實上，他是留在父親身邊時間最長的一個孩子。     紅軍主力長征後，蔣介石調集十幾萬大軍包圍了中央蘇區，根據地所有縣城先後失守。1935年3月，時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的劉伯堅率部準備突圍，挑在籮筐裏隨部隊行軍的孩子不能再留了，只好送給一家船戶。     從江西到北京，對一切都懵懵懂懂的劉豹幾乎來不及細想“父親”、“犧牲”這樣的詞語究竟是什麼意思。他只記住了在南昌第一次見到的電燈，以及大高個的他走進華北小學一年級課堂時全班哄堂大笑的情景。     慢慢地，被北京的叔叔伯伯們喊作“豹子”的劉豹學會了寫自己的名字。外表儒雅的劉伯堅為3個兒子分別取名虎、豹、熊，無不透著股虎虎生氣。上學期間，劉豹一直把父親遺書拍成的照片帶在身邊——怕照片發黴，他還常常拿出來放在太陽底下曬。對於父親洋洋千言的遺信，他說，那時候讀不懂，到現在也還沒完全領悟。     劉伯堅生於四川，25歲時赴歐洲勤工儉學並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先後在蘇聯學習政治、軍事，回國後到馮玉祥的西北軍任政治部部長。他最後的足跡，留在了劉家的祖籍地——江西。     就在送出孩子後幾天，劉伯堅向贛南油山突圍時重傷被俘。     像對待其他共產黨領導人一樣，敵人使盡了軟的硬的手段。但劉伯堅早就抱定了犧牲的決心，他在信中說：“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一切聽之而已。”     或許是善於做政治工作、曾成功策動“寧都起義”的劉伯堅爭取到了國民黨看守？或許是他揮毫而就的《獄中月夜》等詩篇獲得了他人的共鳴？這些寫給兄嫂或請轉妻子的信是如何從監獄安然寄出的，至今仍是個謎。     行刑那天，劉伯堅給妻子寫下了最後一封信。“你不要傷心，望你無論如何要為中國革命努力，不要脫離革命戰線；並要用盡一切的力量，教養虎、豹、熊三幼兒成人，繼續我的光榮革命的事業……”半個多世紀過去，字跡依然清晰，落款中的拼音簽名“LIU”依然灑脫。     時時迴響在劉豹耳邊的，卻是那最後一句：“十二時快到了，就要上殺場，不能再寫了。”     一句話，填滿了劉豹斷裂二十多年的父親記憶——一邊是森嚴的殺場，一邊是從容的留墨，我的父親在走向敵人屠刀時，是怎樣的凜然與鎮定啊！     劉伯堅至死也不知道，他的妻子再也看不到這些信了。幾乎是在他犧牲的同時，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秘書、機要科科長的王叔振，被害於閩西長汀。     這對革命夫妻恩愛至深，當年他們在西安舉行的婚禮上，出現了于右任等國共許多著名人士，革命青年和革命軍人在北伐中的聯姻一時傳為佳話。戰鬥歲月裏，他們聚少離多。1931年，獨自在福建工作的王叔振生下三兒子熊生後不滿兩月，即再次把孩子送給老鄉。     王叔振與丈夫留給孩子的話如出一轍：“今送給黃家撫養成長，長大在黃家承先啟後……父母深恩不可忘記，仍要繼續我等志願，為革命效力，爭取更大光榮。”     但母親還心存重逢的希望，她把“承先啟後”4個大字撕為兩半，另一半隨自己帶走，作為日後相認的憑據。     1979年，在三弟熊生家裏目睹那永遠無法完整的一頁時，第一次聚首的劉虎生、劉豹、劉熊生三兄弟抱頭痛哭。虎生在父母犧牲後被親戚送到延安，後曾留學蘇聯，熊生則一直在母親當年送出他的山村裏平靜地生活。如今，他們已先後辭世，剩下年過七旬的劉豹孤獨地守著父母留下的往事。     葉劍英為他的親密戰友寫了一首悲壯的輓詩：“紅軍抗日事長征，夜渡于都濺濺鳴。樑上伯堅來擊築，荊卿豪氣漸離情。”     主力紅軍出發時，葉劍英與劉伯堅在於都縣城東門外渡口分手。無論是隨部長征的葉劍英，還是為長征大軍搭浮橋、籌軍糧等事宜四處奔忙的劉伯堅，他們也許都沒有想到，這一幕，竟成了荊軻離易水般最後的告別。     劉伯堅犧牲的1935年3月21日，中央紅軍正在第4次渡過紅土高原上的赤水河。     險象叢生的長征從此絕地逢生，劉伯堅卻倒在了生命的終點。

星空 · 发表于 2007-2-4 23:28:57

叶挺将军的狱中生活    1941年1月，国民党置民族抗日大义于不顾，动用了8倍于新四军的兵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军长叶挺不幸被捕，从此身陷囹圄。但却留下广为流传的故事…… 　   热血铸就的囚歌 　     皖南事变后，叶挺即被反动派囚禁在上饶集中营。关他的那间囚室既黑暗，又潮湿，冰凉的地上，铺着几把发霉的稻草，上面尽是臭虫和跳蚤，让他受尽了折磨。 　为了诱骗叶挺投降，国民党反动派挖空了心思。一天，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派了一辆豪华的小轿车，把叶军长接到司令部参加宴会。宴会开始后，顾祝同向叶挺敬酒，劝叶挺发表宣言，声明新四军违犯了军令，只要这样做就可以出狱，甚至可以做官。 　叶挺手拍桌子，勃然大怒，道：“无耻，你们制造皖南事变，陷害新四军，破坏抗日，该是你们向人们认罪才对。”叶挺光明磊落，大义凛然，句句话如同利剑刺的顾祝同瞠目结舌。后来蒋介石亲自出马，劝叶挺投降，被叶挺严词拒绝。 　蒋介石气急将把叶挺关进重庆“中美合作所”，受尽折磨和迫害。叶挺将军身居囚室，不能驰骋抗日战场，不能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却被逼写什么声明和宣言，他一时热血沸腾，拿起笔在囚室的墙壁上写下了著名的《囚歌》。 　　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郭沫若曾说：“他的诗是用生命和热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 该文当年发表在一家刚刚创刊出版的《唯民周刊》４月６日的创刊号上，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不胫而走，被广为传诵并流传至今。 　  蓄发明志 　　被俘入狱后，叶挺即开始蓄发，发誓不获自由，绝不理发、修面。叶挺在狱中，常有国民党要人来劝降，每到这时，特务头子戴笠都要派沈醉劝说叶挺剪掉长发。有一次，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要去见叶挺，沈醉便又去劝说叶挺剪发。这次沈醉改换了方式，以拉家常的形式说，重庆这些日子太闷热，许多人因为头发长长了虱子，劝叶挺赶快剪掉长发，以免遭虱咬之苦。叶挺早已识破其用意，愤怒地说：“不获无条件释放，绝不剪去头发。” 　　抗战胜利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释放叶挺。当叶挺走出监狱时，头发已长得披到肩上，胡须也到了胸前。叶挺对沈醉说：“过去你几次劝我把长发剪掉，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要自动把它剪下来，还要好好保存起来，用以教育后人。” 　  出狱后的第一个心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被软禁在恩施的叶挺，于9月14日，押解到了重庆。　　 　　重庆谈判期间，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和一切政治犯的要求。1946年初的旧政协会上，郭沫若大声疾呼无条件释放叶挺，并援引叶挺在狱中写的一首四字诗：“四次辞呈，三年军长；一朝革职，无期徒刑。”借叶挺之诗抒愤。中外记者也纷纷走访国民党当局，询问何日释放叶挺。 　　蒋介石反动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在1946年3月4日下午恢复了叶挺的自由，叶挺是在这天的《大公报》上看到要释放他的消息的。　　 　　特务头目沈醉，这天也奉特殊使命去囚室“拜望”叶挺，毕恭毕敬地问道：“叶将军出狱，打算首先办哪些紧要的事? 　　叶挺毫不犹豫地说：“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 　 　　果然，叶挺出狱的第二天——3月5日的晚上，他立即奋笔疾书，向党中央发出申请入党的电文…… 　　历史如车轮，滚滚风尘而去。诗人臧克家曾写过一首诗《有的人》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叶挺将军，便是后一种人，永活在人民的记忆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2-5 20:58:07编辑过]

星空 · 发表于 2007-2-4 23:34:57

雷锋添砖有一个星期天，雷锋肚子痛，他趴在床上忍了一会，想硬挺过去，但又一想，明天还要出车，这样疼下去可不行，赶快爬了起来，跑到卫生连。 值班医生问了问病情，按了按肚子，给了些药片，嘱咐说：不要紧，回去用热水袋压一压肚子，好好休息休息就好了，可别再累着呀！      雷锋往回走，路过一个建筑工地，工地上那热烈的劳动场面，一下子把他吸引住了。他心里赞叹着：嘿，真了不起，不久以前，这里还是一片煤渣地，现在就要盖起高楼大厦了。在这里劳动的人，个个汗流浃背，干劲十足。砌砖的和运砖的，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扩音器里响着一个尖嗓子姑娘的声音，鼓动得整个工地热气腾腾的。       他正要离开这里，忽听得那尖嗓子姑娘喊道：……砌砖的同志大显身手，以惩每小时一千二百块的速度，打破了过去的纪录，运砖的同志加油呀！雷锋回身一看，见运砖的两人一辆小车，一个拉一个推，个个干得挺欢，还是供不上砌砖的需要。他忘了肚子痛，跑到推砖场，操起一辆小车就干起来。他一个推一辆车，装得满满的；上坡时挺费力，几个工人赶来帮助他，有个工人问道：同志，谁叫你来的？雷锋笑着逗他说：你们叫我来的呀！我们？是呀，你们为了社会主义，干得热火朝天，就不许我来吗？    雷锋觉得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添一块砖，也是好的，他越干越高兴，推着小车跑得飞快，一口气推了十几车，脸上的汗珠子直淌，衣服全湿透了。工地上的人都很纳闷：哪儿来了这么个解放军战士，干得这么带劲！有的说：嘿，真了不起，解放军同志干什么都是好样的！    有一位工人端来一碗水，对雷锋说：同志，喝碗水，休息一下吧。雷锋说：不累，谢谢。接过碗，一饮而尽，用手背抹了抹嘴，又推砖去了。运砖供应不上的情况很快转变了。当雷锋刚刚装好一车砖的时候，尖嗓子的广播员甩着辫子跑出来，问雷锋：喂，同志，你是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你问这个干啥？你给我们带来很大鼓舞，大家要求写篇稿子表扬表扬你。雷锋说：我今天没事儿，到这儿干点活是应该的。有啥可表扬的。说罢，推上车就走。广播员感动地望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语：还向我保密哩，我非打听出你的名字不可！整个工地你追我赶，热火朝天，大家越干越欢。上半天，超额完成了施工任务。中午，劳动结束后，雷锋拿起军衣，准备回连队时，一帮工人忽地把他围住了。这个和他握手，那个向他致谢。一个穿白衬衣的人，上前来拉住他的手，热情地说：你到这里来劳动，给我们的鼓舞不小。雷锋不好意思地说：“这有什么！我和大家一样，只是尽了我应尽的义务。那位女广播员又问道：可是干了半天，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呢？我该回去了……雷锋拔腿就走。广播员故意板起面孔说：同志，广播你的事迹，不能看成光是对你的表扬，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也会有推动作用呀！雷锋只好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那位广播员一甩辫子，笑着跑。不一会儿，她那尖嗓子传遍了工地：感谢解放军，向雷锋同志学习……<ca></ca><ca></ca><blockquote dir="ltr" style="MARGIN-RIGHT: 0px;">　      小版ps;还有几个人能记得这句这么一句话?'向雷锋同志学习!'</blockquote>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2-5 20:37:57编辑过]

账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