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新”更重要的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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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2006年3月21日）中午，我从网上发现黄甫全老师的《致朱永新同志的公开信》，内心里感觉很震惊。当时就写下了这样的感慨：“震撼人心的文字！从来没有在教育界听到过这样痛快淋漓的声音。黄老师的信代表了中国教育学术界人的良心。对此，我对中国教育的信心大增。语言虽然是过激了一些，但是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教育实情。”

   从论述风格来说，我不是很赞同黄甫全老师的表述方式。但是我也理解黄甫全老师的心情。在目前中国教育界普遍浮躁的风气下，眼睁睁地看到这种现象日盛一日，很是让人忧心。黄甫全老师作为一个国内有影响的教育学者，这个信里反映的是学术良心，而不是个人的恩怨,是一个有学术良知的人的声音。我相信读者也会有这个理性判断力，不会把这封信看成是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所以我今天又向大家推荐我在网上搜寻到的一篇署名为“三糊涂”的文章：《我说中国教育缺什么――兼与朱永新老师商榷》，这篇文章用语平和理性，说出了公开信中想说而没有能够说出的教育道理。这个教育道理就是：比“新”更重要的是“真”。

   所以，我又觉得黄甫全老师仅有这样的批评还是不太够的。因为只针对具体的人与具体的事，并不是问题的根本。不难想像，如果我们的朱老师看到这封公开信后，即使能够从善如流，从此不再大吹特吹了，那也难保牛老师，马老师或者杨老师来继续做这个工作。到时候黄甫全老师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时间与精力来一一点名致公开信批评。所以如果只关注蛆虫而不过问腐肉的话，这样的批评最终难免导致个人的意气与恩怨之争。这是我们不想也不愿意看到的。大家都是教育战线上的兵，都在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出谋划策。解决问题才是最终目的。

   一些人针对黄老师的批评，提出一个反批评的理由，这个理由认为“新教育实验”现在有多少多少实验学校，多少多少教师得到多少启示，到处是赞扬的话，恭维的话。我想作为一个有很大权力的教育工作者要弄多少实验学校并不是很难的事，大笔一挥也就达到目的了。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实质上起到了什么作用。世界大教育家，美国的杜威的实验学校有多少？开始不就是一所自己创办的“芝加哥学校”吗？赞可夫的“教学与发展”的关系的实验是实验了18年，才有了一点结果，才出了一本《教学与发展》，而且自己还不敢肯定就一定是真理，一再声明只是作为教育理论与实践参考之用的。与我们现在情形相比，确实是太离谱了。相比之下，这种对照之后，一些人的反批评的理由恰恰是再一次反映了公开信所批评的普遍的教育浮躁浮华的气氛非常严重的存在着。

　　一些报纸、杂志及网络上有许多赞美朱老师“新教育实验”与朱老师“新教育实验”的言论的话，但是这能够说明什么呢？凡教育历史上真正伟大的教育成果，都是相对滞后的，都是事后多少年以后教育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实践工作者双重检验以后得出结论，而不是自己提前标榜出来的。教育流派形成也是这样。你的学术思想是不是能够形成流派，那是人们研究以后自然得出的，不是自己标榜出来的。教育学术流派的形成，绝对不是军队里的招兵买马，只要打起招兵旗，不怕没有吃粮人。这完全是两码事。对这一点的批评，黄老师的公开信是非常准确到位的。

　　面对目前中国教育界的普遍浮躁的风气，我觉得一百多年前美国总统林肯的一句名言倒是很适合：你可以在所有的一时间里欺骗一些人，也可以在一些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你不可以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这就是历史与良心的力量。所以，如果要成为真正名传千古的教育大家，就只管像当年的陶行知先生、梁漱溟先生及宴阳初先生那样默默无闻地干着实事，剩下的评价工作就是历史与社会的事了。梁漱溟先生当初从北京大学下到山东最为贫困的一个县邹平县里搞乡村建设时，是自己筹集经费，与村民一起吃住的。他们在乡村时的老照片我看过，其情形确实自然、感人至深。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也是在默默无闻中做出来的，他当年放着很好职业不做，却选择了深入华工贫民区，手把手教他们认字、写字，写家信。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姿态，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平民来与平民相处。他们都只管做事，从来不管自己是否会有什么名气。后来的名气都是别人对他们所做的事的一个肯定而已。这样的精神现在就非常难得了，希罕了。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不是每个教育工作者都要去做这些工作。但是现在的所谓“教育大家”追求的是一种前呼后拥的、周游列国的、显赫豪华的官场作派，与陶行知先生、梁漱溟先生及宴阳初先生等先辈先贤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黄老师在公开信里会有这样的切肤之痛，是可以理解的。公开信说出了一个实情，是一个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的心声。

　　评心而论，我一直想了解朱老师的新教育实验“新”在什么地方，我以前也隐隐听说过朱老师的“新教育实验”，也从报纸、杂志及网络上看到一些介绍的文字与朱老师自己的言语，比如教育格言“小锦”之类，但是，我看来看去就觉得，这些话虽然都没有错，但是也没有觉得有多少思想冲击力和多少可供实践借鉴的地方。正如一个人偶尔说些大实话，也未尝不可，如“天上下雨，地就会湿；人如果不吃饭就会挨饿甚至饿死”，这些话都对，但是说多了或者总是说这些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头脑智慧的水平与实践水平，并不是仅仅能够接受这些正确的废话的水平。所以那篇《我说中国教育缺什么》的文章可谓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切中了时弊。
　　的确，一个民族的教育如果没有了“真”作为底色，作为基础，那么任何“新”都是没有意义的。不但没有意义，而且还会成为教育泡沫与教育界的普遍浮躁的风气大开方便之门，无形中助长了教育的浮夸之风，这样的教训我们历史上并不少见，现在看来这更是值得警惕的。
　　至于全国那么多人跟着吹捧，这并不能说明一个事物的正确。当年全民大炼钢铁，也是热火朝天啊，可是后来我们知道了，这是多么荒唐的事啊。教育大跃进是比经济大跃进更可怕，危害更大的一种现象，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百年大计，民族的兴衰。教育是默默无闻者的事业，是慢的艺术，是像植物生长一样需要的是养料、阳光、空气、水及时间的耐心等待。对于目前那种热衷于追求政绩，盲目的热闹与浮华，我想现在该是沉静下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所以当下的热闹并不可以说明任何问题。一切应该留给历史去评判，好在一个民族的良心还在，人的良心还在。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是相对滞后的。所有的有重大影响的教育成果，都是事后人家来研究来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像现在的“教育大家”们那样借助权势与公款这样周游列国，这样发达而热闹的追求即时效应。仅凭这一点历史常识，我的理性就告诉我，这只不过又是昙花一现而已。其实现在一些所谓的时髦“教育大家”自己也未必真正相信自己真的能够留芳于中国教育史，但是深受“唯物”教育的这一代又一代又怕什么呢？又有什么关系呢？现世的荣华富贵才是最重要的，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我们这个民族最致命的弱点就在于不肯认真，只要大家都认真起来，不要主动配合去做那种浮华虚泛之事，把手边的教育工作做扎实一些，做细致一些，把事情做细做实一些，我们的教育就会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民族就大有希望。

      许锡良（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