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家不可不读之经典：孙过庭《书谱》及其释文

大井头

    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可谓钟、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考其专擅，虽未果于前规；摭（zhi）以兼通，故无惭于即事。

　　今译：古来善于书法的，汉魏时有钟、张的绝艺，晋末则二王并称精妙。
    王羲之云：“我近来研究各位名家的书迹，钟繇、张芝确实超绝群伦，其余的，都不值得观赏。”可以说自钟、张死后，只有王氏父子才能继承他们。（王羲之）又说：“我的书法与钟繇、张芝比较：跟钟可以相抗，或许可以超过他。张芝的草书，和我不相上下，但张芝精熟，临池学书，弄到池水浑是墨黑，假如我对书法用功到这个地步，未必不如他。”这是他推许张芝、又自以为超越钟繇的意思。
    从王氏父子的专长观察，虽未尽贯彻前人的规范，但从兼采会通达这一点来看，是无愧于书法艺术的。

[ 本帖最后由 大井头 于 2009-3-17 23: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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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研。”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钟张。”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

　　今译：评论者说：“他们四位大书家，可称古今独绝；但今人（二王）不及古人（钟、张）：古人质朴，而今人妍美。”
    质朴因时代而变化，文采随时尚而转移。虽然书契的创作，正是为了记录语言；（但由于时代崇尚不同，）书风也由醇厚变为浮薄，由质朴变为华采，沿旧推新，那是事物发展的常态。书法可贵在能学古而不违背时代，趁今又不与弊俗混同，所谓“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宜，才是君子的风度。”何必专守古人，弃精美的宫室而穴居野处，舍珍贵的宝车而乘原始的笨车呢！
   （评论者）又说：“王献之不及王羲之，就好象王羲之不及钟繇、张芝一样。”我以为这种批评只得到它的大体要点，但没有说明它的始末原由。
    钟繇专长于楷书，张芝尤其精于草体；他俩的长处，王羲之都兼而有之。比张芝的草书，他多一样真书的长处；比钟繇的楷书，又多一样草书的擅长。虽然从专精这一点上说王羲之比他们差点，但他能多方涉猎，集取众长。从总的来看，彼此互有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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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于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于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未克箕裘。况乃假託神仙，耻崇家范，以斯成学，孰愈面墙！后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是知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
　　
    今译：谢安素来擅长“尺牍书”，瞧不起王献之的书法。献之曾精心书写一信给他，以为一定会得到谢安的赏识而把它收藏起来，不料谢安即在信的后面写上了答复送还他，献之深以为恨。
    谢安曾经问过王献之：“你的书法跟你的父亲比较怎样？”答道：“当然比他好！”谢安说：“舆论却不是这样啊！”献之又回答说：“一般人哪里懂得呢！”献之虽然勉强以这样的回答，来反驳谢安的看法，然而自称胜过他的父亲，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况且，（做儿子的）应该立身行道，把名声传到后代，使父母的名誉也随之显耀起来。当年曾参经过“胜母里”，因憎恶这个名称，所以不肯进去。而献之的笔法，是承传羲之的书法的，虽然大略学到了规模法则，其实恐怕还未能全部继承下来呢！
    何况以假托神仙传授为辞，而耻于推崇家学，用这样的态度来研究书法，又比面墙而观（不而不学，如面向墙而无所睹见）好得上多少呢！
    后来羲之到京城去，临行时曾在壁上题字。献之偷偷把它擦掉，在原来的地方另行改字，并自以为写得很不错。羲之回来后看到了，感叹地说：“我去的时候，真是醉得厉害啊！”献之听了，内心才感到惭愧。
    由此可知，王羲之比起钟繇、张芝，那只有专精与博习的区别；而献之比不上羲之，这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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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昧钟张之馀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况云积其点画，乃成其字；曾不傍窥尺犊，俯习寸阴；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
　　
    今译：我在十五岁左右的时候，便注意学习书法，体味钟繇、张芝**的伟绩，吸取羲之、献之创造的法度，深入思考，专心钻研，时光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但还缺乏入木三分的技巧，而临池学书的志向，却一起坚持不懈。
    看到（钟、张、二王的书法变化多端，有如）悬针垂露的异状，奔雷坠石的雄奇，鸿飞兽散的殊姿，鸾舞蛇惊的状态，断崖颓峰的气势，临危地、踞枯木的惊险的情形，或者重似云崩，或者轻如蝉翼；引导开来，仿佛泉在流注，抑顿下去，有如山岳般安稳，纤细啊，像新月出现在天涯；疏落啊，宛如群星分布在天汉；（他们的书法）奇妙同于自然，达到了非人工布排的境界。真可谓智慧和技巧兼擅其长，心和手都畅运无阻了。他们笔不妄动，每一下笔都有它的理由：在一画的里面，笔锋表现出起伏的异态；在一点之中，毫端显现出顿挫的神理。
    进一步说，点画练习得多，积累起来，才能把一个字写好。要是不探研“尺牍书”，俯就案头，时时学习，少许的时间也不放过；而拿班超投笔来作挡箭牌，以项籍不肯学书而引以自满；字的形体，只是顺笔蘸墨而成；心里不明白临摹的方法，手下不晓得挥运的道理，这样要求他写出美妙的字来，不是荒谬得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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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杨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复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夫潜神对奕，犹标坐隐之名；乐志垂纶，尚体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礼乐，妙拟神仙，犹埏埴之罔穷，与工炉而并运。好异尚奇之士；玩体势之多方；穷微测妙之夫，得推移之奥赜。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鉴者挹其菁华，固义理之会归，信贤达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赏，岂徒然与？
　　
    今译：然而，有道德的人，最要紧的是做好根本的修养。扬雄说诗赋小道而已，大丈夫是不肯从事的，何况沉溺于如何用笔，把精神埋没在书法里边呢！
    但集中精神下棋，还有“坐隐”的美名；醉于钓鱼，也体验着“行藏”的情趣。
    何况（文字）有宣扬礼乐的功能，具有神仙的妙术，象陶匠运用
陶钧，制作无穷的器皿，象金工运用铁锤，铸出无穷的器物。好异贵奇的人玩味着书法的形体气势有种种的不同；而好探究精微的人，更从中探索推陈出新的秘奥。但也有自号著述的人，只从前人中乞取一些糟粕，也往往猎取虚名，而精于鉴赏的，才能真正吸取它的精华呢！书法也是义理的所归，贤达的人不妨兼擅其长。以此寄托其鉴赏的心情，难道也是徒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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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东晋士人，互相陶淬。室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去之滋永，斯道愈微。方复闻疑称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绝，无所质问；设有所会，缄秘已深；遂令学者茫然，莫知领要，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于累年，向规矩而犹远，图真不悟，习草将迷。假令薄能草书，粗传隶法，则好溺偏固，自阂通规。詎知心手会归，若同源而异派；转用之术，犹共树而分条者乎？加以趁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幅，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回互虽殊，大体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自。若毫厘不察，则胡越殊风者焉。
　　　
    今译：东晋的士大夫，彼此互相薰陶濡染。至于王氏、谢氏的大族，郗氏、庚氏之辈，纵使能尽书法的神奇，而大都受到当时书风的影响。距离他们的时代愈远，这门艺术就愈加衰微了。
    （后世的书家）往往对自己听来的理论，即使有所怀疑也讳言其疑，反而当作正确的东西向人家陈述。有些人仅懂一些皮毛，就把它实践起来，自以为得其根本。古今隔绝，无所质问；假如有所体会，便深深地保守起来；至使其它学习的人茫然不得要领，只见他人成功的好处，而不了解他们能够达到美善的根由。
    （有些人）虽然好向年在点画结构上下功夫，但距离规矩还很远，研究楷书既不得其理解，学习草书也莫明所以。假使约略地了解一点草书，粗疏地学得一些楷法，便偏执自己的看法，跟一般的规律相隔阂。他们那里知道：心手交融在一起，就象水同源而异流；“转”和“用”的技法，就象一棵树而分布着许多枝条。
    谈到通变和适应时用，行书最主要；题榜刻石（应当方正严肃）自以楷书为先。草书不兼具楷法，似乎近于单调拘谨；楷书不参入草意，殊不免失去“尺牍书”流动的风味。楷书的形体由点画构成，它的精神由使转表出；草书的精神寄托在点画之中，它的形质由转折响应来体现。草书的使转写不好，便不成样子；楷书欠缺点画功夫，还可以粗糙地书写成文。彼此间回环交错，虽有不同，但大体是互有关系的。
    所以还要傍通大篆、小篆、融会隶书，参酌章草，浸淫飞白，如果有一点儿研究很不清楚，那便会象北胡、南越那样风致迥殊了（比喻两者相距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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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如钟繇隶奇，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使转纵横。自兹己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专精也。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验燥湿之殊节，千古依然。体老壮之异时，百龄俄顷。磋呼！不入其门，讵窥其奥者也。


    今译：至于钟繇楷书号稀奇绝，张芝得“草圣”的美誊，这都因为专精于一体，所以才有超人的成就。张芝不以楷书见长，但他的草书点画具见起伏顿挫，（就象写楷书的着重点那样。）钟繇不擅长草书，而他的楷书，使转却极纵横之致，（就仿佛写草书的重视环迥委婉一样。）自他们之后，不能兼擅楷、草书优点的，作品便达不到他们的成就，也就不能算作专精啊！
    虽然篆书、隶书、今草、章草，它们的工巧作用有许多变化，但成就它们的美好，各有各的特点：篆书要婉转而圆通，隶书要精劲而茂密，草书以奔放畅达为佳，章草则务求有法度而简捷。
    然后以严肃的风神来使它威凛，以妍美的姿致使它温润，以瘦硬老迈之笔来使它矫健，以安闲雅致之态来使它和婉。这样，才能够显露作者的性情，体现作者的哀乐。检验用笔浓淡、轻重的变化，自古以来标准都是一样的：体味从壮年到老年书法意境的差别，一辈子很快就消耗在这上面了。唉，不深入其门，哪里能够了解到它的奥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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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遗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当仁者得意忘言，罕陈其要；企学者希风叙妙，虽述犹疏。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辄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风规，导将来之器识，除繁去滥，睹迹明心者焉。


    今译：同一时期作书，情况也有合与不合的分别：合则流利秀媚；不合则零落粗疏。这原由大略说来，各有五个方面的情况：精神愉快，事务悠闲，是一合；感人恩惠、酬答知已，是二合；季节调适，气候温润，是三合；佳纸良墨，互相映发，是四合；偶然高兴，提笔作书，是五合。心情匆遽，事务缠身，是一不合；违反已意，迫于情势，是二不合；热风吹迫，炎日当空，是三不合；劣纸恶墨，两不称手，是四不合；精神倦怠，手腕疲乏，是五不合。在合与不合间，书法的优劣会有很大的差别。天时适合不如工具得宜，工具得宜不如心情舒畅。如果五个不合的情况都聚在一起，便会神思闭塞，下笔茫然；五个合的情况都集中在一起，便会心情愉快，笔调流畅。流畅的时候无所不适；拘滞的时候茫然无所从。对书法出色的，往往得意忘言，绝少讲到它的要领；期望学习的，又往往仰慕浮风而来，想领教书法的奥妙，虽然听到讲述，却感到很粗疏。徒然在这方面做了些工作，但未能真正畅述它的要旨。因此不揣个人的愚味，把自己所懂得的都贡献出来，希望能够发扬历史上的传统精华，启导后学者的智慧才能，去掉繁冗芜杂，只要看到文字的解说，就能够心领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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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有《笔阵图》七行，中画执笔三手，图貌乖舛，点画湮讹。顷见南北流传，疑是右军所制。虽则未详真伪，尚可发启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编录。至于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今之所撰，亦无取焉。若乃师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郸淳之令范，空著缣缃。暨乎崔、杜以来，萧、羊已往，代祀绵远，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业显；或凭附增价，身谢道衰。加以糜蠢不传，搜秘将尽，偶逢缄赏，时亦罕窥，优劣纷纭，殆难覼缕。其有显闻当代，遗迹见存，无俟抑扬，自标先后。


    今译：世传有“笔阵图”七行，中间画有三只执笔的手式。图象象谬乖，点画模糊错误。近来看到南北各地都在流传，大家都推测这是王羲之的作品。虽然不知是真是伪，但还可以启发初学书法的儿童们。既然一般人都有了，就用不着再编录了。
    至于对以前各家的评说，多数是流于虚浮文饰的，无非是从外表上描述它的形状，而内蕴的真谛，却反而茫然了，我现在撰述，不取类似的作法。
    至于象师官宜那样有高名的（其真迹不存），只能在史册上见到他的名字；邯郸淳为一代模范，也不过在书卷上留个名声罢了。及到崔瑗、杜度，以至萧子云、羊欣，在这悠长的岁月里，出现的名家很多。有些是在当时已负盛名，久而不衰，其人虽死，书迹备受推崇而流传下去；或凭藉当时的名流的吹捧来提高身价，人一死了，书法也就没有人称道了。还有（有些书法作品），或因糜烂蠹蚀而不传于后，或被有力者搜刮无遗，偶然虽有被鉴赏的机会，但这机缘还是不多的，好的坏的混杂得很，恐怕要弄清楚就不容易了。至于那些驰名当代，墨迹犹存的，这就无须凭借别人的抑扬，根据书迹本身也可以分辨出这的优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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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六文之作，肇自轩辕；八体之兴，始于嬴政。其来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不同，妍质悬隔，既非所习，又亦略诸。复有龙蛇云露之流，龟鹤花英之类，乍图真于率尔，或写瑞于当年，巧涉丹青，工亏翰墨，异夫楷式，非所详焉。代传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且右军位重才高，调清词雅，声尘未泯，翰牍仍存。观夫致一书，陈一事，造次之际，稽古斯在；岂有贻谋令嗣，道叶义方，章则顿亏，一至于此！又云与张伯英同学，斯乃更彰虚诞。若指汉末伯英，时代全不相接；必有晋人同号，史传何其寂寥！非训非经，宜从弃择。


    今译：而且“六书”的草创，最早的可以追溯到轩辕时代；“八体”的兴起，则制自秦始皇的年头。这已经有悠久的岁月，它们的历史作用可大极了！但古今时代不同，妍丽和朴质又有区别，既然不是现今常用的，这里就略而不谈了。
    还有龙书、蛇书、云书、垂露篆之流，龟书、鹤头书、花书、芝英书之类，这些只是简单地去摹拟物象，或是图写当时的“祥瑞”，它们是属于绘画方面的技巧，而与书法艺术并无多大的关系，不能当作规范，因此也就不多谈了。
    世传王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章，文句鄙俗，理论粗疏，意义乖张，言词拙劣，详究它的旨趣，绝不是王羲之的作品。王羲之地位高，天份好，格调清秀，言辞尔雅，声誉和手迹，并未泯灭，书信还有些遗留下来。看他写一封信，谈一件事，当仓卒的时候，还在考求古训。那里会对后嗣传授书法，应该合乎义理的，而竟违反章则到这样的程度呢！又说他跟张伯英同学，这更显现出它的荒诞无稽。若是汉代的张伯英，时代完全不相接近；如果晋代有同名的，为什么史传寂寥无闻！此书既不能垂教后人，又不合乎经典，还不如把它丢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