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41

第41章

“我们现在是作战略上的退却，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

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

方，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不是敌人的天下。”

话说毛泽东提出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问题时，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袁文才与王佐。于是，他马上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请他与占领井冈山北麓的袁文才取得联系。

袁文才接信后，也即刻派他的文书陈慕平为代表，随着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龙国**到三湾。

这位陈慕平原来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和毛泽东是师生关系，二人自然十分熟识。毛泽东通过龙超清、陈慕平、龙国恩3人，进一步了解了井冈山的地理人情及袁文才、王佐两人和他们的部队的具体情况。

袁文才原来是个穷苦的客籍人，家住茅坪马源坑。1924年，他因为不满地主豪绅的压迫，参加了绿林组织“马刀队”。1926年9月，袁文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率部在宁冈举行暴动，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佐则是裁缝出身的穷苦农民，家住遂川县下庄。1921年，他参加了绿林组织。1926年，王佐受大革命的影响，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1927年7月，袁文才与王佐率部会同安福、莲花农民武装，在永新暴动队的配合下，攻克了永新县城，组成了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王佐同任副总指挥。虽然这次斗争最后失败了，但却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这一部分人都转移到了深山“打埋伏”，等待着革命斗争的新时机。

现在的问题是，在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部队中，有不少土匪出身的人，绿林习气很重。所以，他们是既打国民党，也打家劫舍。

毛泽东是边听边点头，他感觉到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部队虽然绿林性质很浓，但都有一定的革命性，不能简单地以会党、土匪对待。况且袁文才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远非一般绿林人士可比。

早在八七会议上，在讨论到对待会党、土匪的策略问题时，毛泽东就主张要争取他们而反对消灭他们。现在，他的这一想法更坚定了。他要陈慕平、龙超清、龙国恩3人回去以后，首先要向袁文才说明工农革命军的来意，要说明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是为了工农革命，打土豪惩劣绅，建立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时表示，希望工农革命军同袁文才部友好地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反动军阀。

龙超清、陈慕平、龙国恩3人在临别时，毛泽东赠送给他们每人一支枪，还表示说，他愿意和袁文才见面。

再说此时的工农革命军，已经不足1000人了，共有700多支枪，48匹马，但却依然是起义前的编制，既有师、团，还有营、连，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藏俱全。

于是，前委决定将3个团1个师部缩编为1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下辖1、3两个营，每营3个连，加上1个特务连，共7个连；另有1个卫生队和1个辎重队。其余军官，组成1个军官队。

另外，秋收起义部队一开始沿用的是北伐军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党支部建在团上，营、连只设党代表。

毛泽东根据一路上的调查与思考，他决定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在班、排设立党小组。这样，支部建在连上，就可以具体地了解士兵情况，更好地教育和团结士兵，有力地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后来事实证明：“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还决定：在营、团以上设立党委；团、营、连均设党代表，统一由前委任命，负责领导所属部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各级党组织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前委同时还规定，凡属重要问题，都要经党委讨论决定。这样，毛泽东第一次为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在部队整编中重新任命了干部：

团长陈浩。

第1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

第3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宋任穷为3营7连文书。不久，他被调入营部当文书。

军官队队长吕赤。

卫生队队长曹嵘，党代表何长工。

特务连连长朱建胜，党代表罗荣桓；由谭政任文书。

谭政，1906年6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原名谭世名，学号举安。谭政还未出生时，祖父就去世了。谭政的名字和学号都是祖父在世时给取好的。祖父在临死前交代家人：“长孙出世后，要好好抚养，愿他早日读诗修身。”谭政14岁时在私塾学习期满，16岁告别新婚妻子，就读于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27年3月，谭政告别父母，惜别爱妻，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他将自己的名字由谭世名改为谭政。谭政在国民革命军武昌警卫团担任文书时，结识了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罗荣桓，罗荣桓向他讲述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这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到新中国建立后，罗荣桓被誉为政治元帅，谭政则被称为政治大将军。

毛泽东为了废除军阀军队的旧制度及其影响，他决定在工农革命军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建立新的带兵方法：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上下级之间的礼节；开会时，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原来在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

毛泽东还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官长也参加士兵委员会，也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官长被选者不得超过士兵委员会人数的1/3。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领导士兵的文娱生活，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等等。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之权，军官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处分。

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是增强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再一次宣布说：

“凡不愿意留队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至5元的路费，并且开具介绍信，允许离队。希望你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如果愿意回来时，还可以回来。伤病员，统一由卫生队管理，以利战斗。”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将部队集合在枫树坪，宣布了工农革命军行军的3条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在三湾人民群众的欢送声中，这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工农革命军，浩浩荡荡地向宁冈古城开进。

但是在这次行军途中，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原第3团团长苏先骏等人发生了思想动摇，他们想离开部队。毛泽东发现以后，立即集合部队讲话。毛泽东高声说道：

“大家辛苦了！革命是会遇到困难的，不要怕困难，我们总会有出头的一天。当然，革命是自愿的，愿意跟我毛泽东走的站左边，不愿意跟我走的站右边。”

毛泽东一说完，队伍中就有人都在移动。原来，苏先骏听毛泽东说，部队要在深山里安家，早就产生了走的念头；如今听毛泽东如此一说，就带了十几个人站在队伍的右边。而其余的人都还站在左边，表示愿意跟毛泽东走。毛泽东走上前去，客气地对苏先骏说：

“苏团长，你带了这十几个人回去，每人发点路费，解决途中困难。”

苏先骏带着人走时，部队一律发给他们每人5元的路费，开具了介绍信。毛泽东还送了他们一程，临别时，毛泽东又嘱咐他们说：

“你们回去，还是要坚持革命啊！”

后来，苏先骏在长沙被唐生智逮捕，他经不起生死考验，就叛变了革命。1930年红军攻克长沙时，抓住了苏先骏，经过人民的宣判，将这个可耻的叛徒当众处决了。

这才叫：阳关大道你不走，独木小桥偏要行。

聪明反被聪明误，留在人间背骂名。

再说毛泽东送走苏先骏等人，带着部队继续前进，于下午抵达宁冈古城。

位于宁冈龙江河下游的古城，是一个只有百十来户人家而充满着浓郁的古老气息的山区小镇。因为宁冈只是一个深山之中人烟稀少的偏僻小县，所以古城也曾经是宁冈的县治所在地。它四面环山，只有一条短短的石板路，虽然萧条破败，却也十分清幽。

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带领一部分群众，在街西文昌宫前的大樟树下，欢迎工农革命军。毛泽东高兴地对龙超清说：

“老龙，古城果然是不错呀，这里山清水秀，是个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龙超清说：

“那当然啦！你看对岸那座古塔，名叫水尾塔，还是几百年前修的呐。”

毛泽东放眼望去，果然有一座雄伟的古塔屹立在龙江河对岸。他说：

“好一座水尾塔！过去农村修塔，说是为镇妖降魔，祈福祛祸。可千百年来，穷人还是受穷，土豪劣绅照样享福，世道还是依旧。”

龙超清说：

“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武装斗争，用枪杆子砸烂这个吃人的旧世界。”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靠水尾塔是救不了穷人的，只有依靠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工农革命军的到来，顿时使古城小镇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部队驻扎停当后，形势要求工农革命军领导人必须立即对寻找部队落脚点的问题作出决断。因此，毛泽东在文昌宫主持召开了历时3天的前委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古城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前敌委员会委员、部队营以上干部和党的活动分子，还有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县委的龙国恩、萧子南，团县委书记谢议昌，以及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等60余人。

毛泽东首先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

以长沙为中心的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新军阀的进攻，在湘、赣、鄂、粤数省的广大人民中，树起了一面革命的红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经验不足，秋收起义在战术上有深刻的教训，这就是：

起义的军事指挥有缺点，部队过于分散，没有很好地集中使用兵力，没有实行有力的统一指挥。我们不应当1个团攻打1个县，而应当南北配合，3个团集中攻打浏阳最好。分散兵力以致分别遭到敌人的袭击，打了败仗。没有改造的邱国轩团的叛变也是一大教训。

但是，在战略上不能说我们失败了。工农革命军并没有全部被打垮，现在我们人少了，我们的骨干力量还在，很精干，大有希望，这是继续同敌人斗争的本钱。

我们现在是作战略上的退却，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不是敌人的天下。我们要进一步把工农革命军整顿好、建设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迎接更艰巨的革命斗争。

毛泽东讲完以后，会议着重讨论在井冈山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井冈山是毛泽东在率领工农革命军南下途中经过多次调查研究，为部队选定的立脚点。它地处湘赣两省边镜，介于湖南的酃县和江西的宁冈、遂川、永新4县之间，西北与九陇山区相望。井冈山的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90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180里。

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州、草坪、白泥湖、罗浮等地，均有水田和村庄，“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是革命军队养精蓄锐的好地方，是理想的革命根据地之所在。

经过毛泽东多次的思想教育工作，以及对井冈山的深入了解，部队在这里安家，休养生息，坚持斗争，已经成为大多数领导人的共识，已经不成问题了。可是，现在要在井冈山“安家立业”，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等地方武装，则还是一个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必须予以解决的现实问题。陈慕平向大家介绍说：

“袁文才和王佐都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所以他们提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

众人听了陈慕平的介绍，立刻议论纷纷，在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问题上，各抒己见。不少人说：

“我们人多，干脆用武力解决他们。而且他们是土匪，也是我们革命的对象。他们那几十条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议论，便讲述了他所了解到的情况，耐心地说道：

“你们说要用武力解决他们，谈何容易！再说他们也都是穷苦人出身，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啸聚山林，占山为王。不能以通常的眼光，把他们看作是土匪，还要看到他们的革命性，4县会攻永新，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我们不能贪小利而误大事，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若是与他们打起来，又一时吃不掉，岂不耽误了我们反对军阀统治的大目标，影响到我们建立一个安稳的根据地？

‘鹬蚌核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可不能让蒋介石、朱培德这些真正的敌人做了‘渔翁’。因此，对袁文才、王佐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争取他们革命，要团结、改造他们，还可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地区的土客籍广大群众，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能把他们团结、改造过来，共同反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将很有利于我们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将来我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办法。”

在毛泽东的劝导下，会议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最后决定了团结、教育、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基本方针。决定在茅坪安家，建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部队在井冈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东从陈慕平的谈话中已经知道，袁文才最看重的是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而袁文才部有150人，却只有60支枪，他所缺少的正是枪枝。毛泽东向前委建议说，送给袁文才100支枪，将袁文才的部队全部武装起来。有的前委成员表示疑虑，说这样做是否合适？余洒渡则是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最后多数前委委员才同意了。

会议还决定：派人分头与中央、湖南省委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取得联系。同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

会议结束后，前委紧接着召开全体军人大会，毛泽东亲自到会向广大指战员传达了古城会议的精神。群情振奋，斗志昂扬。

10月6日下午，毛泽东和团长陈浩只带了2名随从人员，骑马前往茅坪附近的大仓村。

心怀戒备的袁文才，虽然有陈慕平做了工作，但他的部下总以为工农革命军是来抢地盘的。所以，袁文才听说毛泽东要来拜访，他还是如临大敌，在林家祠堂内预先埋伏了20余人枪。后来闻报毛泽东一行来者只有4人，这才撤下了伏兵。

上午10点，毛泽东在大仓村林家吊楼上会见了袁文才、陈慕平等人。袁文才叫随从端上花生瓜子，招待毛泽东，毛泽东也不客气，一边吃着，一边和袁文才谈话。

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和革命发展前途，说明工农革命军向农村进军和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毛泽东说：

“我们为什么离开城市到山沟里来？因为广大农村像大海，我们像鱼，鱼和水是不能分开的，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我相信你袁文才会愿意和共产党同走一条道的。”

袁文才说：

“毛委员，我们听你的。”

“好！今后我们团结起来一起干。”毛泽东又问：“文才同志，你们的队伍还有多少枪啊？”

袁文才说：

“不多，不多。60来条吧，有的还是破枪。”

毛泽东见袁文才还算诚实，就说：

“文才同志，你们很不容易啊，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了，没有向反动派交枪。不过，革命力量还要发展嘛！这样吧，工农革命军送给你们100条好枪，够不够啊？”

工农革命军说要给袁文才枪的事，陈慕平自然已经告诉了他，可袁文才还不大相信会有这等好事。没想到毛泽东刚一见面，就又提出来了，袁文才不免有些诧异。毛泽东一看便知袁文才的心理变化，于是接着说：

“明天，你们派人去挑100条枪来吧。我们是共产党，我们的部队来这里不是要干涉你的活动，而是要和人民一起改善他们的命运。我们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不会压迫老百姓。”

毛泽东赞扬袁文才反抗豪绅地主的斗争精神，勉励袁文才同工农革命军共同开展革命斗争。袁文才说：

“毛委员，我过去糊涂，拿起枪没有好好干革命。今天听您这么一说，真是茅塞顿开啊！您放心，以后凡是用得着我袁文才的，我一定提着脑袋去做。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队伍需要粮油，需要建立医院，这些事都包在我身上。但是，钱的方面，宁冈有限，部队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打土豪。”

袁文才转身一挥手，旁边一个小头领送上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袁文才对毛泽东说：

“这是600块大洋，算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了，请笑纳。”

毛泽东连声道谢，又问：

“井冈山上，还有一个头领，叫王佐吧？”

袁文才说：

“那是我的老庚！毛委员放心，我一定争取让他也跟您闹革命。”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拜托。”

毛泽东从陈浩手中接过一个小包，递给袁文才，说：

“我送一件礼物给你作纪念。”

袁文才接过来，打开一看，眼睛一亮，原来是一支精致的手枪，枪柄上还系着一条红绸布。毛泽东告诉袁文才说，这支手枪是不久前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袁文才十分感动，连声道谢，挥手让房东将烧好的酒菜端上来，为毛委员接风。

眼看就要日落西山了，毛泽东起身告辞，还诚心诚意地鼓励他们扩大队伍。毛泽东以其宽阔的胸怀，大度的容人之量，远大的设想，终于征服了袁文才这位“山大王”式的共产党员的心，初步赢得了可贵的友谊。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由古城继续南下，分两路向宁冈茅坪进发：一路经大仓、东源、荷花形、马源；另一路走砻市、葛田、大陇；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黄洋界下的茅坪。

袁文才带领工农自卫军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极尽地主之谊。袁文才的老同学贺敏学，把自己住在八角楼的房子让给毛泽东居住。

八角楼，因其楼上呈八角形的楼顶而得名。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面宽5间，左边第2间楼上是毛泽东的住室。自此以后，毛泽东在这里一直住到1929年1月。

在袁文才的大力帮助下，工农革命军在茅坪攀龙书院设立后方医院，安置了伤病员；在步云山象山庵设立了留守处，作为与各处联络的地点；军官队留驻茅坪、大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至此，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安了“家”，军心大安。

这正是：三湾改编树党旗，支部在连创第一。

精诚感动袁文才，井冈安家成业基。

再说此时永新与莲花的一部分党员正躲在该地“打埋伏”。当晚，毛泽东在茅坪的攀龙书院召开了永新、宁冈、莲花三县部分党员会议，了解当地党员的存在情况，要求他们回到原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在斗争中迅速重建党的各级组织。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写信给湘赣特委，建议派人加强酃县的工作。

夜深了，毛泽东怎么也睡不着，不由得想起了杨开慧，想起了3个可爱的儿子。一别就是两个月了，一直也顾不上给他们写信，也不知道他们母子现在怎么样了？于是，毛泽东提起笔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我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堪以告慰你的是，现在生意逐渐好了，兴旺起来了。只是，我的脚有点伤，行走不便。我会小心的，不必挂念。

毛泽东自然不能在信上署自己的姓名，所以既没有称谓，也没有落款，更不能写真地址。他让宁冈县里一个中药铺的老板将信寄了出去。这封信还真是经过不少周折，最后总算到了杨开慧的手上。

原来，毛泽东首先是将此信寄到杨开慧六舅向明卿一个堂兄向朝卿所开的“生生盐号”那里，再由向明卿秘密取回，交给经常到长沙的板仓农民梁坤和。一直到1928年初，才终于辗转到了杨开慧的手中。

杨开慧是在毛泽东走后，回到了家乡板仓，她除了照顾3个孩子外，还要继续进行地下斗争。她深知时局艰难，生活在如此险恶地环境中，无异于投身虎穴狼巢。但是，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的她，早就把革命当作了自己一生的事业，她要为此奉献一切。

杨开慧展开亲人的来信，她凝视着毛泽东那遒劲的笔迹，体味着信中那一串串含蓄的词句，不由得激动万分，泪水立时模糊了双眼。看罢来信，她马上写了一封回信。可遗憾的是，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收到毛泽东的第二封来信。毛泽东竟然杳无音信了。

原来，毛泽东不是没有再写信，他在江西又给杨开慧寄了一封信，可是“生生盐号”的贴庚先生收到这封信后，不知内情，也没有及时告诉向朝卿，就把信放在抽屉里了。毛泽东很久不见回信，担心地下交通站出了问题，为了杨家和向家的安全，从此与杨开慧中断了联系。

杨开慧在板仓坚持地下活动的日子，是很艰苦的，再加上与毛泽东关山远隔，音汛不通，杨开慧失眠了，她辗转反侧，焦虑不安。1928年10月，杨开慧写了一首思念毛泽东的《偶感》：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欲知杨开慧今生能否与毛泽东重新比翼，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要搞“五湖四海”的思想由来已久，而且他这一思想贯彻其一生的革命活动之中。历史上成大事者无不如此。水浒梁山上的王伦正是因为他心胸狭窄，容不得人，才落得了一个被火拼的可悲下场。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42

第42章

“这些绿林武装，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革命的理论加以武装，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工农武装组织，还是大有前程，大有希望的。”话说在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在茅坪安家之后不久，为了修理军械的需要，就抽调了几名战士，在宁冈茅坪的步云山白云寺里，因陋就简创办了一个小型的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军事工业修械所。此时毛泽东更多地是考虑王佐的问题。他通过袁文才的关系，派人与王佐取得了联系，送给王佐部70条枪，并相机向王佐介绍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及行动方向。显然，王佐已经从拜把子兄弟袁文才那里，了解到了工农革命军的许多情况。但是，现在王佐并没有表示出愿意合作的意思。看情况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才能使王佐感到与工农革命军联合是有利而无害的。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继续沿井冈山边境开展游击活动，熟悉井冈山地形，调查周围情况，与湘赣各处农军联络，扩大政治影响，等待王佐表态。毛泽东还一直关心着周**及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不知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了？他决定派何长工去与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要何长工打听一下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这一天，毛泽东外出散步，他看见一位农民在磨房磨谷，忙得一身汗，就上前帮忙，一边推磨一边谈心。正在此时，何长工找来了。何长工由磨谷的情景触发了灵感，吟出一幅对子的上联：谷磨磨谷，谷随磨转，磨转谷裂出白米；毛泽东一听，感觉这句联语还不错，连说：“妙，妙。下联呢？”何长工一时想不出下联，就笑笑说：“请毛委员对下联如何？”毛泽东一时也没有想出下联，就告别老乡，与何长工一起向住所走去。他们刚走到门前，毛泽东看见警卫员用钥匙开锁，就高兴地对何长工说：“有了，我对你的下联是：‘门锁锁门，门由锁开，锁开门敞迎故人’。如何？”何长工细细品味，连呼好对。毛泽东笑着说：“对子是不错。下边就要看你的了。”何长工一脸的不解，待毛泽东向他交代了新的任务，这才明白了毛泽东下联中所含的深意，对毛泽东更是佩服至极。原来，何长工跟着毛泽东进了办公室，毛泽东指着井冈山地图对他说：“长工你看，现在我们是要在这里落地生根了，这仅仅是建立根据地的开始，今后斗争的路还长，必须要迅速壮大我们的力量，要和上级取得联系才行。我想让你出山去，联系湖南省委和衡阳特委，设法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你看怎么样？”何长工说：“请毛委员放心，我一定千方百计完成任务!”毛泽东让何长工装扮一番再下山，还特意嘱咐他说：“长工，此行你可以自由活动，但你要记住，不管到了哪里，都应该是白皮红心啊！”何长工领命而去，穿了一身破旧衣裳，背着2头小猪，一双旧草鞋两腿泥巴，就上了路。10月中旬，何长工经过艰难跋涉，辗转到了白色恐怖的长沙，他利用一些老关系，终于找到了湖南省委，向省委汇报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情况。之后，何长工和另一个下山侦查的干部一起去了广州，他们了解到朱德率领的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韶关一带活动，于是又奔赴韶关。何长工的行踪暂且放下，容后再叙。且说在10月13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水口村。到水口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靠近水口街的大祠堂一间破旧的小阁楼里，亲自主持了赖毅、刘炎等6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毛泽东等人到齐后，宣布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开始，他和大家一起唱起了《国际歌》。首开了入党宣誓仪式要唱国际歌的先例。接着，各个入党介绍人分别介绍新党员的简历。毛泽东走到最前排的6个新党员面前，依次询问了一些问题，又向他们详细解释了入党誓词。在严肃的气氛中，毛泽东举起握着拳头的右手，亲自带领新党员宣誓：“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宣誓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又叮嘱各连党代表，回去以后要抓紧组织发展工作，要像今天这样，分批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毛泽东在朱家祠堂接见了酃县党组织派来接头的周礼，指示酃县要赶快扩大党的组织，扩大农民协会，组织武装暴动。10月22日，毛泽东率团部和第3营及第1营第1个连转入江西遂川县境。途中休息时，他走到副连长张宗逊跟前，用帽子垫着坐在田坎上，笑呵呵地招呼张宗逊坐在他身边，拉开了家常。毛泽东问张宗逊是什么地方人，怎样参加革命的？张宗逊1908年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从秋收起义开始就参加了革命军。张宗逊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幽默地说：“啊！你是姜太公的老乡啊，姜太公钓鱼于渭水嘛。”他又教育张宗逊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10月23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汾遭到当地反动武装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两生，仓促应战，在混乱中，担任前卫的第3营与团部失掉联系，转移到桂东县鹅形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率领团部和特务连仓促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在收集失散人员时，总共才收集到了40多人。时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后来回忆说：“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拉拉地散坐在地上。吃饭时，炊事担子也跑丢了，没有办法，几个战士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主席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饭后，主席站起身，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但他仍然坚决不坐担架，坚持拄着棍子行走。随后，第1营第1连赶了上来。队伍转移到井冈山西面荆竹山下，还有100多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陈士榘回忆说：“我们知道今天要上山了，当时心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道，一方面感到我们原来人数就不多，加上3营被隔断，显得更少了；另一方面，看样子只有上井冈山，能得个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兴。”再说部队和王佐部队取得联系后，准备上山。毛泽东首先考虑到的是部队的群众纪律问题。实际上从秋收起义一开始，毛泽东就注意到了部队的群众纪律问题，他不断地教育广大指战员要自觉维护群众利益。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第3团，由于直接受到他的教育，注意爱护群众的财物，不损害群众的利益，所以第3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群众的热爱和欢迎。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工农革命军也仍然坚持了这一点。然而在这种极为艰苦的转战环境中，来自各方面各阶层的战士们，违反群众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免不了时常发生，对群众的影响很不好。尤其是进入井冈山地区以后，工农革命军与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之间，便有了一个在群众心目中相互比较的问题。所以，部队的群众纪律问题，不仅关系到改造袁、王两部，也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否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的大事。因此，毛泽东决定，用明确的语言和文字形式，把必须遵守的群众纪律加以严格的规定，以保证遵守群众纪律的高度自觉性和体现纪律的严肃性。10月24日早晨，毛泽东率领团部及第1营第1连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在王佐派来的代表的带领下，即将登上大小五井和茨坪，全体指战员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毛泽东站在荆竹山村大路边的“雷打石”上，向大家宣布说：“今天要上山了，今后要在那里扎下去，建立革命的根据地。我们这次上井冈山，一定要和王佐搞好关系，要和那里的农民自卫军、农民群众搞好关系。如果象有的同志那样，到这个地里掰一个苞谷，又在那埠地上挖两个红薯，那恐怕山上的王佐就不那么喜欢我们喽！山上的穷苦百姓就更不喜欢我们喽！接着，毛泽东庄重地说：“为了使那里的军队和老乡能相信我们，欢迎我们，现在，我宣布三条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毛泽东讲完话，部队就按照事先安排好的秩序朝着山上出发了。就在10月24日这一天一大早，袁文才和王佐也就来到了步云山的一座大房子里，准备迎接毛泽东上山。毛泽东穿一身灰布中山装，衣服的袖口、胳膊肘都磨破了。他和战士一样，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带带。他虽然个头大，人却十分消瘦，颧骨显得特别突出；他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比较长；皮肤晒得黑黑的，一双眼睛显得特别有神，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刚毅和温和。毛泽东因为草鞋把脚磨伤了，不但肿大而且又化了脓。所以，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有的人看到毛泽东如此行走，就偷偷地笑，悄声议论说：瞧，他是个跛子。毛泽东同袁文才、王佐握手后，转身把他的战友一一介绍给袁文才和王佐，王佐也把自己山上的人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握手问好。当袁文才把一个女孩子介绍给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有些惊讶。袁文才说：“她叫贺自珍，是永新县的干部。”毛泽东没有想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这样年轻的女将。他笑笑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的家属呢！”袁文才也笑了起来，他说：“别看她只有17岁，去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算老革命啦。”毛泽东握住贺自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毛泽东这是第一次见到贺自珍，此时贺自珍才只有18岁。后来，朱德的一位部下描绘过他对贺自珍的印象：她聪明、活泼。既有魅力又有涵养，说话清晰且有分寸，她那双眼睛就像“两颗水晶”，见到她“就会给你一种甜如蜜的感觉”。贺自珍，1909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公历9月28日——笔者注）出生于永新县万源山区的黄竹岭。在这个秋月朗朗、桂花飘香的日子里，父母看着眉眼俊俏的女儿，商量着要给她起一个既好听又美丽的名字。母亲说：桂花迎贵客，明月照金秋。就叫桂圆吧。于是，桂圆就成了贺自珍的小名。贺家祖辈是一个望族，有很多的田山和房屋。贺自珍的父亲叫贺焕文，是一个老实憨厚的读书人，年轻时捐了个举人，当过安福县的县令。他的前妻欧阳氏，生一子叫贺敏萱。欧阳氏去世后，贺焕文续娶了广东梅县女子杜秀，她就是贺自珍的母亲。杜秀长得很漂亮，读过《四书》、《五经》，是个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贺焕文终因办事忠厚，被人挤了出来，撤消了县令职务。他回到永新后，就在县衙里当了一个刑事师爷，专为打官司的人写状子。此时，贺家还是一个家产颇丰的地主。贺自珍的同母兄弟姊妹中，哥哥叫贺敏学，贺自珍是老二，排行老三的是贺怡，原名银圆；老四贺敏仁是个男孩（一说杜秀生有3子：敏学、敏仁、敏振），最小的女孩叫贺先圆。贺焕文希望儿子贺敏学敏而好学，能成大器，花重金请了一个老夫子在家教授他。哪承想这个宝贝儿子对“之乎者也”毫无兴趣，倒是便宜了两个在门后偷听老夫子讲课的女儿贺自珍与贺怡。贺自珍4岁那年，父亲因为替人打一场官司被牵连，关进了大牢。家里为了赎他出狱，几乎卖光了所有的财产，贺焕文是出了狱，但家道也从此中落了。为维持一家生计，他们凑了点钱，在县城南门租了个面铺，开了一个茶馆，叫“海天春”，兼营饭菜；还有几间可以供来往行人住宿的客房；全家人则住在茶馆的后面。人道是因祸得福，此话一点不假。贺自珍的父母自家道败落以后，思想反而日渐进步了。1919年，贺自珍和妹妹贺怡该入学了，父母就把他俩送进了永新禾川镇秀水小学。1922年夏，贺自珍又进入福音学校读书。她这才给自己取了一个学名叫贺自珍，意思是要善自珍重。1926年春，贺自珍从福音学校毕业，受聘到秀水小学任国文教师。此时的她已经出落成为一位漂亮的大姑娘，秀气的瓜子脸，一双大大的乌黑发亮的眼睛，白嫩的皮肤，中等而苗条的身材；为人热情活泼，常常开怀大笑，真可谓是容光焕发，楚楚动人；人称“永新一枝花”。贺自珍的老家就在井冈山下。井冈山一直是起义农民、绿林好汉出没的地方。贺自珍从小就听到很多井冈山的英雄好汉抱打不平、惩恶扬善、周济穷人的故事；家里又有很多有关英雄故事的书，她也经常翻看。她最爱看的要算是剑侠之类的小说，一入了神，常常是废寝忘食。贺自珍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很快就接受了新思想。她参加县城学生组织的孙中山纪念会；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新报，吸取新的知识；很快就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贺家兄妹中最早的革命者。贺自珍的父母全力支持子女搞革命，贺自珍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弟弟贺敏仁、小妹贺先圆，兄弟姐妹5人先后都参加了革命。贺敏学学文不成，就拜师学武。师傅不让他坐在一条板凳上吃饭，惹得他怒火中烧，立时把饭碗给砸了。有一次，几个兵痞来到他家“海天春”茶馆闹事，贺敏学眼疾手快，拿起茶炉上烧得通红的火钳子，就朝兵痞的屁股上捅，直烫得兵痞们抱头鼠窜。贺敏学在永新乐川中学时，已经是学生领袖，他和同学袁文才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摸到一个土豪的家里，隔着被子把那个土豪痛打了一顿。1926年7月，大革命进入高潮，年龄未满17岁的贺自珍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她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参加了永新县第一次党员大会。永新县党组织开办了政治夜校，贺自珍和很多男女青年团员、共产党员都参加了夜校学习，一连好几个月，不断地用新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扩大自己的视野。后来，北伐军来到湖南，国民党建立了永新县党部。贺自珍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也加入了国民党，以跨党分子身份参加了永新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她既是青年团县委副书记，又是国民党县党部妇女部长。1927年4月，永新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贺自珍、贺敏学和贺怡都被选为永新县委委员。人们称之为“永新三贺”。不久，贺自珍被调到吉安县工作。有一天，一位同事跑到正在县党部办公的贺自珍面前，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永新出事了，**夺权了。”“怎么回事？”原来，贺敏学和永新的革命者在逮捕反革命分子的时候，一些漏网分子逃跑了，他们伙同一些土匪，偷偷摸进永新县城，缴了农民自卫队的武装，把贺敏学和正在开会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投进了监狱。贺自珍的父母和贺怡逃离了永新。形势十分危急！贺自珍立时赶回了永新和党组织联络。永新的一些共产党员，势单力薄，靠自己的一点力量不可能救出贺敏学等人。他们想到了活动在井冈山一带的共产党员袁文才和他的拜把子兄弟王佐。袁文才原来只有一个马刀队，是宁冈的共产党员龙超清把他的马刀队拉进了农民自卫军，组成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贺敏学又是和袁文才在永新中学读书时的同窗好友，他们还一起搞过学生运动。于是，永新的共产党员联络了袁文才和王佐所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贺自珍又让小妹贺先圆把消息送到监狱里哥哥贺敏学那里，让他们里应外合发动“永新暴动”。为联络暴动事宜奔走于永新各地的贺自珍，来到永新城时，暴动已经成功了，永新城头上飘起了鲜艳的红旗，救出了贺敏学和被关押的党、团员。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失败，他们马上组织反扑。贺自珍和哥哥贺敏学率领一支赤卫队把守永新县城南门。这支队伍只有几十个人，3枝枪，其它的都是梭镖。贺自珍身背步枪，肩上挎着子弹带。她看着敌人一个挨一个从云梯上爬上来，就下令反击，打退了敌人的第1次反攻。等到敌人发动第3次进攻的时候，从没有指挥过打仗的贺自珍，情急之下扣动扳机，两枪打死了两个敌人的指挥官。贺自珍、贺敏学指挥着自卫队员们杀出城门，乘胜反击，大获全胜。这一仗杀死敌人100余名，缴获了100多枝枪。从此以后，贺自珍两枪打死两个敌人的故事就非常夸张地传开了，有人说她是神枪手，能百发百中；还有人说她是“双枪手”。这一支暴动队伍以贺敏学在狱中成立的党支部为基础，成立了永新、宁冈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了3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贺敏学任总指挥部党委书记，王新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接到永新的败报，非常恼火，他马上命令两个团开赴永新。贺自珍不到10岁的小妹妹贺先圆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鉴于敌兵的势力过于强大，就决定分兵3路，撤往井冈山。贺敏学、贺自珍、贺怡及一家人从此告别了自己的家园。这就是贺自珍及其兄妹的革命史，暂且打住。再说10月24日晚上，工农革命军团部及第1营第1连到达井冈山上的大井村，受到王佐部队和群众的欢迎。10月26日傍晚，毛泽东散步后来到一家姓邹的老表屋里。邹老表见来人身材高大魁梧，穿着蓝布长褂，手里拿着一本书，就赶紧起身相迎。毛泽东和气地问道：“老表哥，吃过饭了吧？”“吃过了，同志哥，请坐。”邹老表热情地应酬着，搬过一条长凳；邹大嫂从灶屋端来一碗热茶，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双手接过茶碗，和邹老表拉起家常来：村里哪些人家最贫苦，生活情况怎么样？两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越说越亲热。邹老表说：“往年呐，土豪劣绅把我们的血都吸干了。我屋里没有牛，全家大人细仔拉犁耕田，寒冬腊月打赤脚。一年累到头，收下几担谷，又是这个租，又是那个税，还有蛮多说不出名的派款，唉，辛苦一年，只落得个箩底朝天。穷人要是没有共产党、毛委员，还不晓得哪辈子才能出头哩！”毛泽东点点头，说：“我们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的压榨，还有帝国主义为他们撑腰。如果工农不彻底推翻他们的统治，就永远不得翻身。现在井冈山周围虽然红了，可全国还有几万万人民正在受苦受难。共产党就是要领着工农闹革命，让全国都红遍。无产阶级要革命，要翻身求解放，就必须团结起来。”毛泽东说着，随手拿起几根筷子，比划着说：“像这筷子，一根一根的，一折就断了。如果合成一把，就不那么容易断了。”邹老表心想：“这位同志哥真了不起，句句话都说的在理。”此时，邹大嫂从灶屋里端出来一瓢热腾腾的番薯，笑着说：“井冈山的穷人就只有这个待客，莫嫌弃，趁热吃。”毛泽东也就很随便的拿起一个番薯，吃着和主人交谈着。毛泽东看时间不早了，就起身告辞说：“我还有点事，要走了。”邹老表夫妇把毛泽东送出门。毛泽东临别时说：“我刚搬到大井才2天，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我会常来屋里坐的，也请你们两夫妻常到我那里去玩。你们去了，就找毛泽东就可以了。”“毛泽东？”邹老表夫妇闻言一震，这才明白过来，眼前的客人不是别人，他正是毛泽东！邹老表拉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老表们日日夜夜都想念你，你来了，怎么不早说一声呀！”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部队进驻了井冈山的中心——茨坪。接着，第1营的另外两个连也从茶陵赶来茨坪，部队的人数又多起来了。毛泽东和袁文才、王佐直接接触的机会一多，就开始直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针对王佐在井冈山占据了许多良田一事，就亲切地跟王佐说：“土地是农民开垦的，应该归农民所有，如自己占了大量的土地，势必会遭到农民群众的反对，脱离他们，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毛泽东在和王佐的另外一次谈话中，王佐非常感慨地说：“枪是好东西，一可以报仇，二可以寻吃。”他自然地流露出依恋绿林生活的思想情绪。毛泽东听了，语重心长地对王佐说：“枪杆子确实很重要，有了枪杆子，可以出人、出钱、出天下。但是，要看这枪杆子掌握在谁的手里。从现状看，干绿林的人，其结果并不是很好，不是被国民党或豪绅武装吃掉，就是被国民党骗去‘招安’，要么，就是绿林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敌。这些绿林武装，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革命的理论加以武装，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工农武装组织，还是大有前程，大有希望的。”毛泽东一席话说得王佐茅塞顿开。此后，他常常对人说：“毛委员这个人是最有学问的，跟他谈上一夜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毛泽东不仅抓住机会直接和王佐面谈，而且还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经常亲自写信给袁文才、王佐，向他们讲政治形势，讲共产党的任务，讲军队的性质，讲革命的前途，讲无产阶级的纪律等等，这对袁文才、王佐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毛泽东为了团结、改造好袁文才、王佐两部，还抽出时间到袁、王两部中看望士兵群众，给士兵们讲革命道理，开导他们打开眼界，提高觉悟。这王佐到底与袁文才有些不同，他在长期的绿林生涯中，已经养成了一种多疑的性格，因为他特别相信袁文才，才让毛泽东拉着队伍上了他的山头。尽管现在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也非常佩服毛泽东的才学，但他心里还始终担心毛泽东会吃掉他的队伍。所以，他总是与毛泽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流露出不卑不亢的态度。有一天，王佐在和袁文才谈话中，又流露了这种思想。袁文才就对他说：“你一会儿不相信老毛在井冈山能呆得久，一会儿又怕人家吃掉你。你呀，莫要定不下心来。老毛不会是你想的那种人。你要再不放心，我们就想个办法，把毛泽东拴住。”王佐说：“你说，怎么个栓法？”袁文才说：“这还不好办，叫贺自珍嫁给毛泽东，让老毛做井冈山的女婿，这样日后对大家都有好处。”王佐听了说：“这个主意蛮好！我也盘算过，自珍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识有才识，配毛泽东最合适！老毛要是做了井冈山的女婿，我们一万个放心了。”袁文才又说：“自珍配老毛，郎才女貌，天造地设。只是听说毛泽东在湖南已有妻室。我发现毛泽东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左唇下一颗朱砂痣，日后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别看他现在那个瘦条条的样子，那副骨架子要是丰满起来，就有帝王之相！我们跟着这样的人靠得住。”王佐听袁文才如此一分析，更来劲了，就说：“行啊！还是你想得周到，这事就这么办啦。自珍这边我去说，老毛那边交给你。这事成与不成，还得仰仗大哥你哩！”袁文才也是个急性子的人，说办就办。他来到茅坪的八角楼，与毛泽东谈完了工作，就说：“毛委员，我们想替你做一件好事。”毛泽东笑着问道：“么子好事呀？”于是，袁文才便把他和王佐商量的意见说了出来。毛泽东闻言，惊讶得身子往后一仰，一时答不上话来。袁文才问道：“毛委员，我们的井冈山才女贺自珍，你看她怎么样？”“不行，不行，这个使不得。”毛泽东连连摇头。“不般配是吗？她可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是我不配人家。文才，我在湖南有妻室呀。”“毛委员，你莫辜负我们的一片好意。王佐肯定已经和自珍讲了此事，要是这样，事情可就不好办了。”“文才，感蒙你们的好意，这件事乱来不得。”“那，你考虑一下，日后再说罢。”袁文才见一时说不下毛泽东，只好就此打住了话头。这正是：山头巾帼多传奇，文才观相动心机。欲知毛泽东对袁文才、王佐改造的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东方翁曰：毛泽东为改造袁文才和王佐，可谓是苦口婆心，堪为思想工作者的典范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43

第43章

“我还是重复以前的要求，你们要向群众做宣传，扩大革

命影响，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

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

话说在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带领部队向茶陵方向游击，此行的目的是去打探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

经过长途行军，指战员们又饿又累。一些战士看见山坑里有一片苞谷地，就顺手掰下苞谷棒子吃起来。走在后面的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命令一名干部跑步到前面予以制止。他随后也赶到山坑附近，严肃地批评了掰苞谷的战士，叫他们留下几块银洋赔偿老表的损失。毛泽东又让一位战士找来一块竹牌子，亲手在上面写了字，然后把它插到群众的苞谷地里，把银元放在牌子底下。毛泽东在竹牌子上写着：

“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谷吃掉了，违犯了纪律，现把二元钱埋在土下，请收下。”

后来群众看到了地里的竹牌子，十分感动，纷纷称赞工农革命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

再说奉命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何长工，也在10月下旬来到了韶关（一说在曲江）犁铺头，找到了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的余部。他被哨兵当作奸细绑到了朱德的司令部，巧的是正好遇到了老同志蔡协民。蔡协民立即为他松了绑，带着他去见朱德。

原来八一南昌暴动的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后，朱德在陈毅的协助下，率领留守三河坝的一部分起义军，沿闽粤赣边境向西转移，力求迅速摆脱敌人的追击和土匪以及豪绅民团的袭扰，正在寻找立足点。

朱德，字玉阶，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原名朱代珍，后曾改名为朱建德。朱德的母亲生了13个孩子，因为无力喂养，只有6男2女存活了下来。

朱德自幼入私塾读书，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旧军队中当过旅长，还当过云南省警察厅长、陆军宪兵司令官。朱德第一次结婚是在1912年，那时他26岁，妻子叫肖菊芬，是一位新派女性，昆明师范学堂毕业。1916年，肖菊芬生下一个男孩后不久，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很快就去世了。朱德第二个妻子叫陈玉贞，他们是在四川省泸州结的婚。1922年9月，朱德前往德国留学，因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1922年，他又赴法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朱德赴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回国；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1927年8月1日，朱德与周**、贺龙、叶挺等人率领国民革命军发动南昌起义。

陈毅，原名陈世俊，字仲弘，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至县。父亲陈昌礼是一位文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尤其擅长书法，又能作诗填词。母亲黄培善是一位大家闺秀。陈毅幼年过着“晨耕夜读，禾熟书香”的田园生活。其父很有远见，为了陈毅弟兄们继续读书，毅然卖掉田产迁入成都市为菜农，这对陈毅的成长起了关键的作用。陈毅生长在耕读传家的环境中，“米汤练字”的故事传为佳话。陈毅基本上是从校门到校门，从成都市著名小学华德高、成都甲种工业学校，到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在巴黎留学期间，参加了工人运动，后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1年，陈毅再入北平中法大学学习，后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3年，陈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陈毅由中共中央安排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他读到了毛泽东刚刚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参加南昌起义后，和朱德一起率领余部转战。

此时的朱德等人，已经将仅有的八、九百人，合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指导员。经过整顿，部队团结统一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提高了。

何长工向朱德等人汇报了他这次下山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经过，介绍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朱德高兴地说：

“好极了。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

陈毅也高兴地说：

“革命没有完蛋，毛泽东在干，我们在干。哈哈，八方英雄都在干嘛！”

接着，朱德详细地询问了秋收起义经过，问井冈山的环境怎样？群众多不多？陈毅也对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问题，很感兴趣，也询问了井冈山的风土人情、山势地理、物产资源。何长工一一作了回答。陈毅还了解了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情况，他特别赞赏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他对何长工说：

“不能用老的套套带部队，毛泽东的办法是治本的。把党团员分到连队去，作用就是大呢！”

朱德所部指战员，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有不少干部都读过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树起了红旗，这给他们增添了很大的斗争勇气和革命信心。

第2天，朱德给何长工写了一封信和一部分盘费，叮嘱他说：

“希望你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

此后，何长工踏上了转回井冈山旅途，朱德等人则率部由广东转移到赣南信丰。朱德从赣南特委处再一次验证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率部上了井冈山的消息。

10月底，朱德率部西进到大庾县境内，他在陈毅的帮助下，再次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改称“工农革命军第5纵队”。

1927年11月初，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部转到崇义县西南地区打游击。

此时，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第3营，在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率领下，在遂川大汾遭到敌人袭击后转移到上犹县鹅形地区一带打游击。陈毅化装成商人模样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朱德、陈毅通过张子清、伍中豪，进一步了解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的具体情况。他们把从国民党军范石生部搞到的一批弹药和军用物资，补充了张子清、伍中豪的第3营。

朱德、陈毅决定派人先去与毛泽东取得联系，派谁合适呢？陈毅想到了一个人最合适，朱德问是谁？陈毅说：

“他叫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亲弟弟，现在就在我们部队第25师政治部里。”

朱德找来毛泽覃，委托他向毛泽东汇报南昌起义部队的行动情况，转达朱德和陈毅的问候，说希望早日与毛泽东见面。

毛泽覃接受任务后，装扮成国民党第16军的副官，化名“覃泽”，向着井冈山进发了。

而此时的毛泽东在1927年11月上旬，正和前敌委员会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3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永新的刘珍、王怀、刘作述、贺敏学、贺自珍；宁冈的龙超清；莲花的朱亦岳等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听取了各县的汇报后说：

“要抓紧时间，把3县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游击暴动，建立红色政权，为党的事业做出不懈的努力。”

毛泽东根据边界的具体情况，还指示各县党的负责人要大力开展土地革命。

旧历年关对贫苦农民来说，好比鬼门关，它是地主豪绅催租逼债、贫苦农民痛苦难捱的日子，因而也正是共产党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利时机。所以，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说：

“在旧历前年，要迅速开展一场以打土豪、分浮财、废债毁约为主要内容的年关斗争。”

后来在毛泽东和各县党组织的领导下，一个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土豪、分浮财，废除债约和苛捐杂税的斗争，先后在各县开展起来。各县农民自卫军在工农革命军的配合下，把那些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抓来，召开清算他们剥削罪行的群众大会，发动群众上台控诉，当众烧毁契约、废除债务，宣布取消各种苛捐杂税。接着，打开土豪劣绅的谷仓，让农民挑粮，杀掉土豪劣绅的猪，把肉分给农民，没收土豪劣绅的衣物用品分给农民。工农革命军还分别对一些豪绅实行罚款、杀头等处分。

正当毛泽东开会部署农民开展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也正在受到党内的无理指责和严厉的组织处分。

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周**、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任旭；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参加了会议。

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和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会议增补周**、罗亦农为政治局常委，将常委扩大为5人。

这次会议根据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意见，把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看作是革命高潮的形势，要求继续进攻，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农村暴动要以城市为“中心及指导者”。

这次扩大会议还要求“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地整顿政治纪律”。根据国际代表的提议，会议片面地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

会议对周**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委全体成员、包括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在内，给以警告处分；取消张国焘候补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开除了谭平山的党籍。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被认为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会议决定取销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湖南省委委员资格；取消彭公达候补政治局委员资格，留党察看半年；对毛泽东的处分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同志为八七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收暴动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故事讲到这里，有两位党的杰出的领导人，不得不交代一下他们的后事。一个是邓中夏，他在共产党内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以领导工人运动而闻名。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被捕，同年9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另一个是夏明翰，他后来被国民党逮捕后，在敌人的屠刀下，吟诵出了一首著名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千古绝唱。

再说毛泽覃从资兴经过茶陵，在坑口与陈伯钧连长接上了头，陈伯钧派人护送他来到了井冈山，兄弟俩相见分外高兴。毛泽覃向哥哥详细介绍了朱德所部及其行动情况，并转达了朱德和陈毅等人的问候。自此，毛泽覃就在井冈山工作了。

此时，毛泽东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陈伯钧、徐彦刚3人到袁文才部队里分别担任党代表和军事教官，帮助袁文才部开展军事训练，进一步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准备逐步改造这支农民武装。游雪程3人临行前，毛泽东嘱咐他们说：

“你们要尊重袁文才，要搞好团结。要以政治教育为主，让士兵们既学军事，又学政治。你们还要注意，工作既不能急，也不能缓，一定要把这支地方部队，认真改造成新型的人民军队。”

11月中旬，袁文才的队伍集中在茅坪的步云山，开始接受整训。游雪程、陈伯钧、徐彦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实行了三操两讲的制度，让士兵们既学军事，又学政治。

11月间的一天，毛泽东从茅坪的驻地阳湖桥去看望农民自卫军的战士，正遇上他们在吃饭。战士们的饭碗里，盛的都是从山里采来的野菜。有一个战士说：

“这么苦的野菜怎么吃得下去呀？”

毛泽东闻言，走进伙房察看。炊事员告诉他说：

“这里下霜很久了，所有的野菜都被冻得枯黄了，只剩下这一种了。这种野菜是比别的野菜苦得多。”

毛泽东拿起饭碗盛上野菜，来到战士中间和大家一起吃，他说：

“这菜是苦，可它很有营养。我们能够吃下这种苦，日后就能战胜更多的苦，我可是要多吃哩。”

这时住在井冈山上的工农革命军，也是缺衣少食。他们每天吃的是井冈山出产的红米和南瓜。时令已经临近冬季，山上很冷，指战员们穿的却仍然是单衣；没有被褥，战士们只好钻在稻草里过夜。部队中流传的两首歌谣，反映了这一真实的情况：

其一：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其二：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这种艰难情况，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日夜思索着改变现时环境之良策。

此一时期，与井冈山极其困难的经济条件相比，政治形势则有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原来在1927年11月间，中国南方出现了军阀争战的局面，粤系军阀张发奎与桂系军阀李济深爆发了争夺广东的战争。湖南军阀站在张发奎一边，也把军队纷纷调往前线，参加对李济深的战争。当此军阀混战之际，正是工农革命军扩大活动区域、扩大影响的好时机。

毛泽东侦知茶陵县城敌人兵力空虚，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的好机会来了。他和前委的委员们决定，由第1营和特务连承担下山攻打茶陵县城这一任务。毛泽东还特别交代宛希先说：

“打下茶陵之后，要注意收集报纸和书籍。不管有什么消息，都要及时派人传递给我。”

11月16日，工农革命军第1营和特务连由大井、茅坪开赴宁冈的大陇，准备突袭茶陵城。

毛泽东头戴斗笠，冒雨来到大路口，为出征的指战员送行。四五百人的队伍集合之后，参谋长徐恕整理好队伍，团长陈浩跑步上前向毛泽东敬礼报告：

“报告毛委员，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集合完毕，请您讲话。”

毛泽东向陈浩点点头，拄着一根竹棍，要上一处高坡，勤务员幺六赶紧来扶，被他拒绝了。毛泽东站在高坡上，以洪亮的湖南口音对整装待发的指战员们说：

“同志们，这一次你们要出征去打茶陵。为么子要打茶陵？因为湖南的军阀唐生智和广西的军阀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狗咬狗地打起来以后，唐生智有些招架不住喽，把他老窝里的兵都拉了出去。他的后方空虚啦，这对我们出击十分有利。俗话说，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打仗也要找反动派的弱处动手。

现在，山下茶陵县城的敌人大部分被抽走，茶陵就成了反动派的弱处，正是开展革命工作的好机会。上一回，你们1营在陈团长和宛代表的率领下，打过一次茶陵，打得好嘛，把罗定的挨户团从水口打了回去。这一回，你们的任务不仅要打茶陵，还要占领茶陵。马上就要出发了，那里的老百姓已经发动起来了，他们正在准备迎接我们去消灭茶陵的敌人。”

毛泽东说到这里，看到战士们的情绪很高，可自己的脚上的冻伤还没有好，肿得走路都不方便，自己总不能对大家说：我的脚行走不便，这次就不去了，你们去打吧。于是，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自己受伤的脚，脸上带着微笑，用另一种方式说道：

“本来嘛，我这个人是革命的，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闹革命的。可是，我这个脚不大革命，至今它还不听我的指挥呢。这真叫没办法。”

队伍中突然有个战士大声说：

“毛委员放心，我们替你多消灭几个反动派！”

还有一个战士跟着说：

“多打几个土豪，让毛委员好好补养补养，把脚上的反动派快点消灭掉！”

毛泽东在大家的笑声中挥挥手，提高声调说：

“好哇，茶陵等待着你们，胜利等待着你们，我也等待着你们。我还是重复以前的要求，你们要向群众做宣传，扩大革命影响，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出发吧，同志们。”

毛泽东讲完话，从高处走下来，跛着脚走到队伍前面，同团长陈浩、1营党代表宛希先和罗荣桓及每一个出征者握手。陈浩、宛希先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大陇，直扑茶陵县城。

毛泽东回到驻地八角楼，由袁文才等人接着。袁文才说：

“毛委员，这次出征茶陵，王老庚很担心。他一再对我说，他要在茨坪备些酒肉炮竹，一旦工农革命军攻下茶陵，他要为你大庆一番。”

毛泽东掏出烟，递给袁文才一支，笑着说道：

“你老庚实际上是对工农革命军能否攻下茶陵不大相信啊。”

“不瞒毛委员，”袁文才划着一根火柴，先给毛泽东点上烟，然后自己点上，说：“我心里也有点打鼓。茶陵的罗定走了，但他表弟罗克明也非善茬。他们的底细我清楚，要是前方吃紧，我就带支队伍去支援他们。”

毛泽东弹弹烟灰，说：

“老袁，你只管放心，没有十分的把握，我这次是不会让工农革命军出征的。你是总指挥嘛，还是守山为好。”

贺自珍很快沏了一壶茶从楼下端上来，她问道：

“毛委员，这次攻打茶陵3天能拿下来么？”

毛泽东很自信地说：

“能。少则3天，多则4天。”

果然在11月18日，前方就传来了捷报。

工农革命军按照原先的作战部署，经睦村、酃县瑞江一路前行，当日在茶陵坑口宿营；夜间曾遭到罗克明的挨户团袭扰，被工农革命军击退。工农革命军乘机经待江、马溪洮水一带，潜行到茶陵县城近郊。第二天凌晨，工农革命军突然发起攻击，罗克明率部狼狈逃窜。工农革命军破城后，在赤卫队的协助下攻入衙门。天亮时顺利地占领了茶陵全城。

前方还送来了不少战利品，有腊肉冬酒，布匹衣装，八角楼下的客厅里几乎被堆满了。袁文才说：

“毛委员真是神机妙算啊！”

毛泽东说：

“妙算不妙算，应当感激自珍哟！要不是她及时带来的情报，再妙也算不来哟。”

贺自珍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过是给你找来些破报纸。”

毛泽东说：

“莫小看报纸破，那可是精神食粮。”

袁文才对手下周桂春说：

“你快去茨坪向王老庚报告，他最挂念这事。”

毛泽东也交代说：

“你再挑一些战利品给王头领送去。”

周桂春带了同伴刚走，永新的贺敏学、刘真也派人来，向毛泽东汇报他们开辟九龙山区的情况，还带来了一种治疗脚伤的膏药和滋补品。贺自珍要给毛泽东上膏药，毛泽东笑着说：

“算了吧，这只倒霉的脚也不知得罪了那路神仙，么子膏药也难治喽。”

勤务员幺六插话说：

“我看是得罪土地爷了吧，踩着土地公公的袍带，要伤脚的。我婆婆在我小时候说过，土地公公的袍带是踩不得的。”

毛泽东被幺六那一副认真的样子逗乐了，他说：

“嘿，多么动听的神话呀。”

贺自珍说：

“土地老头也太不对了，这膏药非治治他不可！”

说着，她便给毛泽东换上了一贴新膏药。此时，一位自卫军的队员领着特务连的战士走来，将一捆报纸和一封信交给毛泽东：

“报告毛委员，这是新从邮电局抄来的报纸，罗荣桓党代表让马上送给你。这信是宛希先党代表让交给你的。”

毛泽东看了宛希先的汇报，才了解了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后的真实情况。原来，陈浩、宛希先等人第一次搞政权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搞才好，就把原来在茶陵搞过工农运动的人找了出来，要他们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而在茶陵成立县人民委员会时，也只在伪县长公署门前挂上一块“人民委员会”的牌子，派谭梓生去做县长，一切都按照旧政府的一套制度，升堂审案，收税完粮。而每每在升堂审案时，旧官吏还仍在县衙门进进出出。

部队在茶陵城里住下来，也仍然沿用旧式带兵的方法，每天除了三操两讲两点名、站岗放哨以外，很少进行政治活动，不仅战士工作没有做，连县城的群众工作也没有开展。虽然也派人打过几家土豪，但只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并没有分给贫苦群众。部队的给养，也象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个商铺摊派。一时间，部队乱得很。

毛泽东获悉茶陵情况后，意识到部队的所作所为，不仅背离了工农革命军的宗旨，也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若不及时改变，部队将难以在人民群众中获得支持和拥护，也就难以生存下去。他立即写信给陈浩、宛希先，要求迅速改变现存状况，立即撤销县人民委员会，组织工农兵政府，并指示要在部队中加强政治工作。

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之后，县政府大衙门的牌子去掉了，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也活跃起来了。

11月28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由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组成3人常委会，实行集体领导。这是湘赣边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工农兵政府主席。

同时，工农革命军还帮助建立了县工会、县农会、县赤卫队。

后来毛泽东见到茶陵县政府的布告上印着长条形的政府印鉴和3个常委的名字，很高兴地和陈士榘开玩笑说：

“陈士榘同志，你做了县太爷啦，你也是山大王哩！”

这正是：掌中茶陵为鱼肉，翻身黑手当太爷。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用兵何处？请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把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和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说成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把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说成是单纯的军事投机，还取消了毛泽东的湖南省委委员资格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这是在新的条件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又一次损害。足为老子党者戒！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44

第44章

“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

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群众团结

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话说毛泽东在重建井冈山地区地方党组织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要注意党的基本组织党支部，实现“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他还经常教育大家说：党支部是党的基础，它就象房子一样，基础不牢，房子就会倒掉。党支部办不好，党也是不坚固的。因此，“党的组织不必求其普遍，应特别注意造成坚实中心区域党的组织。”

毛泽东为了发展党员，建设好党的支部，采取了“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的方法，从工农革命军中抽调党员干部，深入各地，做艰苦细致的党的建设工作。

1927年12月，受毛泽东的委派，毛泽覃带领2名军队干部，到了宁冈县的乔林乡，开展建党工作，建立了乔林乡党支部。

12月下旬，粤、桂军阀战争结束了，湘军第8军吴尚部立即返回湖南，向茶陵大肆反扑。这时在桂东打游击的工农革命军第3营，在张子清等人的率领下，也奉命赶来茶陵参战。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工农革命军在茶陵已经无法立足，只好主动撤出茶陵，向井冈山转移。

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等人，在部队返回途中企图把部队拉到湘南，投靠驻守在宜章的蒋系国民党第13军军长方鼎英。正在这时，亲自从宁冈赴茶陵救援的毛泽东，率部在茶陵的湖口同陈浩部相遇。

12月27日晚，毛泽东召集紧急干部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毛泽东在会议上尖锐地揭露了陈浩一伙叛变投敌的阴谋，决定部队返回井冈山，投入新的战斗。

翌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全体集合在湖口南的一个大草坪上，毛泽东站在队伍前边，炯炯的目光向部队了环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

“我们队伍里，有许多动摇分子，被白色恐怖吓倒了。我们团的团长、副团长、参谋长欺上瞒下，想带起队伍投靠军阀方鼎英去。”

毛泽东的话使战士们万分震惊，队伍里立刻骚动起来，大家都愤怒地唾骂那些叛徒们。

毛泽东当即宣布撤销陈浩、徐恕、韩昌剑等人的职务，命令将他们逮捕起来，交付革命法庭审判。

毛泽东随后把部队带回到井冈山的砻市。前敌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经过大家讨论，一致决定将陈浩、徐恕、韩昌剑等叛徒枪决。会议任命张子清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团长，何挺颖为团党代表，朱云卿为团参谋长。

12月底，毛泽东在砻市召开的处决陈浩等人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表扬指战员们在茶陵战斗中打得很勇敢，然后说：

“部队在茶陵没有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筹款，是这次行动很大的缺点。

中国有历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现在，老百姓见到我们和颜悦色，就象皇帝开了恩。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群众团结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毛泽东讲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随即伸出双手，用右手一个一个地扳着左手手指，逐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

“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赤卫队。”

毛泽东在宣布了三大任务之后，又教给干部战士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方法，他说：

“开始时，穷人一般都不敢要地主的东西，我们就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地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土豪的资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这样群众就没有顾虑了。”

毛泽东正在砻市为教育指战员们煞费苦心，殊不知中共中央又一道严厉批评他的指示，已经下发到了湖南省委。

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这一道指示中写道：

“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党代表。”

湖南省委在执行中央指示的同时，也指责了毛泽东。不过，他们指责毛泽东的则是与中央指示相反，说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是“条件不具备，而贸然占领县城”，是没有胜利保障的“单纯军事行动”。

湖南省委究竟要对毛泽东如何处置，暂且按下，容后再叙。

先说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制订三大任务后，进一步明确了工农革命军的建军宗旨和任务，密切了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对于工农革命军的成长与壮大、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根据毛泽东制订的三大任务的要求，后来工农革命军每打完一仗，全军就分成几路奔赴各地，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每一路，又按连、排、班为单位，深入到各个乡村，根据敌我双方的形势，以及当地工作的基础，来决定按期完成10天或半个月或稍长时间的工作任务。

毛泽东为了更好地统一军事指挥，统一领导筹款和发动群众等各项工作，又规定每一路单独行动的部队，或营或连，不分大小都要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这个行动委员会由军事首长、党代表和一部分班、排干部组成。行动委员会要三五天检查一次工作。检查的内容有：进行了几次宣传？筹了多少款？工作中的经验、优缺点以及附近的敌情等等。然后将检查结果作一详细的汇报，按级上送，一直送达毛泽东那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三大任务的贯彻执行终于取得了明显效果。毛泽东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工农革命军总结出了三项纪律，而把三大任务变成了4件事。他在一次全体战士会议上说：

“红军是革命的队伍，红军战士要懂得革命的道理。革命道理很多，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3个字的道理。

‘二’是指两种战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无产阶级打资产阶级，共产党打国民党，被压迫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压迫殖民地人民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三’是三项纪律。革命军队，第一条要‘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是‘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条是‘打土豪要归公’。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没有纪律是不行的，没有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不能搞好革命的工作，不能打胜仗。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不能侵犯工农利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鸡蛋也不能拿。

‘四’是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到一个地方还要做好四件工作。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就能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把农民团结起来；第二，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有了地方革命武装，农民协会才会巩固，主力红军才有后备军；第三，建立苏维埃政府，群众发动了，地方大了，就要建立革命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对立起来，宁冈老百姓的话，‘我’叫做‘埃’，他们认为苏维埃政府很好，就叫‘埃政府’，意思是‘我们的政府’；第四，建立共产党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游击队和政府。我们分兵发动群众，就是要做好这四件事。”

是年隆冬时节，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毛泽东仍然穿着几件单衣，披着一条薄薄的旧线毯办公。

司务长拿来一件棉衣送给毛泽东，说：

“毛委员，这是发给你的冬衣。”

毛泽东问他：

“是不是还有人没有领到？”

司务长不吭声了。他知道，每次给毛泽东发东西，都是别人全有了他才要。现在条件艰苦，不可能做到人人都有棉衣穿。司务长明白，毛泽东这是要让战士们人人都穿上棉衣他才穿，就恳切地说：

“毛委员，你穿吧！部队靠着你领导啊！”

毛泽东说：

“正因为我是领导，所以不能在别人还没有穿棉衣的时候，自己先穿上。”

他催促司务长快把棉衣送给别的战士。后来，毛泽东终于在最后领到了一件棉衣。可是他的房东谢槐福大冬天还只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单衣，在寒风中冻得发抖。毛泽东走过去，轻轻地拍拍他的肩头，亲切地说：

“槐福呀，天冷了，你要添衣服哩！”

谢槐福回过头看着毛泽东，说：

“毛委员，我没有衣服呀。”

毛泽东把自己身上刚穿上的棉衣脱下来，披在谢槐福的身上，说：

“外面正在下雪，槐福，你穿上吧。”

“毛委员，你身上只穿两件单衣，我怎么能穿你的棉衣哩？”

谢槐福说着又把棉衣还给毛泽东。

“你莫担心我啰，我不怕冷，我习惯了。”

毛泽东把棉衣给谢槐福穿上，还亲自为他扣好了扣子。

1928年1月初，赣西万安县农民自卫军举行武装起义后，攻打万安县城。毛泽东为了扩大根据地，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领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县城，策应万安暴动。

1月4日，是一个在寒冬中难得的风和日丽的日子，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集合在砻市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听毛泽东交代打遂川的任务。毛泽东说：

“井冈山这边是湖南，那边是江西，俗话说：‘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可见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而江西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也弱一些。我们给他来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

我们今天要到江西遂川去活动。那个县里只有很少地方武装，不敢同我们打仗。那里有很多大土豪，银元都埋在地下睡觉，工人、农民穷得要命。到那里以后，大家都要做群众工作，要打土豪，筹款子，发动群众。”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迎着刺骨的寒风，沿着崎岖的山路南下向遂川挺进。

工农革命军抵达遂川城西北的重镇——大坑。这里是遂川县靖卫团长肖家壁苦心经营的巢穴，拥有一支人数众多、装备齐全的地主武装。

当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向肖家壁的靖卫团发起攻击，不到3个小时，肖家壁部即全线崩溃，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击。

1月5日，工农革命军兵临遂川城下。守城的罗普权靖卫团，已知肖家壁部在大坑惨败，无心恋战，弃城而逃，工农革命军即占领遂川县城。

工农革命军第1团进入遂川县城后，遇到的却是冷清凄凉的景象。老百姓都走光了，街道上冷冷清清，偶然碰上一两个人，也尽是些老头、老婆婆。毛泽东当即要求部队，向没有走的老人宣传，从小处着手，先分给他们一些吃的东西，因为，东西吃掉了不留痕迹，不怕土豪倒算。接着，部队以班、排为单位，打着“宣传队”的红旗，加强宣传，消除群众顾虑，使留在城里的人逐渐靠近部队，跑出去的人也都陆续回来了。

就在这时候，从万安传来了好消息：万安农军和农民第4次武装起义成功了。在革命力量的攻势面前，县城守军弃城而逃，万安农军遂占领了县城。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打开遂川县城的局面以后，立即广泛开展发动群众打倒土豪的斗争。革命军兵分3路：一路到于田，一路到大坑，一路到草林。而且以连为单位，由党支部负责一个地区，下面又以班、排为单位，具体负责一个村、一个乡的群众工作。

团政治部代理主任毛泽覃留在遂川，担任遂川县委委员和县游击大队党代表。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遂川江两岸很快掀起了一场打击豪绅地主、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红色风暴。几千年来受尽地主豪绅压迫的农民，扛着锄头，拿着扁担，把土豪劣绅一个个抓起来进行斗争，把他们隐藏的粮食、猪肉和衣服搜出来后，分给了贫雇农，群众被真正发动起来了。

毛泽东见部队与老百姓直接接触越来越多了，就更加注意军风军纪问题。他要求部队在遵守三项纪律、做好4件事之外，又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六项注意：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毛泽东还向指战员们逐条解释六项注意的含义与要求。他针对“损坏东西要赔”这一条，对战士们说：

“打破了群众的一只水缸，赔他一只新缸。虽然新缸不如旧缸光滑，但是，赔总比不赔要好，群众会满意的。”

毛泽东要求战士们，要把三项纪律、六项注意背得滚瓜烂熟，严格遵守，谁也不得违犯。为督促广大指战员认真执行群众纪律，工农革命军各连的党支部，都把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当作检查行动的标准。

前委还专门成立了“纪律检查组”，负责检查各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当部队离开一个地方时，“纪律检查组”的成员分头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查漏补疏。以此推动部队严格执行和切实维护群众纪律。

毛泽东更是以身作则。有一次，一位姓袁的妇女挑菜给部队，她一放下菜就走，说什么也不收钱。司务长坚持过秤给钱，可是，一时钱凑不够。正在这时，毛泽东走了过来，问明了情况，一面掏钱一面与袁大嫂打招呼：

“表嫂，辛苦了！”

袁大嫂连忙说道：

“谢谢毛委员，我不辛苦，你为我们日夜操劳，才真正辛苦啊！”

毛泽东拿出6个银毫子递给她，袁大嫂说什么也不肯收。毛泽东说：

“买东西付钱，是我们的纪律，不收钱，就违反纪律了。”

袁大嫂只好收下了6个银毫子。

毛泽东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一根稻草、一个鸡蛋、一针一线都不准拿。使大家懂得工农革命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和为人民当兵，为人民打仗的道理。并结合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加以指导、监督。

在毛泽东的教育和指导下，工农革命军处处严格地遵守群众纪律、时时刻刻热爱人民的事迹，在群众中迅速传扬开来。对于团结人民群众、加强工农革命军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对于“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不久，工农革命军把三项纪律改称为三大纪律。后来，随着工农革命军的转战与实践活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也不断地修改、充实、完善。

再说1928年1月上旬，何长工返回遂川，他把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经过及会见朱德、陈毅等人的情况，一一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

毛泽东随后应王佐的要求，派何长工去王佐部开展改造工作。何长工问毛泽东说：

“带多少人去？”

毛泽东笑着说：

“又不是去打仗，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你先去做‘长工’。”

何长工和几位军事干部临走前，毛泽东对他们说：

“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根据地‘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另外，边界各县土客籍之间矛盾很深，我们可以通过对王佐、袁文才的团结，去团结广大群众。”

毛泽东又特别强调说：

“这些人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疑心重，和他们讲话时，一方面要讲策略，要灵活，同时要坦率。你们去了，就先从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入手，慢慢来，循序渐进。总之，一个原则：既不能缓，又不能急。”

后来，何长工、陈伯钧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袁、王两部，一方面尊重袁文才、王佐，搞好关系，取得袁文才、王佐的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做好团结和改造工作：

第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首先是对袁、王两部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明确为谁打仗、为谁革命的道理。何长工等在袁、王两部中积极培养士兵群众和基层干部入党，建立起党的组织，在征得袁文才、王佐的同意后，建立了党代表的制度，从而使袁、王两部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

第二，提高军事素质。原来，袁、王两部不重视进行军事训练，一旦有什么军事行动，临时把众人召集起来。平时则是一盘散沙，自由行动。有的回家务农，有的闲在那里没事干，有的甚至赌搏，所以这支部队战斗力并不强。为了改变这种长期不训练的状况，提高军事素质和杀敌本领，何长工及陈伯钧等人把袁文才部集中在茅坪附近的步云山训练之后，也把王佐的部队集中在大井，专门进行了1个多月的军事训练。

同时，他们还帮助袁文才、王佐等领导人学习正确的游击战术，提高其指挥能力。从前，袁、王两部沿袭老土匪朱孔阳提出的“只要会打圈子”的战术，始终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钧、何长工等人改变了他们单纯打圈子的战术，教会他们“既要会打圈子，又要会打仗”。

第三，组织整顿。长期以来，在袁文才、王佐部队中混杂了不少坏分子。这些人一方面把袁、王两部作为谋取私利的藏身之所，另一方面则利用袁文才、王佐两人的弱点，在部队中宣传封建迷信和腐败没落的思想。极少数代表地主豪绅阶级利益的坏分子也混迹其中，为非作歹，进行分化瓦解的破坏活动。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指示要发动广大士兵群众，坚决把混在部队中的少数坏分子清洗了出去。同时，把那些忠厚纯朴、思想进步、年轻力壮、革命坚定的农民战士吸收到党内来，对指挥机关也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第四，改变军阀作风。长期的绿林生活，使袁、王两部沾染上了形形色色的封建意识与军阀作风，打骂、虐待士兵的现象，随时可见。为了帮助他们改掉这些旧习惯、旧作风，党代表发现哪个官长任意打骂士兵，就带领士兵群众高呼口号：“发扬民主主义！”“反对军阀残余！”“不准打骂士兵！”在群众强大舆论压力下，官兵平等的风气才慢慢树立起来。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和士兵委员会制度等民主建军原则，在袁、王两部中逐步得到了运用和推广，部队中出现了新的气象。

这正是：整肃军纪，三令五申为人民；

改造王佐，耳提面命遣长工。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有何计划，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优秀教师。前边已经介绍了他不少的对工人们的那种独特的教学法，而此时他用数字教学法，也确实是对工农出身的指战员们进行教育的一个好方法，这种方法既明确又好记。你讲一大堆道理，别人记不住，那是教育失败。倒不如毛泽东来得简便，来的实在。他面对全体指战员说：“革命道理很多，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3个字的道理。”果然，他用‘二、三、四’3个字的总结法，便把工农革命军的任务全部涵盖了，实在是妙得紧。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45

第45章

“王次淳前天还在地里挑大粪，今天脚上还穿着草鞋，腿上还有

泥巴，如今被选为县长。农民当县长，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事。”

话说在1928年1月中旬，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主持召开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万安县委负责人曾天宇、刘宝万，遂川县委负责人陈正人、王佐农等参加了联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分析了此时的斗争形势，再次强调建立地方各级党组织的重要性，要求在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中，积极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组织活动，发挥党组织的战斗作用。

联席会议还制定了割据赣西南的计划。

1月14日，毛泽东率领一部分部队来到了遂川县草林圩。

草林圩是遂川县农村中著名的商业中心之一，是遂川西北地区土特产的主要集散地和日用品的中转站。在土豪劣绅的把持下，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逢圩好比上刀山，一步一道鬼门关”。

在工农革命军即将到来之前，草林圩上的土豪劣绅们赶忙关闭店门，疏散财物，逃到外地。他们在逃跑前还散布谣言，污蔑工农革命军是：“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他们又威胁贫苦群众和小中商人说：“谁要是接近共产党，给他们做生意，回来就杀他的头！”一时间，闹得众人忧心忡忡，惶恐不安，草林圩变得冷冷清清了。

毛泽东首先下令打掉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靖卫团，没收大土豪黄孔瑞的全部财产，烧掉了他的炮楼，分了他的浮财。为了打开草林圩的局面，毛泽东直接领导工农革命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当天下午，便将部队分作3人一组，分散到圩上和附近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的主要内容是：“红军是无产阶级的队伍”，“红军打土豪不打穷人”、“保护中小商人做买卖”、“反对靖卫团抽税”、“取消苛捐杂税”、“公买公卖”等道理和政策，逐渐地使群众相信工农革命军，相信工农革命军的商业政策。

2、砸掉了通往圩场路上的所有税卡，夺回圩场领导权；废除地主豪绅的封建剥削，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3、毛泽东十分重视团结、教育和争取中小商人，执行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对地主兼商人的人也只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

毛泽东在万寿宫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号召广大群众和中小商人团结一致，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毛泽东着重说明了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对他们的财产，一粒盐、一寸布也不动，不罚款、不抽税，允许他们自由贸易，合法经营，使之有利可图，鼓励中小商人做生意。毛泽东还亲自走上草林圩带头调查研究，找贫苦群众和中小商人谈心，了解圩场情况，耐心教育中小商人。

此后，毛泽东还指示草林圩的党组织进行物资交流活动，开展改造旧圩场的工作。所有这些措施，深得广大农民和中小商人的拥护，大大地调动了他们参加圩场贸易的积极性。

草林的局面终于打开了，萧条冷落的草林圩复活了。每逢圩日，挑担的、背篓的、提篮的，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年关眼看就要到了，毛泽东见经过工农革命军和遂川县党组织的努力，全县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革命工作迅速展开，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必须从速成立工农兵政府。于是，他就向分布在各乡村的部队发出指示，全体指战员回遂川县城过年。

1月21日，毛泽东率部从草林圩返回到县城。

1月22日是除夕，毛泽东宣布部队全体指战员放假2天，每人发给几块银元。

1月23日是农历大年初一，毛泽东召集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及其他负责人，商议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各项事宜。他在听取了陈正人的汇报之后，说：

“成立工农兵政府，是遂川县人民自古以来没有过的一件大事。有些群众对我们的政策还不了解。工农兵政府成立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宣传我们的主张，让广大群众知道工农兵政府是干什么的，是为谁办事的。大家商量一下，起草一个《施政大纲》公布出去。”

大家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就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听着大家的发言，不住地点头微笑。最后他综合大家的意见，对《施政大纲》的内容，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大年初一这一天，县委宣传队里的人们也正忙着为将要成立的县工农兵政府做筹备工作。陈正人和大家为召开大会拟写对联，已经拟出了好几副，正在推敲。陈正人拟的一副对联是：

你当年剥削工农，为就为利中生利；我今日斩杀土豪，怕不怕刀上加刀。

此时，毛泽东来了，他问道：

“明天的大会都准备好了吗？”

陈正人说：

“别的都搞好了，就是大会用的对联还没写好。你看，那一幅好一点？”

毛泽东很有兴致地把大家拟的几幅对联都看了一遍，抽出陈正人所拟的那一幅对联，略加思索，挥笔改动了一下，问大家道：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大家一看，只见毛泽东改过的对联是：

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我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大家都拍起手来，叫道：

“好，改得好！就这副好。”

大年初二一大清早，陈正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主要内容，拿出了一个连夜起草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内容的《施政大纲》，共有30多条，请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看了一遍，觉得内容是可以了，只是在语言上不太通俗，他就拿起笔来，一条一条地修改，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把“反对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把“废除债务”改为“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

毛泽东改完了，叫陈正人把草案带回去，再和大家商量一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修改的。他还交代说：

“我们弄这个政纲，目的是让广大群众都能了解，以便共同执行。因此，我们在制定的时候，就要做到文字通俗明白，让群众看得懂，听得清，容易记。”

陈正人笑着说：

“已经改得很通俗了，我回去，马上准备公布实行。”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部工农民主政府的施政大纲，在遂川县诞生了。

1月24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二这一天，庆祝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暨审判土豪劣绅大会，在老百姓的一片锣鼓声中召开了。掌握了政权的遂川人民高兴地唱道：

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比往常年。

共产党军来到了，要打倒肖家壁，要活捉罗普泉。

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比往常年。共产党军来到了，又分谷子又分田。

过新年，过新年，你拿斧子我拿镰，高举红旗开大会，工农翻身掌政权。

设置在县城张家祠门外的大草坪的会场，庄重、简朴。大会主席台的两侧，悬挂着毛泽东修改过的巨幅对联。

在这次大会上，西庄村贫苦农民王次淳被推选为工农兵政府主席。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掌握印把子。

毛泽东看到世代遭受压迫的泥腿子当家做了主人，心里抑制不住一阵阵地激动和喜悦。他在讲话中指着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次淳，兴奋地对大家说：

“今天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我们工农群众掌了权，这位就是我们的新县长。王次淳前天还在地里挑大粪，今天脚上还穿着草鞋，腿上还有泥巴，如今被选为县长。农民当县长，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事。大家一定要爱护自己的红色政权，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和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斗争。”

大会颁布了《施政大纲》，组成了县农会、县总工会和县赤卫大队等组织，产生了各组织的领导人。

大会结束时，工农兵政府立即行使人民给予的权力，当场宣布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郭渭坚。

从此，更大规模的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斗争，在遂川全县发展起来。

正当工农革命军在遂川掀起红色风暴的时候，江西军阀朱培德命令其驻吉安的第3军第27师杨如轩部，于10日内肃清万安、宁冈、遂川等地的暴动。

1月下旬，杨如轩部第79团又一个营的兵力，由泰和进攻万安，并进占宁冈的新城，会同宁冈靖卫团，对井冈山发动第1次“进剿”。

毛泽东在遂川县城，主持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万安县委负责人曾天宇、刘宝万，遂川县委负责人陈正人、王佐农等参加了联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总结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民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作战原则，以对付敌人的进攻。

新城是此时宁冈的县城，敌人占据此地，对工农革命军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是一个重大的威胁。联席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工农革命军回师井冈山，首先集中力量消灭这部分敌人。

1928年2月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由遂川向井冈山茅坪进发。在返回途中，毛泽东获悉，宁冈县委根据他在遂川去信的指示精神，组织赤卫队不分昼夜地袭扰敌人，使他们一日数惊，坐卧不宁。一开始，孤军深入的敌军还谨慎小心，不敢乱动。后来发现给他们制造麻烦的尽是一些赤卫队，并没有主力共军，便骄傲松懈了。

也就在这1928年初，何长工在王佐部，运用工农革命军的作战原则，帮助王佐打掉了他又怕又恨的死对头、反动民团总指挥尹道一，不仅给王佐除去了心腹之患，也使王佐更加信赖共产党信赖工农革命军了。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改造袁、王两部的步伐。

在毛泽东、前委和何长工等派遣干部的努力下，改造袁、王两支部队的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王佐也很快入了党，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2月中旬，袁文才、王佐两支部队在宁冈大陇改编为正规军队，加入了工农革命军，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下辖两个营，共有二三百人。

根据袁文才、王佐的提议，经前委研究批准，袁文才任第2团团长兼第1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2营营长，贺敏学为团党委书记，徐彦刚为团参谋长；何长工为第2营党代表。大陇改编，标志着毛泽东对袁文才、王佐两支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

此时，驻扎新城的敌人兵力共有300多人，而工农革命军第1团与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的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第2团，汇合起来则有两个团，计有1500多人。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决定率部主动攻打新城。

2月17日上午，毛泽东根据以上情况，主持了前委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的军事会议，部署攻打新城的作战计划。经过研究，会议决定抓住敌人毫无戒备的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强敌，将敌人的第1次“进剿”，打破于其计划实施之前。具体部署是：

由第1团第1营担任主攻，攻击新城之东门；第3营攻击南门和北门；撇下西门由守军出逃；袁文才带领新编的第2团第1营埋伏在西门外的上曲石村和下曲石村，切断敌军从西门突围后逃往老七溪岭的道路，协助第1团将突围之敌歼灭于西门外水田中。

由王佐率领第2团第2营留守井冈山，密切监视遂川方向的敌军动向。

下午，毛泽东在茅坪召开全军动员大会。毛泽东向参战的指战员们分析了夺取战斗胜利的有利条件，他说：

“敌人的正规军队只有300多人，加上地方武装精卫团，也只有五六百人；我们却有两个团1500多人，兵力上远远超过了敌人。虽然我们装备差，武器劣，但是，我们有宁冈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发挥冲锋陷阵的英勇精神，就一定能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

毛泽东号召全体干部战士坚决打好这一仗，用实际行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

毛泽东的话简短有力，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和必胜信心。

当晚夜半十分，毛泽东亲自带着部队，分两路直奔新城，按照预定部署，隐蔽地进入指定位置，做好了一切准备，将新城团团围住。

2月18日清晨，新城守军对埋伏在四周的工农革命军毫无察觉，天刚大亮，守军和往日一样，照常在城东的操场上操练。

毛泽东带领第1营突击分队隐藏在距操场不远的地方，等敌人架好枪支做徒手体操时，他命令部队一排子枪打过去，杀伤守军一个排。敌兵大乱，有的连枪都顾不上拿，就逃回城里去了。

袁文才请求毛泽东下令全面强攻，毛泽东说：

“保存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我们应该用最少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

他马上发出命令，令第3营对南门、北门加强佯攻，以吸引守**力；然后又命令第1营突击攻打东门。

此时，第1营第1连连长带着战士们，扛着梯子，背着稻草，跟踪敌人追到了东门。转眼间，战士们将梯子塔上城墙，突击班沿梯而上。城门洞里突然冒出一股浓烟，烧城门的战士们也得手了。

战士们高喊着“冲啊！”“杀啊！”纷纷穿过浓烟烈火，冲进城去。

与此同时，攻击南门的3营也冲进了城。守军在城里四处乱窜，寻找突破口，都被工农革命军顶了回去。

袁文才一看1营、3营都攻进了城，顿时急了，要求毛泽东下令全面冲锋，别让敌人跑了。毛泽东笑了笑，说：

“‘开门捉贼容易，关门捉贼难’。东门、南门、北门3座门都可以冲杀进去，就是西门不能动。”

满城的守军发现西门枪声稀少，便一窝蜂地拥着、叫着，向西门冲去。他们哪里知道，刚出城不远，在一片稻田地里，又遭到了早已埋伏在那里的袁文才的第2团第1营的迎头痛击。

敌军发现中计，调转屁股就往城里逃。城里的工农革命军和成百上千的群众，已经全部追出了城，将敌军团团围住，形成了瓮中捉鳖之势。

两下里工农革命军前后夹击，一场歼灭战，就在这片洼地上展开了。战斗打得干脆利落。没到晌午，敌人一个正规营和宁冈靖卫团，外加一个县公署，共计600余人，死的死，伤的伤，俘的俘，被工农革命军收拾了个一干二净。敌军营长和靖卫团的一名队长在乱枪中被击毙。

毛泽覃和随军行动的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率领100名赤卫队员也参加了这次战斗，他们活捉了敌县长张开阳。

新城战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1次打破国民党军的“进剿”，也是第一个歼灭战。毛泽东提出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得到了成功的运用。

傍晚，部队开了一个祝捷大会。正在值星的陈士榘忽然听到俘虏营里传出了《国际歌》的歌声，他立即前去查问，原来是一位瘦长的青年在唱《国际歌》。他把这位青年俘虏叫过来一询问，才知道这位青年叫谭甫仁，是广东梅县人，参加过彭湃领导的第二次东江起义，学会了唱《国际歌》。东江起义失败后，谭甫仁逃到江西朱培德部当了兵。新城一仗，他没打一枪就自愿当了俘虏。

陈士榘知道他们1团参谋长朱云卿正是东江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之一，便问道：

“你们东江纵队的总指挥是谁？”

谭甫仁回答说：

“朱云卿。”

“你知道朱云卿现在哪里吗？”

“不知道。”

“想见朱云卿吗？”

“很想见，我……”

陈士榘见谭甫仁眼里含着泪花，知其所言不假，就立即报告给朱云卿。朱云卿前来一看，此人确实是东江农民自卫军中的共产党员谭甫仁，就让陈士榘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为陈士榘能从《国际歌》歌声中找到自己的同志兴奋不已，他高兴地说：

“这是一棵红色的苗子，现在该让他归队了。”

就这样，谭甫仁从俘虏营里走了出来。后来，他成为工农革命军教导队的学员，还当上了教导队的文书。

毛泽东率部浩浩荡荡返回井冈山。被俘虏的100多名敌军，被押到了茅坪。毛泽东宣布了宽待敌军俘虏的政策：

第一，对于被俘敌军，不搜腰包，不虐待，在生活上享受工农革命军的同样待遇。经过教育，对于愿走的俘虏，发给路费路条，送他们回家；对于愿意留下来的俘虏，召开欢迎大会，吸收他们参加工农革命军。

第二，对于被俘的敌军伤员，不能枪杀，不能见死不救，要给他们以积极的治疗。治愈后，愿走者送行，愿留者欢迎。

工农革命军宽待俘虏的政策，部队里上下一致、官兵平等的原则，既教育了敌军俘虏兵，又震惊了敌人，发挥了巨大的瓦解敌军的威力。

那些被俘的官兵所亲闻目睹，使他们“感觉到虽然在军阀那里物质生活比较好些，可是精神上实在痛苦，完全过的是那种供人驱使的牛马生活”；相反，在工农革命军中，“完全别有天地，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地位完全两样。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他们在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所以，“时常听到俘虏过来的士兵说：‘我们在军阀军队中受了官长的反宣传，说你们是如何的残酷，见人就杀。及到此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样的’，而且，‘你们这种平等自由，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经过教育，不少被俘的官兵都参加了工农革命军。后来实践证明：那些俘虏兵在敌军阵营里贪生怕死，一到了工农革命军中，打起仗来就非常勇敢，好像换了一个人似地。这种情形在以后的革命战争岁月中表现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了。

再说在2月21日，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在胜利的欢乐声中召开了成立大会，会议推举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担任了县政府主席；前委紧张筹备的宁冈县赤卫大队也在大会上宣布成立，由龙超清任书记，毛泽覃任宣传部长，右敬庭任赤卫队大队长。

工农兵政府公审了反动县长张开阳，根据群众的要求，毛泽覃亲自将张开阳就地处决。

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一经成立，立即行使权力，领导人民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开展对敌斗争，保卫红色政权。经过一系列斗争，宁冈成了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坚实基础。

至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井冈山地区及其周围已经先后建立了茶陵县委，书记为谭思聪（一说为陈韶）；遂川县委，书记为陈正人；宁冈县委，书记为龙超清；永新县委，书记为刘珍。还在酃县建立了特别区委，书记为刘寅生。在莲花建立了特别支部，书记为朱亦岳。此外，除了万安，也和攸县等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而茶陵、遂川、宁冈3县红色政权的相继建立，标志着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基本形成了，包括宁冈全县、遂川的西北部、茶陵、永新、酃县各一部在内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完全是在和上级党组织断绝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井冈山根据地的做法，“一部分是闭门造车自己做的，一部分是报纸传来广东十二月十一日暴动的消息，照着这一广告做的（如人民委员会）。”

2月下旬，毛泽东为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对井冈山根据地核心部分的领导，决定将茨坪、大小五井、白泥湖等地分别划出，单独成立特别区。特别区下辖茨坪、大井、土岭、下庄、行州、梨坪、白泥湖7个乡，面积为76平方公里。

毛泽东又着力恢复边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以适应“工农武装割据”的需要。他和宛希先在2月下旬分别带领一部分工农革命军，开向永新的秋溪与三湾，要在那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

秋溪位于永新县境内最高山峰——七溪岭的脚下。毛泽东不辞劳累，翻山越岭，来到秋溪，亲自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作为土地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及政策制定者，毛泽东更加注重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他广泛地找贫苦农民谈话，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调查情况，讨论问题，指导和教育那些贫苦的农民。

经过毛泽东的培养和教育，一批先进的贫苦农民涌现出来了。毛泽东在此基础上，积极慎重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秋溪乡党支部。

秋溪乡党支部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使秋溪乡的斗争步步深入，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党支部团结、依靠、发动广大群众，组织了工农暴动队，把枪杆子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建立起贫苦人民自己的政权——秋溪乡工农政府，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分房子斗争，既发动了群众，满足了群众拥有土地的愿望，也帮助工农革命军筹到了给养；党支部还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秋溪乡先后有100多名青壮年，参加工农革命军。

随着革命活动的广泛深入的开展，秋溪乡党支部的战斗力日益增强。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强调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的重要，而且也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他在农村调查中，敏锐地察觉到边界党组织内部，存在着这样两种不良现象：一是地方主义，一是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前者的产生，是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同姓同族共同居住的关系。一个党支部的成员，往往都是一个家族的，党支部开会，简直就是家族会议。后者，则产生于土籍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时还会发生激烈的械斗。这种情况反映在党内，时常会发生无原则的斗争。毛泽东已经认识到：“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他曾经对情况最为严重的宁冈县的干部们批评说：

“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不分乡界县界，有的群众不懂，难道你们也不懂？地方的界限、土客籍的界限要你们带头去打破！”

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发展党员时要注意质量问题，他说：

“党的发展，要特别注意质量。在介绍党员时，介绍者应对被介绍者，做许多宣传和考查工作。凡介绍一个新同志，应在一个支部会议上通过，经过区委批准。反对拉夫式吸收党员，必须使每个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员。对于现有的党员，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和党的基本理论教育。”“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连入党仪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

在毛泽东和边界党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努力下，通过对广大党员进行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有效地克服了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了广大党员的阶级觉悟，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这正是：早年立志向，为革命要改造社会、中国、世界、人类；

而今育党员，真共党不必分国界、省界、县界、乡界。

欲知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遂川帮助陈正人修改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一节，不妨重读。陈正人等人起草的大纲经毛泽东这一改，从内容到语言确实成了工农老百姓自己的施政纲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46

第46章

“上级让我当师长，可是，我不是个武人，本人对于‘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文只能运笔杆，武不能动刀枪。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让我当师长有点玄乎。不过，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要靠大家了。”话说在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委派军事部长周鲁作为代表，带着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指示，来到井冈山边界。周鲁到达宁冈后，召开会议，传达了1927年11月9至10日中共中央上海扩大会议的决议精神，他将临时中央政治局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错误地传达为开除党籍。周鲁还传达了1927年12月31日中央指示和湖南省委的意见。周鲁根据湘南特委的要求宣布：撤消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委，由何挺颖担任书记。而且规定：师党委只能管军队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周鲁宣布：由毛泽东担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周鲁又介绍了朱德在湘南的情况：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5纵队”和湘南农民自卫军，在1928年1月12日，利用国民党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智取宜章县城，揭开了湘南暴动序幕。不到两个月时间，湘南暴动浪潮波及20余县，中心区域的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县，相继恢复了党的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7师和两个独立团。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周鲁赞扬朱德、陈毅等人领导工农革命军，按照湘南特委的政策，“焚烧整个的城市，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尽湘粤大道5里宽民房，以打断两广联络”。周鲁对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横加指责，说湘赣边界的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指责湘赣边区“烧杀太少！行动太右！”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周鲁最后提出要求：毛泽东的部队去策应湘南暴动。毛泽东在强大的组织压力面前，只有暂时的服从的份了。在工农革命军向湘南出发前召开的全体指战员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不无调侃地说道：“上级让我当师长，可是，我不是个武人，本人对于‘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文只能运笔杆，武不能动刀枪。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让我当师长有点玄乎。不过，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要靠大家了。我们有这么多战士，有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是党的骨干，在斗争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家都来当参谋长，都来当师长，只要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随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和教导队向湘南开拔了。就在这1928年3月上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刚刚离开井冈山，国民党军队便乘虚而入，井冈山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全被江西敌军占领了。茶陵、遂川、宁冈的红色政权，由于失去了武装斗争的支持，也很快被推翻了。阶级敌人对革命人民进行疯狂地反攻倒算。被镇压的宁冈县反动县长张开阳的老婆，带领国民党军队在宁冈大肆烧毁群众的房屋，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且说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和教导队在去湘南途中，配合酃县“三月暴动”，攻克了酃县县城。这一战缴获甚多，陈伯钧还缴获了一支旧手枪。尽管这支旧手枪的扳机不太灵活，陈伯钧还是如获至宝，他不停地摆弄着。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吕赤笑着和他开玩笑说：“什么手枪！简直是半斤废铁。”陈伯钧不服气，接连拉了几下扳机，摆弄灵活了。他高兴地对吕赤说：“你看，不是半斤废铁，是支好手枪。”说着，他将扳机扣到了底，只听“呯”的一声，吕赤应声而倒。陈伯钧万万没有想到枪膛里还压有子弹，那颗子弹不偏不倚，钻进了吕赤的头部，殷红的鲜血顿时四射。陈伯钧本是教导队的前任队长，与吕赤交情甚笃，况且二人又都是四川人，还同是黄埔军校同学。他一见吕赤倒在了地上，吓得目瞪口呆，浑身发抖，扑在吕赤身上嚎啕大哭起来。吕赤被陈伯钧打死的消息一传开，立时激怒了部队上所有的干部战士，士兵委员会根据大家的意见，批准枪毙陈伯钧。毛泽东却不同意这样做，他面对群情激愤的士兵委员会的委员们，耐心地说：“杀人偿命，理所当然。可陈伯钧不是有意的，还是不要偿命为好。我们革命队伍中已经少了一位好同志，再拿一个好同志偿命，对革命不利。要让活着的同志去完成死了的同志未完成的工作，我们培养一个革命干部很不容易，已经死了一个，没有办法再治了，就不要再死一个了。陈伯钧误杀吕赤是有罪，但没有死罪，我看可以让他戴罪立功，也可以打100大板子作为处罚。”士兵委员会觉得毛泽东说的合情合法，就采纳了他的意见。陈伯钧，1910年11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达县河石坝，幼年在万县省立师范读书，是爱国学生运动的骨干。1926年冬，他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知闯下误杀同志大祸的陈伯钧，非常感谢毛泽东的救命之恩，自此他参加作战更加奋勇，以弥补自己的罪过。毛泽东因情理施法，以他的睿智为20多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住了一位战功卓著的上将。3月18日，毛泽东、何挺颖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酃县中村。此时湘南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没有立即直插湘南，而是一面密切注视其形势发展，一面在酃县中村地区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分田试点工作。毛泽东在中村亲自召开群众大会，向到会的两千多群众讲述富人为什么会富穷人为什么会穷的道理。他用事实说明，农民只有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才能获得翻身解放。大会结束后，农民群众依靠工农革命军的支持与帮助，开展了分田地的斗争。毛泽东从军队中抽调了一批干部，会同当地党组织，协助农民插牌分田。就在此时，毛泽东闻知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濒临失败，立即派江西遂川县委委员、县游击大队党代表毛泽覃，带上1个特务连，先行去找朱德、陈毅部联络。毛泽覃率部来到耒阳，见到了妹妹毛泽建。原来，衡阳四乡挨户团在“马日事变”以后，天天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衡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处于腥风血雨、风声鹤唳之中。面对被敌人惨害的革命同志，毛泽建心如刀绞，悲愤交加，她想起了半年前三哥对自己讲的话：“一定要有自己的梭镖和枪杆子，要建立农民武装。”于是她挺身而起，于危难中拉起了一支队伍。在毛泽建和丈夫陈芬的领导下，一批衡阳的共产党员和农协积极分子，拿起了梭镖、大刀、鸟铳和枪支，在佝偻岭、神皇山一带开展起了武装斗争。不久，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鼓舞下，衡北游击师成立了，毛泽建担任了党代表。在严酷的战斗中，毛泽建和她的游击师逐渐积累着经验，日益成熟，不断壮大。游击师经常神出鬼没，处决了周德翠、周凤鸣等一批反革命分子，把敌人搅得寝食难安。毛泽建名声大振，成了威震一方的女英雄。1928年春，毛泽建奉党组织命令，率领游击师来到湘粤赣3省边界要冲的耒阳，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就这样，毛泽覃、毛泽建兄妹俩在耒阳相见了。毛泽覃兴奋地向毛泽建介绍了井冈山和三哥毛泽东的情况。毛泽建恨不得马上跟随队伍上井冈山，向三哥汇报自己的工作。可是，毛泽覃告诉她说：“现在，井冈山天天要打仗，三哥要领导党、军队和地方政权建设的工作，很辛苦，很艰险。你们留下来打游击，就是配合井冈山斗争，保卫井冈山呀！”他见妹妹毛泽建有些不高兴，又安慰道：“三哥讲，人要有屁股，才有机会坐下来休息，不会因为疲劳而倒下。井冈山就是工农革命军的屁股。我们不但要在井冈山扎营，而且，要长期占据下去。迟早有一天，你会见到三哥。我们又会战斗在一起的。”毛泽建见小哥哥如此说，也只好依从了。谁知，兄妹俩此次分手，竟成了永别；毛泽建再也见不到她亲爱的三哥了。就在朱德、陈毅、毛泽覃上了井冈山后，陈芬、毛泽建又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继续战斗。这时，毛泽建已经怀孕几个月了，加上艰苦的生活，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她的身体日益虚弱。但毛泽建不顾同志们的劝说，仍然坚持在石淮、新市、东湖、夏塘、遥田一带乡村发动群众，与战友们并肩作战。6月初，游击队在夏塘铺战斗中陷入重围，毛泽建、陈芬都身受重伤，先后被俘。不久，年仅25岁的陈芬在耒阳英勇就义，国民党反动派把他的头割下来，装在木笼子里，挂在耒阳城头示众。井冈山根据地派来了部队，袭击耒阳县团防局和夏塘挨户团，把毛泽建和陈芬的姐姐陈淑元营救出狱。团防局和挨户团反扑追击，毛泽建为了不拖累部队，主动要求留下来，隐蔽在农民家里，不久，她生下一个男孩，取名陈艰生。后来，挨户团在搜山时听到孩子的哭声，再次抓捕了毛泽建和陈淑元。陈淑元被保释出狱，带走了孩子，孩子因为没有奶吃，几个月后就夭亡了。8月，国民党以毛泽建“系毛泽东之妹，马日前后，在衡山县负该党重要职责”，把她押解到衡山县女监，对她进行威逼利诱，企图从她身上得到党的重要机密。毛泽建性情刚烈，面对敌人坚贞不屈，毫不动摇。衡山县新任县长蔡庆煊亲自审问毛泽建，问她的名字，毛泽建昂首回答：“我叫共产党！”“你杀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房子？”“真正杀人放火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是你蔡庆煊一伙。”蔡庆煊暴跳如雷，连拍惊堂木：“住嘴，难道你不怕死吗？”毛泽建仰天大笑，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当共产党！”蔡庆煊要她交出党的机密，毛泽建怒斥道：“革命不变节！要我投降，要我交出党的秘密，除非日从西山出，湘江水倒流！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毋庸多言。”凶残的蔡庆煊动用了种种酷刑，皮鞭抽，烙铁烫，灌辣椒水，压杠子，把竹签刺进毛泽建的手指，甚至惨无人道地用铁丝穿透她的乳房。毛泽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她仍然紧咬牙关，一声不吭。蔡庆煊始终一无所获，他装腔作势地对毛泽建宣布判决说：“毛达湘，女共产党，杀！”毛泽建横眉冷对，她说：“要杀就杀，耍什么臭威风！共产党是斩不尽杀不绝的！”1928年8月，早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毛泽建，预感到敌人要对自己下毒手了，便拿起笔，开始写《遗书》，她写道：“我将毙命，不足为惜。达湘个人方面是很痛快的事。人世间的苦情已受尽了，不堪再增加。遗憾的是不能再和同志们一起为推翻旧社会、消灭吃人的魔鬼而冲锋陷阵。现在各处均在**，这是我们早就料到的。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作这种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翻身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憾。到那天，我们还会在九泉之下开欢庆会的。”她对前来探监的陈淑元说：“我可能活不多久了。我不怕死。共产党是杀不尽的。只可惜我不能看到润之哥哥胜利的那一天。”陈淑元离开监狱时，毛泽建将写好的《遗书》交给她，说：“我死后，你将这封信交给我润之哥。”1928年8月20日，毛泽建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从容不迫地走向设在衡山县城南门外马庙坪的刑场，她用微笑向路旁的老百姓们告别。在刑场上，一个伪警端来1碗水酒，两个包子，递给毛泽建。毛泽建接了过来，朝着蔡庆煊猛力掷去。蔡庆煊老羞成怒，大吼道：“跪下！”毛泽建高声说：“不跪！有罪的不是我，而是你！”她又对刑场外的老百姓们说：“乡亲们，杀了一个毛达湘，千万个毛达湘会站起来！”毛泽建使出浑身的力气，高呼：“打倒蔡庆煊！推翻旧社会！中国共产党万岁！”蔡庆煊惊呆了，急忙下令开枪。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枪声，罪恶的子弹穿透了毛泽建年轻的胸膛。毛泽东的好妹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最早的女游击队长毛泽建英勇牺牲，年仅23岁，她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第一个毛家人。这真是：绝代女杰催人泪，谁似达湘真英雄？共产主义终胜利，我在九泉再庆功。再说毛泽覃在耒阳城郊，找到了朱德、陈毅，此时湘南暴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原来在1928年3月1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向湘粤两省国民党军下达了“协剿”湘南的命令。很快，湖南国民党总指挥白崇禧和广东国民党军总指挥李济深，分别组成“协剿”军。3月底，湘粤协剿军分别向湖南衡阳和广东乐昌集结。而朱德、陈毅等人，在湘南暴动中执行了湘南特委“左”的焚烧政策，也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前有强敌压境后无群众支持的情况下，起义部队已经无法立足了。毛泽覃向朱德、陈毅建议说：湘南起义部队应当向井冈山靠拢，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宵山脉中，建立革命根据地。湘南部队的干部战士们，闻讯十分高兴，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同志去！于是，朱德、陈毅等人决定，除一部分地方武装，继续在湘南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2000余人，及湘南农民军8000余人分头撤出湘南，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移。话分两头，再说毛泽东在3月底得知朱德的湘南暴动部队撤出湘南的消息，立即决定从中村向湘南方向前进，他把部队分作两路：命令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第2团为右翼，西向资兴、彭公庙方向前进，接应和掩护湘南部队撤退；他自己则与何挺颖、张子清率领第1团主力为左翼，在南侧担任帮助湘南暴动部队堵截追敌的任务。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工农革命军第1团迅速插向桂东、汝城之间，到了湘南暴动部队的侧后，监视位于汝城的国民党军队一部，防止该部进入酃县；并准备拦击从广东方向追来的敌人。由于受到湘南特委代表“左”倾盲动主义影响，部队刚到桂东时，也出现了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个别战士有焚烧房屋的情况，有的还把“焚烧房屋”的内容写到标语中去，在村子里到处张贴。3月30日，毛泽东、何挺颖等人率领第1团抵达桂东县的沙田。他们一方面设法了解湘南暴动部队的情况，一方面在当地开展群众工作。毛泽东为了克服部队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的现象，为加强军队建设，密切军队和群众的联系，在沙田重审了爱护群众利益、遵守群众纪律的重要性，再一次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中把“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群众的一个鸡蛋”，又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毛泽东在沙田活动期间，帮助桂东党组织成立了桂东县委，由陈奇任书记。还帮助桂东人民建立了桂东县工农兵政府，由陈奇兼任政府主席。他在桂东沙田群众大会上，题写了一幅对联：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灿烂光明。一直到1928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桂东沙田一带，指导地方党组织打土豪发动群众，进行分田试点工作。通过打土豪、杀猪、分粮食、分衣物和用品，农民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农民认识到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真正是为穷苦人办事，他们开始信赖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胆子也大了起来。他们感觉到：既然土豪可以打，土豪的猪也可以杀，东西也可以分，田地当然也可以分了。也就在1928年4月上旬，毛泽东得知湘南暴动部队已经向湘赣边界转移，他立即率领部队离开沙田，往汝城进发，以牵制敌人，掩护湘南暴动部队转移。第1团经过桂东、汝城两县交界的寒岭界时，遇到了反动地主武装何其郞部的凭险阻截，战士们奋勇冲杀，一举打垮了何其郎部。在汝城附近又击溃了土匪胡凤璋部。在这里，毛泽东遇到了由师长胡少海、副师长陈东日等人率领的宜章农民军第3师。毛泽东在与胡少海、陈东日会见后，他们在临别前约定：由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先赴酃县，胡少海、陈东日率第3师和随行眷属等随后跟进。毛泽东率领部队经土桥、田庄、邓家湾一带前行，在资兴县东南三四十里的龙溪中洞，又遇到了萧克领导的由宜章黄沙和梅田两区农民军组成的独立营。他们在撤出湘南时，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福和中学老师

萧克，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16岁参加国民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亲切详细地询问了萧克独立营的情况，告诉他们说：朱德同志的队伍已经向东转移了。毛泽东还把今后的行动方向告诉了萧克，还说，希望他们和第1团一起行动。

就这样，这两支部队首先会合了，由毛泽东率领，经青腰、彭公庙、中村、水口等地，向井冈山根据地进发。

也就在这4月上旬，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第2团在袁文才、王佐、何长工的率领下，在资兴也与邓允庭、蔡协民领导的湘南农民军郴州第7师会合了。他们在资兴以南的滁口，与国民党第16军范石生的部队遭遇，发生了激战。这两部会合之师撤出战斗后，退回到资兴，又和陈毅率领的从郴州退出来的一部分湘南农民军、以及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会合了。

在下一步部队的去向问题上，在陈毅这一部分人和地方党政负责人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于是，陈毅、何长工、湘南特委书记杨福涛等人，在资兴城北七八十里的彭公庙，召开联席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军路线。杨福涛等湘南特委负责人，本来就不愿意上井冈山，他们竭力主张把队伍带到衡阳去，他们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越应该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区域坚持斗争。陈毅对他们说：

“我们的部队是要去井冈山的，你们最好是跟部队一起行动。”

杨福涛等人坚持要回衡阳，陈毅劝道：

“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都有，还挑着油印机，一路民团查得很紧，怎么走得过去呢？同志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吧！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再设法送你们走。”

可是，湘南特委负责人不听劝告，固执己见，就带领一部分人离开了部队，向衡阳方向行动了。后来他们在安仁、耒阳边界上，统统被敌人抓住，惨遭杀害了。

再说湘南特委机关的人们走后，第2团的袁文才，王佐、何长工等人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要他们立即撤回井冈山。信中还说由毛泽东带领部队在后面掩护。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会合起来的3支部队沿着第2团的来路，撤向井冈山。当他们走到酃县沔渡时，又与朱德，王尔琢带领的部队会合一起。随后各部先后开赴宁冈砻市。

4月19日，毛泽东、何挺颖、张子清率领第1团到达酃县县城。傍晚时分，毛泽东来到酃县的一座祠堂里，这里是先行到达的郴州第7师师部的所在地，第7师在这里等候后面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

毛泽东一到第7师党代表蔡协民住室的门口，就大声喊道：

“蔡协民同志，老蔡，老蔡在里面嘛？”

毛泽东见没人应声，就大步跨进门里，只见一个女战士靠在蔡协民的肩上睡着了，就笑呵呵地说道：

“嗬！金屋藏娇吆。老蔡，好福气哟！”

毛泽东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拉过一条凳子坐下来。靠在蔡协民肩上的女战士叫曾志，她正睡得模模糊糊，闻声睁开眼睛，只见来人身材伟岸，中分式乌黑的长发，面颊清癯，双目炯炯有神，举止潇洒而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曾志暗岸称奇，心想，此人决非寻常之人。

“曾志，”蔡协民忙拉起曾志，向她介绍说：“这位就是毛委员，毛润之呀！”

蔡协民是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的学员，两人虽属师生关系，但更像是老朋友。毛泽东告诉蔡协民说：

“我这次下山是专门来接你们这支队伍的。朱德的队伍很快就到了，我还要去那里接他们。”

毛泽东和蔡协民聊了一会儿，见天色已晚，就起身告辞。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出生于湖南宜章县王家冲一个知识分子家庭。2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3女子师范学校。26年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10月加入共产党。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曾志参加湘南暴动后，因作风泼辣，腰扎红腰带，头裹红头巾，背着红缨大刀片，人称“红姑娘”。此时，她与蔡协民在师长邓允庭的撮合下，刚结婚不久，身怀六甲。

次日，毛泽东发现一直紧赶湘南暴动队伍的国民党第8军吴尚部的1个团，从茶陵方向朝酃县县城逼近而来。他为了掩护朱德等各部安全进山，立即布置战斗。全团除一部警戒东南方向以外，大部从西门出发，分兵两路，抢先登上城西的高山，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敌军。战斗在中午时分打响了，双方打得十分激烈。

就第1团在酃县与敌发生激战之际，朱德、王尔琢等率领的部队和耒阳、永兴两县农民军、水口山矿区工人赤卫队等，在毛泽东所率部队的掩护下，顺利地向井冈山根据地转移。

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第1团张子清团长，腿部负了伤。那1团敌军看看在激战中损兵折将而不能取胜，只好仓皇向茶陵方向退去。

毛泽东、何挺颖也不追赶，也率领第1团离开酃县，回师宁冈。

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1团回到宁冈砻市。

毛泽东在驻地与萧克、谭震林等一班指挥员们谈话，他不失时机地对大家进行战术问题教育。毛泽东说：

“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转变。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那套战法，想一口吃成个胖子。”

毛泽东还说：

“走路，连两三岁小孩也会，可是说到打仗，走路是一门好大的学问哩！从前，井冈山上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就是朱孔阳。他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的山大王，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官府一直捉不到他。他充分利用井冈山复杂的地理优势，官兵一进山，他就跟官兵满山转圈子。因而，他总是说：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子。

打圈子是个好经验，但土匪打圈子是消极的。我们要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子，又要会打仗。打圈子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敌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这一退，敌人不知我们的去向，就得重新侦查。我们先领它兜几个圈子，把他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了，我们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

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子是颈上的那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子是它的军队。只要消灭敌人，缴了他的枪，抓到俘虏，才能挖掉它的命根子。”

最后，毛泽东笑着说：

“总之，打仗也像做买卖一样，赚钱的就来，蚀本的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时我叫你打不着，我打你时一定要把你吃掉。”

正在这时，何长工进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朱德、陈毅的部队已经到达砻市，朱德同志就住在前面五虎岭的龙江书院里，他在等你回来。”

毛泽东立即站了起来，对身边的干部们说：

“大家都别走，一道去见朱德、陈毅、王尔琢同志去。”

于是，毛泽东带领1、2团的干部来到了龙江书院。朱德听说毛泽东来了，赶忙偕同陈毅等人出外相迎。何长工远远看见朱德，就对毛泽东介绍说：

“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的是陈毅同志。朱德身后的那位是王尔琢同志。”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热情地向他们招手。快走近时，朱德抢前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步子，早早把手伸出来。

在水坑村的一条小溪旁，两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人互通了姓名。毛泽东又握着陈毅的手说：

“陈毅同志，你们辛苦了！”

陈毅紧紧地抓住毛泽东双手，激动地说：

“我们早就盼望上井冈山来，今天终于如愿了！”

毛泽东又与王尔琢等人一一握手。众人一同上了文星阁。文星阁里1张长条桌旁摆着8条木凳，桌上是茶壶茶碗。毛泽东把身边的几个干部介绍给朱德。陈毅也将他周围的干部介绍给毛泽东。参加这次会见的有：王尔琢、张子清、蔡协民、何挺颖、伍中豪、胡少海、邓允庭、宛希先、袁文才、何长工等人。

毛泽东带着祝贺的口吻对朱德说：

“南昌起义部队的同志们真勇敢，转战千里，从南昌到广东，又从广东打到湘赣边界，顽强地坚持下来，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倒你！”

朱德说：

“秋收起义的部队也一样，英勇善战，最后建立了根据地。我们这次前来会合，也全靠你们掩护得好。”

毛泽东说起他因此被中央开除了党籍一事。朱德、陈毅立即予以纠正。原来朱德、陈毅带来了中央1927年11月政治局会议决议，这才弄清楚，毛泽东不是被开除党籍，而只是被罢免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毛泽东说：

“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地区，是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好地方，我们两支部队要齐心协力把这个根据地建设好。”

谈了一阵军情以后，毛泽东热情提议，趁“五四”纪念日，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个热闹的联欢大会，两方面的负责同志和大家见见面。他要何长工负责准备工作，还强调说：要多发动些群众来参加才好。

此时，朱德所部有2000余人，湘南农民军有8000多人，毛泽东所部有1600多人。这么多军队在一起，急需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指挥机构。

因此，毛泽东、朱德等人在龙江书院召开了两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部队给养统一供给，将各部队没收的粮食、布匹，尽量运至井冈山储存；会议还通过了建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的各项决定和人事安排：

第4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陈毅。

全军下辖第10师、第11师、第12师，共计7个团。总兵力1万余人，各种枪2000多枝。

第10师师长由朱德兼任；党代表宛希先。下辖：

由南昌起义部队编成的第28团，党代表何长工，林彪担任第28团第1营营长；

由宜章农民军编成的第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

第11师师长张子清，因其酃县战斗负伤未到职，暂由毛泽东兼任；党代表何挺颖。下辖：

由原井冈山第1团改称第31团，团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罗荣桓担任第31团第3营党代表；毛泽覃亦被任命为营党代表。

由原井冈山第2团改称第32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陈东日。

第12师师长由陈毅兼任；党代表邓允庭。下辖：

第34、35、36团，均系湘南农军，称为梭镖师，约8000人，包括黄克诚率领的1000多人的永兴农军在内。

接着，工农革命军第4军在砻市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4军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军委书记。

这正是：风云际会，朱毛井冈始聚首；

同舟共渡，河海波涛正无边。

欲知毛泽东领导第4军如何扩大井冈山根据地，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周鲁以湖南省委代表的身份传达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居然将中共中央取消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说成是开除党籍，真是荒唐！他还推广湘南暴动烧杀的经验，指责毛泽东“烧杀太少”，要毛泽东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他是不是真的共产党值得怀疑！从中央到地方把握党权的都是这样的一批人，中国革命岂能不受挫折？

后来到了1980年，在全国自上而下刮起“反毛”黑风之际，黄克诚同志撰写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文，其中写道：“周**、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意义是非常大的。参加南昌暴动的有3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百人，改编为1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领导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困难的（关于这一点，本传后面的讲述将会予以证明——笔者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政治素质、军事技术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那两支队伍基础都好。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由于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却失败了。”“鄂豫皖、湘鄂西各地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也是和井冈山红旗的影响分不开的。”“总之，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的艰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黄克诚同志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还警告那些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的人们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伟哉！黄大将！一生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黄老，曾因遭他人牵累（详见本传后边叙述的庐山会议——笔者注），受到党纪处分十几年，尚能在毛泽东身后如此仗义执言，而那些没脸没皮别有用心的反毛派们，相形之下，又是何等的丑陋、何等的恶毒啊？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47

第47章

“‘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弱的有强的，

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

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捉迷藏’。这样，

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手心里玩。”

话说在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为了更好地完善人民军队的纪律，在茨坪召开了征集意见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28团5连党代表粟裕及赵尔陆、赖传珠、张际春、唐天际等连以上党代表。与会者认为，毛泽东制定的“六项注意”符合老百姓的要求，也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于是，毛泽东正式向部队颁布了六项注意。没多久，林彪又提出了“洗澡避女人”的建议，再加上“大便找厕所”的要求，六项注意增加到了八项注意。林彪还提出了“不搜俘虏腰包”的要求，加上“进出要做宣传工作”的要求，八项注意改成了十项注意。后来，又将新增加的四项注意合并为“不得胡乱屙屎”、“不搜敌兵腰包”两项，这才使十项注意又恢复为八项注意了。

粟裕，1907年8月10日出生在湘西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脚村，祖父是地主兼做木材生意，父亲粟周亭是一个落第秀才。粟裕在兄弟姐妹5人中排行第三，6岁入私塾就读。少年时代的粟裕，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喜欢下河游泳，爱听武侠故事，稍长即练习骑马击剑，幻想自己能成为一个除暴安良的侠客。粟裕在高等小学上学时，家里强行做主，给他定了一门亲事，他难以忍受封建习俗的束缚，年仅17岁毅然离开家乡，到常德去求学。1925年春，考入常德省立第二师范。26年10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后参加叶挺的24师教导队。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赣粤湘边，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上了井冈山。

赖传珠，号鹏英，1910年4月3日出生于江西省赣县大埠乡赖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是缝衣工人，父母亲因同情和支持革命，被反动派杀害。1928年2月18日，身为暴动筹备委员会主席的赖传珠，成功地组织了大埠乡暴动，这一壮举成为整个赣县和赣南暴动的先声。赖传珠在起义胜利后，奔赴井冈山找工农革命军，他十分兴奋地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埠乡暴动的经过。毛泽东与他促膝谈心，慰勉有加。第2天，毛泽东安排赖传珠担任特务连党代表。

唐天际，原名唐时雍，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安仁县，1923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湘南起义。

且说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立刻引起了国民党的重视。就在这4月下旬，蒋介石向江西、湖南两省下达了“加紧剿匪”的督战命令。

此时，湖南的国民党军除在株洲、衡阳、宜章一带驻有重兵外，其第8军第1师占据着茶陵、酃县；江西的国民党军第27师则占据着永新、吉安、遂川等地。

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就第4军坚持井冈山斗争方向问题，以第4军军委书记的名义，写报告给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他在报告中提到：第4军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毛泽东在报告中还写道：

为了建立强有力的党组织和军队，以促进湘赣两省革命斗争的开展，军委采取了对内加强军队建设，特别是党组织的建立；对外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和分配土地的方针，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造成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

报告还介绍了边界军事、政治方面斗争的胜利。提出了需要上级党组织帮助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建议成立湘赣边区特委，以便更好地领导“造就实在”的罗宵山脉革命根据地，并请中央派得力同志来做书记。毛泽东还希望中央及时明示，以便不挨“无谓的骂”。

5月初，赣敌第27师即由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2次“进剿”。敌师长杨如轩坐镇永新指挥，令其一路以第79团为主力，从永新城经七溪岭方向推进到龙源口，企图越过七溪岭，深入根据地的中心宁冈；另一路以第81团为主力，从拿山、五斗江方向遂川的黄坳方向推进，企图楔入茨坪；然后以两路兵力通力合围井冈山根据地。

毛泽东立即召开第4军军委会议，研究对策。在这次会议上，有人主张拒敌于根据地门外，派兵到七溪岭和黄坳打阻击战；有人主张主动出击，打击两路敌人。毛泽东说：

“打人为什么要用拳头？这是因为它五指收拢，力量集中。出拳时，为什么总打出一只手，而不是两只手同时打出？这也是力量更集中。因此，我们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先吃掉从拿山、五斗江方向进攻遂川的黄坳、茨坪的第81团。”

最后军委会议决定，由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28团、第29团担任主力，迎战遂川方向之敌；由毛泽东、何挺颖率领第31团，在新七溪岭、老七溪岭阻击进攻宁冈之敌。

第28团从大陇出发，日夜兼程，出茨坪、奔黄坳，佯攻遂川，迷惑敌人。在砻市的第29团迅速从茨坪直插黄坳，等待敌人。

工农革命军28团下到黄坳，和敌先遣营相遇后，虚晃一枪，退到燕坑、小行洲一带，突然改变方向，不去遂川，转到五斗江地区埋伏起来。

赣军81团团长周体仁得知革命军要去攻打遂川，急忙从拿山派出1个营，赶往黄坳阻击。他自己带着大队人马，继续向五斗江方向推进。

由湘南暴动农民军编成的工农革命军29团，首先在黄坳与正在调动中的敌军后卫遭遇。29团奋勇作战，歼灭了赶往黄坳的这一营赣军，首战告捷。29团还故意放走一些残兵败将给周体仁报信，然后和遂川赤卫大队赶到五斗江地区，等待敌人到来。

周体仁相信了逃回来的败兵的报告，认为工农革命军已经黄坳去了遂川，于是毫不介意地向五斗江推进。当他进入该地区时，才发现中了工农革命军的埋伏。

第28团的战士们，猛冲猛打，赣军四处奔命。工农革命军在遂川五斗江一带，一举歼灭了赣军第81团大部。

第28团、29团一鼓作气，乘胜向永新推进，追到永新，配合在永新的第31团，在永新附近的北岭，击溃赣军第79团1个营，迫使永新守敌逃往吉安。工农革命军顺利地占领了永新县城。

位于龙源口一路的赣军，慑于被歼，亦逃往吉安。

工农革命军胜利地击溃了敌人的第2次“进剿”，这是井冈山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感到十分振奋，他给陈毅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

毛泽东和陈毅在永新见面了，陈毅详细地汇报了部队和作战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

毛泽东在从永新回宁冈的路上，有马不骑，与陈毅边走边谈。一天的路程，他滔滔不绝地谈了一天。陈毅的二儿子陈丹淮记载说：

“毛泽东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谈起，讲到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成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讲到领导中国革命，要联系中国实际，分析中国革命；谈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作用，又讲陈独秀的错误；详细说了当时党内思想尚不统一的诸多问题的看法；表明了坚持在中国搞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决心；描述了建立罗宵山脉中段政权的构思；并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还特别指出现在从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险。

毛泽东的精辟论述完全打动了陈毅的心。陈毅长期在基层，过去对中央情况知之甚少，对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很少，听到毛泽东讲的观点，既感到新奇，又感到钦佩。这次长谈成为陈毅思想飞跃的起点，对陈毅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描述的，是刻骨铭心的，以致在40多年之后，他对我们回忆起这一天，仍是那样的激动和动情。他深沉地说：‘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观点，是从没有任何一个其他领导人这样讲述过。仿佛就在昨天说的一样。”

井冈山上一片欢腾，人们正在张罗着布置“五.四”会师庆典的事。毛泽东看到一位干部正在墙壁上写：“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他凑近一看，禁不住笑了起来，指着其中的“倒”字说：

“你们看看，这个帝国主义用不着打它就自己倒了，它缺一条腿呀！”

大家仔细一看，可不是嘛，“倒”字右边的两竖少了一竖。写字的人不好意思地说：

“我写错了。”

他马上加了一竖，还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

“这就对头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不是那么好打的嘛，我们必须认真地打，它才能倒哩。”

5月4日，山清水秀的砻市，在朝霞映照下，显得更加美丽可爱。在砻市镇龙江河南岸的一个草坪上，有一个用门板、竹竿搭起来的主席台，被无数面红旗簇拥着。主席台上方，挂着一个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主席台两侧挂着大幅的“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标语牌。

一大清早，人们就川流不息地向会场走来。不到10分钟，20里路外的部队也都赶到了。会场里挤满了人。

上午10点钟，毛泽东兴奋地挎上匣子枪，他诙谐地说道：

“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地一次身上带枪，据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陈士榘说：

“后来，毛泽东很快就把驳壳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身上带过枪。”

陈士榘还讲过一个小故事，那是在林彪当了红1军团长以后，陈士榘是红1军团参谋处长。有一次，陈士榘缴获了一支女式袖珍手枪，精美绝伦，不知何国所造。陈士榘把这支手枪交给了林彪，林彪甚喜，又转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把枪仍在了地上，他说：“待到我用它的时候，红军早就完了。”

且说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及党、政、军、工、农各界代表组成的主席团登上了主席台。

据刚入伍不久的杨得志回忆说：“在此之前，我虽然也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和他带领的部队，听说过他亲率部队掩护我们上山，却没有见到过他。”“他高高的个头，穿一身灰布军装，脸膛瘦削，头发很长，但很有精神，明亮的目光扫视着面前欢腾却并不十分整齐的队伍和群众。”

且说担任会师大会的司仪何长工大声宣布说：

“大会开始！放鞭炮！”

在掌声、鞭炮声、军号声中，庆祝两军会师暨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大会正式开始。大会执行主席陈毅首先讲话。他说：

“同志们，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来开个大会，庆祝两支部队的胜利会师，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

接着，他宣布：

“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毛泽东同志，王尔琢同志为参谋长。”

会场上顿时欢声雷动，掌声四起。接着是朱德讲话，他说：

“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

朱德最后说，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要加强团结。他又向群众保证，工农革命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分田的利益。

他的话一结束，全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由毛泽东讲话，他说：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今天正式成立了！我们这支队伍的建立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的高潮到来；我们要把井冈山根据地建设好，不断地巩固和壮大，在长期而艰巨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地取得革命的胜利。

我们工农革命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一部分。俗话说：‘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弱的有强的，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手心里玩。只要我们有党的领导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任何强大的敌人终归要被我们打败！”

毛泽东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信心倍增。

王尔琢讲了一番军民关系问题。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和各界群众代表也都讲了话。大家都满腔热情地祝愿新成立的第4军，在将来跟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根据地能顺利地发展。

大会一直开到下午1点多钟才结束。后来在工农革命军改称为红军后，在井冈山军民中依然传唱出着一首歌谣：

“朱毛会师在井冈，红军力量坚如钢。武装割据新局面，革命烈火烧得旺。”

第28团1营营长林彪，在会师这一天也特别兴奋，他特地找出一套干净的半旧军装穿上。大会结束后，28团团部通讯员赶来通知他说：“毛委员马上要来视察你们1营，请做好迎接的准备。”

林彪对站在旁边的通讯员说：“马上通知部队集合！”

第1营全体指战员很快在河滩上集合好了。林彪站在队列前高兴地宣布说：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刚才团部派人来说，毛委员马上要来看我们……”

队伍中立刻爆发出热烈地掌声和欢呼声。林彪接着说：

“毛委员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们革命军的重要领导。我们马上就要见到毛委员了，请大家把武器擦一擦，衣服整一整，使毛委员对我们部队有个好印象。”

战士们立刻行动起来，整理完毕，林彪又集合大家讲话，他说：

“毛委员曾说过，不管是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这支队伍也有枪，也能坐天下……”

林彪正说得起劲，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来了。毛泽东看着这个还像个娃娃的军人在讲话，不禁驻足细听，问道：

“他是谁？”

陈毅说：

“他就是在我们上山前，指挥部队在敖山庙、耒阳城打了胜仗的林彪营长。”

“走，我们去看看。”

毛泽东说着，大步走上前去。林彪见毛泽东来了，立即打住了话头，转身去迎接毛泽东。毛泽东拉着林彪的手说：

“你的话讲得很好啊！”

林彪腼腆地说：

“谢谢毛委员夸奖，我叫林彪。”

“不用介绍了，我们战功显著的英雄，谁会不认识呢！你这么年轻，又敢打巧打，很不错嘛。”

毛泽东说罢，从队伍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不时地与战士交谈几句。林彪觉得机会难得，就对毛泽东说：

“毛委员，你给我们1营同志讲讲话吧。”

“好吧。”

毛泽东往后退了几步，站在队伍中间，大声说道：

“同志们，你们上井冈山来，是很不容易的，大家辛苦了。”

队伍中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以前是一支铁军，是百战百胜的部队！你们参加了北伐，从南打到北，又参加了南昌起义。你们在会昌、敖山庙、耒阳城的仗打得好，为革命立了功。现在来到井冈山，创造革命根据地，希望再立新功。我们建立这个根据地，目的是扩大工农革命军，积蓄革命力量。没有根据地，就没有落脚地，就无法生存。我们在这里把根据地搞起来，再发展工农革命军，革命力量壮大了，我们就可以打倒帝、官、封，解放全中国。”

毛泽东讲话以后，与林彪谈了话，问起林彪的籍贯、生活经历。当他得知林彪是林育南、林育英的堂弟时，在林彪的肩上轻轻拍了两下，笑着说：

“好几年前，我就认识你那两位堂哥，他们很不错呀。”

林彪， 1907年12月5日也就是农历十一月初二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白羊山南麓林森的故乡——林家大湾，祖父林明朗，父亲林明清，母亲陈氏，长兄林庆佛。林彪是林明清和陈氏的第二个儿子。林家不仅是大地主而且还开有一个布厂，也算是一个家道十分殷实的地主兼资本家的人家。林彪按林氏族谱序列取名祚大、育容，他还有曾用名：育荣、尤勇、本进等。他幼年即入私塾读书。1914年，林彪年仅8岁，望子成龙的父母就为他找了一个门当户对且比他大3岁的汪家二小姐汪静宜做童养媳。林彪在中学读书时，曾和黄冈回龙山戴家冲的陆若冰，有过短暂的一段初恋。

后来，林彪在堂兄林育南、林育英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底，他正式改林育容为林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考入了名扬天下的将帅摇篮黄埔军校第4期。26年3月，林彪正式进入黄埔军校，同年10月毕业，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本来林彪在参加革命后，早把童养媳的事给忘到脑后去了。这下可苦了汪静宜，多年里独守闺房，既寂寞又凄凉。于是，父亲就把他骗回了家，逼着他和汪静宜完婚。27年大年初一，林彪被迫与汪静宜举行了婚姻大礼。新婚之夜，林彪看了一眼熟睡的新娘，又站在院内向父母的房间深深地拜了一拜，便悄然离家而去。林彪回到部队，立即给父母和汪氏写了一封家书，说是自己已经投身革命，随时都有可能身首异处，前途未卜，请汪静宜另选一个好人家，原谅我不仁不义，请父母原谅我不孝。然而这汪静宜信守一女不从二夫的古训，郁郁寡欢，此后一直守在林家奉养林家老小。1927年4月，林彪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他在国民革命军有“铁军”之称的叶挺独立团，先后任排长、连长；后来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在新中国建立后，林彪的亲人都去了北京，汪氏不愿做不速之客，便独自回了娘家，靠做鞋维持余生。1959年初秋，林彪在庐山会议后曾经衣锦还乡，他托公社书记捎给汪氏3000元钱，此后汪氏还得到了一个政府发给她的“光荣革命老人卡”，每月享受一定的生活补助费，直到1967年因病死去。林彪的一位部下主动为汪氏办理了丧事，他从汪氏的箱底发现了包得严严实实的3000元钱分文未动，这位军人禁不住潸然泪下，他说：“世上竟有如此傻的女人。”此是后话，闲言打住。

且说在1928年5月上旬，毛泽东率领31团、28团和29团，来到了永新县，分散到各地开展群众工作。

毛泽东带着第31团的一部分在永新西乡的塘边村，调查研究，指导分田工作。有一天，赵锦元和丁钰来找毛泽东，赵锦元从怀中掏出他和丁钰编写的小学识字课本的稿子，双手递给毛泽东，说是请毛泽东修改。毛泽东微笑着接过去，说：

“还是大家一起来吧，共同研究一下好。”

毛泽东打开稿子认真地看着，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张纸上，久久没有移动。赵锦元以为毛泽东看不清，站起来看着稿子念道：

“土地分到家，有穿又有吃，穷人喜洋洋，工农坐天下。”

毛泽东按着赵锦元的肩膀，让他坐下，说：

“土地是广大劳动人民用血汗一寸一寸开拓出来的，而劳苦大众却手无寸土。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土豪劣绅，却食禄万斛，拥有大量良田。如今，我们把土地夺回来，分归贫苦农民，这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工农要坐天下，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以，这4句，我建议是不是改一改？”

赵锦元、丁钰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思路顿开，于是，就把这4句话改为：“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豪绅要打倒，工农坐天下。”

5月中旬，江西朱培德命令国民党军第27师师长杨如轩带领第27师和第7、第9师的4个团，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3次“进剿”。杨如轩领命，率部直扑永新而来。

毛泽东、朱德等人根据敌情，决定第4军暂避装备精良之敌的锋芒，引诱敌人到根据地内部歼灭之，以粉碎赣敌的第3次“进剿”。于是，第4军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主动分兵撤出永新县城。

杨如轩进到永新县城后，将**、粮草辎重源源不断从吉安运来，企图以永新为据点，步步推进，进逼井冈山。

毛泽东深知杨如轩打的如意算盘，他顺详敌意，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命令第29团会同地方武装，在永新县城东面的高桥、天河一线，不断地骚扰敌人，置赣敌于疲惫与不安之中。他又命令第28团、第31团第1营佯攻湖南，袭击茶陵的高陇镇，造成敌人的错觉。此战歼敌1个连，并为他带回了几大捆报纸。

袭击高陇的行动，果然迷惑了敌人。杨如轩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已经西征湖南，根据地内部必然空虚。于是，他急忙派两个团从永新出发，企图越过七溪岭，到达龙源口，从龙源口方向，直取宁冈；另派1个团向西出击灃田、龙田，警戒湖南方面的革命军；他自己则带着27师师部和1个团坐镇永新县城。

杨如轩满以为这样部署万无一失，哪想到恰恰中了毛泽东的计，钻进了毛泽东早已设下的圈套里。

原来，毛泽东在把赣敌引出永新县城之后，他立即在宁冈写信给朱德、陈毅，要求29团和宁冈、永新的地方武装，利用山险，阻击敌人的主力，打击敌人的进攻；要求28团和31团第1营迅速挥戈东向，袭击永新，迫使龙源口之敌返回，以打破敌人的“进剿”计划。

朱德、陈毅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统一了大家的思想。根据毛泽东的计划，朱德率28团和31团第1营向永新城急进，赶到距永新县城15里的草市坳，伏击敌人。当杨如轩派79团去灃田方向警戒而路过草市坳时，进入革命军的伏击圈，成了瓮中之鳖。

第4军第28团，即从正面发起攻击，第31团第1营向敌侧后迂回。经过近2小时激战，将该敌全部歼灭。

接着，第4军又乘敌不备攻进永新县城，再歼赣敌第27师师部及1个营，击伤敌师长杨如轩。龙源口之敌风闻永新县城已被工农革命军攻破，便仓皇向吉安撤退。

这一仗，工农革命军以4个营的兵力歼灭赣敌1个师部、1个团和1个营，胜利地击破了赣敌的第3次“进剿”。

5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谢氏慎公祠，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湘赣边区特别委员会。

早在1927年11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组织重建的基础上，曾经考虑过成立边界特委，以加强地方上党的工作。但是由于当时根据地尚属初创，党的组织还未健全，因而这一设想未能付诸实施。到1928年5月，井冈山根据地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各县党组织大多数已建立，成立湘赣边界特委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永新、宁冈、遂川、酃县、莲花5县和茶陵特别区委党的代表，还有军队中党的代表，共有60余人。会场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墙上贴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此前，林彪曾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革命形势未可乐观，不要在井冈山做建立红色政权的徒劳事情。他主张以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革命影响。毛泽东看了林彪的信，了解到不仅林彪有这种想法，在第4军中还有一些人也有这种疑虑。

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分析了根据地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明确地回答了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强调要同敌人作坚决地斗争，在罗宵山脉中段建立政权，反对逃跑主义。

毛泽东阐述了深入土地革命，对于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号召在各地全面开展分田。

会议集中讨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会议认为，根据地建设的成绩很大，缺点是土地革命开展不够。决定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各级政府均设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土地革命运动。

5月22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委员23人，选举毛泽东、宛希先为特委常委；朱德、陈毅、刘辉宵为特委候补常委；毛泽东被推选特委为书记。

特委统一领导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

湘赣特委成立后，第4军随之改选了军委，由陈毅接替毛泽东为第4军军委书记。

随后，边界各县代表在宁冈茅坪的苍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统一领导各县的工农兵政府。由毛泽东担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由袁文才担任政府副主席。

边界工农兵政府下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4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3个委员会。要求各县、区政府均设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土地革命运动。在秋收起义时制定的《土地纲领》（草案）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的实施办法。

从此以后，边界各县党组织，在特委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壮大阶段。

这正是：飞熊入梦势正雄，我欲展翅御大风。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48

第48章

“如果我们能够普遍的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

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基本的条件。”

话说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及边界工农兵政府建立以后，又回到永新西乡的塘边村，先后在塘边、夏幽、南城、厚田、大屋、三房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对这些地方的田亩、劳力数量和农民、土豪等各地占多少土地等等，调查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经过广泛的调查，了解到湘赣边界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只占边界人口5%的地主豪绅阶级，却占有67%以上的土地，而占边界人口90%以上的农民，只占40%以下的土地。“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80%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70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60%，农民占40%。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地主豪绅凭借着土地所有权，以50%以上的租利率，残酷的剥削广大贫苦农民。因为背上了地主豪绅的阎王债还不清，背井离乡、沉潭自杀的事，各村每年都有发生。农村中流传的歌谣说：“种了万担粮，农民饿肚肠；织了万匹布，农民无衣裳；盖了万间屋，农民住草房”，这歌谣所描写出的景象，正是边界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感觉到：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决定了千万农民在政治上的受压迫地位，而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必然要使农民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归根到底要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只有领导边界农民开展土地斗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摧毁封建剥削制度，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调动广大农民支前参战、保卫边界根据地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为坚持边界武装斗争和红色政权的日益巩固，创造前所未有的最坚实的基础。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普遍的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通过这一系列调查研究和分配土地的实际工作，也发现了井冈山地区在土地革命中存在着许多毛病：

（一）过去农村斗争，并没有坚决执行“土地革命”。所谓分田，完全不是适应贫苦雇农的彻底要求，而只是站在富农、中农、贫农的调和观点上，去平均分配的，这是过去一种重大错误。（二）过去我们在“土地革命”过程中，除莲花、茶陵比较好点外，其它地方并没有实行严厉的赤色恐怖，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三)过去在乡村赤色政权之下，太忽略农村中富农、中农、贫农之间的阶级斗争，以致在白色恐怖之下，贫农无团结无力量，富农反水，中农动摇。

为此，在5月以后，在毛泽东和湘赣边界特委的具体领导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全面的分田运动高潮，在边界各地迅速掀起来了。

为了帮助各地更好地开展这一工作，边界党组织抽调了一大批部队干部，深入到区、乡、村，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指导分田。

毛泽东很清楚，永新县人口多，分田的地区也比较大；而且敌人在永新两次失败，必然会来反攻。因此，他决定“大力经营永新”，尽快建立根据地，争取在1个月内把永新根据地搞起来。

工农兵政府讨论分配土地问题，是由负责分田的机构“土地委员会”先行调查研究，提出具体的方案。县、区、乡都设立有土地委员会，它是由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5到7人组成的。

此时的分田，并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所以，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以什么区域为单位进行分田为好？边界各地的做法极不统一，像莲花是以乡为单位分田；宁冈多数以乡为单位分田，个别地方以区为单位分田；遂川多数以乡为单位分田，只有黄坳区是以区为单位分田，也有一些地方是以村为单位分田；永新有的地方以乡为单位分田，小江区以三、四个乡为单位分田，也有些地方以村为单位分田。实践证明，以村为单位分田是不好的。因为村有大有小，地主往往集中在大村，土地也多集中在大村。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小村的农民不仅田分得少，而且还是分差田。另外，边界地区往往是一村一姓，以村为单位分田，豪绅地主阶级易于利用封建宗族观念制造矛盾，破坏分田。而以区为单位分田也有缺点。因为，区域过大，互不了解，有的人趁机瞒田；有的人则因为所分之田在他乡，不便耕种。

分田遇到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按劳力分配土地，还是按人口分配土地？开始时，边界各地也有很多种做法，多数地方是按劳力进行分田的，结果在群众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同时，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宗族之间的矛盾以及中间阶层反水、消极延宕等等，也使分田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和破坏，不少地方形式上分了田，实际上是很不落实，有的最后只分得了青苗或水谷。

毛泽东在永新西乡夏幽塘边村进行分田调查研究中，他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订了一个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用于指导各地分田运动，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毛泽东在塘边枫台里草坪上，召开了各地干部和贫苦农民代表大会，公布了17条临时分田纲领，号召大家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毛泽东在十七条中，一是确定以乡为单位分田；一是确定按人口平均分田。方法上多以原有田为基础，抽多补少。鉴于出现的小地主、富农“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的现象，十七条将原有的分田方法改为“好坏搭配”。十七条还将不给地主分田或只分给差田改为也给地主分一份田。另外还规定：少数地方可以留一部分革命军“公田”，由革命军耕种，或由农民代耕，粮食归工农兵政府保管，充作军用和优抚之用。

各地分田基本上都是按照下列步骤进行的：1、开群众大会，宣传分田的道理。2、清查田亩，划分等级。3、按人口或劳力均田造册。4、宣布分田结果。5、插牌分田。6、召开庆祝大会。

曾经参加过宁冈县分田的革命军战士王紫峰回忆说：

“我在手枪队只有一个多月。后来地方上要干部，就从军队中抽了一部分人去。因我在家乡13区苏维埃政府工作时，曾搞过分土地，所以把我调出来了。这次一共从军队中抽调了20多人，都是些有文化的年轻人。抽出来时，陈老总讲了话，说是抽到宁冈去，帮助分配土地。到了宁冈，我们这些人就分散了，我到葛田村帮助分土地。乡里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登记人口，登记土地。土地有好有坏，不好打乱重新分配，但是发现了隐瞒土地的现象，就必须打乱重新分配。当时对‘抽肥补瘦’还不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没地或少地的农民，以一个大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多少土地，在这个范围内调整补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们没收，富农的土地没收多余部分。分好了，就登记地名、亩数和规定归谁使用。然后插牌子，牌子上写明这块地有多大，分给谁。插好牌子，就召开庆祝分配土地胜利的大会，把旧田契烧掉。开胜利会时，土地委员会的委员、主任都讲话。我们在葛田村帮助农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亩多田。”

就这样，后来仅在1928年5—7三个月时间内，宁冈全县，永新南乡大部分地区，遂川的五斗江、黄坳，酃县的大院、东西坑、青石岗一带，莲花大部分地区，农民都普遍分得了土地。第一次成为土地主人的农民群众欢欣鼓舞，喜悦心情溢于言表，他们唱道：

“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分了田和地，穷人笑哈哈。跟着毛委员，工农坐天下。”

且说毛泽东除了这一次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分田工作以外，早在1927年冬天就在宁冈进行过一次细致的调查研究，搜集到不少第一手资料，由于战事频繁，一直没有时间加工整理，连同这一次调查的文章也没有誊写出来，他心中始终是一份牵挂。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结束之后，看到了彼此已经熟悉的贺自珍还没有走，就想起要写调查文章的事。贺自珍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个高才生，又写得一手好字，正好可以让她帮帮忙。于是，毛泽东叫过贺自珍，说道：

“贺自珍同志，这几天我想腾出手来，到象山庵住几天，好静下心来把《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继续写完。想请你帮个忙誊写一下，你看怎么样？”

贺自珍闻言，高兴地说：

“只要毛委员不嫌我的字写得差就行。”

贺自珍跟着毛泽东来到了茅坪东去7里多路的万山丛中的象山庵。这是一座古庙，工农革命军在这儿开办了后方留守处，住着20余名指战员。

毛泽东拿出两份材料，一边整理，一边加工。他有哪些没搞清楚的事情，就请教“永新通”、“宁冈通”的贺自珍。贺自珍是倾囊相助，她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全部告诉给毛泽东；有些自己也搞不清楚的地方，就去找本地的同事，一一了解清楚了，再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工作累了，就丢开材料，与贺自珍坐在一起闲聊。他们谈工作，谈理想，谈生活，也谈一些各自的情况。说起读书，贺自珍说她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喜欢《红楼梦》。她说：

“《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

毛泽东说：

“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鬟，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贺自珍向毛泽东请教如何才能写好字，毛泽东说：

“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砺。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学帖要发挥。”

贺自珍见毛泽东爱好书法，就用江西农村的蓝土布，为他缝制了一个多用挎包，内有专门装笔墨纸砚的大大小小的多层口袋。毛泽东称赞地说：

“好，我的传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

贺自珍很想多了解熟悉一些自己领袖的事情，就忍不住提起毛泽东的家事。战争年代与亲人、家人远隔千里，音讯全无，生死两茫茫。毛泽东此时已经无法了解湖南家乡的情况了，他曾经听到了关于杨开慧的一些传言，一是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一是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就如实地把自己的家事，一一告诉给贺自珍。贺自珍是一边听，一边叹息，看着眼前这位自己十分敬仰的衣衫褴褛却又精神矍铄的革命领袖，心中顿时生出一份浓浓的爱意。

毛泽东虽说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但他毕竟不是苦行僧，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也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需要爱情，需要温暖，需要家庭生活的男人。长时间的接触，毛泽东对贺自珍已经有了好感。这几天，近距离的在一起工作，就对贺自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面对眼前这位能干的青春少女，毛泽东也难免产生了怜爱之心。

毛泽东写了又写，贺自珍抄了又抄，两个调查报告总算整理好了。毛泽东看着他自己与贺自珍辛勤甜蜜酿出来的成果，非常高兴。

在毛泽东许许多多的调查报告中，《永新调查》是他一生中最满意的两个调查报告之一。毛泽东后来曾经说过：

“永新、宁冈两个，1929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次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这天晚上，毛泽东让警卫员买来了2只鸡、2瓶酒。他要犒劳一下贺自珍，和她一起吃夜宵。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吃着喝着，非常尽兴。不知不觉间已过了大半夜，毛泽东与贺自珍也都微微有些醉意。

这一天晚上，贺自珍留下来没有走。

次日清晨，毛泽东对他与贺自珍之间的关系毫不隐瞒，他在吃早饭时对同事们说：

“贺自珍同志和我相爱了。”

隔了几天，一位指挥员如约来见毛泽东，谈完正事后，那位指挥员微笑着向毛泽东表示祝贺，毛泽东爽朗地笑着问道：

“哪个说给你听的？”

“军营里的喜讯，哪个不知道。怎么样，邀我来庆贺一下？”

1928年5月26日，象山庵里非常热闹，毛泽东与贺自珍在大家的祝贺声中成婚了。说是成婚，其实也没有搞什么婚礼，没有酒席，没有鞭炮，没有唢呐，没有锣鼓，更没有花轿。

此时，朱德和陈毅等人在永新，袁文才头天晚上只通知了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和龙超清等人来参加婚礼。

伍若兰是朱德的第3任妻子，他们是于1928年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举行的婚礼。因为伍若兰脸上有麻子，而朱德则留有胡子，朱德就戏称他们夫妻是“麻麻胡胡”。所以，后来部队中就流传着一首笑料性的歌谣，说是：“麻子胡子成一对，麻麻胡胡一头睡。惟有英雄配英雄，各有各的总指挥。”老战友们到一起聚会，往往免不了要戏谑说笑一番。这是革命军中的一段趣事，闲言少叙。

只说这天清晨，袁文才、王佐各带了一些人来到象山庵，连同留守处的指战员们，众人围着几张方桌，吃着袁文才、王佐他们带来的一些油炸薯片、炒花生一类的东西。大家一边吃，一边说笑着。一直到快晌午了，大多数人方才散去。只有袁文才、王佐和伍若兰、龙超清等人留下来吃了中午饭，喝了袁文才带来的水酒。大家轮流向毛泽东、贺自珍敬酒祝贺，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贺自珍和毛泽东结婚后，要毛泽东为她另外取个名字。毛泽东说：

“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

后来，贺自珍在中央苏区时，把“自珍”两字写作“子珍”。于是，贺子珍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下来了。

毛泽东谨言慎行，他在结婚后很少与贺子珍一起出门，一起散步，在公共场合也很少一起行动。

有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去视察工作，临行前，他要贺子珍送送他。僻静的山路上没有别的行人，马夫在前面牵着马，他俩在后面慢慢地跟着走，一面走一面说话。正行之间，毛泽东突然对贺子珍说，他要先走一步，在前面等她。贺子珍觉得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贺子珍走不多远，迎面遇到了一个拄拐杖的伤病员。再往前走，果然看见毛泽东在前面等她。毛泽东迎上前解释说：

“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了一步。”

贺子珍理解地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象山庵又住了2天，他还惦记着正在永新帮助农民分田的第4军，就告别了新婚妻子，独自去了永新。

此时，毛泽东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如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了这，他到处了解情况，以求解决的办法。干部们向毛泽东汇报说：

“以前老表们有赶圩的习惯。在大革命时期，宁冈县党的负责人龙超清和农民自卫军指挥袁文才，就督促县政府在宁冈的大陇开辟了一个圩场。”

大陇位于宁冈县南面，离遂川、酃县、茶陵都比较近，确实是开设圩场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1928年5月下旬，毛泽东为此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他着重讲了经济问题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重要性，他说：

“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比如在大陇开辟圩场，沟通城乡贸易，活跃农村经济，解决部队和根据地人民生产问题的话，那么，在敌人势力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情况下，割据地区势必要遇到很大的困难。”

经过与会人员的讨论，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分析和开办红色圩场的想法，决定在大陇开辟一个红色圩场。会议推定由5人组成圩场筹建委员会，专门负责筹办，越快越好，从速完成。

这期间，毛泽东为了解决工农革命军的被服问题，还派专人负责，从革命军战士中抽调了十几个会缝衣服的战士，又从农村请来了一批裁缝师傅，在宁冈桃寮村的张家祠办起了边界的第一所被服厂。自此，改变了原来把打土豪得来的布匹、分发给缝纫工人拿回家去加工、按件付给工资的办法。

5、6月间，工农革命军又在塘边村办了一个修械所。

5月底，工农革命军因为枪械不足，部队给养又发生了很大的困难，经过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研究，决定取消第4军师一级的番号，将全军缩编为6个团，其中主力团有4个，即：

南昌起义部队编为第28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

宜章农民军编为第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

秋收起义部队编为第31 团，团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

原井冈山地区的部队编为第32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陈东日。

耒阳、郴州、永兴、资兴的农民军，编为第30团和第33团；后来不久，这两个团在各县干部带领下返回湘南，就地坚持革命斗争。

1928年6月间，毛泽东、贺子珍再次来到永新西乡的塘边村。他们在这里住了20多天。有人说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塘边村结的婚，这只是传说中的一个版本，大概是不对的。

在塘边村，有不少来自外地的干部。有一天，来自永新汤溪爱唱山歌的姑娘李右莲对毛泽东说：

“我要请毛委员去我们那里打土豪，汤溪有好多土豪呢。”

毛泽东说：

“我一个人能打尽世界上的土豪吗？要打尽天下的土豪劣绅，还得靠你们自己，靠广大劳苦群众。”

毛泽东高兴地笑着，他让李右莲和另一个姑娘坐下来，说：

“来，我教你们唱一首歌。”

说罢，就一句一句地教两个姑娘唱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毛泽东领着她俩学唱，又一句一句地给她俩讲解《国际歌》的词义。

时值夏收季节，毛泽东及时地向全体指战员做出了支援农民夏收的指示。他自己也和战士们、农民群众一道，参加了割禾。每天早晨天未亮便出工，天全黑才收工。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塘边村的全部稻谷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割完了。农民群众称赞说：

“工农革命军真是我们的子弟兵，既会打仗，又会搞生产。”

毛泽东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农业生产，他经常教育政府工作人员和红军指战员，要很好的领导、组织和支持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而且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亲自参加农业劳动。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边界各级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宁冈县第3区第8乡工农政府，在分田之后，即出示布告，号召翻身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布告中说：

“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抛荒，察觉重责难免，时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

为了解决劳力、耕牛不足的困难，边界各级政府广泛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组织政府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对军烈属实行包耕、代耕；对其它缺少劳动力的农户，也发动群众互助耕种。动员和组织群众实行耕牛、农具的换工互助，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毛泽东还特别注意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调节气候，促进农作物增产。他在塘边村，亲自带领干部和群众在土岭上、麻山岭等荒山上进行现场勘查。然后和大家一起研究，根据各个山岭的阳光、土质的不同情况，制定了植树造林的规划。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也曾颁发布告，宣布：“禁止烧山”，“不准运木作柴”，“不得损害树皮”，“不得砍伐茶树”。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打算，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始终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正像他所说的“如果我们能够普遍的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基本的条件。”历史证明，毛泽东正是依靠中国农民才打败了蒋介石，他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农民王。而那时的“左”倾主义者却是那样的愚蠢，他们则要依靠烧杀把人们变为无产者，使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法，促使人们站到革命一边。读史至此，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这竟然是真的！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49

第49章

“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现在的形势发展，对我们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宵山脉中段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时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话说毛泽东对于坚持在罗宵山脉中段建立红色政权，充满了信心，他深信这是对中国国情切实掌握的结果。但是，上面怎么看，是支持还是责难？他心中不免有几分不安。1928年6月16日，毛泽东分别致信湘、赣省委并转中共中央，一面报告了井冈山斗争“剧烈”、“阔大”的情况，报告了军事胜利的消息，同时也申述了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理由。毛泽东写道：“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1、此间系罗宵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2、党在此间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3、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3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但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病医疗万难，正随时解此难点。”毛泽东关于湘赣特委的成立，还向中央诚恳地剖白心迹说：“宛希先、毛泽东为常委，朱德、陈毅、刘辉宵为候补常委，暂推毛为书记。泽东此刻在学习期间，实在不能担任。以后两省委及中央之派人即可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在关于今后全面工作的打算方面写道：“1、普遍发展6县之党。2、发动当地农民的暴动。3、改造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4、在军队中建立坚强的党。5、办军校及党校。盼望政治消息，请湘东特委担任政治消息传达，3日1次。……8、多派同志来工作并请省委随时指导。”毛泽东对党和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真是天日可鉴。但是，他没有想到在不久之后，就招来了上级的全面非议。此是后话，容后再叙。就在这6月中旬，江西国民党军又调集第6军胡文斗部杨池生的第9师及第3军杨如轩的第27师共5个团，以第9师师长扬池生为总指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举行第4次“进剿”。湘敌第8军第2师也由平江调到攸县威胁井冈山根据地的西侧。毛泽东面对这种形势，他和朱德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决定，为造成敌军指挥上的失误，第4军在反“进剿”的第一阶段，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主力出击湖南酃县，一则牵制并压住湘敌，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二则诱使赣敌出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赣敌。为此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第4军主力第28、29、31团，西征酃县；由袁文才、王佐带领第32团留守根据地，密切注视赣敌杨池生、杨如轩两部的动向。会议结束后，第4军各部，依计而行。果不其然，杨池生、杨如轩一见工农革命军西征酃县，以为井冈山有机可乘，就迫不及待地部署对根据地的进攻。由杨如轩带领27师两个团及第9师1个团，在新、老七溪岭方向进犯根据地；由杨池生带领第9师其余两个团驻守永新。毛泽东得知赣敌即将从永新出动，他与朱德立即率领第4军主力急速返回宁冈，部署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方案。6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古城军事会议，制订了如下歼敌方案：以第28团、29团以及第31团第1营为主力，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在永新、宁冈交界处的新、老七溪岭阻止敌人；由毛泽东率领31团第3营在永新的龙田、潞江一带扰乱赣敌，并监视湘敌；由袁文才、王佐带领第32团，在宁冈、酃县边境活动，牵制湘敌第8军吴尚部。翌日，毛泽东率领31团第3营奔赴龙田、潞江一带，其余部队亦分头作战前紧张的准备工作。6月22日，进犯宁冈之敌分两路进至龙源口和白口。6月23日上午，工农革命军第29团和31团第1营控制了新七溪岭要地，打退了左路之敌1个团的多次冲击，守住了阵地。与此同时，第28团向进占老七溪岭制高点的赣敌右路两个团，多次发起猛攻。至午后，第28团将赣敌击溃，接着乘胜追击，在白口歼敌一部，直插龙源口，切断了左路赣军的退路。第28团协同第29团、第31团第1营，将左路赣军歼灭于龙源口地区，乘胜进占永新城，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4次“进剿”。工农革命军在这一次反“进剿”战斗中，歼灭赣军1个团，击溃赣军两个团，缴获步枪400多枝，重机枪7挺，取得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以来战果最辉煌的军事胜利。后来，根据地人民曾经这样歌唱工农革命军第4次反“进剿”的胜利：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真好，真好！快畅，快畅。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了宁冈、永新、莲花3个整县，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吉安、安福各一小部；使湘赣边界进入了全盛时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6月26日，在“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下的湖南省委，改变了先前同意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思想，特派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和省委秘书长杨开明，带着湖南省委的指示信，扮作商人模样由安源前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二人到了井冈山，杨开明前往宁冈找朱德，杜修经前往永新找毛泽东。6月30日，原省委巡视员袁德生带着杜修经赶到永新毛泽东处。杜修经首先向毛泽东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原来在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大纲》提出：“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建立红军区为目前的要义”，“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杜修经又交给毛泽东一封密信。毛泽东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湘赣边界特委：省委决定4军攻永新整军后，立即向湖南发展，由袁文才同志守山，并由28团拨枪200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在同志中即纠正对红军的依赖观点。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至要！至要！泽东同志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其余的仍旧。详见特委通知，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此致敬礼湖南省委6月26日毛泽东接到这样的指示，心情自然是十分沉重。他表示接受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的指示，同意把工农革命军改称为红军。从此，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就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简称红4军。但是，毛泽东非常清楚，在设在江西安源的湖南省委里，安源煤矿工人廖保庭只是名义上的省委书记，而实际上负责任的则是省委常委林育英及贺昌二人。这一封指示信就是出于林育英之手。毛泽东曾经说过湖南省委是“喝米汤的省委”，而他也最怕“喝米汤的省委”搞瞎指挥，尤其担心“钦差大臣”满天飞，给革命带来损失。“钦差大臣”已经使他吃尽了苦头。毛泽东非常清楚，南方的统治阶级尚处于稳定时期，红军分兵湘南，远离根据地，必将不利于罗宵山脉中段的政权。可是，这又是上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然而，毛泽东在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让步妥协的。他决定召开红4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讨论和研究湖南省委的来信。毛泽东见到杨开明后，他对杨开明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的下次‘会剿’。”杨开明，号一青，又名克敏，1906年1月17日出生于板仓杨家老屋。他是杨开慧亲叔叔杨昌楷的儿子。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工作时就认识了杨开慧的这位叔伯弟弟。那时候，杨开明常去长沙清水塘22号，看望姐姐和姐夫毛泽东。毛泽东1925年在广州主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杨开明也曾经积极地协助他的工作。6月30日下午，红4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在永新县城商会楼上的中厅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红4军军长朱德、军委书记陈毅、参谋长王尔琢；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珍、刘作述、贺子珍（团支部书记）等人；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和杨开明，以及湖南省委先前派来的巡视员袁德生等共30多人。毛泽东主持会议，杜修经传达了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精神和湖南省委的“六、二六”指示。他和袁德生不察当时的形势，极力要求边界坚决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4军主力远征湘南的硬性决定。毛泽东则根据对时局的分析，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杜同志带来了省委的指示，本该是及时雨。可今年雨水够多了，再来该发洪水了。中国有一句古话，‘闭塞眼睛捉麻雀’，我看这个指示很有点这个味道。结果呢，麻雀抓不到，反倒跌大跤。”“不要说别的，去湘南，吃饭问题都不好办。”毛泽东陈述了红4军不能去湘南的6条理由：第一，在红军方面，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实践，正在多方洗刷“冒险的流毒”，改变、克服了过去某些同志存在的流寇习气，树立了在根据地作艰苦细致工作的风气。“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4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4军之改造必更困难。”第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4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而不是象湖南省委所估计的那样，湘南敌军“十分动摇，恐慌万状”。如果红军冒进湘南，孤军深入，则难免不被强敌所围攻，甚至有被敌军吃掉的可能。“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南冲击。”第三，在根据地方面，“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住。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4军非常危险。”第四，4军第3次打开永新后，永新、宁冈等地，各项工作进展迅速，收效显著，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利的把握。“此种主张决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第五，目前要去湘南解决经济问题，实为不可能。因为在湘南暴动时，“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款子亦被筹光。”“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第六，经过多次战斗，“伤兵增至500，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此亦最大困难之一。”宛希先也对省委的意见力持异议，朱德、陈毅也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家摆事实，讲道理，议论非常热烈。争论的结果，绝大数与会者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前往湘南有百弊而无一利，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意见。毛泽东说：“既然如此，我们就形成一个决议，不执行省委的指示，大家同意不同意？”于是，联席会议就产生了一个以毛泽东的分析为主要内容的、抵制湖南省委指示的决议，决议说：“红4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由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地方巩固，不易被敌人消灭。”毛泽东又提议说：“我们要尽快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4军军委的名义，给湖南省委写一份报告。”会议一直开到晚上，袁德生、杜修经是会议中的少数派，无法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也只得表示同意联席会议的决议。1928年7月4日，毛泽东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4军军委的名义，在永新写报告给湖南省委。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中概括了联席会议的决议，详尽地阐述和分析了政治、敌情、根据地、历史经验、经济、伤员6个方面的情况和理由。重申在新军阀战争尚未爆发之前，不能离开宁冈、永新、莲花，不能前往湘南的意见。最后，毛泽东在报告中恳切地写道：“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就在毛泽东书写这份报告的时候，红4军已经面临着新的危机。原来，蒋介石对江西军队4次“进剿”井冈山均告失败，很不满意，他在6月中旬就下令，由湘军第8军吴尚部，会同赣军第3军第27师杨如轩部、第6军胡文斗的第9师杨池生部，计11个团，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1次“会剿”。6月底，湘、赣两省敌军约定，于7月7日开始，由吴尚的第8军自酃县向宁冈进攻；由杨如轩、杨池生两部从吉安、安福向永新进攻，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会剿”，双方在永新会合。7月4日，湘军第8军第1、第2两师提前出动，由茶陵、酃县侵占宁冈砻市，接着进占新城。毛泽东根据湘赣两省敌军的利害不尽一致的特点，采取了“按左抶右”的战法，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打败赣敌，使湘敌不能动弹救援。毛泽东毅然将红军主力从永新撤回宁冈，命令红31团佯攻湖南酃县，虚晃一枪，给敌人造成错觉，然后迅速退回宁冈，准备集中力量打击江西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