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 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农村

福和中学老师

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坚持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小社区—红色南街村
http://weibo.com/tv/v/EmOHD4HYZ?fid=1034:dc28bba0488de906a402570eac517964



   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坚持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小社区
                          ——红色南街村

                                          

福和中学老师

稻菽千重浪 ：看人民公社周家庄的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
野火  发表于 2017-1-11 08:54 |只看该作者 |
http://www.hqi376.bid/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476


                   看人民公社周家庄的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
                                   2016-10-18 23:36稻菽千重浪 王芳、勒马

    稻菽按：周家庄，一个现在依然存活的人民公社，看起来像是一个奇迹。那么周家庄的真实现状怎么样呢，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又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今天就让我们来跟随作者的脚步，深入了解一下周家庄……

    汽车出京后沿京开高速路直行，过石家庄东行45公里来到河北晋州周家庄。它是全国硕果仅存的人民公社。尽管也称其为乡，但是组织管理与实行包产到户的其它乡截然不同。那里的许多社员仍依赖着集体计划经济生活，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是周家庄的主要劳动形态。周家庄乡1949年创办互助组，1952年建立合作社，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1983年建农工商合作社。自1952年至今,合作社始终统一经营，体制一直未变，至今已经有已有60多年历史。而我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公社，只存在了24年，1982年就已经解体。因此，周家庄乡被称为我国“最后的人民公社”，是目前我国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它始终贯彻集体统一经营，经营体制一直未变，已有50多年历史。目前，有10个生产队，4508户，13138人，土地19208亩。全乡13000名社员统种一块土地，号称大集体经营。公社实行二级核算制（即公社和生产队二级核算）。

    一进周家庄乡的地界，明显感觉与周边其它乡不同。周家庄乡房屋规格统一、布局相同；街道整洁，道路宽阔。村子里两边的道路笔直平坦，没有摆摊叫卖和占道经营的。也看不到司空见惯、让人恶心的商业广告。笔者勒马前些年到过距周家庄不远的的一个中国经济百强县（也是中国国务院特批的直接对外开放的22个经济特色县之一），村中马路春秋季节的浮土足有半尺厚，为争夺采光，各家的房屋和院墙竞比高。有的院墙上还拉起了铁丝网，尽管如此，各家的房屋还安装了防盗窗、防盗门，真像来到了监狱和集中营。一进各家各户的小院子，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有的还种着各色花草，就像来到另一个世界。但出了自家门口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污水横流、垃圾遍地。这个村确实很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外来雇工，实行小生产的家庭作坊式生产，产品行销世界各地。这难道就是特色党宣传的中国特色这会主义的新农村？

    一、 周家庄印象

    （一）周家庄的基本条件和环境

    与众不同的大块农田

   

    看一看这块农田与我们常见的农田有何不同？

    （1）实行统一耕种的大块农田

    与分田到户的小块农田截然不同，仔细观察可以看到这块农田没有表示各户农田分界线的田埂。这第一节省了耕地，第二便于实行机械化耕作。

    （2）看不到进行灌溉的明渠

    周家庄的农田看不到进行灌溉的明渠，他们采用的是暗渠灌溉。这种做法有两个好处：第一防止水分蒸发，第二减少耕地占用。当然造价也高，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绝对无法做到。

    （3）农田的群防群治

    下图是正在给集体农田庄稼打药的农民，比起一家一户防止病虫害不知要节省多少农药，减少多少污染，防止病虫害的效率也不知比个体经营也不知高多少倍。一家一户的小块农田，不可能各家各户做到统一打药，用药量也不能有统一标准。病虫害发生时，也不可能做到同时治理。这就给病虫害大面积蔓延以可乘之机，极大的减少了农药的作用和威力。这是中国农作物重度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对当前农产品的污染难道不值得从制度上进行反思吗？

   

    2.整齐划一的村民民居和街道，民居旁边是运动场。村民出材料费，集体免费出工盖起的民居

   

    3.村中小花园

   

    4.村民的篮球场


   

    5.文化宫

   

    6.乡政府

   

    7.乡集体的采摘园

   

   

   

    8.周家庄集体合作化纪念馆

    （二）与采摘园一群老太太的谈话

    采摘园七八个看守果园的老太太正在闲聊，我们加入了她们的谈话：

    “诸位好!日子过得好吗？”

    “马马虎虎。”

    “您们对你们村的大集体生产感觉怎样？”

    他们七嘴八舌的回答：“不怎么样。”

    我找了一位年岁较大的问道：“您能仔细谈谈感觉不好的原因吗？”

    她爽快的回答“第一，不自由；第二，挣钱少。不自由就是所有干的活，都要听队长指挥；挣钱少就是比不上卖冰棍的或者卖煎饼的收入。”因为笔者勒马上世纪曾在一个效益不错的生产队挣过工分，这几年也到过农村进行过考察。他知道开放前的生产队队长都是种田多年的庄稼把式，那块地适合种什么、怎么种完全心中有数，责任信还极强。每天干完活，现场评议各人应得工分。谁干活出质量问题，队长会把这人骂的狗血喷头，还会要你返工——这可能就是不自由吧。分田到户以后可好，想种啥种啥，听说养猪挣钱，一窝蜂养猪，猪多了卖不出去；听说养兔挣钱，一窝蜂养兔。再闹个瘟疫，全完蛋。我调查的几个村庄包产到户后农民们折腾了几年，没有一户致富的。现在都出去打工了，田地也撂荒了。

    笔者继续问道：“你们这里目前只有几个卖冰棍的和卖煎饼的，如果诸位参加进去，游客有限，卖冰棍的和卖煎饼的还能挣现在那么多钱吗？如果你们到晋州去卖冰棍和卖煎饼，需要健康证、营业执照、营业场所，这些都需要钱，你们办得到吗？少一样就会罚款。”他们愕然了。

    笔者说道：“诸位都六七十岁了吧，为何不在家养老还在这儿挣这不自由的钱？”

    她们回答：“这是队里对我们的照顾，轻松活，一天七十块钱。”（后来和队长谈话，队长告诉我们，为照顾这些退休的老人，每年大致安排他们看守果园之类的轻工作，挣5000多块钱）

    我又问道“你们在家里给儿子看孙子，他们能一天给你七十块钱吗？如果你们需要钱，手心向上给儿子要个千二八百的。他们会痛痛快快的给你们吗？”他们面面相觑，直摇头。

    我又问道：“据说你们队六十岁到七十岁，每月发90块钱的养老金，岁数越大养老金越多。周边的那些村庄办得到吗？”

    他们回答：“办不到。

    我又接着问：“你们村有偷盗、抢劫、赌博、嫖娼卖淫的吗？”

    “没有。你说的这些问题这些周边村都有，越是富裕的村越厉害。”

    “诸位有什么特殊的致富能耐吗？”她们直摇头。

    我叹口气说道：“你们太不知好歹了！如果村里的大集体当初分田到户，是不是今天你们的子女都出去打工了？若如此，你们在家里看孙子，还能享受如今的天伦之乐吗？再说，你们村也有外出打工的。他们有发大财的吗？”

    他们齐声回答：“没有。”

    “前后左右对照，你们现在知足了吗？”

    老太太回答：“现在知足了。”

    我还不依不饶，说道：“为什么你们刚才这么不知足？”

    一老太回答：“第一，我们糊涂；第二这些年上面一直宣传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谁不想发家致富啊？可是发财也是有条件的啊？我们现在明白了。”

    “你们应当感谢谁啊？”

    “感谢雷金河老书记，感谢毛主席当年制定的的合作化道路。”

    我们高高兴兴的结束了与他们的谈话。

    （三）周家庄村民印象

    笔者最近几年到过河北的一些村庄，与这些村庄的村民相比，短短两天的接触，周家庄村民还是具有计划经济时期农民的淳朴本性。

    中午时我们在“人民公社大食堂” 就餐，盛菜盛饭都是大盘子、大碗，量大份足。七八个热菜，两三个凉菜，九人就餐，不到200元。可见周家庄人的实在。即便是那几个糊涂老太太，待人也十分诚恳，一边聊天，一边采摘果园的梨让我们品尝。

    我们到9队队长家里访问，从晚8点到晚10点多，接连给我们介绍了将近一个半钟头的情况，又回答了我们的提问。倒茶续水、热情洋溢、不厌其烦。这一切都是毫无代价的。

    返京时我们路过保定附近清苑县闻名遐迩电影《地道战》的原型——冉庄，一进村我们就被引进了所谓“地道战展览馆”，宰你没商量——门票每人40元。我们一看就是假的，此时有个老太太告诉我们，他家有地道，免费参观，只要5元停车费。我们钻进了他家的地道口，黑洞洞的，四处乱钻，歪打正着，居然找到了国家办的正规的“地道战展览馆”，一出展馆洞口。立即看到一座器宇轩昂的一座建筑，这就是“地道战展览馆”，展馆资料翔实、全面介绍了进行地道战的原因、发展以及国内外影响。展馆有免费热水，还有干净的洗手间。问遍全村居然没没有一人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个国家办的正规展馆。由于地道四通八达，通往许多居民的院落，不少居民将此作为创收的手段。每位五元钱。电影《地道战》中那棵村口挂着钟的老槐树，村子里一共有一模一样的有五棵，也不知道哪一棵是真的。村里到处都是挂着八路、日军、伪军、国军的服装以及日本军刀的摊贩，供人们收费照相。一阵阵散发着金钱的恶臭。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道路。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真难得看到周家庄这么一片净土。二、周家庄的发展道路

    2013年，周家庄乡人均纯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高出近6000元。1982年，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是农村的主要形式。由于周家庄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绝大多数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 1978年，小岗村的18位农民用红手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1982年，周家庄人也摁下了红红的手印，不过，他们用手印表达了对集体经济的守望和信心！周家庄人用自己“不抛弃，不放弃”的坚持，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农村不同的发展模式。安徽小岗村人均耕地5亩多，周家庄人均耕地1亩多，都是平原地区，安徽小岗村由于在淮河流域，生态自然条件大大优于周家庄。这样好的条件村民们居然年年要饭。可见特色共产党树立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的典型？！直至今天安徽小岗村的支部书记都是安徽财政厅任命的处级干部，村里道路、民房、村民补助、用电一切公共设施都由省财政厅直接拨款。安徽网 2013-04-10 报道：

    据安徽省委组织部官方网站消息，4月8日上午，凤阳县小岗村召开“两委”扩大会议，安徽省委组织部在会上宣布，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管理处副处长张行宇接替丁俊担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这也是继沈浩、丁俊之后，安徽省财政厅派出的第三任小岗村第一书记人选。这可是全中国最大的处级村官，可与县委书记平起平坐。小岗村党支部书记由省财政厅直接任命，这已经坚持了30多年了。这真是特色党树立的特色典型，是全中国一大奇迹。

    下图是周家庄村民们坚持集体经济向上级反映问题时按的红手印。

   

    周家庄如今已经建成了万亩小麦育种、四千亩美国红提、三千亩梨果、千亩苗木基地等四个专业化农业生产项目，同时还建立了高标准的奶牛养殖区，有1000多头奶牛。所有的农业生产如今已经实行了“工厂化”生产，由合作社年初给各生产队下达全年种养指标，各生产队以队为单位，到以上四个农业基地领取统一育好的种子和苗木,社员以专业组承包，进行日常的农业田间管理。“所有的种子、农药、化肥等都由乡里购买，社员不用操心。各队按照节气安排农业生产，日常生产基本都由生产队长决定，这些队长都是20年前任命的，这几年对个别不称职的队长进行过调整，并没有采取过选举制。”参观当晚9队队长告诉我们说，队长必须懂技术，懂得生产的每个环节，“老是换人也不一定好。”在农业生产中，种子、化肥、农机等各种生产资料由合作社统一购置，采取淡季购买旺季使用原则，各农业生产专业组的收支由生产队向合作社的会计室报账，年终再进行一次性分配。乡政府对各队收入抽取5%的利润，作为全乡的集体福利资金。

    社员只管干活凭工分年底分红在集体所有制下，一切听队长安排。队长是生产队的权力枢纽，每年春天决定当年的生产计划时，几乎都是队长一个人安排。

    乡政府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65岁至69岁老人每月90元，70岁至79岁每月110元，八十岁以上老人每月130元。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

    周家庄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和他的灵魂人物雷金河分不开的。

    1937年参加革命的雷金河，一直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从初级社开始，就制定了严格的工分考核制度。周家庄细密工分的最初制定者是雷金河。是在他的坚持下，这个公社才没有在1982年消失于全国的家庭承包制中 。

    1953年，雷金河为首的一班人制订了“干多少活、记多少分”的规定。当时，这样细致的“定额管理”异于全国其它公社。1954年周家庄公社的出工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52%。

    为此，雷金河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成为典型被称作“冀中一杰”。

    1978年，雷金河发现国家对棉花存在着巨大需求，他让全公社少种粮，多植棉。周家庄1980年的棉花产量比1978增加了4.8倍。在1979年底，周家庄不仅还清了文革时的18万元债务，集体还有161万元赢余。国家领导人再一次到周家庄来视察。

    即使现在周家庄的社员对雷金河还带有着难解的感情。现在的党委书记雷宗奎是雷金河的孙子。他很清楚爷爷对集体经济的感情。

    1980年笔者勒马看过农业部的一份报告，当时对人民公社进行了评估。结论是：好的，比较好的，和差的各占三分之一。无疑周家庄属于好的哪一类。如果当时对好的公社大力巩固发展，较好的大力支持，差的解散。中国的农村肯定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也不会出现“三农问题”，中国也不会发生食品安全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一心一意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造成的。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属于管理问题绝不是极左路线问题！

    下图老革命雷金河塑像

   

     三、 周家庄发展中存在问题

    1.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目前周家庄的工业企业已经全部倒闭，这必将严重的影响其经济效益。国内当前大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全国第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国企大面积亏损和倒闭。据9队队长说，周家庄今年壮劳力年收入将最多不会超过4000元，一般收入3000元。今年将是多年来最困难的一年。君不见主流媒体只报道第三产业发展和所谓科技创新，极少报道传统产业状况，周家庄也逃脱不掉第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危机。周家庄的阀门在华北地区占有相当位置，如今阀门厂、印刷厂等纷纷倒闭，对企业整体效益必将产生影响。如何解决产业升级将是周家庄发展的重大难题。鄙人理解中央的产业升级战略，有点像画饼充饥，短时间难以奏效。

    2.执政当局对周家庄采取“不宣传、不鼓励、不反对”的三不政策，使周家庄各级领导就像童养媳一样，小心翼翼，不敢大张旗鼓的宣传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批评各种自私自利的行为。我们所见的那群糊涂老太婆就是典型的范例，这十分不利于集体经济凝聚人心，共度难关。我们始终不明白自称“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何不能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公有制、宣扬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批判市场经济的盲目性、投机性及其危害。周家庄十分有必要根据自身30多年的发展，组织一场姓社姓资、为公为私的大辩论，结合周边地域村庄现状得出自己的结论。

    3.象所有国企一样，周家庄也没有解决好民主与集中，群众监督与领导有效管理的问题。所有能够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一个大公无私的带头人，雷金河同志就是这样一个有高度思想觉悟的带头人。随着经济的发展，光靠觉悟是无法长久的。如何通过制度和先进的思想觉悟，培养出一代新人，就成为周家庄发展的关键问题。雷金河的孙子现为周家庄负责人，这表示了村民对老社长的寄托和希望。这就希望接班人拿出一套制度和办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解决好民主与集中、集权与分权、民主监督与有效管理之间的矛盾。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点得到最大发挥，资本主义管理中合理的部分消化吸收，将被四面包围的资本主义因素有效化解。这是新领导面对的极大难题。克服了上述问题，周家庄才能获得迅速的发展。我们不时听到的群众怨言，就是这些问题的反映。

    4.在当前全国食品安全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搞好特色农业应当是周家庄的唯一出路。周家庄的主粮作物是小麦、玉米和谷子。全部农田都是水浇地，达到了亩产千斤以上。这种高产量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几乎翻了一番。作者之一勒马提出目前的大田作物质量、口感与改革开放之前无法相比，获得了生产队长的完全赞同。使笔者完全震惊的是所有农作物的种子完全靠农资公司提供，农资公司提供的种子第一年高产，如第二年选种长出来的基本是草。我们还获悉大田作物已经基本看不到田鼠，过去在生产队的粮囤看到半尺长的大老鼠绝不稀奇，如今已经基本绝迹。现在的农业劳动已经今非昔比，“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早已成为历史。除草剂轻轻一喷，一切杂草统统死光光。由于食物链的断绝，大田里的野兔子、刺猬、獾等失去了生存土壤。我真怀疑他们种的玉米是转基因玉米。因为国内外报道，转基因玉米使老鼠断子绝孙。此外，除草剂中的草甘膦就是一种强烈的致癌剂，美国对农田除草剂草甘膦含量和是使用有极严格的要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在越南南方的热带雨林中大量使用落叶剂，造成了越南南方100万畸形儿。由此人们才认识到草甘膦的危害。（落叶剂的主要成分就是草甘膦）各地政府正在悄无声的大力推广转基因玉米和小麦（改革著名大人物讲的：“有些话只能说，不能做；有些话只能做，不能说。”一语道破天机）周家庄的玉米是否是转基因就不得而知了。

    笔者勒马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哪真是人欢马叫、六畜兴旺、热气腾腾的生态农业。生产队的猪马牛羊驴（猪羊产权归个人，马牛驴饲养由个人饲养产权归集体，羊由生产队放牧）粪便是上好的有机肥。再加上各家各户的人粪尿和堆肥，土壤的肥力越来越好。随便抓起一把土壤，都能闻到一股泥土的芬香。这几年到农村田地，土壤板结，就像沙土地一样。老农告诉我：这些地不施化肥一斤粮食也不能打。由此可见中国农村土地污染之严重。周家庄的土地比起这些地方强些，他们实行秸秆还田（肥力自然无法与猪马牛羊驴粪便与人粪尿相比）周家庄还有一个1000头牛的养殖场（这些奶牛吃的是青储饲料，就是将未成熟的青玉米压碎，经过发酵，秋冬季节长期食用。中国的牛奶是世界上蛋白质含量最低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个体经营的奶牛场无法提供高品质的饲料）还是有些有机肥的。我想周家庄如果利用集体生产的优势，大力发展养羊、养驴事业和有机猪（这些产品可是价格不菲的）是否可以在当前经济低迷的状态下，走出一条循环经济的新路，重建集体经济的辉煌。



最新评论

左与右 发表于 2017-1-11 12:17 |只看该作者
    请习大大和李逃荒去看看吗！

左与右 发表于 2017-1-11 12:18 |只看该作者
    笔者勒马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哪真是人欢马叫、六畜兴旺、热气腾腾的生态农业。生产队的猪马牛羊驴（猪羊产权归个人，马牛驴饲养由个人饲养产权归集体，羊由生产队放牧）粪便是上好的有机肥。再加上各家各户的人粪尿和堆肥，土壤的肥力越来越好。随便抓起一把土壤，都能闻到一股泥土的芬香

福和中学老师

辽宁王忠新：从“塘约道路”回顾“包产到户”
时间：2017-3-13 16:06:42
http://www.zg-sddhw.com/List.asp?ID=10939

　　核心提示：从“塘约道路”回顾“包产到户”作者：辽宁王忠新作者按：3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说：“我是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塘约道路》，后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


                       从“塘约道路”回顾“包产到户”
                                           作者：辽宁王忠新

                          

    （作者按：3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说：“我是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塘约道路》，后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塘约做到这样，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塘约精神还是不简单，还是要发扬。要发现这种典型，然后鼓励这种典型。”

   何为被俞正声高度赞扬的“塘约道路”？塘约村是安顺市乐平镇一个山村，2014年夏季一场洪水让这个省级二类贫困村雪上加霜。穷则思变，在上级党委支持下，村支部成立“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合作社，进而做到“七权同确”，全村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仅短短两年时间，就跃入小康村行列，已家家推到老屋盖新楼。可谓变化成效极为惊人！发展前景更为喜人！）

    塘约村走集体化道路，才短短两年，就由省级贫困村跃入小康村。至于江苏省的华西村、山西省的大寨村、河北省的周家庄、湖北省的官桥村、深圳的南岭村、杭州市的航民村、湖北省的洪林村、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陕西省的阳山庄、河南省的南街村、云南省的大营街、天津市的西双塘村等等，这些各地的第一村、最富裕的村、共同富裕的村、社会和谐的村，都是坚持走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甚至是万户农民摁血手印，坚决要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相比引领中国改开潮头的“包产到户”，已经30多年的实践，可搞“包产到户”的村，无一个成为富裕村，无一个成为共同富裕的村，这到底有什么经验教训要总结？现在到了该理智和冷静回头审视，实行“包产到户”风风雨雨的时候了！

    一. 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五大效应

    《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决裂”清楚地表明：彻底改变私有制性质，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独有的特色；致力于建立崭新的公有制，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独有的特征。为在中国建立公有制，中共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不懈的追求，仅牺牲有名有姓的共产党员就达400万；在中国农村建立集体经济，是千古未有的伟大革命，是波澜壮阔和艰难困苦的伟大实践。

    1. 毛主席亲自主抓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北、河南与山东等地视察，与当地负责人谈到“小社”并“大社”问题。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毛泽东不仅为人民公社起了名，还做了题词：人民公社好！

                          

    1962年9月27日，毛泽东主持八届十中全会讨论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也明确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

    2. 人民公社取得巨大成果丰硕。对于人民公社取得的巨大成果，突出体现三点：

    一是为建设新中国提供9000亿资金。通过人民公社集中劳动和集体分配，仅“统购统销”就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7000--8000亿元资金，算上缴纳的1000多亿元农业税，就是9000亿资金，按当时的黄金比价，至少相当于现在的70多万亿元！当年，打一场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才投入69亿元人民币，包括买苏联武器，那时的钱多值钱！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才9600亿元。我们今天应满含热泪的问一问：若没有农村集体经济贡献的9000多亿资金，怎么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要像现在的农业，不仅不收钱，还给补贴，也不投入任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那人民公社就是天堂乐园！

    二是修建的水库占中国的90%左右。毛泽东时代，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征地、动迁不花钱，发动亿万群众建设了数不清的水库。根据国际大坝委员会规定，坝高超15米，或库容超300万立米、坝高在5米以上为大坝，全球有约5万座大坝，其中中国有22000多座，占全球44%。全球100米以上的大坝共851座，其中中国有130座，占15%。（毛泽东时代修建的水库占中国的90%左右，占世界的40%左右）为中国抗洪防洪起了决定性作用，为广大农村提供了灌溉用水，为各个城市提供了清洁水源。最近，王岐山有个讲话，特别提到毛泽东时代建设水库，他很动情的说，若是现在来建设这些水库，我们连动迁费、征地费都拿不起！

                          

    三是全国人民吃了三年国库的陈粮。毛泽东逝世时，我国即无内债外债，又无通货膨胀，国库里留下了5000多亿斤粮，还留下了500多万吨棉花，这些实物就相当于现在的几万亿。这些留下的粮棉，都是人民公社的成果，以至1978至1980年“害的”全国人民吃了三年陈粮。

    3. 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产生五大效应。应该说，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农村建立起人民公社，绝对来之不易，它所起的立体效应，也绝非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更体现在“五大效应”。

    一是转变效应。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或者说，建立新中国后，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继续革命搞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公社就是分水岭。建立人民公社，无疑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内容和形式。

    二是发展效应。建立人民公社搞集体经济，根本意义在于要搞农业现代化。搞集体经济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效益的发展，更为今后农业向机械化进军开拓出广阔空间，为大批知识青年建设农村提供载体，为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运用到农村，能展开广阔天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再过100年也不会有农业机械化，也无法负载知识青年建设新农村。

    三是完善效应。在旧中国那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地，农村组织结构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要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才能取代旧中国的农村治理结构。而建立人民公社则能取代几千年的农村社会模式，让广大农村有效纳入社会管理和相互帮助的体系之内。

    四是组织效应。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组织问题，没有组织的农民，那是一盘散沙。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有着清醒地认识，根本在于他对农村农民农业有深刻和清晰的认识。建立人民公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更能将农民组织起来，自觉地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力军，自觉地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自觉地成为新中国的主人。

    五是均衡效应。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地区差别极大，城乡差别极大。如何在均衡发展中，实现可持续发展？1956年2月后，毛泽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核心讲的就是在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实现平衡发展，第一个关系就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则讲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1958年出现的人民公社，作为具有多功能的小城镇，它是工业、商业、文化教育事业的承载体，也是人口聚集的节点。这对缩小城乡差别，均衡社会与经济发展，起到生长点、连接桥梁和均衡器的作用。

    为此，人民公社不仅是政权形式，是社会管理形式，还是经济形式，行政区划的小城镇存在形式，也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毛主席在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时，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二. 围绕解散人民公社引发的党内之争

    当然，人民公社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弱点，那么，是对其进行改善呢？还是彻底否认？

　　1. 要不要解散人民公社？据调查1979年的人民公社30%经营良好，30%表现极差，40%有发展潜力也存在危机。著名美籍华人韩丁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非常难得”，这30%意味着有2.4亿人，能达到较高生活水平并富裕起来；而通过政府援助、专门指导和辛勤工作，另外贫穷的2.4亿人也能生活得很好；这也同样适用于中间40%的农民。

    在那种情况下，可不可以将偏远山区、人员分散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集体经济解散，而将经济发达地区，土地面积集中地区，集体经济强大地区的人民公社保留下来？将经营好的人民公社保留下来，将经营极差的解散？规模过大的集体经济，可不可以适当缩小？最终要不要解不解散人民公社，可不可以尊重农民自愿选择？

    2. 中央高层意见分歧。要不要实行包产到户？要不要解散集体经济？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又长期主抓农业的李先念明确表态：“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

    1979年初，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口负责人座谈会，讨论包产到户。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时任国务院主抓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尤其，1980年9月在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更发生了“阳光道和独木桥”的激烈争论。黑龙江省委书记杨一辰讲话主张集体化，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征求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辽宁、山西、河北等省领导人的意见，很多人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充分肯定农村集体化取得伟大胜利的结论，农村集体化中出现的错误已经纠正了，希望中央在贫困和非贫困地区之间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

    3.农村改革摧毁了农村集体所有制。而从1978 年以小岗村包产到户为标志，赵紫阳、万里在四川和安徽将“家庭联产承包制”迅速扩大。1980年9月赵紫阳当总理，面对第一书记座谈会的争论，面对从上到下的强烈反对，赵紫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彻底否认人民公社，并通过“不换思想，就换人”的高压政治，坚决把废除人民公社进行到底！

    可中央一号文件明明白白写到：“要顺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可赵紫阳根本不尊重各地农民意愿，在全国强行推开否定人民公社的改革。如，大连地区经济发达，很多农村集体经济强大，农民根本不愿意分田到户自己经营。可赵紫阳在大连视察时，竟严令农村要将每一棵果树都分到个人。在赵紫阳的直接推动下，中国掀起一场消灭了农村全部集体所有制的运动。

                          

    三. “包产到户”的恶果在不断凸显

    这场农村改革不管讲的如何天花乱坠，核心就是“一刀切”的分田分地，将集体经济全部否定，将人民公社全部干黄，在农村全部实行土地私有化!这场改革比当年“土改”还彻底，以致今天全国只留下两块人民公社的牌子，成了国家一级文物。

　　1.小岗村分田到户给安徽带来连年减产。上世纪70年代前中期安徽一直是全国主要粮食调出省，1976年安徽人均粮食产量比全国高20%以上。可自1978年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后，安徽1977-1980年农业无一年不拖全国后腿，第一产业GDP4年下降7%，4年内全国粮食增产12%，而安徽减产13.7%，到1980年，安徽已成全国主要粮食调入省之一，人均产量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无独有偶，四川省也是如此。

    2. 私有化咋没解决旧中国闹粮荒。诚如李先念所言：“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旧中国，那是实行比改开“包产到户”更彻底的土地私有，可为什么解决不了当时中国4.5亿人的温饱？旧中国为什么10年要9闹粮荒？至今世界有30多国家闹粮荒，有8亿多人在饥饿中挣扎，它们不都实行的土地私有化？既然“包产到户”能使占世界耕地7%，人口却占世界21%的国家解决温饱，诺贝尔奖为何不授予发明“包产到户”的中国人？中国的农村改革的“包产到户”经验，怎么就不能推广到非洲？

    1981年“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推广，取消粮票却是在1993年，“包产到户”为何实行了13年后，才保证了中国粮食供应？而所谓“包产到户”保证了中国粮食供应，实际是粮食缺口近30%，是用大量进口粮食来补缺粮食供应（要保证粮食安全。粮食自给率必须达到110%，现在中国的粮食自给率才80%多），粮食安全已经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3.农业和农村经济已到了“三最”程度。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私有化开始，那么，现在的农村、农业、农民的状况如何？2013年7月，习总书记在湖北鄂州市考察时指出：“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2013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已到了“最薄弱、最突出、最严重”的情势！中央如此用“三最”做出判断，道出了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形势，到了何种严峻的程度？

    小岗村摁手印的严俊昌终于承认“分田单干”错了：现在看来，分那‘一亩三分地’只能管温铇。年轻人都出去打工的了，家里的地留下老弱病残管着也照管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卖给那些私老板，农民们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自已那‘一亩三分地’束縛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啊！现在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道是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4.造成的“多米牌效应”惊心。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农村基层单位，又是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还是具多功能小城镇，工商文教育事业的承载体，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均衡器等。解散人民公社凸显的恶果，绝对不仅仅在于农业生产，与此相关的无数农村基层政权丧失，“村霸”竟然成一道风景，劳动力无序流动造成城乡地区经济差别越来越大，“春运”已成巨大灾难，“三留”问题突出，村镇大面积出现“无人区”，农民工面临“进不去城市，又回不去农村”的尴尬，贫困户极度缺少社会关爱生活凄惨，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农村环境污染严重等等。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则是经济最集中地体现。分田到户、私有化、自由化、西化的不断累积，以致酿成震惊天下的“六四风波”。中国共产党与苏联解体，离“东欧剧变”，只剩一步之遥，只剩一墙之隔，已是危急万分!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在农村改革中首当其冲被“一刀切”的私有化了。其所带来的诸多灾难性影响，正深深刺痛共和国的神经，正深深刺痛百姓的心。可摧毁人民公社一夜之间就能做到，但若再建立起全国性的农村集体经济，那将是何其难哉!而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绝对进入不了国家现代化！

福和中学老师

【转者按：官文——“通过走合作化集体发展道路，两年摆脱了贫困，初步实现了共同富裕”
    分析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这个专家，那个专家；这个模式，那个模式...，让人眼花缭乱，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迷惑和忽悠民众。其实结论十分简单，只要走私有制（包括变相私有制）资本主义道路不变，共同富裕就绝对不可能（试想都“共同富裕”了，资本去压迫剥削谁？怎样赚取最大利润得到他们的“经济腾飞”？）。
    “富裕”的概念是迷惑人的，比如工资收入高了，就说富裕了，可是生存成本也相应增加了。例如1.开企业办厂，改开初期如果没有车是可以的，现在没有车就很可能由于诸多不便失去竞争力而倒闭，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收入就不能生存，所以为了生存必须买车，甚至为了骗人相信实力要买豪车；2.物价大幅上涨，而增不抵涨，生活就更糟；3.新增居住负担，逼迫买房，房价飞涨，再则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打工的也必须付出不少的居住费；4.一人重病全家贫极等等。
    表象也同样迷惑人，例如所谓的“经济高速发展”，高楼林立，交通四通八达，车满为患，这个小区，那个景区。但是绝大部分人活的难受，甚至相当一部分人生不如死，更谈不上有多少“幸福感”。那么，那些“腾飞”对普通人又有什么好处？（其好处就是提升了资本的运作效率，加深了对劳动者压榨，并不是为了广大人民过上好生活）。
    再说公有制社会主义不仅要科学地生产人民群众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还要逐渐消灭压迫剥削，大量地生产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资料，保障人民的身心健康，提升人民享受生活的文化素质水平，以增强感受幸福生活的能力（例如朝鲜几乎人人都热爱音乐，能歌善舞，文体、琴棋书画，戏水游乐等活动频繁，甚至劳动、各类节日、集会、学习都寓于快乐之中），这跟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不同。官文说的“走合作化集体发展道路”并不是公有制社会主义道路。】


黎亚彬：“塘约道路”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不归路

作者：黎亚彬 来源：来稿 2017-05-15 17:47:19
http://www.wshb02.pw/index.php?g=&m=article&a=index&id=44120&cid=9


                “塘约道路”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不归路
                                        作者：黎亚彬

                    

    最近，《塘约道路》名声大噪，“塘约道路”浮出水面。党和政府的许多机关和领导人都发表谈话，号召广大村党组织书记学习《塘约道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对塘约道路高度评价，声称“塘约是新时期的大寨”。安徽省委组织部“致全省村党组织书记的一封信”中写道：“通过走合作化集体发展道路，两年摆脱了贫困，初步实现了共同富裕”。据说，“仅一个月时间就有3万人次到塘约村学习考察，这个只有3300多人的小村庄，2017年以来已接待了来自北京、辽宁、山东、山西、广东、湖北、重庆、四川等全国各地的上百个学习考察组”。所谓“塘约道路”，可谓如火如荼！

    然而，笔者却有些不同看法。甚至可以预言，如果党和政府在推广“塘约道路”上不做理论与实践上的完善和发展，所谓“塘约道路”仅仅是目前那些做法，那么推广这种“塘约道路”的最终结局就只能是获取一种资本主义的破败农村。为什么？因为“塘约道路”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去倾力推广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塘约道路”，理论和经验上的归纳、总结必不可少，党和政府的作为和态度更是至关重要。非常遗憾，笔者无能实际接触“塘约道路”，也没有得到《塘约道路》这本书。但从媒体的报道上，也是可以对“塘约道路”有个大概的了解和认识的。相信这些报道的准确性，可以据此作出一些准确的判断。

    一、何为“塘约道路”？

    《观察者网》的综合记者总结到：“塘约村围绕“三权”+党建+扶贫+产业+金融发展思路，切实抓牢“确权”这个基础，抓好“赋权”这个关键，抓实“易权”这个核心，同步推进农村产权“七权”确权登记颁证，探索实施“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农村改革促小康的蝶变之路”。

    “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农地集体财产权“七权”叠加一并进行确权登记，明晰了农村产权“身份证”，让农民把产权“揣”在兜里，初步形成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为农村产权交易打下基础，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农村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土地经营权参社入股，村里把利润分成讲得透亮：合作社百分之三十，村集体百分之三十，村民百分之四十”。

    “土地产权改革立竿见影，三权分置解除土地束缚，顺利推进了“合股联营、村社一体”发展道路，采取“党总支+合作社+公司+农户”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互联网+农产品”“合社作+物流”的营销模式开拓农产品销售市场。同时，与天成农业公司合作建设学生营养餐食材特供基地，发展浅水莲藕基地、辣椒基地及精品水果基地，初步构建了规模集约化发展的现代农业体系，迅速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二、“塘约道路”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在前述这些“塘约道路”的做法中，“七权”确权是对特定财产“私有”的法律规范和确立。这样，就“为农村产权交易打下基础，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农村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打下了坚实的法律、理论与实践基础”。然后呢？就是“合股联营、村社一体”，在利润分成上是“合作社百分之三十，村集体百分之三十，村民百分之四十”。

    显然，在这里，集体所有的土地，变成了承包农民的私有“财产”，农民可以借此投资入股，获得利润分成收入，从而变成了新式“红色”资本家！这里的“合作社”是什么？显然不是那种符合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由劳动者当家做主的“合作社”，而是作为新式的“红色”资本家的农民们依靠承包的集体土地“财产权”而成立的股份合作公司。“合作社”拿到的“百分之三十”利润分成，就是股份合作公司的收入。村集体为啥要拿“百分之三十”的利润分成？因为农民们借以投资入股的土地原本是“村集体”的。显然，在这里，“村集体”也成了新式“红色”资本家！那么，村民的“百分之四十”收入的又是什么？显然，就是村民们凭借已确权并已投资入股的七种“财产权”所获取的利润分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制度？显然，与中国特色的那种资本主义的“混合所有制”生产方式一模一样，只不过投资者的身份、特征，穿上的“马甲”、采取的形式不一样了而已。

    在这种“塘约道路”的模式中，具体是谁在劳动，劳动报酬又是如何计算、归谁所有呢？不约而同的，各级政府领导、各路媒体记者、各种专家学者们都没有提到。显然，在这里，劳动只是成本，不参与利润分成，就像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中的劳动一模一样。这还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制度吗？显然不是！对此，所有人都不说，回避！

    显然，一切都还是那种典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分姓“资”姓“社”，只管“普遍富裕”、“经济发展”、“党的领导”、“土地公有制”、“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等，就像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提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只大谈特谈自由、民主、博爱、选举、人权等等一样。很明显，一切都依然是欺骗。所不同的，这次似乎是党的领导和所谓的“左派”、左翼人士的“集体共谋”，有些人就是想要那些“信仰社会主义”的普通百姓们上当受骗！

    三、“塘约道路”的后果将是不可逆的悲惨

    的确，在实际中，“塘约道路”在塘约地区成功了，受到周围百姓们的欢迎。这加强了党的领导、富裕了群众、促进了经济发展、促进了现代化事业，相对来说是好事，是可取的。但是，这种进步，显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更不具有什么社会主义性质。因此，不能把其当作“中国农村改革的方向”。

    “塘约道路”的成功只是一个地区获得了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如果要总结其成功的经验，那就是“资本的联合”。经济的发展，在本质上说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结合。“塘约道路”，就是这样的一种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结合方式。因其“特殊”而获得成功，也因其“特殊”而不能持久。

    在这里，党的领导发挥了一种“总的资本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协调师”的作用。这种特殊状况显然是不可能持久的。资本家阶级不喜欢党的领导，人民群众不喜欢党的领导去为资本家服务。左右不是“人”的党的领导，是没有多少存在的空间和时间的。

    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协调师”的作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其实并不都是好事，并不受资本家阶级的欢迎。因为资本家阶级需要的是利润，而非民众的普遍富裕。即便是经济发展也只有在资本家的利润获得增长的前提下，才是所谓“真实的增长”。民众的普遍富裕对于资本家来说并不是好事，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同样也不是好事。因为这将导致其劳动力成本增加，导致其特殊权力被“稀释”和“无视”，导致其资本获取利润的能力下降，进而导致其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妙。

    “塘约道路”的推广与发展，在当前中国，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就是可以摧毁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虽然破烂，但还有一定形式和真正价值的土地公有制。当分散的、以承包地的形态掌握在广大农民手中的形式上公有的土地，一旦集中到股份公司或者大农场主的名下的话，所谓的土地公有制就会名存实亡。因为，掌握在大农场主或股份公司手中的土地，再也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土地，无法再为社会主义服务。国家可以从农民手中低成本地集中土地，却无法从大农场主或股份公司的手中低成本地集中土地。分散的农民力量，是远远比不上大农场主和大股份公司的力量的。大农场主和股份公司所掌握的土地，更加牢固而难以动摇，从而以此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经济也将因此而板上钉钉、坚不可摧！除非再度爆发惨烈的武装暴力革命运动。

    联想到习近平讲过的：“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那么这种所谓的“塘约道路”是不是非常的狡猾与悲催？一旦这种“塘约道路”得到全国范围内的正式确认和推广，其结果无疑会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垮台。

    王宏甲在《塘约道路》一书“导言”中说的好：“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塘约道路不仅仅是一个迅速脱贫的故事，塘约的变化是在集体所有制得到巩固，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迅速发挥出优势。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二者的高度统一是当今所迫切需要的。这是在基层筑牢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走一条使每一个农民的切身利益，都能够得到保障的同步小康的道路。”。

    但不得不说，王宏甲的思想是肤浅的，缺乏深度。如果他能够懂得一些经济学基础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他就应该可以认识到，这种“塘约道路”下的集体所有制，并非真正的集体所有制，而只是以政府为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这种“集体所有制”是以剥削和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的。这种“集体”并非劳动者集体，而是资本家集体。

    “塘约道路”把农村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土地、政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林权、房屋等等，统统变为可以投资入股的东西。当地政府也以集体的名义，拿到利润分红。所有有点财产的“所有者”都变成了资本家，唯有劳动者被踩在脚下。唯一无法拿到利润分红的就是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

    暂时来看，“塘约道路”因为党的领导而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农村地区的结合，从而似乎“是在基层筑牢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但其实，共产党的领导灵魂和精神在于社会主义，而非一时的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长远来说只能促进共产党政权的分化与瓦解。“塘约道路”在客观上，其实是在为共产党的领导培养掘墓人，奠定被瓦解的生产与社会基础。

    同时，说“塘约道路”“使每一个农民的切身利益，都能够得到保障的同步小康的道路”，这更明显的是一种自欺欺人。这种说法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成立：每个农民都是农业资本家，不存在农业劳动者。但这可能吗？所谓“塘约道路”中更为重要、更为必要、更为广大的农业工人们能够富裕起来吗？不能!

    在雇佣生产方式下，农业工人们的收入越低、生活越是悲惨，作为农业资本家的“农民”或者股东们就会越是获得最大化的利润，这是最起码的经济常识。在这些作为“资本家”的农民、股东和政府掌控着社会一切的前提下，我们更为广大的农业工人的命运将会如何？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和以实现劳动者翻身得解放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最终将是个什么局面，难道还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评论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长达数十年的特色私有化市场经济大潮中，要想走真正的集体经济道路几乎不可能，既如此，那南街村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她至少剥削了众多来村企业打工的农民工，从这个意义上说，南街村也是资本家。
05月15日 18:34

武昌站:从根本上讲是这样的。 但现阶段左翼宣扬南湾村的意义在于，从另一个角度揭露特色社会主义的虚伪！ 这样的宣扬，促使不明就理的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南湾村这个带着资本特性的村庄，在特色经济下发展这么好，为什么特色丝毫不把它放在眼里？！进一步会发现，特色之所以不把它放在眼里，原因不是别的，原因在于，南湾村不是私营资本而是集体资本！集体是特色恼怒的要害！因为集体制是通向公有制的坚实桥梁！
05月16日 09:19

: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塘约道路”也就是合作资本主义。
05月16日 10:32

武昌站:回复 资本是剥削的工具，是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要消灭剥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与资本水火不容！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公有制，推行的全民或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不是资本！另外，“国家”的概念不完全等同“全民”概念！
05月16日 11:59

和尚:此文分析有道理！
05月16日 13:47

东鹤人:不讲劳动，也不讲投入（除土地之外），只讲分配。
05月16日 23:22

红记078

现在的时势又怎样？继绩讲下去。

福和中学老师

李甲才：《塘约道路》遗漏了扶持资金 5531万无偿拨付资金
作者：李甲才 来源：来稿 2017-06-15 19:42:59 发布者:万山红
http://www.wshb462.pw/index.php? ... ndex&id=44515&cid=2


            《塘约道路》遗漏了扶持资金 5531万无偿拨付资金
                                           作者：李甲才


                    

    毛主席时代，范文澜的《中国历史简编》读了好几遍，深为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家一户单干种地始终未能越过最低标准的生存线，常悲愤难已。忍饥挨饿、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粗衣褴装、茅庵草舍与人民相伴到新中国初。农业集体化开天辟地第一次，是解决亿万农民生存无虞的根本出路。对全国“分田单干”的所谓农业改革，确是“一夜退到解放前”，为此写了许多文章（注1）。一种中央的“分田单干”潮流来了谁又能挡得住呢？

    塘约村的《塘约道路》传开后，从各方面看到赞扬、宣传、推广的报道和各种文章，非常欣慰。我历来相信人民群众可以创造出意想不到的人间奇迹，“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要路线正确，各尽所能的努力和生气勃勃的智慧完美的结合就能实现超常规发展，自然不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情况的疑问。写了《谈宣推塘约道路需面对的问题》，认为是急救措施，希望在“目前形势下‘塘约道路’再前进一步”，上升到农业集体化。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秦永利《莫太赞誉塘约——读“塘约道路”书，看塘约村的思考》，顿生恍然大悟之感。秦文叙述：

    “随着调查走访的深入，我们了解到一些《唐约道路》书中未提到的，但涉及唐约起步发展性质的重要信息，使我对塘约有了新的认识，对塘约的发展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塘约村”是“精准扶贫的典范，不是自力更生走集体化道路的模板”。

    “在走访中，我们了解到一些来自政府扶持的资金数据和人员、技术支持的外因作用。这些来自外部的强大资源不是全国所有村庄能享受到的。下面有一组由唐约村合作社理事长丁振桐给我们提供的数据：

    1、有政府提供的5400万元用于修建全村房屋和村内道路的资金,即全村所有的房屋和道路修建100%是政府出资的;

    2、由政府出资101万元购买各种蔬菜种子，扶持塘约的农业生产起步;

    3、塘约有150亩闲置水塘，政府出资30万元购买莲藕种苗，才发展起水产业。仅以上三项合计，由政府出资扶植资金共5531万元。经核实，丁理事长说，这些款项是全部到位的，没有被挪用或贪污的;

    4、为了尽快改变产业结构，提高唐约村继续发展的后劲，由平坝县和青岛市合作出资5000万元给塘约村建设现代化蔬菜基地10000平方米，这是一个正在建设的未完成的重大项目。此外，唐约村还贷款50万元用于发展生产。贷款属于借钱还钱，这应该算是自力更生，也可算作扶持借贷，但在现实社会中好多农村是很难贷上50万元的。以上是当时调查数据，是天津曹子文老先生、山东汤道杰、河南赵意焕和我四人在场采访的。从调查情况看，“塘约村”是作为国家和贵州地方政府落实“精准扶贫”工作并向全国推广的扶贫“示范村”。所以，塘约既然是贵州省扶植起来的一个作为扶贫的示范典型，那么政府会倾心倾力给予更多的营养补给。但全国有70多万个行政村能不能像塘约村那样享受到如此大量资金,人才,技术的扶持?肯定是打问号的。塘约是个全力扶植的特例，照这样的特例去复制或推广，国家起码需要拿出74万亿来。”

    与其把巨量资金投到“一带一路”的国外，还不如投入到为国内贫困地区的群众谋利益的建设事业中，塘约村群众因祸得福是好事。问题是5531万的事情，王宏甲先生妙笔生花的《塘约道路》如若不知也就罢了；如若知道，遵命之作也无可厚非，隐瞒情有可原。到底是什么情况也只有自己心里最明白，在各地邀请讲《塘约道路》时如何对待？

                    

    塘约村书记左文学不知道5531万的事绝对说不过去。介绍先进事迹时讲此实情没有？是自己不想说还是有人不让说？文学应该敞开心扉，把5531万无偿资金如何拿到手的真经传给大家！高层少开点无所谓的务虚大会、论坛，少搞点无必要的支票外交，……，节约的费用就可干出成千上万个类似的新塘约村来。

    全国四面八方参观学习、各地开会推广的不计其数，是否了解了塘约村有5531万元无偿资金拨付才有了今日局面的真情？还是“精准扶贫”一时无良方只好那样，或是果真认为没有类似塘约村的大量无偿资金扶持，按宏甲、文学说的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注1：
2009年4月1日《这是历史性的弥天谎言——粮食问题是分田单干解决的吗？》；
2010年1月8日《小岗村分田单干的自供状》；
2011年4月27日《分田单干，前途暗淡——复辟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罪恶的》；
2011年6月16日《坏人干坏事，坏事兴坏人》；
2011年11月13日《亿万农民流离失所的时代开始了——北京市明年给所有农村土地确权发“身份证”》；
2014年1月25日《缓释“三农”问题只有提高粮食价格》；
2015年7月16日《埋种“三农”祸根的先锋干将——分田单干重复了数千年的历史惯性循环》；
2016年4月9日《农民的出路在于农业集体化》；
2016年6月19日《重砍农业的又一刀——粮食大量进口是挤压粮农收入的殃民行径》；
2016年11月15日《正反碰撞后觉悟升华到社会主义——赞扬支持缙云县18位村干部的公开信》；
2017年5月2日《谈宣推塘约道路需面对的问题——目前局势下“塘约道路宜再前进一步”》

福和中学老师

真言：“塘约道路”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
作者：真言 来源：万山红遍 2017-06-18 11:19:15 发布者:万山红
http://www.wshb462.pw/index.php? ... ndex&id=44565&cid=2



                “塘约道路”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
                                             作者：真言

                     

    “塘约道路”已经被官方媒体熙熙攘攘的炒作了几个月。有些“左派”人士也像是被打了鸡血，兴奋莫名。他们从“塘约道路”中又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曙光，看到了当今这个执政党“回归”毛泽东的共产党的希望。似乎在当今“中国特色”雾霾在渐渐散去，阳光重回大地。

    塘约道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可以从我在下面转发的某些官方报道以及记者的实地走访中了解到的事实作出自己的判断。

    “塘约道路”是“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出闹剧，是另一个“小岗村”的翻版，（在此只是希望塘约村人不要重蹈小岗村人的覆辙，披着金被子当乞丐。）是用来欺骗人民的。这种把私有制的东西来一次伪装。很多人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所有私有制区别的本质的东西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是无论男女老少人人有份，并没有谁多谁少的区分。离开了这一点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在有人误认为“塘约道路”的“集体化”就是在回归社会主义，也因此认为当今“特色”正在回归社会主义道路。可见“塘约道路”的欺骗性是何其之大。“塘约道路”是比小农经济有所进步。中国几千年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小农经济已经被证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力。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种已经被历史证明的最落后的生产方式40年来却被贴上农村改革的“先进生产力”的标签加以强行推广。小岗村的现状早已经给“特色”当局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为了继续忽悠人民，把农地最终集中到新生地主阶级手里。“塘约道路”就伴随着“土地流转”以及“精准扶贫”的东风诞生了。大家知道，现在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已经脱离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搞大面积的机械化耕作。这里面就包含着“集体化”操作。但生产资料始终是属于私人所有。这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根本就是南辕北辙。“塘约道路”就是这一种形式的私有制的集体农业。“塘约道路”这样的一种形式的“集体化”刚刚开始是会有一定的成效。因为它比个体化的小农耕作进步。但这只是暂时的。情况就如刚刚开始承包时是一样的。最终仍然是导致两极分化。因为参与这种“大集体农业”的成员是以“股份制”的形式参与其中。那么利润自然也是以参与股份的多少来分成。而那些少资本或基本没有资本的农民。只能在其中充当农业劳动者。靠卖劳动力生存。这种雇佣关系就是私有制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于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有些人就有可能因为天灾人祸而不得不变卖这些股份，随着时间的推移，另有些人的股份就会累积越来越多。变成了实质上的“地主阶级”。所以说，“塘约道路”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沾边。

    撇开意识形态不讲，我们再看以下记者采访中得到的数据。也能明白“塘约道路”到底是怎么回事。政府“精准扶贫”出了5531万元。这可是白给的。另外还有50万贷款。一个3392人的村子国家就投入5531万，另外还有平坝县和青岛市政府又出了5000万帮助他们建设现代化蔬菜基地。两者合起来就是一亿多钱被砸在这个3392人的小山村。平均每人约3万元。这分明是政府砸钱搞的一个新的农业改革的标本。根据“塘约道路”的做法，如果复制，那么政府就必须最少拿出74万亿元。这样的农业改革标杆有办法复制吗？政府敢这样去复制吗？像这样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树立的标杆中国95%以上的的农民是无福消受的。其实际意义自然是大打折扣。

    在这里我除了庆贺塘约人因祸得福带来的好运（天上还真的掉下馅饼），也希望他们不要重蹈小岗村的覆辙。既然是捡来的金母鸡，那就应该让它不断地为自己生蛋，而不是重蹈杀鸡取卵的覆辙。

福和中学老师

钱昌明：大寨是大寨，塘约是塘约
作者：钱昌明 来源：山丹丹红网 2017-06-27 13:56:02 发布者:万山红
http://www.zz467.pw/index.php?g=&m=article&a=index&id=44733&cid=1


                       大寨是大寨，塘约是塘约
                                         作者：钱昌明

                                             

    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反映了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讲了一句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据说，这句话触动了时任总理朱鎔基，随即作了批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转引自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由此，“三农”问题一词横空出世。

    马克思说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资本论》）

    这就是说，社会存在与发展，全赖农业为社会提供了商品粮与农产品。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是整个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这也是毛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经济建设总方针的立足点。基础不稳，山摇地动。

    中国十三亿人口，有九亿是农民。“三农”问题确实引起了上层领导的重视。此后，连续十余年至今，党中央的一号文件，年年聚焦“三农”主题。它足以证明：为了维持政局稳定，历届中央对“三农”问题，不可谓不重视，不可谓不用心，不可谓不尽力！

    遗憾的是，自2001年以来16年，我国的GDP已增长了685%（2000年为100，280亿元人民币，2016年为685，506亿元），但“三农”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一些人甚至还在不断返贫。

    据国务院“扶贫办”提供的数据，按个人年必需消费2300元人民币为标准（合每天6.3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为0.93美元），2015年我国的贫困人口为7000万，2016年脱贫1000万，如今尚有6000万。如果按国际标准计算（国际上“世行”标准：赤贫为1.25美元/天，贫困为2美元/天），有人估计，实际上我国的贫困人口远超1.5亿！如此看来，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任重而道远矣！

    “三农”问题的由来

    194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村问题，主要就是怎样防止两极分化、重返两千多年来由地主阶级主导的小农经济状态；又是怎样解决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走社会主义集体农业之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世纪50年代，好不容易完成了从互助组、合作社到实现人民公社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转变。中国的农业不仅适应了整体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实现了农业人口生老病死的保障。

    那时节，大队有“敬老院”，解决了鳏寡孤独皆有所养问题；普设卫生站，实行农村合作医疗；普及了义务教育（大队有小学，公社有中学）；台风掀掉了某家的屋顶，生产队就会立即帮其修好；┄┄

    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下，虽然这种保障还是低水平的，但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忧，农民心中都有安定感与安全感。它确实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始终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状况，结束了世世代代的悲惨命运。根本不存在像当今农村因“生活问题”而发生的种种人间悲剧（诸如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惨死案，农民工“周秀云案”等等）。

    一句话，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存在“三农”问题。

    然而，到了1982年，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民公社被强行解散，实行“包产到户”、重返“小农家园”。开始几年，由于集体资产被瓜分与集体积累提成的取消，加上因“私有”意识的刺激因素，农民的收入确实有所提高。然而，好景不长，曾几何时，随着农村两极分化的发生，极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很快下降， “小岗村”成了“捧不起的‘阿斗’”——致富神话破产！全国性的“三农”问题迅即凸现。

    2002年，记实作家陈桂棣、春桃伉俪，整整化了两年时间，深入安徽50个县（全省56个县）的实地考察与采访，环绕“三农”问题写出报告文学《中国农村调查》。书中令人震惊的文字是：

    “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那么，“三农”问题究竟是怎样的状况？书中揭露：

    ——“那些已经蜕变成黑恶势力的村官乡霸，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暴行”罄竹难书（金钱与权力结合的恶果）；

    ——“农民在忍无可忍情况下的抗争”，以及由此造成的打击报复与发生的悲剧（利益集团“维稳”与强化暴力机构的必然——实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异化）；

    ——“县乡镇机构无限膨胀，‘几十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的怪现象凸现（官僚特权寄生阶级的不断扩张）；

    ——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显露出来的“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农民“税负”不断加重，封建王朝时代的“黄宗羲定律”再现）；

    ——“在土地资源日渐减少而增产幅度有限的情况下，农民要养活愈来愈庞大的已经形成特殊利益群体的乡镇干部队伍”问题（人民政权“异化”的必然）；

    ——“无休无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达标工程’的集资和摊派”问题（官员“向上爬”的资本）；

    ——“城乡分治的问题，剪刀差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是城市剥削乡村，三大差别不是缩小而是不断扩大）；等等。

    所有上述种种，归根结底，皆由强行解散人民公社、毁灭集体经济，复辟小农经济所致。所谓“三农”问题，说到底，就是复辟私有制，弃公扬私，导致两极分化所结出的恶果、苦果。

    不信，可以看看：放眼全国农村，凡不怕“不换思想就换人”，硬顶着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侥幸保存下来的硕果——如南街村、周家庄、华西村、刘庄村、官桥八组等，不仅不存在“三农”问题，相反，还都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世界上有蠢猪，蠢猪尚且碰到墙壁会转身；唯有那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才死不肯回头，非要搞到逼着农民造反不可！

    “‘塘约’是新时期的大寨”吗？

    “三农”问题严重影响到了“维稳”大局，这才促使高层强化了“扶贫”工程。2001年6月，国务院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2006年又版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正式确定：全国达到“扶贫”标准的县级行政区总共有592个，民族自治区贫困县共有341个。

    2014年1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国良介绍：

    “按中国的扶贫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减少了2.5亿贫困人口；按照国际扶贫标准测算，总共减少了6.6亿贫困人口”。据说，“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方面的原因，贫困地区发展面临的困难特别是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全国农村仍有近1亿贫困人口”。（见《扶贫办：按国际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人口减少6.6亿》见2014年1月27日10:17“人民网”）

    反正“扶贫标准”是自己定的。先把毛泽东时代打成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定13亿人口全是“贫穷人口”，然后再来一个“扶贫”，让6.6亿贫困人口“脱贫”，这就是“扶贫办”的“政绩”。

    看来，王国良们的成绩可谓大矣！其功绩真是伟大之极。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笔者热烈祝贺他们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史上的“扶贫”数量的吉尼斯记录。其实，这些国务院的官员已不再是“人”，已成了“点石成金”的“神仙”，已名副其实地成了半数以上中国人的“救世主”了！

    吹吧，吹得再邪呼点吧！可惜有几个老百姓会信？！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对“两年脱贫，改变面貌”的贵州塘约村，作了“塘约是新时期的大寨”的评价，这一“扶贫”典型立即成了“塘约道路”。

    可惜，大寨是大寨，塘约是塘约。两者不是一回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大寨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靠自力更生、改天换地，改变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用周恩 来的话讲，大寨精神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塘约”呢？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分田单干”后、农民陷入绝境后“精准扶贫”的典型。

    贵州的塘约村，原先就是个贫困村。2014年被一场洪水洗劫，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进而做到“七权同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农地集体财产权），由村集体统一经营，带动了全村村民脱贫致富。全村重新组织起来，抱团取暖，在国家的帮助下，得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化发展，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仅一年半的时间，不仅脱贫，而且村社的面貌取得前所未有的改善。

    然而，塘约村所以能在两年内改变面貌，靠的是政府5531万元的“扶贫”投入（其中全村房屋和道路基建投入5400万元，前期购买种苗投入131万元）；实现经济转型，也是靠有关单位5000万元项目投资资金的启动。

    塘约人在历经了“分田单干”，尝到了“小农经济是看鸭船，风吹浪打就翻船”的苦味以后，终于相信集体力量，重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无疑是个进步，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但这种“土地确权，听任流转”的做法，在推行私有制的条件下，谁也保证不了，那一天农民的土地会“流转”到大资本的手里去——农民会再次陷入丧失土地的命运。

    应该说，历史进入到近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小农经济必然要消失。其土地关系，最终必然是：要么是农业的社会主义化；要么就是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两者必居其一，别无它途。

    走农业社会主义化的道路，那就是坚持集体所有制，土地公有，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转移多余劳动力，大办乡镇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力量，变成像南街村、华西村那样的农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走农业资本主义的道路，那就是让大资本进入农业，兼并土地，搞资本主义农场。伴随而来的就是大批农民失地、破产，成为“流民”，陷入贫困。在那种情况下，国家再“扶贫”也没用，返贫的速度可能远要比“脱贫”的速度还要快。

    “三农”问题的出现与矛盾尖锐化，说白了，就是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农村两极分化的推进，少数农民致富，多数农民陷入贫困的必然现象。只要不能真正恢复土地——农业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走集体化的道路，多数农民永远摆脱不了受穷、受苦的命运！

    接受“分田单干”的沉痛教训吧，决不能再搞私有制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真诚地希望：重振大寨精神，“塘约”能走出一条坚持土地公有制、走集体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福和中学老师

【转者按：由上层建筑直接推知塘约道路的性质
    1.权势者迷上了资本，爱上了美帝已经是事实，而美帝绝对不可能允许中国政府搞公有制社会主义。
    （1）中国官方反复定性中美是“夫妻”关系（这绝不是戏言）。
    （2）网传邓小 平最后的遗嘱要他的接班人“今后...谁说都没有用，只听一个人的...，这个人就是美国。”。
    （3）早在2007年，美国财长鲍尔森就曾经威胁说“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绝不会置之不理”（多么嚣张）。
    （4）中国最重要的粮食等命脉已被国际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必须依靠外向型经济才能生存（近日又报道中国正式在美国大量进口粮食，包括大豆...）。而这些私有制国家不可能允许中国政府搞公有制社会主义。
    中国走什么路，谁下台入狱、谁上台掌权等都跟美帝紧密关联。因此，中国会依照美国的指示“将（私有化）改革进行到底”。
    2.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都非常适合权势者及其家族捞取利益，唯有马列毛主义思想和公有制社会主义不适合（当官不能发财，子孙不能继承遗产，不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要做人民的仆人接受群众监督，不能搞封建色彩的光宗耀祖、迷信活动...无私利可图）。复辟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改革的方向，变换任何花样都离不开私有化和资本主义目标，否则无法跟世界资本大同（“接轨”）。马列毛主义思想和公有制社会主义必然遭到权势者抛弃。
    3.塘约道路是权势者官方极力推崇的，因此不可能是公有制社会主义道路。】

滠水农夫：“塘约道路”只是“小岗道路”的延续
政经  5小时前  滠水农夫
http://jiliuwang.net/archives/61458


                    “塘约道路”只是“小岗道路”的延续
                                             作者：滠水农夫

                    

                                                   塘约道路

    关于塘约道路，已热议了一段时间，事情总是越议越清晰，也越来越接近事物的真实面貌。通过学习，加上自己的理解，谈几点认识。

    一、塘约道路实行的是集体化还是合作化

    一些人分不清集体化与合作化的区别，甚至混在一起用，其实两者貌似相同，而本质完全相异。不错，合作化、集体化都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生产活动，然而组织的性质和方式完全不同，合作化是私有小农的联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通过以资本（土地）为纽带生成的合作关系，而集体化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通过协作劳动为纽带结成的生产关系。可见合作化姓私，集体化姓公，合作化属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范畴，或者是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其中一个类别，而通过合作化过渡到集体化，正如新中国当年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过渡到人民公社一样，必须有着整体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条件。舍此，合作化不可能自然过渡到集体化，只能是私有制一种经济类型。

    再看塘约道路，实行的七权同确，然后流转到合作社，也就是说先将集体土地私有到农户，然后私有的农户入股到合作社，并没有改变土地私有的性质，反而将土地私有合法化。可见，关键的问题不在流转给谁，而是流转本身，确权流转就是实质的私有化，私有化后流转给谁都改变不了私有的性质。显然塘约实行的是合作化而非集体化。

                    

                                                  来源：见标注

    二、塘约是集体经济的榜样还是精准扶贫的典型

    如上述，塘约实行的是合作化而非集体化，作为合作化的典型恰如其分，然而与一般的合作化典型不同，塘约是在国家大力提倡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下，而且各级政府注入了大量资金的情况下，通过短短的两三年就作为典型广泛宣传。

    在宣传中，尽管各有各的解读，但从官方的话语来看，更注重于把塘约定位于确权流转、精准扶贫的典型，即便提到集体经济，也是纳入确权流转、精准扶贫的政策框架下，为现行政策背书，作为落实现行政策的典型而获得宣传价值的。因此，塘约的合作化典型更有着官方色彩，而政府的主导起决定作用，与群众中自发的合作化案例有着显著区别。

                    

                                       如图所示

    三、塘约道路是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回归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深入

    塘约道路是私有制性质的合作经济，在现有大环境不变的情况下，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那么塘约的合作经济与过去以大寨为代表的集体经济和现在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小农经济是什么关系？

    塘约和大寨，虽然都是把农民组织起来，但组织的基础和方式完全不同，而且是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塘约不仅不是大寨的简单重复，而且是在否定大寨的前提下，通过近四十年的发展生成的。

    它不是大寨的回归，而是小岗的延续，正是小岗实行分田单干恢复小农经济开启农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私有化阀门，才使农业私有化、资本化进程不断发展和深入，塘约仅仅只是这条道路发展的必然结果，那就是由落后的私有制小农经济发展到先进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

    小农经济的落后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被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而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改造，一方面可以是以赤裸裸的大资本为主导的规模经营模式，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以单个小农为小资本组建联合体的方式，虽然形态不同，但资本主义改造的本质相同。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旦建立起来，就一定会向一切领域扩展，并占领一切可能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更适合于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方式，从而使资本主义的改造呈现不同形态，但是就资本主义改造而言，没有例外，只有继续和个体上的差异。这就是塘约与大寨和小岗的本质关系。

                    

                                              来源：见标注

    四、塘约道路是社会进步还是历史倒退

    如果承认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进步的社会制度，那么显然包括塘约道路在内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市场化改革都是一种退步。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与小岗相比，尽管二者之间一脉相承，前者是后者的继续和发展，二者其实是一条道路，然而，塘约毕竞顺应了社会发展规律，实际上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以小岗为代表的小农经济的一种超越和进步，一定程度也保护了小农的利益，农民得到好处，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尤其是与那些仍然固守小农经济，一厢情愿强调小农经济优越性的落后保守意识相对，具有顺应社会发展的先进性。而且与以大资本为主导的消灭小农发展模式相比，又更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

    在资本主义全面扩展的时代，塘约的农民合作经济确实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利益的不多选择，尽管其作用有限，而且也是在激烈的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夹缝中生存，实属不易。可见，对塘约道路要实事求是，不可拔高，也不宜贬低，关键还是要联系现实的社会条件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避免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

                    

                                         现实社会

    五、塘约道路具有普遍性还是局限性

    塘约道路之所以成功，既要看到其必然性，如前所述，也要看到其偶然性，那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的精准扶贫功效。显然，对于这样的财政输血力度，在全国农村不具有普遍性。塘约在政府大量资金支持基础上，毕竟激发了一定的内生动力，尽管这种内生动力不直接来源于自力更生意识，但是与小岗的等、靠、要，扶不起阿斗相较，是一种进步。

    而之所以获得这样的进步，根据塘约自己的说法，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二是实行村社一体化。然而，这两个前提条件，在更大的范围内，不一定具有普遍性。

    自从实行分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后，农村基层组织的发展呈现悬浮化和灰色化的趋势，一方面很多农村的基层组织空洞化，名存实亡，另一方面又出现了狠（恶）人治村、富人治村的现象，这其实是问题的一体两面，农村基础的领导权一旦出现真空，就一定会有相应的势力去填补。

    与其对于农村基层领导权变迁理解为政府的不作为，还不如理解为政府有形无形的引导。作为农村基层组织，虽然是国家最末端的组织体系，而且国家赋予了一定的自治权利，但与作为国家整体的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一样，农村基层组织的变迁也不能脱离这一范畴。

    可见，在整个农村普遍呈现狠（恶）人治村、富人治村，而且现在又提出乡贤治理的情况下，作为一种组织路线的体现，像毛泽东时代那种党的基层组织重新出现的可能性要打上问号，像左文学那样大公无私的带头人也只能是凤毛麟角，因为成长的土壤已不复存在。

                    

                                         来源：见水印

    塘约与一般合作社区别在于其不仅是经济组织，而且还具有社会组织的功能，实行村社一体化，而且实行民主管理，体现了一定的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但是，在整个国家领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建立和不断深入的前提条件下，塘约一方面面临着外部大资本的渗透入侵，要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赢得一席之地，这是外部的险境。另一方面内部也面临合作社被异化的危险，就如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以资本冒名的假合作社，农民只是作为合作社的合法借口和附庸而存在。

    对于合作社普遍异化、精英俘获、资本替代的现象，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合作社内部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合作社运行管理只能是资本逻辑，就必然导致合作社的异化。因此，包括塘约在内的少数体现了农民主体性的合作社，也时刻面临着内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覆。因此可以看出，对于塘约道路成功两条经验，都不具有普适性，而是特定条件、气候下才能出现的。

                    

    对于塘约道路的争论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认识到一切社会现象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现有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带着深刻、鲜明的时代印记。如果不结合时代特征，无视或看不清社会历史发展大势，就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主观臆想，或者刻舟求剑式、按图索骥式的教条主义。

    应该认识到，经过四十年的发展，资本主义不断深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改造了它能达到的所有领域，最终资本主义要占领一切，在经济、政治上，资本主义因素已获得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则成为资本主义进攻的最后堡垒，这是由于一方面意识形态总是现实经济政治社会的反映，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另一方面又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是由原社会主义演变而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了政权合法性基础。

    尽管原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发生了严重不适，但为保持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又不能完全彻底抛弃，这样客观上就为社会主义因素在意识形态领域保留了一席之地，而现在包括围绕《软埋》的争论，就是这一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表现。自由派抛出《软埋》向社会主义最后的堡垒意识形态领域进攻，实则体现了这种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领域获得统治地位后必然要向意识形态领域进攻的总体趋势，鲜活地再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规律。

    那么，在认识了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也就能够透视现象，认清塘约道路的本质，为我们观察分析社会现象提供一个基准，具体对于我们热议的三农问题来讲，【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无疑是我们观察分析问题的起点，一切脱离这一起点的争论，都有可能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

福和中学老师

人民公社兴衰始末
号角发表于 2017-8-7 23:58 |只看该作者 |
http://www.ns488.top/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00


                 人民公社兴衰始末
                        2017-08-07 红色经典研究

         

    农村人民公社是1958年从群众中产生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也是党中央集体决议建立的。这种体制在新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5年之久。它经过了各个时期的风雨考验，既适应了大搞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60、70年代，又适应了改革开放的初期，正是它完成了中国农业落后生产条件的大规模改造，初步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等历史任务，支持了社会主义农村20多年的创业发展，成为牢固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基础，数亿人民群众生活在其中。

    在25年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人曾提出过用任何更好的模式取代它。这种体制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实际恰当结合，堪称是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宝贵而伟大的创造。

    然而，这种组织形式却在改革之后的1983年被平白无故地取消了。为什么撤销人民公社?对这个问题至今看不到党中央和国家领导ren有过权威性的综合说明，称得上是一个历史的悬案!
　　
    是因为体制上有问题，或者没有优越性吗？

    不是。众所周知，这种体制经过20多年的实践证明并无什么不适应。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还专门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切实保护”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初，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都出现新的发展局面，人民公社制度更加稳定和完善，进一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撤销人民公社，是因为公社的组织机构不适应、效率不高、行政腐败吗?

    不是。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行政管理组织，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其实是与当时农村工作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的，是实事求是的。它机构精简、人员少、效率高、干群关系密切。公社机关吃财政的一般不足20人，甚至只相当于目前乡镇的十分之一还不到。而且公社干部一律参加劳动，没有吃吃喝喝、跑关系等腐败风气，基本上是一种统一、精简、高效和勤政廉洁的组织机构。而正是在社改乡之后，乡镇机构迅速膨胀，亲属、关系的人员大量进入，办事效率低下、腐败丛生，干群关系逐步走向恶化。

    是因为农民群众对公社体制不喜欢、不接受吗？

    不是。几十年来公社制度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熟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常规和习惯。当时没有任何农村干部和社员发出要求改变公社组织形式的声音。直到改革以后的80年代初，党中央都一再强调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例如，1980年9月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中明确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农村集体经济在多数地方已经得到巩固，农业集体化方向已为广大农民接受。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农业的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我国的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可以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可以使农村根本摆脱贫困和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43、544页)至少到1982年，党和国家领导ren在讲话和党报党刊上对人民公社一直是高度赞扬的。例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当年4月一次《关于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形势》的谈话中就说：“这几年农村形势很好，主要是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国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组织起来，都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60页)又如，1982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在一篇《依靠集体经济建设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章中，通过典型调查材料，说明了当时人民公社经济和社队工、副业的迅速发展，盛赞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等等。

    然而，时隔几个月，到1983年1月，中央就下达了关于撤销人民公社的通知。前面还说人民公社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要“稳定不变”，而后面就决定撤销，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如此之大，令人匪夷所思。但直到这时，也没有任何文件说明公社体制有什么问题，它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不适应。

    1983年1月，中央下达了一个《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出了“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实行“政社分设”的问题，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行政管理职能单独设立，变成基层政权组织，分别改为“乡”、“村”。原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其名称、规模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由群众民主决定。但在实际上，在各级党政的紧急要求下，全部一刀切地改变。到1984年“社改乡”的任务即在全国基本完成。这一发展了25年、并由宪法规定的公社体制，只依一纸“通知”就被全部废除。

    按照中央当时的一种说法，无论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实行“政社分设”，都属于管理形式的变化，都不改变集体经济的根本制度。直到多年后的今天，许多农民群众仍然把“乡”称作公社、把“村”称作大队，“村民”不叫村民而仍然称作“社员”。他们不愿考虑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区别。

    很长期间主流媒体一直宣称：自从撤销人民公社之后才带来农业的大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

    事实是，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之后到整个70年代，中国农业就一直是持续发展的。尤其是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从未出现过波动。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是给予明确肯定的。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资料，仅从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13年的时间内增长了56.7%，年均增幅达3.5%，尤其是1975年以后这种增长更出现加快的趋势。以1978年为例，就比1977年增长7.8%，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长了9%。我们说，粮食产量在十几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没有出现一年滑坡的现象，这是迄今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时期所从未有过的，是了不起的成就!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当时中国从总体上告别了贫困，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邓**在1982年也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文选》、第二卷第405页)而这种稳定、快速的发展正是在被称为“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时期实现的。

    无疑，在1978年后至80年代初的改革中，中国农业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群众生活进一步改善。这种发展其实正是70年代农业发展的继续，完全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实现的，它与实行“分田到户”并不相干。相反由于“分田到户”拆散了集体资产、水利设施和大型生产工具，从集体的大片耕地划分成个体小块承包地致使大型机械设备无法利用，喊了多年的实现农业现代机械化成为泡影，造成生产手段不断降低，因此生产后劲很快消失。事实上这种增长到1984年就达到了高峰，到1985年就出现了粮食产量下降的局面，此后就进入长期徘徊状态。而这个时间也正是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被撤销之时。众所周知，人民公社是在1984年完成撤销的，而从1984年至2003年近20年时间里，全国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38万吨，即由40732万吨增至43070万吨，年均增长率只有0.4%。增长速度才只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九分之一。2003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仅670斤，这比1979年还低，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2600多元。而这种情况恰恰发生在人民公社被撤销之后。

    不仅粮食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85-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仅为3.7%，比1978年的6.7%相差很大)，而且农村安全状况和社会风气日益恶化，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降低，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出现，乡镇政府机构膨胀、人员十数倍地增加，乡村干部腐败风气盛行等，大量社会问题都是在农村改制之后产生的。谁能说出自从人民公社被撤销后农村究竟出现了哪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与人关系和谐的新景象?

    相反人们看到，当初有少数对“分田到户”持怀疑态度、顶着不办而一直坚持走集体道路的大队，如河南省的刘庄、南街村，江苏省的华西村，天津市的大邱庄，北京市的韩河村、窦店村，河北省的周家庄公社、半壁店，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湖北省的洪林村，大连市的后石村，广东省的崖口大队、容桂镇，浙江省的藤头村、望海岗，四川省“西部第一村”的宝山村，江西省进顺村、花园坪村，山东省西霞口村，南山村，西藏那曲地区嘎措乡人民公社等，全国大约有3000多个这样的集体，它们的经济发展反而更加迅速，率先进入共同富裕的先进行列。与大多数农村不同的是，他们那里没有贫穷、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大量社会矛盾，集体福利和保障健全，无一不是当地的最发达、和谐的社区。实践最有力地拆穿了所谓“集体道路不能使农民富裕”的谎言。

    人民公社不是被广大农民群众抛弃的，而是被有人利用行政手段强令取消的，是典型的长官意志、以言代法的体现。在其背后显然是有一种政治上的图谋!

    (作者：燕凌斯。激流网选自《澄清史实——对新中国前三十年若干问题的研讨》)

         


    附文：大寨与小岗村现状对比，惊呆国人！

    前不久，有记者到小岗村采访，村民对记者说：“我们是一步越过温饱线，20年未进富裕门。”记者看到，还有一些农民至今仍住在茅草房里，冰箱、彩电等生活用品在农舍里难得一见。

    为庆祝改开20周年而修建的友谊大道、小学校舍、村委会办公楼以及开通的程控电话等，都是政府和社会赞助出资兴建的，没有一项是小岗村人自筹资金建起的。

    而被精英们嘲笑的毛泽东时代农村典型大寨，却靠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在2000年以前让农民生活实现了三有三不。

    三有是：

    小有教（从幼儿到小学免费上学）；

    老有靠（实行了养老保险金制度，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可领到60元，70岁以上月领100元，共产党员月领150元，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战的月领120元）；

    考有奖（凡考入大学、大专、中专的学生集体年发给奖学金，本科大学生年1000元；专科大学生年800元；中专生年500元）。

    "三不"是：

    吃水不用吊（自来水）；

    运输不用挑（汽车、拖拉机）；

    看病不用跑（村办医疗保健站服务上门）。

    大寨人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改善，而且设施和建设环境方面的改造是同步进行的，93年投资80多万元建起了三层楼的新办学校，改变了教学环境。

    94年投资120万元修筑了3.8华里的盘山公路，硬化了路面街道。

    96年投资160万元打深井引水，井深742米，从根本上解决了人吃淡水的问题。

    95年开始建设大寨森林公园共投资1000多万元，内有周**纪念亭、郭沫若墓碑、展览馆、农民文化艺术馆、陈永贵墓地等景点，植树造林，种植花卉1000多亩，不仅发展了旅游事业，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寨的生态环境。

    2000年投资207万元，修筑了一座能蓄水6万方的水库，可灌溉大寨的600亩良田。

    被鼓吹的农村典型小岗村虽然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至今还是穷，而被精英们嘲笑的大寨不仅不花一分纳税人的钱，相反在2000年时上缴国家税收就实现了350万元，上交提留资金年300多万元，人均上交国家1万多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