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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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毛泽东大传——034

第34章

“要站稳立场。农民闹革命，打垮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政权，土豪劣绅威风扫地，所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上层人物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是不足为怪的。”话说毛泽东在完成农民运动考察及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农民运动已经席卷了湘、鄂、赣、粤4省，而且波及到了黄河流域。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民运动，急需再次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大力培养农运人才。毛泽东立即投入到为筹办湘鄂赣三省农讲所的工作之中。按照原来的计划和约定，湘鄂赣3省国民党党部推选出8人，组成了“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这8个筹备委员是：湖南的毛泽东、周以粟、陈克文，湖北的张眉宣、陈荫林、陆沉，江西的龚式农、王礼锡。筹备处成立后，毛泽东即着手解决农讲所的校址、经费、招生名额、课程设置、教员以及农讲所组织机构和章程等问题。恰在此时，河南一带带有迷信色彩的“红枪会”活动频繁，且其迷信组织遍布直、鲁、陕、豫诸省，影响甚大。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在讨论农民问题时，推举毛泽东为“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的主席委员。毛泽东奉命前往调查后，他认为，“红枪会”大部分是农民反抗兵匪的组织，应该团结、帮助、教育他们。他从大革命的第一线返回武昌以后，提出原定的湘鄂赣3省的农讲所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新需求，主张扩大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范围，给豫、鲁、皖、直、苏、川诸省一定的学员名额，吸收“红枪会”内革命分子参加学习。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为顺应各地农运工作者的要求，决定将湘鄂赣3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改由中央创办，交国民党中央农委管理，命名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样，国民党中央农民委员会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1、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委员会报告筹备经过；2、依照中央决议，将3省农讲所扩大为中央农讲所，农讲所章程根据3省农讲所章程进行修改通过；3、中央农讲所学习时间为4个月；4、农讲所负责人，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5、农讲所学生，因事实之需要，除原定600名外，增加200名；6、农讲所经费每月5100元，向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取，新增200名学生之经费，等预算后亦请中央拨给；7、农讲所先开课后开学；8、农讲所军事编制及军事训练人员，由常务委员拟定报告本会决定。农讲所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常务委员会，下设教务、训练和事务三处，分别由周以粟任教务主任、陈克文任训育主任、柳季刚任事务主任。后来，由于邓演达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军政要职，公务繁多，所以，实际上是由毛泽东主持农讲所的工作，他亲自为农讲所选聘教员和干部，还亲自为农讲所制定教学计划。毛泽东为了把农讲所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对专任和兼任教员的选择十分严格，聘请了许多共产党员来所任教，他们是瞿秋白、周以粟、夏明翰、恽代英、彭湃、方志敏、李立三、陈荫林、于树德等著名共产党领导人；还有国民党左派和知名人士邓初民、陈克文、何翼人等。毛泽东也亲自主持农讲所的招生工作。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启事公布后，许多热心农民运动的青年，都纷纷写信给农讲所“要求投考”。农讲所要求入所学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革命观点确定”；二、毕业后决心回到乡村做农民运动，无他异想；三、“身体强健耐劳”，“能在农讲所服严厉之军操，到乡间能走远路”；四、中学毕业或肄业者，高小毕业“常识较优者”；五、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毛泽东十分注重学生的政治质量，对来自乡间从事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优先录取。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一方面筹备农讲所，一方面也兼任着其它一些社会工作。原来，恽代英此时正主持着武汉军校的政治工作，毛泽东和他再次聚首于武汉后，他就邀请毛泽东到军校担任武汉军校政治教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深受广大学员们的欢迎。此外，毛泽东还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上作《中国各地农民状况》的报告。再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过紧张的筹备，所招学员800多人，大部分已经到校，只有新增豫、直、陕、鲁等地学生不能按期入学。毛泽东感到农讲所必须尽快开学。1927年3月7日，毛泽东决定已到学员先期上课，待其他学员全部到所以后再举行开学典礼。这一天，毛泽东又参加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率先提名恽代英为提案委员会委员，使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提案委员会中占绝对优势。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还针对蒋介石把持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会议的情况，向大会提议说：“现当在开全体会议期间，政治会议暂不开会，遇有重大事件发生，应授权主席团全权办理，但须向大会报告。”毛泽东的主张，是要坚决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势力，限制蒋介石的权力。他这一提议得到了于树德等多数人的赞同。大会在表决时，获得多数票通过。   此时的蒋介石，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意欲篡夺党、政、军大权，建立独裁统治的面目已经暴露无遗了。早在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议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武汉迁入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暂住，由此挑起了“迁都之争”。于是，武汉地区开展了以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为中心内容的“提高党权运动”。2月，蒋介石在南昌又发表了**演说，他说：“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2月28日，湖北阳新县土豪劣绅在蒋介石反革命气焰的鼓动下，纠集流氓打手数万人，闯入县农民协会和工会，将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9人捆绑到县城隍庙，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第二天，土豪劣绅又纠集土匪流氓三四千人，在全县各乡大肆焚掠，制造了“阳新惨案”。3月6日，蒋介石又唆使他的爪牙倪弻等人，暗杀了江西全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制造了“赣州惨案”。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监察委员会委员及候补执委、监委委员共33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吴玉章、于树德、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夏曦等10余人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陈友仁、徐谦、彭泽民等10余人。毛泽东是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会议的。蒋介石以要“迁都南昌，驱逐鲍罗廷”为借口，拒不参加二届三中全会，并向会议“请辞”中央常委和军委主席职务；他还裹挟了一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委委员不参加全会。3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常务委员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称《农民问题案》。3月14日，毛泽东等人又联合提出《对农民的宣言案》。毛泽东、恽代英等7人被大会主席团指定组成审查委员会，审查《对农民的宣言案》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3月16日，全会通过了《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对农民的宣言》阐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农民就不能获得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抵于完成。”《宣言》还强调说：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不解决，一切纷扰变乱都不会平息，革命亦终究没有完成之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现在“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农民问题决议案》是对《对农民的宣言》的具体实施纲要，共有10项内容，主要有：立即着手建立区乡自治机关；在区乡自治机关内建立土地委员会；改组乡间武装团体为人民之武力；减租25%；区乡公地及庙产，应交区乡自治机关管理；严重处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依法没收其土地财产；改革旧的田税法则；禁止高利贷盘剥。《决议案》要求各地“党部及革命的民众团体立即实行之”。否则，“国民革命将发生很大的危险”。二届三中全会还决定组织中央土地委员会。也就在3月16日这一天，苏联《真理报》出面为蒋介石打圆场了。《真理报》在其发表的社论中言之凿凿地声明说：“蒋介石保证忠于革命的原则，服从国民党的领导。”3月17日是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鉴于武汉军校黄埔同学会受蒋介石操纵日趋反动的情况，他在会议上提议取消武汉军校的黄埔同学会。毛泽东说：“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学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递嬗，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恽代英、吴玉章立即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吴玉章说：“毛同志提议不得设同学会，本席赞成。”会议主席将毛泽东的提议付诸表决，与会全体人员一致通过。全会在讨论彭泽民的军事政治学校提案时，詹大悲、吴玉章、恽代英等人，都表示同意彭泽民的提案，主张把军校由蒋介石的工具变为国民党的工具，改校长制为委员制。这一提案实际上是要撤销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校长职务。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多项限制蒋介石权力、提高党权的决议。而且还决定：免去蒋介石的中央常委、军委主席和中央军人部部长职务，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二届三中会议还决定请回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复职。全会还提出“阳新惨案”的处理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他说：“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全会决定以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3人，为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领导下，武汉地区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反蒋运动，这是武汉政府时期反对国民党**的高峰。是年3月，毛泽东要参加完二届三中全会的夏曦和在武汉的李达一起回长沙去，与在长沙的谢觉哉、郭亮等人，筹办国共合办的国民党省党校，由李达担任教育长。3月1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联合召开欢迎鄂豫二省农民代表的大会，到会者及农讲所学员约千人。连日来，毛泽东对地主阶级残杀农民的行为，一直十分愤怒。他代表国民党中央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以“阳新惨案”的事实告诫大家，他说：“农民与地主的冲突加剧了。”“我们要坚决维护农民的利益，打击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气焰。”3月25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赣籍学员150余人，为“赣州惨案”结队渡江，到汉口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枪决杀人凶手，释放被捕工人，并且，要求中央政府致电责问蒋介石。3月26日下午，农讲所全体师生举行了有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惨杀工农之事实，由此可以说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在秣马厉兵，向革命反扑，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追悼大会发表了宣言，宣言中说：污蔑农民运动“过火”、“胡闹”，是制造反革命舆论，企图“向我们贫苦农工大众进攻，现在，我们是处在生死的关头了！”阳新、赣州惨案就是例子。宣言号召农友、工友团结起来，武装起来，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行农村大革命”，“我们要向那封建势力的黑暗继续不断地进攻，早晚必能得到光明的前途的。”“誓为阳新、赣州死难农友、工友复仇。”追悼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又带领讲习所的广大师生举行了游行示威，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严惩阳新惨案凶手，要求“将蒋介石交付监察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按照党纪惩办。”后来，毛泽东和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成员以及湖北省党部、湖北省农协有关人员一起，在阳新大张旗鼓地镇压了反革命，枪毙首犯10人，判处徒刑11人，狠狠地打击了反革命派的气焰，全县农会会员由几万人激增到30万人。说到在这里，不能不讲一讲陈独秀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的态度。在3月25日那一天，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说出了一番表达他自己的真实思想的话，他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现在上海的资产阶级与**勾结，党军也很右倾。如果我们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纯粹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阵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直鲁军斗争还有现实意义。”可是不久，共产国际就在3月30日来电告诫中共中央说：“1、不要让武力冲入租界；2、注意左**之冲突。”再说此时毛泽东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动全国农民协会的建立问题。要求建立全国农民协会最早是由广东提出来的。早在1926年8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扩大会议，阮啸仙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要筹备全国农民协会，号召全国农友一致起来，统一全国组织”。这次扩大会议还提出，要在广州设立全国农协筹备处，“以促进全国农民大团结之早日实现”。继广东之后，是湖南提出了建立全国农民协会的要求。1926年12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参加了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他促使大会通过了一个《请求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的决议案》，决议案提出：“本大会应即联合广东、湖北、河南之农民协会，在最短期间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农民的协会，以确定今后全国农民运动的方针，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到了1927年春，广东潮、梅、海陆丰等17县农民代表大会及劳动童子军代表大会再次提出，请广东省农民协会发起组织全国农民协会。毛泽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议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筹组全国农民协会问题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的支持。邓演达在中央农民部关于全国农运计划的报告中提出：“全国农民协会之成立刻不容缓”。3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将筹组全国农民协会列入中央农民部的工作计划，以“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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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毛泽东、陈克文，湖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周以栗、易礼容，湖北省农民执行委员陆沉，江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方志敏、陆智西，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陈子林、宋英、孔寅初等，召开联席会议。

会议决定由湘鄂赣3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与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于3月30日召开联席会议，共同推举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还规定：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是，临时代行全国农民协会的职权及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等事宜。

3月30日，湘、鄂、赣、豫四省农协代表在湖北省农协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广东的彭湃、湖南的易礼容、江西的方志敏、湖北的陆沉、河南的萧寅谷和国民党中央的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孙科、徐谦、张发奎、谭延闿、唐生智13人为委员，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以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陆沉、谭延闿5人为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推举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

1927年4月2日，在国民党中央二届常务委员会第5次扩大会议上，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邓演达提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5人组成。其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的土地分配状况，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呈送中央执行委员会核准后，交农民部执行。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太忙了，短短的十几天时间，他就新添了3个职务。

4月4日，已经开学将近1个月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中华路都府堤红巷13号举行了开学典礼。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国民政府、各群众团体及国际工人代表团的代表100余人到所祝贺。

此时，农讲所学员来自17个省，共计739人。其中，农民260余人，工人40余人，学生400多人。

毛泽东高大伟岸的身躯穿着灰布长衫，留着中分式乌黑的长发，与邓演达、谭平山、周以粟及国际代表登上主席台。邓演达主持开学典礼，毛泽东讲了话。

教务主任周以粟报告了中央农讲所成立经过和教学方针。他说：农讲所学员要“切实研究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的政权问题、农民的武装问题。”

在典礼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表了开学宣言。宣言中说：

“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这继续二次北伐的革命高潮中，举行开学典礼，这实在有非常的意义。其意义之重大，简直等于二次北伐誓师。”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

“今天的开学，可以说是我们的誓师。我们从今天起，决心为农民奋斗而牺牲，除了农民运动，没有第二条路走。”

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在典礼上发表了演说；法国代表理越、英国代表汤姆、美国代表白劳德也相继发表了演说。

开学典礼结束后，前来参加庆典的刘谦初和他的未婚妻、共产党京山县委副书记张国兰见到了毛泽东。刘谦初指着张国兰对毛泽东介绍说：

“毛委员，这是我的朋友张国兰，在京山县委工作。”

“好哇！京山县的农民运动搞得怎么样？”

毛泽东热情地握着张国兰的手，笑着问道。张国兰说：

“农会成立了，给土豪劣绅带上高帽子，审判斗争了一些恶霸。农民的情绪高涨。不过骂农民运动‘糟得很’的人也不少，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民运动’。”

毛泽东说：

“要站稳立场。农民闹革命，打垮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政权，土豪劣绅威风扫地，所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上层人物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是不足为怪的。”

刘谦初早年在山东齐鲁大学、北京燕京大学读书，后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1926年随北伐军来到武汉。张国兰，1903年出生于湖北京山县青树岭张家湾一个豪门之家。她后来改名为张文秋，还有个曾用名叫张一平。张国兰在1919年参加了恽代英、林育南在武汉领导的五四运动；此时正在湖北女子师范读书，受教于陈潭秋、董必武。经恽代英介绍，刘谦初和张国兰建立了恋爱关系。

也就在4月4日这一天，正当毛泽东在外奔忙的时候，杨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3个儿子毛岸龙，又名杨永禄。毛泽东顾不上照顾杨开慧母子，继续忙他的事务。

毛泽东鉴于统一战线中**倾向日益明显，为了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大学员能真正地站在革命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说话，就发动全所学员和教职员，参加制定了一部农讲所“规约”。在这部“规约”中，对于学员的学习目的及责任明确写道：“我们进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决农民群众的痛苦。”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承担我们的责任，每个学员必须具有自觉的纪律，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努力克服封建社会带来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毛病，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有效的革命工具”。

“规约”中还郑重提出：“现在许多反革命的势力，都是从这些封建的制度、封建的思想习惯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党最近以来，有了一种个人独裁的倾向，有了老朽昏庸腐败的分子在里面作怪，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习惯的存在。”“我们非把我们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毛病痛切地扫除，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做一个落伍的分子，难免有右倾的危险。”

毛泽东要求教师特别注重学员世界观的改造，帮助学员克服个人主义、保守观念。他还常常抽空到讲习所学员中了解情况，谆谆教导学员们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急先锋”。

中央农讲所开设有“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村教育”、“农民问题”等课程；又增加了恽代英讲授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帝国主义与中国》。

恽代英长期从事青年工作，由于他的博学多才和高尚人格，在青年中威信很高，被誉为青年领袖。恽代英还极富口才，演讲很有魅力。他和瞿秋白都是共产党内著名的理论家，他们的课深受学员欢迎。

毛泽东后来还聘请李达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法》。

尽管李达已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待他还像对待党内的同志一样。毛泽东曾经委托李达去做唐生智的统战工作。唐生智后来回忆说：“记得 1927年春在武汉，有一次，李达到我家来，他说：‘润之先生希望你同我们一起干革命，要我来问你，你干不干？’我说：‘干，当然要干嘛’。”

毛泽东亲自兼任的“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主课占他全部课时的60% 。他所讲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以湘南湘潭西乡一位租田15亩、仅一妻一子的壮年佃农为例子，详细地计算了他一家的收入与支出。毛泽东“假定事实”是：在绝无水旱风雹虫病各种灾害；身体强壮，绝无妨碍工作之疾病；精明会算；所养猪牛不病不死；冬季整晴不雨；终年辛劳全无休息；在这6个条件下，一家人的收支相抵，尚欠19.17元。事实上，这6个条件全部俱备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通过这个典型分析，得出结论说：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的佃农都苦，这正是许多佃农被迫离开土地，变成兵匪游民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还在农讲所讲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讲课那一天，校内800多名学员和教职员工以及校外的群众把大教室和走廊挤得满满的。毛泽东慷慨激昂、逻辑严密、生动形象、深刻鲜明的讲演，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农讲所还编印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供学员及全国各地农运工作者自学参考。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农讲所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经常请贫苦农民到所里做报告。组织学生到洪山、石咀、咸宁、通山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还组织学生带着农讲所印的《农村阶级分析调查表》到武昌郊区，调查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和地主豪绅的罪恶。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惨杀工农群众的严峻形势下开办的。因此，农讲所非常注重军事训练。农讲所在“规约”中明确规定：

“为要纠正浪漫的个人活动，并且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家要深切明了这个意义。若以为这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便是并不想要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是一种极大的错误。”

农讲所专门设有军事教育委员会，聘有军事教官。全校成立总队部，下设4个队部和1个特别训练队，学员们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农讲所学员刘征回忆说：

“把训练学生掌握武装斗争的实际本领作为重要课程。农讲所学生实行军事编制，每人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日训练2小时，每周到野外进行一次军事演习，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们的军事训练更加紧了，每日军事课增加到4小时。军事训练是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例如，在实行战地演习时，我们全副武装，携重20斤左右，有时快速行军，有时跑步前进，并演习野外露营和半夜紧急集合等。紧急集合要求在5分钟内打好背包，整队完毕。在作战演习中，不论沼泽地带还是荆棘丛中，只要‘卧倒’命令一下，就立即卧倒。不少同学经过农讲所短短几个月的训练，由普通的青年成长为后来各地武装起义和工农武装割据的骨干。”

这正是：蒋介石，磨刀霍霍要动手；

毛泽东，秣马厉兵正当时。

欲知中央农民讲习所后来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蒋介石拒不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阴谋，他的目的就是：要么二届三中全会向他妥协，要么他就要以此为契机，大开杀戒了。二届三中全会面对羽翼丰满的蒋介石，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只是撤去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虚职，而保留了他北伐军总司令的实权，这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手握重兵的蒋某人何许人也？他岂肯善罢甘休。一个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党，处心积虑地调停共产党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却心甘情愿地唯苏联人的马首是瞻而毫无自己的主张，岂有不败之理？共产党已经领教了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的手段，就不应该重犯历史上的错误。可以说，二届三中全会罢免蒋介石的职务及邀请汪精卫回国复职，只是4.12大屠杀的导火索。善良的人们还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汪精卫哪里是蒋介石的对手？于是乎，眼睁睁地就要大吃苦头了！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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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毛泽东大传——035

第35章

“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着别人来屠杀，要尽快地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话说在192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秉承共产国际的意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邀请回到上海的汪精卫，联合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汪精卫是在3月份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应邀回国复职的，他在回国前首先到了莫斯科，得到了苏联政府所给予他的充分支持的保证。4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说：“国民党是一个联盟，是一种由**、左派和共产党组成的革命议会，为什么要搞政变？……目前我们需要**，**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外，不可能有其它作为。”4月6日，占据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搜查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逮捕了苏联外交人员和在大使馆避难的共产党北方区书记李大钊及夫人赵纫兰，女儿李星华及路友于、张挹兰（女）等60余人。4月8日，邓演达主持召开中央土地委员会第1次委员会议，毛泽东因故未能参加。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等13人，向全国发表就职通电，宣布“就职视事”。通电中说：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誓立于革命地位，领导全国农民努力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与一切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做最后的斗争。”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就职后，定于5月1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临时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农协。由于邓演达肩负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重任，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工作，主要由毛泽东负责，彭湃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刚组成，就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反革命势力杀气腾腾，时局维艰。毛泽东主持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真实地维护了农民的利益，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称全国临时农协是农民的“总司令部”。1927年春，周谷城来到武汉，毛泽东知道后，就到周谷城借宿的邻近黄鹤楼旁的廉价小旅馆“一枝栖”去看望他。毛泽东一进门，就关切地问他说：“周先生，你为什么住了这样的旅馆？”周谷城说：“便宜，每天只要一角钱。”周谷城把他在湖南省农讲所写的一篇《农村社会之新观察》的讲稿，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阅读后，对周谷城说：“这篇文章是花了工夫的，应该在报上发表。”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帮助下，周谷城的文章终于发表了。邓演达对周谷城的文章也很欣赏，要求周谷城到他组织的河南前线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当秘书，周谷城以自己体弱、胆怯、痔疾等理由再三推却了。毛泽东说：“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你既不想去，可否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周谷城知道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很爽快地答应了。毛泽东说：“明天全国农民协会要开执行委员会会议，你先到那里去一趟。”第二天上午9点，周谷城来到全国农民协会会议厅，一直等到执行委员会开完了会。毛泽东出来了，对他说：“我已经安排好了，周先生明天就可以到全国农民协会来工作。”就这样，周谷城在全国农民协会当了一名宣传干事。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周谷城与在毛泽东领导下负实际责任的夏明翰合作融洽。4月12日，毛泽东出席邓演达主持召开的第2次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并担任了会议记录。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经过4月8日及这一次的会议讨论后，中央土地委员会感到大家提出的问题重大，决定召开扩大会议，以便进一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从4月8日到5月6日的1个多月时间内，在邓演达的主持下，中央土地委员会在武汉一共召开了2次委员会、5次扩大会、4次专门审查委员会议。每次会议讨论都是很热烈和详细。毛泽东提出并阐述了许多问题。再说4月中旬，斯大林曾在《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很自信地说：“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做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正当斯大林规划着、憧憬着中国革命的美好前景时，中国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中国的革命者和人民群众疯狂地举起了屠刀。这一天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首先发出政变的信号，然后由杜月笙组织的“中华促进会”流氓武装，袖佩白色“工”字臂章，浩浩荡荡从法租界出发，分别向南市、闸北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上海总工会等处发动突然袭击。驻在闸北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的工人纠察队，对流氓武装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杜月笙见他的流氓武装攻不进去，就借来了一门小钢炮，硬是轰开了图书馆大铁门。正在此时，蒋介石事先安排好的原孙传芳旧部周凤岐的第26军的部队突然出现了，团长刑振南对工人纠察队喊话说：“我们是来调解纠纷的。”军队闯入大门后，将工人纠察队全部缴了械。这一天，驻守南市、浦东和吴淞的2700多名工人纠察队的1700枝枪，也被蒋介石以同样的手段，全被缴去。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旋即于当天宣布说：    “本早，闸北武装工友大肆械斗，殊属妨碍地方安定秩序，本总指挥职责所在，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缴械事件发生后，上海总工会发出通电抗议，并于4月13日在青云路广场举行了10万人抗议集会，会后，群众结队到第26军第2师司令部请愿，当他们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突然遭到周凤岐部的枪击。请愿群众当场死亡100多人，伤者无数。这一天，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上海总工会，封闭了上海特别市政府。从4月14日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全市进行大搜捕。3天之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3000余人被杀害，5000余人被捕，3000余人失踪；著名共产党员赵世炎、陈延年、孙炳文先后英勇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指出蒋介石已被帝国主义所收买，成了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工人运动的敌人。蒋介石不仅在上海动了手，事态的发展远远出乎善良者的预料。4月15日凌晨，李济深在广州部署反动军警，向工农团体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20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100余人被杀害。著名共产党员邓培、萧楚女、熊雄、刘尔崧、李启汉、毕磊遇难。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和广西等蒋介石统治的地区，也都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大屠杀。蒋介石的叛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农讲所师生差不多每天都分成小组，打着红旗，带着写好的传单、标语，深入街道、农村，发表演说，表演戏剧，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惨杀农工的罪行。同时，他们的军事训练每天增加到4小时。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政府发布《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委任冯玉祥接替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委任唐生智为副总司令；命令全国将士及革命群众团体将蒋介石捕获，按反革命惩治。这才是：与虎谋皮被虎咬，事到临头后悔迟。4月18日，蒋介石在人民的血泊中宣布建立南京政府，与武汉国民党政府相对立。毛泽东和陈独秀、林伯渠、谭平山等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左派193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上。此时毛泽东的两个弟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正一同向武昌转移。原来毛泽覃偕同妻子周文楠乘船经上海转移去武昌，他们正好在船上碰上了四哥毛泽民，毛泽民也正要从上海到武昌去。毛泽覃的发妻叫赵先桂，1905年9月5日出生于湘乡县凤音乡一个殷实富裕之家，比毛泽覃大20天。赵先桂的父亲赵蕊香亦农亦商，在乡镇开了一个“吉春堂”大商号，有几个铺面，买卖兴隆。赵蕊香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素有生意来往，毛顺生常常借用“吉春堂”的纸票。毛、赵两家还有一层姻亲关系，就是赵蕊香的姐姐嫁给了毛顺生的妻兄，毛顺生这位妻兄夫妇俩，就是毛泽东幼年认作干爹干妈的七舅父、七舅母。还在毛泽覃和赵先桂出生之前，两家老人就指腹为婚，要来个“亲上加亲”。结果两家非常如愿，毛家生了个儿子，赵家生了个女儿，于是就把儿女的婚事给定下了。赵先桂7岁入学读书，13岁又就读于表兄文运昌门下。1919年毛母病重，赵先桂就与妹妹在韶山冲侍候老人，直到文七妹去世。后来，毛泽东也把赵先桂带到长沙求学，每逢寒暑假回家，她也与毛泽覃结伴同行。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赵先桂于1920年加入新民学会。1923年就读于长沙古稻田师范，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暑假，毛泽覃和赵先桂在韶山东茅塘毛麓钟家正式成亲。婚后不久，因工作需要，两人各奔东西，就此断了红线。1925年10月，赵先桂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回国，先后在湘乡和洞庭湖滨一带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赵先桂到山东担任了山东省委秘书职务，改嫁给省委宣传部长裴光。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旋被杀害于济南。周文楠是毛泽覃的第2任妻子。她又名周润芳、周旬年，于1910年11月出生在长沙一个官宦之家。其父周模彬在清朝曾任过知县、知州。周文楠成年后，和母亲一起背叛了封建家庭。1925年，周文楠和母亲周陈轩，以及同父异母的哥哥周自娱在长沙小吴门松枝园1号家里，协助党组织收藏、保管和传递共产党的机密文件，毛泽东兄弟3人和郭亮、夏明翰、萧三都到过周家，在那里开会，研究工作。周自娱虽然是周陈轩的继子，可他却比继母大几岁，比毛泽覃年长近30岁。他早年中过秀才，后来投身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是一位很有身份的饱学先生。周自娱见毛泽覃气宇轩昂，言行举止从容，落落大方，对妹妹和毛泽覃的相爱深表赞许。1926年7月，周文楠和母亲一起到了广州，在母亲的操办下，周文楠与毛泽覃完婚。这次和毛泽覃一起转移来武昌时，周文楠正怀着将要出生的儿子毛楚雄。毛泽民哥俩和周文楠到了武昌，毛泽东派人把四弟毛泽民和小弟毛泽覃叫回家里，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方桌旁边，以打麻将为掩护，分析形势，决定今后各人的去向。毛泽东对两位弟弟说：“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着别人来屠杀，要尽快地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毛泽民说，他还想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毛泽东就说，我安排一下，你可以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总经理。毛泽覃说，他要随部队去南昌。毛泽东根据小弟的要求，就派毛泽覃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工作，授上尉军衔。毛泽东安排怀着孩子的周文楠留下来，将来可以和杨开慧和母亲带着孩子们返回湖南，坚持斗争。后来，毛泽覃离开武汉前往南昌。自此，兄弟3人各自奔赴自己的岗位。周文楠从此就和毛泽覃中断了音讯。等毛泽覃赶到南昌时，八一南昌起义已经失败，部队南下了，他追到临川时，被起义军的哨兵扣押。周**、朱德、叶挺等人都认识他，就把他安排在叶挺为军长的第11军政治部工作。这是后话，按下不表。再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以“左派领袖”自居的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口头上高喊反蒋，他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声称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2次北伐誓师大会。此时武汉政府统帅下的部队是第2、第3、第4、第6、第8军，还有冯玉祥的西北革命联军；其中除朱培德的第3军动摇于南京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之间外，第2、4、6军战斗力都比较强，特别是第4军，被称之为“铁军”，而第8军则是兵员最多的一个军，拥有10个师之众。唐生智率部开往河南，与冯玉祥一南一北夹击奉军。后来在5月间，第4军与贺龙的第15师在河南信阳、漯河一带，打垮了张学良所统率的奉军主力第3、第4方面军。是役，共产党人领导的第70、71、73、74、77团，起了重大作用；26师77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身负重伤，他坚决不下火线，最后壮烈牺牲。这是后事，按下不提。再说在4月19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举行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土地委员会的委员、中央各委员、各省区农民运动负责人、各省区党部的负责人，以及军队的军、师长、政治部主任；还有苏联顾问2人。一直到起至5月6日止，中央土地委员会连续举行了5次扩大会议。扩大会讨论的问题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和方法；农民政权问题；佃农保护法；处分逆产条例；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多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应确认并大力宣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只有废除一切阶级剥削，才能解除农民的痛苦，才能使广大农民为革命勇敢作战。”“农村政权的建立应分两步，革命时期，权力归农会，革命过后，实行乡村自治。”汪精卫、何健等人以保障革命军人利益为旗号，企图保护混进革命队伍的军阀的土地。毛泽东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革命军人无土地的，应在革命战争终了复员以后，由政府分配土地，但现在尚需作战。”夏曦鉴于军人有土地保障条例，提出应规定保障佃农条例。毛泽东支持夏曦的意见，还提出要免减佃农的租税，田主不得虐待等。会议在解决土地问题上分歧很大，经过激烈地争论后，会议决定：当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会议通过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7个决议案。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但又规定拥有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这个极不彻底的土地问题决议，提交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审批时，由于谭延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又被搁置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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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4月19日这一天，刘谦初、张国兰来到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家里，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据张文秋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谈话中间，杨开慧从房里出来，给我们倒了茶，端来了花生和瓜子。岸英和岸青紧紧跟在她身后，一个大约四五岁，一个大约两三岁，都是很逗人喜欢的机灵模样。我给他们一人抓了一把花生。岸英很有礼貌地说：‘谢谢！’岸青也跟着说：‘谢谢！’为了不影响我们的谈话，保姆把两个孩子领了出去。临出门时，兄弟俩回过头来，对我招招手，说：‘再见！’”

“因有人登门拜访，谦初和我便起身告辞。毛泽东同志亲自送我们走出大门。他还盛情地邀请谦初以后到农讲所做一次演讲，给学员们讲讲北伐的经过，谦初爽快地应诺了。杨开慧还一再邀我们常来玩。在回去的路上，谦初很有感慨地说：‘与毛泽东谈一席话，真是胜读10年书啊！’”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愤怒地声讨蒋介石这个“反革命的刽子手”，表示要消灭“蒋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的社会力量。”

4月22日，毛泽东、恽代英和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宋庆龄等40人联名签发《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纠集新老军阀，屠杀革命民众的罪行。《讨蒋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武装部队，共同“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如不打倒蒋介石，“革命群众将无噍类”。

4月23日，武汉市举行30万人群众大会，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高潮。

4月下旬的一个深夜，两个反革命分子为了打击进步学员，制造混乱，潜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宿舍，把硝镪水泼在共产党员廖琛和另一个学员黄剑夫身上。

在毛泽东领导下，农讲所经过详细调查，查明这一事件原来是混进农讲所内的国民党反动组织AB团分子策划的。他们还大量收集共产党员的活动情报，散发反革命传单。

毛泽东掌握了反动分子的确证后，突然进行了全校大搜查，查出了许多反动的秘密信件、公文和传单，以及炸弹、武器等，捕捉了一些反动分子。在全校召开揭发批判大会议后，将他们送交革命法庭依法惩办。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农讲所还清洗了混进来的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的一些学员。

4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5次扩大会议上提议说：

随着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进行，“北方农民运动应积极注意”，“北方农运是十分重要的。如不得北方农民的同情，北伐军是孤军奋斗。所以直、鲁、豫农协应早日成立。”

毛泽东的这一提案获得扩大会议通过。

在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时刻和革命的危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五大即将召开之际，毛泽东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制定了立即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主张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毛泽东将这个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及即将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4月27日，中共中央在汉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出席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蔡和森，出席会议并担任大会秘书长。蔡和森是在1925年10月，被派往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

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此时，萧三已经留法归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三在“五大”上重逢。李立三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在1926年5月广州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总工会组织部长。

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五大”在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同乡会馆正式举行。陈独秀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中的中庸的路线，或许是很短时期的，然而，在最近将来一两个月中，我们必须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农村的阶级斗争虽然正在发展，然而这个斗争还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因此，小地主是不能被剥夺的。”我们“不应陷入极左的错误，而应该采取不左不右的政策。”

陈独秀否定了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人提出的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猛烈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自治政权的提案，所以这一重要提案未能在大会上讨论。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却在北京遭到了反动军阀张作霖的残害。

4月28日上午，张作霖反动当局判处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范鸿劼等20人绞刑。李大钊大义凛然，他向反动派宣告说：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下午2点，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范鸿劼等20人走上刑场，李大钊第一个上绞刑架，他奋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丧心病狂的刽子手们为了延长李大钊痛苦的时间，行刑长达28分钟之久。国人闻之无不动容。冯玉祥下令全军为李大钊戴孝。

4月29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为加强对北方农民运动的指导，联合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被推举为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

“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将随着北伐军一起进击河南，指导战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特意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选拔出熟悉北方情形、能吃苦耐劳、善于作宣传组织工作的100余名学员，赶赴河南战区开展农运工作。   

1927年5月5日，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成员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百余名学员前往河南，毛泽东以全国农协代表及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身份参加欢送会，勉励他们努力工作。

毛泽东在五大会议休息期间，见到了4月26日才与刘谦初结婚的京山县代表张国兰，他关切地问她说：

“刘谦初同志怎么样了？听说他就要随北伐军出征了。你们俩的恋爱进展得怎么样了？”

张国兰兴奋地说：

“前几天我们已经正式结婚了。”

“哟，新娘子，恭喜！恭喜！你们不够朋友嘛，连喜酒都不请我们喝一杯。等你们生了孩子我可要吃红蛋哟！”

张国兰笑着说：

“到那时当然要来请你。”

毛泽东也笑着说：

“别人都祝你早生贵子，我则希望你多生千金。你们不是很喜欢我的儿子么？将来要是你生了女儿，我们两家好对亲家，把你的女儿做我的儿媳妇。”

张国兰笑笑说：

“好啊，你可真会讲笑话。”

这本来只是一个玩笑话，可没想到后来张国兰也就是张文秋，真的就生了3个女儿。在22年后，她和刘谦初所生的大女儿刘思齐嫁给了毛岸英；33年后，她和陈振亚所生的二女儿邵华嫁给了毛岸青。

且说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任弼时等人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会议上，根据共产国际第7次扩大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一起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特别着重批评了陈独秀在中山舰问题上的右倾错误。

其间，毛泽东因故数日缺席会议，任弼时在大会上积极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要给蒋介石以坚决的回击”的意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吸取“中山舰事件”的教训，积极准备自己的力量。他还驳斥了陈独秀的一些右倾观点。

任弼时在大会上还代表团中央宣读了《致党中央意见书》，切中了陈独秀的要害。陈独秀恼羞成怒，伸手夺下任弼时手中的《致党中央意见书》，撕得粉碎，吼道：

“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

陈独秀命令任弼时坐下，任弼时不予理睬，昂着头继续讲下去，他呼吁全党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对国民党开展坚决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事变”出现。

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虽然不接受大会的批评，但是，陈独秀个人迫于形势，也不得不作了肤浅的检查。

大会在陈独秀、彭述之把持下，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引起大会的注意，他们甚至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并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5月9日，“五大”选出31名中央委员；恽代英、邓中夏、罗章龙、任弼时、刘**均被选为中央委员。

大会选举了14名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被排在中央候补委员第一名。

大会还选举了7名中央监察委员，3名候补监察委员，组成中央监察委员会。

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苏兆征、张太雷、周**3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3人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蔡和森代理秘书长职务。瞿秋白主管中央宣传部、党报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五大”结束后，毛泽东离开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由谭平山接替他兼任农委书记。毛泽东赋闲在家，杨开慧陪同默默无语的丈夫登上了武昌蛇山。

此时此刻，党的“五大”仍然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等人身上，毛泽东已经预感到一场劫难即将来临，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拒不接受他要求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在无比的郁闷和惆怅中，毛泽东漫步在对峙于大江两岸的龟山和蛇山，徘徊在蛇山上一座建筑于公元3世纪的灰白色建筑物黄鹤楼前。面对烟波浩淼、奔流不息的滚滚长江，他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吟道：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就是毛泽东那一首有名的《菩萨蛮.黄鹤楼》。站在丈夫身边的杨开慧听了，激动地说：

“润之，这首词真好，前几句太苍凉了，后几句一变而显得昂扬，壮怀激烈，我听了也心绪难平。”

毛泽东说：

“目前武汉的这个局势，叫人心绪怎么静得下来！不过，我想办法总会是有的。”

正是：诗人忧国忧难解，壮怀把酒酹江潮。

欲知毛泽东在逆境中如何斗争，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估计和期望甚高，谓之是一个能干的人才，断言他除了反帝以外没有其它路可走，岂不谬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固然难辞其咎，但历史学家们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往往为斯大林这个“尊者”讳，这就难免有失公正了。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批评陈独秀，结果被剥夺了表决权，还被罢免了职务。陈独秀对外俯首，对内可也真够专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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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毛泽东大传——036

第36章

“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拿起武器，到农村去，下

乡组织农民。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以暴易暴，拿起

枪杆子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话说1927年5月13日，驻扎在宜昌的武汉国民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勾结四川军阀杨森，通电联蒋**，发动了反革命叛乱，偷袭武汉。

5月17日，夏斗寅率部进逼距离武汉20公里的纸坊。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所属主力部队，大多开赴河南前线，与奉军激战，根本无法回援。形势万分危急！

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恽代英建议说，组织“农工及学生两千人，编为义勇队”，开赴前线讨伐夏斗寅。

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以武汉警卫团和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为骨干，整编为中央独立师，由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和党代表恽代英率领，开赴前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找到毛泽东，要求他组织农讲所学员协助独立师防御。毛泽东欣然应允，他说：

“如果能较好较快地镇压夏斗寅，湖北大致不会出什么岔子。”

毛泽东立即将农讲所学员400余人枪送出去，编入叶挺的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

中央独立师在叶挺和党代表恽代英率领下，很快就平定了夏斗寅的武装叛乱。可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这就叫按住葫芦瓢起来。

5月21日，驻扎在长沙的国民革命军以何健为军长的第35军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何健的策划下，率所部在长沙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突然发起进攻，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还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叛乱，长沙城顿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许克祥制造的这次反革命事变，历史上称为“马日事变”。

汪精卫面对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却认为是一次“军事冲突”，他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原来主张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但听到汪精卫的意见后，马上改变了态度。陈独秀说：目前从政治上考虑，不宜用武力讨伐，“百事应由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

中共中央在陈独秀的把持下，最终采取了“农军不得进攻长沙，湖南问题静候武汉国民政府解决”的方针。

国民党中央组织了一个5人赴湘特别委员会，对马日事变进行调查；许克祥根本不把武汉政府放在眼里，拒绝调查，赴湘特别委员会在岳州受阻。

5月31日，全国农协及湖北省农协在汉口普海春饭店宴请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毛泽东主持宴会并致欢迎词。他说：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命题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在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

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中国农民“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无产阶级是农民的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

5月底，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军事训练再次派上了用场。这一天，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委员、省政府农工厅厅长董必武来向毛泽东紧急求援，请求农讲所学员增援湖北麻城农协。

原来湖北麻城逃往河南光山的土豪劣绅，和当地地主武装勾结，结成反革命同盟，对农会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制造了反革命惨案。他们还纠集当地的红枪会2000余人，围攻麻城县城，企图一举消灭城里的农民协会和共产党组织。麻城县委特别支部派农民自卫军队长王树声，到武昌向董必武汇报。董必武立即召开会议，组织了一个查办麻城惨案委员会，由王树声做向导，赶赴麻城。这个委员会到麻城后，立即组织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坚守麻城，激战六七天，终于打退了围攻县城的反动武装。红枪会众暂时向北乡的巢穴撤退。麻城解围后，查案委员会的成员回到武昌向董必武汇报。为解除后顾之忧，董必武这才向毛泽东求援。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城南街一个书香世家。1903年考中秀才。1914年赴日留学，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他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与毛泽东相识。

毛泽东和董必武紧急磋商后，立即调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以湖北籍为主的学员300余人，组成学生军，与省政府警卫团3营一起，前往麻城增援，追剿红枪会会徒。6月初，农讲所学生军300余人奉命开赴麻城剿匪。学生军和警卫3营在麻城工农群众的配合下，大举反攻，一直打到河南新集附近，取得了平叛斗争的重大胜利。

1927年6月1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明纳兹，收到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来的“五月指示”。“五月指示”的内容是：1、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决实行土地革命。2、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5万革命群众，编成几个新军，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3、鉴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领导正在动摇妥协，应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去，把国民党改造成工农专政的政党。4、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

尽管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此之前指导中国革命有过错误，但这个“五月指示”在此时的中国还是可行的。据1927年6月武汉政府农民部调查，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指导下，全国农民运动又有深入的发展。此时的湖南有农民协会会员有600余万人，湖北有250万人，河南有24万人，陕西有70万人，广东有70万人，江西有38万人，此外在四川、福建、山西、广西、安徽、热河等省农协会员也日益增多。

单说位居全国首位的湖南，农协会员已经遍布65个县。农民武装遍及城乡，农民自卫军有7000余人枪，梭镖队到处都是。许多地方还建立了区乡民主自治政权。浏阳、醴陵、湘潭等县的农民，已开始清丈田库、插标分田了。

但是，一直唯苏联和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陈独秀，这一次在接到“五月指示”后，却一反常态，拒绝向全党传达。鲍罗廷也认为“五月指示”在此时无法执行。罗明纳兹则对汪精卫还始终抱着幻想，他说：汪精卫是国民党领导人中唯一设法与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

更糟糕的还在于这个自作聪明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明纳兹，他未跟任何人商量，竟然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五月指示”送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到这个电报，大吃一惊，立即召集心腹，商量对策。

6月3日，邓演达、谭延闿、谭平山、毛泽东、陆沉等人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强烈要求对许克祥的反革命行为，必须“命令讨伐，肃清乱源”。否则，反革命将“日益凶横，愈难制止”，革命的前途就要遭受严重之打击。

6月5日，中央农讲所学生军从湖北麻城凯旋归来，第二日照常上课。

中央农讲所还发动学员捕捉外省外县逃来武汉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湖北松滋县代理知事、贪官污吏刘树勋，当了两个月的知事，就搜刮人民血汗几十万元，他携带巨款潜逃武汉后，被农讲所松滋籍学员发现，学员们经有关部门批准后，立即将刘树勋捕获游街后，送到湖北省农民协会处理。

6月5日，汪精卫以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五月指示”为借口，在武汉中央政治会议上做出决定：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的全部职务，驱逐回国。

就在6月5日这一天，国民革命军第5路军总指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转向了反动，在江西公开叛变革命。他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以“礼送”方式驱逐142名共产党员和政工干部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出江西；同时捣毁工会、农会。

一时间，湘鄂赣3省都处于白色恐怖中，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工农群众牺牲者“不下一万数千人”。

6月7日（一说5月30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以常务委员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毛泽东、陆沉的名义，发出《全国农协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训令》充分肯定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和打倒土豪劣绅的必要性，揭露了蒋介石、许克祥和土豪劣绅反攻倒算的罪行。《训令说》：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等叛变，均反对工农运动，并非工农运动果真有“过火”问题。

《训令》也承认农运中“上级机关之指导能力，不能与需要相适应，确为不可否认之事实。”《训令》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湘鄂赣农民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如少数农民有侵犯军人利益的行为，而这些也给土豪劣绅、蒋介石等反动派以造谣、挑拨离间的藉口。《训令》号召各地农民协会为不使反动派借名滋事，捏词诬陷，要“严密农民协会组织，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开始乡村建设事业；加紧宣传工作。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整个的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之森严的革命堡垒，以保障已得的革命胜利，力求耕地农有之实现，而达到解放全中国民众的目的。”

6月11日，陈独秀发表《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一文，他在此文中写道：“我们1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

陈独秀此时的悔恨尽管已经无济于事了，但是，亡羊补牢也为时不晚。可惜的是他此时尚在迷途中。

6月13日，毛泽东出席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马日事变的处理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以大量的事实驳斥“军工冲突”的谰言，澄清事实真相。他说：

马日事变，完全是潜伏在北伐军队伍里的反动军阀策动的叛乱，是许克祥的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向省农工会袭击，缴工农的枪，屠杀工农群众。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主张以强硬手段对付反革命派。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人微言轻，武汉政府在会议最后仍然决定以和平方法解决马日事变。对此，毛泽东非常气愤。

6月13日，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以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全国农协临字第四号训令》，号召各级农民协会，一致请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北伐后方的反动派；明令惩办许克祥等叛军，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恢复湖南省农协、省总工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明令禁止江西朱培德部驱逐共产党员及工农领袖；肃清湖北各县土豪劣绅、逆军、土匪，镇压蒋介石的奸细。

“训令”还号召各省农协，“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

6月中旬，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开始萌发了。

此时湘鄂赣3省已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从事工运、农运、统一战线工作的干部，无法立足，或逃离或隐蔽。毛泽东冒着巨大的危险，和李立三、郭亮一起，多次接见从湖南来武汉的工农干部们，向他们详细了解情况。据袁任远回忆说：

6月中旬，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家旅社里，召集湖南工会、农协干部会议。干部们汇报了革命者被残害的惨状，请示未来的行动。毛泽东要求大家说：

“回到原来的岗位，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拿起武器，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以暴易暴，拿起枪杆子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蔡和森也经常到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家里，与从湖南来的干部和农民谈话，与毛泽东促膝谈心。

从湖南来找毛泽东的干部中，有一位是他在北京就认识的准备去赴法勤工俭学的何坤，还有蔡协民、程学敏、欧阳健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

“现在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是，总会有高潮的到来。实践证明，高潮时，需要武装力量；低潮时，更需要武装力量，而且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你们已经暴露，要改名字，尤其是何坤，反动派已经将你列为‘大暴徒’之一。”

蔡协民笑着说：

“我不改，协民就是农民协会的意思。何坤的‘坤’字本来就不雅，要改就往‘公’字上改。”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他想了想说：

“那好嘛，何坤1918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就叫何长工吧！你们两个人来一个工农联盟！”

从此，何坤就改名为何长工了。毛泽东安排他到武昌警卫团工作。何长工所在的警卫团后来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蔡协民在红军创建时期也又和毛泽东走到了一起。此是后话，暂且按下。

再说中央农民讲习所的学员，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战斗，已经锻炼成为能文能武的革命人才了。

6月18日，中央农民讲习所举行毕业典礼，毛泽东等人向农讲所全体学员颁发了刻有“农民革命”4个字的铜质五星证章，勉励学生到农村去，开展农村革命。

后来在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农讲所学员随同贺龙、叶挺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一部分江西籍的学员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学员陈慕平回到家乡井冈山后，担任了袁文才的秘书，为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与袁文才部汇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学员戴克敏、刘文蔚、汪奠川等领导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起义，对开辟鄂豫皖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学员程伯谦协助方志敏开创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学员李骏领导了江西于都暴动，为毛泽东率领红军挺进赣南，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学员刘苹非在开创湘鄂西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6月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联合**。

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第31次会议，解除了蔡和森代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毛泽东鉴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湖南省委领导不力的状况，自靠奋勇，请求回湖南工作。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重新组织湖南省委，由毛泽东等17人组成新省委，以毛泽东、贺资深、夏明翰、李植、林蔚5人为常委，毛泽东任湖南省委书记。

毛福轩为新省委委员。1928年春，毛福轩在省委遭到破坏后转移到上海，找到毛泽民，与组织取得了联系。1929年党组织派他打入国民党金山县警察局，化名毛恩灏，开展斗争。递升至第3分局局长。1933年2月，被叛徒出卖，被捕后宁死不屈，5月18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再说毛泽东在会后丢下妻儿一家，立即离开武汉，赶回湖南。

6月25日，蔡和森告假住在毛泽东家里养病，他在毛泽东住处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他根据湖南的局势，在信中建议说：

“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然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于鱼游釜底！”“中央机关应移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即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原来，唐生智此时已经回到湖南解决“马日事变”以来的湖南事件，他到长沙不几日，在余湘三等豪绅政客的支持下，就悍然反对工农运动。

6月26日，唐生智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说：

“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到处抽捐罚款，肆意侮辱，甚至加以杀害，日言工农商学们大联合，则日事拆散联合战线，提倡阶级斗争，务使各不相容。”

唐生智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停办中等以上学校，取缔“二五减租”，公开反对共产党，默认长沙市公安局逮捕共产党员数十名，杀害5人。

唐生智还企图加害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新省委毅然举起了反对唐生智的旗帜。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了一份《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挽救革命的措施：

第一，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加强支部建设，洗刷动摇分子。第二，恢复省农工会和各级工会，酌情进行一些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第三，秘密恢复省农协及各级农协，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中，着重提出了保存工农武装的形式：

1、工农自卫军已不能公开存在，要设法在下面3个形式之下保存武装。第一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于土中。2、工农要用种种方法取得武装（如夺取溃军、团防的枪支或集资购买枪支），秘密从事武装训练。3、设法打入团防局，有组织地投入军队。4、利用各派军阀的冲突做分化工作，特别要用种种方法破坏唐生智的军队。5、有计划的从事红枪会运动。他们“劫富济贫”的口号与“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说明将来他们可作为帮助土地革命的一种力量。他们中间已输入“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现在要输入“反帝”、“反军阀”、“反唐拥农”的口号，及通俗的革命学说、革命纪律到他们里面，使之走上真正革命的轨道，而赞助土地革命。6、健全省的军事部。

这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上山下湖做绸缪。

陈公徒叹如梦幻，不知钢刀能杀头。

欲知毛泽东制订的计划如何实施，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夏斗寅叛乱、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及朱培德的反革命叛变，接二连三，革命阵营中的反水者就像祸水一样在蔓延，反革命分子纷纷投入到蒋介石的南京阵营里，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此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来的“五月指示”，不失为一剂去疾之方，中共中央如果照此办理，尚可一搏。奈何陈独秀抵制在先，罗明纳兹泄密在后，将阶级异己当作良友，岂不是蠢之又蠢！如果说“五月指示”是汪精卫发动反革命叛变的借口，倒不如说它是“七.一五”大屠杀的催化剂更确切一些。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37

第37章

“只有上山，才能真正保存武力，应付将来事变。

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话说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根据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对于军事分3类进行”安排：

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如湘潭，湘乡，宁乡，浏阳，平江，醴陵的工农组织，“上山学匪，准备长期奋斗；尚在灰色或潜伏状态中的工农武装仍保持合法团体——挨户团名称，等到起义时，再打出自己旗帜；力量弱小，组织又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则把枪支埋于地下，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部，或潜入国民党军队、反动团防，设法制造兵变，夺取枪支。要利用各派军阀的冲突做分化工作，特别要用种种方法破坏唐生智的军队。”

湖南临时省委对工农武装作出“上山”规划后，不下数十次通告各地党组织认真执行，而且派了贺尔康等人多次下去督促执行。

1927年6月29日，宁乡农民军撤到沩山后，发动了沩山起义。

后来湖南省委又派郭亮由平江到浏阳一路指导工作。据潘心源报告称：

“我们退到浏阳县城时（6月10日至7月7日，浏阳工农义勇军驻县城），他主张我们退到浏阳与江西边界当‘大王’。对平江也一样主张。”

夏明翰则被派往安源，纠正安源工人武装领导人刘义“顶着国民政府中央委员的招牌大擂特擂”的错误，将刘义调离安源，“并设法将所有矿兵改工人，排长改同志外，保安科长亦要找一灰色同志充当，用交通部名义派去。”

毛简青被派往平江担任县委书记，把平江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合编后，由余贲民率领，开往离县城百余里的幕阜山区整训。

罗学瓒去了小槐山。陈东日、武文元去指导宜章、郴州、资兴农民军，先后撤至汝城县，与汝城农民军及广东惠、潮、梅农民军联络。

此外，毛泽东还计划在湖南分片组织11个特委，7个直属县委，选派了主要负责人，并筹备建立湘南军事委员会。

在毛泽东“上山”思想指导下，湖南保存了大量工农武装，约有2000支枪。集中在安源的工农武装和湘赣边的平江、浏阳农民军，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成为起义军的基本队伍；宜章、郴州、资兴、汝城、桂东、耒阳、安仁等地的农民军，则成了湘南起义的重要力量。

再说在6月29日，驻武汉的第35军军长何健发出**训令。

6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瞿秋白根据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明纳兹的指示提出了一个议案：仍然贯彻对国民党左派的让步政策。与会者对瞿秋白的提议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没有通过这一提议。于是，国际代表纽曼就出示了一个答复国际的电报稿：《关于国共两党关系议决案》，纽曼在电报稿中称：“凡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中央之指导权”，就这样，会议被迫通过了瞿秋白的决议案。

1927年7月初，毛泽东被陈独秀紧急召回武汉，参加在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局势问题。

7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9人：陈独秀、李维汉、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以粟、戴述人、张国焘。

陈独秀在讨论湖南工农武装的出路时说：国民党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多将群众送给他们”，“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

毛泽东根据自己的经验，反对陈独秀的这一错误主张，他说：

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一是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二是投入军队中去。

毛泽东因汪精卫、冯玉祥、蒋介石先后在郑州、徐州会晤，他已经感觉到事态极为严重，汪精卫即将叛变革命。毛泽东认为，只有上山，才能真正保存武力，应付将来事变，“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蔡和森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也主张农民自卫军上山。

陈独秀坚持强调国民党省党部应大力做招兵工作，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会议采纳。

7月7日，毛泽东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委名义签发了一份“讨蒋通电”，揭露蒋介石到徐州是“策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出兵华北”。毛泽东在通电中还说：

“此贼不除，革命民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势力团结一致，共赴同仇，消灭蒋逆。”

毛泽东的这个通电，实际上是告诫人们要防止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同蒋介石一起叛变革命。

7月10日，汪精卫开始威逼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

形势越来越危急了，中共中央决定：一些知名的领导干部离开武汉，分散到各地去。陈独秀要毛泽东去四川工作，毛泽东坚持要回湖南去。中央就把他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自此，共产党内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开始反对陈独秀的错误领导了。

7月12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由鲍罗廷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退出武汉政府。

临时政治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决定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陈独秀因为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五月指示”，被共产国际指责为“违背了共产国际的纪律”，解除了他的领导职务。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去了上海。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共产党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主持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汪精卫所作的《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的报告，通过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拟定的“着即同共产党分离”的《统一本党政策案》。武汉国民党中常委第20次扩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

蒋介石从南京向武汉发来电报，对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行动表示祝贺。后来，汪精卫在8月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个，不使一个漏网“的血腥口号，他还说：“本人愿为杀共之刽子手焉”，开始了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大逮捕、大屠杀。后来据不完全统计，从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到汪精卫的“七.一五”反革命叛变，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多达33.7万人。共产党员由原来的6万降到了1万人左右。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全面失败了。

正是由于陈独秀对反动派的妥协退让和他在认识上的错误，不但葬送了中国的大革命运动，葬送了大批有才华的革命志士，同时也葬送了他的儿子陈延年，还葬送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

这才叫做：首倡建党勇举义旗，成也由你败也由你。

可怜见，大地血浴豺狼笑，万家送葬壮士死。

7月18日，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她在声明中说：国民党已经成为“此一军阀或彼一军阀手中的工具，它已不再是为中国人民未来福利而工作的力量，而是压迫者的工具，是附生在现有奴役制度上的寄生虫。”“在中山先生的政策获得推行之前，我暂时隐退。”

大革命失败后，政治局势日益恶化，毛泽东的思想也在急剧发展。

7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着手起草《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同时，毛泽东多次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成员写信，催促“所需详细军事报告”。

7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联合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终于认同了毛泽东武装农民和“上山”的思想。通告中说：

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这个革命的发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土地革命和农会政权的斗争，必须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因此，现时农民运动中最严重而紧迫的课题，就是组织革命武装。要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武装农民。

通告提出了农民武装存在的形式问题：

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3种形式之下存在：1、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联庄会”之类；2、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3、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在7月20日这一天，谭平山则在九江主持召开了谈话会，参加会议的有：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还有第24师师长叶挺。会议决定在军事上集中于南昌，联系贺龙的第20军一致行动，在南昌实行暴动，解决驻江西朱培德所属的3、6、9军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政府，建立新的政府。

谈话会结束后，谭平山将这一意见报告给中共中央。

7月21日，鲍罗廷宣布增补瞿秋白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7月23日，湖南省委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信中说盼望毛泽东回湖南工作。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复信湖南省委说：湖南省委负责人经中央常委会议重新审查，决定以易礼容为书记，省委所在地以湘阴为宜。

7月24日，邓中夏、恽代英、叶挺等人召开第2次九江谈话会议，决定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会后急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请示是否可行？

7月25日，李立三参加了第3次九江谈话会议，会议决定在政治上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国民党政府及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

7月25日，瞿秋白从庐山赶到武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张国焘、周**、张太雷、李维汉、瞿秋白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参加了会议。会议同意九江谈话会议的意见，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任命周**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

扩大会议结束后，由罗明纳兹将准备起义的情况，电告共产国际，请示批复。

此时，杨之华从上海来到武汉，瞿秋白一见到她，就从抽屉里取出3本书说：

“这是我在武汉和你见面的礼物。”

其中的第一本书就是瞿秋白出版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一）》，瞿秋白非常郑重地对杨之华说：

“这是一本好书，人人都应该读几遍，希望你好好学习。”

7月26日下午4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举行会议，罗明纳兹传达共产国际的复电说：“如毫无胜利之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与会者认为：举行南昌起义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会后，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央的决定。

7月27日，鲍罗廷在武汉国民党要人的“礼送”下离开武汉，经冯玉祥防区回国。

7月底，毛泽东所拟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已经写好了。他在“大纲”中明确写道：

“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县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个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相联络。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倒唐政府之目的。

欲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注重军事，建议请中央命令彭湃勿将现在汝城的粤农军它调。浏、平农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江西革命军中调1团人赴汝城。3部兵力约1师，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在湘南发动起义，至少有占领5县以上之把握。”“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体现了毛泽东以军事暴动为主，建立正规军队，建立革命政权的思想，这是毛泽东“上山”思想的新发展。

1927年8月1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并将《大纲》寄给湖南省委。

8月1日凌晨2时，在以周**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了，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打起了“左派国民党”的旗号，以“左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宣言。

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发表了由宋庆龄、毛泽东、谭平山、恽代英、吴玉章、邓演达、邓颖超、彭泽民、柳亚子、林伯渠、夏曦、屈武等22人署名、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布的《中央委员宣言》，揭露“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中央委员宣言》说：“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

8月3日，中共中央制订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暴动大纲》中说：

这次暴动要以农会为中心，夺取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之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并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

8月3日这一天，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决定毛泽东不去湖南，仍留武汉担负原任工作。

第二天，毛泽东接到中央开会的通知，他扮成商人模样，从武昌搭船去汉口，到湖南会馆接头。

会议结束后，天色已近黄昏，毛泽东赶紧沿着汉口的一条街往回走，忽然从巷子里闪出两个人，朝他迎面走来。毛泽东发现这两个人形迹可疑，便打算拐进旁边的一条巷子，但又怕引起他们的注意。于是心一横，大摇大摆地迎着他们走了过去。

这两个人果然是汪精卫的便衣特务，正当毛泽东和他们擦肩而过时，其中一个特务突然抓着毛泽东的一条胳膊，气势汹汹地问道：

“看见毛泽东没有？”

毛泽东临危不惧，急中生智，从容地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

“看见了，刚从这里走过去的。”

那两个人信以为真，急忙朝那条小巷子追了过去。毛泽东则从另一条巷子来到码头乘船，平安地回到了武昌的家里。

毛泽东家的保姆孙嫂陈玉英在1976年也回忆说：“记得有一天，毛主席回到家里对我们讲：今天好险啊！我在街上走，碰上了两个敌探从对面走来，问我看见毛泽东没有？我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刚从这里过去的。敌人就往我指的方向追去了……说得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

8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又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并要求湖南省委：“把南昌政变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

在本卷结束之前，不能不交代一下武汉政府中国民党一班人的归宿。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终于导致了“宁汉合流”，武汉政府被迫解散，其中的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郭沫若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去了国外，一部分人像唐有壬一样被蒋介石杀害了。而像孙科、谭延闿一班政客，有的加入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有的则加入了以汪精卫、顾孟余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

邓演达后来在1931年因反对蒋介石而被蒋介石秘密杀害。

这正是：养虎怜蛇终为患，大难来时各自飞。

欲知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结果如何，请看下一卷内容。

东方翁曰：陈独秀空有大志，胸无城府。在革命阵营里身当大任，却避良近莠，正邪不辩，始终生活在希望与幻想之中。在紧要关头，他又摇摆于共产国际与自己的意见之间，不识利弊，左右无定，面对反革命的蠢蠢欲动，既想反抗，又慑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待到有了上方宝剑，却又退避三舍，既乏策略，终无成见。这是书生式思想家干大事业时的一般通病，焉有不败之理？

毛泽东要求反击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在前，揭示汪精卫即将发动反革命叛变在后；见微知著，算无遗策。只是他人微言轻，屡遭指斥，难得一伸鸿鹄之翼。组织农民，建立武装！上山下湖，割据一方！待到千呼万唤终为众人接受之时，为时已晚矣。此乃中华民族之第一次大不幸也！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38

毛泽东大传之第三卷    战地黄花

第38章

“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话说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怡和新房”的酷热的一间阁楼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原本是中共中央在7月28日通知的一次紧急召开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可是一直等到8月7日这一天，到会的中央委员们也仍然不足中央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一半。而且因为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员，将与会者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竟然用了3天3夜的时间。就这样，待到“八七”会议结束后，所有代表们的一进一出，前后总共用去了6天的时间。

参加“八七”会议的正式代表一共有21人，其中有中央委员10人，他们是：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3人，他们是：毛泽东、陆沉、李振瀛。中央监察委员2人：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3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1人：彭公达。湖北代表1人：郑超麟。军委代表1人：王一飞。

另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洛蜀莫娃及中央秘书邓**。

邓**，童年叫邓先圣，学名邓希贤，曾用名邓斌，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一个官僚家族。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转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秋回国后，被派往西北军冯玉祥部做政治工作。1927年2月在西安参与创办中山军事政治学校，任政治部主任，后调中央机关工作。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改名为邓**。

罗明纳兹回忆“八七”会议的情况说：午夜刚过，与会的政治局成员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正在热烈讨论的时候，一个高个子的人走了进来，步伐沉着而显得高傲。他脸色黝黑而宽阔，高高的额头上长长的直发向后梳卷。坐在罗明纳兹身边的纽曼，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罗明纳兹，悄声介绍说：“毛泽东。”

毛泽东进入会场，没有注意罗明纳兹。纽曼又悄声对罗明纳兹介绍说：

“这个人很难对付，是个典型的中国人。”

“八七”会议是由瞿秋白、李维汉二人主持的；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瞿秋白作了《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提出的主要议题是：1、要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2、要由下而上地争取群众；3、要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

与会者对罗明纳兹和瞿秋白的两个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芳、彭公达、瞿秋白等人作了重要发言。

毛泽东在几次发言中，首先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说：

“国民党的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在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是，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

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是，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则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来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

毛泽东接着说：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不注意发动群众。现在，我们则恰恰相反，走到了另一面，只做群众运动，不做军事运动。

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结果，蒋介石、唐生智等一反动，一切群众运动都失败了。现在虽已注意，但是，仍无坚决的概念。”

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8月3日提出的《秋收暴动大纲》，提醒与会者说：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应该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在湘、鄂、粤、赣4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党在目前最主要的任务。

会议最后选举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构，罗明纳兹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名单：政治局委员候选人7人：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候选人7人：李立三、周**、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而把毛泽东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蔡和森、李维汉、陆沉等人在讨论政治局候选人选时，一再建议把毛泽东选入中央政治局，做中央领导工作；蔡和森、李维汉还提出，他们自己可以不进入政治局。

蔡和森、李维汉的意见遭到了一些人的无理指责，说他们是企图在中央政治局组织左派。蔡和森马上声明说：

“和森和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同志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也主张他回湘工作。现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和森又主张他在中央工作。”

毛泽东则表示说，他愿意去湖南做农民革命工作，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建议不要把他留在党中央，所以不能进入政治局。

罗明纳兹在选举表决前，决定增加两名政治局委员。表决结果是：

政治局委员9人，有：苏兆征（20票）、向忠发（20票）、瞿秋白（19票）、罗亦农（18票）、顾顺章（17票）、王荷波（17票）、李维汉（17票）、彭湃（16票）、任弼时（14票）。

政治局候补委员7人，有：邓中夏（13票）、毛泽东（12票）、周**（12票）、彭公达（11票）、张太雷（11票）、张国焘（9票）、李立三（7票）。

蔡和森因为坚决支持毛泽东而受到了排斥，他在选举中落选了。

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3人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常委分工是：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和党报总编辑；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汉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28岁的瞿秋白实际上成为负责全局的领导人。

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邓中夏负责上海党的工作；由张太雷、张国焘、周**、彭湃、恽代英、陈权、黄平，组成南方局，张国焘为书记；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由蔡和森、王荷波到北方组织新的北方局，以王荷波为书记，蔡和森为秘书；管理顺直、山西、满洲、内蒙、山东等省的工作。

政治局会议接着讨论湖南秋收起义的问题。

原来，此时以易礼容为书记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的巡视员马也尔，给中央写来了一封信，提出由湖南组织1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的军队开往广东，与南昌起义军主力一起，共同夺取广东。

由此，政治局里也有人同意湖南省委和马也尔的主张，在湘南将工农武装编1个师，与南昌起义的部队配合，共同夺取广东。毛泽东断然反对这一主张，他说：

“这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的经过中央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1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去。”

“对于绿林朋友，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够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的兄弟，不应看作客人。”

毛泽东也肯定了湖南省委的工作，他说：

“现在的省委是事变后收拾残局的，成立不到两月，它在恢复湖南组织上是建了一点功劳的。以后省委应增加工农同志的指导是很对的，以前党内群众对党的负责人是不满的。”

毛泽东的主张，最后得到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赞同和支持。罗明纳兹提议说：

“应改组湖南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去。”

罗明纳兹还提议由毛泽东去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瞿秋白则提议要毛泽东去上海工作，毛泽东说：

“我不愿去跟你们住高楼大厦，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结交绿林朋友。”

于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彭公达负责湖南省委改组工作，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

在毛泽东、彭公达临行前，中央给湖南省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湖南省委的主张，信中说：

“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4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不然，则失掉暴动的意义。同时，如把4省暴动当作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与中央决定相违反的。”

信中还说：中央决定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彭公达与湖南省委商量确定新省委名单。

中共中央又为毛泽东写了《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的一封信，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在湖南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毛泽东带着中共中央的这封信，踏上了新的征程。蔡和森则被贬为秘书，远离了革命中心，去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两位老同学老战友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再次握手告别，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8月12日，毛泽东与杨开慧都化了妆，由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儿子毛岸英、毛岸龙，先行离开武汉。然后，毛泽东和毛泽民、钱希钧夫妇，与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及小友许志行一起，也离开了武汉，前往湖南长沙。

此前，杨开慧让保姆陈玉英带着毛岸青和周文楠，已经于8月初回了湖南长沙。后来不久，周文楠于1927年9月8日在长沙小吴门松桂园小巷一栋古老的小楼里生下了她和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毛楚雄，谱名毛远大。

杨开慧及毛泽东、毛泽民、钱希钧先后回到长沙，住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北角门楼。

毛泽东在长沙同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进行了简要的交谈。

8月13日，毛泽东、杨开慧及家人回到清泰乡板仓。在杨开慧家里，毛泽东邀请5位农民、1位篾匠和1位小学教师开了2天调查会，了解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和要求。

曾经参加毛泽东调查会的钟庆生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准备走遍四府，建立数万精兵。

8月16日，由彭公达在长沙主持改组了湖南省委，彭公达任书记，毛泽东为省委委员。

8月17日，毛泽东在杨开慧陪同下，从板仓回到长沙城里“板仓杨寓”。杨开慧获悉大批军警到处搜查共产党湖南省委机关，便向毛泽东建议改变住处，于是，他们从望麓园搬到北门外福寿桥附近的八角门楼，这里离长沙市郊的省委驻地沈家大屋很近。

谢觉哉从避难的乡下，来到毛泽东家里住了几天。毛泽东告诉谢觉哉说，今后要搞武装，没有武装不能取得革命胜利；要搞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在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苏联驻长沙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在讨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时，有的人根据中央的指示说，中国小地主占中国地主的多数，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必定与大地主团结，站到反革命方面去。因此，他们对待土地问题，主张只能取政治的没收，即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交给农民。也有人说，中国革命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全部没收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的时期。因此，必须没收全部土地，包括自耕农的土地。毛泽东则说：

“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收的土地少，贫家要求土地的又多，必然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因此，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但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要废除反动政府对农民的苛捐杂税，由革命政权征收适量的农业税。”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多数省委委员的赞成。

关于暴动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两点意见，他说：

“1、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要来制造这个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个团的兵力，这个就可以做起来，否则终归要失败的。

2、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会议在讨论暴动计划时，大家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省委书记彭公达和多数省委委员，都赞成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发动全省农民大暴动的计划，他们也“想鼓动全省农民起来暴动”，提出划全省为湘中、湘南、湘西、湘西南4个区，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以宝庆为中心，全面开花，“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毛泽东则认为，这个计划不符合实际情况。他认为暴动力量不足，力主缩小暴动范围，只在湘中各县举行暴动。易礼容、夏明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经过大家激烈的争论，最后多数省委委员都赞同了毛泽东的主张，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只有彭公达一人仍主张在湖南全省暴动。

于是，湖南省委会议决定：湖南的秋收暴动以长沙为中心，在长沙周围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7县市，同时发起暴动。这个区域足以能够影响湘、鄂、赣3省。其他地方则虚张声势牵制敌人。

关于起义的领导问题，毛泽东主张湖南暴动“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他反对像南昌起义那样继续用国民党的旗子做号召。

经过毛泽东的分析和说服，湖南省委会议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说：

“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秋收起义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必定会再失败。湖南暴动要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并“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

8月19日，毛泽东根据他调查的情况，拟出了4条土地革命纲领，其中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的内容。

8月20日，毛泽东以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将上述意见报告给中共中央。他在信中写道：

“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5人来省）两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昨日与乡下来的几位农民同去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

毛泽东在信中又写道：

湖南省委拥护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毛泽东还把他所拟订的《土地纲领》草案，抄录在这封信中，提供给中共中央讨论。

8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接到湖南省委的报告后，立即开会讨论湖南暴动问题。有的常委点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与中央的提法不同。

8月23日，中共中央复函湖南省委说，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中央仍主张“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的同时发动，免陷孤立于一地。”关于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中央认为“这是不对的”，“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的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

关于土地问题，中共中央在复函中说：“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

中共中央在复函中还指示说，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

8月底，湖南省委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后，立即开会研究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讨论了中央对湖南秋收暴动计划和土地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坚持缩小范围，不赞成中央以长沙、衡阳、宝庆3地为中心的全省暴动。与会者中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8月30日，湖南省委接到了安源市委关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情况的报告，立即召开常委会议，最后一次讨论湖南暴动的计划。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常委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坚持原来的意见，实行湘中暴动。湖南省委在起义“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的思想指导下，决定组织起义的两个领导机构：

1、以毛泽东为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将修水、铜鼓、安源的武装力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2 以易礼容为书记，各县负责人为委员，组成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暴动各县的工农起义，配合工农革命军，夺取长沙。

常委会议拟定暴动口号10条。主要内容是：

“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卫！”、“打倒国民党政府！”、“农民夺取土地！”、“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省委常委会议也不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具体时间。

中共中央对于湖南起义的时间曾有两次要求：一次是1927年8月22日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要求“全省暴动应于月底以前开始”；一次则是在8月下旬的《两湖暴动计划议案》中，要求“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9月10号”。对此，湖南省委采取了积极捕捉战机的态度。他们认为，起义的具体时间，需视各地的准备情况，再作决定。

湖南省委常委还进行了分工，他们决定：

由彭公达到中共中央报告湖南暴动计划，省委另外致函中共中央，对此计划进行全面解释。毛泽东立即到浏阳、平江的农军中去组织前敌委员会。资琛到“岳州指导湘北的工作，同时与鄂南指挥委员会协商鄂南与岳州间的农民暴动工作。”

毛泽东在8月30日以湖南省委的名义，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湖南暴动计划的解释函中写道：

“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毛泽东还设计出了一面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新旗帜。他在旗帜上设计的是斧子、镰刀和五星；又在这面军旗上书写了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8月31日早晨，毛泽东和杨开慧依依惜别，他再三叮嘱杨开慧说：要好好照顾母亲，带好孩子，更要多参加农民运动。毛泽东还说：

“等到秋收暴动胜利，我们会很快见面的；暴动如受挫折，有可能长期不能见面。”

毛泽东和杨开慧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分手，竟然成为他们夫妻俩的永诀。

毛泽东又与亲人和朋友们一一握别。

此后，许志行南下回到了上海等地，在书报行业做编辑或在学校里当教师。

毛泽民则化名为周方，受命深入到湘潭、湘乡一带活动。

后来，毛泽民于9月中旬返回长沙，得知哥哥毛泽东已经发动了秋收起义，就带领一批人化装成商人模样，前往平江、浏阳一带寻找哥哥，结果在途中为反动军队所阻，乃返回长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27年底，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接中央指示，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毛泽民利用没有被破坏的原厂址继续秘密工作。他派人回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韶山党支部推荐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特夫和毛智珠的长子毛远耀等人来上海，充当秘密印刷厂的工人。1929年初，上海印刷厂被敌特发现，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机器运往天津，在英租界广东道47号办起了新华印刷厂，毛泽民担任经理，钱希钧负责排版印制。此是后事，待后再叙。

这正是：曾读《水浒》赞英豪，而今上山走一遭。

欲知毛泽东此行吉凶祸福，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是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山大王”经验，但和旧式“占山为王”的思想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是要通过军事暴动，建立革命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更重要的是，他要通过革命政权，实现党对农民的领导，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农民大革命运动。

蔡和森在八七会议上第2次被贬，实在冤枉，可见党内的民主生活到了何等的程度，连给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39

第39章

“打狗还要靠面墙呢！我们要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方针，部队作战略退却，退到湘赣粤边境上，坚持农村斗争，才能站住脚跟。”话说毛泽东离开亲人和朋友们，乘火车去安源部署起义。他在途经株州时，会见了朱水连、陈永清等同志，听取了株州方面的汇报，对株州的暴动作了具体部署。1927年9月初，毛泽东身着蓝粗布便装，手拿已经被风撕破了的油纸伞，踏着山道上的泥泞，第8次来到了安源。在曾经是工人夜校的张家湾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第7分校的两栋楼房前，参加军事会议的人员陆续到齐了。他们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市委委员宁迪卿、杨俊；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以及醴陵、衡山、萍乡、莲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负责人。据潘心源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记载说：“毛同志到安源后，即召集同志报告‘八七’会议的经过，新政策之变更，如湖南省委之改组、他自己之回湘及秋收暴动之决定。他说，两湖的秋收暴动，是我在中央时决定的。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长沙暴动以人力车工人及近郊农民为主力。并可组织500左右之伤兵。各县都已准备农民暴动，各地电线、铁路都已准备拆毁。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军队中调2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现在他们即绕道闽边，你们来了更好，希望潘心源同志将军队的情形做一详细报告，并开会讨论平、浏、醴、安各地的暴动布置工作。”毛泽东所说的贺龙及聂荣臻部队中的2团人，是指原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及平江、浏阳农民自卫军这两支队伍。原来他们都是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但因为他们未能及时赶上南昌起义，所以此时还驻扎在江西的修水、铜鼓一带。毛泽东主持的安源军事会议，经过大家的讨论，最后决定，将即将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民自卫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及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余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由毛泽东担任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由卢德铭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余洒度担任第1师师长，余贲民担任副师长，钟文璋任参谋长。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3个团：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主力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由钟文璋为团长；何长工此时为该团参谋。以安源路矿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2团，由王新亚为团长。以浏阳农民义勇队及一部分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战士为主力，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3团，由苏先俊为团长。会议还决定，起义部队兵分3路，进击长沙。第1路以团长王新亚率领的第2团，自安源进攻萍乡、醴陵，与醴陵、株洲的农民暴动相结合，从南面向长沙取包围形势；第2路以团长钟文璋率领的第1团，到铜鼓和第3团会合进攻浏阳，然后自修水出发进攻平江，发动平江农民暴动，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进攻；第3路以团长苏先骏率领的第3团，由铜鼓出发，向浏阳进攻，发动浏阳的农民暴动，进逼长沙。3路起义部队得手后，在长沙城内工人暴动的配合下，一同会攻长沙城。王新亚向毛泽东建议说：“我们万一起义失败，可以投奔到井冈山上去，我在那里有袁文才、王佐两个‘老庚’。”王新亚所说的老庚，就是拜把子兄弟。毛泽东听王新亚如此一说，忙问原由。王新亚便把大革命失败以前，4县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城的情况述说了一遍。原来，在那时攻打永新的部队中，除了农民自卫军以外，还有来自井冈山上茅坪、茨坪的两支绿林武装，一支是袁文才的部队，一支是王佐的部队。王新亚的汇报，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从此，在他的脑子里不仅牢牢地刻下了“井冈山”3个字，而且也储存了袁文才、王佐这两个人的名字。张家湾会议一结束，安源市委在煤矿马上召开了党员会议和工人骨干分子会议，动员和布置武装起义。工人们奔走相告说：“毛委员又到安源来了！我们又要开展新的斗争了！”9月4日深夜，杨士杰根据组织决定，秘密处决了矿警队中8名阴谋投敌的叛徒。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举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授旗仪式的口号是：“坚定地跟共产党走，听党的指挥！”授旗仪式已结束，毛泽东又马上赶往安源路矿第2工人夜校，参加那里的安源工人骨干分子会议，他还在会议上讲了话。毛泽东回到张家湾住处，接到湖南省委9月5日的来信，信中说，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长沙的暴动日期问题，决定：“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毛泽东立即写信报告湖南省委，他对省委关于在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铁路及株萍铁路、11日各县起义、15日长沙起义的决定，表示原则上同意。但他强调说：长沙城内的暴动必须与前方的军队配合，待我军逼近长沙时方能实行，不可轻举妄动。“约定11日安源发动，16日进攻长沙。”可是就在9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指示信中说：湖南省委在8月30日信中向中央汇报的集中湘中暴动、放弃湘南计划，实是一大错误。中共中央还对毛泽东在8月20日以省委名义致中央信中提出的建议，加以否定和指责。中央说：“关于政权、国民党和没收土地诸问题，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9月6日，毛泽东要离开安源，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一起，亲赴铜鼓县城组建第3团。有人说：“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很不好走，到处都有敌人的军队。”毛泽东笑了笑，说：“不要紧，路总是要人走的。”毛泽东还告诉大家说：“铜鼓一带也有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也是这次秋收起义的军事骨干，那里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毛泽东身穿白色衣褂，脚蹬黑色圆口布鞋，在潘心源和安源工人俱乐部负责人易绍钦的陪同下，风尘仆仆地往前赶路。3人来到浏阳县和铜鼓边界的一个茶亭，只见茶亭的幌子上用隶书写了5个大字：张家坊茶亭。3人走进茶亭，一边喝茶，一边闲聊。此时，大路上突然来了一群手持梭镖的汉子。“民团！”易绍钦叫道；毛泽东说：“不要慌，我来对付他们。”这一群汉子确实是湖南浏阳的团防队。一个队长模样的人狠狠地盯住毛泽东等人，问道：“你们几个，干什么的？”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鄙姓张，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要到万载去卖点夏布，到铜鼓去卖点菜油。”那个队长模样的人说：“不对，你们是赤党嫌疑分子，跟老子到局子里去！”潘心源争辩道：“呦，老总，我们真是采购员呐！”那人坚持说：“少废话，走！”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这样回忆说：“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理。”就这样，毛泽东3人被这一队湖南浏阳的团防队员当作共产党嫌疑犯押着，回城里的团防局去。毛泽东身穿短褂，故意一瘸一拐地落在后面，他摸摸口袋中的几块大洋，心想：靠这几块大洋收买这些团丁是不够的。他挨近潘心源，压低声音问道：“有钱吗？”潘心源点点头，趁团丁不备，将几十块大洋塞进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有意和身边一高一矮两个团丁拉话，他问：“喂，朋友，贵姓？”那俩人各自说：“姓黄。”、“姓张”。“在局子里当差，薪水肯定不少了？”“屁！老子提着脑袋干这差事，说是1个月8块大洋，让团总东扣西扣，连他妈的1个铜子儿也见不到！”毛泽东说：“朋友，我是买卖人，赚钱也不容易。口袋里这几十块大洋，到了局子里肯定要落到团总的手里。两位把钱拿去吧，你们帮我保住了饭碗，我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的。”毛泽东掏出钱，塞进姓黄姓张那两个团丁的手里。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这时候打算用来贿赂押送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用兵，假如我遭到枪毙，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设法逃跑。直到离民团总部约200米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个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那是一个到了拐弯的地方，两边都是竹林，毛泽东一扭身钻了进去。潘心源和易绍钦也趁机钻进了竹林。他们还没跑出几步，就被前面的队伍发现了，团丁们大喊：“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了！”一个团丁立即追了上来，毛泽东只得站住，他等那个团丁到了跟前，就又掏出钱递过去，说：“别的没有了，朋友，再见吧。”那团丁得了毛泽东的钱，眼看着他走到前面的山坡上，才高声大喊起来：“跑了，跑了！”团防队的团丁们闻声迅速追上了山头。毛泽东对斯诺说：“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毛泽东就一直静静地蜷伏在那里。毛泽东对斯诺说：“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虽然有五六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夜幕掩护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斯诺说：“他们放弃了搜寻，离去吃晚饭去了。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毛泽东整整一个夜晚，在山丘灌木中跌跌撞撞地穿行。他赤着脚，因为押送他的团丁拿走了他的鞋子。这一是因为那位团丁贪便宜要他的鞋子，一是因为出于当地迷信的说法，死人没了鞋子穿就不会变成厉鬼报复害他的人了。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筋疲力尽、遍体鳞伤的毛泽东迷了路。毛泽东对斯诺说：“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7块钱，买了1双鞋、1把伞和一些吃的。”毛泽东又走了一天，来到了一个市镇，走到一家店门口，就问：“老板，歇得客么？”店老板见毛泽东没有行李，身上穿一件汗衫，脱下来的短褂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就冷冷地回答说：“歇不得！”毛泽东一连碰了几个钉子，他来到街尾的一家店门前，索性不再问了，径直走进去坐下来，大声喊道：“老板，打水来洗脚！”老板只好让他住下了。第二天，毛泽东终于到了铜鼓境内的农民赤卫队驻地。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9月8日，湖南省委发出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9月8日，共产党员、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在向中央汇报工作后赶回到部队，就任为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总指挥。9月9日，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了。长沙市郊的农军和铁路工人首先开始破坏粤汉铁路。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州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线。一直到15日，敌军的火车始终不能顺利通行。自此，经毛泽东历尽艰险的奔走、组织和具体部署，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搞得轰轰烈烈，成为了全国秋收起义的中心。9月10日中秋节这一天，担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的余洒渡，因为他原来并不归属湖南省委的领导，所以他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放在眼里。他不顾前委从安源通知他先率第1团到铜鼓和第3团会合进攻浏阳、然后再攻平江的命令，竟然擅自率领着第1团从师部驻地修水县城商会办公楼出发，向平江县长寿街进军了。9月10日，毛泽东到达铜鼓县城后不久，潘心源也来到了铜鼓。毛泽东、潘心源在第3团驻地铜鼓萧家祠和团长苏先俊等3团干部见了面。苏先骏向毛泽东报告说，3团已于9月7日接到了进攻长沙的命令。毛泽东立即召开铜鼓、修水的干部会，传达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和安源军事会议情况，宣布任命原武汉警卫团副团长余洒渡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钟文璋为第1团团长；苏先骏为即将组建的第3团团长。晚上，毛泽东在萧家祠亲自主持召开排以上军事干部会议，向大家宣布组建工农革命军第3团，参加秋收起义。毛泽东和师团领导还一起研究了具体的进军路线。而后，毛泽东同干部们一起参加了中秋节聚餐。9月11日凌晨，在铜鼓县城东临城依水的桥头大沙坝上，到处贴满了红色标语：“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农民夺取政权！”一面缀着镰刀斧头图案的军旗，在晨风中迎风招展。起义部队在嘹亮的军号声中，纷纷从萧家祠、李家祠、蓝家祠、武曲宫，向镰刀斧头旗下汇集。毛泽东在大会上庄严地宣布：“同志们，工农革命第1军第1师第3团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下面，全团阅兵典礼开始——”1000多名身着蓝色、灰色服装的起义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开始接受毛泽东的检阅。起义部队受阅后，浩浩荡荡向浏阳的白沙镇挺进。白沙镇3面高山环抱，易守难攻，是铜鼓通往浏阳的要道。部队到达白沙附近，毛泽东指示团部领导，要集中兵力在白沙打一个歼灭战，要向全团官兵作动员：这是第3团出师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的上庄布置攻打白沙镇的战斗，他摊开了军事地图，说：“派1营为左翼，从壕溪出发，经泉坑、水坳、黄家嘴、家槽、屙屎坳……”毛泽东忍不住哈哈哈笑了起来，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好难听的名字。”毛泽东说着故意皱皱眉头。众人笑得更欢了。“笑什么！”苏先骏团长有点不耐烦了，他板着脸说：“严肃点！”毛泽东轻轻地拍拍苏先骏的肩膀，微笑着说：“也不要太作古正经呢，‘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嘛。”下午4时许，起义部队到达离白沙4公里的濠溪，第3团立即分3路向白沙进击。此时，敌军尚不知起义部队已经围攻了上来，他们的头目正在团防局里拷打革命群众。在3团的右翼发起试探性进攻后，他们还以为是少数工农义勇队的骚扰。3团的正面攻势很猛，一下子就打到了团防局大门口，团丁们这才慌忙逃窜。起义部队在地下党组织的农民支援队配合下，与敌激战仅1时许，就胜利结束了。白沙之战共击毙敌军连长1人，士兵多人，活捉团丁100多人，缴获了不少**。毛泽东高兴地说：“白沙之战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与第3团取得白沙之战的同时，总指挥卢德铭和余洒渡率领的第1团，也在这一天越过平江、修水边界，占领了龙门厂。而在安源的王新亚第2团，按照部署攻打萍乡。他们在9月11日这一天激战了1整天，不但未攻下县城，宜春之敌又赶来增援。面对这种情况，2团决定放弃萍乡，改攻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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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在9月12日，毛泽东率第3团乘胜前进，直扑浏阳东门市。起义部队在离东门不远的十二墩，与敌军接火，击毙其排长1人，东门守敌闻讯，立即向达浒方向逃去，第3团胜利地占领了东门市。

第3团进驻东门后，立即进行革命宣传，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反动团总赖南秋、反革命分子赖宴初，然后将他们就地处决。

9月12日，王新亚的第2团在占领老关后，乘胜扑向醴陵。在与当地起义农民军会合后，起义部队分3路攻城，旋即胜而占领之。

第2天，王新亚等人在醴陵成立了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相继恢复。敌人非常震惊，调集重兵向醴陵取包围之势，企图将起义部队围歼于醴陵县城。

2团领导在这一紧急情况下，决定改变原定由醴陵取道株州进攻长沙的计划，转为经浏阳攻长沙。他们遂于9月14日主动撤出醴陵。

而此时的卢德铭、余洒渡率领的第1团，在进至离长寿街15华里的金坪时，起义前夕收编的邱国轩团也就是工农革命军第4团，与敌第8军密谋联系，投敌叛变，致使第1团在交战中损失惨重。团长钟文璋弃部出走。卢德铭当机立断，率余部退向平、浏边界。

9月14日上午，东门市败逃达浒之敌，经过休整，向东门市反扑过来。同时，由于第1团在长寿街的严重失利，第3团右路失去配合，平江之敌两个营，也迅速向东门市扑来。敌军分两路包围，夹击第3团，形势非常不利。

此时在起义部队中又正值疟疾流行，第3团官兵过半数患有疾病，致使部队战斗力大减。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第3团的战士们依然英勇抗击，一直打到下午。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和3团干部研究决定，部队分3路从东门市撤向浏阳上坪。

这天晚上，第3团驻扎在浏阳上坪。此时，第1团派来的联络员到达第3团驻地，将第1团在长寿街失利的消息，报告给毛泽东。

9月14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上坪陈锡虞家里召开了第3团连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根据起义部队各路受挫的情况，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起义部队先向铜鼓方向退却，给敌人造成一个退往江西的假象。然后，突然进入浏阳境内，与第1团联络，接应他们一同退往萍乡。

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派出联络员命令各路起义部队到文家市汇合，让部队沿湘赣边界“退萍乡再说”。

毛泽东又派人送信到湖南省委，建议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

9月15日，湖南省委得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失利的消息，当晚也做出决定：停止执行16日举行长沙暴动的计划。

本来卢德铭、余洒渡闻知第3团在东门市失利，率领第1团准备协助第3团反攻浏阳东门之敌。卢德铭行至中途，接到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发来的命令，要“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于是，他们遂率领部队转向浏、铜边界，向着第3团跟进。

此时情况最糟糕的是王新亚率领的第2团。

原来在9月16日，王新亚的第2团顺利占领了浏阳城。以王新亚为首的部分领导干部，在胜利形势下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他们疏于设防，并拒绝听取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人提出的及时把部队撤出浏阳城的正确建议，结果在16日这一天，部队陷入优势敌人的重围之中。2团在突围战斗中溃散了，损失兵力达三分之二，团长王新亚也下落不明。一时间，起义部队“竟至溃不成军”。

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和第3、第1团先后到达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

文家市是毛泽东1917年曾经到过的地方。这里的人民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大革命时期，他们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

9月20日，部队准备出发。毛泽东来到3团驻地文家市村头，见到当班值星的陈士榘，便自我介绍说：

“我叫毛润之，有急事要找你们卢德铭总指挥。”

陈士榘，原籍湖北荆门，1909年4月出生在武汉市黄土坡新军军营，父亲陈午霆曾任新军工兵管带，参加过辛亥革命。陈士榘在大革命中因为杀过恶霸地主麻五，被列为“暴徒”，遭到夏斗寅部队的追捕，他逃到了在武汉市的叔父陈雨苍家里。陈雨苍是留法医学博士，共产党地下党员。在叔父的引导下，陈士榘加入了共青团，进入董必武主办的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团校学习，后由组织安排，被编入卢德铭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第2营，与何长工、熊寿祺同班。

且说陈士榘打量着来人，只见他蓄一头蓬乱的长发，身穿蓝布长衫，瘦高的身材，虽然走路时脚有点跛，但英俊而疲惫的脸上，那一双漂亮的大眼睛还是特别有神。陈士榘猜想，他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毛委员，于是就要带他去设在里仁学校的师部。可是毛泽东却说：

“小同志，你现在值星，不能离岗，你找一个同志来，我们一起去见卢总指挥好吗？”

就在此时3营的杨立三来了，他一见毛泽东就惊喜地说：

“润之同志，我们可把你盼来了，卢总指挥他们正等着你哩！”

杨立三又回头对陈士榘轻声介绍说：

“他就是毛泽东，中央派来的毛委员！”

这一天，被打散的第2团的少数干部战士，也闻讯赶到这里会师。王耀南见到毛泽东，汇报了第2团失利的情况。

王耀南，1911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在安源煤矿当小爆破工，参加过安源煤矿工人运动，接受过毛泽东和李立三等人的教育。

王耀南在安源起义刚发动时，组织了20多个小爆破工，将炸药做成土手榴弹。敌人包围了安源煤矿，不少参加过罢工的工人和安源周围的农会干部都隐蔽在矿井里，王耀南和一批小爆破工也躲在井下。他们从一条通道转移到安源后山，刚出矿井，就被敌人发现了。这时王耀南的土手榴弹发挥了作用，炸得敌人四散逃命。就这样，王耀南和工友们加入了第2团的行列。

毛泽东在将第2团的干部战士安排好宿营之后，不顾旅途劳累，当晚就在师部所在地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教室里，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师长余洒度在会议上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他仍然坚持原定的起义计划，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他认为，只要打下长沙，就会有吃有穿，还可以成立政府，委任委员。也有不少人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说：

“现在部队很乱，士气低落，军威不振。打也打不赢，退也退不成，难办呐。”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敌情变化及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他说：

“我不赞成再打长沙，大城市是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地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打大城市，只会葬送工农革命军，难道我们非要拼到不剩一兵一卒不成？如若这样，何颜见江东父老？目前，张国威两个团在浏阳屯兵坚城，还有1个团驻守在长寿街，我们就剩这点血本，不能鸡蛋碰石头了。

洒度兄，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唷！我们现在需要养精蓄锐，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

打狗还要靠面墙呢！我们要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方针，部队作战略退却，退到湘赣粤边境上，坚持农村斗争，才能站住脚跟。以便将来在湘、赣、粤3省，任何一省的农民暴动时，我们随时都可以参加。”

毛泽东指着铺在桌子上的地图说：

“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实在不行，我们就上山当‘山大王’。”

有人不满地嘟哝道：

“什么？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

“不，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比如罗宵山脉中段，就是一个好去处，这里地势好。

罗宵山脉北段靠近大江，又有武汉三镇和南浔铁路，不好；它的南段，敌人调动比较方便，也不好。中段呢，是湘赣两省的结合部分，两省军阀有矛盾，各保实力，革命有可乘之机，我们有回旋余地，进可攻，退可守，远离大城市，敌人鞭长莫及，而我们一举一动又能影响湘赣两省的下游，这里的群众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基础较好，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这正是：揭杆举义踏浪来，鬼门关上曾徘徊。

出师不利先机见，战场要向山村开。

欲知毛泽东的意见能否为多数人所接受，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初战失利，实为种种客观条件所局限，一为中共中央攻占大城市的指导思想所囿，二为义军各部成份太复杂，不能如手使指。从主观上说，他以一介书生投笔统军，没有实战经验，没有集中兵力攻其一处，各部互不统属，以新建之旅分兵攻敌堡垒，自然难以收功。可贵的是毛泽东临机决断，改变了战略方向，放弃长沙，选择上山。这也正是他一贯的指导思想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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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毛泽东大传——040

第40章

“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只要大家

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那么，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

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话说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前委会议上侃侃而谈，与会者多数人被他说服了。总指挥卢德铭豁然起身，说道：

“润之兄讲得对，我完全赞成。现在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再打长沙，恐有全军覆没之虞！时间已经很晚了，会再开下去就快天亮了。我看，还是举手表决一下吧，赞成润之意见的请举手。”

在总指挥卢德铭、第3团团长苏先骏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下，毛泽东最后代表前委宣布说：

“现在前委正式作出决定：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部队明天撤离湘东地区，经萍乡退往湘赣边。”

也许毛泽东此时还不知道，就在9月1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收到了马也尔来自湖南的汇报，马也尔的报告“检举和斥责”了“湖南党组织的贪生怕死的背叛”，他声称：“如果起义部队转而攻长沙，肯定是能胜利的”。中共中央接到马也尔的汇报后，立即向湖南省委发出强制性命令，要求立即进攻长沙。毛泽东是否收到了这个命令，在此时的情况下，很难判断，因为没有资料证实。而有史料说明，这一天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一个《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则是完全认同了毛泽东早已提出的“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的正确意见。

且说9月21日清晨，工农革命军1500多人和300多名地方干部集合在里仁学校操场上，举行会师大会。操场上有一个土台子，是农民协会开群众大会时用的。会议主持者宣布说：请中央来的毛委员讲话。毛泽东走上土台子，只见他一身蓝布长衫，脖子上围着一条黑条纹白方格长巾，一副典型的乡村教师打扮。他向大家挥挥手，大声说：

“同志们，请都坐下吧！”

毛泽东待部队干部战士坐好，安定下来，微笑着说道：

“我给中国革命算个八字。当前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但是革命的高潮会很快到来。多快呢？这要看我们的工作和形势的发展了。因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贫穷落后，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子很不好过。中国就是一把干柴，只要点上一把火，就会燃烧起来。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把革命形势发展起来，革命一定会胜利！”

操场上的一些人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人们的情绪开始热烈起来。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还年轻，嘴上还没有毛，我比你们年纪大，都想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何况你们年轻人呢！我希望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都能看到胜利！

同志们，我们是一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北伐军打到南京，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正在大肆屠杀工农群众，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但是，革命的高潮还会到来。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为了反抗敌人的血腥大屠杀，继续完成革命事业，必须坚决斗争到底，舍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条活路可走。”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

“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常言说得好：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嘛！这次长沙虽然没有打下来，但是我们打了土豪，分了谷子给穷人，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这个事我们还要继续下去。我们并不孤立，有湘、鄂、赣、粤4省已经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在和我们一起与反革命作斗争，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那么，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因为，老百姓在我们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些经不起考验的人，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这算不了什么。革命队伍中少了这些三心二意的人，只会更加巩固。欲话说：‘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要怕困难，只要我们咬咬牙，挺过这一关，革命总有出头的那一天。”

最后，毛泽东着重说：

“秋收起义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能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难得管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乡下去，在乡下站住脚根，养精蓄锐，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然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讲的话，通俗易懂、主张明确而又有很强的说服力。大家听了，都满面笑容，失败情绪一扫而空。

罗荣桓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聆听了他的讲话。

罗荣桓，原名罗慎琪，字雅怀，号宗人。1902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衡山县，幼年入私塾读书。1919年入长沙协均中学读书；1923年到北京湖南会馆补习学校学习；1924年考入青岛大学预科学习；1926年11月回到故乡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4月，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加入中国共产党。

工农革命军在里仁学校操场上开大会的时候，很多老百姓都来观看，有两个在里仁学校读高小的学生，爬在学校的围墙上，听毛泽东讲话。这两个小学生就是胡耀邦和他的姨表兄杨勇。毛泽东的话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俩认为毛泽东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胡耀邦，1915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后来他在1929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32年5月到湘赣省委做儿童工作，第二年5月调到中央苏区儿童局工作，9月转为共产党党员，任少年共产党中央局秘书长。

且说1927年9月21日会师大会一结束，部队就开始吃早饭，之后，各部集结完毕，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由文家市向江西萍乡方向进发，向湘赣边界退却。

至此，工农革命军第1师的进军方向完全转变，由向长沙进攻，而改变为向农村山区进军，由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而改变为向农村山区寻找革命军队的落脚点。毛泽东以其卓越的胆识和谋略，完成了文家市转兵的重大转折。

然而，更为现实的沉重打击才刚刚开始。在向湘赣边退却的行军途中，部队顶着炎热余威，爬山越岭；疟疾、痢疾蔓延，缺医少药；敌人尾追堵击，部队弹药缺乏，没有给养，伤病残人员大量增加。一些人又动摇了，离队了，逃跑了。

有一次，张子清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又有几个人开小车，我已派人去追。刚才那一枪估计是追赶的战士打的，吓吓逃兵。”

“哦，又有开小车的！”毛泽东脸色异常严峻，说：“不要追。他们要走，让他们走，不要开枪吓他们。”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说：

“我不相信都会走光，总还会有要革命的。有两句俗话说：‘宁要鲜桃一个，不要烂桃一筐’。革命也是这样，部队光人多不行，贵在要有战斗力。”

9月24日，部队到达江西萍乡泸溪，又有一部分人离开了部队。当部队离开泸溪时，又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了。

部队继续往南走，由于党的各级组织不健全，部队思想混乱，许多指战员在困难与背井离乡面前，情绪低落下来，随着行军路线不断向南延伸，逃亡逐渐公开化。原来1师有5千人的兵力，此时已经不足1千人了。师长余洒渡的情绪也很消沉。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赖毅曾经回忆说：

“泸溪受挫以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1营1连的1个排，就在排长带领下，利用放哨的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往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毛泽东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展开了紧张的思想说服工作，可谓殚精竭虑，唇焦舌敝。自从离开文家市，他就和战士们一样，戴着斗笠穿着草鞋步行，每天不倦地找战士谈话，了解其思想状况，考虑如何保存、巩固和发展这支革命武装。

深入、细致的思想调查，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疲惫、饥饿、战败后的余悸和前途茫茫的惶惑，正困扰着部队。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武装必须掌握在坚定的革命者手里；另一方面，还必须以党的组织作为核心，并通过它和广大的战士群众发生紧密的联系，这样才能使革命武装获得巩固和发展。眼下，最要紧的是，抓住机会打一个胜仗，转变士气，并赢得喘息之机，整顿队伍。

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绳磨破了，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谭希林回忆说：

“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

9月24日，毛泽东带领部队来到了莲花县的高滩村，在此吃了午饭。部队开拔不久，村里一位烈士的两个儿子七牯和八牯，抬了一个绑着两根竹竿的睡椅，气喘嘘嘘地从后面赶来，跑到毛泽东面前，要毛泽东坐“轿子”。一个战士高兴地对毛泽东说：

“毛委员，人家抬了‘轿子’来，你坐吧！”

毛泽东说：

“革命的路是靠脚板走出来的，还是双脚走好。”

毛泽东坚持不坐“轿子”。把八牯急得满脸通红，他恳切地说：

“毛委员，我早就看到你走路有点拐了，还能走吗？”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把脚在地上跺了一下，轻松地说：

“这不是好好的嘛！”

旁边的一个战士说：

“毛委员，坐，坐上吧，你不坐大家心里难受呀！”

七牯兄弟俩也挡在路上不让毛泽东走，说道：

“我们有的是力气，请你快上‘轿’吧！”

毛泽东指指后面，对七牯、八牯兄弟说：

“好吧，就请你们把‘轿子’抬给伤病员坐吧，他们的腿确实走不得。”

毛泽东说完，又大步向前走去。

9月24日下午，部队到达莲花县的甘家村。

在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之后，边界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只剩下少数藏匿避难的党员，各级组织全被破坏了。毛泽东在莲花县甘家村召集地方党负责人会议，向甘明山、贺国庆等人了解了莲花、永新一带情况。甘明山、贺国庆汇报说：9月18日莲花县农民自卫队攻打莲花县城失败，牺牲30多人，被捕70多人；他们要求工农革命军攻打莲花县城，营救被捕的自卫队员。

毛泽东了解到莲花城里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大土豪李成荫的保安团驻守，他就下了决心，爽快地说道：

“明天攻打莲花县城”。

毛泽东一面派人去莲花县城继续侦察，一面组织农民梭镖队，准备配合工农革命军部队行动。

9月25日清晨，毛泽东在甘家村召开军民宣判大会，枪决了从萍乡抓来的6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工农革命军就要离开甘家村了，他们曾用了老百姓家里的一点粮食，临走时，就把钱放在米缸里，还附上一封信，说明了原委。

9月26日晨，部队向莲花县城进发。毛泽东亲临前线，军民配合，冒雨攻击。一时间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守城的团丁吓得惊慌失措，胡乱开了几枪，便掉头逃跑。工农革命军和上千名老表冲进城内，俘虏了保安队队长和一个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砸开县监狱，解救了被囚禁的共产党员和自卫队队员；打开了粮仓，将粮食分给了贫苦百姓。

此时，毛泽东写出了鼓舞人心、热情歌颂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攻占莲花是从文家市出发南下途中夺取的第一个县城。毛泽东参加了余洒渡召集的军事会议，他得知余洒渡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了，就严厉地批评余洒渡说：

“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他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

一直支持前委工作的卢德铭是余洒渡的上司，对他还有些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余洒渡对前委的领导是越发的不尊重了。他不但不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反而恶言相向，轻蔑地说：

“什么？你怕死吧？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

工农革命军攻占莲花县城的胜利，终于使毛泽东有机会整顿部队了。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召开了莲花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到会的有朱亦岳、陈竟进、贺国庆、陈实等人。毛泽东对莲花、永新、宁冈一带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的了解。会议就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决定率部队开往永新三湾，并开始思考整编部队的每一个环节。

经过一天的行军，余洒渡命令部队就地宿营。毛泽东看看天色尚早，就提议再往前走10里宿营。余洒渡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在私下里却发牢骚，他说：

“我当什么师长，连10里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9月2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武汉讨论将要成立的代行中央职权的长江局人选问题，瞿秋白提议说：

“泽东能来，必须加入，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有人说，毛泽东已经率起义部队上山了，不能参加长江局工作。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不同意他领导长江局。在瞿秋白的坚持下，会议最终通过了他提出的由罗亦农、陈乔年、任弼时、王一飞、毛泽东5人组成长江局的建议。

不管瞿秋白如何赞成毛泽东或者有人如何反对毛泽东，完全可以断言，此时的毛泽东是决不可能接受这一任命的。

且说9月29日，毛泽东率起义部队经过艰苦转战，翻过一个山口，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

三湾处在湘赣边界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4县交界的地方，由陈家、钟家、上李家、下李家和三湾街组成，合称三湾村，有50多户人家，在山区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了。

此时的三湾村里已经空无一人了，家家大门紧锁。原来，群众不了解来的是什么部队，纷纷都躲进山里去了。毛泽东一面让战士们就地休息，架锅煮饭，一面派出干部上山，动员群众回村。

毛泽东和3连连长赵大刚也走出村庄，爬上山头，看见一个青年农民正要下山，就迎了上去。小伙子一见迎面来了两个当兵的，转身就走。毛泽东喊道：

“喂，不要怕，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自己的队伍呵！”

青年一听便住了脚，毛泽东和赵大刚连忙走到他面前。青年迟疑地问：

“你们是——”

毛泽东说：

“我们是秋收起义的部队，是工农革命军，乡亲们呢？快去喊他们回村子吧！”

赵大刚指着毛泽东对青年说：

“这位首长就是毛委员。”

这位青年早已风闻了秋收起义的消息，听赵大刚一介绍，激动地对毛泽东说：

“哦，你就是毛委员？你就是带领咱穷人闹翻身的毛委员？我现在就上山，把大家叫回来。”

躲避起来的群众，了解了工农革命军是自己的部队，又陆续返回来了。原本冷冷清清的三湾村又变得热闹起来了。毛泽东立即发动广大指战员们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三湾村到处充满了新的生机。后来，三湾人民用自己的歌声，热情赞颂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的革命活动：

天上降下北斗星，漫山遍野通通明；一九二七那一年，三湾来了毛司令。

毛司令哟真英明，带来工农子弟兵；红旗飘飘进村来，九陇山沟闹革命。

在三湾钟家祠堂前面，有两个深不足3尺的水井，全村上百口人都饮用这井里的水。炊事班一个战士到井边挑水，他看到井水很浑浊，便转身到河里挑了水回去，一进厨房就嚷嚷：

“这村里的井水好浑浊哟！”

毛泽东正巧打这里经过，他闻声跟进厨房，问道：

“井水怎么会浑浊呢？”

挑水的战士说：

“不晓得怎么搞的。”

“走，看看去。”

毛泽东说着带几个战士向井边走去，到那里一看，原来是这2口井年久失修，井边杂草丛生，乱石成堆；井里的泉眼被堵，出不来多少泉水，而祠堂沟里溢出的浊水，冲过井围，流到了井里。他们正在观察，来了一位挑水的老表，毛泽东就问他说：

“老表哥，两个井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那位老表说：

“没办法呀！兵荒马乱，谁还顾得上修井，有个安稳的日子过就行啦。”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叫一个战士到老表屋里借几把铁铲和几副挑土箕。毛泽东挽起衣袖和裤管，拿起铁铲弯腰铲土。战士们也纷纷动手，跟着毛泽东干起来，铲的铲，挑的挑，有的搬石头，有的填浊水沟。水井快修好时，毛泽东发现填平的浊水沟还有个洞在往外面溢浊水，就要去培土。有个战士说：

“不碍事，算了吧。”

毛泽东认真地说：

“不行，俗话说：‘小洞不补，大洞尺五’嘛。这洞不填，越溢越大，沟里的浊水还不是照样要冲到井里。”

毛泽东说着，就铲了几铲泥土，压在溢水处，有用铲背狠狠砸平，还找来几块石头垫上去，糊了几把稀泥，浊水就再也溢不出来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一座破庙里（一说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他首先说：

“部队不能乱跑了”，要“就地打主意”。

毛泽东接着在向大家介绍了井冈山地区的地理人情等等情况：

早在1926年9月，在共产党领导下，宁冈人民举行武装起义，驱逐了反动县长沈清源，成立了由龙超清为主席的行政委员会。自此以后，那里的党、政、军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宁冈边界的各县也都成立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组织，建立了农民自卫军。

在“马日事变”后，各县的党组织虽然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人心还是向往革命的，并时刻盼望着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在那里，现在就还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部队，袁文才、王佐各有五、六十条枪，一直在坚持斗争。

可以说，那里是群众基础、党的基础和地方武装基础都很好，是工农革命军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的极好条件。况且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山势既大又险。山区及相邻各县盛产茶油、竹木，且人少地多，自给自足有余。

从敌人方面来说，井冈山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比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此时，正值唐、桂战争爆发在即，朱培德“为保持江西地盘计”，把兵力集中于赣北、赣东和闽边，赣西南空虚，这是赣西革命力量生存发展，建立根据地的良好客观环境。

毛泽东又说：

“袁文才在茅坪打圈圈，敌人几年来都没有把他们消灭，王佐在井冈山也是这样。敌人没有办法搞跨他们。”

“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

这次扩大会议由于没有深入涉及袁文才、王佐问题，所以在会上没有出现大的争论。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关于对部队进行整编的意见，以此解决建设好这支军队的重大问题。

9月30日，近千人的全体指战员在一棵千年大枫树下集合好了，又高又大的毛泽东头上蓄着长久未剪的长发，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烂棉袄，腿上打着绑腿，脚上套了一双草鞋，笑容满面的走到队伍前面。连日征战，他明显有些疲乏，但却仍然十分精神。会场上马上打破了沉寂，战士们鼓起掌来。

毛泽东开始讲话了，他说：

“我们现在是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不利于作战。因此部队需要进行整编。多余的军官全部上军官队，伤病员归卫生队管理，其余同志编入部队。我们还要建立后方，放下担子，轻装上阵。一路上有些人不辞而别了。要走最好打一个招呼。我现在宣布，愿留则留，不愿留下的可以请假回去。凡回去的根据路途远近发给路费。希望走的同志回到家乡要坚持革命。将来如果愿意，还可以再回来。”

毛泽东说到这里很动情，许多战士听了，鼻子也一阵阵发酸。只听毛泽东最后又说：

“同志们，现在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我们有这两只脚就能走革命的路。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是两把菜刀，我们有两个营，700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1个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可以当他100个。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失败一两次有啥了不起，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和胜利！”

战士们听着毛泽东的话，不断地点头微笑，大家的情绪转变了，信心提高了。队伍解散以后，指战员们纷纷议论：

“毛委员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

“贺龙两把菜刀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这正是：艰难困苦抖精神，大风浪里淘真金。

欲知毛泽东在三湾对工农革命军如何改编，请看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