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 发表于 2014-10-12 19: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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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毛泽东大传——367
第367章
　　“《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
　　话说1975年5月26日晚22点18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随着谢静宜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平时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累了就广泛地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他的眼睛因为患有白内障不能看书，看材料，这些东西通常都要由张玉凤来念。其它材料和书籍还可以，可读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汉语，张玉凤就感觉困难得多了。于是她就提出能不能从大学里找个老师来念。经毛泽东同意后，汪东兴、张耀祠就委托谢静宜物色人选。于是谢静宜就在5月下旬请北京大学中文系为毛泽东遴选一位能诵读古籍的教师。后来，中文系提出了4位可供毛泽东选择的熟悉古典文学的教师，其中有一位名叫芦荻。毛泽东看了这4个人的简历，想起他曾经读过芦荻参与编选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的《历代文选》，于是就选中了芦荻。
　　这天晚上，明月高悬，中南海的海水一片苍茫。毛泽东居住地那乳白色的平房，笼罩在皎洁的月光中。芦荻由于兴奋和激动，在下车时一不小心，“啪”地一声，弄撒了手提包，把那些脸盆、两支笔、书本、梳子等等一应什物，还有4件衣服，全都打翻在车里了。司机说：
　　“我替你收拾，你先去吧。”
　　芦荻第一次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坐在床上，握着芦荻的手说：
　　“来，你坐下。”
　　谢静宜和毛泽东的秘书、医务人员坐在一旁听他们谈话。芦荻与毛泽东初次相见，难免有些拘谨。毛泽东见芦荻一直侍立在床前，便又招呼她坐下。他见芦荻如此拘谨，就问起了芦荻的工作经历。
　　芦荻的原名叫芦素琴，1931年出生于东北辽阳，祖籍湖南长沙。芦荻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48年进入解放区后，改名为芦荻。她参加过抗美援朝；1954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被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泽东听了芦荻的介绍，高兴地说：
　　“噢，48年参加革命的，参加过抗美援朝！”
　　他又说：
　　“你大概喜欢秋天吧？”
　　芦荻一时不知所对，毛泽东爽朗地笑了，他说：
　　“你为什么叫芦荻？会背刘禹锡写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
　　芦荻正要把这首诗背给毛泽东听，只见毛泽东已经抑扬顿挫地吟诵了起来：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芦荻听毛泽东如此一念，这才明白了，老人家是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幽默地点出了她名字的来源，想使她在轻松的话题中，把紧张的情绪放松下来。
　　毛泽东又背诵了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还背诵了刘禹锡的《陋室铭》、《乌衣巷》、《竹枝词》、《杨柳枝词》等许多诗文。这样一来，领袖和普通教师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芦荻的情绪有所放松，便和毛泽东交谈起来，谈话渐渐地转入了正题。毛泽东说：
　　“最近眼睛不大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
　　令芦荻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尽管酷爱历史，但在谈到该如何读二十四史时，却提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告诫，他说：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历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建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宋臣薛居正等撰写的《旧五代史》里却说，他是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凡皇帝或父亲的恶性，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特别是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
　　凌晨1时，医护人员劝毛泽东早点休息，可毛泽东谈兴正浓，又谈了1个小时，医护人员下了命令，非要毛泽东休息不可。芦荻赶紧站了起来，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说：
　　“再见吧，我们认识了，以后慢慢谈。”
　　从此，芦荻开始了在毛泽东身边4个月的读书生活。她被安排在离毛泽东住处不远的一幢楼房里。按毛泽东的说法，芦荻是他“请来的客人”。芦荻住一楼，谢静宜住二楼，一楼还住着为毛泽东治病的大夫。
　　芦荻为了适应毛泽东的生活规律，就改在上午睡觉，下午闭门看书，深夜至凌晨，由谢静宜陪同来到毛泽东那里，为他诵读历史、诗词、文选。毛泽东还经常对秘书、大夫们说：
　　“来，来，你们也听听。”
　　他还不时地问秘书、大夫说：
　　“你们听懂了没有？”
　　毛泽东在读史书时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不仅认真地读‘正面’的材料，还要认真地读那些‘反面’的材料。在这部史书中，举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传记，像《新唐书》、《旧唐书》里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传，《宋史》里有关秦桧、蔡京的《奸臣传》，《明史》里有关胡惟庸、严嵩的《奸臣传》等等，他都在封面上专门标出所在的卷、册及姓名，有的还在那些名字前面画了圈。他说：
　　“一要看看他们的奸法和坏法，二要和其它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个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不能只信一面之词。”
　　毛泽东在读史的同时，还阅读大量的其它书籍，包括历史演义、笔记小说等等，以便开阔视野，力求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剖析史实，评论人物。
　　5月30日，毛泽东和芦荻谈话后，要芦荻读《晋书》，读《南史》和《北史》。他说：
　　“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
　　毛泽东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坚持统一还是搞分裂。他曾经在《谢安传》上批道：
　　“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符秦的王猛很利害，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有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
　　他还说：
　　“秦始皇最大的功绩就是既完成了统一，又实行了郡县制，为中国‘长治久安’的统一局面，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他在谈到《三国志》时说：
　　“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毛泽东还说：
　　“搞文学史的人，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要明白，所谓正史，那是指合乎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正’，所以，书里总是给统治阶级制造迷信，说许多天命、符瑞之类的骗人的鬼话。所以书里要‘为尊者讳’，并把反抗他们起义的农民群众骂做‘匪’。其实，有些稗官野史由于不是官方修撰的，有时倒会写出点实情。所以，二十四史要读，《资治通鉴》要读，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也要读。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判断和评论，就较少失误，这是辩证法，也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重要的条件。”
　　芦荻的工作之一是为毛泽东整理书籍，因之，她得便阅读了经毛泽东圈划批注的武英殿二十四史和其它书籍。十分可惜的是，毛泽东的那部二十四史，已经丢失了两部。经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批准，芦荻和中办秘书处的胡永应，特地跑到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了两部，补齐了这部巨著。
　　毛泽东所收藏的二十四史中，有些书的扉页已经磨损了。他从《史记》到《明史》，繁圈密点，划线加批，比比皆是。颜色有红有蓝，有铅有墨，新迹旧痕，判然可别。可以想见毛泽东自1952年购进这套书以来，反复批阅，手不释卷的情况。这的确让芦荻吃惊。
　　从毛泽东圈划批注的情形看，他不仅认真细致地通读了这部4000万言的巨著，而且在每部书第一卷的封面上，都清楚地标写出卷、册的数目和分类，甚至一些传记在哪一册、哪一卷，也都一一标明。从毛泽东在书上写出的一些按语看，他还对某些断代史的目录进行了核查和勘误。
　　毛泽东在读这部二十四史时，虽然不满意其中的《明史》，认为《明史》芜杂，但他阅读时却极下功夫，不但全部录出了册数和卷数，还列出了众多传主的姓名，有的在传主的姓名之下加了圈，有的在传主的姓名之后划括弧加注。读这样的一部巨著，持如此认真细致的态度，别说是一般的读书人，就是在那些专门的研究者中，也并不多见。对于毛泽东这样年在迟暮而又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
　　毛泽东读史书，特别喜欢人物传记。他不仅反复读传记正文，而且连注文也一一核阅，有时还把重要的注中文字，摘出来写到正文的有关地方，以突出这一传主的某一特色。
　　芦荻看到毛泽东在《后汉书•光武帝纪》批注道：
　　“李贤好，刘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舒服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与？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雄巨眼，不其然乎？”
　　毛泽东对一些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政治家，十分推崇，他说：
　　“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
　　在《诸葛亮传》中，毛泽东在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旁边，加了很多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以及评定云南后任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毛泽东说：
　　“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毛泽东圈阅的二十四史，凡有关农民运动部分，都有他辛勤披览和思索的痕迹，那些圈点划线，眉批旁注，处处可见。甚至连起义军作战的那些路线，在书中也有勾画。他在《旧唐书•黄巢传》后面，附有亲笔所画的黄巢行军路线图一张。他曾经说：
　　“陈涉、吴广的功绩，连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否认。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写道：‘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汉书•陈胜、项藉传》里也承认，‘其所置遣候王将相竞亡秦’。”
　　毛泽东对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领袖的错处，也总是惋惜地标出或批注。在《史记》和《汉书》的陈涉传中，凡写他斩杀故旧的地方，毛泽东特地加了“可惜”、“不当如是”一类的批语。
　　毛泽东在听芦荻念书的时候，又发表了不少意见。
　　有一次，芦荻给毛泽东读王粲的《登楼赋》，毛泽东说：
　　“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意为统一事业做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人们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我写七律《到韶山》时，就深切地想起了32年前的许多往事，对故乡是十分怀念的。我的七律《答友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意思。”
　　有一次，芦荻为毛泽东诵读江淹的《恨赋》：“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
　　毛泽东以手止之。他为了解释《恨赋》中唯一一个“溢”字，背诵了王实甫《西厢记》第4本第3折《长亭送别》中的一大段：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一个“溢”字，夸张地把莺莺的相思之苦充分表现出来了。以此“溢”辅助理解“雄图既溢”之“溢”，就非常明白了。
　　毛泽东还说：
　　“文科老师要多背诵，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课，难道老拿着本本念？要是到别人家里谈话，你总不能说，我回家去拿来原文再谈。”
　　毛泽东以自己的具体行动，说明文科老师要会背诵的好处和必要性。
　　毛泽东对芦荻谈起江淹的《别赋》，说：
　　“江淹的《别赋》中，‘秋露如珠，秋月如珪’，你的书中对‘珪’的注释不很准确。”
　　芦荻一听，大吃一惊。她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如此繁忙，居然还抽空读过她参加选注的《历代文选》，她从心眼里佩服毛泽东读书之多。
　　有一次，毛泽东说：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淫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的很。”
　　有一次，毛泽东对芦荻说：
　　“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中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在1975年5月至1976年9月间，毛泽东身边的护士孟锦云，也常常给他读书。孟锦云是湖北人，说话快，而且声音高。她每次读书念诗，毛泽东总要提醒她说：
　　“慢点嘛，声音也太高，简直像唱黑头的。”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提醒，便马上放低音量，放慢速度。但是她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音速就又变快了。毛泽东开玩笑地说：
　　“孟夫子，我这个听的，比你这个读的还要累，你是不是跟我吵嘴喲？”
　　孟锦云也笑了，她抱歉地说：
　　“我觉得我已经读得很慢了，怎么回事儿？老是太快。”
　　毛泽东说：
　　“‘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忘了苏老先生的话啦？”
　　有一次，孟锦云读杜甫的《进艇》：“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
　　孟锦云不认识第5句中那个“蛺”字，卡了壳，读不下去了。毛泽东马上接着，把后面的4句一气背了出来：
　　“俱飞蛺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
　　孟锦云说：
　　“主席，您都这么熟，自己背诵算了，别让我给您念了。”
　　毛泽东听了，并不介意，他说：
　　“听你念是一回事，我自己吟诵又是一回事嘛。”
　　有一次，孟锦云听毛泽东又念诗，就说：
　　“主席，您老是诗呀，词呀的，我们都不懂。”
　　毛泽东说：
　　“不懂就学，多读些书，慢慢就懂了。”
　　他说着，就坐在了为他准备好的椅子上，望着孟锦云、张玉凤，又吟诵了唐人李涉的一首诗《题鹤林寺僧舍》：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过院逢僧闲话语，又得浮生半日闲。”
　　吟罢，他又问：
　　“怎么样？你们听懂了吗？真是难得这春光啊。”
　　没想到孟锦云却说：
　　“是啊，我们老让您出来走走，您总是不肯。出来晒晒太阳，呼吸点新鲜空气，多好。您就是愿意躺着，这样对身体不好。”
　　毛泽东和孟锦云还就《资治通鉴》这部书，进行过多次问答式的对话。毛泽东鼓励孟锦云读点《资治通鉴》，读点历史，并要善于思考问题，不要人云亦云。他说：
　　“这部书我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
　　孟锦云问道：
　　“《通鉴》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呢？”
　　毛泽东说：
　　“司马光所以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3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3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孟锦云问：
　　“《通鉴》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说：
　　“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勇敢，如何英明，如何了不起，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
　　说到《通鉴》上记载的3岁小皇帝，毛泽东风趣地说：
　　“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中国历史上有3岁的皇帝，但没有3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6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
　　孟锦云问：
　　“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写了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
　　“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
　　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
　　孟锦云问：
　　“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
　　毛泽东说：
　　“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孟锦云问：
　　“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
　　毛泽东说：
　　“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
　　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
　　孟锦云诧异地问：
　　“您也有对手？那是过去，现在哪里还有？”
　　毛泽东笑着说：
　　“怎么会没有对手？孟夫子，你有时就是我的对手呢。你非让我吃药，我不要吃，这不就是对手？不是政治对手，是生活对手噢。”
　　孟锦云认真地说：
　　“我可不敢和你作对，您那么固执，谁说服得了您呢？”
　　毛泽东说：
　　“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是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总比那些动摇不定的人好。对的当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有认识到，为什么不坚持？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年后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少年后也未必还错。多少年后看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要对事情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公论嘛！”
　　孟锦云说：
　　“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写的。”
　　毛泽东说：
　　“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5个人，没有写上名字的还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说：
　　“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毛泽东说：
　　“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孟锦云说：
　　“听说司马迁也是这样，受宫刑之后完成了《史记》。”
　　毛泽东说：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3个月的宰相，过了1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毛泽东还说：
　　“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是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知之啊。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敢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算是白读了。”
　　孟锦云说：
　　“我读书从来没有提出过不同看法。”
　　毛泽东笑了，说：
　　“孟夫子，不要认为书上篇篇是事实，句句是真理。我们现代人写书时，事实都有自己的选择，古人就那么客观？代代相传就不会走样？比如，写一个人，他的臣下往往说好话，甚至吹捧。他的敌人往往攻击。这一代人这样写，那一代人又那样写，言过其实的东西也不少。都是白纸黑字，你信那一个？所以，需要怀疑。你怀疑，就去找别的史料，对照一下。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孟锦云说：
　　“您读书能怀疑，我连读都不一定能读得懂呢，还谈得上什么怀疑？书上写的还能胡编？这我可想都没想过。”
　　毛泽东说：
　　“你这个孟夫子，就是头脑简单得很哩，要多思嘛。比如，有些史书里把个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的很，不理朝政，这样她怎能统治得下去？我就不信。”
　　孟锦云说：
　　“武则天，一个女人当了那么多年皇帝，可真是不简单啊！”
　　毛泽东说：
　　“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
　　武则天当政时，一位大臣见她经常杀人，就向她提建议说：‘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那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见火便纷纷飞来，结果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大臣立刻明白了武则天的用意。看来，只要有高官厚禄，要当官的人就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
　　武则天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在她的墓碑上刻字。有人分析说，其本意是功德无量，书不胜书。其实，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应自己吹，还是让后人去评论。
　　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代人去评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自己说的不算数，当时的人怕你的权威，恐怕也只有说好话，说假话，这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它个折扣。
　　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
　　毛泽东对《红与黑》颇为喜爱，多次阅读。有一次孟锦云值班，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与孟锦云说起《红与黑》，孟锦云说：
　　“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简直不择手段，不像个男子汉，不像个堂堂正正的人。”
　　毛泽东听了，收起了笑容，严肃地说：
　　“照你的看法，男子汉，堂堂正正的人，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该往下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关键是不是爬，爬，那是动物的一种动作。狗爬，猴子爬。人嘛，可以走，可以跑，但有时也要手脚并用地爬一下。比如上山，也叫爬山。但人只能偶然爬一下，不能一生总是爬。偶然爬一下，人们还承认你是人。如果一生都在爬，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爬个不停。人们就要怀疑你是不是人啰。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
　　有一次，毛泽东和孟锦云谈到了《红楼梦》，他说：
　　“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这话不能绝对地看，有时可是旁观者迷，当事者清，他深受其害嘛。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真是有福不会享，大观园里那么多丫头、小姐，哪个都不错，为什么非林妹妹不可？这也是旁观者迷呀。所以，不要以为旁观者就一定清。这要看你怎么观。我看要慢慢观，多观几个面，不然，观不对，不但要迷，有的还要执迷不悟，这样的人还不少呢。”
　　欲知毛泽东此后还有何等的妙言妙语，宏论警句？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论史、论人、论事，大气恢宏，妙语迭出，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一部《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一部二十四史，圈圈点点，眉批旁注，反复把玩，也不知道他到底阅读了多少遍？不要说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出类拔萃的党政军领导人物，就是那些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们，又有谁能够做到如此执着、如此深透呢？他与芦荻、孟锦云论史轶事一节，读来无不令人击节叫好。尤其是他与孟锦云的对话，更是妙趣横生，处处令人解颐、知事、明理。要想真正了解毛泽东其人，本章不可不读。

福和中学老师 · 发表于 2014-10-13 19: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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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前340章导读表在61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368
第368章
　　“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性。中国将来可能也变成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上来。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上。中国也是这样。”
话说1975年5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先后发言，根据毛泽东4月23日的批示和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对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批评。
　　此后，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叶剑英作了长篇发言，其他政治局委员也相继发言，继续对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进行批评。
　　5月29日，邓**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他说：
　　“毛主席最近有3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3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3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1975年6月3日，邓**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分别在会议上做了检讨。张春桥说：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邓**在作会议总结时说：“讲多少算多少。”他还说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报告”。
　　后来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在6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5月的批评会和6月3日的检讨会的大致情况和结果。王洪文写的是：
　　“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11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4月27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书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4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并转发了冶金部核心小组的《关于迅速把钢铁行业搞上去的报告》。
　　6月7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邓**，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央政治局的批评会议和江青等人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他还对邓**说：
　　“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说：
　　“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泽东笑道：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6月7日这一天，周**将贺龙长女贺捷生的一封来信转交给毛泽东。他并建议举行隆重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毛泽东批示道：
　　“照总理意见办理。”
　　6月9日，中共中央在贺龙元帅逝世6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举行了隆重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以告慰贺龙的在天之灵。周**扶病出席仪式，并亲致悼词。
　　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有关部门据此写出报告，详细地叙述了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林彪一伙残酷迫害的情况，呈送给毛泽东。
　　据曾经在毛泽东身边侍读的芦荻回忆说：视力不济的毛泽东是躺在床上听读这份报告的。听毕，他又戴上眼镜，将报告看了一遍。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
　　6月21日，毛泽东同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尔布特进行了谈话，他说：
　　“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性。中国将来可能也变成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上来。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上。中国也是这样，将来可能也变成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上。
　　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平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要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现在还不能讲得完全。这些我们是在报纸上公开说的。”
　　6月23日，毛泽东在孔从洲21日报送的关于发展电子对抗技术的报告上批示道：
　　送**、剑英、成武同志阅。
　　请剑英同志找二炮孔从洲同志商议几次，为盼。
　　　　　　　　　　　　　　　　　　　　　　　　　　毛泽东
　　6月27日，毛泽东在病榻上给来华访问的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写了一封信。他写道：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毛泽东　倚枕
　　　　　　　　　　　　　　　　　　　　　　　　　　1975、6、27
　　6月28日，江青给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直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3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
　　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
　　　　　　　　　　　　　　　　　　　　　　　　　　江青
　　6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
　　6月30日，泰国新任总理克立•巴莫，力排众议，应周**之邀请，率领泰王国代表团来华访问。克立是在3月份才组阁出任泰国总理的。
　　邓**受周**之托，到机场欢迎以克立为首的泰国代表团。
　　是日晚，邓**陪同克立总理观看中国民族歌舞团的精彩演出。正在此时，毛泽东要接见泰国代表团。
　　克立听说毛泽东要接见他，激动万分，急忙离开剧院回到住所，换了一身最得意的西装，带领外交部长差猜和总理府秘书长前往中南海。
　　邓**把克立一行引入毛泽东的书房，克立看到满屋子到处都是书，好像到了大学教授的书房。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装，笑容满面地站起身来与泰国客人握手，他看到克立和差猜都很年轻，连声说好。
　　毛泽东以长者的姿态请客人入座，他见克立和差猜都很拘谨，就抬手拍拍沙发扶手，幽默地逗克立总理说：
　　“亲王阁下，你来找我这个共产党，不害怕吗？”
　　克立没想到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出这样的话来，一时间惶然不知所措。但他很快就镇静了下来，怀着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说：
　　“不怕，我很早就敬仰主席先生。我不是共产党，可我是来寻求朋友的。”
　　毛泽东哈哈笑着，又开玩笑说：
　　“蒋介石骂我是匪首，你还想与我交朋友吗？”
　　克立说：
　　“你又没有抢劫过我。”
　　毛泽东开心地笑了，觉得找到了有趣的谈话对象。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说：
　　“世界上有的人说我是杀人魔王，是最坏的人，你为什么还要与我交往呢？”
　　克立对毛泽东由尊敬而折服，便按照泰国人拜见长辈的礼节，将双手放在大腿上，臀部半坐在沙发上，侧着身子顺着毛泽东的梯子往上爬：
　　“主席先生，这样说吧，我本人不是什么超人，也有人说我是坏人，坏得很，说我干了许多坏事，多得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这样我们总可以交往了吧？”
　　“可以，我们可以交朋友！”
　　“不，你是长辈，我怎么能不知天高地厚。”
　　毛泽东见克立如此谦恭有礼，便开心地和他纵论世界形势和中泰关系。克立是个轻易不称赞他人的人，此时他却暗暗慨叹：
　　“毛泽东主席长我20多岁，可做我的长辈。他眼里闪着慈祥的目光，如同一位长辈在与一个孩子谈话一样。他学识渊博，对泰国十分了解。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高大，是身躯和精神上的高大，使我有一种如同与一座高山在交谈的感觉。”
　　克立见毛泽东思维敏锐，知识渊博，对世界和泰国情况都很熟悉，机灵一动，就说：
　　“主席先生，请对我们党多加指教！”
　　毛泽东说：
　　“你们社会行动党人数太少，应注意扩大党员队伍。”
　　克立闻言，被惊得目瞪口呆。他绝对想不到，一个80多岁的老翁，竟能叫出自己所领导的党的名字；而且，老人所提的意见是这样的中肯。于是，他脱口说出了自己心中早就想提而始终不敢提出的问题，他说：
　　“主席先生，你对泰国共产党有何高论？”
　　毛泽东板着指头，有板有眼地说：
　　“我建议你们对泰国共产党采取三大政策，就是一勿骂，二勿杀。他们想当英雄，杀了一个，其他人又跟上来了。三勿派兵围剿，他们跑得快。军队发现共产党跑了，撤兵回营时，共产党又跑回来了。”
　　毛泽东说到这儿，对克立一招手，神秘地说：
　　“我就用上面这个法子对付蒋介石的，结果你是看到了，现在蒋介石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克立听了毛泽东的话，很受启发，由衷地说：
　　“主席先生，愿你健康，祝你长寿，我们也好经常来讨教。”
　　毛泽东摇摇头，用青筋突起的大手拍拍腰部说：
　　“不行呀，现在，我很老了，不能干什么了。近来身体不太舒服，站起坐下时，这里就痛，不久就要死了。”
　　克立说：
　　“不可能。”
　　毛泽东问他，何以知之？克立也以开玩笑的方式说道：
　　“主席先生，请您别说笑话。人类不能失去像您这样的头号‘坏人’。”
　　据克立后来回忆说：他这句话“使毛泽东极为高兴，他拍打着座椅扶手，笑得前仰后合，起身同客厅里所有的人握手。”
　　毛泽东首先伸出大手与坐在身边的邓**握手，又握着另一边的克立总理的手，说：
　　“有人说来会见我的人，回去后就会垮台，比如尼克松，还有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会见了我，回去都垮台了，你不怕垮台吗？”
　　克立爽快地说：
　　“要垮台就让它垮台吧，反正已经来了！”
　　克立在拜见毛泽东的过程中，发现邓**与毛泽东的关系显得有些紧张。“邓**坐在一个很远的角落里，非常拘谨，庄重沉默，没说一句话。”
　　毛泽东用一个友好的方式责骂了唐闻生，他说：
　　“决不可相信一个美丽姑娘。”
　　之后，他对邓**点点头，又对克立说：
　　“他是对的，你可以相信他。”
　　邓**愉快地笑了笑。
　　会见时间已经58分钟了，大大超过了规定的时间。会见结束后，克立激动地对记者们说：
　　“从内心讲，今天使我真正认识了辽阔的中国，我感觉自己是在与8亿中国人民谈话，使我了解了中国从古至今的悠久历史。毛泽东主席的伟大，不仅表现在他身躯高大，而且表现在他知识、智慧、人道和神威上，给人一种令人生畏的巨大威严感。”
　　6月30日晚，毛泽东在蒋葆生反映关于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处理问题的来信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林办中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于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
　　1975年7月1日凌晨，毛泽东对原林彪办公室有关嫌疑人员作出批示，他写道：
　　“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予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
　　他还在叶剑英关于王洪文不在北京，建议由邓**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来信中批示道：
　　“同意。”
　　从此以后，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
　　7月1日，克立到北京医院拜见了周**。周**在医院和克立签署了中泰建交联合公报。
　　遗憾的是，克立总理回国后不久，就因泰国发生军事政变而被迫下台了。毛泽东的预言不幸又言中了。但是，克立对他这次北京之行，仍然充满了自豪感，他说：
　“我认为一个人垮台或飞黄腾达，个人是无法决定的，但有了泰中友好关系，我死也瞑目了。”

　　7月2日，毛泽东在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中写道：
　　“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
　　7月初，毛泽东在同邓**淡话时说：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邓**说：
　　“现在文艺并不活跃。”
　　毛泽东说：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7月10日，胡乔木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整理稿，呈送给了邓**。
　　原来，邓**为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曾就《论十大关系》一文，向毛泽东提议说，将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尔后，他吩咐由胡乔木具体负责整理工作。这个新的整理稿，体现了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和语言风格，恢复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一些重要内容，并作了必要的一些文字加工。
　　7月13日，邓**将整理稿转送给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习理论的重要文献。”
　　这一天，毛泽东即审阅了稿子，并批示道：
　　“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7月14日，毛泽东在同江青、张春桥的谈话中说：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1年、2年、3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3年、4年、5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1957年**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反杜林论》出版后，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80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13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10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长春沈阳解放。
　　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从7月中旬开始，在邓**主持下，有关方面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3个文件，进行了起草、修改工作。
　　后来一直到10月上旬，这3个文件才最后定稿。邓**对其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这几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实际上是要把中国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样子。正因为如此，这几个文件，最终都未能下发。
　　后来，这3个文件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定为“3株大毒草”。
　　7月23日，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由毛泽东的保健大夫领着北京几位著名的中医和西医眼科专家，前来为毛泽东会诊。
　　毛泽东以微弱的目光扫视着大家，和医生们一一握手。其中有一位是广安门医院的眼科大夫唐由之，他40开外，身材高大，看上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白面书生。毛泽东和他握手并询问他的姓名。他声音洪亮地说：
　　“我叫唐由之。”
　　毛泽东认真而又费力地说：
　　“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
　　说罢，便顺口背诵起鲁迅悼念杨铨的那一首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毛泽东虽然目光呆滞，讲话费力，但他背起诗来，却依然是抑扬顿挫，极富有感染力。况且他老人家已经82岁了，又在病中，记忆力依然不减当年，竟然一字不错地背了下来。在场的专家们见此情景，无不惊叹万分。
　　毛泽东背诵罢鲁迅的诗，望着唐由之，口中还不住地念道着：“由之，由之。”他又说：
　　“你的名字也可能是出自《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而要按鲁迅的‘由之’去做。”
　　毛泽东如此亲切而又幽默风趣，马上缩短了领袖和医生之间的感情距离。
　　此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唐由之负责为毛泽东实施眼科手术。
　　7月25日，毛泽东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反映电影《创业》在审查中被指责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7月29日晚上，由唐由之主刀为毛泽东做眼科手术。周**身带重病，与江青、邓**、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人，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
　　毛泽东在上手术台前，叫张玉凤播放了上海昆剧团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毛泽东听着乐曲，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手术室坐下。此时已是10点多钟，唐由之为毛泽东做的白内障手术进行得十分迅速而又顺利，只有18分钟就结束了。
　　周**等人听到手术顺利的消息后，这才放心地起身离去。
　　3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小睡醒来，很有兴致地把陪护在外间的唐由之叫了过去，让唐由之坐在他身边，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吟道：
　　“由之，由之，花开花落两由之。”
　　他又叫秘书取来纸和笔，在秘书的帮助下，伏在桌子上一边吟诵，一边摸摸索索地默写：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写完了，又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唐由之作纪念。
　　毛泽东患着病，摸黑作书赠人，这在中外书法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现象。这一极有意义的特殊的作品，也是他一生里书赠作品当中的绝笔。
　　护士孟锦云和张玉凤负责照顾毛泽东手术后的生活。毛泽东用餐的时间，由孟锦云和张玉凤掌握，大概是4个小时1次。每隔4小时之后，孟锦云或张玉凤便去对毛泽东说：
　　“主席，您该吃点东西了。”
　　这时候，毛泽东一般都会点点头。有时候他也会表示不想吃，孟锦云就出面劝他说：
　　“主席，今天可有好吃的东西，您不吃又白做了，我们可要吃了。您还是多少吃点，都好几个小时了，您需要吃东西了。”
　　此时，毛泽东也会说出一些俏皮话，他说：
　　“对，人是铁，饭是钢，1顿不吃饿得慌。可我没有慌呢，吃点也行。”
　　一周之后，唐由之为毛泽东去掉了蒙在他眼上的纱布。毛泽东眨眨眼，看着看着，他突然激动地指着在场的一位工作人员的衣服，准确地说出了颜色和图案。他又指着墙壁说：
　　“那是白的。”
　　毛泽东的眼睛复明了，从此结束了他所难以忍受的600多个日日夜夜。在场的人无不为手术的成功而兴高采烈。
　　此后，医务人员规定毛泽东每天只能看15分钟至30分钟的文件或书。可毛泽东不顾医生的劝告，仍然大量地读书看文件。他重读《二十四史》，重读鲁迅的杂文，还看过《考古学报》、《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等等杂志，甚至还提出给他印大字本的《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杂志。他一见医生来了，就急急忙忙地把书本藏在被子里。等医生一走，他又拿出书本继续看。眼科医生没办法，就给他配了两副金丝眼镜。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就不再戴这眼镜了，因为他嫌那金丝镜框太沉。而且这种眼镜是两个腿，侧卧看书时，一只腿时时压迫太阳穴，戴了不舒服。
　　后来，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看东西方便，就去了北京光明眼镜店，叫那里的专家特别为他设计配制了两副单腿的特殊眼镜，让毛泽东右侧卧床看书时，戴没有右腿的眼镜，左侧卧床看书时，就戴没有左腿的眼镜。果然，毛泽东试戴了一段时间后，感到十分的满意。
　　毛泽东晚年曾戴眼镜看书，特别是戴着那种单腿的眼镜看书，这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他所读过的《晋书》中，有3册的封面上写着：“1975，8”，有5册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月再阅”，“1975，9月再阅”。这些字迹笔画颤抖，却很清晰，这是他亲笔写下的此一时期的读史记录。毛泽东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顽强地读完了这几册《晋书》。
　　1975年8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书房里用手拍着桌子击节，高声诵读宋词：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毛泽东读着读着，忽然大哭起来，直哭得涕泪滂沱，不能自抑。医生劝慰他，询问原因，才知道他读的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和爱国词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陈亮的这首词引起他强烈的共鸣，他因词思人，由古至今，愁肠百转，黯然神伤，一致如此。毛泽东感觉到自己已经年老力衰了，而此时的中国，北疆有强敌环伺，内政也大不如意，自己就是纵有像陈亮那种不畏强敌、破贼救国的英雄气概，也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他的心中是多么的凄凉啊！
　　柔和的灯光，照着毛泽东穿着宽松棉布衣裤的高大身躯，他那带有病容的脸上，神色庄重。毛泽东又让工作人员和他一起吟诵了这首词。
　　张玉凤也说过：
　　“有一次，我给毛主席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主席也跟着背诵起来。他一字一句地缓缓吟着，那声调，那韵致，入情入景，到后面几句，他竟然激动得泪如泉涌：‘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时，我意识到，主席的思想和感情已经进入诗的意境中了。”
　　8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和工作人员看电影《自有后来人》。因为看得时间太久了，毛泽东就把头仰靠在沙发上，手放在沙发扶手上，显然是很疲惫了。但《国际歌》的乐曲一响，他立刻把头向前移动了一下，身子也挺得直直的，还把他的中山装衣角抻了抻，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他扭过脸瞧了一下孟锦云，见孟锦云依旧是歪斜着靠在沙发上，便轻轻地拍了她一下，意思是让她坐好，好好看。
　　此一时期，河南南部由于连降暴雨，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30多个县（市）严重受灾，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名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了有关报道，当她读到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某县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时，忽然听到了毛泽东的抽泣声，抬头一看，只见他的眼中早已噙满了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工作人员怕他手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赶忙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喃喃自语地说道：
　　“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
　　8月间，在邓**的主持下，有关方面制订出了《工业二十条》，开始纠正工业战线上的“左”倾错误。
　　8月13日，毛泽东接到了邓**转来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党委常委吕方正及惠宪钧、柳一安4人的一封信，这是一封状告迟群和谢静宜的信。
　　毛泽东看过信后，指着堆放着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
　　“先放着。”
　　8月14日凌晨2时，芦荻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打来的电话，说是毛泽东要和她谈话。
　　原来，芦荻作为一个侍读古典书籍的老师，在有关部门和学校派她来之前，告诫她说：“不得向毛主席提出不合适的问题。”因此，芦荻在毛泽东身边多时，由于担心在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上犯错误，所以就从未向毛泽东提任何问题。于是，毛泽东便称她是一个“笨人”，还说，如果她是个好老师，就一定要问学生问题的。芦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问张玉凤说：“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玉凤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此时，毛泽东正要芦荻读《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于是，她就在不久前向毛泽东请教有关中国这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
　　毛泽东在这次和芦荻的谈话中，讲到了《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然后谈到了《水浒》的问题。
　　毛泽东的确对《水浒》有很深的研究，单是在70年代，他就曾经看过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直到逝世，他一直把《水浒》放在床边。如果说毛泽东在解放前主要是从《水浒》中吸取造反精神的话，那么，他在解放后则主要是从《水浒》中吸取如何防止革命阵营内部蜕变的教训。芦荻的请求，正好引出了毛泽东的一番不同凡响的宏论，他说：
　　“我曾经多次说过，《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聚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给革掉了。”
　　“《水浒》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据张玉凤回忆说：“75年8月14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接着我说，64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哪？这时，主席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毛泽东还说：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所说的鲁迅评《水浒》的话和文章，分别出自鲁迅的《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和《南腔北调集》。他所说的金圣叹是清代人。金圣叹删改的《水浒》，只有七十一回，宋江等人受招安的内容被删去了。
　　张玉凤感觉到毛泽东的话非常重要，她就问道：
　　“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浒》印出来？”
　　毛泽东说：
　　“好。”
　　张玉凤就说：
　　“芦老师，你把主席的指示写一下吧。”
　　芦荻没有起草过文件，她遵照毛泽东的意思，这样写道：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3种都要出。”
　　毛泽东说：
　　“要不要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书的前面？”
　　于是，芦荻又加上了一句：“把鲁迅先生的《流氓的变迁》中的那段话印在卷首。”然后就递给了张玉凤。毛泽东说：
　　“我要休息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张玉凤赶紧把芦荻记录的那两句话，让毛泽东看。毛泽东看过后微微点头。芦荻起身告退。毛泽东朝她挥挥手，说：
　　“好，再见！”
　　张玉凤对芦荻说：
　　“芦老师，请你在书房里等一下。”
　　芦荻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坐在他的书桌前看书。过了一会儿，张玉凤来了，她说：
　　“芦老师，刚才我问主席，除了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各种版本的《水浒》前面，要不要把主席对《水浒》的意见整理一下，也印在前面？主席同意了。芦老师，请你把主席对《水浒》的评语马上整理出来。另外，主席说，把鲁迅的那段话也写上。”
　　正是：有幸三生是斯人，尊前数月聆雅音。
　　　　　可怜北大侍读女，来年便是戴罪身。
　　欲知毛泽东对《水浒》的评价，后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且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 发表于 2014-10-14 19:21:02

连载：毛泽东大传——369
第369章
　　“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他们骂小谢，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她身上。”
话说1975年8月15日下午2时许，张玉凤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将芦荻整理好的毛泽东评《水浒》记录，拿去给毛泽东看。不一会儿，张玉凤回来对芦荻说，主席看过了，认为可以。她请芦荻誊写一份。芦荻誊写毕，二人来到毛泽东卧室，毛泽东正躺在床上。芦荻将誊写稿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戴上老花镜，一行一行地看，看得很认真。芦荻和张玉凤侍立在床前。毛泽东看罢，说了声“可以”。
　　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和提出要出版3种版本《水浒》意见的文稿，很快就由汪东兴送到了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手里。姚文元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经过一番思考，立即动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请示信。他在信中写道：
　　“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在信中提出了他的构想，他接着写道：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1、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2、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3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71回本改的65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3、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指示。
　　　　　　　　　　　　　　　　　　　　　　　　　　姚文元
　　毛泽东看了姚文元的信，当即批示道：
　　“同意。”
　　两个小时候后，张玉凤拿着已经用道林纸印刷好的文件和一叠空白信封，来找芦荻，说是要她在信封上填写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把这些文件发给他们。这种高速度的运转，使芦荻非常惊讶。
　　不久，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就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第196号文件就下发了。
　　8月21日，邓**召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开会。胡乔木有意就毛泽东评论《水浒》一事，提醒邓**。他说：
　　“毛主席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特别所指？”
　　邓**此时正一门心思搞“全面整顿”，根本没有把这些当作一回事。他回答说：
　　“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
　　8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在和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谈话时说：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要架空毛主席。”
　　8月28日，《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文章中写道：
　　“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
　　8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28日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这篇短评，并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竺方明”的长篇文章：《评<水浒>》。文章中写道：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1975年9月初，姚文元先后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讨论的情况和《人民日报》的社论稿《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道：
　　“送**、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
　　邓**看到送给他的《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稿后，再也坐不住了。他拿着姚文元的文章找到江青，指着他用铅笔划过的一段文字说：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党内有了投降派？是指谁呢？”
　　邓**知道江青是一个说话不转弯的直性子，没想到这一次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江青故作神秘地说：
　　“毛主席找人谈话要评论《水浒》，肯定是有他的用意嘛。就拿林彪和刘**来说吧，如果把林彪比做贪官，那刘**可就是皇帝了。有人现在就是只批林彪的极左，而不批他的极右。毛主席说，林彪是极右，他和刘**一样，都是极**。林彪的左是伪装，右才是本质。你可是经过一场教育和锻炼的哟，必定会有分辨能力啊。”
　　邓**听出了江青话里的弦外之音，心里头恨得直咬牙，但他表面上依然露出笑容，装作不经意地说道：
　　“那么这个宋江就是总理了？我看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态度暧昧呀！”
　　江青正色道：
　　“周总理是紧跟毛主席的。相反，我们倒是应该在运动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邓**马上也严肃地说：
　　“我是听毛主席的。这几年来我不在工作岗位上，对好多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没有发言权呀。我对你们的一些活动有点不了解，所以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们也有争论。”
　　江青也拿出一篇文章，交给邓**，她说：
　　“那你就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吧，给主席念了此文后，主席说，这篇文章是写得最好的一篇。”
　　邓**回去后，立即研究这篇文章，他专门把两段文字划了出来，只见这段文字写的是：
　　“宋江是《水浒》的主人翁。在文学作品里，‘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刻画和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他一生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衷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仁义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
　　“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和‘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邓**划着这些文字，心如刀绞。他拿着这篇文章来到**，给周**看。他说：
　　“我们这些人的水平越来越低了，到头来还得那个三点水来教我们如何革命。什么宋江、什么晁盖，完全是影射你，他们要把你当作宋江啊，晁盖就是指毛主席。他们也看到毛主席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所以要造这个舆论。一旦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指控你是宋江，然后把你打倒。我看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周**在病床上困难地摇摇头，严肃地说：
　　“你不要胡乱猜疑，评论《水浒》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都要紧跟。我看你还是好好地抓工作，接受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考验。让毛主席看到是勤勤恳恳地工作着，这就好说话了。他们如果有问题，让毛主席去处理嘛。”
　　邓**说：
　　“毛主席哪里能处理得了他们的问题，他老人家现在是泥菩萨过河，顾不了自己了。我听保健医生李志绥说，他的眼睛自从动了手术后，视力虽然稍微好了一些，但病情已经一天不如一天，看来是已经毫无希望了。叶剑英同志早就让我们乘主席委托我做工作的时候，给她一个突然袭击。”
　　周**瘦削的脸一下子变了。他感到问题严重，挣扎着坐了起来，说：
　　“你们要干什么？千万不可乱来，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对江青同志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嘛，怎么可以乱来？只要把工作抓上去，主席是会明辨是非的。王洪文同志的能力上不去，主席不就看出来了？主席曾经培养过张春桥同志，他也是动动笔杆子还可以，抓经济工作就不那么顺了。”
　　邓**说：
　　“像这样下去，中央就是搞两种声音，怎么能够搞好工作呢？据我了解，中央绝大多数同志都把江青这个人恨透了，她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干一件好事情。”
　　周**说：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江青紧跟毛主席搞好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心中都很清楚，你不能用自己的认识代替别人，你也不要把自己的怨气撒在江青同志头上，这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毛主席也能够理解。但是你不能够用自己的想象来代替现实。毛主席的身体究竟怎样？你我都是看到了表面现象。毛主席如果从政治上考虑，是一种检验政治局同志的方式呢？那你就惨了。**同志，要相信，在中国可以无愧地说，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别说你和我，就是今后的几年、十几年里，都不一定会有这样聪明和伟大的领袖出现。我还告诫你，刚才你说的这些话，在我这里只当你发发牢骚，到别的地方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讲了。”
　　据陈永贵后来在回忆中说：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和毛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可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
　　再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评论《水浒》中的第1、第2两段文字。社论中还写道：
　　反对投降派“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自此，评论《水浒》成为中国“一场以它为中心的世界最大规模的‘评书活动’。”
　　9月7日，周**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周**说：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时间过得真快，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4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4分钟也走不了啦。”
　　这是周**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9月15日，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的代表3700人，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区负责人。这次大会主要是肯定和宣传大寨“大批促大干”等先进经验。
　　邓**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邓**还说：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招集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两校写作班子等100多人谈话。她在谈话中说：
　　“评《水浒》不单纯是一个文学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评《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江青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邓**说：
　　“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71回本读了3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像搞阴谋。”
　　后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回到北京继续召开，一直到l0月19日才结束。
　　9月20日，邓**在听取胡耀邦汇报工作时说：
　　“你们干，犯了错误我检讨。教育危机，把我们四个现代化、教育水平都拉住了。这不是复旧。就是复旧也是为了工作，为了革命。”
　　9月20日这一天，身患绝症的周**在北京医院接受第4次手术治疗。周**对这次手术作了最坏的考虑和安排。他在进入手术室前，与政治局委员们一一告别。最后，他特地将张春桥、姚文元叫到面前，拉着他们的手说：
　　“你们要多帮助洪文同志，他还年轻。”
　　张春桥说：
　　“好的，我们一定会帮助洪文同志的。”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此后，周**又特意让秘书取来他于1972年6月23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亲自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写明：
　　“周**。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年9月20日。”
　　这份记录稿，是他委托邓颖超亲手整理的。
　　曾经有一位历史学工作者分析说：在批《水浒》、反“投降派”的背景下，周**这样做并非多余，他是怕有人在他身后给他抹黑。
　　9月21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再度访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他们一见面就很自然而亲切地交谈了起来，首先谈到了欧洲问题、美苏等问题。接着，希思谈到了他在中国西部、南方接近缅甸边界的地区及东海岸等地的访问情况。毛泽东说：
　　“可是你没有去看看东北的工业区，下次来你一定要去那里看看。”
　　希思说：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看了你们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说你们现在正在开展一个提高生产和生产率的运动，农业又获得了好收成，毛主席感到中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了吧？”
　　毛泽东说：
　　“有一些，不大。中国取得良好的进展还要30、40、50年。中国现在还很穷。这种进步太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让这种进步更快一些。”
　　希思说：
　　“我去参观郊区的一个公社时，他们说那里的情况是好的，学校、医疗都令人满意。”
　　毛泽东笑着说：
　　“吹牛皮。你一定不要全信人家告诉你的事情，他们对外国人总是能骗的就骗。”
　　在场的人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都笑了起来。
　　这是希思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
　　9月24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他说：
　　“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亿人口。”
　　“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4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
　　毛泽东指着陪同接见的邓**说：
　　“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毛泽东又同黎笋谈起了邓**，他说：
　　“他只要表态对文革有个基本认识，就不能动。”
　　他转对身边的其他陪同者说：
　　“你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了他。不妥协，不认输，外面是乌龟壳，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9月下旬，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因为要去新疆，路过北京时来到了中南海，看望伯父毛泽东。
　　9月27日，毛远新向伯父汇报了辽宁省的情况；也谈到了他对全国形势的看法。他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就感觉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十个指头，是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是肯定还是否定？有分歧。2、对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和支流是什么？迟群和谢静宜同志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只是干扰了批林批孔运动，但不能因此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3、刘**、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判？当前，刘**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口头上也说两句好话，但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这股风似乎比72年批极左还凶些。”
　　毛远新还说：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还有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
　　他举例说：
　　“75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75年4号文件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我很注意**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评《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这一时期，毛泽东处于重病之中，已经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不能处于第一线指挥，更不能从更多的渠道了解党和国家的状况，他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人做帮手。看着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并逐渐成熟的侄子，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感觉毛远新正是自己需要的可靠帮手。
　　9月28日，毛远新因父亲毛泽民牺牲在新疆的缘故，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活动。
　　1975年9、10月间，邓**多次在谈话中说：
　　“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
　　“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的人自己要倒退。”“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2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2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在此期间，赵紫阳被派去四川工作时，邓**和他谈话说：
　　“要大刀阔斧地干，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
　　贾启允被派往云南工作时，邓**也和他谈过这样内容的话。
　　后来，在批邓运动中，贾启允慌了手脚，沉不住气了，于是，他就把邓**的话端了出来。这就是“还乡团”一说，成为邓**一条罪状的由来。
　　1975年国庆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出席国宴的国务院人员名单。在有人提到周扬时，与会者都不说话。邓**最后说：
　　“周扬这次不参加，我去向毛主席汇报。”
　　邓**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批评说：
　　“应该让周扬出席国宴。”
　　1975年10月1日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
　　“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
　　他随即转向坐在身边的护士孟锦云，平静地问：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个‘十一’了吧？”
　　孟锦云不假思索地冲着毛泽东说：
　　“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
　　毛泽东认真地反问道：
　　“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他又对护士长吴旭君说：
　　“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法去找长生不老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的生死问题面前，皇帝和贫民都是平等的，不但没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人如果都不死，那孔夫子现在要活着该有2500岁了吧？那世界上该成个什么样子了？”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说：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吃了不少鱼，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
　　毛泽东还以沉思的口气，将有关他自己的葬礼对吴旭君作了交代，他说：
　　“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新陈代谢嘛。从古到今，没有人不死。这是生物发展的法则。”
　　毛泽东最后谈到了贾谊的《鵩鸟赋》，他说：
　　“我已经读过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常存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情，连办得到的事情也耽误啰！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得个‘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其实，任何事物都不过是一个过程，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有始必有终。”
　　10月5日，毛泽东在华罗庚写给他的信中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华罗庚在10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汇报了他10年来工作中的体会和曾经遇到的阻力，并表示了今后的决心。
　　毛泽东在批示中，鼓励华罗庚继续努力工作。他还非常关心华罗庚的身体，嘱咐他大病新愈后，多休养一个时期。
　　华罗庚捧着毛泽东那苍劲有力的亲笔信，激动得热泪盈眶。
　　10月10日，毛远新从新疆回到中南海，向伯父汇报了新疆之行的情况。
　　毛泽东决定把毛远新调入中南海，留在身边，由毛远新担任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自此以后，毛远新几乎成了毛泽东获取情况的唯一耳目和发出指示的唯一喉舌。
　　毛泽东在和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了批孔问题，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时，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予老百姓，就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福和中学老师 · 发表于 2014-10-14 19:22:35

l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和党委常委、吕方正及惠宪钧、柳一安4人，给毛泽东写了第2封状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的信。这一封信依然是经过邓**转交给毛泽东的。
　　毛泽东看过信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
　　“先放着。”
　　他让秘书找出刘冰等人8月13日写的第1封信，又看了一遍；尔后让秘书把这两封信拿给毛远新看。毛远新看后说：
　　“迟群他们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是比较坚决的，10个指头7个还是好的。”
　　毛泽东说：
　　“刘冰是副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准我的。”
　　与此同时，迟群也让一些人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信中说，迟群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战线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信中还揭发了此时在教育领域贯彻邓**全面整顿方针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
　　10月16日，毛泽东在《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应》的材料上批示道：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10月19日晚，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人谈了话，他说：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3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他们骂小谢，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她身上。迟群我还不认识哩。”
　　“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2次文化大革命吗？”“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又说：
　　“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转。你们告诉**注意，不要上当。**偏袒刘冰。你们和**、吴德、小谢、迟群6人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10月21日中午，在中方招待19日到京的基辛格等人的午餐上，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谈到了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在最近的访问中见到了毛泽东。她还说，那次会见是希思特别要求的。基辛格机敏地说道：
　　“如果问我是否想见主席的话，那么我要说，是的。”
　　基辛格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他的随行人员有温斯顿•洛德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即在13年后任美国总统的布什——笔者注）。
　　这天下午，邓**、乔冠华在人民大会堂与基辛格一行了进行第3轮会谈。邓**拿过一张上面写有几个大字的纸条看了一下，对基辛格说：
　　“请你6点30分去见主席。”
　　下午6点半，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第4次会见了第8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两名女服务员搀扶着82岁的毛泽东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布什在回忆中描述道：“这是我到中国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位主席。隔着一定的距离，看到他这种身体状况，我感到震惊。按等级顺序，基辛格最先被引见给毛。毛张开嘴巴，说欢迎他，但发出来的仅仅是含糊不清的喉音而已。我第二个被引见。从近处看，这位主席的身体状况似乎还好一些。他身材高大，面孔晒得黝黑，仍显得很强健，握手时非常有劲。他身着一套做工细致的其式样以他名字命名的服装。脚上穿着棕色短袜和成千上万普通百姓穿的那种白塑料底的黑布鞋。”
　　基辛格坐在毛泽东的左边，布什坐在基辛格的左边。基辛格问毛泽东的身体怎么样？
　　“这部分工作很正常。我能吃能睡。”毛泽东指着自己的头。他又拍拍自己的腿，说：“这些部位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时感觉无力。肺也有毛病。总之，我感到不行了。我是供来访者观看的展览品。”
　　布什环视了一下室内，见对面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法册子，房间另一头有几张桌子，上面放着形状各异的药瓶和一个小型氧气罐。毛泽东泰然自若地说：
　　“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
　　布什听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有些震惊。只见基辛格微笑着说：
　　“别接受得那么早呀。”
　　毛泽东笑了笑，因为他不能连贯讲话，就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旁边的女子站起身，拿起来看了看，代替毛泽东说：
　　“好，我服从Doctor的命令。”
　　这是一个双关语，因为基辛格有博士头衔，而在英文中博士和医生是同一个词。毛泽东又说：
　　“你们国家为什么老闹‘水门事件’？总而言之，这件事我们不高兴。”
　　毛泽东所说的美国“水门事件”，把尼克松搞得很狼狈，他不得不在1974年8月9日辞去了总统职务。基辛格听毛泽东如此说，就无可奈何地解释道：
　　“主席，这其中有许多复杂原因，一个原因是许多老式哲学家和政客不喜欢尼克松总统，因为他奉行正统的政策，美国虚无主义者太多，要破坏一切。”
　　基辛格见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就又说到了台湾问题，他说：
　　“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我们之间有着清楚的谅解，我们信守这一谅解，而且联络处正在进行有益的工作。”
　　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可能要用100年，甚至几百年才能解决。我们黄镇主任会给你们讲大道理的，讲什么华盛顿反英国那一套。”
　　基辛格说：
　　“对，他在几个星期前对我作了一次大演说，这些话过去总理给我讲过，主席也讲过。”
　　毛泽东突然说：
　　“你是什么博士？哲学博士？你给我上一点课吧！”
　　基辛格连连摆手，说：
　　“主席对哲学的了解，比我多得多，而且写过深刻的哲学著作。我在哈佛大学讲课时，常把主席选集列为我哲学教程的必读书籍，对此，我的同事都感到吃惊，那是60年代的时候。”
　　毛泽东将双肩稍稍一耸，说：
　　“哎呀，我对自己就很不满意，主要一条，我不懂外语，不能读原文。”“现在世界不太平，风雨要来。推迟可以，但要阻止风雨难。”
　　基辛格说：
　　“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们是这个。”毛泽东举起一个拳头；他又竖起另一只手的小拇指说：“我们是这个。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
　　基辛格说：
　　“但是中国说军事力量并不是决定的因素。我们有共同的对手。”
　　毛泽东将他的回答写到纸上。他的助手拿给基辛格等人看，上面是用英文写的一个词：“Yes！”。
　　布什后来回忆说：“会谈还在继续，毛好像越来越健谈活跃。谈话似乎使他兴奋起来，他的头转来转去，频繁地做手势。他不断地提到万能之神，他说：‘上帝保佑你们，不保佑我们，因为我们是好战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他不喜欢我，他喜欢你们3人。’他指着基辛格、温斯顿•洛德和我。会见快结束时，毛泽东同温斯顿和我谈了起来，他指着我说：‘你这位联络处主任处境不佳，上任之后为什么不来我这儿呢？’我回答说：‘那我感到太荣幸了，但我担心您太忙。’毛说：‘嗬，我不忙。我不管国内的事，我只是看看国际新闻。你真的应该来看我。’5个星期之后，当福特总统来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这是第2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时我担任中央情报局长的任命已经宣布了。后来，我向联络处中的一些专家们介绍情况时曾提到毛主席邀请我去拜访他，我说自己想试一试，接受他的邀请。他们感到这只是一种外交辞令而已，因此我没有再坚持。一年以后，毛去世了，我和巴巴拉再次访问中国。我对一位中国政府官员提起毛邀请我去拜访他的话。那位中国官员告诉我：‘你应该按你的直觉行事。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主席无意的话，决不会发出这样的邀请。’”
　　基辛格在这次会见后也谈到了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家，他善于进行深奥的哲理争辩，以揭露矛盾、诘问对方将辩论引至他所要达到的结果——笔者注），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思想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又避开了义务。他的话指定了一个方面，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撇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且说10月23日，邓**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19日晚的谈话内容。会议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
　　10月27日，邓**、李先念、吴德、汪东兴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还说：
　　“其中主席对**、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
　　10月28日，毛泽东在邓**4人报告中“其中主席对**、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这句话下面划了一条线，还写了一个“对”字。
　　10月30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首次访华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和他的夫人及其一行。中方参加会见的有邓**、王海容、唐闻生和中国驻德国大使王殊；德方参加会见的还有：交通、邮电部长库特•克沙伊德勒、外交国务部长卡尔•默尔施、总理府议会国务秘书玛丽•施莱夫人、联邦德国驻华大使罗尔夫•保尔斯。
　　毛泽东尽管身体虚弱，行走困难，但他仍然站起来同客人们一一握手问好。尔后，毛泽东同所有客人及陪同人员，还有中方人员，一起拍了“家庭照”（施密特语——笔者注）。施密特的绝大多数陪同人员很快被请了出去。毛泽东在秘书张玉凤的搀扶下坐回到沙发上，他说：
　　“我的腿已不听使唤了，说话也不利索了。”
　　“德国人好。”毛泽东接着说；他又更精确地说：“西德人好。”
　　施密特谈到了过去25年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又说玛丽•施莱夫人特别喜欢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说：
　　“成就太小。我也不会写诗。但我懂得打仗，怎样打胜仗。”
　　他接着问王殊：
　　“你怎么样？”
　　王殊回答说：
　　“很好。”
　　毛泽东转向施密特问道：
　　“我们这个大使怎么样？”
　　施密特回答说：
　　“希望贵大使对两国关系做出贡献。”
　　此时的毛泽东说话已有些气喘，有时发音也很困难，3位兼职女翻译在翻译之前就他说的是什么商量了几秒钟，才翻译给客人。有时她们还需要反问一下，如果在毛泽东重复后仍然听不懂，毛泽东就把他的话写在准备好的小纸条上。但令施密特吃惊的是，毛泽东精神集中，思路非常敏捷。关于苏联的战略和对苏战略问题成为他们讨论的重点，双方坦率地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施密特说：
　　“根据我的印象，对苏联领导讲的和实际做的必须加以区别。自从赫鲁晓夫时代结束以来，特别是从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以来，苏联在对外政策的实际行动中比其宣传性言论更为谨慎。然而，一旦出现诱人滥用强权的形势，也不能排除苏联可能变得咄咄逼人。如果谁在防务方面变得虚弱，苏联人就可能加以利用。只要我们对苏联保持充分的力量均衡，我们就无需惧怕他们的冒险性。因此，西欧国家和美国尽量不做任何可能促使克里姆林宫进行干涉的事情。我们重视中国领导人的警告，但我们不怕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我们的共同防御是足够强大的，可以使一次事实上的苏联的进攻或通过威胁施加压力的做法，成为对莫斯科的一种相当大的风险。”
　　“讲得好，”毛泽东说：“但形势在10年或20年之后会起变化。请相信我，同苏联人会打一仗的。你们西方的威慑战略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
　　施密特说：
　　“我们的防务能力不是假设的。我们的反击是非常实际而极为有效的。我们从这种安全中赢得我们对苏联的行动自由。我们的战略的另外一半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即争取同莫斯科及其盟国建立睦邻关系，甚至是合作关系。”
　　“尽管如此，还会爆发一场战争。”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看来你是一位康德派。但唯心主义并不是好东西！我本人是马克思的学生，我从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我不喜欢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海克尔感兴趣。关于我们这个题目，克劳塞维茨讲的是对的。”
　　施密特说：
　　“克劳塞维茨是德国少有的几位有政治天赋的军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把他的名言解释成似乎战争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而只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我却更倾向于把克劳塞维茨这句话作为对军人的一堂课来读，即：在战争中，也是政治领导优先，而不是军事领导优先。战争仅仅是供领导选择的很多可能性之一。人们绝不可以坚持战争是唯一可能性的观点。”
　　毛泽东说：
　　“就战略问题来说，防御战比进攻战好，通常是进攻者遭到失败。美国人派了50万军队到越南，其中打死5万人，受伤10万人。他们现在对此大叫大嚷。美国太害怕死人。”
　　他还以德皇威廉二世进攻法国、希特勒进攻欧洲、蒋介石进攻解放区为例，说明都是进攻者遭到失败。毛泽东接着说：
　　“永恒的和平共处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欧州太弱。如果欧州在今后的10年内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联合起来，它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欧洲人必须学会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美国。”
　　施密特说：
　　“在为数众多的欧洲国家和民族中，部分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经过数百年常常是互相对立的发展后，今天要把西欧12国统一到一个共同的屋顶下面，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如果欧州的统一来得比我今天所相信的更早，那么欧州将是很强大的。”
　　施密特接着把话题转到亚洲事务上，他问毛泽东：
　　“日本在亚洲事务上起什么作用，日本的安全与美国有没有关系？”
　　毛泽东说：
　　“单是日本难有大的作为。它既没有石油，也没有煤炭；既没有铁矿，也没有足够的粮食。东京需要同美国结盟，它不得不依赖美国。美国把它的保护义务战线拉得太长。除了保护日本之外，它还对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间接地还对泰国承允了援助，另外还有近东和欧州，这不可能起作用。美国人想用10个指头按住10个跳蚤，但这是谁也办不到的！你们欧洲人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仰人鼻息是下策。”
　　双方会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施密特在告辞时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的话对我观察国际形势很重要。在我之前，已有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拜见过你，以后还将有许多人前来，询问你对世界形势的估计，这使你承担了责任。你的话有重大意义。”
　　但令施密特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成为毛泽东最后会见的一位来自欧洲的客人。毛泽东听施密特如此说，便道：
　　“哪里，你知道，不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听我的。”
　　施密特引用了“水滴石穿”这句成语，说只要多做工作是会取得成效的。毛泽东则幽默地说：
　　“我这个水不行。靠你们。”
　　他这句话一出口，所有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在1987年，施密特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一书，详细记述了他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他还说：“毛泽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坐在他的对面时，我不由得想起，他作为革命的领袖，对于中国的前途，如同列宁对于苏联所具有的类似历史意义。”毛泽东的确是“一位备受赞扬，又常被人辱骂的人物，毫无疑问，现在和将来，他都是世界历史中的伟人。”
　　且说在1975年10月以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了。他讲话发音已极不清楚，往往只能由工作人员凭经验从他的口形和表情上进行揣摸，重复表述，获得点头认可才能确定。毛泽东的所思所想，有时也由他自己用笔颤巍巍地写出来，当然也都很简单。他的行动也已经很困难，如果没有人搀扶，一步也走不动了。
　　待到江青见到了毛泽东，不禁吃了一惊。她对毛泽东说，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报道说，苏联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白衫阴谋”。她还说，这次参加治疗的医生是不是反革命特务集团，值得考虑。毛泽东闻言，非常生气，他以虚弱之身，抬手指着江青问道：
　　“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江青一看毛泽东生气了，张了张嘴，没敢贸然作答。
　　“我知道。”毛泽东以手指鼻，说道：“就是我！”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语重心长地说：
　　“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关于这件事情，吴德后来在回忆中曾经这样说：
　　“毛主席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明显有病了。虽然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在当时是党内的最高机密，但是毕竟人们会从电影和电视里看到毛主席越来越老，这个已经保不住密了。那时江青拼命地想掩饰这一点，说毛主席的身体如何如何健康，不敢正视毛主席有病的现实，但是这怎么能瞒得住呢？毛主席几次发病，江青悄悄地跟我说：‘我怀疑汪东兴和那个李志绥有名堂，他们有勾结，过去都和林彪、叶群那些人眉来眼去，上过贼船，会不会是林彪的特务呢？’我说：‘这要有事实呀，没有事实怎么能让政治局的同志相信呢？’江青也发愁，她说：‘毛主席的身体让他们越治越坏就是最好的事实呀。’她拿出不久前毛主席的照片让我看，说：‘几天前还是这样的，怎么吃了他们的药后变成这样了？这里有问题呀。’她请教了许多人，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江青这才不吱声了。但是，她对医生们的建议总是不放心，总是和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到上海确诊才同意毛主席的治疗方案。实事求是地说，江青并不是坏心，她的许多话也是很有道理的。有人建议要给毛主席输液和打针的时候，江青和张春桥再三地说：‘要尽量减少药的负作用，尽可能地不吃药，不打针，尽量用先进的方法和传统的按摩来治疗。’但是，毛主席患的是运动神经元病呀！这个病基本上是不治之症。医生偷偷地预言，顶多能活两年的时间。尽管是绝密消息，但是周总理和邓**、叶剑英这些人当然能够知道呀。江青和张春桥也不得不正视这个现实了。但是他们显然对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估计不足。当时的政治力量都在争取时间，争取力量。那个时候的政治斗争非常复杂。我在当时也看不清楚斗争的实质和双方甚至是几方斗争用的策略。”
　　正是：火眼金睛识白骨，汪李原是隐形人。
　　东方翁曰：毛泽东曾经多次称赞过江青。“9•13”事件后，他曾经这样说：“我承认，江青有她自己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和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觉察到的。这一点，我应该向她学习，你们也要学呢。”但是在对待汪东兴、李志绥这些人的看法上，老人家却严厉地批评了江青。汪东兴在后来不久的表现，世人皆知，不用多说了；但李志绥其人后来的表现，却是知之者甚少。1995年2月，这个打着毛泽东“私人医生”旗号的李志绥在境外出版了一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他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使用不堪入耳的恶毒语言，昧着良心，咒骂、侮辱毛泽东，胡说“毛泽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领袖，而是个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胡说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后来查明，李志绥这个“喝过洋墨水”又投靠帝国主义的无耻之徒、政治小丑、卖国小贼所出的这本书，原来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找了26个人集体炮制的一个反毛**的政治宣传品。正所谓天理昭彰，李志绥在这本《回忆录》出版的新闻发布会后不到一周，就一命呜呼、猝死在自家的厕所里了。国外有媒体称，他是死于脑溢血，但也有人说，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做贼心虚而杀人灭口。不管怎么说，此贼暴毙，正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后来，凡是看过这本书的那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表示出极大的愤慨。秘书林克、保健医生徐涛、护士长吴旭君写了一本叫做《历史的真实》的书，他们在前言中写道：“在我们这些熟悉实际情况的人看来，全书漏洞百出，李志绥等人忘记了一个起码的原则：历史是不能编造的，谎言并不难被揭穿。”就连在毛泽东生前身后被连续关了18年监狱的戚本禹在接受美国《达拉斯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说：“毛泽东生活朴素，根本没有什么‘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事实。”“毛泽东的卧室、办公室、会客室从来没有锁，也从来不上锁。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24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只要毛泽东没睡觉，每隔一会儿，就要由警卫、护士、服务员进去送文件、热毛巾、茶水、药品，毛泽东无论做什么事，外边的人都知道。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呢？党同伐异，尚可理解，歪曲事实，是何道理！”
　　欲知毛泽东在病中如何处理邓**的问题，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 发表于 2014-10-15 20:51:33

连载：毛泽东大传——370
第370章
　　“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书，有车子，工资很高，衣食无忧。他们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资本家还厉害，对这些人不斗不行。青年人是软弱的，必须提醒他们斗争的需要。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8亿人口，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修，不斗则退。”
话说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
　　“阶级斗争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这种提法。应该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现在只剩下一项指示了，即把生产搞上去。”
　　毛远新还说：
　　“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信与毛远新汇报的情况联系了起来，他说：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你找**、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笔者注）提高。”
　　11月2日这一天，毛远新遵照毛泽东的吩咐，找到邓**、汪东兴、陈锡联开会。他开门见山，把自己的意见全部讲了出来。邓**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一听就炸了，他说：
　　“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问题可要再考虑考虑。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3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11月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和4人的谈话以及邓**顶牛的情况，毛泽东并不感到以外，他说：
　　“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他要有个弯转。”“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8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毛泽东指名不要江青、叶剑英参加。江青是因为毛泽东不要她多出面。叶剑英是因为他和邓**的特殊关系，参加会议不利于邓**转弯子。
　　毛泽东又说：
　　“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
　　“你们8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11月3日这一天，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随即，清华大学内部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发端。
　　11月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8人会议在讨论关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上，不仅批评了邓**，而且批评的对象还扩大到了在理论、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里支持邓**整顿的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和周荣鑫。
　　8人会议后，邓**对胡乔木说，他因转刘冰的信受到了批评。胡乔木提醒他说：
　　“不只是转刘冰的信的问题。可能对全面整顿的做法，毛主席早就有意见。”
　　11月4日晚，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的8人会议情况汇报。毛远新说：
　　“他们对邓**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
　　毛远新讲到了汪东兴在发言中说：“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
　　他还说：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远新请示伯父说，下一阶段的会议还怎么进行。毛泽东说：
　　“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指邓**——笔者注）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他还是不愿意让江青出面，特意交代毛远新说：
　　“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11月初，毛泽东就姚雪垠的来信作了一个批示。
　　这是一封用大开宣纸、毛笔大字写成的长信，由宋一平、胡乔木交邓**转呈给毛泽东的。姚雪垠在信的结尾写道：“敬爱的主席！我原先除写《李自成》之外，还有一个写太平天国的计划，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今转眼间已经60多岁了，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争取在75岁以后写出长篇小说《天京悲剧》。”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送政治局传阅。同意他的创作计划，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把书写完。”
　　11月初的一天上午，孟锦云建议毛泽东多找几个护理人员护理他，省得老是显得那么静。毛泽东马上回答说：
　　“静有静的好处，动有动的麻烦。还是那句老话，甘蔗难得两头甜嘛。”
　　孟锦云看到毛泽东似睡非睡地靠在沙发上，就问他说：
　　“主席，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毛泽东说：
　　“要说不舒服，这段时间是天天不舒服。许多事情，身不由己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来，我的本钱已不多啰。”
　　毛泽东沉默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对孟锦云说：
　　“我的家乡有句俗话，叫做甘蔗没得两头甜，世上的美事难两全。”
　　此时已是深秋时节，毛泽东说要看昆曲演员侯永奎演出的《林冲夜奔》，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侯永奎身体有病，不能再演了。毛泽东问：
　　“谁还能演？”
　　后来，在莫宣导演的指导下，由侯永奎的儿子侯少奎专门为毛泽东排演了《林冲夜奔》。录好像后，送给毛泽东观看，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
　　“后继有人。”
　　11月间，毛泽东接到了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写于10月28日的一封来信。周海婴在信中写道：
　　“我听母亲和熟悉鲁迅生活的老同志告诉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心中总是深深想念您……虽然他终于未能见您一面就去世了，然而我知道他的心是和您相通的。”
　　因为早在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写有这样一句话：“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所以周海婴又写道：
　　“我在1971年听到传达您这句话时，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啊！我知道他和您的心是相通的。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伟大导师，父亲的后期也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忠诚战士。我听说他谈起您时，总是点燃一支烟，眼睛充满愉快的微笑，轻轻地说，他愿在您的指挥下，做一名小卒，用笔。”
　　毛泽东看完周海婴的信后，就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工作，作出了批示：
　　“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11月8日，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他还说：
　　“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11月13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的指示，他写道：
　　“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给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11月15日，邓**接到毛泽东关于打招呼的指示后，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7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17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
　　这一天，毛泽东当即在邓**的报告上批示道：
　　“暂时仍由**同志主持，过一会儿再说。”
　　11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在王洪文的一封来信中作了批示。
　　王洪文在信中请示传达他在7月14日对江青、张春桥关于文艺政策的谈话精神。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
　　他是用鲁迅提倡的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比喻，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能因为一个人有点毛病就丢开的道理。
　　11月20日，邓**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17人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关于毛泽东提议的在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的问题，邓**以自己在“文革”中长期“靠边站”为由，予以拒绝了。他还借用毛泽东13日关于打招呼指示中的话说：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事过很多年后，邓**的女儿邓榕在评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毛泽东让邓**主持做这个决议，一是让邓**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一个机会，让邓**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的才干和品格，有恼恨邓**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一再留情，是希望邓**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闲话打住，再说11月21日，邓**在给毛泽东写的报告上说：
　　“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136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11月22日，毛泽东在邓**的报告上批示道：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青年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17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11月23日，毛泽东考虑到如果让青年人参加打招呼会议，可能增加许多复杂因素，就给邓**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邓**在北京主持召开有136名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邓**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1、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2、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3、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参加会议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见邓**宣读完《讲话要点》以后，在分组讨论中沉默寡言，就问他说：
　　“你身体好吗？”
　　邓**说：
　　“还好。”
　　张震说：
　　“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邓**沉思着，没有吭声。
　　王洪文在分组讨论时，对上海的代表们说：
　　“邓**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的第一书记，发出了一个《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共130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进行分组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11月26日这一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
　　卫星正常运转后，按预定计划于12月2日安全返回地面，标志着中国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在宇航技术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成为美苏之后第3个可以回收卫星的国家。
　　1975年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撰写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这是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资产阶级每次搞翻案复辟活动，总是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
　　“现在，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12月1日，美国新任总统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随行的还有布什。邓**受周**委托，与福特进行了会谈。
　　毛泽东会见了福特、基辛格、布什。这是基辛格第9次访问中国，是毛泽东第5次见到他。双方寒暄后，福特向毛泽东介绍情况说：
　　“我们上午谈了国际关系问题。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
　　毛泽东对福特只停留在口头上议论，很不满意。他幽默地说：
　　“我们没有本钱，就是放空炮。”
　　福特不明白毛泽东的话外之音，摇摇头说：
　　“我不相信这一点。”
　　毛泽东继续开玩笑：
　　“就是骂娘，我们有点本钱。”
　　众人闻言，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觉得与没有情趣的福特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就指着基辛格说：
　　“你们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
　　美方人员不由得大吃一惊，顿时紧张起来。只听毛泽东接着说：
　　“他不要我去见上帝！”
　　美方人员这才知道是自己虚惊了。基辛格得意地扶了扶眼睛说：
　　“我们坚持这一点。”
　　毛泽东又指着基辛格说：
　　“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说不让去！”
　　基辛格故作吃惊地说：
　　“如果你和上帝同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
　　“博士是无神论者，反对上帝，破坏上帝和我的关系，厉害呀！”毛泽东喜欢和基辛格开玩笑，他是越说越高兴：“我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从他的命令。命令就是order！”
　　福特疑惑地问基辛格：
　　“他是给上帝下命令了吗？”
　　毛泽东抢先说道：
　　“是向我下命令！”
　　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发表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
　　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写道：
　　“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2月1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病逝，终年77岁。
　　在经毛泽东和周**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审定的追悼词中，称康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
　　康生在生前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最近，我一直考虑一个问题。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革命，却有人想全盘否定它，反攻倒算。我斗胆说一句，邓**才上台1年多时间，就辜负了主席的期望。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不是从个人出发，我活不了几天啦。完全是从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发。”
　　12月20日，毛泽东在叶剑英18日以个人名义报送的《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上批示：
　　“很好。退叶剑英同志。”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第82个、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生日。毛泽东早已发话说，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为他举行祝寿活动。因此，诺大的中南海丰泽园里，没有一点祝寿的气氛。
　　毛泽东躺在宽大的睡床上，他的精神比平时好了一些。李敏和李讷都回来了。姐俩平时很少回家，很难见到爸爸。她们围在爸爸身边，说着，笑着。毛泽东很高兴。女儿们又听到了父亲乐呵呵的笑声，他也又听到了女儿们的祝福声。
　　这时，工作人员轻声向毛泽东报告说：
　　“有一位农村妇女非要见您，说是给主席送寿礼来的。不管我们怎么解释，她都不肯走。”
　　“农村妇女？”
　　毛泽东惊奇地问道。停了一会儿，他嘱咐说：
　　“去代表我谢谢她，礼物不能收，还是劝她走吧。”
　　大约10分钟后，工作人员又转来报告说：
　　“讲了很多道理她也不走，她说是遵照她父亲的遗嘱，有重要的情况向主席报告。”
　　毛泽东从床上坐起来，问道：
　　“有什么重要情况报告？她父亲是谁？”
　　工作人员说：
　　“她没有讲报告什么，只是说她父亲是西柏坡的老支书。1948年12月26日大清早，她代表她的父亲和全村人给您送寿礼。开国大典时，主席还派专车接她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她说她叫小樱。”
　　毛泽东“哦”了一声，说：
　　“小樱，我想起她了，我记得，你去叫她快进来见我吧。要有礼貌。你说，我请她呢，去吧。”
　　小樱进来了，她看见衰老多了的毛泽东，一下子跪在床前，动情地哭了。毛泽东看着昔日年轻漂亮的大姑娘，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太婆，怎么也认不出27年前的小樱了，也不由得心里一酸。他伸手拉起小樱，让她坐下。小樱抬起头，看了看毛泽东，本来有一肚子的话，现在也开不了口了。毛泽东亲切地问她说：
　　“有什么重要情况啊？”
　　小樱“我……我……”了半天，也没有说出口。毛泽东说：
　　“不要怕，大胆地讲真话。”
　　小樱这才说：
　　“不少人议论您老人家听不进反面意见，只高兴听假汇报，相信瞎宣传……”
　　小樱说到这里，又不忍心说下去了。毛泽东说：
　　“说得好，快说，全都说出来。”
　　小樱摇摇头，说：
　　“没有了，就这么多。”
　　毛泽东早已猜透了小樱的心思，就说：
　　“怎么会呢？你还是怕？怕什么？有我支持你，你大胆地讲真话吧。”
　　小樱被毛泽东的话感动了，就鼓起勇气说：
　　“西柏坡农民的生活不太好，公社搞了这么久，社员们的生活还是改善不大，农村还是很穷……”
　　毛泽东听着听着，感情冲动了，开始是睁大双眼，感到震惊，然后就躺在床上，闭上了双眼，过了好一阵子，才又坐起来，拉着小樱的手说：
　　“讲得好。讲得好啊！今天我破例，在我82岁的生日里，设宴招待你。”
　　小樱激动得大声哭了。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让厨师准备饭菜。小樱一听，马上止住哭声，起身告辞，深情地对毛泽东说：
　　“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小樱坚持要走，毛泽东怎么也留不住，他再三说感谢小樱讲了真话。
　　12月31日午夜，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毛泽东仰靠在书房外的沙发上，等待着两位来访的美国客人。他面色蜡黄，头发稍微有些乱，嘴巴微微张开，仿佛呼吸有些困难。
　　1976年1月1日，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美国已故的第34届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戴维，在乔冠华和黄镇的陪同下步入毛泽东的书房。
　　毛泽东被两位年轻女士搀起来，移动双脚，步履蹒跚，迎接客人。待毛泽东站稳后，其中一位女士用手抚平他的头发，随即和另一位女士退后几步。在照相机频频作响和电视摄影机的耀眼灯光前，毛泽东和来访的这一对年轻小夫妻一一握手，表示欢迎。戴维感觉毛泽东的手不老，很光滑，很温暖，很柔软。两位女士又搀扶着毛泽东回到沙发椅上坐下。戴维一直凝视着毛泽东的脸，毛泽东突然笑着问：
　　“你在看什么？”
　　这声音令戴维吃了一惊，毛泽东虽然底气不足，吐字还算清楚。在戴维看来，毛泽东的声音与他那超乎想象的苍老十分不协调。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回答说：
　　“我在看您的脸。您的脸上半部很……很出色。”
　　毛泽东听完工作人员的翻译，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
　　“我生着一副大中华面孔。中国人的脸，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鼻子扁。外国人就不成了，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
　　在场的人都被毛泽东的幽默逗笑了。朱莉询问她父亲当年会见毛泽东时坐在哪个位置上，当她得知就坐在她现在的座位上时，立即请求和戴维调换一下座位，说是让自己的丈夫也坐一下这只具有历史意义的沙发。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朱莉换过座位，从一个马尼拉信封里，拿出她父亲写给毛泽东的信，交到毛泽东那苍白、瘦削的手中，说：
　　“我爸爸给您的。”
　　毛泽东打开信，看了一下，又用英语低声读出了信尾所署的时间：“1975年12月23日。”朱莉和戴维对望了一眼，显得异常兴奋。朱莉像小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枚毛泽东像章让毛泽东看，说是黄镇大使夫人送给她的礼物。毛泽东也显得很兴奋，再次和朱莉握手，微笑着问：
　　“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
　　“好多了。”
　　戴维插话说：
　　“尼克松先生患的是静脉炎。
　　毛泽东说：
　　“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我欢迎他到中国来。把我这话转告总统先生。”
　　戴维说：
　　“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
　　毛泽东说：
　　“我习惯这样叫他。”
　　戴维不做声了。毛泽东接着说：
　　“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
　　戴维说：
　　“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
　　“西方政治？那是假的。”
　　戴维耸了耸肩，又不做声了。毛泽东对朱莉说：
　　“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我这句话，可以登报。”
　　“现在，在美国，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戴维插话说：“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
　　“好，”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马上！”
　　他又转向朱莉说：
　　“信里再加上一笔，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
　　戴维转移话题说：
　　“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听广播，在听您新发表的两首诗。”
　　戴维所说的诗就是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毛泽东说：
　　“老的。那算不得什么，那是我1965年写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
　　“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您首先是诗人。在延安时，您同她谈过诗。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那句话，您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的。您记得您说的是什么？”
　　毛泽东几次试图举起右手，但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就重复着几乎是40年前的那句话说：
　　“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儿就有一个。”
　　“您的诗有很多读者。但相比之下，您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您的著作印了几十亿册，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
　　“我的那些书没有什么好读的。我在里头写的没什么教育意义。”
　　“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改变世界？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瞧，”毛泽东朝沙发右侧呶呶嘴，那儿摆着一个地球仪，接着说：“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一些地方。”
　　毛泽东说罢，又突然问道：
　　“你们吃中国菜习惯吗？”
　　戴维说：
　　“不习惯。基辛格说，美国人一吃中国菜，肠胃功能就不正常。”
　　“我的肠胃功能也常常不正常，尤其是在北京。”毛泽东顿了一下又说：“只有在战争中，我的肠胃功能最正常。”
　　“可惜中国不会再有战争了。”
　　毛泽东提高了声音，问道：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
　　“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毛泽东的语调突然变得咄咄逼人：“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和谁斗呢？”
　　“不打仗，也有敌人。各式各样的敌人。”
　　“按我的理解，您说的敌人是指**，是这样吗？”
　　毛泽东笑了笑，笑得很神秘，说：
　　“不，错了。恰恰相反，我喜欢**。你岳父算**吧？在美国上次大选期间，我投了他的票。戴高乐是**，希思首相也是**，我喜欢他们。将来我还要投他们的票。”
　　他又说：
　　“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书，有车子，工资很高，衣食无忧。他们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资本家还厉害，对这些人不斗不行。青年人是软弱的，必须提醒他们斗争的需要。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8亿人口，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修，不斗则退。”
　　此时，一位女护士走了进来，把一个托盘放在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托盘里有一杯中药汤水和几粒药片。她把药片放进毛泽东嘴里，然后端起中药送到他的唇边。毛泽东呷了一口，皱皱眉，显然很苦。他又呷第二口，微微一动，中药溢出来一些，便苦笑着说：
　　“你去吧，我自己喝。”
　　“一定要喝。”
　　女护士嘱咐道。毛泽东点点头，一副顺从的样子。护士走了，他抓起杯子，手抖得利害，仿佛抓着一块冰。他终于把杯子举起来了。“战士！”戴维心中暗暗感叹：“战士！”他后来曾对人说：“那一刻，这个字眼猛地从我心里跳出。不管我对毛泽东怀有何种成见，此情此景，使我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战士。一个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我老了。”毛泽东喝完了药，脸上呈现出略带伤感的笑容，望着空杯子说：“我的负担太重了。”
　　“你的心仍然年轻。”
　　毛泽东仿佛没听见戴维的话，喃喃地说：
　　“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办法。”
　　戴维连忙把谈话引到轻松的话题上来，他说：
　　“我岳父让我转告一句话，他希望能在美国见到您。”
　　“美国？”毛泽东轻轻地说，他把脸转向沙发右侧的地球仪，面对他的是澳大利亚。他说：“我不想去澳大利亚，我想去美国。澳大利亚在地图上看看，就怪让人寂寞的。”
　　翻译马上转动地球仪，将美国的地形图朝向毛泽东。戴维说：
　　“40多年前，您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您渴望去美国旅行，特别渴望去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让人感到亲切。”毛泽东的目光没有离开地球仪：“因为离中国最近。”
　　“为什么您不找个机会去看看呢？”
　　“到美国去要坐飞机，他们不让我坐飞机。”
　　“如果我没有记错，您一生中只出过两次国，而且都是去苏联。两次都是坐火车去的。”
　　毛泽东点点头。戴维继续说：
　　“美国比苏联好玩多了，您真应该去。”
　　毛泽东不无遗憾地缓缓说道：
　　“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谈话已经进行1个小时了，乔冠华担心毛泽东太劳累，两次用手指轻轻敲打手表，提醒客人该告辞了。翻译也用眼睛向戴维示意，谈话该结束了。可谈兴正浓的毛泽东则以手示意，让客人再聊一会儿。戴维和朱莉说了不少赞美的话。毛泽东完全不为所动，眼睛几乎是半闭着的。
　　告别的时间终于到了，戴维和朱莉起身向毛泽东告辞。戴维说：
　　“祝您健康长寿！”
　　毛泽东坚持要送他们，他被搀扶着，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还对戴维说：
　　“我不会送你们什么东西，因为我无求于你们美国。在延安时，斯大林给我们送吃的穿的和用的，可我只给他送过一次东西，是一包红辣椒。他送的枪炮和物资，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我送的红辣椒，却是我亲手种的，我们打了个平手。”
　　该分手了，毛泽东又对朱莉说：
　　“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你们是年轻人，以后再来中国访问吧。10年之后她将是了不起的！”
　　朱莉和戴维乘坐的红旗轿车行驶在长安街上。朱莉轻轻地问丈夫：
　　“你对毛泽东有什么印象？”
　　戴维深有感触地回答道：
　　“10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毛泽东的个性。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泽东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的力量的突出证明。”
　　这次会见，使两位美国客人感到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然是“斗争”。朱莉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经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但“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朱莉后来评价毛泽东说：“毛主席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
　　第2天，《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接见朱莉夫妇的消息。
　　欲知毛泽东此后处理国家大事？且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 发表于 2014-10-16 19:05:41

连载：毛泽东大传——371
第371章
　“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话说1976年1月1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毛泽东10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面还印着毛泽东的亲笔签名。“毛泽东”这3个字的笔迹明显有些颤抖。
　　各大报纸同时还发表了经毛泽东圈阅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社论中写道：发表毛主席的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
　　社论中还发表了毛泽东不久前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1月8日上午9时57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这天上午10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他两手颤抖，连举起文件的力气也没有了。
　　正在此时，张耀祠匆匆忙忙地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向毛泽东报告说，周**总理已经去世了。毛泽东闻此噩耗，禁不住泪水双流，泣不成声。张玉凤立即拿来蘸过热水的毛巾，为他擦拭着眼泪。
　　毛泽东许久一言不发，只是轻轻地朝侍立在一边的张耀祠挥挥手。张耀祠赶紧退了出去。
　　周**的病况，毛泽东始终十分清楚。他知道，离别是不可避免的。可一旦听说周**去世了，立时便有多少往事涌上了心头。更主要的是，周**这一走，使他少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失去战友和助手，他心里自然是十分的难过。
　　这天下午，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送来周**逝世的《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眼泪为他读《讣告》：“周**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睛里渐渐地溢出了两行泪水，而他仍旧是一言不发。
　　1月9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周**病逝的《讣告》，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107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全国人民像毛泽东一样，得知周**逝世的消息后，无不沉浸在深深的悲恸之中。
　　从1月10日起，中外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
　　1月11日下午，周**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集聚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在严寒中挥泪告别周**的灵车。
　　1月12日，毛泽东在七机部舒龙山来信的批示中，建议印发邓**的两次书面检查，“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
　　1月14日下午，中央将拟好的有关周**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周**追悼大会上的悼词草稿，他听着听着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
　　据张玉凤回忆说：“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4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有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据张玉凤回忆说：“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
　　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周**总理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在大会上宣读了追悼词。
　　毛泽东决定由邓**为周**致悼词，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邓**心中却燃起了一线希望。
　　1月20日，邓**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试探性的信，其中写道：
　　“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批判外，还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听取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
　　“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1月21日，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关于邓**的问题，他说：
　　“**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问：
　　“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对。”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专管外事。”
　　据张玉凤回忆说：“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
　　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远新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
　　1月24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逝世。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朱德联名发给罗马尼亚领导人的唁电。
　　按照惯例，在唁电末尾的署名中还有总理的名字；但此时华国锋的代总理职务还没有正式任命，所以就没有署他的名字。
　　在春节期间，毛泽东请生病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和他一起看了一场由达式常主演的电影《难忘的战斗》。毛泽东以往很少看电影，这次是例外。他看着这部电影，想起了共和国诞生前那波澜壮阔的斗争，悄悄地流着眼泪。当电影演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时，毛泽东问吴旭君说：
　　“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吴旭君是上海学生，当年她也参加了欢迎队伍。毛泽东一问她，她流着泪，点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毛泽东顿时泪如泉涌，痛哭失声，以至引起满场哭声。影片还没有放完，工作人员赶紧关了机器，医护人员也赶紧把毛泽东搀走了。
　　1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陈锡联代替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月30日是中国农历的除夕之日，这天晚上，中南海丰泽园游泳池一带，一片昏暗，那一排路灯在寒风中闪烁着微弱的亮光。
　　毛泽东的住处既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除夕夜。
　　这时，毛泽东不仅失去了“衣来伸手”之力，就连“饭来张口”也非常艰难了。年夜饭是由张玉凤一勺一勺地喂着他吃的。他在病榻上侧卧着，只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就不吃了。工作人员搀扶着他下床，把他送到客厅。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靠在后背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鞭炮声，看看眼前日夜陪伴着他的几个工作人员，用低哑的声音歉意地说：
　　“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了。”
　　值班室的几个工作人员，立时把准备好的几挂鞭炮，拿到值班室外放了一会儿。毛泽东听着这爆竹声，他那瘦削、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1月31日，毛远新在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道：
　　“同意。还应同**同志谈一下。”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人谈话说：
　　“叶剑英同志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队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的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的关系呢。”
　　据吴德后来在回忆中说：“毛主席发觉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抓住一个清华大学的问题，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终于把邓**打下去了，剩下一个叶剑英，毛主席也让他请病假休息，其实是让他靠边站。”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临终前的最后一仗呀。他老人家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已经不远了，他看到了后果的严重，除了自己亲自解决这场斗争，依靠任何人都是不行的。就是到了最后的岁月，他还是采取了斗争策略，即：把叶剑英和邓**区分开来，撤销邓**的职务，让叶剑英靠边站，让他养病去，把军权交给陈锡联主持。再者，就是不让江青、张春桥他们出面解决邓**的问题，而是让华国锋出面。这里有着很大的用意，是在保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不让他们树敌过多，同时也是让更多的干部主要是中央的领导干部来接受批邓的现实。但是，江青和张春桥那些人似乎感觉不到呀。”
　　197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毛远新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1月28日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止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后来，叶剑英对邓**说：
　　“看形势的发展，我也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邓**提醒他说：
　　“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2月2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两个提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以《中共中央通知》的形式，作为1976年1号文件正式发出。《通知》中说：
　　“1、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2、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2月3日这一天，张春桥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想起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为第一副总理。周**逝世后，他本以为邓**正在受批判，第一副总理的位置，按照递进的顺序，自然是他这个第二副总理的了。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然又提了一个华国锋为代总理，心中就十分懊丧，于是便写下了一个《1976年2月3日有感》：
　　“又是一个1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1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的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记者述评，评述中提出了“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问题。评述中还使用“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振”一语，作为邓**的代名词。
　　2月7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了外国驻华使节。
　　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梁效的文章，文章中将“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振”升级为“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
　　2月12日，毛泽东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文学史家刘大杰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在1975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李义山的无题诗，说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这样妥当吗？”他还在信中说，他不同意全部否定韩愈。“如果能得到主席的指教，解此疑难，那真是莫大的光荣和幸福。”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一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激。”
　　这是毛泽东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2月20日，江青在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李彬山、丁盛等人谈话时说：
　　“你们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吧，他们把我也说成是上海帮啦！”
　　“要集中精力，揭批邓**，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我要控诉他。”“什么言论自由啊！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
　　2月23日，毛泽东在病中接待了应邀于2月21日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夫人。这一次会见，持续了1小时40分钟，中方只有毛远新、张玉凤和翻译等少数人和工作人员在毛泽东身边。
　　后来，尼克松对毛泽东接待他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
　　“1976年我再度来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一个本子，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毛泽东，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82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此一时期，毛泽东的许多话，的确连翻译都听不懂了，他们有时求助于护士，有时连护士也听不懂，“这时，就会找来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来听清他说的话。”
　　据张玉凤回忆说：“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请来揣摩，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话语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后人曾经这样评价说：正是由于张玉凤的聪明伶俐，她在毛泽东晚年为党为国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还有一位党内高级领导人这样说：“张玉凤是代表共产党人照顾毛主席的生活的呵！”
　　可是在毛泽东身后，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出不少风言风语，目的就是要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就是这样的无稽之谈，一时间也竟然闹得沸沸扬扬。张玉凤的爱人刘爱民曾经对某报记者说：“最了解张玉凤的是我。她是个诚实、正派、直率的人。我们没有因为各种风言风语的干扰而失去幸福的家庭。”后人有《狂犬吠日》一诗云：
　　一犬吠影百吠声，公母大小各不同。
　　此也鸣，彼也鸣，泥牛入海原是空。
　　声嘶力竭为底事？一切尽在不言中。
　　且说2月25日，中共中央开始分批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召开“批邓打招呼会”。华国锋在这一天的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
　　这一份《毛主席重要指示》，是由毛远新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而整理出来的，其部分内容前边已经按时间顺序作了交代，后边还要全文敬录，这里不再赘述。
　　华国锋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后，又发表了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他说：
　　当前要把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摆在首位，”“深入揭发批判邓**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对邓**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转不过来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犯错误的同志，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1976年3月2日，江青在12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她说：
　　“邓**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他在政治局是采取3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去年4月底突然袭击，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从4月底一直到6月。凡是造反的，他都要整，凡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都要整。我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是努力执行主席革命路线的。”
　　“去年7、8、9三个月，全国谣言很多，据说一追就追到北京，就追不下去了。其实，邓**就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散步的谣言很多。邓**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不给我看，怕我看了生气。”
　　“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我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
　　“他75年1月出来，刚刚只有1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那个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
　　“文元的文章写了要批判经验主义，文章写得很好。这是个重要事情，我不过是在偶尔的一个场合，而且是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下，说了批经验主义，所有的都弄到我头上来，而且把新华社的人也弄上去斗争我，我一看那个形势不对头，我想我都承担吧，我还替新华社记者承担了。”
　　“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话是我个人的意见。”
　　江青转对张平化说：
　　“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的，搞的？”
　　张平化说：“是。”
　　江青接着说：
　　“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没有听主席说过。‘三十三条’都学了吧？政治局没学完，就斗起我来了，抓住一个枝节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那个都知道，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是有一点。有一些还有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可厉害了，我曾经形象地说过，我是且战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干了血迹，包起来再上战场。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都住着楼房，我住宾馆，我没有住那个最好的，是因为害怕爬楼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员的房屋，有汽车、警卫员、秘书、护士。我有护士，因为我吃毒药——安眠药，我吃的量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没有服务员，我是女同志。护士、战士，还有司机。在座的恐怕有不少吧。所以，咱们属于大官。”
　　“邓**整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说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是，在才干上，我不及她。他们没有历史知识，就是想拿旧社会那个传统观念，来对付这位封建的伟大的女政治家。她比男人还厉害，而且是法家。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据纪登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后来发生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也同样是毛主席不能容忍邓**再坚持他认为的错误的结果。邓**看到毛主席病重，再次错误地估计了毛主席对他定的既定方针的喜爱和对前途的追求的力量，结果第二次被毛主席打倒。因为毛主席那时在病中，毛主席对江青再三交代：‘你就是观察国内的动态，研究各种力量的对比，少讲话，少表态，少出风头。国内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很复杂，你要研究这个问题，组织好自己的阶级队伍。’这些话我们听了都受到教育，但是江青没有很好地理会。最后还是毛主席为他们找到了突破口，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曾经向江青建议：‘你不要冲在前头，主席是要你隐蔽一点呀。’江青冲着我喊道：‘我不冲在前头不行呀，有几个在真心实意地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我着急呀！’弄得我无法再说什么。”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姚文元负责起草的一个《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这个通知就是中共中央4号文件。毛泽东逐字逐句地审阅了他的指示和通知内容，并在3月3日6时在文件中批示道：‘同意’。
　　通知中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亲自发动和领导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作了多次重要谈话。中央根据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学习贯彻情况，请综合报告中央。”
　　《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内容，根据纪登奎保存的资料，全文敬录如下：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转。**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新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斗争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感觉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历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的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规，有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做工作，每省来3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国荣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谈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不像刘**、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有一些区别，邓自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中央在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时，还印发了华国锋在2月25日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
　　据纪登奎回忆说：“当时，江青就这样说：‘毛主席的思想不是充分放开思想的人，是不那么容易理解的。他的特点就是处处革命，时时创新。他和一般人的思维是不那么相同的。这也是一些人总是跟不上的原因。’这话现在认为也是有道理的。他对邓**始终在研究，是在观察。邓**的东西，毛主席总是让身边的人员给他念，给他讲。后来他对我们说：‘我以为他重新站出来能有什么新东西，搞了半天还是那些老生常谈的内容。唉，这个人改也难了。我每次都对他抱有希望，可是他总是使我大失所望。’这话，我们没有选进去。毛主席的话，批判太严重的内容都没有选进来，选择的都是大家可以接受得了的内容。选择的时候，张春桥曾经这样说过：‘子弹不要一下子打完了，留下点余地，逐步地发表。这样便于我们进一步地发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地把这场斗争打好。’江青也说过这样的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是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那次革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充分地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地进行的。一度时间里打破了各地各省的界限，把原来的省委和各级领导都打乱了，开展了群众性的夺权斗争。这种方法是在那种情况下进行的。现在不是那样了，是在各级领导和党委的统一部署下的发动群众，不让群众组织战斗队，不准进行串连和打乱党委部署的情况下进行。这是另一种革命的形式，我们要充分地掌握各种斗争的技巧，把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地调动起来。’我敢说，江青说不出这样的话，这肯定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意图的。正如他自己指出的那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是批判邓**的话，但是也是针对当时全国的整个形势而讲的。毛主席这个人一辈子同天斗、同地斗、同人斗，表现了一个革命家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这是绝无仅有的伟大领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确是几百年出这么一个领袖。毛主席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骄傲。”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处理邓**？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 发表于 2014-10-17 20:48:03

连载：毛泽东大传——372
第372章
　　“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27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话说1976年3月5日，新华社报道了关于向雷锋学习的情况。上海的《文汇报》在发表这个新闻时删去了原报道中关于周**的题词，引起了群众的注意和不满。
　　3月5日，南京出现了声讨上海《文汇报》和“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
　　3月10日，毛泽东在华国锋关于是否印发江青3月2日讲话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12省讲话。”
　　此前，江青给华国锋写信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她还写道：“这是对邓**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
　　毛泽东华国锋的报告上批示：
　　“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3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了关于禁止各地进京上访的通知。通知中要求说，各地要劝阻学生进京，要在本单位党委的领导下，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在本地区、本单位搞好大辩论和大批判。
　　3月25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对没落的旧制度、旧思想、旧意识恋恋不舍，奉为至宝，而对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却看不惯。他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迫不及待地刮起右倾翻案风。孔老二鼓吹‘仁政’，党内那个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遗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据陈永贵回忆毛泽东最后一次和他谈话时的情况，他说：“毛主席问我：‘怎么样？习惯吗？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到了什么岗位上可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革命。过去革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命，现在是要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你说，能革得了吗？’我回答说：‘只要有毛主席的领导，完全可以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问：‘我死了以后呢？’我一下楞住了，没敢回答。”
　　3月25日，南京出现了声讨上海《文汇报》和“保卫周**”、“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
　　3月30日，王洪文在和《人民日报》社的一名负责人谈话说：
　　“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1976年4月1日，毛泽东圈阅了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通知中写道：
　　1、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2、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3、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4、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是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没有让邓**、叶剑英参加。会议提议由中央再发一个文件，制止事态发展；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传达范围，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会议结束后，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写成书面报告，呈送给毛泽东。
　　4月3日，清明节就要到了，北京一些人纷纷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献上花圈、诗词，或者发表演说，悼念周**。
　　4月3日晚上，胡耀邦由人陪着从北京饭店来到邓**的客房里，邓**早已在那里等候着他。胡耀邦将几份文件和材料递到邓**面前。邓**看了一遍，把材料放下，说道：
　　“参加者并不多。”
　　胡耀邦说：
　　“是的，但是广大群众肯定会卷进来的。第一，总理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群众都知道那几个是反总理的，而你正是总理最信任的。第二，发起悼念总理的计划极其保密。连我的悼诗也是孩子们送去的。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数目。在需要了结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现在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几个月，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几小时之内。”
　　邓**慢慢点着头，说：
　　“那么，你认为这样做能起什么效果呢？”
　　胡耀邦说：
　　“整个行动的关键，是向中央显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是赞成他的这一套计划的。他老了，糊涂了，以为他的任何决定人民都会俯首帖耳地喊拥护。不见得！总理一死，问题全暴露了。”
　　邓**笑笑说：
　　“他说翻案不得人心。”
　　胡耀邦说：
　　“你看，正是人心所向。”
　　“你说话要注意呢。”邓**说：“你的缺点就是说话总让人抓住把柄，搞得太过火不行。就是来我这里也要注意。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见我和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有关系。我已嘱咐我的孩子，谁都不能到广场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
　　邓**并没有说出他的另一种担心。
　　“就这些。”邓**说完，他把面前那几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里，划着一根火柴，把它点燃了。火苗子呼呼地在他脸前往上窜，把他的面孔映的通红，就像刚出炉的铁人。最后，他抬起头来，说：“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能像维吾尔族姑娘似的满头小辫子最多的一个人。”
　　4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有人借悼念周**的名义，把矛头指向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首无名氏所作的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中写道：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一首自由体诗是这样写的：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在聚集的人群中，也有极少数人为邓**喊冤，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此时，有不少外国驻京记者在现场采访和拍照。
　　4月4日这天晚上，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华国锋说：
　　“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
　　吴德说：
　　“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从74年到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与会者都认为：“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
　　据吴德回忆说：“当时，政治局会议研究的时候，我汇报了从1976年3月下旬以来，天安门广场出现的群众悼念周**的情况。当时王洪文就问我：‘你认为是什么性质的活动？’我说：‘肯定有一小撮在背后挑动，但是目前我们还缺乏证据。’华国锋连说：‘是反革命在捣乱，是邓**在背后操纵。’”
　　再说政治局会议决定，出动几百辆卡车，清理广场上的几万个花圈、标语。
　　会议结束后，公安部门于4月5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了清理活动。一部分激进的对抗者，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抓了起来。
　　4月5日凌晨5点，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态和4日晚上政治局会议的情形和决定。他说：
　　“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那些人在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聚那么多群众的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制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效劳，编造大量所谓的‘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于是，谁要批邓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毛远新接着将昨晚政治局会议的报告递给毛泽东。他还汇报说：从今日凌晨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
　　毛泽东圈阅了报告，他还说：
　　“天下已定。”
　　毛泽东没有料到，此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事态。原来在4月5日清晨，一些群众看到花圈、标语没有了，就更加激愤了。消息一传开，很快就有几十余万人集聚在广场上，一部分人还高呼口号：“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新贴出的一首五言诗，是这样写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很多人还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有人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火烧指挥部小楼。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面存有**，很容易出大危险。救火车前往救火时，也受到了人们的围攻打砸。
　　公安人员和一些不法分子之间发生了冲突。
　　一份由姚文元整理并加了按语的《情况汇编》很快就出来了，姚文元在按语中写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情况汇编》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震怒了！
　　4月5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吴德回忆说，毛远新拿着毛泽东的几个批示条子传达，其中毛泽东说：
　　“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首都民兵介入事件。由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劝告群众离开天安门广场。
　　4月5日下午，叶剑英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右侧绕到左侧，转了一个大圈。叶剑英几次要下车看一看，都被陪同的人劝阻了。
　　此时，有人拿着流传甚广的《总理遗嘱》，问叶剑英是真是假？叶剑英明明知道是假的，可他却一直不置可否。
　　是日晚6时半，天安门广场上反复播放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奉命发表的广播讲话。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中说：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盾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蒙蔽。”
　　后来吴德回忆说：“我的那篇1976年4月5日的讲话，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我出面宣读的。但是并不是出自我的手笔。……政治局讨论的时候，七言八语，就形成了我的讲话稿大纲。那时尽管大家对张春桥、江青那些人有一定的看法，但是在天安门事件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华国锋尤其积极。”
　　再说是日晚8时，首都民兵奉命出动。
　　晚9时半，10000名民兵、3000名警察、5个营的卫戍部队战士，手持木棍、皮带，清场广场，他们没有带任何刀枪武器。现场抓捕38人。整个天安门事件前后一共抓捕了388人，无一人死亡。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与会者认为：“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会议决定：将这件事“尽快通报全国”，予以公开报道。
　　4月6日清晨，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汇报。
　　上午11时，毛泽东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上批示道：
　　“士气大振，好，好，好。”
　　这天下午，江青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她走到毛泽东的床前，对毛泽东说：
　　“我来这儿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是他们的总后台。我建议开除邓**的党籍。”
　　在一旁的张玉凤，观察着毛泽东的表情，她见毛泽东看了看江青，没有说话。
　　毛泽东看了简报，就派秘书到天安门去了解情况。秘书回来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27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后来，汪东兴受政治局委托，去问邓**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说：
　　“我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
　　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报道说，邓**是“当代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7日上午，
　　毛远新根据姚文元编写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
　　毛泽东肯定了政治局采取的措施，他掰着手指头，归纳说：
　　“这次，1、首都，2、天安门，3、烧、打。这3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他还叮嘱说：
　　“**不参加。你们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
　　毛泽东在审视名单时，指着叶剑英的名字说：
　　“叶不找。”
　　他又说：
　　“华国锋任总理。”
　　吴德在回忆中说：“天安门事件的爆发，促使毛主席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邓**和他的支持势力全部打下去。他曾经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华国锋说：‘按既定方针办，这是关键性的一仗。’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的话，现在就看得十分清楚了吧？”
　　胡耀邦在后来回忆中说出的一段话，为邓**自复出到再一次被打倒这一场斗争，作出了一个最有权威的注脚。他说：“邓**站出来后，我们一见面他就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我好好地体会了他这句话的含义，就是鼓励我继续和他们斗。1974年和1975年初，那是中国的龙虎相斗的热闹时期。邓**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了，他曾经对我说：‘毛主席重用我，是想让我在总理病重的时候把全国的经济工作搞上去，他看出那些人不行，搞经济不行，连国民经济的基础问题都抓不拢，那怎么行呢？江青、张春桥那些人喊喊口号还可以，真正动用实在的东西就要草鸡。我现在不干不行呀，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他们压下去。’我那时就很耽心，因为毛主席是重用江青、张春桥那些人的呀。我问**：‘可以吗？我们能斗过他们去吗？’邓**说：‘可以，现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什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偷偷地告诉我：他还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一听吓了一跳：天呀，在这一两年里如果让他们抓住辫子再打倒，可就有好戏看了。但是邓**似乎认为毛主席不会再有回天之力了，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出来，建立起我们的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们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的估计还是出了问题。毛泽东经过思考，特别是听了毛远新和江青、张春桥的一系列汇报后，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邓**搞下去。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决定撤销了邓**的职务。邓**曾经对身旁的人员说：‘我还是低估了毛主席的能力，没有想到他竟然有这样的气魄。他的确是个伟人。’”
　　4月7日下午，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在把邓**赶出去的同时，选定了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作的补充指示说：
　　“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会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关于对邓**的处理决定的讨论纪要上，批示道：
　　“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这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通过了两个决议：
　　中共中央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第二个决议中这样写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最近的表现，认为邓**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直通过，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在回忆中说：“王稼祥通过长期的斗争和考验，也了解毛泽东的原则和处理事情的方法。他和任何人都是主义之争，而绝对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也就是冲着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解放和重用邓**，但始终对邓**留有余地。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真正胸怀。”
　　4月7日晚8时，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在同一时刻播出了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讨论通过的两个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还播出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及吴德的广播讲话。
　　华国锋，原名苏铸，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1938年6月，苏铸参加山西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改名为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起，华国锋先后任山西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8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初，华国锋任晋中南下支队1地委宣传部长，随军南下。1949年2月，任湖南省湘阴县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
　　此后华国锋的情况，本传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一部分。他从1952年起，先后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1954年，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1956年3月，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文教部部长。1957年8月，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1958年7月，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主管农业工作。1959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任省政协副主席。1959年夏，毛泽东前往长沙，华国锋参与安排了毛泽东的故乡之行。在随后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被作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一员受到批判斗争。会后，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此后，毛泽东每次到湖南，总是有华国锋陪伴在侧。1967年7月以后，华国锋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1969年4月，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之中。1970年12月，华国锋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并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代理主任。1971年2月，华国锋除了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外，兼任国务院工作，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参与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1973年7月，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同年8月，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主抓农业工作。1975年1月，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十大之后，中央政治局内以邓**为代表的老干部与江青等人矛盾尖锐，多次交锋。毛泽东既对江青等人予以严厉批评，同时，也不满意邓**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此时的华国锋既与江青等人没有瓜葛，又不具有周**、邓**等人那样深的资历，作为毛泽东亲自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他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自然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华国锋一直是着意培养起来的。

福和中学老师 · 发表于 2014-10-20 19:47:14

本帖最后由福和中学老师于 2014-10-20 19:49 编辑

连载：毛泽东大传——373
第373章
“在我见马克思之前，我帮你们做了两件事，一是邓下台，二是叶退出军委领导。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无非还是我那8个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话说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公布后，邓**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说：
　　“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我的党籍表示感谢。”
　　据邓**的家人回忆说，此后，毛泽东曾托付汪东兴对邓**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1976年4月间，毛泽东为了树立华国锋的威信，曾明确指示说：
　　“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认识华国锋同志。”
　　1976年，毛泽东再一次在一份反映知识青年问题的信上批示：
　　“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
　　4月20日，毛泽东的好友周世钊因病逝世，结束了他和毛泽东63年的友好交往。
　　4月22日傍晚，毛泽东在工作人员读《人民日报》时，得知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大规模的世界史上罕见的陨石雨。他一改平时躺着的习惯，从床上坐起来，非常注意地听着。
　　《人民日报》称，一颗陨星飞至吉林地区上空燃烧，在吉林市郊上空爆炸。陨石雨散落的范围约有500多平方公里，其中有3块陨石的重量超过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陨石。
　　消息读完了，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搀扶着走到窗前，久久地凝望着那黄昏笼罩的天际，陷入了深思。
　　4月30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陪同下，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听取了华国锋的工作汇报。此时，王洪文、张春桥也在座。
　　据张玉凤回忆说：“接见后，华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同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返回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华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做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3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且说1976年5月间，毛泽东心脏病发作，经抢救脱离危险，但身体极度衰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为国事而操劳。
　　5月27日晚，毛泽东不顾劝阻，坚持在华国锋陪同下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
　　华国锋陪同客人进入游泳池会客室，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原地费力地站起来，与客人握手寒暄。尔后，他坐在沙发上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客人谈话，直到把客人送走。这次会见只进行了10分钟。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外宾。后来，布托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他说：
　　“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
　　1976年6月初，毛泽东心脏病再度发作，病情危重。中央一面积极组织抢救，一面将毛泽东的病情开始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通报。
　　经过医生的及时抢救，毛泽东的病情趋于平稳。
　　6月15日，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应召来到毛泽东病榻前，毛泽东和他们进行了重要谈话。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80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8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
　　毛泽东还说：
　　“在我见马克思之前，我帮你们做了两件事，一是邓下台，二是叶退出军委领导。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无非还是我那8个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在纸条上给华国锋写了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著名毛学家权延赤曾经评价毛泽东说：“这位巨人的一生，与有形的敌人作斗争，长盛不衰。可是同无形的敌人作斗争，却常感到一拳出去，不知所终。他挑战的对象是人性恶的一面，就是他所讲的私——私心、私念、私欲、私情；他呼唤的是人性善的一面，就是他再三再四提倡的公——公论、公心、公而忘私，先公后私乃至大公无私。”
　　197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因病逝世，终年90岁。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沉痛悼念戎马半生的朱总司令。
　　毛泽东得知朱德逝世，叹道：
　　“‘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他嘱咐要为朱德办好后事。
　　7月7日11时15分，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乘直升飞机视察海陆空三军联合演习，因直升飞机失事不幸殉职。
　　皮定均，1914年出生，安徽省金寨县人。
　　在这次演习之前，皮定均患眼疾住进了医院。由于军事演习事关重大，这一天，皮定均决定亲自去演习现场视察，他大步走向米-8直升机，右眼仍然蒙着那块纱布。就这样，皮定均匆匆忙忙地走了。
　　皮定均的不幸殉职，因台湾当局的行动和海外媒体的言论，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海峡对岸的台湾当局也摸不清“共军”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盲目下令全台湾岛的海陆空三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路透社、**等新闻媒体也纷纷妄加分析、猜测、制造谣言，他们说：“共军前线三军最高司令官皮定均被定时炸弹炸死”、“共军前线司令官皮定均被暗杀。”
　　在皮定均将军的追悼会上，毛泽东送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悼念花圈。
　　7月份，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和政治局成员在接见代表时，华国锋亲口传达说：
　　“最近毛主席指示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7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让秘书张玉凤找来他早已读熟的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让她慢慢地读着，自己微闭着双眼，体味着赋中所描绘的情景。张玉凤读完了一遍，毛泽东让她再读一遍。然后，他让张玉凤对着书检验他背诵。毛泽东以微弱而吃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背诵道：
　　“……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若乃山河阻绝，飘零别离。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稍许，毛泽东又慢慢地背诵了第二遍。这是毛泽东诵读的最后一首赋。
　　7月26日，江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视察工作。
　　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7.8级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了多次余震。余震波及到北京、天津地区。
　　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为安全起见，用担架把他从游泳池的住所抬到屋外，转移到防震性能较强的临时的抗震棚内。
　　华国锋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
　　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海军、空军、铁道兵、工程兵、装甲兵、基建工程兵、总后勤部共11个师、4个团、8个营，计10万余人，冒着频繁的余震，迅速奔赴灾区抗震救灾。
　　此次地震使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市房屋尽毁，成为一片瓦砾。地震中死亡24.2769万人，重伤16.4851万人。
　　此时的毛泽东，病情严重，身体衰弱，当他听到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消息时，嚎啕大哭，热泪涌流。他对华国锋说：
　　“你要尽快去唐山，代表我慰问灾区人民。一定要安置好灾民的生活。”
　　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立即赶赴唐山，转达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和慰问之情。
　　1976年8月18日，毛泽东颤抖着手，签署了《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这是他此生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8月间，毛泽东的心脏病又一次发作。中央决定由北京、阜外、三0一、三0五等医院选派医学专家和专业护理人员组成医疗小组。这个医疗小组的组**员有：李志绥、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永寿、薛世文、姜泗长等。
　　毛泽东忍受着巨大的病痛，总是用淡淡的微笑宽慰着身边的工作人员，用幽默的言谈来驱散医务人员的紧张和担忧。他说：
　　“我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
　　姜泗长大夫感慨地说：“我行医凡40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做斗争中，有谁像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精神。”
　　8月26日，重病中的毛泽东，向负责管理图书的工作人员逄先知，索要南宋洪迈撰写的《容斋随笔》。
　　后来逄先知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
　　逄先知从1950年冬开始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7年之久。
　　8月28日下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泽东的长女李敏来到菊香书屋看望爸爸。毛泽东的家庭和中国革命一样，历尽沧桑，遭受过种种的不幸。在这个时候，毛泽东需要亲人在他的身边。然而，由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由于复杂的斗争，他的亲人不能待在他的身边。
　　此时，毛泽东刚刚做完鼻饲。李敏看到爸爸仰卧在床上，就轻轻地走到爸爸跟前，又轻轻地叫了声：
　　“爸爸，我来看您啦……”
　　毛泽东听到了女儿的呼唤，他微微地睁开眼，看看，看看，又闭上眼睛。不一会儿，毛泽东又微微地睁开眼睛，脸上露出难以察觉的笑容。他无力地伸出那颤颤的手。李敏赶紧把自己的手搓了搓，让手发热后，轻轻地放在爸爸的大手里。毛泽东的手动了动，想把女儿的手握紧，但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气力。他握住女儿的手，闭目不语。李敏以为父亲睡着了，想把手抽出来，但毛泽东紧紧地抓住李敏的手不放，睁开了眼睛，看着女儿，含着泪水，说：
　　“娇娃，你来看我啦。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以后要常来看看我呀！”
　　李敏俯下身去，尽管毛泽东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她还是听到了爸爸呼唤女儿的声音。李敏心里一阵酸楚，含着眼泪，朝爸爸点点头。
　　“娇娃，你今年多大了？”
　　“爸爸，您忘了，我今年39岁了。”
　　“娇娃，不对，你今年38岁，你是1937年……”
　　毛泽东说着，微微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浑浊的声音，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
　　李敏感觉到爸爸的手渐渐地松弛下来，她知道爸爸需要休息了，她也应该走了。她望着爸爸静静地躺在床上，就轻轻地、悄悄地退出了房间。
　　李敏再也不可能想到，这一次和爸爸的相见，竟是他们父女之间的最后诀别。
　　8月28日，江青到天津小靳庄视察工作。她说：
　　“邓**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也造我的谣，造革命同志的谣，分裂党，分裂中央，谁跟主席革命，他就打击谁，文化部、体委、小靳庄，都受邓**的压。他要把迟群、小谢打入18层地狱，还有我，他搞的那些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恶劣。他要登基，当皇帝。”
　　8月30日，江青到山东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驻地视察，她身穿军装，斜挎军包，在军包带上还扎上一条白毛巾，去看望战士们。
　　陈永贵曾经回忆过江青晚年在生活方面的情况，他说：
　　“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的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比如她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毛主席培养的党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党的原则范围内进行的。’据我了解，她不但对我是这样，对其他的同志也是这样。就是她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给钱了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300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
　　8月31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第6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
　　1976年9月2日，毛泽东病情再度恶化。
　　9月3日，江青到大寨视察，她在谈话中说：
　　“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斗来了。”
　　“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所以，我江青还活着。”
　　9月5日，毛泽东因肺炎和支气管炎并发，再度病危。晚上，中央通知江青，叫她迅速回北京。
　　据陈永贵回忆说：“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跟他身边的人员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即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是别人一进去，她马上恢复了常态，要和大家打扑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看到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一会儿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手表，我就知道她是在控制自己的感情。华国锋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说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作你的忠实助手。不管我的职务到了哪个地步，我都是你的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世世代代都要忠于，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象小孩子一样地讲话。后来，他对我说：‘永贵呀，我们都要象邓**那样，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再说。孔夫子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不要太认真了，太认真往往会把事情搞坏。’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华国锋就跟我打过招呼，他悄悄地说：‘老陈，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可就掉进陷阱里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样就怎样，我可怎么办呢？’我说：‘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任国务院总理，谁能不听你的呢？’他说：‘那可不一定，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你也帮助我听些消息，有时就告诉我，我们毕竟是山西老乡呀！’”
　　据师东兵在《政坛秘闻录》中记载说：“我问华国锋：‘根据在毛主席身边的一些同志介绍，你在毛泽东临危的时候，曾经再三地对江青保证：一定要像周总理那样地忠于毛主席，你请江青帮你拿主意，保证要听她的话。有这样的事吗？’华国锋想了想，说：‘我不记得了。不过，即使有也是很正常的。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谁反对江青就肯定要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是毫无疑义的。江青的思想体系，现在我可以讲了，完全是毛主席的思想体系，她并没有多少是她自己的东西。她的根本问题是反对我，也反对一大批中央的老同志。这就决定了她必然要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我们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一举粉碎了她。我承认，毛主席对她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十分器重。’”
　　再说9月7日早上，江青回到了菊香书屋，她给毛泽东活动四肢，又擦了擦背。
　　9月8日，经过抢救刚刚苏醒的毛泽东头脑很清醒，突然思索起日本大选的事。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像是在说什么，可是工作人员谁也听不明白。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有人连忙从床边抓起硬纸板和铅笔，把铅笔塞到他手里，把硬纸板举到他面前。毛泽东用颤抖的手艰难地握着铅笔，在上面画了3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那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来，非常吃力地在木制的床头上轻轻点了3下。有人猜测说：
　　“主席说的话是和‘三木’有关吧？”
　　于是就轻声问道：
　　“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
　　毛泽东的头微微点了点，动作小得几乎看不出来。工作人员马上找来了有关三木武夫参加大选的材料。毛泽东露出了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只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了。
　　9月8日，有关毛泽东的医疗及学习情况，原始记录如下：
　　零时零分，体温36.9℃，脉搏103次/分，呼吸21次/分，血压170/80（mmHg）。拿起一份关于国际问题的材料，看了14分钟。按摩双下肢，腹部人工辅助呼吸，有些微汗，生理盐水喷口腔6下。
　　零时50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0分30秒。辅助人工呼吸，按摩下肢。
　　1时10分，看文件15分30秒。
　　1时29分，血压150/70（mmHg），T波倒置，ST段压低0.15mV。（心肌缺血。）
　　1时40分，主席自己使劲。医生马上去看，发现他尿床约200mI。
　　1时45分，血压180/80（mmHg）。看文件10分钟。
　　2时零5分，脉搏116/分。看文件9分钟。江青用爽身粉给他擦大腿。
　　5时16分，有轻微紫绀（表示缺氧）。尿床200cc。
　　5时50分，护士换枕头及耳枕。看书7分钟。
　　11时15分，体温37℃，脉搏102次/分，呼吸26次/分，双手双脚发凉。
　　11时21分，嘴唇紫绀明显。医生做呼吸器很短，他不要。手指甲发绀。
　　11时50分，ST段压低加深0.3mV。（表示心肌缺血加重）。
　　12时47分，看文件21分钟。液体滴数速（度）调至20gtt/分。
　　13时15分，ST段压低0.3mV。出现两个室性早跳连续发生（表示心肌缺血加重，并有一定程度的心律失常）。
　　13时18分，看文件12分钟。
　　14点零4分，口唇、手指甲发绀明显，医生给做呼吸器1分27秒。
　　14时零8分，医生继续给他做腹部人工辅助呼吸。
　　14时零9分，脉搏106次/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8分钟。
　　14时35分，血压160次/65（mmHg）。看文件23分钟。医生按摩右上肢及双脚。
　　16时30分，ST段压低0.1-0.2mV，室性早跳1次。
　　16时37分，看文件30分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
　　至此，毛泽东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仍然以最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搏斗，与死神较量。每当毛泽东上下肢插上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时，他还要让医务人员用手托着书或文件给他看。他在如此困难、极度痛苦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多达11次，共计两个小时又50分钟。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排着队走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向他作最后的告别。他们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叶剑英、李德生、韦国清、许世友、李先念。
　　此外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这时的毛泽东神智仍然清醒。当叶剑英走到他面前时，他活动手臂，轻轻相招。可叶剑英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当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以手示意，招呼他回来。护士立即到休息室叫来叶剑英，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想说什么。可是，他最终也发不出声音来了。
　　毛泽东这一最后举动，后来竟然成了人们任意猜测和按需举证的口实。
　　下面依然是毛泽东治疗情况的原始记录：
　　（1976年9月8日晚上）20时零5分，紫绀明显，呼吸及用呼吸器几分钟后，紫绀一度减轻。
　　20时30分，四肢发凉，神志模糊，紫绀又加重，用呼吸器后稍减轻。
　　20时55分，神智更不清楚，经鼻腔吸痰时无反应。
　　21时44分，出现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
　　22时15分，血压降至80/58（mmHg）。
　　23时15分，进入昏迷状态。
　　23时44分，瞳孔放大，对光反射消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第49个纪念日——
　　零时零4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
　　零时零6分，呼吸完全消失。
　　零时10分——时间定格在公元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
　　一颗伟大的中华赤子之心的跳动停止了，
　　一轮劳动人民心中的红太阳陨落了，
　　一座明亮的导航灯塔熄灭了，
　　一个空前绝后的辉煌时代结束了，
　　“天柱折，地维缺”——
　　黑暗吞没了光明，
　　哀潮席卷了整个大地……
（《毛泽东大传》全书完）

福和中学老师 · 发表于 2014-10-20 2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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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88 · 发表于 2014-10-24 12: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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