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52
第352章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话说1970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周**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报告上批示道：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在战争年代的战功和文革中的新功——笔者注）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月22日，周**根据毛泽东12月16日对38军报告的批示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及毛泽东在19日的批示，在北京主持召开华北“批陈整风”座谈会。
　　周**在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系统地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这次华北会议一直开到1971年1月24日才结束。
　　在华北会议期间，周**向李雪峰流露出毛泽东要继续保他的意思。但是李雪峰提出要将庐山会议上华北组的第2号简报公开，他还对自己作了许多辩解。
　　周**还在华北“批陈整风”座谈会上，鼓励李作鹏站出来揭发问题，他说：
　　“到现在你还不揭发问题，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有什么问题就揭发什么问题，该揭发谁你就揭发谁。你写出来，如果觉得需要保密，你可以把材料交给我，我保证给你交到毛主席手里，什么人我都不会告诉的。”
　　12月25日，中央研究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问题后，周**以中共中央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修建葛洲坝工程，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际准备。”“也要考虑今后保证三峡高坝建设有效措施。”
　　12月26日，毛泽东在周**25日主持起草的关于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提请毛泽东指示的报告中批示道：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林一山后来回忆说：“这个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指示，给我很大启示。这项工程在开工约两年之后，果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今天，当我回忆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开始提出的关于长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倍感亲切。数十年来，毛主席总是不断地为我们创造实现治理与开发长江的必要条件，长江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远见卓识！一代伟人，在万里长江的辽阔大地上，为我们勾勒的蓝图已经不断地显现出绚丽的色彩！”
　　且说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77岁周岁寿辰，中国各大报刊登载了毛泽东和斯诺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的大幅照片。斯诺被介绍为“美国友好人士”。这是继1936年、1939年、1960年、1964年，斯诺多次充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同外界联系的“媒介”之后，又一次成为中美关系解冻的“报春燕子”。
　　这一次与10月1日毛泽东让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试探气球”的效果大不相同，他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上的照片，以及斯诺回国后撰写的关于他和毛泽东谈话的文章，终于成为轰动全世界的新闻。
　　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奉总统的旨意，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
　　且说12月29日，姚文元在呈送给毛泽东的《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在“批刘”中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意见。姚文元写道：
　　“从国际上看，苏修叛徒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所谓‘人道主义’、‘人性论’之上的。批刘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仍未批透，想认真搞一点材料和文章。”
　　毛泽东当天即在姚文元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274个中央委员会，及1000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陈伯达一类骗子。”
　　1971年1月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林彪《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以及姚文元报告的全文。此后，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了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高潮。
　　1月8日，毛泽东为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在给林彪、周**、康生的信上写道：
　　“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军队和地方多年没有进行反骄破满，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1月24日，是华北会议结束的一天。毛泽东根据李雪峰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担心北京军区的负责人李雪峰、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人，就指示周**在华北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胜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
　　此前，毛泽东和李德生谈了话。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从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之后，毛主席就采取了掺沙子的措施，把我任命为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我对毛主席说：“我没有在军队里任过职，恐怕难以胜任呀。”毛主席对我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推辞！我们的军队是党管的，党的干部都可以参与军队的管理。现在的军队要做大的调整，军队干部都要调整。”
　　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材料中揭露了陈伯达长期以来的反党罪行。
　　以叶剑英为组长的专案组调查证实：陈伯达，原名陈尚友，福建人，他是一个教授的儿子。1924年，陈伯达参加中国国民党，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派往莫斯科。陈伯达在莫斯科期间因与托派有关系而受到警告，中央党组织决定：应去次要部门工作。后送回国内。
　　专案组审查结论是：陈伯达是国民党老**分子、托派、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
　　1月27日，这一天是农历大年初一，毛泽东请表兄王季范到家中吃饭。席间，两位老人拉起了家常，毛泽东说：
　　“九哥，你离开湖南老家又有好多年了，想不想看看故人啊？”
　　王季范虽然身体虚弱，可人到暮年，更加想念家乡，思念亲朋故旧。他笑着说：
　　“思念故国，‘长太息而掩涕’，如何不想呢！”
　　“那好。”毛泽东立即说：“你是全国人大代表，一开春，你就去南方视察，顺便看看家乡的亲朋故旧如何？”
　　王季范连连点头，说道：
　　“难为主席想得这样周到啊！”
　　后来在4月间，王季范在儿媳萧风林、孙子王启华等人的陪同下，动身乘车南下，先后到长沙和韶山访问了亲朋故旧。他们每到一地，自然有湖南省领导派人陪同。
　　1971年2月12日，北京正在进行着批陈整风运动，林彪借口养病，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去了苏州。
　　2月19日，毛泽东在周**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道：
　　“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1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指李雪峰、郑位三——笔者注）主持时期那样。”
　　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邀集在京参加国家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开会。周**在会议上宣读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军委办事组立即向毛泽东写出了检讨报告，报告中说：“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道：
　　“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这一次，毛泽东和以前不同，他没有再把批阅件转给林彪，而只是写道：
　　“周、康阅后，退军委。”
　　2月22日，黄永胜在毛泽东的一再指责下，不得不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对在庐山会议上和批陈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2月23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在19日的批示转发给全党。于是在全党、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陈伯达一类假马列主义骗子、整顿党内各种不良作风的运动。
　　1971年春，毛泽东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甚至因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能好转，后经医生诊断确诊为“大叶性肺炎”。
　　据张玉凤回忆说，在1971年，毛泽东由于病痛折磨，心情不好。她曾被毛泽东辞退过一次：
　　“那天毛主席有客人，我脸上表现出不大高兴的样子，受到毛主席批评，我仍在辩解。毛主席一怒之下瞪着眼说：‘你要是不高兴就给我滚’。我二话没说，收拾包袱就回了家。在家呆了20多天，心情很难受，原因是难以接受被‘伟大领袖’辞退的现实。”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让张玉凤写检查，倔强的张玉凤没有写，她的婆婆劝她回去向毛泽东认错，她也没有这样做，她打算不回去了。后来，张玉凤想起还有一件衣服在中南海放着，便打电话给护士长吴旭君，让吴旭君把衣服送到门口。吴旭君让她等一会儿，说是：
　　“你在家等着吧，一会儿有车去接你。”
　　就这样，张玉凤又进了菊香书屋，见了毛泽东也没有认错。毛泽东说张玉凤是：“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发。”他还告诫张玉凤说：
　　“你可是‘二进宫’啊，以后要注意呵。”
　　1971年3月2日，周**在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时说：
　　“在文化革命中，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这种做法的。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
　　3月15日，两报一刊编辑部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发表了一篇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
　　此前，毛泽东在送审稿上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后面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划掉，并批示道：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3月15日，毛泽东在周**送来的中国拟派代表队参加日本名古屋国际第31届乒乓球赛的报告上作了批示。
　　这份报告中说，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故我方拟仍前往日本参加本届比赛。中国代表队到日本后，支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球队，并主张驱除之。对南越卖国集团的球队，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的态度，要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意见。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中国球队如果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我方提出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
　　毛泽东批示道：
　　“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死，二不怕苦。”
　　他放下笔，对护士长吴旭君交代说：
　　“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映，逐条地对我讲。”
　　也就是在3月15日这一天，美国政府宣布取消对持有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还说：
　　“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2月底尼克松总统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作用’。”
　　3月24日，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3人的书面检讨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毛泽东所作批示的消息一传到苏州，立刻震动了林彪，一个重大的阴谋就开始酝酿了。
　　林彪和叶群判断：以和平过渡的方式接班已经不可能了，只有提前接班才是上策，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的方式只能是进行隐秘的“武装政变”。于是，他们就把进行“武装政变”的希望和重任放在了儿子林立果的身上。
　　此时的林立果，还是一个毛孩子，何以能够当此大任？请读者诸君看一看他的成长历史，就不难明白了。
　　林立果出生于1945年春夏之交，小名老虎。196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66年21岁的林立果已经长成了一个很精干的大小伙子，脸色白白净净，单皮眼，神色和性格很像林彪，思考问题却有叶群的影子。这一年年底，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
　　“我和101商量了很久，决定把老虎拜托给你了。101对空军的重视程度你是清楚的，把老虎交给你，也是对你的支持。你对他要严格管教呀。”
　　1967年初，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意图，指示空军给林立果办理了入伍手续。不久，林立果就来到了空军司令部。几个月以后，由江腾蛟建议，经吴法宪和空军政委研究决定，在1967年3月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让他接触空军的核心。
　　1967年7月1日，经叶群亲自提议，由吴法宪、周宇驰做介绍人，林立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法宪说：
　　“林立果同志是最革命的家庭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根红苗正，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和骄傲。”
　　吴法宪为了做到让林立果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空军的各种事情，包括干部的人员配备和编制、兵员的部署情况，他和空军政委研究决定，在司令部办公室专门成立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弛、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党办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空军雷达兵部处长许秀绪、空军一个军级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人。
　　这个调研小组曾受到林彪的接见。
　　1967年7月22日，林立果以“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由周宇驰、刘沛丰这些人帮助起草、尔后由陈伯达和关锋帮助反复修改才搞出来的。
　　1969年2月16日，周宇驰、刘沛丰给吴法宪看了林彪写给他们的一封信。林彪在这封信中写道：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在你们的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
　　吴法宪和空军政委看了林彪的信，立即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让林立果挑更重的担子。于是，吴法宪等人就加快了培养林立果的步伐。
　　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和空军政委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说：
　　“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
　　由此看来，林立果虽然还是一个毛孩子，但他实际上已经成了空军党委和司令部的太上皇，也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位能够指挥空军的小统帅了。
　　1970年9月庐山会议结束后，林立果将他的“调研小组”改称为“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由此，“联合舰队”就成了空军的总指挥部。
　　1971年2月，林立果同在苏州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
　　3月间，林彪提出要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先搞一个计划。
　　3月25日，也就在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黄永胜3人的书面检讨报告作出批示的第二天，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的秘密据点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林彪的接班有3种可能：
　　一是林彪“和平接班”。二是林彪“被人抢班”。三是林彪“提前接班”。
　　面对这3种可能，可有以下两个办法：
　　一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二是直接谋害毛泽东，“提前接班”。
　　林立果当即拍板决定，按“提前接班”的办法办。他还告诉周宇驰几个人说：
　　“根据目前的形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于是，他们开始讨论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林立果说：
　　“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林立果还决定，由于新野负责起草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
　　3月26日，于新野负责起草的武装政变纲领已经写好了，它的代号是《“571工程”纪要》。《纪要》共分为9个部分：
　　1、可能性。2、必要性。3、基本条件。4、时机。5、力量。6、口号和纲领。7、实施要点。8、政策和策略。9、保密和纪律。
　　《纪要》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级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而“B-52(美国的一种远程战略轰炸机型号，林立果等对毛泽东的代称——笔者注)对我们不放心”，“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以便“夺取全国政权”或造成“割据局面”。“不管准备好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杀害毛泽东。
　　《纪要》中确定了实施谋杀的手段：
　　“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爪牙，造成既成事实，迫B一52就范。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纪要》还提出要“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其它各种力量”。
　　《纪要》中关于要求和纪律问题规定：“不经批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此后，林立果将有关政变计划等材料带往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
　　谋杀计划就这样制订好了，至于林立果等人谋害毛泽东能否成功，请读者诸君且待笔者以后详细叙述。
　　且说1971年3月28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了。毛泽东像着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他交代身边人员，要每天把各通讯社对于中国派团参加的反应，逐条地对他讲。他还叫人打电话，催送《参考》看，而他在卧室里急不可耐地抽着烟等着。身边人员不解地问他说，为什么这么关心对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他说：
　　“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在火力侦查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一块冷铁板。”
　　3月29日，毛泽东指示周**带着李德生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北戴河看望林彪。
　　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或私下指责过林彪，总是善意地安排许多台阶让他下，希望他能认识错误。周**告诉李德生说：
　　“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周**一行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汇报了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并说明了毛泽东要他参加会议，讲几句话的意思。
　　3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祝贺印度支那3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电报上写道：
　　“最近一个时期，印度支那3国人民在各个战场打得很好。尤其是9号公路战役，打了一场很出色的歼灭战，成建制地消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振奋人心的伟大胜利。”“这次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你们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打出了新水平，取得了新经验。你们痛打了美国侵略者，打败了它的侵略计划，使尼克松政府处境更加困难，日子更不好过。”
　　“我们坚信，团结一致，继续坚持人民战争，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3月29日，章含之接到北京通知，要她立即结束在湖北沙洋干校的教改工作，于月底前到外交部报到。
　　军宣队张政委、孙毅政委在干校的小会议室里对章含之传达北京的指示说：
　　“祝贺你参加外交战线！”
　　这一天，章含之离开了她工作了18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在3月31日，章含之跨进了中国外交部的大门，从此担当起了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元首时的翻译工作。
　　3月30日，毛泽东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讨稿批示道：
　　“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3月31日，周**在北戴河已经同林彪谈了两天了。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3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查。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他既不表示将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也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
　　林彪一生有两个特点，一是他敢于和毛泽东争论问题，二是他在中共党内是唯一一个不写检查、不承认错误的人。他从不公开承认错误，即便是他错了，在被毛泽东批评之后，最多也是不吭声而已。他的骨子里始终涌动着一股一般人所没有的霸气。
　　此时的林彪，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请看下面一段历史事实就明白了。
　　就在3月31日这一天，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集了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南京、上海、杭州3地驻军中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周建平、王维国、陈励耘和江腾蛟。林立果在会上对如何实施政变计划做了具体部署，确定了发动武装政变的领导班子和负责人：
　　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南京以周建平为“头”。江腾蛟则是“进行3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的前线总指挥。
　　林立果在会议上还说：
　　“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主席的班，靠谁来接？张春桥他算老几？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就是会造舆论。”
　　“当前，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抓好部队。”
　　后来在4月份，在林立果指挥下，广州、上海等地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对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还在一部分心腹、党羽中，进行了以“保卫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和最高副统帅地位”为中心的“路线教育”，为进行武装政变作舆论准备。
　　林立果一伙制定的“571工程”究竟何时启动，容后再叙。
　　再说周**一行人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后，一起去见毛泽东，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听了，满脸的不高兴。因为黄永胜等人在场，他对林彪没说什么，只是指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严厉地斥责道：
　　“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1971年4月初，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快要结束了，中国兵乓球代表团奉国内紧急指示，邀请参赛的一些国家乒乓球代表团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是否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中国代表团专电请示国内。
　　4月3日，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了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周**审阅。这个报告主要内容是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4月4日，周**圈阅了这份报告，并批了“拟同意”等一些批语。尔后报送毛泽东审批。
　　吴旭君后来回忆了毛泽东审批这个报告的整个过程，她说：
　　“毛主席在4月6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
　　此后，吴旭君给毛泽东讲述了“大参考”上的一则消息，消息中说：4月4日，美国乒乓球队3号选手格伦•科恩去体育馆练球，找不到自己队的汽车，错上了中国队的车。科恩是一个“嬉皮士”，留着长发，服装奇特，样子怪怪的。他看着一车的中国人，有些吃惊，便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中国队的队员庄则栋很有礼貌地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说罢，将一幅绣有黄山风景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非常高兴，第二天将一件印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回赠给庄则栋。并和科恩互赠了礼物。毛泽东听了，眼睛一亮，他让吴旭君把这条消息原原本本地再念一遍。他非常专注地听完消息，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夸赞说：
　　“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吴旭君在回忆中还说：“就在4月6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11点多了，他坐在那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住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代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把刚才交代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快去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
　　吴旭君马上打电话给王海容，要她转告周**，取消原来的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第二天，吴旭君又和毛泽东核实这件事。毛泽东说：
　　“当然要邀请美国队访华。”
　　吴旭君笑着说：
　　“哎，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泽东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
　　“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一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些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象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呀？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20多年，还是有点吸引力的。”
　　毛泽东亲自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相关报道，并大加评论。
　　这一信息也很快传到了美国白宫。尼克松喜出望外。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了震撼。这个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行动的高明。
　　尼克松在后来的回忆中说：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做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至此，毛泽东的“乒乓外交”，获得了“小球转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
　　4月7日，毛泽东决定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对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
　　4月11日，毛泽东就吴法宪、叶群按照林彪的吩咐在4月上旬分别交给他的重写的检讨书，给周**写信说：
　　“我已看过了，可以了。”
　　他还要求周**把吴法宪、叶群的检讨，连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3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做适当处理。”
　　4月14日，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应邀来访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和随团记者，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这一天，美国也采取了相应的重要措施。据尼克松后来回忆说：
　　“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此时的尼克松甚至还考虑如何尽快访问中国的问题，他找基辛格商量。基辛格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要是吵嘣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面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
　　尼克松说：
　　“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又上天安门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基辛格安慰他说：
　　“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处理林彪的问题及中美关系，结果怎样？请诸君继续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53
第353章
　　“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话说1971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军队的负责人99人。正在北京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了会议。
　　此前，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人员名单时，提出要增加陈毅、徐向前、聂荣臻3人。此时，陈毅因病住院，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了会议。
　　李雪峰在批陈整风的汇报会上，见了周**，他说：
　　“总理，我这次又跟错了，跟陈伯达和其他的人，犯了错误。”
　　周**很生气地对他说：
　　“你跟这个，跟那个，就是不跟毛主席！”
　　4月15日这一天，国务院在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的同时，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后来一直开到7月31日才结束。
　　再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先后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的检讨。
　　4月20日，周**给在19日回到北京的林彪，送去了会议文件和毛泽东的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但林彪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
　　4月29日，周**在批陈整风座谈会结束时，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做了总结发言，他说：
　　“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陈伯达的反九大路线上去了。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希望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实现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4月底，尼克松接到了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来的周**的“口信”，说是中方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者是尼克松本人。尼克松认为：“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间已经到来”。
　　1971年5月1日晚，华灯初上，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装制服，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来到休息室，他微笑着与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们打招呼，尔后走到屏风后面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夫人以双手合十的礼节，向毛泽东问好。他们坐在毛泽东身边聊天。不一会儿，周**带着陈毅来了。
　　“主席，”陈毅走到毛泽东面前，立正说：“我来了。”
　　毛泽东见到陈毅，百感交集，连忙站起身，像一切上了年纪的老人那样，张着嘴笑，伸手握着陈毅的手，亲切地问道：
　　“身体怎么样啊？恢复的好把？”
　　陈毅身患肠癌，不久前刚做过手术。他用力拍拍自己厚实的胸脯，爽快地说：
　　“好了，恢复得很好，主席。”
　　毛泽东保持着轻松的气氛，他说：
　　“少个零件不要紧。剩下的零件不要出问题就好。”
　　陈毅说：
　　“坏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也上前与陈毅互致问候，他们有着十几年的友情。周**在一旁说：
　　“晚会该开始了，请主席到前面就坐吧。”
　　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那张圆桌是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毛泽东来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对面的位置还空着。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和董必武、陈毅等许多领导人见毛泽东落了座，也依次坐下了。
　　林彪过去有一个习惯，凡是和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他总是提前5分钟在电梯旁等候着。而这一次，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是火树银花，歌舞翩跹了，可他却一反往常，迟迟未到。毛泽东和西哈努克谈着话，还时不时地朝对面的空位置上瞥一眼。
　　周**十分着急，他时不时地看一下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林彪终于来了，他慢条斯理地登上了城楼。已经是5月天了，可他还是披着一件军呢大衣，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
　　林彪来到观礼台中央的圆桌旁，与近在身边的毛泽东没有握手，也不搭话，甚至看也不看一眼，就冷冷地坐在了圆桌的西边。
　　“林副主席，”董必武探过头去，眯着眼望着林彪，关切地问道：“身体不大好？”
　　“嗯。”林彪拉着脸，稍微向董必武点了一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依然望着桌面说：“不好。”
　　此时的摄影记者杜修贤急忙跟了上来，他的任务是拍摄林彪与毛泽东亲切交谈的照片。可是，现在那两个人隔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摄。杜修贤就随意地拍了一张全景照，便放下相机，等待时机。可是刚过了一会儿，等他再回头时，瞥见圆桌旁林彪的位置已经空着了，人早不见了，顿时吃了一惊。
　　此时的周**也急了，目光频频望着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喉结上下滚动。他招手将警卫员叫来，低声吩咐了几句。警卫员急忙去了城楼大厅，不一会儿就回来了，跟周**耳语了几句，周**神色异常冷峻。杜修贤也去打听了一下，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样子。西哈努克询问林副统帅哪里去了？董必武解释说：
　　“他身体不好，先回去了。”
　　几个记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悄悄地议论着：
　　“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党的副主席怎么能这样随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们还没开机子，他的座位就空了，这片子怎么拍？”
　　“林副统帅今天怎么啦？他来的时候就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最多只坐了几分钟就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真让人想不到，太意外了！我们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早知道这样，他一来我们就拍。”
　　周**心里很窝火，他把宣传单位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叫到一边，教训他们说：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有个记者小声辩解说：
　　“我们是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林副主席来了没有？”周**实在憋不住了，他一手叉腰，一只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弧，怒气冲冲地重复了一遍：“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儿。你们都看见了的，你们在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规定新闻拍摄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机拍摄。记者就是要眼疾手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停了一会儿，周**看着大家很内疚的样子，这才放缓了口气，说：
　　“人们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与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民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应当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呀？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待了几分钟，行吗？”
　　好在有杜修贤拍下的一张全景照，周**回到西花厅，坐等这张照片。直到杜修贤把照片送来了，周**这才松了一口气。
　　5月2日，毛泽东与林彪坐在一张桌子旁的照片，在各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出来。虽然毛泽东和林彪互未理睬，但毕竟是坐在一起，显示出了安定团结的气氛。
　　5月中旬，美国方面正式通知中国政府说：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后来中国。”
　　此时的尼克松认为“木已成舟”，他还说：“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它事可做了。”
　　5月26日，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美预备性秘密会谈的问题，就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以及印度支那等问题，提出了8条原则。
　　会后，在周**主持下，将政治局讨论结果草拟成《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呈报给毛泽东审批。
　　5月29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并指示成立一个由周**直接领导的对美工作小组。
　　这一天，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通过巴基斯坦向尼克松传出“口信”，说是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准备并做必要的安排。
　　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兴奋地说：
　　“这是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此后，周**等人就开始在乾隆皇帝的旧行宫钓鱼台里忙碌了起来。
　　有一次，毛泽东听了对美工作小组的汇报后，他饶有兴趣地说：
　　“你们在这个行宫里，有没有看到乾隆皇帝在一块石刻上刻的题钓鱼台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众乐康衢物滋阜，由来诸事在人为’。连乾隆皇帝都懂得事在人为。我们现在所为的事，我们有的同志，有的朋友，也许会不理解、想不通，我看是须后人才能明白它的深远意义的。”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纪要》，纪要中公开了毛泽东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的消息。
　　此时，有人对与美国谈判表示不理解，毛泽东说：
　　“台湾问题，我们可以等，放一下。越南在打仗，在死人，我们请尼克松来，不能光为自己。”
　　1971年6月初，毛泽东、林彪、周**、康生在118号房间接待罗马尼亚客人。摄影记者杜修贤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他又赶快拍摄宾主双方会谈的场景。
　　杜修贤见双方会谈气氛已经进入了正常轨道，就退了出来，在门外大厅里等候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杜修贤转了一圈，让一个新华社记者先把拍好的胶卷送到社里冲洗。待他再回到大厅里，只见林彪一个人坐在大厅西北角的一把椅子上。杜修贤以为是会谈结束了，但一看毛泽东、周**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和杜修贤一样楞楞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
　　此时的天气已经很热了，可是林彪却好像怕冷似地畏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
　　杜修贤进入118房间，看见毛泽东旁边的沙发上空荡荡的，几乎和五一节晚会上那个圆桌旁的座位如出一辙。毛泽东依然和客人们交谈着，他那朗朗的笑声十分感人。周**平静地微笑着，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康生说的话也不多。
　　会谈就要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杜修贤等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收拾完摄影器具，离开118房来到大厅，见林彪还是那个姿势，依然冷冰冰地坐在那里。
　　6月9日，林彪、叶群为了试探江青的口风，来到钓鱼台请江青给他们照相。江青一见二人，十分厌恶，但她还是客气地推脱说：
　　“拍摄机器已经收起来了，不用了。”
　　林彪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带着叶群离开了钓鱼台。江青马上用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说林彪他们几点几分走了。毛泽东听后很长时间没吭声，江青正等候指示，突然听到毛泽东大发雷霆，他说：
　　“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
　　江青吓坏了，拿着话筒连大气都不敢出，小声请示道：
　　“主席，怎么改正？”
　　毛泽东放缓了口气说：
　　“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
　　这天下午，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带着照相器材来到林彪家里，向林彪承认了错误。林彪听了很高兴，笑着说：
　　“这那是错误。”
　　叶群立即为林彪整理仪容，还拿来了一本毛泽东著作，让江青为林彪拍摄了一幅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照片。这幅照片上的林彪，一反总是戴着帽子的常态，显眼地露出了他那光头。照片的题名是《孜孜不倦》；摄影者：峻岭。
　　多少年后，从秦城监狱出来的刘庆棠曾经说过，在一次会议上，江青诚恳地对他们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电话中骂我不对。”接着，江青说起了为林彪照相而挨骂的事。后来江青在党的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又说到了此事，给刘庆棠等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且说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在第4个五年计划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1975年一般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降10%，农村降15%。
　　报告中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区以外，各级党委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7月9日，中国人民海军根据黄永胜和李作鹏的指示，制定了《打击蒋匪在东南沿海登陆串犯的作战方案》，方案中准备调用海军各类舰艇和各型飞机相当一部分，其中南调舰艇100艘、飞机86架。
　　其后，空军参谋长会议也随之召开。《空军参谋长会议纪要》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政委王辉球的批准，把10个航空兵师和刚刚组建的地对空导弹部队定为全国的机动作战部队。4个航空兵师和两个部队、一个大队，随时准备支援东南沿海作战。其中一些部队已经分别进驻惠阳、福州、漳州等地的机场。从1971年7月至9月，经总后调往广州的弹药已经达到9710吨。
　　再说7月9日凌晨，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在伊斯兰堡登上波音707飞机，飞往北京，对中国进行第一次代号为“有历史意义”的绝密访问。
　　中午12时，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徐徐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
　　7月9日晚，夜已经深了，周**、熊向晖来向毛泽东汇报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
　　“那个不忙。”
　　他朝周**摆摆手，转向熊向晖问道：
　　“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熊向晖不由得一怔，心想：那些可都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啊！他们怎么可能给我讲什么呢？于是就据实报告说：
　　“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泽东又问：
　　“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
　　“没有。”
　　毛泽东转身问周**说：
　　“那5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了没有？”
　　周**回答说：
　　“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60多份材料，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的干部手里，然而他竟然不知情。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突然提高声调说：
　　“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周**委婉地说：
　　“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摇摇头，认真地说：
　　“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
　　毛泽东停了停，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由秘书代劳？熊向晖说，都是他自己动手。毛泽东说：
　　“那好。我这里的文件，是由一个秘书管，他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了‘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中一惊：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人，党内军内只有一个，那就是林彪。
　　周**向毛泽东汇报了跟基辛格会谈的情况。基辛格在会谈中主动告诉周**说，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除台湾代表。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美国听任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将使尼克松总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周**马上正告基辛格说：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毛泽东听了，说道：
　　“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又说：
　　“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周**被毛泽东的比喻逗得笑了起来。毛泽东接着说：
　　“我看，台湾问题事小，世界的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周**说：
　　“我已经向基辛格说过，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尊严、体面，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不剩，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
　　毛泽东将大手一挥，说：
　　“美国必须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就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没有仗打，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只为自己。”
　　周**又汇报说，他和基辛格也谈到了日本问题。毛泽东说：
　　“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此时，天已拂晓，周**起身告辞，又要去处理与基辛格谈判的有关事务了。
　　7月10日晚，周**因为要宴请朝鲜代表团，就让叶剑英、黄华先去向毛泽东汇报与基辛格谈判的情况。
　　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说，基辛格说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应该向北开。毛泽东非常感兴趣，他说：
　　“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
　　叶剑英汇报说，双方已经商定，以巴黎为中美之间的联络渠道。毛泽东说：
　　“你基辛格说不经过官僚机构，华沙是官僚机构，那我们驻巴黎使馆是不是官僚机构？你不想派个常驻的，也不想派个临时的，就靠你基辛格。现在只好听他的，我们怎么能强迫人家呢？那就通过巴黎吧！”
　　叶剑英汇报到有关基辛格访华的公报问题，他说，双方对于有关尼克松访华是谁主动的提法、以及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和尼克松访华的时间问题，双方有争议。正在此时，周**赶来了。毛泽东说：
　　“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报中也不要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7月11日，毛泽东起得很早，他看了周**送来的中美会谈公报草稿，满意地说：
　　“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样写好。不然，好像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关于尼克松访华日期，公报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不等到5月份就要来，早点来也好嘛。”
　　7月11日中午，基辛格吃过午饭，愉快地秘密由原路返回，由巴基斯坦回到了美国。
　　基辛格回国后对尼克松说：
　　“非常实在，非常明确，双方都不说空话。我们真荒唐，怎么能没想到周**会狠狠地敲桌子骂人呢？”
　　7月15日晚10时30分（美国时间），尼克松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7月16日（北京时间），新华社及《人民日报》发布消息；双方几乎同时发表了中美会谈公告的全文，称：
　　周**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一篇不过200字的公告一经发表，立刻震惊了整个世界。
　　欲知毛泽东向熊向晖作了调查之后有何决策，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于1971年7月9日晚上在听取周**汇报与基辛格会谈的情况前，先向熊向晖搞了一个调查，他这才发现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是假的，由此断定“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并说“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
　　历史的发展固然有它的规律性，但有一些突变的情形也往往取决于一个瞬间的某些因素。如果毛泽东没有对熊向晖的调查，也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南巡之行。如果没有他的南巡之行，就不会发现那么多让他警觉的事情。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将会如何呢？再后来又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
　　毛泽东在7月11日看了中美联合公报的草稿后说：“关于尼克松访华日期，公报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不等到5月份就要来。”果然不出他之所料，尼克松没有等到1972年5月份，就提前于2月21日来到了中国。毛泽东无论事无巨细，都料事如神，历来如此。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54
第354章
　　“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话说1971年7月中旬，毛泽东和林彪进行了一次长谈。他问林彪说：
　　“最近在看什么书呀？”
　　林彪回答说：
　　“按照中央的规定，在研究那6本书，争取从理论上彻底弄通马克思主义。过去的一些提法我作了反省，觉得还是主席提的好，提的科学。我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我决定今后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听主席的话，照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我还是那句老话，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林彪说：
　　“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也认识了错误，为了使他们能够检查过关，他们找我，我一概不见。各人的事各自管，脱了裤子割尾巴，彻底把问题谈清楚。”
　　毛泽东仍然以诚相待，他说：
　　“这种回避政策好。你住在北京，他们一过不了关就找你，弄得你也很为难。干脆离得他们远些，让他们绝了退路，就会检查得深刻，也容易取得谅解。所以，我主张你还是到北戴河去，等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再回来。事情也就结束了。”
　　林彪说：
　　“主席，我听你的。自从我认定并决心跟着你干到底的时候，我就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十分重感情，他看林彪讲得甚是动情，马上说：
　　“你的错误我来保，但检查是需要的，也应该欢迎同志们对你提些意见。我看起码有两条应引起你的注意：一是山头主义，二是骄傲自满。这两条可以做自我批评。我看九届三中全会可以搞成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你带个头怎么样？”
　　林彪点点头，表示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据纪登奎回忆说：“当时，毛主席就是准备在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把张春桥选为党的副主席，是增补，而不是把林彪选下来。作为一个过渡，最后解决林彪的问题。这一点，毛主席在小的范围已经打了招呼，和我就谈过。他说：‘党的核心里还要有文的，不能光是林彪一个武的。文的要年轻一点的，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我问道：‘张春桥是否可以？’他点点头。看得出来，毛泽东对上海的那几个人有好感，是想重点培养的。但是毛主席这个人有他自己的领导艺术，那就是真正地搞五湖四海，而不是搞自己的小山头、小宗派。这一点，毛主席是光辉的榜样，值得历史大大地称道。他说：‘革命总是要多团结一些人，不是只是少数人。反对我的人，也要选几个代表。’”
　　再说毛泽东和林彪谈话后，江青对毛泽东说：
　　“林彪这个人城府太深，把权位看得太重。这次批陈整风，挖了他的墙角，在他的小集团中掺沙子，他是不是会真心认错？”
　　毛泽东说：
　　“无论怎样，批评一定从严，路线问题上不能含糊。如果打倒一个皇帝又上来一个皇帝，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岂不是白搞了吗？我们不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让广大劳动人民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力，不需要有一个皇帝带领一班官僚垄断集团，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欺压老百姓。”
　　江青说：
　　“你说的道理我都明白，只是如何做好林彪的工作，是当务之急。”
　　毛泽东说：
　　“你要多接近林彪他们，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7月17日，林彪带着叶群离开北京飞北戴河。吴法宪等人前往机场送行。叶群说：
　　“首长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们指挥的。”
　　吴法宪这次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1983年吴法宪谈话记录——笔者注）。”
　　这段时间和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人，也都有这种感觉。
　　7月底，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大家推荐了一本晚清小说《何典》，他特别指出了书中的4句话说：
　　“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
　　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中内涵。
　　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重要消息，消息说：第7、8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将于8月1日出版。“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消息中所说的林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照片，就是江青在6月9日为他拍摄的题名为《孜孜不倦》的那张照片。
　　7月31日，从4月15日开始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终于要结束了，会议通过了一个由迟群起草、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在8月间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全国各地。
　　迟群，1932年出生于山东乳山县。1968年春以前，他一直担任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职务。
　　1971年8月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通过中共九大以后的整党活动，都产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
　　1971年8月8日下午，周**主持完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对吴法宪说：
　　“吴法宪同志，主席看了你的检查，还是不满意的呀！你的好多问题并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希望你能够在四届人大会议之前，把你所参加的阴谋活动都讲出来，这样好给大家有个结论。能否过关，就看你们的了。”
　　吴法宪听了很紧张，就和邱会作商量要去林彪家里。邱会作说：
　　“现在只有林副主席能够救我们了，只要他下了决心，我看一切问题都会好办的。”
　　当天晚上，他们俩一起从人民大会堂直接到了林彪家。此时，林彪和叶群为了参加四届人大，已经从北戴河回到了北京。叶群出面接待了他们。吴法宪说：
　　“看来这次四届人大的关不好过了，检查已经写了，再也没法子写了。江青这个人几乎天天都在召集一些人开会，给他们布置如何对付我们，四届人大会议又要往下追问题，怎么答复？”
　　邱会作说：
　　“就是死，我们也不能把林副主席给端出来，我们就是要死保林副主席。”
　　叶群听了说：
　　“四届人大会议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的。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101，别人要端，如果追问下去你们怎么办？”
　　吴法宪说：
　　“大不了我下台，反正要保林副主席。”
　　叶群这才神秘兮兮地对他们说：
　　“办法总是有的，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脑袋掉了不过是块碗大的疤。”
　　邱会作说：
　　“要死也只能是我们死，不能让林副主席受损失。”
　　叶群说：
　　“不只是保林总的问题，林总和你们怎么能分开呢？黄永胜、李作鹏、胖司令和你邱总长，都要保。你们靠林总，林总也靠你们，就是这么几个老战友，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伤了。”
　　谈话结束后，吴法宪、邱会作临走的时候进去看了看林彪。林彪比前一段削瘦了，但是眼睛很有精神。林彪握着他们的手说：
　　“你们要多保重，不要怕，怕也没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车到山前必有路。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呢？”
　　8月中旬，毛泽东听取了周**、张春桥、纪登奎3人关于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准备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
　　“我和林彪同志都不当四届人大代表，我们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一切都由你们自己召开。”
　　张春桥马上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他高兴地说：
　　“主席的决定英明正确，具有深远意义，是任何人不能比拟的。”
　　毛泽东又说：
　　“听说南方几个省批陈整风搞得不太好，我下去摸摸情况，顺便游游泳，观观光，换换空气。”
　　毛泽东还交代说，在他去南方巡视期间，由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周**3人见毛泽东要去南方，又无法劝阻，就只好让江青出面做工作。江青急如星火地赶回中南海，进门就说：
　　“主席，你已经77岁了，不能事事跑到前面去了。再说，南方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的情况很可疑，要注意安全呀。我不同意你去。”
　　毛泽东诙谐地说：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他还学着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样子唱道：
　　“壮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渊；誓把座山雕，埋葬在山涧。待到那与战友会师百鸡宴，捣匪巢定叫他地覆天翻。”
　　江青不由得笑了，她说：
　　“你去我不反对了，那也得让我去。”
　　毛泽东连连摇头，说：
　　“不行，不行。你在北京要协助**、春桥，解决好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转变。批陈整风还遗留下很多问题，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解决好。我出去之后，会随时和你联系的。”
　　毛泽东在南巡行前，和华国锋谈了话，他说：
　　“华国锋同志，你不要总是满脑子农业、农业，我是满脑子路线斗争。你要注意抓大事，抓纲，以纲来带动目。否则就会象庐山会议上那样，上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陈伯达给我们上了一课，还有那些自称天才的人，也在给我们上课。你所关注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但是要更注意大的路线斗争。我这些年来给江青、张春桥他们讲的多些，给你们讲的少些。所以这些年来他们比较注意这个，你们相对注意少了些。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路线斗争也要抓，你不抓就要吃亏，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在南巡前“毛主席在北京时调动了军队，对北京的部队作了周密的安排，就是对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也作了安排。当时，毛主席对汪东兴也是不那么相信的，但是为了稳定形势和政治上的需要没有动他。加上林彪也并不那么信任他，所以毛主席并没有动他，反而更加把他放在自己身边观察。当时，毛主席曾经对我和张春桥、江青，还有几个军队的干部说：你们对汪东兴不要再说什么了。如果把他搞下去，外面会说，你们看，连毛泽东的警卫局长都反对他，可见他到底怎么样？我身边的人，你们可以观察，也可以提高警惕，但是不要惊动，这是大局。这就是毛主席的态度。”
　　再说1971年8月15日下午1点，年近78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汪东兴、张耀祠陪同下，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大江南北巡视，“要到南方动员各路诸侯”。
　　毛泽东这一次南巡，他的专列是两列同样的列车，一前一后，前面的前卫专列开道，后面的本务专列押尾。两辆专列上配备了100名全副武装的8341部队战士。
　　毛泽东在专列上让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叫吴旭君、张玉凤和大家一起唱这首歌。当他们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的胜利”时，毛泽东说：
　　“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湖北武昌，在武昌停留了10天。在此期间，他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还有王新以及河南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后来还有华国锋等人谈了话。
　　1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和刘丰、刘建勋、王新等人谈话时，他先向刘丰询问了中央苏区时5军团的情况。尔后说：
　　“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该。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3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就叫挖墙角。”
　　“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我七老八十了。希望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50年来，没有分裂过。”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有50年的历史了，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10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脚的。”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100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6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毛泽东最后特别交代说：
　　“大家都先不要传达，我讲的是个人意见，先打个招呼。”
　　8月21日，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了16日谈话后的讨论情况，毛泽东说：
　　“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
　　他还说：
　　“如果不是他（指林彪——笔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笔者注）的，为什么4个人（指黄、吴、李、邱——笔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8月25日，毛泽东叫汪东兴打电话给华国锋，把华国锋从北京叫到武昌。毛泽东见华国锋胸前戴着他的像章，就说：
　　“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
　　他问华国锋说：
　　“你在庐山会议上念那个称‘天才’的宝贝了吗？”
　　华国锋说：
　　“我没有见到那篇东西，但是我听军队的同志讲了，我从心里赞成主席是天才，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我是拥护的。我也表了类似的态度。”
　　毛泽东说：
　　“你和他们不一样，人家是事先部署的，你是听了林彪讲话后有感而发，动机不一样。你以后多多读书呀。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1天半，而是23、24、25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3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也不发。”
　　8月27日，毛泽东同刘丰谈话说：
　　“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8月28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接见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和广西的负责人韦国清。他一开始就不留情面地对丁盛、刘兴元说：
　　“你们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
　　接下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1970年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个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三。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3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说不要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毛泽东不指名的点出了林立果。他说：
　　“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有什么好处？其实是害了他。”
　　8月30日，毛泽东再次召集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他说：
　　“怎么样？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99人的会议（指批陈整风汇报会——笔者注）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5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象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9次不用，前9次都作了结论。这次没有做个人结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的。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毛泽东最后说：
　　“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做结论。你们只是说9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
　　8月31日，毛泽东抵达江西南昌，他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了与在武汉、长沙时基本相同的话，也讲到了南京军区的工作。
　　江西省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1、林彪集团的骨干分子周宇驰7月间曾两次秘密到江西活动，把1辆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2、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实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3、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曾经有过“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他们还向毛泽东报告了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江西的不正常活动。这一切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据随行的张耀祠回忆说：毛泽东听了这些反映，“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
　　毛泽东在南昌参观时，看到了林彪在江西建造的一个巨大的工程。这个工程不在地面上而是在地下，是一个指挥用的工程，在这里可以指挥全国。江西省负责人说，这件事是中央下达的任务，江西搞了很多年才完成的。毛泽东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他，参观完这个工程，不禁大吃一惊。他深知林彪心狠手辣，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凭直觉感到，林彪一伙可能会对他下毒手。于是，他决定不断变动行动路线和时间，制造假象，迷惑林彪一伙。
　　毛泽东一参观完地下工程，没有在南昌多停，就急匆匆地奔向浙江杭州。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到达浙江杭州。他在下车之前，召见了浙江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当林彪集团的成员陈励耘来到专列上时，毛泽东知道他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当面质问他说：
　　“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陈励耘被弄得狼狈不堪。毛泽东又询问他们几个人对庐山会议的认识。毛泽东还说：
　　“那个简报，影响最坏，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不拿出来说，大概总认为他们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我看他们是恐惧。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八届十一中全会，有3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最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的，不锈钢的。你们在家里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好不残忍呀！风吹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4个伟大，我就4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
　　毛泽东这次谈话一共进行了40分钟。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除了他指定的传达范围以及要汪东兴专送给在北京的周**以外，对其他人一概保密。在此期间，林彪对毛泽东的行踪捉摸不定，心中十分恐慌，他四处派人打听毛泽东的下落。吴法宪曾先后派飞机到武汉、长沙、南昌刺探情况，连续给叶群打电话汇报毛泽东的行踪。一直到9月5日，林彪集团成员用来窃听毛泽东谈话内容的情报网终于织成了。
　　9月5日这一天，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违背毛泽东关于谈话内容不要传达的叮嘱，向专程陪同外宾到武汉的李作鹏，密报了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后心急火燎，当天即急急忙忙地回了北京。
　　5日晚11时半，林彪在广州的同党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将他听传达时获取到的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北京的于新野，于新野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整理了15页。第二天凌晨，于新野亲自架着直升机飞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交给林彪、叶群、林立果。
　　9月6日凌晨，李作鹏将刘丰的报告分别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两人。李作鹏给黄永胜讲了毛泽东在武汉和刘丰等人的谈话内容。说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黄永胜，还有林彪和叶群。李作鹏还说：
　　“当时毛泽东就说：‘黄永胜来到庐山就和陈伯达等人一起要揪人，揪张春桥和康生等人，这不是要造反吗？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造反成功，人民解放军会听你的话吗？’”
　　这话对黄永胜刺激很大，他当晚就用保密电话把这个情况向林彪和叶群报告了。林彪问黄永胜说：
　　“一旦发生了要把我们彻底打倒的局面你打算怎么办？”
　　黄永胜说：
　　“一切听林副主席的安排，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叶群在电话中对黄永胜说：
　　“我们总不能束手被擒呀，总要想个办法才对呀。”
　　此时，有两件事使林彪一伙坐立不安，一是中共中央决定，1971年10月1日前后，召开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他们担心九届三中全会将要提出他们的问题，把他们端出来。二是毛泽东在南方各地巡视途中的谈话。林彪、叶群、林立果通过紧张策划，悍然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林彪对他亲信说：
　　“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我们准备搞武的吧。”
　　就这样，一场谋杀毛泽东的阴谋开始实施了。
　　欲知毛泽东如何巧妙地粉碎林彪一伙的暗杀阴谋？请看下一章详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55
第355章
　　“你的火车开得越快，我就越安全。”
    话说1971年9月7日，林立果向他的“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
　　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亲自用红铅笔书写了武装政变的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的行动计划分上、中、下3策：上策是用各种手段，把毛泽东谋杀于南巡途中，他按党章规定，合法接班。中策是谋杀计划如果失败，他就南下广州，另立中央，造成南北割据局面。下策是如果上中策都不能实现，立即逃亡苏联。
　　这一天，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到达了北京，向“联合舰队”成员宣称：“现在首长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搞掉。”
　　也就在9月8日夜晚，毛泽东得到新消息，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有人指责他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支线碍事，妨碍人家走路。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还有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他们来看望毛泽东时，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泽东刚吃过夜餐，已经是午夜了，他突然把汪东兴叫来，说：
　　“立即把专列转移。”
　　汪东兴问：
　　“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转到上海。”
　　汪东兴建议转到绍兴，绍兴在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毛泽东说：
　　“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9日凌晨，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毛泽东专列转移到了绍兴。
　　在这期间，也就是在9月8日深夜到9日凌晨，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密谋谋害毛泽东的方式和策划如何攻打钓鱼台。
　　在北方，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王飞说：
　　“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
　　还有人提议用导弹打中南海。讨论来讨论去，还没有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案。
　　在南方，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人估计毛泽东在9月25日以前不会离开杭州。他们商量如何行动，有人说：“最好用飞机轰炸！”于是，林立果就命令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轰炸毛泽东的专列。
　　9月9日，在上海的于新野对王维国通报了杭州的行动计划，他还说：
　　“我们这次出动飞机炸，除飞机上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用来扫射从火车上跑下来的人。”
　　于新野、王维国觉得，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王维国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如果毛主席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
　　于新野说：
　　“我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你可以把你的教导队带上去，在驻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
　　王维国向于新野表态说：
　　“首长的命令，我一定坚决执行。”
　　为了保证计划的周密性，于新野和王维国二人又去看了一回地形，在上海动手的方案初步确定下来了。
　　9日下午，于新野乘飞机回到北京，在西郊机场向林立果汇报了在上海动手的新方案。林立果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叶群同意了这一方案。
　　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
　　“王飞很有带兵经验，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
　　叶群也以林彪的名义，给黄永胜送去了一封密信，她在信中写道：
　　“现在情况很急，我们决定在上海动手。”
　　9月10日上午，叶群和黄永胜通话的时候，曾经问黄永胜说：
　　“林总给你写了一封信，你看到了吧？”
　　黄永胜说，他没有见到这封信。叶群交代说：
　　“林总让你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乐观和保护好身体。有事你就找王飞同志，他会给你详细的指示的。”
　　再说9月10日中午，毛泽东在杭州准备出发了，他突然对汪东兴说：
　　“走啊！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汪东兴说：
　　“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泽东问：
　　“为什么呀？”
　　“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上保卫。”
　　“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你的意见是……”
　　“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毛泽东打断汪东兴的话说：
　　“还有一个，就是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汪东兴说：
　　“马上就通知他。”
　　不久，南萍、熊应堂、白宗善、陈励耘来了，汪东兴就去布置专列的事儿。毛泽东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同南萍、熊应堂、白宗善、陈励耘谈了半个小时。他说：
　　“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毛泽东又说：
　　“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
　　1点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2点50分，抵达杭州车站。
　　毛泽东一行上了专列。陈励耘来到车站后，自觉心中有亏，神情很不自然。他竟未敢接近毛泽东向他告别，只是握着汪东兴的手问：
　　“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汪东兴说：
　　“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车。”
　　后来，陈励耘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下午3点35分，毛泽东的专列离开杭州驶向上海。
　　6点10分，专列经过近3个小时的行驶，进入上海市，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旁边。毛泽东没有下车。
　　汪东兴把当地的警卫部队全部撤到外围，在毛泽东乘坐的本务车周围，全部换上了中央警卫团战士。在离专列150米远的地方，建有机场的一个油库，假若油库着了火，专列跑都跑不掉。汪东兴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他安排好后回到车上，毛泽东说：
　　“要南京部队司令员许世友来上海谈话。”
　　汪东兴要张耀祠去打电话，通知许世友马上来上海。不巧，许世友下乡去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马天水、王洪文和王维国。谈话结束后，王洪文就住在专列旁的房子里，他还要汪东兴也搬到车下住，汪东兴谢绝了。
　　此时，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的“联合舰队”在北京西郊机场的**房里，收到了从上海发来的密语情报，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意思是毛泽东到了上海，王维国上了专列。
　　林立果等人估计毛泽东会在上海住几天，下手的时机到了。有人说：
　　“如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上海虹桥机场的油库，或者向油库纵火。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领教导队冲上专列，乘着混乱先把汪东兴等人杀死，然后再干掉他，或绑架他！”
　　有人说：
　　“如果炸油库不成，就在专列通过苏州硕放铁路桥时，炸掉桥梁和火车！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就宣布是坏人搞的。”
　　周宇驰说：
　　“如果炸硕放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烧！用四O火箭筒打火车。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就会车毁人亡。我和王维国也到铁路沿线看过了地形。”
　　此时，在上海坐镇指挥的江腾蛟，知道无论谋杀毛泽东的行动成功与否，自己都是死路一条。因此，他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下不了决心，在北京的林立果那一伙人，提出的几个方案都被他否定了。
　　9月11日上午，许世友从南京乘飞机赶到了上海，由人领着乘车直奔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许世友、马天水、王洪文。没有让王维国上火车。他和许世友、王洪文、马天水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他说：
　　“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认识不到，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嘛。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重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
　　他还说：
　　“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在搞分裂，不搞团结。”
　　谈话就要结束了，许世友表态说：
　　“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
　　此时已是下午1点时分，毛泽东说：
　　“到吃中午饭的时间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同志，你们请许世友同志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酒。”
　　许世友说：
　　“汪主任，你也去。”
　　汪东兴说：
　　“不去了，谢谢。”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对汪东兴说：
　　“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
　　汪东兴陪同许世友、马天水、王洪文一块儿下车，看到王维国一直在休息室里等待着毛泽东召见。王维国见到了众人，表情异常。王洪文把他拉上专列，在车厢门口与毛泽东握了一下手，汪东兴便把他送下了专列。毛泽东这种时而召见、时而不召见的策略，使王维国不知所措。
　　汪东兴送走马天水、许世友、王洪文后，马上回到车上见毛泽东。毛泽东问：
　　“他们走了没有？”
　　汪东兴回答说：
　　“走啦。”
　　“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
　　“不通知他们了吧？”
　　“不同他们打招呼。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汪东兴立即发了前卫车。
　　下午1点12分，毛泽东的专列驶离上海，向北京方向奔去。
　　毛泽东此次巡视，先后同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福建等地5个大军区和10个省市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据跟随毛泽东南巡的汪东兴说，他一直参加了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很费精力，几乎每天要同五六个人谈话，有时谈到深夜时分。
　　此时，毛泽东虽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全部阴谋计划，但凭着他政治家的直觉，必须提前结束巡视，尽快赶回北京。
　　毛泽东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林立果一伙所有人的预料，他只在专列上过了一夜，就离开了上海。王维国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
　　此时，车站的警卫人员将毛泽东发车的消息，报告了正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
　　“毛主席的车走了。”
　　许世友惊讶地问：
　　“哎呀！怎么走了？”
　　王洪文说：
　　“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许世友吃了饭，便乘一架伊尔-14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毛泽东。
　　再说毛泽东在专列上亲自找来司机谈话，他问司机说，火车能不能再开快点，司机面有难色。毛泽东给他解释说：
　　“你的火车开得越快，我就越安全。”
　　司机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他开着火车向北京方向全速飞驰。
　　专列驶过苏州车站，平安地掠过硕放铁桥。毛泽东不让停车，于是，专列一路风驰电掣，奔向南京。
　　下午6点35分，已是傍晚时分，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南京。此时，许世友已经从上海飞回南京，在车站上迎候毛泽东。毛泽东说：
　　“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汪东兴、张耀祠下车来见许世友。许世友问：
　　“主席下不下车？”
　　汪东兴说：
　　“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专列在南京站只停了15分钟，又继续奔向前方。
　　9月11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密报毛泽东已离开上海，正在北返途中。林立果闻讯后大吃一惊，不由得连声叫道：“糟糕，糟糕！”
　　他立即找到一个师长，要他把部队调进北京，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他又找到一名飞行员，要那个人驾驶飞机轰炸毛泽东的专列，也被拒绝了。林立果绝望地说道：
　　“全完了！没有完成首长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代！”
　　林彪获悉上海没有得手，立即做出了9月13日凌晨南逃广州的决定。
　　原来，林彪一伙在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同时，早已命令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调动了8架飞机，以备在万一失败后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或者逃往国外。可没想到让他们心惊肉跳的消息很快便接踵而至了。
　　9月11日晚9点45分，毛泽东的专列到蚌埠，停车5分钟。
　　9月12日零点10分，专列到达徐州，停车10分钟。
　　9月12日2点45分，专列到达兖州，没有停车。
　　9月12日5点，专列到达济南，停车10分钟。张耀祠奉命下车在车站给杨得志打电话，杨得志出去了，没找到。专列继续前进。
　　9月12日7点40分，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德州，停车20分钟。
　　9月12日11点40分，专列到了天津西站。毛泽东叫停车，他嘱咐张耀祠说：
　　“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火车站来见我。”
　　张耀祠当即下车，在车站打完电话，刚回到专列上，车子就动了
　　9月12日下午1点10分，毛泽东的专列到达丰台火车站，毛泽东下令停车，把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4人叫上了专列。
　　毛泽东一路上甚是疲劳，但他精神很好，和往常一样，谈话十分幽默。他先问了李德生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随即转入正题，他问道：
　　“我还能不能进北京？”
　　毛泽东是有意给他们传递信息：林彪一伙在北京有阴谋活动。
　　李德生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起过，陈伯达搞的那个“天才论”语录没有发给他。毛泽东当时就说：“你向他们要呀！”现在他看见了李德生，又想起了此事，就转对李德生说：
　　“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问他们要，1年说3次，‘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接下来，毛泽东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重述了南巡讲话中的主要内容。他还对众人说：
　　“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据吴德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在济南的时候，就让汪东兴通知我们到丰台站等待毛主席。那时我已经得知毛主席要在国庆节之前召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全会上将补选张春桥等人进常委和当副主席。这也是谢富治悄悄地告诉我的。所以，我心中有数。9月12日中午1点10分，毛主席的专列进站，随后我们上了他的专列车厢，毛主席简单地询问了北京的情况，对我和纪登奎、李德生、吴忠说：‘这次回来要下决心解决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处理的一些问题。你们不要以为只有一个陈伯达，这个黑手后面还有黑手。几次庐山会议，去年这次是最凶的一次。他们的气势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要分裂中央，搞掉张春桥、江青这些人。为什么要搞他们呢？无非他们坚持听我的话，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这就使陈伯达及其后台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彭德怀搞我还要下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都不如，可见这些人的风格之低！’当时，毛主席几次提到张春桥，称赞他和姚文元。”
　　再说毛泽东在谈话结束后，要李德生去执行一项任务：从38军调1个师到南口。李德生立即部署了1个师的调动。
　　下午3点36分，毛泽东的专列停了两个小时后，由丰台出发，驶向北京市区。
　　4点5分，专列驶入北京站。毛泽东从北京站下车，上了轿车（据张耀祠回忆说：他特意看了一下手表，是下午4点整），尔后安然回到了中南海。
　　汪东兴打电话告诉周**说，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周**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他感到很诧异，问道：
　　“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呀？”
　　汪东兴说：
　　“计划改了。电话上不好细说，我以后当面汇报。”
　　欲知毛泽东回京后政局如何变化，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56
第356章
　　“死党只有那么几个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分析历史条件，林彪当时是副统帅，大家搞不清他的阴谋。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改了就欢迎。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他们是组织派到那里去工作的嘛。”
话说1971年9月12日4点多，毛泽东安全回到北京，完全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部署。
　　9月12日晚，林立果探听到毛泽东在下午确实回到了中南海，立即指示周宇驰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广州的行动计划。他又给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我两个小时后飞往北戴河，北京方面暂且由周宇驰负责指挥。
　　此时，在北戴河一栋别墅内的林彪，得知毛泽东已经回到了北京，他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叶群的哭声，已经传出了窗外。
　　这天晚上，周**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会议，讨论他将要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了会议。
　　晚10点多钟，周**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转来8341部队驻北戴河的一位负责人的电话，转达林彪的女儿林立衡的秘密报告，他说：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坐山海关的飞机外出，时间是明天早上6点钟，目的地是广州。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是一伙，预定明天上午从北京同时起飞。周**闻听此言，感到十分意外，他紧皱着眉头，叫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
　　不久，周**又接到从北戴河转来的林立衡的第2个报告：说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是林立果从北京乘坐来的。周**立即追问吴法宪说：
　　“空军1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是怎么回事？”
　　吴法宪支支吾吾地说：
　　“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
　　周**说：
　　“要飞机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
　　吴法宪说：
　　“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周**命令道：
　　“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周**将林彪的情况，秘密地向毛泽东做出书面报告。
　　此时，纪登奎一直往来于周**和毛泽东之间，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传递信息。毛泽东看罢纪登奎送来的周**的报告，沉思良久，在一把白色丝绸折扇上写道：
　　“各求各志，各行各路；离凡离圣，离因离果。”
　　他写罢，让卫士立即将折扇交给纪登奎，要纪登奎送给周**。
　　这一段时间，周**不断出出进进，李德生等人知道有新的情况发生了。
　　晚上11点22分，叶群知道了周**查问三叉戟飞机的事，就故意给周**打电话说：
　　“林副主席想动一动。”
　　周**问：
　　“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
　　叶群说：
　　“空中动。”
　　周**故意问：
　　“你那里有飞机吗？”
　　叶群说：
　　“没有。”
　　叶群一句话露了马脚。周**知道山海关不但有一架256号林彪的三叉戟专机，而且还有一架他们在几天前调去的伊尔-14飞机。于是他便又将了一军，说：
　　“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这一下子，林彪、叶群更加惊慌了。他们决定提前行动，林彪交代说：
　　“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
　　这边林彪紧张，那一边的周**也正在忙碌着，因为山海关机场归海军管辖，他当即打电话给李作鹏，命令说：
　　“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飞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4个人一起下的命令才能起飞。”
　　李作鹏在传达命令时，将周**的话篡改为：“4个首长其中1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据李作鹏后来回忆说：“1971年9月12日晚上，周**得到了情报，让我查问山海关机场上有没有停留一架256号飞机的事，我查问了后告诉周总理说：‘有！’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样子，周**对我说：‘你通知山海关机场，停留的这架256专机，不能轻易放飞，它的飞行要有我和黄总长、吴司令和你的批准才能起飞。’我问道：‘是否我们联合批准才能放飞？’周总理说是的。这时我就感觉到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到了9月13日凌晨零点6分，我通知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我记得告诉了他们，必须是4个首长指示后才能放飞。但是神差鬼使，到了机场调度室的记录里成了‘4人中1人指示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天大的乱子。但是，到了二十多分钟后，我接到了机场调度室的电话，说林彪一家要乘256专机强行起飞。这时，我的思想已经乱了，我知道可怕的情况已经发生，可是我的确不知道林彪的这架飞机要到什么地方去。”
　　再说林彪，叶群、林立果得知周**向李作鹏查问飞机并且已经下了命令，知道南逃广州的计划已为党中央所觉察。便决定马上向北飞。
　　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周**接到了北戴河警卫部队的报告，报告说：11点40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乘车从北戴河逃向山海关机场。
　　不久，山海关机场3次报告李作鹏说：“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没有下令阻止起飞。
　　李作鹏听说林彪的专机已经飞翔在天空上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就这样吧！”
　　据吴法宪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认为，林彪自己也觉得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对我们加强了管理，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地让我们检讨，我们肯定受到了监视和行动已经不便，所以他就是真想搞政变也用不上我们了。唯一的就是他的儿子出面，企图把毛主席干掉后再让我们出来收拾局势。他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站到他的一边的。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的怀疑了。林彪逃跑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他不跑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杀害毛主席这已经把一切遮羞布都撕掉了，再不跑，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如果仅仅是一个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大可不必匆匆忙忙地逃跑，林立果的那些小舰队们也完全可以不逃跑，因为他们更没有理由害怕了。只有参与了政变计划或者干下了见不得人的坏事，才会那么逃跑的。”
　　再说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强行起飞后不久，周**就接到了报告。他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打电话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命令周**，立即发出全国禁飞令：
　　“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
　　周**发出全国禁飞令后，对李德生说：
　　“林彪乘飞机逃跑了！我命令你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我坐镇指挥，24个小时都不准离开，随时报告情况！”
　　周**又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命令杨德中监视吴法宪，让他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掌握情况。
　　李德生乘车急驰空军司令部，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叫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林彪那架飞机标示的亮点，正在向北移动，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
　　此时，周**问调度员：
　　“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回答：
　　“能听到。”
　　周**说：
　　“我要对驾驶员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
　　“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说：
　　“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都到机场去接他们。”
　　调度员多次呼叫后，256号飞机上一直默不作答，继续向北飞去。方向是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调度员报告周**说：
　　“他不回答。”
　　此时，256号飞机耍了一个花招，先向西飞了一段，接着又掉转方向往北飞去。
　　李德生和梁璞紧张地注视着荧光屏。梁璞说：
　　“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
　　李德生问：
　　“有什么特点？”
　　梁璞说：
　　“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向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李德生用专线电话不断地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情况，向周**报告。
　　此时，林彪的死党都感到意外，吴法宪还请示要不要拦击？李德生也在请示处置办法。周**、纪登奎立即从人民大会堂驱车赶到中南海，请示毛泽东要不要拦截。毛泽东说：
　　“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不要阻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有什么法呢？都是没法子的事。林彪他要走，由他去吧！”
　　9月13日凌晨1点50分，雷达屏幕上显示256号飞机很快地越过了中国边境，进入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上空，看来是不会回来了。李德生及时向周**报告了一切。
　　凌晨3点15分，北京沙河机场向李德生报告说：
　　“起飞了一架军用直升机，北上向张家口飞去。”
　　李德生马上报告给周**。周**请示了毛泽东后说：
　　“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走！”
　　李德生马上命令北京空军起飞了8架“歼6”拦截。
　　原来，“联合舰队”的重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得知林彪一伙出逃后，用林彪的手令劫持了一架直升机，携带机密文件资料，企图跟随林彪北逃。
　　凌晨6点半，北逃军用直升机的驾驶员陈修文因发觉周宇驰等人的图谋，强行将飞机降落在北京北部怀柔境内的空地上。直升机上的林彪死党周宇驰，开枪打死了坚持驾机返航的陈修文，尔后和于新野、李伟信约定同时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身亡后，李伟信因自己下不了手，就被活捉了。有关人员从飞机上缴获了一批机密文件资料，为后来查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提供了重要证据。
　　再说毛泽东估计林彪会逃往苏联，他指示周**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告诉各地领导，方能应付意外事故的发生。周**马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北逃一事，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他又亲自向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了情况，他讲得既清楚又含蓄。
　　这天晚上10点15分，空军司令部给周**送来报告说：下午6点零4分，蒙古人民共和国雷达团团长向其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从6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周**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两天两夜没合眼，有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
　　9月14日下午2点，周**刚刚睡着，外交部转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电报，工作人员只好又把周**叫醒。周**叫秘书念电报，秘书念道：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坠毁。乘员9人，8男1女，全部死亡。”
　　周**闻听此言，确知林彪已经坠机身亡，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纪登奎愣了楞，连忙劝慰说：
　　“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吧？”
　　周**回过身来，摇摇头说：
　　“你不懂，你不懂！”
　　周**马上把林彪的结果报告了毛泽东，正在游泳池边的毛泽东闻听此言，一口痰没有吐出来，往后便倒。
　　毛泽东大病的消息，传到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耳朵里，周**立刻脸色灰白，浑身颤抖。他驱车赶到游泳池，看见毛泽东的卧室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周**和医生判断了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泽东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他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的眼睛慢慢睁开了。周**激动地扑倒在毛泽东的床边，双手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泪水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连连叫道：
　　“主席，主席——”
　　林彪出逃后，毛泽东—连2天2夜没有入睡，他再也支撑不住了，谁也不想见，大口大口地吸着烟，眼皮发肿，行动迟缓，有时整天闭着眼睛，香烟烧到了手指还未发觉。
　　据周世钊日记记载：毛泽东经历了林彪仓惶出逃事件后，改写了明朝人李攀龙的一首七绝诗：《怀明卿》，将原诗中的“侍臣”2字改为“叛徒”。他写的是：
　　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叛徒颜。
　　周世钊说：
　　“毛主席把这两个字改成了‘叛徒’。这自然是指林彪。”
　　周世钊还说：
　　“毛主席在吟诵这首诗时，还戏改了杜甫的《咏怀古迹》之三‘明妃村’的诗句。这首杜诗原是七律，前4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主席将诗中的“明妃”戏改为“林彪”后，再将原诗中的后四句去掉，改成了一首七绝：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竟然会叛逃摔死在异国它乡，这样的一种结局，对他的精神打击太大了，自此以后，他那健壮的身体非常明显的越来越差了。
　　后来有一天，毛泽东和江青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他说：
　　“江青啊，自古政治家文武双全的不多啊！你能算一个吗？我看林彪不算。他一天只和他那几个金刚们在一起，秀才们全不要，那还不垮台吗？所以，政治家文要能安邦，武要能定国。在这方面，你也有很多片面性。”
　　毛泽东还说：
　　“林彪骂你是武则天，我就在许多场合讲过，江青要真有武则天那两下倒好了，可惜你成不了她啊。你有她那本事吗？武则天文可重用持不同意见者，武能团结反对过她的人。她该下狠心时能下得去，应慈悲时又能掉下泪。这些你能做到吗？做不到，怎么能成好的政治家？你已经积怨很深了，许多老同志对你有看法，新同志是不是有呢？也说不定。别以为思想路线正确就可以忘乎所以，还要有个组织路线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多团结一些人。”
　　“九&#8226;一三”事件以后，李德生奉命组织清查工作。空军成立了一个以曹里怀为首的5人小组，协助李德生工作。根据李伟信的供述，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571工程”纪要》及另立中央南逃人员编组名单。李德生立即派专人送给周**并呈毛泽东。
　　毛泽东强调清查工作要掌握好政策。他对周**、李德生等人说：
　　“死党只有那么几个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分析历史条件，林彪当时是副统帅，大家搞不清他的阴谋。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改了就欢迎。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他们是组织派到那里去工作的嘛。”
　　9月17日，周**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自取灭亡通知稿》报送给毛泽东。
　　9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高级干部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中说：
　　“1、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
　　“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2、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和总破产。”
　　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后来回忆说：“在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毛泽东很快地指示周**说：‘要保护王稼祥。及时地解放他，让他站出来工作。’周**和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曾经让王稼祥揭发林彪，王稼祥说：‘林彪的历史和表现，毛主席最清楚。他的历史虽然有过污点，但是那不算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谁也不是圣人。他能够在毛泽东还没有经过大的风浪时就认为毛泽东注定是我们的领袖。林彪在历史上反对过毛主席，恰恰说明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什么天才。我们这些人是在经过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正确的时候才把伟大的领袖推举出来的，这符合马克思主义。至于林彪和陈伯达后来要篡权，要谋杀毛泽东，自然是人神共愤的坏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揭发、批判他也就是理所当然了。所以，我们都不是神仙，也不要搞太多的事后诸葛亮。’毛泽东听了周**等人的汇报后，呵呵大笑，他说：‘还是老实人说得好，我也没想到林彪会这样。我们都不是神啊。’毛泽东这个人头脑非常清楚，他曾经对王稼祥说过：‘你放心，我胸中有数，你不要背什么包袱。历史问题有人愿意提就让他们提去吧，完全不让别人讲也不可能。但是他们的做法肯定会得到与他们的愿望相反的结果的。许多时候，我不愿意说得太早，也就是为了看看那些人的真实面孔，没有他们对别人的态度，是看不出真正的好人或坏人的。稼祥同志，我是了解你的。我希望你永远地做一个老实人，不要动摇。’”
　　再说此时的黄永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几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说他要检查。毛泽东回答：
　　“你的问题就是那么多了，已经清楚了，主要是认识的问题。汪东兴的错误比你还要严重，他和林彪的关系也比你要复杂，但是他检查了以后不就没事了吗？”
　　可是此时的黄永胜已经昏了头，他不但不认真检查和交代问题，反而吩咐秘书和底下的人，把所有的材料都清理一下，凡是不再需要的东西统统销毁，凡是与林彪有关的材料都销毁，包括他写的日记，给林彪写的信和文字的底稿，还有林彪和叶群来电话的记录，还有有关人员的报告等等。
　　9月23日晚，林彪等人摔死已经有10天了，毛泽东把周**和汪东兴叫到中南海游泳池，问他们说：
　　“黄永胜那些人现在的情况如何？有什么检查和交代吗？”
　　周**报告说：
　　“黄永胜慌慌忙忙地在烧毁材料，一直烧了好多天。他们拼命要销毁他们紧跟林彪的证据。”
　　毛泽东说：
　　“好啊，这些人看来是要顽抗到底了。我给他们10天的时间，他们没有半点悔改之意。那就怪不得我们了。黄永胜这个人没有多少政治水平，政治素质也很差，经不起大的风浪。张春桥说他有头无脑。我看很形象。犯了错误，就应该大大方方地检查，他却躲躲闪闪，越怕就说明他越有鬼。林彪对他那么信任，哪能不给他一点点底呢？他却包得死死的，丝毫不给我们讲讲问题。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还能重用？那就让他跟着林彪走到底吧。要防止他们步林彪的后尘。可以动手了。”
　　周**说：
　　“交给我吧，今天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会办到。”
　　9月24日，周**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
　　此时，关于对李雪峰的处理问题，周**对毛泽东和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说：
　　“李雪峰对他的错误并没有实质性的认识，他已经是两次跟错人了，其实就是故意在他们那里投机，是送上门去的。李雪峰在庐山会议上恶毒攻击春桥同志和康生同志的错误，他至今只字不提，说明了他没有认识。他在林彪未死之前对林彪始终有幻想，这样的人逮捕法办太重了，可以开除他的党籍，让他继续交代错误。”
　　江青表示赞成周**的意见。张春桥则说：
　　“被这样的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才不在乎他的反对呢。”
　　后来，李雪峰在十几年后的回忆中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就是有人全盘否定毛主席，这是极其错误的。有些刊物上还发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东西，甚至说冷战是苏联挑起来的。这纯粹是卖国贼的论调！是放他妈的臭屁！这种不谈阶级，不谈时代的论调，应该批一下！”
　　9月2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到地、师一级。
　　1971年10月1日，北京城披上了节日盛装，周**、康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首都各大公园同群众一起游园联欢，共度佳节。
　　这是建国20多年来第一次采用这种方式庆祝国庆。毛泽东自此以后也再没有在国庆时上过天安门城楼。
　　10月2日，毛泽东批准了周**的报告，中央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周**做好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分别主持中央军委3个总部的工作。
　　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10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这一天，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说：
　　“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10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
　　10月4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臣已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的自卑感，这不对。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
　　10月4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首先讲述了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尔后说道：
　　“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他们反党，大的事情多得很，小的事情也多得很，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4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66年7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关于林彪集团的成员，毛泽东说：
　　“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
　　毛泽东最后说：
　　“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
　　这天晚上，毛泽东将空军报社一封揭发南方某地领导干部过去同林彪等“关系甚密”的来信，批示给周**，他写道：
　　“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
　　10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扩大传达范围的通知。通知中要求，从10月中旬起，传达的范围扩大到地方基层党支部书记、副书记。
　　10月8日，毛泽东会见了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他在谈话中说：
　　“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
　　10月中旬，周**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了林彪叛党事件发生的过程，他说：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打乱了林彪一伙的政变部署。在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他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说：‘要注意林彪坐飞机离开北京，不要让他走。现在他手里的王牌就是空军，空军的整个指挥权不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撤换吴法宪。今后，空军的调动要直接由你和吴法宪、黄永胜联合下令，并报告我知道。’听了这话，我就知道毛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这天晚上，我得到了林彪已经在山海关机场调动了一架256专机。我分别向吴法宪、李作鹏和黄永胜了解此事，他们都证实有这回事，但是不知道林彪调用这架专机的用途。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事件，我请示了毛主席，决定启动这架飞机必须要有我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人联合同意下令，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行。这就是说：毛主席决定要对林彪动手了。这点，林彪的估计是不错的。但是怎样动手是另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把他抓起来。林彪、叶群他们早安排好了，一旦需要的时候就组织力量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这些人接到指定的地点，进行政变。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我国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港澳航线图以及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华东、中南几个省1、2、3级机场资料等。林立果、刘沛丰等还串到广东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他们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查看了九龙的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了，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但是，我没有想到李作鹏竟然对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传达命令时，篡改了我的指示内容，把4人联合下令改为4人中的任何一人下令都可放行。这就说明了他是有准备的，他不知道林彪的反革命计划才有鬼呢！特别是当林彪逃跑的时候，李作鹏已经得到了林彪一伙逃跑的报告，他不去采取任何的措施，反而让机场的人直接向我报告，这不等于故意放虎归山吗？毛主席得到了李作鹏的这些表现后，对我说：‘看来这个李作鹏也是不可救药了，他和那几个大将是一模一样的人，你们要注意和警惕呀！’这样，他就把自己和林彪完全彻底地捆到一起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中心是什么？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57
第357章
　　“要去，而且要快。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大会席位。”
话说1971年10月间，毛泽东的干女儿刘松林和她那位已经成为空军飞行副师长的丈夫杨茂之，双双被隔离审查了。
　　原来，事情的起因是杨茂之在上海住院治病期间，听别人议论说，江青是“伟大的旗手”，一定会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杨茂之插话说：“不会的，江青不可能接班。毛主席说过，‘不会的，她不行！’”谁知此话一出，竟然惹来了一场横祸。这就叫做“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立时就有人告发了杨茂之。这还了得，有人竟敢攻击江青同志！上海军事部门立即将杨茂之收审了。他们一审才知道，此人竟是毛泽东的干女婿。此事呈报上去，王洪文不得不亲自出马审问。杨茂之便将老婆刘松林如何对他说过此事，一五一十讲了一遍：有一次，刘松林和妹妹邵华见到了毛泽东，刘松林问：
　　“听说江妈妈要接班，是真的吗？”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
　　“不会的，她不行。”
　　刘松林回家之后，便将此话告诉了丈夫杨茂之。没想到杨茂之是个直肠子，心里搁不住话。他一见人们如此议论，便撂了出来。
　　王洪文见杨茂之如此说，便把刘松林也收审了。刘松林见了王洪文，说明了情况。她心想，此时只有干爸能够救自己和丈夫了，如果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要他王洪文亲自转交，量他王洪文不敢不答应。果然，刘松林向王洪文一说，王洪文立时就答应了，只是要求她，信不能封口。
　　后来，毛泽东读了刘松林的信，说道：
　　“娃娃们无罪，立即放人。”
　　王洪文得了最高指示，就把刘松林和杨茂之放了出来。
　　且说10月16日晚9时许，周**、叶剑英、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一见到熊向晖就笑眯眯地问：
　　“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
　　熊向晖也笑着说：
　　“主席问我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呀！”
　　毛泽东打趣地说：
　　“现在知道了吧？”
　　熊向晖说：
　　“现在当然知道了。”
　　毛泽东说：
　　“你什么也没嗅出来，是不是伤风了，感冒了？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10月20日，基辛格第2次访问中国。
　　10月24日，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问题进行会谈。周**明确地说：
　　“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辩解说：
　　“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周**驳斥说：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你们的初稿是伪装双方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不想退让，他说：
　　“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周**严肃而又平静地说：
　　“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10月25日，在中方的坚持下，美方拿出了修改过的联合公报方案。周**看后说：
　　“博士，你们熬了一个通宵，将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删掉了。”
　　基辛格故作惊讶地说：
　　“哦，哦……是吗？”
　　周**严肃地说：
　　“坚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
　　基辛格十分激动地说：
　　“如果要总统签署有这个观点的公报，岂不是等于要我们的总统受到屈辱。这将在美国引起很大的麻烦。”
　　周**也“哦”了一下。基辛格又说：
　　“是的。所以我们要删掉这些话。作为交换，在美国观点部分也对等地删掉几句话，不使中国方面吃亏。”
　　周**盯着基辛格，严厉地一挥手，说：
　　“不。博士，我们不是在做交易，你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叫我同意，告诉我在中国观点部分所用的词句，确有令你为难之处就可以了。”
　　基辛格被说服了，而且很激动，他明白了周**从来不在原则问题上讨价还价。
　　关于台湾问题，基辛格问周**，对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权”的看法，周**说：
　　“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3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和台湾断交！”
　　周**生气地说：
　　“什么样的复杂原因？什么样的义务？真是天方夜谭！”
　　基辛格自知理亏，赶紧解释说：
　　“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说明我们在改变吗？”
　　周**说：
　　“毛主席说台湾问题可以拖100年，是表明我们有耐心。毛主席的意思同时也包含了不能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不都表明了我们的诚意吗？你们的诚意何在？”
　　基辛格被迫承认说：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然后笑着说：
　　“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字句还需要推敲，比如应该用‘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更准确，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
　　“两者在英语中没有多大差别。”
　　周**说：
　　“在汉语中却有质的差别。”
　　也就在1971年10月25日这一天晚上，第26届联合国大会就美日等国提出的旨在制造“两个中国”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以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即2758号决议案，在大会上付诸表决。
　　诸君可能有所不知：中国本来就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早在1945年4月25日，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结束时，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蒋介石逃到台湾以后，依然占据着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是不合法的。
　　再说联合国大会首先以55票赞成，59票反对，15票弃权否决了美日等国所谓的“重要问题”提案。会议厅中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的各国代表们高声欢呼，唱歌。国民党代表周书楷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组织，带领手下一帮子人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接着，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案。当大会宣布这一表决结果时，会场上爆发出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国代表全部站起来，高高举着双手，长时间的热烈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许多人在走廊里唱歌、拍桌子，互相拥抱祝贺，热情的黑人兄弟载歌载舞，欢庆胜利。与之相反的是，美国合众社则报道说：
　　“这是美国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权利得到了恢复，从而结束了美国操纵联合国，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历史。
　　毛泽东十分关注联合国大会的进展情况。他在联大临近表决时，曾经对护士长吴旭君说：
　　“我们就算有10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1张票，一个小国也是1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
　　这一天，毛泽东观看了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电视新闻，他非常高兴，对吴旭君说：
　　“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10月26日上午9时，中美双方为尼克松访华准备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谈判初步告成，周**把基辛格送到钓鱼台的楼梯口，第一次用英语说：
　　“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谈判的愉快。”
　　他又悄悄地告诉乔冠华说：
　　“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除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
　　乔冠华问：
　　“基辛格知道吗？”
　　周**说：
　　“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我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乔冠华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里，用轻松的语气问基辛格说：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么？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基辛格微微一笑，不假思索地说：
　　“不行，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问道：
　　“博士先生，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说道：
　　“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说道：
　　“我看不见得吧！现在人心所向正在发生变化！”
　　中方人员在为基辛格送行的飞机场上，都在为联大的事情而高兴。美方人员还以为中国人是因为联合公报草案采取了中国的观点而兴奋呢。
　　基辛格在“空军一号”专机上，终于从传来的电讯稿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大为惊讶，双手捧着头，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说：
　　“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可是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告知他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的内容，并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姬鹏飞不敢怠慢，立即向周**作了报告。
　　这天下午，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和有关人员，讨论要不要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26届联大。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是目前不派代表团参加。有人还说：“联合国是资产阶级的讲坛”，“我们站在这个讲坛之外更便于斗争”。
　　是日晚，周**、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等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要去，而且要快。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到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在联大恢复中国席位的斗争中，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件事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他们。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张，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张。这是和我们长期致力于发展同第三世界各界的友好关系分不开的。表决结果一宣布，他们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
　　周**说：
　　“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
　　毛泽东说：
　　“当然，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罢了。”
　　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提议说：
　　“就让黄华做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好，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毛泽东说着，指指乔冠华：“你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
　　你们这次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要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
　　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时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1945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对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
　　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后来，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有关人员拟定了一个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计划，其中包括提出以乔冠华为团长、以黄华为副团长、另有唐明照、符浩、熊向晖、陈楚、章文晋、周南、王海容、章含之、吴健民在内的30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名单，报请毛泽东批准；还有代表团到达纽约机场时乔冠华的书面讲话和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也都经过了毛泽东的亲自审批。
　　就在周**等人为出席联合国会议做准备的时候，在大洋彼岸，联合国总部的官员们也正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而紧张地忙碌着。
　　原来，在联合国会址周围排列着131个旗杆，各国的国旗都是按着会员国国名的字母次序依次升旗的。此前，联合国秘书处没有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会顺利地进入联合国，所以他们事先就没有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大会表决结果出来以后，他们只得临时向一家制旗店紧急定制。可等到拿来中国国旗后，他们又不清楚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挂。
　　10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询问中国国旗的位置是应按照代表中国的“C”呢，还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字母“P”来确定？
　　10月31日，姬鹏飞复电给吴丹：
　　我收到了你1971年10月29日的来电。我荣幸地通知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的按字母次序排列问题，请按开始的英文字母C排列，即CHINA，PEOPLE　SREPUBLICOF，顺致最高的敬意。
　　1971年11月1日，两位美国黑人青年在记者们的一片闪光灯下，将一幅长1.2米、宽1.8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升上了联合国从北端数起的第23根旗杆顶端。
　　当毛泽东从电视上看到五星红旗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前冉冉升起的时候，他禁不住热泪涌流。
　　11月8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为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送行计划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规格似宜高一点，今晚可谈一下。”
　　是日晚8时，毛泽东亲自接见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参加联合国第26届大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当周**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
　　毛泽东谈话时兴致很高，他手拿小雪茄，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柴桑吊唁周瑜的故事，比喻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勉励大家要拿出班超出使西域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坚持原则，勇于斗争，显示出中国人民的气概。他兴奋地笑着说：
　　“我们进了联合国，当然要去，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23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53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17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35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今年我们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穷朋友帮我们打的，是广大亚非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多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的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毛泽东最后说：
　　“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工作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你们要大胆工作，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见机行事。不要怕说错话。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要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11月9日，周**根据毛泽东“规格似宜高一点”的指示，他和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行。
　　11月11日，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
　　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人，有人在谈话中说到林彪到处做工作。毛泽东说：
　　“那时，谁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统帅、接班人嘛！”
　　关于他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
　　“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了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
　　正在此时，叶剑英进来了，毛泽东指着叶剑英，对众人说：
　　“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
　　毛泽东转对叶剑英说：
　　“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事情，看来过了几年就清楚了。现在问题搞清楚了，是林彪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些人不能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涮，我说，你不要讲了。我就赞成91人的大字报。”
　　毛泽东所说的大字报，是在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大字报栏里，由91名司局长和大使共同酝酿、起草、张贴的题目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大字报中说，陈毅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热烈欢迎陈毅回外交部主持部务。
　　毛泽东看见被刘伯承誉为“称职的好参谋长”的李达，问道：
　　“你是怎么坐的牢，又怎么出来了？”
　　李达回答说：
　　“我是糊里糊涂进去的，又糊里糊涂出来的。”
　　毛泽东说：
　　“李达不糊涂。”
　　11月15日上午10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第1982次会议上就座。
　　联合国大会主席马立克和57个国家的代表先后在大会上致词，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要将联大上各国代表的致词全文刊登在国内报纸上，不要只登摘要。
　　11月20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人，他指着一位负责人说：
　　“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有好有坏。”
　　毛泽东转对众人说：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50年起了10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人的。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八三四一’在毛家湾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要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从天而降。”
　　周**插话说：
　　“粉身碎骨。”
　　毛泽东接着说：
　　“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毛泽东还谈到了鲁迅，他说：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11月下旬，毛泽东患了重病，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可他的双脚还是严重浮肿。
　　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外广泛讨论。
　　关于林立果等人草拟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不是要下发，政治局成员中有不同意见，因为它的内容用词恶毒。毛泽东看过报告后说：
　　“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毛泽东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
　　12月18日，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的代表团乘飞机离开纽约回国。
　　12月22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
　　晚8时许，毛泽东在他的住处接见了乔冠华、熊向晖等人，对代表团在联合国的工作给予肯定和鼓励，还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2月30日，张耀祠去见毛泽东，检查自己过去同林彪、叶群等接触中有错误，还交了一份书面检查。据张耀祠后来回忆说：
　　“主席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几个人在一起。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我跟随主席前后40余年，主席从未严厉批评过我。这次对我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温和的。”
　　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8226;黑格准将来到北京，为尼克松访华做技术方面的准备。
　　1月4日，周**向毛泽东汇报了中美双方会谈的情况：黑格向周**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说，苏联决定改变政策，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这使中国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胁。黑格还狂妄地宣称：
　　美国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毛泽东闻言大怒，说道：
　　“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不来了，再等22年。尼克松不来，土克松，砖克松也会来。”
　　1月6日中午12点10分，毛泽东与周**等人商谈对尼克松、基辛格口信的《答复稿》。毛泽东看了《答复稿》，说：
　　“政治局再讨论。”
　　下午2点10分，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最终批准了《答复稿》。《答复稿》中写道：
　　“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和殖民地。……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其它任何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
　　当中方把答复稿念给黑格听时，黑格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毛泽东的强硬方针，迫使黑格向周**道歉说：
　　“我是个军人，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意思。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说的那句话。”
　　欲知毛泽东如何接待来华访问的尼克松，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从古至今，深谙世事者，皆知大凡涉及当时国家政治核心的事，不该问的不能问，不该说的不能说。在1971年10月刘松林、杨茂之于上海被收审这桩公案中，笔者认为实有3不该：一是涉世未深的刘松林不该随便问起这等国家大事，她却问了。二是刘松林回家不该再说给杨茂之听，她却又说了。三是身为副师级的杨茂之，不该将事关国家大事的话，随随便便在公众场所散布到社会上，而他却毫无顾忌地说了出来。毛泽东知道二人被收审后，既没有责备抓人者，也没有宽慰被抓者，只是说了一句“娃娃们无罪”，言外之意是说“娃娃们”“童言无忌”，是可以原谅的。刘松林、杨茂之为此区区一句话，而交上了一笔不菲的有关社会学的学费，确实是不值当的。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340章导读表在61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358
第358章
　　“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儿去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钢铁、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了，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来了。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话说1972年1月6日下午4点20分，叶剑英受毛泽东之托，去看望病危中的陈毅。叶剑英对陈毅说：
　　“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你要安心养病。会好的。”
　　叶剑英把一张纸条交给陈毅的女儿珊珊，上面写着毛泽东在1月初对他和周**等人讲的那一段话，让姗姗念给陈毅听：
　　“现在再也不要讲二月逆流了。当时是516，王、关、戚，还有林彪、陈伯达，打击一大片，包括你在内。当时那个时候有些同志要讲一些话，是应该的，是公开讲的。在党的会议上为什么不可以讲？有些事情看来过了几年就清楚了。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陈毅听后，眨了眨眼睛，表示听见了。叶剑英和张茜要姗姗又念了一遍。此后，陈毅就陷入了昏迷状态。
　　是日晚11点55分，陈毅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终年71岁。
　　周**、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
　　陈毅的追悼会定于1月10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的规格，按照中央政治局的规定，应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由总政主任李德生主持，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人数为500人，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
　　此时，宋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以及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的许多民主人士，都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但是，周**对于政治局定下的规矩，也无权改动。
　　1月8日，周**审阅了中央军委送来的关于陈毅的追悼词。
　　是日晚，周**将追悼词稿送毛泽东审阅，还附信说明了陈毅追悼会的日期和规格等。毛泽东这才知道陈毅已经逝世了。他看了周**的附信，又把追悼词中有关“功过”的评价部分划掉，并批示道：“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此后，再也没有人提醒毛泽东，陈毅追悼会何时召开。
　　警卫队长陈长江和赵桂来回忆了毛泽东那几天的心情：“几天来，毛主席精神一直不好，他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他的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看到我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1月10日午饭后，毛泽东一反往常要午休一会儿的习惯，睡意全无。张玉凤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要到沙发上坐坐。毛泽东坐下后随手抓起一本书看，可他明显的很烦躁。那些工作人员见他如此这般，也不敢多问什么，各自做完了自己的工作，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张玉凤：
　　“现在是什么时间？”
　　张玉凤告诉他说：
　　“现在是1点半。”
　　他闻言缓缓起身，摸索着穿上拖鞋，说道：
　　“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说着，就向门口走去。工作人员见他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马上拿来他出门会客时穿的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
　　“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
　　张玉凤、吴旭君帮他穿好上衣，他坚持不再穿制服裤子。弄得张玉凤、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但又知道他脾气，劝是没有用的，就只好在他的睡袍外披上了一件大衣，由工作人员扶着上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工作人员马上把电话打到了中南海西花厅，说毛泽东要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周**一听，立即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他说：
　　“我是周**，请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接着，周**又拨通了外交部的电话，他说：
　　“康矛召同志吗？我是周**，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也请他出席陈毅外长的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周**放下电话，乘坐“大红旗”，赶在毛泽东之前，来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非常激动地把毛泽东要来参加追悼会的消息，告诉了陈毅的夫人张茜。他说：
　　“毛主席要来。你要镇静些！”
　　张茜听后，泪水长流，问道：
　　“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啊？”
　　周**慨然道：
　　“他一定要来。井冈山上的老战友就是他了。”
　　此时，还有很多领导人没有到场，坐在休息室里的毛泽东向周**提出，要见张茜及其子女。
　　不一会儿，张茜带着子女来到了休息室，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身来，他看到哽咽的张茜和4个孩子，也不禁凄然泪下。张茜热泪盈眶，紧走几步，上前握着毛泽东的手，说道：
　　“主席，您怎么也来了？”
　　毛泽东看着神情悲切的张茜，泪流满面地说：
　　“陈毅同志去世了，我和你们一样难过。我也来追悼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说罢，又同张茜的4个孩子握手，说：
　　“你们不要太难过，还有这么多孩子嘛。”
　　尔后，他让张茜坐在自己身边，询问孩子们的工作情况。周**在旁边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听后，深情地勉励孩子们说：
　　“你们要继承陈毅同志的事业，要努力奋斗哟！继续为人民服务。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得世事，总要再过20年，要翻几个筋斗，才能够懂得世事。”
　　张茜喃喃地说：
　　“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再讲下去，说道：
　　“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嘛。他和项英不同。新四军九千人在皖南搞垮了，后来，又发展到九万人，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
　　张茜说：
　　“陈毅同志病危时，还想到了主席的寿辰。那天，他进食已经很困难了，还吃了一点寿桃、寿面。陈毅同志26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主席，从那时起，在您老人家的指引和教导下，他才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正是这样，才有了我们一家。”
　　张茜的话勾起了毛泽东的无限情丝，他忍不住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朱德、康克清、宋庆龄、邓颖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都赶来了。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赶来了。毛泽东向西哈努克亲王通报了林彪事件，他说：
　　“今天向你通报一件事，我们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
　　毛泽东还说：
　　“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
　　“陈毅同志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战士，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立了功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陈毅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
　　他又对几位老帅和在场的人说：
　　“林彪是要打倒你们老帅的，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不要。你们不要再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陈老总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议论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又是公开的。当时你们为什么不找我谈谈呢！”
　　“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邓**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此时，邓**正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来的步兵学校居住。周**听毛泽东如此说，十分高兴。后来，他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
　　再说毛泽东拉着阿沛&#8226;阿旺晋美和帕巴拉&#8226;格列朗杰的手，对阿沛&#8226;阿旺晋美说：
　　“你长大**了。身体还好吗？是不是还住在北京？要保重啊！”
　　阿沛&#8226;阿旺晋美望着苍老的毛泽东，立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连忙回答说：
　　“我很好，谢谢主席关怀，祝您健康长寿。”
　　毛泽东说：
　　“咱们彼此吧。”
　　谈话将结束时，张茜请求毛泽东说：
　　“主席，您坐一会儿就请回去吧！”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工作人员立刻拿来了一块黑纱。张茜强忍泪水，连连摆手说：
　　“那怎么敢当呢！”
　　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
　　“你们把它套在我的大衣袖子上。我今天是穿着白色衣服，为陈毅同志致哀！”
　　工作人员不敢怠慢，很快就把黑纱戴在了他的大衣袖子上。张茜搀扶着他，慢慢地向会场走去。毛泽东边走边看走廊两侧的花圈，在一幅不起眼的花圈前停住了脚步，吃力地看那两条长长的挽联，只见上边写的是：
　　仗剑如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尽庶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毛泽东再看那落款是张伯驹，赞叹道：
　　“好！张伯驹先生的挽联写得很好，很有气势，概括了陈毅同志的为人和一生。”
　　他扭过头问张茜说：
　　“陈毅同志和张伯驹先生很熟吗？”
　　张茜说：
　　“陈毅生前很赏识张伯驹的博学多才，还曾经向他求教过。”
　　她又向毛泽东汇报说，张伯驹因不满林彪一伙的所作所为而填词抨击，被打成先行反革命，隔离审查，至今没有工作，生活没有着落。
　　“是吗？”毛泽东微微一怔，皱了皱眉头，对周**说：“我看张伯驹先生这样的人才还是要给出路的，起码要给人家一口饭吃，你是总理，你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吧。”
　　周**点点头，说：
　　“主席放心，我们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走进会场，庄严肃穆地在陈毅的遗像前停了片刻。
　　追悼会开始了，由李德生主持会议，而致悼词者则由原来的叶剑英换成了周**。毛泽东站在追悼行列的最前面，他那高大的身躯微微前倾，静静地倾听着周**缓慢而沉重地宣读悼词。
　　尔后，毛泽东向陈毅的遗像和在鲜红的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深深地3鞠躬。
　　追悼会结束后，张茜搀扶着毛泽东离开会场，一直送他到汽车前。毛泽东告别时，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当他准备上车离开时，尽管有工作人员的搀扶，也几次用力迈步都登不上车，双腿明显无力。
　　毛泽东因为天寒受凉，回到家里就感冒了。后来，他连续几天发高烧，又引起了气管炎、心脏病，肺气肿也复发了；再加上心情很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终于酿成了一场凶险的大病。详情容后再叙。
　　再说1月1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外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
　　后来，中共中央又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
　　1月1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报道，通栏标题是：“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同时还发表了陈毅的遗像、周**所致的悼词和西哈努克亲王撰写的悼文。
　　1月29日，毛泽东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道：
　　“欢迎进步。”
　　1月间，毛泽东指示卫生部派出医护小组赴瑞士，迎接身患癌症的斯诺来到中国接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以减少他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
　　斯诺是在1971年2月离开中国后返回了瑞士。是年冬，经医生检查，他患了胰腺癌，癌细胞已经多处转移，手术后病情日益加重。毛泽东得知后，指示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和夫人，多次前去探望和慰问斯诺。
　　再说卫生部派出的医护小组由马海德、黄国俊、李钟萍、徐尔难组成，他们来到斯诺家里，发现墙壁上悬挂着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就是斯诺在保安为毛泽东拍的那张。斯诺对毛泽东的深情，使医护小组的大夫极为感动。
　　马海德向斯诺传达了毛泽东和周**对他的关怀和邀请。斯诺沉思了好久，才慢慢地说道：
　　“我完全理解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美好心情，他们对于我在当前的困境中，提出的具体援助的建议，使我极为感激。我知道在中国，我会得到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得到的关怀和爱护，对此我深深感激。就我本人来说，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热爱中国。”
　　过了一会儿，斯诺慢慢摇摇头，说：
　　“但是，你知道，我是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添累赘……”
　　根据斯诺的意见和身体情况，周**指示医护小组就地为斯诺治疗，又从阿尔巴尼亚中国医疗队抽调了两位医生和4位护士到瑞士，组成了一个家庭小医院。经过几天治疗，斯诺的病情终于有所好转了。
　　1972年2月5日，周**将李先念、纪登奎等人于1月22日向国务院报送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批示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进口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成套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
　　2月8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奉命专程到瑞士探望斯诺，转达毛泽东、周**对他的亲切慰问。当马海德陪同黄华来到斯诺的病床前时，斯诺显得很高兴，握住他俩的手说：
　　“3个‘赤匪’又见面了。”
　　2月12日凌晨，也就是在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直摆脱不了病魔折磨的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严重缺氧的情况下，突然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首先发现险情，她突然发现毛泽东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也没有反应，就立刻大声喊人。
　　据张玉凤回忆说：“此时我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主席会客厅（此时已成为毛泽东的卧室和治疗室——笔者注）。”
　　吴旭君对张玉凤说，快请医生！医生们闻讯，不敢怠慢，飞也似的赶了过来。
　　张玉凤回忆说：“主席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同志赶紧给主席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吴旭君同志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主席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此时，毛主席已经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
　　在场的心脏病专家胡旭东上前用手放在毛泽东的鼻孔处，发现呼吸已经停止。他马上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对毛泽东进行人工呼吸。他扶起毛泽东，用力并有节奏地捶着毛泽东的背部，还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
　　张玉凤也在一旁叫着：“主席，主席……”
　　此时，周**闻讯从西花厅驱车飞驰赶到毛泽东的住所。他由于过度紧张，下车时，许久迈不开腿，下不了车。如果毛泽东抢救不过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周**是清楚的。他动情地说：
　　“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主席。”
　　据跟随周**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主席啊，主席啊，我是**呀！主席，你听见了吗？’周**走到床边，双手握着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阜外医院麻醉科专家尚德延及护士长也在场。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有人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数脉搏。”“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20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地泛起了谈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医生们测量血压，发现正趋向正常，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趣正常。”
　　毛泽东终于从休克中苏醒了，他慢慢地睁开双眼，看到眼前的一切，有些愕然，平静地说道：
　　“我好像睡了一觉！”
　　工作人员把周**、汪东兴请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说：
　　“谢谢你们。”
　　他示意周**、汪东兴到沙发上坐坐。周**问毛泽东：
　　“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同志？”
　　毛泽东看看大家，又看看周**，说：
　　“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
　　此后，江青听到了毛泽东曾经病危的消息，她还真有点不相信，说道：
　　“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
　　毛泽东经过这场大病，他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的人小心翼翼地尽量不使他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会对他造成严重后果。他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他有时需要热毛巾，或者需要换垫子，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但他的个性依然那样犟。吴旭君回忆说：“有什么不舒服，他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39度5，你不知道，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说我什么事都没有。”吴旭君还说：“有一次他要睡又躺不下去，憋气，我掉眼泪了。他说你哭了？我说没有。他就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吗？我就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谈话中又风趣地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儿去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钢铁、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了，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来了。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就决定由周**、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4人负责他的医疗工作，还成立了一个毛泽东的医疗组，后来一直持续存在了1年多。
　　再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逝世。他留下的遗言是：“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一贯的那样。”在中国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斯诺在没有痛苦的昏睡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周。
　　2月16日，毛泽东给斯诺夫人发去唁电，唁电中写道：
　　斯诺夫人：
　　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毛泽东
　　后来斯诺夫人根据斯诺生前的遗嘱，在1973年10月将他的一半骨灰带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景色秀丽的未名湖畔。毛泽东献了花圈。
　　且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来华访问。
　　此前，尼克松要访问中国，也受到了国内反对派特别是**派的强大压力。同时，有的外电也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毛泽东听了这些消息，他说：
　　“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再说2月21日这一天，北京是一个寒冷的日子。
　　毛泽东在尼克松的座机即将在北京机场着陆前，突然提出：今天就要会晤尼克松。他叫身边的人给周**打电话，告诉他说：
　　“请总统在午饭后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接见他。”
　　原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时间本来还没有定，这一下可忙坏了工作人员，他们赶紧整理会客厅和卧室。给毛泽东剪发剃须，准备服装。
　　上午11点27分，尼克松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在空旷、宽阔的北京机场徐徐降落。北京机场停机坪的一侧飘扬着美国国旗，另一侧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迎面是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11点30分，尼克松面带微笑跨出机舱，和夫人一起走下飞机。
　　尼克松事先就精心地安排了他这一公开露面的时间。因为北京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13个小时，而此时正是美国的晚上10点30分，是美国的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候。

福和中学老师

且说周**面无表情地等候在舷梯边，当尼克松走到舷梯的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欢迎。尼克松走下舷梯，按照中国习惯鼓着掌，首先向周**郑重地伸出了自己的手，周**也伸出了手，二人用力紧紧地握着，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1分多钟。周**说：
　　“总统先生，你的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尼克松在事后这样写道：
　　“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中外记者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拍摄下了一张又一张富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照片。
　　由于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确定的接待尼克松的方针是：“以礼相待，不亢不卑，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因此只安排了在机场检阅三军仪仗队，但不采用分列式，不鸣礼炮，不请外交使团，也不搞群众欢迎。当军乐队奏响两国国歌时，周**陪同尼克松检阅了仪仗队。尔后，两人一同登上中国的红旗牌轿车，驶往钓鱼台国宾馆。
　　周**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招待尼克松一行。他向尼克松介绍傅作义说：
　　“这位就是傅作义将军，他为中国人民立了大功。”
　　周**将章士钊先生晚年撰写的《柳文指要》一书作为礼物，送给尼克松作纪念。周**还专门向尼克松介绍了章士钊先生的情况；他还说，这部书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才公开出版的。
　　原来，《柳文指要》的书稿在1965年刚送到中华书局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出版一事自然被搁置起来。1970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又问及出版《柳文指要》的事。章士钊就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他写道：“夫唯物主义无它，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3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彼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毛泽东深知章士钊的秉性和为人，看了他的来信，立即指示有关方面将书稿发排出版。就这样，《柳文指要》一书终于在1971年问世了。
　　再说周**在午餐结束后，对基辛格说：
　　“总统和博士现在去会见毛主席是否方便？”
　　基辛格闻言甚喜，他没有料到中共安排得这样快。这使他很兴奋，问道：
　　“我能否带助手洛德去做记录？”
　　周**点头同意，并说：
　　“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快一点行吗？”
　　尼克松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自然也是喜出望外。
　　且说此时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不时地询问尼克松到京后的情况。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工作人员事先特地为他画了鞋样，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色布鞋。
　　医务人员为了毛泽东的安全，还在尽可能接近接见大厅的地方，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据吴旭君回忆说：
　　“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要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这个门后头，都在这儿等着，有领导，有警卫，有电工等等，工作人员都等在这儿。那个时候，这儿没有水，上面铺了一层木板，那头是所有的专家睡觉的地方，这一块是所有抢救用的物品，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的，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感人。”
　　2月21日下午2点40分，尼克松、基辛格和随员洛德，在周**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步入了毛泽东的书房。为了把这次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已经提前来到了这里。
　　基辛格这样描绘了毛泽东的书房：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型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边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
　　基辛格所描绘的沙发，是一个半土半洋、土洋合一的沙发。原来毛泽东住处的沙发多半是俄式的，既大又高，毛泽东常常感叹说：“做沙发的人也不考虑中国人个子矮得多，只考虑高的人。”的确，像毛泽东身高1.83米的人，晚年也不适合坐这种高大的沙发了。他常常几天睡不好觉，吃两次安眠药也无济于事，在沙发上也有些坐不稳了，因为无法把握自己的重心，身子常不由自主地往下滑。毛泽东在沙发上一坐就是一天甚至几天，皮肤上长起了褥疮。卫士、护士、保健医生都对此深感忧虑，于是他们向主管部门打了报告，要求为毛泽东重新做一个沙发。很快，中央警卫团毛维忠副局长亲自到北京南郊木材厂，为毛泽东特制了一个沙发：高度为1米，长0.7米，宽0.9米，基本适合老年人坐。为了装饰，沙发底座蒙上禇红毛料布面，木腿架上刷了漆，外套米黄色和绿黄相间的草席，虽显得土气，却也实用。毛泽东坐在这个沙发上，发现身体不再下滑，他摇了摇身躯，高兴地说：
　　“这种沙发好多了。”得到了一个合意的沙发，他立刻想到了周**，就说：“总理个子比我矮，坐那种俄式大沙发，会更不舒服，因为除了身子下滑，腿还悬着，坐久了会发麻。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不久，周**就也有了一个与毛泽东一样的沙发。闲言少叙。
　　再说大病初愈的毛泽东，见尼克松一行人进入了房间，就在一位女助手的搀扶下，站了起来。他微笑着向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伸出手，两个世界大国的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尼克松将左手搭上去，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他望着尼克松，目光锐利，向客人致以问候。
　　据尼克松回忆说：“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周**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尼克松判断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毛泽东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着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毛泽东伸出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着我的手约1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似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
　　在场的3个美国人马上都感到了毛泽东的意志力。
　　“我相信，哪怕我从未见过此人，”洛德后来这样评论说：“不知道他是谁，当我走进有他在场的鸡尾酒会时，我也一定会被他的力量所吸引。”“毛的风格是隐喻的、含蓄的，外表上漫不经心，而实际上敏锐、练达。”
　　且说毛泽东见基辛格站在一边，就离开尼克松，握着基辛格的手说：
　　“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
　　“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毛泽东示意客人就座。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中方人员是周**，还有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基辛格接着刚才的话首先恭维毛泽东说：
　　“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我班上的学生研究毛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摆摆手说：
　　“我写的那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
　　尼克松说：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毛泽东说：
　　“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顶多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到没有？”
　　尼克松非常感兴趣地问：
　　“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听罢翻译，就笑了。他拿起一支香烟点上，抽了起来。周**笑着回答说：
　　“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说：
　　“实际上，我们同蒋委员长的交情，要比你们与他的交情长得多。”
　　他把话头一转，提到了基辛格1971年鲜为人知的中国之行，称赞他的机智，说：
　　“你跑中国跑出名了，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你的保密工作做得好，那真是滴水不漏，天衣无缝。”
　　尼克松说：
　　“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1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基辛格一听到姑娘的事，就急忙分辨说：
　　“她们不知道秘密，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毛泽东装作不相信的样子，故意问道：
　　“是在巴黎吗？”
　　基辛格笑而不答。尼克松替他解围说：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啰？”
　　毛泽东有意开玩笑。尼克松急忙分辩说：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周**补充说：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可就有好戏看了。”
　　众人一起哈哈大笑。毛泽东就美国大选的话题说：
　　“讲老实话，如果民主党人上台，我们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尼克松说：
　　“这个我懂得，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笑着说：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
　　尼克松说：
　　“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毛泽东开心地说：“人们说你们是**，你们共和党是**，还说英国希思首相也是**。”
　　尼克松补充说：
　　“还有戴高乐。”
　　毛泽东举起手，从上往下一劈，说：
　　“戴高乐另当别论。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这些**当权，我比较高兴。”
　　毛泽东的这些话，尼克松特别爱听。他说：
　　“我认为，在今天的美国，值得指出的最重要之点是，**做到了左派只能说说而已的事情。至少目前是如此。”
　　在谈话进行了大约10分钟后，周**挥手让那些文职和军职人员退到前厅里守候着。毛泽东把话题转到尼克松访华的背景上，他说：
　　“是巴基斯坦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和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尼克松说：
　　“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能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要紧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它部分和对我们政策的影响。”
　　毛泽东说：
　　“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可是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往来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来，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明白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了乒乓球。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
　　尼克松说：
　　“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会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办不到的事。我做的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地会谈。
　　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样发展，以便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南和台湾等眼前的问题。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也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们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会有人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毛泽东摆了摆手，又指指周**说：“那是他跟你谈的事，我们只谈哲学问题。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什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啊！”
　　他转向基辛格说：
　　“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毛泽东和尼克松这次会见，周**本来只安排10分钟或15分钟，可是，毛泽东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会谈延长到将近1小时。在尼克松看来，毛泽东很活跃，但他也看得出来，毛泽东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看手表。于是，他就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毛主席先生，”尼克松说：“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主席的一些著作，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毛泽东听翻译译出了自己诗词中的话，露出了笑容，说：
　　“‘只争朝夕’。在我们国内有一伙反动分子反对我们和你们搞好关系。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
　　周**插话解释说：
　　“后来，这架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坠毁了。”
　　毛泽东说：
　　“我觉得，一般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人说话放了许多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
　　尼克松说：
　　“像我这种人，还有匪帮。”
　　毛泽东探身向前，微笑着说：
　　“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被打倒之列。”
　　他又指向基辛格说：
　　“对他们来说，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克松说：
　　“主席先生，我们大家都熟悉主席的生平。主席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65分钟的会谈结束了，毛泽东写了一首据说是使他人觉得深奥难懂的诗，赠给了尼克松。他写的是：“老叟坐凳，嫦娥奔月，走马观花。”
　　据笔者看来：这首诗正是3个人的真实写照，即毛泽东自己，还有林彪和尼克松。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且说尼克松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你那本《六大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微笑着摇摇头，对周**说：
　　“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泽东陪着尼克松等人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毛泽东说他身体一直不好。尼克松说：
　　“你的气色很好。”
　　毛泽东微微耸了耸肩，说：
　　“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毛泽东送走了客人，已经十分疲劳了，他先在沙发上休息了30分钟，才上床休息。
　　毛泽东和尼克松这一次历史性的会晤总共进行了65分钟。基辛格发现，毛泽东在会谈中，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思想、性格和谈话的魅力。他没有客套的话，也不谈具体问题，而只和尼克松谈哲学。他谈的内容虽然使人感到很远很远，但过后又体会到他所谈的内容，就是上海公报的框架。基辛格非常钦佩这个伟大的毛泽东把一个极其严肃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放在谈笑中完成了。基辛格后来把这次会晤中的谈话，比喻成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含义。基辛格还在他的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写道：
　　“或许除了戴高乐之外，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个人像他那样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那样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他身上焕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出的力量感。我的孩子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颠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颠流。”
　　吴旭君在回忆中也说：
　　“在他跟尼克松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在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15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65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
　　欲知尼克松访华有何结果？且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59
第359章
　　“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着海洋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话说1972年2月22日至26日，是周**和尼克松、基辛格谈判的时间。随着谈判的深入，非正式的宴会也逐渐增多了。周**在宴会上，再也没有了以前喝酒时的那种豪迈气概，他是谈酒不喝酒。他向尼克松介绍说：
　　“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茅台喝多了，饭后想吸一支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
　　尼克松讲了这个笑话后，不等翻译，他自己先笑了。周**也开怀大笑。他当真拿来火柴，认真地点燃自己酒杯中的茅台酒，说：
　　“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周**在正式的宴会上，不只是谈酒，他还要端起酒杯频频向尼克松祝酒，向基辛格祝酒，向其它几张餐桌旁的几十名高级官员祝酒。清脆的碰杯声在餐厅里响个不停。可服务员们发现，周**说着干杯，他自己却只是用嘴唇轻轻地沾一下酒杯，礼貌地向对方点头致意。尼克松也发现了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地将目光投向周**的酒杯，很礼貌地说道：
　　“我听说您的酒量很大？”
　　周**笑笑，说道：
　　“过去能喝。红军长征时，我曾经一次喝过25杯茅台。”
　　他把酒杯捏在手指间，注目着转动的酒杯，又补充了一句：
　　“那杯子比这个杯子大。”
　　尼克松露出吃惊的神色，疑惑地问：
　　“可是今天你没喝？”
　　周**点点头，说：
　　“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2杯，最多3杯。”
　　尼克松说：
　　“我在书里曾经读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生产茅台的茅台镇，把镇里的酒全部喝光了。”
　　周**目光里流动着对往昔的眷恋，深情地说：
　　“长征路上，茅台酒是被我们看做是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
　　尼克松举起酒杯，说：
　　“让我们为这个‘万应良药’干杯！”
　　“好！为‘万应良药’干杯。”
　　周**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在中美双方谈判的这几天里，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会谈，但他却始终掌握着谈判的进程，也过问着谈判的细节。
　　基辛格曾经说：“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
　　吴旭君也说过：“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主席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时，总理和主席一样睡的很少，可是总理仍然显得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海容、唐闻生两人紧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此情此景真使人感觉振奋。”
　　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内容，美方在他们的初稿中，按照国际惯例，含糊其辞地强调双方的共同点，用陈词滥调掩盖双方的分歧。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指示周**说，公报中要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写出双方的共同点。
　　基辛格在听取了中方的意见后，说道：
　　“在美国总统历史性的访问结束之际，列举双方这么多的不同观点，这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这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难以接受的。”
　　周**说：
　　“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众所周知，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既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
　　基辛格说：
　　“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意义？”
　　周**说：
　　“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炮’，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最后，基辛格不得不承认：“也许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方草案的奇妙之处。”
　　2月25日下午，在对中美联合公报草案的修改中，基辛格提出将草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点讲的是中方立场。但是，他又考虑到，中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就在草稿里改过来了。他把草稿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
　　“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好。”
　　周**在谈判期间，陪同尼克松一行到了杭州，一边游览，一边谈判。其间，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几乎陷入了僵局。中方代表坚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美方代表坚持说：不能背弃老朋友，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决不能与台湾断交。
　　后来经过谈判，美方承认了中方的立场，但在措词上作了处理。
　　2月27日，也就是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台湾问题的处理不满意，他提出了修改的要求。乔冠华向周**汇报说：
　　“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
　　周**望着乔冠华说：
　　“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
　　周**当即拿起红色直通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
　　“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问题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
　　周**问：
　　“主席还有别的指示吗？”
　　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儿，又严厉地说：
　　“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和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2点，一个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的草案，再次提交给双方首脑。尼克松赞扬这个公报是负责任的，他对周**说：
　　“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像通常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公报》中阐述了中美双方各自对国际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关于中方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立场和观点，是这样表述的：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绝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
　　公报的主要内容表述了中美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和共识。这里不再赘述。
　　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国内和世界上都产生了巨大反响。它标志着中美两国25年的敌对状态的结束，从此，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后来，尼克松评价毛泽东说：
　　“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
　　周**送走尼克松一行后，从上海乘飞机回北京。在飞机上，有记者问他说：
　　“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杰作。”
　　周**十分严肃地说：
　　“不，不能那么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
　　周**回到北京，当即驱车赶往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穿着睡衣，躺在木板床上。周**走到床边问道：
　　“主席，你困么？”
　　“不困，你说吧。”
　　“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
　　“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
　　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雾喷出来，说：
　　“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着海洋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周**说：
　　“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说：
　　“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着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1972年3月5日，毛泽东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人似可解放了。”
　　3月13日，英国政府受到美国的影响，在北京和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即日起，将双方派驻对方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
　　英国同时宣布：自本日起，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3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二号文件，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巡视南方的谈话纪要。
　　据纪登奎后来在回忆中说：“毛主席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的谈话纪要，现在公布的毛主席指示，都是经过加工的，许多重要的东西都给删去了。我最反对的就是断章取义，把毛主席的好多东西删改得不象样子。”
　　吴德也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那时张春桥为了不突出他个人，提出在传达毛泽东指示时，不要提到他。”
　　中共中央在《十二号文件》的通知中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的谈话，以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了我党50年来10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3个基本原则问题，明确指出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反复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主席的谈话，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有力武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进一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纪登奎后来说：“这个通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也是他们最后定稿的。毛主席看了以后，曾经对我说：‘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我的思想吃得很透，总结我的理论要点也很精粹。林彪反对他们，林彪有这个水平吗？陈伯达也没有这个水平呀！是他们在嫉贤妒能，这些人在工作能力上没有一套，但是在搞阴谋诡计上却是非常能干的。你也要看一看我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是张和姚最后定稿的，总结得很好，这对你来说，也会有作用的。’”
　　现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最会定稿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纪要，全文抄录如下：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10次。这10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毛主席逐次讲了10次路线斗争：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81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后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3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4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搞光了。从1931年到1934年，这4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1、4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30万人，到陕北剩下2万5千人。中央苏区8万，到陕北只剩下8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刘**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搞成。”
　　“再就是1970年庐山的斗争。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3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林彪同志的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以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录音。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1959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9次不同，前9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改了没有？没有改。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听，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党内的10次路线斗争，江青直接参与的是两次，就是同刘**，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外围，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这个人，头脑清醒。但是她的言论和我是截然不同的。她不是我的传声筒，但是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3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再增加一些人，这就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比如华北组2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99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5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位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的意见提出来的，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要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制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4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情，还要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颠倒了？”
　　“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将退位，小兵回营。”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诫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就开不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还是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8226;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写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么！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10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1条，八项注意的第1条与第5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1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1条和第5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庐山会议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4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文化大革命把刘**、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的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再说1972年3月25日，毛泽东在杨成武的女儿杨俊生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病逝于北京。
　　1972年4月上旬，国务院第八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内务部部长曾山两位老干部，因病救治不力，在一周内相继去世。在老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指示卫生部对疏散在各地的副部级以上干部，普遍进行了体检，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
　　卫生部组织了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对近500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做了体检。其中，有不少人是从外地“五七干校”赶回来的。尔后，还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中写道：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社论中还写道：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
　　1972年“五一”前夕，邓**的大儿子邓朴方获准到北京就医，邓**的女儿毛毛陪同哥哥前往北京。
　　此时，已经从南昌回到北京的王震，托人把毛毛叫到他家里，详细地询问了邓**的情况。他对毛毛说：
　　“我要向主席和中央上书，请你父亲出来工作。”
　　5月间，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全党发表他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那一封著名的信件。由于原件已经烧毁，此次发表的是在周**处保存的那一份抄件。本传前面已有抄录，这里不再赘述。
　　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各方面的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周**主持了会议。
　　据张耀祠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代和说明问题的机会。
　　第一天，会议有王某某同志（张耀祠原文如此——笔者注）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代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
　　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一直开到6月23日才结束。
　　5月间，周**在体检中发现患了膀胱癌。医疗组马上把他的病情报告给毛泽东。张玉凤观察到：在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的病情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即刻指示：
　　“由剑英、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同志的医疗工作。”
　　毛泽东又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关于治疗问题，他对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说：
　　“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医来控制病情。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
　　他的要求是“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
　　1972年6月27日晚，首都体育场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于25日来华访问的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代表斯里兰卡小朋友，向中国儿童赠送了一头小象。周**宣布中国儿童赠送斯里兰卡小朋友一对白唇鹿。
　　国家体委为欢迎班达拉奈克夫人举行了精彩的体育表演。宾主边看边谈，气氛非常融洽。
　　6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对毛泽东说，她有3个孩子，并拿出3张照片给毛泽东看，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当即在照片上一一签了名。班达拉奈克夫人又拿出一个签名薄，请毛泽东为她本人签名。毛泽东欣然挥笔写下了“毛泽东赠班夫人1972、6、28”。
　　毛泽东在谈话中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
　　“在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1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他们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这些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唐闻生的父亲是外交部的老资格领导干部。王海容、唐闻生两人负责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一位是俄语翻译，一位是英语翻译。王海容、唐闻生二人虽然只是外交部的翻译，但在党内高级领导层中却有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自林彪事件后，体弱多病，深居简出，能到他身边汇报情况的人很少，甚至连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想见他也很难，而王海容、唐闻生却能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常常见到他。毛泽东对她们二人也非常信任，让她们两人参加政治局会议，然后听取她们的汇报。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外交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60
第360章
　　“婚姻不就是束缚嘛，没有感情了就要解放自己。任何死亡的婚姻对女方都是最不利的。如果今后婚姻制度改革，改成男女双方订个契约，一定年限之后或续订或解约，那时间订得太长也对女方不利。”
话说1972年7月7日，毛泽东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道：
　　“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
　　7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舒曼，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现在跟英国搞好，我赞成，要团结起来才好，有时吵架是难免的，但总应该大团结，小吵架。我们不希望你们那么乱。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的，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
　　7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姨表兄王季范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王季范先生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机关为王季范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向王季范先生敬献了花圈，他在花圈的飘带上写着：
　　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正是：岁月如水东逝去，风流飘零下夕阳。
　　且说7月14日，周**会见了正在中国访问、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和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全体成员。
　　7月19日，在中国访问的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罗克珊&#8226;维特克，向陪同她的中外友协工作人员表示说，希望能见一见江青。于是，对外友协就向周**呈送了一份报告。周**考虑到维特克是一位年轻的女教授，对中国也比较友好，就将对外友协的报告批转给了江青。他写道：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果不愿见，也可不见。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
　　　　　　　　　　　　　　　　　　　　　　　　　　周**
　　江青按照周**的安排，先让接待人员把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转告给维特克，并把重要的部分读给维特克听，让维特克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义，以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然后，抽出了不少时间，和维特克进行了交谈，回答了她提出的各方面的问题。
　　后来，维特克记述了她和江青的交往情形，她写道：
　　“江青戴着一副褐色的塑料边框的眼镜，我也曾在60年代初以来有关她的一些照片上注意到过。她的很好的橄榄脸色在热气中闪闪发亮。她的鼻子和面颊完全是雕刻出来的，造型和毛泽东的有些像。她身高不过5英尺5英寸（大约1.70米），算是很高（就像大多数山东人那样）。她站在我面前，要矮1英寸，皱着眉头嘲笑我的鞋子不公平。她身材纤细，骨骼较小，肩有些斜，腰也很细，走起路来比较轻柔优雅。她的手很细致，手指非常细，正如古代诗人所称的‘纤纤玉指’，动作就像流水一样。
　　她的衣着比较保守——珍珠灰的裤子配着一件相衬的束腰外套，里面是做工考究的白色丝质衬衫。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她也穿着塑料凉鞋，虽然她的凉鞋是与众不同的白色。她还带着一个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相匹配的白色塑料手提包。她的装束的风格、剪裁和质量，都和邓颖超的差不多，比普通人要精细很多。和邓的一样，衣服的边角不是很精致。她们衣服的肩部很引人注目，难道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风格的体现吗？”
　　“她享受的服务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1个小时之后，我们又从晚宴上来到天桥剧场，观看江青改革的第一个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求所有的文艺都要达到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
　　“她专注地看着我，说道：‘我希望你走埃德加&#8226;斯诺的路，走斯诺夫人的路。’”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把你洗脑了，’她取笑道：‘你害怕吗？’‘不，我不怕。这种洗脑，是不可能的。’‘毕竟，’她说：‘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也来过这里。如果我能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为什么我不能陪同你呢？你们都可以竞选总统！’”
　　“她转到了更加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现在的角色。她说我是第一个了解她的过去历史的外国人。然后，又提到了发表这次会见内容的问题：‘你可以发表。但是，你必须认识到我不是把你当成一名记者，而是一个好朋友。首先，我还得请总理检查这次会谈的文字稿。我今晚告诉你的都是事实。很显然，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领袖）走的是一条曲折困难的道路。即使我现在都快60了，我仍然有决心保持政治上的青春。’”
　　“她解释了‘政治上的青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含义。”
　　再说7月21日，早在4月下旬从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回到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并检查身体的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7月22日，毛泽东在陈云的来信中批示道：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7月24日，毛泽东找周**、姬鹏飞、乔冠华和王殊谈话。
　　早在5月间，联邦德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通过中国新华社常驻波恩记者王殊，向中国政府传递信息，要求访华。不久，施罗德便获得了中国方面的邀请。7月间，施罗德率团来到北京访问。毛泽东指示从波恩召回王殊，进一步了解联邦德国政府的动态。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说：
　　“西方有些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些人还在幻想祸水东移。”
　　他列举了中外史上一些声东击西的战例，接着说：
　　“欧洲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双方的大军都摆在欧洲地区，争夺越来越激烈。西欧国家太多、太散、太软，受到美苏两霸争夺的威胁，要联合起来，维护和平与安全。”
　　周**向毛泽东介绍了施罗德访华的情况。毛泽东说：
　　“可以请一些人来，右翼的也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们谈得还不错。欧洲矛盾很多，局势很复杂。没有什么明灯，全是胡扯的。可以请一些人来，也可以派一些人出去，要搞调查研究，情况弄得确实一些。”
　　在谈到中国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那件事时，他说：
　　“那个文件，我本来也是看了的，画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他们那边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
　　毛泽东还说：
　　“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
　　“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30至40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辅助。”
　　几天以后，中国外交部委派王殊为中方谈判代表，联邦德国外交部委派其政治司司长史塔登为谈判代表，在波恩举行建交谈判。双方于9月29日达成协议，并草签了建交公报。这是后事。
　　且说7月31日晚，中央军委在国防部举行了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经毛泽东批准，陈云、李富春、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在招待会上公开露面。
　　1972年8月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报道了中央军委在国防部为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45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的消息。这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以后，老干部见诸报端最多的一次建军节招待会。
　　8月3日，邓**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热情赞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赞颂毛泽东思想的亲笔信。
　　前边已经说过，邓**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根自1969年10月下旬开始，搬进了南昌市附近新建县望城岗原来步兵学校的一座小院，居住在原来步兵学校校长的一幢两层红砖小楼里。
　　邓**写于8月3日的这封信，是委托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
　　前天（8月1日），我第4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儿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察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到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联，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毛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政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忍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2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4野干部有事就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195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3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1965年12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些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他赞扬过别人写的东西。对于能写的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5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六七月写“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7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下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做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60、61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70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方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做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
　　8月11日，毛泽东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中批示道：
　　“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8月14日，毛泽东在江青转交的邓**来信上做出了批示，他写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加以区别。
　　1、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4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2、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3、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立即让汪东兴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的信，印成若干份，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8月15日，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又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的活动。并指示将一些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身边，协助他工作，改善他的生活。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通知》，并附上了《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决定》（草案）。通知中写道：
　　“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凡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管、军宣队、支左领导机构撤销，少数军队干部转业留在地方工作。”
　　8月21日，毛泽东批准了周**批示呈报的《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原先是由冶金部于1972年5月5日提出申请，从国外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冷轧机和与之配套的热轧机。8月6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这个项目约需4亿美元。后来，武汉钢铁公司从联邦德国与日本进口了一米七轧机，连铸和冷轧设备是从联邦德国引进，热轧和硅钢片设备是从日本引进。
　　1972年9月7日，37岁的王洪文应召来到北京。张春桥陪同毛泽东接见了王洪文。
　　王洪文，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上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在“安亭事件”中闻名全国。后来，先后升任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在中共“九大”时，成为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上海，王洪文排名于张春桥、姚文元之后，是上海的第3把手。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开始考虑新的副主席和接班人的人选。他认为一定要选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在运动中能冲锋陷阵、表现好并做过重要贡献的人。于是，王洪文就被康生推荐给了毛泽东，他说：
　　“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