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
　　3月下旬，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九大”问题。他拿着厚厚的揭发材料，对周**说：
　　“贺龙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这是林彪、吴法宪送来的，全是贺龙的亲信和部下揭发的哟，我还怎么讲话？”
　　原来，贺炳炎等人在他们所写的《回忆洪湖斗争中的几个小故事》里说到贺龙时，写道：“贺龙是一条活龙，国民党军队围住了他，他会呼风唤雨，变成一条龙，溜出去了。”
　毛泽东对这类话很反感，他说：
　　“贺龙是条龙，就可以登基当皇帝了吧！”
　　陈毅说自己在文革中有错误，对照“九大”代表的3条标准恐怕已不够格。毛泽东说：
　　“这3条你不够格，你可作为右的代表嘛！”
　　陈毅听了心中非常难过，尽管毛泽东说他是右的代表，但他心中非常明白，毛泽东还是在保护他的。
　　后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毅成为“九大”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
　　3月31日，毛泽东在周**呈送的关于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的报告上批示道：
　　“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请考虑酌定。”
　　此时的徐海东，因为还没有接到出席大会的通知，心中正在纳闷。他记得自从自己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中央每次开会，毛泽东总要问一声：“海东同志来了吗？”
　　后来，徐海东在4月1日中午接到通知，参加下午开幕的“九大”。在九大上，徐海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在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0岁。
　　3月31日，毛泽东在最后审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时，又在上面加了一句：
　　“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继续给以帮助。”
　　后来九大采用的正是经毛泽东多次审改的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这个报告稿，而林彪、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就弃而不用了。当时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在多年后回忆说：“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
　　1969年4月1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512人。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总结和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调整党的权力机构和人事安排。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主席团副主席，周**为大会秘书长。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48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位：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的、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4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来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同志、伯承同志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人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
　　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议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在谈到珍宝岛事件时，问道：
　　“孙玉国来了没有？”
　　孙玉国马上站起身，立正答道：
　　“报告主席，孙玉国来了。”
　　毛泽东接着说：
　　“3月2日，3月5日，苏联侵略珍宝岛，这次仗是孙玉国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3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接着，林彪代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分为8个部分：1、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2、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3、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4、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5、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6、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7、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8、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从4月2日开始，大会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
　　4月11日，毛泽东在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找同志们来商量一件事，这个会是小组会一直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商量了几次，中间开一次大会通过报告和党章；然后搞选举，再开一次大会，结束。”
　　“另外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8个人搞了一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翻案还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些好。我不搞专案，超脱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总要讲个理由。有些人关在牛棚里不少，有些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了。”
　　“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毛泽东最后说：
　　“下一步搞选举，选举的名单由下面提，然后大组提。我提议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要选进去。”
　　4月13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他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
　　4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周**、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先后发言。
　　在孙玉国上台准备发言时，毛泽东站起身来鼓掌，他还说：
　　“坦克、装甲车、大炮、飞机，我们都要，但是主要要靠我们步兵的勇敢。”
　　孙玉国发言结束时，毛泽东再一次站起身来鼓掌。
　　这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的总纲中写道：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据陈伯达回忆说：“最初把林彪提出来的是上海代表团。因为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提出要让上海准备修改党章，进行恢复党的组织的试点。在修改党章的讨论中，他们已经提出了要把林彪写进党章的建议。在党的九大讨论新党章和政治报告的时候，很多的代表已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提出来了。”
　　再说从4月15日起，九大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其程序是：根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由各地各单位的45个小组提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提出统一的候选名单，经协商和预选后，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作为正式候选人。
　　4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在候选人名单上增加了5人，共计279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候选人170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109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有53位，新排的200多人，5个占1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
　　4月24日，九大举行第3次全体会员，采取无记名等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名。
　　纪登奎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郭沫若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李四光、钱学森、朱光亚同时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是中共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自然科学家担任中央委员。
　　九大宣告闭幕后，林彪极力推荐汪东兴进入政治局，他对毛泽东说：
　　“汪东兴是个好同志，他参加政治局对中央的工作有利。他对主席忠心耿耿，是个难得的人才。”
　　据黄永胜后来回忆说：“汪东兴在九大以后，看到毛泽东已经老了，很想投靠林彪。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8341部队对林副主席是忠心的，我汪东兴永远是听林副主席直接指辉的。有林副主席为我们掌舵，我们就不怕任何人。只要是林副主席下令，我是无所顾忌地要冲上去的。林副主席有什么命令，尽管吩咐我。’”
　　其实，林彪早已拉拢住了汪东兴。他经常派叶群到汪东兴家里串门，送东西，以示关怀。汪东兴自然明白叶群主动和他交往的政治目的，也知道上层女人之间的不融洽，所以，在言谈之间，就对叶群表示了对江青的不满，他说：
　　“她那个人自高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要不是看在主席的份上，谁理她呀，我看，主席死后，才有她的好看呢！”
　　汪东兴还说：
　　“我从来就没有把钓鱼台的人当成救世主，我就是佩服林总。为什么毛主席在那么多的元帅当中选了林总，就是因为林总才是真正的统帅之才。现在，我是跟着毛主席干，他老人家死了之后，我就要跟着林副主席干。我会像忠于毛主席那样地终于林副主席的。叶主任，请您放心吧，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我也希望林总能关心一下我的政治生命。”
　　这就是林彪极力推荐汪东兴进政治局的原因所在。
　　再说4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九届一中全会从《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的95人名单》中选出了21名政治局委员和4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从《被提名为政治局常委的18人名单》中选出了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还选出了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在后来的九大公报上是这样排列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康生、陈伯达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
　　值得一提的是：在选举政治局委员所投的277票中，毛泽东、林彪、周**、康生获得全票，陈伯达获得275票，黄永胜获得274票，江青获得270票。在选举政治局常委的投票中，除了当选的5人外，江青获得150票，黄永胜获得130票，其余被提名的都在35票以下。
　　这一天，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名单，他们是：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中央军委委员有：丁盛、王秉璋、王树声、王效禹、王辉球、韦国清、叶群、皮定均、刘丰、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李雪峰、李德生、吴法宪、张达志、张池明、张国华、张春桥、邱会作、杨得志、杜平、萧劲光、郑维山、冼恒（桓）汉、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温玉成、谢富治、谭甫仁、潘复生
　　此外，中央军委还决定了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
　　组长：黄永胜
　　副组长：吴法宪
　　成员：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
　　“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毛主席把我们这些懂得农业的许多省委领导同志调到中央，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农业真正地搞上去，解决好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毛主席给我讲过：‘农业是基础，就是我的屁股。把农业搞上去，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屁股就坐稳了。中国的农民好得很，要求不高。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呢？国际上**势力总是在封锁和制裁我们，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看他制裁个屁！’”
　　再说毛泽东最后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那条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对此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他还提出了另一个任务，他说：
　　“要准备打仗。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但是我们中共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毛泽东最后说：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要过细地做工作。”“先抓好面上的三分之一。”
　　欲知毛泽东九大后在国内国际问题上又有哪些重大决策和斗争，请看本传第十卷：只争朝夕
　　东方翁曰：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九届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结束。至此，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1年开张，2年看眉目，定下基础，3年收尾”的战略部署。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能发能收，此种胆魄与能力，舍毛泽东其谁也？
　　关于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质和功过，前面已经引用了陈再道将军的一段评价；而曾经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被打倒以及后来又在毛泽东逝世后被判处徒刑的陈伯达，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则是这样说的：“我可以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简单地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怨气和仇恨，而是出自一种理论。他老人家作任何事情，都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的。他不是那种随心所欲地干事情的人。比如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建立在他对社主义历史阶段的各种理论的认识和分析基础上的，这就是我们后来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的确确是毛泽东的创造。是不是这个理论一点道理都没有？看来还得继续研究，这个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仅对中国，就是对世界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不管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们的一家之言正确与否，后来研究历史的人们都会把它当作一种重要的参考资料，则是毋庸置疑的。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340章导读表在61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346
第十卷：只争朝夕
第346章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9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9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9个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话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内容是：“打击反革命”和“清查五一六”分子。
　　毛泽东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运动中，提出要注意政策，要“过细地做工作”，坚持“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方针。他总结了群众专政的经验，他说：
　　“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坏人。”
　　中共中央为五一六定的罪名是：第1：“挑拨中央文革与周总理的关系，妄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第2：“破坏、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明目张胆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开脱罪责。”
　　1969年4月底，毛泽东让陈毅到石家庄一家工厂去蹲点，交代他两项任务：一是到工厂总结经验，给“斗批改”提出合理化建议；二是召集几位老帅，讨论国际形势。陈毅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1969年5月1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与集聚在广场上的首都50万军民欢庆“五一”。参加庆祝“五一”活动的还有出席九大的代表、新当选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央委员。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先后接见了阿尔巴尼亚等8国新任驻华大使，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向全世界各国传递了中国愿意同它们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
　　5月17日，毛泽东对新华社1969年4月10日《内部参考》增刊第1256期登载5条外电外报对“九大”的反应中，有3条的标题有“妄评”字样问题，作出批示：
　　“外国人、外国党评论‘九大’，编者不要随意加‘妄评’字样，如实地向中央提供就行了。”
　　5月19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1万名代表。
　　在京的中央委员参加了接见，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看到了地质学家李四光，他走下来握着李四光的手，亲切地叫道：
　　“李四光。”
　　因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两人距离虽然很近，但对方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附在李四光的耳边，问他身体好不好，工作怎么样。他又拉着李四光，走到前面，向到会的人们挥手致意。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拉着李四光离开会场，步入休息室。他在谈到一些地质科学家时说：
　　“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还有点道理。我很想看看你写的书，希望你找几本书给我，还想请你帮助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李四光问：
　　“主席需要哪些方面的资料？”
　　毛泽东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
　　“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李四光回到家里，动情地对女儿李林说：
　　“主席工作很忙，还要看我的书和其它资料，资料挺多，但都是大本大本的，有的还很繁琐。还有许多是外文的。毛主席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看这些东西？为让他老人家少花费时间，我要整理一份多用图片少写文字的资料，把地质学中的重要问题都包括进去，再送给毛主席看。”
　　自此以后，80岁高龄的李四光为了让毛泽东早一天看到这些资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夜以继日地收集、整理了7篇科学资料，定名为《天文、地质、石生物资料摘要》，印成大字本，送给了毛泽东。1971年4月28日，李四光因患重病住进了医院。他对家人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最英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科学研究工作的灵魂，是根本。”在医院安定下来以后，他就开始着手撰写《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地质工作的一点体会》。他还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我有信心去组织人力攻克地震预报这个难关。”谁知在住院的第二天，李四光就因突发动脉瘤破裂而不幸去世了。
　　且说5月26日下午，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毛泽东说：
　　“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
　　“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
　　1969年，《红旗》杂志第6、7期合刊发表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一文，文章中写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还是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办企业路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厂革委会和广大革命群众深刻地认识到，忘记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会迷失方向，阶级敌人篡权就看不见，修正主义路线就认不清，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企业就保不住。”
　　“只有彻底破除叛徒、内奸、工贼刘**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专家治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才能破在要害处。只有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才能立在根本上。”
　　5月下旬，已经有1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乘专列南下。
　　1969年6月1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郑州，在车上接见了刘建勋和纪登奎，他问道：
　　“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吗？党言川怎么样？”
　　此后，毛泽东到了武汉，来到武昌东湖梅岭1号，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
　　6月3日，许光达在北京病逝，享年61岁。
　　许光达是10位大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在建国后担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务。
　　6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说：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
　　此前，苏联军队先后侵入中国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和塔城的铁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中国牧民和边防军战士多人。
　　此时，苏军在远东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进入了待命发射的战略攻击状态。由步兵师、战役火箭师、坦克师和空军军团组成的120万苏军机械化部队，已沿中国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北方边境沿线进入了一级战备进攻状态。
　　毛泽东对于苏联的威胁早有准备，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顺势撤出了全部援越部队，以加强防御苏军的侵略，仅在东北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部署了240万人。
　　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咽不下这两口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备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出击。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
　　6月5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称：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它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他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
　　此后，中央军委办事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
　　6月9日，贺龙因病逝世。他在去世前对夫人薛明说：
　　“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此时，毛泽东还在武昌梅岭1号，有一次，他针对林彪称颂他“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对工作人员说：
　　“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片时，看到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很生气地站起身来退场，并且说：
　　“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厌！”
　　6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文件中规定：
　　“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6月26日，毛泽东要离开武昌了，他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谈话说：
　　“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
　　毛泽东最后说：
　　“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
　　据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回忆说：
　　“1969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1968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
　　曾思玉等人还曾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毛泽东问他们去过三峡没有，大家都说没去过。毛泽东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
　　此外，毛泽东在武昌期间，还曾询问了焦枝铁路的建设情况以及江汉油田会战的情况，又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6月28日，毛泽东在湖南同黎原、华国锋谈话，他说：
　　“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笔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
　　1969年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48周年》。
　　此前，毛泽东审阅了社论文稿，他把第二段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后半句，改为“建成一个有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批示道：“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的自吹自擂。”最后批示：“可发。”
　　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
　　“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7月8日，毛泽东在浙江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说：
　　“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
　　毛泽东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的工业配置情况及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又谈到了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
　　7月11日，陈毅等人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7月的一天，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跟着周**去见毛泽东。
　　李德生是在几天前刚被调来北京工作的，他第一次和毛泽东面对面坐在一起，免不了既激动又有些紧张。毛泽东见他如此，便随手拿起周**放在桌子上的眼镜，戴了一下，亲切地问他戴不戴眼镜？又问他看什么书？还建议他可以看看《红楼梦》、《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周**见李德生的情绪在毛泽东不经意的言谈中平复了许多，便向毛泽东汇报说：
　　“主席，李德生同志已经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还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李德生小心地插话说：
　　“主席，我的职务太多了，安徽和南京的工作是不是免掉？”
　　毛泽东微笑着说：
　　“一个也不要免，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面搞调查研究。”
　　1969年8月13日，苏联军队出动直升机、坦克、装甲车以及大批武装部队在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铁列克提伏击中国边防军1个排，中国38名巡逻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制造了“八•一三”流血事件。
　　“八•一三”事件发生后，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是否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叫嚣要“用几百万吨级当量的**，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一劳永逸的打击。”
　　8月20日，勃烈日涅夫给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下达密令，要他向尼克松或基辛格征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见。多勃雷宁当晚紧急约见了基辛格。
　　第二天一早，基辛格来到白宫。早已等得急不可耐的尼克松说：
　　“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
　　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了字的纸，放到桌子上，说：
　　“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表情严肃地说：
　　“苏联突然进攻中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会给美国带来危险。我们得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会容忍他们这样做。”
　　尼克松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最可怕的是，一旦让他们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尼克松说：
　　“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
　　尼克松等人得出结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二是应该设法将苏联的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什么花招。尼克松最后决定：
　　“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新闻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烈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基辛格很担心地说：
　　“但愿中共领导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手扔掉。”
　　8月2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社论中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要认真搞好斗、批、改。”
　　8月23日，毛泽东、周**得知胡志明病情加重，立即派出第2个专家医疗组去越南。
　　早在1969年初，胡志明患上了重病，毛泽东、周**派去了第一个专家医疗组。
　　8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社论中批评了“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的说法。社论中还写道：
　　“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继续，我们进入了在各个单位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阶段，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的各个方面更深刻地展开了。”
　　8月25日这一天，姚文元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斗、批、改”具体任务的指示：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8月26日，中国第3个专家医疗组赴越南。
　　8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他们的突然袭击。”
　　8月27日，国务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全国性的人民防空小组。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上，刊登了一篇题目为《苏联欲对红色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文章。
　　文章中说：苏联欲运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酒泉导弹基地、西昌核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战略目标，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
　　苏联将要进攻中国的这个消息，使全世界都震惊了。
　　勃烈日涅夫获悉《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这样的一篇文章，立刻气得简直要发疯。他原以为美国是会同意他的计划的，最起码美国也会保持中立的立场。可是没想到竟然会被美国人出卖了，被尼克松愚弄了。
　　几乎在这同一时间，这一消息也传到了中国。周**心事重重地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正在游泳，他披上浴衣，走进客厅，神定气闲地招呼周**说。
　　“**，坐下说话。”
　　“主席，4位老帅的紧急报告，你看过了吗？”
　　由于过渡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的声音显得有些急促、沙哑。
　　“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毛泽东淡然一笑，接着说：“勃烈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儿哩！”
　　毛泽东看到周**神色忧虑，继续说道：
　　“**，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9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9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9个字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略一思索，紧锁的眉头一展，陡然间眼眸一亮，兴奋地说：
　　“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
　　“只是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说：
　　“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可看了。”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地说：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勃烈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始终记挂这自己的使命，他说：
　　“主席，4位老帅都认为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担心的是，搞集会，毛泽东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体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毛泽东说：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听说那位尼克松总统很紧张呀，我可不紧张。不搞集会，这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现在，几十万人要集聚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周**反复掂量如何利用警报后的5分钟，苦思冥想，以求万全之策。毛泽东看着周**，笑笑说：
　　“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我看不要早，也不要晚，过节前几天就挺合适，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他们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会意地笑了，说：
　　“好！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选两个日子就可以了。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马上成为中国全社会备战备荒最响亮的口号。各级政府在全民中广泛地开展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袭击、防止核辐射、核污染的应急训练，北京等所有大中城市到处都在开挖防空洞，一些军事部门和重要国家机关也开始修筑地下工事。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转向较为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的配置。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状态。
　　东北边境最精锐的240多万大军也已严阵以待。分布在东北、内蒙、新疆等地的数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提前疏散到既能躲避核打击，又能随时准备补充部队、投入战斗的地方。
　　这样，就形成了“7亿人民7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局面。
　　1969年9月1日，胡志明病情急转直下，中国派出第4个专家医疗组去越南。
　　9月2日9时47分，越南胡志明主席逝世。

福和中学老师

此前，胡志明在弥留之际曾留下遗言，他说：“老大哥、老大姐不要再打了。”
　　毛泽东获悉胡志明逝世的消息后，悲痛万分，立即派周**组成党政代表团，准备前往河内吊唁。
　　周**立即给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发去署名电报说，胡志明主席逝世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日是同一天，请你们不要与医疗组联系，在越方没有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
　　9月3日，越南发布消息称：胡志明在这一天逝世。
　　9月4日，周**受毛泽东之托，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他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悲痛地说：
　　“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我早些来，也许他不会走得那么快……”
　　在此期间，毛泽东为悼念胡志明献了花圈，他在白色缎带上写着：“献给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胡志明同志！”
　　9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率团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主席。他借此之机，向中国同时去吊唁的党政代表团提出，希望能在回莫斯科途中，到北京为其专机加油，并同中国总理会谈。周**马上将这一信息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打破以往的模式，同苏联领导人接触并开始谈判，于是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此时，柯西金的专机已经飞到了中亚的塔什干，他在收到毛泽东同意他停留北京的消息后，立即绕了个大弯子飞到了北京。
　　9月11日，周**在北京机场贵宾楼与柯西金进行了3个半小时的会谈。他对柯西金仍以同志相称，就最近苏联对中国的核威胁，向柯西金提出了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周**还传达了毛泽东对中苏分歧的意见，他说：
　　“柯西金同志，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1万年。但是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在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1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
　　柯西金点头表示同意。周**又说：
　　“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在有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去侵略别人。可是你们却调动了很多兵力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要打核大战，我们的**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
　　我们吵架应该是文吵，动口不动手。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柯西金也表现出了愿意和解的态度，他说，苏联无意攻击中国。他承认两国边界存在着争议，希望两国不要为边界问题而打仗。周**说：
　　“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
　　周**和柯西金这次会谈，双方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谅解协议。
　　两天后，周**将会谈的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的一篇文章，文章中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尼克松为此召集紧急国防会议。他们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
　　为此，美国决定采取3条措施：1、要尽快恢复中美华沙会谈。2、利用齐奥塞斯库和叶海亚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传递美国期望与中国和解的诚意。3、美国亮出了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保留下来尚未动用的一张王牌——“用苏联已被破译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总统指令。”
　　原来，早在1955年7月13日，美国政府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大使级会谈。7月15日，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中美两国从1955年8月1日开始在日内瓦举行了大使级会谈。后来，会谈的地点又移到了波兰的首都华沙。但是，由于美国始终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军的意向，所以，会谈历时15年135次，始终都没有任何结果。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在同苏联争霸世界的斗争中，它的优势地位逐渐被苏联取代了。1969年，美国共和党人尼克松上台执政后，他客观地审视了美国政府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决定改变对华政策。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读给毛泽东听。当他听到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毛泽东说：
　　“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尼克松上台伊始，就要求基辛格“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这一次，尼克松又要求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传达信息给中国政府，表示愿意结束中美之间的敌视状态。
　　美国驻波兰大使为了实现与中国政府恢复中美华沙会谈，在华沙发生了尾追中国大使的一个戏剧性事件，一时成为趣谈。
　　毛泽东获悉这些重要信息后，在中苏关系极度恶化的情况下，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立即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地做出了一些重大的外交决策，积极开展对美外交，努力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孤立地位，打开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9月16日晚，新华社广播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
　　9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有29条。其中第22条是毛泽东在审阅这些口号时新添上去的，他写的是：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在29条口号，还有：“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9月2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他分别接见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解学恭、副主任郑三生、警备区政委刘政及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和天津陆海空三军部队负责人。
　　尔后，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9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一个重要指示，他说：
　　“军队不要松懈。”
　　中央军委立即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还传达了林彪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
　　9月28日，中国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
　　9月29日，中国再一次成功地进行了一次高空氢弹爆炸试验。
　　在中国两次核试验期间，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都收到了中国西部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马上做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和又一次高空爆炸核试验。
　　这两次核试验是中国进行的第8次和第9次核试验。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苏、美两国，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和有关资料。可是，奇怪的是，这次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同前7次对核试验连篇累牍、热烈庆贺的情形完全不同，一连几天都悄无声息，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一直保持着沉默。全世界对此无不感到惊讶和疑惑，种种五花八门的猜测接踵而出。美联社的一篇评论虽然有些自以为是，却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评论说：中共最近秘密进行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空核试验，其相隔时间之短和秘而不宣的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们在这一非常时刻进行核试验，并非为了得到某种成果，而很可能是临战前的一种演习和检测。
　　后来，正当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两次核试验纷纷猜测的时候，新华社在10月4日的相关报道中说：中国核试验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打击”。
　　再说9月30日晚，周**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题目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社论。社论的最后部分，用毛泽东添加的国庆口号第22条作为结束语。
　　这一天，首都军民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和林彪、周**、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李先念、阿沛•阿旺晋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代表995人。毛泽东神采奕奕，满面笑容，亲切地向他们招手、鼓掌。
　　应邀参加大会的各国贵宾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越南南方、柬埔寨、刚过（布）等国的代表团。毛泽东同客人们一一握手，亲切交谈。
　　斯特朗也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是她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林彪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将毛泽东添写的国庆口号第22条作为结束语。
　　接下来，首都40万军民举行了庆祝游行。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抬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大字标语，威武雄壮，气势夺人。
　　毛泽东在城楼休息室会见了朝鲜崔庸健委员长，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毛泽东说：
　　“咱们的关系不同，应该搞好关系嘛。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当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朝鲜同志长期和我们一起作战。反美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同朝鲜同志一起作战。将来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是一道走过来的嘛！对苏修，我们不一定天天骂，有时可以停一下，天天骂不一定灵。”
　　“我们是老朋友，我们反对反斯大林，这一点早就一致。斯大林有错误，我们不能说他没有错误，但他基本上是好人。斯大林对苏联革命对世界革命有贡献。反斯大林，实际上反的是十月革命后继续执行列宁主义路线。”“中苏分裂，美国高兴。中苏边界已有十几天不打了，只有它不打，我们巴不得，我们是不希望打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林彪、周**、陈伯达、康生及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节日的礼花和五彩缤纷的焰火。
　　10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声明中说：
　　“苏联方面又在中苏边界挑起新的流血事件，同时反诬中国进行边界挑衅，并且更加露骨地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污蔑中国要发动核战争是荒谬的，可笑的。但是，中国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讳，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10月1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参加接见的有：林彪、周**、陈伯达、康生、叶群、江青、李先念等人。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有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的代表10000多人。
　　10月15日晚7时许，柯西金心慌意乱地向勃烈日涅夫报告说：
　　“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的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分火急，他们只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时再送来。”
　　勃烈日涅夫不相信这个消息，他说：
　　“美国会站在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
　　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烈日涅夫报告说：
　　“情况属实。两个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尼克松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4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立即开始。”
　　勃烈日涅夫听完电话，愤怒地喊道：
　　“美国出卖了我们！”
　　柯西金待盛怒的勃烈日涅夫稍微平静后，说道：
　　“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定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实验，其命中目标的精确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
　　于是，苏联方面马上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说，双方可以在1969年10月20日开始谈判。
　　毛泽东获悉苏联提出的谈判消息后，他怀疑苏联的这一做法，很可能是他们为了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而施放的烟幕。于是，他立即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说：
　　“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一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马上做出决定：一方面答复苏联方面，同意谈判，可以首先在北京举行两国副外长级谈判。一方面必须在10月20日以前，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在京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这一疏散工作由周**全权主持。
　　10月15日这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到了武汉，入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此后，他很少出去散步，也不会见任何客人。这是他考虑重要问题或者准备做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
　　10月17日，林彪也离开北京，到了江苏苏州市。
　　1969年10月18日，这一天是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黄永胜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指示说：“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这天晚上，中央军委办事组立即将“林副主席指示”用电话迅速地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了紧急临战状态。这就是所谓的《中央军委第一号命令》。
　　10月19日，林彪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将此事报告给毛泽东。这是自建国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不经军委主席批准、而由军委副主席擅自下达命令采取行动的事情。
　　毛泽东看到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据汪东兴后来回忆说：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再说毛泽东烧掉了传阅急件，又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马上派江青去找黄永胜。江青质问黄永胜说：
　　“紧急指示为什么还没有经过主席批准，你们就实行了？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黄永胜回答说：
　　“林总耽心社会帝国主义会发动突然袭击，敌人总是利用谈判的时候搞这种名堂的。”
　　江青反问道：
　　“毛主席难道对这样的事情会忽视吗？调动军队这样的大事，你们不请示主席，出了问题你这个总长能担当得起吗？”
　　黄永胜说：
　　“这件事情我有过错。林总是让我先请示主席的，是我的失职造成的这样的后果，请江青同志能够替我向主席解释解释。”
　　后来，江青又奉命给黄永胜打电话说：
　　“那件事情就过去算了，你不要再和任何人提起了。记住，不要和任何人再提起。”
　　黄永胜对江青这句话的理解是包括林彪在内。所以他没有向其他的副总长通报，而只是向林彪一个人汇报了情况。他还说：
　　“当时我把责任全部承担了。我说，是林总让我请示主席后再发令，我怕突发性事件出现，就来了个一边执行一边汇报。”
　　林彪听了黄永胜的汇报，没有说话，也没有其它任何的表示。
　　10月20日，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已经把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都疏散到了京广线附近：
　　王稼祥到了河南信阳。陶铸被疏散到安徽合肥。曾志被疏散到粤北农村。陈毅依旧是去了石家庄。陈云被送到南昌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蹲点调查。王震则被送到南昌东乡红星垦殖场蹲点调查。徐向前去了开封。
　　刘**也被送到了河南开封。此时，刘**正在病中。后来不久，他在11月12日病逝于开封。
　　10月23日，邓**及其夫人卓琳带领一家人到了江西，被安置在新建县望城岗原来步兵学校的一座两层小楼里居住。
　　10月20日这一天，在北京只留下了周**和一个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他们在西郊玉泉山坐镇指挥。
　　欲知中苏两国的谈判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本传第九卷最后叙述了毛泽东1969年3月中旬在中苏珍宝岛之战后曾经说过：“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他身边的人问他说：“美国人高兴吧？”毛泽东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让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他身边的人回答说：“中美苏3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毛泽东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待到本章叙述的1969年10月中旬的中苏之间的核战危机和美国人的干涉，毛泽东的预言、推理和措施，就有了答案了。可谓是：腹有韬略，料事于无形。每临大事有静气，当机决断，奇妙无穷。这一段历史读起来，实在是叫人忍不住击节叫好，而且是余味无穷！真正的政治家当如是也！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47
第347章
　　“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话说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边界谈判，准时在北京进行。这次谈判标志着两国紧张的对峙关系开始缓和，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后一次核危机随之灰飞烟灭了。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规定：
　　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在外地设有分校或教改机构的，实行以总校为主、当地为辅的双重领导。
　　下放给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为当地培养人才以外，还要为国家培养人才。因此，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的分配，都纳入国家计划。
　　196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汪东兴陪同下到湖南视察。他听取了黎原和九大主席团成员、九届中央委员、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的汇报。毛泽东说：
　　“各派要联合起来，要团结教育多数，大多数人是好的。要解放干部，干部解放以后可以调换一个地方工作。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不要去那么多人到大寨参观，人去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机关人太多，不好办事，中央、省、市、县4级机关人多了。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路子走对了，各地搞自己的大寨。建议湖南10年建成工业省。”
　　11月16日，周**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
　　12月3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赶中国使馆人员，他急切地向中方人员表示说，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
　　是日晚，周**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使馆的电文后，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毛泽东。他还十分高兴地说：
　　“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12月12日，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请他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以利用官方渠道。
　　在这个月底，毛泽东、周**批准恢复中断了近3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可是后来由于发生了美国入侵柬埔寨事件，中美之间的接触才又延搁了下来。
　　至于柬埔寨事件发生后，与中国有何关系？请读者诸君莫急，容笔者在后面详细叙述。
　　1970年1月1日，发表在《红旗》杂志第1期上的《文科大学一定要搞大批判》的文章中写道：
　　“革命大批判既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又是当前改造旧文科大学的迫切的战斗任务。”“不仅应批判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还应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个学科，批判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新闻学、教育学等领域内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旧的文科大学才能在批判中获得新生。”
　　1月间，摄影记者杜山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是主席要会见外宾，叫他立即去。
　　杜山是在10前开始担任周**专职摄影记者的，几天前才兼任了毛泽东的摄影记者。他放下电话，立即要了新华社的车，赶往中南海“游泳池”。
　　杜山和拍摄电影电视的两名记者来到毛泽东的门口，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正捧着一本厚厚的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动，便退了回去。过了一会儿，秘书告诉杜山他们说，外宾要到了，快过去。
　　此时，外宾的车子已停在门口，周**陪同外宾走进客厅。毛泽东放下书，起身迎上前去。杜山迅速按下快门，不失时机地抓拍了一个镜头。
　　会见没有多长时间就结束了，毛泽东将客人送到门口。杜山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去，毛泽东叫住了他：
　　“老杜！”
　　杜山非常激动，上前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笑眯眯地问道：
　　“老杜，你是么子地方人？”
　　杜山回答说：
　　“陕北米脂。”
　　毛泽东在过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雪茄递给杜山。杜山又惊又喜，可他没好意思接，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烟，说：
　　“主席，我抽这个。”
　　“嗳，吸这个烟，这个烟有劲哦，不习惯么？”
　　杜山见毛泽东的手还举着，连忙接了过来。毛泽东自己点上了一支雪茄，说：
　　“会吸这个烟才叫会吸烟呃！”
　　杜山笑了，小心地摸着手中的这一支黑粗且裹着塑料薄膜的雪茄，舍不得抽，点燃了一支自己的烟。毛泽东凝着眉，用指头轻轻地敲了一下自己闪亮的大额头，思索了一下，说道：
　　“陕北有句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是这么说的吗？”
　　“对的，对的。”杜山笑着说：“就这么说的。”
　　“可惜啦，你是个汉子。”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说：“人们都说米脂风水好，出皇帝。李自成就是你们米脂人。他也是个汉子，看来，米脂也出汉子嘛。”
　　说罢，摁灭手中的烟头，站起身，抖一抖裤腿上的烟灰，走进了书房。杜山捏了捏雪茄烟，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又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口袋里。
　　1月17日，毛岸青和邵华的儿子出生了。毛泽东得知有了一个孙子，非常高兴，就给这个孙子起名叫毛新宇。
　　此后，邵华为培养毛泽东这个唯一的孙子，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从毛新宇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到社会公德的灌输，到各种知识的积累，常年累月，殚精竭虑。邵华为培养毛新宇的生活自理能力，将毛新宇送到香格里拉饭店学习铺床叠被，端菜送饭；为培养毛新宇的公德意识，从要求毛新宇爱护公物、不要在所借馆藏图书上画记号等小事上入手，循循善诱。
　　几年以后，邵华和毛岸青在共同创作的纪念毛泽东的诗歌《父亲》里，深情地写道：
　　父亲/深深地藏在心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最想你的时候/闭上眼睛/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你慈祥的目光/是一份爱的暖流……
　　你总是告诉我/风风雨雨要勇敢接受/坎坎坷坷要坚强追求/无论走多远啊无论走多久/梦里总有你向我不停地挥手。
　　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最想你的时候/紧握你手/千般叮嘱在我心头/你亲切的关怀始终在我身后。
　　邵华在1984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邵华兴趣十分广泛，还酷爱摄影，她的作品多次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大众摄影》、《中国摄影家》、《锦绣中华》、《解放军画报》、《舞蹈》等报刊上发表，并多次在重大摄影作品比赛中获奖。
　　邵华在1990年杨开慧烈士诞辰90周年之际，主编了《娇杨画册》，并与家乡人民一起，修复了杨开慧烈士陵园。
　　毛新宇在1992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92年9月至1995年7月在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学位。后来在军事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邵华看着儿子毛新宇从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一步步走来，一直到成为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师级研究员，感到很满意。
　　1996年，邵华和儿子毛新宇共同主编了《永远的怀念——毛泽东诞辰百周年辑录》。
　　1998年12月，邵华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5周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首展与出版了《我的祖国》摄影集。出版发行了散文集《红杜鹃》。
　　2002年，邵华当选为执掌中国摄影界帅印的第一位女主席，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
　　邵华到2008年6月24日逝世为止，单独创作和与人合作编纂、出版画册、文学作品及各类丛书、电影、电视剧数十部、套、集。
　　邵华一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第7、8、9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被授予少将军衔。此是后话。
　　再说1970年1月20日，中美136次大使级会谈在中国大使馆举行。
　　1月21日，基辛格刚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出现了。他急切地向基辛格打听中美会谈的情况。他说：
　　“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
　　基辛格以半开玩笑地方式回答说：
　　“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么？”
　　多勃雷宁笑着说：
　　“我希望美国不是在考虑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
　　基辛格看着多勃雷宁不安的神态，暗暗断定，北京已经成为触发苏联人神经痛的地方。他说：
　　“中美两国的接触，并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行动，这并不是针对苏联的。”
　　1970年1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讲话中说，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清查“五•一六”活动彻底搞起来。
　　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指示要求全党：“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
　　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以及《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要求：
　　“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场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
　　在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的号召下，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1970年3月初，毛泽东在武汉视察时，收到了周**送来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一封信和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纲。
　　毛泽东感觉宪法修改草案提纲比较简单，只简单地提出了修改宪法的基本原则问题。另外，周**在信中提到在新宪法当中是否要有设国家主席一章。周**说，他们提议应设国家主席，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
　　3月7日，毛泽东找来汪东兴，要汪东兴第二天回北京去，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意见。他交代说：
　　“你告诉**同志，新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3月8日，汪东兴回到北京，向周**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周**听完后说：
　　“马上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由你向政治局传达。”
　　这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会议。仍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会议由周**主持，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意见，讨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与会者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周**在散会后叫住叶群，特意嘱咐她说：
　　“请你将毛主席的意见和会议的讨论情况，报告给林副主席。”
　　据黄永胜后来在回忆中说：“汪东兴在会后又亲自对我们几个人说：‘不设国家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怕外界议论打倒刘**只是为了夺他的国家主席的位置。只要全党同志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还是会同意的。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岂不是还当国防部长吗？如果不当国防部长，岂不是大权让周总理掌握了吗？’他的这番话，在我们几个人之间都讲过。据我所知，他也和林彪、叶群讲过。要不然，林彪也不会那么起劲地主张设国家主席。当然主要的责任是应由林彪来负，但是，汪东兴起到了极坏的作用。”
　　3月9日，林彪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说：
　　“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进入3月中旬后，周**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
　　3月17日，周**在北京主持召开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政治局通过的几个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文件。
　　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废黜了正在苏联访问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18日深夜，周**习惯地打开装有国际急件的蓝色文件夹，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特急电报立刻映入他的眼帘：“金边发生政变，西哈努克亲王被国民议会废黜。”长期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柬埔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周**不禁吃了一惊，他急忙把外交部负责柬埔寨事务的干部请来，问道：
　　“西哈努克本人现在是否确实离开了莫斯科？”
　　来人答道：
　　“根据我国驻苏大使馆的报告，我们的大使亲自去机场参加了送行。按预定计划，飞机在伊尔库茨克要做短暂停留，然后直飞北京。预计在明天中午11点钟到达。”
　　“那么，西哈努克是否确知他已经被废黜了？”
　　“苏联柯西金总理已经把消息告诉亲王了。在机场送行的时候，他把消息又传给了柬埔寨驻莫斯科的人员。”
　　周**不敢怠慢，立即给在外地的毛泽东直接通话，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说：
　　“他还是国家元首嘛！议会的这种废黜是非法的，是政变，我们当然要反对！”
　　周**说：
　　“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先前我同外交部的同志进行了研究，拟定了几个方案，但关键要取决于西哈努克本人的态度……”
　　毛泽东不等周**说完，就说：
　　“要让他看到光明的前途，看到抵抗斗争一定会胜利！”
　　3月19日中午，西哈努克亲王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他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只见机场上红毯铺地，鸣放21响礼炮，三军仪仗队排列整齐。不仅有中国大部分的领导人前来迎接，而且中国政府还动员了41个国家驻北京使团前来迎接，这种规格他还是首次经历。
　　周**身穿灰色中山装，胸前还别着一枚毛泽东像章，快步走到舷梯旁，同西哈努克亲王热烈拥抱。两个天真活泼的儿童向西哈努克和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献上鲜花。西哈努克握着周**的手，连声道谢。周**大声说：
　　“您仍然是国家元首，而且是柬埔寨唯一的国家元首，我们决不承认别人。我们将通过新华社发表前来欢迎您的每一个大使和代办的名字，以此强调您仍被认为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
　　周**说完，让西哈努克依次与中国领导人和各国外交官一一握手。欢迎仪式结束后，周**与西哈努克同乘一辆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周**说：
　　“我昨晚与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
　　西哈努克坚决地说：
　　“我准备进行战斗，而且战斗到底！”
　　周**说：
　　“那好，我们就全力支持您。请您再考虑24小时，要有思想准备，在最后胜利到来之前，前途是漫长而险峻的，会有挫折出现。”
　　西哈努克略微沉吟一下，说道：
　　“我知道。我的想法就是所有高棉爱国者的想法，他们一定会跟我站在一起，肩并肩地战斗，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傀儡。”
　　周**在国宾馆将西哈努克一行安置好，马上去向毛泽东汇报。他刚回到办公室不久，外交部干部来向他报告说：
　　“西哈努克想把他的抵抗中心设在北京，可他又担心我国政府拒绝。”
　　周**放下手中的铅笔，微笑着说：
　　“西哈努克同我们打了多年交道，他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不过，就现在他的处境而言，有这种担心是一件自然的事。”
　　“亲王提出，想见见总理。”
　　“立刻给他答复，我同意与他见面。不过，先通过你告诉亲王，中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亲王和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朗诺集团的斗争，中国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如果亲王决定，把抵抗政府的中心设在北京或中国任何地方，中国政府都表示同意。在这一点上，亲王不要有任何担心或者顾虑。有句话你一定要转告亲王，毛泽东主席对柬埔寨的事和对亲王非常关心。毛主席说：如果柬埔寨的抵抗政府设在北京，这是柬埔寨人民对我们中国的信任，我们要对他表示感谢。”
　　再说从3月17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一直开到20日才结束，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周**打电话给陪同毛泽东在外地的汪东兴说：
　　“工作会议在讨论宪法草案时，对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争论很激烈，请你向毛主席报告。”
　　接着，汪东兴又收到周**寄来一封信，信中所装的就是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文件，报请毛泽东批准。信中还附有2本宪法修改草案，说是1本送毛泽东，1本送汪东兴。汪东兴将周**的信和1本宪法修改草案送给毛泽东，并将周**的电话内容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又一次重申说：
　　“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你回京传达过。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没过多久，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
　　“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
　　“问候林彪同志好！”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中说五一六的操纵者是“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通知还要求各地继续贯彻抓紧开展清查“五一六”的工作，同时提出要防止扩大化的倾向。
　　后来，张建旗作为“五一六”首恶分子在1970年被枪毙了。
　　3月29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特朗在北京逝世。

福和中学老师

1970年4月2日，国家有关部门为斯特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为这位老朋友送上了一个大花圈。
　　4月3日，毛泽东在周**送审的“两报一刊”《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社论稿上，写下了一大段批语：
　　“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他在草稿上删去的话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赞扬毛泽东的原话。
　　周**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内部传阅。林彪看了批件，保持沉默。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陈伯达鉴于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少人赞成设国家主席的情况，经过密谋后，决定打破沉默，由林彪亲自出面，提出一个违背毛泽东意愿的建议。
　　4月11日晚上，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给政治局打电话说：
　　“1、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2、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3、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名正言顺的事，一定会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何况是要毛泽东来当国家主席，就不会有人反对。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只要大家都坚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就不能再坚持他自己的意见了。到那时，这个说一不二、曾经多次说过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就无法再改口了，那么，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一定是非林彪莫属。
　　4月12日，周**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意见。果然不出林彪、陈伯达所料，中共中央政治局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赞同了林彪的意见。
　　会议结束后，周**马上将政治局讨论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4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意见的报告上做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4月18日，康生在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学习、理解毛主席‘五十字’的整党方针，必须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整个的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联系起来。”
　　4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了北京。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4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他还当着林彪的面，借用《三国演义》上的故事再次阐明他的观点，他说：
　　“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正是：树欲静兮风不止，奈何？借古讽今兮警尔曹，知否？
　　4月24日凌晨，酒泉卫星发射场气象部门向指挥部报告：晚上8点到9点，是最佳的发射窗口。于是指挥部决定把发射时间定在晚上9点30分左右。
　　这一天，发射场上风和日丽。下午3点50分，周**打电话给罗舜初说：
　　“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做好工作，要争取一次发射成功。”
　　晚上9点35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9点48分，地面卫星观测站报告说：“星箭分离，卫星入轨。”
　　顿时，发射场里一片欢呼，人们跳呀，闹呀，一个个热泪盈眶。钱学森也抑制不住激动，淌着热泪说：
　　“我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卫星，这真不容易啊！”
　　几分钟过后，国家广播局报告说：“收到了我国第一颗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
　　晚上10点整，国防科委向周**报告说：
　　“卫星准确入轨啦！《东方红》的乐曲在蓝天上响了起来！”
　　周**非常激动地说：
　　“太好了！谢谢大家。应该好好庆贺一下，我立即向毛主席报告这一喜讯。”
　　4月25日下午，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告：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近地点439公里，最远地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
　　苏联的第一颗卫星重83.6公斤，他们的研制过程用了12年时间。美国在经历了第一次失败之后，第一颗成功发射的卫星也只有8.22公斤，他们的研制过程用了13年时间。而中国研制的实际时间加起来也才用了10年时间。中国是继苏、美、法、日之后，第5个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把卫星送上天的国家。
　　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上天以后，西方舆论一片哗然。美国报纸在评论中说：中国“已拥有了原子弹和氢弹”，“必须把这次成功看成是宣布能把**发射到地球上任何地方去的公告。”
　　1970年春，毛泽东请王季范、周世钊、张国基、楚中元4位老人到家中作客。席间，毛泽东提议说：
　　“我建议你们一起到外面走走、看看。请王季范先生做领队，如何？”
　　4位老人异常高兴，连声回答说：
　　“那好，那好。”
　　经商量，4人愿意去延安参观学习。毛泽东就委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负责安排。吴德给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瑞山同志：
　　遵主席嘱咐，有客人王季范、周世钊、张国基、楚中元4位老人前来延安参观学习，请热情接待，尔后面谢。
　　王季范一行4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乘火车到达西安，在西安参观两天后，又乘飞机到达延安。他们参观了延安的每一个纪念馆。
　　从延安到南泥湾是一条简易公路，不太好走，陪同参观者劝王季范等人不要去了。王季范说：
　　“南泥湾是毛主席号召大生产的地方，我们不去看看，就对不起毛主席。”
　　于是，他们就乘车到了南泥湾。当地人民得知4位老人是毛泽东的旧友，倍感亲切，就请他们转达对毛泽东的问候，他们说：
　　“南泥湾人民格外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
　　王季范激动地握着老乡的手说：
　　“我们回到北京后，一定向毛主席转达你们的心意。”
　　4月30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派遣美国军队和南越伪军侵入柬埔寨领土。
　　1970年5月1日傍晚，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到天安门城楼上共度佳节。
　　周**陪同西哈努克一同来到天安门城楼上，大家热烈鼓掌欢迎。西哈努克迎上前去与毛泽东亲切握手。这是毛泽东与西哈努克的第4次会见。他幽默地说：
　　“我宁可同像你这样的爱国亲王握手，而不愿同某些所谓‘人民的儿子’那样的国家元首握手。你起了颇为光辉的作用。你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只要我们有，我们就给你。我们给你的任何东西，同你通过你领导柬埔寨人民的斗争所给予我们的东西是没法相比的。”
　　西哈努克说：
　　“主席先生，中国自己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很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行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
　　毛泽东说：
　　“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越多我就越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600，1000，2000，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毛泽东看到了阿沛•阿旺晋美，走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向西哈努克亲王介绍说：
　　“这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阿沛•阿旺晋美。”
　　毛泽东又与钱学森、任新民等参加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向他们表示祝贺，勉励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尔后，毛泽东接见了各国驻华使节。他对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说：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请问候你们的总统和总理。”
　　这天晚上，毛泽东和西哈努克亲王在一起活动了将近两个小时，他的真诚使西哈努克亲王感到了无比的欣慰。
　　5月4日，中国政府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发表了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的声明。此后，中国政府连续两次推迟了中美华沙会谈。
　　5月5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周**前往西哈努克位于北京反帝路的住所，向他表示热烈地祝贺，并面交了由他署名的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新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贺信。
　　5月11日晚6时30分，越南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一行的车队从钓鱼台出发，向人民大会堂驶去。
　　坐在前卫车上负责毛泽东谈话速记工作的吕辉祥第一个走进人民大会堂，迎面碰上了汪东兴，汪东兴握着他的手说：
　　“速记同志，今天主席的谈话很重要，一定要记录好。”
　　工作人员将黎笋一行引领到118厅，毛泽东、周**起身迎候。毛泽东同黎笋热烈握手拥抱，合影留念，互致问候。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
　　他说到这里，略一思索，又接着说：
　　“还是大国怕小国。一有风吹草动，它都惊慌失措。1964年北部湾事件，你们整了它一下，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后头也没有打着它，它自己紧张起来了，开炮就打。”
　　毛泽东说罢开怀大笑起来，周**和黎笋也跟着大笑起来。
　　“对这件事，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那是一场虚惊。据说，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每天睡觉很少。尼克松自己讲，他的主要精力是对付越南。”毛泽东说到这里，收住笑容，脸上渐渐地显露出严肃的表情，他用力地一挥手，愤然地说：“你来杀我，难道我不可以杀你吗？”
　　黎笋点了一下头，赞同地说：
　　“正是这样，光是1969年我们就打死打伤敌人61万人，其中美军就有23万人。”
　　毛泽东说：
　　“现在美国人分配不过来，在全世界铺的太广。所以，死人它是很伤心的。死几万人对它来说是一件大事。”
　　说罢，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侧过身来，对着黎笋，若有所思地说：
　　“刚才讲到究竟谁怕谁？小国、小民族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它慢慢试，试几年就理解了。中国唐朝有个文学家，叫柳宗元，他写了一篇寓言，叫做《黔驴技穷》，说明总是大的怕小的，小的慢慢试出来，大的并不可怕。我们这个党，开始时只有70个人，谁也瞧不起，遭到许多挫折以后，才慢慢学会一点东西。美国人就是怕打，没有别的，谈判也可以谈，但主要还是打。”
　　毛泽东接着分析了一下世界形势，最后下结论说：
　　“当前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的，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
　　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悄悄流逝，已经到了8时15分了。周**抬手看了看表，向毛泽东示意时间到了。毛泽东会意地点点头，结束了这次会见。
　　5月中旬，林彪找吴法宪谈话，他说：
　　“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
　　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5月19日晚，周**在国宾馆会见西哈努克，他告诉西哈努克说：
　　“明天，毛泽东主席将发表一项声明，支持亲王，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支持全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毛主席的声明很短，他托我把声明拿来给亲王看，征求亲王对这个声明的意见。”
　　周**说着，把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法文译本，拿给西哈努克亲王看，他还说：
　　“我们还打算在21日举行群众大会，先从北京开始，然后在其它城市普遍举行。北京的群众集会将在天安门举行。在大会上，首先宣读毛泽东主席的声明，然后请亲王讲话。”
　　西哈努克表示完全赞同。
　　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题目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3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3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10天，就得到近20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3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这就是著名的“五•二0声明”，至今读来，依然使人热血沸腾；“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那一曲响亮激越的旋律也依然在耳边回响。反观那些媚美惧美的后来者们的所作所为，却是多么的令人不齿，令人愤慨！正是：
　　伟人自有大气魄，沐猴而冠还是猴。
　　弹琴唱曲装小儿，热脸蹭个冷屁股！
　　且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广场组织了50万军民的隆重集会，支持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只见广场上红旗飘动，口号声、欢呼声惊天动地。
　　此时，毛泽东正在人民大会堂与西哈努克亲王进行亲切交谈，他挥了一下手说：
　　“现在是大国怕小国。没有蒋介石和日本，中国就不能胜利。”
　　西哈努克亲王谴责朗诺发动政变，认为朗诺将推动印度支那人民走向革命，并再次感谢中国的支持。他还说：
　　“印度支那3国人民决心战胜美国，我们有中国做我们的可靠后方，一定会战胜。”
　　毛泽东说：
　　“没有中国，你们也行。华盛顿当时反对英国，他只有300万人，战胜了英国。法国大革命时很困难，整个欧洲国家包围法国。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只有8万党员。现在美国进退两难，退也困难，最好多呆一些时候。”
　　西哈努克亲王说：
　　“呆长一些，会加强人民的斗志。”
　　会谈结束以后，周**陪同毛泽东和西哈努克亲王来到天安门城楼上。
　　林彪宣读了毛泽东“五二0声明”的全文。
　　西哈努克亲王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充满信心地说：
　　“柬埔寨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定地屹立着。因为柬埔寨人民已经揭竿而起，决心进行顽强的、毫不退缩的斗争，反对并彻底战胜一切卖国贼、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把它们从印度支那的土地上永远清除出去。”
　　毛泽东不断地向游行示威的人群挥手致意。西哈努克亲王眼见得毛泽东“五•二0声明”产生的巨大影响，他看着排山倒海的人潮，激动得热泪盈眶。
　　会后，北京举行了150余万人的声援游行。
　　与此同时，中国各大中城市军民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五•二0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尼克松闻知中国如此举动，气得暴跳如雷。他既不愿失去中美改善关系的机遇，可又放不下霸权主义的架子，所以就抓起电话颁布命令说：
　　“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第7舰队的舰只，全部开进台湾海峡，挫掉毛泽东那种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恐吓他们。”
　　基辛格见尼克松如此气急败坏，就劝慰道：
　　“我们在台湾海峡重新部署力量，并非良策，而只会把事情搞糟。”
　　经过基辛格一番分析，尼克松的情绪才稳定下来。由此，他也更加信赖眼前这位哈佛教授了。
　　欲知中美关系后来如何发展？请看以后详细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48
第十卷：只争朝夕
第348章
　　“她的婚姻由她自己做主，爸爸妈妈不能管。是工人也行，是农民也行，这是第一。第二，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就不革命了？不是党员也是要革命的。第三，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她们两个愿意就可以了，就行了。”
话说1970年6月14日，这一天是章含之35岁生日。一大早，北京针织总厂军代表办公室，派人到车间找主动来工厂锻炼的章含之，告诉她说，毛泽东来电话，要她立即向工厂请假，到中南海去见毛泽东。
　　章含之换下工作服，请了假，骑上自行车，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坐在床上喝茶。章含之趋前问候说：
　　“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见了。”
　　毛泽东高兴地笑着，拍拍床沿示意章含之坐下。他笑着说：
　　“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是不是‘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呀？”
　　章含之没有想到毛泽东日理万机，竟然还记得1966年7月间他派秘书捎给自己的那几句话，其中有“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有忧明日愁”一说，她非常激动地说：
　　“主席，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还是不明白。”
　　毛泽东说：
　　“不明白不要紧，慢慢地就会明白的。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护好！总理给我写信要采取保护措施，我很赞成！”
　　毛泽东从床上起身，披上衣服，说：
　　“我有事要同你商量，到外面去谈。”
　　毛泽东带着章含之来到会客室，坐在沙发上，问道：
　　“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
　　章含之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4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但都没搞成，因为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
　　“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上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
　　毛泽东说着，习惯地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继续说：
　　“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办，反正不能走老路。”
　　毛泽东把烟放在鼻子上嗅了嗅，又放回茶几上，说：
　　“我派你回外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
　　章含之又惊又喜，连忙说：
　　“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
　　“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你们外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
　　“总数我说不清，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10多个。”
　　“这些人现在都在哪里？”
　　“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
　　“噢！要弄清楚再解决。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
　　“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
　　“有道理，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些外国人来教书。教育改革就这样办，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呆在学校了。”
　　章含之闻言有些不解。毛泽东喝了一口茶，不慌不忙地说：
　　“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你这位女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有说服力。我们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你要是同意，我就告诉外交部。”
　　1970年6月间，毛泽东看了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请示》中说，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5万元。毛泽东口头指示说：
　　“给秘鲁救济5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100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100万或150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写道：经过3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因此计划从本年度下半年起，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2至3年。另办1年左右的进修班。在教学中，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招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其中，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可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0年6月，李讷在江西井冈山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创办的“五七干校”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向爸爸汇报了自己的处境和想法。
　　原来，在全国各地办起了“五七干校”后，毛泽东为了锻炼年届30岁的小女儿李讷，也让她打起背包，到江西井冈山下中央办公厅办的“五七干校”去参加劳动。此后，毛泽东曾经让谢静宜到干校去了解李讷的情况。
　　谢静宜，河南商丘县人，生于1837年。她是1953年在初中毕业后进入了中南海，开始担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
　　谢静宜带着毛泽东的嘱托，来到“五七干校”，问起李讷的婚事。李讷说：
　　“我根本不急，我母亲倒是挺急的，我想听听爸爸的意见。”
　　谢静宜回到北京后，把李讷的想法转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你转告她，她的婚姻由她自己做主，爸爸妈妈不能管。是工人也行，是农民也行，这是第一。第二，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就不革命了？不是党员也是要革命的。第三，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她们两个愿意就可以了，就行了。”
　　在“五七干校”里，绝大部分的人都比李讷的年龄大得多，所以她的交往范围非常小。后来，李讷和一个与她交往比较多的姓徐的小伙子相爱了。小徐比李讷小几岁，工人家庭出身，只有中学学历，他原是北戴河管理处的服务员。毛泽东和江青尊重小女儿的意见，完全同意他们的婚事，还送了一套马恩全集及其它礼物，向他们表示祝贺。李讷的堂姐毛远志和堂姐夫、干校党委书记曹全夫为她操办了简单的婚礼。可是，李讷和小徐由于性格不合，志趣不同，不久就分居了。此时的李讷已经怀有身孕。后来，两人正式离婚，小徐被推荐到河北省铁道学院读书，成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
　　这次失败的婚姻对李讷打击很大，一直生活在顺境中的她，简直无法承受。于是，她想换一换环境，就在6月间写给爸爸的信中说，她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受教育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都认识她，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对她总是照顾得多，锻炼不大。她说她愿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毛泽东看了李讷的来信后，立刻叫来了谢静宜，他对谢静宜说：
　　“我非常同意她的这个想法。现在，我叫你来，是想叫你到江西去，帮助李讷上山下乡，跟知识青年一样。”
　　谢静宜临行前，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交代工作人员不要封口，让谢静宜带给李讷。谢静宜深知毛泽东这样做，既是对她的信任，也是让他的女儿李讷了解这种信任。
　　李讷接到父亲的信后，很高兴。她开玩笑地对谢静宜说：
　　“爸爸派来了钦差大臣了。”
　　后来，李讷生了一个男孩子，取名叫李小宇，雇了一个保姆，钱就不够用了。谢静宜说：
　　“跟主席要一点吧？”
　　李讷没有吭声。谢静宜回到北京，问毛泽东身边的人说：
　　“李讷要点钱，得跟主席提多少合适？”
　　那人回答说：
　　“至少要8000元。”
　　谢静宜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给那么多啊？我那个钱是供应农民队伍的。”
　　毛泽东想了想，又说：
　　“那好吧，给她8000吧。现在给她3000，她走的时候，你再给她5000，不要一次都给她。”
　　后来，李讷在农村生病了，毛泽东再次派谢静宜去看望她。谢静宜到知青家里一看，只有一个轮流做饭的小姑娘。小姑娘告诉谢静宜说，李讷发着烧，跟老乡一起去砍甘蔗去了。待会儿李讷回来了，还是很高兴的样子。李讷经过治疗，还是发烧，老是不退烧。
　　谢静宜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谢静宜问道：
　　“是不是让李讷回北京治疗一下再回去？”
　　毛泽东说：
　　“不，她在哪里就在哪里治。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里去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去治，就是不能回北京。难道江西人民病了，都要来北京治病吗？”
　　正是：五七干校新事物，士庶尊卑一般同。后来争说“牛棚”者，读此能不面皮红？
　　1970年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整党建党运动，就是要继续建设和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吐故纳新，把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斗堡垒，把广大党员进一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分子。”
　　7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他见到来自反美前线的兄弟党领导人非常兴奋，谈笑风生，不知不觉间原定的谈话时间就到了。周**抬手看了看表，毛泽东似乎没有看见，依然饶有兴趣地问凯山•丰威汉：
　　“我不大懂，万象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凯山•丰威汉回答说：
　　“老挝的象很多，过去国王举行庆典，都要有大象，尤其是白象，是最名贵的。”
　　“你今天解决了我的一个问题。”毛泽东高兴地说。接着，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中国有一部古书，名叫《启颜录》，是隋朝时候写的一部讲笑话的书。其中有一则笑话，说中国北朝，信奉佛教。有一次开法会，由一位高僧登坛讲经，讲到中间，一个人站起来问他，释迦牟尼平时出门骑的是什么牲口？高僧回答：释迦牟尼在家是坐在莲台之上，出门时则骑白象。这个提问的人说：不对，你根本没有读懂佛经，释迦牟尼出门骑的是牛而不是象，佛经上说：‘音貌奇特’，‘奇特’不就是说骑牛吗？高僧听了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对付不了这个人。”
　　讲完故事，他忍不住自己先笑了起来。在座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和凯山•丰威汉等外宾也都跟着大笑起来。
　　此时的速记员吕辉祥把“音貌奇特”误听成为“音麻奇踏”。这个词连翻译也没有听明白，更不懂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就请求周**、康生帮忙。周**和康生交换了一下眼神，没有说话。林彪、黄永胜则低着头，大概也是没有听懂。翻译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只好口中念念有词，应付了几句。吕辉祥很佩服翻译的应变能力。会见结束后，他问翻译员当时是怎么翻译的？翻译说，我也不知道，就应付过去了。这下可难坏了吕辉祥，弄不懂“音麻奇踏”的意思，就无法整理好会谈记录。他查了《辞海》、《辞源》，也没有找到这个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心想：“这怎么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呢？”一直折腾到半夜他才突然想起来，到北京大学向知名学者请教一下，也许能找到答案。果不其然，北大一位老教授在查找资料后，给出了答案。他说：《启颜录》是隋朝人侯白写的一本笑话集，原书已散失，今存敦煌卷子与后人辑本多种，收集笑话百余则。据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说，《太平广记》引用甚多。你所说的“音麻奇踏”实为“音貌奇特”。“奇特”二字可以理解为骑牛。‘特’字有两说，一说是指公牛或母牛；《玉篇》有云：特，牡牛也。一说是泛指牛。樊绰的《蛮书》云，有一家生了一犬，初如小特。所以“奇特”即“骑牛”之意也。而佛经上所说的“音貌奇特”，本意是指释迦牟尼长相风度奇特，可是提问的人却偏偏说释迦牟尼是骑牛，这不是很好笑的吗？吕辉祥闻言，恍然大悟，连声道谢。他更加由衷地敬佩毛泽东那博大精深的学识！
　　7月上旬，中国和坦桑尼亚、赞比亚3国代表在北京举行有关坦赞铁路问题的第4次会谈。
　　赞比亚代表团长提出，他们要用机车真空制动停车装置。
　　此前，中国和坦桑尼亚都已经用上了新的制动方法。赞比亚提出这个要求，主要是怕自己的国家将来会有不测之祸，所以他们坚持要用真空制动装置。有的中国人不理解，就说：
　　“他们和坦桑尼亚的关系不是很好吗？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亲如姐妹的国家，根本用不着担心发生什么事情嘛。我看他们有些神经过敏。”
　　周**轻轻摇摇头，说：
　　“‘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不错，两国关系现在是极为友好的，是亲如姐妹的，可是，即使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亲兄弟，尚有不和之时，何况是两个国家。”
　　赞比亚提出的这个技术问题，一时难住了许多专家。周**说：
　　“你们把这个课题交给群众，讲明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援建的坦赞铁路遇到的难题，请他们帮助解决。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解决的。”
　　果然，二七机车车辆厂的攻关小组，没过几天就拿下了这个难题：他们设计的这个装置，在坦桑尼亚境内用空气制动，到了赞比亚境内，只要把阀门一关，就可以改用真空制动。
　　问题圆满解决了，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代表团成员非常高兴，他们强烈要求，要见一见毛泽东。
　　7月11日17时35分，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中、坦、赞3国代表。他在大会堂门口一眼就认出了赞比亚财政部长穆登达，像老朋友那样打招呼说：
　　“我们又见面了。”
　　穆登达异常激动，他说：
　　“非常荣幸看到阁下，感谢阁下还记得我。”
　　毛泽东握着穆登达的手，对周**说：
　　“**，你看他还是那么年轻。”
　　穆登达转达了尼雷尔和卡翁达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表示谢意，他又风趣地说：
　　“我们这些人，帝国主义都是不高兴的，无论是你们的两位总统也好，还是我们这些人也好，都不大中他们的意。那有什么办法呢？你们来北京没有通知英国、美国吧？”
　　两个团长听毛泽东这么说，还真的认了真，就回答说：
　　“没有通知他们。”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舒心地吸了一口烟，两手搭在座椅把上，神采飞扬，他说：
　　“他们过去不肯修这条路，现在又很想修了，他们的早晚市价是不相同的。”
　　毛泽东看着人们频频点头，接着说：
　　“中国的确是被帝国主义一些大国看不起的，技术落后，穷得很。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些穷朋友。互相帮助嘛。其实，这条铁路算什么数啊？统共才一亿英镑。”
　　他转身问周**：
　　“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了吧？”
　　坦桑尼亚代表团团长贾马勒说：
　　“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
　　毛泽东说：
　　“靠不住，问题总会有的。”
　　贾马勒却坚持说：
　　“但问题解决了以后就不再是问题了。”
　　周**出面打圆场说：
　　“新的问题又会出现。”
　　毛泽东又问周**：
　　“这条铁路准备修几年啊？”
　　周**答道：
　　“计划6年，希望能够缩短。问题是他们的劳动力需要逐步学习技术。”
　　毛泽东对坦赞关于制动问题的争论非常关心，他问争论的是什么技术问题。周**说：
　　“就是火车停车时，是用真空制动还是用空气制动。空气制动是比较先进的，但是，赞比亚还是用的真空制动。”
　　毛泽东笑着说：
　　“这些我不知道，一窍不通。还是我们总理比较通。”
　　周**赶紧指着坦、赞朋友说：
　　“我也不通，是跟他们学的。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
　　毛泽东幽默地说：
　　“有些中国人的话不能听。还是找外行比较好，比如我们的总理，他就是外行，他好讲话。”
　　毛泽东又问道：
　　“听说成昆铁路拍了个电影，放给他们看了没有？”
　　李先念回答说：
　　“看过了。”
　　毛泽东说：
　　“要快也可以快，要慢也可以慢。”
　　他转向非洲朋友说：
　　“这条铁路如果修起来，会带动你们国家许多工业。一定要修起来。”
　　周**说：
　　“他们地上、地下的资源都很丰富，有许多有色金属。”
　　毛泽东对穆登达说：
　　“我看了简图上赞比亚的都城卢萨卡，靠近南罗德西亚。”
　　穆登达回答说：
　　“比较近，距离边界大约300英里，给我们造成许多问题。”
　　毛泽东数了数参加接见的共有12个人，就笑着问周**：
　　“你会见的时候是多少人？”
　　周**笑着说：
　　“也是12人。”
　　毛泽东开玩笑说：
　　“那我们就平等了！”
　　逗得周**和在场的人再次笑起来。
　　1970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张玉凤正在打扫着专列车厢，列车长和副书记来到她跟前，问她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要她去中南海一趟。
　　上午11点，张玉凤来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和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接待了张玉凤，问她是否愿意到中南海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毫无思想准备的张玉凤便一口答应下来。
　　张玉凤，1944年出生于东北牡丹江，14岁辍学到铁路局工作。1960年调至北京铁道专运处，在外国元首及国家领导人外出的专列上当服务员。1968年，她与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那年她24岁，不久，生下了一个女儿。
　　7月中旬，叶群一伙面对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坚决态度，心急火燎。叶群和吴法宪谈话说：
　　“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同志怎么办？往哪里摆？林彪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提议写上这一章。”
　　于是，吴法宪按照叶群的吩咐，在修改宪法起草会议上，再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问题。
　　周**马上给汪东兴打去电话说，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又有一些人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要他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汇报一下。毛泽东听了汪东兴的汇报，要他打电话告诉周**说：
　　“不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这是毛泽东第5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7月2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意见；并讨论和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7月21日，《红旗》杂志第11期刊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专辑”。专辑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这篇文章实际上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撰写的。
　　文章中提出了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6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实行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工人阶级要掌握领导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
　　第二，建立一支教师队伍。“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工农兵教员、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教师队伍。”“工农兵教员是教师队伍中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
　　第三，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把大学办到社会上去”，“使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走《五•七指示》指引的道路”。
　　第四，“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第五，彻底改革教材。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打破旧的教材体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工农兵的需要为出发点，三大革命为源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
　　第六，实行新的教学方法。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教学。打破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改变以课本为中心、教师为中心的方法。
　　7月下旬，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了南方。
　　7月27日，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报一刊”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起草的社论稿。陈伯达和张春桥就草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了分歧。陈伯达提出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的“毛主席和”这4个字去掉。张春桥表示反对，坚持不改。
　　周**见双方争执不下，就说：
　　“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7月28日，周**将讨论社论稿的事情报告给毛泽东，其中写道：“要请示主席。”
　　7月29日，周**、黄永胜到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周**又向毛泽东汇报了讨论社论稿时发生的争论情况。毛泽东听后，看了黄永胜一眼，故作轻松地说道：
　　“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
　　说罢，就让汪东兴代替他把社论稿中的“毛主席和”那4个字圈去。
　　接见外宾结束后，黄永胜就回了北京。
　　7月30日，周**在给康生、江青、黄永胜、张春桥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写了一封信，转告了毛泽东对社论稿的意见。
　　在社论中去掉了这4个字，就变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这一点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只是因为他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而且当时又是当着黄永胜的面，所以故意不点破罢了。事后，毛泽东对汪东兴这样说：
　　“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
　　欲知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如何发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教育革命的理想，在毛泽东心里已经埋藏了半个世纪之久。尽管他一生都在实践着新式教育：从他个人的自学，到觅友互助，到创立新民学会；从他当小学、中学教师到创办工人夜校，办预习学校、自修大学、红军大学，再到抗日军政大学；无不是对新式教育模式的不断探索。但由于战争、经济建设以及政治时机的不成熟，他还始终没有对他自幼恨死了的旧式教育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而此时的毛泽东，终于成为说一不二的领袖了，终于可以进行他理想中的教育革命了。于是，他就毫不犹豫地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育革命；于是就出现了一场据有些人说是教育史上的大灾难。据某之愚见，毛泽东提倡的教育革命的实质，就是要在教育中培养人们的个性，而反对填鸭式的那种培养共性的、培养奴性的教育模式，这恰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如出一辙。且不说教育的阶级性，一个共产主义者提出的教育模式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的教育模式基本相同，岂不是发人深思的问题吗？教育革命究竟是耶？非也？后人尚需思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49
第349章
　　“他把你当作武则天，依我看是高抬了你。你翻开历史看一看，武则天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也是大改革家。她对付她的敌人很有一套，反对派几次都置她于死地，都被她巧妙地粉碎了。要是换了你，早就呜呼哀哉了。所以，你要是武则天倒好了。”
    话说1970年8月7日，中国政府和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经过协商，双方签订了一个中国向柬埔寨无偿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
　　8月13日下午，康生主持召开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张春桥说：
　　“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宪法里写上毛主席是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话，使人感觉到很不严肃，总给人一种讽刺的意味。法律嘛，是规定整个国家和政党的行为规范的大典，写对领袖的评价不好，也不符合毛主席一贯的思想。”
　　康生也说：
　　“宪法里不要再提什么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些词了。法律用修饰语不严肃，给人一种歌功颂德的意思。”
　　吴法宪不知道去掉那几个副词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的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他一听张春桥、康生这样说，以为这下可抓住了他们的把柄，立刻就火了，于是就情绪激动地说：
　　“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了情况。
　　会议结束后，陈伯达邀请吴法宪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决定，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做汇报。
　　13日晚，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说：
　　“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叶群还要求黄永胜和陈伯达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斗争。
　　叶群又给陈伯达打电话说：
　　“现在我们抓住了炮弹，是他们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是攻得厉害些也不过是策略问题，而他们是政治错误。你要做好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的准备。”
　　据陈伯达后来在回忆中说：“这就使我下定决心，要和张春桥、康生决一雌雄了。当然后来我才知道，张春桥反天才并不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受江青直接指使的。江青把反对天才的说法的底子告诉了张春桥，就是让他来否定和纠正林彪的所谓错误，以此来树立张春桥的威信。实际上是想把张春桥在未来的中央全会上选进政治局常委和党的副主席。”
　　8月14日，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顺利地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
　　这完全出乎林彪等人的意料，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说：
　　“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此后，陈伯达、黄永胜按照林彪、叶群的吩咐，搞出了一个“三大助手”论。黄永胜、李作鹏散布说：
　　恩格斯、斯大林、林彪分别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助手，在这“三大助手”中，“林彪同志是最好的助手”，“最光辉的助手”。
　　李作鹏也在海军首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吹棒林彪是：
　　“最伟大的天才的军事家，也是伟大的天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邱会作在一次专家会议上说：
　　“林副主席的指示是普遍真理。”
　　吴法宪则更加没边没沿地称赞林彪说：
　　“林彪同志比恩格斯、斯大林高得多。”“没有林彪副主席，就没有我们的军队，就没有我们的国家。”
　　8月18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随同下，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8月19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九江市。他们一行人换乘汽车于下午上了庐山。这是毛泽东第3次上庐山，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庐山。
　　下午3点多，毛泽东在山上庐林湖里游泳。尔后，他来到庐林湖之侧的别墅“庐林一号”，一批又一批的接见各方面的负责人，一直工作到20日清晨，再回到美庐休息。
　　已经77岁高龄的毛泽东，精神大不如从前了，他对余宝山说：
　　“我现在上楼不行了，要住平房。身体不行了，恐怕以后来不了庐山了。你在庐山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余宝山听了这话，心里非常难过。
　　8月20日，林彪、叶群带着林立果上了庐山，他们安装了6部电话专线，还调来了两架直升机待命。
　　在此前后，康生、陈伯达、周**、叶剑英等人也陆续到了庐山。
　　据黄永胜后来在回忆中说：“叶剑英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对我说：‘对林副主席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只要他能接了毛主席的班，就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我们恨的是那些没有半点功劳的黑秀才。’当时我把叶帅的话向林彪反映以后，林彪也这样估计形势，他说：‘我们和眼镜（指张春桥和康生——笔者注）斗，会得到大多数中央同志的支持。’叶群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说：‘江青在党内的高级干部中没有多大的市场，在军队内部也没有多少人跟着她跑。原来她是利用我们打倒老右，现在她是想扩充她的势力了。你们一定不要让她得逞。要注意和反对她的所有人建立不成文字的君子协定，建立反对他们的统一战线。’林彪对我说过：‘你们不要小瞧姓张的眼镜，毛主席准备把他作为未来的党的副主席呢。这个人将来是我们最大的隐患，江青的许多点子都是来源于这个人。’陈伯达也对我说：‘张春桥如果不把他早日除掉，将来肯定会坏我们的事的。他在党内没有多大的市场，可以借助一切反对他的人把他打倒。把他打倒了，江青就没有多大的能力了。江青借助他而呼风唤雨，推波助澜。毛主席完全把希望寄托到这个人身上了，大有取代林副主席之势。’听了这些分析，我们认为现在把他搞掉还有绝对的优势，如果再晚了，我们就搞不动他了。建立在这点上，林彪才开始造舆论。”
　　再说陈伯达上山以后，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答应见他，陈伯达非常高兴。毛泽东和他握握手，落座以后，毛泽东说：
　　“这两年你都不见我看我了。你的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来见了。文章也不写了，总是动动嘴巴，叫个别人去写。”
　　毛泽东谈话很短，他最后说道：
　　“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要团结起来。”
　　8月20日和21日，毛泽东的心情很轻松，他不是看书就是休息，每天下午还都要到庐林湖游泳。
　　8月21日，周**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短信，报告说：
　　“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
　　信中还报告了这3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8月22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庐山三所的办公室里，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周**、陈伯达、康生开会。汪东兴列席会议做记录。
　　会议主要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原定的会议议程有2项：1、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宪法草案。2、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毛泽东建议增加1项内容，他说：
　　“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以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
　　康生说：
　　“修改宪法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了第一次会议。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草案。”
　　毛泽东说：
　　“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
　　林彪、周**、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建议，提议由毛泽东讲形势问题。毛泽东说：
　　“我主持会议，不讲了。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同志讲。”
　　康生说：
　　“宪法修改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
　　毛泽东说：
　　“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
　　毛泽东又征求林彪的意见说：
　　“怎么样？你讲不讲了？”
　　林彪说：
　　“就这样定吧。我也不讲了。”
　　周**就计划问题说：
　　“自今年开了计划会议后，收效很快。5个月以来，全国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地方上的积极性大了。”
　　毛泽东说：
　　“原来这个权力下放，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已解决了。”
　　周**接着说：
　　“各省市自治区不仅仅是农业有了生气，有了发展；而且现在看起来工业形势也好。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原定‘三五’计划的差不多，虽然文革的头两年有一点下降。”
　　毛泽东说：
　　“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晓得蒋介石统治的时候，煤要不要南运？粮食呢，要不要北运？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
　　周**说：
　　“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
　　康生说：
　　“哪里的毛主席思想传播了，哪里的工作、生产一定就好了。规律完全是这样。”
　　毛泽东摆摆手，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
　　“看我们是依靠谁的问题了。有的人依靠专家治厂。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甚至专家，除这以外，也还要依靠工人。”
　　林彪说：
　　“主要是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陈伯达说：
　　“我到下面看了一下，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干劲也很大，连中学生都自办工厂。”
　　周**把话题转移到政治上，他说：
　　“还有党代会的问题。”
　　康生说：
　　“恐怕有些县市，甚至有的省市要开党代会。”
　　毛泽东说：
　　“党代会不仅是从下到上开，有的要用从上到下的办法开。”
　　康生说：
　　“两个办法都可以。”
　　周**说：
　　“等到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的时候，各省市自治区开成党代表大会，我看基本上是可能的。”
　　毛泽东问：
　　“整党，各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吗？这个‘吐改’吐得怎么样呀？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
　　毛泽东所说的“吐改”，就是指整党中的“吐故纳新”。周**说：
　　“现在挂起来的较多，”
　　康生补充说：
　　“我说‘挂故’多。”
　　“挂故”是指把将要处理的干部挂起来。毛泽东说：
　　“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
　　周**说：
　　“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认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
　　毛泽东看讨论得差不多了，就说：
　　“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会就开到这里吧。”
　　有人又提出了在修改的宪法中应该规定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几名常委附和道：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
　　“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毛泽东最后严厉地告诫说：
　　“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这是毛泽东第6次当众打招呼，说他不要当国家主席。
　　8月22日晚上8时，周**、陈伯达、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安排的意见。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在介绍经济发展的情况时说：
　　“有些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比文革初期有所下降。”
　　江青插话说：
　　“农业生产没有下降。”
　　周**说：
　　“我讲的是工业。”
　　陈伯达、康生和汪东兴在会上都作了补充讲话。
　　8月23日下午，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庐山礼堂的小会议室碰头，毛泽东问周**和康生说：
　　“你们谁先讲啊？”
　　林彪突然说：
　　“我要讲点意见。”
　　周**、康生就说：
　　“好吧，那就林彪同志先讲。”
　　在常委会讨论会议议程时，林彪说他不讲了。现在他却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其他常委都不知道。毛泽东看了看林彪，说：
　　“你们3个讲吧。”
　　此时，开会的铃声响了，毛泽东、林彪、周**、陈伯达、康生依次进入庐山礼堂会场，在主席台上就座。
　　下午3时，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到会的有255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宣布开会。周**宣布全会的主要议程是：1、讨论修改宪法。2、讨论国民经济计划。3、讨论战备问题。
　　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位常委说：
　　“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
　　这时，林彪首先拿出了一份讲稿，开始讲话，他说：
　　“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林彪在讲完开场白之后，就转入了他要讲的正题，他说：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是伟大的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但是，有个别人反对这种提法，他们认为毛主席不是天才，甚至讲什么毛主席的学说没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我还是坚持天才这个立场，而且绝不退步和动摇。有人利用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问题来反对毛主席，这是不允许的。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
　　林彪还说：
　　“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修改草案，认为这个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30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某些自不量力的人想否定毛主席是天才，能否认得了吗？我看不能！”
　　“毛主席的天才和这种领导地位，就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说毛泽东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的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地位的巩固还是不巩固。”
　　“胜利以后这20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泽东思想的作用。”“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创造出新的东西来。”
　　林彪看着稿子，一口气讲了1个半小时。台下还时不时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的这个讲话完全打乱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并为其同伙定了调，发出了动员令。
　　据纪登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就说过：在中央全会上，我们还可以再补充几个党的副主席。有了武的，还要有文的嘛。这样才可以使党的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对此，林彪明明知道，但是他要装糊涂。在九届二中全会前，他就给他的死党们透露，他要整张春桥和姚文元，矛头主要指向江青的。这实际上是在打招呼，以便上下结合。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林彪叫人给许世友都做了工作，让他揭发张春桥的问题，许世友保证：‘只要林副主席发令，我们坚决做到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张春桥他算老几，他想造反，老子一个枪子儿就要了他的命了。’”
　　再说林彪的突然袭击，使坐在旁边的毛泽东越来越不耐烦，显得很不高兴的样子。周**、康生也表现出很着急的神态。而陈伯达则完全不一样，他听得是津津有味。林彪讲完时已经4点半了，毛泽东对周**、康生说：
　　“你们讲吧。”
　　他的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声调。周**见状，便说：
　　“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
　　“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泽东立即宣布说：
　　“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
　　据张玉凤回忆说：“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话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此时的江青也平静不下来了，她急急忙忙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就轻轻地走到毛泽东身后，帮他整了整白色衬衣领子，又添了点茶水，然后坐在他的旁边。毛泽东看完文件，才转过身来，微微一笑，说：
　　“我算到你就该来了嘛。”
　　江青说：
　　“我都急死了，你还稳坐钓鱼船。林彪怎么那样讲呢，你得出面跟他谈一谈。不然，中央委员们的思想多么混乱啊！”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
　　“有看法可以讲嘛！讲出来比不讲出来好。对林彪我们还是立足于拉。不然，刚开过九大就分裂？但是，错误的思想要批。有些人置天下大事于不顾，对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去认真研究理解，光想着进行权力再分配，他们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自己在国家政府中捞个一官半职，专心经营个人的私利。”
　　江青说：
　　“陈伯达这个人不地道，林彪的讲话中大篇引用马克思的话，我看是他在捣鬼。”
　　毛泽东笑了，他说：
　　“陈伯达狗屁不通，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春桥在这个问题上有先见之明。他给我讲过：恩格斯一贯反对别人给他祝寿，恩格斯说：‘我一向厌恶这类场面，多次都顺利地避开了，希望以后也是如此。’等等。1891年11月28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舞团准备举行音乐会庆祝恩格斯71岁寿辰，恩格斯立即写信制止，说：‘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庆祝会餐，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此外，恩格斯也不愿意让别人称他为导师。1894年5月，普列汉诺夫第一次给恩格斯写信时，称恩格斯为导师，恩格斯便回信指出：‘首先请你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呀。这不仅仅是谦虚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我去掉什么天才、创造等词汇，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江青说：
　　“他攻击张春桥、姚文元，实际上是嫉妒他们俩。他还经常在背后说我是武则天，就是因为我当面批评过他几次，所以就记恨我。”
　　此时的江青还不知道林彪也早已把矛头对准了她。据李作鹏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林彪曾经写过一首诗词，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壮志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这首诗词被谱成歌曲后，我们都唱过。叶群就对我亲自说过：‘林总的这首诗词，就是对着三滴水来的。这个女人就是仗着毛主席的势力来压人，许多老同志都不服气她！你看看吧，要是毛主席死了以后，谁还会买她的账！我也不买她的账，她没有积下那个德呀！’我对海军的一些人和我所熟悉的人说：‘张春桥算老几？他想取代林副主席的地位，那是根本没门的，他要当党中央副主席，我们就起来造他的反！’我还说：‘江青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时候了，党的九大已经召开，整个国家已经走向了正规，现在她是应该听林副主席的，而不是让林副主席听她的。江青有什么了不起，要不是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林副主席早把她轰出去了。’”
　　再说毛泽东听江青那样说，哈哈大笑，他说：
　　“他把你当作武则天，依我看是高抬了你。你翻开历史看一看，武则天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也是大改革家。她对付她的敌人很有一套，反对派几次都置她于死地，都被她巧妙地粉碎了。要是换了你，早就呜呼哀哉了。所以，你要是武则天倒好了。”
　　江青说：
　　“先不说我。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在宪法草案中没提‘天才’问题，又没有设立国家主席的条款，所以有些人就把矛头对准了他俩，还想对他俩进行围攻。”
　　毛泽东说：
　　“如果他俩有错误，可以检查，对了就要坚持。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围攻！人总是有点压力好，没有压力能革命吗？我们几十年来，经受过多少压力？总想轻轻松松干革命的人恐怕永远成不了什么气候，不要认为共产主义会自动地到来。直截了当地说吧，历史的必然也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艰苦斗争，要付出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才能达到目的。所以，我们这些人不要追求舒服。你把我这些话告诉春桥、文元同志，让他们思想上有准备。”
　　23日晚上，周**召集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开会，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却突然说：
　　“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
　　他要求再播放林彪的讲话录音，与会者纷纷附和，这个意见被通过了。
　　据吴德后来回忆说：“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据陈永贵后来回忆说：“1970年8月23日晚上，李雪峰对我说：‘永贵同志，你应该表态了，你是农业的榜样，讲的话很有号召力。现在中央有那么几个王八蛋在反对林副主席，反对陈伯达同志，他们比罗瑞卿、陆定一还要坏。他们的阴谋要是得逞，我们的国家就会再倒退回文化大革命以前去了。现在林副主席的动员令已经下了，你要带头讲话，要求中央把那几个王八蛋揪出来，批倒批臭。’我问他：‘林副主席讲话中指的是谁？’他说：‘我告诉你后，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现在中央还没有点名，只是对事不对人的时候。林副主席和伯达指的是上海的那几个家伙，他们在组织小山头、小宗派。他们的阴谋得逞不了，现在全军代表都在反对他们。’我这下心中有数了。”
　　再说周**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在24日上午，让代表们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进行讨论。
　　林彪得知吴法宪在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关心。他派叶群和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
　　就在23日这天晚上，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吴法宪又打电话给还在北京的黄永胜，传达了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
　　黄永胜则按照林彪讲话的口径，草拟了讲话要点：
　　1、拥护林彪的讲话。2、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称“天才”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3、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
　　8月24日上午8时，除了毛泽东、林彪、江青之外，由汪东兴主持，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所有人员，在庐山礼堂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录音一共放了两遍。中间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与会人员热烈鼓掌，表示支持。会议一直到11点半才散会。
　　周**交代汪东兴说，你将大家建议印发林彪讲话稿的意见，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一下。
　　汪东兴走到礼堂门口时，陈伯达交给汪东兴1份材料，说：
　　“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
　　汪东兴问：
　　“你是要发给常委吗？”
　　陈伯达说：
　　“是的。”
　　汪东兴一看，陈伯达要打印的材料是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关于称天才的几条语录。他想，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于是，他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
　　尔后，汪东兴来到毛泽东住处，按照周**的嘱咐，向毛泽东报告了代表们要求印发林彪讲话稿的意见。毛泽东说：
　　“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讲话稿要由林彪同志审定后发。”
　　汪东兴立即用电话将毛泽东的指示报告了周**，周**说：
　　“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汪东兴让王良恩去林彪住处取讲话稿，结果，他没有拿来。后来王良恩25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
　　就在24日这天中午，陈伯达、吴法宪将另行打印出来的关于“天才”的语录材料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除了未上山的黄永胜以外，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这个材料却没有送给李德生看。
　　叶群与吴法宪等人还商定，在下午分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统一行动，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泽东，煽动要揪人。
　　8月24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分组会议，讨论林彪的讲话。江青为此大发脾气，她说：
　　“怎么把原定的程序都推翻了？全会究竟是听谁的？”
　　下午3点钟，华北组按照全会的安排，召开讨论林彪讲话的会议。陈伯达、汪东兴来到华北组，有一个人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他的话，请陈伯达先讲话。
　　据陈永贵回忆说：“8月24日，陈伯达和汪东兴来华北组参加讨论的时候，我再次问汪东兴：‘听林副主席的讲话后，我很激动，想发言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还要放炮，把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坏蛋揪出来，你看可以不可以？’汪东兴回答：‘当然可以，不但你讲，我也要讲。我早就对那几个人憋了一肚子火了，他们坏得很，现在都不把林副主席和伯达同志放在眼里，将来还会把谁放在眼里呢？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那些人给弄坏的。一定要把他们给揪出来。现在时机已经到了。’有了他们的部署和安排，我才敢在华北小组会议上发言。当时我很激动，把张春桥等人狠狠的痛骂了一顿。”
　　再说陈伯达在发言中说：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吧？更不要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材。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汪东兴接着发言，他说：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在讨论修改宪法时，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热烈希望毛主席继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刚才伯达同志讲的情况是严重的。我们党内有这样的野心家，他们在巧妙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没有刘**的刘**路线，是刘**反动路线的代理人。”
　　陈伯达插话时，还手舞足蹈地说：
　　“多么猖狂啊！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陈伯达的煽动性发言，使与会者都激动起来。汪东兴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的发言更使与会者相信这是毛泽东的意思。顷刻会场群情激愤，对陈伯达讲话中谈到的“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许多人纷纷要求，把反对毛泽东是天才的人揪出来，说对这种人“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刮”。
　　这天下午，叶群在中南组发言时，声泪俱下地说：
　　“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
　　“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反对在宪法上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可是有人想往下吹。”
　　“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然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
　　吴法宪在念了毛泽东、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后，接着说：
　　“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
　　“对待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这次全会上他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中央委员吴桂贤在发言中说：
　　“毛主席不主张设国家主席，你们为什么还要设？这是听毛主席的话吗？”
　　周**听了高兴地说：
　　“吴桂贤有头脑！”
　　华东组也按时召开讨论会。华东组的组长是许世友，副组长是杨得志、韩先楚和王洪文。中央的领导人有张春桥、陈云、王震，还有徐景贤、方毅、程世清、周赤萍、韦祖珍、彭冲、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等人。王洪文、徐景贤等人说：陈云没有来，等他来了再讨论。结果华东组为了等陈云到会，就一直没有讨论。
　　这天晚上，许世友和陈励耘给林彪、叶群等人分别报告，说：
　　“有人干扰华东组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
　　汪东兴也对叶群说：
　　“叶主任，这一回我可是豁出去了，不怕得罪那帮秀才们了。只要林副主席身体好，高高兴兴地接了班，我汪东兴就是粉身碎骨也是高兴的。”
　　由于毛泽东这一天对林彪的讲话没表态，有些人就把握不住方向了。陈伯达、叶群等人更是推波助澜，他们造谣说：“毛主席同意林副主席的讲话”。一时间，庐山会议成了宣扬天才和坚决拥护设立国家主席一边倒的局面。
　　在8月24日下午以后的几天里，各小组依然是上午开会，下午开会。晚上吃完夜宵，到了半夜12点多了，大家还都聚在一起听候消息，谁也不肯散去。这是后话。
　　欲知毛泽东如何收拾这一突如其来的混乱局面，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50
第350章
　　“你这个人呀，叫我怎么说你哪！一贯地制造是非，一贯地投机取巧，一贯地见风使舵。你翻开你的历史，你究竟干了些什么？你想利用别人之手把春桥打倒，你眼睛里究竟盯着什么人？你说我是天才，我看你是在说你是天才！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实则呢，大大野心家。”
话说1970年8月24日晚，各组的发言记录汇总到了汪东兴手里。汪东兴一看，有几个人的发言，都引用了陈伯达交给他印发的语录了。他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周**，问道：
　　“陈伯达同志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
　　周**说：
　　“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
　　汪东兴马上把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的原稿及已打印出来的20份语录，全部封存了。
　　这天晚上，在陈伯达的安排下，华北组有一些人整理出了一个2号简报。李雪峰的秘书兼华北组的秘书，把副组长们都签了字的这份简报送到了李雪峰的手里，李雪峰看毕，觉得简报如实反映了会议讨论的情况，而且自己在会议上并没有发言，于是就在简报上签下了他的名字。之后，李雪峰还和一些人串联，要求给毛泽东写信，强烈要求毛泽东继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
　　8月25日晨，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第6号简报，即华北组第2号简报，分发到了6个小组的与会者手里。
　　华北组第2号简报火药味十足。简报中写道：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3年文化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的刘**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干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简报上还写道：
　　“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宪法上不写上毛主席是天才，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反对毛主席。”
　　华北组第2号简报一出，有些小组也纷纷效法，会议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这天上午，在华东组的讨论会上，组长许世友首先发言，他说：
　　“林副主席的讲话十分重要，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像林副主席那样来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
　　王洪文接着发言，他说：
　　“林副主席讲的很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陈励耘因为林立果事先给他打了招呼，所以他杀气腾腾地说：
　　“林副主席在开幕会上的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就是有人胆敢反对林副主席，他们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反对林副主席关于称天才的伟大理论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接班人，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人是些什么狗东西！有那么一些人自不量力，还要反对我们军队的干部。这些人应该站出来，有胆量的就站出来，把问题交代清楚！你为什么要反对林副主席？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许世友大声地说：
　　“老陈，你讲得对，我坚决支持你！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
　　吴德曾经回忆说：“8月25日刊登有陈伯达、汪东兴等人发言的华北组第2号简报（全会第6号简报）印发全会后，各小组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要求设国家主席和揪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的呼声空前激烈了，到处是一片打倒和千刀万剐的叫骂声。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看见张春桥过来，他铁青着脸，见了我只是点点头，没有吱声。我以为他觉察到不妙了，谁知道他已经胸有成竹，已经开始向陈伯达和林彪反击了。我马上给周**打了个电话，说：‘我觉得陈伯达在华北组的活动很可疑，要求中央注意他要揪出的人是谁。’这个电话显然对我后来是产生了作用的。那些天，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紧张之中。”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江青说：
　　“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我们呀！”
　　毛泽东气愤地说：
　　“你想一心一意搞建设吗？偏不让你搞。世界上的事，有时是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去行事的。那好，要斗就斗，奉陪到底，边斗边搞建设。”
　　11点40分左右，毛泽东首先把汪东兴叫到自己的房间，问道：
　　“看到6号简报了吗？”
　　汪东兴看毛泽东神色不对，不敢说这个简报是由他安排印发的，就说：
　　“刚看到。”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已经来过了，他们说6号简报影响很大。”毛泽东顿了顿，严厉地说：“你们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们的当，看你们怎么办？你在我的身边，为什么有事不向我讲，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
　　汪东兴腿肚子一软，“扑通”一下就跪下了，说：
　　“主席，我错了。我不了解情况，我上了人家的当了。主席，我向你检讨。”
　　他说着就大哭起来。毛泽东更加严厉地说：
　　“你汪主任明明知道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为什么你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事到此时，汪东兴只好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推到叶群身上，还基本上把他与林彪、陈伯达、叶群的一些谈话交代了出来。他还说：
　　“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很气愤。”
　　毛泽东严肃地说：
　　“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汪东兴说：
　　“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说：
　　“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
　　毛泽东和汪东兴谈完话，已经是下午2点了。毛泽东让他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3点到牯岭毛泽东的办公室开会。汪东兴通知了林彪、周**、陈伯达和康生，他让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其他的政治局委员。
　　下午还不到3点钟，林彪、周**、陈伯达、康生都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处。毛泽东特意安排，先后找林彪、周**、陈伯达、康生单独谈话。他对林彪说：
　　“不要设国家主席，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林彪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见到了陈伯达，鼓励陈伯达说：
　　“他放出来的魔鬼，未必还能再收回去。”
　　毛泽东和周**、陈伯达、康生谈了话，就召集政治局全体常委首先开会，他说：
　　“上山的时候，我就说要把这个会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一个分裂的会、失败的会。现在好了，会议才开了一天半，整个庐山到处要揪人，要批判反对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人。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是什么天才，我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道理就不多说了。”
　　林彪说：
　　“我反复研究了各种宪法，认为国家不设国家主席不妥当，我主张修改宪法除了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指针作用和毛主席的天才领袖地位外，还应该继续设国家主席。”
　　“我同意林副主席的意见。”陈伯达马上响应说：“国家主席是元首，一国没有元首怎么行？党中央主席兼国家主席是可以的，即使有什么说法，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可以理解。”
　　毛泽东被陈伯达的最后几句话激怒了，他完全听明白了这几句话的含义，陈伯达严重歪曲了他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本意。陈伯达的意思无非是说：你毛泽东早在50年代末就辞去了国家主席，现在刘**垮了，你也老了，除了林彪可以当国家主席以外，你不可能再来兼这个国家主席吧。如果，你硬要老着脸兼国家主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虽有微词，谁又能拿你怎么样呢？但毛泽东很快就平静了下来，他对陈伯达说：
　　“你的意见不是讲了很多次了吗？怎么还固执己见呢？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陈伯达对毛泽东和林彪说：
　　“我现在的脑袋已经乱了，我要好好地休息休息，现在是什么问题都无法谈了。”
　　毛泽东转对大家说：
　　“你们看了李雪峰、郑维山搞的第2号简报没有？引用的全是陈伯达的话。这位天才理论家在华北组放了一通臭屁后，有人拍手叫好，跟着他到处放臭屁，把庐山薰了个乌烟瘴气。你陈伯达口口声声说要维护九大方针，我看首先破坏的就是你。2号简报实际上就是你的宣战书。你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不是别人正是你们几个。你们不是要揪人吗？我就坐在这里，你来揪好了。你反对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康生同志，就是反对我。你攻击他们的那些提法，发明权不是他们，而是我。”
　　毛泽东越说越有气：
　　“不就是反对设国家主席吗？反对设国家主席是我提出来的。你们心里都明白。我劝个别人不要再跟上陈伯达这么闹了。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陈伯达他们闹去。设国家主席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又把目光转向林彪，说：
　“我看林彪同志回去认真想一想，你会明白的，我劝你也别当那个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就当！反正我不当。”
　　林彪只好说：
　　“我不主张设，我也不当。坚决拥护毛主席。”
　　常委会结束以后，毛泽东来到院子里，见许世友来了，就握着许世友的手问：
　　“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许世友说：“凉。”
　　毛泽东说：
　　“我手是凉的，脚也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国家主席？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下午3时，毛泽东召集了有各大组组长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
　　“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3项议程。停止讨论林彪同志的讲话。收回全会第6号简报，立即休会。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我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他说罢转过脸，冲着林彪补充了一句：
　　“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又当众警告说：
　　“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2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做出检查。
　　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的决定，立即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阵脚。林彪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人说：
　　“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
　　此时的毛泽东又做出了一个临阵换将的决定。周**向李德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他回北京主持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把黄永胜换上山来开会。周**又向李先念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先念回北京，换纪登奎上山参加会议。
　　8月25日晚，周**主持召开了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全会暂时休会的决定。周**很严肃地对李雪峰说：
　　“批准印华北组第2号简报的时候，你怎么也不和我讲一下？”
　　李雪峰说：
　　“当时我警觉了一下。但想到这也是向中央反映问题的一种方式，就签发了。”
　　8月26日，九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传达关于暂停召开小组会议的决定，宣布由大家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与会者游庐山、看电影和看戏。
　　此时的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都开始收回他们发言的记录稿。邱会作也要回会议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部分。
　　汪东兴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周**。毛泽东笑着说：
　　“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周**对汪东兴说：
　　“你也要写检查，争取第一个检查吧。”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从26日开始，一直到30日，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头找人谈话。
　　周**、康生在8月26日至27日，连续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要吴法宪向中央做检讨。
　　康生在和吴法宪等人谈话中说：
　　“你们军队的同志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指示？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改变我国国家体制的重大举措，是借鉴了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文明国家的宪法经验，经过认真地思考和一些同志的研究而提出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听？”
　　陈永贵回忆说：“毛主席下令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要收回华北小组的简报，特别是把陈伯达揪出来后，我才知道闯下了大祸。我当时很害怕，向李雪峰提出了要检查，李雪峰对我说：‘你检查可以，千万不要拉扯别人，更不要提我，越提问题越复杂，好象我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似的。’汪东兴也偷偷地跑来对我说：‘我和你以前说的话，不要再提了。我们各自检查自己的就行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顶多是个认识问题就是了。’后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我秘密谈话，问我华北小组讨论前的动向，我把李雪峰和郑维山的活动，包括我听到他们的议论都报告了总理。我说，我曾经听郑维山对李雪峰说：‘这一回就是要把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搞臭，把他们的嚣张气焰压下去，迫使中央表态。即使这次目的达不到，也要在下一次的全会上达到目的。林副主席和军委的其他领导同志是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对我说：‘你看看，不整顿怎么能行呢？毛主席就断定他们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嘛。毛主席真是神了，你不佩服不行啊！’这时，我才感觉到庐山会议的确是件大事。”
　　8月27日，汪东兴连忙写了一份检查，他写道：
　　“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背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我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汪东兴写完了，交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说：
　　“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
　　汪东兴这份检讨书，经周**批改后，印发给了全会与会者。
　　8月28日晚，吴法宪把周**、康生要他做检讨的事，报告了林彪。林彪说：
　　“你没有错，不要做检讨。”“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叶群也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
　　“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29日，纪登奎、黄永胜上了庐山。黄永胜得知山上的情况后，立即销毁了他原来准备的发言稿。
　　据黄永胜后来回忆说：“我记得开会的时候，我碰到叶帅，他也对我说，只要林副主席担任了国家主席，就真正有了实权了。我们希望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
　　8月30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同周**、叶剑英谈批判陈伯达的事情。
　　从8月31日开始，毛泽东经汪东兴安排，不再住在美庐，而是住在离美庐不远的一幢平房里，也就是脂红路175号，这个住处几乎不为他人所知。
　　8月3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从汪东兴那里要来的陈伯达要他打印的那份关于“天才”的语录上，写出了一个700字的批语，他写道：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句话，而《路易&#8226;波拿巴特政变记》（后来译为《路易&#8226;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笔者注）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5条。其中第5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4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的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仅举3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俩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
　　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
　　此后，他又在这个批语的抄件上加了一个题目：《我的一点意见》。
　　毛泽东写完了，也改完了，就让工作人员送给林彪看。
　　这一天，吴法宪在林彪那里谈话，叶群神色严峻地对吴法宪说：
　　“胖司令，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庐山上事情可能要升级，你要沉住气，不要惊慌失措，没有太大的事情。但是也要讲究点方式。来，先让你看看这篇东西。”
　　吴法宪接过来一看，是毛泽东写的那篇《我的一点意见》，脑袋立刻大了。他刚看完，叶群就要收回。吴法宪说：
　　“你让我马上抄一份，回去讲话好有个标准。”
　　叶群说：
　　“不要抄了，马上就要发给所有与会者，你们很快就要好好地讨论了。101担心你接受不了，所以让我给你打个招呼。”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之后，除了林彪一伙和其他少数一些人以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大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及其他与会者们，这才了解了真相，他们纷纷议论说：
　　“好哇，原来这场误会是陈伯达挑起来的呀，这家伙坏透了！”
　　“搞了半天，上陈伯达的当了！他骂别人是野心家、阴谋家，看来他才是地地道道的野心家呢！”
　　“揭发陈伯达！”
　　“批判陈伯达是党中央毛主席开好九届二中全会的重要部署。”
　　9月1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大组的召集人开会。他在讲话中点着陈伯达的名字说：
　　“你这个人呀，叫我怎么说你哪！一贯地制造是非，一贯地投机取巧，一贯地见风使舵。你翻开你的历史，你究竟干了些什么？你想利用别人之手把春桥打倒，你眼睛里究竟盯着什么人？你说我是天才，我看你是在说你是天才！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实则呢，大大野心家。你眼睛里容不下比你强的同志，这一回你如果再不好好检查，我看你就完全堕落下去了。”
　　毛泽东又说：
　　“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
　　他转向林彪说：
　　“林彪同志，你也要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这些人开会，让他们争取主动，好好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会就开不好，就开不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取得更大成绩的会。”
　　据吴法宪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叶群家开了会。叶群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我，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
　　9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组，由叶剑英任组长，周**任特别顾问。
　　9月2日这一天，各大组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
　　陈伯达在华北组声泪俱下地作了检查，他说：
　　“同志们，我在全会开始的时候，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改变大会议程，利用中央领导同志之间的一些个人矛盾，采取造谣的方式，极其错误地攻击了春桥、康生同志。实际上正像毛主席和同志们批判的那样，我分裂了党，违背了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犯了极其可耻的错误。”
　　江青在大组会议发言中说：
　　“陈伯达同志的错误，不是一天形成的，是有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凡是带着‘私’字参加革命，起来造反，到一定时候就会跳出来，向党闹分裂，向无产阶级要权。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
　　与此同时，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也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等人开会。他不得不按照毛主席的批评精神指责这几个人。他说：
　　“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
　　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会儿，林彪又说：
　　“嗯，为什么没有人发言？”
　　汪东兴说话了，他说：
　　“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同志放炮后搞乱的。我完全是上了陈伯达的当。”
　　林彪马上反问他：
　　“你发言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是代表8341部队和中央警卫局讲话，是谁让你讲的？谁给你布置的？你提出要揪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又是谁给你暗示的？我看你是你自己要那么搞，反过来又要嫁祸于人，这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实事求是，是陈伯达的问题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51
第351章
　　“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话说1970年9月5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康生商量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9月6日上午，周**、康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报告说：上午11时，召集6个小组正、副组长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做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
　　9月6日下午，毛泽东要林彪主持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此时，主席台上已经没有了陈伯达。
　　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毛泽东在周**、康生发言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今天大会就要闭幕了，陈伯达不能来参加会议了。庐山这场斗争，就是他挑起来的，欺骗了相当一部分同志。看来不抓党的路线教育不行，高级干部不学习不行，党内外的团结搞不好不行。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个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不然老是会上当受骗。林彪同志你赞成吗？”
　　林彪马上说：
　　“完全赞成！”
　　毛泽东接着说：
　　“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说到庐山会议上的这场风波，毛泽东的情绪有些激动，他说：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最后，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说：
　　“不讲团结不好。陈伯达把自己当成天才理论家，攻击这个，揪出那个，以为这样天下就是自己的了。其实他走到了反面。所以，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
　　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史上历来是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讲了几句话，他说：
　　“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全会发表了会议公报，公报上说：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地讨论。”
　　“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和我、张春桥、江青等人谈话的时候，讲了许多林彪办公时的笑话。他还说：‘你们大概能够看得出来，我对江青和自己的子女们要求是很严格的，亲者严、疏者宽嘛。我对江青的批评在下面也很严厉，她几次都掉了泪。不这样批评，她怎么能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承认，江青有她自己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和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觉察到的。这一点，我应该向她学习，你们也要学呢。’这些话，都是毛主席对江青的培养和爱护。”
　　据陈永贵后来回忆说：“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曾经召集我和纪登奎、吴德等人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陈伯达在会上的矛头是针对着春桥，实际上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的脑子都很聪明，他们看出我是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嘛，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的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伯达强的多，水平也高一些。陈伯达近几年来并没有写多少文章，他文章都是别人写的，他的文思已经干枯了。但是还不想下去接触群众，接触实际。一天到晚总是在搞唯心主义，什么天才，什么创造，他实际是想作天才。永贵同志，你不要迷信他，他实际上看不起你，看不起所有的劳动人民的。某种意义上讲，永贵同志要比陈伯达强的多。永贵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讲过天才，也要揪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对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春桥，也不是康生，是那几个主张要我当国家主席的人。’那时，毛主席对我们这些大老粗确实是有所偏爱的。他对我说：‘你和许世友都没有读多少书，你是务农的，他是习武的，8岁就到了河南的嵩山少林寺练武艺。二十来岁时参加革命，成了共产党。你们这些人跟共产党走了这么多年，我放心。你们不会搞鬼，但是容易被搞鬼的人所利用。许世友就让张国焘骗过，到了延安还想逃跑到四川打游击战。他们密谋败露后，被林彪抓了起来，是我下令放的。我对他说：革命嘛，不能只是靠自己和少数人的拼命，而是要团结和依靠绝大多数的人一道工作，一道奋斗。你只想着一个张国焘不行呀，他是要打倒我们这些多数人的，依靠他能把革命搞成功吗？不行！经过了那次谈话，许世友变了过来，决心跟着我们走了。几十年没有改变他的观点。所以，任何人都是可以变化的。红军第4方面军的同志经过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教育，至今都很谨慎。倒是第1方面军的同志，比如林彪这些人现在犯了很多的错误。’毛主席的这些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至今记忆犹新。毛主席还一再地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和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俩实践。互相学习嘛。’这些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永远也忘记不了。”
　　再说叶剑英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对黄永胜几个人说：
　　“你看看，连林副主席也和江青那班人弄不成吧，这下你们就清楚了。林副主席对毛主席那么忠，江青都不能容忍他，她还能容你们吗？”
　　林彪在会议结束后，给江青打电话说，叶群要去看她。江青以为，叶群来访，定然是向她负荆请罪，可没想到不仅叶群来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这4大金刚也来了。叶群说：
　　“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林副主席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见她如此说话，便顺水推舟地说道：
　　“老夫子跟张春桥、姚文元有矛盾，文人相轻嘛！老夫子利用我们，我们不能上他的当。你们犯了错误，可以往陈伯达身上推，我是不会计较你们的。放心吧，我和你们还是有感情的。”
　　众人闻言，唯唯称是。临别时，叶群又逢场作戏，亲亲热热地和江青拥抱了一会儿。
　　9月7日，林彪、叶群下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送他们，他们一起照了相。林彪走后，黄永胜等人也走了。
　　9月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都走了。
　　9月9日上午，周**、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都走了。
　　9日下午，毛泽东应九届二中全会服务人员的请求，准备在庐山礼堂接见所有的服务人员。后来雨停了，接见活动就改在室外进行。
　　2时15分，全体工作人员以夹道欢送的形式，把毛泽东接到了日照峰广场。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并和大家合影留念。照完相，毛泽东要走了，全体人员禁不住高呼起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不少人忍不住留下了眼泪。毛泽东也受到了大家的感染，他用洪亮的声音喊道：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向工作人员们招手，他看见大家热泪盈眶，就把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在汪东兴等人的陪同下，依依不舍地上了车。
　　9月10日晚11时，毛泽东的专列抵达长沙大托铺铁路辅线上，他在列车上住了2天。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再次说：
　　“你们湖南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工业省？”
　　毛泽东离开湖南时，对前来送行的华国锋说：
　　“你要警惕上坏人的当！”
　　还提醒他说，庐山的斗争还没有完。
　　9月15日，毛泽东到了武汉。
　　9月16日，毛泽东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所写的第2份书面检查，并约汪东兴谈话。他说：
　　“他们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简报——笔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毛泽东还嘱咐汪东兴，待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康生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9月18日，毛泽东在周**送来的关于读书书目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原来，周**根据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高级干部要读书的指示，从1964年毛泽东要求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的32本书中，选了9本，又从毛泽东著作中选了5本，作为高级干部的读本。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读书书目的报告。
　　毛泽东在周**的报告上批示道：
　　“9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论》）。”
　　9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回到了北京。这一天，他找来陈先瑞和吴德谈话，问道：
　　“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
　　在陈先瑞二人回答后，毛泽东接着说：
　　“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3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
　　毛泽东又说：
　　“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30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
　　9月22日，周**写信给毛泽东，报告说，他已经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完全决裂”。
　　197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1周年国庆节，这一天，斯诺和他的夫人应毛泽东的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斯诺是在8月14日偕他的第二任夫人洛伊斯&#8226;惠勒&#8226;斯诺来到中国的，这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国。他们抵达北京后没有多停留，就到广东、浙江、上海、东北地区以及陕西的西安、延安、保安参观访问。
　　且说周**快步迎上去与斯诺紧紧握手，热情地说：
　　“斯诺先生，欢迎您！”
　　斯诺把夫人洛伊斯介绍给周**，周**和洛伊斯握手问好。周**又对斯诺说：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斯诺深情地说：
　　“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当时您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我还为你草拟了一个92天旅程的计划，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呢！”
　　“您安排我去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您3次访问了新中国，向美国和全世界介绍新中国。今天又登上天安门城楼（前文已经说过，斯诺在1960年10月1日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笔者注）参加我们的国庆庆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也是独一无二的事！”
　　此时，广播里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周**领着斯诺夫妇迎上前去，说道：
　　“主席，你看谁来了？”
　　毛泽东见到斯诺十分高兴，与斯诺夫妇亲切握手，笑着说：
　　“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激动地说：
　　“非常高兴见到您。您看起来比5年前年轻了，身体也更好了。”
　　“马马虎虎。你身体好吗？”
　　毛泽东关切地问；斯诺说：
　　“马马虎虎。来之前，我开过刀，现在好了。”
　　毛泽东仔细地看了看斯诺，关心地说：
　　“你要注意，不要太累。”
　　“对了，这话我必须听。”斯诺说罢，高兴地告诉毛泽东：“我5天前才从保安回来。保安变化太大了。当年从延安到保安路上要走3天，这次才花了两个半小时。”
　　“有一些变化。”毛泽东又说：“对了，你去年12月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说你写的书不好，我没有看，我看了摘要，没有什么不好。”
　　斯诺内疚地说：
　　“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
　　毛泽东笑着摆了摆手说：
　　“你当时怎么看就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不赞成你的也就是他们，现在在外交部他们不当权了。”
　　说罢，他伸出手拉着斯诺的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向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走去。广场上顿时沸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毛泽东也高举右臂向欢呼的人群致意。斯诺看着这动人的情景，万分激动，眼睛也湿润了。毛泽东请斯诺夫妇分别站在自己两旁，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尔后，斯诺指着千千万万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问毛泽东：
　　“你觉得这一切怎么样？你有何感受？”
　　毛泽东微露嗔色，摇摇头，说：
　　“情况有所好转，但不令人满意。”
　　这一天，毛泽东心情显得格外激动，他回到住处，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有人问他，为什么会见一位老朋友这么高兴？毛泽东笑了，他说：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是日晚，天安门广场华灯照耀，城楼上20盏巨大的宫灯闪闪发光。四面礼炮齐鸣，五彩斑斓的礼花频频在天空开放，形成无数的花球。
　　毛泽东在城楼上和西哈努克亲王一面欣赏这美丽的夜景，一面亲切交谈。他仔细地询问了柬埔寨战场的形势。西哈努克亲王一一作了回答，他还高兴地说：
　　“现在国内已经解放了三分之二。”
　　毛泽东赞赏柬埔寨人民英勇作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还说：
　　“我打了20多年的仗，也不是从书本上学的，是通过斗争学的。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要打仗，是蒋介石要我打的。第一是蒋介石帮忙，第二是日本帮忙。如今是美国帮你们的忙。”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醒目的位置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祝国庆典礼的大幅照片。
　　很可惜，毛泽东向美国发出的这个被他称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竟被尼克松和他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不幸对我们敏锐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
　　10月6日，中国政府和越南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的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和军事援助议定书。
　　10月10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反对柬埔寨朗诺集团建立“高棉共和国”。
　　10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陪同下会见了金日成，他在谈到抗美援朝刚开始时的情况说：
　　“我们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来不是总理去了嘛，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回答说：
　　“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解释说：
　　“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说：
　　“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可惜那时候只有5个军，那5个**力也不强，应该有7个军就好了。”
　　10月14日，毛泽东在搁置了半个月的吴法宪检讨书上作了批示。
　　吴法宪在检讨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见过。”
　　“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吴法宪在检讨中说：“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政治上极端幼稚。”
　　毛泽东旁批道：
　　“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吴法宪在检查中说：他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陈伯达曾问他，说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没有？
　　毛泽东在“伟大谦虚”4个字下面划了杠，批道：
　　“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毛泽东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一处特别注意，在下面划了横线，在“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划了双道横线，旁批道：
　　“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上批示道：
　　“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啦，要上天了，把九大的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
　　毛泽东在叶群检讨中谈到的“天才”问题一处，旁批道：
　　“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天才，不是在九大讨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他又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一处，旁批道：
　　“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查上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
　　毛泽东在“是路线性的”几个字下面划了杠，批道：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上说“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
　　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他们事先是经过密商的，就在下面划了双道横线，旁批道：
　　“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此后，毛泽东把吴法宪、叶群的检讨及他所写的批语，批给了林彪阅读。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有任何动静。

福和中学老师

10月15日这一天，国务院向各地发出通知说：
　　“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两校上述《报告》中提出的意见进行。”
　　此后，全国各地高校开始恢复招生工作。
　　10月下旬，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8226;汗当面商量，要请他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
　　原来，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愿望十分强烈，他曾在10月初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2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酒会上，第一次有意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他还私下委托齐奥塞斯库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国。
　　中国有关方面马上注意到了这一重要信息。
　　l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中要求全国各地陆续召开地方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党委。要求新党委成立以后，不另设重叠办事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就是常委会的办事机构。
　　后来，地方党委成立后，新党委和原来的“革命委员会”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党委的第一书记基本上都兼任“革命委员会”的主任。
　　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中说：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由康生任组长，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江青出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后，参与领导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同时，还管辖中央工、青、妇和“五七”干校等机构。
　　11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高级干部主要是指：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队军党委常委以上干部。《通知》要求全党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以便区别真假马列主义。
　　《通知》中规定了高级干部学习的书目，要求先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6篇（部）马、恩、列著作，再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5篇著作。
　　《通知》中还规定：在学习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自学为主，自学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坚持天天读。
　　后来，在理论界、教育界和中层干部中也开展了学习运动。
　　11月9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同意，转发了山西省关于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写道：
　　“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学大寨，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学大寨就是一句空话。”“学大寨，必须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带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不断改造世界观。”
　　11月13日，毛泽东对黄永胜进行了批评。
　　后来，叶群对黄永胜说：
　　“我们的检查到此结束，再不能往上面推了，再不能兜问题了。再兜下去，非得把林总兜出来不可。那样，我们就完了。只要保住林总，我们就好办。现在主席一会儿半会儿还不敢把火往林总这里烧。但是谁要是牵出林总，那可就说不定了。”
　　她还一再交代黄永胜说：
　　“现在可是考验人的时候，关键时刻最能够见人心。林总的接班人地位是上了党章和宪法的，我们现在就是要保住这个地位。所以，说到底，这场斗争也就是捍卫党章和捍卫宪法的问题。”
　　有一次，黄永胜几个人在军委的一个会议室里开会，他们在议论到江青和张春桥时，吴法宪突然说：
　　“如果一定要把我打倒，临死我也要把江青杀掉！”
　　可是他话一出口，就连声说：
　　“黄总长，你可别揭发我呀。你揭发了我，我也是不会承认的。”
　　他又问黄永胜说：
　　“黄总长，你说毛主席到底是要自己的老婆还是要接班人呢？”
　　黄永胜说：
　　“应该是要接班人。”
　　吴法宪说：
　　“可惜林总不是毛主席的儿子。要是他的儿子，也许会更好些。”
　　黄永胜说：
　　“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能搞那种传宗接代的事情？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可是上了党章的。”
　　11月14日，周**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8226;汗进行第5次单独会谈。
　　叶海亚&#8226;汗这一次来北京访问，带来了尼克松的私人信件。尼克松在信中提出了他访问北京的请求。
　　后来在11月下旬，周**又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访中，得到了尼克松同样内容的“口信”。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的由江青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指示中对陈伯达的行为作了充分的揭露；但对林彪只字未提。
　　这一天，中共中央同时印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下发到党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
　　由此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
　　11月17日，北京卫戍区给毛泽东、中央军委呈送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写道：自去年7月至今年8月，卫戍区先后分4批组织了13个团，进行了1000里和2000里战备野营拉练。同时，组织6个团进驻山区农村，结合战备疏散，进行了以练“藏”、“打”为主的野营训练。在战备教育的基础上，通过野营拉练，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增强了战备观念，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斗力。
　　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他写道：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1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11月24日重要批示为纲，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
　　自此，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们选择一个目的地，实行野营拉练。他们肩背行装，步行锻炼，翻山越岭，踏冰趟河，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帮助群众解决所能解决的困难，加强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革命传统教育，保持了人民军队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1970年12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道：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12月9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8226;汗正式传话给尼克松说，中国政府欢迎他到中国访问。周**的“口信”是：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周**在“口信”中还特别说明：这条“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
　　12月16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38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
　　16日这一天，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召开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陈伯达的问题。
　　12月18日一大早，毛泽东把斯诺和他的夫人洛伊斯&#8226;惠勒接进中南海，共进早餐。
　　毛泽东因伤风而感到有些不舒服，他抱怨医生们没有能力预防象伤风这样简单的疾病。斯诺向他推荐了莱内斯&#8226;波林用大剂量的抗坏血酸来治疗伤风的方法。毛泽东说：
　　“我准备试用。如果有帮助，你就有了功劳。如果使我中了毒，你也不会受到责备。”
　　接着，毛泽东就谈起了文化大革命，他说：
　　“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
　　他还说：
　　“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斯诺说：
　　“我在写我们1965年1月那次谈话的报道中，说你承认中国有个人崇拜，而且有理由要有个人崇拜，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
　　毛泽东说：
　　“你说我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人总要有个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你写了中国的个人崇拜又怎么样呢？有这么一回事嘛。为什么不可以写？它是事实嘛。在我们1965年谈话时，党的权力、宣传工作的权力、各个省和地方党委的权力，比如北京的权力，我都管不了啦。正因为如此，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那些官僚机构。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G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
　　斯诺问：
　　“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泽东说：
　　“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要降温。但要人们克服3000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事情。”
　　斯诺说：
　　“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泽东说：
　　“这是为了反对刘**。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诺问：
　　“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泽东说：
　　“不怎么样。”
　　“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泽东说：
　　“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要踢我？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他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如此。比如，我们35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斯诺激动地说：
　　“我很感谢你。”
　　毛泽东接着说：
　　“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
　　斯诺说：
　　“不知道那些呼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是不是象有些人所说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常常想，他们那样做不是为了拥护毛泽东，而是为了自己，想这样来表示自己是最好的毛泽东主义者。”
　　毛泽东说：
　　“这些人分三种：第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是假的，是伪君子。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诺又问：
　　“你是在什么时候，决定在政治上解决刘**的？”
　　毛泽东说：
　　“那就早了。决定是在1965年1月做出的。当时，我把一份就要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提交政治局，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就坚决反对。1965年10月，批判了《海瑞罢官》后，文化大革命就迅速地展开了。”
　　斯诺提到关于发表《海瑞罢官》的事，他说：
　　“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阻挠？”
　　毛泽东说：
　　“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做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此时，华国锋已经于1970年12月初升任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广州部队政委。
　　毛泽东又说：
　　“中国应该学习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50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我是不行的。”
　　他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
　　“中美大使级会谈，15年谈了136次，名副其实的马拉松会谈。现在，我不感兴趣了。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在现在必须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
　　斯诺问：
　　“主席愿意见尼克松吗？”
　　毛泽东伸出一个指头，说道：
　　“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们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也不感兴趣了，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之，都行。”
　　斯诺说：
　　“我看吵架难免，也不要紧。”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
　　“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做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1972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1000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3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斯诺问：
　　“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泽东吐出一缕青烟，慢慢说道：
　　“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毛泽东和斯诺的交谈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多钟才结束。毛泽东亲自送斯诺和夫人到大门口，他最后对斯诺说：
　　“我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只是一个云游世界的打着一把破伞的独行僧罢了。”
　　这是毛泽东同斯诺的第5次会晤。这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谈话。毛泽东风趣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我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待不住的。”
　　斯诺后来写道：毛泽东同他谈了打倒刘**的事。“1962年以前，刘**没有公开反对过毛，在1959—1960年是捍卫三面红旗的。但是1962年，在党的会议上，毛的三面红旗遭到刘**的批评。”
　　就在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后不久，经毛泽东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解决中美关系问题，请诸君慢慢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