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31
第331章
　　“‘九大’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话说1967年1月4日，周**、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在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的代表团时，点名批评了陶铸和王任重，说他们都是执行刘**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
　　这一天，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社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1月5日，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1月7日4时以前到该院做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做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做检查？请主席批示。”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时称“一月革命”。
　　1月6日下午，在快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刘**、王光美都在家中，王光美接过电话，耳机里传出了急促的声音，说：
　　“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刘**和王光美一共生育有4个孩子：女儿刘平平，儿子刘源源，女儿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刘平平在刘**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六。
　　王光美正想详细问一下，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就在此时，电话铃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1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王光美因为周**曾经要求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所以，王光美就让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先去医院看一看。刘亭亭走后，王光美放心不下，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车去了医院。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刘亭亭在电话里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医生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来医院。刘**一听，站了起来，跟王光美一起乘着轿车去医院。他们没想到一到医院，立即就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包围了。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精心设计的恶作剧，他们谎称刘平平遇上了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源去了以后，没有见到刘平平，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是“粉碎性骨折”。他们没有想到刘**也来了，便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
　　“刘**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这样，刘**在警卫们的保护下，登车回了中南海。王光美则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刘**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打电话。周**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下了命令：无论如何，明晨5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第二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印发的“智擒王光美”的传单，飞向四面八方，成为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
　　再说1月6日晚，毛泽东把刘**1月5日的请示信批给周**，他写道：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毛泽东
　　1月7日凌晨，周**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要刘**做检查的行动。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不经过毛泽东同意，也不讲任何策略，专门接见了新华社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了社会。
　　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
　　“《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
　　毛泽东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8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关于陶铸的情况前边已经说过，他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后来，他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可是，他却利用掌管的宣传大权，在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大登刘、邓的照片，特别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在一起的照片。他还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把陈毅的头像去掉，换上了邓**的头像，以示邓**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毛泽东才说了上边那些话。
　　毛泽东最后又说：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文汇报》1月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一个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语。按语中写道：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1月9日这一天，江青终于选任了一个自己的专职秘书，她这个第一任专职秘书就是闫长贵。她对闫长贵说：
　　“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
　　此后，阎长贵每天在给江青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据闫长贵后来回忆说：在他给江青当秘书的整整1年中，江青无论是作报告或是发言，从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都是她亲自拟提纲。所以，秘书从来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1967年1月9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
　　毛泽东看了这两个电讯稿，在批示中写道：
　　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
　　1、此两件很好。2、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个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紧急通告》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毛泽东
　　　　　　　　　　　　　　　　　　　　　　　　　　1月10日
　　于是，陈伯达、江青等人便起草了一份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夺权斗争的贺电草稿，报送给周**。
　　周**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20多个与会者各有各的心思。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更关心他的老部下陈丕显，他问道：
　　“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
　　主持会议的周**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
　　“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谭震林又问：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周**不满意陈伯达的回答，接过来说：
　　“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谭震林仍然不依不饶。周**生气地说：
　　“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江青解释说：
　　“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谭震林听江青如此说，就更来劲了，说：
　　“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江青说：
　　“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谭震林紧追不放。江青说：
　　“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报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地喊道：
　　“我还要你来教训？”
　　江青也生气了，说道：
　　“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枪真刀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名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谭震林一听就要蹦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报告说：
　　“毛主席来了。”
　　谭震林听说毛泽东来了，就不再吱声了。
　　毛泽东兴奋得满脸放光，大步走进会议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连声说：
　　“好，好。”
　　他又转向大家，问道：
　　“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与会者大多都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好。马上把贺电发出去。”
　　他又告诉周**说：
　　“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联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和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号召说：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
　　1月12日这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冲入刘**的家中，在刘**的办公室里贴上了大字报。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风闻中南海造反派到刘**家中贴大字报，就派秘书把刘**接到人民大会堂会，他和刘**进行了一次谈话。两人一见面，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
　　“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一听，明白毛泽东还不了解真情，就说：
　　“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刘**落座之后，郑重地对毛泽东说：
　　“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2、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了，劝刘**认真读几本书，要读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还要读狄德罗的《机械人》。
　　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结束了。毛泽东送刘**到门口，叮嘱他说：
　　“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回到家，对家人说：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
　　这是毛泽东和刘**的最后一次谈话，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评论员文章中还写道：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1月16日这一天，全国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黑龙江军区司令员，在毛远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团联合总部，宣布夺权。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1000多人，今年1月上旬100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是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1月19日，毛泽东召开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把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一把手召集到北京参加学习班，提高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来到京西宾馆，一边往里走，一边和站在前边的各地领导者握手问候。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站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就走过去，和他握手，他说：
　　“听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么样，能打倒吗？”
　　王恩茂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唐突地回答了一句，他说：
　　“这就看毛主席您的态度了。”
　　毛泽东边走边笑着说：
　　“我看打不倒。”
　　他回头又叮咛了一句：
　　“王恩茂打不倒。”
　　毛泽东想起在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标语。他明确表示说：
　　“要保护朱德！”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召见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了解北京的情况，他说：
　　“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傅崇碧说：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毛泽东又问：
　　“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傅崇碧答道：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
　　“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看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道：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漫画，看见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邓**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谭震林双手沾满鲜血，罗瑞卿口里叼着一把刀子……
　　“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毛泽东气愤地说。他侧过身子，又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去后，毛泽东继续问傅崇碧：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斗得利害。”
　　“怎么个斗法？”
　　傅崇碧猫着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着“喷气式”的样子，说道：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牌子，写上他们的姓名，还打了个叉叉。”
　　毛泽东皱着眉头，又问道：“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那个时候没有搞‘喷气式’，最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傅崇碧把周**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
　　“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1月21日下午，海军上将陶勇投井自杀身亡。
　　据李作鹏后来回忆说：“1967年1月21日下午2点30分，陶勇被人发现死在海军招待所后院花园里的井里。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调查，最后认定是自杀。我们马上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做出了他是‘畏罪自杀’的结论，同时上报中央和军委。这个问题，同样我和萧劲光也是一起研究过的，他也是这样的意见，他说：‘可能是自杀，没有更为可信的其它证据。’以后这个问题弄得非常复杂，他家里的人断言是他杀。但是折腾十几年，把我们抓了以后有关方面继续调查，也没有找到他杀的根据嘛。”
　　1月21日，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
　　原来在1月14日，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25个团体组成的以原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刘格平为首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省军区负责人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权。毛泽东对江青说：
　　“军队应该表示态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创造，军队支左是个好典型。”
　　江青说：
　　“你再说一遍，我记下来传达给林彪同志。”
　　毛泽东说：
　　“不要你口头传达，我亲自给他写两句话，你给他捎去。”
　　于是。毛泽东提笔写道：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毛泽东
　　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
　　　　　　　　　　　　　　　　　　　　　　　　1967年1月21日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批示道：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发牢骚说：
　　“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
　　“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
　　毛泽东说：
　　“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
　　“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4、5个小时，侮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对群众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
　　后来，有人在京西宾馆扩大会议上提到军内要搞“四大”，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等人立刻跳了起来，他们说：
　　“党政机关已经够乱了，难道还要把军队也弄乱吗？”
　　叶剑英拍着桌子喊：
　　“警告想要把军队搞乱的野心家，他们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徐向前也站起来吼道：
　　“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能允许他们就这样给毁掉吗？”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不久，毛泽东又要军队承担“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
　　人民解放军奉命陆续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1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红卫战报》的一篇题目为《赞“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文章。
　　原来，上海玻璃机械厂在1967年初夺权后，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生产委员会”。这个“革命生产委员会”的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改变夺权后工厂生产无人过问的状况。
　　《赞“革命生产委员会”》一文称赞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工人造反队向走资派夺权，成立了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革命生产委员会，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壮举。
　　1月24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将军队文革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表示，要向毛泽东报告。
　　1月25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徐向前昨天汇报的内容，他写道：
　　“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
　　这一天，徐向前见林彪尚无回音，就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宜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了。”
　　林彪当即召集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开会，商议并拟出了关于军队文革的7条规定：1、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2、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4、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7、不准串联。
　　林彪当天即将7条规定报送毛泽东。
　　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中称赞领导夺权的原山西省委领导人和省军区负责人支持夺权斗争，“为全国革命领导干部作出了好的榜样。”并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通告中说：“自即日起，接管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通告，宣布说：
　　“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欲知其它省份的夺权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权开始，到1月8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的夺权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还有红卫兵卷入其中，但他们已经不是运动的主力了，因为在这一时期之前，许多产业工人和机关干部都已经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他们已经取代红卫兵成了运动的主力军。同时，在这一时期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造反派逐渐发生分裂和改组，两派或者几派之间，都各自标榜自己是左派，是造反派。军队内部的文革也出现了派别之争。于是派性斗争日益加剧，对立面之间的武斗也不断升级，终于导致了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大混战局面。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306章导读表在56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332
第332章
　　“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50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话说1967年1月26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的军委7条规定草稿上批示道：
　　“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林彪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军委7条规定上加了一个第8条：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林彪将8条规定再送毛泽东审改。
　　1月27日，全国各地已经连续几天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苏联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
　　这一天，北京各界群众到苏联大使馆门前，把勃日列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人的模拟像处死，烧毁。苏联驻华使馆内的全体工人也进行了罢工。一个青年学生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说：
　　“阴云终将被革命的风云卷去，苏联人民终有一天要起来造苏修头目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胜利的旗帜必将高高飘扬在十月革命故乡的上空！”
　　来自世界五大洲60多个国家的近200名外国人，也在北京城里举行了游行。他们佩戴“白求恩——延安造反队”的袖章，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打倒刘**！”“打倒苏修！”等口号。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人员接见了他们。
　　1月27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矿业学院以及一些工矿、企业等200多个单位，发起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他们发出紧急倡议说：
　　“我们应当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派及一小撮顽固推行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全面地夺回北京市的领导权。”
　　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8条规定草稿上将第5条内容改为：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他又在中央军委8条规定上批示道：
　　“所定8条很好，照发。”
　　这一天，军委8条规定作为《中央军委命令》正式发布。
　　后来陈再道在回忆中说：“这就是叶剑英和徐向前所说的：我们有了尚方宝剑了。对那些捣乱的王八蛋可以动用武力了。”
　　1月30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29日给上海红革会的特急电报《五点指示》传到了上海，对炮打张春桥的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示中写道：
　　“你们再这样下去，就有可能犯更大的错误。”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关键在于大联合》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大联合。”
　　《人民日报》同时还刊登了1月22日山东省青岛市23个造反组织在原青岛副市长王效禹带领下，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正式接管青岛市委、市人委领导权的《第一号通告》。
　　1月30日9点10分，王力传达了毛泽东对广播系统的指示。毛泽东说：
　　“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
　　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召开大会，宣布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诞生，一切权力应归革命委员会掌握。
　　1月间，毛泽东接到了曾志的一封信，只见曾志写道：
　　“我怎么办呀？我是请假来治病的，组织关系，工资和供给关系都在广东，现在陶铸倒了，我若回广州，像我这样的身体，体重才67斤，能经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审查批斗吗？但我在这里，什么关系也没有，中南海的造反组织要赶我走又怎么办呢？”
　　毛泽东马上提笔在信中作了批示，他写道：
　　曾志同志：
　　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中直党委书记）办理。
　　　　　　　　　　　　　　　　　　　　　　　　　　毛泽东
　　1967年初，叶剑英对林彪说：
　　“林副主席呀，如果连你都不敢在中央文革小组面前说一句逆耳的话，我们就更不敢了。现在我们都是听你的，看你的，只有你才是我们的真正旗帜。”
　　1967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欢呼造反派夺权风暴在贵州省的伟大胜利！同时发表了1月25日的《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通告》。
　　2月1日晚，毛泽东给周**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最近以来，许多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起不了教育人的作用。这里我顺便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才能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应当分析武斗的大多数是党内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党的政策，降低党的威信。凡动手打人应依法处置，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署光》，欢呼黑龙江的新生！同时转载了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还发表了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原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潘复生及黑龙江军区司令汪家道在黑龙江省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联。
　　2月3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红旗》杂志也在当天转载了这一篇社论。社论总结了一月风暴的5点基本经验：
　　1、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斗争的大方向。2、坚决贯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取得夺权胜利的重要条件。3、必须足够重视革命领导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包括犯了错误的干部的作用。4、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专政机构，创造更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5、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
　　毛泽东在审阅修改这篇社论的时候，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后来陈再道在回忆中说：“这篇社论，我让秘书给我念了好几遍，越学越觉得我们在武汉就是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他对我说：‘这篇社论是百分之百的毛主席的声音，现在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就剩中央文革小组和毛主席、林彪和周总理这几个人，我们内部已经叫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各省的领导班子已经不存在，控制全国形势和传达毛主席声音及贯彻落实的任务，完全落到解放军身上了。你们要拿出力挽狂澜的主沉浮的气概，一定要把握好武汉的局势，绝对不能让领导权落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手里。’于是，我们根据形势自行决定了我们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对策。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2月3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胜利的保证》的社论，对山东省的夺权斗争给予肯定和支持。
　　原来，在青岛市成功夺权的王效禹带领山东省革命造反派到济南，粉碎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假夺权的阴谋，夺回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省军区在夺权斗争中支持了造反派。
　　2月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7000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话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1962、63、64、65、66，5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最好的形式。”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邓**、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50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3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
　　“文化大革命现在正处在决战阶时期，谁胜谁负还不能做结论，到明年这个时候，可能差不多了。”
　　毛泽东又说：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须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
　　毛泽东还诙谐地说：
　　“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样搞。”
　　毛泽东又说：
　　“‘九大’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提出了必须打倒资产阶级派性问题。
　　2月4日，在谭震林的支持下，“农大红旗”砸了被称为反动组织的“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广播站，开始抓“政治扒手”和“黑手”。谭震林说：
　　“他们搞我们的白色恐怖，我们就搞他们的红色恐怖。”
　　于是，他下令解散了“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把那些头头们打成了“反革命”。
　　这时，陈正人也贴出了《我的立场》的大字报，反击“农大东方红”和“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
　　农业部副部长朱荣，经过部党组研究，在大会上控诉了“农科院红旗”等组织对他“实行的法西斯暴行”。部领导江一真提出“必须加强领导，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来打退反革命势力的进攻！”
　　戚本禹针对农口出现的问题，在接见农口的群众组织时说：
　　“我还是要保一下农大东方红，他们很有战斗力。”
　　消息传出，农口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2月5日清晨，戚本禹来到北京国棉一厂，他在群众辩论会上说：
　　“不准武斗，不准无命令抓人，不准擅自离开生产岗位。要警惕地富反坏右和暗藏敌人的破坏活动。”
　　2月5日，上海市已经夺得政权的工总司等造反派在张春桥的支持下，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大会。大会发表的《宣言》中称：“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江青和陈伯达找北京市委的吴德等人谈话，江青说：
　　“上海市的工人阶级夺了走资派的党政财文大权，毛主席给了高度评价，张春桥受毛主席对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书’的影响，将新成立的权力机构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提法不一定好，将来可以改。但是意义是具有普遍性的，你也要考虑和李雪峰划清界限，站出来革命呀！”
　　陈伯达说：
　　“吴德同志在新市委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新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让吴德同志负主要责任，责任是应该由李雪峰来负的。”
　　2月5日，谢富治接见首都红卫兵3个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支持成立“首都红代会”。他还说：
　　“提出目前的学生组织互相吞并是不对的，应该联合起来。大联合是大趋势，势在必行。”
　　于是，3个司令部的人员多次开会，讨论了大联合的问题。
　　这天下午，陈伯达第3次到师大附中参加会议，他接见了学生代表，他说：
　　“中学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很严重，很令人不安。有的学校，一个人就是一派，一个人就是一组。大学生中也有这样的现象。这次文化大革命也要革脑子里的个人主义的命，不然也要成为修正主义。你们现在喜欢谈什么红5类，这个词没有阶级分析。毛主席从来是讲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你们不要上‘联动’的当。‘联动’组织是反动组织，他们的错误是搞了一个新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专门搞**。你们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2月5日晚，毛泽东就其它单位人员进入《工人日报》社进行辩论一事，作了批示：
　　“工人日报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决定，规定：
　　“中央各部委、各报社、广播电台、军委、计委、建委、外单位不得接管。”
　　2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和陈伯达。毛泽东说：
　　“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
　　2月7日，蒯大富就陈伯达的批评承认了错误，并做了几次检查。
　　原来，清华大学《井冈山报》连续发表了7篇《论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评论，评论中提出了“反托派”的口号。陈伯达在接见他们的时候，对他们提出的“反托派”的口号提出了批评，他说：
　　“你们知道托派是什么吗？托派是很厉害的反革命匪帮。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口号，我劝你们不要随便地提出这个口号。”
　　2月8日，戚本禹在清华附中与中学造反派代表座谈时说：
　　“你们红卫兵要准备经受严重的考验，保持造反派的气节，彻底革命。”
　　吴德对他的秘书指示说：
　　“凡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红卫兵小报上刊登的有关他们的内容，统统给我找来，我要认真地学习。”
　　于是，他仔细地推敲了戚本禹的这个讲话。
　　这天，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批准的“八条命令”精神，作出了两条规定：
　　1、海军和空军的飞行航校和军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2、海军舰队，领导机关和军区领导机关暂不开展“四大”。吴德听到了这个消息，脱口说道：
　　“这个决定是经过林彪同志批准的。我要是能到了军队，那可就谢天谢地了。”
　　2月8日，山西省16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向全国发出了节约闹革命的紧急倡议，倡议中说：
　　“至今在一些革命组织和个人中还存在着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国家财产的现象。为了彻底清除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余毒，彻底击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永保红色江山不变色，要坚决抵制一切不符合节约闹革除的做法。”
　　这个倡议书立刻受到了铁道工人内部的好评。
　　2月9日，北京市新华书店出售横排本《毛泽东选集》20套，吴德在售书仪式上讲了话，他说：
　　“这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们一定要把这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搞好。”
　　会议结束后，吴德和谢富治一起出席了北京市部分群众组织的代表会议，谢富治在讲话中说：
　　“北京市大联合的道路是工人搞工人的，农民搞农民的，学生搞学生的，不准搞跨行业的联合，也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毛主席强调夺权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否则中央一概不承认。”
　　吴德听到这些，已经预感到北京市成立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是以谢富治为核心的。他回到家里，从秘书送来的材料中，又研究了戚本禹在这一天的一次讲话，戚本禹说的是：
　　“刘邓陶的影响根深蒂固，刘邓至今没有认罪，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不要放弃同刘邓陶的斗争。”

福和中学老师

　2月9日晚，毛泽东在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件修改中，加上了两条：
　　“5、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6、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同时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这两篇文章中都强调了一个基本的经验是：
　　“革命造反派必须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
　　吴德认真地学习了这篇文章。此时，周**已经给他打了招呼，周**说：
　　“你要有思想准备，和广大红卫兵及革命造反派一起，组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吴德心中有数了，他感觉到，自己不会因为李雪峰的错误而倒下去，这大半原因在于自己始终担任的是副职，毕竟要比正职领导干部要超脱一些，不在斗争的第一线，所以不会先中弹。
　　2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了一个有林彪、周**、康生、李富春、叶剑英参加的会议，当面批评江青、陈伯达。毛泽东面对陈伯达说：
　　“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
　　他又对江青说：
　　“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
　　毛泽东转向大家，说道：
　　“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他最后嘱咐众人：
　　“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讲。”
　　会议结束后，叶剑英不顾毛泽东的提醒，马上向几个老帅捅了出去。李富春也同副总理们讲了这一番话。顿时在一些老帅、一些副总理心中燃起了一把大火。
　　2月11日，谭震林领着周**接见了“农红总”组织所属的5个夺权组织的代表。事后，谭震林说：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夺权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2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要掀起一个反修高潮，这个高潮要压倒一切工作。”
　　首都革命造反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反修战士，并抗议苏联当局对他们采取的法西斯暴行。这是连日来近200万群众在苏联大使馆门前游行抗议的最高潮。
　　2月12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党员党籍问题的处理通知》。通知中写道：
　　“群众组织无权对党员实行党纪处分，党员的党籍问题要等到运动后期集中处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这些组织都不是在自下而上的全国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少数人临时凑合成的，有的带有行会色彩，还有的是少数地富反坏右分子搞的，所以要坚决取缔。”
　　2月12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他在谈话中首先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他说：
　　“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6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专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
　　毛泽东又说：
　　“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
　　关于夺权后的新政权名称，毛泽东说：
　　“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但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问题很复杂，国家体制的改变，又牵扯到外国是否承认的问题。”“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社长？”“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因此，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
　　毛泽东又说：
　　“夺权一定要搞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内蒙的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夺权的机构里53%是革命群众，27%是部队，20%是机关干部。你们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2、3、4月更关键，更重要。你们要往下传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陶铸鼓吹这个口号，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文元要写文章批判他。”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说：刘**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吴德得到毛泽东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戚本禹谈话的消息后，马上和北京市的一些干部说：
　　“毛主席的话是针对上海的局势讲的，我们北京到底怎么办？还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如果夺权，是夺李雪峰的权还是夺我的权？我还没有吃透这个精神。”
　　2月12日，吴德看到了首都政法兵团贴出的揭发、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和各种传单，他立刻批示说：
　　“这是在全国夺权斗争中的一股反革命逆流，敌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公安部队的司令员，完全是有预谋的，建议查清。”
　　下午，吴德陪同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50多位中学革命师生的代表，桌子上摆满了“联动”组织破坏的东西。江青指着那些东西，气愤地说：
　　“你们看看，这叫革命吗？可以办一个展览，让他们看看。”
　　2月14日凌晨，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原化工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梁膺庸，他的罪名是“叛徒”和“特务”。
　　2月14日，李富春在中央会议上说：
　　“胡耀邦必须彻底批判，17年来，他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
　　话分两头，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10日下午的指示，在2月14日这一天，开会批评了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会议。
　　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很快就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10日下午严厉批评陈伯达和江青、12日下午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这两件事，感到极大的兴奋。这就是两天后所发生的一件大事的重要因素之一。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待后细述。
　　2月14日晚上，《光明日报》社的群众组织再次斗争了穆欣。
　　2月14日晚，毛泽东在《对王明昆关于“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的批语》中写道：
　　“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研究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是不主张破坏工厂。”
　　毛泽东还在这份材料里提到的“李世英同学”后面，深情地加上了一个批注，他写道：
　　“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
　　李世英是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系学生，1966年6月5日，年仅21岁的班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李世英带领全班同学写了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管制起来。此后在7、8、9三天，他身上被刷上浆糊，贴满标语，头戴高帽子，架着“喷气式”在学校游斗。9日中午，李世英服安眠药自杀，幸被同学发现救活。而在这一天，与李世英相同遭遇的交大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长王永婷同学却跳楼自杀身亡。
　　《西安交通大学校史》记载：“据校文革总会后来统计，工作组接管的50多天里，全校有1000余人被批斗。在66名处级干部中，有63人靠边站，29人被打成‘黑帮干将’、‘黑帮骨干’、‘黑帮分子’，占处级以上干部总数的44%。全校912名学生干部中，有680人被‘查上当、放包袱’，占学生干部总数的75%。”
　　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反动组织——黑龙江省军区部队镇压反革命的几点经验》的文章。
　　2月16日，周**在接见内蒙古军区和内蒙古三司的代表时说：
　　“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没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挥的人民解放军，能有今天吗？帝修反只是骂骂而已，不敢动手，就是因为有了解放军。”
　　这天下午，周**在接见财贸战线的造反派时说：
　　“中央信得过李先念同志，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协助我把财政上的外债还完了，把内债也还剩下很少一点了。67年、68年就还完了。财政系统有陈云的思想，但并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个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毛主席路线就又胜利了。”
　　2月16日下午，周**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3位副总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有军委的4位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另有萧华、杨成武、余秋里，还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
　　开会前，谭震林拦着进会场的张春桥，质问他说：
　　“陈丕显为什么不让来北京？”
　　张春桥怔了一下，回答说：
　　“群众不答应啊！他来不来北京，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厉声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他指着张春桥说
　　“你们批什么‘反动血统论’，结果**统统挨整，见**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不是形而上学吗？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党，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他愤愤地指着张春桥的鼻子说：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搞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激动，又手指着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说：
　　“40年的革命，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他最后说：
　　“我跟毛主席跟了40年，到41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和你们斗争到底！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3000御林军。”
　　说罢提起皮包，就要离席而去。周**叫他回来。陈毅也说：
　　“谭老板，不要走，要留在里边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陈毅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又说：
　　“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林彪同志1966年国庆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
　　李先念说：
　　“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
　　周**说：
　　“《红旗》13期社论没有送给我看。”
　　李先念接着说：
　　“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叶剑英则指着陈伯达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联，我根本不赞成。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他又对陈伯达说：
　　“你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徐向前拍着桌子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
　　康生一看徐向前这样，也发火了，他说：
　　“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周**见会议已经无法再开了，只好宣布休会。
　　陈毅见其他人正在退场，就小声对叶剑英说：
　　“剑公，你真勇敢！”
　　叶剑英说：
　　“各地都有一帮**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
　　徐向前也说：
　　“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
　　谭震林对陈毅说：
　　“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
　　李先念说：
　　“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
　　陈毅说：
　　“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这还行吗？”
　　这就是多少年后人们常说的“二月抗争”，时称“二月逆流”。
　　后来陈再道在回忆中说：“那时中央的斗争确实也够复杂的了，各种政治代表人物都想在中央大乱的时候捞一把，都以为毛主席已经没有了力量，都企图取而代之刘**、邓**等人的地位。也就是这个时候，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陈毅等人都站出来，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就是被林彪等人所称的‘二月逆流’。”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中央文革和三总四帅之间的矛盾？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与彭德怀、六十年代毛泽东与刘**、七十年代初毛泽东与林彪这3次斗争，至今还没有人认真地对比过。且不说林彪的问题，就前两次斗争的情形而言，不妨设想一下：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7月23日会后与彭德怀在路上相遇，毛泽东说要与他谈谈，彭德怀不但骂骂咧咧，而且还拂袖而去。假设彭德怀趁此机会和毛泽东心平气和地谈谈，那后果将会如何？如果没有7月23日会议以后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哪些活动和言论，还会有接下来的八届八中全会那样的结果吗？假设毛泽东在1967年1月13日晚与刘**谈话时，刘**具有邓**那样的“灵活性”，那结果将会如何？如果没有三总四帅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还会有接下来刘**被开除党籍的后果吗？历史上帮倒忙的事比比皆是，可惜至今还没有人出版一本关于帮倒忙的故事书。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也没有那么多如果，它就是那么无情地不可逆转地发生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33
第333章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话说1967年2月16日晚，周**在西花厅办公室来回踱着步子，他双臂抱在胸前，浓眉紧锁，脑子里满是在会议前发生的那惊人一幕。事情将会向何处发展？如何向毛泽东汇报？何时汇报为好？他终于决定晚上暂不去向毛泽东汇报了。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与周**相反，他们在会议结束后，立即来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向江青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江青说：
　　“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
　　她让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马上整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又给毛泽东办公室打电话，说：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
　　毛泽东立即接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听着两人的汇报，只是觉得老总老帅们还是很不理解，吸着烟，微微而笑。但当他听到陈毅说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话，不再笑了，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说道：
　　“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张春桥说：总理似乎对《红旗》13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毛泽东说：
　　“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
　　张春桥、姚文元汇报的时间并不长，毛泽东还没有发大脾气。
　　就在这天晚上，那些老总老帅们还在给自己的部下鼓劲，他们高兴地说：
　　“打了一个打胜仗！”
　　陈毅乘兴来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对归国留学生代表又放了一炮，他说：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
　　徐向前也在以军委文革小组长的身份向各地打电话，让支左人员放手大干，他说：
　　“现在有了中央军委八条这个尚方宝剑，左派**由你们定，他们自封的不行。”
　　2月17日，四川的李井泉闻风而动，出动军用飞机散发传单，开枪打死了红卫兵和群众，开始了四川全省的“二月镇压”。
　　2月1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中写道：
　　“文艺团体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艺界的斗争重点是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发和清算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肃清以周扬、夏衍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毒害，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
　　这一天，中共中央还颁发了《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要把文化大革命深入地开展下去的设想。
　　2月17日晚，林彪将谭震林在这一天写给他的信，转呈给毛泽东。并在信上批道：
　　主席：
　　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林彪
　　毛泽东往下看去，只见谭震林在信中写的是：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3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还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的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毛泽东看罢，提笔在信上批了两个字：“已阅。”便将信退还给了林彪。
　　林彪满以为毛泽东看罢这封信，一定会大骂一顿谭震林，没想到他竟是这般轻描淡写，顿时恼羞成怒，一把将信撕碎，丢到了痰盂里。后来，秘书偷偷地将此信碎片捡起来，保存了下来。
　　2月18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造反不分先后》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热烈欢迎一切革命干部起来反戈一击，任何歧视、排斥干部起来造反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向林彪汇报了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周**、李富春、康生、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叶群等人开会。他非常激动、非常气愤，说道：
　　“我听说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作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作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97分。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同志，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你们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是要刘邓上台。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把北京留给你们。”
　　“他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他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我不信军队会跟你们走。”
　　毛泽东又一次点着名说：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周**劝毛泽东不要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他最后说：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对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徐向前同志进行批评，他们3人停职检查。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党员来解决！”
　　此时，已经是19日拂晓了。毛泽东说完就退出了会场。
　　2月19日，林彪将北京卫戍区2月18日写的两个报告：《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报告》，报送给毛泽东。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主席：
　　此两件，是否可转发全国，请主席审批。
　　　　　　　　　　　　　　　　　　　　　　林彪
　　2月19日晚，毛泽东看了北京卫戍区的两个报告，立即在批示中写道：
　　林彪同志：
　　1、此两件立即转发全国。2、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20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4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相应减少4小时。3、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
　　以上请酌办。
　　此两件总理阅后送林彪同志。
　　　　　　　　　　　　　　　　　　　　　　　　　　毛泽东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和其他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她说：
　　“毛主席这个批示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于促进大联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正轨，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都有极大的好处。这次军训的中心内容是进行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教育。”
　　2月20日，戚本禹给整理了《刘**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邓**对抗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刘**的“天津讲话”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等材料的谭浩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你过去受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类书的毒害，在工作中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现在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红旗》杂志社论，认识错误，决心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彻底批判和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修正主义，同其他同志一起写了批判文章，这都是好的。我们热烈地欢迎你这种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行动，热烈地欢迎你归队，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2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信中写道：
　　“贫下中农同志们，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
　　“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这一天，北京举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大会，周**、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周**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热烈祝贺红卫兵的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2月23日，《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一文。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文章中写道：
　　“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干部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必须按照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党的干部政策，正确对待干部，成立一个真正有领导能力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才能健全地领导文化大革命和领导生产。经过半年多以来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必须清醒地看到，确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门篡夺了党政的领导权，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同时也应看到，犯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
　　据吴德后来回忆说：“这篇社论是由王力起草的。社论的讨论稿在2月中旬由周**主持政治局会议征求意见和讨论的时候，陈毅曾经长时间地握住王力的手说：‘社论写得好极了！照这样做，大家没有意见了！’”
　　2月23日，青海军区副司令、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永夫，在叶剑英支持下，调动武装部队占领“8&#8226;18”掌权的《青海日报》社，逮捕和镇压“八&#8226;一八”造反派，拘禁青海军区主要负责人，导致了部队开枪、双方冲突的流血事件：共死伤377人，其中群众（多数为学生）死亡169人，伤178人；军队死亡4人，伤26人。
　　这一天，叶剑英听了赵永夫的电话汇报，说：
　　“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2月24日，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后，张春桥在全市“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赞扬和支持的指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会通过了《当前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草案。
　　上海临时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消息传到北京后，陈伯达、康生和谢富治根据周**的指示，和吴德谈话，研究和商量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陈伯达明确地告诉吴德说：
　　“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总理的意见都是建议你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协助谢富治做好北京市的工作。中央相信你能在这个岗位上继续作出成绩。”
　　2月25日，周**根据毛泽东2月19日的指示，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开始批评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等人大闹怀仁堂的错误。
　　这次会议先后举行了7次。周**在会议期间发表了4次讲话，前3次是在中央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上讲的。
　　在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没有一个人不站出来批评谭震林、徐向前、陈毅他们3个人，与会者都不敢和谭震林他们3个人说话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老干部几次痛哭流涕地认了错，有的认认真真、反反复复地作了检查，有的发誓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错误做法。他们一致表示，好好学习，听从毛泽东的教导，努力跟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作了检讨，开始向中央文革靠拢。
　　后来在3月18日会议结束时，有人提议，把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作为文件，发给军级以上干部。毛泽东不同意这种做法，他是有意保护这些老干部，包括没有受到批评的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从此以后，中央政治局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此是后话。
　　再说2月2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登了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同时还刊登了上海《体育战线》评论员的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
　　《红旗》杂志还发表了《推荐两篇好文章》的短评。短评中说：
　　“这两篇文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新阶段的时候，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带有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关系到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边战斗，边整风，向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开火的问题。”
　　此后，在一些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内部，实行了一段时间的闭门整风。
　　吴德看了这些文章，对谢富治说：
　　“这些措施，在北京的学生组织内部不会起多大的效果。”
　　1967年3月1日，毛泽东对“西宁二&#8226;二三事件”做出批示，他写道：
　　“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社论中说：
　　“贵阳棉纺厂创造了大联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照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里，对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目前运动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决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组织形式，必须适应新的战斗任务的要求。”
　　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题目是：《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高度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泽东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中写道：
　　“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阴谋。”
　　3月3日，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
　　“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3月7日，毛泽东看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报告后，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可以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3月7日，戚本禹提出要批判地质学院的朱成昭，林杰一听，马上派人去找朱成昭，安慰他说：
　　“不要紧，还是有所作为嘛。”
　　3月8日，农口和首都部分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大会”，公开把矛头指向了在“二月逆流”中拍桌子骂娘的谭震林。他们重点批判了谭震林策划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和镇压群众的罪行，提出了“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的口号。
　　3月10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在回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
　　安吉！
　　　　　　　　　　　　　　　　　　　　　　　　　　毛泽东
　　毛泽东又派人把中央整理的有关刘**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送材料的人交代章士钊说：
　　“这些材料尚未公布，系党内机密。因为行老关心刘**问题，主席特别指示破例送给您看。”
　　原来，章士钊为排解毛泽东和刘**之间的矛盾，在1967年3月6日给毛泽东和刘**分别写了一封信。章士钊给毛泽东的信，笔者至今未见原文，所得材料只是章含之的一段回忆性文字：
　　“父亲终于送出了给毛泽东的信，他在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他说假若刘**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等等。”
　　而章士钊给刘**的长信，则是这样写的：
　　少公主席座右：
　　缅维64年春节元日润公开教育会议于北京，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渐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细绎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于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已。如曰：**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天下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
　　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齿奇齿乞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
　　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
　　曩朱叔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以崇而民生活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甚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是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
　　政绥
　　　　　　　　　　　　　　　　　　　　　　　　　　士钊谨启
　　欲知毛泽东将如何处理刘**的问题，请继续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34
第334章
　　“刘**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唯心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的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的个人修养。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
话说1967年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参加会见的有周**、康生、刘宁一。
　　威尔科克斯一走进会见厅，就大步上前同毛泽东热烈握手、拥抱，他关切地问道：
　　“毛主席身体好吗？”
　　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
　　“马马虎虎，暂时还死不了，但是不久就要见马克思了。”
　　宾主落座后，威尔科克斯接着刚才的话题动情地说：
　　“生和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让毛主席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可吃不消。”
　　“人总是要死的，你不让我死，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希望毛主席很好地保重身体，要是我不抽烟的话，我一定劝毛主席不要抽烟。”
　　毛泽东把头一摇，说道：
　　“这个矛盾不能解决。已经成了习惯，很多年的习惯，要是不抽的话，就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似的。从30多岁就开始抽，抽了40多年了。我是学了马克思的，没有学列宁。”
　　康生插话解释说：
　　“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都抽烟，就是列宁不抽。”
　　毛泽东微笑着拿起茶几上的香烟，点燃了，吸了一口，诙谐地说：
　　“国民党领袖都不抽烟，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都不抽，可是他们都不得好死。孙中山得了癌症，要是他抽烟，也许还不至于得。汪精卫当了汉奸。”
　　周**插话说：
　　“汪精卫最后也是得了癌症，死在日本。”
　　毛泽东为他的抽烟理论又有了一个旁证，得意地笑了。可威尔科克斯却依然恳切地坚持说：
　　“希望毛主席戒烟，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希望毛主席健康长寿。”
　　毛泽东说：
　　“很多人都劝我不要抽烟，可我偏要抽。抽烟是健康的表现。我有过1年停止抽烟，因为害病，一抽就很不舒服。后来病好了，又抽起来了。将来我见马克思的时候，他会问：‘毛泽东，你抽不抽烟？’”
　　说完，连他自己也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笑得是那么开心，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谈话切入正题后，毛泽东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说：
　　“革命派在开始时都是受压迫的少数派。北大的聂元梓是这样，北航红旗也是这样。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北航开始时多数派有几千人，少数派红旗只有200人。各个学校都是这样。多数派是纸老虎。上海无论在学校还是工厂，开始时真正革命的都是少数。有人说中国已经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文化革命才开始的。”
　　“过去历次整风都是在干部中进行的，没有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这次是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可能办错事，整错人。”
　　“解放以后，学校还是国民党的，教员大部分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都是如此。……共产党自己没有多少教师、演员和画家，有经验的办报人也很少。解放以后搞这些的还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看来要一两年，这是从全国来说。”
　　3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三论提倡一个“公”字》，社论中写道：
　　“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谈破私立公，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最大的公。”
　　3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关于各地夺权情况的谈话中说：
　　“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
　　3月1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的材料》及对材料的批示呈送给毛泽东。
　　中共中央在批示中写道：
　　“在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
　　《材料》中写道：
　　中央文革小组经过查证，刘**在1936年3月到北方局后，感觉一直在北方局工作的柯庆施、莫文骅等人不听话，不积极贯彻“一切服从抗日需要”的政策，执行了极“左”路线。4月，刘**担任北方局书记后，把刚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的彭真、林枫安排进领导班子，由林枫作为他的秘书兼任北方局秘书长。刘**、林枫在整顿北方局时，让柯庆施靠边站了。柯庆施、李菁玉等人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揭发刘**、彭真等人的问题，要求撤销刘**的职务。信到陕北后，张闻天给压了下来。由此查出了1936年8月30日刊登在《华北日报》上的《徐子文等**启事》。启事全文如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友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兹困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刘华甫（刘澜涛）、杨仲仁（杨献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冯俊斋（马辉之）、张永璞（薄一波）、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这篇**启事是经过杨献珍三易其稿，以狱中党支部书记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员讨论通过，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后，在报纸上发表的。此后，一直到1937年3月，一共有61人分9批在《华北日版》、《益世报》上刊登了监狱拟好的《**启事》。
　　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进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工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号召人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信中还写道：
　　“希望你们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新的条件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现阶段全国劳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党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你们应该很好地同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合作。”
　　这一天，北京市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吴德陪同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到会祝贺。周**和陈伯达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吴德在讲话中说：
　　“这是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最为重要的一步。”
　　3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文化大革命中的三支两军工作由此开始了。
　　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告》：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联。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批外出人员陆续回到了本单位。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大会上围绕“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主流和支流”、“军队支援地方”3个问题发表了讲话，他在“主流和支流”部分的讲话中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
　　周**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
　　这天下午，北京市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大会”，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发言人纷纷批判谭震林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提出了“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
　　周**在大会上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讲了话，他表示：最坚决地支持革命群众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
　　3月20日晚，毛泽东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作了批示，他写道：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可以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做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泽东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20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
　　3月22日，北京市召开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吴德陪同下到会祝贺。周**和陈伯达在大会上先后讲了话。
　　3月23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执行和捍卫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社论中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3月23日晚，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做些修改后，批示道：
　　“看过，写得很好。”
　　3月24日，周**对三支两军干部们说：
　　“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和林彪3月21日对《青海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作出了《处理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1、青海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2、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300余人，甚至向15、16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3、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未搜到一支枪。4、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中央军委决定：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有关青海问题。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和被捕的革命群众予以平反和释放，并着手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管会。
　　中央决定：将赵永夫隔离审查，将与此事有直接关系的张秀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3月25日，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成立，周**、江青到会祝贺并讲了话。
　　3月27日，周**在一个会议上插话说：
　　“到夺权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主要的斗争目标。”
　　3月27日，毛泽东提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号召学生迅速回校上课，一边上课，一边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3月28日晚，周**接见水电、煤炭、冶金、物资、林业、计委、纺织等国家机关21个单位的代表，他在讲话中说：
　　“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缺乏经验。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经验多了。这次夺权是1949年夺权的继续，这次夺权是最彻底的。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有个估计，原说在2、3、4月看出眉目，现在还得加上个5月才能看出个眉目，明年2、3、4月或更长一些时间要看出结果。对干部不要揪来揪去。你们可以约好时间批判他们，批判完了让他们回去，他们还要抓业务。如余秋里、谷牧同志，国务院需要他们工作，中央现在没几个人抓业务。全国正值农忙，工业处于第二季度。不要搞全面的审干，要排排队，解放一些干部到业务生产岗位上去。”
　　3月29日，《红旗》杂志准备发表一篇题目为《1966年六七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的文章。清华大学是刘**派其妻子王光美蹲的点，和四清时的“桃园经验”一样。
　　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在题目的前面加上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句话，再把原标题加上括号。他还在文章中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尔后，又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
　　3月底，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批判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他说：
　　“刘**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本书是唯心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的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的个人修养。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抽象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讲一些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些文章批判。”
　　刘**写于1939年7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册子，仅在1962年到1966年间，就售出了1500万册，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毛泽东著作的发行量。
　　3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的《红旗》杂志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在7日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毛泽东在原稿中写下了两段话：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从上至下，凡需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兵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社论中强调说：
　　“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
　　自此以后，其它各省市自治区、各单位在夺权后建立的新政权就全部以“革命委员会”命名了。
　　3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这篇文章中写道：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群众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拐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对这本书的大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3月31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纸还发表了由王力和关锋以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名义撰写、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1966年六七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117号文件：《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毛泽东在这个文件里，特意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文件中还写道：
　　“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迫群众请罪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的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江青对117号文件特别重视，她在几次会议上都讲到了这个文件的内容，并且还说：
　　“毛主席亲自指示制定的这个文件，十分明确地体现了毛主席对革命群众的爱护和保护，彻底纠正了今年2月和3月间全国各地出现的镇压学生和群众革命的错误倾向，这就保证了我们的五光十色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下去。同志们，你们在底下斗，我们也在上面斗呀，这些文件来得不容易呀，我们的斗争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引用了毛泽东在1954年写给政治局信中的一句话：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文章又写道：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某某等却大唱对台戏。”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刘**，但国人一看便心领神会。文中的胡某某，则指的是胡乔木。
　　4月6日，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的命令》草稿上批示道：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
　　他还在草稿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一句之后，又加上了一段话：
　　“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己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
　　在军委这个《命令》中，共有10条内容，通常被称为“十条命令”。其主要内容是：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责任。
　　毛泽东审批了“十条命令”后，在谈话中说：
　　“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就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
　　他在提起刘**搞的四清运动《后十条》时，又说：
　　“63年搞了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
　　4月6日这一天，中南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揪斗了刘**。
　　在此之前，吴德几次给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写了揭发材料，系统地把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所参与的和他所知道的刘**、邓**对北京市运动的指示作了揭发和批判，还表示说：“我决心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彻底决裂，同时我也要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陈伯达和康生赞扬他说：
　　“吴德同志新生了！”
　　4月7日，聂荣臻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对杨成武的看法。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旗帜》的社论。社论中欢欣鼓舞地宣布说：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凯歌声中，一个新的伟大的战役开始了。”
　　这一天，陈伯达、康生在中央军委召开的批判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本书是唯心的，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的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大会，首都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万人都参加了大会。大会批斗了刘**的夫人王光美以及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人。
　　4月10日，毛泽东在聂荣臻4月7日的信上批道：
　　荣臻同志：
　　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毛泽东
　　　　　　　　　　　　　　　　　　　　1967年4月10日
　　4月12日至18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对刘**和邓**的大批判。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在会议上都作了长篇讲话。
　　陈伯达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刘**《论共产党员修养》批判的指示。
　　江青在会议上的讲话题目是《为人民立新功》，这是一篇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8000多字的讲话稿。江青说：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做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看着，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
　　“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这也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呐！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些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目前，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江青讲了《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毛泽东在她的讲话稿中，加上了这样的话：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江青说：
　　“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
　　江青所说的大义灭亲，是指陈士榘的儿子参加了“联动”组织，炮打中央文革。他的老婆受人利用侮辱江青并且不知悔改。陈士榘不光管了儿子，还和感情早已疏远的老婆离了婚。他认为老婆传播关于江青在延安时期的一些话，是往毛泽东脸上抹黑。毛泽东称赞他是“大义灭亲，立场很好”。江青接着说：
　　“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来，让他好好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
　　江青话锋一转，说道：
　　“少数同志，太过分了。”“‘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对子女，不要看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我们要严格地教育他们。”
　　“要把我们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
　　“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在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们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鉴于历史的教训，对**一直是非常关注和忧虑的，他早在1965年就对自己的儿女们说过：“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而他准备教育、改造、锻炼那些**的办法就是“总有一天统统把他们赶到农村去。”毛泽东的儿女们都不理解爸爸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多少年后，李敏才悟出了“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这句话的深意，她说：“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喇哇喇地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
　　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有很多事情都在不断地在重复着。人们常说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只要认真地看一看正史，就会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不新鲜，在历史上都可以找到先例，只不过是那些人的名字和事物有所差异而已。可惜人们从来不管历史，从来不想“五世而斩”的古训，只顾朝着自己的利益勇往直前，最终也不过是落一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下场。呜呼！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35
第335章
　　“今天我请各位来开会，开个团结的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那个怀仁堂事件并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要反对我，是对运动有意见，对文革小组有意见，是你们发发牢骚么。虽然讲了些过头话，也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话说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2月5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内蒙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鐸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中央决定成立以刘贤权、吴涛（内蒙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4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发布了《给内蒙人民的一封信》，信中重申了《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的内容。
　　4月20日上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
　　此前，中共中央决定由谢富治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担任第一副主任。毛泽东曾交代谢富治说：
　　“革命委员会要以造反派为主体。”
　　以谢富治为首的筹委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经过充分协商，最后确定革命委员会委员共35人，其中造反派代表22人，革命干部代表7人，解放军代表6人。
　　这一天，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周**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示热烈祝贺。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大会上也讲了话。
　　周**在致词中说：
　　“北京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住地，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心。自从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快地揭露和批判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幕和阴谋，这就胜利地揭开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北京大学聂元梓七同志写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北京，毛主席在亲自主持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一张大字报，制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会议并发表公报，从此宣告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
　　北京的中学是震撼世界的伟大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在毛主席的热情支持下，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特别是去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以后，红卫兵小将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到处串联，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从去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接见了130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军民一体，老少一堂，使我们伟大的首都成为全国向往和全世界注视的中心。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林彪同志去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的号召，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你们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你们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优势，在组织上也取得优势。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把无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立即行动起来，自下而上地展开夺权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正是在这一系列伟大斗争和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认识到，夺权不容易，当权也不容易，要巩固这一五光十色专政更不容易。”
　　这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他高兴地握着谢富治的手说：
　　“我祝贺你，祝贺大会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
　　他还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说：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样不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
　　4月23日，毛泽东审阅了《陕西省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报告》。报告中说陕西驻军负责人连续召集当地大专院校造反派代表座谈，鼓励军队主动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改进工作。毛泽东在报告原文中加注了两段文字，他写道：
　　“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认识世界，并且改造世界。”
　　“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立即改正。”
　　尔后，他又在批示中写道：
　　“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4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在四川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此前，李井泉在“二月镇压”中先后在四川抓捕了一大批人，经过工作，释放的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多达27865人。
　　他在批示中写道：
　　“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来起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要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规。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泽东还在《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中写道：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放下，将来再说。”“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毛泽东在《广东省军管会组织支左干部分批进行集训》的报告中批示道：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10天至14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东的较好。”“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此一时期，山东军区和济南军区出现了一时难以断明的情况，军区来电来信反映，群众围攻解放军。毛泽东看后批示道：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没几天，就有军区人员来信反映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
　　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很值得一阅，是山东两军区的同志写的。”“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
　　随后，济南军区支左人员来信反映，支左中“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军不是左派的后盾，而是成了保守派的后盾”等问题。
　　毛泽东批道：
　　“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
　　4月24日，毛泽东、林彪、周**、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张春桥、姚文元、刘格平、张日清、李再含、潘复生、王效禹、谢富治。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同众人一起观看了上海市舞蹈学校演出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并同演员们一起照了像。
　　4月30日，毛泽东把周**、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请到自己家里，他笑着对谭震林说：
　　“谭老板呐，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你要还有气，今天就痛痛快快地再冲我开一炮。咱们定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笑了。毛泽东吸了口烟，又说：
　　“今天我请各位来开会，开个团结的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那个怀仁堂事件并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要反对我，是对运动有意见，对文革小组有意见，是你们发发牢骚么。虽然讲了些过头话，也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陈毅说：
　　“主席批评狠一些倒没得关系，最可气是有些人借题发挥，落井下石，恨不得把我们全一棍子打死才心满意足。”
　　谭震林说：
　　“他们无非是想把我们这些老家伙打倒，自己好上台，把权力交给他们，我就是不同意。”
　　毛泽东说：
　　“你们对文革小组不满，这是正常的。文革小组也有坏人，我早发现一些人有野心，要把他们清除出去。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找我来讲嘛。你们在怀仁堂讲的那3条，我是同意的：搞文化大革命，第一要坚持党的领导，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我们就一事无成。第二要保护老干部。我反复讲过，我们的干部队伍95%是革命的，是好的。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第三要稳定军队。”
　　徐向前说：
　　“只要主席能够理解我们的一片苦心，我们就是受再大的委屈和挫折，也算不得什么。”
　　毛泽东说：
　　“我和你们共事几十年，我能不了解你们吗？我不能没有你们，你们都是立过大功的。”
　　毛泽东扭头问周**说：
　　“五一节参加联欢的名单拟好了吗？我要请今天在座的元老们全上天安门城楼。”
　　周**将一份印好的名单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念，还用红笔一个个划着圈，批准他们在“五一”节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
　　在1967年五一劳动节前，有一个单位请林彪题词，林彪正在思考写点什么，叶群在一旁提醒说：
　　“就写4个伟大吧。”
　　196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驱车去天安门城楼的途中，经过胡乔木的住宅，他突然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
　　“停车，去看看胡乔木！”
　　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胡乔木家的大门，敲了一阵子，无人开门。此时四周的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华罗庚，他亲切地握着华罗庚的手，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还高兴地向在场的人们介绍说：
　　“这是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接见了红卫兵代表，他与北师大学生领袖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领袖王大宾、清华大学学生领袖蒯大富、北航《红旗》学生领袖韩爱晶等人亲切握手。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上海市、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
　　5月1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及其它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谭震林等一批被批判的老干部在天安门城楼参加联欢的消息。还刊登了林彪手书的“四个伟大”的手迹。
　　后来，林彪这个手迹又被广泛印在书报、书包、茶杯等各种物品上。
　　5月2日，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郭沫若为会议致词，题目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接着，郭沫若还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他激情地朗诵道：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所歌颂的是江青自1963年以来，为京剧革命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京剧界搞出了8个样板戏。一个最难改革的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一个交响乐，这3个旧艺术的堡垒都被攻克了，一时间，震惊了全世界。
　　5月初，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向《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反映说，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有炮打周**的思潮。林杰对他们说：
　　“我对清华井冈山作战部是了解的，我是支持他们的。在对待总理的态度上，可能我与你们的观点不一致，我还是支持总理的工作的，我不同意把他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
　　5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
　　《决定》中在肯定了成都军区支工、支左的成绩之后，还写道：
　　“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西南局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决定“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3次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毛泽东在第1稿中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这种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8226;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的空想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尔后，他又批示道：
　　“有些意见，写在文内，请酌定。”“改后应送中央文革小组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又及。”
　　毛泽东在第2稿上又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尔后批示道：
　　“退文革小组。在第7页加了几句话，请研究，是否妥当。定稿后，请印正式清样送阅为盼！”
　　毛泽东在第3稿上批示道：
　　“照此发表。毛泽东”
　　5月10日，毛泽东在刘伯承转呈的一封反映济南地区军队受到冲击情况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各单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开展批判运动。
　　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最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还号召我们：拥军爱民。这是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指导思想，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
　　社论还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军委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和4月6日的“十条命令”，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
　　5月13日，三军部分文艺、体育界的造反派组织为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25周年，准备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联合演出，这个演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热情地歌颂毛主席，歌颂工农兵和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是三军中另一派，也就是保萧华和保刘志坚的那一派，硬是不让演出，他们扬言说，如果要演出，就要去搞砸场子。
　　林彪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支持联合演出这一派的。林彪在演出前，接见了演员们，他说：
　　“我坚决支持你们的演出！”
　　这一天，要保萧华和刘志坚的三军内一些群众组织和社会上不明真相的人，果真对北京展览馆会场进行了冲击，破坏了演出，制造了流血事件。此事后来被称为“5&#8226;13事件”。
　　林彪立即派叶取保去看望了演员们。周**、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也都去看望了演员们。他们都表示支持演出。
　　在林彪、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演员们在北京展览馆继续进行演出。
　　5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判，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5月16日，《人民日报》为庆祝中共中央“五&#8226;一六通知”发表1周年，经毛泽东批准和修改，重新发表了1966年“五&#8226;一六通知”中批判《汇报提纲》的那部分内容。
　　5月间，毛泽东在接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疑为下面提到的刚果政府保安团，有待查证——笔者注）时，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的发展过程，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能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是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做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5月16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办法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
　　就在5月16日这天晚上，在北京钢铁学院宿舍楼里，以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为首的六七个来自师范大学、航空学院、钢铁学院的大学生和附中的学生头头，对《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五&#8226;一六通知”部分内容的动向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他们分析来分析去，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央又要揪什么大人物了，而且还认为周**是一个重要目标。
　　原来在这一年5月的早些时候，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参加大串联到了上海，她发现了一份国民党反动派30年代的报纸，上面登有《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就把这份报纸带回了北京。
　　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在1932年2月18日伪造的谎言，是他们企图用以制造混乱、瓦解中国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一个卑劣阴谋。实际上早在这个伪造的启事刊登以前两个多月，周**就已经于1931年12月15日到达了中央苏区瑞金。
　　此事出现后，中共临时中央曾作了多方面的工作，澄清事实，对国民党反动派予以反击。1932年2月间，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名义发布的一个布告，也明确地写道：这是一个“冒名启事”，“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徒的造谣诬蔑。”
　　张建旗等人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上早已澄清了的问题。他们分析说，这份启事是真实的，“伍豪”是周**的曾用名，因此，周**就是大叛徒。于是，他们就决定炮打周**，并成立了一个名叫“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到处拉关系，还和《红旗》杂志的林杰这些人勾结上了。林杰在和他们的谈话中发明了3个司令部的谬论，他说：“一个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个是刘**的司令部；还有一个是周**的司令部。”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受人利用，愈走愈远，他们先后张贴了许多攻击周**的大字报，散发了很多攻击周**的传单。其中在师范大学，一些人写炮打周**的大字报，就是林杰亲自授意给谭厚兰，让他们出面写的。
　　“首都五&#8226;一六红卫兵团”张贴的大字报和散发的传单主要内容有以下3个方面：
　　1、他们散布说：
　　“周**与中央文革有很大的分歧，甚至是原则的分歧。”“周**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很不理解的，他对中央文革不满，和中央文革有矛盾。周**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中央文革灭火器的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
　　2、他们还散布说：
　　“一年来的军内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以两条路线为纲，早已把三军革与保的阵线分明了。为什么竟有人出自他们资产阶级的本能，利用他们尚存的权力，抓住革命小将在前进道路上的缺点、错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利用军内小将在‘五&#8226;一三’问题上表现的幼稚，大耍手腕，两面三刀，在全军内部勾结一些人，扶植和操纵已垮台的保守势力，大搞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全军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回忆着‘五&#8226;一三’以后风云突变的血的教训，还不值得我们千思万虑吗？联想到当前军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们应该不应该思考一下，到底是哪一个人物在黑暗角落里指挥军内大大小小走卒，妄图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颠倒过来？亲爱的战友，如此颠倒的历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允许再颠倒下去吗？不能！万万不能！扭转了的乾坤扭转过来，恢复其本来的面貌！”
　　3、他们又散布说：
　　（1）、“我们认为，坚定地认为，周**是反革命两面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根子，是60年代的武训。”（2）、“我们决心同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周**决一死战。”（3）、“周**步彭真的后尘，炮制了一个没有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纲”，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保皇派提供了理论根据。”（4）、“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台了！周**就成为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成为反动势力向革命势力一次又一次玩弄阴谋进行反扑的总指挥，他是隐蔽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实力派。他惯于玩弄两面手法，阳奉阴违，是中国的又一个赫鲁晓夫，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周**的存在与否，关系到无产阶级的胜败，关系到未来世界究竟属于谁，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大旗能否打到底，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的前途。”
　　5月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纪念“五&#8226;一六通知”发表1周年，联合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加写的：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5月18日，中联部在关于中共参加中缅两党会谈代表团成员组成名单上，列有江青的名字，报告送给周**并呈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道：
　　“江青以不参加为好。”
　　5月25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道：
　　“北京也在分裂为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
　　5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要事汇报》上转载：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5月22日晚，17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及存折，他们在取款时均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6个是北京学生，其余11人，除2人外，都是**。
　　毛泽东看罢此文，批示道：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5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转发重庆第45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的报告上，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5月29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的来信中作了一个批示。
　　王海容是在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又到北京外语学院学了8个月的俄语，尔后被调往外交部工作。
　　再说唐闻生、王海容在27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决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在批示中写道：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派人查明原委，进行干涉，取走了那份从上海找回来的旧报纸，送给周**。她和陈伯达及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都与有关人员进行谈话，批评了张建旗一伙人。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说：
　　“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所谓1932年2月18日‘伍豪等启事’纯属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当年和周总理一块工作的康生同志已作了最有力的证明。群众不明真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确有一小撮坏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还成立了‘五一六’兵团的反动组织，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必须号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奋起反击，打退从‘左’右两个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逆流。”
　　5月29日夜，周**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了有关所谓“启事”问题的原始材料。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
　　毛泽东看到周**的信和附上的材料后，批示道：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可是，张建旗等少数人仍然执迷不悟，后来竟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干脆连江青也一起炮轰。有人提出江青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而且写了自首书，是叛徒。又说她在地下党时期生活放荡，并且把国民党反动派报刊杂志上的花边新闻作为证据拿了出来。还说她在党内斗争中是好出风头，有野心。
　　关于第1个问题，有当事人作证，历史上也早已作了结论，自然很容易落实。关于第2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这份报告上写道：毛主席、林副主席：
　　呈上江青同志30年代的一封公开信，请批阅。只要抛弃一切封建的偏见，都可以看到，她还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人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钢筋铁骨，就显示了共产党人不畏流言，勇于斗争的勇气。和鲁迅一样，江青同志的这封公开信，是讨伐封建势力和黑暗社会的战斗檄文。但是，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港澳台的**势力却利用此事，至今造谣、诽谤不休。为此，我们建议将此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证明江青同志的光明磊落和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
　　毛泽东看过报告后，在上面批了一句话：
　　“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欲知后来“首都5&#8226;16红卫兵团”能否收敛，毛泽东如何处理？请继续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36
第336章
　　“新式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2年零8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应该给他发个1吨重的大勋章。”
话说1967年5月30日，三军院校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冲击派，萧华被林彪宣布为坏人。“5&#8226;13”事件，最终导致了萧华的彻底垮台，总政由此瘫痪了。
　　据吴法宪后来回忆说：“早在1967年1月刘志坚被揪出来后，总政机关和北京的造反派就把矛头对准了萧华。萧华组织了一批人拼命地保他自己，同时破坏对刘志坚的批判。当时中央的矛头是集中对准杨勇和廖汉生的，萧华就利用这个机会打一派拉一派，把造他反的组织，打成‘反革命’，说成是保守派。这次演出，中央才下决心把他给揪了出来。”
　　自此以后，三总部里成立了以黄永胜、李作鹏和吴法宪等人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
　　林彪在接见吴法宪的时候说：
　　“跟着我们走，将来可别后悔呀，文化大革命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革命就是要有杀身成仁的思想考虑。我在每次打仗前都要跟叶群说：上战场想一想，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你们都是跟着我南征北战过来的，都要有这样的考虑。我可是不喜欢那类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的人。”
　　吴法宪说：
　　“请林副主席放心，我吴法宪是永远忠于林总的。这一辈子我跟定了，认准了，粉身碎骨志不移。”
　　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1967年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刘**、王光美专案组，把他们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结合起来审查。这个小组的总负责人是周**，江青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据王力后来回忆说：“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负责，实际上是对主席负责。”
　　6月6日，毛泽东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和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参加文化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群众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
　　6月9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参加亚非拉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的各国作家和朋友。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陪同接见。这次被接见的有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作家。
　　6月16日晚，毛泽东、林彪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周**、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江青、谢富治等人陪同观看。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中国726号轰-6飞机徐克江、孙福长机组携带的中国第1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预定的高度爆炸，实验获得完全成功，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两个太阳，一个在下，是真太阳；一个在上，是假太阳。
　　聂荣臻在试验现场立即向毛泽东、周**作了报告，他说：这第1颗氢弹的爆炸威力为330万吨TNT当量。试验场区内外人员均安全，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接见一个会议的科学家代表时说：
　　“新式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2年零8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应该给他发个1吨重的大勋章。”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而中国从炸响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2年零8个月时间，并且是赶在了法国的前面。而后来的法国则是用了8年零6个月的时间。
　　中国仅仅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踏出了一条由原子弹到氢弹的成功道路，终于打破了美、苏等强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自此，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了。
　　6月21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问中国。
　　早在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独立后，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支持南部非洲地区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迫切需要开辟一条新的运输线——坦赞铁路。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是横跨非洲大陆的一条大动脉。坦、赞两国开始寻求西方大国和苏联的帮助，均遭到拒绝。后来，美、英等国插手，一是想赚钱，二是想控制坦、赞两国，三是想排挤中国。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识破西方国家的阴谋后，首先邀请中国帮助他们援建铁路，而赞比亚却还在犹豫着。
　　这次卡翁达来到中国，在周**积极主动和无私的说服下，卡翁达也极为乐意地接受了中国帮助他们援建铁路的提议。
　　6月22日，李立三吞服50粒安眠药自杀身亡。
　　李立三是在6月2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他又在22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绝命书。他在信中写道：捏造他罪名的“决不是群众的意见，而是华北局机关中少数几个阴谋家和野心家（不是李雪峰同志）搞出来的把戏，来挑动群众斗争我。”
　　6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卡翁达就坐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手指间夹着香烟，满面春风地问道：
　　“赞比亚有代表机构在这里吗？”
　　毛泽东不经意的一句话，使周**从内心里感到佩服毛泽东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占据主动地位。毛泽东这一问就轻而易举地把卡翁达置于被动地位。原来，中国和赞比亚在1964年建交后，中国方面马上在卢萨卡开设了大使馆，赞比亚方面却一直没有在北京开设使馆，甚至连个代表也没有。卡翁达自知理亏，赶紧说：
　　“我们很快就要派代办来。主席先生为全世界各国人民做工作，身体这么健康，我感到很吃惊。我们赞比亚最尊敬的人有3种：长者、智者和勇者。这3种您都具备。中国人是最富于智慧和勇气的，中国的工作使整个世界变得有希望了。对于这一点，我十分欣赏。”
　　毛泽东见好就收，问起了坦赞铁路的情况，周**说：
　　“坦桑尼亚已经确定由我们帮助勘察，1965年底就勘查完了，写出了勘察报告，送给了尼雷尔总统。”
　　卡翁达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我只不过顺便提到铁路问题，和总理先生详谈了这个问题。我回去和尼雷尔总统商谈后，就马上通知你们。”
　　毛泽东不介意的把手臂高扬了一下，说：
　　“这条铁路不过1800多公里，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恢宏的气度，使卡翁达很是吃惊，他厚厚的嘴唇翕动了一下，说：
　　“我们只有通过帮助其它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你们的帮助。”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这不需要什么报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
　　卡翁达连忙说：
　　“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主席先生所说的。我的说法可能粗糙一些，我的意思是，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真正欣赏你们援助的心情。”
　　毛泽东说：
　　“你们独立才两年，还有很多困难。我们独立已快18年了，更应该帮助那些尚未独立的国家。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6月22日下午，毛泽东、周**、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接见参加赴越南作战部队座谈会的代表。这次座谈会是由总参谋部为研究改进高炮装备而召开的。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要狠抓一下雷达、光学仪器、指挥仪，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增加数量。”
　　6月22日晚，毛泽东、林彪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海港》。观看演出的还有周**、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董必武、李先念、聂荣臻、江青等人。
　　6月2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社论中写道：
　　“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特别是在掌权以后，他们的地位有了变化，如果忽视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而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人民日报》在转载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6月27日，人民解放军在“6&#8226;27”空战中，由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亲自指挥，一举击落美国最新的“鬼怪式”飞机1架，活捉了美机驾驶员，引起了全世界强烈的震惊。
　　1967年6月间，周世钊到北京开会，顺便看望了毛泽东。
　　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世钊对运动不理解，曾经陈书毛泽东，诉说了红卫兵到他家“抄家”的事情。毛泽东回信说：“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这一次老友相见，毛泽东问起红卫兵“抄家”的情况，周世钊说：
　　“我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
　　毛泽东说：
　　“这对你不起，由我负责赔偿，你那些旧书，我这里都应该有，任你挑选拿去做赔，只不得抄我的家。”
　　他点燃了一支烟，又说：
　　“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的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要负气。”
　　周世钊说：
　　“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
　　毛泽东说：
　　“你愿入党，我可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你也应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
　　周世钊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
　　毛泽东笑着说：
　　“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
　　周世钊谈到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说：
　　“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正确的思想体系。既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又为什么把它叫做毛泽东思想呢？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而不用别人的名字来代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呢？这是因为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我为中央的领导。1935年以后，中国革命就再也没有走什么弯路了。”
　　6月间，江青身体不大好。繁忙的工作使她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许多，扑克也不打了，动物也不养了，有时只到健身房里活动活动。毛泽东劝她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
　　“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
　　江青说：
　　“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
　　工作人员也都劝她工作不要太紧张，要注意劳逸结合，注意休息。她却反复说，她是一个政治化了的人。
　　1967年7月初，毛泽东在游泳池和杨成武谈话。他穿着睡衣，吸着烟，说：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是越来越快了。我看要不了多久，再过500年到1000年，那时的人们再看我们这些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我们所作的这些事，一定会觉得很可笑吧？”
　　他随手拿起简报，瞅瞅说：
　　“四川动刀，湖南抢枪，赣州打一仗，死200人，伤者难以计数。江苏、安徽天下大乱，全国各地差不多都有了两派3派。”
　　他把简报搁在茶几上，问杨成武说：
　　“这样乱下去，明年能收尾吗？会不会失控？”
　　杨成武说：
　　“群众起来了，派性大了，困难怕不少。有主席领导，工作做细，局势一定会控制住的。”
　　毛泽东盯着杨成武，“嗯”了一声，笑着说：
　　“好！天塌下来，有成武顶着。”
　　说罢起身踱出休息室，沿着游泳池漫步，嘴里念念有词：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平衡。”
　　毛泽东沿游泳池踱了一圈，杨成武问道：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好像没有听见杨成武的话似的，兀自“唔”了一声，说：
　　“成武呐，历史上冤枉的人，冤枉死的人，历朝历代都有，都不少。不过呢，共产党比国民党少一点罢了。现在有一些我们处分的同志，有的是3年4年翻案，有的10年8年翻了案，有的死了也没翻案，没人提了。哎，共产党也不过是比国民党少一点罢了。
　　《左传》阔大，《聊斋》工细。但读《聊斋》当以读《左传》之法读之。名儒讲学，老僧谈禅。《聊斋》文笔独有千古，更难得议论纯正，准确酌情，佳处难以尽言。
　　人有不得不为之，不得已而为之；形也，势也，形势所迫也。《聊斋》卷12《车夫》篇：有车夫载重登坡，方报力时，有狼来啮其臀；欲释手，则货敝身压，忍痛推之。既上，则狼已龁片肉而去。乘其不能为力之际，窃尝之，亦黠而可笑也。”
　　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拂，止住了议论，自言自语地说：
　　“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哟！”
　　毛泽东这一句话，杨成武听明白了，他是要去南巡了，要去武汉了，要去游泳了。
　　7月5日，毛泽东就各地筹划建造大型的毛泽东塑像一事，作出了批示。此一时期，全国到处建造毛泽东塑像，而且是越造越大，竞相攀比。他在给林彪、周**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中写道：
　　“此类事件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股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7月5日，周**亲自主持了有中央其他领导人参加的河南省三方赴京汇报团汇报会，刘建勋、纪登奎参加了汇报会。
　　纪登奎是在5月中被“十大总部”批斗后，被“豫农红总”负责人范念民指挥“豫农红总”和“郑大附中红旗”的部分红卫兵，冒险从其被关押处抢出来护送到北京的。
　　在此次汇报会上，河南二七公社、河造总、十大总部的代表经过协商，达成了停止武斗的6项协议。
　　7月7日，毛泽东指示说：
　　“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至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于反动组织，也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7月7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叶剑英、杨成武等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了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委联合召开的“入越作战高炮部队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接见结束后，粟裕传达了毛泽东在接见代表们前与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内容：毛主席指示说，现在的装备很落后。因此，我交代，一要把雷达、指挥仪、光学仪器，狠狠抓一下。我们的雷达，要减轻重量，不要那些落后不行的，要能抗干扰的。二要提高质量。三要增加高射武器的数量。
　　7月9日，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向建工学院的革命造反派交出了一份《认罪书》。建工学院造反派看了这份《认罪书》，认为是“刘贼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认罪是假，反扑是真，他竟在检查中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参谋部——中央文革，真乃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7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文件中明确表示：
　　1、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2、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3、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调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
　　7月13日上午，周**根据毛泽东7月5日的批示，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明确要求全国各地要坚决制止塑像风。
　　7月13日午后，毛泽东要去参加碰头会，卫士们替他换衣，沉浸在思考中的毛泽东伸胳膊蹬腿，任凭卫士们“摆布”。他吩咐秘书说：
　　“给杨成武挂个电话，下午的碰头会他要参加。”
　　下午3点，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室里，林彪、周**、杨成武、萧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汪东兴都到齐了。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扫视了一眼在座者，说：
　　“文化大革命运动，1年开张，2年看眉目，定下基础，3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7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我和张春桥到武汉、长沙去看看。去武汉游水，那里的水好。”
　　他转对汪东兴说：
　　“通知郑维山今天同车到保定、石家庄，谈河北问题。”
　　周**说：
　　“主席，长沙、武汉都比较乱，我们已经商定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解决问题，不一定非去不可。”
　　毛泽东说：
　　“我不怕乱，我去。”
　　林彪说：
　　“北京现在事情很多，主席如果一走，只能由总理主持工作，有些事情不好定决心哪。”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考虑到安全问题，也不主张毛泽东去南巡。毛泽东吸着烟不说话。周**又说：
　　“主席想游泳，地方很多嘛。北京有的是好水，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官厅水库都可以游，这些水都不错。”
　　毛泽东一摆手，说：
　　“我哪里都不去，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非子龙不可行也，让杨成武陪我去。就这样定了。”
　　周**见毛泽东执意要去，就对杨成武说：
　　“成武同志，你的任务有两个，一个任务，作为主席和我的联络员，传达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报告，由你转报主席。第二项任务，保证主席安全。过去你是挂先锋印的，这次任务也不轻。无论陆地、空中、海上、江上，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杨成武说：
　　“请总理放心。”
　　毛泽东朝着少言寡语的杨成武说：
　　“风流不在谈锋胜。长征过草地，我讲过还得靠成武，只靠宣言不行。”
　　他又转对大家说：
　　“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3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乱是好事。从华北开始，山西还在乱？要给69军和陈永贵打个招呼，刘格平他要闹就让他闹，我毫无办法，让红卫兵去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
　　7月13日晚，周**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说，要他第二天赶到武汉，执行紧急任务。他没有说也不可能在电话里说是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一类的话。谢富治请示说，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和他一起去。周**同意了。谢富治立即把周**的决定告诉了王力，王力说：
　　“我在西南的任务还没完成呀，为什么改变计划？”
　　谢富治说：
　　“不清楚。我们马上赶去执行任务就是了，不要再多问了。”
　　王力马上给北京的关锋打电话，询问原因。关锋说：
　　“任务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
　　7月14日凌晨3点，警卫毛泽东的一中队80多名卫士，登上了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了北京。这是他自1966年7月18日回京后第一次离开北京。
　　毛泽东一行出发后不久，周**也乘飞机出发了。他是为毛泽东到武汉打前站的。
　　毛泽东在凌晨出行途中，在同随行的一位摄影记者谈话时，了解到他的妻子在新华社工作，俩人参加了互相对立的群众组织。随着斗争的升级，他俩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先是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后来不在一个床上睡觉，斗争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毛泽东笑着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你们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啊！你们也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哟！”
　　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与毛泽东一门之隔的杨成武的车厢内，对杨成武说：
　　“总长，请郑司令员到主席那里谈话。”
　　杨成武马上叫人去请郑维山，他端着茶杯先来到毛泽东车厢内，见毛泽东正在沉思，于是就不声不响地坐在毛泽东的一侧。另一侧的不远处坐着汪东兴。
　　“报告主席！”
　　郑维山在门口立正敬礼。毛泽东“噢”了一声，示意他进来坐下，郑维山就坐在毛泽东另一侧靠近毛泽东的沙发上。毛泽东弹了弹手中的烟灰，问郑维山说：
　　“你这个司令跟陈伯达一起转了转？”
　　“转了几个地方。”
　　“谈谈吧，是不是天下大乱？”
　　郑维山把他和陈伯达了解到的河北的各派矛盾，向毛泽东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太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
　　“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
　　“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
　　天快亮了，毛泽东才躺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7月14日早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告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说：
　　“周总理已经到了武汉，要见你。”
　　陈再道一听说周**已经到了武汉，自己竟然事先连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顿时火了，张口便骂：
　　“娘卖匹的吴法宪！也不给老子打个招呼！”
　　这陈再道骂吴法宪是因为中央要员出行的飞机，都是由空军司令吴法宪安排的。火是火，骂是骂，周**还得见。陈再道急忙招呼政委钟汉华，二人驱车匆匆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周**和海军政委李作鹏正在用早餐，见陈再道和钟汉华来了，就招呼他们一起用餐。二人也不推辞，坐下便吃。
　　陈再道汇报说，现在武汉的局面相当混乱，“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两大派群众组织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武斗事件频频发生。周**指示说，请你们立即亲自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武汉地区两大派武斗的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各自回本单位去，不许武斗。周**又问道：
　　“东湖那边怎么样？”
　　陈再道说：
　　“东湖宾馆乱得很，服务员都分了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了。”
　　周**说：
　　“那就把它打扫出来。”
　　陈再道说：
　　“打扫？都造反了，都瘫痪了。不是说这样才好吗？”
　　周**说：
　　“我去看看，你们吃过饭也去一下。”
　　周**到了东湖宾馆，把服务员们召集到一起，他说：
　　“你们说，人一辈子跟谁拌嘴多？我看还是两口子，因为是一家人么。可是如果来了客人，两口子又会一起迎客，共同维护这个家。你们吵得厉害，说是两派，我看首先因为是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家人就不要再说两家话。不论哪一派，大家都赶快行动，把房间打扫出来。”
　　陈再道见这些琐事也要由周**做，不好意思地对周**说：
　　“机关瘫痪，我们事先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吴法宪他娘……”
　　周**以手势制止陈再道，低声说：
　　“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机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你们要尽快促进两派大联合，稳定武汉局势，要为主席横渡长江创造好条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问题解决好。”
　　陈再道说：
　　“我就是顾虑文革那边……”
　　周**再次截住他的话头，说：
　　“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
　　再说毛泽东的专车进入河南，毛泽东再次召见郑维山，说：
　　“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要采取教育的方针，不能不教而诛，当然也不是教而诛。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专列驶上黄河大铁桥，毛泽东看看郑维山，问道：
　　“河南有个‘二七公社’，知道吧？”
　　毛泽东所说的“二七公社”，是在2月7日由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州印染厂八&#8226;一、第二砂轮厂造联、新乡八&#8226;一八、洛阳八&#8226;一六等全省74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的左派群众组织。
　　毛泽东又把目光转向窗外，说：
　　“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它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冲突，为什么要分成两派？我想不能，这是人为的。一个是走资派操纵，继续搞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浑水摸鱼。一个是少数坏人，即地富反坏、特务、反革命分子，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里进行操纵破坏。再一个情况是群众组织内部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怀疑一切、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思潮的影响。”
　　专列进入郑州市区，毛泽东指着窗外的标语说：
　　“你看，有二七公社！”
　　毛泽东在专列上会见了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他听了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的汇报，说道：
　　“二七公社就是好！”
　　毛泽东又吩咐杨成武说：
　　“你记。”
　　毛泽东看杨成武做好了记录的准备，就接着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据纪登奎后来在1988年的自述中说：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
　　纪登奎所说的是指省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成了“走资派”，“河南二七公社”受到镇压，军区支持的“河南造总”、“十大总部”喊出了“打倒刘、文、纪”的口号，文敏生称病住院，纪登奎被“省委造总”软禁起来，多次批斗，扭住胳膊架飞机。
　　纪登奎还说：
　　“1967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应该是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笔者注）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
　　毛泽东称纪登奎是老朋友，据纪登奎说：
　　“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30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纪登奎还记述了毛泽东会见他时的情况：毛泽东问道：
　　“你说批判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纪登奎说：
　　“大有好处。”
　　毛泽东问：
　　“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
　　纪登奎说：
　　“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弯着腰，还可以锻炼身体呢。”
　　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还学着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后来，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讲话时，都拿纪登奎作为例子说：
　　“纪登奎也遭受过批斗，但是他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象纪登奎同志那样呢？”
　　纪登奎在回忆中还说：
　　“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欲知毛泽东在南巡途中还有什么重要指示？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37
第337章
　　“文革搞了1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要当中央委员。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出来。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
话说1967年7月14日中午，王力陪同谢富治、余立金到了武汉，住在“百花二号”。陪同人员中还有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韩爱晶、段聚平、胡慧娟、武介之等红卫兵。
　　谢富治要王力等人陪他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没想到在武汉航空测绘学院门口就被群众认了出来。测绘学院的群众组织立刻就用高音喇叭广播并贴出了欢迎标语。王力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周**说：
　　“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猜测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毛主席。”
　　7月14日晚9点零8分，南巡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内。毛泽东下了车，看到迎面墙上的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他摇摇头，对杨成武说：
　　“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毛泽东一行乘车到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杨成武立即去见住在“百花一号”的周**，向周**报告了一路上的情况。周**听得很认真，连毛泽东讲话时的动作神色也都一一询问了一遍。他听完杨成武的汇报，说：
　　“谢富治、王力，还有余立金也到了武汉。今天中午从重庆飞过来的。”
　　杨成武一怔，说：
　　“他们怎么过来了？碰头会上并没有让他们来？余立金我知道，我是叫他负责天上的安全。”
　　周**说：
　　“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负责主席安全。他是湖北人，武汉驻军都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
　　“他来干什么？”
　　“武汉造反派听文革小组的话，他来了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比我们说话管用。”
　　“他要是煽风点火呢？”
　　“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干你自己的事，就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道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和安全。”
　　“我听总理的。”
　　杨成武回到“梅岭一号”住处，立即召来余立金和李作鹏，告诫他们说：
　　“注意，你们一个空军政委，一个海军政委，我叫你们来武汉，是让你们保证主席安全。一个保证天上，一个保证水上，谁那里出纰漏，我找谁算账。”
　　从7月15日开始，周**、谢富治、张春桥、郑维山、余立金、王力，每天上午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报华北、中南、西南的问题。下午，周**在“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级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
　　原来早在1967年1月中旬，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100多人到了武汉，首先支持“百万雄师”，对“钢工总”进行了批判。他们说：
　　“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要彻底砸烂工人总部。”
　　不久，武汉的“钢工总”在2月8日发出了一个“二&#8226;八”声明。
　　这时候，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等人首先找到了陈再道，对陈再道说：
　　“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工总’的声明把斗争的大方向指向了武汉军区和广大的解放军，指向广大的干部，他们的大方向错了。‘二&#8226;八’声明是大毒草。不但我们这样看，《红旗》杂志的革命左派林杰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陈再道问到：
　　“是不是那个和关锋一起写《〈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林杰？”
　　谭厚兰说：
　　“是的。林杰看到那个声明后，在接待武汉新华工在京的代表时，就明确地说：‘二&#8226;八’声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社论相违背的。”
　　此后，武汉三镇到处出现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杂志社林杰同志谈二&#8226;八声明》的大字报。2月18日，陈再道等人也以武汉军区名义发出了一个《二&#8226;一八通告》，宣布解散“钢工总”及其所属组织。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八条命令”，逮捕了这一派的组织头头朱鸿霞等人；同时宣布坚决支持“百万雄师”。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4月6日，“十条命令”下达后，武汉的形势立刻出现了大反复，“钢工总”、“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笔者注），把矛头对准了武汉军区。
　　后来陈再道在谈话中回忆了这一个时期的情形，他说：“徐向前跟我说：‘毛主席如果只是依靠那些秀才们，一定要亡党亡国。江青他们怎么能掌握领导权呢？’我说：‘不是还有林彪同志吗？’徐向前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要让他主持中央的工作，他坚持不了多久，他没有周总理的精力。其他的人就难说了。你别看现在有的人嘴巴上说得天花乱坠，心里究竟想的什么，你能知道？有的人就是千方百计地培植个人的势力，搞个人的山头。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毛主席见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可以大胆地干，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这句话我回去想了很久。’徐帅讲了以后，我们也讨论了，这可是大事呀，都在为中国的命运耽心，这就发生了比较大规模的镇压工总那一派的事件。我们以军区名义发出《二&#8226;一八公告》，不能说没有受谭厚兰的影响。现在就看的更清楚了，就是林杰这些人派来的。当时我们想，都是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你支持这个，我支持那个，我们军区到底该支持哪一个组织呢？实在是叫人伤脑筋的事情。支持谁都可能出现问题。但是相比之下，工总反对解放军，打击一大片，我们根据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指示，取缔了这个组织，抓了他们的几个头头，这就惹下了麻烦。”
　　7月17日早晨，周**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吃过早饭，对两天来一直忙于在长江上看水的杨成武说：
　　“今天你也参加汇报会，去听听。”
　　周**、杨成武从“百花一号”驱车来到“梅岭一号”，杨成武对毛泽东说：
　　“主席呀，你暂时还不能游泳，现在游会惊动整个武汉。是不是晚几天？”
　　毛泽东将贴在湿漉漉的皮肤上的衬衣，用指头拎起来，轻轻抖动，不无抱怨地说：
　　“1百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又出了什么事？”
　　“我跟汪东兴、郑维山准备码头和船，沿江看了看，还是安全问题。”
　　毛泽东一听就生气了，他整天听到的是安全问题，都说红卫兵到处拦车扒车，可他一路上一个也没遇上，就说：
　　“一路都听你们说，连个鬼也没有扒车！”
　　杨成武说：
　　“主席，连我都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如果是你去，更一目了然，全武汉的人都会往江边拥。”
　　毛泽东松开拎着衬衣的手，问：
　　“要推后几天？”
　　“或许要一个星期。”
　　“那好吧，只好如此了。”
　　周**赞许地看了杨成武一眼，走到毛泽东身边坐下。谢富治、张春桥、郑维山、余立金、王力也陆续来了。毛泽东吸着烟，望着谢富治问：
　　“你们在昆明给冲了会场？你还讲了话？”
　　谢富治说：
　　“我和王力同志都讲了。”
　　“李成芳站得住站不住？”毛泽东非常关心部队和部队干部，他在听了回答后，又询问西南各省的军管情况，问省会和主要城市有没有相当于京津沪卫戍区的独立师，问张国华等人有没有下过工厂车间。他还说：“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
　　杨成武插话说：
　　“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泽东说：
　　“好，对他们造反派讲，四川问题，主要是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庭、郭林祥的事。其次是甘渭汉、韦杰。李文清还支了一下左，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
　　有人插话说：
　　“群众抢枪是个大问题，到处揪赵永夫式的人物。”
　　毛泽东说：
　　“不要那么紧张。让人家骂骂有什么要紧。什么赵永夫，什么谭式人物（意思是谭震林式的人物——笔者注），什么匪首，都不能恼火。”
　　毛泽东以拿着烟的手，指着郑维山说：
　　“郑维山，你们也要准备挨骂。骂一下有什么要紧。有**也不要那么紧张。重庆有1万发子弹，打一会儿就光了。打了那么多年仗，怕什么。”
　　谢富治根据这两天摸底的情况，说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毛泽东说：
　　“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要打到。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湖北省副省长——笔者注）都不要打倒。”
　　谢富治说，湖北省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毛泽东说：
　　“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
　　谢富治请示毛泽东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毛泽东说：
　　“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规。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毛泽东最后说：
　　“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13日听说1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
　　7月18日，毛泽东已经听了3天的汇报，经过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该对湖北问题下结论了，他决定晚上找陈再道、钟汉华谈话。
　　7月18日晚上8点钟，周**引着陈再道、钟汉华走进“梅岭一号”客厅。毛泽东的两侧坐着谢富治、杨成武、张春桥、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周**说：
　　“主席，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来了。”
　　“嗯，你们好啊。”
　　毛泽东说着，依然坐在沙发上，向陈再道、钟汉华伸出手。陈再道、钟汉华依次向毛泽东立正敬礼，然后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指指沙发说：
　　“坐，坐这里。”
　　陈再道、钟汉华依次坐到毛泽东身边，腰板挺直，两手放在膝盖上，神态十分拘谨。毛泽东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说：
　　“你们怎么样啊？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陈再道说话不会拐弯抹角，有点气呼呼的。毛泽东微笑着说：
　　“你这个陈司令，真利害呀，抓了那么多的人，把工总打成反动组织，我可是没有你这个胆子。蒋介石在这里镇压过工人，你也要步人家的后尘呀。”
　　陈再道急忙说：
　　“主席，我错了，我们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毛泽东“呵呵”一笑，点着烟吸了一口，说：
　　“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你就承认个路线错误嘛。”
　　陈再道说：
　　“我坚决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我要坚决改正。你让我给军区的同志们做一下工作，我保证转好弯子。”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这好，你比蒋介石进步，懂得改正错误。抓朱鸿霞不得人心。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
　　陈再道赶紧说：
　　“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作检讨。”
　　毛泽东说着瞅瞅陈再道和谢富治有点小动作，就疑惑地“嗯”了一声。陈再道指着谢富治说：
　　“主席，他跟我摆手，不知道什么意思？”
　　谢富治向毛泽东解释说：
　　“我是提醒他注意听，不要插话。”
　　陈再道争辩说：
　　“主席问我，我不讲啊？主席保我，我不该表个态呀？”
　　毛泽东看着陈再道抿嘴笑笑，接着陈再道前边的话说：
　　“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上得台就下不了台啦！你这老将还不得跟小将打起来。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
　　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我1月21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身上了。你们没有那么厉害。湖北比河南、江西，还没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冲军事机关。因为冲击得厉害，2月28日八条命令出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取缔了些组织。4月6日十条命令出来了，你们的日子不好过了，造反派又有劲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军委下的？你们这里是中等的动武，江西可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小报，他们有约束了，下了命令，不要乱放枪。河南还在打。”
　　毛泽东吮吮嘴唇，接着说：
　　“武汉问题怎么解决？你们两个人不行，有的人不听你们的话。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3方要开好会，‘三新’，‘二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要冲你的。”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继续说：
　　“都是工人，这一派就这么左，那一派就那么右？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问他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他道理也不那么多。招待所里加入‘工总’的也说有错。是否能够合起来？将来总要合起来吧。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成立革委会就是急。”
　　周**插话说：
　　“后来推迟了3个月。”
　　“不必忙，世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毛泽东说罢，又指指陈再道说：“不是打倒。‘三新’就那么利害？有些话不能全信。什么打倒、枪毙、绞死、油炸，逐步升级，全线出击喲。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学就是好’。张体学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懂政治。王任重究竟是什么罪？王任重申辩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话不要自己讲，让别人讲。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3个，都是同陶铸关系很密切的。”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现在主要是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就有这个好处，讲直话，怎样做就怎么说。讲出来有好处。要人家转过来，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能要求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群众问题，军队广大的干部战士也是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我问了招待所的小胡、小黄，他们说：‘军区第一有功，第二有错误，不是打倒。’”
　　陈再道说：
　　“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
　　王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插了一句：
　　“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说：
　　“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
　　“是，主席。”
　　谢富治、王力立即表态。毛泽东又对他俩说：
　　“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告诉‘三新’、‘二司’，注意翘尾巴，注意内部可能发生内战。清华大学分出了一个‘4&#8226;14’，同蒯司令对立。学生读了几句书，什么‘康三司’，‘袁二司’。中国历次革命，以我亲身经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是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毛泽东还说：
　　“1967年的7、8、9三个月，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否取得关键性胜利的时刻。从地区看，现在已有7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北京、上海、黑龙江、山东、山西、贵州、青海。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的有8个省市，包括安徽。安徽的问题前一段也是阶级斗争很激烈。中央决定一个省一个省地来北京，达成了一些协议或决议，还有内蒙古、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和甘肃，以上共15个省市。今年还有差不多半年，经过努力，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还能解决10个单位，那么今年25个单位的问题就可以基本上决定下来。困难问题基本解决，其他的问题就好办了嘛。我到了各地都喜欢问大家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看看群众是否真正地发动起来了嘛。这次革命是一次反复辟的大预演，很有好处。中国的地盘很大，就是乱也乱不大，天下大乱那是极而言之的话。但是这次运动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在家庭里都展开辩论了。”
　　他说到这里，又转对陈再道说：
　　“你们家几派？你大概是一言堂吧？一言堂可是不好呀！”
　　毛泽东接着说：
　　“群众发动得这样广泛，是历次运动都没有的。整个形势很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次教育干部，我们发明了办学习班的方法，就是把干部们请到北京来，学习路线和政策，这个方法很好。军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取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么好的形势。当然，由于没有经验，所以在部分省军区、部分县市的人民武装部的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这也不奇怪。我到一地，都要问一问他们究竟是怎么犯错误的，为什么犯错误？我看，最重要的一条是军队干部没有经验，没有教育，这是根本的一条。因为没有帮助，没有训练，所以要进行训练。像今天这样的会，各个省市都可以到北京来开。当然，就是开了会，也不一定完全思想通，回去还会有反复。所以，回去以后还可以继续训练。用这种开会学习的方法，对干部进行普遍的教育，这个方法是肯定了的。犯了错误的来学习，没有犯错误的也要来学习，一块讨论，总结经验，不只是军队干部这样，地方干部也应该这样。对红卫兵、工人造反派，也要办一些学习班，帮助提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普遍地受到教育。我们应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有些同志犯了错误，一时想不通，还是让他多想想。这些干部想通了，还是好同志。对那些喷气式、挂牌子、打人、罚跪等等，我历来不赞成。我看林彪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是不赞成的。还是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内部的矛盾，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得到提高。
　　为什么戴高帽子、挂牌子、打人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反对，群众还要这样干呢？你们想过了没有？你们需要研究一下。依我看，这里有个正确处理好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一个无非是我们的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得群众生气、愤怒。因为你整了他，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出气。但更重要的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我们现在一些干部，官做大了，薪金高了，房子住好了，出入坐汽车。还有一点，就是摆架子，遇事情不是和群众商量，喜欢训人，喜欢骂人，不是平等地对待干部，对待群众。我们的连长、指导员碰到战士还是经常的，一当了营长就和战士距离远了。从一个老百姓看，当一个连长那就是很大的官了，这就是严重地脱离群众。为什么群众对干部那样地整？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严重地脱离群众，人民恨你！你老训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这回可找到了机会，他能不狠狠地整你一顿？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注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好传统要继承下来。现在我们的上下级关系，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注意。”
　　毛泽东有点累了，身子往后一仰，说：
　　“章伯森、刘瑞林有些问题，不要怕，只要群众拥护就结合他，看群众的面子。将来呢，由群众去识别他。过去，我就结合过刘**、张闻天、高岗、彭德怀。”
　　谢富治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个消息：
　　“有人要揪刘**到群众大会上批斗。”
　　原来这一天，各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在首都中南海的西门口，召开了要将刘**揪出来批斗的誓师大会。毛泽东说：
　　“对刘**不能这样搞法。200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他承认反党，死也不会承认。我不是给刘**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
　　毛泽东最后总结说：
　　“冲军区，冲了就算了。国防部、中南海、海军、空军、兵种都冲过。这会儿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候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领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二次革命，黄兴的参谋长就是章士钊。”
　　他说着，用手扶着沙发站了起来，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
　　“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一概打倒。”
　　已经10点钟了，毛泽东结束了这次谈话。他破例送陈再道、钟汉华出门，向走廊里的几名服务员招招手，笑着说：
　　“都过来。”
　　然后指着陈再道对服务员们说：
　　“认不认识？这就是你们的司令员。你们要打倒他，我是不要打倒他的。和你们司令员握握手，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员了吧？”
　　几个服务员纷纷和毛泽东握手，又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笑着说：
　　“不打倒了。”
　　周**就要回北京了，他问毛泽东：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
　　“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要当中央委员。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出来。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贺龙，我在延安就说过，他是2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他现在在哪里？”
　　周**说：
　　“在象鼻子沟。安全问题，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由杨德中负责。”
　　毛泽东说：
　　“你们要保护好贺龙。还有乌兰夫，少数民族的代表。”
　　杨成武说：
　　“乌兰夫也保护在象鼻子沟。”
　　后来，也就是在1967年夏，林彪一伙打探到了贺龙在京西山区的住所，背着毛泽东、周**，加紧对贺龙进行迫害。贺龙在给他女儿的信中说：“好好地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此是后事。
　　再说7月19日上午，谢富治和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向武汉部队一些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和要释放“工总”那些群众头头的指示。这个消息一经传开，立时在武汉军区广大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们纷纷议论和抗议来自中央代表团的这一指示，还把斗争锋芒首先对准了王力等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将要爆发了。
　　欲知武汉事态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38
第338章
　　“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没有下个死命令。”
话说1967年7月19日下午9点左右，“百万雄师”及大批部队干部战士，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打倒王力”的口号声和呐喊声响彻云霄。声讨王力的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和“打倒王力”的大标语也贴满了武汉街头。武汉市凡有“百万雄师”高音喇叭的地方和那些走大街穿小巷的宣传车，也发出不间断的“打倒王力”的口号声。
　　一辆宣传车上的大喇叭里，一个女高音以激昂的音调说：
　　“这是最后的斗争！同志们，战友们，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现在播诵重要文章，现在播诵重要文章……”
　　此时，陈再道、钟汉华、谢富治、王力正在军区大礼堂里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大街上惊险的一幕出现了：几十辆警报呼啸的消防车在前开道，后有上百辆大卡车满载“百万雄师”的武装工人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驶过大街，涌向军区。军区大门外人潮涌动，呐喊声惊天动地，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出来回答问题。
　　大门是出不去了，军区几位领导只好将谢富治、王力从后门送了出去。
　　后来陈再道提供的一份当年有关方面的传达材料是这样描述事情的起因的：
　　“7月19日下午，8201部队中极个别的反革命分子，以传达谢富治和王力同志的讲话为名，大肆攻击中央代表，大肆造谣，把一切事情都加在王力身上，煽动部队战士起来闹事，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还组织人到“百万雄师”中去串联，密谋策划了当天夜里的反革命暴乱。”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和部队指战员冲进东湖宾馆，包围了王力、谢富治的驻地2号楼，强行将王力绑架走了。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七&#8226;二0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大概在吃早饭那个时间，谢富治、陈再道匆匆来找杨成武。谢富治说：
　　“出事了，‘百万雄师’和部队许多人包围了军区，还冲击我们住的2号楼，把王力抓走了。”
　　杨成武问：
　　“警卫部队呢？”
　　“看来他们是一气的。”
　　“你怎么出来的？”
　　“早晨陈再道来我这里，他刚坐下，‘百万雄师’的人也冲进来，要求回答问题，我和陈再道请他们出去谈。在房后一片草地上，我根据他们提出的要求，答应下午接见他们的代表，回答问题。这时王力出来了，坐我旁边。‘百万雄师’这批人有一二百，已经准备走。可能王力出来的消息传开了，一下子又冲来几百军人，动手打了人。我和王力忙往回走，进门时，他们已经追了上来。走廊两侧还有通道，是个十字形。在十字口，我猛一拐弯进屋了。王力没经验，没拐弯，被他们一拥，从对面大门拥出去抓走了。韩爱晶和谭厚兰他们几个也被拥出去了，我就忙跑到你这儿来。这事还得你出面，你是总长，得你下令。那些战士估计都是独立师的。你去找一下牛师长，请他帮忙救出王力和谭厚兰他们。”
　　关于“七&#8226;二0事件”的过程，陈再道提供的传达材料是这样描述的：
　　“7月20日早晨零点，3卡车‘百万雄师’暴徒开始冲击中央首长的驻地——东湖宾馆，扬言要谢富治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去军区回答问题。同时军区门口和院内集结了成千上万手持长矛大刀的‘百万雄师’队伍和全副武装的8201部队，其中一部分已经开始向东湖宾馆移动。这时，谢富治和王力把陈再道、钟汉华找来了。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却趾高气扬地说：‘这回可要靠你们做工作啰，我们无能为力呀。’当时，守卫在首长驻地的也是8201部队的人。他们在陈再道的操纵下，居然敞开大门放‘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的一小撮坏蛋长驱直入。清晨六点钟，全副武装的人突然出现在首长驻地的二号楼走廊上，他们杀气腾腾，东串西跳，直奔首长住房而来。在这紧急时刻，北航红旗的小将冲上来保护首长，但是他们冲进王力的住房去，把材料全部抢光。王力被一些暴徒把领章、帽徽撕掉，军装被撕开，把内衣全部撕破，拉到军区内游斗、殴打，全身多处受伤，一只眼睛被打肿，左脚被踩成骨折。对王力同志的围攻从早晨6点到下午3点，长达十来个钟头！真是疯狂到了极点！当谢富治听到王力同志被绑架到军区的消息后，立即带领剩下来的几个同志坐上车到军区去。军区的门口已被一队一队的汽车、消防车挤的水泄不通，车上全是全副武装的8201部队和‘百匪’。有一个消防队员，认出了谢富治，就扒着车子大叫：‘拿刀子过来，拿刀子过来！’幸好车子开的较快，谢富治副总理才免遭毒手”
　　王力则提供了这份材料的另一部分，材料上说：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预谋的，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这次暴乱的直接指挥就是武汉军区和8201部队中的一小撮坏蛋。他们坐镇军区大院，听汇报，下指示。行动前他们就调查好了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的住处，连离二号楼只有几步远的一号楼，他们都没有去碰一下，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故意把谢副总理推到屋里纠缠不休，这边却绑架王力同志，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抢走了王力同志的文件，可是其他东西都没有动，这难道是一般的抢劫吗？再听听这次反革命叛乱喊的是什么口号吧！什么‘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定时炸弹！’、‘王力是刘**的走狗！’、‘绞死王力’、‘打倒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滚出武汉！’、‘陈再道的政权万岁！’等等。他们的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反革命的政治上目的不是很清楚吗？”
　　再说杨成武听谢富治说要他去找牛师长，此时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武汉3镇像开了锅一样，几千辆大卡车满载工人、农民、学生和士兵，排成4路纵队，沿街游行示威。军区大院也完全被包围了，人潮滚滚，根本进不去。杨成武见形势危急，赶紧回到住处给北京挂电话，向周**告急。周**说：
　　“你一定要保证主席安全。陈再道在哪里？”
　　杨成武说：
　　“他说他挨了打，撒手不管了，看样子也管不了，跑我住的房间来睡觉了。”
　　周**说：
　　“你同汪东兴、谢富治他们研究一下，多研究几种情况和应急措施，要做好他们冲击梅岭一号和百花一号的准备，要说服。现在的情况，要尽一切努力做好说服工作。我尽快赶到武汉。”
　　此时，汪东兴也赶来了，他说毛泽东已经听到报告，指示说：叫武汉军区放人，陈再道和钟汉华要负责把王力找回来。
　　陈再道听了毛泽东的指示，只好让钟汉华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人去做工作，他自己还留在东湖宾馆里。
　　钟汉华、叶明、孔庆德奉命赶到军区大院，给部队战士做工作，让他们释放王力，谈来谈去谈不通。放人虽然是毛泽东的指示，但他们又不能说毛泽东就在武汉。
　　此时，谢富治迟迟不见放回王力，而陈再道又睡在东湖宾馆不动，不禁大为恼火。他指责陈再道说：
　　“你是军区司令员，军区抓走中央代表团的人，你不去救，不去做工作，睡在这里干什么？”
　　陈再道说：
　　“我有伤，我行动困难。”
　　谢富治说：
　　“这能成为理由？你马上回军区去做工作，保护王力，叫他们放人！”
　　陈再道躺在床上不理睬，他心里说：“若不是看在你是这支部队的老首长，现在又是副总理的面子，你也得落个王力的那种下场。”
　　陈再道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如果说我对谢富治和王力传达的中央指示有意见，这是事实。因为他们在传达中说：中央认为‘工总’的‘二&#8226;八声明’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的声明，‘工总’必须平反。因‘工总’问题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一律释放。而此时我还没有来得及做工作。”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传来消息说：钟汉华已经设法将王力悄悄弄出军区大院，转移到小洪山北侧29师师部6号楼。杨成武立即联系说，把王力送回东湖宾馆。一会儿又传来消息说：王力失踪了，都不知道弄到哪儿去了，也不知是谁弄走的。杨成武、谢富治闻言，只有干着急是份了。
　　此时，周**正在北京紧急召集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开会，周**简单说明了在武汉发生的事情，大家立时被惊得目瞪口呆，纷纷说：
　　“这是反革命暴乱事件！”
　　“是兵谏！”
　　林彪在大厅里不停地踱着步。他忽然立住脚，说：
　　“我要写封信。”
　　秘书将纸和笔准备好，铺在桌案上。林彪了略一思索，写道：主席：
　　武装游行，包围军区，冲击东湖，抓走中央代表，这是兵变。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趁他尚未下定决心，要及早转移……
　　据说林彪这封信先后由戚本禹、陈伯达和关锋反复修改，“趁他尚未下定决心”一句还是陈伯达添上去的。最后由江青把了关，署名是江青。林彪看了修改过的信和署名，说了一声：
　　“好，这样好。”
　　林彪和江青商量，由邱会作飞往武汉送信，由张春桥飞上海，准备迎接毛泽东。江青举着信，在邱会作面前晃晃，说：
　　“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邱会作郑重地接过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说：
　　“首长放心，我在，信就在，一定送到主席手里。”
　　下午2点10分，邱会作飞到武汉。3点左右，邱会作见到杨成武，敬礼握手，问道：
　　“杨总长，这里情况怎么样？101首长和江青同志都很担心。”
　　“101”是林彪的代号。邱会作见屋里没有第二个人，便从衬衫里掏出信件，郑重地说：
　　“交主席。首长亲自交办的。”
　　杨成武见信封上写有“毛主席亲启”，马上赶到“梅岭一号”，亲手把信交给毛泽东，说：
　　“主席，邱会作从北京带来一封信。”
　　“邱会作？”
　　“他是总后勤部部长。”
　　毛泽东拆开信，这封信只有2页，杨成武认出是江青的笔迹。当毛泽东翻到第2页时，杨成武看到了江青的署名。毛泽东把信放到茶几上，朝着杨成武那边推过去，笑着说：
　　“劝我去上海。”
　　杨成武没有拿信，只朝着信上看了几眼，问道：
　　“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
　　毛泽东将手一拂：
　　“我哪儿也不去。”
　　“这里很乱，还是要考虑安全……”
　　“没事，我不走。”
　　下午3点54分，周**从北京起飞，朝武汉方向飞去。不久，周**的专机接到吴法宪的紧急通知，他说：
　　“陈再道已经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总理。飞机不能在那里降落，改降山坡机场。”
　　此时，吴法宪还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说：
　　“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101报告一下。”
　　吴法宪又给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说：
　　“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武汉军区有鬼！林副主席已经派邱会作处理。现在总理要到，你马上派空降兵部队抢占山坡机场，要绝对保证总理安全，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中国唯一的一支空降兵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出动，抢占并封锁了山坡机场，警惕着武汉方向。泊于长江的东海舰队，也根据海军司令员李作鹏的命令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参加“平暴”。
　　周**的专机在山坡机场降落了。他在中央警卫团两个中队的护卫下，头戴一顶普通军帽，一幅茶色眼镜，一个大口罩，身着一身普通百姓常穿的蓝制服，步下飞机。问道：
　　“这里到武汉有多远？”
　　“60多公里。”
　　“附近有情况吗？”
　　“暂时没发现异常。”
　　周**驱车来到“百花一号”，立即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他问道：
　　“你们说，最恶劣的结果可能是什么？”
　　杨成武3人互相望望，还是汪东兴先开了腔，他说：
　　“总之应该做最坏的打算。”
　　杨成武说：
　　“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是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但也不排除有坏人混在里面。万一群众不明真相，冲击梅岭，坏人再在其中活动，那就会出大问题。”
　　谢富治也说：
　　“群众受蒙蔽，情绪这么大，万一被坏人煽动，被坏人利用，酿成兵变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打人，抓走王力，都是部队里人干的。”
　　周**将手一挥：
　　“走，我们一起去见主席，为安全，还是劝主席离开武汉。”
　　周**4人挤在一辆小吉普里，来到毛泽东住处。周**一见毛泽东就说：
　　“主席啊，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
　　“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
　　几个人轮番劝说，毛泽东就是不走。时间已经到了晚8点，还没有结果。杨成武说：
　　“主席，你多次讲过，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武汉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看清、能解决的，‘旁观者清’，离开一下，可以从容调查解决。”
　　毛泽东不吭声了。周**趁机说：
　　“主席，中央的同志都主张你暂时离开武汉，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为党负责，为国家负责，就这样决定吧。”
　　毛泽东说：
　　“那好吧，我去上海。”
　　杨成武忙问：
　　“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
　　“天上。”
　　周**握着杨成武的手，小声交代说：
　　“我还要留在武汉做工作，你护送主席去上海。我要说的是，主席一向是器重你的，几次关键时刻，他都点了你的将，相信你。你也别叫主席失望。这次又是主席点将，叫你陪他南巡，希望你发扬传统，不要叫主席失望，不要叫我失望。”
　　“请总理放心！”杨成武说罢立正敬礼：“我会完成任务的！”
　　周**又交代说：
　　“你还要做先锋，走最前边。如果有人堵车，你就说：不许堵，我是总参谋长杨成武。如果他们不听，你第二步可以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我这里，你们如果不听劝，我就不客气了。这时如果有坏人敢动，你就可以采取非常措施，消灭危险，保护主席到上海。”
　　“明白！”
　　7月21日凌晨2点，毛泽东一行出发了。为了安全，警卫员、秘书等四五个人拥着毛泽东从另一个后门出来上了车。毛泽东说：
　　“想不到我这次竟然掉进贼窝子里了。看来，他们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杨成武一身戎装，与警卫参谋乘吉普车走在前面，毛泽东的车子紧随其后，后面是警卫部队乘坐的大卡车，驶向王家墩机场。
　　毛泽东的专列就在机场旁，杨成武跳下车，快步奔向毛泽东的汽车，护送毛泽东登上专列。他说：
　　“主席，你先休息一下，喝点水。我上指挥塔上给总理打个电话。”
　　“你去吧。”
　　毛泽东开始抽烟。杨成武在指挥塔上拨通了周**的电话，报告说：
　　“总理，我已安全到达机场。”
　　“什么时候走？”
　　“首长没发话。”
　　“天上地下水上，确定没有？”
　　“我再请示一次。”
　　“确定后报告。”
　　“是。”
　　在杨成武的安排下，毛泽东来到机场一架伊尔飞机旁，杨成武说：
　　“主席，我们就坐这架飞机，性能好，由两名大队长任正副驾驶员。”
　　“噢，那就上这架。”
　　毛泽东站在飞机旁，等候安排。他在这类问题上，历来是听从工作人员的，怎么说怎么做。伊尔飞机没有民航使用的那种大梯子，只有飞行员上下的小梯子，这种梯子要手脚并用地往上爬。毛泽东看着卫士往上爬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他也学着样子爬了上去，杨成武跟着爬上去。毛泽东杨成武问：
　　“这架飞机是哪里产的？”
　　“苏联。”
　　“什么名字？”
　　“伊尔-18。”
　　“多少钱一架？”
　　“不知道。反正好贵。”
　　“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可以制造出这种飞机？”
　　“我们正在研究，还没搞出来。先仿制他的，但也不那么容易，材料不过关也不行。”
　　“噢，是个综合能力问题。”
　　毛泽东说着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朝窗外望望，喃喃地说：
　　“想到长江里游泳，现在也游不成了。”
　　不久，警卫人员乘坐的第1架飞机；毛泽东、杨成武、汪东兴、生活秘书张玉凤及两名警卫参谋王永良和肖良臣乘坐的第2架飞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乘坐的第3架飞机以及后面警卫部队乘坐的各架次飞机，先后起飞了。
　　这是毛泽东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
　　7月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一行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迎接毛泽东的只有张春桥一个人。毛泽东下了飞机，同张春桥握手，没有说话，乘车住进了虹桥宾馆。
　　这是一座两层小楼，毛泽东住在楼下，有卧室、起居室和客厅。他吸着烟喝着茶，对杨成武说：
　　“成武啊，你给总理打个电话，我们安全到达。”
　　杨成武打完电话，毛泽东又说：
　　“你再打一个电话，让总理早回北京。武汉的问题1天2天解决不了。我还要看看，想想。叫总理注意安全。”
　　杨成武打完电话，毛泽东再次扬起手，说：
　　“成武啊，你去，安排人飞回武汉，看看武汉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群众舆论、社会情况、部队情况、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杨成武立即让空军政委余立金和作战部副部长李静飞返武汉，交代他们说：
　　“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到这天晚上，毛泽东已经3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他叫来杨成武，说：
　　“成武啊，困不着！不睡了，散步去。”
　　毛泽东踱出楼外，边走边问：
　　“王力有消息了吗？”
　　“有消息了。下午接到电话，他是被29师的师政委张昭剑悄悄地保护起来了。张昭剑说，他现在听空军的。”
　　原来，陈再道奉周**之命寻找王力，此时的张昭剑已经不相信武汉军区和陈再道了，他就推说不知。7月21日，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来找他，他才说出实情，将王力送到武汉空军驻地，半夜又转移到山坡机场。
　　毛泽东又问：
　　“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么？”
　　“很多。”
　　“独立师全副武装，坐卡车、骑摩托、端刺刀。他们那个师长你熟悉么？”
　　“熟悉，叫牛怀龙，过去在北京卫戍区工作过。不过，全副武装、端刺刀的情况我还不清楚。”
　　“以后听汇报，你，春桥、东兴要一起听。”毛泽东说完，停住脚步，望着杨成武又问：“你看出来了吧？那天我见他们两个，钟汉华就坐不住，要走。为啥坐不住？”
　　毛泽东要往回走了，他交代杨成武说：
　　“和北京武汉保持联系，随时向我报告。”
　　此时，周**对在京的中央文革和主持工作的林彪建议说：
　　“要用全国的力量来打击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逆流，北京要召开百万人的群众大会，给一小撮走资派迎头痛击。”
　　于是，林彪等人在北京准备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京；二是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
　　7月22日凌晨1时30分，毛泽东指示汪东兴要杨成武向周**传达说：
　　1、接触观察法，陈是个蠢人，头脑简单。2、我离开后，北京采取这个措施是对的。3、军队是要打仗的；如朝鲜，除了几十万真正的打仗之外，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
　　7月22日上午8点10分，周**从武汉王家墩机场给杨成武打电话说：
　　“我们都到了。”
　　周**说话简单含蓄，杨成武却全能明白，他知道从北京来到武汉的人包括王力在内，已经都到了飞机场，准备飞回北京。只听周**又说：
　　“正同林总商量，天气许可要你回去一趟，夜航。商量部署，请示最高指示。什么时候动身先打个招呼。对外的报道要含蓄，暂不点名。”
　　上午9点40分，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告诉杨成武说：
　　“主席起来了，你可以去了。”
　　杨成武来到毛泽东住所的客厅，坐在毛泽东的身边，望着不断吸烟的毛泽东说：
　　“主席，总理来过电话，王力已经到了王家墩机场，只是受了些轻伤。”
　　杨成武又把周**、林彪要他回京一趟的话也说了一遍。毛泽东似是自言自语地说：
　　“武汉问题，是宜快？还是宜慢？”
　　他声音低沉缓慢，直到把那支香烟吸完了，才又说：
　　“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不好，错了。就是快也总要准备动员一下。”
　　杨成武在纸上记录着，因为林彪在北京还等待着最高指示。毛泽东依然是自言自语地继续说：
　　“计划一个礼拜时间。慢一点准备，暂时不行动。决策有无向前、剑英参加？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同时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军区状态——江西、湖南、河南。如果能在武汉内部解决最好。”
　　杨成武插话说：
　　“武汉还在游行，还得做大量思想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还是自言自语：
　　“如果先把湖南、河南、江西问题解决好一点后，再来解决湖北问题？军队要来一个分化，百万雄师也要他分化，不然他就会调动农民。”
　　杨成武插话说：
　　“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驻武汉的单位发了电报。”
　　毛泽东断然说：
　　“海军暂时不动。派兵问题要谨慎。打政治仗思想仗不好办。我同林彪同志讲过，各军区的会议隔一两个月就开一次。8月上旬或中旬，江西、浙江、河南、湖南解决差不多了，开一次会。”
　　杨成武补充说：
　　“还有广西、甘肃、山西。”
　　毛泽东沉吟片刻，忽然说：
　　“你记：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没有下个死命令。”
　　杨成武问：
　　“我今夜飞北京，主席看时间怎么安排？”
　　“你回京后，明天、后天不要动，再后天把意见带回来。总之，不先解决几个军区的问题，先解决武汉问题不利。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忙。”
　　杨成武见毛泽东已经说完了对武汉问题的指示，就又汇报北京方面对建军节的建议：
　　“八&#8226;一建军节就要到了。现在有种意见，说应该把9月9日秋收暴动纪念日作为建军节。”
　　毛泽东闻言，勃然变色，声音一下子提高了，他说：
　　“为什么要改9月9日秋收起义？是因为我的关系？你告诉总理，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八一是8月1日，南昌暴动打国民党是第一枪。秋收起义是9月9日，哪个前哪个后还用考证？八一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意义重大。秋收起义是局部是地区性的。其他地区，包括你们闽西地区的起义，都是地区性的。”
　　杨成武感觉事情重大，请毛泽东看了一遍他的记录。毛泽东看后，在“南昌暴动”后面加了一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
　　后来，周**在正式传达毛泽东这一指示时，又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后面加一句：“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毛泽东看到后，把周**加的这句话删去了，他说：“那时还没有毛泽东思想”。
　　再说杨成武又请示毛泽东说：
　　“八一招待会，几位老帅要不要请来出席？”
　　毛泽东做了个手势，说：
　　“统统请来。都要出席。这个会一定要开好，所有老帅都要到，不许请假。”
　　杨成武说：
　　“现在有人骂我们朱总司令。”
　　“怎么骂？”
　　“骂朱总司令是黑司令。”
　　“混！完全错误的。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来的毛？骂朱是黑司令，我不就是黑政委了吗？谁讲的？”
　　杨成武张张嘴，没有说出声。毛泽东接着说：
　　“长征时，张国焘我们天天谈。张要南下，搞分裂，叶剑英把张国焘一个电报单人独马送给我和**看了。我当时拿个纸烟盒，一边把主要内容抄了一下，一边问叶剑英：‘你怎么出来的？陈昌浩呢？’他说：‘陈正在开会讲话。’我一边抄一边催他：‘你赶紧回去，赶紧回去。’”
　　毛泽东用手掌拍拍颈项，说：
　　“毛、周、张、博差点掉脑壳。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叶剑英在张发奎部队当参谋长，汪精卫给张发奎发个电报，邀叶挺、贺龙到庐山，想在庐山把叶挺、贺龙扣留起来。这个事，又是叶剑英立功。他是参谋长，知道此事危害性，就邀叶挺、贺龙到周瑜练兵的烟波湖划船，把消息告诉了叶、贺：一定不能上庐山。叶、贺没上庐山，搞了南昌起义。
　　宁都会议，我下台，没到前线去。叶剑英陪我参加宁都会议，挨批后，又陪我回来，到大柏地。两个人还对了一首诗呢，我写了一首，他对了一首。”
　　毛泽东突然问：
　　“你参加红4军的九次代表大会没有？”
　　杨成武摇摇头，说：
　　“没有，我那时还是个娃娃哩。”
　　“你怎么知道古田会议的？”
　　“政治委员传达的。”
　　“你们那个闽西啊，特别好！”
　　“为什么？”
　　“老百姓特别好。我下台后，在你们闽西活动，非常安全，从没发生过危险。老百姓每天早晨在我起来时，给我送一颗刚下的鸡蛋，说请毛委员吃鸡蛋。闽西也有2个缺点，跳蚤多，臭虫多，还长脚气。”
　　杨成武笑了，说：
　　“哎呀，主席，你是先生，是穿袜子的，所以长脚气。我们闽西老百姓打赤脚，没袜子也不穿鞋，回来晚上冲凉，踩上木拖拉板就回房睡觉了，打赤脚肯定不长脚气。”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噢，你说的对，有道理，我就没分析这个问题。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下来，这次会议毛泽东没参加，主要是朱德、陈毅搞的。八次代表大会，毛又下来了。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毛又选上了。
　　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红4军代表大会，毛下台。会后陈毅到中央汇报，他如实向中央报告了七大情况。八大陈毅没参加，九大陈毅回来，如实传达了中央对九大的指示。他说真话，实事求是，所以陈毅同志是位好同志。”
　　杨成武说：
　　“北京我们的老帅都非常紧张。”
　　“为什么？”
　　“人家要打倒这个老帅，打倒那个老帅，现在有主席的评价，他们就可以放心了。”
　　“回去告诉他们，都不要紧张。朱老总是红司令，叶剑英的功劳不能忘，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聂荣臻，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什么事都是出来承担责任。1军团有林彪，别人不出来承担责任，聂荣臻出来承担责任；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
　　杨成武问：
　　“主席认为贺龙呢？”
　　“贺龙我过去讲了一些话，多次讲了，他是2方面军的一面旗帜嘛，‘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又说：“徐向前过去的事情主要是张国焘负责。你回去告诉总理，不要再追他的责任。徐向前失败以后，要饭回来，回到延安。陈昌浩要饭回来，回到他的老家湖北。这就是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说到此处，将大手一划，说：
　　“建军40周年，招待会老帅都要参加，致词由杨成武致词。”
　　杨成武吃一惊，忙说：
　　“不行不行，主席，我怎么能致词呢？应该是老帅。”
　　“哪个老帅？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见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看一下手表，已经是11点40分，便问：“主席还有什么补充？”
　　“去把他们几个叫来。”
　　几分钟后，杨成武同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一起来到客厅。几个人汇报说：武汉军民仍然是百万大游行，带武器，口号激烈。周**准备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话，稳定局势。毛泽东一生容不得挑战，他的脸立时沉下来，冷冷地说：
　　“总理、富治、王力等同志在武汉没什么谈头了，已经暴动了。要谈去北京谈。3方面在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还是早点离开好。现在陈再道和‘百万雄师’头头未最后下决心以前，早点离开。走时把孔庆德、叶明同志带去北京，因为他们帮助作了工作，回去可能受害。”
　　有人建议说：
　　“能不能谈谈试试？”
　　毛泽东说：
　　“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出什么条件？人扣在那里强迫签字让承认他是革命组织！”
　　“除了北京，就近另找个地方谈呢？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
　　毛泽东略一沉吟，又摇摇头，说：
　　“不必了，还是离开。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北京决定开百万人欢迎大会，搞这么大场面，如果杨成武、汪东兴不在，人们马上会猜到毛泽东不在家。”
　　他指着汪东兴说：
　　“你给北京打电话，他们见报时，要写上杨成武和汪东兴出席。”
　　7月22日，毛泽东让张春桥给南京军区司令员打电话，做许世友的思想工作。
　　原来江苏省南京市的群众组织分为“红总”和“8&#8226;27”，南京军区在支左中是支持“8&#8226;27”的。此时，“红总”几十万人包围军区，还下了通令，让许世友见群众。秘书把通令交给许世友，许世友看也不看就丢进纸篓子，他说：
　　“你告诉他们，不见面他们闹闹还安全点，见了面我怕他们一个也活不了。不信，叫他们来100个代表，我1个人去见他100个，叫他们试试。”
　　张春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给许世友打了电话，他说：
　　“主席让我给你说：要冷静对待造反派群众。”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处理陈再道，且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39
第339章
　　“你打电话给总理，对陈再道他们保护起来。明天你返回北京，筹备建军40周年。你对陈再道传达我3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休息；注意安全。你对总理讲，不要他们那么激烈，当做犯错误处理嘛。警惕有人做文章。”
话说1967年7月22日下午，也就是毛泽东在上海和杨成武谈话后不久，周**的专机在北京西郊机场徐徐降落。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人员全部上前迎接。
　　在几万人欢迎谢富治、王力回京的口号声中，周**、谢富治先后下了飞机。王力则是被用轮椅推着下了飞机。他的胳膊上吊着绷带，腿部被小洪山的荆棘扎伤多处，皮肤里尚留有一些刺儿。记者还摄下了谢富治、康生、吴法宪、邱会作、关锋、蒯大富等人，手擎“红宝书”紧挽臂膊的照片。
　　王力、谢富治乘坐敞篷小轿车，一路上接受了北京市百万群众的欢迎。然后，他们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有林彪出席的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
　　关于林彪出席天安门广场大会一事，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在天安门大会的前一天，关锋接到叶群的电话。叶群问：
　　“听说天安门广场有个会，是不是？”
　　关锋回答说：
　　“是有这么个会。”
　　他还把会议的内容讲述了一遍。叶群又问：
　　“林彪同志想参加这个会，不知行不行？”
　　关锋说：
　　“那当然好啊！”
　　叶群说：
　　“如果你们同意了，那我就正式请示江青同志了。”
　　这个说法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真实，由于林彪亲自出场，的确使天安门广场会议的规格大大地提高了。紧接着，《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北京在支持你们》的社论，声援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
　　北京天安门声援武汉地区造反派、声讨“百万雄师”和武汉地区军队领导人的大会及《人民日报》的社论，使武汉“七&#8226;二0事件”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7月22日下午5点，毛泽东在上海的下榻处把杨成武、余立金、汪东兴及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静找来谈话。他说：
　　“我吃了3次安眠药困不着。要把城市的独立师进行调整！成武，一个部队驻一地太久不好。你们北京军区那个66军驻天津太久，越久越不好，有了瓜葛。武汉就是例子，独立师和群众组织拉在一起，和地方许多人拉在一起。还有好多独立师，各城市都有，每地都有。3年一换、4年一换比较好。否则住久了，千丝万缕，关系太复杂，东西太多。不是毛驴能拖走的，汽车、火车也拖不动了，坛坛罐罐怎么打仗？要调换。杭州就可以开始吧？”“部队就要令行禁止。”“那就先从杭州开始。可能不满意，但要执行。”
　　7月23日凌晨2点30分，杨成武乘飞机回到北京，驱车到钓鱼台16号楼去见正在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周**看着杨成武关于毛泽东谈话的记录，说：
　　“太及时了。”
　　周**立即向碰头会与会者们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尔后以中央名义向武汉军区发电：召陈再道、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队政委巴方廷进京开会。
　　7月23日上午，周**叫上杨成武一块儿前往批判陈毅的会场，他说：
　　“主席的指示真是救火的及时雨啊，外交学院正在人民大会堂批陈毅，有主席的指示就好办了。”
　　杨成武随着周**进入蒸笼一般的会场，来到前排就座。正在听取批判发言的陈毅，跟那些报纸点名打倒的人不一样，他除了回答问题外，还可以坐着听，可以东张西望、交头接耳。陈毅见周**、杨成武来了，顿时精神起来，他拉着杨成武小声问：
　　“有什么消息？”
　　杨成武也小声说：
　　“有，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陈毅两眼放光：
　　“怎么讲的？你说说当时的情况。”
　　“主席当时是坐在沙发上，边抽着烟边讲的，表情挺轻松也挺高兴。”
　　陈毅突然站起来，放开嗓子喊道：
　　“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会场陡然肃静，杨成武怔住了，所有的人们都怔住了。陈毅挺胸昂首，缓缓扫视了一下会场，郑重地宣布：
　　“请同学们打开《毛主席语录》271页，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片刻的惊愕，化作一片怒吼声。因为《毛主席语录》总共只有270页，而陈毅却说要打开271页。学生们感觉陈毅是在故意戏弄他们，便纷纷喊道：
　　“你造谣！”、“陈毅不老实就叫他灭亡！”、“陈毅伪造最高指示罪该万死！”。
　　陈毅从容而立，开心地瞧着“娃娃们”的热闹。他待会场稍微安静了一点，就指着杨成武严肃地说：
　　“杨成武同志传达，有周总理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陈毅是个好同志。”
　　周**点点头，说：
　　“同学们，毛主席最近是这样讲的。”
　　陈毅又一本正经地说：
　　“好，请同学们跟我一起念这条最高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
　　7月24日凌晨3点，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乘飞机飞向北京。
　　7月24日下午3点，杨成武离开北京，飞往上海。
　　下午5时，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说：
　　“昨天凌晨3点，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声讨‘七&#8226;二0事件’，实际是武装游行。同时电召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进京开会。今天凌晨3点，陈再道和钟汉华他们已经到了北京。”
　　毛泽东“噢”了一声，问道：
　　“陈、钟接到电报就进京了么？”
　　“是的。他们刚住进京西宾馆就受到了三军造反派的冲击。”
　　“他们进京的消息怎么传出去了？”
　　杨成武说不知道，他又说：
　　“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找陈再道辩论，周总理、傅崇碧、谢富治把他们弄走了。北京出现许多反徐向前的大标语。”
　　“哪些人？”
　　“三军造反派。说是揪陈再道、钟汉华的黑后台。”
　　“还有什么情况，找代表性的。”
　　“南京造反派也冲了军区，许世友冲出大院，不知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挥挥手，说：
　　“你先去吧，有事我叫你。”
　　据杨成武后来回忆说：这天晚饭后，毛泽东单独叫他一起去散步。毛泽东问：
　　“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
　　杨成武说：
　　“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
　　“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
　　“他们不会反对您。”
　　“对！对！对！你打电话给总理，对陈再道他们保护起来。明天你返回北京，筹备建军40周年。你对陈再道传达我3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你对总理讲，不要他们那么激烈，当做犯错误处理嘛。警惕有人做文章。”
　　7月25日凌晨1点30分至2点40分，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京西宾馆接见河南省军区、军分区和省驻军师以上领导干部。周**在讲话中说：
　　“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对二七公社、郑大联委、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开封八二四左派，你们每一个首长同志有权力支持它、保护它，要派部队去。”
　　7月25日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由新华社提供的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七&#8226;二0”事件反映的综合报道，报道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称谓。
　　这一天，《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刊登了这一消息。
　　7月25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复电中写道：“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如下，请酌定。”全文共5条，其中写道：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杨成武返回北京后，向林彪、周**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周**根据毛泽东草拟的“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通知”，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碰头会扩大会议。
　　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被叫到会上接受批判。吴法宪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
　　7月27日，林彪主持中共中央常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宣布撤消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职务。
　　据陈再道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我没有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支持钢工总和钢九一三，这是事实。观点不同和支持群众绑架王力、谢富治是性质不同的。当时，中央文革组织的批斗会上，王力、关锋、陈伯达那些人一直要我承认我是反对毛主席的，让我承认我是为了对付毛主席才发生武汉事件的。我知道只要我一胡说了我的脑袋就得搬家，所以我是死活不承认。我横下一条心，你们要我胡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承认我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一条实际上是救了我的命。毛主席每次都调看批斗我的会议记录，都看我写的检查。其中，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话：‘毛主席呀毛主席，只要你这次救了我这一命，我永生永世都忘记不了，我要永远跟着您革命到底。’毛主席亲自派人来和我谈话，我当场就对毛主席像跪下了，我说：‘快请毛主席救救我吧，我永远是忠于毛主席的呀！’”
　　7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谈话中说：
　　“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并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7月29日，毛泽东在对武汉问题的批示中写道：
　　“1、武汉由15军或2个师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2、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3、原梅岭、百花的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4、飞机场到梅岭的通道要15军部队或29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5、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6、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
　　7月29日到8月2日，戏剧界的造反派组织连续批斗了齐燕铭、夏衍、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廖沫沙等人。彭真在休息的时候偷偷地对廖沫沙说：
　　“早听了江青的话，也不会遭这么大的罪，这回我可是服气了。你原来劝我的话，我要是早听一点点，也不至于如此。”
　　原来，廖沫沙曾经对彭真说：
　　“批就批吧，彭真同志，你可千万不要和江青顶着干，和她作对她肯定会收拾你，这个人的反击心理最为强烈。只要你得罪了她，她至死都忘记不了你。”
　　彭真说：
　　“我不信那个邪，我是服从真理的，除了真理我谁也不怕，谁也不理，管你是中央主席还是什么顶天的神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7月30日，毛泽东对武汉问题批示道：
　　“1、曾思玉、刘丰的任职命令可以宣布，对陈再道、钟汉华如何宣布可以晚一点办。2、独立师不调出，同意分编到44、45、29师去。独立师的人不离湖北，集中起来整训。3、独立师原担任的任务，由15军2个师和29师来担任。4、陈再道可以在武汉报纸点名，全国报纸暂不点名。5、王任重可以全国报纸点名。6、武汉军区的公告，可以登湖北日报，可以在全国各地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电报可以发到县团级。县人武部可以传达。”
　　毛泽东还给周**写了一句话：“陈再道要保护起来，留下人头好办事。”
　　陈再道回忆说：“看来，还是毛主席理解我。弄清真相后，毛泽东立刻下令：‘陈再道就是那么多的事情了，你们不要把他逼死，你们一定要给我保护好他，他并没有反对我嘛。他只是犯了错误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7月31日，毛泽东对八一建军节问题批示道：
　　“1、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军委各副主席都出席。徐向前同志也要参加。街上有大字报不要紧，做工作。2、朱德、刘伯承也要参加。3、各军区在京同志都要参加，韩先楚一定要参加。4、各兵种头头吴克华、崔田民可不到，其他可到。总参彭绍辉不到。5、其他参加人由北京定。6、同意杨成武同志讲话。”
　　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题目是《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这篇社论是由王力、关锋、林杰起草的。社论中写道：
　　“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8月3日5点45分，杨成武回到上海，在虹桥宾馆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的情况。
　　这一天，杨成武在虹桥宾馆接待了许世友的夫人田普，田普向杨成武汇报了许世友的行踪，并交给杨成武一封许世友写给毛泽东的信，说：
　　“杨总长啊，我们信得过你，老许这封信就拜托你了，请你转给主席。”
　　杨成武说：
　　“田普同志，就这样吧。信我负责转交，你回去转告老许，要相信党，相信主席，冷静些，你也劝劝他。”
　　杨成武马上将许世友的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问：
　　“许世友现在哪里？”
　　“金寨。”
　　“他干什么呢？”
　　“他老婆告诉我，许世友带个独立师，在那里种田开荒。谁到那里去，没通知他，他就开枪，就打。”
　　原来，中央军委怕许世友在运动中造次惹事，曾对他三令五申：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后来，群众冲击南京军区时，许世友正在军区AB楼开会，他说：
　　“主席讲，要退避三舍。先让他们一让。”
　　军区后边就是桃山，许世友跳上吉普车，骂了一句：
　　“桃山，桃山，妈拉个匹的，逃娘他山里去！”
　　就这样，许世友带着一个独立师进了大别山。许世友问身边的人：
　　“主席讲的三舍是多少？”
　　他身边的人说：
　　“是90里吧。”
　　“妈拉个匹的，退过了！”许世友跳下车，查看了一下地形，下令说：“封锁，把机枪给我都架起来，敢登这个坡的，格杀勿论。”
　　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报告，说：
　　“你们把许世友接到上海来。”
　　“我去吧？”
　　“你不能去，叫春桥同志去。你告诉安徽李德生，叫他准备一顿饭，春桥同志吃顿饭。你再准备两架飞机，春桥先乘直升机到金寨接许世友，接到合肥，再用大飞机接到上海。你告诉许世友，是你杨成武派直升机去接，不然他会打。”
　　“明白。”
　　毛泽东对张春桥说：
　　“这件事马上办，今天把他接来上海。”
　　张春桥领命去后，当天就把许世友从金寨接到了上海。
　　8月4日，毛泽东召见许世友。许世友在杨成武、张春桥、姚文元的引领下，来见毛泽东。许世友推开客厅门，见到毛泽东的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去，放声大哭。杨成武等人一见这个场面，马上退避了。
　　毛泽东慌忙从沙发上站起身，快步赶过来，用双手扶许世友起来，眼圈也红了，连声说：
　　“莫哭，不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
　　许世友兀自用衣袖抹着眼泪，哭着说：
　　“主席，你知道，我是忠于你的，我是跟你干革命的……”
　　时间不长，许世友从客厅里出来了，一脸的精神，他走到杨成武面前说：
　　“老杨啊，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
　　杨成武也笑着说：
　　“得了得了，老许啊，咱们喝酒去。”
　　8月4日，王洪文率领上海“工总司”，攻打上海柴油机厂工人联合司令部。
　　8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兵分3路，到刘**、邓**、陶铸家里批斗他们。
　　是日晚和次日上午，杨德中等人用电话报告了在上海的汪东兴，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大为光火，他非常生气地问：
　　“是谁人干的，要追查！”
　　8月7日，谢富治发表了关于公检法战线问题的讲话。此后，公检法战线的造反派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8月9日，林彪接见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政委刘丰，他说：
　　“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要靠两条，头一条就是要靠毛主席的崇高威望。”
　　8月11日，陈伯达在一次会议上说：
　　“还有个五一六，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要把他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
　　8月12日，青海革命造反派夺权。
　　8月12日这一天，杨成武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的清样，交给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他说：
　　“小吴，这个文件你帮我交给主席，是总参革命派写的，我拿不准，帮我听听主席的意见。”
　　“行。”吴旭君应了一声，拿上文稿就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原来，杨成武送给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由总参的写作班子以杨成武的名义集体撰写的，还由两位副书记李天佑、王新亭主持讨论了三四次，尔后送来上海请杨成武审阅。杨成武在上面写道：
　　主席：
　　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写了一篇文章，送到我这里。现呈上主席，请主席有暇时一阅，并给指示。
　　　　　　　　　　　　　　　　　　　　　　　　　　杨成武
　　8月14日，毛泽东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他的面前堆着3叠文件材料，随手拿过一个材料一看，却不料是红色的！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夹着香烟的手竟然抖动起来，突然抬起头，愤怒地喊了一嗓子：
　　“叫杨成武来！”
　　徐秘书吓了一跳，楞楞神，转身跑出去找杨成武。杨成武问：
　　“主席没说什么事？”
　　“没说，看文件看着看着就发脾气了。”
　　杨成武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叫了一声“主席”，敬个礼，轻移脚步走到办公桌旁。毛泽东扬起两页信纸，问：
　　“这件事你知道吗？”
　　杨成武接过来一看，是一封告状血书，告的是一位上将，而这位上将还是毛泽东十分欣赏并多次表扬过的将军。
　　原来，这位上将在“揪军内一小撮”中，也受到了冲击，毛泽东、周**和聂荣臻都是保护他的，让他和老帅们一样，住到了西山。老帅们是一家一幢小楼，每家还配有一名女服务员。这位上将军住在山上一时闲得慌，就去聂荣臻家串门，恰巧聂荣臻一家人出门了，女服务员便热情地接待了他。上将见只有小姑娘一个人在家，顿时性起，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这个女孩子给**了。
　　其实，早在五六十年代，在一些中央机关举办的舞会上，就有战功卓著的将军搞小动作，和那些美丽的姑娘贴肚皮，贴面，甚至不规矩的胡乱又搓又摸。连高岗也是如此。周**偶尔发现之后，非常生气，有时批评他们，有时气得中途退场。周**曾经对一位上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位上将脸色苍白，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如今，聂荣臻没有想到在他自己的家里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即气得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医院。女服务员含泪写了这封血书，从机要线上将血书送达毛泽东的桌案上，求毛泽东为她做主伸冤。
　　“有无此事？”
　　毛泽东再次厉声问道。杨成武将血书放到桌子上，说：
　　“我不在北京，我不知道此事。”
　　毛泽东一掌拍在血书上，大声说：
　　“某某啊某某，某某！你是扶不起的天子，扶不起的阿斗，稀泥抹不上篱笆墙呵！”
　　他双手撑着案子，起身踱到窗前，仰望片刻，说：
　　“看来啊，你唱你的我唱我的还不行。弄一部《西厢记》唱到老，明年也不能收尾。”
　　他又叹了一口气，说道：
　　“黄牌不行还得红牌呵！”
　　说罢，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抓起笔，首先在《红旗》杂志8月1日发表的王力、关锋的那篇“揪军内一小撮”文章上批道：“大毒草！”接着，将林彪送审下发部队的材料一一翻看，凡有“揪军内一小撮”之类的字样，统统一笔划掉。批道：“不用。退林彪。”又在王力8月7日煽动夺外交部权的“八&#8226;七”讲话材料上批道：“大毒草！”
　　批完了，他对杨成武说：
　　“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王力这个人不可重用，不可轻信他的话。他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把整个国家的摊子当破烂来整。”
　　关于毛泽东批的王力“八&#8226;七”讲话材料，是江青让张春桥转给毛泽东的。
　　此前，江青看到外交部群众组织办的小报上刊登有“王力8月7日讲话”这个材料，就搜集了几份，并附上她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张春桥，让张春桥转交毛泽东。
　　王力“八&#8226;七”讲话的内容是：
　　“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
　　张春桥早就对王力和关锋不满了，他曾经对陈伯达说过：“关锋骄傲得很，王力和他搞在一起经常把我们搞得被动极了，应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批评批评他们。他们在学生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还挑动一些人到上海来造我们的反。这样下去可是不得了。现在王力又在打陈毅这些人的主意。现在不是搞他们的时候嘛。”这一次，他趁机也向江青报告了关锋和王力的许多问题。他还说：
　　“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越来越象群众组织的领袖了，他们在千方百计地抓队伍，根本不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则放在眼里。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江青说：
　　“你转告主席，我也是这样的意见。”
　　于是，张春桥就把关于载有王力“八&#8226;七谈话”的小报交给了毛泽东，他还反映了关锋和王力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要注意，和王力、关锋这些人划清界限，要让群众和红卫兵感觉到你们和他们不一样。”
　　据陈伯达回忆说：“王力的讲话材料，出自王力和姚登山的一次谈话。王力在和姚登山谈话时，没有什么记录，是姚登山他们把王力的谈话整理后，发表在了红卫兵的小报上。”
　　而王力在回忆8月7日那天晚上的情景时也说：“中央文革接到外交部姚登山和一些群众组织的报告，说他们有事要向首长汇报。正好那天晚上有文艺演出，中央文革的人全部看节目去了，钓鱼台只有我在家养伤，所以他们让我听汇报。我在十六号楼我的床上听取了姚登山等人的汇报，同时我有一些插话。后来他们把这些插话串起来，整理了一个所谓的‘王力8月7日讲话’的记录。此件我没有审阅过，后来我发现我的一些重要的话没有收进去，他们的一些话也没有写进去。比如我说：‘任何群众组织，只要是反对总理的，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限。’还有姚登山、王宗琪等人说：‘我们并不是真要打倒陈毅，只是要给他点压力。什么时候毛主席和中央保陈老总，我们立即拥护。’我说：‘不是真打倒，这我就放心了，要报告总理，让总理也放心。’姚登山等人将“讲话”刊登在他们办的小报上不久，周主力让他的秘书钱家栋问我说：你是不是有一个‘八月七日的讲话’？我回答说：‘不是我的讲话，而是我在接见外交部一些群众组织负责人时候的插话，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审阅，也不是我的原话。’”
　　8月15日，吴旭君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的清样，交还给杨成武，她说：
　　“杨总长，主席要我送给你。”
　　杨成武接过一看，毛泽东在上面批的是：
　　“我不看了，请伯达、文元酌处。”
　　吴旭君又小声对杨成武说：
　　“主席翻了一下，没细看，文件太多。他说，都是吹我的，我不看了，叫伯达、文元酌处。”
　　杨成武就将这篇文章从机要线上送回北京给陈伯达，姚文元。
　　据陈伯达后来回忆说：“开始他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看，只是翻了翻，因为文章里有大树特树林彪的字眼。”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评价这篇文章，待后再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