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7月5日，毛泽东在李氏祠堂主持召开国民党区党部会议。湘区青年团委派驻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3项工作：即党务，反对帝国主义，乡村教育。

7月5日晚，毛泽东和韶山党支部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付唐默斋等人的斗争办法。毛泽东分析说：

“我们的办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赵恒惕颁布的教育法令，明文规定所有地方教育机构负责人，都要经过选举。我们就利用这块假民主的狗皮膏药，发动师生改组教委会、学委会，以夺取教育权。像唐默斋这帮人，都是由成胥生指定的，没有一个不是贪污舞弊的。只要把他们的底子向群众揭开，他们就会跟狗屎一样臭。现在我们发动这场斗争，条件已经成熟，胜利是有把握的。”

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分析，决定发动进步教师，争取思想倾向进步的旧派教师，集中打击把持教育权的反动分子。为了确保胜利，宠叔侃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群众中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在进步教师中作了充分酝酿。

7月12、13日，毛泽东同贺尔康、钟志申在汤氏祠堂、汤家湾召开国民党第4区分部成立大会。

当年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贺尔康在日记中曾有过多处记载。他在7月12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7月12日（农历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润之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初到唐氏祠公立第3校，今日因星期，未有人在校，头门也关了。又到鸿门前汤家湾，也适未有人在家，约定打转再来，请钟志申在家等候。再到汤氏祠。9点钟，国校开会，成立第4区分部。1点又15分钟时，会才完毕。

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来了丈多高，3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来越走不动了，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

贺尔康在日记中记载道：

“7月21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写了一封信复朱岳灵，为告暑期在乡做的工作及请假等事。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他已它往，未在家。就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3时，润之才回来，此时C人也随时到了几个，等到6时，C人还未到齐；世校开会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

贺尔康日记中所说的C人，是指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所说的世校，是指共产党、雪耻会、秘密农会负责人。

“7月23日（阴历六月初三日），上午写了对于上七都教育问题宣言2份。”

“7月24日（阴历六月初四日），午后到石洋庞氏开会，为改组教育会和学委会秘密的一个讨论。5时又到郭氏祠，雪耻会宣传部宣传队开会，报告先说七都及县的派上的宣传员现已不得来了，而瓦子坪来6个宣传员也加入雪耻会宣传队，出发去演讲。”

“7月30日（阴历六月初十日），下午到郭家亭郭氏祠，教育会开会员大会。重新改组教育会和学务委员会，到会者有40人，3时许才摇铃开会，因时间的短促，就只讨论得通过两会章程和两会的职员完事，也是到晚10时才闭会。”

7月30日晚，韶山党支部对唐默斋斗争的一切准备工作和布置都已经就绪了，就以雪耻会的名义，在郭氏祠堂召开了西二区教委会和学委会会议，由在教育界多年的李耿候主持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族校校长和教师40多人，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庞叔侃、钟志申等人抢先发言，当面揭露唐默斋一伙贪污公款、克扣薪饷、反对爱国运动的罪行。进步教师们也纷纷对唐默斋的行为进行谴责。唐默斋一伙气急败坏，却又理屈词穷，半途就溜出了会场。

这次会议选举的结果，共产党员庞叔侃、李耿侯、蒋梯空等分别当选为教委会、学委会成员。不久，韶山地区各公立学校和族校校长，也都改由进步教师们来担任。贺尔康在日记中记载说：

“8月4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上午在家，非常的疲倦了不得。下午到南岸润之处，是CY（社会主义青年团——笔者注）的常会期，因同志多未到，会未开成。晚同润之到玉提垇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开会，12点钟时才返。”

与此同时，韶山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展了经济上的斗争。

原来在7月间，韶山大旱，一个多月滴雨未降，田地龟裂，禾苗枯萎，农民们揭不开锅了，有人已经开始外出讨饭。可是，土豪劣绅们却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起初，他们哄抬粮价，一升米，由原来的60文钱涨到160文；后来，索性把粮食不卖给本地农民，偷偷运到湘潭城，卖高价，牟取暴利；然后，再放高利贷，买青苗，残酷压榨农民。

1925年8月间，毛泽东和家乡农民一样，心情十分焦急。他每天脚穿草鞋，头戴斗笠，经常深入田间帮助农民车水，了解灾情。他和党支部、雪耻会的干部们一起，研究渡过灾荒的办法。毛泽东说：

“当前，农村缺粮，既有天灾，也有人祸。我们不能坐等老天爷下雨，也不能幻想地主财东发慈悲，要想想办法才好。其实谷米多得很，就看大家敢不敢要。地主囤积谷米卖高价，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他们偷运谷米出境，难道我们就无法阻止？农民也有一张嘴，要吃饭，公公道道出钱买他的米，他不卖，我们要组织农民跟他们斗。眼下农民是很容易发动起来的。”

党支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用雪耻会的名义，发动群众开展平粜、阻禁斗争。

毛泽东又提出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于是，韶山党支部研究决定，派钟志申、庞叔侃二人，先找到土豪成胥生、何乔八，和他们交涉平粜的事。钟志申、庞叔侃找到成胥生、何乔八，说明来意，还交给他一张写着平粜数额的条子。可是两个土豪不答应，何乔八说是他家没有粮食，成胥生则恶狠狠地说：

“有谷米，我情愿放在仓里喂老鼠，也不拿出来平粜，看你们雪耻会怎么办？”

毛泽东又出了一个注意，他说文的一手不行，就来武的一手。他要党支部一面发动群众，到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一面派人巡查，拿住土豪劣绅们的把柄，就强行平粜。

第3天傍晚，党支部得到消息说，成胥生派了5个枪手押运，将粮食偷偷运到银田寺镇河边，准备装船外运到湘潭。毛福轩、庞叔侃、钟志申迅速集合了800多名农民，他们点着火把，挑着箩筐提着袋子，直奔银田寺，截住了正要装运的谷米，要买粮食。附近的农民也闻声赶来了，声势越来越大。枪手们在慌乱之际，取下“吹火筒”朝天就放。他们看到潮水般涌来的饥民，发出“不准谷米出境”的吼声，一阵高过一阵，心里更慌了，生怕被愤怒的饥民撕成碎片，只好乖乖地躲在了一边。

成胥生一看大势不好，只得按雪耻会的章程办，开仓平粜。

何乔八和其他土豪，一听到成胥生被迫平粜谷米的消息，纷纷将谷仓落了锁，外逃他乡。毛福轩等人指挥群众，将他们各家的谷仓打开，还宰了他们的猪，一连几天，农民们就地煮大锅饭吃。土豪们闻讯，又纷纷赶回家来，同意平粜了。

这就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的斗争。这一次斗争的胜利，使农民们欢欣鼓舞，加入雪耻会的人越来越多了。

正当毛泽东领导韶山人民开展如火如荼的思想、教育及经济斗争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改变历史命运的大事件。

8月20日上午，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遇刺身亡。这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联合广东的反革命势力，向国民党左派进攻的重要信号。

廖仲恺逝世后，国民党立即召开了军事委员会特别会议，会议选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了3人领导小组。从此，蒋介石走上了中国历史的前台。

毛泽东在韶山的革命活动，也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惧和仇恨，成胥生等“四大宪人”，向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告密，污蔑毛泽东在韶山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赵恒惕早就领教过毛泽东的手段，他怒吼道：

“湖南有毛泽东，就没有我赵恒惕。”

赵恒惕立即密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兵拿办毛泽东，他说：捉到毛泽东，就地正法。湘潭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探悉这一消息，大吃一惊，他立即派在湘潭城作客的银田寺农民郭士逵，连夜赶了45公里的山路，回韶山给毛泽东送信。

8月28日，毛泽东正在外面开会，他接到了湘潭县城郭麓宾送来的一封信，展开一看，只见郭麓宾在信中写道：

润之兄：

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告，今日已来电示县团防总局，派兵前来捉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

毛泽东看罢郭麓宾的来信，从容不迫地向毛福轩交代了工作，这才回到家里。家里人一见毛泽东回来了，就急忙催促他说：

“人家派兵捉你来了，你还不收拾一下快走。”

毛泽东微笑着，不慌不忙地说：

“急么子嘛，从湘谭城到这里，有90里路，既不通汽车，又不通火车，给我送信的人是得信就派人赶来的。县团防局接着赵恒惕的来电，不会这么快。加上他们路不熟，又不认得我，等他们找到了成胥生，问到这里，最快也要上灯时分了。现在天还没黑呢！”

毛泽东说完，就到厨房里装了一点泡饭吃。

毛泽东少年时的同学、仅比他年长1岁的远房叔祖毛锡臣，将家中买猪的钱拿来，送给毛泽东做盘缠。

正在这时，毛福轩也满头大汗地赶来了，他见毛泽东还在堂屋里吃饭，尚未动身，就着急地说：

“赵恒惕的快兵已经来了，你还不快走？”

毛泽东平静地问：

“你真的看见了那些快兵？”

毛泽东放下碗筷，把毛福轩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又对今后韶山斗争的一些问题作了交代。此时已经是上灯好长时间了，毛福轩等人一再催促，毛泽东这才装扮成郎中的模样，在抬着小轿的七舅家表哥文涧泉和二姑家表弟贺晓秋的护送下，离开了上屋场。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也随着接应的农民转移了。

王淑兰因为是一个小脚女人，又有孩子拖累，不便行走，只好留在韶山。毛泽民行前深情地对她说：

“淑兰，我要出远门了，生死未卜，你就带着毛伢子别等我了。”

毛泽民所说的伢子就是他的女儿毛远志。王淑兰强忍着眼泪和别愁，只说了一句：

“你就放心去吧。”

没想到夫妻俩这一别竟成永诀。王淑兰留下来继续参加韶山的农民运动。1926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马日事变”后，转入地下活动。1929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1930年彭德怀攻克长沙，王淑兰和难友们被解救出狱。后来，她的难友、女共产党员罗醒牺牲后，王淑兰把烈士遗孤王华初收为养子，改名为毛华初，谱名毛远怀。毛华初生于1921年3月。这样，毛远志就又有了一个哥哥。1931年冬，王淑兰带着女儿毛远志、儿子毛华初到上海找毛泽民，不料毛泽民已经去了中央根据地。母子3人千辛万苦又回到了湖南，在南县丁字堤找到了在这里避难的表哥贺晓秋，这才安顿下来。为了寻找党组织，王淑兰开始了“讨米干革命”的经历，直到1937年，才与组织接上了头。1938年，王淑兰先后把女儿毛远志、养子毛华初送到延安后，她根据组织的安排，和范卓在桂阳以假夫妻名义建立了一个地下交通站，一干就是三四年。此是后事，容后再表。

再说毛泽东和文涧泉、贺晓秋趁着朦胧的夜色，匆匆向前赶路，刚走到湖堤沟附近，一个放哨的农民郭士透报信说，前面有灯笼朝这边走来，一定是赵恒惕的快兵。毛泽东打量了一下右边的高山，只见树木葱笼，就说了一声：

“走，上山！”

毛泽东前边走，文涧泉、贺晓秋跟在后面，一起爬上山坡，隐蔽在一片松树林中。待敌人追过去，毛泽东和文涧泉、贺晓秋又登上了大路。

从县城赶来的24名士兵，气势汹汹地来到毛泽东家里，上屋场早已是人去楼空，他们只好无功而返。

8月28日夜，毛泽东安全地离开了韶山，来到了刘揆一的家里，他和刘揆一抵足而眠。毛泽东刚睡下，又翻身欲起。刘揆一问道：

“润之，你起身干什么？”

毛泽东说：

“我刚才进祠时，看到令弟刘道一烈士遗像两侧，有孙中山先生和黄克强先生的挽诗。没有看完，你就出来了。这是两首十分悲壮的诗，我想起身再去看看，将它记下来。”

刘揆一说：

“你不要起身去看了，这是使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两首挽诗，我背给你听。希望你能将它们记下来，成为今后行动和做革命工作的指南。”

毛泽东轻轻地“嗯”了一声，只听刘揆一背诵道：

“黄兴的挽诗是：‘英雄天命哭刘郎，惨看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拻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

毛泽东秘密回到长沙时，尚在赵恒惕军警的追捕之中。他来到三泰街“彭富泰棉絮店”姑妈毛贵英、姑爹彭华家里。这里是毛泽东和他的青年朋友常来的地方，他们在这里一谈就是半夜。

毛泽东在和姑爹彭华谈话时，彭华问道：

“润之呀，军阀这么强大，有权有势，你们这些年轻人能把他们打倒吗？”

毛泽东坚定地说：

“能打倒。只要大家齐心，慢慢总是会打倒的。”

这天傍晚，毛泽东吃完了饭，正准备睡觉，外面突然来了一帮人，捶门打户。毛福清心想，这些人来势汹汹，一定与三哥有关。于是灵机一动，大声嚷道：

“你们会哪个，你们会哪个？”

她这是故意在向三哥传递信息，等了一刻，她才慢慢地把门打开。彭华也赶紧出来装烟、泡茶，故意问道：

“老总来弊舍有何贵干？”

来人一直往里边闯，到处搜查。房子里到处堆满了棉絮，只有一盏昏暗的马灯，那些人一连掀开了几床棉絮，搜查了一遍，一无所获，就骂骂咧咧地走了。毛泽东忽然从一堆棉絮的底下钻了出来，拍打着身上的衣服，笑呵呵地说：

“真险呀，再揭两床，他们就可以请功了。”

原来，毛泽东就隐蔽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直到这时，全家人才算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毛泽东穿上一身便衣，系上围裙，扎着头巾，混在工人中间，挑着棉絮离开了“彭富泰棉絮店”。

有一天，毛泽东来到杨开慧六舅向明卿在长沙的家里，这里是一栋较为隐秘的旧房子。此前，毛泽东和向明卿时有来往。向明卿时常把自己通过在国民党友人那里了解到的信息，告诉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担任湘区委员会书记住在清水塘期间，向明卿也时常去看望毛泽东和杨开慧。

向明卿的妻子毕业于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她也是一位老实人，为人贤淑、正直、有学识。她一见毛泽东风尘仆仆的样子，便问：

“你是不是吃饭了？”

“没吃。”

毛泽东如实回答。向明卿的妻子转身到附近一家饭馆里买回了一碗面，端来给毛泽东充饥。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很快就吃完了，道了声谢谢。等向明卿的妻子从厨房里端来茶水时，毛泽东已经不辞而别了。后来，向明卿夫妇才知道毛泽东正在军阀赵恒惕的追捕中。

毛泽东与湘区委、省工团联合会、文化书社的郭亮等人谈了话。他建议湘区委多派党团骨干前往广州农讲所、政治讲习所学习，多派优秀工人干部深入各县农村，发展国民党组织和秘密农民协会，以便培养工农活动的骨干，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毛泽东还让小弟毛泽覃先行去广州。毛泽覃按照大哥的意见去广州接洽有关工作。

恰在此时，毛泽东的老师、身为国会议员的符定一，正好从北京回到长沙省亲。符定一闻知毛泽东被追捕一事，便凭借他宿儒的身份和关系，从中疏通，力陈他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竭力保护，直到毛泽东化险为夷。

毛泽东在长沙逗留期间，还重游了岳麓山、桔子洲，写下了本传开篇所引用的、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长沙》一词。

这正是：夜校启蒙开民智，结党济贫斗乡绅。

欲知毛泽东到广州以后的情况，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乃大地之子，民众之友，他一入乡里，便如鱼得水。历来成大事者不能不如此也！毛泽东此次在韶山和长沙两次遇险，但他每每镇定自若，临危不惧，非冒险而实有妙算，非天佑而人自为之也。后人切不可以天命视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29

第29章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话说在1925年9月上旬，毛泽东与同去广州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5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一起，由长沙动身，来到了衡阳。这是毛泽东第4次到衡阳，他在第三师范一侧的东山庙召开会议，指示衡阳党组织，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水口山和郴州、衡山等地。由于时间仓促，毛泽东在衡阳蒸湘中学住了一夜，没有见到妹妹毛泽建，就匆匆离开衡阳南下，又经过了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他沿途一再对地方干部强调说，要多派优秀青年到各县农村秘密组织农民运动。就在毛泽东离开湖南不久的1925年10月初，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就正式建立了。1925年10月上旬，毛泽东来到了广州，与小弟弟毛泽覃会合，弟兄俩就住在乐山庙前西街38号。毛泽东因为在上海执行部期间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得到汪精卫的器重，所以他一到广州，就受到了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热烈欢迎。10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111次常务会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情繁多，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提出了“提议请以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案”。会议一致通过了汪精卫的提议，决定以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要求毛泽东“立刻到宣传部视事”，主持宣传部工作。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这一消息。自此，毛泽东开始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弟弟毛泽覃则被安排在黄埔军校和广东区委从事革命活动。毛泽东在广州期间，结识了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彭湃。原来，彭湃是在广东东部发起成立农会，由于他所领导的农运工作的顺利开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就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新增设的农民部部长。1924年7月3日，彭湃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广州举办了第1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到1925年12月又先后办了4届，他和阮啸仙、罗绮园、谭植棠分别担任各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是招收两广地区的学员，后两届又招收了部分两湖、福建的学员。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政治教育为目的的专门训练农民的学校。第5届讲习所是在1925年10月开办的。由于毛泽东的大力推荐，这一届学员中湖南人占了40%，毛泽民也在其中。后来毛泽民在讲习所结业后，被调到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主持上海书店的工作。上海书店是党的总发行机关，印刷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和内部文件。这是后话。毛泽东来到广州时，正值彭湃任主任的第5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期间，彭湃立即邀请注重农民问题、又富有从事农民运动经验的毛泽东到讲习所担任教员。毛泽东在韶山进行过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他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这就成为他讲授农民运动和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在讲习所上了第一课，他的激情打动了学员们。他向学员们介绍了湖南韶山等地农民运动的经验，讲授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毛泽东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塔，然后指着塔对学员们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接着说：“压迫和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他们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得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就可以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毛泽东还精辟地阐述了农民革命的原则及策略思想，他说：“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对于反动的土豪劣绅，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忙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把他们逼到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在这期间，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为他后来举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0月15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发表了演说，并参与起草大会宣言，还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写道：国民党改组以来，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高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孙中山先生富有远见地正确审察环境的结果。“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人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毛泽东还在文章中赞扬广东同志的革命斗争，“为本党在南方定下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国共合作是在反**的斗争中实现的，但国共合作以后，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妄图篡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阴谋并未停止。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毛泽东坚决地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早在1925年7、8月间，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先后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借以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鼓吹所谓的“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的出现，立即引起中国共产党的严重注意。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戴季陶主义”进行坚决打击。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发表了关于“中间派的问题”的演讲。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间派”的概念。毛泽东针对戴季陶等人扮演的中间角色，一针见血地说道：“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在革命高潮中，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斗中，中间派必然向两极分化。1925年11月12日，在直系将领冯玉祥的策划下，奉系将领郭松龄于滦州倒戈。此事引发了北京等各地群众团体，举行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扶植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运动。原来在毛泽东到达广州后不久，也就是在25年10月间，直系军阀孙传芳利用全国人民的反奉倒段的情绪，起兵发动了反奉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反奉战争关系重大，群众的这种大示威的性质，是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国民党各地各级党部应指挥同志，作广泛的反帝反奉宣传。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泽东起草反奉宣传大纲。11月13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长的身份，被推举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5个成员之一。11月21日，毛泽东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来自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本书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是在1920年1月在北京由王光祈介绍，加入了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的。这个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本来是要创造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年中国，然而，由于人员成分的复杂，思想倾向的差异，学会内部很快就走向了分化。毛泽东接到的这份调查表，正是濒于解体的少年中国学会对会员意见的最后一份调查。早已站到共产主义大旗下的毛泽东，收到这份调查表后，他不加任何思索，秉笔直抒胸臆。他是这样在表上填写的：“姓名：毛泽东（润之）；籍贯：湖南省湘潭县；通信地址，最近：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永久：长沙文化书社。1、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竟抱何种主义：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所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2、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竟抱何种态度：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处，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中国少年学会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3、入会以后之经历请简明告知：甲、学业，研究社会科学，现在着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乙、事业，教过1年书，做过2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1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毛泽东填完这份表，便寄往北京。后来，这个少年中国学会果然成了一个反动组织。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老**分子邹鲁、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茅祖权、傅汝霖、沈定一，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擅自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攻击“汪精卫重用毛泽东，委派在沪任事，18个月中请假14个月，赴湖南各地为发展共产党之运动，而汪精卫反任为宣传部长。”会议以反苏**、破坏国共合作为中心，公开打出分裂旗帜，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其中包括《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鲍罗庭顾问解雇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李大钊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开除了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开除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韩麟符9人的国民党员党籍。这次反苏**、破坏国共合作的会议，在历史上被称为“西山会议”；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及其支持者被称之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结束后，“西山会议派”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分部，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山会议派”还操纵了上海的《民国日报》，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公开宣布**、反苏、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一大”宣言和决议。11月27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23次联席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的报告。《宣传大纲》共分甲、乙、丙3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在这次反奉战争中各方面的势力，作了具体分析；第二部分提出宣传纲领；第三部分提出了9个口号。毛泽东在《宣传大纲》中写道：“奉直两派军阀，无论那一派胜，均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凶恶的帝国主义。”毛泽东在《宣传大纲》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策略，他说：“在全国反奉运动中，直系之反奉，自不能不认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以共同对付目前强敌，奉倒之后，再以国民之力肃清直系，乃系作战策略的必要。”由此，毛泽东提出了应该着重宣传的几个问题：“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运动。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支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的胜利，即反英日的胜利，这与广东民众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的。直系反奉，民众可以利用于一时，但不可任其代替奉张执政。直系当国时祸国前例，人民不应忘记。在长江各省商人阶级，欢迎吴佩孚、孙传芳空气极盛的地方，尤应注意宣传此点。”“人民与敌友之分解，全看其与帝国主义的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一切联系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政派，如安福系、研究系、买办阶级等，人民必须揭其阴私、一律排斥；一切与帝国主义无缘，赞助国民革命的派别，如冯玉祥一派，应与之联合。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乃是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人民利益的拥护者。应该广泛地宣传民众，唤起民众，以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结束反奉战争，建设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取缔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这是人民结束反奉战争的唯一出路。第123次联席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这份《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1925年12月3日，毛泽东在广州出版的《国民新闻》上发表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1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67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都要积极地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出通告，声讨“西山会议派”。毛泽东身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他坚定地站到了反击“西山会议派”的最前沿。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决定“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委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担任主编，在广州市东山庙前西街38号，组织《政治周报》通讯社，创办《政治周报》。毛泽东立即邀请他的老师李漱清，前来协助他创办《政治周报》。12月5日，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政治周报》把反对“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反革命活动，捍卫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维护革命的团结作为首要任务。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他开宗明义地写道：“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毛泽东还写道：“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肃清郑莫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香港英国帝国主义，陈炯明、邓本殷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污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污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辩论。‘内哄’‘共党’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像广东真变成了地狱。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老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创刊号上同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致北京电》、《致各级党部电》等文告，要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查明事实，惩戒主谋。毛泽东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立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予以转载。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通告要求说：“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高潮”，以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宣传大纲》及《通告》发出之后，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了反奉运动的新高潮。毛泽东创办的《政治周报》，从1925年12月至1926年6月一共出版了14期，刊载了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决议、通电；开辟了“反攻”专栏，发表大量文章、短评、杂文，回击“西山会议派”的逆流。毛泽东在第一期上，针对反革命派在宣传中的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的两面黑旗，以“润”的笔名，发表了《三三三一制》、《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吾良友》、《颂声来于万国》、《“**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邹鲁与革命》等一组杂文，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产”的**们制造谎言、和帝国主义同气相求的实质。此时的毛泽东，一方面把精力投入到《政治周报》的主编上，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地加入到党内关于中国阶级分析的争论中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原来在中国共产党“四大”前后，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周**、李大钊等人都曾经写过关于中国各阶级分析的文章，他们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思想和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一批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争论，为毛泽东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好后，准备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可是陈独秀却拒绝在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此文。由此，毛泽东和陈独秀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了。12月11日（一说12月1日），毛泽东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以后该文又在1926年2月1日《中国农民》第6期上发表；1926年3月13日，主持团中央工作的任弼时，不顾陈独秀的反对，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5集第116—117期合刊上重新发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福和中学老师

任弼时是在1920年由毛泽东等人创立的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与刘**、萧劲光等人一起，在1921年春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他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回到上海，在青年团工作。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我们要分辩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清楚地区分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他写道：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再次揭露了戴季陶主义：

“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

后人评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说：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在反对国民党**和党内陈独秀、张国焘等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初步尝试，集中了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的许多正确主张，集中了当时共产党人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初成果，比较系统完整地回答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

12月13日，《政治周报》第二期出版，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发表了《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会议》的报道文章。他在报道导言中写道：

“一周以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接到各地反对北京会议之文电已有20起，继起反对者必遍全国。因在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出路，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

毛泽东在报道文章中尖锐地写道：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

他在文章中质问道：

“‘西山会议派’不愿在革命高潮之广州开会，而愿在段祺瑞肘下之北京开会，请问是什么意思？”

文章详细报道了全国各地党部声讨西山会议派罪行的电文，尤其是北京执行部写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书，以大量的事实，把谢持、邹鲁、林森等**分子组织的“同志俱乐部”，一个个气势汹汹“持铁手杖”、“若强盗入室”，冲击北京执行部，散步攻击共产党和国民政府言论的罪行，一一揭露了出来。毛泽东把报告书全文照发，以便让社会各界“请看事实”。

毛泽东对其它党部的声讨电，也分别冠以醒目标题予以报道：

“上海市第1区第54分部请中央严行制止，勿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累党；勿使我总理灵前庄严之地，有违犯党律之非法会议”

“广东各级党部代表会议，谓苟任少数党员，各逞私见，置纪律于不顾，其危险甚于反革命敌人”

“国民革命军第2军特别党部谓谬然以三数人之阴私，欲召集全体会议，非请从严惩办，将本党之纪律尽为彼等破坏无余”

“宁波市党部谓戴季陶、沈定一、叶楚伧等与北京同志俱乐部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司马昭之心不问可知”……

这些报道，造成了一个声讨西山会议派的强大声势。

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第三期上，仍以“子任”的笔名发表了《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一文，分析了上海《国民日报》被“西山会议派”操纵走向反动的必然性，并转引了国民党中央决定查办该报的消息。

在这一期的“反攻”专栏中，毛泽东还以“润”的笔名，发表了《北京**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的最大本领》3篇短文，从政治上揭露“西山会议派”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关系。毛泽东写道：

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使一切帝国主义栗栗危惧，北京**会议议决停止广州中央执委会的职权；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集中权力，指挥省港罢工和扫除帝国主义有用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陈炯明、林虎等，北京**会议议决取消了政治委员会；苏俄顾问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增加了攻击帝国主义的力量，北京**会议议决辞退俄顾问鲍罗廷；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成为一支反帝国主义的生力军，北京**会议议决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的党籍。“观此。我们可以知道，北京**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些什么工作。”

毛泽东进一步写到：

**会议是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穷途末路中的“最后工具”。不是吗？帝国主义工具杨希闵、刘震寰企图推翻广州，无效；帝国主义工具段祺瑞派遣兵舰企图从虎门袭击广州，又无效；帝国主义工具陈炯明、邓本殷，从东南两方打到广州，又无效。“帝国主义这些工具所做的工作都没有效。国民党**愤激起来了，于是有北京会议之召集。由‘枪炮袭击’的方法，改用了‘议决案’的方法。”“帝国主义于一切工具用尽之后，找到了这个最后的工具，使他于失败之余忽然得到了一点小安慰。”

“即使他们怎样不承认自己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然而在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第四期（一说第5期）上，毛泽东发表了2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一篇题为《反对**会议者遍于全国》，继续报导国民党各地方组织，谴责“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消息。另一篇题为《国民党**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这是一篇论理精辟的文章。毛泽东首先写道：

国民党**分离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

接着，毛泽东写道：

目前的国民革命既不同于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辛亥革命。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革命对象是国内封建贵族，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辛亥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但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这一点，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革命的队伍是极其孤弱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中产阶级甚至小地主阶级也还没有成为同盟会的重要成分。

现在的国民革命是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国际上出现了苏俄和被压迫阶级联合的第三国际，国内有了共产党和形成社会力量工农阶级，这种革命的性质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最终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达到人类平等大同。

毛泽东分析说：

“大资产阶级是依附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梦想由中产阶级一个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

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

“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20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

“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其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

中产阶级的分裂，正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

毛泽东的一系列文章，从思想上武装了革命人民，从而使革命者不至于因国民党**分离出去而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

这正是：讲学办报是高手，策划著文拔头筹。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将如何斗争，请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创办《政治周报》，政论妙文迭出，似匕首，如投枪，批驳得西山会议派诸老体无完肤；后世专业报人尚能为此乎？阶级分析一文条分理析，切中时弊，像灯塔，比阳光，启蒙开塞；后来不知“阶级”为何物者不可不读矣！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30

第30章

“中国国民革命不是国民党一党能包下来，必须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个革命阶级组成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革命才能夺取胜利。”话说在1925年12月，毛泽东同时还兼任着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一职，他经常要到养成所给学员们讲演《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一些课程。宣传员养成所的学员们毕业以后，绝大多数将会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中去，担任政治宣传干事和营团党代表，所以对他们的教育也是一份十分主要的思想工作。12月间，正在毛泽东十分繁忙的时候，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两个孩子也来到了广州。毛泽东把家安在《政治周报》通讯社所在的广州市东山庙前西街38号。这是一座非常简陋的2层小楼，大门正对着街道，毛泽东一家就住在楼上。自此以后，杨开慧又开始与毛泽东并肩战斗了，她继续担任联络工作。在此期间，毛泽东夫妇与吴玉章、周**、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共产党人过从甚密。再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高峰，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他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5名委员之一。他还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毛泽东在筹备国民党二大的过程中，他和参加筹备二大的主要人员吴玉章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经常在一起商量如何开好国民党二大。他们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说：我们应当利用各地选举的代表中左派占优势的有利条件，在大会上公开提出开除**戴季陶等人的党籍，实行“打击**，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应使共产党党员占中央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而且尽可能地在国民党中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结果中共中央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开幕式，汪精卫为大会主席，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大会，他的座位是第13号。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256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有168人，中间派65人，**只有45人。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向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聆听宣读孙中山先生的遗言。就在国民党二大开幕的这一天，指导农民运动的全国性刊物《中国农民》创刊。毛泽东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把农村中的所有人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和游民八种。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农村中的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社会基础，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的数目比大地主多，其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3种。他们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可分为**和左派，其**有跑向反革命地位的倾向，但其左派在相当时候可以引向革命的路。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一到战时，就是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时，不但第三种左倾的自耕农马上参加革命，第二种中立的自耕农也要参加革命，就是第一种右倾的自耕农，受了佃农及自耕农左翼的革命大潮所影响，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所以，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同属半无产阶级。贫农是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雇农是农业无产阶级，他们是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开展农民运动，要非常注意。游民无产阶级为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之剥削及水旱天灾而失去了土地与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这一批人很能勇敢战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农民运动的任务，是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5种农民于一个组织里面。对于地主阶级用斗争的方法。对于游民无产阶级，要劝他们站在农民协会一边，参加革命运动，切不可逼他们跑入敌人那边，做了反革命的力量。”再说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吴玉章、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一起，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积极进行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1月8日，毛泽东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了《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的报告，他在结束语中说道：“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定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地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产’、反‘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毛泽东的报告受到许多代表的称赞。共产党四川地委书记杨闇公说，毛泽东的报告较其它报告“都系统些”，“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出来，并对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蒋介石也出席了国民党二大，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二大上向大会做了军事情况的报告。这位“东征英雄”，趾高气扬地讲道：“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蒋介石还向大会提出了《改良士兵经济生活》的议案。1月9日，国民党“二大”主席团宣布，毛泽东为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之一。1月18日，毛泽东代表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向大会提出宣传报告决议案。大会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的三个决议案，即《宣传问题决议案》、《党报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1月18日，大会在讨论《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关于言论限制条款时，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分子任意篡改三大政策、擅自成立非法组织，在发言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6款‘凡有发表政治的言论’句，应改为‘关于发表变更党决议及政治方针言论’；又创立研究的会社之上，应加上‘凡有’二字；必须事前得党部之许可，改为‘必须得该地最高党部之许可’；把‘或事后得党部之追认’句删去。”毛泽东的意见，引发了代表们热烈地讨论，有的代表表示同意他的意见，有的代表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坐在59号座位上的曾经与国民党**进行过坚决斗争的共产党员高语罕发言说：“言论的范围极宽，一千几百字也是言论。本席以为，应声明限于著作品。如戴季陶同志前几个月所出小册子之类，须得本党许可。如属细碎之言论，均须党部之许可，恐不胜其烦，事实也难办到。本席主张，将言论二字改为著作品。”高语罕的意见，明显欠妥，毛泽东当即发言表示不同意，他说：“59号所说，本席以为，未尽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说词，字数虽少，也未成小册子，但关系却很大。所以，专限于小册子也是不行的。”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的代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袁同畴，附和“西山会议派”的**叫嚣，他说：“有些人总嫌共产派同志进行党务之不肯公开，而且没有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因此有此一疑，两方便有许多纠纷生出来了。”因此，他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的提案，其内容是：“（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把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到该地党部之许可”。毛泽东立即发言，驳斥袁同畴的意见，他说：“这三种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先就第一点说，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被枪毙了。就第二点来说，和第一点相同，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其它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就第三点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任何的限制。”毛泽东的发言，不仅有力地驳斥了袁同畴的反动提案，而且也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态度。在国民党“二大”旁听的萧楚女，对毛泽东的发言十分赞同，他热烈地鼓掌支持。在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的驳斥下，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在毛泽东、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请处分刘名同志俱乐部分子案》、《请处分上海伪中央党部案》。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对居正、林森、张继、石清阳、叶楚伧、邵元冲等12人提出书面警告处分，责其改正；改组上海《民国日报》，撤销叶楚伧的职务；责令戴季陶限期反省。国民党二大给于“西山会议派”以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陈独秀、张国焘在选举问题上，坚持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结果使国民党**势力在国民党中央中仍然占了优势。1月18日，国民党二大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时，汪精卫得票最多，是248票；共产党员李大钊是192票，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员谭平山、林伯渠、于树德、吴玉章、恽代英、杨匏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也第一次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戴季陶受到党纪处分后，仍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以173票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汪精卫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被推举为常委。这正是：宋襄立马待敌渡，毛公定评是蠢猪。天予不取在二大，忍将利刃赠屠夫。1月19日，国民党二大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参加起草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被大会通过。《决议案》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决定各省党部均应设立农民部，在中国中部和北部选择适当地点，设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1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定由林伯渠继任农民部部长。1926年2月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二次常委会议上再次推荐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被会议通过。会议还通过了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的提议，在中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并通过了由林伯渠拟定的农民运动委员会组织大纲和委员名单：由林伯渠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席，由毛泽东、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萧楚女、阮啸仙、谭植棠、罗绮园8人担任委员。此时的毛泽东锐意整顿宣传部，他巧妙地将宣传部长汪精卫的内弟陈春圃等人调出了宣传部，另请沈雁冰担任宣传部秘书，请萧楚女担任宣传部干事兼阅览室主任。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派人找来沈雁冰谈话，他告诉沈雁冰说：“组织上决定要你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工作。中宣部部长由汪精卫兼任，他是国民党政府主席，忙不过来，现在由毛泽东同志代理部长，你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沈雁冰接受任务后，径直来到东山庙前西街38号向毛泽东报到。这是一幢简陋的中式楼房，楼下是前后两间，前面一间住有一人，后面一间是厨房和保姆的卧室。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楼上，外面一间是会客室，里面一间是卧室兼书房。毛泽东听说沈雁冰来了，赶紧下了楼，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老朋友，欢迎你！”说罢又指着屋里的那人介绍道：“这是萧楚女同志。”萧楚女，原名树烈，学名楚汝，字秋，1893年4月出生于湖北汉阳鹦鹉洲两湖河街一个破产的木商家庭。萧楚女完全是自学成材的。1914年他在武汉和留日学生一道创办《崇德报》，工作之余，经常到中华大学旁听，结识了恽代英，成为利群书社的骨干成员。1925年5月，萧楚女到上海，与恽代英共同主编《中国青年》杂志。参加了反对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且说萧楚女见毛泽东介绍了他，便指着室内一张挂有蚊帐的单人木板床，热情地对沈雁冰说：“这是留给你的，我陪伴你。”3人落座后，毛泽东对沈雁冰说：“中央宣传部设在旧省议会二楼，离这里比较远。两三天后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那时，我就提出任命你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沈雁冰惊讶地问道：“任命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毛泽东解释说：“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各部如妇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沈雁冰这才感到自己的担子很重，担心地问：“我能胜任吗？”毛泽东说：“不要紧，萧楚女可以暂时帮助你处理部务。我正忙着筹备第六届农民讲习所，不能天天到宣传部办公。《政治周报》过去是我编的，开慧助理，开慧因为忙别的事情，现在就交给你们编。”后来，沈雁冰、萧楚女被正式调入宣传部后，每天清晨向毛泽东请示当天的工作，然后到大东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公，积极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负责组织稿件和排版，还负责校对和发行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沈雁冰、萧楚女还检查了宣传部过去的文告和指示，凡是内容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民党“二大”宣言有抵触的，都予以撤消或重新拟文代替。沈雁冰在文字方面是行家里手，工作起来驾轻就熟，自不必说。萧楚女也勤恳工作，热情待人，受到了大家的称赞。有一次，毛泽东当面称赞萧楚女能写善说，他的文章，富有战斗性、鼓动性。在此期间，汪精卫多次到宣传部机关看望毛泽东和其他工作人员，他说，希望大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2月6日，中央农民部根据国民党二大的决议“为发展全国农民运动起见，特扩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各省选派学生来所肆业”的精神，向全国发出第2号通告，通告各省选派学生事宜。2月上旬，毛泽东开始考虑筹办农讲所事宜：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培养更多的农民运动干部，以发展全国农民运动，配合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他委派罗明，前往福建招收学员。是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主办了政治讲习班，培养国民革命军和各省区的政治、军事工作干部。由谭延闿任理事长，毛泽东、林伯渠任政治讲习班理事。谭延闿不在时，由毛泽东代理理事长。>“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各部如妇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沈雁冰这才感到自己的担子很重，担心地问：“我能胜任吗？”毛泽东说：“不要紧，萧楚女可以暂时帮助你处理部务。我正忙着筹备第六届农民讲习所，不能天天到宣传部办公。《政治周报》过去是我编的，开慧助理，开慧因为忙别的事情，现在就交给你们编。”后来，沈雁冰、萧楚女被正式调入宣传部后，每天清晨向毛泽东请示当天的工作，然后到大东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公，积极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负责组织稿件和排版，还负责校对和发行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沈雁冰、萧楚女还检查了宣传部过去的文告和指示，凡是内容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民党“二大”宣言有抵触的，都予以撤消或重新拟文代替。沈雁冰在文字方面是行家里手，工作起来驾轻就熟，自不必说。萧楚女也勤恳工作，热情待人，受到了大家的称赞。有一次，毛泽东当面称赞萧楚女能写善说，他的文章，富有战斗性、鼓动性。在此期间，汪精卫多次到宣传部机关看望毛泽东和其他工作人员，他说，希望大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2月6日，中央农民部根据国民党二大的决议“为发展全国农民运动起见，特扩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各省选派学生来所肆业”的精神，向全国发出第2号通告，通告各省选派学生事宜。2月上旬，毛泽东开始考虑筹办农讲所事宜：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培养更多的农民运动干部，以发展全国农民运动，配合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他委派罗明，前往福建招收学员。是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主办了政治讲习班，培养国民革命军和各省区的政治、军事工作干部。由谭延闿任理事长，毛泽东、林伯渠任政治讲习班理事。谭延闿不在时，由毛泽东代理理事长。2月28日，毛泽东参加了政治讲习班第1期开学典礼，他还发表了《革命分子团结起来》的演说，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努力做好国民革命运动。毛泽东还在政治讲习班讲授了《农民问题》课程，每周1至2次。他在讲课时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据政治讲习班学员回忆，毛泽东在一次讲课中，特别强调说：“中国国民革命不是国民党一党能包下来，必须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个革命阶级组成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革命才能夺取胜利。”萧楚女也在政治讲习班任教，他讲授的是《国际主义与民族问题》和《社会主义》2门课题。2月下旬，毛泽东在宣传部长任上请“病假”两周，部务由沈雁冰代理，他秘密前往广东韶关考察农民运动，为开办农讲所做准备。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他写道：“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3月19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林伯渠、甘乃光、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会议讨论了开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址、招生、预算、教职员等问题。会议决定：以番禺宫全部为讲习所所址，继续占用广东大学部分房屋作为讲习所学员宿舍之用。关于招生问题，会议决定学员名额扩充至300人。在前5届农讲所中，学员最少的是第1届，只有33人；最多的是第2届，学员激增到225人；其它3届大约都是100人左右。大家鉴于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方面已有一定的经验，又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理论研究，所以与会者一致同意聘请毛泽东担任第6届农讲所所长。会议最后做出了3项决议案：“1、所长，决议请毛泽东同志担任，请求中央照准。2、教员，拟请汪精卫、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萧楚女、熊锐、黄平、邓中夏、刘一声、高语罕、张伯简、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担任。3、其余各办事员由所长负责请人充任。”这一决议很快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批准。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改天换地的大事件！3月20日，蒋介石以“中山舰开到黄埔，共产党要阴谋暴动，劫持蒋介石”等谣言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此前，毛泽东鉴于广州的严峻局势，不无担心地对沈雁冰说：“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3月20日下午，毛泽东正和沈雁冰谈论时局，一位工友突然来报告说，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党员李之龙被捕了。毛泽东愤怒地说：“现在是查有实据了。”他认为这是蒋介石向共产党发起进攻的一个重要信号。于是，他立即去找周**，一起到国民革命军第2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研究对策。他们分析了此时军内敌我力量的对比：在国民革命军现有的6个军中，只有第1军属于蒋介石指挥，而其余5个军都与蒋介石有矛盾；况且在第1军的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党员，在9个团的党代表中，有7个党代表是共产党党员，还有两个团长是共产党党员。他们认为：目前蒋介石在军内还完全处于劣势地位，如果中国共产党起而反击，是完全可以击败蒋介石的阴谋的。毛泽东还提出，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军权，开除其党籍。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对沈雁冰说：“我要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去。”沈雁冰说：“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二人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住所，毛泽东叫沈雁冰留在传达室，独自一人进了会议室。他向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分析了蒋介石逮捕李之龙事件的性质，提出了反击蒋介石的主张。他还强调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1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就有1个师和1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第1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1军就会反对他。况且第2军谭延闿、第3军朱培德、第4军李济深、第5军李福林，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介石还有宿怨。‘二大’以后的新中央执委会，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凭空在各军之上又来1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到了肇庆以后，马上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介石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季山嘉坚决反对毛泽东的意见；陈延年虽然同意毛泽东的见解，但他也说自己“不敢做主”，要“请示上海中央”才能决定。沈雁冰在传达室里焦急地等待着毛泽东，过了很长时间，才见他出来了。毛泽东一句话也不说，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早有萧楚女、杨开慧接着。沈雁冰见毛泽东的脸色已经平和了下来，这才问起在军事顾问团谈话的情形。毛泽东说：“据陈延年讲，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1军中的几十名共产党员软禁了起来，扬言第1军中不要共产党员；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包围了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团宿舍和汪精卫住宅。”接着，他又如此这般地将他提出的意见叙述了一遍。沈雁冰关切地问：“你们谈的结果如何？”毛泽东说：“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中央。这几天我都在考虑，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寸进尺；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沈雁冰又问：“您预料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呢？”毛泽东稍加思索，说道：“这要看中央的决策如何，如决定对蒋让步，最好的结果大概是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点不在此，在于蒋介石从此以后会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会加强活动，对我们挑衅。还有，看来汪精卫要下台。我这代理宣传部长也不用再代理了。”他见时间已晚，就对沈雁冰、萧楚女说：“睡觉去吧。”沈雁冰、萧楚女回到住室，感到形势严峻，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沈雁冰后来在回忆中说：“中山舰事变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同我谈起大局形势，记得主席说了大体是以下的一些话：蒋介石现在掌握的实力唯第1军，而第1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部分是有觉悟的，就省城而言，蒋的实力是大的。但就全局而言，蒋的实力是小的。他此番制造中山舰事件，向我们突然进攻，一是威胁，二是试探。我方示弱，他就要得寸进尺；我方强硬，他就要知难而退。故我方万万不能示弱妥协，要坚决同他斗争。”“把我们掌握的武装力量集中在粤、桂边境某地（我忘其名），同时说服国民党的左派撤出广州，争取第1军外各军（他们同蒋介石本来有矛盾）反蒋，至少使他们中立，名正言顺的声讨蒋介石背叛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以武力对武力，逼蒋下台，削弱他的兵权。假若我方退让，则他们会由于蒋的利诱和威胁而倒向蒋。”几天后，毛泽东得知包围汪精卫住宅的士兵已经撤走，汪精卫依然称病不出，就立即派沈雁冰去看望汪精卫。汪精卫见到沈雁冰很高兴，他说：“我不久要舍此而去，但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不久，汪精卫果真被蒋介石逼迫出国了。此后，毛泽东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职务。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既然得不到苏联军事顾问的支持，自然也不会得到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有军事力量，又有资产阶级的支持，只有退让才能团结蒋介石北伐。他们采取了退让妥协的政策，委派张国焘为代表，到广州接受蒋介石撤回第1军中共产党员的无理要求，从而使蒋介石首先顺利地完全控制了国民革命军第1军和黄埔军校的领导权。在“中山舰事件”中，从黄埔军校和第1军中退出的共产党员多达250余人。毛泽东和周**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但陈独秀一伙又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这才是：坐看蒋氏小试手，竖子逆谋定天下。精卫仓惶东流去，共党引颈就冤家。欲知蒋介石还会耍出什么手段？请看下一章内容。东方翁曰：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真可谓是鞭辟入里。自古道一言兴国，一言丧邦，此言不虚也。如果苏联军事顾问及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听从了毛泽东的意见，何来后来的蒋介石？何来后来大批共产党人残遭杀害？有人评价早期共产党的失误，把它归结为共产党彼时还不成熟。何为成熟？何谓不成熟？如果彼时所有的共产党人在突发事变面前，都表现得惊慌失措，无所事事，都提不出一个正确的方针对策，那自然是不成熟了。事实上，那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人，已经是很成熟很坚定很有正确政治主见的革命家了，只不过是他们手中没有权力而已。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路线问题，路线正确了，革命就胜利，历史就向前发展；路线错误了，革命就失败，历史就向后倒退。在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完全可以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多数席位，结果是天予不取！中山舰事件后，革命派完全可以把蒋介石扼杀在摇篮中，结果是纵虎为患！大革命岂有不败之理？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岂有不掉脑袋之理？

福和中学老师

2月28日，毛泽东参加了政治讲习班第1期开学典礼，他还发表了《革命分子团结起来》的演说，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努力做好国民革命运动。

毛泽东还在政治讲习班讲授了《农民问题》课程，每周1至2次。他在讲课时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据政治讲习班学员回忆，毛泽东在一次讲课中，特别强调说：

“中国国民革命不是国民党一党能包下来，必须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个革命阶级组成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革命才能夺取胜利。”

萧楚女也在政治讲习班任教，他讲授的是《国际主义与民族问题》和《社会主义》2门课题。

2月下旬，毛泽东在宣传部长任上请“病假”两周，部务由沈雁冰代理，他秘密前往广东韶关考察农民运动，为开办农讲所做准备。

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他写道：

“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3月19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林伯渠、甘乃光、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

会议讨论了开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址、招生、预算、教职员等问题。会议决定：以番禺宫全部为讲习所所址，继续占用广东大学部分房屋作为讲习所学员宿舍之用。

关于招生问题，会议决定学员名额扩充至300人。在前5届农讲所中，学员最少的是第1届，只有33人；最多的是第2届，学员激增到225人；其它3届大约都是100人左右。

大家鉴于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方面已有一定的经验，又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理论研究，所以与会者一致同意聘请毛泽东担任第6届农讲所所长。会议最后做出了3项决议案：

“1、所长，决议请毛泽东同志担任，请求中央照准。2、教员，拟请汪精卫、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萧楚女、熊锐、黄平、邓中夏、刘一声、高语罕、张伯简、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担任。3、其余各办事员由所长负责请人充任。”

这一决议很快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批准。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改天换地的大事件！

3月20日，蒋介石以“中山舰开到黄埔，共产党要阴谋暴动，劫持蒋介石”等谣言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

此前，毛泽东鉴于广州的严峻局势，不无担心地对沈雁冰说：

“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3月20日下午，毛泽东正和沈雁冰谈论时局，一位工友突然来报告说，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党员李之龙被捕了。毛泽东愤怒地说：

“现在是查有实据了。”

他认为这是蒋介石向共产党发起进攻的一个重要信号。于是，他立即去找周**，一起到国民革命军第2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研究对策。他们分析了此时军内敌我力量的对比：在国民革命军现有的6个军中，只有第1军属于蒋介石指挥，而其余5个军都与蒋介石有矛盾；况且在第1军的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党员，在9个团的党代表中，有7个党代表是共产党党员，还有两个团长是共产党党员。他们认为：目前蒋介石在军内还完全处于劣势地位，如果中国共产党起而反击，是完全可以击败蒋介石的阴谋的。毛泽东还提出，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军权，开除其党籍。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对沈雁冰说：

“我要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去。”

沈雁冰说：

“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

二人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住所，毛泽东叫沈雁冰留在传达室，独自一人进了会议室。他向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分析了蒋介石逮捕李之龙事件的性质，提出了反击蒋介石的主张。他还强调说：

“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

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1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就有1个师和1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第1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1军就会反对他。况且第2军谭延闿、第3军朱培德、第4军李济深、第5军李福林，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介石还有宿怨。‘二大’以后的新中央执委会，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凭空在各军之上又来1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

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到了肇庆以后，马上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介石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

季山嘉坚决反对毛泽东的意见；陈延年虽然同意毛泽东的见解，但他也说自己“不敢做主”，要“请示上海中央”才能决定。

沈雁冰在传达室里焦急地等待着毛泽东，过了很长时间，才见他出来了。毛泽东一句话也不说，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早有萧楚女、杨开慧接着。沈雁冰见毛泽东的脸色已经平和了下来，这才问起在军事顾问团谈话的情形。毛泽东说：

“据陈延年讲，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1军中的几十名共产党员软禁了起来，扬言第1军中不要共产党员；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包围了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团宿舍和汪精卫住宅。”

接着，他又如此这般地将他提出的意见叙述了一遍。沈雁冰关切地问：

“你们谈的结果如何？”

毛泽东说：

“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中央。这几天我都在考虑，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寸进尺；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

沈雁冰又问：

“您预料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毛泽东稍加思索，说道：

“这要看中央的决策如何，如决定对蒋让步，最好的结果大概是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点不在此，在于蒋介石从此以后会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会加强活动，对我们挑衅。还有，看来汪精卫要下台。我这代理宣传部长也不用再代理了。”

他见时间已晚，就对沈雁冰、萧楚女说：

“睡觉去吧。”

沈雁冰、萧楚女回到住室，感到形势严峻，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沈雁冰后来在回忆中说：

“中山舰事变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同我谈起大局形势，记得主席说了大体是以下的一些话：蒋介石现在掌握的实力唯第1军，而第1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部分是有觉悟的，就省城而言，蒋的实力是大的。但就全局而言，蒋的实力是小的。他此番制造中山舰事件，向我们突然进攻，一是威胁，二是试探。我方示弱，他就要得寸进尺；我方强硬，他就要知难而退。故我方万万不能示弱妥协，要坚决同他斗争。”“把我们掌握的武装力量集中在粤、桂边境某地（我忘其名），同时说服国民党的左派撤出广州，争取第1军外各军（他们同蒋介石本来有矛盾）反蒋，至少使他们中立，名正言顺的声讨蒋介石背叛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以武力对武力，逼蒋下台，削弱他的兵权。假若我方退让，则他们会由于蒋的利诱和威胁而倒向蒋。”

几天后，毛泽东得知包围汪精卫住宅的士兵已经撤走，汪精卫依然称病不出，就立即派沈雁冰去看望汪精卫。汪精卫见到沈雁冰很高兴，他说：“我不久要舍此而去，但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不久，汪精卫果真被蒋介石逼迫出国了。此后，毛泽东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职务。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既然得不到苏联军事顾问的支持，自然也不会得到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有军事力量，又有资产阶级的支持，只有退让才能团结蒋介石北伐。他们采取了退让妥协的政策，委派张国焘为代表，到广州接受蒋介石撤回第1军中共产党员的无理要求，从而使蒋介石首先顺利地完全控制了国民革命军第1军和黄埔军校的领导权。

在“中山舰事件”中，从黄埔军校和第1军中退出的共产党员多达250余人。毛泽东和周**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但陈独秀一伙又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

这才是：坐看蒋氏小试手，竖子逆谋定天下。

精卫仓惶东流去，共党引颈就冤家。

欲知蒋介石还会耍出什么手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真可谓是鞭辟入里。自古道一言兴国，一言丧邦，此言不虚也。如果苏联军事顾问及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听从了毛泽东的意见，何来后来的蒋介石？何来后来大批共产党人残遭杀害？有人评价早期共产党的失误，把它归结为共产党彼时还不成熟。何为成熟？何谓不成熟？如果彼时所有的共产党人在突发事变面前，都表现得惊慌失措，无所事事，都提不出一个正确的方针对策，那自然是不成熟了。事实上，那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人，已经是很成熟很坚定很有正确政治主见的革命家了，只不过是他们手中没有权力而已。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路线问题，路线正确了，革命就胜利，历史就向前发展；路线错误了，革命就失败，历史就向后倒退。在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完全可以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多数席位，结果是天予不取！中山舰事件后，革命派完全可以把蒋介石扼杀在摇篮中，结果是纵虎为患！大革命岂有不败之理？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岂有不掉脑袋之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31

第31章

“要发动广大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工农商

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土豪

劣绅，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话说在1926年3月23日上午，郭沫若由上海抵达广州。他是由瞿秋白推荐，应聘到广东大学就任文科学长的。

郭沫若在先期到达广州的成仿吾的陪同下，如约来到林伯渠家拜访，不巧，此时林伯渠出门去了。他们正在等待间，毛泽东也来到了林伯渠家里。

郭沫若，乳名文豹，学名开贞，号尚武，笔名沫若，1892年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1914年赴日本学医，后攻读文学。1924年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倡导革命文学。后来，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参加北伐战争。

毛泽东和郭沫若、成仿吾是平生首次相见，相互间寒暄过后，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广东和全国革命运动的情况，还特意介绍了“中山舰事件”后广州的局势。3人正谈论间，林伯渠回来了，众人重新施礼问候。毛泽东又与林伯渠谈了一会儿，就起身与林伯渠、郭沫若、成仿吾3人告别，出门去了。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编》一书中写道：

“在祖涵房内，遇见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娓。……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

3月底，沈雁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准备离开广州去上海。他依依不舍地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嘱咐他说：

“上海《国民日报》早为**所把持，这里的国民党中央在上海没有喉舌，你到上海后赶紧设法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给我！”

沈雁冰应道：

“好的，我努力去办。”

后来，沈雁冰在上海努力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落实办报的事，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也未能成功。大革命失败后，他为形势所迫，曾一度流亡日本。尔后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茅盾为笔名发表的著名文学作品《子夜》，就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再说在3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林伯渠在会议上报告说：

“农讲所经常费7980元，经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交政治委员会委员开会提出讨论，结果交预算委员会审核。”

与会者讨论后，一致认为，必须力促预算委员会尽快通过此项经费。“现在国库虽然支絀，但亦须设法筹措，当与军费同其重要。而且，实际上各省学生已陆续到粤，无法缓止，应由部函预算委员会从速决定。”

毛泽东还提出了3项议案：一是改变广西学员原招生办法。二是“委任高语罕同志为农讲所政治训练主任”。三是因“农民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

毛泽东所提议的高语罕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二大”上，他虽然在个别问题上和毛泽东意见不尽一致，但在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却是十分坚决的。他和毛泽东、恽代英、于树德，被**称之为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方面的“四大金刚”。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会议议决通过。此后，他便着手筹办第6届农讲所。

毛泽东在筹办第6届农讲所的过程中，国民党**竭力进行阻挠和破坏。他们企图通过占用农讲所所址——番禺学宫、限制农讲所的经费和拖延拨款的办法，中断农讲所的筹办。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决斗争，国民党**的阴谋没有得逞，农讲所的筹办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根据此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参照彭湃、阮啸仙等举办农讲所的经验，对第6届农讲所学员的入学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

1、决心做农民运动，并无他项思想者；2、中学程度，文理通顺；3、年龄18岁以上，28岁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4、富有勇敢奋斗精神；5、不招女生。

学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符合上述条件者，才能录取。

为了把学员们培养成既懂革命理论又能进行实际斗争的干部，毛泽东聘请了15名政治理论素养高，踏实肯干、具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教员到农讲所任教。教员彭湃、阮啸仙、周其鉴等人是广东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教员赵自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军事运动的领导人。此外，毛泽东还邀请了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周**、萧楚女、彭述之、陈启修、恽代英、李立三、张秋人、陈公博、罗绮，为农讲所学员授课。

李立三是在安源大罢工后，被党组织派往武汉、上海，从事了工人运动。1925年冬他曾到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

李立三将在农讲所主讲《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将主讲《中国民族革命史》。

毛泽东听说他在一师附小的老同事周谷城与其学友徐鸣鸿来到了广州，下榻在越秀酒家，曾两次到旅馆去找周谷城谈话。毛泽东说：

“周先生可以留在这里教书，反正书也是要人教的。”

毛泽东是想让周谷城留在广州农讲所里教书。可是周谷城却说：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事，我还没有辞去。”

毛泽东说：

“你留在这里，一师的问题好解决。”

周谷城谢绝了毛泽东的邀请，在广州停留两个星期，就回湖南了。

此时，毛泽东接到许志行的一封来信。许志行在信中说，他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于暑假到上海参加宣传工作；回到学校后又在学校闹革命，想不到一到寒假就被学校开除了。

毛泽东马上给许志行写了一封信，邀他到广州，把许志行安排在国民党宣传部工作。

在此期间，毛泽东因为第6届农讲所还未开办起来，他利用空余时间还担负着另外两项工作，一是他在4月5日被广东省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青年训育员养成所聘为讲师，主要讲授《农民问题》这一课程。一是他在1926年春和恽代英、萧楚女等人一道，应邀到广东大学专修学院担任讲师，在夜间为专修学院吸收800多名公务人员、小学教师和店员授课。

再说毛泽东委托国民党“二大”陕西代表魏野畴到北京，请李大钊为农讲所选派学员。

魏野畴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大钊的信到了北京，李大钊立即在天津和北京选派了元维修、乔国桢、马致远、李波涛、张超等人赴广州农讲所学习。学员们临行前，李大钊对李波涛说：

“毛泽东同志学问渊博，很有独特见解，你去以后自然会体会到的。你还可以帮助他整理些农民战争的资料。我写封信你带去给他，希望他常给我来信。”

后来毛泽东在1926年9月农讲所结业时，曾托李波涛给李大钊带去了一封信，想不到自此以后他们竟成永别。这是后话。

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周密筹备，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学员于3月底陆续到粤。

1926年4月间，第6届农讲所举行了学员入学考试，毛泽东在番禺学宫大成殿亲自担任主考官。面试完毕，4月下旬发出了录取通知书，要求学员于5月1日到广州报到。

这次招收学员原定计划是300人，因为要求入学的人很多，就加收了16人。后来在6月份又增收了11人，共计录取学员327人。这是历届农讲所中学员人数最多、学员来源最广的一届。学员们来自直隶、山东、河南、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奉天等全国21个省区。其中，广西有40人，湖南有36人，是学员人数最多的省份。毛泽东特别注重的鄂直鲁豫4省的学员人数，也有22人之多。

1926年5月3日，第6届农讲所在广州市中心的番禺学宫举行开学典礼。番禺学宫原是明清两代培养封建士大夫和祭祀孔子的地方，现在却在这个地方的墙上，挂上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孙中山的画像，柱子上还贴着“工农兵联合起来”、“农民运动万岁”、“打倒军阀列强”的标语。讲台用杉木和竹片搭成，台上还有几十套杉木长桌和长椅。

出席开学典礼的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青年部长甘乃光，妇女部长何香凝，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文科学长郭沫若，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还有共产党员彭湃、彭述之等。

开学典礼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伯渠主持，由毛泽东作了报告。

开学典礼结束后，因为番禺学宫为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借用，所以，农讲所就延至15日正式开学。

毛泽东身为农讲所所长，除了负责处理所里的日常事务以外，还要亲自给学员们讲课。

他住在农讲所东耳房的一间小屋里，这里原是番禺宫的更衣室，只有10平方米，现在，这里既是他的卧室，又是他的办公室。晚上，毛泽东睡在两条长凳架成的单人硬板床上，床上铺着陈旧的草席和白床单，没有蚊帐。床头放着一对湖南土产竹箱，里面盛着衣物，竹箱上面就成了他的竹书架，堆放着书报杂志，还摆着他在湖南考察时期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足以能够使他写出23课时的讲座：《中国农民问题》。室内还有几把木椅和一个办公桌，桌上放着学员们的笔记本和调查材料。

毛泽东就在这样一个极其简陋的小小东耳房里，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白天，他为农讲所的各项工作奔忙，夜晚，常常伏案疾书，为学员们准备讲稿，编写农民问题丛刊。看到东耳房里的灯光常常彻夜不熄，学员们都十分感动。

毛泽东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他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喜欢和学员散步，交流思想；或者在课余时间和学员漫步交谈磋商问题。学员们都说“他有的是强烈的求知欲，有的是甘当小学生的谦逊态度而毫无架子，和蔼可亲，所以同学们都乐意接近他”。50多年后，学员王首道还深情地回忆说：

“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不知送走了多少个漫长的夜晚，迎来了多少个战斗的黎明。至今回想起来，我仿佛还看到那东耳房里的耀眼灯光，透过窗台，迎接着东方拂晓的晨曦，指引着出发操练的学员队伍勇往直前。”

再说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坐在主席台的正中，他已经成为国民党重要会议的主持者了。

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中共中央委派张国焘、彭述之2人为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共产党方面的指导者。

5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的报告》。

蒋介石在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等等。这是蒋介石企图限制和削弱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阴谋篡夺国民党党权的又一个严重反革命步聚。

陈独秀当即向共产国际东方委员会建议：共产党脱离国民党，两党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谈判联合问题。陈独秀的这一正确意见，却遭到了苏联《真理报》的严厉批评。

作为共产党方面指导者的彭述之，在党团会议讨论《整理党务案》时，他引经据典地证明说，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不能接受。可是当有人问他不接受又该怎么办？他却又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是说大家讨论好了。当有人提出否定该案的意见时，彭述之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也错误。为此，党团会议讨论了7天，也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坚持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他主张“坚决顶住”。

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表决《整理党务案》时，毛泽东、恽代英等一部分共产党人都没有举手。

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对《整理党务案》一致持激烈地反对态度。何香凝在会议上含泪痛斥蒋介石这个提案，她一说到愤慨处，就拍桌顿足，十分激动。她说：

“中山先生逝世不足15个月，尸骨未寒，你们这班不肖的‘党员’，为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竟采用这样的手段，这是**、反对联俄，这是对工农不利的行为。”

柳亚子也满腔激愤，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他一急躁起来，反而说不出话来。柳亚子从小说话就口吃，因此被人称为“哑子”，长大了之后他就索性改名为“亚子”。当何香凝痛骂**时，柳亚子就拼命地鼓掌助阵，表示支持何香凝的意见。彭泽民则因为气愤之极，手足震颤，也说不出话来了，他跑到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前嚎啕大哭起来。

柳亚子，初名慰高，字安如，后更名人权，字亚卢，亦作亚庐；再更名弃疾，字亚子。1887年出生于江苏吴江县一个世代书香的文学家庭。早年读私塾，16岁中秀才。1906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同盟会和光复会。1912年1月，任临时大总统总统府秘书，到职3天后，因病辞职。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毛泽东是在这次会议上初识柳亚子的。他们在会议的论辩之余，一起品着都不太习惯的苦涩难咽的闽南“功夫茶”，纵论国事。毛泽东曾经向柳亚子提出建议说，由他出任广州国民政府拟在上海法租界创办的《国民日报》的主笔，作为与**出版的《民国日报》相抗衡的“舆论阵地”。

由于陈独秀等人执行了共产国际提出的退让方针，《整理党务案》及蒋介石所提出的修改办法，还是被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被迫全部辞职。毛泽东也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位子。

柳亚子私下曾向共产党代表恽代英提议说：雇人谋刺蒋介石！恽代英感到柳亚子的提议“令人可骇”，他认为那是一种“过激”的行为。因之，柳亚子的建议没有引起共鸣。

蒋介石自此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的重要职务，国民党政客顾孟余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长，西山会议派重要人物叶楚伧也担任了中央党部秘书长一职。

柳亚子对此极为愤慨，他便藉口家中来电说母亲病重促归，不等会议结束就离开广州，回到了乡下。柳亚子的举动，给毛泽东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柳亚子后来在10月份遭到军阀孙传芳的通缉，他只好化名避居于上海。

再说毛泽东在农讲所讲授的是《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以及他素来喜欢的《地理》3门课；《中国农民问题》为23课时，是农讲所课程中课时最多的一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阐述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毛泽东讲课既通俗易懂，又生动感人，学生很爱听，他还开设了讨论式的独立学习课堂。

1926年6月3日，毛泽东第一次给学员们讲授《农村教育》课。《农村教育》学习什么？学员们一时还摸不着头绪，所以他一开始就说：

“农村教育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过去的教育是讲《三字经》，讲孔孟之道。”

他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写着：

天子重贤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毛泽东写完了，问大家知不知道这几句话，学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知道。”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在乡下看到的总是‘下品人’很多，‘上品人’很少，‘上品人’只占农村人口的5%，‘下品人’却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上品人’都是有钱人、闲人，不做工有饭吃；‘下品人’都是穷苦人，整天做工却没有饭吃。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农村中有两个阶级，一个是剥削阶级，一个是被剥削阶级。‘上品人’就是剥削阶级，‘下品人’是广大劳苦农民大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我们进行农村教育，就是要教育‘下品人’，要发动广大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工农商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土豪劣绅，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瞿秋白在农讲所带病给学员们讲授了《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

毛泽东还陪同郭沫若到讲习所，给学员们演讲了《革命文学》。

在农讲所里，还有一位麻脸教员，他就是专任教员萧楚女。萧楚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深入的研究，他又富有教学经验，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员们说他是一个品德高尚、修养好、努力负责、热心教育的良师益友。

由于教务主任陆沉未到职，毛泽东就让专职教员萧楚女代理了教务主任一职。毛泽东把农讲所的日常工作，多委托萧楚女办理。萧楚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将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

萧楚女按照毛泽东制订的教学计划，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的原则，设置了包括新的卫生课在内的25门课程，一共有25两个课时。

在这25门课程中，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课程就占了8门，有毛泽东的《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彭湃的《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瞿秋白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罗绮园的《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周其鉴的《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韦义光、蒲良柱的《农业常识》；于树德的《农村合作概论》。

关于中国历史和国民革命基础方面的课程，主要有陈公博、陈其瑗的《三民主义》；甘乃光的《中国国民党史》；萧楚女的《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彭述之的《中国政治状况》；陈启修的《中国财政经济状况》、《苏俄状况》；恽代英的《中国史概要》；毛泽东的《地理》；李立三的《中国职工运动》。

毛泽东和专职教员萧楚女一起，十分注重学员自学能力的培养，开展了“授课以外之理论研究”，方法是：发给学员一些基本的书籍，“凡重要书籍，在阅看之先，由专任教员于每书要紧部分列出问题，公布出去，然后命学生看书，根究所问，随看随作答卷，限期交卷。由专任教员于答案中择出若干数份，加以改正，缮好张贴墙壁，名曰‘标准答案’。然后将所有答卷一律发还学生，令照标准答案自行改正其错误。用此方法，助益学生理论研究颇不小。”

毛泽东为了培养学员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十分重视学员们的军事训练。他对学员们说：

“搞革命就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就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

毛泽东还说：

“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

农讲所专门设置了军事训练课，在5、6、7三个月内，一共用了10个星期的时间，上操128课时，对学员们实行了正规的军事训练。军事训练项目有：队列操练、持枪、刺杀、瞄准、实弹射击，还利用地形地物进行森林山地战、村落战的训练及进行夜间演习等等。

全体学员为1个总队，共分为两个中队；每个中队又分为3个区队。设置总队长1人，大队长2人，区队长6人。这样就使学员们“在学习期间，过着艰苦紧张活泼的军事生活”，为他们日后从事复杂而艰辛的农运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农讲所学员王首道后来回忆军事训练的情况说：

“为加深学员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组织我们调查研究‘地方政治组织’、‘团防情形’、‘兵祸及其影响’等问题。为了使学员毕业后回到农村能文能武，成为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能够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考验，农讲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一。

农讲所设立了一个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全体学员编为1个总队，两个中队，6个区队，共产党员赵自选同志任军事教官兼总队长。赵自选同志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铁甲车队’军事教官，协助过广宁等农民自卫军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后任第5届农讲所的军事教官，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带领我们进行各种严格的训练。每天清晨，军号声一响，学员们就起床，在5分钟内就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打好绑腿，背起汉阳造步枪，精神抖擞，歌声嘹亮，到东校场进行训练。

我们还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徒手队列操练，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在军事演习打野外时，不论是在沼泽地还是荆棘丛中前进，一听到‘卧倒’的命令，就要立即卧倒，要求很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掌握基本动作以后，全体学员就到广州石井的广东兵工总厂进行实弹射击。

除训练外，学员都要轮流站岗放哨，有时还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学员外出，必须请假销假，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了学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使学员成为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干部。”

再说1926年7月9日，北伐军在广州召开誓师大会，发表“北伐誓师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支持国民革命。

蒋介石自任北伐军总司令，他的随行人员主要是以加伦将军为首的顾问团，此外还有北伐军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等。

此时的北洋军阀最大的有3个派系：一是占据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二是占据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的皖系军阀孙传芳；三是占据京津一带和东北3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北伐军的主力是以代军长何应钦指挥第1军为右路军，从东江潮汕进攻福建、浙江一带；以谭延闿率领的第2军，朱培德率领的第3军，张发奎率领的第4军（原军长李济深），程潜率领的第6军，李宗仁率领的第7军为左路军，从北江出韶关、大庾岭，进攻湖南、江西一带。

北伐左路大军浩浩荡荡出了韶关，得到沿途农民的热情支援，出现了辛亥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盛况。

毛泽东为了加强与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第6师师长、兼任湘西镇守使贺龙的联系，委派他的同窗好友、共产党党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陈昌，到贺龙那里共同商讨在北伐中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

贺龙，原名贺文常，字云卿，1896年3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的一个农民家庭，七八岁时，祖父祖母千方百计送他到本族私塾读书，并为他起名贺平轩，希望他“平步青云，气宇轩昂”。贺龙的祖先能文能武，有“父子公孙十秀刻”之传。贺龙的家乡洪家关素有“武术之乡”之称。贺龙少年时，习拳练武，被称作洪家关的武状元。他14岁就做了小骡子客，与乡友结伴赶马驮运盐巴、茶叶、木材为生。

毛泽东并不认识贺龙。那是他在长沙读书的时候，就听到过湖南桑植县有个贺龙，在1916年组织农民起来造反，响应蔡锷讨袁护国，手持两把菜刀，率领21名青年，夜袭芭茅溪盐局，杀死税警队长，夺得12枝枪，成立了护国军独立营，占领县城，开仓分粮，使广大饥民度过了春荒。毛泽东认为，贺龙是一位传奇式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和英雄。

同样，贺龙虽然不曾与毛泽东谋面，可毛泽东的名字和事迹，也早为贺龙所熟悉、所敬重。从1916年以后，他们县里有学问的人，就说毛泽东经常与青年或学生讲话，诲人不倦，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时的贺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积极争取的对象。贺龙经常让国共双方代表，讲讲各自对时局和国家前途的见解，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还是共产党的主张好！

陈昌受命与贺龙交谈后，促使贺龙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他表示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欢迎共产党派干部到他的部队工作。

陈昌后来在1927年任国民党水口山市党部书记。1929年春赴上海工作，这年年底奉命去贺龙开辟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不幸于途中被捕，于1930年12月23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牺牲。

后来，毛泽东得知陈昌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同宋任穷谈话时，对陈昌评价很高，称赞他是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

毛泽东收到陈昌的女儿陈一元写给他的信后，亲笔给这个称他为舅舅的陈一元写了复信，勉励她们进步并照顾好他们的母亲毛秉琴。毛泽东还汇去了300元，作为她们的生活补助。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这正是：陋室何妨为良师，老友为媒结英雄。

欲知北伐战争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新军阀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陈独秀提出的方案，尽管不是很完美，可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却遭到了苏联《真理报》的训斥，于是乎，他就被迫执行了共产国际的退让方针，将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一伙人。毛泽东、恽代英等一部分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无论再怎么反对，也是无济于事的了。何香凝拍案怒骂，柳亚子拼命鼓掌，彭泽民跑到孙中山遗像前嚎啕大哭，那些自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和执行妥协退让方针的共产党员们不感到汗颜吗？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32

第32章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话说在1926年7月，在中共中央全会上，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被任命为委员会书记。由于毛泽东忙于农讲所工作，他只在短期内回上海两次。毛泽东在农讲所提倡学员从事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非常注重培养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7月间，他曾组织50多个学员赴韶关实习了一个星期。1926年8月，毛泽东为了使学员们掌握农民运动理论和各省农村的状况，他在农讲所按照学员们的籍贯把他们编成了小组，成立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贵、两广、福建、浙江、山东、奉直、豫陕、3个特别区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一个研究会由这些省份的学员组成，推举干事1人，书记1人至8人主持其事。各个研究会每星期开会1至2次。开会时由教务主任陆沉负责指导，引导学员研究各省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和农讲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列出了36个问题，引导学员们进行调查：1、租率；2、主佃的关系；3、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波；4、利率；5、拖欠逼帐及烂账等情形；6、田赋；7、抗粮情形；8、厘金、杂税、杂捐及临时捐；9、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10、地主的来源；11、货物价格与农产价格之比较；12、工价；13、失业情形；14、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形；15、地方公会组织及财产状况；16、地方政治组织；17、地方政治情形；18、会党及土匪；19、团防情形；20、教育状况；21、销售何种洋货，影响如何；22、兵祸及其影响；23、天灾及其影响；24、贪官污吏及其影响；25、烟赌偷抢各种情形；26、出产什么及其销售地；27、妇女的地位；28、农民的观念及感想；29、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30、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31、农村组织情况；32、地质之肥瘠；33、宗教之信仰状况；34、度量衡；35、民歌；36、成语。各研究会开会时，萧楚女总是抽空参加，指导学生将研究成果写成调查报告，由农讲所将其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供各省搞农运的负责人参考。《农民问题丛刊》是毛泽东从极力节约的经费中，抽出来一部分亲自主编的一套丛书。这个丛刊收录的内容有3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二是农讲所教员关于农民问题的专题研究文章，如《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等；三是来自学员们的一部分社会实践调查总结材料。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撰写的序言中说：“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趋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6届学生300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以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中，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这部分内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8种，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又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实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我们从5年来各地的农民运动的经过看来，我们读了这部书的广东农民大会决议案，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广宁、普宁两个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不由得不有此感觉。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我们预计：全国3万万以上农民群众当中，以十分之一加入农民协会计算，可以得到3千万以上有组织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湘粤赣，北方的直鲁豫，中部的鄂皖，几个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省份，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有了这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民起来，其余省份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须到这个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此外，毛泽东还采用新的教学方法，组织学员们参加当时社会上的重大政治运动，以提高学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就在这8月份，毛泽东把讲习所的课堂搬到了海丰，他委派彭湃、赵自选带队组织全体师生赴海丰实习两个星期，让学员们参观彭湃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农讲所的学员们到达海丰，受到了海丰人民的热烈欢迎，沿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海丰农协还和学员们开了一个联欢大会。学员们深入到农民协会和农民军自卫队部，现场参观学习。据《中国农民》记载说：“赴海丰实习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毛泽东又组织学员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第3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暨广东省第2次农民代表大会；组织学员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170周年大会；参加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大会和游行示威。8月14日，毛泽东应中华农学会总干事、有“当代茶圣”之称的吴觉农之邀，参加了在广州举办的第9届年会。据《中华农学会报》记载，出席会议的有众多全国知名农学家陈嵘、梁希、邹秉文及后起之秀蔡邦华、陈方济、金善宝等200多人，有贵宾孙科、毛泽东等40余人。毛泽东在会上致词说：“诸位在广东开会，顶要紧的是请不要忘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是中国的根本。诸位今天参观，最好就下乡去，到民间去，直接去指导农民，唤醒他们守旧的劣根性，根本救治农业。”1926年9月3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到黄埔军校作报告，他号召师生们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军事知识，为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而战斗。9月11日，为支援已经开始的北伐战争，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提前结业。在连续5天的毕业考试中，除3名学员生病外，380名学员全部通过考试。毛泽东在结业典礼上作了长篇讲话。他总结了农讲所开办以来的工作，说明了当前农民运动的迫切任务，勉励学员要：“拜农民为老师，同农民做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皮服，放下臭架子；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这才是我们的好学生。”毛泽东还告诫学员们说：“历史上领导多头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东，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后来到10月5日，第6届农讲所所有学员除3人因病未动身外，其余均已返回原籍，投入工作。回到湖南的学员有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李渭潢、王首道等30多人。《中国农民》月刊第9期发表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文中称赞说：“本届农讲所为本党第一次大规模之农所”。再说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加拉罕及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率部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系统，加入国民党，把部队改编为西北国民联军，自任总司令，出兵参加国民革命战争，配合北伐军进击奉系军阀。1926年10月，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各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国民党**张静江、丁维汾等人进行了斗争，他提出，“农民政策应是国民革命最重要之政策，”要坚决地为维护农民的利益而斗争。毛泽东反对按军阀的办法向农民预征钱粮，他主张用发行公债的办法，取之于少数的有钱人；他还提出减轻佃农田租25%。毛泽东的提案均为联席会议所通过。192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因毛泽东已经结束了第6届农讲所的工作，就通知他到上海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赴任。前边已经说过，早在7月份，毛泽东就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只是由于他工作太忙，只去了上海2次。在后来的中共中央局和共产党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之草案》中也记载说：“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自去年扩大会议议决设立后，因种种困难原因，组织迄未完备。现在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以毛泽东为书记，与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和青年团1人，共计7人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立即赴任。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偕杨开慧及家人，还有小友许志行等人，离开广州到上海走马上任。毛泽东在上海和大弟弟毛泽民又一次相会了。毛泽民是受命到上海负责党中央增开的一个印刷厂和秘密发行所。他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找了几间房子，化名周泰安，后来又改名为杨杰，公开身份是印刷厂老板“杨经理”。为了工作方便，童养媳出身的钱希钧和“杨经理”假扮夫妻，作为掩护。钱希钧，190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牌头镇，是本传后面将要多次提到的钱之光的胞妹，因为穷人家养活不了太多的孩子，父母在她刚满月后就忍痛送到邻近的水下张村张乃荣家，给张乃荣的第三个儿子张秋人当童养媳。张秋人长大后接受了革命思想，把钱希钧当作自己的亲妹妹看待。后来，张秋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早期共产党党员和著名政治活动家。1922年初春，他写信要钱希钧到上海读书。从此，钱希钧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加入青年团，1925年加入共产党。再说毛泽民、钱希钧二人假扮夫妻，日久生情，弄假成真，倒做成了真正的伴侣。1926年底，毛泽民和他的第二任妻子、青年女工共产党员钱希钧正式结婚。后来，钱希钧才知道自己丈夫的真实名字叫毛泽民，是中共中央发行部的部长。不久，上海秘密发行所暴露后，毛泽民向党中央建议，在革命形势较好的汉口，建立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党中央批准后，长江书店于27年3月正式营业。这是后话。再说在11月中，毛泽东到达上海，与阮啸仙、彭湃、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及团中央1人会合后，正式组成了中共中央农委，以委员1人常驻中央，另在汉口设立了办事处，以便指导湘、鄂、赣、川的农运工作。毛泽东起草了《目前农运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了大力发展农民运动的地方必须具备的条件，他在计划中写道：“在目前情况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即大力发展北伐军经过的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的农民运动，以此为重点，同时在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全面展开。《目前农运计划》又提出：“在一省内亦应用集中的原则，湖南——应注重长沙、岳州、常德、衡州、宝庆5个府属。湖北——应注重沿江沿铁路各县，尤其是武昌、汉阳、夏口3县。江西——应注重从吉安经南昌至九江一线。”“省城及其它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预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运。”毛泽东在这份计划中，还提出了在武昌继续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设想。11月15日，《目前农运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局批准。11月25日，毛泽东为了驳斥国民党**宣传江浙“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农民运动没有必要的谬论，他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毛泽东写道：这种见解“完全是皮相，完全是不明白江浙农村实际状况之谈。我们试一考察江浙农村实际状况，便知道实际情形与悬想完全相反。”毛泽东在文章中，列举出崇明县农民遭受地主剥削、江阴农民“如云而起”的斗争、宁波慈溪的农民暴动等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说明江浙农民也遭受着种种封建压迫，反抗的岩浆正在地下奔腾、冲突，需要的是革命党的正确的组织和领导。中国农民的大革命，决不只是广东、湖南特有的现象，而将是一个遍及全国的革命景象。毛泽东为实现《目前农运计划》，于11月下旬亲自“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联络江西、湖南、湖北3省国民党省党部、省农民协会，拟在武昌筹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得到3省党部和农协的大力支持。毛泽东在南昌还会见了驻南昌国民革命军第6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林伯渠。据林伯渠在日记中记载：“26日，晨。早餐约剑佛、遂石两人同啖。晚开会唔润之，归寓已12时矣。”“27日，雨。早起润之来，同访润安谈事。旋至政委会。又到军部西餐，6时郭沫若召饮。”“29日，晴。9时到总部举行总理纪念周，郭沫若副主任政治报告，总司令演说。11时开11次政委会，议决农讲经费、农民协会补助费，合作社各案。”11月底，毛泽东和在国民党宣传部工作的许志行等人一行，到达武汉，在汉口建立中央农委办事处。12月1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在长沙同时召开。12月3日，农民代表大会电邀毛泽东回湖南指导。大会负责人在电文中写道：湖北省农民协会转，毛润之先生鉴：敝会已于东日（12月1日）开幕，现在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褥！敬祝旅褀！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  叩  江印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因为中共中央即将召开重要会议，所以没有立即回湖南。

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十二月特别会议。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项英、李立三、任弼时等人。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和鲍罗廷也参加了会议。

特别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政治形势，制定党的斗争策略。

陈独秀在会议上首先作了《政治报告》，他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左倾，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转，左右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

李维汉在会议上汇报了湘区委员会的意见，湘区委认为：从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看，应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毛泽东也“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湘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

“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并且认为不应以赞成不赞成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是否左派的标准。”

陈独秀还在会议上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等。陈独秀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鲍罗廷的支持。

会议在陈独秀的把持下，不但没有讨论毛泽东和湘区委的建议，反而根据陈独秀的错误分析，规定了此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这一策略的目的是以此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转；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中共中央的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以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而迁就蒋介石。

毛泽东对陈独秀等的右倾投降主义很不满意。陈独秀曾经是他所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了。于是，他决定不等会议结束就回湖南去，他要亲自实地考察一下，工农运动是否真的“过火”了，是否真的“幼稚”。

12月17日，毛泽东偕杨开慧和向振熙带着孩子们由汉口回到了长沙，他们一家住在长沙望麓园。从法国回国1年多的徐特立，闻知毛泽东回到了长沙，就来到望麓园与毛泽东相见。毛泽东向老师介绍了大革命的性质和目的，还说：

“先生，学生斗胆建议，你走出书斋，到工人中去，到乡下去，到工人农民中考察一番，体验一下，行吗？”

徐特立说：

“好吧，润之，就按你的意见，我将抽出时间，去乡下见识见识。”

12月20日，长沙工人、农民两个代表大会决定，联合召开盛大的欢迎毛泽东的大会，他们还发出了一个通告，通告中说：

“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在粤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职。

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批导一切。现已抵湘，农民大会定于本日午后2时，在幻灯场开会欢迎，届时当有一番盛况也。”

12月20日下午，长沙工人、农民两个代表大会举行的欢迎毛泽东的会议在幻灯场隆重召开，“到会者300余人，旁听者尤为踊跃，幻灯场楼上几为之满。”2时许，大会主席刘惊涛首先致欢迎词，他说：

“今天下午欢迎两个人：第一个是毛润之先生。毛先生是湖南湘潭人，是中国革命的领袖，而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此次系专为考察农运而回来的。我们在开幕的时候，即电请毛先生回湘，对于大会加以指导。现在毛先生已回来，我们非常欢喜。第二位是农民国际的代表卜礼慈先生。现在毛先生已到，即请毛先生出席演讲。”

毛泽东在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发表了演说。他说：

“我去湘仅1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军阀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120万有组织的农民了。这是各位同志努力的结果。”

毛泽东接着着重谈了“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他说：

“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或者，是要发展工业、商业或教育事业，都必须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国民革命中工人的要求，要原料充足，生产品丰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只有农民。国民革命的商人问题有两种：一种是工业家，一种是商业家。工业品的市场，是在乡村，购买工业品的是农民。商人货物的原料，是从农村中运来的。商人货物的销售，也在农村中。商人若想货物畅销，就要农民问题解决，有余钱可以购用品。国民革命中的学生，现在有做农工运动的。他们有学工业的，有学商业的，为什么不去从事于工业商业，就是因为农民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各国学生都反对革命，而中国学生尤多从事于革命运动的。中国的学生多半是很苦的，并且毕了业出来无处可用，故不得不革命。中国的学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譬如一座3层的洋楼，上层是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下层是工农阶级，中层是学生。有上去与军阀帝国主义接头的，有下去与工农接头的，还有些上不得、下不得的。中国学生的现象，革命的是少数，反革命的也是少数，不革命的最多。”

毛泽东最后总结说：

“只有将农民的问题解决了，其余工人、商人、学生、教职员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毛泽东的演说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毛泽东在长沙工人、农民两个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又分别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还参加了“商量起草各种决议案”。

12月27日，长沙农民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典礼，毛泽东又应邀作了关于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讲演。毛泽东说：

“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

毛泽东肯定了湖南农民运动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必取的手段。”他严厉驳斥了“惰农运动”之类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能闹事”的反动论调。他说：

“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加租加息，难道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租减息，就是‘闹事’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压榨，不准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边的人，就是破坏革命的人。”

毛泽东还说：

“单纱很容易断，可是纱多了，合成一股，系上一块大石头也断不了。”

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会议推举易礼容为委员长，周谷城为顾问。

此时的周谷城还担任省农讲所的讲师。他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还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农村经济的文章，运用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研究了租谷问题。

大会通过了《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乡村自治问题决议案》、《乡村自卫问题决议案》、《地租问题决议案》等40个决议案；大会还发表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说，这些决议案“大体还算切实”。

12月28日，长沙《大公报》报道说：中央党部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拟于日内分赴湖南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10余县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部决定派戴述人偕往，并请毛泽东将湖南方面所要调查的6项内容会同考察。

农民大会闭幕后，毛泽东又在湘区委书记李维汉的积极协助下，将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留下，继续办了几天短期训练班，以提高农运干部的政策和策略水平。

毛泽东在训练班连续做了3次关于农民问题和调查方法的报告。毛泽东鼓励共产党员要多做社会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解决农民运动中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后来向中央报告说：

“弟作了3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

在这期间，毛泽东见到了正在长沙参加湖南省妇代会的小妹毛泽建。兄妹两人已有1年多未曾见面，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

原来在1926年夏，北伐军开进衡阳，毛泽建受党组织的派遣，离开了女三师，她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到衡阳县北乡集镇的集兵滩农民讲习所工作。毛泽建在集兵滩农讲所讲授了《共产主义浅说》，辅导学员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队，斗争土豪劣绅。她曾经自豪地说：

“我们共产党人，要和太阳一样红红烈烈，光明普照。”

为此，毛泽建还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叫毛日曦。毛泽建已经成了拯救农民兄弟逃出苦海、谋求解放的农运的女领袖。她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创办了湖南省“模范农协”之一的神皇山农会；她智擒了劣绅钟云楼，大长了农民志气，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她发动妇女冲破禁锢妇女的族法族规，走向解放道路。在毛泽建的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集兵滩展开了。

毛泽东看到这个昔日柔弱的“菊妹子”，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农民运动女斗士，感到十分欣慰。他因为对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深感忧虑，对镇压农民运动的反革命行经感到无比愤慨，所以郑重地对毛泽建说：

“农民协会一定要有自己的梭镖和枪杆子！要敢于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毛泽建深受启发，她感觉三哥说得有道理，只有把农民武装扩大，紧紧握住梭镖枪杆子，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正是：农讲所里育英才，撒下种子待花开。

人言湖南农运糟，毛公一怒下乡来。

欲知毛泽东在湖南如何考察农民运动，且看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本章中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撰写的序言及为中共中央农委起草的《目前农运计划》，后人不可不读。它既有诗人的浪漫情怀，又有政治家、军事家的博大胸襟和眼光。在同辈人中，别说是国民党左派人士，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又有哪一位领导人堪与其匹呢？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33

第33章

“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我的所爱、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人，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2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话说在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的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风尘仆仆，开始了在湖南农村32天的实地考察。毛泽东这次主要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5个县的农民运动。他的行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长沙出发，考察了湘谭、湘乡、衡山3个县。1月4日黎明，毛泽东和戴述人乘船离开长沙，当天到达湘潭县城。毛泽东在湘潭县境考察的重点是韶山。一年多以前，他在这里刚刚开展过农运工作，如今形势怎样？他十分挂念。1月6日，负责湘潭、湘乡、宁乡党和农运工作的湖南区委特派员、农运特派员毛福轩手提皮箱，陪同毛泽东考察湘潭、湘乡两县。他们由县城经银田寺首先来到湘潭第一区农协所在地——银田镇白庙韶山特别区农协所在地——清溪寺。农协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说，一年来韶山地区农会会员大增，农民已经普遍地发动起来了。毛泽东非常高兴，当他听到土豪劣绅家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们也可以踏上去打滚的时候，爽朗地笑了起来，称赞说：“滚得好！”靠近韶山的宁乡农会干部闻讯也赶来了，他们向毛泽东汇报说：他们乡国民党区分部实行“二民主义”。毛泽东连忙问道：“什么是‘二民主义’？”宁乡农会干部解释说：“他们取消平粜米，还将领导我们斗争的鞋匠欧二保关进了县监狱，这不是取消了民生主义了吗？”毛泽东说：“说得好。这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不但把民生主义丢了，而且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的‘扶助农工’也丢了。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到县政府去示威，要求释放欧二保，实行平粜米。”毛泽东吩咐身边的戴述人说：“国民党宁乡县党部最近开县代表大会，你去出席会议，揭露那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破坏农民运动的错误。”银田寺农会干部向毛泽东汇报说：“团防局长汤峻岩等人，滥杀无辜：民国2年以来，杀了50多人，活埋了4人。被杀的50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个是完全无罪的叫花子。汤峻岩说是‘杀两个叫花子开张’。农民们纷纷要求对汤峻岩进行法办。”毛泽东说：“像汤峻岩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1月7日，韶山特别区第一、二乡农民协会，听说毛泽东要到韶山冲考察的消息，天还未亮就敲响了挂在乡农协前面的古钟。农会会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第一乡农协所在地毛震公祠，欢迎的队伍排了几里路长，“欢迎毛委员考察农民运动！”“农民革命万岁！”的口号声，在整个韶山冲回荡。韶山人民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自己的领袖。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毛宇居在欢迎大会上致辞说：“毛君泽东，年少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到此，大家欢迎。”毛泽东向农会干部询问了乡里农运的情况，他对欢迎的群众们讲话说：“我在外面听见有人讲，农民运动搞‘糟’了，在这里听农协委员讲，农民运动搞得好。我看是好得很！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的封建势力，这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孙中山革命40年没有做到的事，你们几个月就做到了。你们建树了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奇勋。”毛泽东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农民协会就是要办得热烈些。地主是少数，我们贫苦农民是大多数。穷人团结起来，就能打倒土豪劣绅。”毛泽东看到祠堂里还有许多妇女，特别高兴，说：“今天妇女同志来的不少。过去妇女受压迫，封建思想又作怪，妇女不能进祠堂。现在打倒了族权，妇女翻了身，能进祠堂了。今天要请她们坐头席。”群众中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少妇女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毛泽东见到毛宇居的夫人谢素贞，拉着她的手说：“大嫂子，你和乡亲们这样热情地欢迎我，真是看重我毛润之啊！谢谢你们！”谢素贞说：“润之先生，你是穷人的领路人，乡亲们都希望你帮穷人们说话，找出路啊！”毛泽东点点头，脸上露出一种刚毅、坚韧的神情。午饭后，第三、第四乡农协来了二三百人，欢迎毛泽东前去视察。毛泽东临行前，慷慨激昂地对乡亲们说：“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我的所爱、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人，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2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在第三乡农协所在地毛鉴公祠，农民协会举行了欢迎毛泽东的大会。毛泽东表扬了韶山农民运动，号召农民要破除迷信，他说：“过去遇到旱灾，就拜菩萨，结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农民修了塘坝，解决了一些问题。看来还是要靠自己动手。民国14年，我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一些人对我讲：‘我们八字不好，坟山不贯气。现在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只几个月的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过去穷人没得饭吃，农运一搞起来，减租减息，也有饭吃了。’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协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也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协会？”毛泽东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晚上，毛泽东回到韶山自己的家里，许多亲友和群众都前来看望他，他和大家围着火炉亲切交谈，一直到深夜。1月9日，毛泽东离开韶山，下午到达湘乡县团田瓦子坪组织农民，开调查会。是日晚，毛泽东回到外婆家唐家圫，在舅家歇宿。毛泽东不顾疲劳，把表兄表弟表嫂表侄都叫到一块儿座谈，讲革命形势，讲办农会的好处，他说：“惟有合群奋斗，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才有出路。”第二天，毛泽东离开了唐家圫。二姑家表弟贺晓秋拿出身边仅有的几块现洋，送给他作路费。自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来到这个曾经养育过他的外婆家了，但他却一直眷恋着唐家圫的山山水水，更惦念着外婆家的亲人们。1月10日，毛泽东在湘乡境内听取农会干部汇报。农会干部说：“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什么‘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粪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晓得搞什么啰，弄得乡里不安宁’。”毛泽东说：“土豪劣绅是我们的死对头，我们要把他们打倒，他们怎会讲我们的好话呢？你们要把团防局的几百条枪夺过来，建立农民自卫军。你们没有军事人才，我就请省里派一个来，帮助你们培养。”后来，省里果真派了一位黄埔军校的学生来到湘乡搞农运。1月11日，毛泽东抵达湘乡县城。1月14日，毛泽东离开湘乡，经肖家冲于15日来到衡山县的白果。当晚，毛泽东在二区农民协会会所圣帝殿里，召集农运干部开调查会。农运干部汇报说：农会在乡里独裁一切，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不敢说半个‘不’字。毛泽东称赞说：“你们做得好！农民运动必须要有一个革命时期，在革命时期必须迅速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把一切绅权都打倒。不然，一切减租减息，一切要求土地和其它生产手段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的可能。”毛泽东赞扬岳北农民说：他们敢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就像《西游记》里的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样。他鼓励农民干部要把这南岳衡山的革命烽火，点向三乡七泽，引向其它几个“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毛泽东听说白果这儿的妇女勇敢地打破封建族权，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就吃酒，族尊老爷们也只好随她们的便。第二天，毛泽东来到不久前白果妇女们吃酒的芳山公祠堂，召开妇女座谈会。妇女们争着向毛泽东讲述怎样放脚，怎样剪巴巴头，怎样禁止家婆折磨媳妇、不许丈夫虐待妻子的事情。毛泽东认真地听着，表扬她们做得好。毛泽东离开白果，一路上先后在福田铺、宋桥、世上冲一带考察。他在福田铺调查时，区农协特地为他安排了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歇脚，可是他却坚持要住在一个小伙铺里，晚上，把旅客找来开调查会。1月20日，毛泽东到达衡山县城。县农协干部向毛泽东汇报说，全县乡农民协会的职员中，赤贫占50%，次贫占40%，贫苦知识分子占10%。毛泽东连连点头赞许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他们的大方向没有错。”农协干部汇报说：“衡山县的监狱里，关押有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毛泽东说：“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要释放被关押的农运干部，要组织群众放爆竹迎接他们出狱。”毛泽东还非常关心湖南最早的农会——岳北农会中为革命牺牲的4位农会干部，他指示县农协干部说：“要对烈士们重新安葬，对烈士的家属要好好地照顾，要严惩杀人凶手。”毛泽东在衡山的4天考察期间，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包括典狱长、资产者，就是土豪劣绅的家里，他也要去走一走，以便能够听到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声音。他在衡山县城里，还特地拜访了一个过去的小狱吏谭汉卿。正是这个小狱吏，使他“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毛泽东和陪同他的陈新宪在参观岳北工会旧址和慰问烈属的归途中，不断地用手梳理着自己的头发，一边深思，一边慢慢地走着。随行人员中有人不解地说：“湖南农民运动为何首先在岳北搞起来，而且声势那么大，震动中外？”毛泽东突然抬起头，停步在大道上，左手叉腰，右手扬起食指说：“首先是岳北人民忍受不了赵恒惕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早有反压迫的革命要求；一是我们鉴于当时搞工人运动，几起几落，都是孤军作战，虽然在几个大城市得到青年学生的支持，可是忽视了占80%以上的农民群众。丢掉这股大力量，怎么能使革命成功呢？再者，我们当时在策略上也是为着牵制赵恒惕，以巩固安源、水口山、锡矿山及铁路沿线几个主要工运阵地。特别是赵恒惕长期统治湖南，是镇压革命运动的罪魁。赵恒惕是岳北白果人，因此，我们在湖南就来一个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在我离开湖南之前，湘区委从水口和安源抽调几位敢于战斗的同志，来到岳北赵恒惕的家乡，像孙猴子一样，一个筋斗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闹腾起来，好比一把尖刀插进赵恒惕的心脏，赵恒惕确实慌了手脚。我们当时的斗争目标是针对赵恒惕的。这就是湖南的农民运动首先在衡山岳北爆发的原因。”湖南农民大革命对封建势力的猛烈冲击，使毛泽东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1月24日，毛泽东回到长沙，他向湘区委员会通报了考察3个县的情况，还在党校、省团校作了农运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总结这次调查研究的经验时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1月27日，毛泽东乘火车到醴陵，开始了他第二阶段的考察。毛泽东在醴陵见到了罗学瓒。老友相见，格外亲热，千言万语，难以诉说。原来，罗学瓒是在1922年从法国回到了长沙，那时，毛泽东正在建立湘区委员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罗学瓒在区委的领导下，以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为阵地，为党培养人才，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以后，他担任过湘区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职务。1925年冬，他以党组织的特派员身份，来到醴陵从事农民运动，不久，就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醴陵地方委员会书记职务。他的公开身份是县立开联女校和县立中学的教员。到北伐前夕，醴陵全县各区都已经建立了党支部，并建立了44个基层秘密农民组织，会员1.7万余人。毛泽东一到醴陵，就和罗学瓒一同住在先农坛的房子里。罗学瓒多次为毛泽东主持召集座谈会，汇报醴陵农民运动的情况。醴陵南二区三星里乡有个大土豪叫易萃轩，原来是个“乡里王”。农民运动刚刚开展时，他拼命反对。农民运动起来后，他又伪装开明，拼命巴结农会。乡农会挂牌那天，他送猪送谷，还送给农会一块“革故鼎新”的金匾。毛泽东听到这一情况，提醒农会干部说：“土豪劣绅表面上投降农会，实际上还暗中同农会作对，不要上他们的当，要加劲做政治斗争。”1927年2月1日，毛泽东不顾隆冬的寒冷，在罗学瓒的陪同下，步行十几公里，来到醴陵南乡东富寺。醴陵的干部汇报说：“东富寺30几个菩萨都给农民和学生烧掉了，有两个名叫‘包公老爷’的小菩萨被一个老农民抢走了，他嘴里还说着‘真造孽’。”毛泽东开导他们说：“破除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之类的东西，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的。我们现在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反而会给土豪劣绅造成农民协会‘不孝祖宗’、‘欺神灭道’的口实。”毛泽东在东富寺的群众大会上，号召广大农民要坚强地团结起来，他指着东富寺的围墙说：“这墙是用三合土筑的。三合土中的沙子是散的，可是加进黄泥、石灰，用水合拢，干固以后，用羊角耙也挖不进去。”2月2日，毛泽东离开东富寺，经龙凤庵到渌口考察。毛泽东和罗学瓒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分手，竟是他们两人的永别，从此以后，他们就中断了联系。后来罗学瓒还担任过湘潭工委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1929年4月，他在杭州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于同年8月27日英勇就义。且说2月4日，毛泽东到长沙县考察。毛泽东在整个考察中，看到农民们成立了梭镖队维持新秩序，有的农民敲着铜锣，押着戴高帽子的地主游乡。一些罪大恶极的地主被关进了县城的监狱，他们的罪行包括囤积居奇抬高粮价。有些地主则抛弃家产狼狈逃窜。毛泽东还注意到，现在的农民们甚至包括孩子们都已经很快地接受了新的道德观念。他看到在玩耍打闹的孩子中，其中一个被惹得生气了，于是就跺着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他还听到一位农民对一个乡绅吼道：“劣绅，你晓得三民主义吗？”毛泽东看到“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农民为了禁赌，“烧了一担麻将牌”，感到很开心。他看到轿子被砸，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因为农民们是“最恨那些坐轿子的”。2月5日，毛泽东因为时间关系，原计划中还要考察的几个县没有去成，就结束了他32天的考察活动，一路风尘返回到省城长沙。毛泽东此次考察，不辞辛劳，行程700多公里，广泛接触了农民群众和有经验的农民干部，普遍走访了农、工、青、妇各种群众组织的积极分子和负责人，他每到一地，总是认真地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座谈会，全面听取汇报。他根据事先列出的调查提纲，亲自提问，亲自记录，还回答那些农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从来不摆架子，始终以“小学生”的姿态，虚心向群众和干部请教，获得了极其丰富的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材料。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就将考察醴陵、长沙两县的情况向湘区委员会作了详细报告。他还对湘区委员会在农运政策上和处理实际问题上的某些错误，提出了批评意见。原来，湘区委员会由于受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的影响，也过分地看重了农民运动中出现的个别问题，于是就发出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甚至开展“洗会”运动。湘区委员会听了毛泽东关于湖南农运考察情况报告及批评意见后，表示完全赞同和接受。区委在1927年2月向中共中央写的《关于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检讨说：“我们自认为，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区乡农村执行委员，几乎不自觉地站在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觉，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统治。可以说，此时，已改变了前一个阶段认为农运过左和纠正农运过左的观点和做法。改变了从前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限制贫农之错误观念矣。”徐特立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他向毛泽东谈起了在老家五美乡的观感，他说：“没有见过不识字的妇女和儿童这样伟大。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18岁起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孙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也向先生介绍了他32天的考察活动。徐特立深有感触地说：

“我原以为人民大众参加爱国运动是由于无知，救国的方法首在教育。我的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教育，一小部分用来帮助学生，结果失败了。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农民运动一起来，我才知道教育救国是我30年来的一种幻想。”

2月12日，毛泽东带着5县调查获得的大量材料，带着一种新的感受，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没有带家属，一个人先行离开了长沙。

2月13日，毛泽东回到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这是国民党组织专门为毛泽东安排的原属于一个商人的一栋别墅。别墅虽然邻近街道，但那厚厚的灰色的砖墙，却也隔离了大街上的喧嚣。别墅里有一间卧室，安排给了来自广东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彭湃居住。毛泽东除了卧室外，还有一间书房，他在这间书房里最终完成了一篇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章。

2月16日，毛泽东就视察湖南农民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简要的信，报告了他考察的行程之后，又叙述了他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写道：

“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现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报告了他在考察中纠正的几个主要错误，陈述了对今后农运方针政策的一些意见：

“1、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2、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3、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联合战线的议论。今后问题，不在责备谁人破坏联合战线而在共同负责建设一个联合战线。”

毛泽东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提出10点意见，其主要主要有：

农民运动分为3个时期：第一，组织时期；第二，革命时期；第三，建立联合战线时期。应该注意的是，“无论何地必须经过第二时期，始能过渡到第三时期。万万不可由第一时期跳到第二时期而不经过一个猛烈打倒封建地主威风的第二时期。”

“第二时期（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内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此农协万万不可请求政府或团防去拘捕所谓‘痞子’，只能提出‘农协整顿纪律’的口号，自己去整顿那下级农协的‘少数不良分子’，否则没有不减损农民的志气增长地主的威风的。”

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又是土地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千百万贫农群众的革命情绪在继续高涨，他们迫切地要求进到这“别一个革命”，这种情况是无论如何抑制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住的。现在是群众向左，而我们党在许多地方却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无论如何，党目前“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农民运动发展的县应成立地方组织。

毛泽东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这个来自革命实践之中的意见啊！所以，他在信的末尾又写道：

上述意见，只是“举其要目，详细情况当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

2月下旬，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也从长沙来到了武昌都府堤41号，和毛泽东团聚。

这时的杨开慧快要分娩了，身边又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但她为了使毛泽东集中精力写作，不顾身体虚弱和劳累，夜以继日地对毛泽东搞出来的农运调查材料仔细地分类、选择、综合，然后，又用蝇头小楷，工整地誊抄在稿纸上。在杨开慧的协助下，毛泽东很快就写出了洋洋洒洒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这篇调查报告里，充分估计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着力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他写道：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毛泽东热情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痛斥了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的反革命谬论，也驳斥了那种认为农民运动“过火”的错误观点。他要求革命党人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要“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要“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

《调查报告》论述了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农民不夺取政权，“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它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要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革命武装又是革命政权的主要支柱，因此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调查报告》强调了贫农的伟大作用，痛斥了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动谬论。毛泽东写道：

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的参加，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还以叶公好龙的寓言故事，嘲笑了那些党内害怕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他写道：

“嘴里天天讲‘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抄寄给了中共中央。可是陈独秀反对毛泽东的观点，他拒绝在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这一篇重要文章。毛泽东只好又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抄寄给湘区委员会机关刊物《战士》周刊。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对毛泽东的一些观点也有不同看法，他后来曾经在《回忆与研究》中写道：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和给中央的报告大纲，由于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党内和统一战线内一部分人的右倾思想，以及来自阶级敌人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诬蔑的，因而在一些具体策略的分析上，不能不带有当时形势的具体特点，存在着某些不足。譬如：1、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2、认为组织时期、革命时期的农村中本来就无统一战线，只有到第三阶段才进入建立联合战线的时期；3、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

所以《战士》周刊在1927年3月5日，也只是首次刊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部分章节。而此时的瞿秋白，却十分赞赏毛泽东的观点，他对陈独秀的做法非常气愤，他对宣传干事羊牧之说：“目前党内，特别是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几十天的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1927年3月12日，瞿秋白不顾陈独秀等的反对，在他参与编辑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部分章节。1927年4月11日，瞿秋白又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交给党的出版机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题，出版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单行本。他还为该书写了一个序言，热烈赞扬湖南农民运动和毛泽东的壮举。他写道：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这正是：三十二天为谁忙，踏破草鞋多少双？

自古英雄惜英雄，大文至今留芬芳。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为推动农民运动而工作，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关于“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20年”的话，是他一生中的又一个重要的预言。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再一次证明了他的预见性是多么的准确！而他所说的“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又是何等的英雄豪迈啊！后来革命成功了，毛泽东并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衣锦荣归。当他再次回到故里见到父老乡亲时，则是在他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的1959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