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306章导读表在56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324

第九卷：风雷磅礴

第324章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话说1966年5月16日，刘**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反复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对文化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运动的步骤、政策等各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毛泽东在审定修改《通知》的过程中，写上了至关重要的几段话，他写道：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艺术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中共中央同时还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李作鹏在几十年后回忆说：“1966年4月3日中央工作组写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那上面所点的揭发者，才是真正把罗瑞卿置于死地的人呢。中共中央在批转的报告上加了按语，按语中说：‘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这个文件的最后一句就是：‘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同志的4个主要发言，罗瑞卿3月12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4月24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我所说的这些，才是给罗瑞卿同志定的真正罪名。”

　　5月16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戚本禹在文章中有一段批判廖沫沙的文字，他写道：

　　“你们批判过廖沫沙吗？没有。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骨的话‘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向文化大革命的主将鲁迅进行攻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请问《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这样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腐烂的毒草，被廖沫沙说成是鲜艳的花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是好得很，‘再写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李慧娘》，是‘有鬼无害’，‘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对于这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逆流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在社会上散发了大量毒素的作品，你们什么时候批判过？

　　你们明明知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是为了鼓舞人民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却偏偏要唱对台戏，在《前线》上发表廖沫沙《怕鬼的“雅譃”》，恶意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攻击，诬蔑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卑怯和愚蠢’，‘空口说大话’，‘顾前不顾后’，是‘口称不怕鬼而实际上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请问你们把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究竟是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怕过鬼？你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诬蔑，不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一模一样吗？1963年5月6日，梁壁辉（即俞铭潢）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接着其他报刊也展开了批判，而你们在这个时候仍然不肯发表批判他的文章。拖到后来，实在交不了账了，这才迫不得已地帮助廖沫沙发表了一篇遮遮掩掩、欺骗群众的假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什么‘忘记’了‘阶级斗争’呀，什么‘失去了警惕’呀，什么‘划不清界限’呀，什么‘迷失了方向’呀，什么‘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呀，像煞有介事地给自己扣上了一堆轻松的帽子。

　　今年4月16日，《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似乎改变了自己以往的强调，说：他（指廖沫沙）决不是‘不自觉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帮手’，而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但是，这仍然是一顶空洞的帽子。我们要问：这个廖沫沙究竟是干什么的？从他一系列反动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假洋鬼子、土鬼结成**、反人民、反革命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反动活动事实，你们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为什么你们不肯作一点揭发呢？看来你们是直到现在还被‘鬼’迷住了心窍。”

　　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

　　“毛主席经历过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得多。他们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毛主席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人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是天才。

　　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要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权来改变，靠夺权来巩固，靠夺权来发展。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他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在这几个月中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是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和外国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攻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乱大闹。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了61次政变，搞成了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

　　“从我国历史上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3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取了政权，4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从此军阀混战了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

　　“这些历史上的发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夺取了政权16年，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便被赫鲁晓夫颠覆了。”

　　“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来，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非这两杆子不可，所以，值得我们注意。”“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

　　林彪还说：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们现在就杀人，用种种手段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

　　林彪的讲话被批准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中央在文件中称林彪这个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还赞扬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

　　5月2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和戚本禹来到中南海田家英家中，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说：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3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由戚本禹同志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问：

　　“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安子文说：

　　“统统交！”

　　戚本禹问田家英：

　　“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田家英说：没有。接下来，田家英开始向戚本禹交接，戚本禹一样一样做着登记，安子文和王力在一边看着。5点多，安子文、王力先走了。田家英和戚本禹一直到天黑才交接完毕。

　　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永福堂”住宅图书室里两排书架之间上吊自杀身亡，结束了他44岁的生命。他留下的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5月23日，刘**代表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说：

　　“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调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此前，中央书记处书记有：邓**、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候补书记有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刘**还宣布：

　　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职务。

　　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系统批判彭真的错误。

　　这次会议把彭真的问题议了一下，然后由康生飞往杭州向毛主席汇报。

　　江青特意走到彭真面前，一本正经地问道：

　　“怎么样？有什么感想？这可是你自己跳出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啊。不过，我告诉你，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今后的道路还很长。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你们这一伙反革命黑帮彻底解决，不留下任何隐患。你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认认真真地交代问题，把炮制“二月提纲”的过程写清楚。”

　　彭真在此时此刻虽然不能反唇相讥，却是满腔仇恨，把江青说的每一个字都铭刻在心里。

　　会议结束后，刘**对李雪峰说：

　　“让吴德当第二书记，你们俩搭班子，要保持团结。现在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等部队调动完毕后，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说明中写道：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陆定一与其妻子严慰冰反革命案件有密切牵连；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与中央唱对台戏；反对林彪，对文化革命的态度与彭真相一致。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私录毛泽东和中央常委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同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反党活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泄露党的核心机密。

　　再说康生到杭州汇报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问题的讨论情况，他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10条，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也插了许多话。

　　康生立即飞回北京，把10条内容和毛主席的指示，向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分别作了汇报。刘**主持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把这10条内容和毛主席的指示综合在一起，由王力执笔写成一篇社论，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其内容依然分为10个方面：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里，有许多精彩的段落都是源自毛泽东的话。仅摘录两段如下：

　　“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我们，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党内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由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我们党能够及时地识破和摧毁由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垄断的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动堡垒，恰好表明我们党是强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是非常英明伟大的。”

　　此后，社会上出现了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口号。

　　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1937年投奔延安）、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教师宋一秀、高云鹏、夏剑豸、杨克明、李醒尘7人，因对北京市委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佩云等人传达的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产生怀疑和抵制，在校内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大字报中写道：

　　北京大学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革命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大字报中列举了北京大学党委一两个月以来的工作，认为他们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在负隅顽抗、螳臂当车、蚍蜉撼树。

　　大字报中提出：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

　　这张大字报刚刚贴出来，北京大学党委对聂元梓7人立即组织了反击，半天之内，北京大学学生和教师在全校贴出了1500张大字报与之辩论，声势之大反应之强烈，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让他的夫人曹轶欧亲自去看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曹轶欧来到北京大学，让她的秘书把这张大字报抄了回去。康生和陈伯达看了聂元梓7人大字报后，认为这张大字报是符合中央精神和毛主席指示的，应该给予支持。

　　5月25日晚上，陈伯达和康生分别给李雪峰打电话，让他去北京大学处理一下围绕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所出现的争论问题。李雪峰说：

　　“我去不好吧，我当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还没有向群众公布嘛。以什么身份去呢？”

　　陈伯达说：

　　“你应该去，去了给大家讲一讲嘛！”

　　于是，李雪峰就带了十几个华北局的干部，在晚上12点左右赶到了北大。他们一到学校，就被师生们团团围住了。李雪峰召开了师生大会，他在会上说：

　　“同志们贴大字报是可以的，但要内外有别。大字报无论如何不能上街，这样影响很不好。你们可以在饭厅门口搭个棚子专门贴大字报嘛。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无组织无纪律是不行的！”

　　5月26日，刘**主持的历时23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完成了毛泽东事先所确定的各项任务，宣告闭幕。

　　此后，康生、陈伯达乘飞机抵达杭州，将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报请毛泽东批准。

　　他们又把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和北京大学的情形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这是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康生、陈伯达回到北京，向刘**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对聂元梓7人大字报的评价和指示。

　　事后，刘**问李雪峰对聂元梓大字报的评价，他感到很突然，就说：

　　“毛主席不是已经说了吗？我还有什么可讲的？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不会把这张大字报公开的。这么一来，北京的学生基本上无法控制，我耽心这样下去会波及到工厂和农村。如果全国都这么折腾，实际上就是天下大乱。”

　　刘**激动地说：

　　“绝对不能乱，乱了毛主席会怪罪于我的。现在北京这个家难当呀。我已经向毛主席说过，请他回来主持工作，他说：你们不是嫌我碍事吗？你们放手干吧，天不会塌下来的。”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4大区参加的成员（4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此时，毛泽东的亲人们都离开了中南海菊香书屋：前边已经讲过，李敏和丈夫孔令华早已在1963年搬出了中南海居住。毛岸青仍然住在医院，他的爱人邵华在北京大学学习。两个年龄最小的李讷和毛远新也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革命工作。

　　李讷是在1965年夏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工作，化名萧力，吃住都在报社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讷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成为报社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后来，她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当联络员，出入各名牌大学，把摸来的第一手材料向毛泽东汇报。

　　毛远新是在1965年夏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到防空导弹3营1连当兵。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他按照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母校参加运动的规定，回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江青自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以后不久，年近53岁的她基本上就吃、住、工作在钓鱼台11号楼了。

　　绿树浓荫下的钓鱼台，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钓鱼台因800年前金代章宗皇帝在此垂钓而得名。1958年建成钓鱼台国宾馆，是建国10周年10大建筑之一。国宾馆内布满了一幢幢办公兼休息使用的新式楼房，中央决策的参谋班子人员经常在这里办公、休息、暂住。从50年代末开始，讨伐修正主义写作班子的秀才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承担着大量的日常工作，所以，也在这里占据着几座办公楼。

　　江青在11号楼的办公室十分简单，一张写字台，几个沙发，墙壁上挂着毛泽东红军时期的一幅照片。此外，再没有更多的铺陈。她每星期至少有两次去中南海见一见毛泽东。

　　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忆中说：“毛泽东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别人这样评价江青：‘她在30年代是追随鲁迅的，她在文艺上的革命观点同时启发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问题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为她在30年代有那样的胆量和水平，我们才在延安结合。这一点，总理知道，康生同志也知道。你们在适当的时候向全党讲一讲江青同志的这个革命经历。’”

　　欲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后来的运动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请继续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25
第九卷：风雷磅礴
第325章
　　“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刘**知道吗？你们这些常委们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众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们发动起来，把政策交给群众，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
话说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年级的几个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在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原来，这几个中学生也受到了此一时期政治气候的影响，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分析、研究、评论政治形势，出于对党中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朴素的阶级感情，决定建立一个组织，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他们的誓言是：
　　“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人类是我们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影响下，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及北京市第25中等学校的学生，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红卫兵组织。
　　自此开始，“红卫兵”成为中国最革命的青年学生和最革命的群众组织的代称。
　　后来，红卫兵组织逐渐发展到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和全国各地各类学校，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步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5月30日，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周**、邓**，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发去了一封请示信，他们在信中写道：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即在这封请示信上作出了批示，他写道：
　　“同意这样做。”
　　5月31日，陈伯达率领有穆欣、唐平铸等人参加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自此以后，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掌握了《人民日报》每天的版面，同时控制了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广播。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改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公布于全国。社论还宣告说：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就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中首次出现了。从6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
　　也就在6月1日这一天，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邓**，因对北京大、中学校的局面无所适从，便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求毛泽东尽快回北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表示暂不回京，他指示刘**、邓**要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刘**、邓**随即又飞回了北京。
　　6月1日，在杭州的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辑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登的北大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作了批示，他写道：
　　康生、伯达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写的针对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张大字报。
　　是日晚，王力、关锋和康生派到北京大学的观察员曹轶欧，在钓鱼台14号楼赶写了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康生高兴地说：
　　“这下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6月2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全文刊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同时，还发表了王力、关锋、曹轶欧等人组织写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此时的刘**和邓**，既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也不同意毛泽东的若干意见。他们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控制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3日，刘**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首先听取已经内定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
　　李雪峰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专院校有良好的秩序，就要把学生们组织起来，走向正规。他提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8条要求。这8条要求经过刘**修改后，内容如下：
　　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和教学。3、游行不要上街。4、内外区别对待，大字报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能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注意保密。7、不准打人、诬蔑人。8、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刘**还同意了李雪峰的提议，决定从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里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北京新市委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刘**要求各级党委要参加运动，要负起领导责任。
　　李雪峰对刘**说：
　　“我绝对不会辜负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6月3日这一天，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了北京大学。
　　不久，经周**亲自批准，中央又从空军、海军及其他单位调来1万多人组成工作组。进驻北京其它各大、专院校，领导文化革命运动。这些工作组名义上受北京新市委领导，实际上是受中央直管的。
　　此后，许多省市也派出了工作组，进入大、专院校，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
　　此时，刚调入中央任职的陶铸也立刻积极参与制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支持派出工作组，并提出了现在就是工作组专政的口号。
　　6月3日、4日两天，李雪峰连续两天召开了北京市有关方面人士的会议，本着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传达了中共中央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他在会上还宣读了经过刘**修改的北京新市委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8条方针。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6月3日由周**亲自撰写的新华社的电讯稿《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电讯中说：
　　“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1、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2、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3、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李雪峰看到这个新闻，打电话请示刘**说：
　　“这个决定公布，毛主席同意吧？”
　　刘**说：
　　“总理请示了主席，主席点头了。”
　　至此，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了北京市委，除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外，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彭真经营了十几年的北京市委彻底土崩瓦解了。
　　李雪峰到北京大学讲了话。他个子不高，穿着灰色裤子白衬衣，手里拿着一把扇子，不住地摇晃着。他说：
　　“我在上学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地下党。那时参加共产党是要杀头的，但是不怕死的才参加党。我们在太原也闹学潮，要求革命。但是不管形势怎么变化，我们有一条信念是不变的，那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离开了这一条就会犯错误。这一回，我们在打倒彭真黑帮以后，主持新市委的工作，正如吴德同志说的，我们几个人到北京来就是要演出一场《八大锤》。看我们演得像不像样，请你们来给我们打分。”
　　据吴德后来回忆说：
　　“那时我刚刚从东北来京，对整个运动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刘**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说：‘你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是协助李雪峰同志工作的。希望你们来演一出现代的《八大锤》。’因为我和李雪峰调京的时候，从山西和华北局还调来了另外6个主要负责同志，包括《山西日报》的吴象和山西团省委书记李立功等人。那时北京新市委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权威，北京的运动直接受中央的领导，我们动不动就会陷入政治漩涡里去。李雪峰对我这样说过：‘他妈的，这个官儿可不是好做的，放个屁也会让最高层闻见，我们的一言一行可是要注意呢。弄得不好，就会栽进黑洞里了。’这话，我至今记得清楚。”
　　6月6日和8日，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李雪峰汇报后，又提议说：
　　“这次运动，应该制定一个决定，明确打击的重点是什么？黑帮和黑线的标准是什么？不然，群众心里没数，我们心里也没数。”
　　刘**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比1957年反右斗争的规模还要大，意义也深远。现在还是要放手一些。我们要善于领导和敢于领导这次运动。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要避免被动，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那个局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晗、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知识分子有左、中、右3类，通过这次运动，要把他们划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将来依靠谁，团结和打击谁了。这样便于我们对广大群众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6月9日，刘**和周**、邓**、陶铸、陈伯达和康生一块到杭州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刘**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
　　康生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点是整一些**？值得研究。如果只是在学校和单位像1957年那样抓**，是否扩大了打击的范围？也未必符合毛泽东同志这几年来的指示。”
　　毛泽东说：
　　“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任务是讲不清楚的。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刘**知道吗？你们这些常委们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众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们发动起来，把政策交给群众，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他说：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73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许多年毒，主要是1959年到1962年这4年。”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换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
　　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各大区负责人谈话。据王任重日记记载，毛泽东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要怕。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6月12日，毛泽东在刘**、周**、邓**等人汇报工作时插话说：
　　“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能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他还说：
　　“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
　　6月13日，刘**、周**和邓**等人回到北京，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上说：
　　“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主任、8341部队政委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
　　说起8341部队的来历，其实它是在解放初期从在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警卫的1个师中抽出来的1个团，组建成中央警卫1团，番号为“总字001部队”。后来这个团的番号几经变化，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又改为8341部队。此后，8341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中，才一举名扬天下。没想到在十几年后，“思想解放”了，神鬼盛行了，据著名的红学家权延赤说，一些“气功师”、“星象家”、“易学家”便胡诌出“8341”是毛泽东“寿命83岁，执政41年”的谶语。这种低级无聊的无稽之谈不但没有人出面驳斥，反而为十几亿中国人所津津乐道，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与毛泽东他老人家这位反对宿命论的唯物主义大家开了一个好大的玩笑。
　　闲话少叙。再说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他说：
　　“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是日晚，毛泽东在南昌住了一夜。
　　6月16日，毛泽东的专列直奔长沙，毛泽东在九所6号楼住了一个晚上。
　　6月17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和接待处处长肖根如的陪同下，直奔湖南省湘潭县老家韶山冲的滴水洞。这是毛泽东继1959年之后第2次回故乡。
　　毛泽东坐在一辆吉普车上，在他的前面和后面，均有轿车。张耀祠和高文礼坐在前卫车上，一辆大客车尾随在小车队的后面，里面乘坐的是随行的8341部队的警卫人员。
　　滴水洞离上屋场约4公里，位于韶山冲西边，韶山水库东边，处于南面的龙头山、北面的黄峰山、西面的牛形山3座山峰环抱之中。
　　以前，这滴水洞中即使是在大旱之时，也依然是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在滴水洞前边有一座桥，桥下是一条小溪，这溪水就源自于滴水洞中。后来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截断了山沟，滴水洞从此不再滴水，成了一个名不副实的大石洞。
　　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在接替了湖南省第一书记周小舟的职务后，为了完成毛泽东想在滴水洞盖一个茅棚的心愿，专程到滴水洞考察了一番。这个地方果然是风景幽雅、山势险峻，安全保密，即使发生了武装政变，也可以在山上凭险抵抗。张平化将建房的计划呈报给中南局书记陶铸，经陶铸批准，拟拨1亿元人民币进行兴建。湖南省委立即组建了领导班子，由省委秘书长任总指挥。这群代号为203工程的秘密建筑，从1960年下半年破土动工。由于3年经济困难的原因，领导者只好因陋就简，任命省建工局工程师刘鸿庆为总设计师，参照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建筑式样，吸收了苏式建筑保暖防寒的特点，设计出1、2、3号主体工程。1号楼为毛泽东专用。2号楼是2层的客房，共24间，供陪同的中央负责人居住。在与1号楼相邻的2号楼的回廊边有数间偏房，由毛泽东的贴身卫士、服务人员居住。3号楼有数层，距1号、2号楼约百米之遥，在距洞口不远的山脚下，是随行的警卫部队战士和省委接待人员的留宿处。这项工程及从韶山到滴水洞的唯一的柏油马路，一直到1962年年底才终于完工了。
　　滴水洞及其建筑的确是一个非常隐秘、十分僻静的所在，哪怕飞机从上空掠过，也拍不到这里的任何建筑，只能从飞机上看到一个拳头形状的山窝。就是从龙头山、牛形山、黄峰山上走一圈，从任何地方向谷底俯瞰，也看不到一点建筑物。只有站在毛泽东祖父坟头的大石鼓上，仔仔细细地向下眺望，才能看得见万绿丛中有一抹青灰色的屋脊，那就是第1号楼。
　　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到了滴水洞洞口，毛泽东下了车，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抬头望望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
　　“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张耀祠和高文礼请毛泽东住1号楼，他们俩则住在2号楼。8341部队的战士们住在3号楼。
　　在滴水洞外围的高山要道上，由当地部队部署了警卫，滴水洞的内卫警戒则由8341部队负责。
　　此时，天气十分炎热，滴水洞别墅还没有冷气设备，肖根如指挥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水桶和冰块。这次随同来滴水洞照料毛泽东起居的，是专列上的两位女服务员郭国群、张玉凤，还有一位男服务员小周。他们把冰块分放在木桶里，用电风扇把冰块吹溶成冷气，使室内的温度降低。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种‘土空调’不错嘛。”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热得直冒汗。
　　毛泽东在滴水洞期间，一架专机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每天给毛泽东传递着北京和各地的最新消息。
　　毛泽东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是烦躁不安，在室内猛抽着烟踱来踱去。按照他的习惯，凡有重大事情，工作人员是不能打扰他的。毛泽东将他的思虑凝聚于笔端，赋七律诗一首，题为《有所思》。诗云：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丛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宇宙，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
　　有一次，毛泽东和吴旭君谈话说：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还常在山下散步仰望虎歇坪，很想上去看看祖父的墓地。
　　原来，这虎歇坪是滴水洞南面的龙头山后面的一小座山，山上有一块大石，其状如鼓，人称“大石鼓”，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就葬在这里，他的很多亲人也葬在这一带山上。
　　有一次，毛泽东朝着右边的虎歇坪陡峭的山路上走去。工作人员担心他年事已高身体吃不消，连忙说：
　　“主席，山上没有路，荆棘多不好上去。”
　　毛泽东才打消了上山的念头。
　　6月16日至18日，康生、江青等人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会议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
　　6月18日上午，进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正在集中开会。北京大学的化学、生物、东语、西语、中文、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批斗干部、教师的事情，总共有60多个干部和教师被群众批斗。工作组立即赶到现场，加以制止。
　　原来，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以后，成功地利用了刚刚建立起来的红卫兵组织，使之成为工作组和党委的一支重要力量。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受到排斥和压抑的青年学生也纷纷成立了独立的红卫兵组织，有的学校甚至还出现了几个红卫兵组织。自此，在红卫兵组织之间发生了裂变。原先工作组支持的红卫兵形成了所谓的“老文革”，而作为反对派的那些新成立的红卫兵则统称为“新文革”，这就逐渐形成了“老文革”和“新文革”两大派别之间的斗争。“新文革”这个反对派与工作组对立的事件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组的正常工作，所以就难免会受到工作组“反干扰”的压制。这就是“6•18”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
　　6月19日，刘**听取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汇报，他认为在北京大学批斗干部和教师的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指示李雪峰马上派人前往北京大学调查处理。
　　北京大学工作组根据刘**的指示，把反对工作组的群众打成了反革命，把“6•18”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这一天，刘**又给李雪峰打电话说：
　　“我考虑了很久，想让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运动的发言权。最好让她担任清华工作组的一个领导职务，给她创造一个提高和学习的条件。你看怎样？”
　　李雪峰说：
　　“很好，清华大学是北京运动的重点，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办好这件事情。”
　　6月19日下午，王光美按照刘**的指示来到清华大学蹲点，正式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领导工作。她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对学生们说：
　　“我是按照刘**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须欢迎大字报，保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
　　6月20日，北京大学工作组将处理“6•18反革命事件”的简报即《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呈送中共中央。刘**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了这一处理报告，他在简报的批语中写道：
　　“现将9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刘**作了批示后，又对李雪峰说：
　　“我和总理、**、陶铸、伯达、康生于6月9日至12日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向主席说明，学校的文化革命可以采取3种办法，一是夺权，这是少数，也就是像北大那样把黑帮黑线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二是批判学术权威，如批判像翦伯赞、匡亚明那样的反动分子。三是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系列的问题。城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和四清结合起来搞，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讲话后，主席说：
　　‘听听群众的意见吧，我们不忙着下结论，也不要匆匆忙忙地派人下去。吴晗这些人搞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而不让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纯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我看就让他们猖狂进攻，也可以上街游行，拿上枪来搞政变、搞叛乱，我都赞成。事情都是要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出现了也好，也是正常的，我们无非退出城市，再到农村打游击，或者叫我们的后代再搞一次革命罢了。’
　　所以，大家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主席的这些话，应该是极而言之的，我们不能让它到了那个地步，所以，该怎么办，一定要有决心和办法。”
　　后来，刘**还在批转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上写道：
　　“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据团结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红卫兵秘录》一书记载：“据北京24所高校的统计数字，1966年6月23日止，被宣布的‘反革命’、‘**’的学生10111个，支持他们被同样宣布为‘反革命’的教师达2591人。”
　　6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江青、张春桥起草的《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
　　6月下旬，陈伯达在怀仁堂会议上根据上海的意见，给邓**递了一个条子，说：
　　“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邓**批评陈伯达说：
　　“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了套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陈伯达说不出道理，回到钓鱼台14号楼就坐在地毯上哭，他说：
　　“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么凶！”
　　陈伯达将北京的情况报告了上海，江青传话说，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要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工作组问题？请看下一章详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26
第九卷：风雷磅礴
第326章
　　“中国如发生**的**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打倒。”
话说1966年6月22日上午，毛泽东在滴水洞1号楼看见大门口旁边摆着一个轮椅，感到很有趣，就想坐一坐，出去转一转。他从1号楼出来，张耀祠、高文礼、中办警卫局处长曲琪玉、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4人陪同他，来到了大门口，让他坐在了轮椅上，由曲琪玉、高文礼2人推着，毛泽东显示出一种天真的童趣。
　　众人拥着毛泽东出了大门，顺着马路前行。毛泽东坐在轮椅上，左看看，右瞧瞧。马路左侧紧靠大山，右侧是一条20米宽的深沟，小小的溪水在沟底流淌着。再往右，仍是大山。在毛泽东的记忆里，大雨滂沱时，山洪便直泻而下，汇入这条小溪，轰轰作响，直往韶山奔去。毛泽东环视着群山，青山依旧，溪水如常，他没有多少兴趣了，就“唉”了一声，说：
　　“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这样，走了不过300米远，大家推着毛泽东又从原路返回了1号楼。
　　6月23日，李雪峰召开有关方面人员会议，动员大、专院校师生抓捕参与批斗干部和教师的坏人和反革命分子。他说：
　　“毛主席早就说过‘一个游鱼三尺浪潮’，有几个反革命分子并不可怕，抓出来就是了。现在我们对文化革命一定要加强领导，绝不能让各种‘游鱼类’制造混乱。党员干部要挺起腰杆来，加强党的领导。我们不可一日无党组织！党组织垮了的那些单位，要像救火那样迅速派出工作队！”
　　26日下午，毛泽东在滴水洞1号楼前，接见了湖南省委开会的全体人员，并一块合了影。
　　原来，湖南省委因毛泽东住在滴水洞，就有意把工作会议安排在离滴水洞不远的韶山宾馆召开。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得知毛泽东要在28日走，便请毛泽东跟他们开会的人们照个相，毛泽东欣然同意了。
　　在接见结束时，毛泽东对大家说：
　　“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此时，滴水洞的工作人员也向张耀祠提出请求说：
　　“我们大家都想和毛主席照个相。”
　　张耀祠说：
　　“你们等着，我跟毛主席说说。”
　　张耀祠向毛泽东说明了大家的愿望，毛泽东说：
　　“好嘛！”
　　于是，毛泽东又跟工作人员们合了影。
　　6月27日，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召开师生批判大会，批判21岁的青年学生蒯大富。
　　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化学系3年级的学生，他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他父母都是40年代的老党员。蒯大富仗着自己“根正苗红”，不惧怕刘涛、贺鹏飞这样的**，不把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放在眼里，始终坚持反工作组的立场。6月21日，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批了这样一句话：“要向工作组夺权”，被工作组视为“**学生要夺权”，“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从6月24日开始，工作组多次召开大会斗争蒯大富，提出“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小牛鬼蛇神”“要夺共产党的权”，“是反面教员”。
　　王光美没有在这次批判大会上露面，她在校园里收听了大会的实况转播。刘**的女儿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大会上先后发言，批判了蒯大富。
　　蒯大富此后宣布绝食，以抗议工作组。蒯大富被关押了18天，并被开除团籍。工作组在各系各班抓“蒯氏人物”。
　　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共和国史记》一书记载：“清华大学工作组进行的反蒯斗争中，有数百人被当作反革命和**受到斗争，被斗者有一人自杀身亡。”
　　6月2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已经住了11天了，这天上午，他同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照完相，工作人员未经毛泽东同意，悄悄地把其他人员叫走，只留下少数干部和毛泽东照相。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发现其他人不在了，便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哼！你们把他们都赶走了。”
　　毛泽东坐在坪里不停地朝山上仰望，沉思良久。一会儿，他又进了1号楼，坐下来，点上烟。服务员见毛泽东又折了回来，便急忙端上茶。毛泽东呷了几口，把烟灭掉，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滴水洞。
　　他在临上车时，握着管理员廖时禹的手，深情地说：
　　“我还要回来的。”
　　毛泽东在长沙大托铺铁路支线上了专列，他自言自语地说：
　　“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一路上，毛泽东显得一副很沉闷的样子。
　　6月28日晚，毛泽东回到武汉，下榻在东湖宾馆。他看到陈伯达等人报送的关于北京大学“6•18”事件及刘**的批示后，勃然大怒，说道：
　　“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于是，当即批示道：
　　“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6月30日，毛泽东给刘**、邓**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刘**、邓**曾经给毛泽东写信说，要在7月1日发表他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的那篇讲话，着重讲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
　　毛泽东在给刘**、邓**的复信中写道：
　　“来信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话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
　　6月间，毛泽东、中央军委批准炮兵司令员吴克华的建议，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及炮兵管理战略导弹部队的机构为基础，组建战略导弹部队的领导机关。这个领导机关的名称，根据周**的提议，称为第二炮兵。
　　1966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正式成立，由向守志任司令员，李天焕任政委。机关设立了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
　　7月初，陶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准了王任重的“七•三”指示，对革命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
　　7月初，周**出访结束后回国。他是在6月16日到7月1日，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他回国后看到了《红旗》杂志1966年第14期社论中，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这样的文字，他不理解了，就把《红旗》杂志负责人王力找去，问道：
　　“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
　　王力回答说：
　　“这是主席定的。”
　　周**说：
　　“我要去问主席。”
　　周**到武汉见到了毛泽东，汇报了他的欧亚之行。毛泽东称赞他6月27日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的群众大会上发表的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毛泽东说：
　　“你讲得好，在世界上把我们这场大革命的意义和目的，都讲清楚了。不是很多人都不理解吗？让他们好好学习一下你的讲话吧。这是在向全世界的修正主义者宣战啊！”
　　周**向毛泽东提出了他的疑问，毛泽东耐心地作了解答。后来，周**回到北京，告诉王力说：
　　“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3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此是后事。
　　再说7月8日，毛泽东从6月28日到这一天，在武汉已经住了10天了，他看了不少材料，感到问题最大的是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那个讲话。林彪是专讲天才和政变问题的。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讲话，但又不好对别人说，于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就给担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夫人江青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
　　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汉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10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随使竖子成名。鲁迅曾对于他的杂文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的直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相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纸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础上（不可能全部）打倒**，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布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20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得势了。但这20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4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的**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打倒。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毛泽东将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和王任重看过。他还让周**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又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说明这封信的内容。后来，江青建议将这封信的原稿在党内最高层部分人中传阅，毛泽东同意了。尔后，毛泽东又应林彪和叶群的要求，同意在江青、叶群、戚本禹的监督下把原件烧掉了。
　　7月间，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说：
　　“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请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还不晚。”
　　关锋、王力听了江青的话，都说：
　　“江青同志是在开玩笑吧。”
　　康生说：
　　“绝对不是开玩笑，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的毛主席曾经准备好了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赶下台的准备，他和林彪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几次掉泪。同志们，是哭了啊。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史无前例的，要触动许许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抵触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要流血，要发展到武装斗争。”
　　康生还说：
　　“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一块疤，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换来群众斗争的胜利的话，我情愿马上去死。”
　　有些人还是不相信康生的这些话。陈伯达把这些话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就对他说：
　　“你这个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讲的这些是可能的。我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党内走资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们打游击去。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说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争。”
　　7月15日，毛泽东对张耀祠说：
　　“你们去看看武汉大学，看他们现在干什么。”
　　于是，张耀祠和另外3个卫士到了武汉大学，他们看到好多学生在扎木排。张耀祠问：
　　“你们扎这个干什么用啊？”
　　一个学生说：
　　“我们明天要横渡长江，这个木排用于插彩旗的。”
　　张耀祠回到东湖宾馆，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没说什么。
　　7月16日早晨6点，毛泽东对张耀祠说：
　　“上午8点去游长江。”
　　张耀祠闻听，不敢怠慢，马上同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徐耘云取得了联系，告知他毛泽东要去游长江。张耀祠又与警卫部门进行了各种准备工作。
　　上午9点20分，毛泽东穿着睡衣，在王任重陪同下，乘坐轿车来到长江边。
　　这一天天气很好，毛泽东下了车，举目四望，然后，迈步登上事先准备的渡船，开始检阅武汉大学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5000名游泳健儿。
　　大学生的游泳方队，推着迎风飘扬的彩旗，伴着高音喇叭里激越的革命歌曲和哗啦啦的江水，向前游动。毛泽东站在船头上，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脸上充满了欣喜的容光。
　　突然，大学生们发现了毛泽东，他们大声地喊着：
　　“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果然是毛主席！”
　　顿时，整个江上欢呼起来，两岸的群众也欢呼起来！
　　在汉口等待毛泽东接见的3批外宾，在外办廖承志、外交部韩念龙的陪同下，也来乘船观看学生们横渡长江。外宾们也看见了毛泽东，热烈地鼓起掌来。毛泽东扭过头，向外宾们挥手致意。
　　毛泽东看完大学生渡江后，乘船向上游驶去，到达武汉大坝。他说：
　　“我最喜欢今天这样的游泳，走吧，我们都下去，都去感受一下长江的浪涛。”
　　卫士和工作人员，一个个跃入水中，毛泽东也兴奋地下了水。他虽然已经是一位73岁的老人了，但他的精力、兴趣不减当年。他一会儿搏击奋进，一会儿又仰着身体翘起双脚，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好像躺在床上休息一样，一动不动地随着波浪一起一伏地漂着走。卫士们以为他累了，哪知他忽然一个侧身，冲破波浪，挥臂向前，把小伙子们撇在了后面。卫士们奋力赶上去，毛泽东对他们说：
　　“游泳是很好的休息，轻松自在，没有其它任何杂念，一切都顺其自然。长江又宽又深，水流湍急，是游泳的好地方。”
　　他还说：
　　“横渡万里长江，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更能锻炼一个人意志。如果在游泳池里面游泳，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
　　毛泽东一直游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才上船，游程15公里，历时1小时零5分钟。
　　毛泽东在船上对王任重说：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7月16日下午，毛泽东派秘书给来到武汉等待陪同他接见出席亚非作家会议代表的郭沫若送去一封信。郭沫若打开一看，是一幅毛泽东手书的《西江月•井冈山》。
　　原来早在1965年初夏，郭沫若到井冈山观光，作了《七律•黄洋界》一首。当地负责人告诉郭沫若，他们计划在黄洋界立一块纪念碑，可是找不到毛泽东那首《西江月•井冈山》的手迹，希望郭老帮忙。郭沫若回京后，也没有找到毛泽东的这幅手迹，于是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并没有提立碑之事，只是说自己希望得到这幅手迹。郭沫若知道，如果提出立碑的事，毛泽东是不会同意写的。即便如此，他将信发出后，也没有得到回音。
　　且说毛泽东的这幅手书是写在8开宣纸上，共10几张。郭沫若高兴极了，他激动地对毛泽东的秘书说：
　　“请你回去代我谢谢毛主席。”
　　送走毛泽东的秘书，郭沫若让他的秘书把手书摆在地毯上，请摄影记者拍成照片，寄给了井冈山管理局。后来，他回京后又将原件送荣宝斋装裱加框，挂在自己办公室正中的墙壁上。
　　郭沫若后来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书法：“毛泽东的书法和他的文章、诗词一样，豪迈潇洒，深邃流畅，奔放自如，自成一体，风格独创，使你百看不厌，给你一种美的享受。有人形容毛泽东是书法是‘龙飞凤舞’，我看一点也不过分。”
　　7月中旬，王力和贾一学、李鑫3人联名写出了一篇让王力终身引以为豪的长篇文章，题目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表在《红旗》杂志第15期上。这篇文章从8个方面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章中写道：
　　“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阶段。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斗争。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的斗争。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这篇文章最后还有精彩的几句话：
　　“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声赞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约翰逊、腊斯克之流的帝国主义者，切齿咒骂。他们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用最恶毒的语言，掀起了**歇斯底里，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动家伙为什么这样暴跳如雷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传播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能不冲击和震撼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摇摇欲坠的统治。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响亮地敲响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丧钟。”
　　7月中旬，刘**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周**、邓**、康生、谢富治、陶铸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派工作组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李雪峰多次发言，表示支持刘**、邓**等人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措施，他认为派工作队进学校是正确的，起了“积极决定作用”。
　　陶铸和陈毅在发言中也全力支持李雪峰的意见。后来过了很长时间，陈毅见了李雪峰，还说：
　　“7月会议上除了你以外，就数我讲得多！”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启程，和江青一起回到了他已经离开了半年的北京。
　　这一天是刘**在怀仁堂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江青不声不响地来参加会议。她从李雪峰身后穿过去到记录者的旁边，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又不声不响地走了。一种要出事的预感，袭上了李雪峰的心头。
　　江青从怀仁堂出来，又深入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高等学院，发动学生起来闹革命。
　　自此以后，江青一直到中共中央“九大”，都没有离开过北京。这是她自1949年3月跟随毛泽东进北平以后绝无仅有的现象。几年间，秘书跟着她，没有见过她乘过什么飞机，坐过什么专列，也没有见到她去过外地的豪华住处。在1967年的1年中，江青除了到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馆等处开会或会见什么人以外，就是在她的住处钓鱼台11号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之间奔走。这是后话。
　　再说刘**闻讯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便前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可陈伯达、康生已先于他见到了毛泽东，正在谈话，秘书就请他改日再来。
　　7月间，章含之因对很多现象看不惯，想不通，她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见她，要秘书给章含之打电话，传达他的话。于是，秘书在电话中对章含之说：
　　“主席说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空闲一点再见面。”
　　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通知公布了这个委员会的组**员名单，他们是：
　　主任：刘**
　　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
　　委员：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魏文伯、胡乔木、萧华、刘志坚、张平化、熊复、王力、戚本禹、刘汉。
　　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由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
　　欲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有何重大举措，请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27
第327章
　　“镇压学生难道没有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你们还追问学生们的后台是谁，后台就是我！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现在又轮到你们，还说没有错？”
　话说1966年7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大区书记。
　　毛泽东在会议上听取了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汇报。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说：
　　“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
　　7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中说：
　　“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些？”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按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7月25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有关毛泽东7月16日横渡长江的报道和大幅照片，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在人们的心目中，毛泽东不像是一位73岁高龄的老人，而像是一位超乎于年轻人的奇人。
　　7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12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说：
　　“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毛泽东在讲话中连续两次点名批评李雪峰，他说：
　　“你李雪峰说工作组要像救火一样地派下去，你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全部扑灭了，你要干什么？你们决定学生放假搞革命，群众起来了你又往下压，你安的是什么心？”
　　李雪峰说：
　　“北大进行了4次大辩论，‘六一八’是否反革命？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
　　毛泽东说：
　　“你就是想把群众压下去嘛，什么叫反革命？无非杀人、放火、放毒，学校里出现这些了吗？除了这些人要捕，其余都不捕！写反动标语有什么了不起？就把你们吓成了那个样子！”
　　刘**为李雪峰等人承担了责任，他说：
　　“如果这个时期北京各大专院校布置运动中有什么错误的话，主要由我来负责。其他同志是没有责任的。”
　　毛泽东说：
　　“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4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碍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挠作用。”“问题不在于工作组，而在于工作组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西安交大的工作组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打电报，也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商量如何搞好文件，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打电报，也可以派人来，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那样怕行吗？所以，西安、南京的报馆被围3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有些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围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人又是无名小卒，说不清问题，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由学校革命师生组成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单位，不能靠工作组。”
　　毛泽东话头一转，又说道：
　　“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央。
　　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去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的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7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批示道：
　　“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撤销派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
　　7月26日这一天，中央文革通知李雪峰到北京大学开会。他准时到达后，发现康生、江青等人早已到了。李雪峰悄声问康生：
　　“今天的会是什么内容的会？”
　　康生说：
　　“我也不清楚。”
　　江青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由学校的两大派别辩论工作组的错误，让一些学生控诉工作组的罪行。
　　康生也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张承先最大的错误有两个：1、50天来，他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进行阶级教育，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这就是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是不依靠群众的问题，是不走群众路线的问题。2、北大50天来，连一个全校委员会都没有，系里有，可选得不好，是工作组包办代替的，他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组织上都犯了错误。国际歌中是怎样唱的，不是要靠自己救自己吗？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靠自己救自己了呢？毛主席的路线要在实践中证明，张承先讲的是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同志们，我们讲依靠你们，依靠文革委员会，有人说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呢？张承先走了就没有党的领导了吗？北大是执行新市委的领导，还是执行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就看他执行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如果执行就是党的领导，如果不执行，他就不是党的领导。请问：你们对北大的情况了解，还是工作组张承先了解？陆平、彭佩云黑帮是张承先了解，还是你们了解？斗争陆平不是靠几个秘书整理材料，而是靠你们来斗的！下一步要斗翦伯赞、李世雄、冯定，开展和他们斗争是你们了解，还是张承先了解？你们看翦伯赞的书多，还是张承先看他的书多？你们说靠谁斗？靠你们！你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江青接着也发表了一篇倾向性十分鲜明的讲话。最后她提议说：
　　“欢迎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讲话！”
　　李雪峰面对群众热烈的掌声，毫无准备，不知该讲些什么，他站起来说：
　　“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的！”
　　江青马上插话说：
　　“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
　　李雪峰说：
　　“你们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提，但应该是抱着善意的、同志式的方法来提，因为工作组毕竟不是黑帮嘛。你们不要工作组，工作组可以撤离，也可以留在学校，你们什么时候要揪去批判，我们随时到场”
　　7月28日，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主持了大会。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并作了几句检讨。
　　刘**、邓**、周**在大会上讲了话。刘**说：
　　“工作组这个方式现在看来不适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所以中央决定撤销。文化大革命要靠你们来搞。靠我们不行。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现在看来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周**、邓**也在讲话中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
　　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与出席大会的代表们见了面。尔后他告诉刘**等人说：
　　“你们都要到前线去看大字报。不然，没有资格领导运动。”
　　会后，中央将这次会议的录音发到各省市播放。各地陆续撤销了工作组。
　　1966年7月底，刘**开始写他的检查，题目叫：《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检讨提纲（草案）》。在这份检讨提纲草案中，关于他的履历部分写有这样一段话：
　　“1936年3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
　　正是：剑走偏锋，一石激起千层浪；招出奇险，城门失火殃池鱼？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有不少列席人员。这些列席人员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有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代表。
　　邓**宣布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讨论制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2、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3、补行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的手续。4、通过会议公报。
　　刘**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工作的报告，他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他说：
　　“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插话说：
　　“怎么会中断呢？”
　　陈伯达在刘**的报告结束后，作了发言，他说：
　　“派工作组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就要发生修正主义的。”
　　毛泽东插话说：
　　“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陈伯达接着说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毛泽东插话说：
　　“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8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们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7月31日，他收到了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于7月28日要江青转呈的6月24日所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7月4日所写的《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以及他们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很好。他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交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所说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和彭小蒙同志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地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的态度，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毛泽东的这封信没有直接寄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们，而是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这样，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全中国。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各地更加猛烈地发展起来。同时，这封信一经公布，毛泽东和刘**对待红卫兵的根本对立的态度，也就清楚地摆在了全国人们面前。在红卫兵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更加高大，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更加强烈起来。
　　更明显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自此以后，凡是与工作组和“老文革”对立的反对派“新文革”，都自称为造反派，而把“老文革”称之为“保皇派”。后来，“老文革”和“新文革”两派之间又发展到互相攻讦，都标榜自己是造反派，以至于扩展到社会上，人人都以能够获得造反派的头衔而引以为荣耀。于是，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了。
　　8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陶铸在文化革命小组中排名在康生之前。后来，中央又在文化革命小组中补充了代表华北局的郭影秋、东北局的郑季翘、西北局的杨植霖、西南局的刘文珍。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一共由18人组成。不过，郭影秋4人仍在原单位工作，只是到京参与了中央文革的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并未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工作。所以，中共文革小组成立后实际起主要作用的只是14个人。
　　8月2日和3日上午，李雪峰陪着刘**、陶铸陪着邓**去到一些学校看大字报。
　　据李雪峰后来回忆说：“我陪刘**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搞调查看大字报的时候，刘**还在为工作组辩护，他说：‘工作组还是有成绩的嘛，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你们可以继续辩论。历史和实践将会继续地检验这个问题。’当时我一听就为他着急：到现在这个时候，你讲这个话，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还不是继续在坚持错误吗？我曾经劝刘**先别谈什么工作组的功过问题，但刘**似乎听不进去。他还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误，对的就坚持，错了就改。希望你们要团结。’3日到学校的时候，他和两派都谈了话，也是要求他们讲究政策，等等。其实这时他的一切活动都显得多余了。到这个月初，他的儿子刘允斌回家来，向刘**汇报工厂的情况，他竟然问道：‘你们厂没派工作组，为什么也镇压了群众？把一些群众组织定为反革命，有没有死人呀？’实际上，他从心里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但是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压得他不能公开说话，只好闷闷不乐。在那种气氛下，他在清华大学的女儿刘涛，只好在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等人的一张批评工作队的大字报上也签了名，刘**气坏了。他激动地从客厅的这头走到那头，一个劲地说：‘你们出卖了我，你们出卖了我！’王光美哭了一天。第二天刘**开会的时候，把我叫到休息厅，悄悄地说：‘在工作组问题上，我看你们都检查吧，能够认识到多少错误就检查多少错误，不要违心地说什么，但是也不要公开地顶他们。连我的女儿都要和我划清界限，何况你们呢？等党内的这场风波平息下来以后，也可能我们会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我对他说：‘我只认识新市委主持工作时的错误，我不会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的。这点，请**同志放心。’”
　　8月2日、3日下午，全会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许多部门和省市的负责人，因为运动开始后没有分清路线是非，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在大会上纷纷作了检讨。
　　8月4日上午，刘**在中南组参加讨论，他在发言时说：
　　“主席不在家的这一段，是由我主持工作的，我绝对不逃避责任。我的错误的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的一来，我们就同意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毛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我们这些人，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自己的命可以不可以呀？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决心让他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非让你下台不可。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无非下台，我不怕下台，我有5个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更不怕；老婆离婚也不怕。大家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8月4日下午，毛主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说：
　　“想通了没有？”
　　刘澜涛说：
　　“我至今认识不到错在什么地方？”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他说：
　　“镇压学生难道没有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你们还追问学生们的后台是谁，后台就是我！”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们说：
　　“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又轮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还说没有错？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区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那个阶级作斗争。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让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它地方有什么要紧。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刘**插话说：
　　“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说：
　　“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样怕？”
　　刘**说：
　　“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5条不怕。”
　　叶剑英插话说：
　　“我们有几百万军队，怕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说：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此时会议空气十分紧张。毛泽东宣布说：
　　“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
　　散会后，毛泽东看见了列席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
　　“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册我已经看完啦，写得很不错。你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8月5日早晨，王任重给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打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紧接着，宋侃夫向抓全市“文革”运动的市委书记黎智和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辛甫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黎智和辛甫随即又向驻市文化局和文联的工作组作了传达。
　　8月5日上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时，毛泽东在文中“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面，加了一条批注，他写道：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中共中央还下发文件宣布：
　　“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福和中学老师

8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边角上，写出了一大段文字。
　　后来，秘书徐业夫在两页信纸上用毛笔将这一大段文字誊清后，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又亲笔改动了几个字，并加上了一个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还在后面注明了时间：1966年8月7日晨3时。
　　8月7日上午，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给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与会者们，同时还印发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中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毛泽东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自“6•18事件”以后，在全国各地学校中有数以百万计的干部、群众被打成“**”、“反革命”、“野心家”，被批斗，被开除党籍、团籍，被投进监狱。毛泽东的这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发出，便使刘**更加孤立了。
　　8月8日，毛泽东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全文抄录如次：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泽东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泽东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民内部矛盾。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办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泽东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各级党委，要遵守毛泽东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林彪在通过《十六条》的这一天，接见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就会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
　　8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接待站，接见了前来庆贺中共中央颁布《十六条》的群众，他说：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补选了6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
　　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他们是：
　　毛泽东林彪周**陶铸陈伯达邓**康生刘**朱德李富春陈云
　　其中新增加的是：
　　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
　　刘**虽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在常委中名次排列上，由原来的第2位降到了第8位。林彪因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由第6位上升到第2位。
　　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前，正在大连养病，他曾经给毛泽东打电报请假。毛泽东在会议中途又通知林彪，要他来京参加会议。林彪便在8月6日到会了。这次会议是林彪最开心、最满意的一次会议，他私下对人说：
　　“这下我由小六变成老二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从此以后，对外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而其他的副主席刘**、周**、朱德、陈云，都基本上不再提及他们的这个职务了。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闭幕式，通过了全会的公报。公报重申并完全同意毛泽东自1963年迄今4年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和方针。公报强调说，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总结性讲话，他说：
　　“关于党的九大，恐怕要准备一下。什么时候开，要讨论。党的八届一次会议到现在已有10年了，现在需要开党的九大。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时候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执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是不是党外有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就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议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接着，林彪也发表了讲话，他说：
　　“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面，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会议结束后，刘**第一次向邓**表明了心迹，他说：
　　“我觉得，他顽强不屈、足智多谋而又残酷无情。他已把所有的大权握在手心，使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像傀儡一样亦步亦趋。我们只能退却，隐蔽下来，等待东山再起。”
　　王光美插话说：
　　“就是这样。只要他不再搞他的突然袭击，我们的选择就不会告吹。”
　　邓**显得比较轻松，他说：
　　“怕什么？大不了混战一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最后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欲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又有什么惊人之举？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28
第九卷：风雷磅礴
第328章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话说1966年8月，邵华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
　　邵华从小酷爱文学，1954年她创作的诗歌《黄继光》、散文《节日的夜晚》等作品，发表在《少年文艺》上。
　　此后，邵华在工作之余，相继发表了为姐姐刘思齐的父亲刘谦初撰写《刘谦初传》和为自己的父亲撰写的《陈振亚传》。
　　邵华依然喜欢写抒情散文，她和毛岸青合写的《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曾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8月15日，毛泽东给刘**写了一封信，他要刘**把1943年6月28日刘**写给续范亭讨论人性、是非、善恶的那封信，送给他看。
　　毛泽东曾在那封信上作了批示。刘**当天就将这一信件送给了毛泽东。
　　8月16日，陈伯达在接见外地来京群众、学生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两大“伟大”，他说：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已经作了决定，这是我们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
　　陈伯达讲完话，领头高呼：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8月16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并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一套绿军装。这是他自建国以来第一次提出要穿军装。
　　8月17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了县团一级。
　　8月18日，为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精心安排，50万红卫兵和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
　　毛泽东身穿草绿色的军装，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第1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
　　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将一个鲜红的红卫兵袖章献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让她将红卫兵袖章戴在自己的左臂上，欣然默认了“红司令”这个红卫兵总司令的称号。他亲切地问女孩子说：
　　“你叫什么名字？”
　　女生回答说：我叫宋彬彬。毛泽东微笑着将手一挥，说：
　　“耀武嘛！”
　　宋彬彬从此就改名为宋耀武了。
　　这时，林彪穿着军装，也带上了红卫兵袖章，和毛泽东站在一起。其他一些没有穿军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见毛泽东和林彪都穿上了军装，也马上回去换了军服又赶来参加大会。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了大会。他宣布说：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
　　林彪接着讲话，他说：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民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好好地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林彪还说：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周**也在大会上讲话说：
　　“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代表也先后发了言。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50万人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整整6个多小时内，他一直坚持在场。他高兴地对林彪说：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看见了茅以升，就走上前去，与茅以升亲切握手。他又走到程潜面前，拉着程潜的手说：
　　“我想了几年，才想出这个办法。”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把程潜送到解放军**保护起来。程潜在**住了3个月后，向毛泽东提出要回家住，毛泽东表示同意，指示有关部门保护好程潜的安全。没想到，这一次会见，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这一天，新华社通讯及时地报道了大会的盛况，播音员激情地广播道：


　　“今天清晨5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后依然十分兴奋，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通讯，标题是：《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报道中说参加接见百万群众的中央领导人有：“毛主席、林彪、周**、陶铸、陈伯达、邓**、康生、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杨成武、江青……”
　　这就把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调整后刘**被排在第8位的重要信息，首次公布于全中国人民面前。
　　报道中还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
　　这一天，各大报纸都在显著的位置上报道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发表了从陈伯达和林彪讲话中归纳出来的口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自8月19日起，红卫兵首先在北京继而在全国搞起了“破四旧”运动。他们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号召群众起来砸烂封、资、修的东西。在这个时期，康生有一个小故事，在此权作一个小插曲。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8月间开展了破四旧运动以后，一度曾有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物和古董都被作为四旧来破坏。康生得到消息后，他一面和一些红卫兵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文物，一面又亲自到销毁市场去，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他说：
　　“这些东西如果不保护好，就会毁于一旦。我现在把它们先保存起来，将来国家要的时候，我全部送还。”
　　就这样，康生是收存了许多的无价之宝。康生对书法和古画有着特殊的爱好，他的书法本身就是很珍贵的东西。
　　8月20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由《解放军报》编印、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
　　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在与会者们的发言中，毛泽东插话说：
　　“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啦？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
　　有人说，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毛泽东说：
　　“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
　　8月21日这一天，经毛泽东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十六条》。毛泽东对李雪峰说：
　　“直到8月22日，**还对我的大字报上揭露的问题缺乏认识，认为他推行那条错误路线是无意的，没有什么别有用心的动机，是认识上的错误而不是立场上错误。他说他在这些问题上从来没有搞背后活动。我一直让他联系历史上的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但是他的觉悟上不去。你是怎样认为呢？”
　　李雪峰说：
　　“反革命也会讲出自己的一大堆理由的。”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当前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要发表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行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4个月再说。过去急急忙忙作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急急忙忙开10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不得？我出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8月28日，全国各地来京学生已达14万人。毛泽东召见刚到《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唐平涛、胡痴，他在谈话中说：
　　“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
　　针对北京大中学校部分学生开始到各地进行大串联的新情况，毛泽东说：
　　“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
　　谈到外地学生也来到北京，毛泽东说：
　　“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
　　谈到一些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毛泽东说：
　　“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脱逃。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8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有关红卫兵揪斗工作组成员及造反派与支持工作组的“保皇派”之间的对立问题。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林彪说：
　　“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什么都好了。”
　　毛泽东说：
　　“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
　　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6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李富春说：对中央8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10条意见。毛泽东说：
　　“1条也不要。何必10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他去搞。”
　　毛泽东还说：
　　“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
　　8月30日，北京市第二书记吴德奉周**之命，在北京市大专院校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上和红卫兵们谈话，给学生们做工作。他说：
　　“我今天来主要是为了同大家商量一些问题来的。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纠正了前阶段的错误，扭转了方向，引向了正确的道路。现在是热火朝天，群众起来了，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各种阻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解放17年，北京在修正主义把持下，有许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一直没有收拾，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这次来了一个大扫除，把隐蔽在阴暗角落里的寄生虫都揪出来，把金银财宝、变天帐、武器、地契、委任状、国民党旗帜等都拿出来示众，这件事做得很好。这是一件大喜事。凡是革命的，人民就支持。北京充满了革命的景象，这是红卫兵的功劳。革命的人民精神大振。我今天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现在形势很好，能不能把运动搞好呢？这就看能不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就坚决不做。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前是学好十六条。十六条是主席亲自制定的，我们要用十六条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解放军，革命师生特别是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总理说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盾，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党，忠于人民，很好地团结群众，联系群众，以解放军为榜样，做人民忠实服务员。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注意策略注意方法。
　　最近一些地方出现了打人的现象，个别地方也有把人打死的。我们认为群众起来，这是出于气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敌人向我们实行了阶级报复，杀了我们8个人，打人是可以理解的。要坚决保护红卫兵。但是，因为我们人多，你一下，我一下，很可能把他们打坏了，打死了，把斗争对象打没有了，有些材料也就搞不上了，算来算去还是我们不合算。如果打多了，也会引起中间群众的误会。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决执行十六条。另外，关于给黑帮黑线剃头，挂牌，戴高帽，一般也不要这样搞。我们主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这是最厉害的，表明我们有力量。”
　　8月3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因陈伯达在8月下旬患肺炎住进了医院，不能主持文革小组的工作，于是就发出了《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通知中说：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此时，关锋、王力和戚本禹这些人，都是企图和林彪联系的人，林彪也不同程度地要和他们建立关系。这些都被江青识破了。于是，江青就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宣布了一条纪律，她说：
　　“小组内部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传到外面去。不管什么人，即使是好人也不能对他们透露里面研究的问题。路线斗争很复杂，现在的好人也许会在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敌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是同志们所料不及的。谁要是违背了这一条，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后来，林彪对毛泽东说：
　　“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问题要是对我们不公布，我们就无法配合他们工作了。”
　　毛泽东觉得林彪说得有道理，就对江青说：
　　“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内容不能对周总理保密，也不能对林彪副主席保密，今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要请总理参加，林副主席要派人参加。”
　　这就是后来周**和叶群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起因。
　　8月30日晚，毛泽东在章士钊的来信上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29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查抄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家。章士钊待红卫兵走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新北大红卫兵”在29日晚抄了我的家，并带走了一批书籍及信件。“以钊荒毫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请公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圆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在章士钊的来信上批示道：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8月31日晨，周**办公室给章士钊打去电话，说：
　　“毛主席已把章老的信批转给总理落实办了，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命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物品。总理还指示说，从今天起，派两名便衣警卫在章老家里值班。”
　　周**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第一位就是宋庆龄。其他的人员是：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
　　周**在名单中写的还有：“国家副主席、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副（政协副主席）、国副（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8月31日，毛泽东身着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第2次接见红卫兵百万大军。江青主持了这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
　　后来成为著名影星的刘晓庆记载了这一天的盛况：
　　“清晨6点钟，红卫兵们已经乘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一队一队排好坐下来，形成了一片绿海。随着一阵由弱到强的鼓声响起，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强的鼓声之后，用极大的音量播放《东方红》的前奏曲，紧接着，浩瀚澎湃的《东方红》交响乐惊天动地地奏响，百万红卫兵眼巴巴地紧紧盯着天安门城楼。
　　‘中央领导人出来了！’‘在几位首长之后是谁？’‘毛主席！毛主席！’
　　成千上万的声音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喊。红卫兵们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壶，拼命地奔向天安门城楼前！几公里的人海不见了，压缩成一堆绿色的山坡，他们像橄榄球员一样，一个摞一个拼命地喊：‘毛主席万岁！’
　　参差不齐的口号声，逐渐变成有节奏的呼喊：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像维苏威火山爆发，像岩浆在翻滚，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钢水在沸腾！他们高喊着，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流下来，泪水流到嘴边、脖子上、滴在衣服上，满脸是幸福的微笑。
　　后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消失了。正在人们朝着城楼张望的时候，毛泽东乘坐着敞篷车，正徐徐地向红卫兵们驶来。人群突然神奇地闪开了一个缺口，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毛泽东穿一身军装，他立在敞篷车上，像一座雕像，是那样的高大。毛泽东向红卫兵们频频招手致意，还不时地和前排的红卫兵握手。随着毛泽东手掌的挥舞，红卫兵们感觉有千万道阳光向他们洒过来，洒在他们的脸上、身上，渗透在他们的心里。”
　　这一天，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说：
　　“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们问好，向大家问好！”
　　此前，在林彪的讲话稿定稿时，康生翻了几本外文词典，认为“导师”最重要，应放在第一位，林彪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四个伟大”就这样定型了。
　　周**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的一部分代表，分批分期到北京来。”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陈毅，见毛泽东向他走来，习惯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与陈毅亲切握手，又挽起陈毅的胳膊一起照了相，然后拉着陈毅走进休息室。毛泽东问他说：
　　“陈老总，最近怎么样？”
　　陈毅不安地说：
　　“主席，我有错误，历史上我反对过你两次。我……”
　　“哎！”毛泽东不等陈毅说完，摆摆了手说：“你就是第3次反对我，我也同你合作！陈老总，我保你！”
　　陈毅坚定地说：
　　“请主席放心，不用主席保，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毛泽东点点头，满意地笑了。陈毅又对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什么叫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毛泽东吸着烟，高兴地说：
　　“好嘛！”
　　自从江青这次主持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以后，她在办公室设置了一个由戚本禹直接领导的专门处理群众来信的小组。
　　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江青除了私人信件外，没人给她写信，她也没有专职秘书。从“文革”开始以后，她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些群众开始给她写信，一般每天有几十封，她也就自行处理了。可是从8月31日以后开始，群众的来信急剧增多，几百封，上千封，后来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装，七八个人都处理不过来。这样，江青才不得不成立了这个处理信件小组，由阎长贵任组长，每天挑选一些重要信件，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给她审阅，其余的绝大部分都转给了有关部门处理。
　　1966年9月1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写道：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毛泽东
　　9月1日这一天，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对首都红卫兵的讲话中，要求他们尊重和保护宋庆龄，不允许有人冲击宋庆龄的住宅。周**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5•1’、‘10•1’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3人姐妹3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劝阻。”
　　原来宋庆龄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于1963年由上海迁居北京后海北沿46号的。这里原来是清朝宣统皇帝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官邸，庭院之中有山水、树木、花草，亭台楼阁回廊，环境幽雅宜人。宋庆龄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她幸福的晚年。
　　且说也就在9月1日这一天，周**指示解放军三0一医院，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从9月6日起，红卫兵们举着红旗、身穿绿军装、臂带红袖章、肩挎绿军包、身背背包、手持语录本，开始徒步“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开展了全国“大串连”，把他们的造反行动带向全国，带入了各个行业。
　　9月7日，毛泽东在关于青岛、长沙、西安等地问题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林彪、**、陶铸、伯达、康生、任重、江青：
　　此件已读。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请以中央名义发指示，不准这样做。再发社论告诉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除人民大学调600农民进城保郭影秋之外，其它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外地照办。
　　我看谭启龙和这位副市长（指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笔者注）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泽东
　　9月8日，由4名美国人写的一张大字报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只见大字报上写道：
　　为什么在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专家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对外国人这样的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样的“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没有体力劳动；没有思想改造；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二有：有特别高的生活待遇；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样的生活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呢？
　　1、使革命的外国人不能真正的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口头上说说。2、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孩子成为坚强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弟兄隔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待遇。我们认为，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强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考验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绝不允许我们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为此，我们用求：
　　1、以阶级弟兄对待我们，而绝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允许鼓励我们紧密的结合工农群众。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要求。7、生活的待遇和同等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8、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毛主席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美国：阳早　史克　寒春　汤反帝
　　　　　　　　　　　　　　　　　　　　　　　　　1966年8月29日于北京
　　大字报中署名为“寒春”者，是著名国际友人韩丁的妹妹，1948年来到中国从事农牧业研究。阳早是寒春的丈夫，和韩丁是同窗好友，1947年随韩丁到延安投身中国革命。史克乃韩丁的前妻。汤反帝即汤姆森，后来回了美国。闲言少叙。
　　再说毛泽东看了这张大字报，很是高兴，立即提笔在上面批示道：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9月8日
　　9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9月7日的批示，立即做出决定，发往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决定中规定：
　　1、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对学生。
　　2、凡是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认责任，平息工农、市民和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群众。
　　3、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4、各级党委负责人，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不要怕农民，不要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去，到群众中去，同他们商量问题，坚决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了，效果很好。
　　9月13日晚，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给林彪、周**、陶铸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卧病3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14）或后天（15）上午10时或下午5时，在天安门开70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
　　9月14日，毛泽东在周**以中共中央名义主持制定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上作了批示。
　　这两个文件是在9月8日制定的，周**向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毛泽东批示道：
　　“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9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找贺龙谈话，他先把吴法宪的揭发信拿给贺龙看。
　　原来，林彪认为贺龙是他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要整贺龙。他指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给毛泽东写信告状，说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要篡党夺权”。还说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
　　据吴法宪在几十年后回忆说：“贺龙走到哪里，都带着枪。他手里的武器是可以带进毛主席的住地的。我听林彪就说过：‘和贺龙谈话，是随时准备冒风险的，谁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会拔出枪来给你几下子呢？他可是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军阀出身的元帅，一个他，另一个彭德怀，将军里面加上许世友，都是这类土匪。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有什么水平，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连一个普通连长的水平都没有，连什么是政治都不一定懂，就是凭着他们的老资格吃饭。这怎么行呢？’”
　　再说贺龙指着吴法宪的揭发信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
　　毛泽东笑着说：
　　“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3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贺龙问毛泽东：
　　“那我去找吴法宪谈一下吧？”
　　毛泽东说：
　　“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能找他们，不能承认上面的事情，我当你的‘保皇派’。”
　　9月14日晚，毛泽东在刘**呈报的检讨草稿：《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检讨提纲》上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同志：
　　基本上写的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情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
　　欲知毛泽东此一批示和刘**的检讨提纲会引出一桩什么公案？请看下一章内容就会明白。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天安门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其间又支持红卫兵大串联，可以说这两个决策都是颇具匠心的战略部署。本传在第一卷中曾多次叙述了毛泽东在学生时期“游学”的故事，而如今毛泽东安排红卫兵大串联，正是他所期望的学生时代那种“游学”活动的再现。所不同的是，他是把他个人的和与同学、与朋友间的少数人的行为，变成了千百万学子的大行动。全国各地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为避免莘莘学子像毛泽东当年那样乞讨挨饿，都在当地的道路上每隔五六十里设置一个红卫兵接待站，让那些南来北往者一律免费吃住。南方学子到北方不耐寒冷者，还要赠衣赠被，一律免还。浩浩大军，穿梭如织，其规模蔚为壮观！红卫兵大串联前后持续半年之久，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被人讥讽为荒唐的大举措，其真实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毛泽东要造就千百万个毛泽东？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29
第九卷：风雷磅礴
第329章
　　“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话说1966年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第3次接见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林彪代表毛泽东、党中央讲了话，他说：
　　“红卫兵战士们，革命的同学们，你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9月16日，康生看了刘**所写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检讨提纲（草案）》及毛泽东的批示，立即就刘**揭发他和中央曾经同意在北京监狱中那些被关押者履行手续出狱的问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绝密的信件，他写道：
　　“我长期怀疑**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叛党合法化了。”
　　这就叫：借石打鸟，鸟飞蛋打；见招拆招，一剑封喉。
　　再说9月19日，毛泽东召见了贺龙，就吴法宪揭发他那封信一事，告诉贺龙说：
　　“问题解决了，没事了。”
　　可是没多久，林彪一伙又煽动人到处张贴“打倒贺龙”的标语和大字报，还抄了贺龙的家。
　　有一次，林彪当面对贺龙说：
　　“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贺龙根本不买林彪的帐，回敬道：
　　“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
　　周**为保护贺龙，把他转移到京西山区一个秘密地方居住，让贺龙在这里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
　　9月25日，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说：
　　“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究竟谁来接呢？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40年的革命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最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能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二三十年是没有问题的。有了毛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第4次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历史学家范文澜、著名科学家茅以升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张治中、李宗仁也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张治中、李宗仁被安排在毛泽东右边的位置上；李宗仁与毛泽东仅隔着两个人。
　　前文已经说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为了防止张治中、李宗仁等人受到冲击，专门指示周**将他们保护起来；李宗仁则送到解放军一家医院里疗养。
　　且说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林彪讲话结束后，毛泽东开始检红卫兵队伍。
　　毛泽东和张治中已经有相当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走到张治中身边，与张治中握手寒暄，又问道：
　　“红卫兵到你家去了没有？”
　　张治中说：
　　“去了。”
　　原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张治中刚从北戴河回到家不到两小时，一群红卫兵就到了他家里，楼上楼下翻箱倒柜地不知搜寻什么。张治中质问领头的红卫兵：
　　“你们凭什么来抄家？”
　　那红卫兵头目气势汹汹地反问道：
　　“你是什么人？敢来阻拦？”
　　张治中也没好气地回答：
　　“我是什么人，你们去问毛主席去好了。”
　　那人一听此话，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只好说：
　　“你等着瞧。”
　　马上带着人撤走了，一连好久再没见什么动静。后来，张治中才知道，是毛泽东让周**采取了保护民主人士的措施；周**还让民主人士家里的工作人员，也带上红卫兵袖章，以防来人滋事。
　　毛泽东听了张治中的叙述，惊讶地对张治中说道：
　　“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去干吗？”
　　张治中听了毛泽东的话，心里很高兴。
　　毛泽东又走到阿沛•阿旺晋美跟前，与他握手问好。阿沛•阿旺晋美是由周**于9月29日派飞机接回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毛泽东打量着阿沛•阿旺晋美，又问道：
　　“你的身体怎么样？”
　　阿沛•阿旺晋美身边没有带翻译，他还听不大懂汉语。所以，就未能和毛泽东过多交谈。
　　尔后，毛泽东向李宗仁走过来，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道：
　　“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说着，手挽李宗仁请他到休息室喝茶。到了休息室，毛泽东按着李宗仁的肩膀坐在沙发的上位，李宗仁推辞说：
　　“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
　　毛泽东说：
　　“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
　　事后，李宗仁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秘书尹冰彦。现将尹冰彦的记述抄录如下，谨供读者诸君参考：
　　“坐下之后，毛主席点起香烟，边吸边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毛主席说火头是他自己烧起来的，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接着毛主席问李宗仁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希望李宗仁坦率谈谈。
　　李宗仁很谦虚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了子孙后世着想是有很大代价的。’


　　李宗仁又把北伐时期，在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一段谈话讲了一遍——当时革命军打到了长江中下游，攻克了武汉重镇和南京，由于革命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李宗仁由南京到了武汉进行调处，在他会见鲍罗廷的时候，除了对革命形势作了分析外，鲍罗廷说革命就是和妇女分娩一样，为了生儿育女，就难免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就换来了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李宗仁对鲍罗廷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李宗仁用这段话来比喻‘文化大革命’，他的意思是说当前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做为领导人要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毛主席认为李宗仁的话很对，并且表示他正在做这个制乱的工作。并说明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接着，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对李宗仁作了说明。最后，毛主席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
　　毛主席讲完了问李宗仁说：‘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
　　李宗仁急忙连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
　　毛泽东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继续检阅红卫兵队伍。几位记者走了上来，毛泽东紧紧握着李宗仁的手，让摄影师拍照留念。
　　尔后，毛泽东向站在城楼东头的范文澜走去，握着范文澜的手大声地说：
　　“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
　　是日晚，天安门前举行了焰火晚会。毛泽东指着广场上的学生，对在他身边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说：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做对。”
　　天已经很晚了，在天安门上的大部分人都走了，只剩下毛泽东、周**和文革小组成员们。毛泽东对大家说：
　　“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毛泽东最后一句话，使大家吃了一惊。毛泽东提议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10月1日这一天，在北京还发生了一件不可小觑的事情，因为后来所发生的诸如“二月逆流”等历史事件都与它不无关系，所以不得不在此交代一下：这就是以**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成立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又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以“保爹”为宗旨，试图把全国干部子弟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与向走资派造反的红卫兵组织相抗衡，并且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
　　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社论中写道：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这篇社论起草人之一的王力，在回忆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概念的背景和过程时说：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1966年8月到9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也讲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焰火时，张春桥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还是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知道。”
　　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中央在转发的批语中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工原原本本地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10月5日这一天，叶剑英在全军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中央最近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从1928年起经过38年的观察（林彪同志在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他在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各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中，特别是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是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岁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59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目前，他是最优秀、最年轻、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10月7日，毛泽东的二姑家表侄贺凤生第2次来到北京，要见毛泽东。贺凤生一见到毛泽东就气鼓鼓地说：
　　“主席，听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您亲自点燃的？”
　　“怎么啦？”
　　毛泽东惊奇地问道。贺凤生说：
　　“下面又在骂娘呢。如今硬是乱套了。”
　　他端起茶杯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毛泽东见他这个样子，笑了，说：
　　“你贺凤生还是那样敢讲真话，还是那样可爱。慢慢说。”
　　贺凤生说：
　　“现在红卫兵到处破四旧、立四新，破得真叫人心痛。老祖宗积攒下来的一些古董全当四旧破坏了，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碎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呈祥、百鸟朝凤的图案也打碎了，崭新的双凤朝阳的丝绸被面付之一炬。一床被面担把谷，种田人心痛啊。绣花鞋、裹脚布当四旧之物展览，雪花膏当作资产阶级生活用品扔了，太可惜了。不搞封建迷信是对的，问题是破四旧破过了头，行政命令打烂了人家的祖宗牌子，打烂了天地君亲师的神牌，换上毛主席像。下面开始把您老人家当活菩萨在敬，您晓得不。”
　　毛泽东笑着说：
　　“难怪我天天打喷嚏，原来是你们在骂我呀！”
　　贺凤生接着说：
　　“从社教以后，好多人学会了整人。如今不当官的也跑不脱。隆庆大队有个社员，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买了一张毛主席像，想挂在堂屋里，不知怎么弄破了。有人一检举，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红卫兵给他戴了高帽子。”
　　“啊？竟有这样的事？”
　　“这还不算。最有趣、最可怕的是背语录。如今看病的背‘救死扶伤’，吃饭的背‘勤俭节约’。有的人甚至连吵架都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文质彬彬’。”
　　“对此你持什么态度呢？你贺凤生背得出好多语录呢？”
　　“我是程咬金明人不做暗事，不瞒您老人家说，我宁愿去耕几亩地，也不愿去背语录。好多字我不认识，我只喜欢‘为人民服务’这一条。”
　　毛泽东闻言笑了，他点燃了一支烟，严肃地解释说：
　　“文化大革命是中央会议通过的，原来只想冲一下少数干部的官气，想不到影响这么大。中央是要采取措施的，任何党政，任何个人，都可能在工作中犯错误，中央也一样，也可能犯错误，犯了错误就应该改正。你们那里动不动戴高帽子肯定是不妥的。这些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我和周总理下去，不碰上你贺凤生，怕没有敢向我提供这么真实的情况。你贺凤生比61年那次来又进步多了。”
　　贺凤生问：
　　“我回去以后该干什么呢？”
　　毛泽东说：
　　“你要多学习，要多读书，多为党的事业担重担。”
　　贺凤生说：
　　“我一定要多学习，多读毛主席的书。”
　　“你也学会了拍马屁。不是多读我的书，要多读马列的书。我最讨厌人拍马屁了。我看，你还要当几年支部书记。”
　　贺凤生现在担任着生产大队长，毛泽东因有是说。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前，贺凤生成为湖南省革委会常委、岳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4人核心小组成员、华容县革委会副主任。他曾经说过：“我这个人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脾气可不小。但凭良心说，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我丝毫没有因我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亲戚而沾沾自喜，也不想打着他老人家的旗号去求得什么特殊照顾。我对党和人民是忠诚老实的，我从没有借用毛主席的牌子害过人，而总是想方设法为群众做点事。”就这样一位“想方设法为群众做点事”的“忠诚老实”人，在毛泽东逝世后也被一撸到底，退居二线时挂衔一个钱粮湖农场副厂长，所值得庆幸的只是他还没有遭受过牢狱之灾。
　　且说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后来，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8日才结束。
　　10月13日，毛泽东对下一次如何接见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问题，作了批示，他写道：
　　“下次接见，采取阅兵式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包下来。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的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后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和周**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法，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经过训练，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到全国去。”
　　10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指示，要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按“十六条”、“前十条”和“二十三条”进行。
　　10月18日，是毛泽东第5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日子。这一次接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安排的与往常不同。周**的安排是，毛泽东不上天安门城楼，而是乘坐敞篷车，从八王坟到公主坟，沿北城行车10公里，再到天安门广场，一路上与红卫兵们直接见面。
　　早在17日夜里12点开始，人们就纷纷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准备迎接幸福时刻的到来。

福和中学老师

4点多钟的和平里，人群已经汇集成海洋。被接见者的队伍，按计划走进各自地段坐下，在解放军战士的带领下，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唱革命歌曲。
　　18日下午1点，广播里报告说：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到了大北窑，已经到了东直门……”
　　“毛主席来了！”“是毛主席来了！”
　　人群中不断地发出欢呼声。
　　1点20分，毛泽东乘着敞篷车来到了人们眼前。只见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站立在敞篷车上，频频向群众招收致意。道路两旁的群众，顿时语录挥舞，呼声震天。人们的秩序好极了。红卫兵和很多群众都热泪盈眶。毛泽东的车子已经过去了，人们还是不愿意离去。
　　直到晚上，那些被毛泽东接见过的人们在返回途中，还都相互招手致意，他们纷纷高呼：“战友们再见！”
　　夜幕降临了，一些外地的红卫兵还汇集在天安门前，对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凝望。有的人临走时还幸福地喊着：“毛主席再见！”
　　10月22日，毛泽东在邓**的检查稿上批示道：
　　**同志：
　　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9页第1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毛泽东
　　10月23日，刘**、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先后作了检查。刘**在检查中说：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做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邓**在检讨中说：
　　“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1964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1962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是一点也不冤枉的。在50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压制不同意见的作用，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以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很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同志和我两个人。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在10月份，曾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的王光美也写出了书面检讨，她写道：
　　“我们对蒯大富同志进行的4次全校性的大会批判时，由于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而发生了3起自杀事件，对死者教师史明远的亲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向他们请罪，对伤者学生朱德义赔礼道歉，并向他请罪。你们有权力控诉我，是我所犯的严重错误，使你们受到了伤害。”
　　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会议情况的汇报，在东北负责人讲到他们检查自己的错误仍不能得到通过时，毛泽东插话说：
　　“你们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承认了还能工作吗？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
　　他问刘澜涛说：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回答说：
　　“回去看看再说。”
　　毛泽东说：
　　“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
　　他又问李井泉：
　　“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笔者注）怎么样？”
　　李井泉回答说：
　　“开始不大通，会后一般较好。”
　　毛泽东说：
　　“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这次会议是我提议要召集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他转向李先念，问道：
　　“你们今天开得怎么样？”
　　李先念回答说：
　　“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讨，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说：
　　“你明天还去检讨，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说：
　　“明天我要出国。”
　　毛泽东说：
　　“你也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有点精神不足。”
　　“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插话说：
　　“大权旁落。”
　　毛泽东说：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做个决定就好了。邓**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62年忽然4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4个又去了，可邓**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6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与彭真不同。”
　　“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
　　“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10月24日晚，毛泽东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稿作了批示，他写道：
　　即送陈伯达同志，该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册子，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最少有1本。
　　　　　　　　　　　　　　　　　　　　　　　　　　毛泽东
　　　　　　　　　　　　　　　　　　　　　　　　10月24日23时
　　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写道：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州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10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讲几句话，两件事。17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我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在去年9、10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人干这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搞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正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一张大字报——北大聂无梓等人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的那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6、7、8、9、10，5个月不到，时间很短，只几个月，来势凶猛，我也没有料到。跟2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还不到半年。红卫兵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这个文化革命只有5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11月，12月，今年1月、2月、3月、4月、5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3月16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么，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
　　“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4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谅解。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怪刘**同志、邓**同志，他们两个犯错误也有原因。”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林彪也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
　　林彪还说：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
　　10月25日晚上，华灯高照，长安街上行驶着几辆红旗轿车。周**、聂荣臻、叶剑英驱车赶到钓鱼台，向毛泽东汇报有关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情况。
　　毛泽东在他们的汇报中，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他对靶场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感到十分满意，说道：
　　“古今中外，前所未有啊！”
　　他又问聂荣臻：
　　“还是你去现场主持发射吗？”
　　聂荣臻说：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就坐飞机去。”
　　“好，你是一贯打胜仗的，常胜将军嘛。”毛泽东说着笑了起来，他又说：“不过，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这次让你去要准备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搞试验嘛，哪有不冒风险的。”
　　10月2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题目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他说：
　　“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当官做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
　　“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陈伯达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
　　10月27日9时10秒，钱学森协助聂荣臻现场指挥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9分钟后，罗布泊弹着区发回报告说：“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爆炸成功。”这一实验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
　　到这一年为止，中国一共爆炸了5颗原子弹。
　　10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顺利结束。此后，社会上立即开始张贴批判邓**的大字报。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公开喊出了打倒“刘邓路线”、打倒“刘邓司令部”的口号。
　　陶铸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到处说他是在毛泽东的司令部里工作的，还说他自己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人将这个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连声说：
　　“他讲这些话也不害臊！他算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
　　欲知陶铸后来的情况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30
第330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话说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
　　1966年11月3日，是毛泽东第6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日子。
　　此前，河南省南阳地区的红卫兵代表团1000多人，分乘几十辆插满红旗的大卡车，一路笑声一路歌，奔赴许昌火车站，在那里上了火车，向着北京飞驰，到了丰台火车站又换乘大卡车，不久便欢天喜地地进入了首都北京。当他们路过长安大街首次望见巍峨的天安门城楼时，东方天际已经呈现出了一抹红霞。煤炭科学研究院招待所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的这一批客人，这些出身于农村和小城镇的红卫兵小将们，感到了无比的荣幸和温暖。
　　11月3日一大早，河南省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拿着分发的面包和水果，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广场出发了。他们一到东长安街事先划定的位置上，就被广场上人的海洋、旗的海洋、歌的海洋感染了，大家无比兴奋地放开喉咙，唱起了那最熟悉的旋律——东方红，太阳升！
　　下午1时许，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了一个女播音员那清脆激越的声音：
　　“毛主席来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广场上立刻响起了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林彪代表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时刻终于到了，河南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有幸作为第一纵队，欢呼着由东向西挺进，来到金水桥边，仰视着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只见他老人家身着绿军装，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微笑着向广场上的人们挥手致意。林彪站在他的身边，手举《毛主席语录》，来回舞动着。周**站在毛泽东的另一边，满面笑容。江青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她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走到这一端，显得非常兴奋。刘**则面无表情地站在后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
　　看着亲切而又慈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人们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谁也不想再往前走了，跳着，欢呼着，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淌。突然，毛泽东将右手一挥，高喊了一声：“人民万岁！”老人家的呼声，像一道召集令，前边已经走过去的队伍又折转了回来，后边的队伍也拥了上去。
　　“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领袖的声音和百万红卫兵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这一首震撼人心的交响乐，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久久地回响着，回想着……
　　11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会见有林彪和周**。黎笋在谈话中说，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所给予的巨大援助。毛泽东重申，中国将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11月9日，是毛泽东第7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天，不少人对周**安排的场面有些担心，叶剑英也提出了安全问题。他说，要给毛泽东搞一套防弹服穿上。汪东兴表示反对。叶剑英还是坚持弄来了一套防弹服。汪东兴只好把它送到毛泽东的住地游泳池，他说：
　　“主席，我受叶剑英的委托，给你送这个防弹服。”
　　毛泽东摆摆手，意思是赶快拿走。他说：
　　“如果说你们怕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人民群众不会搞我的，坏人想搞我也搞不了。”
　　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7次接见红卫兵。他站在检阅台上对一些负责人说：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尔后，毛泽东在广场上近距离地检阅了百万红卫兵。检阅开始了，这位73岁的老人，站在敞篷汽车上，面对着红卫兵小将们，紧紧地抓着麦克风，喊道：
　　“同志们万岁！”
　　11月12日，刘**出席了首都群众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他和一些朋友交谈的时候，还开了个玩笑，他说：
　　“将来我当个孙中山总可以了吧？”
　　有人马上将这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哼”了一声说：
　　“我们这些人哪个能比上孙中山先生呢？他的功劳要比现在一些共产党人大得多。他是一个千秋永在的伟大人物。有些人呢，连根草都不如。”
　　这一段时间，刘**还多次对人说：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不参加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决不过问了，怎么还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呀？”
　　王光美也曾经对人说：
　　“毛主席对**同志的检查还是很满意的，是经过了主席批准和审查的，**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一心一意地想把工作干好，却犯了错误。毛主席那时经常不管事情，中央的大事都需要**来决定。”
　　王光美还对一些工作人员说：
　　“就算我们过去有错误，现在也轮不到这样来对待我们呀。这样对待我们，还不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11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要求来京人员迅速回原单位工作、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陈毅在讲话中说：
　　“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有什么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
　　“我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39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作为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多大错误，做多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徐向前在讲话中说：
　　“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
　　“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
　　“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在上海发生的“安亭事件”问题。
　　原来在11月6日，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为首的上海11个工厂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在首都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大约有10余万工人参加了大会。此后，上海市委对“工总司”不予承认。“工总司”认为这是上海市委故意“压制革命造反”。于是，王洪文等人在10月10日凌晨率领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车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下。这天下午，请愿工人们在被困的卸货场上卧轨拦车，致使沪宁交通中断了近31个小时。这就是著名的上海“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发生后，周**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要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解劝工作；又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前往上海处理这件事。
　　张春桥到上海后，在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们进行了座谈，他了解了工人们的要求和上海工人们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的情况，马上表态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最后，张春桥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就这样，“安亭事件”顺利解决了。
　　张春桥的这一举动，立刻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张春桥回到北京后，在14日下午的会议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陶铸说：
　　“怎么可以先斩后奏？”
　　毛泽东听张春桥说上海工人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他已经被感染了，笑着说：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嘛！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毛泽东又指示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红卫兵串联由徒步发展到乘车乘船的情况，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11月22日，周**、李富春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向毛泽东进行汇报。毛泽东提出了3点意见，他说：
　　“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
　　11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共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报告，电文中写道：
　　“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11月25日至26日，毛泽东第8次接见红卫兵。斯特朗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毛泽东一连两天接见200多万红卫兵的宏大场面。
　　毛泽东乘着敞篷车检阅了红卫兵队伍。汪东兴坐在司机旁边，杨成武和谢富治站在毛泽东身后两侧。
　　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着狂热的红卫兵们向毛泽东、林彪挥舞红色《毛主席语录》。她一边看一边数着把受伤者运走的救护车，当数到第18辆时，她说：
　　“我累了，走吧。”
　　晚上，斯特朗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她见到了毛泽东，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签名，还关心地问毛泽东说：
　　“你一定很累了吧？”
　　毛泽东说：
　　“不，我不累。”
　　说罢，他又很快地消失在人群之中。
　　综前所述，毛泽东已先后于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接见了全国各地免费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代表，一共有1300多万之众。据项观琪（曾在1966年9月15日接受毛泽东接见——笔者注）在《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一文中记载：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戚本禹趁毛泽东暂时在休息室休息的机会，向毛泽东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么长时间，身体受不了，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毛泽东说：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儿，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说完，熄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
　　还必须说明的是，在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过程中，从第3次到最后一次，一直都是周**亲自动员、组织、安排的，他还几次动员北京市民家家户户接待外地进京的革命小将，为此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且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2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与会者把大会堂挤了个水泄不通，歌声此起彼伏。人群中挥舞着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像一片红色的海洋。周**，陈伯达，江青等领导人，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了主席台。
　　江青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脚上是黑色布鞋。她那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晕，乌黑的眼睛戴着一副近视镜，满头青丝闪着亮光，完全不像一个50多岁的妇女。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文艺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功，他还说：
　　“在坚持文艺革命的方针，同反动派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的。”
　　周**在讲话中说：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坚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30年代到60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江青在讲话中说：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污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力，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江青还说：
　　“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肤，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江青说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她说：
　　“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
　　11月29日，陈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队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就批，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干部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说，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12月5日，北京“联动”喊出了“打倒三司”、“油炸江青”等口号。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工交企业如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当着刘**的面说：
　　“你刘**和邓**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什么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来始终没有好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工交战线上长期以来就是在受你刘**和邓**的影响，整个问题要大得多，错误也严重得多。你不检讨，叫谁来检讨？”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中写道：
　　“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12月12日下午，北京市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吴德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首先，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今天，大家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声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大会，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我们决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12月15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指示中写道：
　　“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余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
　　12月15日，在1966年9月间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北京首次喊出了“打倒刘**”、“打倒邓**”的口号。
　　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他说：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于是，“首都红卫兵第3司令部”便到处张贴大字报，呼喊打倒刘**、邓**的口号。
　　几乎是与此同时，江青找到在清华大学的刘涛和她的弟弟刘允真姐弟俩，为了让他们揭发刘**，就叫着他们的小名问道：
　　“涛涛，丁丁，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
　　原来，刘涛和弟弟刘允真是刘**和他的第3任妻子王前所生，他们是刘**的第4、第5个孩子。江青说明了原委，叫他们去见生母王前。果然，刘涛和弟弟去见到了自己的生母王前。
　　此后，刘涛就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刘**，其中说到刘**在和王前结婚时“瞒了10岁”，还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一时震动了清华大学，震动了北京，震动了全国。
　　后来，刘**就此事解释说：
　　“我虽然结过5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扬力。他在和扬力的谈话中说：
　　“一大群人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现在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一群人，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要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作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80%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
　　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说：
　　“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毛泽东所说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大字报，是指刘建勋于8月19日在郑州大学宣读的致郑州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明确地表明了他支持郑州大学党言川等学生少数派的革命行动的态度。
　　12月26日，中国第1颗地对地中程导弹发射试验，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73周岁生日。
　　是日晚，毛泽东把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约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最近时期出现的新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众人共进晚餐，按照惯例是4菜一汤，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唯一破例的是每人面前又上了一小碗面条。毛泽东见饭菜上齐了，就举起酒杯，对大家说：
　　“祝全国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取得胜利！”
　　这才是：帷幄运筹，壮怀激烈，易水悲歌岂能比？
　　　　　　为党为民，藐视敌手，豪气干云似旧时。
　　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布了《关于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决定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到大中学校进行军训工作，计划用半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大中学校学生实行军训。毛泽东说：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社论的基本精神来自于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谈话内容。社论中写道：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1月初，北京市公安部门抓捕了“联动”组织的头头贺鹏飞、刘涛、李明清、李黎风等人。
　　原来，以这些**为首的“联动”组织，在1966年底提出了“毛泽东老人家让位”的口号，并且在12月份至1967年1月初，肆无忌惮地6冲公安部。还有北航的“八一纵队”、“霹雳兵团”、“梅花”、“四野”等几个组织也写出了“四问、四致中央文革”的传单和大字报。另外，在“联动”的指使下，“四野”于1966年12月16日，广播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传单：“一论向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1月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首都各大报刊登了姚文元撰写的题目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元旦前后写出后，姚文元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反复审读这篇文章时，作了部分修改，并加写了一段重要的文字。
　　姚文元在文章中有一段文字，不点名地批判了刘**，他写道：
　　“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各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
　　据曹轶欧回忆说：“我亲自听康生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太骄傲，但是毛主席对她很信任，是想培养她的。毛主席有意识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关键时刻，都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经他修改的署名文章。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东西。这就是让他们在全党范围造成影响。你别小看了这些人呀。’”
　　欲知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言是否准确，请诸君慢慢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