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12
第312章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话说1963年12月16日下午14时37分，罗荣桓因长期抱病工作，积劳成疾，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61岁。他是10位元帅中逝世最早、寿命最短的一位元帅。
　　罗荣桓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培养的一名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最优秀的政工干部。他在10年内战期间，一直担任红军中的要职；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115师政治部主任、政委、代理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等职务；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政委、第4野战军第一政委职务；在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查署检查长、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要职。
　　罗荣桓逝世的噩耗传入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心中极为难过。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中央科学小组聂荣臻、张劲夫、韩光、于光远、范长江汇报1962至1972年科技工作10年规划。会前，他沉痛地对与会者们说：
　　“罗荣桓同志逝世了，请大家起立，为罗荣桓同志默哀。”
　　大家为罗荣桓默哀后，毛泽东还深情地说：
　　“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路线，不容易啊！”
　　毛泽东称赞罗荣桓是一个“最正直的人”，“同我一辈子共事的人。”他又说：
　　“党内要团结。党内不纯粹，这是社会现象。打麻将，即使‘清一色’，还有一万、两万、三万的不同。党内有各色各样的人。要团结多数，做到比较一致。允许少数同志犯错误，公开犯错误也可以，不许秘密搞鬼。”
　　聂荣臻见毛泽东讲完了，就开始汇报10年科学技术规划，他说道，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更快了。毛泽东高兴地插话说：
　　“这等于抗日时期何应钦不发饷，各根据地生产出来的比发的要多得多。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10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2期已经出了。”
　　他问坐在一旁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组长于光远：
　　“这个刊物是哪里出的？”
　　于光远回答说：
　　“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办的。”
　　原来早在1956年10月，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就创办了这个刊物，一连出了15期，到1960年夏因政府要整顿和减少现有刊物而停刊。该刊物在1962年8月复刊时，在复刊号上刊登了从俄文转译过来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且说聂荣臻汇报说，用20年时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插话说：
　　“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
　　聂荣臻汇报说，每年进口国外图书要花400万美元。毛泽东嫌少了，他说：
　　“可以花1000万美元。”
　　聂荣臻汇报说，科学方面的文章和图书稿费比较低。毛泽东当即说：
　　“给科学家的稿费可以高一点。”
　　聂荣臻汇报说，10年科技规划要有30亿投资。毛泽东说：
　　“每年3亿，不多嘛。”
　　聂荣臻汇报说，利用激光技术搞反导弹武器。毛泽东说：
　　“死光（指激光——笔者注），搞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这个。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了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攻击武器，比如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嬴人家。战争历来都是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又说道：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12月19日，毛泽东带领刘**、周**、朱德、董必武、邓**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副总理、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遗体告别。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毛泽东一直都沉浸在无限的哀思之中，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首凄婉悲凉的悼念名篇：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有一天，毛泽东睡不着觉，就跟护士长吴旭君聊天。
　　吴旭君个子不高，生得玲珑秀丽。她是在上海解放时参加革命的。后来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结了婚。吴旭君不但负责毛泽东的医护保健，也兼管抄录整理毛泽东的诗词新作，有时也兼一点秘书工作。
　　毛泽东在聊天中，回忆起往事，谈起他母亲父亲的死，又说到了自己。他笑着说：
　　“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
　　毛泽东又掰着手指说：
　　“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12月20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
　　“第1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
　　出席会议的李四光听着周**的陈述，双眼流出了激动的热泪。
　　会议期间，工作人员找到李四光说：
　　“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
　　李四光来到北京厅门口，刚要迈步进门，发现毛泽东在里面，便歉意地说：
　　“主席，对不起，我走错了门。”
　　“没有走错，是我找你。”毛泽东起身走过去，紧紧地握着李四光的手。他还乐呵呵地开玩笑说：“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
　　李四光闻言一愣，心想主席怎么知道我会打太极拳呢？他连忙解释说：
　　“前几年动了手术，身体不太好，在杭州学过一阵太极拳，但打得不好。”
　　毛泽东见李四光一副认真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拉着他坐在沙发上，说：
　　“我说的是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
　　李四光顿时恍然大悟，也忍不住乐了。
　　12月21日，林克遵照毛泽东之嘱，给在西安的高智写信说：
　　“主席嘱我写信转告你，你前后几次的来信和两次送来的小米都收到了，谢谢你。他因工作忙，未能作复，望你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并向你问好！”
　　12月26日，是毛泽东70周岁的生日。这一天，毛远志与李敏相约来看望伯伯。李敏、孔令华带着儿子孔继宁还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回到爸爸家里。毛泽东一见毛远志就说：
　　“远志你来啦。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来，信也不写？你的头痛病好了吗？”
　　毛远志、李敏、孔令华和妹妹李讷围在老人身边，争先恐后地同老人说笑，同老人照相，有的昂着头，有的笑弯了腰，有的拉着老人的手，有的拽着老人的胳膊。孩子们的高兴劲儿，引得毛泽东也呵呵地笑着。
　　“主席哪去了，主席在哪里？”
　　江青声到人到，她走到毛泽东跟前说：
　　“我也照相，我也照相！”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员都提出要为毛泽东做70大寿，毛泽东说：
　　“这个封建习惯要改，大家都不做寿。你们知道，做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少了一岁，不如让他偷偷地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这多好啊！”
　　毛泽东诙谐的劝说，使工作人员们心悦诚服，做寿一事遂作罢。
　　毛泽东尽管不做寿，可老朋友们还是要聚一聚的。这天上午，他让秘书田家英给章士钊、程潜、王季范和叶恭绰4个人打电话，说是晚上请他们吃饭。这个邀请还附带了一个说明，田家英在电话里说：
　　“主席说很抱歉，今天不请夫人，但可以带一个子女。”
　　是日晚，章士钊带着女儿章含之，程潜带着大女儿，王季范带着孙女王海容，叶恭绰也带着女儿，先后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一一出门笑语相迎，握手寒暄。
　　在毛泽东邀请的这4位老人中，只有叶恭绰其人本传中尚未提及，有必要在这里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叶恭绰是广东番禺人，字玉甫，曾任北京国学馆馆长、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长。叶恭绰身材短小精悍，在书画方面造诣极深。他在1950年从香港回北京后，历任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常委。
　　程潜老人，身躯高大，白发苍苍。他出于对毛泽东的感激和尊崇，怀着激情写出了12首诗，亲自誊写装帧成册，由章士钊题写封面，赠给毛泽东做贺礼。这12首诗中其中一首题为：《毛泽东主席七十大寿祝诗》，是这样写的：
　　灵椿长寿不言寿，至德安仁亦利仁。道大为公天可则，物穷其极理皆真。
　　鵷鶵振翼鸮生妒，海若回潮水共亲。远届八荒齐拜手，堂堂赤制有传薪。
　　毛泽东同4位老人谈笑风生，评古论今。年轻人则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该吃晚饭了，毛泽东与客人及亲属和孩子们先后来到了餐厅。晚宴设了两桌，丰盛而不奢华，餐桌上摆满了豆豉、炒辣椒、熏鱼、腊肉、蔬菜等一些家乡菜。毛远志和李敏坐在老人这一桌。宾主大多是湖南人，他们操湘语，叙湘情，吃湘菜，频频举杯，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饭后，宾主来到客厅叙话。毛泽东见毛远志要走，便叫住了她：
　　“远志，你来。”
　　毛远志赶紧来到伯伯跟前，坐在他身边，听到老人鼻子有点不通气，便问：
　　“伯伯，你有点感冒吧？”
　　“这感冒呀，不发烧就不要紧的。”毛泽东吸吸鼻子，拍着侄女的手说：“人啊，随时都可能死。”
　　他见毛远志甚是诧异，便转换了话题，一连串地问毛远志：
　　“你今年多大了？”“还在中组部工作吗？”“现在几个孩子，都在那里？”“远新去看过你吗？”
　　毛远志一一做了回答，她见伯伯下身只穿了一条棉毛裤，就说：
　　“伯伯，你穿的少了。”
　　“我不冷，你摸摸我的手。”
　　毛远志摸着老人的手，果然是又暖又软。毛泽东望着坐得远远的章含之问道：
　　“含之同志已经当老师了？”
　　章含之告诉毛泽东说，她195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下放劳动1年，又读了2年研究生，1960年开始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已经3年了。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问道：
　　“那你多大了？”
　　章含之说，28岁。
　　毛泽东打趣地说：
　　“年纪不大，硬是个老师哩！”
　　众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问她：
　　“你教什么呀？”
　　“低年级的英语口笔语实践课，还准备高年级的英语文学史讲座。”
　　“你喜欢文学？”
　　“很喜欢。”
　　毛泽东哈哈大笑，连声说好。他又问道：
　　“章老师，你来教我读英文，行不行？”
　　章含之过去随父亲参加大型宴会，也和毛泽东握过手。但是这一次，她和毛泽东在只有十几个人的场合下，面对面地同毛泽东讲话，自然十分拘谨，还有点紧张。她见毛泽东这样问，连忙摇头说：
　　“主席，我哪里敢当您的老师啊！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哩！”
　　章含之见毛泽东不像是开玩笑，就恭恭敬敬地说：
　　“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教主席。”
　　毛泽东乐呵呵地说：
　　“怕什么嘛！我的水平很低。”
　　章含之还一个劲儿地说不行。章士钊马上插话说：
　　“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
　　毛泽东满意地说：
　　“那就好。”
　　这一天，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他最后又和大家一一合影留念。大家担心他太累了，请他坐着照，他说：
　　“站着好，不要紧。有时我不是站一两个小时吗？”
　　江青等毛泽东过完了生日，马上便去了上海。
　　原来，在柯庆施的倡导下，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于1963年12月25日已经在上海开始了，江青应邀到上海观看演出。这次活动一直延续到1964年1月22日才结束。
　　在此期间，江青观看了《智取威虎山》演出后，决定把话剧改编成京剧，并把演出任务交给了上海京剧院。
　　在上海京剧院排演《智取威虎山》的时候，江青说：
　　“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有缺点，我心里有本帐。《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有不革命的，甚至有反革命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地反对革命，至少是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就可以泡茶，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顶回去了。”
　　再说12月27日，分管军训工作的叶剑英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电报，推荐第12军1团2连连长郭兴福教学法。他在电报中写道：
　　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不仅适合于部队，而且适合于学校，不仅适合于步兵，而且适合于各军种、兵种”。
　　罗瑞卿把叶剑英的电报呈送给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在“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像小老虎一样”一行字下面，画了红杠杠。他还说：
　　“这一条我很感兴趣。”
　　罗瑞卿向毛泽东、林彪和各位军委副主席建议，搞一次全军比武。毛泽东、林彪和各位军委副主席都在罗瑞卿的报告上画了圈。
　　12月31日，毛泽东在周**访问非洲14国前转来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指示稿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3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它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毛泽东
　　1964年1月1日，江青召见北京京剧二团主要演员，给他们各送了1套《毛泽东选集》。
　　原来，江青在1963年秋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这出戏是根据新四军第6团“江南抗日义勇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西进，在江苏常熟县阳澄湖张家浜一带的斗争故事改编的。因为沪剧只限于沪、江、浙一带老百姓才能看懂，所以江青决定把《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这一回，江青把改编演出的任务交给了北京京剧二团。她对主要演员们说：
　　“要坚决按照沪剧原剧本改编，不能随意乱改。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京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
　　后来，江青在京剧二团排练时，特意到后台去见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她对赵燕侠说：
　　“我认识你赵燕侠，我看了你所有的戏，认定你能演好现代戏。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
　　江青还从上海调来了沪剧中饰演阿庆嫂的演员，专门辅导赵燕侠。
　　1月1日下午，毛泽东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李四光打电话说：
　　“李老，主席请你晚上7点半到怀仁堂一起观看现代豫剧《朝阳沟》。”
　　是日晚，李四光按时来到了怀仁堂休息厅。不一会儿，毛泽东来了，李四光迎上前去，同毛泽东紧紧握手。毛泽东要李四光坐在自己身边，一边看戏一边交谈。李四光简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石油地质工作的进展情况，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们两家（指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笔者注）有很大的功劳！”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拉着李四光登上舞台，与刘**、朱德、邓**等人一起同演员们合影留念。
　　1月3日，刘**召集文艺座谈会，中宣部和文艺界人士30多人参加了会议，邓**、彭真、周扬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周扬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他讲到了对毛泽东第一个批示的看法和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刘**、邓**、彭真也讲了话。他们几个人对文艺界状况的估计，与毛泽东在批示中的说法很不一致，他们没有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后来，毛泽东发现了他们的做法，指责了他们，明确指示不准这样做。
　　1月4日上午，章含之正在办公室里准备教案，突然接到毛泽东的外事秘书林克打来的电话。林克说：
　　“主席吩咐我给你打电话，说他同你讲好了，你教他英语。主席问你是否可以从这个星期天就开始。”
　　章含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支支吾吾地说：
　　“我以为主席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是真的。我一点准备也没有，万一教不好怎么办？”
　　林克在电话那一端说：
　　“你不要紧张，主席很和蔼，他想读点英文也是作为一种休息，你就放心地来吧。走中南海西门，我会关照门口警卫放行的。”
　　章含之晚上回到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还说自己紧张得要命，害怕教不好。章士钊很是高兴，他安慰女儿说：
　　“你大可不必紧张，我同主席数十年相知，主席很随和的。”
　　章士钊兴致勃勃地讲起他和毛泽东交往的一些趣事，还说毛泽东曾经要借他的书看，他要章含之带一套日文版的线装书《智囊》给毛泽东。章士钊一再叮嘱说：
　　“主席爱看，就留在主席那里好了。”
　　1月5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们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贪污、盗窃，做投机倒把，脱离群众。”“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但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
　　1月5日下午，章含之走进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一见章含之，就对她说：
　　“我请你当我老师，不要搞特殊化，你一般骑自行车来，天气不好时，我派车接送。不要用行老的汽车，那是配给他用的。”
　　章含之将父亲的《智囊》一书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爱不释手，说：
　　“就是它，等我看完就还。”
　　章含之说：
　　“爸爸说了，您爱看，就留在您这里好了。”
　　毛泽东连忙摆摆手，说：
　　“那可不行，借书嘛，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后来在几周后，毛泽东果然信守诺言，把《智囊》还给了章士钊，又换了另一套书。自此，毛泽东经常向章士钊借书看，章含之自然就成了毛泽东借书还书的交通员。
　　章含之每逢星期天下午4点，就到菊香书屋帮助毛泽东学习英语。毛泽东每次都是用1个小时的时间读完英语，然后让章含之陪他去院子里散步，然后邀请她和护士长吴旭君一起共进晚餐。
　　毛泽东和章含之散步时，谈话的内容很广泛。有一次，他问章含之说：
　　“你们学校教学生用什么教材？”
　　章含之回答说：
　　“大部分是文学性的题材，也有新闻、政论等内容。”
　　毛泽东说：
　　“我看应该以政治题材为主。”
　　章含之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二十几岁的她不知轻重，就说：
　　“还是应当以文学题材为主好！”
　　毛泽东和善地笑了，说：
　　“啊呀，你这个‘文学派’好顽固啊！”
　　“主席对中国文学如此渊博，写了那么多好诗词，好文章。学外文也应该一样多学一点文学啊！”
　　“好，好，我们妥协。七分政治三分文学，可不可以，我的章老师？”
　　“主席，我们把三和七倒过来，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好吗？”
　　毛泽东见章含之这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笑了起来，说：
　　“这个章老师好厉害，不让步，还蛮讲策略。我们可以休战，实践一段再看。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我认为要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你也不能老是钻在你那文学里面，政治还是很重要的。”
　　一天下午，毛泽东学完英语，在等待开饭前，靠在沙发上，点燃一根香烟，问章含之说：
　　“你和你的父亲，我的老朋友章行老关系怎么样啊？”
　　章含之不加思索地说：
　　“生活上我们是一家人，我平时住在学校，周末回家。不过政治上，我们走的是两条路。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要同他划清界限。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
　　毛泽东闻听此言，忽地坐直了身子，有些惊讶地注视着章含之，大声说：
　　“啊呀！这么严重啊！还要划清界限？”
　　“是的，入党的时候，党组织再三这样教育的。”
　　毛泽东望着章含之，认真地问：
　　“你什么时候加入党的？”
　　“1957年1月。”
　　“啊呀！了不得啊！我的章老师硬是我党的老党员喽！”
　　章含之忙说：
　　“主席开我玩笑，我这个大学毕业才入党的知识分子党员，哪里敢称是老党员？”
　　毛泽东虽然看出章含之已经面有窘色，但他还是很严肃地说：
　　“你既然是个党员，你就要懂得怎样对待行老。你加入了共产党，我高兴。章行老的女儿1957年就参加了共产党，这是共产党挖了行老墙角，不过这是指的思想。他的后代也跟共产党走了，其实行老也高兴，他知道你跟共产党走有出息，把女儿交给共产党他放心。”
　　毛泽东深深地吸着烟，接着说：
　　“你要知道，我高兴你参加共产党并不是要你去造行老的反，去和他斗争。你要好好了解行老的一生，要代表共产党去照顾他、爱护他、团结他。你是你们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硬是党代表哩！你如果不正确对待行老，他会对共产党有意见，认为是我们把他的女儿拉走了。”
　　他见章含之一言不发，态度就和缓了一些，微笑着问：
　　“你说要同行老划清界限，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听，划清什么界限哪？”
　　章含之顺口就说：
　　“他当过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教育总长，反对学生运动，鲁迅先生在很多文章里都骂过他。后来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错，1949年他是代表国民党来同共产党谈判的。我在中学上语文课时，老师在台上讲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都点名批判他。同学们偷偷地拿讥讽的眼光看我，我坐在课堂里可真是如坐针毡。”
　　毛泽东听着章含之数说着她父亲的历史，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问道：
　　“就为这个？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和谈。我现在考考你，你知道多少行老的革命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
　　章含之一下子楞住了，睁大眼睛想了半天才说：
　　“自然，他是主席的朋友。”
　　毛泽东显然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他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
　　“我的朋友也有反动的呢！不过行老不是。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你知不知道他青年时期反对满清王朝的历史？他很激进呢！你知不知道《苏报》案？要讲再近一点，你知不知道他对共产党的帮助？”
　　章含之老老实实地摇摇头。此时，她面对毛泽东这位伟人，才忽然意识到，自己除了读过鲁迅的文章，还从来没有问过、寻过、读过父亲的生平，对父亲的了解竟然如一张白纸。毛泽东没有让章含之太难堪，接着说道：
　　“你要批判你父亲，可是连他的历史还没搞清楚，怎么批判呢？行老一生做的好事很多。他当然不是唯物主义者，我在成为共产党之前也不是嘛，我曾经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才相信共产主义。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你父亲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架出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
　　毛泽东见章含之惭愧地低头不语，点燃了一支烟，笑着说：
　　“至于和鲁迅打架，你也不要太认真。打架嘛，总会言过其实。行老年轻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他为《苏报》案坐过牢，流亡日本，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你作为小辈应该知道。”
　　毛泽东问章含之知不知道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章含之说不知道。于是，毛泽东耐心地给她讲述了《苏报》案故事，然后问道：
　　“难道那时的行老不是革命派吗？
　　毛泽东接着又给章含之讲述了他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章士钊劝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故事。他说：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行老是共产党的朋友吗？你参加了共产党就是背叛了你父亲的阶级，但是你要团结他，替共产党照顾好他才对。”
　　章含之听了毛泽东的一番教导，使她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但她心里还有一个秘密，就是她的身世之谜，她泪流满面地告诉毛泽东，自己并不是章士钊的亲生女儿，而是在出生8个月时被章士钊收养的。毛泽东听了章含之的讲述，开导她说：
　　“你不要把这种血缘关系看得太重。你的生身母亲虽然生了你，却没有抚养你。你们只不过是血缘关系，她只不过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而行老夫妇不仅抚养你，还培养你**，使你今天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是比血缘重要得多的人和人的关系，你应当把他们真正当做自己的父母才对。”
　　章含之后来深情地回忆说：“正是毛主席这些孜孜不倦的教导，融化了压在我心头的冰山，使我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我们父女之间的隔阂从那时起才逐渐冰释，有了父亲在晚年间父女温暖信赖的气氛。抚今追昔，我所以能够还不自愧，心底里还总有个曾经存在的家，也是全赖主席当年的一片苦心。”
　　有一天，毛泽东读完英文之后，像往常一样，要章含之陪他在寒风中散步。毛泽东体格康健，不戴围巾、帽子，章含之却是“全副武装”还觉得冷。毛泽东突然问章含之：
　　“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完呢？”
　　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在和她开玩笑，就笑嘻嘻地说：
　　“主席欠债？从来没有听父亲讲过。要是主席欠债，我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
　　毛泽东却很认真地说：
　　“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是我见到你才想起来了，早该还了！”
　　于是，毛泽东就把他在1920年为湖南的革命运动和一部分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钱款，他找到正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会议的广州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请章士钊帮忙，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去欧州勤工俭学筹款。章士钊发动各界名流捐款，一共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讲完了故事，笑着对章含之说：
　　“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了欧州。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去了！”
　　章含之像听一个传奇故事，她惊讶地说：
　　“真有这样的事！”
　　毛泽东点点头，认真地说：
　　“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10年还完2万。”
　　章含之回到家里，把毛泽东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章士钊，章士钊哈哈大笑，说：
　　“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正是：人生七十不算老，国有疑难待推敲。
　　　　　毛公生来多趣事，忙里偷闲亦英豪。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还债，请看下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和章含之的谈话很有一读的必要。他的那些话，一方面可以作为他在建立新中国时不是采取清一色、而是广泛地把那些有影响的各界著名人士吸收到新政权之中的一个很好的注脚。一方面也为后人在对待历史、评价人物、待人处事方面树立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好榜样。可以说，和那些类似白开水或者是一根筋似的历史人物相比，毛泽东就是那甘甜醇香浓郁的茅台酒。读他的故事，品他的话语，使人有回味无穷之感。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13
第313章
　　“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种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
话说1964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1月7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西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毛泽东还谈到了《人民日报》的问题，他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两个版，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
　　他在谈到历史人物时说：
　　“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
　　1月11日，加纳共和国发生了政变，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受伤。
　　中国为了支持加纳人民的民族斗争，由周**和陈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按照中加以前的约定，如期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访问。
　　周**、陈毅前往奥苏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总统，只见打着绷带的恩克鲁玛飞速地迎出城堡门外，与周**、陈毅等人紧紧拥抱。
　　周**向恩克鲁玛总统递交了毛泽东写给他的慰问。只见毛泽东写的是：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非洲各国的人民领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暗害阴谋活动表明：他们是不甘心在非洲的失败的，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非洲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进步事业。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和进步而奋斗。
　　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祝加纳共和国在阁下的领导下，在各方面取得新的成就。祝非洲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胜利前进。再一次向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周**对恩克鲁玛说：
　　“我要对总统阁下最近遇刺表示关心。毛主席给阁下发的慰问电，今天已经广播。”
　　恩克鲁玛紧紧握着周**的手说：
　　“感谢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刻，送来中国朋友最大的关怀和支持！”
　　恩克鲁玛设宴招待周**一行，他说：
　　“我以本人的名义并代表加纳人民欢迎你们。我们加纳人钦佩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革命以来在毛泽东——诗人、哲学家、战士和政治家——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1月12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他说：
　　“目前巴拿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伟大的爱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的正义行动。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不仅对巴拿马人民犯了严重的侵略罪行，精心一意地策划扼杀社会主义的古巴，而且一直在掠夺和压迫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镇压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在亚洲，美帝国主义霸占着中国的台湾，把朝鲜南部和越南南部变作它的殖民地，对日本实行控制和半军事占领，破坏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阴谋颠覆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亚洲其它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它最近又决定把美国舰队派到印度洋，威胁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在非洲，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代替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掠夺和奴役非洲各国人民，破坏和扑灭民族解放运动。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
　　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1月16日，陆定一和周扬等人鉴于江青的质问和刘**的不表态，他们在发出《关于会演推迟进行的通知》中，悄悄地删去了原通知中关于近百年史的内容，作了一个没有更正的更正。
　　1月17日下午4时，毛泽东邀请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籍专家柯弗兰、爱德乐和中国籍专家爱泼斯坦及李敦白到中南海家中做客。他在和客人们的谈话中，回忆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发展过程和在延安度过的岁月。他说：
　　“革命者并不一开始就是革命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反动派杀了很多人民。”“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他又对斯特朗说：
　　“你离开我们后，以及我们离开延安后，国内外的一些朋友，以为我们一切都完了。你知道，任何反动势力，不管有多么强大，我们都没有害怕的必要。因为，他们一定会分裂。”
　　毛泽东接着问客人们：
　　“现在，在外交上遇到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个是，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第二个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3次世界大战？有人说是。”
　　爱得乐回答说：
　　“关于美国到底主要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这个问题，美国报刊自己是这样说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
　　毛泽东说：
　　“他们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过这样的话。但是，美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他们也看不起你们和其他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外国同志，认为你们不过是些知识分子，只会吵吵闹闹，在《北京周报》或广播电台工作而已。他们看不起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有利。不过，他们也在注意我们，美国驻东京的记者罗德里克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的。
　　无论如何，苏联还是一个大工业国，是两大核强国之一。中国除了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都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的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关于美国是否在准备打第3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过，现在也还是那样看。可以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世界战争的。第1次世界大战是如此，第2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来说，是10个手指按住了10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你们不信，你们自己张开10个手指去抓抓跳蚤试试。”
　　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毛泽东接着谈到了中苏关系，他说：
　　“至于战争会不会来自苏联？”“不怕他们，他们有核牙齿，我们有手榴弹。他怕得很。苏联不敢打仗，打起来，苏联的老百姓不干。”
　　“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但是从那时到1958年上半年，我们是采取帮助他的态度，因为我们当时考虑苏联人民要换一个领袖是不容易的。后来在1958年发生了海军基地问题。那年赫鲁晓夫来过北京一次。为什么来呢？苏联驻华大使同我们谈海军基地问题谈翻了，赫鲁晓夫只好自己来收拾。我对他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他说，‘那你做什么呢？’我说，‘我上山打游击。’他说，‘打游击没有用。’我说，‘你把我的鼻子都塞住了，我不去打游击怎么办？’
　　然后就是1959年的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在访美前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表示‘中立’。访美后，他又到北京来了。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对待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另外，他还要我们放那时关在监狱里的四五个美国犯人。两个问题都没谈成，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对我说过，你这次去北京一定是白跑!’
　　从苏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我们比较被动。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转入了反攻，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到了天条！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他们那些清规戒律，可不能完全服从！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可是他们偏偏怕我们的‘空话’。口里说我们讲的是空话，实际上把它当成瘟疫，封锁得那么厉害，甚至把过去用来干扰**的电台也用来干扰我们的广播。
　　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紧张得很。我去年3月间对苏联大使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应该批评，就放手批评好了。他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我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不死人，第二天不会塌下来，第三山上地上草木照样长，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第五河里的鱼照样游。不信，你到河边去看看。他们最近的来信还引了我的一段话。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双方都能接受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
　　在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它的个人武器。”
　　毛泽东在谈到共产主义时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不是任何反对派、任何政治斗争、任何社会革命都没有了呢？我就不相信。人们总要分化成先进、中间和落后3部分，由先进分子来做政治工作，总是必要的。”
　　斯特朗对毛泽东的观点大为赞赏，她说：
　　“不然的话，生活就会变得非常枯燥无味了。”
　　毛泽东笑道：
　　“是的，不然的话，象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
　　中午，毛泽东与客人们共进午餐。午餐结束后，毛泽东送客人们上车。他对斯特朗说：
　　“祝贺你编写《中国通讯》成功，没有你，我们无法工作。”
　　毛泽东建议康生安排有关部门把《中国通讯》翻译成其它文字。
　　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人民日报》以《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为题，专门发表了毛泽东谈话中的部分内容，主要有：
　　“无论如何，中国除了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据统计，从苏共二十大以来，苏共主席团的老人已换得剩不了几个。这个现象说明那里不稳定。”
　　“实际上，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13个国家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1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反美爱国斗争的谈话，他说：
　　“日本人民在1月26日举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人士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从日本滚出去，从西太平洋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和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州和大洋洲滚出去，从一切受它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地方滚出去？”
　　1月27日这一天，中国和法国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中法两国建交，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
　　1月28日，毛泽东接见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和阿尔及利亚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毛泽东向他们详细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斗争经验。
　　1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七评”1月28日稿时，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一句话：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
　　他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又加写了一句话：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1月30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
　　这一天，毛泽东又会见了法国议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第二，就是使两国互相往来。”“还有一条我们跟你们是共同的，什么三国条约，我们不参加。那是一种欺骗、讹诈，是压我们的，只许他们有，不许我们有。事先我们两国并没有交换过意见，你们不参加，我们也没有参加。”
　　1964年2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增加学术文章、请求中央增调学术理论工作干部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同志：
　　《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
　　　　　　　　　　　　　　　　　　　　　　　　　　毛泽东
　　邓**按照毛泽东的批示，主持书记处讨论决定，责成中宣部和中组部帮助《人民日报》增调干部。《人民日报》也着手开辟《学术研究》专刊。
　　2月3日晚，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迎春晚会，演出的节目因为“革命气息不浓，庸俗低级”，受到批评指责。
　　2月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的文章“七评”，题目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2月4日晚，毛泽东兴之所至，提起毛笔龙飞凤舞地书写出了唐人王昌龄的《从军行》之一：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一幅作品不只是直抒胸臆，而且是笔画如钩，出神入化，气象森严，惊心动魄，不失为难得的书法精品。
　　2月5日，甘泗淇上将60岁生日刚过两个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匆匆离开了与他相依为命30年的少将妻子李贞，和他们共同抚养的20多个烈士遗孤。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通知》传达了石油工业部总结归纳的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这个经验是：
　　1、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2、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3、现代化企业要认真搞群众运动。4、认真做好基础工作，狠抓基层建设。5、领导干部亲临前线，一切为了生产。6、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7、培养—个好作风。8、全面关心职工生活。9、全面地学习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
　　毛泽东在这个《通知》上特意加了一段话，他写道；
　　“大庆石油工业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他们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系统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把政治思想工作、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作做活了，把事情做活了，它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重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作参考。”
　　《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号召全国学习大庆，学习“铁人”王进喜。
　　王进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1960年他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任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大庆石油钻井指挥部副指挥。王进喜以“宁愿少活20年、拚命也要拿下大庆油田”的革命精神，率领全队，人拉肩扛，提前开钻，打出了大庆第一口喷油井，被誉为“铁人”。王进喜的革命精神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困难面前的英雄气概，也反映了在60年代初期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风貌。这是毛泽东所需要的时代精神。王进喜的事迹，极大地振奋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先后涌现了大批像王进喜那样顶住困难的“铁人”。
　　2月6日，北京雪后初晴，地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3位科学家。
　　竺可桢，中国近代气象学的开创者之一，一代气象学、地理学宗师。他于1890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10年赴美留学，1918年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国，开始从事教育、科研事业。抗战胜利后，竺可桢送爱女竺梅奔赴解放区。1949年9月，他作为教育界代表自上海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根据他的建议，将“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作为第43条，写入了《共同纲领》。10月1日，竺可桢作为政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10月间，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且说竺可桢被工作人员引入毛泽东的卧室，正在看书的毛泽东亲热地招呼他坐下，话题便从竺可桢1963年发表的研究成果谈起。毛泽东说：
　　“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读了你写的关于中国气候特点的论文后，觉得也该管天。‘八字’以外还可以加‘光’（日光）和‘气’（气候）两字，你应多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竺可桢十分感动，连连点头，他说：
　　“我不会辜负主席的期望。”
　　接着，他们谈起了碳水化合物合成的经过，对太阳辐射、温度、雨量和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进行了分析。说话间，李四光、钱学森先后也来到了，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李四光、钱学森的工作和身体状况，尔后仰靠在沙发上，对钱学森说：
　　“我们搞原子弹也有成绩呵！”
　　钱学森微笑着答道：
　　“我有所闻。”
　　“恐怕不只是有所闻吧？”
　　“原子弹我实际上是只有所闻，我是搞运载工具的。”
　　“是的，你们搞了个1000公里的，将来再搞个2000公里的，就差不多了吧。”
　　“美帝在东南亚新月形包围圈上的有些基地，有2800公里的距离。”
　　“那可以到夏威夷了吧？”
　　毛泽东关切地问。钱学森回答说：
　　“夏威夷的更远了，不止4000公里。”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轻轻用手拍着沙发扶手，说：
　　“总要搞防御、搞山洞、钻进去，地下就不怕了。”
　　钱学森说：
　　“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小组，准备研究一下弹道导弹的方法和技术途径。看来第3个五年计划中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
　　毛泽东抿了一口茶，看了钱学森一眼，说道：
　　“有矛必有盾，你们要集中些人研究这个问题。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出来的。”
　　毛泽东与科学家们接着谈到了地球形成之初的情况，煤和石油的演变过程，动植物如何进化；又从造山运动和冰川作用谈到了地质年代和历代气候的的变迁。毛泽东最后还讲了宏观和微观世界，电子和反电子的辩证法。谈话一直到3点多才结束，意犹未尽的毛泽东把3位科学家送到门口，叮嘱他们说：
　　“如有新著，请及时送我一阅。”
　　事后，李四光对家人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现象，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他的卧室里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
　　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
　　《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题目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社论中说：大寨大队原是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自从走上合作化道路以后，大寨大队的社员闸坝垒堰，把山沟淤成良田，把坡地修成水平梯田，粮食亩产由解放前的100多斤增加到700多斤。
　　社论中还说，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要学习他们的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学习他们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已、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他们永远前进并且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
　　社论要求每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同时，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经验。
　　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个运动的开展，是和毛泽东的影响分不开的。
　　2月间，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正式出版发行。毛泽东颇有兴致地又看了一遍，他说：
　　“这本书改得不错嘛！”
　　2月13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下午3时，毛泽东亲自主持了春节座谈会，他在谈话中说：
　　“学制可以缩短。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20个题，学生能答出10题，答的好，其中有的答的很好，有创见，可以打100分；20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建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搞试点。
　　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提到要关心溥仪，他说：
　　“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面的老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
　　毛泽东扭头对坐在右侧的章士钊说：
　　“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章士钊说：
　　“宣统的叔叔载涛的生活也困难。”
　　毛泽东说：
　　“我知道他，去德国留过学，当过清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现在是军委马政局的顾问。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章士钊又把载涛的一个小故事告诉给毛泽东，他说：在一次会议上，载涛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北房东南角塌了个大窟窿，让他赶快回家张罗修房。载涛放下电话，向主持会议的领导请假，大家问他出了什么事？载涛风趣地说：“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能修得起啊！”载涛说的虽然是玩笑话，可他也确有隐情。他的工资按说不算低，但他是大家庭，人多嘴多，可能一时掏不出修房的钱来。
　　毛泽东听章士钊如此一讲，便说道：
　　“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
　　他还对章士钊说：
　　“共产党不会忘记为他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我经手借你两万元，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现在，我有稿费可以‘还债’了。”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立即从他的稿费中拨出两笔款项，请章士钊分别送到西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家和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家。溥仪激动地说：
　　“毛主席的盛情可领，钱我们不能收。因为《我的前半生》刚刚出版，也将有一笔稿酬收入，生活并不困难。”
　　溥仪又转对妻子李淑贤说：
　　“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好吗？靠劳动吃饭，就是幸福。”
　　李淑贤点头表示赞同。经章士钊一再劝说，溥仪方才把钱收了。
　　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派徐秘书给章士钊送上“还债”的第一个2000元。并让他捎话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
　　章士钊接到毛泽东送来的这一笔钱，他坐立不安了。思前想后，他要章含之转告毛泽东说：
　　“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我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因此不能收此厚赠。”
　　毛泽东听了章含之的传话，微笑着说：
　　“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帐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他还对章含之说：
　　“过了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不过我不好剥削你，我们交换。你教我英语，我教你读《史记》。你到书店去买一套普通版的《史记》带上，不要用行老的，他的书都是好版本，可惜了。”
　　毛泽东说，过了初五就启程，坐火车到江苏、浙江等地。
　　章含之回到家中，将毛泽东坚持要还钱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章士钊非常激动，他说：
　　“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收下主席的这一片诚意了。”
　　从这以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总要派一位秘书送2000元人民币到章士钊家。
　　正月初三下午，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叫章含之到菊香书屋去。毛泽东遗憾地对章含之说：
　　“我暂时离不开北京了，旅行只好推迟。”
　　章含之觉察到毛泽东的神情不如过去轻松，不知道有什么大事使他不能脱身，但也不好细问。
　　不久，章含之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准备组织一部分师生参加北京郊区的“小四清”，章含之问毛泽东说：
　　“主席要学英语，我是否可以向学校请假？”
　　毛泽东摆摆手，说：
　　“不要请假，你去参加‘四清’吧，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
　　春节期间，回到菊香书屋的毛远新告诉伯伯说，他在寒假期间，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感到对四清的两个文件的理解不如农民深刻。毛泽东说：
　　“你回去告诉你的政委，就说是我说的，今后你们每年都应该到农村去一次，这样很有好处。”
　　毛泽东认为，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参加社会实践，到工厂、农村，接触工农群众，参加一定的劳动，能增长才干，增加知识，转变思想感情，应当提倡。
　　2月29日，毛泽东在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的谈话中，批评中共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在农村工作方面，有人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还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
　　毛泽东在谈到“七评”一文的写作过程时说：
　　“‘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18次，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后来吴冷西在回忆中也说过：“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
　　此后在2、3月间，中央组织部按着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指示精神，召开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座谈会，研究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的问题，提出了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8条具体措施。
　　196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答复赫鲁晓夫的信件。信件的暑期是1964年2月29日。
　　前边已经说过，署名、暑期赫鲁晓夫1963年11月29日给毛泽东的求和信，是由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在1963年12月3日送达的。
　　毛泽东的答复信措辞严厉，实际上是论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答复信的最后部分，对赫鲁晓夫停止公开论战的要求，提出了4点建议，其中一点是于1964年10月10日到1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
　　3月7日，苏共中央复信给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答复信逐条批驳，指责中共“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
　　复信中同意在北京进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10月提前到5月。
　　就在这个时候，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了北京，希望对中苏关系做一些调解。毛泽东等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作了一些解释。
　　3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3月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16期上，就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意见的来信，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刘、邓、彭阅后，请尚昆办。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理局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3分。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3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毛泽东
　　这个批示下达后，有一些地方开始进行了教学改革的试点工作。
　　3月18日，毛泽东给数学家华罗庚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华罗庚在读了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无情地解剖了自己的思想，决心努力进行自我改造。在给毛泽东的信和诗中，他充分表达了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在走向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自觉改造世界观的真诚愿望和坚定决心：
　　　　森森白骨堆中，是俺身生所在。皮囊纵然万般改，积垢依然深埋。
　　　　妖风易受蛊惑，风起障目尘埃。勤学毛著脱旧胎，才能入得门来。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华罗庚先生：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粛此。
　　　　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华罗庚读了毛泽东的复信，异常激动，他逢人便说：“毛主席亲自写信教导我，要我树雄心，立壮志，绝旧缘，走新路。”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这一年华罗庚写出了著名的《统筹方法平话》。后来，他还到西南某工地推广“统筹方法”。
　　3月17日，毛泽东为“八评”写了一段开篇语，他写道：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后来，康生、吴冷西及写作班子其他成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的末尾增加了两段文字：
　　“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机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他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
　　3月19日，毛泽东翻阅了中共中央联络部的1份文件，上面载有苏共中央1964年2月12日给印尼共产党中央的一封信。他在文件上批示道：
　　江青阅。这件很早的文件，仍可以一阅。虚声恫吓，毫无办法，苏修已走入一个死胡同。
　　　　　　　　　　　　　　　　　　　　　　　　　　毛泽东
　　3月21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稿。
　　吴冷西趁机汇报了《人民日报》筹备《学术研究》专刊的情况。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要抓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
　　毛泽东问到史学方面的情况，吴冷西说：
　　“史学方面的争论颇多。”
　　毛泽东说：
　　“不要怕争论，把争论双方的意见都发表出来，让大家讨论。不少学术问题争论多年，还得不出各方一致同意的结论。”
　　大概就是在此后不久，毛泽东写出了《贺新郎•读史》,其词云：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是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硚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3月22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中写道：
　　“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做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
　　3月24日，毛泽东听取了薄一波、谭震林的工作汇报，他在谈话中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做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上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
　　2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讲到了老粗和知识分子问题，他说：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3月下旬，中宣部召开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和支部书记会议，讨论迎春晚会文艺节目低级庸俗的问题，决定在文联和各协会干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运动。
　　后来从4月开始，全国文联、作家协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开展了整风学习。
　　3月2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工作。
　　3月28日，毛泽东途径河北邯郸，在这里停留了两天，召集山西、河北两省负责人及河北省5个地委的负责人开“四清”工作座谈会。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说，山西全省从去年12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前十条”、“后十条”，在点上的公社里正在搞“四清”试点。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
　　陶鲁笳回答后，毛泽东嘱咐他说：
　　“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有人汇报说：
　　“教授下乡搞四清，他们说自己什么也不懂。”
　　毛泽东想起毛远新说他自己对四清文件的理解不如农民深的话，便插话说：
　　“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有人汇报到一些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说：
　　“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前十条’、‘后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成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
　　陶鲁笳在汇报中介绍了陈永贵的经验，说他们在依靠政治挂帅、防止出现高工分阶层问题上，解决得好，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毛泽东问道：
　　“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
　　3月30日，毛泽东抵达郑州，这一天和4月1日，他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先后开了两个下午的会，座谈“四清”问题。他在听取汇报中插话说：
　　“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地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能滑过去。两年不行搞3年，3年不行搞4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3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八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带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言辞也愈加尖锐。
　　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到了武昌。
　　这天下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湖北这一年计划50%的社队要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他说：
　　“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程？”
　　4月3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社论。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中写道：“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
　　面对苏共采取的使论战升级的这一步骤，毛泽东决定，一面继续写“九评”予以反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绝妙的一个措施，就是给赫鲁晓夫发一个70寿辰的贺电。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越要**，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态度。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
　　4月9日，刘**在接见一个外国文化代表团的时候，公开了他和毛泽东在文艺上的不同观点。他说：
　　“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要搞，也要演出。不演出不是我们的方针，不能绝对化。中国资本主义的，我们叫新民主主义时代的音乐、小说、诗歌、戏剧，在艺术水平上讲，不如封建时期的高，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这话刚刚传下来的时候，吴晗和夏衍等人都非常高兴。他们说：还是刘主席说得比较客观。当他们正要准备新的活动时，又传下来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
　　“刘**讲的算放屁，他懂得什么艺术和政治，完全是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张目。”
　　这样一来，文化部的人又不敢动了。
　　4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召集邓**、康生、吴冷西开会，讨论给赫鲁晓夫贺电稿的修改及其它问题。他首先说道：
　　“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种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提出了4点意见：1、贺电中不必多谈分歧和争论；要点出一个意思：尽管我们有分歧，但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2、在报刊上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3、对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的复信修改后再发。到时候可以把去年11月29日的来信一直到我们这次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来往的信件，全部公开发表。4、继续写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九评”、“十评”要抓紧，今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
　　4月15日，毛泽东接见了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4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刘**、朱德、周**联名签署的给赫鲁晓夫70寿辰的贺电。
　　此前，毛泽东特意嘱咐，贺电发出以后，一段时间内不要发反修文章，以示和解。
　　欲知毛泽东后来又有何重要活动，且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请读者诸君细细琢磨一下毛泽东在解释他为什么要提议给赫鲁晓夫写祝寿贺电的那一段话，因为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又一个不可忽视的预言。不久，在苏联高端发生的反赫鲁晓夫政变以及后来苏联新领导人对华的态度和政策，无不证明了毛公那神奇的远见卓识和他那惊人的预见性，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14
第314章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汇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
话说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为了贯彻和配合毛泽东在工业战线掀起的学大庆群众运动，发表了记者袁木、范荣康合写的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通讯中报道了大庆人吃大苦、耐大劳，为让祖国抛掉贫油帽子而忘我拼搏的感人事迹：大庆工人以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夜干和白天干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一个样）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会战中，创造出了以革命加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的铁人精神。大庆工人仅仅用3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建成了高产、稳产的大庆油田。国家投资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
　　《人民日报》还在《编后话》中写道：
　　“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大庆人，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就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这种精神，这种人，正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
　　此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大庆油田的报道。
　　4月23日晨，毛泽东抵达杭州。
　　4月23日这一天，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胡乔木自1961年8月向毛泽东请长假休养以来，已经很少和毛泽东联系了。他在这一天的信中写道：
　　主席：
　　前几天，我在政治研究室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一本在太行山出版的《抗大五周年纪念刊》，里面第一篇就是您写的纪念抗大3周年的文章。一下子读完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因为这篇文章言简意赅，风骨劲拔，使千载以下人读之，犹觉虎虎有生气。特别有意义的还是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自然是说在您的文章中，并且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为限）“三八作风”中的3句话。反动派愈反对我们，愈足以表明我们之正确光荣，这个提法似乎也首见于此。此外，这篇文章对目前的青年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也很有益。全国都要学解放军，全国的学校都要学抗大，学它的革命性，进步性和艰苦奋斗而又生动活泼的朝气。为此，我要我的秘书把这篇文章抄了一份送给您，请您看看，考虑一下可否收入《毛主席著作宣读》？文中用铅笔画的字和符号是我写的，大部分是为了与全书体例一致，仅供您参考。又，这篇文章曾被编入《毛泽东同志论教育》一书（35——37页），但似并未发生多少影响。
　　敬祝您的健康，并向江青同志问好。
　　　　　　　　　　　　　　　　　　　　　　　　　　胡乔木
　　胡乔木这封信是他发给毛泽东的第一个重要信息，表明他已经可以工作了。可是，不知是因为毛泽东并没有像他认为的那么重要，能“使千载以下人读之，犹觉虎虎有生气”？还是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要他做“一二三年”养病的长期打算？所以，他的这一封信，最终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4月24日，毛泽东看了3月4日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资料处编印的《会议简报》第一期。他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道：
　　汪东兴、林克阅后，送江青。江青阅后，送**、**、**、彭真、定一。阅后，退毛。
　　这是一批好材料，易看，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看了大有益处。这个问题要在5月会议一谈。
　　　　　　　　　　　　　　　　　　　　　　　　　　毛泽东
　　4月26日，毛泽东会见了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
　　4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以及《真理报》配发的**社论。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说：“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
　　4月28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霍士廉、林乎加、谢富治等人的汇报。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搞得慢一些，是全国最慢的。毛泽东说：
　　“那不要紧。你们经验不足，‘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
　　林乎加感觉“六十条”对社办企业劳力的投入限制有问题，他问过两年是否修改一下。毛泽东说道：
　　“是否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有了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
　　1964年5月1日，毛泽东在杭州渡过了“五一”节。
　　5月2日，毛泽东到了上海。
　　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信件的日期署的是5月7日。《人民日报》同时还全文刊登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其它6封来往信件。
　　中共中央5月7日的复信，是经过毛泽东作了重大修改的。在信中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关于两党会谈及国际会议的时间问题、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问题这3个要点中，后两个要点都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他在复信的末尾还写道：
　　“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
　　尔后，毛泽东又写了一个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的批语，他写的是：
　　“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
　　毛泽东的预言果然又一次应验了，这个会后来还真的没有开成。
　　5月9日这一天，林彪听取了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钟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关于全军第3届文艺汇演情况的汇报后，他对军队的文艺工作做出了指示，他说：
　　“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它是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形象地、通俗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具。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要大抓创作。有了好的创作，文艺才能起到教育人民和鼓舞士气的作用，才能起到改造人的作用，才能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才能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
　　林彪发出这一指示的时间，仅仅离刘**对外宾讲“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要搞也要演出”这些话，只有1个月。
　　据肖华后来回忆说：“那时，江青和林彪、叶群之间来往比较多，江青给林彪出了许多的点子，包括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林彪对江青的这些建议是计听言从的，他没有理由不听呀。那时林彪毕竟还没有爬到最高峰嘛。”
　　5月10日，毛泽东离开上海北返，一路上先后在南京、蚌埠、济南、天津连续听取了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3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
　　原来在5月9日，毛泽东接到北京的电话说，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要给他汇报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的第3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毛泽东就让他们在中途上了专列。
　　李富春等人汇报了第3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把农业和国防比做两个“拳头”。把基础工业比做一个“屁股”，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它方面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强工业。
　　针对上建设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毛泽东说：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问题，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它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
　　李富春等人汇报到依靠贫下中农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
　　“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在谈到如何划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
　　“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份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份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给了大家。”
　　毛泽东最后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4条标准，他说：
　　“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5月14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5月15日，毛泽东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5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制定以战备为中心的第3个五年计划，一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这次会议一直开到6月17日才结束。
　　5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第三线建设问题。
　　5月28日，毛泽东与参加扩大会议的各中央局负责人谈计划问题时说：
　　“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出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
　　“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
　　在这一年的春末夏初，章含之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按原计划参加了“四清”运动。后来，她又去了菊香书屋几次，看到毛泽东是越来越忙了，学习英语的情绪也不如过去那样安逸轻松了。终于有一天，毛泽东在学完英语后对她说：
　　“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上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
　　章含之忙说：
　　“主席事情多就不要再学了。”
　　自此以后，章含之在6年的时间里，就没有机会再见到毛泽东。
　　1964年6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智利客人，他在谈话中说：
　　“溥仪现在在全国政协搞文史资料工作，他自由了，可以到处跑了。过去当皇帝他好不自由。过去当皇帝时他不敢到处跑，是怕人民反对他，也怕丧失自己的尊严。当皇帝到处跑怎么行？可见人是可以改变的。”
　　6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会议简报上给吴冷西写了一段批语，他写道：
　　冷西同志：
　　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时间内，在北京地区或天津近郊去蹲点，至少5个月。家里工作可以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就作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另一个冬春，在城市参加“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
　　　　　　　　　　　　　　　　　　　　　　　　　　毛泽东
　　6月4日，毛泽东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6月2日编印的《工作通讯》第131期。这一期通讯刊载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在1964年5月9日听取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钟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关于全军第3届文艺汇演情况汇报的消息及林彪对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他对林彪的那个谈话非常感兴趣，就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江青阅。并于6月5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
　　　　　　　　　　　　　　　　　　　　　　　　　　毛泽东
　　6月5日，中央文化部举办的由21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幕。
　　周**在会演开始前夕，以书面形式指示文化部说：
　　“这次观摩演出和领导小组，应该邀请康生和江青两同志为顾问。”
　　彭真为此对陆定一、周扬说：
　　“堂堂的一个北京市千万不要让江青给指挥了，我们北京市还是有人才的嘛。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京剧改革的旗帜夺回来。”
　　陆定一和周扬及彭真等人研究后，准备在顾问里加上田汉、阳翰生、老舍、马连良、焦隐菊、陈云卫等人。后来不知道是谁报告了周**，周**立即打来了电话，他严厉地说：
　　“这次演出的顾问必须是康生和江青同志，这是报告了毛主席的，你们要是不经请示乱加人，要小心后果！”
　　这一来，彭真只好对陆定一说：
　　“算了算了，就按照总理的指示办吧，我们只要在整体工作上加强领导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把会演的整体方向把握好，不要出其他的政治问题和艺术上偏差。”
　　就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开幕前一天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时，还说：
　　“我们一向主张‘两条腿走路’，就是既要大力提倡演现代戏，又要整理、加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
　　再说6月5日这一天，齐燕铭主持了现代戏观摩大会开幕式，由沈雁冰在大会上致了开幕词。
　　这次观摩大会盛况空前，有29个剧团计2000多人参加了演出，先后上演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37个剧目。
　　此前，江青和周扬、林默涵等人之间，在戏剧改革方面发生了不少矛盾。
　　早在1963年，周扬和林默涵在中国戏曲研究院组织了一个试验剧团，江青指示他们要移植豫剧《朝阳沟》，并说一定要在京剧音乐的基础上革新，探索出一条用京剧艺术形式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但周扬和林默涵却要另辟蹊径，要探索新的路子，结果排出来一看，却成了一出不三不四的新戏。江青看了彩排，大为恼火，她说：
　　“《朝阳沟》的音乐不是步子迈大了，而是迈歪了。我是让你们发展京剧，而不是让你们毁灭京剧。这个戏不准参加全国现代戏调演。”
　　周扬听了只好无可奈何地说：
　　“《朝阳沟》不好不拿，好也不拿，江青不同意就不好办。”
　　林默涵说得更清楚：
　　“这个戏不是艺术上拿不出去，而是江青同志通不过。以后再拿出去，自有公论。”
　　此外，周扬和林默涵、张庚等人还精心搞了一个《红旗谱》的连本戏，调集了大量的人和物，精心排练。张庚说：
　　“从长远的利益来看，《红灯记》不是方向，《红旗谱》才是方向。”
　　江青听到这些，马上调看了《红旗谱》剧本。她说：
　　“你们这个戏的基调有问题。”
　　她拒绝看彩排。康生也说：
　　“我们提倡现代戏，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现代戏。对现代戏也要一分为二，有革命的现代戏，也有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现代戏，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这一来，周扬又去请示了彭真和陆定一，加上毛主席发出了第二个文艺方面的批示。在这种情况下，周扬他们于第二次审查时终于忍痛割爱，把《红旗谱》拿掉了。他们说：
　　“江青已经露出风来，说这出戏是歌颂‘左’倾盲动主义的，我们不能再搞了，再搞会吃亏的。不过，‘左’倾盲动主义也是革命，不是反革命的戏。算了，《红旗谱》不搞了。”
　　这里也不得不说一说《红灯记》剧本改编的事。前边已经说过了阿甲奉林默涵之命与翁偶虹改编《红灯记》剧本，待他们改编好了以后，又由阿甲亲自执导排演。演员的阵容很强大，扮演李玉和的AB角分别是李少春和钱浩梁，扮演李铁梅的AB角分别是杜近芳和刘长瑜，李奶奶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是非袁世海莫属。
　　其间，林默涵带领《红灯记》剧组到上海学习观摩，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一块儿去，观看了两场沪剧《红灯记》的演出。
　　江青也在《红灯记》的排演过程中，先后于1964年5月23日、5月31日、6月20日、7月1日、7月13日（这一天先后2次）、11月5日，先后7次到现场观看，并接见剧组成员。
　　在京剧团排演《红灯记》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对剧情细节的安排问题，对唱腔的设计问题，在演员与演员之间，演员与导演之间，江青与演员导演之间，意见相左的事时有发生，见仁见智，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有人记载了不少关于江青对于排练《红灯记》所提出的意见，这里就不再一一附录。
　　不管在排演《红灯记》中有多少矛盾，都不需拿来说事。但在后来的演出中出现了演员阵容的重大变化，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李玉和、李铁梅的扮演者均由原先的B角钱浩梁、刘长瑜代替了A角。
　　言归正传，再说6月初，毛泽东在有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搞好“四清”运动的6条标准，他说：
　　“1、要看贫下中农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否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没有参加劳动。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6月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
　　刘**插话说：
　　“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会出。”
　　毛泽东说：
　　“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刘**插话说：
　　“现在下边出现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
　　毛泽东说：
　　“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
　　“宋任穷同志的一个材料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大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置，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
　　毛泽东又谈到了文艺问题，他说：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汇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体育也要对革命斗争和建设有益处。”
　　毛泽东还谈到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他说：
　　“‘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
　　原来，杨献珍是于1963年2月在党校讲《唯物主义引言》一课时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概念，他说：“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1964年4月，杨献珍在给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又说：“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
　　据曹轶欧回忆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64年，有一个叫林青山的人和一个叫艾恒武的人，写了一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熟悉背景的同志都知道，‘合二而一’的观点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发明，这个观点是明显地反辩证法的。情况反映到康生那里，康生对我说：‘为什么政治上叛党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在学术上都要和毛泽东唱反调呢？这如果不在理论上找到原因，就会使我们的绝大多数同志认识不了当前的形势，就会在大风大浪中迷失方向。’此后，康生直接报告了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周**总理，大家都认为应当批判。毛泽东听了康生的汇报后，在中央会议上说：‘康生的意见是对的，任何理论和学术都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问题，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还特别指示说：‘要采取学术讨论的方式，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弄清这场讨论的来龙去脉。’于是，康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了一些人开始写批判和讨论的文章。”
　　6月11日，刘**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尔后，毛泽东作了简短的总结，他说：
　　“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
　　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好一个“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不知诸君您信不？反正我是相信的，有小诗为证：
　　戈氏叶氏原形现，苏联东欧变了天。谁言人心死如灰？世道从来多循环。
　　一从普京评章后，千古马列上史篇。毛公斯言立存照，留与后人细细看！
　　6月13日，也就是在现代戏观摩大会期间，张春桥向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领导介绍上海创作《智取威虎山》的经验，讲到他们学习毛泽东著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突出了武装斗争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映。会后，陆定一在中宣部的部长办公会议上大发牢骚，他说：
　　“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都是形式主义！不要弄成非圣人之言不敢言，一切绝对统一。当初长征时，红军打到云南，天天吃宣威火腿，开头还新鲜，过了半个月，一见就厌烦，再也不想吃了。现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捧上了天，成了万能的灵丹妙药，哪里有那么一回事？读了一篇文章就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是哗众取宠，吹牛皮。有些人没读毛选也是很好的，也有些人读了毛选，还是一塌糊涂。这次戏剧会演，你们也要注意这些问题，不要让一些人把你们的脑子搞糊涂了。
　　有人把陆定一的这些话报告了江青，江青冷笑道：
　　“有人听读毛主席的书，就像抽他的筋似的。让他们喊叫嘛，有本事来大会上来讲，躲在他妈的阴沟里放屁算什么好汉！我就是要给他们念咒，让他们头疼，让他们发抖，让他们鸡叫驴喊。”
　　6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卡瓦瓦真诚地告诉毛泽东：
　　“我们非常欣赏中国对我们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所主动采取的一些措施，特别是你们的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毛泽东说：
　　“一定要实行这八项原则，如果我们不执行其中任何一项，那就不行，对你们不利，对我们也不利。”
　　毛泽东还说：
　　“我们派出去的人，可能有不好的，我们要检查工作，如果对外国态度不好，就必须改正错误，如果不改，就调回来。”
　　6月15日，毛泽东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刘**、周**、朱德、董必武、邓**、贺龙、陈毅、聂荣臻、彭真、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罗瑞卿、陆定一、薄一波、康生、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的陪同下，与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负责人和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兵种领导人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一起，来到北京西郊区射击场，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军事训练的汇报表演。
　　本卷前边已经说过，贺龙、罗瑞卿在1964年为贯彻毛泽东关于加强部队军事训练的指示，领导全军开展了群众性的大练兵、大比武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听了贺龙的汇报以后，他决定亲自检阅一下部队的训练情况。
　　射击场里，半自动步枪射击表演开始了，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用望远镜观察着。济南军区的射手宋世哲射击完毕，毛泽东热烈鼓掌，连声说：
　　“打得好！打得好！”
　　他交代工作人员说：
　　“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
　　宋世哲跑步上了观礼台，恭恭敬敬地用双手递上半自动步枪。罗瑞卿接过枪，递给毛泽东，说：
　　“这是我们自己造的半自动步枪，1963年装备部队，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没有用过这样好的枪。”
　　毛泽东兴冲冲地接过枪，端起来做了几个瞄准姿势，开心地笑了，问：
　　“这枪都好准吗？”
　　宋世哲回答说：
　　“报告主席，非常准。”
　　毛泽东微笑着点头，又问：
　　“训练苦吗？”
　　宋世哲回答说：
　　“报告主席，不苦。”
　　毛泽东说：
　　“是的，训练就要不怕苦。不怕苦，枪才能准，才能打败一切反动派。”
　　接下来是北京军区部队表演半自动步枪快速精度射。毛泽东问：
　　“什么是精度射？”
　　罗瑞卿说：
　　“‘少而精’的精，是打得准的意思。”
　　表演结果是4名射手都是40发40中。毛泽东站起来鼓掌，他说：
　　“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
　　杨得志说：
　　“没有那么多子弹，1颗子弹3个鸡蛋。”
　　杨勇也说：
　　“1颗子弹2毛钱。”
　　毛泽东说：
　　“子弹可以多造一些，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了，打得准了嘛！”
　　步枪射击表演结束后，蒙哥马利拿着一枝半自动步枪，卧姿射击，连发连中。他将枪交给杨勇，杨勇微笑着接过枪，立姿遥射，无发不中。
　　在济南军区部队表演轻机枪速射时，毛泽东问杨勇：
　　“枪要夜间打，有夜间的吗？”
　　杨勇说：
　　“有，今天请主席看看，夜间打枪打迫击炮。”
　　毛泽东说：
　　“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在很黑的夜间搞，什么也看不见。”
　　杨勇说：
　　“我们正在突击搞夜间训练。夜晚，15公尺，我们根本什么也看不到，经过训练的战士能看到。”
　　毛泽东说：
　　“夜间训练不容易看到。”
　　杨勇说：
　　“我们现在每个团都有搞夜间训练的连队，晚上练技术也练战术，但夜间训练还要有个白天的基础。”
　　毛泽东说：
　　“是要有个白天的基础。”
　　毛泽东看完机枪速射表演这个项目后，对贺龙说：
　　“不错嘛。”
　　贺龙说：
　　“因为主席来，有的战士太紧张了。我看的时候，半自动枪、冲锋枪好多都是百发百中。”
　　毛泽东说：
　　“紧张了还是不错。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
　　贺龙说：
　　“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的‘夜老虎’连表演。”
　　毛泽东说：
　　“什么叫‘夜老虎’？”
　　贺龙说：
　　“就是专搞夜间训练的连队，现在每个团都有这样的连队。”
　　毛泽东点点头说：
　　“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
　　毛泽东回过头对杨勇说：
　　“敌人越凶越不要怕他！蒋介石过去不凶？美国不凶？具体到每人战斗的打法就不同了，就要重视他。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打就吃他一口，吃不了大的就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想多一点，想尽。1945年七大，我讲了17条困难，其中1条是‘赤地千里’。不要只看到好的方面，要两分法。”
　　毛泽东来到侦查分队比武场地，杨勇向他介绍了侦查分队的几项主要训练项目。毛泽东问：
　　“部队是不是可以大规模地搞游泳训练？”
　　杨勇说：
　　“还没有。”
　　毛泽东说：
　　“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河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
　　毛泽东来到擒拿格斗场地，他在一个画着蒋介石头像的沙袋前停住了脚步，说道：
　　“蒋介石，久违了。”
　　他边说边对着这个沙袋连打了3拳，引得周围的人一片笑声。
　　毛泽东在观看汽车通过铁轨桥时，看着一辆汽车沿铁轨倒回去，就笑着说：
　　“谁说不能开倒车？这不是开倒车嘛！”
　　杨勇说：
　　“每个军种、兵种，每个战士都有一套过硬的本领。”
　　毛泽东说：
　　“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
　　这天晚上，毛泽东看了“夜老虎连”的表演后，非常满意，表扬贺龙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搞得好。
　　后来，蒙哥马利回国途经香港，在记者招待会上警告西方国家说：
　　“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交手。”
　　6月16日下午，各种军事表演结束了，毛泽东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众人等来到了昌平县的十三陵。他乘兴拉着罗瑞卿一起在十三陵水库游泳，心情极其愉快。
　　接着，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会议室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
　　欲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会议上有何重要讲话，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3年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1964年又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及后来再次提出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通过这一系列的树立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宣传活动，的确使全社会的人们无不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从而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和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即使在那种物质并不发达的条件下，人民群众也都自觉自愿地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一起共渡难关。那个时候的社会道德水准，毫不夸张地说，已经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15
第315章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
话说1964年6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编制第3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计划设想，他插话说：
　　“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3个因素。”
　　“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这是毛泽东向全国正式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原来早在1964年4月间，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根据周**的指示，带领调查组进驻大寨，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调查，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报告中说，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的典型，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再说毛泽东在这天下午的会议上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二是要搞接班人。”
　　“光看表演不行。要抓兵，要搞武器工厂。”“省对军队、对民兵要过问，你们省委第一书记都是政委，多少年不执行任务，只是空头政委，不抓军事，一旦发生问题，就会手忙脚乱。不管敌人从哪里来，要做到有准备，我们的国家就亡不了。各级党委都要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
　　“要把民兵很好整顿一下。从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整顿，组织上整顿就是基干民兵、普通民兵有多少，组织确定下来，有战士、班、排、连、营、团、师长，而且真正起作用。还有政治工作人员也要组织起来，一旦有事，拿起枪来就走。有人说，当3个月民兵精神面貌是不同啦。民兵组织要有组织，有兵、有官，要落实。现在许多地方不落实。要做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政治落实要有政治机构，有政委、教导员、指导员。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要分清民兵中的好人坏人，把坏人清理出去。要向民兵讲清，不论出了什么大事，不要慌慌张张，你慌张还能打胜仗？打枪，打炮，打原子弹，都不要慌张。政治上准备好了，就不慌张了，原子弹打下来，无非是见马克思，自古皆有死，死就死，死不完就干。把中国人都打死？我看就不见得，帝国主义也不会干，剥削谁呀！”
　　“只知搞文，不知搞武，只要人不要枪是不行的。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我们要有准备，打起仗来要靠中国顶住，靠修正主义是不行的。敌人打进来，我们就可以打出去。要抓民兵工作，只靠解放军不够。不但要搞文的，还要搞武的，要制造枪。各级地方组织也要抓军事。”“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得快些，但不要毛糙。钱就那么多，这就不要把摊子铺得那么大，铁路两头铺就快些。”
　　“总而言之，要准备打仗，打起仗来不要慌张，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不要怕，无非是天下大乱，无非是要死人。总是要死的，站着死躺着死都行，不死就干，打死一半还有一半。”“对帝国主义不要怕，怕也不行，越怕越没劲，有了准备，不怕，就有劲。”
　　关于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
　　“关于和平演变问题，帝国主义说我们的第一代没有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个讲话灵不灵呢？我们希望他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赫鲁晓夫就是第三代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从苏共20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要使帝国主义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的预言彻底破产，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5条：
　　第1条，要经常观察和教育我们的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2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中央主席。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3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5个指头，4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世界上没有纯的物质，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辨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24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我们党的历史有5朝领袖，第一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张闻天），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个没完。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95%。
　　第4条，要有民主作风，有事要跟同志商量，充分酝酿，要听取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们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对毛泽覃发脾气，敲棍子，他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我看他这个话有道理。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
　　第5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3个仗，胜2个，败1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死了张屠夫就吃带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人总是要死的，有老死、打死、淹死、飞机炸死等等，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后来，毛泽东讲的这5条内容，被写进了“九评”里面。
　　6月17日，从5月15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毛泽东委托刘**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作一下调整。于是，刘**就要求各省市以地区为单位，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集中工作队于重点县，上下左右同时清理。
　　6月17日晚，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观看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6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中央6月15日的一封来信。毛泽东指示对此信暂不理睬，先发表了“九评”再说。
　　6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列席会议的吴冷西到场时，陆定一已经在座，彭真也参加了会议。刘**、周**、邓**陆续到场。毛泽东首先对吴冷西说：
　　“今天找你来是要批评你，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人民日报》1961年12月发表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做过交代，一直没有检讨，也没有批评‘有鬼无害论’。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抓阶级斗争，但《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对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做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
　　毛泽东指着吴冷西：
　　“你搞中苏论战文稿，1年多没有抓报社工作。你一定要到报社去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讲，也同新华社讲一讲。
　　《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国际宣传也有成绩。但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创办开始我就批评这个缺点，但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你们的《学术专刊》是我逼出来的。过去《人民日报》不抓理论工作，说是怕犯错误，说报上发表的东西都是百分之百正确。据说这是学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真理报》现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最大的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
　　6月23日，周**、康生、江青等人接见了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的各个演出团、观摩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及创作人员，一共有300多名京剧工作者，并和他们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座谈会。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京剧大演现代戏是有重要的世界意义的，我们的戏曲工作者一定要把毛主席关于文艺方向的指示贯彻到底，一定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辩证关系，在处理戏曲革命的中心也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大家要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康生在讲话中说：
　　“我们的现代戏是要有社会主义的革命内容的，要警惕有人搞反革命的现代戏。因为现代戏，革命的人们会使用，反革命分子也会使用，我们不能让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的阵地搞颠覆我们政权的活动。”
　　江青在这次座谈会上作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她说：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戏曲应该是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如果把握不好这个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我们应该深思一下，我们的戏曲究竟是为六亿几千万工农兵服务呢？还是为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呢？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1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3000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90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80多个是文工团，其余2800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90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2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个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江青还在讲话中3次赞扬了中共上海市委，她说：
　　“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的。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
　　“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张春桥也在这次全国性的会议上亮了相，他着重介绍了上海领导创作现代戏的经验，他说：
　　“我们在江青同志的指挥下，一开始就把排演现代戏的问题提高到无产阶级占领文艺阵地的高度，提高到我们的文艺和戏曲究竟是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这就给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今后的方向。我们决心紧跟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按照江青同志提出的创作革命现代戏的要求，闯出一条属于无产阶级的崭新道路来。”
　　会后，陆定一和周扬等主管文化艺术的领导人，请示彭真等人说，周**认为这次座谈会非常重要，我们该如何宣传？彭真等人说，一是不需要在全国广泛传达，二是要求新闻界采取“不宣传、不报道、不讨论”的方针。就这样，他们压下了周**、康生、江青和张春桥的讲话。
　　6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比如古巴，不是我们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尔及利亚，是我们叫本•贝拉革命的吗？以前我们认都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求支持，我们就给他们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1950年到1953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
　　6月26日，江青把现代京剧观摩大会办公室在6月24日为送审她《谈京剧革命》的讲话记录给她写的一封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谈京剧革命》的记录稿，在那封信上批示道：
　　一阅，讲得好。
　　6月27日，中宣部文艺局起草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未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修改），由江青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在报告上给刘**、周**、邓**、彭真等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被称为对文艺界的第2个批示。
　　6月29日，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了成功。
　　6月底，毛泽东利用王海容放暑假的机会，用很长的时间和她谈了话。
　　王海容是在北京化工厂当了一个时期的徒工后又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她时常穿一身朴素的服装，方口布鞋，留齐耳短发，戴眼镜，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
　　毛泽东在和王海容的谈话中了解了学校的情况，研究了教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他认为，目前的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有不少是旧的一套东西，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6月底，也就是在周**、康生、江青与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的代表们举行座谈会1个星期后，陆定一、周扬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万人大会，请彭真作了一个专门讲现代戏演出问题的讲话。彭真在讲话中与周**、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截然相反，提出了现代戏、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三重要、三等量的方针，他说：
　　“现在可以把那些古戏稍微搁一搁，放一放，抓一下现代戏。等把现代戏演顺了手，再来演出一部分古人的戏。现在的一部分现代戏，实际上是粗制滥造，非骡子非马，弄不清它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那样的现代戏，我们要把《箭杆河边》这类戏，好好地演出，争取得到大家的拥护。”
　　彭真的讲话，立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并印成了单行本、专集，广泛进行宣传。江青对周**说：
　　“你看看，难不难，毛主席指示请你来挂帅可能要好一些，现在人家偏偏不买我们的帐，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是我夸大吧。人家就是要一套又一套地和我们对抗，和毛主席对抗。北京要办成一件事情，是多么的难呀！”
　　与此同时，林默涵又指示一些笔杆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对上海演出的现代戏《智取威虎山》进行批评，认为“这个戏把原小说的精华部分去掉了，敌人的形象不如小说写得那样狡猾和嚣张，这就使正面人物很难完全树立起来。所以，这个戏的演出无论在剧本和演出都不是成功的。”

福和中学老师

中宣部和文化部还在内部刊物上，以反映情况的名义，对江青在《谈京剧革命》中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小简报》上，几次发表文章说，江青的意见简单、粗暴，不足为道。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内部刊物《文艺战讯》上，也发表了许多评价《箭杆河边》的文章，称赞这出戏。因为江青说过这出戏是“正不压邪”，所以，署名萧甲的文章就说：“我看这出戏比《芦荡火种》还要细。”刘厚生也发表文章说：“我认为这个戏不错，有人觉得正不压邪，我倒觉得不太突出，因为正面人物也演得不错。”
　　林默涵等人还在演出人员和专家们的座谈中，对江青抓的现代京剧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江青看了听了这些议论，她不动声色地对中宣部和文化部的一些人员说：
　　“这不是一个艺术的意见，是要好好地考虑一下，是坐在哪一边的问题，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是坐到反面人物一边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能沉默，要组织文章，展开讨论。”
　　1964年7月1日，《红旗》杂志在第12期上发表社论，题目是：《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社论赞扬了在北京举行的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大会的盛况。
　　7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以及各协会重新整风。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由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主管文化革命工作。
　　此后，这个小组开始领导文化部和文艺界各协会及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进行了整风运动。
　　后来，这个小组又叫做文化革命5人小组。称之为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自此首先在文艺领域开始了。
　　7月初，毛泽东在谈到部队工作的时候，再次强调说：
　　“部队要学游泳，所有部队都要学会。学游泳有个规律，摸到了规律就容易学会。整营、整团要学会全副武装泅渡。每师先搞1个团，每团先搞1个营，每营先搞1个连，然后再普及，做到大家都会。
　　部队要练夜战、近战，练200米硬功夫，每团要培养1个‘夜老虎’连。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今后的战争，我们还是要在晚上和敌人打。‘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1个营先搞1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
　　我们要从最困难的地方着想，完成任务最可靠的还是步兵。战争来了，还是靠近战、夜战，还是靠两条腿，靠炸药，靠炮兵。要发扬我军近战、夜战的优良传统。”
　　7月间，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摆设花盆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的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干的，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人，才有功夫养花摆花。”
　　毛泽东反对房间内摆花，反对院子里种花，他主张种树木、粮食、蔬菜、油料作物等。
　　7月4日，毛泽东看了《人民日报》刊登的《北京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消息后，他在写给吴冷西的批语中说道：
　　“要广泛采访、转载各省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在几年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道。但报道的做法必须是真实的、典型的。对故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
　　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做，各省、市、自治区也要这样做。
　　7月5日，毛泽东和放暑假回到菊香书屋的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一开头就问毛远新：
　　“这半年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
　　毛远新回答说：
　　“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是表面的。”
　　毛泽东说：
　　“看来你还有进步，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九评’你看过没有？接班人5条看了没有？”
　　“看过了。”毛远新说。接着，他把“九评”上所讲的内容讲了一下。毛泽东说：
　　“讲是讲到，懂不懂？这5条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第1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2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被敌人拷打，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着想。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人都是让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吃苦。你将来不当**，当中间派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么！怎么能当上左派？”
　　毛远新说：
　　“我还是有点希望吧？”
　　毛泽东说：
　　“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毛泽东接着解释5条标准，他说：
　　“3、4、5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毛泽东讲到第3条时说：
　　“你们开会怎么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冤枉你能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蜜糖，耳里听的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他讲到第4条时问毛远新：
　　“你是否和群众合得来？是否和干部子弟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常让人家讲话，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在讲到第5条时，他说：
　　“现在你已经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什么都在行了。”
　　接着又问道：
　　“你要学习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毛远新回答说：
　　“我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毛泽东说：
　　“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要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毛远新回答说：
　　“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毛泽东说：
　　“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搞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起工农联合政府，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权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
　　毛远新说：
　　“据说，在工厂实习，听到一些工厂五反情况，受到教育很大。”
　　毛泽东说：
　　“哪里都有反革命分子，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都混过去了，不管他改变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们的身边吗？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分子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毛泽东接着问学院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毛远新讲了自己的看法，并说开会讲课多，形式上轰轰烈烈的，解决实际问题不多。毛泽东说：
　　“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嘛，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吗？”
　　毛远新说明了政治教育情况。毛泽东说：
　　“都是上课，讨论有什么用处？应当到实际中去学。你们就是思想第一没有落实。你们一点实际知识也没有，讲那些东西怎么能听懂？”
　　毛泽东要毛远新天天在大风大浪中坚持游泳，他说：
　　“水，你已经认识它，已制服了它，这样很好。你们骑马吗？”
　　毛远新回答说，不会。毛泽东说：
　　“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你打过枪吗？”
　　毛远新说，有4年没有打了。毛泽东说：
　　“现在民兵枪都打得很好，你们解放军还没打过枪，哪有当兵的不会打枪的。”
　　他还对毛远新说：
　　“你们学院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讲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习法？只听讲课能学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
　　毛远新说：
　　“工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不同，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
　　毛泽东说：
　　“不对，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我已和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部去，一个也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5个月四清，而且还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对于社会谈不上有什么了解。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让你毕业，我还不承认你毕业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算大学毕业呢？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不落实，这么多反革命都没感觉？陈东平在你身边，就不知道？”
　　毛远新说：
　　“陈东平是在家休学听敌人广播变坏的。”
　　毛泽东说：
　　“听敌人广播就那么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大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就能看得起他（指陈东平——笔者注）。
　　什么是四个第一？（毛远新讲了一遍）知道了，为什么抓不住活思想？听说你们学院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也抓不住。学院当然有成绩，出了毛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军工才办了10年，军队办技术学校，我们也没有经验，好像27年我们学打仗一样，开始不会打，老打败仗，后来就学会了。”
　　毛泽东又问：
　　“你们学校的教学改革情况怎么样？”
　　毛远新说：
　　“这次考试我们队用新的方法进行试点，大家感到很好，真正考出水平来了。而且对整个学习方法也发生了影响，有可能学得活了。”
　　毛泽东说：
　　“早就该这样办了。”
　　毛远新说：
　　“过去就是分数概念，学习搞得不主动。”
　　毛泽东说：
　　“你能认识就好，这也不能怪你，整个教育制度就是这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5分。你不要去争取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你姐姐也吃过这个亏。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只得3分半到4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一套看透了。在学校是全优，在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你们的教学就是生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他的讲义底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员自己去研究。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员们抄，把学员限制死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
　　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钻研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研究历史不结合现实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就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要结合现实，也离不开挖掘，考古，尧舜禹有没有？我就不信，你没有实际材料证明嘛！商有乌龟壳证明，可以相信。钻到书堆中去学，越学越没有知识了。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了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后来，高等教育部在11月9日将毛泽东于7月5日与侄儿毛远新的这次谈话内容，整理成《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转发给全国各地。
　　欲知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重要论述后来产生了什么影响，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中国的教育问题，是最了解也是最有发言权的。本传就所能见到有关史料，对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学习生活和办学经历，已经尽可能地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他从9岁那年开始，先后在7个私塾里接受了6年多的旧式教育。在家里参加了两年劳动后，17岁又到东山高等小学堂接受了半年的新式教育，在驻省湘乡中学读了将近1年书后，参加辛亥革命军，当了半年的兵，退伍后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即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学习半年，接着，又在定王台自修了半年。从1913年到1918年，他先后在湖南省第四师范、第一师范读了将近5年的书。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还旁听了不少名家的课。他在湖南一师上学时，就办过工人夜校。走上社会后，又先后创办过湖南自修大学、教过小学、中学，办过工人夜校。在广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过课，接着又亲自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红军时期，他还先后创办了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且在这些大学里无数次地走上了讲台。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毛泽东的求学、办学经历，还是他的求学、办学体会和经验，也无论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其它各方面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还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是教育史和教育现状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的教育问题上，他都是无以伦比的。那些上过正规大学和真正喝过洋墨水的同代人和晚辈人，除了理工科专业知识之外，又有哪一位在学问、才识和成就上，能够与毛泽东相匹呢？至于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那些留法、留德、留苏、留比等等勤工俭学镀过金的人们，就更不用说了。
　　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论述，历史上和现代有那么多人的言论和专著，有兴趣的人，只要平心静气地读一读，再看一看那些人各自的学习经历和生平所作所为，孰优孰劣，应该说是一件并不难做到的事情。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16
第316章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话说1964年7月9日，毛泽东接见了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届亚洲经济讨论会后来华访问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讲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历史，近十几年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是非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独立了。1958年以前，我很少见到非洲人。从1958年到1964年，每年经常看到非洲朋友。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
　　他还强调说：
　　“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一位桑给巴尔的来访者对毛泽东说：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自踏上中国这块土地，我就向往着与您的会面，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
　　毛泽东没有耐心听来访者的恭维话。他盯着桑给巴尔朋友，平静地问：
　　“你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吗？”
　　过了一会儿，这位非洲客人变得更加客套起来，他说：
　　“您的著作实在是好……”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
　　“我写的东西不多。”
　　桑给巴尔客人坚持说：
　　“不，您的著作很多。”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
　　“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他说了声“再见”，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7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社会党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美国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的手伸得太长了。驻在这里的第7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美国有12艘航空母舰，第7舰队就占了一半——6艘。它还有一个第6舰队驻在地中海。当1958年我们在金门打炮时，美国人慌了，把第6舰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之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它把手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
　　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反对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你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反对的，可是他们也不满意美国。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依靠美国。但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日本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人赶走。”
　　7月11日，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二个批示传达后，不仅引起了文艺界的震惊，而且使全党为之震动。文艺界又开始了为期10个月的第二次整风学习。其间，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改组了文化部党组和各协会的领导班子。
　　此前，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认为：文艺创作多年来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他在1962年前后提出了文艺题材和创作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要写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要向现实生活突进—步。在这次整风学习中，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被当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判。邵荃麟本人被当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抵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受到严厉的批判。
　　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的文章“九评”。“九评”原来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后来毛泽东把它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教训》。
　　毛泽东原先还指示写“十评”，后来由于赫鲁晓夫下了台，“十评”就没有发表。所以，“九评”是9篇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也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把毛泽东近年来提出的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政策加以整理，概括为15条内容；同时又引入了毛泽东在6月16日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的5个条件。
　　7月15日，毛泽东开始修改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稿。他针对苏共坚持要把二十大、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写进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说法，在复信中加写了一连串的质问：
　　“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毛泽东在复信的最后部分，又加写了几段话，劝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他还指示康生、吴冷西等人，复信稿在批驳苏共坚持“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他以特殊的责任”这一说法的份量不够，他说：
　　“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文章中写道：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是抹煞阶级界线，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此后，杨献珍被撤销了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很多与他学术观点相同的人，也先后受到了批判。
　　7月17日晚，毛泽东观看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7月23日晚上，毛泽东观看了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很高兴。他对江青说：
　　“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他还说：
　　“剧名可以改为《沙家浜》。”
　　于是，编剧汪曾祺在江青的主持下，就把《芦荡火种》改编为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京剧《沙家浜》。有人提出说：
　　“剧本很重要，是不是让主席过目。”
　　江青觉得这个提议很好，就把剧本送给了毛泽东。几天后，汪曾祺和其他几位创作人员接到通知，说毛泽东晚上8点要和他们谈谈剧本。
　　这天晚上，汪曾祺和于会泳等人如约来到毛泽东的书房。
　　于会泳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曾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担任作曲系党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个东西方音乐都会并且表现力很强的人物，就大胆地启用了他。
　　且说毛泽东半坐半躺倚在沙发上，说：
　　“曾祺，你是会写戏的，怎么忽然变得不会写戏了呢？”
　　汪曾祺连忙站起身来，说：
　　“请主席多加指点。”
　　毛泽东首先谈到了《沙家浜》，他说：
　　“胡传魁、阿庆嫂、刁德一塑造很好，兵的形象不够丰满。指导员的音乐形象不成功。这个戏的风格，后边是闹剧，戏是两截。秘密工作要和武装斗争相结合，戏名还是叫《沙家浜》好，事情都出在这里嘛。不要亮相是不对的，指导员和兵在一起，没亮相。开打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的。”
　　关于《智取威虎山》，毛泽东说：
　　“这个戏反面人物的戏太重，要加强正面人物的唱，不要把杨子荣搞成孤胆英雄。这里面的一句唱词叫‘迎来春天换人间’，我看‘春天’还不如用‘春色’好。”
　　毛泽东又亲自修改剧本，他在杨子荣“打进匪窟”一场中又加写了一段唱词：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汪曾祺、于会泳在江青指导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复排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使之名声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的样板戏。于会泳还是《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等剧目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沙家浜》剧组1966年上半年在上海演出前，江青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审查她亲自物色的饰演阿庆嫂的B角演员洪雪飞彩排时，偶然发现坐在她身边的A角演员赵燕侠没有穿毛衣，就送了两件毛衣给赵燕侠。后来，江青发现赵燕侠没有穿她赠送的毛衣，一怒之下就把赵燕侠赶下了台，换上了B角演员洪雪飞。这就是后来人们常常乐于称道的“毛衣风波”。演员的更替原因究竟是为什么，姑且不论，还是留待后人去评说吧。
　　且说1964年7月间，毛泽东从长沙返回北京途中，在岳阳车站停车，手书杜甫《登岳阳楼》一诗，他把原诗中的“老病有孤舟”改为“老去有孤舟”。
　　7月下旬，刘**在北京主持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修改《后十条》。
　　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对苏共6月15日来信的复信，同时刊登了苏共6月15日来信的全文。
　7月31日这一天，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结束，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彭真在闭幕式上致词，副组长陆定一做了长篇讲话。
　　小组成员康生在讲话中，点了一连串“毒草”的名，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以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等。
　　小组成员周扬在闭幕式上做了总结报告，他说：
　　“在文艺上，文化部曾经提出了挖掘传统、抢救遗产、提倡流派和拜师学徒的口号，这是对的，并不能说成是搞封建主义和才子佳人。就是对那些已经被公开批判的代表人物，我们也要采取让他们继续革命的态度，错了就错了，改了就好。田汉、孟超不要紧张。”
　　1964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把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论。社论对7月31日结束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进行了高度的赞扬。
　　8月1日，刘**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各部门干部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大会上，推广了他的夫人王光美所总结的四清运动“桃园经验”。
　　原来，王光美是在1963年11月底受刘**委派，担任工作组副组长，化名为董朴，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去蹲点搞四清运动。王光美在1964年春节前从桃园回到中南海过春节。刘**和王光美在春节期间谈了四清问题，他们这次谈话内容被整理成为一个文件下发，题目是：《同王光美谈四清》。1964年3月27日，刘**又给“董朴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谈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王光美在4月底结束了在桃园的蹲点工作，回到了北京。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报告详细地说明了农村搞四清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问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桃园经验”。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的基本方法是：扎根串联，秘密工作。她工作的结果是证明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桃园经验”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
　　刘**在推广王光美“桃园经验”的讲话中，还强调说：
　　“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自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联，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江青听了刘**的讲话，大为惊讶。她回到家里，对毛泽东述说此事。她还说：
　　“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才做秘密报告反对他。现在你还没有死，人家已经做公开报告反对你了。”
　　后来，李雪峰在几十年后对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那些关于揭发刘**的材料问题作了解释，他说：“我当时认为刘**有一定的野心，表现在他总是时时都在和毛主席争地位。毛主席对四清已经搞了一个前十条，在此基础上刘**非要搞一个后十条。”“他非要把他的老婆派到桃园，搞了一个所谓扎根串联的经验，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是一个形左实右的东西，夸大敌情，把农村说得一团漆黑，主张四不清的干部要倾家荡产地搞退赔。胡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实质上是要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5日，刘**根据中央的决定，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田家英也参加“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去广州的前一天，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
　　田家英在飞往南方的专机上，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给刘**，刘**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话分两头，再说8月2日，美国政府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下令美国舰只在北部湾继续巡逻，同时调集大批战舰驶入越南海域。
　　8月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
　　“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8月4日，美国派遣飞机袭击了越南海防巡逻舰的供给设施。
　　8月5日，美国派遣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的义安、清化、鸿基等沿海港口进行轰炸。
　　8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
　　这一天，毛泽东在政府发表的声明稿上批示道：
　　“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毛泽东在批示中所说的行动，原是他想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考察整个黄河流域，直至黄河源头。为此，他在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有空便练习骑马。现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径，使得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了。
　　8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湾”决议案，宣布授权约翰逊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袭击。”这实质上是美国公开侵略越南的宣战书。
　　8月10日晚，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奇袭白虎团》，当听到饰演严伟才的演员道白：“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叫做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毛泽东笑了，对身边的陪同人员说：
　　“这些话不都是我讲的吗？这个戏修改时要做到声情并茂。”
　　8月1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了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部起草的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
　　8月12日晚，毛泽东观看了山东淄博、青岛京剧团合演的《红嫂》，在演出结束时，陪同人员问他上不上台接见演员？毛泽东爽朗地说：
　　“省里剧团我上了台，地区来的怎能不上呢？上！”
　　来到舞台上，毛泽东问剧团负责人：
　　“你们团还有没来的人吗？”
　　负责人回答说：
　　“还有几个道具工人。”
　　毛泽东说：
　　“来，都叫来。见见面嘛。”
　　第二天，李讷到剧组来玩，演员们问她：
　　“毛主席喜不喜欢我们的戏？”
　　李纳笑着说：
　　“我听爸爸讲，山东一下子出了两个好戏，不简单。”
　　8月间，毛泽东在昆明军区某部泅渡金沙江经验的报告中作了批示，他写道：
　　瑞卿同志：
　　此件看了，很好。是否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部队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试验学游泳？军委是否已发出了指示？
　　　　　　　　　　　　　　　　　　　　　　　　　　毛泽东
　　8月14日，中宣部根据康生的指令，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
　　8月17日，毛泽东会见了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利用戴高乐对美国进行斗争。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戴高乐有共同点。他也看出我们有这一点。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他也需要我们。所以我们把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第一个第三世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像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州一些国家。他们同美国会有冲突。有些国家现在还不明显，例如日本、西德。估计5年、10年之后，他们会要站起来的。这些国家的垄断集团、大资本家是不会甘愿受美国控制的。现在已经看到一些征兆。就连英国保守党中一部分人也不赞成同美国合作得那么紧。”
　　8月18日，毛泽东对《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100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自此以后，全国各大报刊开始对《李慧娘》、《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文艺作品进行批判。
　　8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刘**写了一封回信。刘**的来信是在广州写的，他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部署提出了一个新建议：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8月16日的来信收到，我于昨天（17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18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10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8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人谈哲学问题，他说：
　　“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列宁讲过，凡事都是可分的。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庄子说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一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一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毛泽东继续说道：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3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下去。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学生统统下去。去5个月，有始有终。”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300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又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柳宗元写了《天对》，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作了这么一篇。”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5遍。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4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4回《葫芦僧错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4大家族：‘假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阿房宫，300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4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300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200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伦，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福和中学老师

8月19日，刘**写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
　　“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10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它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刘**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中说：
　　“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刘**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的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
　　田家英带着刘**的信件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来到北戴河，交给了毛泽东。
　　8月20日，毛泽东召见正在北戴河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征求他们对刘**16日来信的意见。李雪峰说：
　　“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
　　陶鲁笳说：
　　“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4000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
　　毛泽东说：
　　“**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
　　李雪峰建议说：
　　“是否到10月工作会议再议？”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说：
　　“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
　　他又打电话给在昆明的刘**，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
　　8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工作时插话说：
　　“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写。她写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弼时他们来谈，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广播。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
　　8月2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第二天，李敏带着儿子宁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看望爸爸。她回到家里，毛泽东正在休息，她就在外边逗着孩子玩。
　　“妈妈，小金鱼哭了。”
　　宁宁看着院子里养鱼池里的小金鱼说。李敏说：
　　“小金鱼不会哭。”
　　“它听话吗？”
　　宁宁说着，伸手就要抓小金鱼。李敏拉住了儿子的手，说：
　　“小金鱼离开水会死的。宁宁听话，不动它。一会儿妈妈带宁宁去看姥爷。”
　　李敏抱着孩子走进爸爸的卧室，宁宁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李敏哄着宁宁，回头一看躺在床上的爸爸，也吓了一跳。原来爸爸身上盖着个雪白的单子，只把在北戴河期间晒得黑黑的脸膛露在外面。宁宁可从来没见过姥爷这样的形象，怪不得害怕了。李敏想给儿子找一点吃的，哄着他不哭，就说：
　　“爸爸，您这儿有点心吗？给宁宁点，逗逗他，他就不哭了。”
　　“没有点心。只有糖。”
　　毛泽东说着，并不起身动手给外孙拿糖。李敏说：
　　“只拿1块，就1块。”
　　说着就给孩子拿了两块糖。宁宁拿到糖后，既高兴又委屈地望着外公，小手使劲地攥住糖块儿。毛泽东说：
　　“莫得如此惯着孩子。”
　　李敏感到爸爸对外孙似乎有点不近情理。她心里想：“爸爸过去对我都不这样，对宁宁怎么这样？”只听爸爸又说：
　　“小孩子，莫要惯他。”
　　8月23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有44个国家和地区367名科学家参加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代表团团长。在负责接待工作的周培源介绍到日本代表团团长、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及其物质无限可分的理论时，毛泽东握着坂田昌一的手说：
　　“你的文章很好。我读过了。”
　　坂田昌一听毛泽东这么说，十分惊讶和喜悦。
　　后来于光远在陪同科学家们游览颐和园时，向坂田昌一说明了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引用列宁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述，赞赏他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于光远还说，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中子又有反中子……坂田昌一感慨地说，可惜我原来不知道毛泽东1957年讲过这些话，如果早知道，我的文章一定会引用的。
　　坂田昌一回国后，在《北京科学讨论印象记》、《北京科学讨论会杂记》等文章中，多次讲到毛泽东的这一见解。他还说：“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闲言少叙，且说8月23日晚，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又找出了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的坂田昌一的论著《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亦即《关于基本粒子的对话》——笔者注）。坂田昌一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恰恰与他在1955年的预言相吻合。毛泽东对坂田昌一的文章十分赞赏，他一边看，一边还在上面作了一些批注。
　　8月24日，毛泽东让林克邀请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到他的住处座谈。
　　下午1时许，于光远和周培源一起来到颐年堂，工作人员把他们领到了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此时的毛泽东刚刚睡醒，还穿着睡衣，靠在床头上看书。他见周培源、于光远来了，就说：
　　“我习惯在床上工作。”
　　招呼他们坐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道：
　　“今天我找你们来，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昌一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宇宙是无限的。宇宙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下去。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没有别的。双十条第一个10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说，哲学要从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
　　认识总是发展的。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加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么从太阳到地球中间的这一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地球上的气候变化也不清楚，关于冰川问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许多事情认识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
　　于光远问：
　　“方才主席谈到望远镜，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为‘认识工具’？”
　　毛泽东说：
　　“你说的那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这个概念当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于光远又问：
　　“哲学书上通常是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的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个看法行不行？”
　　毛泽东说：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任何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这样？世界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由此组成了世界。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孙中山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政治，成了政治家；鲁迅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文学，成了文学家；郭沫若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历史，成了史学家。我当初也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上了7年的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我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政治是一步一步来的，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革命政府的宣传部长，在农民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一开始却打了败仗，那时我们不会打仗，就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胜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16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世间万物都是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州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木兰花慢•中秋送月》词中的‘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晋朝的张华《励志诗》中的‘太仪斡运，天回地转’，都包含地动思想。
　　世界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毛泽东说到此处，转向周培源问道：
　　“《光明日报》前几天有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你们北大的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
　　周培源非常惊讶，毛泽东竟然对《光明日报》上的一篇讨论文章和北京大学化学系傅鹰教授的讲义都如此熟悉，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毛泽东见周培源没有说话，又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
　　“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有水才有生物。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每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我们今天看不到孔夫子，因为他死了。人类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不是如基督教所说的那样世界毁灭，而是会有更高级的东西代替他。李四光说一百万年前有冰期。恐龙熬不过冰川时期，就灭亡了。事物总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也有它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会灭亡，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
　　毛泽东见周培源吃惊地望着他，笑着一挥手，又说：
　　“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自然也适用。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8月27日，毛泽东就刘**19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作了批示：
　　“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同志意见的。”“请**办。”
　　他还就“后十条”修正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一事，在给邓**的批示中写道：
　　“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8月29日，刘**主持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邓**宣布了会议的目的。刘**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表示支持刘**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
　　8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教育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看不起小国，说小国不行是错误的。”
　　8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我同意**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么做法好？派10000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毛泽东还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5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
　　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坑杀的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嘛。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
　　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刘**和那些与会者们听了有何感受？已经不得而知了。而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能够验证些什么，倒是读者诸君可以慢慢看到的。
　　1964年9月1日，是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刘**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并通过了刘**起草的转发批语。
　　9月初，毛泽东写信让秘书借书，他嘱托说：
　　“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30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
　　9月7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接见张平化、华国锋和李瑞山，他在谈话中再次对岳阳县毛田区的生产经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要求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他还说：
　　“要斗争，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
　　9月17日，周**用电话向毛泽东汇报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试验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一是早试验。二是晚试验。三是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验。毛泽东听了就说：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9月21日，毛泽东拿起周**这一天刚刚送来的报告，只见报告中写道：主席：
　　瑞卿同志送给主席的这个报告，想已阅及。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16、17两日开了两次会，讨论了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时间以不迟于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要20天。如决定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10月做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2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同时，瑞卿同志拟于明（22日）出外视察，国庆节前回来，如主席能于明日约谈，可令他晚走一天；如明天分不出时间，他出去后，还有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同志可以报告。开会时，除常委外，还请约彭真、贺、陈3同志参加。究如何，请告林克或徐业夫以电话告瑞卿和我。
　　毛泽东看罢，提笔写了一个简单的批示：
　　“已阅，拟即办。”
　　此后，毛泽东从南方回到了北京，他听说司机朱德魁患了肝炎，久治不愈，立刻派护士长吴旭君和一个名叫李志绥的保健医生到医院去看望朱德魁。
　　吴旭君和李志绥到了医院，向朱德魁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嘱咐他好好休息，不要紧张，听大夫的话，配合治疗。还将毛泽东让他们带来的300元钱交给了朱德魁，让他增加些营养。
　　吴旭君回到菊香书屋对毛泽东说：朱德魁总是琢磨自己是否离死期不远了，情绪非常低落。毛泽东就又派身边的人去看望朱德魁，并将亲手书写的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条幅，送给了朱德魁。
　　后来，朱德魁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改由中医治疗，他的身体终于奇迹般地康复了。
　　9月间，王力随着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此时，王力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中联部副部长职务，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是从这一年下半年起，决定让王力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并让他跟随彭真一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彭真在这次汇报中，说了王力一些好话，誇他是一个“优秀干部”。当彭真讲到京剧改革和学术批判的问题时，王力插话说：
　　“我们不要轻易地把学术性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领域来，学术批判要有界限，不要弄得人人自危。京剧改革我是赞成的，现代戏也很好。但是我不赞成传统戏都不要演了，还是可以演一些的，鬼戏也不一定一律禁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就是鬼戏吗？”
　　毛泽东听了这些话，脸上马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
　　江青闻讯后说：
　　“还有一些人也不是好东西，跟着那些坏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无产阶级的革命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9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的方针是争取日本、西德、意大利这些国家去反对美国。因为意大利、西德、日本都是战败国。垄断资本家想赚钱，这些国家的大资本家想站起来，站起来就要搞殖民地，同美国就有矛盾。”
　　1964年10月11日，周**主持会议研究了爆炸原子弹的宣传工作和有关国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报经毛泽东批准。
　　周**又陆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致各国政府首脑电报等手稿送毛泽东、刘**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批准。
　　10月13日到14日，苏联果真像毛泽东在半年前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宫廷政变，赫鲁晓夫被迫下了台。
　　10月14日下午，勃烈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柯西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4日晚6点，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作了《关于因赫鲁晓夫错误行为在中央主席团造成的不正常局面》的报告。接着，宣读了赫鲁晓夫的辞职申请。
　　这天夜晚，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将莫斯科政变的简单情况告诉了他。伍修权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和周**。
　　周**奉毛泽东之命，约见契尔沃尔科，了解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契尔沃尔科只说是赫鲁晓夫出于健康原因提出辞职。
　　毛泽东立即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研究时局，商量对策。
　　1964年10月16日4时59分40秒，中国成功地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神奇般的蘑菇云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民为打破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核垄断，已经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核技术。
　　周**在第一时间将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是不是核爆炸，一定要查清楚。要让外国人相信我们真的炸了原子弹。”
　　周**又立即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通知了现场指挥张爱萍。
　　10月16日，塔斯社发布了一条震动苏联和全世界的消息，消息说：
　　“赫鲁晓夫已接受中央委员会对他提出的主要批评。他从自己的健康状况、年龄考虑，决定不再担任目前的工作。他本人已正式提出辞职。”
　　塔斯社还刊载了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的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烈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毛泽东一向重视同苏联的团结，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采取有力措施，让中苏双方都找到一个台阶，力争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给勃烈日涅夫等人发贺电；并由周**、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47周年。
　　周**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东欧司司长余湛，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命令他起草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和刘**、周**、朱德联名发给苏联新领导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3人的贺电电文。
　　这份贺电除了对勃烈日涅夫等人表示祝贺外，还特意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最近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成功发射和顺利着陆，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又一项伟大成就。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庆贺。”
　　16日这一天，毛泽东、刘**、朱德、周**给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等人发去了贺电。
　　10月16日19时30分，张爱萍向周**报告说，已经确认实现了核爆炸，初步估计此次核爆炸的威力为2万吨级以上梯恩梯当量。
　　毛泽东闻报，立即批准新华社于当晚发表《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中国发展**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
　　是日晚，周**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创作和演出人员。周**愉快地宣布了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与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霎时间，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待会场里稍稍静了下来，笑着说：
　　“高兴可以，但是，不要把地板跺个窟窿。”
　　周**也笑着说：
　　“别跳得太高，把大楼震塌！”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发表后，全国上下无不为之振奋。赫鲁晓夫的垮台和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又竟然是如此的巧合。整个北京，整个中国处在一片欢腾之中。毛泽东也赋诗云：
　　“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
　　10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时插话说：
　　“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我们7月中发表“九评”，8月、9月、10月，只有3个月，他赫鲁晓夫就垮台了。世界上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在紧要的关头，就看你坚持不坚持，坚定不坚定。你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况。”
　　在大家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10年的和平时间时，毛泽东说：
　　“有可能。再有10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
　　欲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的关系能否得到改善，毛泽东新的预言和以前的另一个预言是否应验？且待后面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中苏论战成了赫鲁晓夫垮台的外部因素。经过这一场理论上斗争，终于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国党在相互关系上，逐渐地形成了以独立自主、平等协商为原则的处理各种问题的正常局面。一个国家的党摆脱别国党的操纵和控制，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一个国家的党说了算，别国党绝对服从的时代，已经成为了历史。
　　中苏论战几十年后，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叶利钦宣布建国70多年的苏联解体，最终使建立了8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彻底垮台，继之东欧各国党也纷纷演变，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在论战中提出的反修、防修的重要性和正确性。毛泽东早在修正主义刚刚泛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它的严重后果，不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位顶天立地的伟大领袖，他那无人企及的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不畏强暴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思想和品格，是永远值得世人钦敬的。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17
第317章
　　“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作为公民我有发言权。这里有两个人，现在，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参加会议，一个不让我讲话。”
话说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报告的同时，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
　　“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
　　1964年11月5日，周**、贺龙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47周年的庆典，希望借此机会沟通双方的关系，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11月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小礼堂观看中国京剧院一团演出的《红灯记》，当舞台上演到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时，毛泽东的眼角上渗出了泪水。在剧间休息时，大家请他去休息室坐坐，他还沉浸在剧情中，轻轻地摇摇头，说：
　　“你们休息吧。”
　　大幕再度拉开，在演到李玉和一家人上刑场时，毛泽东的眼里再度溢满了泪水。
　　11月7日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方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到周**面前说：
　　“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泽东、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
　　周**闻言吃了一惊，他正色说道：
　　“你胡说什么！”
　　说罢转身离去。马利诺夫斯基在后面仍然冲着周**说：
　　“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
　　马利诺夫斯基见周**不理睬他，就又到贺龙面前纠缠，大骂斯大林和毛泽东，被贺龙顶了回去。崔可夫元帅说：
　　“我们并不这样看！”
　　贺龙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周**，周**当即决定：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立即退场，以示抗议。
　　第二天，周**看到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周**看罢，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一天，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得罗波夫和葛罗米柯、波德戈尔内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回拜周**，周**和他们一见面，忍不住气愤地质问勃烈日涅夫说：
　　“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你们要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
　　勃烈日涅夫见周**脸色铁青，就解释说：
　　“马利诺夫斯基纯属胡说。这件事我们是事后得知的，都感到不安和愤怒。马利诺夫斯基不是主席团成员，属酒后失言，翻译也有错，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在，我们向中国同志道歉。”
　　周**说：
　　“吃酒后胡说八道，这是不能作为解释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酒后吐真言。存在决定意识，思想里总有这个根苗，他才说出这个话来。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反映苏联领导中仍然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当众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也未曾用过的恶劣手段。”
　　勃烈日涅夫急忙说：
　　“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这是比马利诺夫斯基的道歉还要高级的道歉。”
　　波德戈尔内也说：
　　“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
　　周**说：
　　“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都在今天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当中共中央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胡说八道？”
　　勃烈日涅夫说：
　　“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我们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
　　周**说：
　　“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
　　勃烈日涅夫无可奈何地说：
　　“那当然，那当然。”
　　11月9日，中苏会谈一开始，周**就直截了当地说：
　　“中国代表团愿意与苏共新领导进行接触，了解情况，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
　　勃烈日涅夫说：
　　“我们积累的问题很多，今天只是提出一些问题，首先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并围绕这个问题寻找其它步骤。”
　　周**心想，中苏公开论战是赫鲁晓夫挑起来的，对中共进行了那么多攻击，今天勃烈日涅夫对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避而不谈，却提出讨论停止公开论战。他决定转换话题，用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的问题，试探一下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有何必区别。结果双方围绕这个话题纠缠了许久，不欢而散。
　　周**得出结论说：
　　“现在情况弄清楚了，虽然苏联新领导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然是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关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问题，也不会给我们讲什么了。我们留在此地已无益，但对他们的意见还应做个正式答复。”
　　此后，周**与罗马尼亚、波兰、越南代表团交换了意见，一直认为，通过几天的接触，发现苏联的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领导软弱，内部混乱动荡，各方面的压力大，这是原来没有想到的。
　　再说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将毛泽东7月5日与侄儿毛远新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转发全国各地。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
　　11月11日，周**率代表团前往克里姆林宫，与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进行第2次会谈。勃烈日涅夫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的意见，周**断然拒绝了。他说：
　　“我们认为，在你们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上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勃烈日涅夫恼羞成怒，厉声问道：
　　“你们对停止公开论战的意见到底持何态度？”
　　周**平静地说：
　　“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
　　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使新气氛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1点，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持不变。第2点，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决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第3点，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表明了原则立场之后，又说：
　　“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共同努力。如果仍然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勃烈日涅夫说：
　　“很遗憾，这一次是你们破坏了我们的高级会谈。”
　　周**说：
　　“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什么好谈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议，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11月12日，中苏双方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按预定日程，由勃烈日涅夫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出乎周**的意料，勃烈日涅夫依然说赫鲁晓夫是出于身体健康的原因，没有说出什么新内容。勃烈日涅夫还说：
　　“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
　　“我们建议，只要你们方面准备好，我们就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
　　周**说：
　　“我们将会把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共中央。这次我们没有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但是正如我们昨天说过的，我们的门是敞开着的。为了使我们两党协商的门开着，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建立团结共同对敌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创造新的气氛中又来一个障碍。”
　　11月13日，周**、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苏联回国，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柯西金与周**同乘一辆车，到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行。他对周**说：
　　“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些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
　　周**略带嘲讽地说：
　　“请问，你们的区别何在？”
　　“这个……”
　　柯西金似有难言之隐。周**见他如此，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
　　周**等人乘坐的飞机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后，毛泽东、刘**、朱德、董必武、邓**等领导人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委员到机场迎接，并留下了一张流传极广的照片。这张照片表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了。
　　11月中，毛泽东在华东地区视察时说：
　　“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靠地方自力更生。粮食和棉花都要储备一点，要自己搞点钢，制造武器。要修工事、设防，多挖防空洞。”
　　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论战画上了句号。
　　1964年11月，《红灯记》剧组经过1年多紧锣密鼓的排演和反复修改，终于成功了，林默涵邀请周**观看后，周**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她也表示满意。
　　《红灯记》剧组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演出，还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主要演员进京观看。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他在接见演员时，还与爱华沪剧团的导演及演员亲切握手。
　　1964年12月2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词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学》），这是对我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3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原来，胡乔木自长期休养以来，无所事事，他于1964年10月突然对旧体诗词产生了兴趣，在写下了第一首《六州歌头•国庆》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据他自己说：“试写旧体诗词，坦白地说，是出于一时的风尚”。这一时代的“风尚”，自然是来自于毛泽东。
　　胡乔木把他最初所写的16首词，抄呈给毛泽东，要毛泽东为他修改一下。此时的毛泽东，尽管已经在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上，与刘**开始了正面交锋，但他还是忙里偷闲为胡乔木作了一些修改。
　　自此以后，与毛泽东久违了的胡乔木，又重新和毛泽东恢复了“热线”联系，他先后在1964年12月20日、27日、28日，频频致函毛泽东，谈论改诗词的问题。这是他自请长期病假以来，从未有过的与毛泽东的频繁联系：词稿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改后送回；胡乔木再改，再送；毛泽东又改后发还；胡乔木又改，又送；毛泽东还改……
　　就在这样如此循环往复的诗词修改过程中，有一个人看不下去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江青。江青毫不客气地对胡乔木说：
　　“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要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江青的话，无疑是对胡乔木浇了一盆冷水，使这位被毛泽东曾经称之为“一介书生”的胡乔木大为恼火，以至于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如此的填词改词，说明胡乔木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已经具备了写作的条件了，完全可以回到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岗位上了。这一明显的信息，毛泽东不可能不明白。后来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又在1965年元旦同时刊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这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显然是胡乔木重返政治核心的信号。可是，胡乔木却始终也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再一次召唤。其中的原因，胡乔木肯定是心知肚明。读者诸君看了本传前后叙述的诸多故事，自然也是不难明白的。当然，胡乔木在多少年后，又一次时来运转，那倒是毛泽东不曾料到的事情了。
　　尽管如此，胡乔木后来在谈到他的《词十六首》时，还是说：“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但是整篇仍然显出自己在诗艺上的幼稚。”此是后话。
　　再说1964年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的蹲点报告上作了批示。
　　原来，谢富治在11月15日写了一份题目为《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的蹲点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该厂存在4个严重问题，并列举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的八种表现”，诸如“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科学试验，为名为利”等等。
　　毛泽东在谢富治这个报告中提到的该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根子“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这句话后面，批注道：
　　“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
　　毛泽东又在批示中写道：
　　“此件是否可以转发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领导同志看看，请酌定。”
　　“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很可一看。”
　　1964年冬，林克到河北新城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临行前，毛泽东对他提出3点要求：一是化个假名。二是不要当官。三是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
　　1964年冬，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对他的健康情况表示关心，还手书了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赠林彪，勉励他好好养身体。
　　此后，林彪把毛泽东的手书翻拍成和原件一样大的照片，分送给政治局委员观赏。
　　12月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的报告上批示道：
　　“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12月1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了李雪峰给刘**的信。他在批示中写道：
　　“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应当参照李雪峰同志的经验，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情况，及时地向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怕‘左’不怕右宁‘左’勿右的问题，进行认真地讨论，以便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好思想基础。”
　　“对于已经烂掉了的地位、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在调查确实后，采用信阳经验、小站经验、白银厂经验，进行夺权斗争，发动群众，迅速加以解决。”
　　12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中批示道：
　　“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已经是‘不止三分之一的问题了’。不仅大批基层干部正在‘和平演变’之中，就是在领导机关也面临着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毛泽东呼吁警惕出修正主义，他写道：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省要顶住；可以独立，学蔡锷。”
　　12月13日，周**将准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做了不少批改，并在其中加写了这样两段文字：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再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100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它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此时想到北京大学一些人骂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讲的“东风压倒西风”是伟大的空话；咒骂大跃进是“吹牛的骗子”，“困难不但不会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咒骂反苏斗争是“想做霸主，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他接着写道：
　　“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毛泽东还把报告稿上“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一句，改写成：“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
　　12月15日下午，毛泽东根据11月25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来京参加人大会议的机会，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会前，毛泽东在听取政治局工作汇报时，不无讥讽地对刘**说：
　　“社教还是请**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总理。”
　　据陈伯达在几十年后回忆说：“从1964年10月以后，毛泽东对刘**等人为首的领导集团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但是他找不到一个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好办法。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学毛著，他准备出他的选集的第五卷，里面准备选几篇历史上批判刘**的文章，主要是批判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对我说：‘摔几颗炸弹看看，证明我和皇帝不是一样的，历史上就不是一样的。我和刘**是同路人，而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再说12月1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就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他说：
　　“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
　　“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产阶级。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说：
　　“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
　　“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说：
　　“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
　　“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不会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吧，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毛泽东说：
　　“不能征购。要到5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
　　周**插话说：
　　“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
　　毛泽东说：
　　“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刘**又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尔后说：
　　“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
　　“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
　　从16日到19日，中央工作会议都是每天上午讨论，下午召开全体会议。
　　12月20日中午12时，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他同朱德、周**等已经到场的一些人谈笑风生。在谈到孙中山时，他说：
　　“特别要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他是个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我听过他的讲演，也跟他谈过话。他是不准人驳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话水很多，油很少。”“他一进场，全场都要站起来的，叫孙先生。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种程度：他给**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一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一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们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湖南有个缅云山，你认得吗？他开始说，孙文没有学问，叫孙大炮，不如黄克强有学问，黄先生好，因为黄是秀才，能写一手苏东坡的字。后来他一到广东，见了孙中山，回来后一下大变了，说，‘可了不起，孙先生！’”
　　毛泽东又谈到了余秋里，他说：
　　“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他只是一个猛将、闯将吗？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306章导读表在56页】

周**插话说：
　　“去冲破一潭死水。”
　　毛泽东接着高谈阔论，正在此时，刘**进来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会议，刘**执意不肯，毛泽东说：
　　“你开讲，你挂帅。你不讲，我们散会。”
　　刘**不再推辞，于是重提15日下午他已经说过而还没有经过会议讨论的老问题，他说：
　　“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
　　“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命。”“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说：
　　“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
　　“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还是坚持把话题绕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上，他说：
　　“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没有理会，继续说道：
　　“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5大领袖嘛，5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也是只管说自己的问题，他说：
　　“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说：
　　“不要管下层，只管‘5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见毛泽东如此明确地表了态，也只好表示赞成了，他说：
　　“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接下来，大家开始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及处理办法。毛泽东说：
　　“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10%。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20%，7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100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100块钱到150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80%。”
　　邓**插话说：
　　“这次运动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把话题转移到“四清”的概念上，他说：
　　“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帐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
　　他还特意嘱咐大家说：
　　“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1月、2月、3月、4月、5月，再搞5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刘**见毛泽东说完了，就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他说：
　　“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当即表示赞成。毛泽东则冷冷地说道：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刘澜涛分析了农村坏干部的情况。毛泽东接过话题说：
　　“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4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4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接着，他点了中央部门一个部长的名字，说是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还说：
　　“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
　　刘**还是抓住“主要矛盾”问题不放，他坚持说：
　　“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它的。”
　　李葆华问道：
　　“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说：
　　“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
　　“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也反唇相讥说：
　　“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毫不让步，他说：
　　“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刘**依然坚持他的观点，说：
　　“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会议一直开到下午4时，毛泽东没有再和刘**继续争论下去，但事情还远远没有完。请诸君耐心往下看。
　　12月21，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在会议上作了经毛泽东批改过的《政府工作报告》。
　　周**为了进一步贯彻毛泽东“工业学大庆”的指示，在会议上再次总结了大庆油田的典型经验，并号召全国向他们学习。
　　周**曾先后3次到大庆，肯定了大庆人靠“两论”（毛泽的《矛盾论》、《实践论》）起家的经验，提出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建设大庆矿区的方针。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
　　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称赞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他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周**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4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12月24日，毛泽东同时会见了参加亚非文学交流会的许多国家作家代表团。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周岁生日，他要在晚上请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回乡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董加耕及钱学森等部分科学家、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少数中央部门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吃饭。为此，他亲自拟定了名单，并安排钱学森和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人都安排在别的桌子上。
　　晚饭前，毛泽东一到场就说：
　　“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他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了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整个席间鸦雀无声。
　　毛泽东说完了，就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挨个询问了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人的情况，还说：
　　“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三侠五义》、《聊斋志异》等等，越读越蠢。我的孩子就是的，一个已经下农村了。今天我没有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够资格。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
　　说罢，点上一支烟，望着陈永贵和钱学森，又说：
　　“搞建设，农业是个拳头，国防是个拳头。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车，这很好。”
　　12月27日上午，中央工作会议印发了刘**主持制订的题目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即“十七条”。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全体会议。朱德发言后，陈伯达对“十七条”作了一些说明，他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的讨论意见。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体的部署没有写上。
　　陈伯达还说到了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交叉。毛泽东插话说：
　　“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董必武在发言中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插话说：
　　“现在15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陆定一在发言中讲了文化革命问题。毛泽东插话说：
　　“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联合专政。”
　　毛泽东在批评文化部时还点出了文化部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
　　在会议将要结束时，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他说：
　　“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见毛泽东一直批评他的工作，本来就接受不了，再一听毛泽东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再也听不进去了。他立即打断毛泽东的话，反驳说：
　　“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你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还有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
　　刘**越说越生气，他质问毛泽东：
　　“你说，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见刘**已经撕破了面皮，非常气愤。他回到家里，心情亦然不能平静，一首古诗突然跃出脑海。他以沉重的声调诵道：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何朱梁跋扈何……”
　　这是他在几十年前很喜欢的一首古诗，诵罢，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何时何人所作，就提笔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田家英同志：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读过的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三垂冈一诗：英雄立马起沙陀，奈何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毛泽东
　　　　　　　　　　　　　　　　　　　　　　　1964年12月28日凌晨，
　　毛泽东写罢信，意犹未尽，又拿过3张带竖格的宣纸，笔走龙蛇，一气呵成，挥洒出了一幅令不少书法家拍案叫绝的毛体书法作品——《三垂冈》。
　　毛泽东诵诗中的朱梁，指的是在五代初期建立后梁的朱温，此人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叛徒。毛泽东在批《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时曾经这样写道：“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而他在批《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时则写道：“生子当如李亚子”。李亚子就是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的小名。
　　经田家英找专家查阅，三垂冈一诗原是出自清朝诗人严遂成的《海珊诗钞》。毛泽东所书有两字与《海珊诗钞》不同，即第4句中的“犹”字在《诗钞》中为“且”，第7句中的“下”字在《诗钞》中为“畔”。但是，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所引的《三垂冈》一诗，却与毛泽东记忆中的完全一样。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深深地为专家所折服。
　　此时，江青也遇到了难题。她是在1964年底约中宣部5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臻、吴冷西进行座谈，她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10部影片，这10部影片是：《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等。与会者都没有同意，理由是要慎重考虑。江青只好去了上海。
　　后来，上海报纸就陆续批判了这些影片，全国各地也相继效仿，中宣部只好要《人民日报》也开始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铺子》了。此是后话。
　　12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继续主持召开全体会议。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之后，毛泽东就“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内容，批评了刘**的两个提法，他说：
　　“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
　　“这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没有说明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的交叉，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和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有。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有。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有。这些都没有说明当前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有这个提法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提法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重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接着，刘**、周**、邓**等人对“十七条”提了一些修改意见。
　　毛泽东见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就说：
　　“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3章也看一下，那是讲自由民主的。这里有两个人——”
　　他指着刘**、邓**说：
　　“现在，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参加会议，一个不让我讲话。”
　　会场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不让我参加会议”，是指邓**曾经以他身体不好为由，说没有什么重要事，劝他不要参加会议；他所说的“一个不让我讲话”，是指刘**在上一次会议上打断了他的话。
　　“这里有两本书——”毛泽东说着便拿出了两本书，摇动着手中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
　　他又摇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
　　“作为公民我有发言权。《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章第1条，这个条文叫第85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87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谁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
　　周**插话说，算集会。毛泽东接着说：
　　“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游行示威的。”
　　毛泽东最后问大家：
　　“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12月28日这一天，中央工作会议按原计划结束了，中共中央也正式发出了“十七条”。
　　12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对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十七条”停止下发，并由各级领导自行将文件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在1965年元旦后继续召开。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处理他和刘**之间的矛盾，请诸君耐心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和刘**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历来评论者众说纷纭。读者诸君不妨看一看斯诺是怎样评价这个事情的。斯诺曾经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现在，人们说，刘和毛从一开始就代表着‘两条路线’。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据毛说，在党由两个人领导的四五十年里，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非对抗性矛盾（逐步）变成了对抗性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个人争权的斗争吗？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
　　作为一位外国友好人士，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历来是站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一边的，他始终能够客观地观察和报道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在毛泽东和刘**之间的问题上，他的这一评论不是比中国人自己更客观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