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前306章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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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毛泽东大传——307
第307章
　　“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话说1962年4月23日，刘**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在讲话中说：
　　“对困难要估计多一点，危险就少一点，估计不够就有危险。1、现在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2、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3、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
　　4月24日，毛泽东给臧克家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曾将他的《词六首》送给臧克家征求意见，臧克家遵嘱在其中作了一些改动。因此，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迅速地给予平反。
　　4月29日，汪东兴电话通知在北京参加会议的吴吉清说，下午2点到中南海，毛泽东要接见他。
　　这天下午，吴吉清准时来到了中南海，他随着汪东兴进了菊香书屋。毛泽东面带微笑，握着吴吉清的手说：
　　“35年到62年，27年过去了，小吴变成了老汉。怎么样，一切都好吧？”
　　毛泽东又说：
　　“你爱人是叫陈罗英吧？我记得她是湖南茶陵人，红6军团的。”
　　毛泽东问吴吉清在北京开会主要研究什么问题？吴吉清说，主要是商业上的成本核算，上缴利润和市场安排。毛泽东说：
　　“成本是要核算的。你搞商业这么多年了，应该学会做社会主义的买卖嘛。”
　　毛泽东鼓励吴吉清要继续革命，要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努力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多做贡献。
　　再说1962年4月至5月初，一份份有关中国境内外的重要情报，摆在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一是印度军队数次侵犯中国西藏边境地区，他们还侵入了新疆边境，挑起了武装冲突。二是盘踞在台湾地区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了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他们叫嚣要反攻大陆，并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5人“**行动委员会”，作为窜犯大陆的最高领导和决策机构。对此，国内极少数的**分子也蠢蠢欲动。三是苏联在中国伊犁地区制造了颠覆事件，胁迫中国边民五六万人进入了苏联。
　　最令毛泽东生气的是苏联还出兵阿尔巴尼亚，威胁这个敢于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小国。
　　这一天清晨，毛泽东牙也不刷脸也不洗，突然命令秘书召来了苏联大使。他在卧室里穿着睡衣，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怒斥道：
　　“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
　　结果，苏联政府被吓得在阿尔巴尼亚没敢放一枪，很快就撤了兵。此时，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一直没敢妄动，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962年5月1日，毛泽东看了周**送来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第一部分。
　　这个报告草稿第一部分是周**在4月25日送来的。他在附信中写道：“昨晚谈到的那个财经小组报告第一部分，现在改好，请予审阅。这个报告要点，昨晚已大略谈过，在主席看过后，望能约常委（林总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志一谈，并给我们指示，以便好继续进行准备开会的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均已写在第一部分里，其他部分只是发挥第一部分的论点，不看也可谈的。”
　　毛泽东在报告稿第一部分上批示道：
　　“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5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
　　5月2日，《人民文学》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经毛泽东同意，在第5期上发表了毛泽东30年前“在马背上哼成”的6首词。郭沫若应编辑部之邀，写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对毛泽东的词作了诠释。他还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加以删正”。
　　毛泽东看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小样后，觉得郭沫若对《忆秦娥•娄山关》的解释不妥，便全部删去了这一部分文字，在小样中以郭沫若的口吻另写了一段五六百字的解释文字，其中写道：
　　“该词是在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后追写的。南方好多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结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当时实际的感受。”
　　同时，毛泽东还将郭沫若文中感谢中央档案馆同志的一句话改为“其中有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很大的帮助。”
　　可惜郭文没有按照毛泽东改过的文字改排付印，至今也没有人弄清楚是何原因。
　　5月2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他这一次的行程是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一直到7月6日才返回北京。
　　而此时的田家英在湖南调查中碰到一个新问题，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田家英也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战胜经济困难。
　　5月初，田家英来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了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反应非常冷淡，他说：
　　“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碰了钉子，只好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回到湖南去继续搞调查。
　　5月7日，刘**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
　　5月11日，周**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在“七千人大会”的上面报告中的分析，即从全国讲，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3个五年计划就是个调整期。
　　刘**在邓**讲话之后，以《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为题，发表了总结性讲话，重申了“西楼会议”及其以后他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他说：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
　　“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住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
　　“‘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5月24日，毛泽东看了周**送来的经过修改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以及他为中央批发这个报告主持起草的指示。
　　周**是在5月19日将这两个文件请李富春阅后，又附上一封信，立即送毛泽东审批的。他在信中写道：“如主席一时无暇看，最好先阅指示，由田（家英）或林（克）阅后将报告大意说给主席听听，看这个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发下。报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两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或林以电话告尚昆办。”
　　毛泽东在这两个文件上批示道：
　　“退总理，照办。”
　　1962年6月3日，毛泽东给邵华写了一封信。
　　此前，邵华由于在北大的学业压力大，心里着急，因之情绪比较低落，就病倒了。她忍不住将自己的病情和烦恼告知给毛泽东。毛泽东为劝慰她，就在回信中写道：
　　你好！
　　有信，拿来，想看。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
　　　　　　　　　　　　　　　　　　　　　　　　　　父亲
　　　　　　　　　　　　　　　　　　　　　　　　6月3日上午7时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上邪》乃乐府•汉《铙歌》18曲之一，其词云：“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6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杨成武、许世友等人。杨成武、许世友向毛泽东汇报了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及人民解放军的部署。毛泽东说：
　　“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敌人最多来15万人，再多也不可能。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出去。”
　　6月11日，毛泽东审阅修改新华社根据他的指示起草的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电讯稿，他在上面加写了一段话：
　　“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向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
　　尔后，毛泽东要林克转告刘**，请刘**召集政治局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将电讯稿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
　　毛泽东来到湖南视察（1962年），下榻在省委蓉园1号楼。省委安排由胡真负责接待毛泽东的工作。有一天晚上，胡真到1号楼检查对毛泽东生活安排的情况，毛泽东正在乒乓球室打乒乓球，胡真便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查看。胡真一进卧室，看到毛泽东的桌子上放着书，在床铺的里侧，也放着一排线装书，枕头叠得高高的。
　　毛泽东喜欢躺着看书，书放在床铺里侧的床边上，他需要什么书就能信手捡来。叠高的枕头，可作为看书的靠垫，看书看疲劳了，就可以顺势躺下睡觉。
　　胡真查看了一遍，从卧室里走出来，毛泽东正好从西头走过来。胡真虽然从延安时期以来多次见到过毛泽东，甚至和毛泽东照过2次像，但那都是集体活动，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单独和毛泽东相处过，心里难免有点紧张。还是毛泽东先开口说话了，他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胡真。”
　　“你在哪个部门工作？”
　　“我在省委办公厅工作，这次是负责接待工作的。”
　　毛泽东主动伸出手和胡真紧紧握手，说：
　　“接待工作不好做，我这次来麻烦你们了。”
　　胡真说：
　　“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是应该做的。”
　　“怎么不麻烦，这么晚了，你还要来检查工作，看看有没有不周到的地方。一切安排得都很好嘛！我要感谢你呢！”
　　毛泽东这么一说，胡真又紧张起来了，他说：
　　“毛主席来湖南，这是毛主席对湖南的关心，我们要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又一次握了握胡真的手，然后挥挥手，带着微笑向他的卧室走去。
　　6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召见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在谈话中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10亿斤。
　　6月18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内部印发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电讯稿的内容，“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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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6月23日、24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先后播发和发表了电讯稿，引起了世界轰动，美英苏等各国都表示不支持和反对蒋介石反攻。
　　就这样，毛泽东不费一枪一刀，非常巧妙地孤立了蒋介石反革命集团。
　　6月22日，毛泽东改变原打算23日离开武汉去青岛的主意，他给彭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7天至10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汉谈话。请你安排。”
　　也就是在6月22日这一天，彭德怀把他用了数月写成的8万余字的长信，呈送给毛泽东。他在信中回顾了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叙述了建国后和外国人交往的情况，要求中央查清“里通外国”问题。他在信中写道：
　　“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我这个人很渺小，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它有自己的光荣历史，历史应该是真实的，它不能有假。不能因为捏造了我的假历史给党的历史抹黑。我有权力、有义务做这个申诉！”
　　“若是为了我彭德怀自己，写不写，申不申冤，都没有多大意思。我在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一个老兵，心里有什么，应该向党说。敢说真话这是我们党兴旺的一种标志，也是党对党员的要求。我就是讲真话，不管怎么我也讲，我不怕杀头，年纪大了，离见马克思的时间也不长了。我是实事求是地写的，特别是对我里通外国的说法，应讲清楚，中央可以派人调查吗？如果我出卖祖国，到天安门前把我的头杀了。我没意见。”
　　6月24日，在外地养病的陈云回到北京，他就农村分田到户问题，同刘**、周**、朱德、林彪、邓**交换意见，刘**、朱德、陈云、邓**表示赞成；周**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有林彪表示反对；加上在外地的毛泽东，在政治局7位常委中，反对派也只有2人。
　　6月30日，毛泽东离开武汉。他在北返途中，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河南的麦收还不错，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中，了解到山东的“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错，麦收42亿斤，比原来估计的29亿斤多了13亿斤。
　　6月底，田家英结束了在湖南的调查，回到北京。他立即将调查情况向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作汇报。他认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确是个好办法。田家英的汇报刚开了一个头，刘**就接过去说：
　　“现在情况已经明了啦。可以按照农民的要求，实行分田到户。”
　　刘**分析了国内的严峻形势，他说：
　　“再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
　　田家英问道：这个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说：可以。
　　此后，这个曾经投靠过彭德怀如今又投靠了刘**的田家英，在刘**、邓**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个旨在分田单干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
　　1962年7月2日，邓**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有人说：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据陶铸、柯庆施讲，主席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彭真闻听此言，立即表态说：
　　“讲困难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
　　邓**也表示同意，他说：
　　“我倾向这样。”
　　在大家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时，邓**说：
　　“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做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7月5日，毛泽东到了天津，听取了刘子厚的汇报后，他说：
　　“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预料。”
　　7月6日晨，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这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了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60%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他等到田家英讲完了，突然问道：
　　“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田家英一时无言以对。毛泽东又问道：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见毛泽东如此严肃，知道事关重大，就不敢提他曾经向刘**汇报一事，自然也不敢说是刘**的意见了，他说：
　　“是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也是在这一天，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1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下午，毛泽东约见了陈云。陈云申述了他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4年，否则需要8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7月6日这一天，江青看了吴晗撰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她说：
　　“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决禁演这出戏。”
　　原来，《海瑞罢官》是吴晗应京剧艺术家马连良之邀撰写的一出新编历史剧。在《海瑞罢官》这出戏里，有一句唱词是：“将我罢官理不平”。1961年1月，《海瑞罢官》剧本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同时由北京京剧团公演。此后，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有的文章说海瑞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励他失败了再干，要“有朝一日重整纪纲”，等等。
　　江青看了《海瑞罢官》和报刊上的文章，对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重大阴谋，是替彭德怀翻案的。
　　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读《海瑞罢官》的剧本，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田家英看了剧本后，对毛泽东说：
　　“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如果硬要说这个剧本有阴谋，而对之进行批判，以后就没有人敢研究历史敢写历史剧本了。”
　　7月7日，邓**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说：
　　“在全国，巩固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止20%，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8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7月8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刘**、周**、邓**、陈伯达、田家英开会，他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找河南、山东、江西的负责人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他还表明了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最后，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就这样，由刘**、邓**授意田家英起草的旨在分田单干的那个《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不用提交政治局讨论就流产了。
　　7月9日、10日，刘**、周**、邓**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7月10日，刘**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说：
　　“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此时，毛泽东点名要胡耀邦到湖南带职锻炼，“做点实际工作”。不久，胡耀邦调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在胡耀邦离京前，毛泽东嘱咐他，要经常到基层群众中去跑跑，搞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把党的政策及时传达给群众，把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映上来。胡耀邦表示，一定要按毛泽东的教导去做。
　　7月17日，邓子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从安徽当涂和宿县的情况看，包产到户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好一个性情耿直的邓子恢，他只顾自己说得痛快，竟然连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也不予理睬。这次谈话使毛泽东非常不愉快，以至于耿耿于怀，在两个月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重提此事。
　　7月18日，中共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杨尚昆谈话。据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杨尚昆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7月19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重述了他昨天向杨尚昆谈到的那两个问题。
　　会议决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在23日、24日分两批去北戴河。
　　7月20日，毛泽东同准备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说：
　　“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8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4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7月22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还批示道：
　　“这个文件所做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7月23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他决定将这一草案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7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后来一直开到8月24日，整整1个月。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北戴河95号楼会议室，召开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说：
　　“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在谈到党内出现的一些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
　　“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
　　他转向三北地区的负责人问道：
　　“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当毛泽东在反对分田单干问题上处于少数派地位之际，当他准备在会议上发表一篇重要讲话的时候，他要先与地方上的负责人分别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要先“吹吹风”。这是毛泽东在处理重大原则问题时常常采取的一种方法。据保留下来的不完全的谈话记录记载：
　　1962年8月2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及其他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说：
　　“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100年以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8月3日，毛泽东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8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8月5日，毛泽东同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也在座。毛泽东说：
　　“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
　　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
　　他在讲到分田到户问题时说：
　　“有的人主张60%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5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90%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1958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毛泽东最后说：
　　“请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要走什么道路？”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他在讲话中提出了3个问题，要大家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
　　关于阶级问题，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我同6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极**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
　　“形势问题。也要谈一谈。国际问题，要找几个人准备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情况如何，以后再说。
　　国内形势，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有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还是有成绩的。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么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两年调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谈了3年，1959年——1962年，4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谓没有实行，就是没有认真做，个别做了，或者是做得很不好。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现在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
　　“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越大。
　　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的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毛泽东还谈到了积累与消费、集中与分散、民主与集中以及敌我之间的矛盾。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由22人组成的核心小组，也叫做中心小组，其成员是：毛泽东、刘**、周**、朱德、邓**、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从8月9日开始到8月20日的12天内，中心小组开了8次会，会后由中央局第一书记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
　　8月9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谢富治讲了敌我矛盾问题，罗瑞卿讲了部队对单干的看法，陈伯达讲了合作化的历史，康生讲了苏联集体化的历史。李井泉在汇报时说：
　　“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
　　毛泽东插话说：
　　“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关于对形势的看法，毛泽东插话说：
　　“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是大部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
　　在谈到城市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
　　“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点。”
　　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
　　“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邓**发言说：
　　“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止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无论在国际斗争方面，还是在国内问题上，都要看我们的旗帜鲜明不鲜明。左派旗帜不鲜明，歪风就利害。”
　　刘**发言说：
　　“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1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5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5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
　　毛泽东插话说：
　　“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8亿斤，全国都增产。”
　　刘**接着说：
　　“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20%，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10%。因此5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毛泽东插话说：
　　“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刘**接着说：
　　“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毛泽东插话说：
　　“恐怕还是1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1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1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5年到8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5年、8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么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福和中学老师

　刘**说到在经济上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插话说：
　　“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刘**接着说：
　　“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它想法。”
　　毛泽东插话说：
　　“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60%搞集体半集体，40%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否则生产就要破坏。”
　　8月12日，毛泽东找来1961年庐山会议印发的中央农村工作部8月24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要求在会议上重新印发，他在一大段批语中批评了邓子恢，而且还算了邓子恢在1950年“提倡四大自由”的老账以及在1955年砍20万个合作社的旧账。
　　8月13日，罗瑞卿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言，说到了杜勒斯认为欧州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毛泽东插话说：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插话说：
　　“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10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1957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说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插话说：
　“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8亿到10亿斤。”
　　邓子恢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他说是看到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毛泽东插话说：
　　“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30万人只留下2万8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说，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4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说：
　　“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做调查，只调查了1个公社的1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1个队，连1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6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
　　8月15日，李富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言说：主席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他还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10年。毛泽东插话说：
　　“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64年扫尾。”
　　后来到1964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果然实现了全面好转，实际情况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个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谭震林在这次会上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多了。
　　康生则发言说：过去的13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出现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
　　8月17日，李先念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言，讲到了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插话说：
　　“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李先念接着说：
　　“夏收的产量原来估计低了，现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进口粮食540万吨，今年进口470万吨，减少了70万吨。逐年减少。”
　　毛泽东插话说：
　　“减少了70万吨，就是14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
　　他转向周**问道：
　　“今年进口粮食减少70万吨，明年能减多少？”
　　周**比较谨慎，他说帐还没有算，可先减70万吨，再看一看。李先念接着说：
　　“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4倍。”
　　毛泽东说：
　　“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
　　李先念检讨说：
　　“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
　　毛泽东说：
　　“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8月20日，毛泽东在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说：
　　“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指邓子恢——笔者注），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做结论。”“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7世纪40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
　　毛泽东还说：
　　“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
　　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会议，由陈毅作了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
　　尔后，历时1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以较大的精力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并以他的讲话为指导，为八届十中全会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作了准备。
　　这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回到了北京。
　　8月26日，中共中央开始举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会议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问题。会议后期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6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预备会议一直开到9月23日才结束。
　　1962年9月9日8时32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指挥导弹部队某部岳振华等，一举击落国民党U—2高空侦察机，飞机残骸坠落于距南昌15公里的罗家集附近，中校飞行员陈怀身跳伞被俘，因伤重抢救无效死亡。
　　周**给刘亚楼打去电话祝贺说：
　　“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境内，他们只是提了抗议，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下来了。”
　　9月15日，首都北京各界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集会，庆祝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周**、贺龙、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出席了大会。
　　一时间，此事成为世界舆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的认为“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应该重新评价”。有些国家的驻京记者活动频繁，总想弄清楚中国究竟用什么武器打下美国U—2飞机的。这在当时还是一个谜。
　　9月18日，毛泽东为日本工人朋友们书写了一幅书法作品，他写的是：
　　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
　　这幅作品带标点符号长达近百字，分写在8张宣纸上，前5页属正文，落款占3页。整幅作品文笔雄强豁达，以劲直之笔为主，略带圆转之笔，纵势结体挺拔傲岸。
　　9月20日，岳振华随刘亚楼等人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周**、朱德、陈云、林彪、邓**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击落U—2高空侦察机的情况。毛泽东非常高兴，在听取汇报中多次鼓掌。岳振华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连声说：
　　“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
　　9月22日，闫长贵根据华君武先生的漫画《无题》撰写的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这是他大学毕业分配到《红旗》杂志社1年多来的第一篇习作。文章主要批评了那种“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批示道：
　　“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9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的秘书把他的堂弟毛泽荣从一家宾馆里接来中南海。
　　原来，毛泽荣早在1962年8月中旬就来到了北京，这已经是他第4次进京了。毛泽荣自从上次从北京回到家乡后，常常请人代笔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乡间的一些情况，有时也难免被人利用，甚至为“**”说情。1957年，他因“替**翻案”，致使后来他的行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宴请了许多父老乡亲，唯独没有通知他。当毛泽荣闻讯后，从杨林赶到韶山冲求见“主席三哥”时，毛泽东已经离开韶山经宁乡到长沙去了，毛泽荣唯有叹息不已。毛泽荣这次到北京后，一住就是十几天，还未见到毛泽东。他多方打听并催促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尽快见毛泽东。
　　有一天，毛泽东的秘书来到宾馆，把他接到了中南海。他急匆匆地走进会客厅，对着坐在那里等他的毛泽东喊了一声：“主席。”
　　这次他不再喊三哥了。毛泽东起身与他握手，寒暄了几句，便坐下来叙话。毛泽荣说：
　“主席，我这次来，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毛泽东说：
　　“我现在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你。你还是到宾馆住一段时间，等我稍微得闲，请你来吃餐便饭，我们再好好谈谈吧。”
　　兄弟俩这次见面，仅仅只有5分钟。
　　毛泽荣回到宾馆，一直等待着中南海的通知。后来毛泽荣被接到菊香书屋这一天，正好是个星期天，毛泽东家中十分热闹。大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小夫妻俩回来了。小女儿李讷从学校里回来了，在医院养病的江青也回到了家中。毛泽东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向毛泽荣作了介绍，并让孩子们向毛泽荣叫五叔。
　　江青兴致很高，亲自做了饭菜，而且是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做成了湖南风味。毛泽荣满以为三哥请他吃饭，可以开开洋荤。哪知道桌上摆的全是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有炒豆腐、辣椒、茄子、空心菜等等，他心中有些不快。他不知道毛泽东因为全国人民在过苦日子，正在带头不吃肉哩。
　　吃饭时，毛泽东不停地招呼毛泽荣吃菜，毛泽荣却吃不下。毛泽东吃得挺香，一边吃饭，一边和他拉家常。
　　“泽荣，你年纪大了，到外边走不方便，我的工作很忙。今后一般情况，你不要来京。”
　　毛泽东认真地说着。毛泽荣却说：
　　“主席，我本来也不想来打扰您，只是我家有困难，家底子穷，老伴有病，我的眼睛不大好，身边又无儿无女，只有两个孙子年龄还小。所以，我才来北京找您。”
　　毛泽东放下饭碗，温和地说：
　　“泽荣，你有困难，我同情，我理解。但是，我是党的主席，我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的利益。我以前跟你讲过，你有困难，还是要找当地政府解决。”
　　毛泽荣听着毛泽东的话，默不作声。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
　　“目前，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国家的科学技术还不发达，全国人民都在过紧日子。我这个主席当得不好，我有责任。今后还是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三大差别。现在大家都同甘共苦，全党上下全国人民一样，你也不能例外。”
　　毛泽东说到此处，加强了语气：
　　“当地人民过得去，你也过得去，就不要去找政府了。你是我的亲属，不能搞特殊化，不能高人一等。今后你来北京，要经过我的批准。”
　　饭后，毛泽东一家和毛泽荣合影留念。毛泽东身着呢子大衣与毛泽荣并肩站着，左右两边分别站着李敏、李讷和孔令华。江青亲自为他们照相。而后，江青把照相机交给摄影师，身着呢子大衣，头戴头巾，也站在毛泽东身边，和大家一起合了影。
　　毛泽荣临走时，毛泽东交代他说：
　　“你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就回去，好好参加劳动，搞好生产，改善生活。这段时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叫我的秘书陪你到长城和京城的风景名胜走一走，看一看，再休息一下，就回家去。”
　　毛泽荣此次在京，重游了京华名胜。宾馆服务周到，乡下生活哪有这般舒服，因此他流连忘返。毛泽东得知此情，便叫秘书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一件羊皮大衣和一些糖果，送给毛泽荣，要他回家。
　　毛泽东又给杨林公社写了一封信，让毛泽荣顺便带回。他在这封信中嘱咐当地政府说，今后毛泽荣来京，要经他的许可。
　　毛泽东给堂弟买的这件羊皮大衣，外面是用蓝色卡其做成的，里面铺有纯羊毛，制作精细考究。毛泽荣回到家乡后，每次穿上这件大衣，都会不无荣耀地说：
　　“这是我三哥送给我的。”
　　毛泽荣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接到信后，指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从他稿费中拿出200元，寄给毛泽荣。秘书室同时又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毛泽荣同志：
　　写给毛主席的信，已经主席看过。他送给你200元，作为你家庭生活补助。此款另交邮局汇去，请查收。主席说，毛泽连夫妇不要来北京。请你转告他们。此复。
　　此致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1962年9月25日
　　欲知毛泽东还有什么重要活动？请继续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08
第308章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反对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话说1962年9月24日上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经过长时间的预备，在北京怀仁堂正式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现在是10点钟，开会。
　　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陈云同志说明。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
　　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的，已经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1个月，在北京差不多也是1个月。实际问题，在那两个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约3天到5天就够了。27号不够就开到28号，至迟28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3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关于阶级。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3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藏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州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过了几次反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反对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关于形势。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1959年、1960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搞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1960年下半年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1958年10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了，然后12月武昌会议，1959年2、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4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1960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国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后来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1959年9月中印边界问题，赫鲁晓夫支持尼赫鲁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鲁晓夫来，10月在我国国庆10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台上，攻击我们。然后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攻我们，然后两党会议，26国起草委员会，81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1945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的，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怕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呢？是从抗美援朝起，1950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了。而南斯拉夫倒成了‘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很行啊，他可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斗争的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内外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苏联同志，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会受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运动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独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老挝武装斗争的胜利，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出现了阿联、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他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1千万人口，法国80万军队，打了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两个多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的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1942年到1945年整风运动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正，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来的经被鲤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鲤鱼精一样，要好好想一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允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得好，改好了就好了嘛！李维汉同志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维汉同志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许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容许我犯错误，容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绝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能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有个潘汉年，没有杀他。有个王实味，后来杀了。这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把他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中央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但也要看到还有反革命，看不到不好，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乎事实。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虎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嘛，我们也没有杀。**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影响，20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不可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现在已经组成一个专案调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不要因为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来稿清楚，把问题说清，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的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破坏案，杀人放火的人。在敌我矛盾中，关于捕人、杀人的问题，需要正确处理。现在虽然是‘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工程建筑。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毛泽东当场宣读了康生递上来的一个纸条，事关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有人说这本小说是为高岗翻案的。纸条上的内容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尔后，他接着说：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点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的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请**同志宣布有哪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5人不参加。”
　刘**点头应允，宣布道：
　　“常委决定5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毛泽东接着说：
　　“因为他们在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要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了说明。
　　陈伯达谈到在大办人民公社时说：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产生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
　　毛泽东说：
　　“我就批评他。”
　　陈伯达说：
　　“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
　　毛泽东说：
　　“还有吴芝圃。”
　　陈伯达说：
　　“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里布置的。”
　　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
　　陈伯达谈到了1958年下半年起纠正错误的过程。毛泽东插话说：
　　“从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1959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1959年下半年、1960年差不多1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陈伯达谈到经过1960年下半年的“十二条”、1961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插话说：
　　“1961年比较1960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200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正规。”
　　陈伯达谈到要逐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劳动来代替手工劳动。毛泽东插话说：
　　“我刚才讲的两年到3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43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43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陈伯达谈到国际上修正主义也要封锁我们。毛泽东插话说：
　　“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9月25日，李先念在全会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了说明。此后，董必武作了发言，毛泽东在插话中重提7月17日邓子恢向他陈述“包产到户”意见时的情形，他说：
　　“他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1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1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
　　继董必武发言之后，薄一波、朱德相继发了言。
　　9月26日，刘**、周**、邓**先后在全会上讲了话。
　　9月27日是全会的最后一天，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发言。
　　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等10个文件。
　　彭德怀因为6月22日的申诉信，被认为是要翻案，被取消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
　　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并把它写进了全会的公报中。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持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后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又被高度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说来也巧，蒋介石好像很配合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不久，也就是在1962年10月至12月，蒋介石集团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窜犯大陆的行动。
　　中共中央立即做了必要的准备，动员全国人民提高警惕，防止大陆上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要求东南沿海军民做好一切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消灭掉。
　　从此时开始一直到1965年春，蒋介石集团先后组织了5次对大陆的进犯。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窜犯，无疑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全国人民与蒋介石集团长期斗争的继续。这场斗争给中共和全国人民很大的影响和震动，阶级斗争的气氛骤然增加了，共产党内不少人已经放松了的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
　　八届十中全会后，田家英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他提出准备去搞研究工作。毛泽东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仍然叫他留在自己身边工作。
　　1962年10月2日，周**在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汇报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他说：
　　“我今天来，就是想汇报一下有关印度的情况。我的访问看来没有解决问题。”
　　原来，早在1960年4月至1961年8月之间，印度军队侵犯中国领土的行动竟然多达17次，他们不断地侵占中国领土。1961年9月，印军又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10月12日，印度政府命令印军要“清除掉”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军队。于是，印军再一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1962年9月17日，周**得到报告说：60名印度士兵从3面向克节朗河2号桥头的中国哨兵逼近，中国哨兵喊话要他们停止前进。印度军官却命令他们的士兵举着步枪和机枪对准中国士兵，大吼大叫要把中国士兵轰走。因而双方发生了冲突，两名中国哨兵被当场打死。周**听到这一消息，立即采取军事措施，同时又采取了外交行动。
　　周**继续向毛泽东汇报说：
　　“现在，印度国内的舆论非常激烈，尤其是国防部长梅农，他叫嚷要和我们打一场有限的战争。在这种气氛中，尼赫鲁也越来越强硬。我几次给尼赫鲁去信，希望举行高级会议，解决边界争端，他都坚决拒绝。他强调，会谈的前提是中国军队全部撤出有争议的地区……”
　　毛泽东面带愠色“喔”了一声，望着菊香书屋外边，皱着眉头，抽了一口烟，说道：
　　“这不行！我们都撤出来，让给他，将来还谈些什么？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小学生课本上都有的，不能轮到我毛泽东领土就成了950万、930万，我无法向6亿人民交代。”
　　他吸了一口烟，又问道：
　　“印度这样强硬，一定有后台吧？”
　　毛泽东是想听听国际上的动向。周**忧心忡忡地说：
　　“英国、美国支持他们不用说了，据可靠情报，苏联也私下支持他们，从我国撤走的苏联专家，有一大部分已转往印度。苏联援助印度建立起来的比莱钢铁厂，如今已经开工生产，钢铁产量翻了一番。据说苏联驻印度大使维列基正准备同印度签订新的经济协定，贸易额还将增长1倍。为了支持印度打一场边界战争，苏联还准备提供40架图-12运输机。”
　　毛泽东闻言，脸上流露出鄙夷的神情。他说：
　　“古有明训，生意不成礼仪在么！看来，赫鲁晓夫此公是不讲礼仪喽！”
　　周**拿出一张《真理报》，指着一篇文章给毛泽东看，说：
　　“赫鲁晓夫竟然对我们大讲谈判的好处，简直与西方别有用心的观察家一个腔调。”
　　毛泽东问：
　　“肯尼迪怎么说？”
　　周**说：
　　“美国也在大肆吹捧印度扩张主义者。肯尼迪给尼赫鲁打气说：‘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完全同情你。你在同中国打交道中，已经表现出高度的克制与耐心。凡是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所极力提倡的，你都已经身体力行，而他们的信徒中能够做到这样的，却是寥寥无几。’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恩，已经奉命改变了美国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的含糊态度。他声称，麦克马洪线是一条‘为现代惯例所承认’的国际边界线。”
　　周**又分析说：
　　“印度**完全是为了获取美国的军事援助。”
　　毛泽东说道：
　　“有道理，有道理啊！蒋介石的军队就是这样，打一枪，看看主人的脸色。主人赏两块银元，就再打。不赏钱，就泄气喽！”

福和中学老师

他最后叮嘱周**说：
　　“尼赫鲁是我们的老朋友，印度是同我们建交的第二个国家，为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提高出过力，我们不能对不起人家。他不谈判，不要紧，我们可以等。谈判的大门，不能从我们这边关上。”
　　10月5日，周**接到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据美联社、法新社驻新德里记者当日报道，印度正在加紧备战。在最近几天之内，印军可能要发起攻势，预料这将是中印边界3年冲突以来的第1次真正的战斗，印度军队“已决心要把中国人赶回去”。
　　10月17日凌晨，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边防军进行猛烈炮击。
　　10月17日，毛泽东立即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解决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刘**、朱德、邓**、陈毅、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张国华、王尚荣、章汉夫、乔冠华、雷英夫等人。
　　毛泽东要求乔冠华和雷英夫向与会者报告一下中印边界冲突的情况和各方面的反应。于是，乔冠华就先报告了国际上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雷英夫接着汇报了中印边界前线情况和总参谋部制定的反击方案。
　周**说：
　　“从各个方面看，我们不进行自卫反击不行了，因此我建议，立即进行自卫反击作战。”
　　与会者纷纷发言，一致同意周**的意见。毛泽东一开始不主张打，他见大家如此坚决要打，便说：
　　“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
　　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想要我们死，也不那么容易。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威风，起码要保证30年的和平。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他说罢，转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问道：
　　“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嬴呀？”
　　张国华很坚定地回答说：
　　“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嬴。”
　　毛泽东说：
　　“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与会者都说，战胜印军是有把握的。毛泽东说：
　　“我们没有同印军作战的经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一定要精心布置，打好这一仗。”
　　会议结束后，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西藏边防部队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和副政委吕义山，组成中印边界东段指挥部；由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副司令员陈明义、副政委詹化雨和参谋长王亢留在拉萨主持工作。新疆边防部队也成立了以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负责指挥的中印边界西段指挥部。
　　10月20日上午10时许，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奉命立即反击，拉开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序幕。
　　中国边防军右翼主攻部队在克节朗地区发起反攻，经过1天激战，全部清除了入侵印军在枪等、卡龙、扯冬、绒不丢等地的据点。与此同时，在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边防军，向加勒万河谷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发起反攻。不到1小时，就成功地拔掉了印军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的据点。
　　10月22日，周**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取得的巨大胜利的消息，从北京打电话报告在济南视察的毛泽东。他说：
　　“中印边界反击战开战两天，进展顺利，东西两线的部队都打得不错，印军越境的据点，已大部分被拔除，印军王牌第7旅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总参谋部的同志请示是否越境作战？”
　　毛泽东指示说：
　　“暂时不越境作战，不但不越境，还要后退20里。”
　　10月24日，中国政府在边防军全线胜利的形势下向全世界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3项建议，呼吁各自后退20公里，脱离接触，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再进行两国总理会谈。
　　同时，周**致函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3项建议做出积极响应。
　　这一天，印度当局不但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和平建议，反而要求中印边界恢复到1962年9月8日以前的状态，也就是印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的边境状态。
　10月28日，印度领导人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内阁，决心同中国长期作战。
　　10月29日，中国边防部队经过9天的作战，在西段清除了印军侵入中国境内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86%的据点；在东段驱逐了入侵克节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印军，并歼其一部。首战全线告捷。总参谋部遵照中国政府的声明，命令前线部队停止对入侵印军的反击。
　　1962年11月3日，聂荣臻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正在自己的菜地里除草，他见聂荣臻来了，就放下锄头，招呼聂荣臻坐下。聂荣臻将《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手上，毛泽东连手也没有擦就仔细地阅读起来。
　　这个报告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在10月30日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只见报告中写道：
　　“最近二机部在分析各方面的条件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至迟1965年爆炸第1颗原子弹。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因此，除了二机部本身做艰苦努力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现在离预定的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要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必要的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
　　下面是邓**在11月2日的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核阅。”
　　毛泽东看罢，连连称赞罗瑞卿的报告，他说：
　　“好，好！写得不错嘛。”
　　聂荣臻笑了笑，说：
　　“主席，等到原子弹爆响那一天，我们真要好好地庆贺一番了。”
　　毛泽东立即在罗瑞卿《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后来在11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为主任、由7位副总理贺龙、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罗瑞卿、薄一波、陆定一及7位部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组成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两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和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
　　再说11月4日，周**致函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3项建议做出积极的响应。
　　这一天，印度宣布成立国防会议和国防生产部，扩大**生产，进行战争动员，扩充军队，向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兵。他们还向国外寻求军援。
　　后来到11月中旬，印度军队在边境共部署了2个师部、9个旅，以及大量炮兵、装甲兵等部队，总兵力由22000人增加到30000人。
　　11月9日，中共中央宣布撤消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将其工作职责并于国务院农村工作办公室，由谭震林兼任主任。
　　11月14日，印度军队再次向中国边防军发起猛烈进攻。
　　11月中旬，杨老太太在长沙病逝。毛泽东立即给杨开智发去唁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500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
　　大安！
　　　　　　　　　　　　　　　　　　　　　　　　　　毛泽东
　　　　　　　　　　　　　　　　　　　　　　　　1962年11月15日
　　毛泽东同时给陈玉英也寄去了500元。
　　11月16日，中国边防军奉命向印度军队实施反击，歼灭印军王牌第7旅。
　　11月17日，周**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报告前线战况。毛泽东听了，大加赞赏，他说：
　　“好嘛，基本上是歼灭战！”
　　周**高兴地说：
　　“总参送来的报告，部队士气高昂，东西两线都推进得很快，已经到达传统习惯线，歼灭敌人5000余人，缴获了一大批武器装备。”
　　毛泽东说：
　　“一边是军事仗，一边是外交仗，都要争取主动。我看打得差不多了吧？”
　　周**说：
　　“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你看如何？”
　　毛泽东说：
　　“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
　　周**说：
　　“这样做，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
　　毛泽东点上一支香烟，悠然笑道：
　　“我们做了这就是先例，总要有人先做吧！”
　　就在此时，尼赫鲁急忙向苏、美两国求救。肯尼迪答应要派美国航空母舰开往孟加拉湾；赫鲁晓夫也急急忙忙要向印度调运军事装备。于是，尼赫鲁又来了精神，他叫嚷要不惜以一切代价打败中国。
　　周**立刻来到菊香书屋，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弹了弹手中香烟的烟灰，朗声笑道：
　　“真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看样子要把整个喜马拉雅山推倒喽!”
　　周**在又一个不眠之夜之后，满面倦容地来向毛泽东报告敌情，他说：
　　“主席，印军的兵力增加到了2个师部、9个旅，武装挑衅也愈演愈烈。苏联的军事装备正往印度调运。”
　　毛泽东连声冷笑，说：
　　“老朋友的情面一点也不要喽，看来老是好言相劝是不行吧，人家听不进去嘛。”
　　周**说：
　　“美国航空母舰已经开到孟加拉湾，尼赫鲁刚伸出手，肯尼迪就满口答应了，要什么给什么，许多装备还是新的。”
　　毛泽东说：
　　“老大哥不是也给了吗！”
　　周**说：
　　“我们不仅要对付赫鲁晓夫，还要防止肯尼迪在我们背后插上一刀。正是有了后台，尼赫鲁的腰杆子才硬起来了。”
　　毛泽东豁然起身，说：
　　“人家有的我们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总会有。我们有的，他们永远也不会有！”
　　周**说：
　　“印度已经争取到不明真相的39个国家的支持，一些西方国家还企图利用联合国制造对印度有利的舆论，甚至怂恿联合国像朝鲜战争那样出兵印度。”
　　毛泽东闻言，豪气顿生，朗声大笑起来，他说：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大不了再一次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
　　周**闻言吃了一惊，急忙劝道：
　　“主席，打胜这一仗是有把握的。问题是要要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要打出国威、军威，就不能打无把握之仗。”
　　毛泽东说：
　　“我在想，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又是统一的。这一仗打好了，至少要争取到20年到30年的和平。就是前人种树，后人才能乘凉，目光要远大一些嘛！”
　　11月19日，中国边防军的反击攻势势如破竹，在东西两线粉碎了入侵印度军队的全线进攻，印度军队全线溃逃。
　　11月19日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18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立即批示道：
　　“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18日这种论调。”
　　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见周**、陈毅，对中印边界问题做出指示。
　　11月19日晚，周**和陈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约见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周**说：
　　“现在我们两国处于一个严重的时刻，亚非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把我们看做是亚洲最大的国家，而现在，两国关系由于边界冲突而发展到这样的状况，这总是不幸的和不利的。我们这几年来一致努力主张无条件的举行和平谈判，为的是使双方不受任何拘束地到谈判桌上来客观友好地解决问题。尽管形势看来很紧张，但我们应从更远更深来看，中印两国关系应该友好下去。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我已答应去德里，我已经去过德里4次，再去时将是第5次了。”
　　班纳吉答应马上将周**的意见转告给尼赫鲁。
　　11月20日，中国边防军向传统边界线逼近。此时，入侵印度军队已经无险可依，中国边防军处于有利的态势。美国航空母舰见大事不妙，也匆忙溜之大吉了。
　　11月20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周**等人研究中印边界问题。毛泽东果断地做出了一个没有先例的决策：中国边防军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主动后撤，扭转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
　　18时许，毛泽东下达了关于中国边防军全线停火后撤的命令。
　　11月21日零点时分，中国政府因印度政府对周**举行谈判的建议没有任何响应，于是就向全世界发表了郑重声明，声明中说：
　　“1、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2、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3、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力，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真诚地期望印度政府，考虑印度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愿望，改弦易辙，做出积极响应。”
　　中国的声明发表之后，印度政府依然没有反应。
　　11月21日，中国边防军前线部队在中印边境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在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尔后受命在严密监视印军行动的同时，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其它军事物资详细登记造册，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印军打着绿旗前来领回。中国边防部队还将已经死亡的印军官兵按照印度的风俗礼仪火化，对受伤的印军俘虏妥善治疗，发给日用品和衣服；组织被俘的高级军官到中国内地参观游览。
　　中印边界反击战从10月20日开始，到11月21日结束，经历了两个阶段，历时1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中国边防军打退了印军的全面进攻，清除印军据点90多个，歼灭印军一部，驱除了入侵的印军。这是中国军队在抗美援朝以后，在世界屋脊上进行的一次打出国威、打出军威的反击作战。
　　后来，中国边防部队在1963年2月28日，干净利索地完成了主动撤退计划，不但实现前线停火，而且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4月2日，中方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3213人。从此，印度扩张主义者再也不敢挑起大规模的边界争端，中印边界形势逐渐平静下来，友好关系慢慢恢复，出现了数十年的和平相处局面。
　　欲知毛泽东将此后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哪个方面，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的预言，又一次神奇地应验了！他说：“我在想，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又是统一的。这一仗打好了，至少要争取到20年到30年的和平。就是前人种树，后人才能乘凉，目光要远大一些嘛！”事实证明，中国几十年的和平环境的确是打出来的，而不是乞求来的！不知那些惧外媚外者们，看到毛泽东的这些话作何感想？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些至理名言，完全可以作为后来人的座右铭！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09
第309章
　　“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
话说1962年12月2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这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对苏共和其他国家党进行还击。
　　原来，苏共中央在二十二大以后，每年都要发表几百篇文章攻击中共中央。这种做法，在国际关系中是十分罕见的。到1962年11月及其以后，苏共中央又先后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八大”、匈牙利工人党“八大”、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十二大”上，现在又在意大利共产党“四大”上，带头并怂恿各国党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仅如此，苏共还唆使40多个兄弟党发表决议或声明，攻击中共中央。毛泽东已经忍无可忍，不得不进行反击了。
　　12月4日，邓**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他说：“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
　　12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南海的周末舞会上，工作人员崔英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休息，就走过去向他伸出手，自我介绍说：
　　“主席，我是新来的，在秘书室工作。”
　　毛泽东握着崔英的手，端详着她的面孔，说：
　　“新来的？好像见过面嘛！”
　　崔英非常佩服毛泽东的记忆力，回答说：
　　“您的记性真好！1955年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那时中宣部在中南海乙区办公，夏天在乙区游泳池游泳时，见过您。当时主席还问过我‘怎么学会浮在水面上仰卧的’呢。”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我说见过面嘛，7年怎么就会忘记呢！”
　　他示意崔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亲切地问：
　　“你是哪里人？”
　　“东北辽宁人。”
　　“那你一定学过日文了？”
　　“学过7年半。”
　　毛泽东这个时期还在学日语，他让崔英和他一起背日文的51个字母。崔英因长期不用日语，背得很不熟练，有的字母发音也不准。毛泽东一边背，一边帮她纠正发音，还说：
　　“学过7年半，有基础，应该继续掌握这门外语。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崔英。”
　　“那么你的爱人可能是姓张的了？”
　　崔英闻言，一时愣住了，她不明白毛泽东何以如此说。毛泽东不等她回答，又微笑着问道：
　　“你读过《西厢记》吗？”
　　崔英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毛泽东是用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来逗她的。她会意地笑了笑，说她的爱人原在中宣部工作，1960年下放到安徽基层锻炼，因为医疗事故去世了。毛泽东收敛了笑容，关切地问道：
　　“你今年多大了？有几个小孩？”
　　崔英说她32岁，有两个男孩，一个10岁，一个7岁。毛泽东说：
　　“孩子还小，有人帮助你照料孩子吗？”
　　崔英说婆婆帮助照料。毛泽东问：
　　“你一个人拿工资，家中生活有困难吧？”
　　崔英说国家补助一个孩子的生活费，对婆母也有补助。毛泽东点点，鼓励她说：
　　“那就好嘛。你还年轻，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吧，要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
　　崔英见毛泽东如此关心像她这样的一个普通干部非常感动，就说：
　　“太感谢主席了！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
　　12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安徽省委《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及今后的工作部署的报告》。报告中写道：
　　“在责任田推行不到两年中，已明显暴露出许多严重的恶果：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所有权已逐渐转移到个人手里。农民中个人主义、自私观念日益发展，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逐渐削弱。暴发户越来越富，困难户越来越穷，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雇工、放债、出租土地、投机倒把等剥削行为随之发生。”
　　12月14日凌晨，毛泽东在杭州修改《人民日报》的社论稿《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他觉得题目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一个标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他在给邓**的批语中写道：
　　“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
　　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文。
　　后来一直到1963年3月8日，中共中央一共发表了7篇文章，对苏共中央和其它国家党的攻击，进行了必要的辩论。此是后事，容笔者在后边慢慢细述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一次谈话中说：
　　“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12月22日，毛泽东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材料《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给参加华东局会议的与会者：
　　“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
　　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生了病，发烧到38度。机要秘书罗光禄怕影响到他休息，就没有给他送文件。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在床上问罗光禄：
　　“罗秘书，你怎么不给我送文件呀？”
　　罗光禄说：
　　“主席，您发烧了，该休息一下。”
　　毛泽东说：
　　“没关系，你送来吧。”
　　罗光禄只得把文件送进毛泽东的卧室，但他又忍不住劝道：
　　“主席，发烧很难受，我们年轻的都抵抗不住，您烧到38度了，要打针吃药，注意休息。”
　　毛泽东接过文件就看，嘴里还说：
　　“这不要紧，我可以到39度。”
　　罗光禄听毛泽东这样说，内心一阵激动，眼睛也湿乎乎的，忍不住当面“表扬”毛泽东说：
　　“主席，您这种精神真了不起，我非常感动。”
　　毛泽东则说：
　　“这算得了什么？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坚强的精神是办不好事的。”
　　12月25日夜，毛泽东在杭州看了京剧表演艺术家宋宝罗为他清唱的《朱耷卖画》。
　　按照剧情要求，演员必须在演出中当场作画。宋宝罗随着剧情的发展要求，作起画来。他提笔疾若惊蛇失道，迟若渌水徘徊，不到十分钟，一只精神抖擞的大公鸡便立在青石之上，昂首引颈，高吭晨曲。
　　“好一幅雄鸡报晓图！”毛泽东情不自禁，站起身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叫到：“落笔很准，画得好！不错么！”
　　毛泽东踱了几步，吸着烟，将右手有力地往前一展，对宋宝罗说：
　　“这画，你可题一唱雄鸡天下白么！”
　　宋宝罗见毛泽东这么赞赏他，就把这幅5尺长、2尺半宽的《雄鸡报晓图》大中堂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说：
　　“这画我很喜欢。”
　　后来，这幅画一直被毛泽东珍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在事隔8年之后的1970年夏天，毛泽东在杭州还问起那位“会画大公鸡的宋宝罗”。
　　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的生日。也就是在这一天，他以伟大的战略家的气魄，写下了对国际上的“虎豹”、“熊罴”和国内的“苍蝇”们的宣战书《七律•冬云》，诗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后来在1963年，田家英编辑《毛泽东诗词》一书时，把毛泽东的这一手稿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
　　“对了，还有这一首。”
　　12月29日，邓**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给毛泽东审阅。他在信中写道：“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标题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
　　12月30日凌晨2时，毛泽东在连夜看完的社论稿上批示道：
　　“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12月31日，毛泽东阅读了12月11日《文艺报》上张光年撰写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萧三的《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时乐蒙的《唱着革命的战歌前进》3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为纪念《国际歌》的词曲作者鲍狄埃和狄盖特所作。他又阅读了《文艺报》第12期上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撰写的《必须推陈出新》和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吾日三省吾身”》2篇文章。他感到很满意，就给江青写了一个简单的批语：
　　江青：
　　这里有3篇文章，值得一看，看后退我。周信芳、盖叫天两文也已看过了，觉得还不坏，盖文更好些。
　　　　　　　　　　　　　　　　　　　　　　　　　　毛泽东
　　　　　　　　　　　　　　　　　　　　　　　12月31日上午4时半
　　1963年1月4日，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李纳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爸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读了秋水篇”，是李讷在给爸爸的信中汇报说：她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已经读了《庄子•秋水》一文。《庄子•秋水》篇里说：河神河伯，平日里觉得百川灌河，以为天下之水皆归于己，便盲目自大。等他顺流东行，到了北海，看见无涯无际的大海，方觉自己渺小，只能“望洋兴叹”。毛泽东觉得爱女读了这篇文章，就不会再盲目自大了。
　　1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挎田里见一行，他在谈话中说：
　　“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
　　毛泽东在谈到论战问题时说：
　　“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
　　毛泽东又说：
　　“陶里亚蒂也做了一些好事。”
　　1月8日晚，毛泽东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登载的郭沫若为贺新年写的《满江红•一九六三年元旦书怀》，其词云：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天下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毛泽东不看则已，一看诗兴大发。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时而凝眉沉思，时而昂首吟哦。忽然，他停住脚步，坐在桌前写上几句，又摇摇头，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在不断的吟哦写作中，这首名篇诞生了。次日清晨，工作人员发现，纸篓已经装满大半。”
　　1月9日凌晨，毛泽东展纸挥毫，书写了新得佳作的全篇。又在词后题写道：“书赠**同志。”他还细心地附笔告之曰：“郭词见1月1日光明日报。”尔后将作品装入大信封里，上写“送交周总理”。
　　毛泽东的这一佳作于1963年12月公开发表，全篇敬录如次：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历，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1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了杭州。
　　1月13日，毛华初为奉调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一事，正忙着整理行李、移交工作，忽然接到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打来的电话，说：
　　“毛主席来电，要你尽快去上海。”
　　毛华初兴奋不已，当即打点行装，与爱人韩谨行一起带上小儿子毛宁亚，于14日赶到上海锦江饭店。
　　时值寒冬，上海下着大雪，银装素裹，把锦江饭店打扮一新。锦江饭店主楼共有15层，毛泽东住在9楼。毛华初夫妇被安排在锦江饭店南楼。这天，毛泽东的秘书来问毛华初说：
　　“你这次来向主席汇报，打算谈些什么事？”
　　毛华初说了自己的想法。秘书说：
　　“你可以搞一些百分比，汇报时简练一些。主席打算分两次接见你。”
　　毛华初说：
　　“我爱人和小孩来了，他们也想见一见主席。”
　　秘书说：
　　“主席会安排的。”
　　1月15日晨，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爸爸
　　1月15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
　　1月15日下午，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电话，叫毛华初一个人到毛泽东那里去。毛华初从南楼出来，乘电梯上9楼，电梯门口早有工作人员在等他。他们来到毛泽东下榻处，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抽着烟等着呢。毛华初问候道：
　　“伯伯，您好！”
　　“好。”毛泽东点点头，站起来和他握手，叫他坐下。
　　毛华初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农业生产情况，他说形势有所好转，总产量达300亿斤。这是他从省委书记王延寿那里问来的。毛华初又说了一些落实《农业六十条》、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和调查研究的情况。毛泽东说：
　　“我对下面的情况了解不多，有些干部不熟悉，你给我介绍一下省委同志的情况好吗？”
　　“好。”毛华初说：“张平化同志有理论水平。王延寿同志有实践经验。两人配在一起，是很默契的。华国锋同志是南下干部，从山西调来的。我从东北调来。到湘潭后，他当县委书记，我当副书记。我对他比较了解。他是小商人出身，简易中学毕业，在解放区当过区青年干事、区委书记、县委书记。有实践经验。”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和汪东兴把毛华初送到楼梯旁，毛泽东说：
　　“东兴，看样子湖南只换了两个人，工作是有起色的，面貌有所改变。”
　　毛华初说：
　　“中南局准备调我去工作，行李都打包了，可前两天，省委又打来电话说，省委决定我继续留在湖南工作。已经上报中南局。”
　　毛泽东说：
　　“你的工作调动，我不干预。你调广东也好，留湖南也好，我不管。但你在广东就要研究广东的问题，在湖南就要研究湖南的问题。总之，要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中央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
　　毛华初要走了，毛泽东又说：
　　“李敏、李讷、远新都来了，江青也来了。你们过去很少见面，今晚看戏，让你们见见面。你们应该认识认识。”
　　晚上，毛华初领着妻子、儿子来到剧院，见到了李敏、李讷和毛远新。毛泽东和江青，还有柯庆施坐在前排。李敏、李讷、毛远新坐在后一排。毛华初夫妇则被安排在剧院左中央。毛泽东往后环视了一会儿，好像看到了毛华初，朝他眨了眨眼，又摇了摇头。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又约毛华初到他下榻处谈话。毛华初刚进门，毛泽东就不无遗憾地对汪东兴说：
　　“昨晚安排不好，你们大概没搞清楚，让华初坐在后面，没让他们见到面。”
　　毛华初落座后，毛泽东说：
　　“你那个报告我看过了。”
　　毛华初是在伯父来上海之前，寄给他一份反映农村人民公社金融管理、自留地和市场的调查材料。毛泽东又问毛华初：
　　“你的文化是怎么提高的？”
　　毛华初回答说：
　　“通过学习和工作实践，慢慢提高的。”
　　“你能不能写文章？”
　　“大的报告不能写，能写写工作报告总结之类。”
　　毛华初在说到《60条》时说：
　　“出工一条龙，误工很大。”
　　毛泽东说：
　　“《60条》刚刚发表，再看一看，看一两年再说。”
　　毛华初说出了他的担忧，他说：
　　“我们现在搞和平建设，和平环境问题未暴露。一旦发生动荡，有人就会枪口对内。”
　　“是的！”毛泽东似乎被这句话打动了，他颇有感慨地说：“现在有人反对我，解放以来，我讲了40万言，这么多话，真正照我讲的去做的不多了。”
　　毛华初说：
　　“不会，谁敢反对您啊！”
　　此时，毛华初的爱人韩谨行带着孩子来了，毛泽东和她打了招呼，继续和毛华初谈话。毛华初问伯父说：
　　“主席，现在搞调查研究，主要调查什么？”
　　毛泽东说：
　　“现在《60条》出来了，以《60条》为依据，多下去调查执行的情况和效果啊。”
　　韩谨行见毛泽东点起了一支烟，两人的谈话有了停顿，便对毛泽东说：
　　“伯伯，过去我虽见过您几面，但不管多少次，一有机会，我总想看看您。”
　　毛泽东笑着说：
　　“小韩，过去见面，有别人在场，我没有机会向你做调查，对你了解不深。今天我要调查你的历史。”
　　于是，毛泽东问到了韩谨行的学习、工作和经历以及家庭生活；韩谨行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满意地说：
　　“你是个干工作的。你几个小孩？”
　　“4个，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韩谨行说着把亚宁拉到毛泽东跟前，说：
　　“这就是我们最小的孩子亚宁。”
　她转脸对儿子说：
　　“快叫公公。”
　　“公公。”亚宁用清脆的童音叫了一声。毛泽东拉着亚宁的手，又摸摸小侄孙的头。韩谨行说：
　　“亚宁昨晚发脾气了。”
　　毛泽东问：
　　“为什么动气？”
　　韩谨行说：
　　“昨晚看戏，亚宁想看主席，特意跑到您的跟前，警卫人员把他拖开了。他回来后不高兴，撅着小嘴说警卫叔叔不讲理，不让他看主席公公。”
　　韩谨行说完，见亚宁倚在毛泽东身上，她担心毛泽东受不了，连忙叫亚宁过去。毛泽东说：
　　“没关系，让他看够噢。”
　　韩谨行见毛泽东喜欢亚宁，便开玩笑说：
　　“伯伯，这小孩留在您身边算了。”
　　毛泽东也笑了，说：
　　“他还小，我没法带，还是你替我带吧！”
　　正在这时，护士李文惠进来了，招呼道：
　　“主席，休息时间到了。”
　　毛泽东见汪东兴也进来了，就指指韩谨行，又指指毛华初，对汪东兴说：
　　“她是他的夫人，他是她的丈夫。她是韩幽桐同志的侄女。”
　　韩幽桐是韩谨行的姑妈，著名法学家张友渔的夫人。张友渔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汪东兴对张友渔夫妇是熟悉的。毛泽东在汪东兴与二人握手后，又把韩谨行的经历对汪东兴介绍一遍。说她高中文化，参加革命后当过镇长、区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专区妇联主任、县委副书记、省委农村部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地委农村部副部长。现在，还在省委农村部工作，经常下乡。最后又说：
　　“她是个干工作的。”
　　韩谨行暗暗佩服伯伯的好记性。毛泽东向韩谨行了解一些农村的情况。韩谨行就把她在湘西自治州保靖县梅花公社蹲点了解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深入基层蹲点好。关于当前的工作，中央开了会。最近已下发指示。具体指导有中南局和省委。”
　　毛泽东提到阶级斗争的时候，韩谨行说：
　　“我蹲点的梅花公社还有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在谈到纠“左”问题时，毛泽东说：
　　“有些人把核算单位越搞越大，认为越大越好，有的地方就是纠正不过来。我不主张办公共食堂了，办食堂饿死了一些人。”
　　毛泽东顿了一下，突然说：
　　“谨行，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有一件事要请你们办一下。”
　　“什么事？主席尽管吩咐。”
　　韩谨行、毛华初齐声说。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
　　“我有一个机要员，叫李文惠，家在常德，她从小死了母亲，是外婆把她带大的。她有个哥哥，已经找了对象，哥哥是个老实人，听说与对象有些矛盾，需要协调一下。她想回去一趟，我看她一个人回去不方便，跟你们一起回去，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到了长沙，你替她买张车票，让她回常德。我过几天到湖南去，等到了长沙，再带她回北京。”
　　毛泽东又说：
　　“我去南方要路过杭州和庐山，你们愿意去玩玩吗？去的话，可乘我的专列一起去。”
　　韩谨行说：
　　“华初工作很忙，庐山我们就不去了，跟您到杭州看看，就回湖南去。”
　　毛泽东叫来秘书，说：
　　“他们是我叫来的，来往的旅费由我出。你看他们3个人要给多少钱吧？”
　　汪东兴说：
　　“300。”
　　毛华初，韩谨行赶紧说：
　　“不要，不要！我们的路费回去由公家报销。”
　　毛泽东说：
　　“你们在路上花了一些钱，算给你们的补助吧。”
　　该告辞了，毛华初恳切地说：
　　“伯伯，您要保重啊！”
　　毛泽东点点头，也说：
　　“你们也要多保重啊。”
　　在毛华初等人离沪的前一天，毛泽东的秘书送来了火车票和300元人民币。
　　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组织工作会议纪要》，还写了一个很长的批示。批示中说：
　　“党要管党。现在，党的队伍中有一些不合格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有必要在重新教育党员的基础上，对党员进行一次重新登记。”
　　1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中组部《关于一年来轮训干部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向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到1962年10月止，全党轮训干部11.4万人，其中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9.7万人，占计划轮训干部的57%。今后的意见是，轮训干部主要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文件，提高全党干部的思想觉悟，正确认识当前的阶级斗争、当前的形势和矛盾问题，加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1月间，崔英在中南海的周末舞会上又见到了毛泽东，她在慢四步舞曲的旋律声中邀请毛泽东跳舞，一边跳一边报告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有许多在反右斗争中划成**的人在申诉，很多人给您写信，要求平反，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闻言，便停下了脚步，说：
　　“不知道。那些划**的定案材料寄来了吗？”
　　崔英说：
　　“寄来了。我就是看了那些材料，才知道下面有扩大化的错误。这种情况不知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说：
　　“详情不知道。”
　　崔英又报告说：
　　“对右 派的申诉信件，负责反右工作的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
　　毛泽东听了，十分生气地说：
　　“谁说的？真正划错了的**要纠正，要平反！你转告秘书室主任，把各地的**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送给我。”
　　后来，崔英向秘书室领导汇报后，受命负责起草一个全国各地**申诉情况的综合报告，交给领导审阅。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几天后她就被调离了中南海，远离了毛泽东。自然，那份综合报告也就不可能送到毛泽东手中了。
　　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社论。
　　此前，毛泽东在武汉审阅了这篇社论的草稿，他认为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欲知毛泽东后来有何重大决策？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作于1962年1月9日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可以说是讨伐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的檄文，是共产主义战士增强斗志的冲锋号，是埋葬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宣言书。煌煌大作，至今令人百读不厌！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10
第310章
　　“我们如果不抓阶级斗争，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话说1963年2月11日，毛泽东委派田家英到故宫博物院借阅明清名人书画作品26件。
　　2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等负责人131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了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在前两年调整的基础上，再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推荐了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区抓阶级斗争、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开展社会教育运动的做法和经验。
　　原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视察和了解了11个省的情况，其中，只有湖南、河北两个省，结合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并抓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宋任穷、刘建勋两人在报告中都作了检查，说他们在十中全会后没有抓阶级斗争。
　　会议印发了《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
　　这两个报告汇报了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区在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方面的四清经验。报告说，在县级干部中，有6%至8%的干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区、社两级干部中，有问题的人更多。报告还说，这些活动对于克服管理混乱、纠正部分基层干部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兑现年终分配与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根据湖南、河北两省总结的“运动所到之处，‘牛鬼蛇神’迅速消声匿迹”，“经过这场斗争，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收获”的经验，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他要求各省市的领导要认真抓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干部和群众。强调要抓好阶级斗争，要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
　　2月19日，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情况。毛泽东插话说：
　　“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同志、**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来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3年嘛。你看嘛，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4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
　　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做准备。
　　2月22日晚，在上海休养的江青，到上海红都剧场观看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在中场休息时，江青说：
　　“这个戏很不错。”
　　江青不想惊动剧团，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
　　其实，江青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戏，那是哈尔滨京剧院在1958年新编的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她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比哈尔滨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还要好。
　　后来，江青找到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向他推荐了《红灯记》剧本，建议改编成京剧。林默涵看了剧本以后也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改编。
　　阿甲原名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他集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阿甲接到江青推荐的剧本后，与翁偶虹合作，共同改编剧本。
　　再说2月23日晚，正患感冒的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他的卧室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了苏共21日来信问题。
　　尔后，毛泽东又在卧室里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周**、邓**、康生、伍修权。毛泽东首先回忆了1949年底到1950初他第一次访苏期间对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发火及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原因，而后说道：
　　“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
　　尔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目前中苏关系问题上，他对契尔沃尔科说：
　　“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8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毛泽东针对苏共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反问道：
　　“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共产党？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
　　他指指周**说：
　　“就是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4月7日回你们2月22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5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的，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
　　一连5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43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43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国际会议做准备一事，毛泽东建议说：
　　“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196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26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81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1957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
　　2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刘**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当刘**说到苏共中央2月21日的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插话说：
　　“实际上是因为20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刘**讲到现代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插话说：
　　“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这可真是：斯言至今亦惊人，十年之后便成真。美酋朝圣传佳话，毛公谈笑能攻心。
　　再说刘**在会议上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插话说：
　　“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刘**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插话说：
　　“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刘**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插话说：
　　“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刘**、邓**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
　　“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
　　“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
　　2月27日，根据毛泽东在23日晚会见契尔沃尔科时的谈话内容，《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社论中指出了中苏之间的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2月28日，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全面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的决定》等文件，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这次会从5号算起，开了24天。平行作业，**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23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我们的4篇文章，苏联又是4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现在形势的确很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3天，他是23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10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接下来，毛泽东讲到了国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说：
　　“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我跑了那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湖南，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了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5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
　　毛泽东问王延春：
　　“只要5个晚上，是不是这样？”
　　王延春说：
　　“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
　　毛泽东接着说：
　　“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1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团级以上党政军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物资部门和文教单位（不包括县以下中小学）进行“五反”运动。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的基层逐步展开，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开始了试点工作。
　　3月1日至4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分4天连载，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的建议，连载了《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这篇文章就是毛泽东2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我们现在有个10万字的东西”。文章分为8个部分，计11万字。毛泽东在2月间曾对该文进行过多次修改。
　　早在2月3日，陈伯达将文章的前3部分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将原题目《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在引言中提一下1962年12月31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他还在引言部分的“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语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2月1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来的修改后的引言清样中，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道：
　　“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
　　2月17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来的第8部分初稿上加写了一大段话，不指名地揭露赫鲁晓夫等人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
　　2月18日，毛泽东对第8部分再做修改，他将这部分的小标题改为《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又用3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语：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2月20日，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8部分，他在批语中写出了少有的满意评价：
　　“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
　　毛泽东改文章如此认真，如此严谨，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可是，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里，网络上却传出了毛著中多数文章是他人代为捉刀的弥天大谎。这正是：
　　　　　　毛公为人改文章，煌煌史书多昭彰。后世有个卖国贼，名叫罗冰早逃亡；
　　　　　　曾言乔木为枪手，代为毛公著篇章。小子只知美元好，信口雌黄吠日光。
　　再说1963年3月5日，邓**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中苏两党会谈问题的意见，他说：
　　“在主席那里谈，还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开，我们就提出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反之，如果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开，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就在北京开。这个问题，将来两党会谈再说。”
　　3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
　　雷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的一位班长。他1939年12月30日出生，1959年参军，同年入党。雷锋苦练军事技术，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决心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1960年，王良太下部队调查研究，发现雷锋的先进事迹，就亲自布置培养和搞好雷锋事迹的宣传工作，他还亲自多次找雷锋谈话进行教育培养。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他生前曾多次立功受奖，为表彰他的先进事迹，国防部于1963年1月7日批准授予雷锋生前所在班“雷锋班”称号。1963年2月23日，共青团中央追认雷锋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3月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了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诺昂•阿马佐纳斯，他向阿马佐纳斯详细介绍了中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过，阐明了共产党人要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意义。他还说：
　　“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差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
　　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社论。这就是中共中央在第一轮论战中发表的第7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
　　中共中央在发表的7篇文章中，仍然留有余地，既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公开点名批评，而且还同意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
　　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2月21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并宣布从3月9日起，暂停发表论战文章。
　　3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一定有些可以当教员的。真的，这不是假话，没有100年到1000年都当学生的道理。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所以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民族的大小。我们的国家也是这样。”
　　3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这份材料原来的题目是《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毛泽东在审批时，觉得标题太平，不足以引起注意，便将题目改为《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
　　3月2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惇元兄：
　　去年及今年惠寄数函并附诗词，都已收到，极为高兴。因忙迟复，尚祈鉴谅。为学校题字，时间已过，可以免了吧。你到京时，我适外出，未能晤面，深致歉怀。嗣后如有所见，或有诗作，尚望随时见示为盼！老校长张干（忘其别甫，是否叫做次崙？）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蒋竹如兄处，亦乞见时代为致意。他给我的信已收到了。
　　顺问
　　安吉
　　　　　　　　　　　　　　　　　　　　　　　　　　毛泽东
　　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化部党组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写道：
　　“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害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者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
　　此前，江青曾经看过这份报告，她说：
　　“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1963年4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将苏共3月30日致中共中央的一封长信，当面交给了周**和邓**。
　　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详细地阐述了他们的一系列观点，并建议以此信中的观点作为两党会谈的基础。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由邓**负责起草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复信稿，全面阐述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1963年4月一个周末（可能是3日）的晚上，空政歌舞团小学员孟锦云第1次来到中南海“春藕斋”的舞厅，和文工团团员们一起陪首长们跳舞。
　　10点钟，毛泽东来到了舞厅。孟锦云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有机会陪毛泽东跳舞。毛泽东问：
　　“你是新来的？”
　　孟锦云说：
　　“我第一次来。”
　　“怪不得没见过你。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孟锦云。”
　　“噢，孟锦云，跟孟夫子同姓。这个名字好听，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还美呢。你是那里人呀？”
　　“我是武汉人。”
　　毛泽东笑着说：
　　“噢，武汉人，你听说过‘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话么？”
　　孟锦云避开毛泽东的话头，问：
　　“嗳，我们武汉的黄鹤楼您去过吗？”
　　“黄鹤楼？”毛泽东也不正面说他去没去过黄鹤楼，而是吟诵道：“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当毛泽东了解到孟锦云正在学舞蹈时，就问她：
　　“练功累不累？”
　　孟锦云说：
　　“开始练功，累得我真不想再学舞蹈了。您知道，夏天不用说，就是冬天，练功流的汗能把衣服湿透了。”
　　毛泽东说：
　　“噢，流那么多汗，可得多喝点糖水，不然可损害身体。”
　　孟锦云“咳”了一声，说：
　　“舞蹈是一门残酷的艺术，怕苦怎么行。”
　　毛泽东说：
　　“‘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流泪’。旧戏班子有这么句话，你知道吗？看来，你们也是这样。”
　　曾经多次陪同毛泽东跳舞的舞蹈演员邢韵声，有一次看到生活俭朴的毛泽东连一块像样的手表也没有，就将自己的一块新表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小邢呐，你是个大方人，我也不能小气喲。”
　　他说着从桌上拿起一叠练笔的书稿，说：
　　“这首《七律•长征》就送给你吧。”
　　邢韵声欢天喜地的接过毛泽东的诗稿，小心翼翼地放进裙子口袋里，由于口袋太小，诗稿有一截露在外面。毛泽东一看，说：
　　“噢，这样不行。”
　　他又拿过诗稿，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把诗稿包了起来，再递给邢韵声，说：
　　“要放好，不要让人家看见。我是作为朋友送你的。大家都没有，你有，人家会嫉妒的。”
　　后来。毛泽东在客厅里几次请孟锦云、邢韵声一些人吃饭，他在席间总会说一些笑话：
　　“你们多吃点。人家说：‘人是铁，饭是钢’，我认为，‘人是铁，烟是钢，1次不抽闷得慌’，饭可以不吃，烟可不能不抽噢。”
　　4月4日，邓**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起草中共对苏共复信的问题。
　　钓鱼台的“秀才班子”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的观点。草稿写出后，被毛泽东否定了。他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他说：
　　“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张燮林和庄则栋同为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风格截然不同：庄则栋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擅长防守，号称“攻不破的长城”。
　　4月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
　　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多次主持讨论由陈伯达执笔，有王力、范若愚参加的写作小组重新起草的对苏共的复信稿，参加讨论的有邓**、康生、陆定一、陈伯达。
　　4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周**、邓**、康生等人讨论对苏共中央的复信稿。
　　1963年5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个有彭真、陈伯达和各中央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此前，毛泽东已经收到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书记们写的20件报告，他看完以后，觉得对农村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已经基本摸清了。
　　毛泽东指定由彭真主持起草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中央文件；后来让陈伯达也参加了起草工作。这个文件定名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5月2日这一天，毛泽东对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4月10日的报告和河南刘建勋4月15日的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份，河南省委报告一份，都可供各地参考。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2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2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20几天时间，就训练了15万多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150万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头两个步骤时，并经过试点。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它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
　　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后来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作为文件发出时，将日期署为5月8日。
　　5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是来自友好国家、友好政府的代表团，欢迎你们。所有非洲的朋友，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我们同所有非洲国家人民的关系都是好的，不管是独立的或没有独立正在斗争中的人民。非洲正出现一个很大的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非洲有多少人口？两亿吧！还有拉丁美洲两亿人口、亚洲十几亿人口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到处都有我们的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你们也不是孤立的。你们来中国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是十分欢迎你们的。

福和中学老师

你们的党（几内亚民主党——笔者注）是很好的党，是一个联系群众的党，有纪律的党，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建立民族经济作为纲领的党，领导着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党。我们感到同你们是很接近的，我们两国、两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你们不捣我们的鬼，我们也不捣你们的鬼。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没有这种人？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中国专家是不是比你们几内亚专家薪水高，有特殊化的情况？恐怕有，要检查，待遇要一样，最好低一些。”
　　5月6日、7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经江青和上海的柯庆施组织、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璜执笔撰写的。文章公开点名批判了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所写的《有鬼无害论》，开始了在文艺界的批判运动。
　　5月7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草稿提出了一些指导性修改意见，又提出了一些有关“四清”、“五反”方面的意见；尔后和大家一起进餐。
　　毛泽东把国际、国内两个战场上的反修斗争同时展开，精神上是异常亢奋的，所以他举杯祝酒说：
　　“让我们为‘五反’、‘四清’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他接着又说：
　　“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5月8日，毛泽东向与会者印发了湖南的报告；又向全党推荐了河南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和湖北《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以及湖南《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个材料，他在批语中写道：
　　“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彭真汇报了他们前一天晚上讨论的情况，说文件没有写好，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毛泽东说：
　　“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
　　有人说，看到一些报告受到了启发。毛泽东说：
　　“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7个材料我都看了。”
　　彭真汇报说，对阶级斗争的调查研究做得不够深入。毛泽东说：
　　“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里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有人说，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有人说到整党问题，毛泽东说：
　　“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毛泽东又说：
　　“现在我的事情完了，你们明天走不走？你们就走吧。”
　　5月9日，周**打电话给毛泽东，说是要汇报关于“跃进号”失事的处理情况，还想和各中央局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就征求将要离去的各中央局书记的意见，他说：
　　“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请总理不要来了。”
　　大家都说愿意留下来等周**。接下来的几天，大家主要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稿。
　　5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为转发浙江省委办公厅《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了一个1300多字的“浙江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其中写道：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做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5月10日、11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先后在4个改写稿上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其中在《决定》草案的第10条里加写了一句名言：“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又将他撰写的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放在《决定》草案的前边。他写道：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5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一次谈话中说到了柳宗元，他说：
　　“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与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10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
　　5月11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周**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
　　“这个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
　　周**对《决定》草案中所讲到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几的提法提出了疑问，他说：
　　“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李井泉建议说：
　　“是否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
　　毛泽东说：
　　“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周**又问：
　　“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
　　毛泽东说：
　　“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好搞。”
　　5月12日一清早，毛泽东又召集各中央局书记谈话，他说：
　　“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7月20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
　　后来在5月18日，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成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此时，毛泽东又全力投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苏共的复信。
　　在5月19日稿上，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是在关于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性问题上，他写道：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
　　毛泽东将这一篇洋洋数万言的长文，最后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此后，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从5月下旬起，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长征来中国，征求他们对复信稿的意见。同时，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成两个组，对复信稿讨论几天。
　　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杭州会议制订的“前十条”，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定出计划、经过试点，有领导地分批分期地有步骤地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进行新“五反”运动，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开展。
　　5月26日，毛泽东给张干写了一封亲笔信：
　　次崙先生左右：
　　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激。周惇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奉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敬颂早日康复。
　　　　　　　　　　　　　　　　　　　　　　　　　　毛泽东
　　毛泽东将自己稿费中的2000元通过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送给张干，这就是他信中所说的“薄雾若干”。
　　1963年5月间，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罗光禄被调到核工业部，任政治部组织部长。
　　1963年6月12日，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报告起草对苏共复信稿的经过，他说：
　　“这个文件，原来21条，后来一改，变成22条，23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3段，成了25条。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发给到会同志的，是6月10号的稿子。这个稿子，是经过伯达同志他们从杭州回来集体搞的。后来又在**同志那里谈了，照他的意见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只在几处加了几个字。”
　　这次会议通过了复信稿，并决定将署为6月14日的复信稿于6月15日交给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进行广播。
　　6月15日，中国政府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将毛泽东指导、修改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当面交给了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
　　这个《建议》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有不少地方都是毛泽东的观点和原话。《建议》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6月17日，中国国内各主要报刊全文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建议，指责复信中“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
　　6月19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18日的声明。
　　这天晚上，毛泽东决定将苏共声明于19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6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写道：
　　“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制订的苏共纲领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6月25日、28日、29日，毛泽东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有关问题。
　　6月30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将要发表的声明稿。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研究发表声明的有关问题。
　　1963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布了将于7月5日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组**员名单：团长邓**，副团长彭真，成员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声明还责成中共代表团要坚持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复信的原则立场。
　　7月4日，苏共中央针对中共中央7月1日的声明，再次发表声明，公布了以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组**员名单，还表示要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对苏共声明的处理意见。
　　7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一个简短、但措词强硬的声明。
　　7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开始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7月13日，中共中央为了配合两党会谈，由《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拟定题目的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
　　7月14日，苏共中央在两党会谈期间，出人意料地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致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逐条辩驳，并指名道姓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就不可避免地挑起了两党之间新一轮的公开论战。苏共中央的这一封《公开信》，是由几个人分头在一天一夜之中，草草写出来的。所以，《公开信》中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不成体统。这就为后来中共中央对其批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决定，中共要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将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载，并再一次用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让群众去分辨；他说：
　　“什么叫孤立？讲不清道理就叫孤立。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使得人家了解了，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就不会孤立。”
　　毛泽东在审阅声明稿时，加上了一大段话，其中说到广播苏共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称苏共的这一封公开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
　　7月19日，中共中央以发言人名义发表声明说：我们之所以要重新广播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是为了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
　　这一天，中共方面的邓**奉命向苏方的苏斯洛夫提出两党会谈暂时休会的建议。
　　7月20日，苏斯洛夫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双方决定休会。双方在两党会谈的公报中宣布说：“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一个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编者按。
　　7月21日下午，邓**率领中共代表团回到北京。北京西郊机场上红旗如海，锣鼓喧天，毛泽东、刘**、周**、朱德、董必武等领导人及首都各界5000人迎接中共代表团归国。毛泽东夸奖邓**“反修有功”。他还说：
　　“目前形势是我党开始反攻，苏方转为被动。我方进可攻，退可守，十分有利。”
　　7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成员开议，讨论如何全面开展批驳苏共中央公开信问题。会议决定；组织写文章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其他负责人转到抓工业方面去。
　　后来从9月6日开始，一直到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经过中共中央常委讨论，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通称“九评”。这9篇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条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教训》。详情容后细述。
　　7月25日，美、英、苏3国代表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试验条约》。
　　原来，在苏共与中共两党会谈的同时，从7月15日开始，苏联政府代表在莫斯科与美英两国政府代表也举行会谈，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这个条约很自然地使人想到了苏联要和美英勾结在一起，企图垄断**，阻止正在研究核装置的中国拥有**。
　　7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一连3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主持起草的、经毛泽东审定的一个声明，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应该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
　　这正是：叛徒色厉内荏，阴计频施，造谣耍奸假马列；
　　　　　　领袖正气浩然，寸步不让，有理有节真英雄。
　　就在毛泽东全身心地指挥一班子人马进行反修反帝的时候，在他的家里也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原来在1963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用一辆平板车，拉着一家3口的全部家当，搬出生活了14年的爸爸的家，开始了他们的独立生活。毛泽东说，他以后每个月要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30元钱，资助女儿、女婿。
　　李敏和孔令华的儿子是去年出生的，毛泽东和孔从洲为给孙子起名，还都费了一番心思。毛泽东提出了几个原则：一是虎、豹、彪，二是杨、柳、松，三是牛、马、羊，一律不用。可以用马、恩、列、斯名字中的字，但不许用毛泽东名字中的字。孔从洲说，用马字不好排字，用恩字与他人有重，列、斯又都不适合人们的习惯，就用列宁的“宁”字吧。毛泽东知道了亲家的意思后，就说：“好，就叫他长大继承我们的事业吧。这叫后继有人，就叫孔继宁吧！”
　　李敏离开爸爸的家以后，开始自己动手做饭，米饭焖不好，不是米多水少夹生了，就是米少水多成了粥。蒸馒头更是个大问题。后来，他们就干脆到食堂买主食，自己在家做一点菜。
　　李敏在搬走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去看爸爸，她在爸爸的卧室门口见到了爸爸。叫了一声“爸爸！”，就扑进了爸爸的怀里。毛泽东也紧紧地搂着女儿，用温厚的大手抚摩着女儿的肩头，说：
　　“娇娃，爸爸想你呀！”
　　“爸爸，我也想您，想您……”
　　李敏坐在爸爸身边，竭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她知道爸爸不喜欢爱哭爱掉泪的孩子。毛泽东望着女儿的脸，又摸摸女儿的手，许久不说一句话。后来，毛泽东问起女儿的衣食住行，李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爸爸。当她说起做饭的情形，毛泽东听着听着就笑了，他说：
　　“我的娇娃可比你妈妈当年有水平，没得出洋相哟！”
　　接着，毛泽东就给女儿讲起了她母亲贺子珍1929年6月在龙岩北山，如何将燕窝连毛一块儿煮了招待朱德的故事。逗得李敏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李敏再一次回到中南海时，毛泽东高兴地望着女儿笑，上下打量着她。
　　“坐。坐。”
　　毛泽东让着女儿。李敏边坐边问道：
　　“您看什么呀？”
　　“看看我的娇娃长大了没有？看看我的娇娃长本事了没有？”
　　毛泽东依然笑着。李敏也挺高兴地报告爸爸说：
　　“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炒菜。”
　　毛泽东连声说：
　　“好。好。靠我不行。靠自己的双手什么都能办到。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说罢，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在建军节这一天，从报纸上看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
　　早在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驻守上海南京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8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军官兵学习“好八连”。
　　毛泽东看到“好八连”的事迹后，非常高兴，他挥笔写下了《八连颂》，其词云：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8月上旬，河北省中部开始连降特大暴雨，造成洪水泛滥，海河流域不少河流堤防相继漫溢溃决，平地行洪，水深数尺，数百里以内一片汪洋。这场洪水使101个县、市的5300余万亩土地被淹。
　　毛泽东、周**立即派出副总理李先念，到灾情最严重的衡水地区，深入到农村了解情况，增调粮食，保证农民的最低生活水平。
　　毛泽东在此后的7个月里，先后3次到河北，找省委和灾区地委的负责干部了解灾情，询问救灾工作。毛泽东问得很详细，受灾面积有多大？哪些县受灾，灾区群众是不是悲观失望？粮食安排得如何，烧的怎么样？老百姓安定下来没有，外流的人口有多少？
　　毛泽东还指示说：你们要做好宣传工作，把群众情绪稳定住；对于抗洪抢险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有一个表扬一个，有多少表扬多少，要给牺牲的人立碑。运粮、运煤、运菜是大问题，要安排好，要使灾民体质不下降。要搞些副业生产，大的可以集体搞。
　　8月7日，毛泽东会见了留法非洲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和肯尼亚作家代表团及其它非洲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在非洲、亚洲和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
　　他向非洲朋友介绍了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经过，接着说道：
　　“可以证明，人民革命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能够打败的。整个非洲现在都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不管是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是没有取得独立的国家，总有一天要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非洲人民正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人民都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90%以上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所有革命的人民，都能够团结起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8月8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正义斗争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
　　“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主持。”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它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30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10%。我深信，在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8月9日，毛泽东会见了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见到你们很高兴。昨天我见了一批非洲朋友。我们和你们谈得来，觉得平等。我们不把意见强加于你们，你们也不强加于我们。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斗争中的经验。”
　　“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
　　8月29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
　　“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
　　“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贡献。”
　　“我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一边，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
　　8月30日，周**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了阿尔及利亚制宪国民议会议员、议会外交、新闻委员会委员马格拉威•穆罕默德率领的新闻代表团。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的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
　　“可以证明，人民的革命是能够胜利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能够打败的。整个非洲现在都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不管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国家，总有一天是要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的。整个中国人民都是支持你们的。非洲人民正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人民都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90%以上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所有革命的人民，都能够团结起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欲知毛泽东此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亚非来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何等作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本传在第一卷中已经叙述了毛泽东在少年时期以及他在和湖南一师的同学、朋友们组织新民学会时，就已经把“改造世界”、“改造中国”作为他的奋斗目标了。只是由于当时他自身条件的限制，后来才不得不把“改造中国”放在了第一位。自那以后，毛泽东就开始了他31年的改造中国和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及战争的漫长征程，直至新中国成立。在经过了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和积极探索，把一个一穷二白、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初步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之后，毛泽东一方面致力于国内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一方面继抗美援朝、抗法援越之后，继续以其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把注意力放在了亚非拉人民的解放运动上，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他的革命目标之明确、之持久、之顽强，是中国那些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如何一位领导人都无法比拟的。
　　由于中国人有数千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古训，所以许多人对于毛泽东一生中援助、甚至是无偿援助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解放事业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也难怪至今还有一些人把雷锋一类的人物看做是“傻子”了。请看一看马克思、列宁的传记吧，他们在穷困潦倒、放逐奔波之际，何尝不是想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呢？人类的思想品质应当是不断进化的，而不应当是退化的。如果世界上的人们都来个人人为己，各扫门前雪，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倘若再有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助纣为虐、欺凌弱小，那岂不是与中国老百姓所说的“人爱唱旦的，狗咬讨饭的”一般无二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11
第311章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话说1963年9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率领的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困难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就是1960年、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1962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粮食去年比前年增产1000多万吨。今年情况更好一点。虽然今年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和河南有水灾，但是全国可能比去年增产粮食1000万吨左右。现在我们正集中力量搞棉花、油料、烟叶和糖料。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1960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3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4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1934年，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写进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9月初，也就是在“一评”即将发表的前夕，毛泽东已经着手修改“二评”的9月2日稿了，他将原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并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文字：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做出结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联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又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一评”，题目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
　　9月6日这一天，刘**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国民经济形势，再次确定毛泽东提出的从1963年起坚持继续调整3年，作为第2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3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阶段的任务和目标是：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高50％。国民经济各部门力争取得基本协调，经营管理走上正常轨道，工业务部门搞好配套、协作，等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
　　中央工作会议还将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新问题。
　　这次会议后来一直开到27日才结束。
　　9月6日下午，毛泽东收到了康生和吴冷西送来的修改后的“二评”9月5日稿。他在文章中评价曾经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一处，加上了一段文字：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9月7日，毛泽东在《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9月6日的稿子上，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9月11日，毛泽东对“二评”作了最后的修改。关于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他加上了一段文字：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9月1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二评”：题目是：《关于斯大林问题》。
　　9月中旬，江青向周**提出了举行京剧革命现代戏会演的建议。
　　此后，周**指示中宣部和文化部，让他们立即进行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的筹备工作。他还特意对周扬等人说：
　　“毛主席对这个会演十分重视，特意让江青同志来过问一些事情。江青对文艺可是内行，你们要高度重视，细心布置，一定要拿出好的水平来。不然，是无法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的。这次会演，要在1964年春节前后进行，不要推时间，我们还要有其他的安排呢。”
　　周扬和夏衍等人说：
　　“现在轮到江青对我们发号施令了，江青我们可是熟识得很呀，我们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的。”
　　据林默涵在多少年后的回忆中说：“这是一个信号，准确地说，是毛主席发出的一个要破要立的信号。江青在一天晚上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周扬、夏衍没有把这件事情和党内的政治斗争和什么路线问题联系起来。他们请示了陆定一。陆定一、周扬这些人看不起江青，于是，就对总理的指示采取了敷衍的态度。”
　　9月17日，周扬、夏衍搞了一个《关于举行小型京剧现代剧目观摩演出的通知》。江青看到这个通知后，大发其火，她找到陆定一和周扬，质问道：
　　“你们这个通知，为什么不贯彻毛主席对戏剧工作的重要指示，根本不提举办这次会演是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革命？为什么你们要把周总理指示的在全国范围内的京剧现代戏会演缩小为7省2市的部分地区的小型观摩？你们把现代戏的题材范畴扩大到包括近代的历史题材，甚至说反映鸦片战争以来的旧民主主义各个历史时期的剧目都可以，究竟是什么意思？”
　　陆定一和周扬一时说不出话来。江青气愤地甩手而去。
　　陆定一马上把江青批评他们的话报告了刘**，刘**听后，没有说话。
　　江青回到家里，也将这一情况也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指示说：
　　“让总理出面，把这件事情摆平。中央一定要在这块领域里打开一个突破口，再不能允许这些人继续统治我们的阵地了。我就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国，就没有我们的发言权！”
　　9月21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
　　9月25日，中国驻苏大使馆给中共中央发回一个对苏联政府21日声明的分析报告。
　　9月2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三评”，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9月26日，毛泽东翻阅《参考消息》，他在《参考消息》第1版上画圈的文章有：法新社记者马居奇撰写的《中国的物质条件和粮食情况已大大改善》，法新社电讯《苏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新阶段》。他在第4版上画圈的文章有：共同社报道《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到处碰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主张美应同中苏都保持关系》，美国记者巴雷特报道《美帝国主义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他看了这些文章后，立即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
　　江青阅。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第一版、第4版都应研究。
　　　　　　　　　　　　　　　　　　　　　　　　　　毛泽东
　　9月27日，刘**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由邓**、谭震林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尔后将呈送毛泽东审批。这个文件也是10条，被称为“后十条”。
　　9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先让杨尚昆将驻苏大使馆25日发回的分析报告念了一遍，尔后他在讲话中说：
　　“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州。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6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相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实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
　　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指“前十条”——笔者注），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当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到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中国经济形式已经变化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经济基础。现在，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化艺术部门没有变化，如果这些部门不革命，那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1963年10月5日，刘**将经过多次修改的“后十条”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拿到稿子后，没有表态，也没有立即看。
　　10月7日，毛泽东为日本友人石桥湛山书写了曹操的《龟虽寿》一诗。首行写的是“曹操诗一首”。落款写的是：“应石桥湛山先生之嘱为笔，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
　　这件作品点画雄浑，走笔纵横奔放，浓墨酣畅，浑厚老成。
　　10月10日晚，毛泽东离京南下。先后到了河北、河南、湖北。
　　10月20日，毛泽东在陶铸、王任重、汪东兴陪同下，来到长沙，听取华国锋、李瑞山的工作汇报。
　　华国锋早在4月2日发表了一篇题目叫《贵在鼓劲》的文章，介绍了湖南省农业生产先进典型岳阳县毛田区的先进经验和革命精神。他在文章中把岳阳县委书记毛致用在一篇调查报告中提出的“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的论点，发展为“鼓干劲，必须是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鼓蛮劲”。并且提出，要“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
　　10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四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10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中说，“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向农村每个支部发两本，由县、区、社的党委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宣读。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以及军队，都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发给他们阅读。对地、富、反、坏、右也要向他们宣读。“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
　　10月26日，毛泽东将略作修改的“后十条”和中央通知稿，批示给刘**、周**、朱德、邓**、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说是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就在10月26日这一天，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4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长篇讲话。
　　毛泽东曾经在周扬这篇讲话稿上做了20多处的重要修改，阐述了许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道理，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10月31日，刘**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十条”的第6稿，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
　　1963年11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视察，他请刘**、周**、邓**、陈毅乘飞机到上海商量与法国建交问题。
　　周**接到毛泽东的通知后，马上告诉在华访问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法国前总理富尔说：
　　“毛泽东主席正在上海，我将陪同你们到上海去见毛主席。”
　　这天上午，周**和外交部长陈毅陪同富尔夫妇，乘飞机前往上海。
　　11月2日下午5时，周**陪同毛泽东会见富尔夫妇，富尔向毛泽东递交了戴高乐关于中法建交问题的亲笔信。毛泽东风趣地对富尔说：
　　“两位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做个朋友吧，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还是可以合作。”
　　富尔说，我衷心祝愿中法关系迅速发展。毛泽东说：
　　“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不许有哪一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二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可以加强来往。”
　　他还说：
　　“要把两国关系建立起来。”“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
　　11月12日，毛泽东第4次来到河北中部灾区视察。他鼓励省地市领导人说：
　　“今年麦子种了不少，要管好。今年受灾了，明年夏收还是会好的，前途是光明的。”
　　他指着衡水地位书记赵树光说：
　　“你那个地方的水灾情况，我从照片上看到了，只露着几间房，可惨哩！”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衡水是历来遭灾的。为什么叫衡水？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这是禹王时的事，书经有记载。”
　　他掰着手指一年一年地计算河北的年景，从1949年到1963年14年间，3年大灾，5年中灾，3年丰收，4年中收，受灾率占一半多，心情显得很沉重。他还一面看着河北省水利工程长远规划图，一面指着阎达开和刘子厚，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要把河北从灾难中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
　　他问了林铁、阎达开和刘子厚的年龄，深情地说：
　　“你们10年能把水治好吧！我已经70岁了，不一定看得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水治好吧！”
　　林铁等人提请毛泽东为抗洪展览题词，毛泽东当即答应了。他还说：
　　“我现在不做湖南人了，要做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306章导读表在56页】

11月14日，刘**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后十条”，并决定将“前十条”和“后十条”以及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同时下发到全国城乡。
　　“后十条”对阶级斗争作了更严重的估计，说阶级敌人反对我们的新特点是对干部拉拢腐蚀，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进行合法斗争。因此，“后十条”强调说，领导干部要亲自蹲点，要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开展揭发斗争。这是“彻底或者不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界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基础”。“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在扎根串连以后，能依靠就依靠，不能依靠就改组。”
　　后来，“后十条”造成了打击面过宽的结果，不少基层干部都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
　　11月15日，毛泽东会见了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阿拉尼特•切拉，他在谈话中说到了对溥仪撰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初稿的意见，他说：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不怎么好！溥仪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情况。在那样的旧的社会制度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
　　毛泽东多次在接见外宾时，都曾提到过溥仪，他说：
　　“我们把一个封建皇帝改造好了，他叫溥仪，他从3岁开始统治我们，统治中国，后来被推翻了。他现在不是战犯了，恢复了自由。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也不杀，改造好了还有工作能做，只是不能做皇帝就是了。”
　　11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李富春在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了松辽油田的伟大成就，他说：
　　“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靠进口，现在已基本自给了。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已经结束。”
　　11月17日，毛泽东应邀为河北省抗洪展览会题词，他写的是：“一定要根治海河”。
　　11月19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五评”，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五评”发表以后，赫鲁晓夫已经受不了啦，不久，他便向毛泽东发出了一封求和信。且待下文详细叙述。
　　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作了重要批示，他说：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对这些牛鬼蛇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廖沫沙听到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后，和周扬、夏衍这些人都打了招呼，他说：
　　“毛主席已经给你们打了招呼了，你们赶快要采取一点主动，否则麻烦事情就会出现。”
　　周扬满不在乎地说：
　　“没有事啊，毛主席是和大家说笑话呢。文化工作从来都是这样的，说什么的都可以，本身就是要人们充分地发表议论和引起大家的争论嘛。”
　　11月25日，毛泽东会见了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他在谈话中说：
　　“我见过溥仪。我请他吃过饭，他可高兴了。”
　　毛泽东还说：
　　“溥仪很不满意过去不自由的生活，当皇帝是很不自由的。”
　　比达表示赞同毛泽东的看法。
　　1963年12月3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的给毛泽东的信件。信件所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
　　此时，毛泽东正在主持全国人大二届第4次会议闭幕式，他让邓**在会议上宣读了赫鲁晓夫的来信。
　　赫鲁晓夫在信中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停止中苏两党之间的公开论战；希望改善两党两国关系，加强两国间的经济、科技合作联系；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他在信中还说：“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对赫鲁晓夫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说：
　　“考虑到我们对他们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40多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的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
　　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的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
　　后来在12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的文章“六评”，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而给赫鲁晓夫的复信，毛泽东则一直拖到1964年3月1日才发出。详情容后再叙。
　　12月11日，毛泽东将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于12月9日的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批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
　　王鹤寿在报告中说，他们在企业里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发扬《鞍钢宪法》的精神，“找到了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而且解决了许多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在给薄一波的批示中写道：
　　“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12月12日，毛泽东在柯庆施关于文学艺术的报告上，给彭真、刘仁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话剧、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2月间，江青到康生家里谈京剧改革的问题，她问康生说：
　　“有一出新编历史剧，叫《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不知道康老看过没有？”
　　康生说：
　　“我知道他们写了这个剧本，但是还没有看过这出戏。你看有什么问题吗？”
　　江青笑了笑说：
　　“等你看完我们再讨论一下。”
　　过了几天，江青再一次约康生谈话，康生已经有了意见了，他说：
　　“这出戏，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历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样的。尽管海瑞是一个清官，对清官我们现在也要作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他对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心耿耿呀！”
　　江青含而不露地说：
　　“看来你这个肃反专家还是没有看出根本问题所在。在我们党内，有一个人可是自称是海瑞的，你知道是谁吗？”
　　康生说：
　　“彭德怀嘛，那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什么资格自称海瑞呢？我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莽式的人物。这一点，我曾经和主席说过，彭德怀好像王莽。”
　　江青说：
　　“不管彭德怀是什么人，我们党内可是有人把彭德怀当海瑞了。我就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我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在剧场里就有人说彭德怀就是当代的海瑞，总有一天会有人给他平反的。”
　　康生说：
　　“彭德怀够格吗？根本不够格！但是这说明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性。我早就听说，彭德怀要翻案，我们政治局里也有人支持他站出来工作。听说主席已经点头了。有这回事吗？”
　　江青点点头，说：
　　“许多人在主席面前吹风，主席把这个问题压了很长时间。看来这个问题未必能压得住。因为国内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上上下下的谣言很多。不是有一出叫《窦蛾冤》的戏吗？那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名作。说窦蛾被冤枉处斩时，发下三桩誓愿，一是血溅白练，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让楚州地方旱3年。我们从1960年开始也是连续三年史无前例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现象加到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因上了，说我们反右斗争是冤枉了他们。于是，也冒出一些自称要学关汉卿的所谓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写戏、拍电影、出小说，等等，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
　　康生说：
　　“对文化界的这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可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
　　12月13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委，中央各人民团体党委，各部位会党委、党组：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两同志1963年11月6日写的一个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1963年12月7日写的一个指示，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道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于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和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的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与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他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所及其人员，工作做得较好，上面却不知道，因而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
　　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体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
　　湖南省委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不做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地下达许多指标，往下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因而脱离群众，产生很大困难。从1961年起，他们开始改变了，以致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是远不如广东和上海，所以他们派遣大批省、地、县三级干部，还有省和市的干部，组成两个考察团，分别到广东、上海去学习。这一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也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请你们提出。
　　　　　　　　　　　　　　　　　　　　　　　　　　中　央
　　12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的来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
　　你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11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映，有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社员及五类分子，（有的多到700多人听讲）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几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不知已按你的意见布置了没有？
　　军、师两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罗瑞卿、萧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等同志，也应该选择一两个连队去做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的连队的情况做一些大略的调查。因为不能耽误操课任务，宣读文件只能夹在正常操课中间去做，所以需要几个星期。如果暂停操课，那就一、二个星期够了。
　　据我从北京几个军事基层单位的少数同志接触，他们尚不知道此事，没有看过文件，也没有听过宣读。此事其实不难，只要由总政下一个通知，叫各军区各兵种印发文件，每个支部一本，传下去。由团营合组宣讲队伍，分头下到连队，照本宣讲，以排或班为单位进行讨论，自由发言，容许讲不同的意见，甚或反对意见，就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例如几个星期）出现一个高潮，提高政策水平。一次宣讲之后，过几个月再作一次宣讲，使人们得到更深理解。军队一动起来，还可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做宣讲工作。这样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请你和罗、萧诸同志商酌处理。
　　祝好！
　　　　　　　　　　　　　　　　　　　　　　　　　　毛泽东
　　　　　　　　　　　　　　　　　　　　　　　　1963年12月14日
　　曹操有一首题为《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
　　12月16日，毛泽东给林彪、聂荣臻、萧华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彪、荣臻、萧华同志：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4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它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须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4个部这样做了。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
　　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毛泽东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让人民解放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待以后慢慢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