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259章导读表在46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302
第302章
　　“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话说在1961年1月间，毛远新已经在清华大学学习了1个学期，他放寒假回到菊香书屋，对伯伯说：
　　“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转到那里学习，行吗？”
　　毛泽东同意了毛远新的转学请求。此后，毛远新在新一学期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他每逢到了寒暑假，就回到毛泽东身边。
　　1月23日下午，何其芳接到了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是毛泽东要见他。何其芳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见已有4人在座。毛泽东示意何其芳坐下来，说道：
　　“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
　　说罢，他把那一段文字念给大家听，然后又让大家传着看。稿子传到何其芳手里，他认真地看了一遍，发现毛泽东除了在文章的最后加写的一段以外，还在好几处地方作了修改，其中有两处加写了这样的两句话：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毛泽东见何其芳看完了，就对他说：
　　“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不过还可以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内容。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毛泽东还说：
　　“第一次大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缺乏舆论准备。抗日战争时期，有《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就有了准备。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些指示、文件，也是做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缺乏这种舆论准备。”
　　他接着将话题转到美学问题上，他说：
　　“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
　　有人插话说：
　　“问题在于也有一些相同的。”
　　毛泽东说：
　　“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一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史沫特莱说，听中国人唱《国际歌》，和欧州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受压迫，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悲怆的东西。”
　　谈话结束了，何其芳在告辞时问毛泽东：
　　“把主席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是不是再送主席看？”
　　毛泽东说：
　　“再送我看看。”
　　1月24日，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中说：
　　“最近同美国有关系的菲律宾、台湾、南朝鲜、南越举行‘外长会谈’，日本政府因为害怕日本人民，没有去参加。由此可见，日本人民去年的斗争使日本政府很害怕，伟大的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现在看来，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处在第一个高峰之后和第二个高峰之前，斗争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处于低潮，是在酝酿第二个高潮。你们知道中国几十年的斗争，就是波浪式的发展，而不是每天、每月、每年都在直线发展的。所以你们所领导的人民运动，是大有希望的。”“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
　　1月24日晚，毛泽东把何其芳送来的《不怕鬼的故事》序文又认真地看了一遍，在他加写的“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一句话中，又作了重要修改，改成“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特别强调了斗争在事物转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尔后，他在清样上批示道：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
　　1月26日到1月29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到南京，一路上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3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他在听汇报中曾先后插话说：
　　“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
　　“水是混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
　　“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成绩、缺点，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1961年2月2日，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给吴启瑞写了一封回信：
　　吴启瑞同志：
　　毛主席嘱：写信转告你，1月25日的来信他已看过，很感谢你，并寄上1000元，以济眉急，作为赠送，不要还的。祝春节好！
　　　　　　　　　　　　　　　　　　　　　　　　　　徐业夫
　　在3年自然灾害期间，毛泽东还曾嘱咐小女儿李讷请自己恩师王正枢的二女儿王明夏邀集吴启瑞、王人旋、王雪华、王人艺、王人美等同辈老人到家里相聚。不久，毛泽东又嘱咐秘书高智打电话询问吴启瑞的家庭生活情况。文化大革命中，王雪华身患重病，毛泽东安排将她下放在山西的女儿调回身边，侍奉汤药。1973年4月，毛泽东安排将在干校的王人美调回北京治病。正是：
　　滴水之恩涌泉报，毛公高风说到今。近观竖子多沐浴，反将国父作仇人。
　　且说2月上旬的一个早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女机要员小李，给毛泽东送文件，小李正要离去，毛泽东问她说：
　　“小李同志，你有没有参加民兵组织？”
　　小李说：
　　“参加了。”
　　说罢，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拿出一张她参加民兵训练时持枪而立的照片，让毛泽东欣赏。在这张照片上，李机要员身穿藏蓝色西裤，白色棉布衬衣掖在长裤里面，齐耳短发，右手持步枪，昂首站在一株树旁，背景是明净的蓝天和巍巍的远山。
　　毛泽东称赞照片照得很好，他沉思了一会儿，顺手拿过一本他读过了的介绍地质常识的小册子，翻到有半页空白的地方，用铅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了一首诗，题目为《为女民兵题照》：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毛泽东写完了，就把这首诗送给了小李。他还说：
　　“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噢！”
　　毛泽东到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田家英向他作了汇报。田家英说：他带领的小组在浙江嘉善县农村，通过对比调查，发现有一个生产队没有天灾，而是“五风”造成生产下降和人民生活困难。田家英还说，他发现农民对食堂强烈不满。
　　2月6日，毛泽东在驻地汪庄听取了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的汇报。毛泽东在听汇报时插话说：
　　“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11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
　　关于食堂问题，毛泽东说：
　　“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
　　2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密特朗在谈话中提到中法之间被一堵墙隔开了。毛泽东说：
　　“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关系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中法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人民往来和贸易关系还是可以进行的。”
　　这一天，毛泽东召见江华、林乎加、薛驹谈话，田家英也在座。他劈头就问：
　　“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
　　毛泽东所说的指标，是指江华原来汇报的1961年浙江产粮160亿斤。他不等江华等人回答，又接着说：
　　“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291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退赔上，他问：
　　“退赔，有没有决心？”
　　林乎加说：
　　“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
　　毛泽东说：
　　“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4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
　　江华说：
　　“剥夺农民的思想是反动的。”
　　毛泽东说：
　　“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林乎加说，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
　　“也有从北京下去的。1959年10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3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最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历史引申到理论，系统地论证了很多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精神准备的问题，他说：
　　“从中国历史来看，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当时是立宪还是共和，是改良还是革命，有6年的争论。因为那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跟着就失败了。以后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了北伐。北伐一半，蒋介石占了南京，翻了脸，以后就失败了。我们搞了10年国内革命战争，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来了3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南方根据地完全垮掉。如果不垮得那么彻底，还不会认识那么深刻。1927年的失败和南方根据地的丢失，经过这两次失败，总结了经验，使抗日战争的路线比较正确。1942年，1943年，1944年，还有1945年半年，我们把主要干部集中到延安，先整风，后开七大，这才为团结、统一和以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领导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舆论准备。”“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1949年，有109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
　　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两年，要搞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
　　2月10日，毛泽东从杭州前往江西，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取了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的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说到了公社和生产队规模太大的问题；关于食堂问题，他说：
　　“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2月11日，毛泽东到了湖南。
　　此前，胡乔木带领的小组在湖南长沙县、湘潭韶山和湘乡白田、大坪等公社，已经进行了调查。
　　2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及调查组的胡乔木谈话。毛泽东说：
　　“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1个社划成3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
　　胡乔木插话说：
　　“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好？毛泽东说：
　　“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3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3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3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第三个方案，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
　　毛泽东又问：
　　“你们有多少生产队？”
　　胡继宗回答说：
　　“1万5千个。高级社时是5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1万6千个生产队。”
　　毛泽东说：
　　“你们大体上还是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5万个。”
　　胡乔木说：
　　“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
　　毛泽东说：
　　“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
　　胡乔木汇报说：
　　“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生产队，那个生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
　　毛泽东说：
　　“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2月12日晚，毛泽东在专列上与张平化、胡乔木单独谈话。张平化说：
　　“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5万多个大队；现在的1100个公社可能变成3000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泽东说：
　　“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15项工作。就叫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上面叫生产大队，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
　　张平化说：
　　“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
　　毛泽东说：
　　“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
　　胡乔木建议说：
　　“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公社。”
　　毛泽东说：
　　“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
　　胡乔木说：
　　“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
　　毛泽东立即纠正说：
　　“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
　　正是：三省奔波好作风，群策群力胜孔明。单位要小不要大，毛公胸中已成型。
　　　　　公社大队生产队，体制最重是基层。生产小队不要“小”，因为它是最基层。
　　再说张平化、胡乔木接下来汇报食堂问题，毛泽东提醒他们说：
　　“吃食堂不能勉强，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
　　胡乔木说：
　　“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
　　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
　　“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人来吃呀？”
　　张平化回答说：
　　“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5个食堂，以后并成3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5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
　　“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
　　“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
　　“烤火问题要解决。”
　　“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
　　毛泽东想到在浙江的调查，就说：
　　“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
　　张平化说：
　　“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
　“那何必呢？”
　　胡乔木插话说：
　　“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
　　张平化接着说：
　　“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
　　毛泽东又问：
　　“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
　　张平化说：
　　“去年我们排了一下，办得比较好的占10%，办得差一点的占20%。总的来说，垮食堂还没有成风。”
　　胡乔木补充说：
　　“它遇到灾难的时候，还起到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听到的湖南对食堂的这种基本肯定，与在浙江的调查正好相反。
　　这天晚上，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广州。
　　2月15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在广州过了春节。春节一过，他就通知3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来广州。
　　2月19日，陈伯达将《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报送给毛泽东。这是他在得知毛泽东此前的一系列谈话内容后，为广东调查小组起草的一份材料。《调查纪要》中写道：
　　“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
　　“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
　　“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
　　正是：伯达应叫陈百达，心有灵犀一点通。
　　毛泽东非常重视广东调查小组的意见，而且从中还受到了启发，不久便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
　　2月22日，毛泽东与在广东、湖南、浙江的3个调查组部分成员在广州会合。
　　2月25日，毛泽东在广州鸡颈坑召集陶铸、陈伯达、廖鲁言、胡乔木、田家英、赵紫阳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廖鲁言说：
　　“有的省委听到要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好处。”
　　还有人发言说：“大”还是个方向。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意见，就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并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他说：
　　“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
　　毛泽东指定，以陶铸为组长，陈伯达为副组长，由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负责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邓力群、许立群、王力、王鲁、逄先知也参加起草工作。要求他们在3月10日写出初稿。
　　与毛泽东南巡调查的同时，刘**在八届九中全会后，也回湖南老家宁乡县搞调研，他接触了农村的真实情况后说：
　　“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
　　“有人说是天气不好，去年遭到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根子还在中央。”
　　刘**还说，有人对错误“死而不改”。“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要犯这个错误。”
　　而此时的邓**，也乘着专列到了京郊顺义，他对队干部说：
　　“为什么农民拾边地的麦子比生产队的麦子长得好？你们要把生产队的耕地，当作社员拾边地一样来耕种。”
　　邓**在专列上，把吴晗从城里叫来，陪着他打桥牌。然后，他让工作人员从村子里搜集一些材料，写成调查报告，发回北京，再用电报发给正在南方做调查的毛泽东。
　　再说1961年3月5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3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朱德、林彪、邓**、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240亿斤，他们说有400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就抓迟了，山东就抓迟了，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得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自己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
　　毛泽东讲完后，转向周**问道：
　　“今年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周**就汇报了钢、煤的生产情况和市场供应问题。毛泽东接着说道：
　　“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谈了一下，和山东的同志谈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3个调查组，目前他们正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再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提交中央工作会议。”
　有的人对划小社、队规模提出了一些顾虑：怕公社搞小了，对各方面有影响；现在变动，影响春耕生产；还有国际影响问题。毛泽东说：
　　“我的家乡湘潭，以前分成上七都、下七都，都还嫌大，后来是21个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也要21个公社，但现在只有13个公社。你们看，河南只有1200个公社，湖北只有600个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
　　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200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11个生产小队，这11个生产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3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这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福和中学老师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社、队要划小，他说：
　　“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小组又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省参加的是王任重。
　　3月7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和王任重谈话，他首先问道：
　　“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
　　王任重作了肯定的回答后，毛泽东说：
　　“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3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又谈起食堂问题，他说：
　　“参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
　　王任重说：
　　“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
　　毛泽东说：
　　“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40%，农村有20%的人吃食堂就行了。”
　　王任重说：
　　“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的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
　　毛泽东说：
　　“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毛泽东又问道：
　　“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
　　王任重说：
　　“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是属于错误的指挥，有的属于一般是对的、但对个别地方是不对的，到了县、社就分不清了，结果就瞎指挥了。比如我们旱地改水地，总的说是对的，但执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统一布置任务，就瞎指挥起来。”
　　毛泽东说：
　　“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地改水田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
　　3月11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中南、西南、华东3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南”会议。
　　这一天，刘**根据毛泽东对意见，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东北、华北、西北3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北”会议。
　　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把他的小册子《调查工作》的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印发给与会者，并写了一个说明：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发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3月13日清晨，毛泽东给在北京召开“三北”会议的刘**、周**、陈云、邓**、彭真及其他与会者们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写道：
　　刘、周、陈、邓、彭5同志，以及北京会议各同志：
　　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做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10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3天会太少了，至少5天至7天才行。为什么南方三区反倒不忙，开7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鲁言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做北方的调查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做系统的亲自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
　　　　　　　　　　　　　　　　　　　　　1961年3月13日上午8时，广州
　　北京方面的刘**等人接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进行了讨论。周**和邓**认为，两地开会，口径不一，建议南北两会合在一处开为好。刘**将这一建议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了，决定两会在广州合开。
　　这一天，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宣读了他写给“三北”会议的这封信。尔后他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主要领导干部亲自搞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
　　“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手来。只要省、地、县、社党委的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
　　关于30年的那篇《调查工作》，他说：
　　“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1930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最后，毛泽东又讲到了食堂问题，他说：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4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3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4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10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
　　3月14日，“三北”会议的4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广州。
　　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了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为什么要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
　　“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
　　毛泽东确定这次广州会议讨论3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
　　3月15日，南北两会合一，重新编组，讨论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
　　毛泽东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主张将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毛泽东在这份材料的标题下特别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有一个材料是陕西省委关于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分析报告。
　　大家讨论的结果是，都不赞成；在食堂、供给制问题上，意见也很不一致。
　　3月15日、16日，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安徽省有些地方实行“责任田”的问题，毛泽东听了以后，说道：
　　“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会议尚未结束，毛泽东要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说：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
　　3月16日，毛泽东决定将已经写出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2稿印发给各小组讨论。他还将陶铸3月15日报送的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批发给会议讨论。这个调查材料说，沥西大队为了解决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实行在“三包”、“四固定”的基础上，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在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归生产队自行处理。这个办法施行后，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
　　毛泽东在这个材料上批示道：
　　“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结果，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没有被会议通过，以至于在半年之后的9月29日，他不得不重提此事。
　　且说在3月16日这一天，陈赓大将在上海病逝。
　　陈赓在上海从3月份开始，带病撰写他的军事著作《作战经验总结》，原计划准备写序言、作战准备、进攻、防御、追击、转移，共6章。那知他刚刚写完序言，心脏病就复发了，经抢救无效，不幸辞世，年仅58岁。他是10大将中最早辞世、寿命最短的一位大将。
　　陈赓在建国后，曾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
　　3月19日，广州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2稿开始修改，每个大区选派1至3人为代表，参加修改工作。
　　这天中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话说：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3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1960年上海会议对农业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月20日，曾希圣给毛泽东并刘**、周**、邓**、彭真、柯庆施写信，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他认为好处大于坏处。毛泽东对此没有表态。
　　3月21日，毛泽东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3稿印发会议。
　　3月22日，广州会议经过广泛讨论，基本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有60个条文，故称《农业六十条》。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条例明确规定：从《六十条》下发起，原来被叫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的生产队，统一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去掉“小”字，一律改叫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信中提出了5个迫切需要讨论解决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二是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三是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四是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五是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
　　这才是：好事从来都多磨，毛公到此奈他何？众说纷纭多异议，少数历属服从者。
　　　　　　虽然去小已如愿，规模核算从众说。致信全党求贤议，一以贯之不折磨。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问罗光禄说：
　　“罗秘书，你看这次会议开得怎么样？是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啦？”
　　罗光禄说：
　　“从总的看是基本解决问题，但我看还有少数同志不完全理解，只是组织上服从，思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毛泽东略有所思，点点头说：
　　“你说得对。代表们走了没有？”
　　罗光禄说：
　　“代表们到机场去了。”
　　毛泽东问：
　　“叫回来可不可以？”
　　罗光禄说：
　　“可以打电话问问飞机起飞了没有。”
　　毛泽东说：
　　“你赶紧办吧！”
　　罗光禄立即打电话询问代表们的行动情况，对方回答说：代表们刚刚到机场。罗光禄说：通知他们不要走了，留下来继续开会。就这样，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又继续进行。
　　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终于要结束了，代表们经过两天的充分讨论，大家都说思想通了。这下，毛泽东高兴了。
　　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这封信对近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发生的缺点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作了初步的分析。信中写道：
　　“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而是只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做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信中还写道：
　　“毛主席提倡哲学要走出课堂，走出书斋。毛主席讲，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挑大粪的人有真理，我们就跟挑大粪的人走。”“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去，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调查工作所以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因为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才能做好。”“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做出的判断和决定。”“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会议决定将毛泽东的《调查工作》这篇文章印发给全党高级和中级干部学习，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就《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这篇文章是1930年春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2次反‘围剿’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1军团4军、3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3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做出决策，哪个还去记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
　　广州会议后，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3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3月28日，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到广州，他们向毛泽东汇报了群众对《六十条》的一些意见。
　　3月29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他在车上细心观察铁道两旁广东农民插秧的情况，发现插秧还是太密，便派工作人员下去询问。农民们反映说，他们还是赞成六寸乘六寸的插秧密度。毛泽东说：
　　“瞎指挥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是由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3月31日，毛泽东在停在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群众在讨论《六十条》时，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
　　“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
　　他又问道：
　　“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
　　张平化说：
　　“群众还是肯讲真话。”
　　毛泽东说：
　　“《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5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毛泽东说他要立即赶赴武汉，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还说要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要“以下乡为主”。
　　1961年4月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了外国客人。
　　4月3日，毛泽东与王任重谈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
　　4月6日，毛泽东同周**谈1961年的经济计划问题。
　　4月8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又转回长沙。
　　此时，王淑兰听说毛泽东回来了，就带着宁利、宁科、宁娜3个小孩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省委蓉园一号接见、招待了弟媳和侄儿一家。
　　毛华初和母亲分坐在毛泽东两边。毛泽东问毛华初：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现在搞档案工作。”
　　“你年纪轻轻的，怎么搞档案工作？”
　　王淑兰听出了三哥的弦外之音，连忙夸儿子怎么怎么行，要搞其它工作才好。毛泽东说：
　　“革命工作都一样，行行有出息。不过，现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多搞点调查研究工作。”
　　毛华初说：
　　“我虽然管档案工作，但省委尽量安排我下农村，多搞调查研究。”
　　“好！”毛泽东又嘱咐道：“你还是多搞点调查研究好，档案让那些老头子去搞。”
　　毛泽东问了几个孩子的名字，毛华初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指着他的大女儿说：
　　“为什么叫宁利？”
　　毛华初说：
　　“她是1949年2月生的，新中国即将成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就是‘宁利’的意思。”
　　毛泽东笑着说：
　　“这些名字取得还很有意思。”
　　毛泽东送走了王淑兰一家人，立即和省委打招呼，要毛华初去韶山参加胡乔木领导的调查组，参加调查工作。
　　后来，毛泽东又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打了招呼，说省委要成立一个政策研究机构，派几个人去搞调查研究。省委随即成立了专门机构，调毛华初任调研组长。省委政策研究室成立后，毛华初又担任了副主任，兼任省农林水办公室副主任。
　　王淑兰晚年很少去北京，但逢有人去北京，她总要捎话问候三哥好。1964年6月，王淑兰因病在长沙逝世，终年69岁。此是后话。
　　再说4月9日晚7时半，毛泽东在专列上与刚从乡下调查回来的张平化谈话。张平化汇报说：在讨论《六十条》时，生产队对于粮食定购，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缴大队的、国家的数量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关于食堂问题，他说：
　　“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
　　毛泽东说：
　　“才不是哩！”
　　张平化说：
　　“现在看来不见得。”
　　毛泽东肯定地说：
　　“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汇报到供给制问题，张平化说：
　　“现在初步地可以说，供给部分超过30%，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10%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
　　毛泽东说：
　　“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30%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衡，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
　　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平均主义问题嘛！就是要恢复1957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正是：平均主义层层查，食堂也是大问题。上下求索非易事，调查研究出真知。
　　此时，胡乔木从韶山回来了，他向毛泽东汇报说：
　　“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3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问题。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也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3个小队长和这3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展开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
　　毛泽东问：
　　“你参加了？”
　　“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
　　胡乔木列举出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破坏了。毛泽东说：
　　“还有，浪费劳动力，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问题。”
　　“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
　　毛泽东说：
　　“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现在马上解散行不行呢？”
　　胡乔木说：
　　“根据韶山公社5个大队的统计，89个食堂，已经散掉50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有些还要维持。”
　　“他要维持干什么呢？”
　　“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
　　毛泽东说：
　　“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
　　胡乔木说：
　　“《人民日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说：
　　“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
　　胡乔木说：
　　“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续自己去解决的。”
　　毛泽东再次提出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胡乔木说：
　　“现在由生产队分配，恐怕还有点困难。因为大队可以超越生产队范围组织一些生产，组织一些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为生产队服务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队这方面的收入来补充生产队。”
　　毛泽东问道：
　　“比如讲，韶山大队11个生产队，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时候拉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胡乔木说：
　　“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众反映不多，实际上各生产队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很多。”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半夜里11点20分了。
　　4月11日，毛泽东致信汪东兴，要他打电话给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请他们到湖南住三五天，参加湖南三级干部会议，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
　　“1、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2、去冬10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
　　4月11日这一天，刘**从宁乡、长沙县蹲点回到长沙市，毛泽东到刘**在蓉园的住处，就湖南农村调查中的一系列问题，和他交换意见，直到凌晨2时。
　　4月14日，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谈话意见，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4份材料，其中有毛华初写的一份关于东茅塘的食堂问题、养猪问题及山林管理问题的调查报告。他让毛华初送给在长沙的毛泽东批阅。毛华初到长沙后，将胡乔木的信和附件交给省委书记张平化，请他转呈毛泽东。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他立即约见了毛华初。他说：
　　“听了平化同志的报告，又看了乔木同志送来的这些材料，知道你也参加了调查组。这很好。现在，你再给我说说乡里的情况，要具体一点。”
　　毛华初汇报说：
　　“我陪乔木等同志在韶山作了大量调查，并且在韶山公社确定了以桥头湾和卯山冲两个情况不同的生产队作为调查点，掌握具体数据。还到了湘潭县委和湘乡县委听取汇报。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他们的意见。当前，农村水肿病确实很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不断增加。”
　　毛泽东问道：
　　“唐家圫的情况怎么样？”
　　毛华初说：
　　“唐家圫一个屋场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队，绝大部分人姓文，都是自家兄弟叔侄，加上他们历来有勤劳致富的传统，因此现在虽然生产和生活情况都很一般，但还算勉强过得去。”
　　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思考问题，有时还用铅笔在纸上划着。护士几次过来催他休息，他都示意毛华初不要起身，继续汇报。他听了毛华初的汇报后心情十分沉重，说：
　　“你刚才谈了这么多，看来调查工作很认真，很扎实。你是说了真话的。当干部，汇报情况就要讲真话。现在有些人不是这样，向上面汇报，光捡好听的说，报喜不报忧，夸夸其谈，结果是害人不浅啊。早在今年1月举行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我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党一些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传统已经不太灵了，对下面的情况也都不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所以，全国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情况，我是有直接责任的。”
　　毛华初说：
　　“我看农村办公共食堂的条件还很不成熟，有很多弊病。吃公共食堂，社员不种蔬菜，每人每天不到1斤粮食，怎么能够吃饱。俗话说：‘蔬菜半年粮’，尽吃饭，每人每天1斤半粮，还不够哩。”
　　毛泽东说：
　　“你们省里有位书记，过去可是喊‘公共食堂万岁’的人呀！你们主张解散食堂，不是和你们的书记唱对台戏吗？”
　　毛华初说：
　　“那也许是历史条件下的认识。”
　　毛泽东吩咐说：
　　“你回去后告诉胡乔木同志，看来公共食堂不能万岁。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关于全国整顿食堂的问题，我一个人不能决定，须经中央讨论决定后，再正式行文。解散食堂，韶山可以先搞试点。散了食堂后，要搞好生产。你回去转告当地政府，不仅韶山的生产要搞好，而且大坪那边的生产也要搞好。”
　　毛泽东和毛华初的这次谈话，大约持续了50分钟左右。毛华初回到韶山后，马上将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胡乔木等人。
　　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湖南调查组在韶山调查的报告，批给张平化，他在批示中写道：
　　“我看可以印发给你们3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并请打印若干份，给中央办公厅13份，给**同志1份，给我12份。全国解散食堂的问题，等我回京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做决定。”
　　后来在湖南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决定，调王延春到湖南工作，担任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书记。
　　4月1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陶铸、王任重、胡乔木开会，讨论食堂问题。
　　4月18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去了南昌。
　　4月19日，毛泽东在南昌会见了古巴文化代表团。
　　尔后，毛泽东到达杭州，住在刘庄。浙江调查组成员也搬到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
　　4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邓**，他在信中写道：
　　**同志：
　　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5月15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5月9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7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归大队有好还是归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天至15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5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毛泽东
　　　　　　　　　　　　　　　　　　　　　　　　4月25日上午9时
　　4月26日，邓**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湖南调查组关于食堂问题的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4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亚洲、非洲外宾时的谈话中说道：
　　“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当中，采取正确的路线，依靠工人、农民，团结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反帝力量，紧紧地联系群众，就有可能取得胜利。”“革命政党的力量，在开始时都是处于少数地位，但是有前途的就是他们。”
　　五一节前夕，毛泽东从杭州到了上海，在锦江饭店接见了谈家桢，在场的还有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刘述周以及负责教科工作的杨西光。毛泽东一见谈家桢就笑着问道：
　　“你对搞遗传学还有什么顾虑吧？”
　　“没有什么顾虑了。”谈家桢高兴地说：“我们遵照双百方针，学校里已经成立了遗传教研室，两个学派的课程同时开。”
　　毛泽东说：
　　“好嘛，我支持你。”
　　刘述周插话说：
　　“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大搞特搞起来。”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
　　“这样才好啊，要大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
　　此时，宋庆龄得知毛泽东已经连续7个多月没有吃一口肉了，经常以青菜粗粮充饥，她深为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的身体担忧，就特意给毛泽东带来了一网兜螃蟹，要他补养一下身体。宋庆龄哪里知道，毛泽东岂止是以青菜粗粮充饥，他在青黄不接的时节，竟然一连20多天没吃一粒粮食，只以菠菜和马齿菜等等野菜，维持着他那伟岸的身躯。
　　宋庆龄的深情厚谊使毛泽东大为感动，可他却说：
　　“谢谢你，我不能收。我跟工作人员讲了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宋庆龄坚持说：
　　“螃蟹不是肉，也不是蛋，螃蟹就是螃蟹，你非收下不可。”
　　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不便再推辞，只好收下了。可等宋庆龄一走，他就把螃蟹送给了警卫战士，谁也无法改变他不吃肉的决定。
　　有一天，卫士长李银桥帮助毛泽东做按摩，他发现毛泽东的脚脖子小腿骨那里，一按一个坑，很长时间起不来。这明显是由于缺乏营养出现的浮肿。李银桥说：
　　“主席，你看，这是缺营养……”
　　毛泽东还未等他说完，就说：
　　“看什么，脚脖子都长胖了，你还说我缺营养。我看是营养过剩了。”
　　周**知道了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就过来动员他说：
　　“主席，吃口肉吧。为了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
　　毛泽东用他那少有的低沉的声音说道：
　　“有多少人民群众连野菜都吃不上，我怎么能忍心去吃猪肉呢？我咽不下去呀！你不是也不吃吗？我们都不吃，共度难关。”
　　正是：心系人民律自身，宋周深情亦感人。古来可有如斯者？至今读来泪沾襟。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市与各界人士共庆佳节。
　　这天晚上，曹荻秋陪同毛泽东在锦江饭店接见了周谷城等各界的知名人士，参加聚会的还有陈望道、沈体兰、沈克非、周信芳、金仲华等。众人与毛泽东围坐在小圆桌旁，周谷城就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周信芳的年龄，又问了沈体兰的年龄。大家自始至终无拘无束，只谈生活琐事，不涉其它，兴致极高，尽欢而散。
　　晚上10点，周谷城在家里已经睡下，他忽然接到了《解放日报》编辑部记者打来的电话，说是希望他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明天的报上发表，以表示对毛泽东的欢迎。周谷城婉言推辞说，毛泽东的诗词豪迈奔放，纵横千古，本人自愧不如，写不出来。记者却说：
　　“不要紧，要求不高，只写一首，随便写一首好了。”
　　周谷城说：
　　“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结果，周谷城拗不过记者的软磨硬泡，只好连夜填词一首，发表在5月2日的《解放日报》上：
　　　　　　　　　　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泽东从报上看到周谷城的词后，立即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周谷城，请周谷城到他的下榻处来。
　　5月3日下午3点，周谷城来到毛泽东下榻处，毛泽东正在看报，他见周谷城来了，放下报纸，开口就说：
　　“词一首，见到了，怕不只一首吧？”
　　周谷城回答说：
　　“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实是第一首。”
　　“总怕不止一首。”
　　毛泽东喃喃自语，意思是说周谷城像个常常写这些东西的人。周谷城忙解释道：
　　“我当时就对《解放日报》的记者说了，主席是内行，要求不可能不高，他们硬要我写。”
　　毛泽东摇着手，笑着说：
　　“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
　　他一边说还一边用手比划了一个很小的手势。周谷城说：
　　“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纯属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周谷城却转换话题谈起了古文的字义，他说：
　　“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因为‘离’、‘牢’同声。”
　　毛泽东轻轻点点头，说：
　　“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
　　周谷城兴致正浓，又发挥道：
　　“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啰唆。因为牢罗同声，骚唆也同声。念啰唆，可能就是发牢骚。”
　　毛泽东听着周谷城信口引申的见解，并没有表现出诧异，脸上浮着微笑，觉得蛮有风趣。周谷城又说：
　　“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
　　毛泽东说：
　　“是呀！老是干巴巴的，有什么味。”
　　周谷城说：
　　“我近来替‘风趣’找到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有风趣，恐怕还要出丑。”
　　说到这里，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毛泽东的自言自语似乎为这个话题划上了句号。周谷城又偶然提及了邓演达，毛泽东问：
　　“你认识邓演达？”
　　本传在第二卷中曾经叙述过，周谷城认识邓演达，还是在1927年春由毛泽东把他介绍给邓演达的，邓演达对周谷城的文章很欣赏。大概是毛泽东忘记了，故而有此一问。周谷城见毛泽东如此问，便说：
　　“我认识他。”
　　毛泽东感叹道：
　　“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晚上，毛泽东留周谷城同在一个小方桌上共进晚餐。周谷城告辞回家时，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到汽车旁。
　　5月6日，毛泽东就陈正人从四川简阳给他写来信一事，给李井泉、陈正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四川省委李井泉同志，并转简阳平泉公社陈正人同志：
　　陈正人同志5月1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4月25日通知你们的。5月4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5月20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以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此信并告中央。
　　　　　　　　　　　　　　　　　　　　　　　　　　毛泽东
　　　　　　　　　　　　　　　　　　　　　　　1961年5月6日于上海
　　　　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5月7日，毛泽东接到了周**从河北邯郸打来的电话。周**汇报了4个问题：1、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2、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3、社员迫切要求恢复评工记分。4、邯郸旱灾严重，有的甚至颗粒无收。
　　毛泽东立即将周**的电话汇报记录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5月8日，毛泽东收到了胡乔木这一天发来的信，信中报告说：韶山公社食堂由原来的112个，减为6个，其中5个不久都将不再办了。另外还汇报了农村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城市居民食堂问题、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和城市工商业及城市整风问题。
　　5月9日凌晨3时，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来信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这天下午4时半，毛泽东复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5月15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5月20日到京。”
　　5月11日，毛泽东专门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的寓所看望她，赠送给宋庆龄一条绣有梅花图案的高级红地毯，铺在她上下楼的楼梯上。
　　5月14日，毛泽东在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复信中写道：
　　张平化同志：
　　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
　　　　　　　　　　　　　　　　　　　　　　　1961年5月14日于天津
　　此后不久，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欲知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工作结果如何，待以后慢慢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03
第303章
　　“我的第三个愿望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话说1961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先后就毛泽东在4月25日提出的关于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以及耕牛、农具归大队有好还是归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林业、商业、恢复手工业和恢复供销合作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刘**在会议上曾经发表讲话说：
　　“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这些错误并不涉及到‘三面红旗’本身，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了。”
　　刘**明确表示，中央对这些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在会议期间，5月29日、30日再次讨论修改了3月22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作为“修正草案”予以通过。关于公共食堂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关于分配制度，“修正草案”取消了供给制，规定“生产队对社员的劳动，应该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等社员，经过社员大会的讨论和通过，实行供给或给予补助。其费用从公益金中开支。
　　会议最后讨论了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陈云在讲话中就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问题说：
　　“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在周**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在本年内要减少一千万。
　　1961年6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回忆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时说道：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3批开会，第一批是1天，最后一批是1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3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
　　1959年4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3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5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
　　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11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三类县、社、队，其它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就说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
　　毛泽东还说：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经过3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1959年、196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毛泽东最后提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8月。他还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
　　6月13日，毛泽东给在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的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问好。
　　　　　　　　　　　　　　　　　　　　　　　　　　父亲
　　后来不久，也就是在1961年秋，刘思齐从北京大学俄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的科研部队，从事翻译工作。
　　且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
　　指示中总结了几个月来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对今后的调查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指示中写道：
　　“毛泽东历次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应该成为一切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必须遵循的准则。”
　　6月中旬，毛泽东的老同学、老朋友乐天宇、李达和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在长沙闲谈，他们知道毛泽东在5、6月间的北京会议期间，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失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并做了检讨。他们猜想毛泽东的心情一定不好受。遂决定送毛泽东一些礼物。
　　乐天宇将客人捎给他的九嶷山上的斑竹，送给毛泽东一枝；还有他自己写的一首七律《九嶷山颂》的条幅，落款是“九嶷老人”。李达也送上一枝斑竹毛笔，又写了一首咏九嶷山的诗词。周世钊送的是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的《九嶷山铭》的墨刻。
　　毛泽东收到老朋友的礼物后，引起了他对家乡、老朋友、老同学的怀念，就写了一首《七律•答周世钊、李达、乐天宇同志》，其词云：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不久，乐天宇在田家英那里看到了毛泽东诗稿，他要求田家英圈掉他的名字。时值郭沫若正编辑毛泽东诗词，田家英就把乐天宇的意思转告给郭沫若，郭沫若说：“那也好，不如改为《答友人》吧。”于是，后来就有了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
　　6月22日，毛泽东就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于6月19日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给邓**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同志：
　　此件很好，应当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照此报告，坚决执行。如果中央24万人中，已减去三分之一，即8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4万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减12万人，占总数24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提高。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三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简，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现在城镇人口要减少二千万以上，人民公社三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解决了。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1961年7月间，毛泽东从稿费中拿出5000元钱，派人送给病中的第二军医大学一级教授张维。
　　张维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张维的母亲在革命战争时期掩护过毛泽东。抗战胜利后，张维为新四军运过药品。
　　7月初，毛泽东的表兄文涧泉和赵迎来到了北京。
　　赵迎是毛泽覃前妻赵先桂的继子，在大坪学校教书。此人粗通文墨，能说会写，见识较多。文涧泉此次带他来京，一是因为他是自己外婆家赵家的亲戚、赵先桂的继子，二来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还可以借重他的见识，同三表弟毛泽东谈论一些乡间的情况和对时局的看法。
　　7月6日，文涧泉和赵迎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陪同，穿过林荫大道，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侧门。
　　这一次文涧泉来京，不再像两年前在京时睡门板受冷遇了。他们到了客厅门前，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走到门口迎接，与他们握手。他问了年轻后生的姓名之后，连声说：
　　“欢迎，欢迎。”
　　宾主在客厅落座后，毛泽东向两位客人询问了许多情况，他还说：
　　“现在农民生活很苦，苏联又天天逼债，国家暂有困难，需要克服一下，暂时吃点苦，过几年会好一点的。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到你们公社了解了一下。组长是我的秘书胡乔木，他们了解了很多情况，向我写了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
　　文涧泉说：
　　“主席，我没有读什么书，信写不好，就请赵迎给你多写信吧。他是当老师的，肚里有墨水。”
　　毛泽东就对赵迎说：
　　“赵老师，你就做我的通信员，好吗？”
　　赵迎连忙说：好，好！毛泽东说：
　　“我对农村教育工作确实考虑的少了一点，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教训不能忘。要在农村普及文化。现在办学有困难，可以发动群众办，分散办，办农校办夜校。我过去就在韶山办过夜校。把夜校办好，群众晚上上学。等条件好了，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点好事为才行。”
　　后来，赵迎回到家乡后，果然成了毛泽东的“通信员”，他经常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乡下的情况。
　　7月10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结束了对苏联的友好访问（其间，他与苏联曾签订了《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笔者注），乘专机离开莫斯科转道北京访问。
　　凌晨4时，金日成的专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刘**、周**、邓**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数千群众在机场热烈欢迎。周**和金日成在欢迎仪式上先后致词。欢迎仪式结束后，金日成在刘**、周**的陪同下，同乘一辆敞篷轿车进入市区，60万身着盛装的北京市民载歌载舞，夹道欢迎。
　　下午，刘**、周**同金日成及其党政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交谈。
　　是日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欢迎朝鲜客人。
　　7月11日，周**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上正式签字。
　　签字仪式结束后，金日成提出想见见毛泽东。周**便决定陪同他去见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
　　7月13日，毛泽东在西子湖畔会见了来到杭州的金日成一行。周**、陈毅参加了会见。毛泽东高兴地对金日成说：
　　“条约签订了，我已经看到了。”
　　周**插话说：
　　“外国对这个条约反映很强烈。”
　　金日成说：
　　“签订这个条约，提高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感到有了保障。”
　　毛泽东点了点头，赞许地说：
　　“这很好！”
　　金日成关切地向毛泽东询问对国际局势的看法。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局势的状况，谈到了“究竟谁怕谁”的问题。他说：
　　“究竟谁怕谁？说我们一点不怕是不对的，问题是谁怕谁更多一点。我说我们怕，但不是怕得那么厉害，帝国主义怕我们更厉害一些。”
　　毛泽东还说：“我们见过3个教员，蒋介石、日本、美国。没有它们压迫我们，不逼得我们无路可走，中国是搞不出来的。我看你们也有3个教员：日本、美国和李承晚。”
　　金日成说朝鲜族是个少数民族。毛泽东说：
　　“少数民族可是厉害呢！蒙古的成吉思汗统治过整个亚洲和半个欧州。你们不要以为民族小，就信心不大，历史上很多大民族都不如小民族。”
　　毛泽东亲切地看着金日成，又说道：
　　“美国不同苏、中做生意，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还有个不承认，不承认你们、我们和胡志明，这与我们有什么害处？”
　　“没有什么么害处。”
　　金日成爽快地回答。毛泽东豪迈地说：
　　“我看还有好处。让我们再等它个40年，然后再请客，再进联合国。40年后，我去见马克思了，还留下个周总理。”
　　说罢，他侧过头看看63岁的周**。毛泽东比周**大5岁，40年后就是100多岁。到那个时候，最年轻的金日成也有90多岁了。周**听毛泽东这么讲，急忙说：
　　“我也去见马克思了！”
　　陈毅笑着说：
　　“我也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毛泽东却认真地说：
　　“金首相可以，你要保养身体，那时候你可以大请客。”
　　一句话说得几个人无不开怀大笑。
　　7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要求自力更生，组织力量，突破原子能技术。
　　7月21日，邓**在黑龙江省委会议上，讲到大跃进“超越了阶段”，他还说：
　　“凡是办不到的，不管是原来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也顾不住。”
　　7月30日，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5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样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1960年，他们已进大学的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1960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1961年8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3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1961年的一个夏日，江青到广东某部队调查研究，这个部队过去曾屡建战功。江青发现这个部队的第1警卫连，自己种菜养鸡，节省了不少开支。战士的床铺干净整洁，蚊帐吊挂有序。尽管离营房200米就有一家备有电风扇的理发馆，指战员们还是自己相互帮着剃头。于是，江青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调查报告，她在调查报告中写道：
　　“这些战士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勤俭节约，他们是人民真正的儿子。”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脑溢血突发，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
　　8月15日，北京举行陈嘉庚公祭大会，毛泽东派人敬献了花圈。
　　8月16日下午5时，周**陪同毛泽东在杭州驻地会见了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晚上，毛泽东又在周**陪同下，前往杭州饭店回访恩克鲁玛，3人海阔天空，谈笑风生。
　　不久，毛泽东就要上庐山了，他在上山之前，对田家英说：
　　“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1961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区负责人开会，安排中央工作会议议程。他首先询问了各地的年成，又问了贯彻《六十条》及农村的情况，尔后说道：
　　“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3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了整风，才搞出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
　　“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3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人者也’。说没经验，已经搞了12年，也有些，但也只有12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
　　经过大家讨论，确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和干部轮训问题。由周**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李富春作关于工业计划的报告；薄一波作关于《国有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说明；陆定一作关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的说明；邓**作一个总结性的长篇讲话。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
　　在会议期间，余宝山依然在毛泽东身边服务。江西省长邵式平对余宝山说：
　　“毛主席的衬衣都破了，你去给他做2件。”
　　余宝山把新衬衣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问：
　　“旧的补了还可以穿嘛！这衬衣是谁叫你做的？”
　　余宝山照实说了，毛泽东“哦”了一声，笑着说：
　　“是邵大哥呀！多少钱？叫银桥付给他。”
　　于是，卫士长李银桥照数付了钱，分文不少。
　　有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与卫士张仙朋说起了他的一桩心事，他说：
　　“我有3个愿望：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本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说罢，他叹了一口气，又说：
　　“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庐山上留下了一帧坐姿照片，背景是乱云飞渡。这正是他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8月25日，毛泽东看了胡乔木在17日写给他的一封信，立即复了一信。
　　原来，胡乔木在庐山会议前突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是自己的神经衰弱症加剧了，无法正常工作，需要请长假休养。于是，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乔木同志：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需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做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做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从此，胡乔木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名义上还是毛泽东的秘书，实际上他已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
　　8月25日，毛泽东召见了因病在庐山休养的李达。他在谈话中说到李达几十年前写的《社会学大纲》，现在还可以修改一下重新出版。李达说他精力有些不济，手颤抖得厉害，怕不行了。毛泽东鼓励他带几个助手帮助他修改。李达当即应允。
　　李达对毛泽东的意见是极为尊重的，他就形式逻辑的推理问题，请教毛泽东，毛泽东说：
　　“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
　　李达接受了毛泽东意见，改变了他原来的“形式的正确和内容的真实的一致性”的观点。
　　李达和毛泽东会谈后，立即终止休养，回学校组织人员，对《社会学大纲》大加修改，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其中有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是李达的得意之作。
　　后来，毛泽东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他认为是“古人讲得太多”。于是，李达就毫不犹豫地把它全部删掉了。
　　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周**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吩咐秘书说：
　　“到杨尚奎同志家里去，他和水静请我吃饭。”
　　周**在车上问秘书：
　　“都说水静酒量很大？”

福和中学老师

秘书说：
　　“好像听人讲过。女同志不喝则已，只要是敢喝酒的，一般都要比男同志能喝。”
　　“嗯。”周**笑着点头，说：“她把我的部长灌醉了呢。”
　　秘书问，是谁？
　　周**说：
　　“廖鲁言。”
　　这廖鲁言在国务院里喝酒是最负盛名的，据说在一次散席后，桌上还剩半瓶汾酒，他抓起酒瓶子像灌汽水一样喝掉了，还淡淡地说了一句：“别浪费了。”就这位最能喝的部长，竟然让一个弱女子灌醉了。看来国务院的最高领导今天是要向她讨回“公道”了。
　　“水静，我迟到了。”
　　周**笑着点头致歉。迎出门口的水静带着歉意说：
　　“总理，真对不起呢，**、富春他们等你很久，后来听说主席找你，知道你一时也来不了，他们就先吃了。”
　　“这就对了嘛，不要等。”
　　“他们吃完就走了，尚奎也陪他们去了。尚奎叫我在家等你，他再三关照说，总理重诺守信，说了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我答应了的就会来的。”
　　周**随着水静进了餐厅，坐下就问：
　　“还有剩菜吗？”
　　“剩菜怎么行呢？”水静说：“总理，我给你留着菜呢！”
　　“那就不客气啦。”周**把手放在桌上说：“我就吃吧。”
　　水静端上来的菜肴以江西的特色为主，还有杨尚奎家乡兴国县的“四星望月”。这道菜的雅称，还是毛泽东在兴国搞调查时给命名的。所谓的“月”，就是摆在中间的米粉蒸肉，那4颗“星”是围在四周的4碟小菜，无非是辣椒、青菜、豆腐之类。周**见菜肴上齐了，没有动筷子，问道：
　　“有茅台吗？水静。”
　　“有。”水静应了一声，马上取来1瓶茅台酒。周**含笑扬扬下颏，说：
　　“还有么？有就再拿一瓶来。”
　　水静忙又拿出1瓶茅台酒，怔怔地望着周**。周**指指另一个座位，笑着说：
　　“好了，水静。来，你也坐下吃一点。”
　　“总理，我刚吃过了……”
　　“吃过了就随便再吃一点嘛。”
　　于是，水静招呼服务员再取来一套餐具，坐了下来。周**将1瓶茅台推向水静，淡淡地说：
　　“听说你会喝酒，今天我们两人一人一瓶，怎么样？”
　　水静此时方有所悟：总理是来考验我来了，自己虽说已经陪着邓**、李富春喝了一些，就再喝这1瓶也不在话下。她心里这么想，可表面上还是忙不迭地摆手，说：
　　“哎呀，总理，我哪能喝这么多呀？”
　　周**也明白，豪饮的人说谦虚话，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便说：
　　“喝吧喝吧，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他嘴里嚼着一口米粉蒸肉，说：
　　“在中央苏区时，常吃到这种菜，其中以兴国的最具特色。”
　　周**说着嚼着，顺手斟满一杯酒，端起来对着水静一举：
　　“感谢你和尚奎为我准备了如此佳肴，干！”
　　水静也不示弱，端起早已斟满了的酒杯，随着周**一饮而尽。她为周**和自己斟满了第2杯，端起自己的杯子说：
　　“这些菜都是土特产，总理太客气了。这一杯我感谢总理的光临。”
　　水静说罢仰面干了杯，她落杯时，见周**微微一笑，也已经干了杯。周**一边吃菜一边斟酒，说：
　　“这次又在庐山开会，江西是东道主，尚奎和你都很辛苦。”
　　他说着，酒杯又举了起来：
　　“这一杯是为你们优质接待工作道谢的。”
　　水静也不慌不忙地斟酒回敬：
　　“总理到江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应该是我们感谢总理。”
　　周**吃一口菜，又斟满酒，说：
　　“这一杯，我代表小超大姐敬你。”
　　水静也斟满酒，回敬道：
　　“总理，我也代表尚奎同志敬你一杯。”
　　这二人一来一往，敬酒的话题很多，回敬的话题自然也一样不少。不一阵工夫，两个酒瓶子都空了。周**酒兴正酣，问道：
　　“还有酒吗？你还能喝吗？”
　　水静听说周**能喝酒，但她担心自己灌醉了国务院总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就说：
　　“酒是有的，不过我不能喝了，我不嗜酒，今天喝的太多了。”
　　“如果你不喝，我也不喝了，吃点饭吧。”周**知道水静已经陪邓**、李富春喝了酒，再比下去也不公平，便感慨道：“不过，我今天算是知道你的酒量了。”
　　水静见他说出了本意，就装出一副不明白的样子，问道：
　　“什么酒量呀？”
　　“我在北京就听说杨尚奎的夫人很能喝酒。你把我们的农业部长廖鲁言都灌醉了。对不对？
　　“哎呀，总理，那可不能怪我。不是我主动找他喝酒的呀！”
　　“廖鲁言同志是部长中最能喝酒的一个，竟然败在你的手下，说明你很不简单。”周**说着，哈哈笑出声来：“今天我就是来试一试，这一试，果然名不虚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这么多酒，确实不多见哪！”
　　“真的，总理，我平时是不喝酒的。”水静有点不好意思了：“刚才是总理让我喝，不知不觉地喝了这么多。我已经醉了。”
　　周**笑笑，说：
　　“醉人不说醉，说醉的其实没醉。你没有醉，我看得出来。”
　　他说着，放下饭碗，兴致勃勃的提议说：
　　“舞会还没有散，我们跳舞去吧？”
　　“总理你先走一步。”水静故意摸摸额头，说：“我真有点晕呢，休息一下再去。”
　　周**笑笑说：
　　“那好吧，我就先走了。”
　　周**在重庆谈判时的宴席上，替毛泽东喝酒的豪情壮举，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了，但他与许世友单独斗酒的轶闻趣事，可能知之者不多。作者不妨在此也一并道来，以飨读者诸君。
　　许世友其人，在战场上是个传奇式的猛将，在酒场上也是个豪气干云的汉子。他把喝酒的多少，喝酒的作风习惯，往往看做是一个人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的标志。每当和朋友战友们喝酒，许世友便在桌子中间放一空碗，规定说，洒一滴，罚一碗。他的身后立一卫士，专做监督行令官，执行罚酒任务。即便是和许世友同一级别的上将，卫兵也敢于动手得罪。在那些吃过苦头的将军中，免不了有人向周**告状诉苦。
　　周**历来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他往往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许世友是一个除了毛泽东以外，连彭德怀也都让他三分的人物。周**知道对许世友这种人，除非让他心服，否则，说轻说重，都没有用。
　　有一天，许世友到北京来参加会议，周**对他说：
　　“许司令啊，今天晚上没事我请你喝酒。”
　　“没事，我没事。”
　　许世友两眼大放异彩。他本来就敬重周**，又久闻周**善饮，如今听说要请他喝酒，真是受宠若惊。
　　是日晚，许世友按约赴宴，周**迎候在小餐厅门口，拉着他的手说：
　　“许司令，今天我们是小范围宴饮，你尽可随便一点。”
　　许世友入席一看，还真是小范围，除了他，没有第二位客人。菜肴是周**待客的惯例：4菜1汤。周**说：
　　“许司令，喝什么酒？”
　　“总理定。”
　　“听说你喜欢茅台，我也喜欢茅台……”
　　“就喝茅台！”
　　周**吩咐服务员上酒，转过脸望着许世友问道：
　　“许司令，大家都说南京有4大喝，那几个呀？”
　　“王平、江渭清、聂凤智和我。”
　　“我听说你是排第一的，你们4个到底谁的酒量大些？”
　　许世友憨然一笑，说：
　　“算我大吧。”
　　“在南京你行，在山东你就不行吧？”
　　“怎么不行？”许世友一生不受人激，不管什么事情，就怕人家说他不行。他此时听周**这样一说，也顾不上谦虚了，便说道：“我打遍山东无敌手！”
　　“你是说打仗吧？”
　　“打仗打赢了，打进济南府，喝酒也没输过。”
　　“打仗我信，喝酒我却不信。武松18碗酒，山东人豪饮。”
　　“总理你别不信，”许世友急了：“喝酒我从来没遇过对手。”
　　服务员上了酒，周**接过来放在桌上，以手按着酒瓶，故意用怀疑的眼神望着许世友，笑着说：
　　“许司令是老实人，我听人说，就是喝酒不老实，喜欢吹牛。”
　　“啊？总理，这是谁说的？妈啦个卖匹的，我找他……”
　　周**连连做手势，把他稳住，平静地笑着说：
　　“现在你去哪儿找啊？这样吧，我们两个人喝，看看许司令能不能比我多喝一点。”
　　“总理，这，这怎么行？”
　　“连我都喝不过？”
　　“我怎么喝不过！”许世友又急又为难：“我怎么能跟总理赌酒呢？总理不信，另找一个能喝的来！”
　　“喝酒不论官大官小，只论酒量大小。许世友同志，你要是喝不过我，那就是吹牛！”
　　“我要是喝不过总理，我，我……”许世友真的被激起来了，脑袋晃动着朝前倾，终于冒出来一句话：“我给总理磕3个响头。”
　　“这不行，我可不会磕头。”
　　许世友似乎已经赢了，笑着说：
　　“我哪敢叫总理磕头呀！我只要总理说一句话：‘许世友喝酒无敌手，一点不吹牛。’”
　　“好，看你吹牛不吹牛！”
　　周**说着就要给许世友斟酒。许世友拿过酒瓶，先声夺人：
　　“不要斟酒，这一瓶是我的了。总理你自便。”
　　周**注目许世友，微微一笑，转向服务员说：
　　“怎么办？再给我拿1瓶吧。”
　　1瓶对1瓶，服务员开启了瓶盖。许世友立起身，说：
　　“总理，我敬你，立地3杯。”
　　说着一连干了3杯。周**一边吃着花生米，一边慢斟慢饮，还不断地问着部队上的事。许世友则是干2杯，歇歇，再干2杯。他要让周**看看他许世友究竟是怎样的一条汉子！
　　“总理，干了！”
　　许世友将酒瓶子朝下，晃了晃，只晃下来1滴酒来。
　　“哦，我落后了。”
　　周**拿起酒瓶子往杯子里倒，许世友看看吃了一惊，只见从那瓶子里只倒出半杯酒，就空了。该不是见鬼了？许世友一脸的狐疑，他轰轰烈烈地干了1瓶，周**却是不显山不露水也干了1瓶。会不会有假？可眼见得这2瓶酒都是原装，而且是当场启封，又哪能假得了呢！
　　许世友正在琢磨，只听周**慢悠悠地说道：
　　“许司令，用你们练武人的话，咱们点到为止，好不好？”
　　“不行！总理，喝一半怎么算好？”许世友的酒劲涌上来了，豪兴大发，他朝着服务员直嚷嚷：“去，去！再拿两瓶茅台来。”
　　周**与水静喝酒时，他要第2瓶，水静恰到好处地叫停，周**便停了。周**与许世友刚喝完第1瓶，就叫停，分明又是一激。许世友哪里是周**和水静一般的人物，他一发就不可收拾了。
　　“我看点到为止吧？”
　　“不行，总理请客，不叫喝好可不行。”许世友解开衣扣，朝服务员高声叫道：“拿酒去！”
　　服务员朝周**望望，周**点点头，说：
　　“那好，再拿两瓶来。”
　　酒上来了，周**看着许世友，慢条斯理地嚼着花生米，说道：
　　“许司令，你自己拿1瓶。”
　　许世友已经知道周**对自己刚才的怀疑，有了察觉，但他还是忍不住将两瓶都打开，嗅一嗅，这才放了心，嘴里却说：
　　“都一样，我随便。”
　　周**依然是边吃边聊，慢斟慢饮。许世友也还是喝2杯，歇歇气，再干2杯。
　　眼看2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许世友终于干掉了第2瓶，他不再叫酒了，摇晃着身子看周**。周**将瓶子垂直倒向杯子里，也干了。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周**声音非常柔和：“看样子许司令还能喝。”
　　许世友笑笑，笑得很艰难，好像脸上的肌肉都麻木了。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又竭力掀上去，目光朦胧。服务员第3次上来两瓶酒，看看周**又看看许世友，只是抿住嘴笑。这次是周**动手开瓶了。
　　“许司令，你要那瓶？”
　　周**声音依然柔和。许世友点点头，似乎想说话，但他那粗壮的身子却不由自主地仰在椅子上往下滑。他竭力想坐起来，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挣扎还好，一挣扎反而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的酒意也上来了，他兴奋地往杯子里斟酒，直到酒水溢出杯沿才停了下来，端起杯，挺起身，说：
　　“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
　　说罢，一口干掉了杯中酒。周**所说的这些话，都是许世友以往劝人喝酒的常用语，今天周**一一照搬。可是，此时的许世友已经无法再英雄，再仗义，再给面子了。他大口喷着酒气，说：
　　“输了，我，我给总理磕……磕头。”
　　周**一把扶住许世友，他也有点站不稳了，竭力保持着清醒。
　　“总理，我，我许世友，服了。今后，你，你指向哪里，我，我就打向哪里……”
　　“又胡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
　　“对，对对，”许世友脑子还是清醒的，他接着说：“总理，叫，叫我死，我，我不活。我听总理的。”
　　周**一看火候到了，就正色说道：
　　“那么，我告诉你，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同志朋友高兴了，一起喝点酒，本来是好事嘛，你强人所难，不是伤和气吗？”
　　“我，我听总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能自己能喝，就认定别人也能喝。不比当年了，人过50岁，身体素质下降，再那么乱喝，要闹出事呢。你也一样，以后喝酒，不许超过6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不超过半斤。”
　　后来，许世友果然做到了，喝酒不超过6杯。偶尔逢上个热闹场合，多喝上几杯也不忘记解释一下：
　　“总理叫我自己喝酒不要超过6杯，今天是大家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再说1961年9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简报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的10个问题，做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
　　毛泽东所说的10个问题，其中包括：退赔普遍不彻底；一部分地区没有按规定留足自留地；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9月9日，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34周年纪念日。当他看到江青拍摄的一张庐山仙人洞的照片时，感触颇深，遂题诗一首。
　　原来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江青和毛泽东通话后就上了山。那时，江青的身体逐渐好起来，她被庐山的自然风光感染了，于是，就在毛泽东身边的摄影记者帮助下，开始学习摄影。没想到还真的拍下了这样一张好照片。
　　毛泽东吟咏的这首诗，题目是：《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诗云：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后来，周**看了毛泽东这首诗，他说：
　　“主席这首诗就是写江青同志的。”
　　江青由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此，她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琢磨系统地学习摄影。她还请新华社副社长、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当她的老师，石少华借故推辞了。江青无奈，就请毛泽东出面帮忙。毛泽东把石少华请到中南海，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带着长辈的慈祥，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肩，请他坐下。毛泽东说：
　　“这次我请你来，有事相求，不是照相，但是和照相有关。江青同志她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你就收她做学生吧，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她有这个爱好嘛！我也支持她学习，给她买了照相机，想多学一点知识，多掌握一门技术总是好嘛。石少华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吧！”
　　石少华激动而又内疚地答应了毛泽东。
　　后来，江青很快就学会了摄影。她组织人准备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她的个人摄影展。毛泽东知道后，叫她立即取消影展计划，注意政治影响。
　　此后，江青在1974年和1975年，两次要办影展，都被毛泽东制止了。这是后事。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工作情况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自然就会明白。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04
第304章
　　“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还有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
话说第二次庐山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
　　毛泽东在整个会议期间，没有在全体会议上讲话，只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
　　1961年9月16日，是第二次庐山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总结说：
　　“这次会议搞了几个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
　　这一天，毛泽东还写了一幅字，后来被不少书法家称为毛体书法的极品。他写的是：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李白《庐山谣》一诗中的几句。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上常委诸同志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
　　9月18日，毛泽东下了庐山，到湖南住了3天，白天到蓉园1号楼休息，晚上回到大托铺专列上办公，批阅文件和听取汇报。
　　9月20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一行在中国多处地方访问后回到北京。
　　蒙哥马利是在9月5日由香港到达广州的。在这次访问期间，由李达上将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陪同他参观了许多地方。在蒙哥马利的想象中，一个拥有7亿人口的大国在连续3年歉收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全国上下人心惶惶的局面。可他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亲眼见到得却恰恰相反，中国人民平和、乐观向上的情绪一直感染着他。他曾经回忆说：“我更多地看到中国人民，就更加喜欢他们，他们落后而贫穷，但他们勤奋忠厚，富有幽默感。”在延安，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蒙哥马利拿起办公桌上的一架手摇电话，放在耳边停了许久，似乎在谛听毛泽东当年的声音。放下电话，他对李达和熊向晖说：“不可思议！毛泽东带领你们经历了常人生存不了的生存状态下的革命，诞生了不可想象的人类精神。西方人假若曾经看过中国的古代文明和早期工艺，那现在垂涎的应该是这种现代精神。神奇啊！真是神奇的土地和人民。”
　　且说熊向晖一回到北京，就向周**汇报了蒙哥马利在国内访问的情况。周**得知熊向晖与蒙哥马利在观看了电影《穆桂英挂帅》后，进行过有关妇女当元帅的辩论，立即严肃地说：
　　“你讲的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说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作为一个西方的军事领袖，能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奔波，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么多年的外交工作，难道还不懂得求同存异？你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周**又问：
　　“蒙哥马利喜欢看什么节目？”
　　熊向晖说：
　　“杂技，特别是口技。”
　　“他看了《抢椅子》没有？”
　　“没有。”
　　周**拿过招待蒙哥马利的文艺演出节目单，发现安排有《木兰从军》，马上以《抢椅子》代替了。他说：
　　“又是一个女将军，幸亏问了你，不然蒙哥马利还以为我们是在故意刺他。”
　　9月21日，毛泽东抵达武汉，同王任重谈到了他念念不忘的《六十条》尚未解决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据王任重9月26日的日记记载说：
　　“21日主席到了武昌，下午我去看了他，除了谈灾情以外，着重谈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主席是主张生产队核算的。22日下午又找我去谈了这个问题。”
　　9月22日下午，熊向晖等人来到武汉，准备向毛泽东汇报蒙哥马利访问各地的情况。
　　是日晚，毛泽东在听取熊向晖汇报后说：
　　“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即他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大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第二，大家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第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还强调说：‘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
　　熊向晖又汇报说，蒙哥马利似乎想探询主席的接班人是谁。因为英文里没有与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蒙哥马利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把蒙哥马利送回他的住处——汉口胜利饭店。
　　9月25日，蒙哥马利就要回英国了，毛泽东来到胜利饭店为他送行。蒙哥马利非常感动，因为毛泽东从不到宾馆拜会外国来宾，就是国家元首也不例外。两人谈了近1个小时，最后，毛泽东说。
　　“为你送行，送你一件礼物。”
　　他把自己在凌晨4点书写好并署了名的一幅《水调歌头•游泳》墨迹，赠送给蒙哥马利元帅，作为那盒“三五牌”香烟的回敬礼品。
　　毛泽东告别蒙哥马利后，便乘上专列，向北京进发。
　　后来蒙哥马利在9月26日经香港返回英国。他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人，是凡人时代最不平凡的人。”他还在《三大洲》一书中写道：“在我的旅行中我清楚地看出，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中国兴起成为一个大国是不可避免的，这件事可能造福人类，并可能缔造各国普通人民所渴望的和平世界。”
　　且说9月26日，毛泽东在路过河北邯郸时，召见了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及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5个地委的书记。毛泽东问刘子厚说：
　　“你们想扯什么问题？”
　　刘子厚说：
　　“还是上次谈的大包干问题。”
　　毛泽东风趣而又形象地说：
　　“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去生产，腰在分配。”
　　说罢他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周兴介绍了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6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刘子厚插话说：
　　“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37道工序，49个百分比，要算1128笔帐，简单的也要算800多笔帐，只能会计搞，许多大队干部文化水平低，弄不懂。”
　　毛泽东说：
　　“这是繁琐哲学嘛。”
　　刘子厚补充说：
　　“三包一奖年年吵个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4次，一次吵多少天。”
　　毛泽东说：
　　“三包一奖不适应目前农村干部的文化程度。为适应农村干部的文化水平，也得实行大包干。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现在的生产队为基础，也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了。《六十条》就是缺少这一条。你们把那个公社（指峒巃公社——笔者注）的大包干情况写个四五千字的报告，我批给省、地两级去试一试。”
　　他还说：
　　“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生产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我在广州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20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20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20户有八九十人，30个、40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40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42户，有80个到90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活的，钢铁是死的。”
　　第二天，毛泽东把以上谈话内容整理成《邯郸谈话会记录》，日期署为9月27日。
　　9月29日，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负责人，他在信中写道：
　　常委及有关各同志：
　　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山东省委1961年3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一份，湖北省委9月25日的报告一份，9月27日邯郸座谈记录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1962年的农业比较1961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12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9条。如不做这种规定，队的八权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3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6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7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道是何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毛泽东
　　　　　　　　　　　　　　　　　　　　　　　1961年9月29日上午8时
　　9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家乡农村做一段调查研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1961年秋，毛泽东赋七绝一首《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1961年10月1日，杨步浩应毛泽东之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2周年庆典。
　　杨步浩是在9月底来到北京看望毛泽东的。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杨步浩亲切握手，他还把杨步浩介绍给外国朋友。
　　毛泽东在休息室里主动坐到参加观礼的黄克诚身边，告诉他说：
　　“你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
　　毛泽东所说的信，就是黄克诚在八届九中全会期间写给毛泽东的检查信。黄克诚见毛泽东如此说，便趁机说道：
　　“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么？”
　　毛泽东说：
　　“可以，可以。还想回军队吗？”
　　黄克诚说：
　　“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作参考吧！”
　　国庆节过后，杨步浩把带给毛泽东的延安小米、炒面、瓜子、绿豆、干菜等礼物，送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深情地说：
　　“谢谢延安人民，问候延安人民。延安人民是有贡献的。”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延安的建设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毛泽东知道杨步浩每个月的工资收入是49.5元后，就送给他100元做路费。杨步浩告诉毛泽东说：
　　“延安人民盼望毛主席回去看看。”
　　毛泽东说：
　　“我本来想等延安解放了，就回去看看的，但始终未能如愿。我现在也确实想回延安看看，可还是一直不得空。”
　　这天晚上，毛泽东请杨步浩看戏，杨步浩来到怀仁堂，在最后一排坐下等候着节目开始。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来到怀仁堂，在前排没有看到杨步浩，就转身大声问道：
　　“杨劳动英雄来了没有？”
　　杨步浩连忙站起来说：
　　“我在这儿呢！”
　　毛泽东说：
　　“你到前边来，和我坐在一块嘛！”
　　毛泽东一直等到杨步浩走到他跟前，两人才一起坐下。剧场里的观众看到这种场面，很受感动，热烈地鼓起掌来。
　　10月4日，毛泽东写信给邓**、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开会，讨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3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12月就可以作出决定。”
　　10月6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有关负责人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上半月内，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工作组下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10月7日上午11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祝贺中国国庆节代表团10名成员、以三岛一为团长的民间教育代表团10名成员、以安斋治为团长的日本翻译《毛泽东选集》协商代表团3名成员；以及日本著名人士西园寺公一；共24位日本客人。
　　毛泽东首先拿起一听香烟，给每个客人递上一支，说：
　　“欢迎朋友们，热烈欢迎。”
　　尔后，他站在主人位置上开始讲话，他说：
　　“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军阀以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日本的岸信介和池田勇人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好朋友。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
　　是美帝国主义迫使我们中日两国人民联合起来。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就团结起来了。我们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
　　毛泽东针对代表团中一些成员对他们在国内斗争处于低潮表示悲观的情绪，说道：
　　“用不着悲观。斗争是波浪式发展的。高潮，低潮，又高潮。”
　　他用两只手一上一下地做着比喻，继续往下讲：
　　“就是这样波浪式前进。目前看起来处于低潮，但这表明大家正在为争取高潮做准备。尽管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曲折的，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经过无数次反复。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停了停，又说：
　　“要说非常不可思议也是不可思议的。人民本来没有武器，那时不知道世界上有共产党。但是，当时大家为环境所迫，所以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最初党员只有几十人，参加1921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仅有12人。12人中现在还剩下的，一个是董必武同志，另一个就是我。中国共产党在那时是受到大家蔑视的。”
　　“问题在于是否能够联合大众，取决于党是否具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大家研究中国的革命经验，我劝大家研究一下失败的经验。当然，也需要成功的经验，这样才能把两者加以比较。就是说，在研究中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政策和军事路线的同时，必须研究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研究中国历史所经历的曲折过程是必要的。”
　　“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9个月，7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了，那不好，那个就叫‘左’倾。如果他已经9个月了，小孩子实在想出来，你不准他出来，那就叫右倾。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到时间，你要勉强办，那就叫‘左’倾。”
　　毛泽东说罢，对着日本客人轻轻一挥手，又说：
　　“大家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光我一个人说，不民主。”
　　黑田寿男站起身来，准备代表日本客人讲话。毛泽东伸手向前按了按，示意黑田寿男坐下，并说：
　　“请坐着说吧。”
　　黑田寿男向毛泽东躬身说道：
　　“因为毛主席是站着说的，所以我也站着说。”
　　“是吗？！”
　　毛泽东笑着说罢，便坐下来听客人讲话。黑田寿男着重讲了时下的日本形势和日中友好运动。当黑田寿男结束了他的讲话时，毛泽东说了声“好！”，便站起身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叠成4折的宣纸，把它展开。这是他书写的一幅书法精品：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诗一首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书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
　　整幅作品为竖式书写，行草，共14行。鲁迅的《无题》诗和落款各占7行。最后3个字特别大，“朋友”二字一笔连绵环转，有荡气回肠之感，“们”字独占一行，以纵笔一气呵成，在全幅布局中起到了“重镇”的作用。
　　毛泽东指着自己的作品说：
　　“中国过去处于黑暗的时代时，中国伟大的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人鲁迅先生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诗的意思是说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你们这次到中国来，我们感谢你们，全体中国人民感谢你们。我没有什么好赠送的，就写了这一首鲁迅先生的诗，送给你们。诗共有4句，由于诗不好翻译，就请郭沫若先生翻译吧。”
　　黑田寿男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鞠了个90度的躬，代表大家双手接受了这一珍贵礼物，并向四周展示。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会见结束了，毛泽东和日本客人们一一握手道别，并说：
　　“向日本人民表示衷心的问候！”
　　1961年10月间，苏共中央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中共派出以周**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炮制出一个《苏共纲领草案》，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纲领。加上赫鲁晓夫在大会上的报告，修正主义的观点达到了系统化，即：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三无，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
　　毛泽东闻之，当即进行了批判，他说：
　　“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高薪阶层。”
　　“在苏联党的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权阶层的。这个特权阶层还包括社会上的盗窃集团和搞非法经营、搞黑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那么一帮子人，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还有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
　　毛泽东又说：
　　“我们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是修堡垒，把我们内部整顿好；二是要准备斗争。”
　　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再一次批判斯大林，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公开号召推翻该党领导人。这种做法是极其恶劣的，周**以提前回国，表示对赫鲁晓夫这种做法的愤慨。
　　当周**率领中共代表团回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刘**、朱德等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以此表示对赫鲁晓夫错误做法的指责。
　　1961年11月6日上午6时，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田家英同志：
　　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来，则更好。
　　　　　　　　　　　　　　　　　　　　　　　　　　毛泽东
　　林逋是宋代归隐诗人，被世人称为“梅妻鹤子”。林逋的诗文集很快就送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原来，毛泽东是为了查找一首诗，才要来了林逋的诗文集。但他一查，没有找到那首诗，于是，就给田家英写了第2封信：
　　田家英同志：
　　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8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更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毛泽东
　　　　　　　　　　　　　　　　　　　　　　　11月6日上午8时半
　　工作人员刚把信送走，毛泽东突然想起了这首诗的前4句，马上又给田家英写了第3封信：
　　家英同志：
　　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4句是：琼姿只合在琼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4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毛泽东
　　　　　　　　　　　　　　　　　　　　　　　　　　6日9时
　　毛泽东要找的这首诗很快被查明了，它是明代高启的《梅花》9首之一，后4句是：“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寂寞几回开。”
　　毛泽东立即挥笔，龙飞凤舞地写出了：
　　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梅花九首之一……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六日
　　一幅狂草间有行书的毛体作品一气呵成了。
　　早在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与袁水拍、臧克家谈话时曾说过：
　　“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
　　大概正是高启的这首《梅花》，给毛泽东留下了好印象，所以才有这样的评价。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哪些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05
第305章
　　“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话说1961年11月6日至10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1962年粮食上调方案。陶铸建议说，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叫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邓**当即表示赞成。
　　11月12日晚，毛泽东听取了关于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情况的汇报，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的意见。
　　11月13日，邓**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3个人，省市来4个人，中央局也来4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帐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我要在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它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8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
　　11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中所说的这次会议，就是后来在北京召开的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11月17日，毛泽东看到了郭沫若录呈给他的一首诗。
　　原来，郭沫若于1961年10月1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看了浙江省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剧团请他提意见。他于25日赋七律诗一首，送给了他们。全诗是这样写的：
　　　　　　　　　　　　　　《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了这首诗，认为郭沫若把唐僧当作敌人，说是“千刀当剐”，是不恰当的。于是，他写出了一首很有深意耐人寻味的“和诗”：
　　　　　　　　　　　　　　七律&#8226;和郭沫若同志
　　　　　　　　　　　　　　　1961年11月17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1月23日，毛泽东把邓子恢11月9日的调查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邓子恢是在10月28日到福建龙岩进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调查的。他在报告中反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一致拥护。但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有抵触情绪；在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
　　“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3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12月20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10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11月30日，毛泽东写信给臧克家，约他和郭沫若一起来谈诗。后因工作计划改变，未能实现。
　　11月30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先后到了上海、杭州。
　　此一时期（据郭沫若说是在11月间——笔者注），毛泽东重读了陆游的《卜算子&#8226;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毛泽东读罢，深有感触，掩卷沉思，联系到国内的经济困难和党内的矛盾情况；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大肆攻击；苏联领导人因同中国共产党在原则上的严重分歧，对中国施加的种种压力。他将万千感慨凝聚于笔端，写下了一首后人久唱不衰的著名诗篇：
　　　　　　　　　　　　　　卜算子&#8226;咏梅
　　　　　　　　　　　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的这首词，后来定稿于12月初，在内部传阅时，他说过这样几句话：
　　“陆游的北伐主张失败后，投降派打击他，他消极颓废，无可奈何，因而作此词。而我们对待困难的态度，却与陆游相反。”
　　1961年12月中旬，毛泽东发出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不主动打击金门国民党军的指示。于是，福建前线部队主动停止了实弹炮击。此后所打的炮弹里只装宣传品。金门方面也照此办理。于是，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打炮演变为象征性的军事行动，炮击与其说是一种对抗，不如说更是一种纽带，一种对话的渠道。
　　海峡两岸的这一场炮战，从1958年“8&#8226;23”开始，打打停停，半打半停，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直到演变成此时的宣传炮战，后来一直延续到1979年元旦才终于停止。双方整整打了20年，可谓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
　　12月14日上午，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他本来打算听完汇报就走，没想到江苏省的情况吸引了他，就住下不走了。
　　12月15日，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给主持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写了一封信，要他们也来听听江苏省委的经验汇报，他说：
　　“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间讲了一些重要意见。关于形势，他说：
　　“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方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他说：
　　“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变薄为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
　　“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关于1962年的工作，毛泽东说：
　　“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1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
　　12月16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
　　12月17日，毛泽东路过济南时，听取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的汇报。毛泽东说：
　　“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30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3户5户的怎么办？20户规模就是大的。”
　　谭启龙汇报说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毛泽东说：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亡，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6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12月19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说：
　　“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1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
　　此后，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12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还有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962年1月10日。
　　12月2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报告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1962年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和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及党的工作6个问题，还报告了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
　　“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在周**说到需要集中统一时，毛泽东说：
　　“我起初是主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周**对形势的估计是：“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毛泽东说：
　　“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了七十条，教育有了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这12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12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
　　刘**说到了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还说：
　　“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刘**关于《红楼梦》的话，马上转移了毛泽东的思路，他以极大的兴趣接着刘**的话题说道：
　　“《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33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上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3部：《红楼梦》、《聊斋志异》、《**》。你们看过《**》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
　　12月21日，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并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
　　12月26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世钊同志：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毛泽东
　　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廖沫沙以“繁星”为笔名撰写的一篇题目为《一朵鲜艳的红梅》的文章，文章中说，1961年夏秋之间公演的昆剧《李慧娘》这个戏改编得很好。他在文章中还批评了那种把“鬼戏”看做迷信的思想，提出了“有鬼无害论”的观点。
　　不久，《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收到了一篇批评“繁星”那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吴冷西认为没有必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就把文章转给《文艺报》处理了。
　　1962年1月3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客人安井郁，他在谈话中就世界的划分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
　　“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英、法、比、荷这些国家有殖民地；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德国、日本；有些是取得了真正独立的国家，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是附属国的国家，如法属非洲和英属非洲的一些国家，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名义上独立，实际上是美国的附属国。”
　　毛泽东还提出了“间接同盟军”的思想，他说：
　　“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是，是大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也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军，因为它们同美国也有矛盾。日本的松村谦三、石桥湛三、高崎达之助等人，他们不大高兴美国，同池田有区别，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可以利用的一点是，英法在亚洲和非洲有殖民地和附属国，或者有些国家形式上独立了，但英法在那里还有强大的投资，美国想把英法从这些地方挤出去，用新殖民主义代替旧殖民主义。”
　　1月8日，刘**和邓**在工作会议期间亲自主持为“七千人大会”起草的报告稿，才印出了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发给各小组讨论。
　　1月9日，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李讷：
　　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
　　祝你上进！
　　　　　　　　　　　　　　　　　　　　　　　　　　父亲
　　1月9日这一天，“七千人大会”的报告稿终于改出了第3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1月10日上午，毛泽东看了“七千人大会”报告稿的前两部分，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邓**等，他写道：
　　“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3部分还没有看。”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召见邓**、陈伯达、田家英，提出要改变会议的开法。
　　原来，按照政治局的决定，七千人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修改由刘**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所做的书面报告，而这个报告在会前是要经过政治局讨论的。可是，刘**的书面报告才刚刚搞出来，还没有最后定稿，眼看明天就要开会了，毛泽东也没有看完，更不用说提交中央政治局充分讨论了。为此，毛泽东提议说：为了使与会者有更多的说话机会，使会议开得更加民主，改变过去中央先做报告尔后讨论的开会方法，将书面报告印发给7000多名与会者，由刘**做一个说明，然后分组讨论3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在与会者提出意见后，再组织起草委员会写出报告的第二稿。他说，这样的开会方法，可以使会议民主气氛更浓，使报告写得更好，使与会者感到作用更大。
　　毛泽东的这一安排，完全打乱了刘**的计划。
　　1月11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紧接着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这次会议又称为“七千人大会”。
　　这一天，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印发了书面报告，刘**作了简单的说明，尔后分组进行讨论。
　　1月12日，毛泽东给郭沫若复了一封信。
　　原来，郭沫若在读了毛泽东与他的和诗后，似有所悟。便步其原韵，又和了一首诗。前有小序云：毛主席的和诗是1961年11月17日作的，我在1962年1月6日在广州看到，是康生同志抄示给我，读了，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当天曾经用毛主席的原韵，又和了一首：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弥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那怕妖精几度来。
　　毛泽东在这封复信中写道：
　　“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毛泽东还把自己的近作《咏梅》寄给郭沫若看。
　　1月13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组讨论的情况，提议延长“七千人大会”的会期，对刘**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在讨论中，各组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据杨尚昆1月15日日记记载：“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1月16日，刘**、邓**决定向毛泽东汇报。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召集刘**、邓**、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开会，他在听取了汇报后，对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没有表态，还是鼓励要大家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毛泽东还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
　　1月17日下午，刘**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1月24日，报告起草委员会经过几易其稿，终于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邓**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在25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决定大会在本月底结束。
　　1月25日下午，刘**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大会的安排问题，决定在27日下午召开全体大会。因为与会者对报告稿已经基本上熟悉了，再照本宣科念一遍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毛泽东提议由刘**在大会上对报告稿中涉及的问题，另外作一个口头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刘**口头报告的提纲。
　　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大会全体会议，刘**作了口头报告。
　　关于大跃进问题，刘**说：
　　“实事求是地说，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因为1959年以来这3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减产40%还多。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有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还说，现在国内的形势“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跌了跤子，而且跌痛了。”
　　刘**公开否定了毛泽东曾经以9个指头和1个指头做比喻评价成绩和缺点错误的说法。他说：
　　“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书面报告里没有这样讲，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倾箱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1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1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3个指头和7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3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3个指头，成绩还有7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
　　他还说，在他报告里提出的4条缺点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
　　关于工作中为什么会发生缺点和错误以及为什么长期得不到纠正，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
　　“除了我们的经验不够，还有别的原因。比如，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果能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倾听不同意见，很多错误是有可能不犯的。”
　　关于人民公社，刘**说：
　　“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
　　他还公开说：
　　“三面红旗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待以后再来作结论。”
　　关于彭德怀问题，刘**说：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有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
　　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啦，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啦，人民公社办早啦，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所有和彭德怀意见一致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都可以平反，唯有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刘**的口头报告结束后，毛泽东对后边几天的会议程序作了安排，他说：
　　“明天（星期日——笔者注）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28号，我们争取30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31号。如果30号搞不完，那么我们加一个31号。总而言之，31号无论如何要搞完，31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
　　1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会议，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反刘**1月27日的观点，说道：
　　“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偏。”“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林彪接下来详细地阐述了党的军事方针。
　　毛泽东本来对刘**的口头报告很不满意，他听了林彪的讲话后，说道：
　　“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还有**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毛泽东鉴于小组讨论中一些地、县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的情况，又宣布说：
　　“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
　　他的话赢得了全场极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接着说：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1959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同志，**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3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场内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7000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工、农、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1章、第2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21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8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6个钟头，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的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该。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5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按他在昨天会议上说的，自己首先在全体会上讲了话，他说：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7000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

福和中学老师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的工作中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
　　“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
　　“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之指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后的日常工作。”“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一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刘邦回答说，现在是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房门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刘邦说，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连忙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8226;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开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家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10个就有10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最后说：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1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2笔帐，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3笔帐，是地委一级的。第4笔帐，是县委一级的。第5笔帐，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人有各人的帐。”
　　“应当争取主动，首先要做自我批评。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要争取主动。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1月31日上午，就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的时刻，毛泽东邀请溥仪、章士钊、程潜、王季范和仇鳌到中南海颐年堂做客。
　　溥仪是在1961年被从植物园调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毛泽东为自己没有见过溥仪而感到遗憾，他要弥补这个缺憾。他对先期到达的章士钊等人说：
　　“今天请乡亲们来，要陪一位客人。”
　　章士钊问道：
　　“客人是谁呢？”
　　毛泽东故做神秘地说：
　　“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我也可以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说话间，一位高个子清瘦的男人，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颐年堂宽敞的客厅。此人约摸50多岁，举止落落大方。他既不是人们熟悉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报章上常有照片登载的著名人士。毛泽东虽然是头一次见到这个人，但他却像老朋友似的迎上前去握手寒暄。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溥仪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我万没想到能见到您。”
　　宾主之间寒暄已毕，毛泽东环视各位客人，带着浓重的乡音微笑着说：
　　“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
　　毛泽东又指着4位老人一一给溥仪介绍。溥仪很谦恭，无论毛泽东介绍到谁，他都鞠躬致意。毛泽东说：
　　“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毛泽东最后指着王季范介绍说：
　　“这位是我的九哥——嫡姨表兄。”
　　众人只知道王季范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师，却不知道他们还有这么一层亲密关系。仇鳌说：
　　“王季范先生平时从不向人亮自己的家底，所以我们都不太清楚他是主席的亲戚。”
　　其他几位老人也说：
　　“不借主席的威望支撑自己，真是令人钦敬。”
　　王季范则谦虚地说：
　　“我沾主席的光太多了，心里有愧。”
　　毛泽东挥挥手，说：
　　“哪里，哪里。”
　　毛泽东亲切地拉着溥仪在自己身边坐下，问他的近况如何。溥仪回答后，又检讨了他过去的罪恶。毛泽东说：
　　“有的事，你要负责，而有些事不是你一个人所做的。到了政协，应该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你写的《我的前半生》未定稿，我看过了，你不要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你的。写前半生，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不能成为检讨书，反映历史要细些。”
　　毛泽东请的这5位客人，除溥仪外，都是他的湖南老乡，因此，他特意交代厨师做了几样家乡菜招待大家，所以，桌面上也只有几碟湘味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
　　吃午饭时，毛泽东拉着溥仪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他笑着对溥仪说：
　　“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哟，我做过你下面的老百姓哩！”
　　在座的几位老人都被毛泽东的风趣逗笑了。溥仪诚惶诚恐地站起来说：
　　“岂敢，我是罪人，我有罪啊！”
　　王季范解释说：
　　“主席是光绪十九年出生的，溥仪先生当皇帝时，他已经16岁了。”
　　毛泽东拉着溥仪坐下，他说：
　　“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个宣统皇帝哩，是后来才知道的。”
　　毛泽东用筷子指着桌上的小菜说：
　　“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冇得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味哩。”
　　他说着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放进溥仪的盘内，说：
　　“尝尝我们湖南的辣椒和苦瓜吧！”
　　溥仪道声“谢谢”，恭敬地夹起一块辣椒炒苦瓜吃着。毛泽东看着溥仪很自然地吃了苦瓜，高兴地问道：
　　“味道怎么样？还不错吧？”
　　溥仪连声说：
　　“好吃，好吃。”
　　王季范对溥仪说：
　　“这是我们家乡菜，一般只能夏天才能吃到。在北京却四季都能吃到。”
　　毛泽东说：
　　“这是从南方采购来的。工作人员知道我喜欢吃苦瓜，采购回来后便作了储藏处理。”
　　毛泽东见溥仪的鼻尖上已沁出汗珠。就笑着说：
　　“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
　　他又指了指仇鳌和程潜，对溥仪说：
　　“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
　　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最开心。毛泽东转换了话题，关心地问溥仪：
　　“你还没有结婚吧？”
　　溥仪说：
　　“还没有呢。”
　　毛泽东建议道：
　　“还可以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考虑一个合适的，因为这关系你后半生的大问题，要成立一个温暖的家庭，还让你有一个好的归宿。”
　　这顿饭吃得很愉快，大家有说有笑。饭后，毛泽东和5位客人合影留念。毛泽东又把溥仪拉到自己的右侧，说：
　　“我们两个可得照一张相哟！”
　　于是，新华社记者为毛泽东和溥仪单独照了一张合影像。
　　过了两天，溥仪接到从中南海寄来的照片后，他在照片下面衬的白纸上题写道：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把这张照片视为珍宝，一会儿压在桌子的玻璃下面，一会儿挂在屋子正中的墙上，一会儿又放在床头几上。
　　后来，在毛泽东、周**的关怀下，在众多亲友、同事的帮助下，溥仪在1962年4月30日，与李淑贤结婚，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1962年2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和彭真的建议，“七千人大会”出气会告一段落。
　　2月4日，这一天是中国人很看重的农历大年三十。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春节联欢晚会。
　　2月5日早晨7点15分，孔从洲驱车来到中南海，等候毛泽东接见。
　　原来早在1959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1960年2月
　　下旬，孔从洲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由他负责筹建炮兵工程学院。6月下旬，孔从洲被正式任命为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学院院址临时设在武昌，“边筹建，边教学”。1962年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将炮兵工程学院迁到南京市。孔从洲在从南京去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办完事回程路过北京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在5日上午见见他。
　　这天上午8时整，毛泽东在南海岸边游泳池旁迎候孔从洲，孔从洲身躯笔挺，举手行礼。毛泽东笑容可掬，亲切地拉着亲家的手说：
　　“上次见面已经很久了，早想见你，一直没有时间，今天随便谈谈。”
　　孔从洲说：
　　“我很想见主席，但你很忙，不便占你的时间。”
　　“今天不就有时间了嘛。”毛泽东说着，拉孔从洲一同落座。他先从家庭、子女及其教育谈起，接着谈到了炮兵工程学院的建设，他说：“炮兵工程学院办校宗旨应当是什么呢？我看应当是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的炮兵科技人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10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3000藤甲军就使诸葛亮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后来又有人制成了抛石机，依靠机械的力量，可以把十几斤重的石头抛出50步以外，成为古代攻打城池和野战的重要武器。这些都是冷兵器，只有在火药发明以后，才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继续说：
　　“我们的祖宗发明了火药，可是后来落后了。在南宋时有一个叫陈规的，他把火药装在一个竹管内，装上弹丸，点着火药，喷出火焰烧伤敌人。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因为竹子容易被火药烧毁，后来有人改用金属制作，就是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火枪。13世纪，火药传到阿拉伯国家，14世纪又传到欧州。15世纪，欧洲人制成了滑膛炮，笨得很呐，要35匹马才能拉得动它。到了17世纪，牛顿和欧勒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制成了线膛炮。18世纪，德国开始使用后装火炮。从此，线膛炮正式代替了滑膛炮。1907年，法国制成世界上第一门155毫米半自动式炮闩的加农炮。从那时起，火炮就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了。现在出现了核导弹，将来还会有更新的武器。解放战争中，我们靠缴获国民党的火炮装备自己。由于国民党的火炮大都是买的外国的，所以我们那时装备的火炮品种繁杂，规格不一，有德国的、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全国解放后，我们靠买苏联的。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靠买别国的武器是不行的，要自己研制。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孔从洲说：
　　“现在是仿制。”
　　“总仿制吗？”
　　孔从洲立即回答说：
　　“不！我们已开始根据作战对象和我国地形、交通、气候等条件，在研制我们自己的火炮了。”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说：
　　“这就对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必须强调自力更生。外国好的东西，要实行‘拿来主义’，但不是‘拿来’就算了，而是要在他们的基础上，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研制自己的火炮，就要有自己的专家、教授。你们的学院学制几年？有多少学生？分几个部？”
　　孔从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又问：
　　“师资力量怎样？办学校第一是选教员，有了好教员，才能教好学生。过去有句话叫‘师高弟子强’。没有教员能以己之昏昏得使学生昭昭的。”
　　孔从洲说：
　　“学院的师资力量基本上能满足教学的要求，教员中一部分是老军工、老教授，他们都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教员。”
　　“要重视知识分子。我过去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一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建国初期，我们就采取了兴办速成中学、业余大学，还派遣干部进高等学府或出国深造等各种措施，加速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毛泽东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他点燃了一支烟，又说道：“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那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怎样呢？老知识分子年龄大了，又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要特别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尊重他们的意见，做他们的知心朋友；住的环境要舒适一点，生活待遇要比较好一点，给他们创造研究学问的条件。他们中有些人要求入党，这些人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孔从洲说：
　　“知识分子问题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的。他们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惜牺牲一切。我们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
　　“教员的工作、学习时间有保证吗？资料和器材能满足要求吗？有无图书馆？教书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不要随便占用，要让他们有看资料、搞研究的时间。想迎头赶上先进国家，就要多看先进资料。”
　　“教员的时间是有保证的。有一个图书馆，藏书尚能满足使用。”
　　“这很好。教员讲课用什么方法？”
　　“注入式的教学法不多见了。”
　　“教学法很重要，有了教员，教学法不当，还是学不好。我给学生讲课，从来就反对一个人讲大家听。我让学生提问题，有时干脆就让学生回答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这样，就使课堂成为讨论学术的园地，学生理解得深，记得牢。教员是树人的，要抓好对学生的教育，早出人才。”
　　毛泽东说罢，又提出了不少问题：现在的学生从哪里来？工农子弟多吗？有复习时间吗？灯光好不好？近视眼多吗？身体健康状况怎样？实验室够用吗？孔从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强调说：
　　“学生要有个实习的地方和实习的时间，到部队和工厂去实习，这就叫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的考试不宜过多，如果使学生的脑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学习质量就不会高。”
　　他又问道：
　　“学生毕业后工作的情况怎样？”
　　孔从洲回答说：
　　“基本上能满足工作需要，但在校期间学理论多，接触实际少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
　　“要多实习。学校要和部队使用结合起来，才能制定好教学大纲。教材是老本还是新编的？”
　　“老教材还是多一点。”
　　“开始可以用老的，在使用过程中加以充实，逐渐写出自己的。学院要搞科研，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要运用科研成果充实教材，丰富授课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学院要把教学、科研和使用联系起来。当院长的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你过去不是办过学校吗？”
　　“是的。上次见面时我在高级炮校，那是一所指挥院校。”
　　“光会指挥不懂火炮原理，不能算一个完全的指挥员。现在有了炮兵工程学院，你要注意学习，要学点自然科学。”
　　“上次见面我就说过，我的水平低，数学基础不行，怕担负不了院长这个重任。”
　　“不会可以学嘛！你的先人孔夫子不是早就定下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吗？要学孔夫子不耻下问，向老教授学习，拜他们为师。不学习和他们就没有共同语言。多学多问不会影响威信，相反，内行话多了，就不致闹笑话。”
　　“过去有为难情绪，没学好，回去后一定加倍努力，使自己尽快变成内行，决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又询问了一些问题。当孔从洲汇报到指挥仪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
　　“人无眼不行，火炮没有镜子也不行。望远镜、瞄准镜受地形地物的限制看不远。”
　　孔从洲说：
　　“雷达可以补救，它是全天候的。”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能把雷达说成万能的，有矛就有盾，比如人家干扰怎么办？前几年我就告诉中央广播电台，要防干扰，不知道他们办了没有。”
　　孔从洲立即表示说：
　　“主席这个任务我一定完成。”
　　话题再次回到指挥仪的问题上，毛泽东听说一些部队的老85高炮还使用“三不变”的指挥仪，他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桌子，严肃地说：
　　“这种落后的东西怎么还能在部队使用？敌人的飞机能停在那里不动等你打吗？要加强研究，尽快把它淘汰掉。你看，哪件事不需要人才呀！”
　　孔从洲汇报说：
　　“我们现在已研制出新的指挥仪，精度比较高。”
　　毛泽东这才又高兴起来，说道：
　　“很好，要抓紧生产。”
　　两个多小时的会见结束了，孔从洲在回去的路上一直琢磨着毛泽东的那些话。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毛主席的知识十分渊博，学贯古今中外，无论涉及什么问题，都能发表精辟的论断，而且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引人入胜，使我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和蔼的态度，风趣的语言，使我来时的紧张心情，一下子轻松下来了。”
　　2月5日下午，毛泽东、刘**、周**、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七千人大会的团拜会，和全体与会者共度春节。
　　2月6日，邓**在大会上讲党的建设问题；朱德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2月7日是大年初三，周**在大会上讲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的办法。会议通过了关于刘**书面报告的决议。
　　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毛泽东对刘**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很不满意。他在会后对周**说：
　　“此人我绝望了！”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处理他和刘**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矛盾，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如果读者诸君细细品味，就不难发现七千人大会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其结果毛泽东对刘**采取了暂且宽容和忍耐的态度。
　　应该说，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是一箭双雕：一是他的观点很显然涉及了“三面红旗”本身，涉及到对“三面红旗”的根本态度问题，更有不少话是针对毛泽东个人而发的。二是他否定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的决议，并且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彭德怀果然被激怒了，这就是他在会后花了很多功夫给党中央写信要翻案的原因。
　　毛泽东在对待三面红旗的认识问题上，始终认为“三面红旗”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一个壮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他在一封信中曾经说过，为捍卫“三面红旗”，准备同全世界作战。毛泽东也承认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但他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纠正这些错误的，而且他在那些缺点错误发生仅仅3个月后，就开始了一步步地解决纠正，没想到被庐山会议打乱了部署。此后在经过了一段反对彭德怀等人的右倾后，又连续不断地开始纠“左”了，一直到目前还在纠正。而此时刘**的口头报告，则是着重于旁敲侧击地强调出现经济困难的某些个人的因素和责任，其目的是要将这一议题变为七千人大会的主题。由此，毛泽东和刘**自西柏坡进北平后，长期以来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的思想、路线、方针方面的分歧，终于逐渐演变成为这一重大的政治原则上的对抗矛盾。难怪像周**在文化革命时期对红卫兵说的那样，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曾经向他表示说：“此人我绝望了！”就这样，刘**接班人的地位在毛泽东心目中动摇了。毛泽东在进入六十年代后所写的那么多诗词，可以说是他思想发生这一变化过程的很好的注脚。后来他在和外宾谈话中，说到产生拿掉刘**接班人的想法，是从七千人大会以后就产生了，又是一个更好的佐证。至此，党内刚刚平静不久，新的一番争斗又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还需要说明的是，据2012年7月号《东方红文萃》署名可伍的文章《从公开档案看五风》一文中说，在非毛化时代出版的《刘**选集》（下卷）中，在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方面，“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而且从1958年5月30日至1961年5月7日，整整3年竟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文献空白！”《邓**文选》（第一卷）中在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方面，“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而且从1958年4月7日至1960年3月25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近2年的空白！从1960年3月25日，又出现了1年零7个月的空白！”笔者要说是，说不可思议也可思议，非毛反毛者要掩盖历史、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自然是要为其“尊者”讳的，如果把历史的真实全部兜露出来，岂不是要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吗？！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06
第306章
　　“不要脱离群众，干任何事，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出成绩。事不在大小，都要善始善终。我身边的人都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不搞半途而废，有一口气就要干到底。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
话说1962年2月，已经毕业分配到工程兵科研部从事技术情报翻译工作半年之久的刘思齐，和杨茂之结了婚。婚礼是在她家的四合院里举行的。
　　原来，毛泽东一直关心着刘思齐的婚姻问题，多次劝她再嫁。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向毛泽东推荐了杨茂之。杨茂之是刘震手下的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渔民出身，一米八零的身材，从苏联留学归来，为人正直老实。毛泽东让刘思齐跟杨茂之见了面。二人一来一往，便定下了婚事。据刘思齐说：“经过了解，杨茂之的人品和刘震介绍的一样，是个不错的对象。”
　　再说毛泽东将自己新作的《卜算子&#8226;咏梅》，亲手抄录了一遍，作为贺礼，送给了刘思齐和杨茂之。他还派工作人员送去300元钱，捎话说：
　　“我又不上街，不知买什么东西好，你们根据需要自己买一件礼物吧。”
　　刘思齐和杨茂之结婚后，改名为刘松林，住在北京南池子里，成为罗瑞卿家的邻居。他们婚后生育有4个儿女。
　　2月8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2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采取生产大队还是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关系到党是否脱离亿万农民的重要问题，对农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道前进，而不能大步地或跳跃式的前进”的指示，终于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缩小生产队的规模，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
　　正是：此事讨论整一年，毛公施政何其难！前途更有害群马，犹抱琵琶要别弹。
　　2月14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
　　2月21日，刘**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毛泽东因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
　　“西楼会议”主要讨论1962年国家经济预算和经济形势。
　　2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中央在批示中说：目前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中机构庞杂、人多政繁的现象十分严重，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不利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不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因此，必须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下决心“拆庙”，裁并机构。
　　2月23日，陈云应刘**的要求，在“西楼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
　　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记载：刘**在“西楼会议”上的插话和结论里说：
　　“中央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笔者注）对困难情况摸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西楼会议”后，刘**等人商定成立以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等人为成员的中央财经小组。
　　2月24日凌晨，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个条子，他写道：
　　“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可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
　　原来，毛泽东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田家英在2月下旬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整理稿不太满意，要重新整理。
　　第二天，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记录送来了，毛泽东花了一天工夫，在记录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来的样子。他批示给田家英，说：
　　“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
　　此后，一直到3月20日，毛泽东又先后对这个讲话稿修改了7遍。
　　2月25日，毛泽东找来田家英，要他组织一个调查组，了解农村贯彻实施《六十条》的情况，调查农村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指定了4个调查点：一个是韶山，一个是刘**的家乡宁乡炭子冲花明楼，一个是他的外婆家湘乡唐家圫，一个是1961年刘**蹲点的地方长沙天华大队。他嘱咐田家英，要向刘**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参加调查。
　　田家英立即回北京，向刘**汇报。
　　毛泽东又派罗光禄和孙勇为正副组长，带领卫士张仙鹏、干部队小陈、理发员小钱，组成一个小组去湖南常德专区石门县调查。毛泽东在他们临行前，对罗光禄等人说：
　　“一般报纸和文件，都是筛选过的材料，是剩下的骨头，肉很少。要真正了解老百姓在想什么、说什么，要了解群众的意愿，就要到群众中，到农村基层中去了解情况。老百姓见官，往往不说实话，绝对不能有官架子。”
　　“我们处处要想到群众，要了解大多数群众想什么，要求什么，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来研究决定政策。因此，一定要得到群众的实话。我希望同志们下去多做调查，首先要和群众一起劳动。为什么要劳动？第一，劳动能锻炼人。第二，通过劳动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搞好关系。他们才会和你讲实话，真正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要求什么。”
　　毛泽东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计划的下去调查，往来旅费本来应该由公家报销，可是，毛泽东不让公家出钱，他要拿出自己的稿费开支，一般平均每人发给200元或300元。
　　1962你3月2日，周**向出席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3月3日，毛泽东接到北京派专机送来的苏共中央的一封来信。
　　原来在3月1日那一天，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将苏共2月22日致中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了邓**。苏共在信中指责中共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指责中共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的所谓“特殊立场”，以及在国际共运中实行的所谓“独特路线”。苏共在信中也表示两党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还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刘**在3月3日下午召集会议，研究对苏共来信的估计和对策，并要中联部起草一封复信。
　　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发表意见。陈云提出，今年的计划要满足农业和市场的需要，对于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要痛痛快快地调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
　　3月8日，周**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了话，他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同刘**基本保持一致，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再说罗瑞卿随毛泽东来到武昌，住在东湖宾馆梅山的一幢房子里。毛泽东要罗瑞卿多读几本马列的书，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还要求军队高级干部都要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罗瑞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就选编了一个阅读书目，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从中圈定了30本。后来，这30本经典著作成为军队高级干部必读的书。
　　3月12日、13日，刘**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2月26日在国务院扩大会议讲话的批语。刘**说：
　　“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
　　会议结束后，刘**、邓**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专程到武昌向他汇报。
　　1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复信给刘**、邓**，同意他们16日到武昌，汇报会议情况并面商财经工作和给苏共中央复信等问题。
　　3月15日，毛泽东要周**与刘**、邓**一同到武汉，并带上准备提交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3月16日，刘**、周**、邓**到了武汉。
　　是日晚，刘**3人在东湖招待所向毛泽东汇报了12日、13日西楼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
　　3月17日，毛泽东召集刘**、周**、邓**开会，同意转发陈云3人的讲话，同意“西楼会议”后成立的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而对于刘**、陈云等人在“西楼会议”上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和结论，毛泽东没有表态，他是有保留的。
　　3月18日，刘**、周**、邓**返回北京。
　　3月20日，毛泽东将他整理出来的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第7稿，送给刘**、周**、邓**、彭真、陈伯达征求意见。
　　毛泽东又审阅了林彪在1月29日“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稿，写信给罗瑞卿、田家英，他写道：
　　“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毛泽东指示，把林彪的讲话转发下去。
　　3月22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接见了田家英组织的17人的调查组全体成员，他兴致很好，向调查组提出了6点要求：1、要同湖南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2、不要乱指挥；3、头脑里不要带东西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4、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5、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6、参加点轻微的劳动、
　　3月26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3月27日，全国人大二届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3月底，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分别去了韶山、炭子冲、唐家圫。天华大队却一直没有去。
　　1962年4月2日，周**在中央财经小组讨论1962年计划会议上说，对1962年的计划要做大幅度的调整，要采取断然处置的办法。减少城市人口要同“拆庙”、“拆架子”结合起来。每个部对企业要进行排队，下决心关一批，并一批，转一批，缩一批。要控制各种购买力，要进行节约，以弥补市场差额。要控制货币投放，控制外汇。要紧缩文教、卫生部门。
　　4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给苏共中央复信的修改稿。
　　4月7日，毛泽东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邓力群对他那篇讲话整理稿的修改意见，批转给刘**、邓**，他写道：
　　“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读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同志处理。”
　　4月9日上午，邓**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日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的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解决问题。信中还说：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
　　后来苏共在5月31日给中共的复信中提出，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方面的建议只好搁置起来。
　　4月9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了最高国务会议第18次会议的第二次会议。张治中等7位与会者就刘**3月21日在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作了发言。尔后，大家要求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道：
　　“今年1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做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这次人大开会，不是开了好久吗？3个礼拜。还是从前讲过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一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总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嘛，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
　　“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我这个话很短，主要就是这些话：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具体的政策。而这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制定出来。要制定，就需要做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
　　4月间，江青在养病期间，遵照医生的意见，参加了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结果，江青发现文艺界充斥着封、资、修的东西，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作为新社会主人的工农兵，则很少有他们的形象地位。廖沫沙以“繁星”为笔名的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更引起了她的关注。
　　江青约见了中宣部、文化部4位正副部长，她在谈话中说：
　　“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
　　江青提出：要批鬼戏，要批判在1961年夏秋之间公演的《李慧娘》。她还问文化部的领导人说：
　　“还有一个吹捧《李慧娘》的《有鬼无害论》，你们知道不知道？”
　　“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加以批判？”
　　江青又问：
　　“你知道《有鬼无害论》作者繁星是谁吗？”
　　4位正副部长说不清楚，她便说：
　　“繁星就是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的！”
　　这4个正副部长根本不把江青的警告放在心上。后来，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为此批评了中宣部和文化部，他的话有分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执行。
　　此时，上海的柯庆施与中宣部和文化部正好相反，他提出了“大写13年”的口号。江青对此非常欣赏。
　　1962年春，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从大连回到北京，在中南海见到了父亲毛泽东。有一天，邵华向毛泽东提出想继续读书的要求，毛泽东认真地说：
　　“孩子，你愿意学习，这很好嘛，这件事我让秘书同志来帮你办。”
　　毛泽东又笑着对小两口说：
　　“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
　　此时，毛岸青的组织关系在总参谋部，毛泽东让他向罗瑞卿请假，带着邵华回湖南探亲。
　　遵照父亲的嘱托，毛岸青和邵华一同回到了湖南。他们先到板仓，给妈妈扫墓，又到韶山看望乡亲们。然后回到长沙，看望年已92岁高龄的外婆向振熙和舅舅杨开智、舅妈李崇德，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问候。
　　回到北京后，邵华仍然转回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继续求学。
　　且说4月中旬，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陈毅领着出席中央招待会的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握着蔡无忌的手说：
　　“你的父亲真是好人。”
　　4月15日下午2时30分，一辆轿车把周瘦鹃从会议住所接到了怀仁堂，工作人员说毛泽东要单独会见他。
　　周瘦鹃是在4月初偕同盼望了两年跟他一起进京的老伴俞文英和5岁的小女儿全全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被工作人员领进一间小会议室。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让他在隔着茶几的沙发上坐下，亲自给他点了烟。周瘦鹃望着毛泽东慈祥的目光和温和的仪表，不慌不忙地说：
　　“记得3年前，主席曾经说过，读了我的许多文章，很想跟我谈谈。我一直在担心，自己写出来的那些拙作，一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毛病，这个还要主席多多批评，多多指教。”
　　毛泽东微笑着说：
　　“你的散文是写得好的。”
　　“主席太夸奖了，实在不敢当！只为平时学习不够深透，怎么写得出好文章呢？”
　　“只要群众喜欢读你的文章，那么你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周瘦鹃知道毛泽东这样说，是没有苛求一个老知识分子，他同时更为毛泽东提出的这一鲜为人谈的真理而深深感动了，他说：
　　“这些年来，我在文艺上、园艺上搞了一些东西，这要归于3年前主席‘有没有新的东西给我看看’的那句话鼓励了我。我认为主席这句话并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是对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说的，要大家都搞些新东西出来。”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六亿五千万人民，包括我在内。”
　　说着，又为周瘦鹃点了一支烟，他自己却没有抽。周瘦鹃吸了两口就掐灭了，把剩下的一截小心翼翼地放进衣袋里。他想带回去留作纪念。他放好烟，望着毛泽东深情地说：
　　“为了当年听到主席向我要看新东西的一句话，我胆大妄为地和了大作4首诗17首词的原韵，名为《学步集》，自知功力不足，气魄不大，对主席的思想感情也体会不深，真的是邯郸学步，丑态百出。前年曾冒昧地将初稿寄奉求教，至今未有所闻。后来周总理也要去看过了。苏州市文联为此特地召开讨论会，我接受了同志们的意见，曾经一再加以修改。但是如果不经主席提出宝贵的意见，让我好好地修改一下，那是始终不能定稿，不敢发表的。”
　　毛泽东谦虚地说：
　　“你是专家，我是业余，要发表就发表嘛！”
　　周瘦鹃见毛泽东如此说，便把《学步集》双手奉上。毛泽东接过，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末了问道：
　　“你要带回去吗？”
　“不！不！请主席在工作之暇给我批改一下。”周瘦鹃见毛泽东收下了书，又趁机说道：“多年来我老是惦记着主席，真所谓梦寐系之。就是我那5岁的小女儿全全，也念念不忘毛主席。这一回她也跟着我来了，虽然没有见到主席，可她来到北京就像见到主席一样高兴。”
　　毛泽东笑吟吟地柔声说道：
　　“你替我谢谢她。”
　　周瘦鹃听了，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心想，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怎么当得起主席称谢呢？一时间两眼不知不觉地湿润了。就在此时，一位工作人员进来催促毛泽东参加小组拍照。原来半个小时会见的时间就要过去了。毛泽东对那位工作人员说：
　　“让他们等几分钟吧。”
　　周瘦鹃不便久留，便站起身向毛泽东告辞，他说：
　　“主席，您看我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还能为社会主义做些什么？”
　　毛泽东一边送周瘦鹃，一边对他说：
　　“你搞盆景很出色，但别忘了你是个作家，要写些新东西。我等着看你的新作。”
　　“主席今天这样鼓励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干下去！”周瘦鹃在门口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祝主席健康长寿！再见！”
　　周瘦鹃欢天喜地回到住所，忙不迭地将毛泽东会见他的情景告诉给参加政协会议的同仁，他还兴奋地说：
　　“这次见到毛主席，谈了半个小时，我心满意足了，真有‘朝闻道，夕可死矣’的心情。现在我就是想多写东西。我的年纪已经68岁了，可我的干劲还像是28岁！”
　　后来周瘦鹃果然是勤笔勉思，写出了不少好的散文和诗歌，有的还在海外发表了。他的《我的心被拴住在怀仁堂》、《初识人间浩荡春》等散文，记述了毛泽东接见他时的幸福情景，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文学》转载。江苏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游记《行云集》。
　　且说在4月16日，全国人大第二届3次会议胜利闭幕。这一天，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3月7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看了陈云3月7日的讲话，还在上面划了一些杠杠，但他对刘**的来信没有答复。
　　4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的值班卫士张景芳对李银桥说：
　　“卫士长，主席叫你去呢。”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已经15年了。汪东兴刚刚和他谈过了关于他调离的事情。眼看就要离开毛泽东了，他知道以后再见毛泽东不是很容易了，就立即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正躺在床上背靠栏杆看文件，见李银桥来了，就招呼他说：
　　“来，银桥，过来。”
　　李银桥走到毛泽东床边。毛泽东拉着他的手，用另一只手抚着他的背，问道：
　　“听说你要走啊？”
　　李银桥难过得说不出话。毛泽东又问：
　　“听说你要求到石家庄去？”
　　李银桥忍不住问了一声：
　　“你听谁说的？”
　　毛泽东没有吱声。李银桥说：
　　“我要离开你的话，我不到石家庄去，到天津去！”
　　“那好。你去天津，我从那里经过时，可以找你谈谈。唉，”毛泽东轻轻地叹息一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人也长大了。你在我身边工作，帮了我的忙。你是个好同志，你在我这里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使我工作得很顺利，省了不少心。可是，你老跟着我怎么行啊？我死了你怎么办？”
　　此时，叶子龙、李银桥、高智和汪东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他听毛泽东如此一说，泪水马上扑簌簌地落了下来。毛泽东本来是忍受着感情的折磨，一直控制着，他这种容易动感情的人，一见李银桥哭了，就再也忍不住了，泪水也流了下来，哽咽着说：
　　“我也舍不得你走哇。我和我的亲人，和我的孩子们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你在我身边工作，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啊……”
　　毛泽东流着泪继续说：
　　“我得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不能耽误你的前途。你在我这里，地位够高。可卫士长也只是团级干部，职务太低。老在我这里要影响你的前途。下去多锻炼锻炼，工业、农业，公安，几种事情都干干，取得经验，提高能力，也好胜任更重要的工作。下去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要搞好团结，多多接触工人群众，多多向周围的同志们学习……”
　　李银桥“呜”的一声哭出了声。他怎能忘记，整整15年啊！自己从恋爱、结婚到有孩子，毛泽东事事处处关心，就像父亲一样，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
　　毛泽东再也控制不住了，他用手一拉，把李银桥揽入怀中抱紧了，哭道：
　　“银桥，我死以后你要每年到坟头上去看一次啊……”
　　李银桥泪如泉涌，他看毛泽东伤心得利害，怕伤了他的身子，就竭力控制住自己，流着泪说：
　　“主席，我听你老人家的话，下去要好好干，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擦着眼泪说：
　　“好，那好，那好。你在我这里工作15年，职位不高地位高，一举一动都要注意影响。不要脱离群众，干任何事，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出成绩。事不在大小，都要善始善终。我身边的人都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不搞半途而废，有一口气就要干到底。”
　　“主席，我记住了。”
　　“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
　　李银桥又忍不住哭出了声。毛泽东又说：
　　“你走了，我这里就不要卫士长了。你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合得来。你走之后我这里再也不会有卫士长，你就是我最后一名卫士长。”
　　毛泽东一边擦泪，一边拉开抽屉，指着一个牛皮袋说：
　　“你到天津工作，安家需要钱。拿上点钱。这是800元，帮你解决些问题。”
　　李银桥说：
　　“不行，主席，我不要，我不缺钱。”
　　“怎么，你是要我摸钱吗？”
　　李银桥知道，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就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以后就更不去摸钱。有一次，毛泽东正在看文件，他将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毛泽东，说：“这是给老张的钱，主席过过目吧。”毛泽东正要看，闻言神色大变，像是抓了一只癞蛤蟆似的立即把纸袋子扔开了。他严厉地说：“拿开！交代了你就办，谁叫你拿来的？我不摸钱，以后你要注意呢！”
　　如今李银桥一见毛泽东要抓那个钱袋子，忙说：
　　“不，不，我要，我自己拿。”
　　说着赶紧上前拿过钱袋子。毛泽东点点头，说：
　　“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讨厌钱。小韩和孩子们什么时候回来？”
　　“星期六。”
　　“那好，那就星期六一块来我这里见一见。”
　　4月19日，毛泽东召见刚从江西劳动回京的高智谈话。
　　这天下午还不到3点，高智抱着女儿提前来到颐年堂，服务人员告诉他说：
　　“主席一个人早已坐在沙发上等你了。”
　　高智一听这话，急忙把孩子交给服务科的同事帮助照看，大步穿过颐年堂的小过道，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招呼他坐在自己的左边，一边吸着烟，一边亲切地说：
　　“高智，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都很好，我很满意。现在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是愿意继续在我身边工作，还是到基层去？继续在我身边工作也可以，想离开到其它地方做什么工作也可以提出来，谈谈你的意见。”
　　高智一听，沉默了一会儿。他从感情上来说不想离开毛泽东，但一想到像叶子龙、李银桥这些毛泽东的贴身老卫士都要走了，自己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也近10年了，还是一起调离吧。于是就说道：
　　“主席，说心里话，我不舍得离开您，愿意在您身边工作一辈子。”刚一开口，他的眼圈就湿润了，只好低着头继续说：“可是，主席多次讲了，要到基层去，不要老浮在上面看材料。经过去河南和江西，我更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所以，我愿意到基层去工作，经受锻炼。”
　　毛泽东声音低沉地说：
　　“如果你愿意在我这里干，你是可以继续在我这里干的。你是一个老实人。”
　　高智心中明白，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复杂的事情，留下来也有留下来的难处。他想了想，下了决心说：
　　“主席，我还是到基层去吧。”
　　毛泽东缓缓地说：
　　“那也好，可以搞搞实际工作。你打算去哪里？”
　　“到西安。我是陕西佳县人，我愿意回陕西工作。”
　　“那好，你就到西安，回自己的家乡。你回到陕西，要把工业、农业、财贸、文教都搞搞，增长实际工作能力。”
　　“那当然好了。不过，到了陕西，不知人家怎么安排，得听当地组织的安排，不能由我自己。”
　　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变得沉默起来。良久，他吸了一口烟，压抑着自己的感情说：
　　“高智，你要是走的话，也不要急着走。我听说你爱人要生孩子，你多住几天，等你爱人生了孩子再说。”
　　高智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么心细，这样关心自己，心里一热，泪水淌了出来，把头垂得很低。毛泽东轻轻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他用伤感的语调说：
　　“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吗？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不管你到了哪里，你都要为我做一点事情。转战陕北时，你不是经常打前站为我们号房子吗？这次还是你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我对黄河是有感情的。”
　　高智看时针已经指向3时40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你不要走！我和你一起照个像，好不好？”
　　“太好了！”
　　高智扶着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随着他走出颐年堂，就在颐年堂门口由吕厚民给他们照了一张像。正好服务科的同事把高智的孩子送来了，毛泽东问高智：
　　“你女儿几岁了？”
　　高智回答说：5岁。
　　“叫什么名字？”
　　“小妹。”
　　“为什么叫小妹？”
　　“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所以起了个名字叫小妹。”
　　毛泽东望着孩子笑笑，说：
　　“你抱着孩子，我们再照一张。”
　　4月21日晚饭前，毛泽东的卫士张景芳通知李银桥说，毛泽东在游泳池等他们一家。李银桥、韩桂馨和孩子们简单吃一点饭，匆匆赶到游泳池。李银桥叫两个孩子在外边等，他和韩桂馨进了会客厅。毛泽东一见他们进来，便立起身同他们握手，问：
　　“孩子们呢？孩子怎么没来？”
　　李银桥说：
　　“孩子们来了，在外面呢。”
　　毛泽东朝门外张望，说：
　　“进来呀，快叫孩子进来。”
　　李银桥接来孩子，毛泽东鼓掌欢迎，还同孩子们握手，夸李银桥的儿子李卓韦长得漂亮。毛泽东对李银桥说：
　　“我们站着合影吧？”
　　李银桥搬来一张椅子，按毛泽东坐下，说：
　　“主席，您坐下。”
　　“不坐不坐。”
　　毛泽东说着要站起来，李银桥又把他按下。说：
　　“您坐下好。”
　　他和韩桂馨站在毛泽东身后，合了一张影。然后一家人环绕着毛泽东坐在沙发上。
　　此前，李银桥曾经请毛泽东为他写一幅字，毛泽东已经事先写好了，装在一个牛皮袋子里。毛泽东说：
　　“近来没做新诗，抄了一首旧诗送给你吧。”
　　李银桥打开一看，里面装着毛泽东在1935年10月写的《七律&#8226;长征》。摄影师吕厚民趁机给毛泽东和李银桥一家照了一张合影像。相片中李银桥手中拿的，就是毛泽东赠给他的那个袋子。
　　正是：老少深情如父子，师友之谊相濡沫。人生离别最是难，执手相看泪水多。
　　　　　自古良莠迷人眼，又见弄臣用拳脚。诸子倘能长留守，身后未必会寂寞。
　　欲知叶子龙、李银桥、高智一帮忠贞之士以后还能不能见到毛泽东，待后面慢慢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