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259章导读表在46页】

彭德怀说：
　　“炼土铁，我看是有得有失，或有失有得。”
　　张闻天摇摇头说：
　　“你的估价还比较高。我认为是得不偿失或损失很大，今年钢产量定1300万吨很难完成。”
　　彭德怀没有吭声，张闻天又说：
　　“现在有些意见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政治局扩大会议，连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要怎么开法？主席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有些方面跟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主席爱讲历史，他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彭德怀说：
　　“上海会议毛泽东批我。他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被胜利冲昏了头喽！骄傲嘛！”
　　7月4日晨，毛泽东指示杨尚昆将将两份材料印发会议，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一份题为《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
　　7月4日，毛泽东在李先念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上加写和改写了两段文字，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策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7月4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同王任重、刘建勋、梅白3人谈话。他从明代杨继盛的两句诗说起，他说：
　　“‘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这是椒山先生的名言。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中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中的精品。
　　唐人诗曰：‘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寥寥7字，写出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感奋。”
　　梅白听了毛泽东的这一番宏论，踏月而归之后，竟至彻夜无眠。
　　7月5日晨，毛泽东在李先念为报送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的报告所写的一封信上写了一个题目叫《粮食问题》的长篇批语，他写道：
　　此两件印发各同志。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3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
　　1、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1100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
　　2、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1020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5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800亿斤，或者810、820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康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3、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4、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1957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1957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5、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1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以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1亩田1头猪。1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1亩田1头猪。
　　以上几点意见，只供同志们此次讨论的参考，切勿下传。不对之处，准备修改。
　　　　　　　　　　　　　　　　　　　　　　　　　　毛泽东
　　　　　　　　　　　　　　　　　　　　　　　　7月5日上午6时
　　7月5日是星期天，会议休会一天，由于天气晴朗，与会者纷纷出游。
　　7月5日晚上，毛主席突然问封耀松：
　　“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
　　封耀松算了一下，报告说：
　　“主席，是7号、9号。”
　　毛泽东没再说什么，但他似乎在安排着一件事情。有关这件事情的经过，有几个人作了基本相似的记述：
　　7月7日，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要他的夫人水静去南昌接贺子珍上庐山。（李敏记述。她认为爸妈见面，可能与商量她的婚事有关。）
　　8日下午3时许，贺子珍和水静离开南昌，直奔庐山而来。到庐山牯岭，住在28号房。
　　9日晚，大约是在9点左右，毛泽东在180号院住处接见了贺子珍。当时，只有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和水静两个人陪同贺子珍。
　　“7月9日晚，约9点多，一辆轿车停在180院楼下台阶边。当时，主席在2楼，就只有我一个人值班。我到车边，打开车门，将一位女同志扶下来，与同车来的水静同志一起，把她扶进1楼的卫士值班室。我马上去报告主席：
　　‘水秘书她们来了。’
　　主席说：
　　‘好的！’
　　然后看了看表，站起身来，好像要到楼梯口迎接的意思。我下去与水静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楼来。水静秘书先下去了。我拿过藤椅，在主席对面放好，安排她坐下，然后泡了杯茶给那位女同志，又给主席的杯子添了水，并为主席放了烟在桌边，回到了卫士值班室。”（封耀松记述）
　　“她来到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竟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而且像打开了闸门的水坝，汹涌澎湃，再也关不住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看了，温和地说：
　　‘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他问道：
　　‘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了？’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细地看了看毛泽东，说：
　　‘我好多了，你身体不如以前了。’
　　毛泽东说：
　　‘忙呀，比过去更忙了。’
　　接着，毛泽东详细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一一说了。毛泽东听了，轻轻叹口气，说：
　　‘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哽咽着说：
　　‘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毛泽东也谈起了这些年的情况以及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毛泽东告诉贺子珍，娇娇有朋友了，问她同意不同意娇娇的婚事？贺子珍回答说同意，她已经见过了。毛泽东说，等他这次开完会回去，就要为她举行婚礼了。”（王行娟记载：《贺子珍的路》）
　　“毛泽东对我说：‘我们两个人谈得不错。贺子珍不讲话，只是哭。我怎么劝她她都不讲话，不讲话怎么能谈下去呢？没办法，我只好说，那你休息吧。我还问过她有什么困难没有，她也不讲话。’”（汪东兴记述）
　　“大约过了45分钟，主席按铃召我去，我给他们的杯里又加了水，绞了两条小毛巾放在桌子上，看他们谈得很热烈，就下去了。我回到值班室，水静同志问：
　　‘小封，他们还在谈吗？’
　　我说：
　　‘是啊。’
　　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响，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水静同志说：
　　‘小封，贺子珍同志身体不太好，是从山下边刚接上来的。’
　　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贺子珍。（封耀松记述）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
　　“时间不早了，你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谈。”（王行娟记述）
　　“我与水静继续谈着，铃又响了。我上楼，搀下贺子珍同志，对水静说：
　　‘主席要你去一下。’”（封耀松记述）
　　“水静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身穿粗条子的睡衣，吸着烟，面部表情有些愁苦。他见水静走进来，对她说：
　　‘贺子珍的脑子已经不行了，所答非所问。’
　　他还说：
　　‘她拿走我3瓶安眠药，这种药很厉害，千万不能让她多吃，最好把药拿回来。’
　　毛泽东接着说：
　　‘你要好好照顾她，明天送她回南昌。’”（王行娟记述）
　　“毛泽东还对水静说：
　　‘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水静上去只一会儿，就下来与我一起搀着贺子珍上了车。看着贺子珍的表情很高兴，她说：
　　‘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点，头发有点花白。’
　　送走贺子珍一行，我上楼去，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对我说：
　　‘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
　　主席让我再下楼为他去拿香烟，主席是离不开烟的。我拿烟上来，看了一下，主席显得既高兴又不高兴的样子。
　　‘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水静同志，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了。我马上下楼去与水静通了电话。因为主席的安眠药有3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
　　次日晨，水静同志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连连说：‘好，好！’就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封耀松记述)
　　贺子珍在第3天回了南昌，毛泽东没有与她见第2次面。贺子珍事后对水静说，她把安眠药拿走，是不想让毛泽东吃这种药。
　　在7月9日那天晚上，毛泽东送走贺子珍以后，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他看了一夜的材料，一直到黎明前，才让封耀松为他擦了澡，梳了头，给他服了安眠药，安排他上床。他躺在床上还要看《楚辞》。后来终于将手中的《楚辞》置于心口上，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卫士封耀松在床侧的凳子上继续静坐片刻，才悄悄地立起身，轻手轻脚地往外走。出于习惯，他迈出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毛泽东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声息，眼角熠熠地闪出光泽。再仔细一看，不由得惊呆了，毛泽东的眼角沁出了两颗晶莹的泪珠。
　　不知是由于家事的烦扰，还是国事的烦难？抑或是屈原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对这位老人家的感染？
　　没想到到了拂晓前，疲惫的封耀松又发现，本来已经睡了的毛泽东又起来了。他斜靠在床栏上吸烟，要思考7月10日的发言内容了。
　　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烦心；古人今人后来人，人人如此。
　　再说此时的庐山会议开得非常活跃，在小组讨论中，仍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分歧，一种是企图否定大跃进和总路线；一种是认为纠“左”已经差不多了，对群众不能泼冷水，气可鼓而不可泄。持这种意见的人，各组中都有，尤其是省委的负责人，他们不敢向群众交代，不敢承认错误，怕否定自己，否定工作。
　　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就已经看出了这种情况。所以，他在这次会议讨论前，先定了一个调子。没承想，还是没有统一思想。而且，这两种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尽管会议的意见还没有统一，但从表面上来看，这时的会议是，白天开会讨论，晚上跳舞或看戏，会议开得是轻松愉快，被称之为神仙会议。特别是毛泽东把《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抄给周小舟、胡乔木订正后，有不少人也上山赋诗。
　　此时，也有一些组长和中央的一些负责人，不断地来找毛泽东反映情况。他们抱怨说：
　　“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胜利的时候要看到问题。现在有些人在困难面前只看问题不看成绩，是不是要搞垮这个党才甘心？”
　　“抓住兔子尾巴当老虎打。”
　　有几个人还向毛泽东汇报说：
　　“彭德怀发言有问题。”
　　原来，彭德怀在小组讨论中，8天有7次发言，讲了许多意见。他说：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了百分之十三。我又问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只增产了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前不久，主席也去过那个公社。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何必隐瞒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吧。”
　　彭德怀还说，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
　　“大跃进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人人有责，包括毛泽东在内。”“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
　　毛泽东听了这些汇报，他漫不经心地将手一挥，说：
　　“此人是张飞，不就是提个意见呗。”
　　7月10日傍晚，全体会议在美庐2楼的大客厅里举行。美庐原是蒋介石的别墅，是以宋美龄的名字命名的。参加会议的人有刘**、周**、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
　　“对形势认识要一致，如不一致，就不能团结。党内要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党外**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了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过去搞1900项基建，现在安排788个，这还不是合乎多快好省方针的？1800万吨钢不行，现在搞1300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30%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毛泽东又说：
　　“我总是同外国的同志说，请他们隔10年时间再来看看我们是否正确。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是没有经验的，至少还要10年才有经验。这一年来，我们开了不少会议，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某些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得不偿失的。但总的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有些事情搞得不好。但总是抓工业了，自己负了责任，可能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1年实践，取得了这么多经验，不像过去只听别人讲，走过场，签字。经验是从成功、失败两方面来的。打仗先从打胜仗、后从打败仗中取得经验，搞建设也是如此。我们想快一点，想找一条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说：
　　“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去年4件事：1959年要搞3000万吨钢；基建1900多项；粮食翻番；办了人民公社。这4件事搞得很被动。为了3000万吨钢，引起各方不满。不管**左派，党内党外，要说是缺点，确实有，都承认。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打仗，世界上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打3仗，一败二胜，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胜二败，威信就建立不起来。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7个指头9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1个指头2个指头，最多是3个指头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彭老总也说是1个指头多一点的问题。
　　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不在制定之时，而在执行之后。过去的革命路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的建设路线，要再看10年。我们为革命死了多少人，头都不要了，还给什么报酬。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
　　7月10日，毛泽东指定由胡乔木为组长，与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杨尚昆5人，起草一个《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7月10日以后，各小组的讨论，就围绕着起草文件的问题展开了。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安排，原计划到15日或16日结束，不准备将会议内容形成正式文件，打算开到差不多就结束，各奔各地，抓好各项工作就是了。
　　欲知庐山会议能否按预期日程顺利结束，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91
第291章
　　“打麻将13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去年的问题就是抓了个‘两小无猜’，别的忘记了，这是本末倒置。去年农业是否增产了三成？还很怀疑。全国各地不平衡，有丰有歉，填平补齐后，三成很不易得哟。”
话说1959年7月11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和周小舟、周惠谈话，他说：
　　“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开到15日，已经安排写《会议纪要》了。还有4天的时间，你们那里讨论的情况如何？”
　　周小舟说：
　　“湖南粮食情况较好，是由于没搞敞开肚皮吃，但其它方面一样紧张。食堂问题，湖南的反对派有6条理由：1、根本不节约。2、不利于养猪。3、破坏林业。4、不能积肥。5、不节约劳力。6、吃得不愉快。不过，我们还是要努力办好，采取些措施，粮食指标分配到户，按月领，以防浪费。”
　　周小舟所说的6条，都是在不久前结束的湖南农业会议上议出来的，周惠给毛泽东的材料上都有，毛泽东已经看过了。毛泽东说：
　　“斯大林讲过，集体农庄加食堂就是公社。他吃亏在于只许说好，从不讲缺点，所以有错不能很快纠正。”
　　毛泽东拿着香烟的手向外推了推，接着说：
　　“拒绝批评不行。有意见还是叫人家说出来好，否则怎么能统一思想？”
　　周惠从茶几上抽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说：
　　“主席，现在还是有人不喜欢讲缺点，讨论会还是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
　　毛泽东“噢”了一声，问道：
　　“哪个不让讲缺点？”
　　周惠说：
　　“李锐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几次被人顶住，讲不下去。”
　　周小舟接口道：
　　“李锐认为去年提以钢为纲不对，政治挂帅有副作用。瑞卿同志不同意他的观点，几次顶住李锐。”
　　原来，罗瑞卿在这一个时期以来，不断地听到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心中甚是不安，也非常难过。如今见一些人仍然不停地提出批评，他感到无法接受，于是就挺身而出，维护毛泽东。
　　“唔，罗长子顶住了。”毛泽东笑笑。他过去常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现在天还没有塌下来，罗瑞卿就顶着了李锐。他将手一招，说：“叫李锐来，我们增加一个人。罗长子顶住不要紧，跟我说。”
　　工作人员马上去找来李锐。毛泽东一见李锐进来，就用手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4个人划了一个圈，说：
　　“李锐啊，我们来开个同乡会。我们可以随便谈。谁先谈？还是你们二周先接着谈？”
　　周小舟说：
　　“全民炼铁，各种高指标，其根子在粮食估产高了。”
　　毛泽东平静地说：
　　“也未必尽然。想多搞点钢铁，多做些贡献，早一点富强起来，丢掉落后，一穷二白也是动力。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要前进就会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起新的平衡。建国后，书记处分工我抓农业，北戴河会议以来总算抓工业了。1953年批评过薄一波同志，后来批评计委，这次我自己应付责任。”
　　周小舟见毛泽东如此说，愈发口无遮拦，他说：
　　“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那里有什么万斤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周小舟的话，无疑是直接批评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和毛泽东本人。毛泽东似乎没有任何反感，他轻轻地弹一弹烟灰，自嘲地说：
　　“提倡敢想敢干是对的，但也确实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可能产几万斤，因此我相信了。”
　　周小舟说：
　　“‘书记挂帅’权力太大。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了紊乱。谭老板有些讲话和文件，湖南压下来没传达，湖南的密植偏稀一些。”
　　周惠插话说：
　　“湖南靠了2条，一是没搞瞎指挥，密植，所以没有失败的问题。二是把关把得紧，粮食指标到户，食堂不搞放开肚皮吃饭。”
　　毛泽东频频点头。周小舟又说：
　　“会议还是有压力问题，有些人有错不认，还是不愿多谈多听缺点。”
　　周惠又插话说：
　　“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谁是谁非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
　　李锐听周小舟、周惠如此说，就建议说：
　　“最好把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意见和情况，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种调子。”
　　毛泽东“嗯”了一声说：
　　“这个意见可取。”
　　李锐借机说道：
　　“去年讲敢想敢干，发展到唯心主义方面去，起了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提得不科学。”
　　毛泽东当即表态说：
　　“嗯，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
　　李锐又提议说：
　　“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比较好。”
　　周小舟附和说：
　　“陈云搞经济工作历来稳重。”
　　周惠也说：
　　“陈云同志有经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经济方面搞得很出色。主席，你那时不就多次赞扬他吗？”
　　这3个人极力称赞的陈云，的确也是中共党内一个极具特色的人物。了解他的人，对他的一些行为莫不叹为观止：他吃菜以青菜豆腐为主，每餐几块豆腐就是几块豆腐，任何情况下也不多吃或少吃一块，几十年如一日。每餐一小碟花生米，永远是13粒，一粒不多，一粒也不少。会议上喝茶只放3片茶叶，工作人员都知道不能多也不能少。休息散步，每次13分钟，不多也不少。至于会客，除了谈工作，一般礼节性拜访，尽量拒绝。就是同意见面，最多也只是3分钟的时间。
　　毛泽东是了解陈云的，他说：
　　“过去陈云提出先安排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陈云是对的。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500年、后知500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来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仪，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
　　正是：毛公历来重史训，今以郭嘉勉部人。请看断章取义者，割头换项蒙庶民。
　　再说毛泽东略一停顿，又说道：
　　“陈云当总指挥好，但他有长处也有短处。”
　　李锐说：
　　“各地大炼钢铁的情况，比如指标落实情况以及质量情况，冶金部一风不透，问不出消息。钢铁关键还是个质量问题，我的意见是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毛泽东马上替冶金部李富春和王鹤寿说了公平话，他说：
　　“富春是依靠王鹤寿的。有些事不能全怪下边，不能全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顿了一下，又笑着说：
　　“那个蒋干去盗书，辛辛苦苦，受不少惊吓，以为立了不世之功，结果还遭了白眼，他可不是委屈得很么？你们到我这里来不要学蒋干盗书。”
　　毛泽东说完，竟自哈哈大笑起来。周惠等毛泽东平静下来，问道：
　　“主席说蒋干盗书是什么意思呀？”
　　毛泽东说：
　　“你们讲去年传我的话，有些乱传。你们今天可不要学蒋干，回去也乱传。”
　　毛泽东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又说：
　　“许多事我都要负责。不过，有些也真负不了。比如人民公社，去河南七里营参观他们的公社，有个记者问：‘公社好不好？’我随口说：‘好’，谁知第二天就登报了，一下子全国都知道‘人民公社好’了。”
　　周小舟说：
　　“以后讲话不能乱传，还是形成文字好，以文字为准。”
　　毛泽东摇摇头说：
　　“此议不对。文字也一样不行。钢翻一番，一成文字，谁想到当成法律了，党比人代会可厉害得多。我这个人性格不大好，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对人总是武断，讨人嫌恶。或谓我意强，实在正是我弱的表现。
　　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粮食、钢铁、公社和食堂，都发生了问题。下面讲了些假话，可以转告大家，心情也不要那么沉重。打麻将13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去年的问题就是抓了个‘两小无猜’，别的忘记了，这是本末倒置。去年农业是否增产了三成？还很怀疑。全国各地不平衡，有丰有歉，填平补齐后，三成很不易得哟。
　　有对立面不要紧，我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又想通了。回去告诉同志们，中央愿意听取各种意见，但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不能泄气。希望这次会议能统一认识，改正缺点，好继续跃进。”
　　毛泽东在9月11日这天晚上和周小舟、周惠、李锐的谈话中，明明告诫说他们说，你们不要学蒋干盗书，可周惠偏偏耐不住寂寞，他第二天一早就拉着周小舟说：
　　“小舟啊，你去找老总谈谈怎么样？把主席昨天跟咱们谈话的内容跟他讲讲。彭老总是敢讲话的人。”
　　“对！”周小舟眼睛一亮，说：“老总讲话比我们分量重，有影响。”
　　周惠进一步分析说：
　　“华南、中南、西南3个组多谈还是有压力，但主席还是愿意听人谈缺点的。你动员老总去跟主席谈谈，趁热打铁，那些‘促进派’也就不好再护短了。”
　　“你这个注意好！”
　　周小舟激动起来便坐不住，他和周惠、李锐当即去找彭德怀，将昨天晚上毛泽东如何如何说，还有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么“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绘声绘色地鼓动了一番，只听得彭德怀是心潮难平。
　　彭德怀本来就认为毛泽东和多数人对“左”倾错误认识不够，现在听周小舟如此这般一说，救民于水火舍我其谁的干云豪气直冲脑门。但他也自知与毛泽东历来有些疙瘩，与这些毛泽东最信任的“才子”们自是有些不同，便说：
　　“哎，我这个臭脾气，怕同他谈不好呀？再说，有些意见还没有想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都没谈，一下子去跟他谈，莫谈出毛病来。我看，还是写封信吧？”
　　“嗯，写信也好。”周小舟继续鼓励他说：“那就把你那些发言整理一下，我看就很好了。”
　　“我的发言，有些简报上也没登。”
　　“哎，简报不登，写到信里主席不就看到了？”
　　“行，我就写封信。”彭德怀难得一笑：“你当了我的参谋哟。”
　　俗话说：说话容易做事难。彭德怀这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一旦提起笔杆，才知道笔杆子不如枪杆子好使。于是，他又改变了主意：写信何如说着爽快。于是，他便决定去找毛泽东。
　　彭德怀明明知道毛泽东有在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可是他却耐不住性子，急匆匆地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值班卫士正是曾在彭德怀身边工作过的田云玉，田云玉见彭德怀来了，就非常客气地对他说：
　　“彭总，主席睡觉了。”
　　这是彭德怀第1次被挡驾。他默然片刻，扭头走了。
　　7月13日清晨5时，毛泽东给杨尚昆写了一封短信，他写道：
　　尚昆同志：
　　5人起草小组，建议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同志，成为11人小组，先议2天，7月13、14即今明2天议事。14日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1份。15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16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文件名曰‘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5000字。
　　　　　　　　　　　　　　　　　　　　　　　　　　毛泽东
　　7月13日上午，彭德怀又去找毛泽东谈他的意见，毛泽东刚睡下，又未谈成。这是彭德怀第2次被挡驾。彭德怀已经失去了耐心，当晚就又动手给毛泽东写信。
　　7月14日，胡乔木等人遵照毛泽东原来的意见，将写出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印发给大家。
　　《记录》中写道：产生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部分是由于思想方法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对于客观经济规律的意义估计和认识不足，没有完整的有计划地执行总路线。对1958年以前我国建设的经验和苏联建设经验没有认真总结和研究。
　　《记录》中还强调说：在肯定成绩之后，对工作中的缺点必须加以充分的重视，不要怕说缺点。必须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应通过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
　　《记录》中又提出1960年的发展速度，要适当放慢工农业的发展，应在作好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稳步跃进。
　　7月14日，毛泽东起床后，看到了彭德怀叫王参谋在14日早晨送来的一封信。
　　原来，这封信就是彭德怀从13日夜到14日凌晨写成的那封改变了他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改变了庐山会议进程的著名的“万言书”。他让王参谋抄写后，将信送给毛泽东。王参谋从毛泽东处回来，彭德怀问：
　　“送到了？”
　　王参谋说，送到毛泽东的秘书手里了，彭德怀说：
　　“好，好，送到了就好。这封信可不能掉了。”
　　他又将自己起草的原信提纲，让王参谋送给张闻天征求意见。王参谋回来了，彭德怀急切地问：
　　“给闻天同志看过了吗？”
　　王参谋说：
　　“张闻天同志叫我给他念了一遍。他说：讲得很全面，你告诉彭总。”
　　彭德怀“噢”了一声，说：
　　“好，那就好。”
　　彭德怀在“万言书”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呢？他写道：
　　“在小组会上，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我这个人简单，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
　　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接着就着重讲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他认为：“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是“有失有得的”，他还写道：
　　“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
　　“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
　　“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就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毛泽东看了彭德怀的信，苦笑着对正在给他添茶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
　　“彭德怀送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
　　毛泽东拿起一支香烟，插入烟嘴。李银桥替他划着火柴，点燃了香烟。他又说：
　　“王任重、陶铸、柯庆施送的材料积极。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是敢讲真话的。”
　　这天傍晚，毛泽东在散步时，一位负责人知道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信，就对毛泽东说：
　　“彭德怀解散中南海军乐团时，说这是搞特殊化。主席建议从各个专区选一名战士到一中队，搞五湖四海，便于了解各地情况，彭德怀也反对，也说是特殊化。”
　　毛泽东只“唔”了一声，笑笑，没说什么。
　　此时，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已经接到通知，说要准备下山。
　　自7月14日及其以后几天，毛泽东、刘**、周**、邓**等人在“美庐”2楼接连开了小范围的碰头会议。据说是刘**建议，会议延期1星期左右。彭德怀的万言书成为庐山会议延期的主要原因。
　　7月15日，周惠在中南小组会议上发言，他说：
　　“1个指头也罢，3个指头也罢，我看首先是把它谈透。”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都在这一组。
　　周惠说到激动处，脱口冒出了一句：
　　“依我看，去年各省第一书记应当各打50大板。”

福和中学老师

这一炮可是一棍扫八家，第一书记们虽然硬着头皮听下去，心里却在骂他是翘尾巴，得理不饶人。而且，他的话很快就在各组传开了，成了后来激化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惠走出会场，看到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刘建勋走在前边，便紧走几步，搂住刘建勋的肩膀，说：
　　“喂，建勋呐，我叫老霍给你捎个话儿，捎到了吧？”
　　周惠所说的老霍叫霍泛，是广西自治区常委、秘书长，与周惠是老熟人。刘建勋扭头瞥一眼周惠：
　　“捎什么话儿？”
　　“我骂你的话呀！”
　　“骂我什么啦？”
　　“我骂你又当婊子又立牌坊。你们广西搞‘两小无猜’，炼钢放卫星，《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还套了红，第一名，发文章祝贺。过一天你又发电报，向中央说是假的，空的。反正报纸也登了，没法改了。你是又出了名，又落个讲老实话，做老实人。你这不是滑头吗？”
　　“哎哎哎，回去说。到你那儿去。”刘建勋和周惠私交深，他拉着周惠说：“到你那儿边吃饭边说。”
　　周惠说：
　　“行啊，反正是江西省的同志招待，我陪你喝两杯。”
　　二人来到餐厅，服务员端上饭菜和茅台酒。刘建勋说：
　　“周惠啊，你也别骂我，这事是韦国清办的，当时我不在家，卫星不是我放的。我回来发现了问题，才叫给中央打电话澄清。”
　　周惠说：
　　“影响造出去了，老百姓管你是韦国清还是刘建勋？你们一个主席，一个书记，你们都是广西自治区的，我说也是说你广西。”
　　服务员来斟酒，周惠拿过酒瓶说：
　　“我们自己来吧。”
　　他等服务员退出后，朝刘建勋举起酒杯，说：
　　“哎，建勋老兄，我们说点真话。你们当第一书记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呐……”
　　刘建勋赶紧拦住他的话说
　　“哎，等等，你说什么呀？我们可没那么大道行。”
　　“怎么没有？你们一把手经常到朝中议事，你们往上说啥是啥。回来更不得了，第一书记不打雷，老天爷不敢下雨。主席下来也都是找你们一把手商量。”
　　“主席召见你比召见我勤，你还提意见。说什么别光听第一书记的，也多听听其他书记的。我看主席就没少听你的嘛。”
　　“你这是抬杠了。总体上讲，入朝议事，回省决策，还是你们第一书记，你敢说不是？你们要多说点真话，反映点实际情况么。58年搞出那么多东西吗？又是万斤粮，又是万吨钢，骗上骗下骗自己么。”
　　“哎，老兄，我刘建勋人微言轻算老几呀？大码头是柯大鼻子和王任重他们。要讲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他们还有点份量。我人微言轻没份量么，讲了也压不住秤。”
　　“建勋啊，58年无非3种人，一种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老老实实讲了假话。第二种是滑头，看风使舵讲了假话。第三种最坏，明知是假的还成心说谎。诺，就像我这张脸，明明有麻子，偏要擦粉充漂亮。”
　　7月16日清晨，毛泽东经过3天的考虑，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了7个字：“印发各同志参考。”
　　6时和7时，他还给刘**、周**、杨尚昆写了两封信。
　　第1封信要求16日把与会人员打乱地区，重新分组，组长不变。他在信中说：“这么做，见闻广博得多了。可能大有益处。”信中还特意问到在东北养病的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来此参加7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
　　第二封信要求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及若干部长和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副主任上山，参加最后1个星期的会议。
　　自此，会议转入了对彭德怀万言书的讨论。
　　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到水库去游泳，汽车行驶在盘山公路上，他隔着车窗望着一座座绿色的峰峦，兴致勃勃地问身边的高智：
　　“高智，你看庐山这么多树好不好？”
　　高智也高兴地回答说：
　　“好得很呀！”
　　“要是陕北的山上，也有这么多树就好了。自然条件也可以得到改变。那里多么需要植树造林啊！”毛泽东一面沉思，一面又自言自语：“10年行不行？10年不行，20年行不行？20年不行，30年行不行？”
　　来到水库，毛泽东先游了一会儿泳，又与王任重在水库里划船。王任重问道：
　　“主席对彭老总信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怎么看？”
　　毛泽东说：
　　“现在我不发言。”
　　下午5时，毛泽东在“美庐”召见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他在谈话中说：
　　“关于总路线，真有70%的人拥护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30%也不得了啦，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昨天晚上我在组长会议上谈了态度：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
　　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人，正面有李富春一个人就够了。只让签字不行，还得了解情况和问题。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机可乘。
　　6个地区大组人员打乱，使之不成体系。觉得谈来谈去一个腔调，问题展不开。
　　权力集中很不容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权力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8万多人，到吴起镇剩7000人，开干部会，我说比过去强了，因为干部经过了这样艰苦的锻炼。当时许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田家英说：他在四川蹲点调查，省委规定“双龙出海，蚂蚁出洞”，强令农民搞密植，闹得颗粒无收，老百姓饿肚子。“我在西南组讲这个情况，组长批评我，没让我讲下去。”
　　毛泽东说：
　　“他们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们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成果的本能。李井泉是挑担子的人，容易有脾气。我提倡过密植，现在是中间偏**。”
　　毛泽东又说：
　　“上山我就跟人讲，现在是天下大乱呐，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不要怕乱，告诉大家，不要怕学生上街，群众打扁担。”
　　周惠说：
　　“还是学生不上街、群众不打扁担的好。”
　　毛泽东说：
　　“乱了好。1957年汉阳学生闹事，当时估计全国各地市一二万学生想闹事，也不过几百万人吧。脓疮还是破了好。”
　　胡乔木说：
　　“脓疮需要白血球去攻，但全身溃烂了，白血球失去平衡，就不行了。”
　　周小舟说：
　　“彭老总写给主席的信已经印发下来了。”
　　毛泽东说：
　　“我批了几个字，想听听意见。洛川会议后，华北军委分委发个小册子，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这个小册子被王明拿去利用了。”
　　到吃饭的时候了，毛泽东与周小舟等人共进了晚餐。
　　7月17日晚，在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黄克诚，奉命从北京兼程抵达庐山。他刚刚在176号院安顿好，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泽东的信来了。黄克诚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说：
　　“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
　　彭德怀说：
　　“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黄克诚说：
　　“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7月18日一大早，周小舟、周惠、李锐相约到176号院看望湖南省委前任第一书记黄克诚。周小舟介绍了他们昨晚同毛泽东谈话的情况，而后说：
　　“我们几个意见都是一致的，都觉得不彻底改变‘左’的方针不行。现在的问题是有些护短，意见统一不起来。”
　　李锐说：
　　“现在争论的重点是3句话中的中间一句话：问题不少。其它两头是一致的。关键在问题讲透。我们都感觉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一些人怕讲缺点，一讲就坐不住。”
　　周惠说：
　　“主要是自己屁股不干净。”
　　李锐说：
　　“思想如果不改变，下山后恐怕还会将‘左’的错误延续下去。”
　　黄克诚慢条斯理地说：
　　“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查缺点只会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倒退。不要急，我刚上山，先看看再说。”
　　李锐说：
　　“有些人对《议定纪录》里讲的3条意见也攻得利害。其实在写的时候已经是反复斟酌，尽量注意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把问题说透。”
　　黄克诚说：
　　“比例失调、共产风、命令主义和浮夸风，这是有目共睹的问题么。”
　　周惠问：
　　“黄老，你对彭老总的信是怎么看？”
　　黄克诚说：
　　“我粗看了一下，基本精神是好的。你们说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在书记处会议上也讲过。我黄克诚总算一个敢讲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话了，彭老总讲了，信里提的意见我赞成。不过，信里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照实际情况，还可以说得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德怀说。”
　　黄克诚在和周小舟3人谈话后，又和李先念谈了话。李先念也认为大跃进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黄克诚接着又去找谭震林谈话。谭震林一听说他和李先念谈了话，并且观点一致，就不高兴了，说道：
　　“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
　　黄克诚说：
　　“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
　　黄克诚和谭震林一向关系很好，又都是性格直率态度鲜明的人。但他们的观点不一致，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谭震林发火了，他说：
　　“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兵，想你支持我们的。”
　　黄克诚也火了，他说：
　　“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7月18日，会议重新组合的6个小组在讨论彭德怀的信时，与会者在发言中，两派之间也开始了交锋。
　　巧的是，这一天赫鲁晓夫在波兰也发表了批判和反对中国“三面红旗”的讲话。
　　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议上，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没有完全写明自己的意思，要求中央办公厅在会后收回这封信。
　　这一天从下午到晚上，到“美庐”2楼向毛泽东汇报情况的人多了起来：
　　“主席，现在我们就是笼统抽象地肯定成绩，具体实在地大讲缺点。这样泄气泄下去，今后还怎么跃进？”
　　“他们的目的说到底，就是要完全停止大跃进。”
　　“周惠一盆冰水泼了整个庐山。别人都不行，都该打屁股，都当不了第一书记，就他能当第一书记。”
　　“周惠是去年被插了白旗要借机出气。按他的调门，指标越低越好，只许泄气不许鼓气，谁反对泄气谁就是‘压力’，就是‘护短’。只有彭德怀的信符合他的心思。”
　　毛泽东听着这些汇报，丝毫不急，他不紧不慢地说：
　　“我看你们也不必着急。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你们这个样子就是触不得。要能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
　　《阿Q正传》是一篇好文章，我劝看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的看看。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主要写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说他最怕人家批评，一批评就和人家打架。他头上长了几处癞疤，自己不愿说，也怕人家说，愈是这样，人家说的越厉害，结果闹得很被动。鲁迅在这个文章里，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让阿Q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也是不准。过去，我们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那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当权的时候。对不合他口味的人，他们总是随便给人家安上个犯过什么错误的罪名，不许人家革命，打击了很多人，使党受到很大损害。我们要记着这个教训。我建议大家看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可以印发下去，每人一册，看几遍大有好处。”
　　田家英立即将毛泽东的这些话传给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他还说：
　　“主席要印发《阿Q正传》，劝告那些‘促进派’不要有缺点毛病触不得，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样，一触即跳。”
　　7月19日，在以柯庆施为组长的第二组会议上，周小舟侃侃而谈，他说：
　　“我的看法，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总结经验教训。缺点不讲，或者讲而不透，是难于使我们自己正确地总结经验的。我认为正确地检查缺点，不仅不会泄劲，反而能够鼓足正确的干劲的。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名，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柯庆施说：
　　“谈到得失问题，就某一部分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失有得，而是得多于失。不要说当这个大家不容易，我当这个小家也不容易，还经常买葱忘了买姜的。”
　　周惠发言说：
　　“去年‘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产生了总路线和人民公社的整套方针，组织形式也是正确的。但产生的问题也确实真不少啊！去年有个教训，稍有怀疑，稍有批评意见，就说是观潮派、算账派、促退派，还要插白旗。事实证明这是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这次庐山会议，一些同志怕缺点讲多了泄气，怕因此否定成绩伟大。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小舟的意见：在这样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把缺点讲透不仅不会泄气，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否则难于使我们自己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鼓足正确的干劲。
　　彭老总的信提出一些意见，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感觉是好意，想把问题讨论透。当然，有些想法可能不够准确妥当。通观全信，对‘前途光明’这一条也嫌不足。但基本意见还是不错的。”
　　“我讲几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瞥了一眼周惠，开始说道：“从甘肃去年的大跃进情况看，是‘得多于失’。甘肃去年的粮食落实数字120亿斤，比1957年增长41%。去年大办钢铁对不对？1957年甘肃1吨铁也不产，去年钢就炼了5万多吨，建设了一批小高炉，培训了1万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这样既炼了钢铁也炼了人，不花点学费是办不到的，这些成绩没有去年的大跃进是办不到的，没有去年的群众运动也是办不到的，花再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争取了时间，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这些成绩说明，得不偿失或有失有得的看法都是不对的，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不能等量齐观。对此，必须在认识上统一起来，才能达到团结。”
　　7月20日凌晨1时至3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了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说：
　　“1、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2、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3、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4、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7月21日上午，周**召集会议，讨论1959年的各项工作。
　　曾希圣想起周惠要“各打50大板”的话，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突然“砰”地一声拍响了桌子，霍然起身，大发雷霆。
　　“他妈的匹！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50大板屁股，别人都不行，都不能当第一书记。”他朝着周小舟吼道：“就你们周惠能当第一书记！妈啦个匹，就你周惠行？”
　　周惠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周小舟是替人受过，被骂得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拢。正在他愣怔间，桌子又是“砰”的一声，谭震林也发火了，破口大骂：
　　“妈啦个匹！别人不行，周惠就行？他就能当第一书记？”
　　人们都怔住了。此时的黄克诚也不知道周惠为什么挨骂，可他见谭震林也如此暴躁，猛地涨红了脸，跟着“砰”地拍响了桌子，吼道：
　　“谭震林，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谭震林拍着桌子跳起身，要冲过来。
　　“你想干什么？”
　　黄克诚怒吼着要迎上去。
　　“哎哎哎，坐下，都坐下！”周**摆着双手说：“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你们这个样子像话吗？”
　　谭震林和黄克诚都憋着怒气坐下了，脸红脖子粗地互相对视。周**又说：
　　“有话慢慢说嘛，不要吵，不要闹。”
　　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华东组会议上，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长篇发言，揭露和批判“大跃进”、“公社化”存在的问题，完全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张闻天在8000字的发言中，讲成绩的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太高”、“太急”、“太快”、“太多”。对于彭德怀信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张闻天说：“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会议结束后，萧扬不无担心地对张闻天说：
　　“你的发言可能会遭人批判。”
　　张闻天说：
　　“有可能，但也不一定。我的发言组织得相当严密，不好攻。”
　　晚饭后，张闻天让萧扬把他的发言提纲送给彭德怀看，彭德怀赞扬这篇发言“讲得很全面”。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巧合。这一天，苏联和波兰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批判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台湾中央社和美国各报迅速地转载并评论了苏联的文章。山下全国各地一些党内党外的批评意见，也纷纷送上山来，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这些党内外的批评和攻击，且看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有道是多事之秋自有多事之人，此话一点不假。否则，何以千百年来世事扰攘，永无宁日。此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也。毛泽东从第1次郑州会议开始纠“左”，一路上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磨破了嘴皮子，进行了多少次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直到把会议开到了庐山上来，就是想在党内高层统一思想，做个总结，以利再战。没想到彭德怀偏偏在会议将要结束之时在周小舟的鼓动下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共产党内的山头历来都是存在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庐山会议的与会者们，在对待彭德怀的信的态度上，有人高兴，是因为有分量的彭德怀站出来说话了。有人愤怒，是因为彭德怀揪着别人的尾巴不松手。有人窃喜，是想借助毛泽东整彭德怀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彭德怀的信就成了以后所发生的事件的导火索。加之张闻天又来了一个3个小时8000字的长篇发言，更要命的是以周小舟为首的一部分毛泽东最信任的前任秘书和现任秘书这些自以为是救世主的秀才们，更发出了一番“斯大林晚期”的宏论，最终使得庐山会议风云突变，酿成了一段让人扼腕的千古公案。呜呼！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92
第292章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路线错误，难道少慢差费地搞建设才是路线正确？从郑州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在纠正‘左’的错误，形势不是好转了吗？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纠正？只有请你们来才行？为了你彭德怀，我给林彪发了复员费，叫贺龙登门道歉，叫萧克做检查，还有刘伯承泪洒怀仁堂。请红军来？红军就听你的？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
话说1959年7月21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负责人举行汇报会。
　　此时，毛泽东已经没有一周前那种轻松了，也没有3天前决定印发《阿Q正传》时那样坦然了。在与会者中，已经分成了两大派：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但有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刘澜涛、赵尔陆、陶鲁笳、贾拓夫、万毅，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朱德。而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起而反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除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及中央各部的一些负责人以外，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站在了彭德怀的对立面。而且双方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了：
　　支持彭德怀的人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毛泽东“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不像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那么得心应手”。会下还有人议论说：“举凡是犯路线错误，自己都是不能纠正的。”
　　反对彭德怀的人说：彭德怀是拉队伍。书记处快一半对一半了。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他在西北组发牢骚说：“延安整风操了我40天娘”。他在南京的火车上讲：“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刘**、周**、彭真和各大区负责人，在这天晚上的汇报会上都发言说，彭德怀的问题不解决，全党无法团结一心，共度难关。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说：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路线错误，难道少慢差费地搞建设才是路线正确？从郑州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在纠正‘左’的错误，形势不是好转了吗？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纠正？只有请你们来才行？为了你彭德怀，我给林彪发了复员费，叫贺龙登门道歉，叫萧克做检查，还有刘伯承泪洒怀仁堂。请苏联红军来？苏联红军就听你的？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的胸膛开始起伏，喘息声也逐渐变得粗重起来。又有人汇报说：
　　“今天总理召集开会，曾希圣、谭震林同黄克诚拍桌子大吵一通。”
　　“吵什么？”
　　“周惠说，各省第一书记应该各打50大板屁股，别人都不行，就他能当第一书记。”
　　毛泽东“噢”了一声，将大手一扇，说：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党内一部分材料我还没看完。”
　　他略一停顿，嘴角浮出带有嘲讽的浅笑，接着说道：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要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要顶住，顶1个月，2个月，半年，1年，3年5年，10年8年。”
　　有人插话说：
　　“打个持久战。”
　　毛泽东说：
　　“赞成。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作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劝你们腰杆子要硬起来。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我劝同志们沉住气，继续往后看。”
　　毛泽东多年来从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晚上失眠了。他吃了3片安眠药，但仍然无法入睡，只好在屋里来回踱步，以待黎明。
　　那些批评他的人，用孔子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来咒骂他。毛泽东在他的不眠之夜，忍受着说他断子绝孙的那种不公开的指责的折磨。
　　毛泽东纠正“左”的错误，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彭德怀则认为三面红旗本身有问题，应当解决指导思想问题。毛泽东把国内外阶级斗争与彭德怀的意见联系起来，认为彭德怀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党进攻，怀疑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有联系。赫鲁晓夫1958年在北京嘲笑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刚从东欧回来的彭德怀也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认为彭德怀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想在党内“出来挂帅”，要篡党夺权。
　　毛泽东彻夜难眠，他写信给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江青，附寄了一份他准备答复彭德怀的发言稿。
　　江青打电话给毛泽东，说她马上飞到庐山来，以便在这场斗争中和毛泽东待在一起。毛泽东说：
　　“不要来了，斗争太激烈了。”
　　江青还是来了。
　　7月22日，毛泽东找来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泽东的。他说：
　　“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
　　7月22日晚，毛泽东后半夜吃了安眠药，还不能入睡，他打电话找来刘**和周**。他和刘**、周**议定：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凌晨3点，刘**走后，毛泽东吃了3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已经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管理员也急了，问道：
　　“主席这几天吃饭吃不好，是不是饭做得不好？”
　　“不是你们的事。”
　　毛泽东就说了这么一句，管理员也不能再问别的了。值班卫士对管理员说：
　　“3天，整整3天不怎么吃饭。端上去了，又拿下来了，吃也只吃一点。咱不知道什么事，不但是我们不知道，再往上七八个级的也不知道。不是中央委员级的，谁也不知道，不准进去呀。”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来到交际处西餐厅，走到前台，他见政治局委员应该坐的第一排交椅上没有彭德怀，便四处张望，问：
　　“彭老总呢？”
　　李银桥望望会场，以下巴示意说：
　　“那边，门口。”
　　毛泽东终于看到了彭德怀剃了很亮的光头。他远远的坐在门那边，一脸的不悦之色。
　　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坐了下来。他的眼圈里布满了红丝，以沉闷抑郁的声音开始讲话。他面无表情地说：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以不可以？”
　　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说：
　　“吃了3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现在党内有两种倾向，在这里讲讲：一种是触不得，听不进不同意见，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坏话都是话，都要听。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
　　毛泽东以手指着谭震林说：
　　“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有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
　　他又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说：
　　“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3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
　　有党外的**，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也有的是动摇分子，也有的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好话坏话都要听。对于坏话。我和同志们讲过，要顶住，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为什么不硬呢？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毛泽东接着说到了彭德怀的信，他说：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
　　“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
　　“这次他们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信中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就是3个月的时间。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河北人、河南人创造了经验，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对于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广大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意搞，这能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是6亿5千万人。”
　　“我们犯的错误，已经作了多次检查，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错误已经改正，问题已经解决。但**、右倾机会主义者抓住不放。”
　　“历史上有4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现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上都讲过，我是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说1958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么反过来讲，1956年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反冒进。”
　　关于食堂问题，毛泽东说：
　　“食堂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全国的食堂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这样讲，吴芝圃就很紧张，不要怕，河南还有50%的食堂存在。食堂并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群众创造的。曾希圣说，办食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即省物资。我赞成总司令的话，但又有区别。食堂不可不散，不可都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是左派，可是有个**杀出来了，是科学院的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对于大跃进的失误，毛泽东说：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是我建议的，下决心的。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担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的，主要责任是我。另一条是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但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
　　“1个生产队1条错误，70几万个生产队70几万条错误，要登报，1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
　　“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党内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
　　“有些同志，在历史上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泄气性、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但是，他们把他们自己抛到**的边缘去了，不过还有30公里，相当危险。”
　　毛泽东又讲到了干部应当学习政治经济学，水平低不要紧。他还说：
　　“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作诗：‘出师女儿悲，归来茄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
　　毛泽东宣布散会后，起身张望会场，问：
　　“彭老总呢？”
　　李银桥说：
　　“走了。”
　　据李银桥回忆说：散会后，毛泽东出门朝坡下走，身边跟着陶铸、彭真、柯庆施、罗瑞卿，还有第4小组副组长舒同。罗瑞卿朝路边的树林转过身去小便。彭德怀这时候返身走了回来，他对着毛泽东说：
　　“我的信是写给你个人参考的，你怎么在会上印发了？”
　　毛泽东愣了一下，说：
　　“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彭德怀扭头就走。毛泽东叫着他，招了招手说：
　　“哎，彭老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的虎着脸，胳膊一抡，说：
　　“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
　　他的声音很大，罗瑞卿正在小便，吓得一激凌，连忙赶过来了。毛泽东脸色非常严肃，停了停说：
　　“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心嘛。”
　　彭德怀气得脸色涨红，又抡了一下胳膊，说：
　　“谈什么谈？你不是谈过了嘛！有什么好谈的！”
　　彭德怀又骂了一句走了。陶铸等人都怔住了。毛泽东被晾在那里，脸色很不好，吮了吮下嘴唇就走了，一路上再没有说话。
　　23日下午，周**先召集副总理们谈话，他说：
　　“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至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德怀气哼哼地说：
　　“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温和地说：
　　“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该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德怀直通通地说：
　　“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月底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又安慰他说：
　　“主席讲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德怀说：
　　“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绕山绕水地讲到了钢、铁、煤、粮方面的紧张形势。彭德怀立刻叫了起来：
　　“这些情况你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说：
　　“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眯起两眼，盯住周**，说：
　　“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这天下午，会议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人，纷纷检讨。
　　23日黄昏，彭德怀在散步时，迎面碰见聂荣臻，聂荣臻扬起一只手，招呼道：
　　“老彭啊，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
　　彭德怀瓮声瓮气地说道：
　　“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么。”
　　“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原则的高度，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
　　“现在很疲劳，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
　　“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
　　“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唉，谁知道会出这么一档子事！”
　　“把秘书叫来，这种时候，一定要叫来。”
　　聂荣臻最后还一再叮嘱。彭德怀作别而归，还真的把秘书给叫来了。
　　会议原定延长7天，到此时该准备下山了。毛泽东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明天下山。
　　是日晚，几位政治局常委在一起议论说：
　　“彭德怀脾气大，怕主席死后没人能领导得了。”
　　几位老帅也在一起议论说：
　　“彭德怀桀骜不驯，主席健在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还管得了他？”
　　于是，这些重要领导人物和大区、省委的领导人们都先后来找毛泽东谈话。李银桥去倒水时，听到他们讲的都是彭德怀。有人说红军时期，彭德怀就反对毛泽东。有人说：彭德怀原名叫彭得华，有野心，就是想得到中国。
　　毛泽东也觉得会议的目的没有达到，认识不统一就没法团结，不团结如何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他决定会议继续延期。
　　不多时，各组就接到了正式通知，说不下山了，会议继续进行。
　　这天晚上，毛泽东显得很烦躁，吃了3次安眠药还不能入睡，只是躺着看书，看材料。他突然问值班卫士田云玉说：
　　“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
　　因为田云玉原来跟着彭德怀工作过，所以毛泽东有此一问。田云玉摇摇头。毛泽东又说：
　　“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央。”
　　田云玉大吃一惊，不由得打了个哆嗦。毛泽东又问：
　　“你知道庐山会议发生什么事情了？”
　　田云玉仍然是摇头，毛泽东不再说话，继续看他的书。
　　话分两头，再说在这一天晚饭后，支持彭德怀的人们也像中央及其他区、省委领导人一样忙。一场惊人的风暴悄无声息地在夜幕中慢慢地孕育着。
　　周惠和周小舟在房间里议论着毛泽东上午的讲话。周惠沙哑着嗓子说：
　　“一上山我就发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怕的就是听不进批评。现在果不其然，成了‘毒药’苦口要了命。忠言也要分个阶级性？我们这些人还能是哪个阶级？良药还是毒药，难道真分不出？”
　　周小舟情绪也非常激动，他说：
　　“我怀疑主席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是常委会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意见？自己有错误不许别人讲，就喜欢柯庆施那样一帮吹牛抬轿奉承迎合的人。”
　　二人正说着，李锐进来了。
　　李锐是在上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之后，与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一起信步到了半山亭，观摩了刻在大石上的王阳明的诗句。有人提议说，留副对联吧？李锐手执松枝正在沉吟，田家英已脱口吟道：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田家英所吟此联，乃是岳麓山上的一幅楹联，他只是将上联中的“云”字改成了“江”字。时人及后人不知底细，还以为是田家英忧国忧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因之颇为称道。其实，毛泽东早就说过，岳麓山上的这幅楹联，正是他在一师求学时的真实写照。
　　李锐下得半山亭，回到住处，依然是心情抑郁，憋闷了一个下午。晚上来找周小舟、周惠，自然是要一吐胸中块垒。
　　周惠见李锐落座，遂“唉”了一声，长出一口气，又继续说道：
　　“多年来的顺境，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长沙我看一份材料，斯特朗曾赞扬主席超过马恩列斯，主席对此却没有表态。当时我说这不对。长江后浪赶前浪，学生超过老师也是正常的。可主席怎么能健在的时候被人这么比，这么说？何况现在真超过了吗？不能这么讲吧。我的感觉，是确实骄傲起来了。”
　　周小舟情绪更激烈，他说：
　　“照上午的讲话精神发展下去，我看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
　　李锐点点头说：
　　“苏联的教训值得深思。”
　　周小舟说：
　　“我看这样下去，非导致党的分裂不可。”
　　周惠说：
　　“17号晚上还谈得好好的，主席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也太快了。”
　　李锐说：
　　“从根本上讲，主席还是喜欢高指标喜欢说大话喜欢放大炮的人。当然，讲大话的人也有不同。柯庆施吹牛讲大话，还喜欢推卸责任。谭老板放大炮，但敢于负责，跟柯庆施不一样。像黄克诚这样的偏于稳重多看困难的人，主席就不喜欢。”
　　周惠又分析说：
　　“我们都是搞过群众运动的，究竟应该怎么看待群众运动？主席讲，‘1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非常积极’。实际呢？我看不能说是群众自发。主席先讲过话么，说高级社还不够大，应该更多的社合起来。甚至讲1个乡组成1个社。许多县社干部都是响应他的号召，并不是农民先提出这个要求。首先是我们去发动，然后才是农民响应。
　　彭老总有些话很深刻，他说：‘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砸锅炼铁，好锅炼成废铁，明明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但在一定时候群众也能响应，做出这种牺牲。党的威信就是这么高。可长远呢？滥用这种威信，我担心会走向反面哟。”
　　李锐也说：
　　“明明讲的纠‘左’，一夜之间又变成反右，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是是什么？180度大转变，我可转不过这个弯。”
　　周小舟已经被二人说得脸上泛出红晕，他坐不住了，说：
　　“我建议咱们3人再去找主席谈谈，辩论一顿，争吵一顿也好。”
　　李锐摇摇头说：
　　“不行，现在去不合适。从上午的讲话看，主席正在气头上，去也没法谈。”
　　“那就找黄克诚。咱们找黄克诚去谈谈。”
　　“这种时候去，不好。”李锐劝道：“不要授人以柄。”
　　“现在去不合适。”周惠也说：“不要去了。”
　　“横竖不过如此，去，怕个什么？”
　　周小舟拨通了黄克诚的电话，黄克诚不同意他们去。周小舟已经激动得无法控制，越是不叫去越要去。黄克诚只好勉强同意了。
　　“走！”周小舟放下电话说：“一起去！”
　　李锐见事已至此，只好同行。周惠深知此举的利害关系，他说：
　　“你们要去就去，我累了，想休息。”
　　周小舟已经出了门，见周惠如此这般，返回来拉着他说：
　　“走走走，我跟黄克诚都讲好了，你怎么能不去？”
　　周惠拗过不过周小舟，只好披件衣服，跟着走。周小舟进得黄克诚的门就嚷起来：
　　“我们都快成**了，只差30公里。”
　　黄克诚急忙摆着手说：
　　“别急，别着急，冷静些。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
　　周小舟哪里还能控制得了情绪，他高声问道：
　　“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
　　黄克诚无言以对，看着激动不已的周小舟只皱眉头。周小舟见黄克诚不说话，又脱口问道：
　　“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我认为不会。”
　　黄克诚至此已经不能不表态了。周小舟依然非常激愤，他说：
　　“袁世凯要称帝，有人就特意为他办一种报纸，专讲劝进的话。袁世凯就最喜欢听这种话！”
　　周惠已经坐不住了。只听周小舟又嚷道：
　　“前一阶段鼓励进言，让把问题讲透。现在一下子180度转变，这不是钓鱼吗？”
　　李锐也激动了，高声叫道：
　　“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见他们越说越出格，顿时急了，声色俱厉地说：
　　“怎么能这样说话？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见应该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么，现在这样议论算什么？不好嘛！”
　　周小舟一下子怔住了。周惠趁机将话头引开去，他说：
　　“今年的困难估计还不少，湖南去年虽然比左邻右舍好些，但日子也够紧张，不少地区都是靠南瓜粥度过来的。最近全省普遍有旱情，我真担心秋收。可这边的会议一下子也结束不了。”
　　周小舟已经冷静了下来。周惠也不住地看表。李锐一看10点多了，就准备离开。黄克诚见他们要走，就劝他们说：
　　“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要相信主席，主席是不会错的。”
　　正在此时，彭德怀手拿一封电报进来了。周小舟一见彭德怀，又激动了：
　　“老总呀，我们离**只有30公里啦！”
　　彭德怀虎着脸，说：
　　“着急有什么用？30公里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
　　“太晚了。”李锐催促周小舟：“我们该走了。”
　　周惠也催着说：走吧。于是，3人告辞出了176号院子。李锐与周小舟、周惠分手，要回自己的住所。他刚走出几步，就听得周小舟说：
　　“哎，罗部长啊。”
　　李锐回头一看，周小舟、周惠正与罗瑞卿迎面相遇，打着招呼。于是就急忙闪身走了。
　　罗瑞卿“嗯”了一声，警惕地瞥了一眼176号别墅，说：
　　“这么晚还没睡呀？干什么去了？”
　　罗瑞卿是党内出了名的光明磊落的大将军，对立就对立，斗争就斗争，历来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只有一个心眼，就是紧跟毛泽东，维护毛泽东。周小舟面对这位铁骨铮铮的大将军不得不应酬几句，他说：
　　“随便走走。看了看黄克诚同志。”
　　这才叫：三湘降下申公豹，匡庐高悬打神鞭。
　　7月24日，聂荣臻、叶剑英来到176号院，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
　　“我的信是写给主席的，是供他参考，并不是给中央的公开信，不可能对字句斟酌那么细，谁想到他拿去印发了？我既没有准备，也没有阴谋，讲的是实际情况。”
　　他越说火气越大：
　　“给主席写信放映情况，违反了哪条纪律，犯了哪条法？”
　　叶剑英问：
　　“你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吗？”
　　“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这里来，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准备写封信给主席。没有同其他任何人提过这件事。”
　　“张闻天呢？”
　　“没谈。他几次来我这里，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但绝没谈写信的事。”
　　聂荣臻慢条斯理地说：
　　“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要从如何对大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
　　7月25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负责人会议，提出了4条意见：
　　1、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2、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3、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4、要划清界限，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限。
　　7月25日夜，黄克诚还是睡不着。他从23日夜以后，每晚吃6粒安眠药，都是不能入睡。庐山上已经有了“湖南集团”的舆论，他的心病越来越严重了。周小舟、李锐所说的“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这些要命的话，扰得他寝食难安。偏偏他们出门又碰上了罗瑞卿，必然会引起注意。
　　“小舟啊，23日晚你们出门碰见罗瑞卿，肯定会引出事。”黄克诚忧心忡忡地劝来看望他的周小舟说：“那天晚上你们一时冲动失言，万一走漏出去，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
　　“不行啦。”周小舟忧惧参半，他说：“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
　　黄克诚见周小舟不理解自己的用心，张张嘴，没有再说什么。他也是中共党内一位刚直不阿、对毛泽东忠诚不二的大将军。他现在的焦虑是：几个高级领导干部，受了批评之后背地里那样议论领袖，自己不报告不处理，感到“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显得心虚，越显得事情严重吗？”周小舟在毛泽东身边当了多年秘书，毛泽东对他很有感情，如果他去向毛泽东主动坦白，事情的结果可能还会好些。现在周小舟不去坦白，自己又不能主动去说。如果由自己捅出去，岂不成了“打小报告”？世人将怎样看待？谁人还能谅解？可是这样拖下去，万一……那样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黄克诚进退维谷，只有独个儿默默地忍受着失眠的折磨。
　　正是：秀才当枪使莽帅，惊雷入耳愁将军。
　　此时的周小舟也是度日如年，躁动不安，坐不住，躺不下，他来到周惠的房间。躺在床上的周惠，见周小舟脸色苍白，目光呆滞。
　　“睡不着？”周惠依然是慢声慢语：“坐吧，坐下来。”
　　周小舟坐不下来，在灯光下兜着圈子，他说：
　　“我想自己去找主席谈谈，我有一脑子问号，还有23号夜的事。黄克诚建议我去解释清楚。”
　　“你先坐下来么。”周惠将两条腿垂下床，点上一支烟，说：“要坐下来想想，想好了再动作。唉，抗战时我有4次遇险，得了条经验，临事不忙，这很重要。”
　　周小舟终于坐下来了，他皱着眉头问：
　　“怎么检讨？自己都没想通。”
　　“看这个形势，不检讨是不行了。有些事我也想不明白，曾希圣也是老同志了，干嘛对我这后生晚辈过不去？又拍桌子又骂娘的？”
　　“他就是那个脾气，跟柯大鼻子还不同。”
　　“就为我一句‘该打50大板屁股’的话，见面眉毛不是眉毛，鼻子不是鼻子的。”周惠吸了一口烟，又开始开导周小舟说：“一般经验，反右要防‘左’，纠‘左’须防右。我对谭老板可能是意见提得尖锐了些，但我的思想情况还属于右倾。检讨要检讨了，也不能人家说啥就是啥，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党不负责任。”
　　周小舟点点头，缓缓起身，说：
　　“你休息吧，我自己再想想。”
　　7月26日凌晨，毛泽东针对李云仲的意见书，写出了《对一封信的评论》。
　　李云仲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他在6月9日寄给毛泽东一封信，这封信长达1万多字。信中说：“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
　　毛泽东在这一篇3000字的评论中写道：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而其根源则是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教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作者对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大不相同，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励，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10年以来，还没有一个建议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也难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作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它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
　　“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欲知庐山会议如何继续进行，结果如何？请诸君耐心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93

第293章

　　“我们讲了9个月纠‘左’，批判了9个月。你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纠正了，批判了9个月，为什么还搞这一手？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以为大批群众会集合于你们的旗下。”

话说1959年7月26日，会议分组传达毛泽东在25日提出的“要对事也要对人”的4点意见。会议并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批语：《对一封信的评论》。

　　7月26日这一天，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惠、李锐都作了检讨。

　　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和批判的声音，不时传到对面不远的美庐2楼，吵得毛泽东整日未睡。他几次叫李银桥去会场看看，报告会场的情况。

　　这天晚上，中央常委在美庐2楼同彭德怀谈话，没想到他再次拗着脖颈顶撞毛泽东说：

　　“在延安整风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举座闻言失色。毛泽东看着彭德怀，良久，点点头说：

　　“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

　　他越说声音越激越高亢：

　　“你在这里还只操了20天，还操不得？满足你40天，否则还欠20天的帐，叫你耿耿于怀！”

　　众人无不激愤，于是开始和彭德怀算老帐。他们从红军时期算起，算到延安，算到北京，一直算到了这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只得违心地作了检查。

　　7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继续与彭德怀谈话。有人说：

　　“彭德怀同志这次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根本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相反，很骄傲，犯上。”

　　周**说：

　　“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犯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当然，彭总历史上是有很大功绩的，不能全盘否定，对问题还是要三七开。”

　　朱德慢条斯理地说：

　　“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

　　毛泽东皱着眉头，不高兴地说：

　　“看来我只好再上井冈山了。”

　　与会者们明白毛泽东的意思，经过一番议论，一致结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

　　彭德怀也表示同意这个结论。

　　从此时开始，中央警卫局向下列各位人员的警卫负责人宣布了3条纪律：

　　1、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的住地。2、这几个人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主席、刘主席的批准，九江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3、这几个人不能互相接触。

　　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初步批判了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7月29日，毛泽东电召林彪上庐山。林彪在北京就知道庐山上出事了。

　　29日这一天，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3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给与会者。他在批语中写道：

　　“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7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将对彭德怀的批判与对赫鲁晓夫的批判联系了起来。还有的人说彭德怀是里通外国。

　　7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宣布了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他还说：

　　“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7月30日凌晨，毛泽东吩咐秘书说：

　　“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今天上午谈谈。”

　　李锐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就对周小舟、周惠说：

　　“要做最坏的打算，攻势会越来越猛。我们议论的一些话弄出去是很危险的。”

　　周小舟皱着眉头“唉”了一声，说：

　　“早跟主席解释清楚也许会好些。”

　　李锐反问道：

　　“能解释清楚吗？”

　　周小舟、周惠面面相觑。李锐又交代说：

　　“议论的那些话，特别是23号晚上的议论，就像烧掉了一样，任何情况下不要再提啦。任何情况下！这样做免得情况说不清楚，越搞越复杂，对党，对主席，对谁都不利。”

　　黄克诚4人来到美庐二楼。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将大手一摆，说：

　　“坐吧，都坐。”

　　黄克诚4人依次落座。毛泽东说：

　　“中办发了3个文件，我写了批语，你们回去可以看一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农业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看赫鲁晓夫、杜勒斯，还有台湾，是怎么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他们称人民公社是落后的大规模的奴役制度。说我们狂热地将它强加在6亿5千万中国人头上。说大跃进把中国古老而丰富的文化、习惯和信仰以及家庭生活的基本价值，用命令的方式全部根除了。不是一国内、二国际、三周围吗？你们看看这3份材料，赫鲁晓夫的那篇是放在前面。”

　　毛泽东在他所说的3个文件的批语中写道：

　　“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台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要垮，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做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毛泽东话头一转，盯住黄克诚，缓缓地说：

　　“我不了解黄克诚同志的历史。你同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人们惯言，你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

　　黄克诚说：

　　“我和彭德怀同志的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同志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的。但我们争论不伤感情。江西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差点杀头，彭总帮我讲了话，救了我，所以私人感情始终很好。我认为我们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毛泽东吮吮下嘴唇，吸口烟，说：

　　“政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理智和感情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有人说你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

　　黄克诚说：

　　“我这个总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怎么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时，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

　　毛泽东说：

　　“现在有个说法，叫湖南集团。你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黄克诚说：

　　“主席，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怎么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还有传‘军事俱乐部’的，又是从何谈起呢？”

　　周惠小心地插话说：

　　“主席，黄克诚同志这个话有代表性。不然老熟人的往来就都成为问题了。要抓多少集团，多少俱乐部？人人自危只好老死不相往来。”

　　周小舟也说：

　　“‘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以澄清。”

　　毛泽东说：

　　“可能是有点误会，此类议论你们不必介意。我同你们湖南几个人，好像还不通心，尤其同周小舟有隔阂。”

　　他看看周小舟，又说：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小舟呐，希望你不远而复，及早回头。”

　　周小舟张张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黄克诚岔开话题，谈到了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平”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的问题，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毛泽东说：

　　“‘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

　　黄克诚说：

　　“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毛泽东笑笑，说：

　　“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

　　周惠借机说：

　　“这两天不叫人说话，只许问什么答什么，一些问题不能辩论清楚。”

　　周小舟也说：

　　“会议上空气太紧张。”

　　毛泽东随意地将手一挥，说：

　　“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

　　“敲山震虎”的谋略，千百年以来，人们屡用不爽。毛泽东在7月30日上午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的一番谈话，还真的震出了一个人来，他就是在早上还主动与周小舟、周惠订立攻守同盟的李锐。

　　30日这天晚上，李锐忍不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还想说明一下您今天提到的‘湖南集团’的事。这件事最使我心情沉重，无刻能安。下面讲一下同我有关的情况。

　　听了主席23日的讲话后，我的心情紧张起来。晚上到小舟、周惠处扯谈，小舟也很紧张，想去找黄老谈谈。电话约后，3人就一起去了，谈了下我们的心情。黄老要我们不要紧张，有错误老老实实检查就好了；说彭老总的信一细看，问题很多。周惠又谈了一些湖南粮食等情况。临走时，彭总进来了，我们都站起来（房中没有多余的凳子）。彭总讲了一下他写信的过程，没谈几句，我们就走了。出来时在山坡上望见罗瑞卿同志，小舟二人过去打招呼，我从另一条路回我的住处——说明这一细节，是听说有小组追问这件事。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果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李锐的这封信，连夜由王敬先送给了毛泽东。

　　7月31日凌晨，毛泽东批示印发鞍山市委的一个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必须抓紧8、9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

　　上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周**、朱德、林彪、彭真、贺龙。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通知后，走进美庐2楼客厅，见刘**等人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他们几个人是被召来列席旁听的。

　　上午10点50分，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一开始就有意点明李锐给他写了信。他说：

　　“李锐昨天晚上写给我的信，已经送与常委看了。”

　　接下来，他在讲话中系统地说起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的历史情况。他还说到了彭德怀在这几次路线斗争中，一直站在错误的方面，并举出了历史上不少的事例。

　　彭德怀插话说：

　　“我过去追随王明、博古路线，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向黄克诚谈过。”

　　毛泽东说：

　　“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彭德怀说：

　　“我都61岁了，耳已顺了，以后还能有什么呢？”

　　毛泽东说：

　　“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以团结你。”

　　他又说：

　　“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福和中学老师

　彭德怀说：

　　“政治与感情，你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上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彭德怀接着讲了一些往事，想表明他从很早的时候就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先生，对毛泽东是很尊敬的。他不同意毛泽东说他两人的关系是三七开。最后，他说道：

　　“我认为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毛泽东说：

　　“还是三七开吧。”

　　这次会议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就是吃包子充饥，一直开到下午5点才结束。

　　1959年8月1日，这一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参加会议的还是7月31日原来的一班人。会议从上午10点开始。彭真让李锐做记录。

　　毛泽东的讲话，从井冈山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从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到苏联的教训，观点鲜明地批评了彭德怀。

　　刘**、周**、朱德、彭真都在其间插了话。有人说：

　　“你有大功劳，但全是因为有了毛主席、党中央，否则，顶多当个唐生智、程潜。”

　　有人说：

　　“这么多元帅支持你，是由于主席，但换不出你一条心。”

　　有人说：

　　“几十年本能反映，自信太高，过分自负，想当个大英雄。”

　　一直沉默的林彪发话了，他说：

　　“彭德怀同志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你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此言一出，满座皆惊，朱德等人纷纷瞩目于林彪。彭德怀正要辩解几句，林彪抢先接着说：

　　“平型关吃了亏，是头脑发热，这是任弼时的决定。你那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毛泽东对着彭德怀说：

　　“你组织性、纪律性很差，你有个说法：只要有利于革命，专之可也。打朱怀冰等，时机紧迫，还可说：‘专之可也’，打百团大战，为何不先报告请示一下？”

　　他转向众人，又说：

　　“彭德怀同志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不是辨证唯物主义的。彭德怀同志这个人，是有两面性的，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是积极的，但革命的方法也有错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有了变化。他对社会主义也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要群众又害怕群众。9000万人上山炼铁的革命热情，他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彭德怀同志这次对时局估计错了，对自己的威信估计高了，对党内同志政治水平估计低了。”

　　毛泽东盯着周小舟，说：

　　“没有看见？小舟，你上了当，搞合股公司，拉过去了。”

　　周小舟哭丧着脸解释说：

　　“我对彭老总说，有意见，应同主席谈，但莫起冲突。讲了3遍，不能起冲突。”

　　毛泽东嘴角浮现出一丝嘲意，说道：

　　“你还说不是，散布空气，无民主自由。我们讲了9个月纠‘左’，批判了9个月。你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纠正了，批判了9个月，为什么还搞这一手？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以为大批群众会集合于你们的旗下。”

　　周小舟低着头，无言以对。毛泽东接着说：

　　“小舟是否永远被拉过去？看小舟的态度，这个人不觉悟。‘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紧张’，他都接受。‘得失相当’、‘左难纠’，这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小舟，你马克思主义观点少一点。这是对领导，不是对群众说的。有些事你不知道，信的目的何尝不知道？可以原谅，同意纲领不简单，是气味相投。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不知道？我同省委书记，同任何一个人非议过彭德怀没有？同我讲彭不好的，统统挡回去。要当面讲，不当面讲非英雄豪杰。如罗瑞卿，要当面讲。”

　　周小舟神色有些不自在，挠挠已经秃顶了的头，说：

　　“联系过去那些历史看，我不了解彭总过去如何对抗。同意他的信，是我思想幼稚。”

　　毛泽东断然纠正周小舟：

　　“重点在此，思想有共同性！”

　　周**也说：

　　“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毛泽东重提1935年遵义会议后，林彪写信要让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林彪见毛泽东又提起了这回事，就插了话，终于说出了24年前那件事情的真相。他说：

　　“长征中我给中央写信要主席、朱总和**同志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同志来指挥红军作战，这事我并未和彭德怀同志商量，是我自己决定写这封信的。”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7月14日的信上，他说：

　　“彭德怀同志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向党进攻，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彭德怀同志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锋芒是对着中央的，是攻击中央，反对中央。彭德怀同志写那封信是准备发表的，是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用他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要修正总路线，另搞一个出来。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毫无感情，全部感情放在后半部分。”

　　彭德怀解释说：

　　“我的那封信有些问题考虑得不成熟，如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些问题是带‘政治性’的等等。但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当时想的主要是看到会议快结束了，写个信供主席参考，有无价值，请主席斟酌。没有想过信还要发表。”

　　毛泽东说：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敬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机会到了，出去考察，回来又到了湖南。”

　　彭德怀说：

　　“我的问题与国外无关。出国访问我实在不想去。出访期间，只是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为回答对方的提问，就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做过一点解释。除此之外，在其它国家访问时，关于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从未谈过。我既没捞什么资本，也没有取经。”

　　毛泽东说：

　　“上海会议重点是批评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接下来发言的是朱德。他的发言比较温和，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他也就不讲了。

　　彭德怀在会议结束时说：

　　“不管会议最后给我做出什么结论，我保证做到3条：1、不会自杀。2、不会当反革命。3、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这次会议中午也没有休息，依然是吃包子充饥。

　　8月1日夜，毛泽东将他在29日批示3篇报道及批语批给王稼祥，又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3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3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8月1日晚10时，毛泽东给周小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昭明文选》卷10中的《邱希范与陈伯之书》。

　　陈伯之是南朝齐梁间人，目不识丁，少时臂力过人，干点偷禾盗船的勾当，被人割掉一只耳朵。时逢乱世，曾任齐江州刺史，后降梁武帝，不久谋反失败，渡过长江投奔了北魏。4年后，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让他的记室邱希范写了一封信给陈伯之，这就是有名的《邱希范与陈伯之书》，陈伯之接信后重新归降梁主。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枚高’，几句见邱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鳍喋血于友于，张绣剿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8月1日深夜，田家英来到180号院，卫士引着他登上2楼，他一进门看见毛泽东就哭了，“哭得很厉害”“放声大哭”，腿也软了，卫士劝不住。毛泽东只好离开沙发过来劝，也劝不住。田家英哭着说：

　　“主席，我年轻，没经验，上当受骗了。”

　　他一边流泪，一边检查，一边揭发。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吸烟，脸色凝重，并无惊愕、震怒之类的声色，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原来，田家英曾经多次和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谈话，他的话后来被李锐称之为“危险的交心”，李锐是这样记述的：

　　“田家英说，在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第3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前夕的一些情况。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他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这一次，田家英把自己讲的话检讨了出来，把别人讲的揭发了出来；会上谈的说一遍，会下议论的也交代了出来，诸如：“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到了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有些像铁托”，“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就是180度”。

　　毛泽东用力将烟头拧灭在烟灰缸里，轻轻叹口气，说：

　　“唉，莫哭，莫哭了。你还年轻，要振奋精神，继续搞好工作。”

　　他送走田家英，不停地踱步，横在面前的那堵墙，终于坍塌了一块墙角。

　　后来有人怀疑田家英和彭德怀有联系，经调查，他与彭德怀并无联系。毛泽东在一个发言材料上批道：

　　“这是挑拨，秀才还是我们的。”

　　这个批示保护了田家英，田家英又向毛泽东做了检讨，得到了毛泽东的谅解。毛泽东对田家英说：

　　“照样做你的秘书吧。”

　　欲知庐山会议上的事态如何发展，且待下一章详细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94
第294章
　　“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真个是害煞人也么哥，真个是害煞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忽然汗出，霍然病已。”
话说1959年8月2日凌晨，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颇有辣味亦有意味的信，他写道：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
　　“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真个是害煞人也么哥，真个是害煞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忽然汗出，霍然病已。”
　　“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记了，如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著，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
　　8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因为这次会议是在特殊条件下临时决定召开的，所以有一部分中央委员是动用了空军部队的飞机送上山来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7人，列席会议的有15人。
　　会前，毛泽东批准印发了张闻天以前的发言材料。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话，首先说明全会的两个议题是：改变指标问题和解决路线问题，他说：
　　“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一改下来，我们担子就轻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它拜。我们现在破除迷信，把菩萨打烂，重新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指标。”
　　“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一个月了。初上庐山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说话不自由，又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就不晓得是什么事情，摸不着头脑。初上庐山，7月上半月那个时候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就是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不得要领，不过瘾。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工作（重点还是去年）。对于去年11月第1次郑州会议到现在9个月间中央的这些工作（批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以为要重新议过。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因此我们感觉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够了，这个民主还小了，现在就请同志们，大家来开中央全会，这个民主大一些。他们还可能要求扩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有党代表大会，准备明年春季开党代表大会。”
　　“现在要求民主，又是1957年那个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么一种形势。开头几天，我摸不着头脑，现在看来，是这么一件事。”
　　关于开会的方法，毛泽东说：
　　“应该是历来为我们大家所赞成的一种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总要有一种希望。我们是希望团结，还是希望分裂呢？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这个命运，我们应该团结。……那么，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
　　毛泽东最后说：
　　“一上山，我就讲了3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小，前途光明。我想，这样的话总是可以的吧。后头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不少问题，可见得问题不小。”
　　“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抽款’没有了，浮夸风没有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向着6亿人民的事业，向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现在要指标越落实越好，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缺点确实是存在的，但已经改了，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
　　8月2日晚，周小舟在晚饭后时而伏案挥笔，时而绕室踱步，他正在给毛泽东写回信。
　　周惠接电话通知，毛泽东今晚要找他谈话。周惠立即来到了180号院。
　　毛泽东坐在2楼的沙发里，吸着烟正在沉思问题。卫士轻声报告说：
　　“主席，他来了。周惠同志到了。”
　　“唔。”毛泽东点点头，将烟灰弹入烟灰缸。周惠进门报告说：
　　“主席，我来了。”
　　“坐。”毛泽东将大手一摆：“坐吧。”
　　“主席，找我什么事呀？”
　　“我找你挖墙角。”
　　周惠心中咯噔一下，皱起淡淡的眉头，故作茫然地问道：
　　“主席，挖什么墙角呀？”
　　“挖彭德怀的墙角！”
　　周惠顿时急了，一脸的大麻子憋得通红，委屈地叫了起来：
　　“怎么我是彭德怀的墙角？我是党员，我怎么是彭德怀的墙角？”
　　毛泽东笑了，用手指指茶几上的香烟，说：
　　“是墙角也不要紧，可以挖过来嘛。”
　　周惠顾不得去拿烟抽了，他极力地辩白说：
　　“主席，这样说我不同意。我是一块砖一块石头都可以，但只能是党的，党的领袖是毛主席。党把我砌到哪里就是那里，我怎么能成谁的墙角？”
　　毛泽东吸着烟注视着周惠，一口烟雾吐出，突然问：
　　“彭德怀跟你说过我些什么？”
　　周惠一怔，马上否定：
　　“没有。”
　　毛泽东摇摇头：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少，什么也没说过？”
　　周惠停了停，说道：
　　“主席，您知道，我参加革命的历史不算长，土地革命时期我还在读书种地，抗战时正式参加革命队伍，才见到彭德怀。在华北他是副总司令，我在北方局工作，打游击在一起，有时常住一个院子，见面虽然多，他是副总司令，能跟我们说什么？革命队伍中，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是传奇式的英雄。我们怎么知道上面还有什么矛盾和斗争？以后职务渐渐升高了，知道的历史多了些，听到的事也才多了些。彭总这个人脾气大，爱骂人，他得罪人很多，不少人都怕他。
　　我在湖南当书记，彭德怀来了，我当然要去看望。中央和各省领导来了，总不免要去看看吧？彭德怀确实跟我谈过一次您，他说从前不服您，一次次同您矛盾斗争，结果事实都证明是你正确了。王明排斥主席的领导，撤消了主席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这时主席是很需要支持的，可是他对王明错误路线缺乏认识，打赣州他执行了，没打下来。撤围后，主席主张向北发展，和赣东北打成一片，他没有支持主席的意见。还讲了洛川会议，说主席提出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他的认识与主席的意见有差距，他说后来的事实证明主席是正确的，他从心里服了您。”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周惠的话，一口接一口吸烟，说：
　　“他是一贯反对我的，几次路线都动摇。庐山这次怎么说？还有你。”
　　“主席，我是做实际工作的，这次上庐山，我说不来，又开农业会，又感冒，可主席叫我一定来。我想到什么说什么，主席不了解吗？我有意见并没瞒主席呀？在长沙这么讲，上庐山几次跟主席见面，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毛泽东瞪一眼周惠，问道：
　　“被插了白旗，你一点气也没有？”
　　“怎么能没气？白旗有粮，红旗没粮，当然有气。”
　　“所以就要发牢骚，要出气，把锋芒对着所有的红旗。”
　　“是有点翘尾巴，看见他们老是自己正确我就有气。可这怎么能成右倾机会主义？还说我是俱乐部的，主席还要挖墙角，说我是谁的墙角……”
　　“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毛泽东将手一挥，结束了谈话。
　　正所谓：智者主意多，麻子点子多。藏首不露尾，不怕挖墙角。
　　　　　　送人断头台，保己哲学活。诸君若不信，好戏后边多。
　　再说周惠回到住所，周小舟已经写完了给毛泽东的信。周惠听了他叙述的信中的内容，说道：
　　“说太多了。月要盈，你说什么它也在盈；月要缺，你说什么它也要缺。”
　　周小舟怔了片刻，方有所悟：是啊，你说了一，还要追三，说了七，还有十。他懊丧地说：
　　“已经给主席送去了。”
　　周惠淡淡地说：
　　“我家里有本郑板桥的书，真应该让你看看。”
　　8月3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举行小组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他们这些被批判的人，一个一个被拆开，分配在各个小组中，分别进行面对面的批判。
　　8月4日晚，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中央委员会会议，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会议。刘**传达了7月31日和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谈话精神。
　　林彪在会议上发了言，他说：
　　“我是半路上山的，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一批援兵。”
　　林彪紧接着开始批判彭德怀，他说道：
　　“彭德怀说，延安整风操他40天娘，这次他不可以操20天娘吗？所以，他总的目的是为了操娘，为了骂党，骂中央，骂毛主席。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他平时摆出张飞的面貌，坦率的面貌，是很迷惑了一些人的。毛主席说，跟他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三七开。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
　　朱德、周**也相继在会议上讲了话。
　　8月5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平江县谈冷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一文做了批示。他写道：
　　“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了一会儿，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背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背的。”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180号院听取各小组会议上的情况汇报。各小组的情况大致如下：
　　在批判彭德怀的小组里，彭德怀和康生、李井泉等人发生了正面冲突。彭德怀说：我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是告计委的状，“我并不是攻击毛泽东同志”。“你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我没有律师辩护，你们像法庭审判。”“同黄克诚等人的工作关系是有的，私人关系没有。”
　　在批判黄克诚的小组里，有人劝黄克诚反戈一击。可黄克诚却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有人说他是彭德怀的走狗，黄克诚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
　　在批判张闻天的小组里，张闻天说：“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要推翻也推翻不了。”“我是做调查，看到海南岛有的地方饿死了人而干部却不敢说。我说过，问题这样严重，报纸上不能光讲成绩。确实不能光讲成绩呵！我把调查情况反映出来，也只是希望毛泽东同志出面领导来纠正去年的错误。”
　　在批判周小舟的小组里，周小舟说：“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同志肯定‘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在这个前提之下，把成绩说够，缺点讲透。23日毛泽东同志讲话完全反过来了，提出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我对此认为是180度的转弯。”
　　在批判周惠的小组里，周惠说：“湖南的粮食问题不是右倾，毛泽东同志到长沙时，对湖南省的工作是肯定的。我是搞实际工作的，对插白旗有气，说了几句闲话，总理已经批评过了。其它问题没有。周小舟是对浮夸风、共产风、供给制有意见，主席也批评了共产风么。不能由此推论小舟同志是反对人民公社，他只是反对供给制、共产风。”
　　毛泽东听完了汇报，说：
　　“哎，允许交锋，允许辩论。我怀疑有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这里有两份材料，你们看看，我写了批语。”
　　他批示的两个材料一个是《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他除了将王国藩办人民公社的经验总结归纳为7条外，还写道：
　　“我想每一个专区可以找到1个至几个办得较好如同王国藩那样的公社，请你们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
　　另一份材料是《目前农村中“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他批道：
　　“这一篇，也值得一看。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
　　8月6日晚，毛泽东得知刘思齐病了，就给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娃：
　　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爸爸
　　8月7日上午，周惠在去会场的途中，正好遇到了罗瑞卿。身材高大修长的罗瑞卿，俯视着矮小敦实的周惠大声喝斥道：
　　“周惠，你还不老实交代！李锐都承认了，你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活动的，订攻守同盟是没有用的！”
　　周惠闻言大吃一惊，他硬着头皮说：
　　“什么有组织有计划？我总不能说假话，编个组织活动出来吧？”
　　“他妈的，你就是不老实！不是你来拉我去听周小舟谈话吗？你们在主席那里谈了话以后，跟中了彩一样，拉我去谈？想宣传我，影响我？我看是想跟我施加压力，不让我阻止你们大谈特谈缺点！”
　　“那是你的推论，我没有讲。”
　　“主席23日讲话之后，你为什么不再找我了？为什么不来承认上次是宣传错了？你从根本上跟彭德怀、黄克诚的思想就是一致的！”
　　周惠不再吱声，硬着头皮只顾朝会场走。只听罗瑞卿在后面骂道：
　　“23日晚上你们到彭德怀、黄克诚那里去议论些什么？我从含鄱口看月亮回来，碰见你们时都10点半了。纸里包不住火，你们议论的内容，迟早是要被揭出来的！”
　　周惠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他明白已经坏事了。
　　8月7日这一天本来是一个大晴天，可是周小舟的脸色非常苍白，心里也是乌云笼罩。他听着人民剧场那边不时传来的批斗彭德怀的怒吼和口号声，终于坐不住了，起身朝周惠的房间走去。
　　“周惠！”周小舟进门就绝望地叫了一声，说：“根本不存在反党集团，湖南派。我不是反对派，我是拥护中央，拥护毛主席的。”
　　周惠望着周小舟，茫然地点点头。周小舟痛苦地说：
　　“我们这次犯了错误，但我是清白的。”
　　此时，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他们被分开在各个小组接受批斗，他们之间已经失去了联系，谁也不知道谁的情况如何。既然都说是反党集团，周小舟自然是要申明自己与反党集团无关。所以他又说：
　　“我与反党集团无任何联系。我确实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都谈过话，我自己也到彭德怀屋里去过，谈过话。我说我没反党，没反毛主席，人家也不信。我的问题是跳进长江也洗不清了。”
　　周惠安慰他说：
　　“问题最后总是可以搞清楚的。”
　　“搞不清了，至少在庐山是搞不清了。我的所做所言，自认为是爱护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但搞不清楚，我长100张嘴也讲不清了。我估计会关起来，或许杀头，但我绝对不会自杀。”
　　“还不至于如此。”周惠摇摇头说：“你想得太严重了。”
　　“轻不了，这方面的经验我还是有的。”
　　周惠皱着眉头沙哑着嗓子说：
　　“我的心情也是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我也有错误，没搞好防御工事，被小人钻了孔子，搞被动了。”
　　周小舟哽咽着说：
　　“你同我的情况还不同，你说话谨慎，没留什么把柄，你也没有去过彭德怀的房间，只要检讨得好，估计还能回湖南。我们共事一场，彼此了解，声气相投。你回去以后，对我的小孩子关照关照……”
　　周惠眼圈红了，他抓住周小舟的手用力地握着，说：
　　“放心好了，我会尽力的。”
　　周小舟仰天长叹：
　　“我估计最难过的日子该到了。”
　　这正是：昨日书生气如牛，今日书生泪似流。昨日何不思今日？悬河信口强出头。
　　再说8月7日晚，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
　　8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议定，将原来的6个小组合并成3个临时大组，彭德怀在李井泉一组，黄克诚在张德生一组，张闻天和周小舟在柯庆施一组，分别接受批斗。
　　8月9日下午，张闻天在连续的批斗中，终于低下了头，他交代说：
　　“彭德怀曾跟我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还议论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
　　同在一组的周小舟脸色惨白，他也承认说：
　　“还讲过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
　　8月10日，胡乔木在小组会上抓住有关“斯大林晚年”的谈话，作了题为《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发言，他说道：
　　“1、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毛主席则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创造者。2、斯大林晚年在党风上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晚年相同？3、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建设，毛主席在这方面也同他相反。4、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至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5、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现象。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以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6、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
　　8月10日，在批斗彭德怀的临时小组会议上，众人纷纷质问：
　　“彭德怀，你必须老实交代与张闻天、黄克诚的关系，你不要再骗我们了，别人已经交代揭发了！”
　　“你们在一起，什么话都能讲，为什么到了党的会议上就不讲了？你究竟还有没有一点党性？”
　　“说，快说！在组织面前要老老实实交代！”
　　“还不老实交代？你们是怎么议论南宁会议，怎么议论斯大林晚年的？说！”
　　彭德怀听着这一连串的问话和提示，沉重地喘着粗气。他已经明白，再没有退路了，只好说：
　　“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不是我讲的，是张闻天讲过，可能是在中南海时讲的。我听他讲没有表示态度。我只讲了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问题，我说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有人故意诈唬彭德怀说：
　　“你讲毛泽东同志读了很多古书，很厉害。”
　　彭德怀说：
　　“我讲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是很厉害的人，这个我讲过。张闻天为什么到我那里去？因为臭味相投他才去的。因为我脑子里反动的一面升起来了，加上过去的不满，联系在一起。他还讲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很熟悉。”
　　又有人追问：
　　“你跟黄克诚究竟谈过这些内容没有？”
　　彭德怀说：
　　“我同黄克诚只是工作关系，除工作上的事，谈别的很少。张闻天在庐山3次到我楼上来，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是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断专行。”
　　这一天，黄克诚在临时小组会议上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与会者纷纷斥责他：
　　“黄克诚，你至今没有交代出任何新材料。告诉你，别人已经都交代了！”
　　“你知道的至少比张闻天要多，现在就看你对党究竟是什么态度？”
　　“7月23日晚，周小舟、周惠，还有李锐，到你那里议论了什么？说！”
　　“你也是中央委员，为什么对组织隐瞒？你的党性到底到哪里去了？”
　　一连串的责问，像钢针一样刺入黄克诚的心里，使他陷入极大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交代吧，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不交代吧，身为中央委员怎么能向组织隐瞒？正在他左右为难之际，罗瑞卿带着李锐进来了。黄克诚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糟糕，一定是李锐交代了，到这里来与自己对质来了。于是他不等罗瑞卿逼问，便开口了：
　　“主席在上海会议讲话后，彭德怀给我说过，‘主席要挂帅，难道过去不是他挂帅吗？’但有的揭发说的‘犯了错误不认账’这句话，彭德怀没有跟我讲过。他给我谈‘集体领导问题’，但确实没有讲‘常委会都是主席一人讲话’。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同志从没讲过。23日那天晚上是有人一时激动讲过。”
　　“谁？”“是谁讲的？”一片追问声：“说！”
　　黄克诚张了张嘴，说：
　　“李锐。”
　　会场里顿时一片哗然。黄克诚接着说：
　　“23日主席讲话那天晚上，他们3个人来到我处，李锐问过我：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说不能比。给我的感觉，他们3个人并没有什么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
　　此时的李锐毫无思想准备，他被罗瑞卿带来是要对证黄克诚与高岗的关系问题，没想到黄克诚指认他说了‘斯大林晚年’的话。于是，他便将23日夜如何去黄克诚那里，3人如何说，黄克诚如何劝，一五一十说了一遍，他最后交代说：
　　“斯大林晚年这句话，确实有人讲过。我不是逃避责任，黄克诚没记错，是有人讲了。但不是我，也不是彭德怀和黄克诚，是周小舟。”
　　陈正人马上来到批斗张闻天、周小舟这一组，追问道：
　　“周小舟，黄克诚已经做了交代，你们3个人23日晚上在他那里谈了现在是斯大林晚年，反右会出乱子，你说了没有？”
　　迟早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周小舟面无血色，点点头说：
　　“我说了。我跟李锐讲的多，周惠讲的少。”
　　有人追问：
　　“为什么隐瞒至今？”
　　“我想找机会向毛泽东同志自己讲。”
　　“目的是什么？”
　　“我们是想向主席进忠言，觉得主席批评过分了。”
　　“实际是想给彭德怀打抱不平！”
　　“是有这个意思。”
　　“算不算阴谋司令部？”
　　“我说不是。”
　　“你说不是，为什么在黄克诚那里敢讲，在其它地方就不敢讲？主席说是反对派、湖南集团，是毛泽东同志错了，还是你错了？”
　　“根本不存在反党集团，湖南派。我不是反对派，我是拥护中央，拥护毛主席的。”
　　“你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一点不感到良心责备，不知是什么心情？”
　　“我心地坦然，假如因此把我搞成反党集团的成员，肯定是个错误。”
　　李富春大口小口地吸着烟，神色严峻地问：
　　“你再讲一遍，斯大林晚年是什么意思？”
　　周小舟说：
　　“这次从反‘左’到反右，180度大转弯，我想不通。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
　　此时的周惠已经有些晕眩，他突然感到有人在拉他，回头一看，是胡乔木。胡乔木悄声劝道：
　　“周惠，这个时候可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黄克诚、李锐已经交代了，你赶紧检查吧，越晚越被动。”
　　任是周惠再沉稳老练，也终于憋不住了。他起身跑到厕所关上门，默默地哭了一场。
　　周惠回到会场，胡乔木又动员他说：
　　“周惠呀，今天和昨天不一样了。保卫总路线，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你应当彻底检讨揭发。”
　　周惠点点头，心里却想：我的许多想法和讲话，都是受了你们的影响，可你们现在都要奋起保卫毛泽东和党中央，而我却站在了被告席上。
　　终于轮到周惠检讨了，他说：
　　“我不想上山，是主席叫我来的。主席召见我们3个人谈话说，‘我是反冒进的头子’，‘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是想照主席的讲话精神把事办好。我就是针对湖南的实际情况，想把成绩说够，把问题讲透。讲问题时，客观上有一些内容与彭德怀、周小舟、李锐等同志是有一致之处……”
　　“你不要扯那么远了。”有人打断了他的话，斥责他说：“讲要害问题！”
　　周惠依然不紧不慢地说着，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与会者终于忍耐不住了，纷纷指责他：
　　“你还不老实，轻描淡写！”
　　“谈你跟湖南宗派关系，交代你在军事俱乐部里的活动！”
　　“彭德怀给主席的信，”周惠继续说：“事前我不知道，事后印发，我是和大家同时看到这封信，当时认为用心是好的，只是有些话不妥当而已，前途光明表达得不够。23日主席讲话以后，受到很大震动，一时没转过弯，怎么纠‘左’，一下子变成了反右？想不通……”
　　人高马大的甘肃省第一书记张仲良听不下去了，气得他直拍桌子，会场里一片骂声。
　　“哎哎，你们不要嚷了。”主持会议的周**维持秩序，他说：“周惠年轻，没经历过这种场面，你们再嚷他就不讲了。”
　　周惠此时已经明白，再不讲点实在的是过不了关了，况且别人都已经承认了。于是他轻咳一声，就把23日晚上3人如何议论，如何去找黄克诚，谁人又说了些什么话，如此这般一点不露地描述了一番。
　　欲知周惠以后如何继续保护自己，且待下一章分解。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95
第295章
　　“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
话说1959年8月10日晚，毛泽东对曾希圣转来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
　　原来，张恺帆在7月4日回到家乡无为县，见到了正在生病的母亲，母亲想吃一条鱼也吃不到，张恺帆到大食堂看了看，发火说，食堂不办了。有人说办食堂是中央精神，雷打不动。张恺帆说：“我就是雷公，统统散了。”他要求县委书记当晚立即贯彻执行。就这样，到7月15日，全县6000多个食堂全部解散了。其中有少数不愿意解散的，也被强行解散了。
　　毛泽东一支接着一支吸烟，他在这个报告上是这样写的：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份，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他们早就参加了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和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8月11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是主观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彭德怀30多年来，思想立场没有转过来，始终同党格格不入，是挂着共产主义者招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抱着入股而来的党的同路人。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是“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
　　毛泽东还说：
　　“这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不是有几位秀才最近倒霉吗？李锐不是秀才，他是‘俱乐部’的人。李锐同志啊，你在不在呀？你不是要求我在一个会议上取消‘湖南集团’称号吗？我不大愿意取消。不过，叫‘湖南集团’不合适，那是我与你们几个人讲的。譬如有张闻天，他就不是湖南人。”
　　“周惠也不是湖南人。”场内有人大声插话说。毛泽东继续说：
　　“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的人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周惠这个人有缺点，但是比小舟好。小舟这个人他是不给你交心的，他的心使你看不见。小舟啊，我就是这么说的。你们不要妄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
　　就这样，毛泽东以他的宽仁大度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
　　毛泽东最后说：
　　“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判吗？批过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我相信，经过这一次会议，我们全体会要大进一步。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要估计彭德怀等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他们脑筋里头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从7月16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谈过：难道我们30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这样，必须搞两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判，继续批判从严。”
　　8月11日上午，李锐交了一份检讨书，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他在交代中写道：
　　“在庐山会议的前一阶段，我和周小舟、周惠同志结合在一起，想把会议的方向导致多谈缺点，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并对绝大多数贯彻总路线的左派同志进行责难，因此散播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的空气。”
　　李锐在交代中还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与黄克诚、周小舟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陷入这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承认7月30日夜写给毛泽东的信是“欺骗毛主席，说是用我的政治生命担保写的”。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做出这种认定和揭发，正是周小舟、周惠竭力避讳而决不认账的东西。所以他们二人怒不可遏，在房间里破口大骂。周小舟泪流满面，他说：
　　“我要去找主席说清楚！”
　　“算了。”周惠劝道：“说又有什么用？这样的气氛，越解释越乱。”
　　“信口雌黄，言不由衷，满纸胡说八道！对党对主席负责我也得说明真相，他这是推卸责任！”
　　“郑板桥说难得糊涂。算了，将来会有弄清楚的一天。”
　　“我自己去找主席，我在会上就讲过要找主席谈，横竖不过如此了。”
　　周小舟拿起电话联系，毛泽东同意在12日夜接见周小舟。
　　8月12日，毛泽东对辽宁省委执行中央关于反右倾指示的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股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绩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8月12日夜，毛泽东和周小舟的谈话一直到13日凌晨才结束。周小舟走后，他依然无法平静下来，不住地在室内踱步，根据周小舟所谈的内容，再次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周小舟在几个小时的谈话中，并没有检查自己的错误，无非是恼火李锐的检查交代，不住地为自己辩解。毛泽东一直认真地听着，除了插话问一些问题，始终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
　　毛泽东一直把争取旧日的秘书周小舟的事看得很重，希望他迷途知返。现在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他走到红木桌前，顺手拿过一张纸，从笔筒里拈起一枝铅笔，写下一行字：
　　“昨夜谈之甚好，望即写出送我。”
　　毛泽东吸着烟，望着纸条沉吟了一会儿，重新拿起笔，将“好”字缓缓圈住，又涂了几笔，在其右上方另写了一个“畅”字。他对卫士说：
　　“把这个条子给周小舟送去。”
　　再说周小舟回到住室，周惠问道：
　　“怎么样？”
　　周小舟高兴地说：
　　“很好。”
　　“听进去了？”
　　“谈得高兴，这一次交了心。”
　　周惠仍是一脸狐疑。正在此时，毛泽东的秘书送来一张纸条，周小舟看后喜形于色地递给周惠，说：
　　“主席写的，我说的不假吧？”
　　周惠见上边写的是：“昨夜谈之甚畅，望即写来送我。”的确是毛泽东的铅笔手迹，其中的“畅”字是在勾掉了“好”字后添上的。周小舟见周惠还在琢磨，就问他说：
　　“怎么，你想什么呢？”
　　周惠“唔”了一声，说：
　　“主席原来写的是‘谈之甚好’。写事跟谈事不同，白纸黑字，不像谈话，没谈清马上还能再补充或解释几句。”
　　周惠一语点破了毛泽东的用意。周小舟顿时醒悟，他点点头，说：
　　“嗯，要字斟句酌。”
　　凌晨3点，周小舟拿着写好的材料来到周惠的房间。此时湖南省委副书记李瑞山也上了庐山，和周惠住在一起。
　　“瑞山，我给主席写的信，你帮我看看。”
　　“不看了，我也不了解情况，”李瑞山推辞说：“我不看。”
　　“周惠，你帮我看看。”
　　“你写好就行了，我就不看了。”周惠也明白看一看便有干系：“这么晚了，我也该睡了。”
　　“周惠，求你了。”周小舟坚持说：“帮忙斟酌一下文字，把把关。”
　　周惠只好接过材料，把其中与自己有关的地方改动了9处。周小舟还想让李瑞山看看，李瑞山上断然拒绝说：
　　“我不看。”
　　周小舟让秘书抄写好后，就让秘书送往毛泽东住处。
　　8月13日上午9时，周小舟写给毛泽东的信，已经印发到与会者手中了。
　　周惠接到印发信件一看，只见毛泽东在上面的批示是：
　　“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
　　周惠顿时惊出一身汗来。周小舟的秘书拿着印发材料问周惠说：
　　“周书记，怎么办，告诉不告诉周小舟同志？他吃了安眠药还没醒。”
　　“这还用问。”周惠大声说：“天大的事，快叫醒他！”
　　周小舟被推搡了几下，迷迷糊糊地坐起身，接过铅印件一看，立时清醒了。他绝望地叫道：
　　“怎么会是这样？”
　　从8月13日开始，八届八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惠先后在全会上作了系统的检讨。
　　彭德怀在检讨中说：
　　“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我万分诚恳地提议，撤销我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职务，并愿接受党的任何处分，请求党分配我去做党认为合适的工作。”
　　黄克诚在检讨中说：
　　“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我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错误的，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
　　张闻天在检讨中说：
　　“彭德怀同志的信和发言，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纲领，主要锋芒是反对毛泽东。”
　　“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准备、有活动的。我曾经对彭德怀同志表示过一些和他同样的看法，未向中央报告，是我的严重错误。我是6月中间开始陷入军事俱乐部，7月23日以后逐步退出。为什么会陷入军事俱乐部呢？一是思想上右倾。二是教条主义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复活。三是宗派主义的老原虫复活。”“同志们说我有‘五毒’：狭、高、空、怯、私，我完全接受，愿意痛改前非。”
　　8月15日，毛泽东在全会印发的《哲学小词典》部分材料上，给与会者们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他写道：
　　各位同志：
　　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词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字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以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3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它各门。
　　　　　　　　　　　　　　　　　　　　　　　　　　毛泽东
　　这一天，全会还印发了毛泽东在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文件上撰写的一篇辛辣无比的短文。全文敬录如次：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
　　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年——1959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哪一个还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文件及我的这些话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毛泽东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就要结束了，会议印发了毛泽东撰写的颇有文采颇具力度的两个批语，作为对这次全会的总结。一个是他写在枚乘《七发》印发件上的批语，一个是他撰写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短文。
　　毛泽东在印发件枚乘《七发》上的批语中写道：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离骚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
　　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流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峨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农，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
　　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泳、爬山、广播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足干劲，反右倾。
　　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肢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燕，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而，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这种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做‘批判从严’。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前段是序言，下分7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之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9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己。’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该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要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
　　我少时读过此文，40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讲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人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种泄气、悲观、糜烂、右倾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引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短文中写道：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一个文件，“不只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某某某（所见材料未指名——笔者注）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1953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1953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是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38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毛泽东
　　在这一天的全会上，全体中央委员一致举手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4个文件。
　　在《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中，还这样写道：
　　“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全会选举罗瑞卿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8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届八种全会闭幕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11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12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2月底3月初第2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3月底4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
　　“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5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
　　“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你这个人，我跟你讲过，你是民主人士，你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民主人士。”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一次提到了海瑞，他说：
　　“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
　　“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么，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
　　毛泽东还特意提到了高岗，他说：
　　“高岗这个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同志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
　　刘**插话说：
　　“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果来了，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过来。”
　　毛泽东说：
　　“他后来去世了。那个责任也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延安。那时我们提了3个条件，他不能接受。当时我们还不稳固，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现在我们本钱大了。章伯钧、章乃器天天骂我们，还给他官做。中国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刘仁静，现在当翻译。”
　　周**插话说：
　　“罗章龙在教书。”
　　毛泽东做了个有力的手势，说：
　　“要给人出路！”
　　他说着，朝周小舟望去，接着说：
　　“要准许阿Q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
　　“中央全会开15天了，今天闭幕。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会议，是一次胜利的会。林彪同志，你刚才讲的那两句话，避免了2个东西，第一，避免了马鞍形。如果彭德怀挂帅，天下就要大乱，泄掉干劲。第二，避免了党的分裂，及时阻止了党的分裂。犯错误的同志自己还得到了挽救。”
　　至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了。众人依次走出会场，彭真叫住了周惠，他用遗憾地口味对周惠说：
　　“你呀，周惠！你要是不跟着闹，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还不是你的？”
　　“我不行，”周惠垂着头说：“我水平不行。”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忆王稼祥和彭德怀的关系时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庐山会议这一场斗争的注脚。她说：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其实影响是很坏的，王稼祥同志并不赞成他的那些做法。他在历史上的确几次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都没有和他计较，都容忍了他。彭德怀确有取代毛主席的意思，他对毛泽东恨得要命。他曾经在1956年和王稼祥讲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老毛搞个人迷信比斯大林还要厉害。有些人上升，除了会喊毛主席万岁外，再没有别的本事。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扭转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状态。’我听到彭德怀这些话，一再地警告稼祥，绝对不能和彭德怀来往。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曾经给稼祥打电话，都让我给回绝了。我曾经对他不客气地说：‘稼祥已经被人利用得够多了，你们不要再把他往火坑里推了，你们谁有本事谁去当英雄，稼祥就是愿意平平安安地当个老百姓。’稼祥有时也批评我对彭德怀的态度不好。我对他说：‘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共同命运的大事，你得听我的。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可以正常地提，不要故意和别人闹别扭。’我已经看出，多年来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态度是作了最大忍耐的。彭德怀对毛主席毫不尊重，指着鼻子骂毛主席，连王稼祥回来都对我说：‘老彭太过份了，怎么能那样对待毛主席呢？他好像仗着什么人的势力这样做，我没有理睬他。他那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整毛主席。’稼祥才是真正地维护毛主席的威望的。庐山会议本来就是要作自我批评的，结果彭德怀那么一闹，会议转向了。王稼祥那时也可以和彭德怀讲几句话，但是他和彭德怀没有答一个腔。彭德怀勇气有余，方法不足，弄得毛主席3天3夜睡不着觉，终于发动了反彭德坏的斗争。”
　　再说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各省、市、自治区按照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开展“反右倾”斗争，批判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
　　还有一件事必须提及，那就是胡乔木把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讲到海瑞的这个信息，马上从山上传达给在北京的吴晗，要吴晗修改不久前刚刚撰写好的《论海瑞》一文。吴晗根据胡乔木的指点，加写了一段研究海瑞的现实意义：
　　“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人们立场、工人阶级立场的海瑞，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海瑞，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的海瑞，深入群众、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海瑞。
　　这样，封建时代的海瑞，还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此时，正值庐山会议闭幕，鉴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胡乔木为了避嫌，又在《论海瑞》一文的结尾处，加了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话。
　　不久，吴晗在1959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海瑞》一文，结尾部分就采用了胡乔木的这一段话，目的是要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线，并特别注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欲知毛泽东后来能否顺利地实现他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理想？请诸君继续关注本传第八卷：乱云飞渡。
　　东方翁曰：众所周知，在新中国刚刚建立后进行的3年朝鲜战争，不但延缓了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而且还意外地使自己背上了13亿美元的战争外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从1954年开始，领导全国人民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展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仅仅在建国后的9年间（包括半年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和3年抗美援朝战争在内），就在世界的东方初步建立起来了一座社会主义社会的擎天大厦，使中国终于成为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强国，实现了毛泽东“敢上九天揽月”的宏伟志向。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事情！尽管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但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所出现的经济腾飞，却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国民经济全面的高速度的增长，单就钢铁生产方面来说，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每年炼钢不过5万吨左右，而新中国在1958年1年间就练出了合格钢材800多万吨。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么？期间，他不但先后领导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政治运动，而且还开展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斗争，并初步提出了他在青年时期就立志要进行的教育革命、文化革命的重大命题。当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以后要完成这些伟大的志向、理想、理论和实践，毋庸置疑，是要远比他搞战争、搞政治、搞经济艰难得多了。这也正是本传在后边的三卷中，要着力描述那个时期的历史事件的重要原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96
第八卷：乱云飞渡
第296章
　　“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6亿5千万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就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话说1959年8月18日，张闻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
　　毛泽东看了张闻天的信，立即批示道：
　　“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后来，毛泽东还给张闻天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
　　此后，张闻天再也没有能够见到毛泽东。他于1976年7月1日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世。
　　再说在庐山会议闭幕后的第4天，毛泽东离开庐山，到了南昌，又从南昌乘专列到杭州小住，他每天工作到凌晨，上午睡觉，下午起床后学习英语，然后到附近的丁家山散步或在亭子间里休息。
　　这一天，毛泽东到丁家山散步，他忽然听到啾啾的鸟叫声，循声望去，见道路两旁的树上挂着几个鸟笼子，立刻就明白了，心想，这一定是警卫处处长伍一的特意安排。
　　原来，杭州的警卫处长伍一为了给毛泽东增添一些雅兴，就在毛泽东经常散步经过的道路旁边和山坡上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又从园林部门借来了几个装有小鸟的鸟笼子，挂在道旁的林子间，以使幽静的山林增添几分悠闲的情调。
　　毛泽东马上让林克叫来了伍一，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指着树上的鸟笼说：
　　“你这个伍一，搞这个干嘛？旧社会玩鸟的都是公子哥儿。今后生活好了，别人搞了消遣消遣，我不反对，反正我不要！你马上把它给我拿走！”
　　伍一见毛泽东如此生气，他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吓得不敢做声。等毛泽东批评完了，他转身就去摘鸟笼子。毛泽东又叫住了他，指着路旁的花木，放缓了口气说：
　　“伍一呀，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你看这么多的空地多浪费。庭院绿化也不要光考虑到好看，形式的东西，中看不中用。你动动脑子，假如种些蔬菜、果树，既能开花结果，又有经济收入，群众减轻了负担，我们也能改善改善伙食，何乐而不为呢？”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伍一打心眼里敬佩眼前的这位领袖，他高兴地说：
　　“主席说的是，我一定照办。”
　　后来，伍一果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领导警卫部队开出了不少地，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果树，还种上了不少的茶树。
　　且说毛泽东在杭州住了两天后，就乘上专列，要经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天津一路北上回京。此时，由于北京的警卫干部要参加学习班，都提前回了北京，所以就只好由伍一带几个干部随专列护送。
　　途中，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他见伍一来了，就放下了手中的工作，招呼道：
　　“这边坐。”
　　伍一落座后，毛泽东和蔼地说：
　　“这次警卫人员不巧都回北京了，只好辛苦浙江的同志，你代我向大家表示感谢。”
　　伍一说：
　　“主席，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能够护送主席回京，同志们都感到很光荣。”
　　8月22日，黄克诚的夫人替他起草了一封向毛泽东承认错误的信。没想到毛泽东竟亲笔回了一信，他在复信中写道：
　　克诚同志：
　　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
　　　　　　　　　　　　　　　　　　　　　　　　　　毛泽东
　　8月23日，毛泽东给陈伯达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航送伯达、乔木、冷西、家英4同志：
　　此版右角甘薯问题，很有兴趣，可以一看。这种讨论，是非常之好的。科学讨论，《人民日报》要多起来，要多得占篇幅五分之一左右，岂不是很好吗？请你们于衣食住行用5大要政讨论一下。一塘死水，需要搅动一下了。你们8月21日的信收到，做得好，写得好，我看后非常之高兴。
　　　　　　　　　　　　　　　　　　　　　　　　　　毛泽东
　　　　　　　　　　　　　　　　　　　　　　　8月23日上午6时，倚枕
　　8月24日，毛泽东在回京途中给刘**的信中写道：
　　“我想到，今年国庆10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30多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10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毛泽东的提议，很快就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认同。
　　8月25日，印度巡逻队侵入中国西藏马及墩地区南端的朗久村，越过麦克马洪线，向中国部队猛烈开火，挑起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
　　毛泽东召集周**、陈毅、罗瑞卿、载涛到他的住处研究对策。之后，周**奉命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
　　印度政府被迫承认马及墩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将侵入印军撤出朗久村，退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南。
　　8月27日上午，毛泽东回到了北京，李敏和孔令华一块儿到车站接爸爸回家。
　　叶子龙受毛泽东的委托，负责招待伍一这几个浙江的护送警卫干部，他对伍一说：
　　“主席讲，你们中有些同志是第一次到北京来，让我请你们吃顿饭，饭钱主席付。下午再安排去参观。”
　　这天下午，毛泽东派他的专车送伍一他们去颐和园参观，伍一等人连连谢绝。随车的工作人员跟他们开玩笑说：
　　“主席安排的，谁敢不坐！”
　　车子开到颐和园门口停下来，执勤的民警见车子里只下来了几个年轻人，就有些不解，有一位上前问司机说：
　　“首长没有来？”
　　司机笑着说：
　　“首长的客人，也是首长。”
　　8月28日早饭后，毛泽东把李敏和孔令华叫到他的房间，和女儿商量他们结婚日期，准备请那些客人参加婚礼。因为李敏是女孩，他们商定，就只请妈妈们。除了双方家长之外，要请蔡畅，因为李敏在苏联就见过她，回国后在哈尔滨、沈阳，和她来往多，比较熟悉。要请邓颖超，因为江青多次带李敏到她家里去，李敏自己也曾多次去过她家，比较熟悉。要请曹轶欧，因为江青曾认为李敏的画画得好，请她给找人帮助辅导了一下。毛泽东说：
　　“你是否要请宋庆龄来？”
　　李敏摇摇头说：
　　“我是晚辈，请那么多老人不好吧，还是别去麻烦更多人了。”
　　毛泽东同意了，但是他说：
　　“我的亲戚王季范在北京，他是一定要请来的！”
　　他们还决定，要请姐姐毛远志，要请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还要请李敏的同学和朋友。就这样，参加李敏和孔令华婚礼的客人，主要由他们俩提名，毛泽东做主定了下来。
　　李敏的新房，是由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帮忙布置的。他们把新房布置得既简单、又典雅。房间里有书柜、写字台、桌子，还有3、4把靠背椅子，一张双人床。这些都是李敏从公家的仓库里临时借来的旧家具。床上摆放着两套白色被罩套起来的夹被。褥子是旧的。用白色的大床单盖着。毛泽东的工作人员把被褥摆放整齐，又把地面打扫干净，把桌椅摆好。这就是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的新房。
　　此时，江青在广州休养。毛泽东的卫士李连成陪她打扑克牌，李连成出错了一张牌。江青不高兴了，她瞪着眼睛，把李连成训斥了一顿。李连成一句话也没说，感到很委屈。他想，我要是在主席身边，不要说是为玩，就是工作上出现差错，主席也不会这样对待我。于是他就给卫士长李银桥打了长途电话，诉说了心中的委屈。
　　李银桥把李连成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
　　“连成是代我受罪。叫他回来吧，不要再为江青服务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呀！让她自己呆着去，看她还跟谁耍威风。”
　　李银桥马上给李连成打电话，要他即刻返京。李连成当晚就乘火车回到了北京。毛泽东见到了李连成，对他说：
　　“江青对你发脾气，你受委屈了。就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跟她计较了。你就给我这个面子吧。”
　　李连成听毛泽东如此说，心里好不是滋味，就像一个受了委屈回到大人身边的孩子一样，当着毛泽东的面哭了。
　　8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为了在军队中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斗争的精神，在北京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清查“反党俱乐部”，清除其影响。
　　后来在9月11日，毛泽东到会做了报告。
　　8月29日午后，李敏和孔令华在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举行了婚礼。
　　李敏的公公孔从洲正在北京开会，毛泽东一早就叫秘书把他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内的颐年堂。
　　下午，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亲家孔从洲，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今天是两个孩子结婚，请你来坐一坐，叙一叙。”
　　孔从洲以前还从来没有单独见过毛泽东。他见毛泽东如此平易近人，初次见面的拘谨很快就消除了。
　　毛泽东一向不主张大操大办，他委托生活管理员张国兴帮忙采办了3桌酒席，每桌规定8个菜，除了鸡鸭鱼肉和几个素菜，没有别的。
　　江青和她的姐姐及李讷没有在家。参加婚礼的客人除了孔从洲外，还有蔡畅、邓颖超、曹轶欧和姐姐毛远志，还有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王季范的孙子王启华、孙女王海容，还有毛泽东身边的机要处处长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机要秘书罗光禄等工作人员以及罗光禄的爱人刘若风等，一共30多人。
　　新娘穿的是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白色的皮凉鞋。新郎穿的是白色衬衫，深蓝色西裤。他们的服装都是前些天一起做好的。
　　毛泽东拉着孔从洲向在座的客人们介绍说：
　　“这是李敏的公公，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同志。”
　　毛泽东亲自为女儿主持婚礼。他特别高兴，举着酒杯为女儿和女婿祝福，说：
　　“你们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他还特意对女婿孔令华说：
　　“不用忧来不用愁，二人心意两相投。”
　　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还举着酒杯向参加婚礼的客人表示谢意，为大家劝酒。
　　李敏和孔令华双双举着酒杯，走到爸爸跟前，想说什么，可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深深地向爸爸鞠躬，表达做晚辈的深深的谢意。毛泽东笑着，喝了好几杯酒。
　　李敏和孔令华又举着酒杯，走到孔从洲跟前，向他敬酒，献上儿女的敬意。
　　毛泽东和工作人员、客人们一起，共同举杯，为新人祝福。
　　新娘李敏、新郎孔令华一左一右拉着毛泽东的手，与参加婚礼的所有人一起在颐年堂门口合影留念。毛泽东又单独与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合影留念。
　　饭后，毛泽东请大家在春藕斋看了一场电影，婚礼就这样结束了。
　　毛泽东留下孔从洲和王季范，到他书房里谈话。毛泽东问孔从洲现在哪里工作？孔从洲说：
　　“在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担任校长。”
　　毛泽东对王季范介绍说：
　　“高级炮兵学校是炮兵的最高学府。”
　　他又转向孔从洲问道：
　　“你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孔从洲说：
　　“没有什么困难。就是文化水平低，这个任务重。”
　　王季范问：
　　“炮兵要用数学的吧？”
　　“是的，我数学很差。”
　　毛泽东说：
　　“你的先人是孔子。他老人家提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6门学科就有数学。你应当学好数学。”
　　孔从洲说：
　　“主要是过去学习基础不好。今后我一定努力学。”
　　毛泽东又问到孔从洲的经历，说：
　　“你什么时候到杨虎城那个部队的？”
　　孔从洲说：
　　“1924年就去了。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建立的靖国军。我是慕名而去的。”
　　毛泽东向王季范介绍说：
　　“孔从洲同志参加过西安事变，当时是警备2旅旅长兼城防司令。”
　　王季范笑着说：
　　“噢，官还不小哩！”
　　毛泽东说：
　　“杨主任对你很信任啊，抓蒋介石前一天晚上，别人不知道，就跟你说了，保密啰！假使走漏消息了不得。做得很好嘛。杨主任对你很赏识嘛。”
　　孔从洲说：
　　“杨主任是我的老上级，他把我一手培养大，看着我长大的。”
　　“你十几岁出去的？”
　　“18岁，我上不起学，高小毕业后考取中学，读了1个月，生活很困难。我家住在渭河边上，往往大水一冲，生活就成问题。民国十三年是最苦的、困难最大的一年，没办法，上不起学，我就当了兵。”
　　“噢，是这样。你工作上还有什么要求？”
　　“没有什么要求，因为我是干炮兵的，对炮兵最有感情。”
　　王季范对毛泽东说：
　　“这个人是老实人。”
　　“哦，他是个老实人。”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他教育子女很严格哟！孔令华很好嘛。今后两个孩子婚后一定会相处好的。”
　　李敏婚后，和丈夫孔令华就住在爸爸家里。毛泽东时常到女儿的屋里坐坐，说说学习，问寒问暖。有时候，毛泽东还让女儿、女婿陪自己在院子里散散步。他像所有的父亲一样，疼爱着自己的儿女。
　　李敏新婚后不久的一天，毛泽东把女儿叫到了自己的书房里。李敏站在那里望望爸爸，爸爸不说话，只是用手示意她坐下。
　　毛泽东踱着步，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李敏心想，爸爸怎么不说话呢？是家里有什么事？还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妈妈她……？一想到妈妈，李敏的心咯噔一下，有点急了。
　　“爸爸，您叫我有什么事？您就说……”
　　毛泽东猛吸一口烟，把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然后就把他与贺子珍见面的事告诉了女儿。他说：
　　“你妈妈的身体不行……见面什么也不说，光知道哭……让她来……”
　　毛泽东的声音很低很低，很悲伤。李敏想听听爸爸再说些什么，可是，爸爸再没有往下说。李敏感到爸爸和妈妈见面后，爸爸的反应是失望的，显得很痛心。她心里想，两位老人相见还不如不见的好。
　　毛泽东又转过脸来，看着女儿说：
　　“江西省委告诉我，你妈妈病了。此次病得很重。你看该怎么办？”
　　李敏一听，知道爸爸转入正题了。可是，自己哪儿有主意呀？她就接着爸爸的话说：
　　“妈妈病的不轻，这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毛泽东像是和女儿商量，又像是自言自语：“你先莫着急。让我来想想该怎么办？”
　　他说着又划火柴点燃一支烟，不住地抽着烟。
　　李敏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一会儿收拾东西，一会儿又不知所措地把东西放回原处，急得在房间里只是转。当晚，爸爸没有再找她，就是说爸爸还没有想出办法来。第2天，爸爸也没有找她。李敏好不容易熬到了第3天，中央办公厅突然给她打来电话说：
　　“专机已经准备好，送你到南昌去。”
　　李敏急忙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带上日用品，正要出门。毛泽东来了，在他的身后，一个警卫员拎着两大筐水果。
　　“你到南昌去，好好照顾你妈妈。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
　　李敏笑着点点头，表示记住了。毛泽东又说：
　　“这两筐水果你带去，给你妈妈吃。她不喝水，吃点水果也能解解渴，增加点营养。只听说你妈妈病重，不知道你妈妈的病情究竟如何。我怕你自己去了，遇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就让这位管理员同志跟你一起去。有什么事情他帮忙。”
　　李敏拿上东西，就要上汽车了，毛泽东又叮嘱她说：
　　“要好好照顾你妈妈。”
　　李敏到南昌见到妈妈，不由得大吃一惊。才几个月不见，眼前的妈妈形容枯槁，头发又乱又脏，两眼直愣愣的，面部毫无表情。工作人员告诉她说：
　　“你妈妈不肯让医生看病，也不肯吃药。她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再不喝水进食，会有生命危险。我们怎么劝说都不行，实在没有法子，只好这么陪她坐着。”
　　李敏再看看妈妈，见她只是呆呆地坐着，不说也不动，除了两眼闪动之外，真像是泥塑木雕一般。李敏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李敏走上前去，慢慢地拉着妈妈的手叫道：
　　“妈妈，妈妈，我是娇娇，我是娇娇……”
　　贺子珍不理不睬。
　　“妈妈，妈妈，我是娇娇，爸爸让我看您来了。”
　　贺子珍连正眼也不看一下。李敏把拿来的水果洗干净，端到妈妈面前，一边削皮，一边对妈妈说：
　　“您吃吧。这是爸爸特意让我给您带来的。”
　　李敏把水果切成条，切成块，或者切成片，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送到妈妈嘴边，变着法儿劝她吃。可是，贺子珍就是不张嘴。李敏劝得多了，贺子珍心烦了，她就动手把水果一块块、一条条、一片片地扔到地上。李敏无计可施，只好把剩余的那么多水果送给工作人员吃了。
　　李敏心想：妈妈心里的疙瘩解不开，她就不会吃喝。那么，她心里的疙瘩是什么呢？不就是在庐山和爸爸见了面吗？这样的疙瘩不是靠劝慰所能解得开的，只有想办法把她的思想引开，让妈妈的心情开朗起来，事情就好办了。于是，李敏和工作人员商量，在李敏和妈妈吃饭的时候，准备几瓶汽水和矿泉水的混合水。李敏在吃饭的时候，装着吃得很香的样子，以引起贺子珍的食欲。一开始，贺子珍连看都不看，后来，李敏故意弄出一些动静来，贺子珍看一眼又把脸转向别处。李敏心想，这法子兴许能成，就愈发装出很夸张的吃相。贺子珍看着看着，伸手要李敏的饭碗，李敏赶紧递过去，贺子珍又拿过李敏的筷子，吃了一口又一口。李敏拿起水瓶子，咕嘟咕嘟地喝着，贺子珍放下饭碗，要过李敏的瓶子，也喝了两口。李敏尽管心里很高兴，就是不表露出来，也不劝妈妈吃饭喝水。
　　后来，李敏吃饭时，一边慢慢地吃，一边轻声慢语地说起了自己的婚礼。李敏说她和孔令华的婚礼非常热闹，她请了妈妈的老战友蔡畅、邓颖超，还有曹轶欧等人，吃了一顿饭，一块儿照了相，看了一场电影。还说她的新房布置得如何典雅、朴素、大方。贺子珍倾听着，没有说一句话。
　　饭后，李敏帮妈妈洗漱，换好衣服，搀扶着妈妈，一步一步在屋里转转，走到屋外，一步一步在院子里慢慢地走着。
　　“妈妈，您看这是棵什么树呀？苏联有这种树吗？”
　　李敏故意指着一棵树问道。贺子珍看看，摇摇头。
　　“妈妈，您看这是什么花？东北、哈尔滨有这种花吗？”
　　贺子珍又摇摇头。娘俩就这样在院子里转着，后来，又走出院子，走到大街上看看。贺子珍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吃饭、喝水、看病，吃药，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有一天，贺子珍突然对李敏说：
　　“我离开老家永新已经几十年了，还一直没有回去过。我现在可真想回去看看。”
　　李敏马上表示支持，说：
　　“好吧，我向组织上讲讲，只要您身体好，可以回去看看。”
　　“你来了快1个月了吧。”
　　“妈妈，您的记忆真好！”　　“那你也该回去看看小孔了。”
　　李敏向江西省委报告了贺子珍想回永新看看的事，江西省委同意了贺子珍的请求，还专门派人全程陪同。
　　李敏为妈妈安排好了一切，望着远去的车子，终于舒了一口气。她回到北京后，向爸爸详细地汇报了照顾妈妈的经过。毛泽东听得很仔细，还不住地点头。最后，他高兴地说：
　　“我的娇娃长大了。会办事了。”
　　“我觉得妈妈一个人生活很孤单，很寂寞。我又不在她身边，不能照顾她。我想把妈妈接到北京，跟我和令华住在一起，也好有个照顾。”
　　李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毛泽东语调缓慢而又沉重地说：
　　“你想过没有，你妈妈到北京，她能受得了江青的气吗？”
　　“我和令华搬出去，不住中南海，江青管不着。”
　　“你认为不住中南海，你妈妈就可以不受气了？”
　　“那这样吧，我们到上海去，跟我妈妈住在一起。这该碍不着江青的事了吧。”
　　“你到上海去，我不同意，我希望你留在我的身边。”
　　“那您说怎么办好？”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李讷都18岁了。”
　　“谁叫您当初……”
　　李敏话未说完，就后悔了。怎么能这样对爸爸说话呢？爸爸听了，会生气、会伤心的！李敏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出现。毛泽东是这样结束了他们父女之间的这次谈话，他说：
　　“这是过去的事了。在对你妈妈的问题上，我们来个四六开，六成的错误由我承担吧……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妈妈，大概也只有由你来代替我照顾你妈妈了。”
　　1959年，江青同父异母的姐姐李云霞带着儿子进京看望江青。
　　本传在前边已经说过，李云霞从小对江青最好，在江青母女孤苦无靠的时候收留了她们，相依为命生活了好多年。李云霞长期寡居，只有这一个未成年的儿子。
　　江青在中南海热情地接待了李云霞母子，畅叙姐妹情深。
　　李云霞捎来了大哥李干卿写给江青的一封信。李干卿比江青大13岁，在日伪时期干过事，属于一般历史问题。有人提出要对李干卿进行审查。李干卿害怕了，要江青给他说情。江青对姐姐说：
　　“这个情我不能说，要让大哥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
　　江青给当地政府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
　　“李干卿的问题，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切按党的政策处理。”
　　江青还对姐姐李云霞说：
　　“我们国家的形势大好，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道渡过面前的困难时期。你们是毛主席的亲戚，更不能搞特殊，不能打着我的名义向政府提出照顾的要求。也不能在中南海长住。我跟着毛主席，是搞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是为自己谋任何福利。请你们千万体谅这一点。”
　　李云霞母子在中南海小住后，江青用自己的工资让警卫员给她们买了车票，又赠送了一些钱物，送李云霞母子回了山东老家。
　　再说1959年9月1日，毛泽东给《诗刊》编辑部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还寄上《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他在信中写道：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6亿5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就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

福和中学老师

1959年初秋，李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历史系。她住在北大校内，只有每周末才回家一次，周六晚饭与父母共餐。她每次回家，从来不坐小车，不搞特殊化，都是自己乘坐公共汽车。从北大到中南海，要换乘两次车，两头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一旦学校有活动，李讷往往就要摸黑回家了。
　　李银桥觉得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不安全，就瞒着毛泽东去接李讷，他让司机将车子停在僻静处，然后到宿舍去叫出来李纳接回家。谁知这事还是被毛泽东察觉了，他严厉地批评了李银桥。李银桥不服气，争辩说：
　　“天太黑，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不然我也不会去接……”
　　毛泽东严厉地说：
　　“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
　　李银桥也大声说：
　　“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孩子呢？别人的孩子敌人不感兴趣，毛泽东的孩子国民党特务可是很感兴趣呢！”
　　毛泽东一怔，他看着李银桥这种口气和不服气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但他还是不松口，只是把口气放缓了一些，坚持说：
　　“不许接，说过的要照办。让她骑车子回来。”
　　有一个星期六，李讷感冒发烧，老师怕她乘车路上出事，就没有让她回去。江青晚上打电话一问，才知道李讷生病了。她马上告诉了毛泽东，可毛泽东说什么也不让自己的小车司机去接女儿。
　　李讷刚入校的一个时期，同学和老师都不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小女儿。
　　1959年9月（可查周末）一天晚上，春藕斋的舞会上欢声笑语。海政歌剧团的刘芙蓉又有了一次和毛泽东跳舞的机会。她忽然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我一直觉得芙蓉这个名字不好，花花草草的。”
　　满面红光的毛泽东摇摇头，说：
　　“哪个说的？芙蓉这个名字蛮好的嘛！来来来，我说个故事给你听。”
　　一曲未完，毛泽东就坐在舞池边的藤椅上给刘芙蓉讲起了故事：
　　“唐朝时，有两个很有才华的诗人进京赶考，结果一个人金榜题名很高兴，一人名落孙山蛮灰心。考中的便安慰落榜的说：‘你虽然没中榜，但你的才华横溢，还可以来年再试，或在别的方面好好发挥嘛！’临别还赠诗一首鼓励他：‘天上碧桃和露种’，”
　　因毛泽东的湖南乡音重，“碧桃”的“碧”刘芙蓉听不懂。毛泽东便在她的手掌上，边划边解释：
　　“碧，就是王、白、石的碧。”
　　刘芙蓉笑着点点头。毛泽东见她听懂了，接着说道：
　　“日边红杏依云裁。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东风怨未开。”
　　他吟诵完了，看着刘芙蓉还是一脸茫然不解的样子，就又解释说：
　　“诗人所指的芙蓉乃是水芙蓉，秋天开的那种，春天不开秋天开，耐寒力强，这便是它的长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遇到挫折时，不要灰心丧气，要看到自己的长处。结果，这个落榜的诗人鼓起勇气，发奋努力，第二年也上了金榜。”
　　毛泽东说到这儿，笑着问：
　　“小刘，你说芙蓉这个名字好不好？”
　　毛泽东见她笑而未答，沉思片刻后又说：
　　“要不，你就叫秋江吧。”
　　毛泽东的一番话，使刘芙蓉学到了知识，愉悦了心情，受到了鞭策。这一天她回到宿舍，马上把毛泽东吟诵的4句诗，端端正正地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一个星期后的夜晚，刘芙蓉去春藕斋演出，毛泽东一见她就问：
　　“那首诗背下来了没有？”
　　刘芙蓉不加思索地一口气背了下来。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说：
　　“很好，很好！背得好，更要做得好哟！”
　　毛泽东的这句话，成了刘芙蓉34年的座右铭。
　　9月6日，毛泽东看了题名为《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立即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食，全力以赴。”
　　9月7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同志：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泽东
　　9月8日，周**复信给尼赫鲁，说中国政府不能承认过去英国制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建议越境的印军撤退，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尼赫鲁对此置若罔闻，强词夺理地把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的责任推给中国。
　　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印度政府在8月制造中印边界冲突、印军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良久地区向中国驻军开火、制造流血事件，发表了关于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苏联在声明中偏袒印度，谴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9月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
　　彭德怀在信中向毛泽东保证说：
　　“1、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2、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3、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他还说：
　　“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此时，毛泽东依然保留着彭德怀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他看到彭德怀的信后，很快写了一封信，给彭德怀并转中央军委。他写道：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31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
　　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参观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后来，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到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进入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
　　9月9日、郭沫若给胡乔木写信说：
　　“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4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知如何？”
　　9月10日，郭沫若写信给胡乔木说：
　　“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如雨’。”
　　胡乔木将郭沫若的意见转呈给毛泽东。
　　9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时。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号召全军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全军各大单位召开干部会议，批判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本单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9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进而传达到党外，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斗争。
　　9月13日，毛泽东致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乔木同志：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了，给了我启发。两首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9月13日早上
　　毛泽东又在信的末尾解释道：“‘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32年的历史。”
　　后来，郭沫若看后提不出什么意见，（臧克家等提出意见）毛泽东经过反复斟酌修改后，才同意发表。
　　9月14日，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说：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他们感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9月15日，毛泽东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说：
　　“王明路线把苏区搞垮，把白区的力量也搞垮，抗日时期又右倾，但是，当时我们未把对王明路线的决议公开发表，是为了留有余地。后来过了几年才把这个决议收到我的选集中，作为附录发表。大多数觉悟了，只有王明不觉悟。”
　　他还回顾了炮打金门的历史，他说：
　　“金门打炮每一个环节都是我跟总理搞的，如何打法等等。那么一个严重的局面，美国12艘航空母舰来了6艘，第7舰队是它最大的舰队，搞边缘政策，护航。这个地方是美国军舰，这个地方是国民党军舰。”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拿起两个茶杯，分放两处，比做美、蒋的军舰：
　　“相隔这么一点。他这里挂着美国国旗也不动，他也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我们专打国民党。这个事情不能粗枝大叶，要很准确，很有纪律，后头转到双日不打单日打，以后又搞什么告台湾同胞书这套东西。每天全世界的一切舆论，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两大本（指新华社编印的内部资料《参考资料》——笔者注），你才了解情况，才知道动向，不然怎么决策？开头我们不是在这里报告了吗？那个时候，我们跟张文白，还有许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后来一到武昌，”
　　毛泽东对着张治中说：
　　“我不是跟你一道吗？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金、马、台、澎都给他。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所以，10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改变了，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蒋介石不做总统。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美国人压迫他，不要他做总统，要陈诚做，讲好了的，蒋介石答应了的，陈诚也答应了的。后头我们这个消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劲了，共产党支持嘛（笑声）。他现在决定做总统了。是蒋介石做总统比较好，还是别人做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
　　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提到了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问题，他说：
　　“适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对一些确定已经改恶从善的罪犯实行特赦，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1959年9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特地让新华社记者专门为他和徐萌山合影留念。新华社对外发表了毛泽东接见台盟总部秘书长徐萌山的照片稿。
　　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做出《关于确实表现好了的**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决定中说：
　　“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帽子。”
　　9月1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向各地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庆祝建国10周年时，摘掉一批**分子的帽子，并继续分期分批做好这一工作。
　　9月17日，二届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根据毛泽东9月14日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这一天，国家主席刘**发布命令：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免去黄克诚总参谋长职务。
　　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部长；罗瑞卿为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办副主任。
　　刘**同时根据人大《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颁布了特赦令。
　　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第一批被特赦罪犯中的33名战争罪犯于12月4日执行。在这批战犯中，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有30名；另外还有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等人。
　　溥仪被特赦后回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工作。
　　9月18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了河北、山东、河南3省视察之行。
　　9月19日，毛泽东在天津郊区视察一个农场的水稻。
　　9月21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侵入中国空喀山口，制造事端，中国巡逻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9月21日上午，毛泽东到了山东济南，
　　上午10时，毛泽东在专列上准备就经济建设和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召开一个座谈会。舒同和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节、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3人一起走进毛泽东专列的办公室。舒同汇报了封山造林的情况，毛泽东问：
　　“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
　　舒同又汇报全省计划组织900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毛泽东问：
　　“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又问郑松道：
　　“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
　　郑松回答说：
　　“玉米亩产500至700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
　　毛泽东说：
　　“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
　　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说：
　　“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游过了，还没有游过黄河。我明年夏季到济南来横渡黄河。”
　　舒同说：
　　“黄河同别的大河不一样，河水含泥沙太多。”
　　毛泽东说：
　　“有点泥沙怕什么？上岸来冲一冲就是了。”
　　历城县东郊公社的一些村庄就在黄河岸边，郑松对黄河的情况也了解一些，他说：
　　“黄河中漩涡很多，也很大。”
　　毛泽东见他们有顾虑，就说：
　　“漩涡也不怕，你们可以事先勘察一下嘛！”
　　舒同看毛泽东横渡黄河的决心这么大，就和杨节、郑松研究了渡河的地点、时间及如何组织人员勘察等等问题。毛泽东说：
　　“就这样定了，我明年7月下旬或8月上旬来，你们可以先找些人做点准备。”
　　眼看已经12点了，毛泽东就留舒同3人在专列上吃了午饭。
　　后来到了1960年，由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没有到山东去，以后横渡黄河的计划也一直没有实现。
　　再说这天下午，毛泽东在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省长白如冰的陪同下，再次视察了省农科院的试验棉田和原种圃。这一年的棉花比上年还好，面积也扩大了。此时正是棉花大量摘收的时候，毛泽东看着雪白的棉花，非常高兴，他说：
　　“这比去年更好更高产了。”
　　尔后，毛泽东一行冒雨到东郊公社大辛庄大队看玉米、大豆生产情况，他问郑松：
　　“这一亩能产多少？”
　　郑松说：
　　“这片丰产田可达800斤。”
　　毛泽东说：
　　“加上小麦，就是亩产一千好几百斤，这是个大跃进啊！”
　　9月22日，毛泽东到达郑州，在这里停留了一天多。
　　9月24日，毛泽东来到河北省成安县道东堡村，视察了道东堡村的棉花生产情况。
　　9月25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9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军委组成的决定，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说，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由下列21人组成，他们是：
　　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苏振华。
　　中央军委常委由下列13人组成，他们是：
　　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林彪、贺龙、聂荣臻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罗瑞卿为秘书长，萧向荣为副秘书长。
　　9月27日，毛泽东给来京参加全国文艺调演的农垦局文工团代表李艾写了一封信。
　　本传在第七卷中已经说过，李艾是作为中南海文工团的战士在1958年和吴凤君等二十多人一起去了北大荒垦荒的。她这次到京后，给李银桥打了一个电话，把自己在北大荒糖厂亲手生产并自费购买的一包白糖托李银桥转交给毛泽东。没想到在几天以后，李银桥给她送来了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她接过那个大大的信封，激动得心里蹦蹦直跳，拆开一看，只见信笺上写着：
　　李艾同志：
　　承赠食物一包，甚为感谢！祝贺你的进步。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问小蒋、小胡他们好。
　　　　　　　　　　　　　　　　　　　　　　　　　　毛泽东
　　李艾看罢信，急切问李银桥说：
　　“我想见见主席，行吗？”
　　李银桥说：
　　“好吧，我联系一下再告诉你。”
　　9月下旬，毛泽东读鲁迅作于1935年12月5日的《亥年残秋偶作》。此时赫鲁晓夫正在访问美国，他向艾森豪威尔乞求和平。毛泽东联想到国内的局势，心潮难平。于是，他提笔写出了《改鲁迅诗》一首，诗云：
　　曾警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
　　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国庆节前夕，班禅额尔德尼和阿沛•阿旺晋美在国庆节来到了北京，参加庆祝活动。毛泽东专门和他们进行了谈话，询问民主改革情况。毛泽东说：
　　“和平民主改革是‘十七条协议’的一条原则。虽然“十七条协议”被西藏反动派撕毁了，但我们仍要沿着和平民主改革的道路走下去，仍要按照协议执行。”
　　此时，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第二次应邀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
　　此前，程思远曾将李宗仁的一封信转交给周**。李宗仁在信中说，他保存有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这批文物是12箱字画，是他在北平当行辕主任时花了11万美元购买的。
　　周**在接见程思远的谈话中说：
　　“你转来李德邻先生的信，说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祖国，这是他爱国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
　　9月底，苏联派出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首的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国建国10周年庆典。
　　9月30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也匆匆直接飞抵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这是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华。中共方面没有在赫鲁晓夫进城的20公里的沿途上安排欢迎队伍。只有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来到机场迎接他。
　　赫鲁晓夫神气十足地走下他的图-114座机，满脸堆笑地大步朝毛泽东走过来，毛泽东礼节性地与他握了手。当体态肥胖短粗的赫鲁晓夫试图与毛泽东进行同志式的拥抱时，毛泽东像一名拳击高手一样迅速地闪开了。
　　毛泽东没有致欢迎词，而赫鲁晓夫则发表了早已准备好的简短讲话。他说他的美国之行，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一言不发。
　　这天晚上，毛泽东按响电铃，吩咐卫士搞点麦片粥。卫士用茶缸在电炉上煮了麦片粥，毛泽东喝了麦片粥，就向颐年堂走去。
　　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谈到了1958年炮打金门前后的情况，他说：
　　“那时他们做得不对，不应该把兵舰调来调去。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指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那一次会谈——笔者注）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的兵舰。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在8月中旬才决定打。因为8月20、21号联合国要通过美国扩军的决议，所以，我们8月21号没打，23号才打。美国人在黎巴嫩总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生怕别人打他。美国人没有立刻弄清楚我们的目的，以为我们要打台湾，就把他们的军队从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宾调来。等到地中海舰队开到新加坡的时候，一看没什么事情啦，就在新加坡停下来啦，引起了印尼的恐慌。我们一骂，他们就退回到菲律宾去了，住了两个礼拜。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这次部署很慌很乱。”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了家里，等待着一位即将到来的小客人。
　　原来在这一天，李银桥告诉李艾说，今天晚上她可以去见毛泽东。李艾在晚上观摩完话剧已经很晚了，她马上骑自行车飞快地往中南海疾驰，到了毛泽东住地，站在门口等待了许久的李银桥埋怨她说：
　　“怎么这么晚才来，主席等你老半天了。”
　　毛泽东正在书房里看书，听到外边的动静，抬头向外张望，一见李艾就说：
　　“哦，不怕鬼的姑娘来看我了。”
　　李艾原来在中南海时，毛泽东一直戏称她为“不怕鬼的姑娘”。
　　“主席，您好！”李艾行礼毕，激动地握着毛泽东的大手，又问道：“您身体好吗？”
　　“好。”毛泽东上下打量了一下李艾，让她坐下，感慨地说道：“长大啰，长大啰！”
　　李艾听到毛泽东的夸奖，莞尔一笑。她又歉疚地说：
　　“主席，我去观摩话剧，让您久等了。”
　　“你看的什么？”
　　“《东进序曲》。”
　　毛泽东吮了吮嘴唇，点点头说：
　　“知道了，这是一出好戏，是华东的。”
　　李艾一看表，已经是夜里11点了，她腾地站起身来，说：
　　“主席，太晚了，明天是国庆节，您还要上天安门去检阅，我走了。”
　　“不要急嘛。”
　　毛泽东还想挽留她。李艾知道国事重大，自己不宜久呆，就说：
　　“我下次再来看你吧。”
　　欲知国庆10周年庆典情况如何，且待以后慢慢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