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259章导读表在46页】

2月24日晚，毛泽东抵达济南，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秘书长吴建谈话。随后，毛泽东前往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同山东省和济南市的负责人谈话。李先念参加了这两次谈话。
　　2月25日，毛泽东为了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召集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和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长，继续谈话。
　　2月26日，毛泽东来到郑州。当晚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人谈话。
　　2月27日上午，毛泽东和吴芝圃及4位地委负责人一起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3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
　　“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
　　2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说：
　　“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们说，总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丢掉他。蒋介石不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3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而我们不怕。”
　　2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第2次郑州会议。第一天参加会议的有刘**、邓**、彭真、李先念、胡乔木，还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毛泽东首先说：
　　“‘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26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
　　他接着说道：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满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
　　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毛泽东在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时说：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3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2月28日，毛泽东召集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毛泽东在讲话中除了昨天的内容外，有些话讲得更尖锐了，他说：
　　“去年9月起，10月、11月、12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3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
　　这一天的与会者不少人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对毛泽东这些话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
　　1959年3月1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邓**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听了昨天10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
　　毛泽东在信中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
　　3月1日上午，由邓**主持与会者讨论，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
　　下午4时，毛泽东召集前两次会议的与会者共同开会，他在讲话中说：
　　“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心里想共产多了，想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
　　李先念插话说：
　　“27号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
　　毛泽东说：
　　“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
　　王任重插话说：
　　“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
　　毛泽东说：
　　“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
　　这次会议一直进行到晚上9点多。
　　3月2日凌晨4时半，毛泽东写信给刘**、邓**等人，他写道：
　　“鉴于河南6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做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3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3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
　　上午八时，毛泽东又给刘**、邓**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我已请**、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9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和你们议定的12句话，以昭慎重。”
　　信中所说的12句话，是与会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
　　3月2日晚，周**等新到的9人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讲了一个在大革命时期的故事，他说：
　　“我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同雅声同志多次接触，我们谈中国革命，谈农民运动，都很合拍。谈旧体诗词，也很投机。他和我一样喜欢唐代3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他还喜欢杜牧、王维。我们交换过各自写的诗，他的名句我至今还记得：‘范叔一寒何志此？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两句用典，很融洽，很活。我看比李商隐的好。用这种诗的语言，表现诗人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硬骨头精神，我很欣赏他的这类诗句，他长于七言，律绝俱佳。”
　　他接着讲了“梁鸿余热不因人”的典故。他说：
　　“东汉有个梁鸿，少孤家贫，经常独坐，不与人同食。‘举案齐眉’就是讲他的故事。他有个老婆叫孟光，他们穷得要死，给人舂米度日。有一个人对他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烧饭吧。’他说：我‘小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你有热，我不沾光。这个人后来到了无锡，成了经学家。这个人是硬汉。”
　　毛泽东由“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一典故引申到“共产风”问题上，他说：
　　“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扭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刘**插话说：
　　“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
　　毛泽东又说：
　　“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而生产队所有制，在几年内，还是整个所有制的基础。”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着一个在公社中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问题。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对。”
　　毛泽东用一个三国故事说明了工作方法问题，他说：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
　　毛泽东讲到这里，解释道：
　　“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
　　他继续讲道：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总结说：
　　“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道：“2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3封信，申诉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6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毛泽东为了纠正“共产风”，他指定几个人起草一个通俗、简明的条文。在起草条文的过程中，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说，条文中应该写上：“公社要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毛泽东说：
　　“你没有讲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嘛。”
　　毛泽东还说：
　　“在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
　　3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刚刚开辟了建设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高。我们人口那么多，只有那么一点钢铁。我们在工业化中刚走了第一步。我国人民还很穷，需要继续努力，要有许多年时间才能发展起来。我们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你们要监督我们，看到我们不好的地方要说，看到我们进步得慢也要说。你们要监督我们向前进步。中国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世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全世界人民要大团结。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你们每有一个胜利，我们就高兴。我们很高兴看到拉丁美洲的斗争在不断发展。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这3个洲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这个后方现在已经不稳定了，它的空气比较稀薄，比较容易冲破帝国主义的统治。当然，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现在还在统治这些地方，好像过去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中国一样。为什么说它的空气比较稀薄呢？因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占主要地位。过去俄国就是这样，它的空气也比较稀薄。在这些地区，无产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如在西方国家那么厉害，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那么深。因此，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特别旺盛。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蓬勃地开展起反帝斗争了。非洲人口有两亿多，他们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拉丁美洲也是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
　　帝国主义已经为这3个洲的国家造就了强大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也在这些国家造就了知识分子队伍。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旧社会总是会创造新社会的因素的。”
　　3月5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了一个《郑州会议纪要》，全文如下：
　　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7天，3月5日结束。到会者，中央20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共47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
　　1、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2、规定了如下14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14句话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3、起草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3月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又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他们有：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泽东在长篇讲话中说：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我现在代表5亿农民和1000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又批评了1958年10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要几亿农民都要写诗这件事，他说：
　　“有诗意的人才写诗，没有诗意也要他写，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将毛泽东起草的《郑州会议纪要》中的14句话作为《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第2次郑州会议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开了5级或6级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会议的精神及其所规定的方针、政策。
　　此后，毛泽东为了直接掌握和指导这一工作的进行，他还以党内通信的方式，随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解决各地提出的重要问题。
　　3月9日清晨，毛泽东写出了第1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中央决定在3月25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定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下级干部大会，约需要开10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3月11日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做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3月11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3月20日或者22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空来，于3月25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总之，3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4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方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有些同志或者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6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下去，三、四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3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毛泽东
　　　　　　　　　　　　　　　　　　　　　　1959年3月9日上午4时于郑州
　　3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湖南省委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湖南省委3月8日的报告，9日上午12时收到。6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两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时决不能误。但全省大会宜早开，分两批到省，第1批4级，第2批两级，一开始就是大会，河南就是这样开的。大会有公社3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以省时间。很多同志作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6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
　　　　　　　　　　　　　　　　　　　　　　　　　　毛泽东
　　　　　　　　　　　　　　　　　　　　　　1959年3月9日下午1时于郑州
　　3月11日，毛泽东到了武昌，下榻于东湖宾馆。
　　3月10日这一天，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叛乱武装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叛乱分子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立而干到底。”
　　3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和西藏工委说：“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叛的理由就更加充分。”
　　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给西藏军区的指示电中写道：
　　“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
　　3月12日，毛泽东在武昌就西藏局势致电中央，他写道：
　　“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如果**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1、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2、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
　　3月13日，毛泽东在武昌东胡宾馆会见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她的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形，斯特朗是这样描述的：
　　“1958年10月，我曾向毛泽东请求过与他们进行一次会见，但没有得到回音。1959年3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问我是否能与杜波依斯夫妇去南方，与毛进行一次会见。我们离开北京前往毛泽东所在的武汉市。
　　到达武汉的第3天，正好是3月13日，星期五。这天早晨，我们在早饭时被告知：‘主席将在10点钟接见你们。’饭后，一辆小车把我们载到了东湖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身穿一套缝制得很好的灰色毛料衣服，走下别墅的台阶欢迎我们。
　　毛泽东精力充沛，他看上去不但非常健康，而且还无忧无虑，几乎处于一个开玩笑时的情绪状态。他对杜波依斯的肤色表示惊奇，并用自己的手去比较杜的肤色，说：‘谁能告诉我，我们俩谁更黑一些？’杜回答毛泽东：‘你不比我黑。’确实，毛泽东的手由于太阳照晒，与杜波依斯的由于年龄而变得苍白的手一样黑。他在与我握手时，用英语说了句：‘你好’，而我在同时却用汉语说了‘你好’，他大笑了起来。
　　当我们走上台阶进入别墅时，毛泽东提醒我，自从我们在延安的最后一次谈话以后，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未曾见面了，前后大体有22年。毛泽东告诉我说，10月份，他收到了我的来信，本打算回复，但却没有时间。这是他答应给予美国人的第一次会见。
　　我们走进了一个不大而明亮、三面有窗、可以看湖的房间。毛泽东在一个狭长、盖着紫色毛毯的桌旁坐下，杜波依斯坐在了毛泽东的对面，我则坐在杜的身边。毛泽东坐直了身子对我说：你是老朋友了，你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现在已成了中国人。毛泽东接着说，杜是新朋友，是客人，按照中国的习俗，客人应受到更加热情的接待。为此毛泽东十分礼貌地告诉我，杜波依斯享有谈话和提问的优先权利。
　　谈话是在半严肃半开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问起了我的年龄，得知我73岁，而他自己是66岁，杜波依斯是91岁。‘3代人’，毛泽东评论道。我接着说，只不过是两代或两代半。毛泽东抛开了他的评论，说杜波依斯大概足可以做他的父亲。
　　毛泽东接着说道，‘虽然我感到上了年纪，但我仍然很有精力和体力。由于精力体力充沛，我每年仍然可以畅游长江。我自小就喜欢游泳，我已游过了许多江河，还希望游得更多。如果你们不反对，我愿意去游密西西比河。但是我想另外3个人可能会反对：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毛泽东说着向杜波依斯投去了询问的一瞥。
　　‘相反，’杜波依斯回答说，表请有点严肃，‘他们可能愿意看见你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靠近它的河口。’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对杜波依斯的回答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高兴地说：‘如果真的那样，我可以在几天以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不谈任何政治，只是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那一定会给杜勒斯一个打击。’毛泽东马上纠正说：‘这不是我的本来愿望。我希望杜勒斯先生健康，作为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处，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同样有用处。确实如此。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压迫人民，在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你们不这样以为吗？’毛泽东盯住杜波依斯问道。
　　杜波依斯回答说，这取决于多少人的觉悟，能够理解杜勒斯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觉悟的人民对杜勒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我不希望这种形势继续太长的时间。
　　毛泽东不同意杜波依斯的看法，说这一阶段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他希望杜勒斯再将他的政策继续10年，美国军队现在占据着中国的台湾，但他们终将不得不离开。美国第7舰队在中国沿海时间越长，就越能教育中国和世界人民。
　　毛泽东继续评论杜勒斯，用半严肃的嘲弄口气说，杜勒斯制造的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他把局势弄得越紧张，我们就越容易动员世界人民。每一个人都被迫面对战争问题。杜勒斯本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怀疑他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
　　毛泽东列举了由于杜勒斯制造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12起世界性事件。首先是委内瑞拉的反叛；其次是尼克松总统对8个拉美国家的访问，所到之处，人民用鸡蛋和痰来欢迎；第三是伊拉克的革命；第四是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的登陆；第五是中国对金门的炮击。
　　毛泽东接着说道，我们与蒋介石的战争，已经持续30年了，但因为我们炮击金门，美国派出了其半数的军用飞机。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地方。杜勒斯坚持其‘战争边缘’的政策，他们护送蒋介石的船只，但在我们追击时，他们总是在3英里以外的地方观看。他们停止在边缘，所以，我们把杜勒斯当作老师，我们也是停在边缘。我们炮轰蒋介石的舰船，美国的舰船挂着巨大的国旗，因此我们能够容易地与蒋的舰船区分开来。我们不炸美国的军舰，我们向杜勒斯学习，也把战争避免在边缘。为了把他的意思表达清楚，毛泽东用茶杯、烟灰缸和烟盒在桌上摆了一个‘沙盘’，标出了金门外面美国军舰和蒋介石军舰的位置。
　　毛泽东继续列举了因杜勒斯造成的紧张局势而产生的各个世界性事件。毛泽东提到了美国共和党在选举中的大败和美国的经济危机，提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摩擦的增加，”他说：“北约四分五裂，主要是由于美国、英国、法国、西德之间的利害冲突，这种冲突在年底明朗化了。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而不由美国指挥。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来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毛泽东还“提到了赫鲁晓夫将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的建议，提到了苏联的卫星发射和第7个五年计划。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古巴革命’的重要意义，‘古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有600万人民，相当于美国黑人的三分之一。古巴离美国很近，恰好在它的脚边，但古巴并不畏惧原子弹和氢弹。对古巴人来说，它们并不能说明什么。’
　　毛泽东接着说：‘过去，我们的人民害怕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疾病。他们羡慕美帝国主义，也是一种疾病。当恐惧和羡慕联系起来时，就成了崇拜。在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被这种崇拜所击垮，甚至于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在过去的9年中，我们已经能够改变人们的这种心理。’”
　　这正是：大师最善抛气球，亦庄亦谐巧筹谋。老朋新友作媒介，可惜杜勒斯如牛。
　　且说毛泽东谈到此处，提议大家一起出去散散步。大家同意了，走出别墅，来到了东湖边，沿着湖边曲折的小道缓行。尔后，他们回到餐厅，毛泽东与客人共进午餐。
　　席间，毛泽东向斯特朗推荐了“葱爆海参”这道菜，被斯特朗谢绝了，因为她不喜欢海参，看起来就恶心，更不用说吃它了。
　　饭后，斯特朗在谈话中问毛泽东：
　　“为什么西方人不管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都害怕第3次世界大战？科学家们说，已经有了足可以毁灭全人类的原子弹，而这些原子弹有可能会被错误地或被事故引发，而中国好像一点也不受这种威胁的困扰。”
　　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西方人对世界大战的恐惧使他们力求阻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那么这种恐惧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国无人想发动战争。我不相信会有第3次世界大战，尽管战争可能会继续存在多年，而且在有些战争中可能使用**。我不相信会因为偶然事件而使用全部**，也不相信它们能毁灭全人类。即使核战争发生，全部热**也不能毁灭地球上的全部生命。而且，如果人类全被毁灭，进化将会再次产生出人类。不管怎样，由于人民要求和平力量的增强，这种战争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阵营不会发动战争。因此不应该害怕。害怕帝国主义，只会促使他们行动。必须反对他们，但要认真。”
　　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说他钦佩杜波依斯年高而身轻体健。他还说：
　　“我已经66岁了，我可能死于疾病，也可能死于飞机失事，也可能会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杀死。但是光怕死是没有用的。害怕不能避免死亡，反而会导致死亡。我不想死，我仍然认为，我是有可能活着看见帝国主义的末日的，那正是我所欲求和希望的。但如果我一定得死，我也不害怕。”
　　杜波依斯担心他死后的处境。他说，因为我的朋友和敌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座的都知道，我实际上并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笑着对他说：
　　“你不要担心，你现在91岁，当你见到马克思时，他会承认你是他的同志。当然喽，也可能我比你先去那里，如果那样，我将很高兴地作你的介绍人。”
　　毛泽东送走客人后，就西藏局势致电中央，他写道：
　　“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闹事可能扩大，我们不得不准备提前实行民主改革。我们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准备爆发叛乱，请中央考虑对**可能出走采取何种措施。中央以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名义，写信答复**在3月10日以后的3次来信，宽大为怀，希望**实践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
　　3月15日，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第3次致信**喇嘛，规劝他“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
　　3月15日下午，毛泽东致电中央，他写道：
　　“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民，终遭人民弃绝。”
　　这一天，毛泽东还写出了第2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5天，看了湖北6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3月8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同志来此，和王任重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6个生产队。而这6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3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3月11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23000个高级社，平均每社320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两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做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到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3000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做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4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的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1959年3月15日，于武昌
　　3月17日清晨，毛泽东写出了第3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各省市区6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4级或5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我建议县应召开5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一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大鸣放，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3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或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3天至4天的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3天至4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够了。县的5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6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到5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3天时间（3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4次，每次1天、2天至多3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委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的高级社）的领导骨干。
　　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实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泽东
　　　　　　　　　　　　　　　　　　　　　1959年3月17日上午7时，于武昌
　　3月17日，刘**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藏时局和毛泽东的建议。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一致认为：最好设法使**留在拉萨，如果做不到，他硬是要走，就让他走。周**说：
　　“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
　　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传来**已经暗暗离开拉萨的消息。会议当即决定增调部队入藏，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叛乱，方针是绝不打第一枪。
　　3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东湖接见了于中午刚刚飞抵武汉的以浅沼稻次郎委员长为首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
　　浅沼稻次郎一行是在3月7日飞抵北京的。3月12日，浅沼稻次郎在演讲会上发表了“美国占领了日本的冲绳，占领了中国的台湾，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著名讲话。3月17日，中方和日本社会党发表了共同声明。
　　且说浅沼稻次郎一行走进临湖不远处的一幢别墅式楼房的客厅里，毛泽东便迎了上去，和客人们亲切握手。他请客人入座后，高兴地说：
　　“欢迎你们，你们作了很好的工作。”
　　浅沼稻次郎说：
　　“两年前，在北京见过毛主席。从那以后，日中关系比较顺利，我们曾进行了努力。但是，日本的保守政党对中国采取了不友好政策。因此，经过很大努力签订的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也破坏了，接着又发生了长崎侮辱中国国旗事件，感到对不起。以后日中关系陷于中断状态。上次访华时曾和毛主席说过，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应早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由于日本政府方针的错误，使日中关系中断。社会党为打开这种局面，今年1月，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决定派代表团访华。”
　　“讲得好，讲得很好。”毛泽东赞许地说：“你在北京的演说，这次的共同声明，我都看到了。只要有远见的人就知道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所作所为，日本当局追随美国，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起变化。当前的中日关系，也是暂时的。一时的中断是不好，但这是暂时的。现在我们不是又在来往了吗？社会党的做法很对，打开这条往来的道路。”
　　他拿起一支烟，点燃后吸了一口，凝视着冉冉的轻烟，沉思片刻，又说道：
　　“贸易总有一天要重开的，不能一万年不做生意。但是在日本政府这样做之下，我们只好如此。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走的路。你一定要政经分开，一定要和蒋介石打交道，好，那就按照他的办法办。让他们去和蒋介石打交道吧，我可以等你多少年的，要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
　　说罢，他忍不住爽朗地哈哈一笑。这笑声充满了自信，同时也感染了客人。浅沼稻次郎笑着说：
　　“您说的大家都明白了，不管亚洲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但亚洲是一个。日本的外交需要大加修改，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是远交近攻。”
　　毛泽东说：
　　“跟中国战国时代一样，是秦始皇的做法。”
　　浅沼稻次郎说：
　　“这是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这给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造成了很大损失。上次毛主席讲，中国有丰富的资源，日本是工业发达的有技术的国家，如果日本的科学技术同中国的丰富资源相结合起来就很好。”
　　毛泽东说：
　　“我们两个国家的事情是互相有影响的。你们搞得好一点，我们高兴；中国工作做得好一点，对你们也有益。将来总要做生意，不仅和日本，和美国也要做生意。杜勒斯总不能活一万年吧？假如活一万年，一万年以后中国和美国还要讲和。我们和日本总有一天也要讲和的。要把暂时的现象和将来的发展区别来看，有时是暂时的悲观，但前途总是光明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把客人们送到门口，才依依惜别。浅沼稻次郎也未曾想到，这竟是他和毛泽东最后一次的会见。壮志未酬的浅沼稻次郎于1960年10月12日下午被日本右翼分子刺杀身亡。
　　3月19日晚，西藏叛国集团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坚持分裂祖国，维护农奴制的反动立场。
　　3月20日凌晨，西藏叛乱分子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向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

福和中学老师

　3月20日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对拉萨叛乱进行武装反击。
　　中央驻西藏代表和工作委员会立即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揭露西藏地方政府与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分子残害人民、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罪行，号召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解放军进行平叛。
　　3月22日拂晓，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缴械投降，拉萨市的叛乱基本平息。平叛部队继续向其它地区的叛乱武装发动进攻。
　　黄克诚、张经武、张国华及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等人，来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平叛情况。
　　毛泽东非常高兴，在饭桌上给黄克诚4人敬了酒。此时，他正患感冒，他自己也干了一杯。然后乘着酒兴，对雷英夫说：
　　“英夫啊，你是洛阳人，我问你个问题。”
　　雷英夫赶紧解释说：
　　“主席，我在洛阳上过学，其实我是孟津人。”
　　“噢，孟津人。那我换一个问题问你，武王伐纣时，到孟津几次？每次干些什么事？”
　　雷英夫被毛泽东问住了。他虽然看过《封神演义》，却没读过有关史书。于是，他就老老实实地说：
　　“主席，我看过《封神演义》，听过民间传说和唱戏，都是七零八碎的，也没留心您提的问题。我只有交白卷了，请主席给我们讲讲吧。”
　　“洛阳才子回了孟津就交白卷啊？”
　　毛泽东笑着说；其他几个人也笑着望望雷英夫。雷英夫也笑了，他说：
　　“其实我文化程度很低。”
　　毛泽东左手伸出2个指头，晃了晃，说：
　　“武王去过2次。一次是在公元前1029年，这是第一次去。八百诸侯齐聚孟津，商量伐纣，大家基本都同意。武王很能干，想了想，条件不够成熟。首先，商纣内部腐败了，但还没烂透，还不到马上垮台的时候。其次，他的兵力还比较强大。再次，过黄河的准备工作还没搞好。最后，争取人心还需要多做一做。直到要出兵了，伯夷叔齐不是仍然反对，出走了么。所以，武王下决心回去做准备。做哪些准备？有文有武，有精神有物质。要造舆论，统一思想，要搞统一战线，他也是讲究师出有名哩。还要广收人才，集聚粮草，打造兵甲，练兵布阵，准备舟船。用2年时间做了充分准备。这样，到了公元前1027年，武王从潼关出兵到孟津，发宣言，搞突然袭击，打歼灭战，瓦解敌军士气，在朝歌南的牧野打败了商纣。你们都是搞军事的，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还是要研究的。”
　　雷英夫忙说：
　　“我这个孟津人实在是不够格，是不学无术。”
　　毛泽东说：
　　“太过谦了，这不是老实话。”
　　他望了一眼大家，又说：
　　“才子也不能事事都知道，所以都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饭后，雷英夫借毛泽东兴致很高之机，试探着请求说：
　　“主席谈到学习，我想提高一些文化。什么时候您写的不要的字，给我几张好吗？”
　　毛泽东痛快地说：
　　“别说那不要的呀，要就要那能要的。那好吧，我给你写一个。”
　　第二天，毛泽东果然叫人送给雷英夫一幅很大的中堂，写的内容是《水调歌头•游泳》。
　　尔后，毛泽东从武昌来到了上海，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3月23日，吴冷西也到达了上海，将要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
　　3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笔者注）。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宣布说：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问题。在讨论之前，先请邓**同志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通报一下。”
　　邓**在发言中说：
　　“第一、要理直气壮，坚持平息叛乱。因为8年来中央和入藏部队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却撕毁了协议，背叛祖国，武装反抗中央，进攻人民解放军。
　　第二、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还要留有余地，还是用‘叛乱集团劫持**’的说法，同时，因为原主任**出走，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要进行民主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要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四、现在暂不公开点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当局的名。毛主席说让他多行不义。中国古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他算账。尼赫鲁关于西藏叛乱的一些讲话，也暂不报道。因为报道了就要反驳，现在还不到跟他辩论的时候。要看一看再说，这是留有余地。与此相关，印度噶伦堡是这次叛乱的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这同样也是因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
　　邓**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见后，毛泽东指定由吴冷西和有关人员，起草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
　　此后，上海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在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若干问题。
　　3月27日，毛泽东在吴冷西呈送的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上，作了多处修改，并请其他政治局常委及胡乔木和吴冷西本人在文字上再加斟酌。
　　3月28日晚，新华社全文广播了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
　　3月29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
　　3月29日晚，毛泽东写出了第4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中央各部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
　　上海发几个县的材料可阅。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它事业，凡属财政方针的制订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厅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的口味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些干部说，今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5级或者6级、7级干部大会，每次会期10天。上层、中层、基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乡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泽东
　　3月30日，毛泽东在批转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时，加了一个《介绍山西经验》的标题，并在标题下面写了一个按语：
　　“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愈头昏。”
　　他根据各地整社中群众普遍提出清算旧帐，即清算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平调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等项帐目的要求，批示说：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400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是不许可的。”
　　3月31日，**匆忙逃入印度。
　　且说在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6个大区的负责人到他的住处座谈，陶鲁笳接到通知晚了，待他赶到时大家正吃午饭，他就坐在毛泽东的对面，他说：
　　“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4大指标（钢、煤、粮、棉——笔者注）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大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们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
　　毛泽东闻言，笑着对王任重说：
　　“你有同情者了。”
　　柯庆施却对陶鲁笳说：
　　“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
　　陶鲁笳当即争辩道：
　　“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
　　李井泉说：
　　“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
　　陶鲁笳说：
　　“现在的问题是，跳得再高也摘不到果子呀。”
　　曾希圣说：
　　“分配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因此，我们接受。指标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陶鲁笳说：
　　“我们山西武乡县有一个党支部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亩产要搞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都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
　　毛泽东在大家的争论中，一直捂着嘴在一边笑。他见都不讲了，这才说了一句：
　　“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
　　事实上，他也认为指标仍然偏高，于是便委托陈云等人进一步研究一下。
　　1959年4月1日，上海会议结束。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上海会议对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指标，进行了一些调整。会议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的会议纪要，准备提交给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讨论。
　　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中，吸收了王稼祥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不在农村实行各取所需、吃大锅饭，不同意定高指标的意见。后来，毛泽东请人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送王稼祥过目，还告诉王稼祥说，有什么意见，修改后再向全国下发。
　　上海会议为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
　　欲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如何召开，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87
第287章
　　“有时候一个人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如马克思，真理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或个别人的意见。因为，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
话说1959年4月2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
　　4月2日晚，毛泽东对《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等几个报告写了一个批示：
　　“这几个文件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
　　4月3日，吴冷西根据毛泽东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对印度尼赫鲁3月30日的讲话做了详细的报道，并着手写相关的评论文章。
　　4月3日，毛泽东对《麻城县万人大会第二次报告》作了批示，他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5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4月3日下午6时，毛泽东在谭震林来信的批示中写道：
　　“各县、社4月不开大会。原定5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5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3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3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帐这个问题来说，3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帐，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1959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5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看了湘剧《生死牌》，剧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使毛泽东感触颇多。于是他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
　　4月4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首先说起了海瑞的故事，他说：
　　“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下，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海瑞吃，海瑞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
　　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致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海瑞敢说真话。”
　　毛泽东讲完了海瑞的故事，接着又讲了一个卞和献玉的故事，他说：
　　“楚国有个卞和，得到一块很好的玉石，献给楚王。楚王不识货，说他骗人，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第2次又献上去，还说他骗人，右脚也砍掉了。卞和坚信真理，坚信自己献的是一块好玉，第3次再献上去，剖开后证明确实是一块好玉。他由此取得了楚王的信任。”
　　毛泽东由故事引入正题，他在讲话中要求党内干部为了党的事业，要敢于讲真话，不要怕这怕那。他还说：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
　　他又说：
　　“**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毛泽东最后说：
　　“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
　　后来，毛泽东对胡乔木说：
　　“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建议找几位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写写这方面的文章。”
　　毛泽东还向彭德怀推荐读《明史•海瑞传》。彭德怀后来找来了有《海瑞传》的那卷《明史》，在他访问东欧前，有半月时间常置案头。
　　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草案中对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经济计划指标进行了一些调整，原指标再次被压缩，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原煤产量指标降为3.4亿吨，其他工业品指标也大幅度降低。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4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在全会上讲了十几个问题。他在讲到工作方法问题时说：
　　“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要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不行。要与多方面商量。要反对少谋武断。多谋，过去往往与相同意见谋得多，与相反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谋的目的是为了断。”
　　“要多谋善断，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
　　毛泽东还说：
　　“有时候一个人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如马克思，真理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或个别人的意见。因为，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
　　毛泽东强调党内民主、反对家长制。他以自己和弟弟毛泽覃的关系为例，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也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泽覃同志和我争论一个问题。这个同志已经在江西牺牲了。他说他对，我说我正确，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就要打他。他当场质问我：‘你怎么打人？’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难道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打人？如果实行家法，父母亲不在，他是哥哥，也可以打我。”
　　毛泽东又说：
　　“对人民、对同志，不能压服，只能说服，要以理服人，我们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毛泽东鉴于不少人在全会上仍然坚持生产高指标，不愿意压低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指标，而且，持这种意见的人还占了上风。他们认为，纠“左”已有半年多了，再纠下去会给群众泼冷水，会给大跃进运动抹黑，而且，右倾大有抬头之势。对此，他说道：
　　“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行。1959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将来还会有，做计划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留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也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指标定为2000斤，这就没有余地了。过去打仗留预备队，现在搞生产忘掉了。工作计划一定要留有余地，不能满打满算。保证重点是重要的，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情。”
　　“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经济计划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3000万吨钢搞成2000万吨。
　　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3000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1000万吨，只搞2000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毛泽东很不满意几个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他说：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六亿人民，1300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
　　毛泽东还讲了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他说；
　　“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
　　他转对周**问道：
　　“同时也劝你看，你看了没有？”
　　周**回答：看了。
　　4月5日下午，毛泽东从上海到了杭州，住在杭州西湖西南岸的刘庄别墅里。
　　这天晚上，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如果有可能，我就游历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祯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主要力量用在长江。《徐霞客游记》可以看。”
　　毛泽东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让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山组建了一支秘密骑兵大队，以备考察之用。由于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这一愿望就没有能够实现。
　　且说4月6日，刘**、周**、朱德、陈云、邓**、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还有田家英、吴冷西、李友九，也来到了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讨论、修改周**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副总理的预算报告。
　　4月7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汪锋同志：
　　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1、金沙以西，构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120万人，是不是？2、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3、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与农奴主（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有人说二八开，有人说形式上全部归贵族，实际上农奴则瞒产私分度日，对不对？4、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说8万，对否？5、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6、喇嘛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7、喇嘛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8、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从农奴，还是从贵族来的？9、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5%？或者还要多些，或者少些，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为是？10、整个剥削阶级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有多少？左派有无三分之一，或者还要少些？中间派有多少？11、云南、四川、甘肃、青海4省各有**多少，共有**多少？有人说，4省共有200多万至300万，对否？12、这4个省**住地共有面积多少平方公里？13、青海、甘肃、四川喇嘛庙诉苦运动所表现的情况如何？有人说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
　　以上各项问题，请在一星期至两星期内大略调查一次，以其结果写成内部新闻告我，并登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如北京材料少，请分电西藏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4个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
　　　　　　　　　　　　　　　　　　　　　　　　　　毛泽东
　　4月8日，毛泽东在刘庄别墅里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周**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毛泽东又谈到了西藏叛乱事件，他说：
　　“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大合唱，支持西藏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迎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你们回北京后就着手准备。”
　　4月12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乘专列经济南、天津回到北京。
　　4月13日，周**回到北京后，让吴冷西着手起草有关西藏问题的评论。为此，还成立了一个以吴冷西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为负责人的专门小组，成员有中央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长姚溱，周**的外事秘书浦寿昌。周**说：
　　“你们这个小组直接归我和**同志领导，每周或半月在《人民日报》社开会，讨论有关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有问题直接向我请示。目前集中力量研究和起草有关西藏叛乱和印度当局态度的报道和评论。”
　　这一天，毛泽东乘车从中南海出来，突然看见表哥文涧泉正在路上徘徊，就示意秘书停下来，把文涧泉接到车上，拉回家中。毛泽东问道：
　　“十一哥，你来了多久了？”
　　文涧泉怏怏不乐地说：
　　“来了几个月了。”
　　毛泽东又问：
　　“住在哪里？”
　　文涧泉有些生气地说：
　　“人还没死，就摊了门板。”
　　文涧泉说摊了门板，是指乡下有个习俗，死了人之后，尸体要在门板上摊1天，然后再入棺。这显然是气话，埋怨他住的地方不好。毛泽东笑着说：
　　“火气还不小嘛。我从武汉回来刚几天，前天才知道你来了。”
　　原来，文涧泉这位老农在家乡做了几十年的田，对水稻的栽培和管理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认为水稻要合理的密植，才能增产。可是，他的观点在大跃进高潮中遭到了批判，说他是经验主义，是保守，大门上还被插了白旗。文涧泉一气之下，在1959年初来到了北京，要找表弟讨个说法。他住在一个条件较差的招待所里，要见毛泽东，可是每次都被挡了驾，回答是：“主席外出视察，不在家。”就这样，他在北京一直等了将近半年之久。
　　这一天，文涧泉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一位外宾，就知道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于是，他就向中南海走去，结果，还是被当了驾。正在他不知所措时，被毛泽东看到了。
　　毛泽东听了表兄受冷落的经过，就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住宿差，好吧，马上给你换个地方。看样子，十一哥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啊？”
　　文涧泉说：
　　“能称心得起来么？我挨了批，还插了白旗。”
　　毛泽东不胜惊讶，问道：
　　“你为什么挨批插白旗了？”
　　文涧泉说：
　　“开头是为队里密植。后来是为大炼钢铁，砍了黄土岭的油茶林。你不是说过，油茶是个好东西么？”
　　毛泽东叹息着说：
　　“黄土岭的油茶林也砍啦，可惜，可惜！你顶住了瞎指挥，是功臣嘛！怎么还插白旗呢？应该戴大红花才对！”
　　毛泽东看着文涧泉掏出手帕擦眼泪，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看来你的怨气不小。我向你赔不是，给你戴大红花。”
　　文涧泉说：
　　“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文涧泉便把为密植挨批的事情说了一遍。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文涧泉似乎还没有消气，他说：
　　“我认为政府的政策不行，种田不能搞密植，要合理密植。我作了一辈子的田了，还没有看到如今这么个‘密法’。政府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我说，人虽然老了，但还可以看水，这么密植会要减产的。”
　　毛泽东只好以好言相劝。文涧泉说：
　　“没用。县官不如现管。政府的政策不改变，我回去还得挨批。我要在北京住下去，等政府改变了态度，等我的孙子写信来，我才回去。”
　　毛泽东知道表哥心直口快的脾气，也难怪他为密植问题如此恼火，就留他吃晚饭，安慰了几句，说：
　　“‘忠言逆耳利于行’，难得你有这番好意啊！十一哥熄熄火，在北京住几天，再回家去。”
　　文涧泉经毛泽东这么一劝说，气消了，心平了，在北京饭店呆了几天，便又回到乡下继续种田。
　　4月15日，《人民日报》以观察家名义，发表了吴冷西修改好的、经周**审定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评论披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中国平叛的言论。评论中说，对尼赫鲁演说中所说的“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欢迎。评论中引用了《印度快报》对尼赫鲁演说的评论，说尼赫鲁“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说尼赫鲁要“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
　　4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6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和第三届人民政协第1次会议的议程。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从去年8月起，出了两件事，都跟我们有关。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
　　在讲了炮击金门以后，毛泽东又说：
　　“我们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聊斋志异》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书生，晚上坐着看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伸进舌头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把舌头伸出去，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样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最后那个鬼只好悻悻地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它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关于西藏叛乱问题，他说：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3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25岁。假如他活到85岁，从现在算起还有60年，那个时候21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59年不回来，第60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
　　关于国家领导人的调整问题，毛泽东说：
　　“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10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
　　4月15日这一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尼•费德林到达北京访问，受到毛泽东、周**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的大会。先期到达会场门口的周**对伏罗希洛夫一行表示欢迎。毛泽东在大会上领导全场群众高呼口号：
　　“苏联中国团结万岁！”
　　后来，周**曾陪同伏罗希洛夫一行到杭州和广州访问。
　　4月17日，周**将反映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5省春荒缺粮的报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立即将这两份材料批示给周**，并拟出一个很醒目的标题：《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他在批示中写道：
　　“在3日内，用飞机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由你找人大代表中15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5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
　　4月1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作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与全国人大开幕的同时，全国政协第三届1次会议也在京举行。来自苏州的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园林艺术家周瘦鹃也参加了政协会议。周**在180多位老年委员团聚的茶话会上说：
　　“毛主席非常关怀各位老人，他说下次开会时，你们可以带着老伴同来，好照顾得更周到一些。如果没有老伴而有必要的话，就是带一个儿子或一个女儿也好。”
　　毛泽东设想这样周全，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使老委员们非常感动。
　　4月19日，这一天是个星期日。吴冷西和家人一起到香山郊游，中午在香山饭店吃过饭，正准备午休，服务员来说让他接电话。吴冷西心中有些纳闷：什么人打电话到香山来找我呢？他一接电话才知道是中南海总机打来的，说是毛泽东的秘书罗光禄找他说话。罗光禄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他通知说：
　　“毛主席要你马上回城参加会议。”
　　吴冷西不敢怠慢，马上带领家人坐车回城。待他来到中南海，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
　　吴冷西走进颐年堂，毛泽东冲着他说：
　　“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你到哪里去了？上午通知下午3点开会，找了半天才找到你。”
　　吴冷西赶紧解释说：
　　“我一清早上香山去了，刚才接到开会的通知就马上回来。”
　　毛泽东说：
　　“昨天印度官员散发了一个**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找你来是要你立即起草一篇评论。”
　　吴冷西问：
　　“评论着重讲哪些观点？”
　　毛泽东说：
　　“刚才同总理他们议了议，可以着重从3个方面批驳所谓‘**喇嘛声明’：第一，《声明》从‘西**立’说起，反映了英帝国主义历来的梦想，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第二、《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西藏违反1951年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但又举不出任何事实。我们要指出，过去8年中，西藏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西藏的内部事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区政府负责进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还宣布1962年以前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声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我们可以根据**喇嘛3月10日以后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的3封信来说明：**喇嘛是被反动分子包围，并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声明》中也说是‘顾问们认识到’**喇嘛以及家属和官员‘离开拉萨成为十分紧迫’。”

福和中学老师

周**补充说：
　　“《声明》行文不是用第一人称‘我’，而是用第三人称‘他’，完全不是西藏文体，而是像英皇诰示那样的文体。《声明》用的某些观念和词句也是外国的。散发这声明的又是印度官员。我们要指出，这些都表明《声明》不是**喇嘛本人的，而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评论中可以揭露这一点。”
　　刘**说：
　　“评论要提出质问：现在发表这个声明，究竟想干什么？可以点出他们这样做是下决心同中国对抗。”
　　与会者还谈到了有关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一些其它意见。毛泽东说：
　　“时间不早了，会议到此结束。你要在今天晚上把评论起草出来，我夜里等着看。”
　　4月20日凌晨3点多，吴冷西将评论稿打出清样送到了中南海。
　　这天下午，毛泽东把吴冷西和胡乔木叫到他家里，将他修改过的评论清样给吴冷西二人看。毛泽东主要是在上面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的亲热呵！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
　　毛泽东要吴冷西和胡乔木对评论中的某些措词再行斟酌修改。胡乔木和吴冷西当场做了一些修改，就请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看了一遍，就说：
　　“这篇评论要今天马上发表，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这样的形式会引起人们的重视。题目仍然是《评所谓“**喇嘛的声明”》，由新华社今晚先发，《人民日报》明天登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名义发表的《声明》也全文发表。”
　　吴冷西立即回新华社布置翻译和发稿。
　　4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还接见了意大利共产党访华代表团。
　　4月22日，毛泽东召集几个常委在他家里开会，吴冷西也列席会议。毛泽东说：
　　“现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的**言行。《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集中反映有关西藏叛乱的问题，宣传我们迅速平定叛乱以及目前正在采取的民主改革措施。印度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在西藏叛乱问题上的**言行，都要陆续发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言论也要发表。从3月17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上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是看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
　　毛泽东又提到了他在4月初杭州政治局常委会上，交代吴冷西准备写文章的事，他说：
　　“《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经中央讨论后发表。”
　　4月24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福建沿海发生沉船事故的报告中批示道：
　　“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
　　4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吴冷西和彭真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20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3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4月24日两篇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予诽谤者以打击》，不如光明日报评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24日与**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
　　　　　　　　　　　　　　　　　　　　　　　　　　毛泽东
　　　　　　　　　　　　　　　　　　　　　　　1959年4月25日上午6时
　　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在上午读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分头行动。胡乔木、吴冷西召开了宣传干部会议，统一宣传口径。胡乔木、吴冷西还研究了**和尼赫鲁的谈话内容。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告诉尼赫鲁说，他写给谭冠三的3封信是真的。尼赫鲁说，印度仍然实行和平共处原则。
　　4月25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言行问题。胡乔木、吴冷西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一开始就问吴冷西：
　　“文章写得怎么样啦？”
　　吴冷西回答说：
　　“正在修改。”
　　毛泽东说：
　　“我们反击印度的**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的局势无能为力。
　　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重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好处。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他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事件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们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与他。确实，我们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5万人。1956年撤出3万多人，只留下1万多人。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叛乱分子自由进出。但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微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人大、政协正在开会，会上发言理直气壮，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表示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常委们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家要求抓紧时间把文章写出来。
　　毛泽东决定，起草小组加以扩大，由胡乔木领头，要吴冷西先修改出一个稿子，然后交胡乔木修改，再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4月26日，吴冷西、乔冠华领导的国际宣传小组在讨论毛泽东写于25日上午6时的信时，大家都说：
　　“在形势转换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思想总赶不上毛主席。《人民日报》如此，外事部门也未能例外。”
　　4月26日，毛泽东接到了内务部的一个报告，报告中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停止发展，山东的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仍在发展。毛泽东在这个报告的批示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4月27日，《人民日报》根据尼赫鲁会见**前后的几次谈话，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
　　在全国人大二届1次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审阅人大常委会组**员名单，他突然问道：
　　“常委里怎么没有曾志呀？曾志工作得不错嘛！她可以参加人大常委。”
　　说着，他大笔一挥，将曾志的名字加了上去，还自言自语地说：
　　“曾志是一个善良的同志，善马任人骑，善人任人欺呀。”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参加了这次人大常委名单审定会议，他回到家里问曾志说：
　　“主席推荐了你当人大常委，还说什么‘善马任人骑，善人任人欺’，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曾志说：
　　“我怎么知道！”
　　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1次会议举行闭幕式。会议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选举刘**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等16人为副委员长。
　　会议决定：周**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这天下午，风和日丽，花明柳翠。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人大代表和1000多位政协委员，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中南海怀仁堂前草坪上的一架照相机前，将要与国家领导人一起合影留念。
　　毛泽东、刘**、朱德、周**依次走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毛泽东微笑着挥手示意大家坐下来照相。一照完相，大家就争先恐后地和领导人们握手。周瘦鹃挤不上去，眼看就要失去这个幸福的机会，他灵机一动，转身疾步去了毛泽东进怀仁堂的必经之路。不一会儿，毛泽东果然笑吟吟地走过来了，周瘦鹃鼓起勇气，抢步迎了上去，向毛泽东伸出了手。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端详着他，却叫不出他的名字。周瘦鹃激动地报出了自己的姓名。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说：
　　“啊，原来是周瘦鹃先生！你的气色很好啊！今年高寿？”
　　周瘦鹃回答说：
　　“今年65岁了，可是精神还好，这几天也很兴奋。”
　　毛泽东和蔼地说：
　　“我读了你的很多文章，很想和你谈谈。”
　　周瘦鹃说：
　　“请主席多加指教。”
　　毛泽东想起还有很多事要做，无奈地摊开右手，朝周瘦鹃摆了两摆，只是问道：
　　“有什么新的东西给我看看？”
　　周瘦鹃兴奋地连声说：
　　“好，好！”
　　后来周瘦鹃回到苏州，常常扪心自问：“我将拿什么新的东西给毛主席看呢？”过去的文章吧，被人看做是“鸳鸯蝴蝶派”的东西，已大不合时宜，谈园艺盆景的，又不知毛泽东有无兴趣，思来想去，便大胆地步毛泽东诗词原韵，作了21首诗词，题名为《学步集》，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又寄还给了他。
　　且说4月29日，毛泽东写出了第5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500斤的，今年增产200斤、300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3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3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10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6亿5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10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10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3年以内，大部不可行。3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10年时间。4年以内小解决，7年以内中解决，10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4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试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肥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6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10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毛泽东写好后，先征求刘**、周**、陈云、邓**、林彪、朱德、谭震林、彭真的意见，又征求了在京参加人代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的意见。
　　正是：党内通讯世少有，同志部下似朋友。娓娓道出心里话，细细思量为民谋。
　　　　　良师良友良配方，谁听谁信谁接受？可怜毛公费苦心，披肝沥胆如对牛。
　　再说1959年5月2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吴冷西和胡乔木先后修改过的稿子。毛泽东提出了6点意见，他说：
　　“1、文章应以评论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为主，他此前在议会中发表的6次讲话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2、要高屋建瓴，从西**民早已盼望改革农奴制讲起，一下子把尼赫鲁置于反对社会进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当文字分析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蛮和落后。3、要揭穿尼赫鲁打着“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说明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8年来执行十七条协议。4、要指出印度历来对中国地区的野心和干涉，着重揭露1950年我们进军西藏时和这次叛乱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并联系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以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人的衣钵。5、要指出尼赫鲁本人前后自相矛盾，肯定他说过的好话，批评他的坏话，指出他一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时又把西藏变为中印缓冲区；一方面同中国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6、评论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
　　周**见毛泽东说完了，就补充了一句：
　　“要引用尼赫鲁1954年访华时说的好话。”
　　毛泽东最后说：
　　“我同意大家对文章题目提出的意见，把题目改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乔木和冷西今晚好好想想大家的意见，明天用1天的时间修改，4日再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4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浦寿昌修改的《人民日报》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与会者只是提了一些有关个别提法和词句的意见。毛泽东最后宣布：
　　“政治局原则上通过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为慎重起见，你们明天再认真从头到尾通改一遍，随修改随送我看。”
　　5月5日，胡乔木、吴冷西和浦寿昌经过1天的通改，随改随送毛泽东审阅。一直到晚饭前，毛泽东最后审定了全文。
　　这一天晚上，《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篇文章由新华社用中、英文同时播出。第二天上了《人民日报》。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位外国报纸驻北京记者在报道中评论说：
　　“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杰作，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态度鲜明而坚定，又始终贯彻中印友好的方针。”
　　印度《政治家报》的社论评论这篇文章说：
　　“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
　　印度《国民先驱报》的社论说：
　　“《人民日报》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中国人保证说，民主、繁荣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对印度共和国的任何威胁。这种保证将会为人们所接受。”
　　英国《泰晤士报》的社论说：
　　“尼赫鲁不会再来反驳，而会注意中国方面关于恢复友好关系的说法。”
　　香港一家报纸评论这篇文章说：
　　“说情又说理，委婉又强硬，确是使尼赫鲁颇难回答的。”
　　5月6日下午，毛泽东、周**、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和蒙古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周**、陈毅在谈话中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态度。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尼赫鲁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4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4亿人民的意志。西藏问题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闹半年也好，闹1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
　　后来，中央书记处的一位领导人根据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的要编写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的小册子，就找到了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向他交代了这个任务。何其芳立即组织文学所的有关人员进行编写，到这一年的夏季基本编成了此书。
　　且说5月6日夜，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对吴冷西说：
　　“毛主席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7日起，一律暂停发表印度和其他外国对西藏问题的言论，也一律暂停发表批评印度、英国等的反 华言行的评论，看看印度及其它方面的反应再说。全国各报也照办，由你告诉中宣部发出通知。”
　　从5月7日起，国内舆论界一片风平浪静，外交部则开始了一连串的中印之间的“照会战”。
　　欲知后来中印关系如何发展，达 赖叛国集团情况怎样？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88
第288章
　　“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4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拐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话说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了《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毛泽东在第一个指示中加写了一句话，他写的是：“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中央在两个指示中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在5、6两个月内，以抓农业生产为中心。县委第一书记必须以全力抓农业生产，地委第一书记必须以三分之二的时间抓农业生产，省委第一书记必须以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抓农业生产。加强对小麦的农田管理，保证增产。扩大春播和夏种的面积，完成今年粮、棉、油等主要作物的生产计划。
　　指示还要求：社员要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
　　5月7日，毛泽东接见了来京参加全国人大二届1次会议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等人，详细询问了西藏叛乱的情况。他在谈话中说：
　　“本来我们要根据和谈协议逐步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1956年底我们就说过，从1957年起6年内，西藏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连试点也不搞，6年后改不改革，要根据那时的情况，由西藏上层和人民群众共同协商解决。可是**不高兴，叛逃了，这件事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反动派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既然叛乱已经发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只要他们回心转意，我们还是欢迎的。你们站在维护中国统一方面，站在人民方面，这很好。希望你们进一步维护民族团结和中国的统一。”
　　毛泽东就今后一边平叛、一边改革的方针政策，征求了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的意见，他问道：
　　“现在你们同意不同意进行民主改革呀？”
　　阿沛•阿旺晋美说：
　　“我们来开会前，西藏党组织的领导同志曾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我们完全拥护中央关于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请毛主席放心。”
　　毛泽东连连点头，高兴地说：
　　“虽然发生了叛乱，和平民主改革的方针仍要坚持，不管参加叛乱的是什么人，我们仍旧是一个不杀。
　　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只要同西**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农民——笔者注）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毛泽东还说：
　　“民主改革要根据西藏的具体特点逐步进行，在改革中要严格执行政策，要团结各阶层僧侣人民，要区别对待没有参加叛乱的、被裹胁叛乱但又迅速投诚的与坚决参加叛乱的奴隶主，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文物古迹。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
　　5月10日上午，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短信，他写道：
　　东园兄：
　　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如愿意来，企予望之，不胜欢迎之至！
　　祝好！
　　　　　　　　　　　　　　　　　　　　　　　　　　毛泽东
　　　　　　　　　　　　　　　　　　　　　1959年5月10日上午9时倚枕书
　　尚未睡觉，心血来潮，写此数语。
　　5月10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他在谈到西藏问题和中印关系是说：
　　“我对朋友们说，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它就没有了。你们德国文学中有无这种材料，说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马列主义教我们别怕鬼。资本主义这个鬼确实有其事，不过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清朝皇帝等鬼。我就是不怕鬼。”
　　5月11日上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说：
　　“对尼赫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针。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他像任何人一样，是可以分析的。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人民日报》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面，但着重批评他坏的一面。这是因为他在前一个时期放了很多毒，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记住，经过这样一次批评之后，我们还是要看到他还有好的一面，他做过好事的一面，所以还应该争取他，给他个下楼的机会，不要把事情做绝。
　　对**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针。不管他发表什么声明，我们都暂不理睬，看一个时期再说，这也是留有余地。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宗教领袖，毕竟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表现还可以，后来到北京当人大副委员长，表现也可以。就是说，**有过好的一面。因此，将来他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回来之前要发表一个声明，宣布他过去在噶伦堡和其它什么地方说过‘西**立’之类的话是不对的，一律作废，这样就可以回来。这个条件不算苛刻。我们既往不咎，是够宽大的了。”
　　毛泽东转对列席的吴冷西说：
　　“今后关于西藏问题的宣传，数量要减少，正面的和反面的各占一半，不要说一切都好，也不要说一切都坏，总的分量要减少。”
　　5月11日下午，刘**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陈云关于钢产量指标的说明。陈云说，他听取冶金部的6次汇报后，得出结论：“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刘**说：
　　“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周**说：
　　“1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量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现在是‘人心思定，生产思常’，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此事关系重大，我建议，先由我同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地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最后确定。”
　　会后，周**和8个副总理分头到9个地区去调查。
　　5月15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信中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900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1300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
　　再说毛泽东自从不再担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后，卸去了政务方面的工作，轻松多了。他在休息时就练练书法，与民主人士的往来也更多了。
　　黄炎培珍藏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摹本，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1个月。此后，毛泽东的工作一停下来，便翻开摹本看，爱不释手。李银桥去倒茶时，常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练笔不同于别人，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将前人的精华变成自己的东西。每每练到兴头上，连吃饭都叫不应他。
　　大约是真迹摹本太珍贵了，黄炎培借出去以后很不放心。刚刚借出去一个星期，他便频频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看摹本的情况。电话往往是打到办公室里，问主席看完了没有？什么时候还？还有一次，黄炎培那边竟然把电话直接打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慢条斯理地问道：
　　“不是讲好借1个月吗？”
　　电话那边马上说：
　　“对、对、对。”
　　可是，不足1个月，黄炎培那边又把催书的电话打到了菊香书屋的卫士值班室里。卫士尹荆山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见毛泽东正在看那本书法摹本。他的头照着书上的笔画晃动，好像下巴就是一支笔。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他们……又催呢。”
　　毛泽东一听，非常生气，将手中的烟嘴摔在桌子上，说道：
　　“怎么也学着逼债了？不是讲好1个月的？还差7天，我是给他数着呢。”
　　尹荆山见毛泽东真的生了气，连忙解释说：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缓和多了，说:“到1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1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不久，黄炎培亲自来电话了，这次电话直接打给了毛泽东。他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摹本。毛泽东问：
　　“任之先生，1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李银桥在一边嘟哝着说：
　　“跟向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微笑着说：
　　“不够朋友够英雄。”
　　等到了1个月期满，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摹本，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给卫士尹荆山，说：
　　“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
　　“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说：
　　“送去吧，讲好1个月就是1个月，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1959年6月3日，毛泽东刚刚起床，就给林克又讲起了他曾经在第2次郑州会议上以及跟他的孩子们讲过的“梁鸿余热不因人”的故事。讲完了，他又说：
　　“过去，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
　　林克明白，毛泽东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要有志气，不仰仗他人，不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性格，自立自强，靠自己艰苦创业。
　　6月7日上午，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早在解放初，毛泽东知道章士钊有一部旧作《逻辑指要》，他在和章士钊的一次谈话中问道：
　　“听说您在逻辑方面有著述，可否让我一阅？”
　　毛泽东所说的著述就是《逻辑指要》。章士钊闻言，面露愧色，他心里清楚，此书在1943年出版时，序言中多有逢迎蒋介石的话，因此蒋介石才让他到国民党大学等处去演讲。他踌躇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地说：
　　“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我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这怎么可以呢？”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此学问之事，有何妨！”
　　后来，章士钊便派人把《逻辑指要》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认为这本专著能够运用西方逻辑学的框架，使用中国古籍材料，系统地阐述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在同类书中是独树一帜。他便对章士钊说：
　　“我看此书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
　　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为了普及逻辑学的基本知识，指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安排编辑出版“中国近几年和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于是，研究室便计划出版一套《逻辑丛书》，章士钊的旧作《逻辑指要》自然也在其中。章士钊为重印《逻辑指要》，下大功夫对全书作了大量删补修改，尔后多次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的观点。
　　毛泽东在6月7日给章士钊的回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著，为之筹策：
　　《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某某年旧作。1959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辑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1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缪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章士钊
　　　　　　　　　　　　　　　　　　　　　　　　1959年6月某日
　　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我害了1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6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
　　教安。
　　　　　　　　　　　　　　　　　　　　　　　　　　毛泽东
　　　　　　　　　　　　　　　　　　　　　　　1959年6月7日上午8时
　　章士钊读了毛泽东的回信，十分感动。后来三联书店再版《逻辑指要》时，章士钊就以毛泽东为他撰写的说明文字替代了自己早已拟好的再版序言。
　　毛泽东与章士钊之间还有一个趣事，不得不在此叙述一下。
　　有一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的来信，手指在桌上轻轻地敲了两下，转向卫士李银桥吩咐：
　　“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李银桥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张士钊家里。李银桥记得章士钊老先生是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房子不怎么样，很破烂。他拎着两只鸡说：
　　“主席送您两只鸡。”
　　章士钊连连点头说：
　　“谢谢，谢谢。”
　　李银桥说：
　　“主席看到您的信了。”
　　章士钊举举那两只鸡：
　　“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
　　李银桥说，很好。可他有些纳闷，这两只鸡怎么是回话呢？章士钊在信上说了什么，他不知道，当然也无法猜到。他回去给毛泽东学说了一遍，毛泽东也笑而不语。这就给李银桥留下了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迷。
　　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的《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说：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包括猪、羊、鸡、鸭、鹅、兔等在在内，所有收入归社员个人所得。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时间，把房屋旁、村旁、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愿吃、愿存、愿卖，完全由社员个人自由支配。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仍然归还社员所有，受益也归社员所有。

福和中学老师

　6月11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秘鲁议员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自己的经济，积极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工业，使农业用机器装备起来。现在工作才开始做，仅仅是开始。至于做出成绩来，那需要时间，需要朋友的帮助，不是很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总要花些时间。我们已经干了10年了，但是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工业才这么一点，农业还是手工业式的，也许再有10年才会有些进步。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中美、南美有20个国家，同亚洲的国家例如中国发生经济联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联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换有益的东西。日本是亚洲国家，是我们的邻国，我们同他们打过仗，最近关系也不大好，但是人民间的交往还是有的，现在还有日本民间代表团在中国访问。虽然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两国人民还是互相往来，人民间互相来往很自由、很自然。有可能的话，我们还会派代表团去南美洲访问你们国家的。

　　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当然这只是向地球上的中国部分开战，不会向你们那里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惩罚吗？”

　　6月12日至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毛泽东说：

　　“1959年的计划指标曾多次开会调整。这次会议还要决定降低指标。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左思右想。不管过去说过什么大话，都允许翻来覆去。”

　　周**、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人汇报了有关情况。周**根据他和各位副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详细分析了经济形势，认为八届七中全会把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是可行的。接着，李富春、李先念就计划和财政、市场问题作了说明。廖鲁言则提出1959年粮食指标从8000亿斤降到6000亿斤。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两次话，还曾经多次插话。他说：

　　“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

　　我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要总结去年的应验，去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

　　去年我们至少有3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增长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是非经过不知难啊。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应该收过来，由中央和省市两级专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则就乱了，没有办法控制了。今年粮食生产可以订6000亿斤的计划，能收到5000亿斤就很好，因为估计去年只有4800亿斤。但粮食消费计划只能按4000—4500亿斤的收成来安排。

　　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4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拐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快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

　　毛泽东还说：

　　“现在我们宣传上遇到困难。去年是那样讲的，今天又这样讲。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去年说了许多大话、假话，应该逐步转过来。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现在计划已经确定，方针已经明确。宣传有准绳了。过去报纸上说的虚夸的数字，过高的指标，现在根本不去理它，转过来就是。关于如何转，这个问题请中央书记处研究。”

　　6月14日，由于邓**在5月间摔伤了腿，住在医院里，彭真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书记处会议，研究宣传上怎样转的问题。

　　这里有必要先说一说邓**的一段轶事。

　　在整个大跃进年代，不管是真左派、假左派或是**、中间派，无不忙得不亦乐乎，唯有一位常常在北京值班的大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倒显得十分悠闲自得，他经常到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打桥牌。几年间，邓**除了出差、开会以外，每周3、周6晚上，每周日下午、晚上，都要和他的座上常客——万里和被称为“教授”的吴晗一类人打桥牌。待他们玩到午夜时分，北京饭店都要送饭菜、茶点侍候。邓**每每打到兴奋处，便高声叫道：“打桥牌也要鼓足干劲。”他的话无不引起一阵满堂哄笑。

　　闲话少叙，再说彭真等人商定，在宣传上应该转，但要逐步地转，不能急转弯，而且报纸公开宣传也不能把工作中的问题和盘托出，还要内外有别。彭真拿出中宣部起草的文件，要胡乔木、周扬和吴冷西修改一下，书记处再讨论决定。

　　这样，胡乔木、周扬、吴冷西3人在15日和16日一起讨论和修改了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的通报草案。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根据胡乔木建议所撰写的《海瑞骂皇帝》一文。

　　6月17日，彭真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胡乔木3人修改过的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宣传上如何转问题的通报草案，又略略作了修改，准备报请刘**审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各地。

　　后来，刘**看了这一草案后说：

　　“通报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由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6月20日凌晨，毛泽东读到了新华社编印的第2801期《内部参考》上关于广东东江流域暴雨成灾的消息后，给胡乔木、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6月20日上午4时

　　6月20日下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宣部关于宣传上如何转问题的通报草案。刘**说：

　　“报纸上去年放了许多卫星，失信于人。我们去年浮夸风刮得利害，下面怎么讲我们就怎么报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联系实际’，其实是跟着下面走，犯了尾巴主义错误，结果走向反面，完全脱离实际。《人民日报》宣传虚夸，基本上是反映了中央一些同志那个时候的思想和作风，所以不能完全怪报纸。

　　目前宣传要转变过去一个时期的状况，但也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地转，而是要逐步地转。这里有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所以，宣传上既要防‘左’，又要防右。我们在宣传上只能逐步地转，逐步地讲，不能一下子和盘托出。从对外宣传上说，还要考虑一些兄弟党过去一直为我们说了许多好话，如果我们一下子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会使兄弟党很被动。1956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使兄弟党被动，又被敌人利用，我们不能那样干。

　　关于工作中的缺点，在宣传上应该讲这些缺点已经或者正在怎样改正，从这样的角度去宣传。不能把所有的缺点都讲出来，只能讲百分之一，讲典型的、有教育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工作中主流是好的，缺点只是支流。比方说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过去强调数量是必要的，没有数量，质量也无从谈起。我们从无到有，开始只能着重数量，有了数量以后就要抓好质量。过去我们的缺点是只抓数量不抓质量。报道缺点不能用纠偏的态度，不能泄气，不能给群众泼冷水。

　　去年大跃进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的大跃进及其后的大失调，我们就可以认真地研究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速度究竟怎样才适当。去年的经验教训是全民性的，是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刻的，因而是十分宝贵的。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就是最大的成绩，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会议结束后，彭真、胡乔木、吴冷西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汇报这次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名声不大好，别人不大看得起我们，这也有好处。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且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都对我们有些害怕，现在不大怕了。还是不叫别人害怕为好。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个部门的联系，工业与农业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兼顾到。

　　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15年（1958—1972）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二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产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当时许多同志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削农民。第2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人家说我们去年成绩没有公布的那么大，这不要紧。我们现在不要同人家争论成绩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讲了大话，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开，究竟如何，现在不必争论。

　　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从反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

　　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它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办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管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

　　关于当前报刊宣传的通报，可以不用中央通报的形式，而用乔木、周扬、冷西他们3个人的意见的形式，再加上一个中央通知，说明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且提出6月底以前召开一次报纸宣传工作会议，要各省报总编辑、新华分社社长和中央一级报刊、新华总社、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参加。大家说好不好？”

　　毛泽东最后说：

　　“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局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有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袁绍、刘备、孙权都有这个缺点，都是优柔寡断，而曹操则是多谋善断。我们做事情不要独断，要多谋。但多谋还要善断，不要多谋寡断，也不要多谋寡要，没有抓住要点，言不及义，这都不好。听了许多意见之后，要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曹操批评袁绍，说他志大智少，色厉而内荏。就是说没有头脑。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晚上8点30分，毛泽东叫吴冷西留下，又招呼刘**过来一起谈话。毛泽东对刘**说：

　　“《人民日报》去年出了很多乱子，要加以改进，是不是请你抓一抓《人民日报》？”

　　刘**不高兴地说：

　　“现在我管的事情很杂，也很少接触《人民日报》，管不了。还是请主席直接管好。”

　　毛泽东见刘**这样说，只好对吴冷西说：

　　“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们两位，日常的工作由**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

　　刘**和吴冷西离开毛泽东住处后，他在门口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要办好，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说的多谋善断，你们首先要多谋，然后也要善断。对于比较重要的问题，你们可以而且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最后还是中央来断。这样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少犯错误。”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以及将要召开的全国报刊宣传会议，由于不久在庐山会议中出现的突兀情况，全都无疾而终了。这是后事，待下一章详述。

　　再说6月20日晚，毛泽东、周**、陈毅在北京中南海听取聂荣臻、钱三强等人关于核研究方面的情况汇报。

　　正在此时，中共中央收到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的来函。于是，大家就聚在一起听着翻译念那份刚刚收到的苏联政府的正式函件。函件中说，苏美等国正在日内瓦谈判禁止核实验的协议，苏联怕西方国家获悉他们在新技术方面援华，而“有可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陈毅一拍桌子，大声吼道：

　　“胡说八道！”

　　“念下去——”

　　毛泽东不动声色，点着了一支香烟。

　　翻译又接着往下念：为此，苏共中央决定：提前中止1957年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

　　周**眉宇紧锁，神情严峻，愤然地说：

　　“片面撕毁，背信弃义！”

　　屋子里一阵沉默。

　　“算了。”毛泽东掐灭烟头，大声说道：“还是那么一句老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们去吧。”

　　“主席，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钱三强用焦灼的目光望着毛泽东问。毛泽东没有回答，轻轻地拿起那支红蓝铅笔，仔细地在那份呈报给他的原子弹研制报告上，不停地写着，划着，一下，又一下……

　　“59.6”、“59.6”、“59.6”……

　　从此，以“59.6”这个不寻常的日子为代号命名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欲知中国的原子弹何时研制成功？毛泽东主持的庐山会议又出现了什么重大事情？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89
第289章
　　“鼓足干净，力争上游，15年内赶上英国，这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有缺点错误，用大字报，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搞建设像打仗一样，杀敌1万，损兵3千，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不能泄气，6亿人泄气可不得了。”
1959年6月20日深夜，高智应召来到毛泽东书房，毛泽东正坐在椅子上看书。卫士轻轻地叫了他一声，他抬头看见了高智，说：
　　“高智，我明天要出去。”
　　“到哪儿去？”
　　“湖南，江西。”毛泽东作了个手势：“以后出门，你们两个秘书轮流去，不用都跟着走。这次就是你跟着去吧。”
　　6月21日零时30分，毛泽东登上南下的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到达郑州。他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政治局常委意见。
　　这天晚上，刘**召开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6月22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同吴芝圃等人谈了话，他说：
　　“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
　　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
　　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3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做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
　　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6月23日，毛泽东在武汉要去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来武汉接毛泽东。
　　在专列去长沙途中，毛泽东与陪同他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谈话，他给王任重讲了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故事：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来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故事讲完了，毛泽东说：
　　“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毛泽东对一些人封锁消息表示极大不满，他说：
　　“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
　　王任重说：
　　“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
　　毛泽东说：
　　“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
　　尔后，毛泽东又与专门负责冲印照片的胡秀云聊天。胡秀云离开毛泽东车厢后，遇到了中央办公厅根据杨尚昆的指示安排的录音员。录音员笑着对她说：
　　“小胡，刚才你在主席那里说了些什么，我全知道。”
　　录音员为了让胡秀云相信，就学了几句他们谈话的内容。胡秀云一听感到非常惊讶，于是，她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感到异常震惊，不过当时并没有说什么。
　　6月24日凌晨，专列抵达长沙车站，毛泽东想下车，工作人员说湖南省委派的车子还未到。毛泽东指了指窗外，那儿停着几辆伏尔加轿车。工作人员说：不够坐。他们还板着指头算专列上的人数，数到了录音员。毛泽东惊奇地问道：
　　“车上有录音员？带录音员干什么？”
　　他这才把胡秀云说的情况联系了起来，一追究才知道是中央办公厅在会客室等处安装了微型录音设备，还专门配备了录音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中央办公厅的解释是，毛泽东的谈话用笔记录，毕竟不完整，他们想把毛泽东的谈话录下来，留给后人。但是又怕毛泽东反对，就没有向他报告。所以，毛泽东一直也没有察觉。
　　后来，刘**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刘**把处理情况写成报告，呈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方才了结了此事。这就是后来在文革前夕所说的“**事件”。
　　再说毛泽东下了专列，高智问他：
　　“主席，要游泳不游？”
　　“不游。”
　　“是不是准备一下？万一要游……”
　　“不要准备。”
　　毛泽东乘车来到蓉园，稍事休息，就坐船去游览湘江。罗瑞卿要当地人员做游泳准备工作。高智赶紧说：
　　“罗部长，不能准备。我问过主席了，他有交代。”
　　“那也要准备呀。”罗瑞卿说：“万一主席要游呢？”
　　高智说：
　　“那也不要准备。因为主席讲了话，你还准备就准挨批。”
　　罗瑞卿有点不高兴，说：
　　“不准备，发生问题谁负责？”
　　高智也坚决地说：
　　“发生问题我负责，你不要准备。”
　　事后，有个人说高智：
　　“罗部长官不小了，你就那么说他？”
　　高智说：
　　“官大该说也得说。”
　　这话传来传去，“就变成了罗部长官大了，我照样说了他一顿。”警卫局的一位负责人，借着这句传话，把高智狠狠地训了一顿。
　　再说毛泽东回到蓉园，对前来看望他的周惠说：
　　“周惠呐，我把王任重同志给你带来了。”
　　周惠闻言一怔，心想：王任重是大跃进的促进派，湖南湖北两省尽管有些矛盾，也只是心里较劲，并没有撕破脸皮，主席何出此言？他慌忙上前，握着毛泽东的手，叫了一声“主席……”
　　毛泽东又说：
　　“我带王任重来，就是要他向你学习，湖北要向湖南学习嘛。”
　　“学什么哟，我们有啥可学么？”
　　“学什么？好日子当穷日子过。”
　　“我们搞的也是一般般。湖南‘共产风’制止得早点，也是省委集体讨论决定的。”
　　“你是第一书记么。”
　　周惠不知毛泽东言外之意，说：
　　“主席，我不是第一书记。小舟是第一书记。”
　　“小舟我知道，他不是做实际工作的。你实际是第一书记。”
　　周惠颇不自安，说：
　　“我不是。”
　　毛泽东笑笑，退了一步，说：
　　“你是第二书记。”
　　“我也不是第二书记。周礼排我前面。湖南排名，‘三周’是周小舟、周礼、周惠。”
　　“周礼我知道，他做啥？他不管事嘛。你实际是第二书记。”
　　周惠惶恐不安地摇摇头。他不知道毛泽东为啥一见面就来这么一个开场白，自己原来准备好向他进谏大跃进祸国殃民的话，早已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只听毛泽东说：
　　“好吧，进楼来谈。”
　　站在一边的李淑一忙说：
　　“主席，我们合一张影么。”
　　毛泽东说：
　　“那好么，一起照个相吧。”
　　李淑一站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朝周惠招招手，说：
　　“一起来。”
　　周惠便拉了罗瑞卿、华国锋过去，一道照了相。照完相，毛泽东回到蓉园住所，落座之后，点着烟，说：
　　“我这次来，要游游水，再爬爬山。”
　　周惠已经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就说：
　　“今天休息休息，明天游湘江，后天再回韶山。”
　　毛泽东说：
　　“秀才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这不行。还要学会读无字书，听无弦音。明朝那个徐霞客是你周惠的老乡，江苏人，没有官气，跑了那么多路，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终于否定了《禹贡》的‘岷山导江’的定论，提出‘金沙江导江’的科学论断。还有北魏的郦道元，他的《水经注》写得好，是因为他经过了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说至此，他将眼睛一眯，学着旧时代教书先生，摇头晃脑地背诵道：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周惠想想毛泽东刚见面时说自己是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的那番话和这一番极富散文特色的议论，联想起自己曾经派张化儒暗查7省浮夸放卫星的事。心想：难道他知道了？他是赞成呢？还是不满意？不管怎么说，他的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吧？周惠思来想去，也理不出个头绪，依然是是一头雾水。
　　6月24日早饭后，周惠来见毛泽东。此时阵雨刚过，空气湿润。毛泽东说：
　　“周惠，咱们去走走，到后面去看看。”
　　毛泽东漫步在蓉园里，周小舟闻讯也赶来了。一行人来到东院，见墙上贴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之类的大字报，毛泽东就认真地看了起来。他说：
　　“鼓足干净，力争上游，15年内赶上英国，这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有缺点错误，用大字报，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搞建设像打仗一样，杀敌1万，损兵3千，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不能泄气，6亿人泄气可不得了。”
　　周小舟、周惠交换了一下眼神，觉得毛泽东讲的是有意开导他们要正确看待大跃进。这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还是改变不了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可一时又不知道该如何向毛泽东表达不同的看法。
　　此后，毛泽东会见了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还有杨开慧的生前好友李淑一。李淑一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主席，你还记得我？你给我的《蝶恋花》我可忘不了。”
　　毛泽东笑着点点头，对身边的柯庆施、华国锋等人说：
　　“她就是李淑一，是开慧的好朋友。她前年把悼念直荀的词寄给我看，我就写了《蝶恋花》这首和她，完全是按她的意思和的。”
　　6月24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长沙湘江边登上8201号轮船，稍事休息后，随即更衣下水游泳。
　　时值汛期，江水暴涨，洪流湍急，波浪滚滚。毛泽东一面游，一面和陪泳的人谈话。他问道：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陪泳人员说：
　　“我们是省体育学院游泳队的。”
　　“你们游泳队有多少人？”
　　“有20多个人。”
　　“太少了，还要多些。”
　　大家游了一段时间，毛泽东问：
　　“你们累不累？”
　　大家都说：
　　“不累。”
　　“好！你们要勇于力争上游。”
　　毛泽东游到橘子洲头分水处水流最急的地方，说要上橘子洲头看看。一位陪泳者说：
　　“这里水流最急，请等一下。”
　　毛泽东说：
　　“这里水流最急，就是要从这个地方上去好。”
　　毛泽东坚持在那杂草丛生的地方，登上了橘子洲头。他身披一件蓝白条毛巾衣，步履稳健地向前走，嘴里还念念有词：
　　“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走过一片菜地，到了一户农民家门前。一位老人面带微笑迅速搬来一条长凳请毛泽东坐。毛泽东刚坐下，附近的群众蜂拥而来。毛泽东不住地和群众打招呼。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捧着一杯热茶递给毛泽东，说：
　　“这杯茶请您老人家喝了吧，没有好招待的，只能表示心意。我们穷人不是搭帮毛主席，怎么会翻身呀！”
　　毛泽东连忙起身接过茶杯，说：
　　“今天看到了各位乡亲，我很高兴。”
　　这时人越挤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工作人员借机说，毛主席要检查工作。群众便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毛泽东只好起身走了出来。他走进长岛大队第一生产队办的食堂，和生产队长握过手，又和其他人一一握手问好。
　　毛泽东看了食堂里的情形，又问了一些问题，夸奖说食堂办得不错。从食堂里出来，看到地里种的豆角和苋菜，转过脸来对陪同的人们说起南北方对豆角的“角”字发音，如何的不同。
　　这时候，橘子洲头完小的师生们正在上劳动课，两个学生去喝开水，他们一眼就认出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少先队员向他举手行礼，就亲切地问：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学生说：
　　“是橘洲完小的。”
　　毛泽东说：
　　“到你们那里去参观好不好？”
　　两个孩子高兴得跳了起来。于是，众人又簇拥着毛泽东向学校走去。路过1间猪栏时，毛泽东进去看了看，对生产队干部说：
　　“这里猪喂的不少，也喂得好。要多喂猪，又有肉吃，又有肥料，你们说对不对？”
　　完小师生们见毛泽东来了，急忙丢下劳动工具跑了过来。毛泽东微笑着问离他最近的一个女同学说：
　　“你们上什么课啊？”
　　女学生说：
　　“上劳动课。”
　　“你们做些什么劳动？”
　　“有的学绣花，有的学种菜，有的养猪，养鸡，养鸭，养兔……”
　　毛泽东又问：
　　“学校是不是就在附近？”
　　一位老师回答说：
　　“几步就到了。”
　　毛泽东左手拉着一个男孩，右手拉着一个女孩，来到了学校，主动向师生们打招呼。师生们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来到学校的草坪里，被师生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他问学校里有多少先生？有位老师说有9位。毛泽东的视线在人群中巡视着，问那些是先生，都来了没有？
　　原来，老师们为了让学生离毛泽东近些，都站在学生后面。他们见毛泽东指着他们一个一个地问，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早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个个连连点头。毛泽东还问：
　　“学校里有多少班，多少学生，有多少女学生？”
　　他听着校长的回答，点头微笑，又说：
　　“学生到校读书，走的路程远不远？”
　　校长说：
　　“都是就近入学，学生走得不远。”
　　“学生在校要读几年书毕业？”
　　“要读6年。”
　　毛泽东用征询的口气问他们，学制能不能缩短。还说，你们要改革旧学制，创立新学制。他又对学生们说：
　　“你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努力学习，你们是有前途的。”
　　有位老师看学生们紧紧地围在毛泽东身边，担心毛泽东受热，于是轻声地说，请同学们散开一点。毛泽东笑着对学生们说：
　　“你们听他的命令，我也要听他的命令。”
　　毛泽东该走了，他登上了“韶山2号”轮船，扶着船舷频频向岸上人们挥手告别。
　　从此以后，6月24日这个难忘的日子，就成了橘子洲头学校的校庆日。
　　毛泽东回到专列上，把高智叫了来。高智进入毛泽东的卧室，见他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裤头。毛泽东说：
　　“太热了，我几天没有睡好觉，怎么办？”
　　高智说：
　　“下火车，住宾馆去。”
　　毛泽东说：
　　“不！我要回老家去。你给杨尚昆同志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要去韶山，然后上庐山。电话通了以后，我们就发车。”
　　6月25日下午，下了一场雨，天气凉快多了。毛泽东在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38岁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等人陪同下，乘吉姆车朝韶山飞驰。毛泽东凝望着车窗外的景色，不住地抽烟。
　　下午5时许，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
　　当晚，毛泽东下榻于位于松山的韶山招待所1号寓所。中共韶山人民公社书记毛继生来见毛泽东，他激动地说：
　　“主席，您终于回来啦！”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仔细打量着，感觉很面熟，可一时又叫不出他的名字，便问道：
　　“你是……”
　　毛继生激动的情绪尚未平息，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是这里的公社书记，叫毛继生。主席，您怕不认得我了吧，1954年夏天，我到过您那里，跟您在北戴河住了3天。”
　　毛泽东马上想起来了，哈哈大笑着说：
　　“你看你看，我的眼睛瞎起，连叔老子都不认得啦。”
　　毛继生不好意思地说：
　　“那年在北戴河，就希望您回乡看看。这一次回来了，希望您多住一些日子，对冲里的工作，多做指示。”
　　毛泽东说：
　　“你这么说，就把我当外客啦。我这次回来，是来看看家乡，会会乡亲。同时来的有罗瑞卿同志，公安部长；王任重同志，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你们省委第一书记；还有华国锋同志。他们是我邀来的客人，都要在这里住两三天。同时，也要请你帮忙办一件事情。”
　　毛继生马上说：
　　“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摆摆手说：
　　“不是指示。这是我的私事。这次回来要请客，请乡亲们吃餐便饭。”
　　毛继生马上说：
　　“主席，您不要费心了，由我们来请客。”
　　毛泽东认真地说：
　　“不！我离开家几十年哒，欠了太多的人情债，明天请大家来叙一叙，团聚一番。事，要请你去办，钱，归我出！”
　　毛泽东板着指头数着要请的人，有老地下党员、老农民自卫军队员、烈士家属、亲戚朋友等等，一共有40多人。毛继生一一记下了。
　　这一天深夜，招待所的电灯坏了。毛泽东对值班卫士封耀松说：
　　“我今晚兴致勃勃，要写一首诗，你给我找个煤油灯。”
　　毛泽东靠在床栏上，就着煤油灯，用报纸垫着一张白纸，手握铅笔，在上面写了涂，涂了又写。他嘴里念念有词，哼来哼去，大约有两个多小时，才停住笔，抑扬顿挫地吟诵了一遍《到韶山》。
　　吟罢，他又拿笔写了一行小字：
　　“1959年6月25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32周年了。”
　　“小封啊，”毛泽东招呼封耀松道：“你去把梅白同志叫来。”
　　封耀松叫来了梅白，毛泽东将诗稿递给梅白，征求他的意见。梅白仔细看了一遍，说：
　　“主席，这首句‘别梦依稀哭逝川’的‘哭’字改为‘咒’字如何？”
　　毛泽东仔细一看，欣然接受，他说：
　　“好，改得好！你是我的半字之师哩。”
　　梅白又说，最后一句“始使人民百万年”，有喊“人民万岁”的口号之嫌。毛泽东略一思索，遂将末句改为“遍地英雄下夕烟”。毛泽东吩咐秘书说：
　　“你把这个拿去誊一誊。”
　　就这样，《到韶山》一诗的全篇就成了后来发表时的这个样子：
　　　　　　　　　　　　　　　　　　到韶山
　　1959年6月25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32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6月26日清晨，毛泽东步出招待所的前坪，踏着山道，朝南岸方向走去。他回头对跟上来的毛继生说：
　　“今天我先到父母坟上看看。”
　　毛泽东父母的坟墓位于土地冲楠竹圫，离毛顺生夫妇的坟墓约四五十米处，有好几处坟墓。毛泽东停下来问：
　　“就在这个地方吗？”
　　毛继生说：
　　“还在前面一点。”
　　毛泽东点点头，又往前走。来到一座坟墓前，只见这个土堆坐西北朝东南，周围张了不少杂草，墓中央还塌了一个洞眼，墓碑上写着：
　　显考毛公顺生　　显妣毛母文氏老大人　　之墓
　　　　　　　　　　　　　　　　　　　　　　男　泽东　泽民　泽覃　敬立
　　毛泽东好像记起来了，说了声：“是的。”他在双亲的墓前肃立了良久。
　　警卫局沈同副处长忙去旁边采了几根松枝，摘了几朵野花，用茅草扎成一束，递给毛泽东。毛泽东静静地接在手中，把这几枝带露珠的松枝和野花，恭恭敬敬地放在坟上，然后深情地三鞠躬，眼圈有些红了。他对随行的人们说：
　　“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毛继生问毛泽东说：
　　“主席，是不是把坟修一下？”
　　毛泽东说：
　　“不要了，保持原貌，添一点土，把洞眼填一下就行了。”
　　毛泽东又问：
　　“这坟为什么没有被毁坏？”
　　原来，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恐怖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派人寻找过毛泽东父母的坟墓，声言要挖坟毁墓。是韶山人民不顾一切保护了这座坟墓。毛继生见毛泽东问起此事，就回答说：
　　“这里的农民出于对主席的热爱，进行了保护。”
　　毛泽东离开父母的坟墓，漫步在稻田田埂上。他看见对面山腰樟树丛中冒起一股青烟，一个短发妇女正用耙子将草丛中的枯枝败叶搂出来，放进火里焚烧，便走了过去。短发妇女闻声回头，看见是毛泽东，便抱起孩子朝家里大声喊：
　　“毛主席来了！”
　　大队党支部书记毛迪秋和乡亲们闻声赶来。短发妇女把毛泽东领进一间干净宽敞的堂屋里。毛泽东像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坐在竹凳子上，抽着烟，亲切地同大家拉起家常。
　　“这栋房子住几家？”毛泽东问：“我小时候的好朋友土地老倌和四道士有没有后代？”

福和中学老师

大队支书指着短发妇女说：
　　“她就是四道士的儿媳妇。”
　　毛泽东高兴地问那妇女：
　　“我怎么没见过你？”
　　那妇女回答说：
　　“你老人家1927年就走了，我是1931年生的，所以没有见过呀！”
　　“你是哪里人？姓什么？”
　　“我是如意亭的，姓汤。”
　　毛泽东摇摇头，说：
　　“如意亭没有姓汤的。”
　　“我小时候从宁乡逃难过来的。”
　　这位逃难来到韶山的汤姓妇女，就是数十年后鼎鼎大名的毛家饭店的总经理。毛泽东听她如此说，就点点头，发现她穿着解放鞋，又问：
　　“你爱人是干什么的？”
　　汤姓妇女说：
　　“他原来当过志愿军。”
　　毛泽东说：
　　“你是军属啊！他在外面打美国鬼子，你在家里打美国鬼子，你们俩都打美国鬼子。美国鬼子打完了，现在该好好搞生产了。”
　　汤姓妇女说：
　　“我一定听您老人家的话，搞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
　　毛泽东问：
　　“今年每亩能收多少稻谷？”
　　这一问，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此时，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放卫星”，亩产千斤，双千斤，甚至上万斤的也有的是。众人正在为难时，有人说：
　　“亩产800斤。”
　　毛泽东摇摇头，说：
　　“亩产800斤？依我看，平均亩产500斤就谢天谢地了。要实事求是，要计划种田，要科学种田。我看见韶山的稻田绿化了，但山上树不多。韶山人多山多地少，要腾出田来种庄稼。”
　　大伙儿边听边点着头。有人说：
　　“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
　　“不要感谢我，要感谢人民。人民团结起来力量大！”
　　毛泽东和众人照了相，遂告辞出来，沿着小山漫步走向毛震公祠。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当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对他讲，里面没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经没有了。意思是说可以不进去了。主席根本没有听他的劝阻，还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管他三七二十一，鞠三个躬再说。”
　　在毛氏宗祠里，毛泽东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原来是菩萨神龛不见了。
　　“多么可惜。”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应该留下的。没有钱求医，贫苦农民还要来求神许愿，吃香灰。神龛能给他们精神作用，给他们希望。人们需要这类帮助和鼓励。”
　　据吴旭君回忆说：毛泽东走向祠堂大门口时，还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
　　“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
　　毛泽东离开毛氏宗祠，又来到韶山小学校。少先队员们手持鲜花，拉着毛泽东的手，前呼后拥地进了校门。孩子们不断地唱歌，毛泽东也微笑着不断地鼓掌。
　　毛泽东又同师生们交谈了一会儿，走到排列整齐的少先队员队伍中，准备和孩子们合影留念。这时，少先队员蒋含宇跑上来，给毛泽东戴上了一条红领巾。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都60多岁了，也当少先队员了。”
　　他的话引起了孩子们一片笑声。他又对蒋含宇说：
　　“这个红领巾，我带回北京去喽！”
　　立刻又引起孩子们一片天真而可爱的笑声。摄影师侯波在这一片笑声中，赶紧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拍下了一张可以使人听得见笑声的照片。
　　告别了韶山小学的师生们，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上屋场。他进了堂屋，对着神龛做了一个揖，风趣地说：
　　“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小时候，我信过佛，后来慢慢不信了。”
　　那时候，毛泽东的母亲常常在神龛前烧香。在毛泽东生病时，母亲还让自己的儿子吃一点香灰。
　　走到炉塘，毛泽东说：
　　“1920年冬，我们兄弟姊妹就围在这炉子边烤火，我说服他们离开家乡，他们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走进横屋，毛泽东打量了楼上地下，对身边的人说：
　　“这里过去是我们家的客厅和饭厅。那时客人来，总是我父亲作陪，母亲带我们兄弟到灶屋吃饭。我们平时很少吃荤菜，餐餐吃蔬菜。”
　　他又指着小阁楼说：
　　“我小时候白天劳动，晚上回来就在那里看书或记账。”
　　穿过横堂屋，毛泽东来到父母亲的卧室，见左边的墙上挂着他和两个弟弟与母亲的合影，还有他和父亲与伯父毛福生及小弟毛泽覃的合影，心情顿时激动起来，非常惊讶地指着照片用地道的韶山话说道：
　　“咯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
　　他们母子唯一的一张合影，一直保存在外婆家。他和父亲的合影也被亲友们保存了下来。伫立在照片前，缅怀着早已作古的母亲和父亲，还有1935年牺牲在江西战场上的小弟毛泽覃，1943年牺牲在新疆的四弟毛泽民，而如今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了，心中该有多少感慨啊！良久，毛泽东小声说：
　　“这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父亲得的是伤寒病，我母亲是因为脖子上长了一个疱，穿了一个眼，后来听说是淋巴腺瘤。只因为是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太差了，尽管他们年纪不大，但还是死了。照现在的医疗条件，他们是不会过早地离开人世的！”
　　毛泽东恋恋不舍地走出双亲的卧室，穿过厨房，来到过去放粮食的谷仓，看到谷仓上挂着一个量谷用的器具，便仔细端详了片刻，只见上面刻着“毛四端”3个字，他深情地说：
　　“这是我太公的名字。那时候我们家还比较穷，这是我太公的唯一遗产。”
　　毛泽东回到住所，还沉浸在对父母的怀念中，他对罗瑞卿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回来，还要来看他们二老。”
　　6月26日下午，应邀到松山1号寓所吃晚饭的毛泽连和爱人张玉莲，在滴水洞附近，正好遇上去韶山水库游泳的毛泽东，毛泽连连忙喊了一声：
　　“主席三哥。”
　　毛泽东抬头见是毛泽连，便上前和他握手。毛泽连指着妻子介绍道：
　　“主席三哥，这是我的堂客，叫张玉莲。”
　　毛泽东又向张玉莲伸出手去，笑呵呵地对毛泽连说：
　　“哦，这是你的爱人，我们还没见过面呢。”
　　张玉莲握着毛泽东的手，十分激动，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喊了一声：“主席！”
　　“主席伯伯好！主席伯伯好！”
　　毛泽连的儿子毛岸平跑到毛泽东跟前连声喊着。毛泽连生有一对儿女，老大就是这个男孩，叫毛岸平，老二是个女孩，叫毛小青。毛泽东见是一个挺机灵的孩子在喊他，非常高兴。张玉莲连忙介绍说：
　　“这是我的细崽。这小家伙好调皮，我本来不让他来打搅您，可他‘蛮’地打滚，非要来！”
　　毛泽东哈哈大笑，连声称赞道：
　　“好，好！他动了武的。胆子大，‘蛮’地打滚是他的‘**’，会有出息！”
　　毛泽东叫毛泽连夫妇等一会儿，等他游了泳回来再一起去松山吃晚饭。
　　下午3点多，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韶山小水库坝上，走进右端的简易更衣棚换好衣服，从右边石阶上走到离坝基2米远的水边。他看到有人往水里丢救生圈，就说：
　　“不要依靠它。”
　　说罢，便跳入水中，从右端踩水往水库中间游去，又用仰泳和潜水的方式，绕水库游了一周。站在左岸坝基上的群众见毛泽东游过来了，非常激动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伸出手向岸上的乡亲们挥手致意。他一边自由自在地游泳，一边还向乡亲们招呼道：
　　“都下来游泳啊！”
　　乡亲们有的摇头，有的说：
　　“我们不会啊！”
　　“不会就学呀！”毛泽东冲着岸上说：“他们都喜欢蛙式、蝴蝶式，我给你们表演一个新名堂！”
　　说完，他转对身边的几个运动员说：
　　“我当你们体育教师好不好？”
　　运动员们伸出手鼓掌说：
　　“太好了，太好了！”
　　毛泽东说：
　　“你们会蛙泳蝶泳，我不会这些。我只会立正稍息这些基本动作，困觉坐凳子这些日常生活。”
　　说罢，他就来了一个立正姿势。只见他把手脚并拢，停在水里一动不动，水只到口边。运动员们也试着做，可是办不到，就说：
　　“主席，我们不行。脚一并拢，手就要动一动。手若不动，脚就得动一动。否则就会往下沉。”
　　毛泽东解释说：
　　“脚并拢好像一块木板，放在水里就不会沉下去了。”
　　他边说边做示范，又对岸上的乡亲们说：
　　“你们每人都要困觉，我困觉给你们看看。”
　　说着，把双手放在胸前，仰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就像躺在床上睡觉歇息一样，舒坦轻松。
　　“困觉还要翻身。”毛泽东又做出一个翻身的动作，又说：“起来还要坐。”
　　他立起身子，将右腿放在左腿上，就像坐在凳子上一样，稳当从容自如。他还让人给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悠然地吸着。运动员们跟着毛泽东学着做了一番动作，游到他面前说：
　　“主席，我们做睡觉的动作还基本可以，就是这立正、稍息、坐凳子的姿势，还差点火候。”
　　毛泽东爽快地笑了起来，他说：
　　“当兵要从立正稍息学起，游泳也得从这里学起。你们以后好好地去研究研究，锻炼锻炼吧。”
　　岸上的乡亲们，看着毛泽东在水中是如此的潇洒，又是赞叹，又是高兴，笑得合不拢嘴。毛泽东一直畅游了两个小时这才上岸。他依然兴致很高，对身边的许多年轻人说：
　　“你们青年人以后要很好地锻炼身体，才能当好革命的接班人。”
　　他突然转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
　　“小周，咯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给我搭个茅棚好吗？”
　　周小舟连连点头称是。后来，他立刻将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告诉了中南局书记陶铸。
　　太阳落山的时候，毛泽东从韶山水库回来了，毛泽连夫妇乘坐他的车来到松山寓所。
　　毛泽东同前来的乡亲们一一握手，他说：
　　“30年没见你们了，我是来看望你们的。”
　　当他握着毛照秋的手时，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我好像见过你。”
　　毛照秋连忙说：
　　“三叔，我是毛照秋，我小时候见过您呀！”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就是旭梅的儿子？照秋贤侄啊！”
　　毛泽东想起1953年毛照秋曾写信请求帮助介绍工作的事，就说：
　　“对啦，1953年我回过你的信。”
　　毛照秋说：
　　“是啊！您还勉励我安心在南方工作，保持前辈的光荣传统哩。”
　　毛泽东又询问起堂弟毛泽连的家庭生活，他说：
　　“你们家里有盐、有油吗？”
　　“油盐还不大足。”
　　张玉莲回答说。
　　“粮食够吃吗？”
　　“不够。”
　　“看来，粮食要分到户才行。你们可以多种些玉米，今后生活会好些。”
　　毛泽东说完，叫在座的乡亲们提提意见。开始，大家都不敢讲，担心被扣帽子，挨批斗。经毛泽东再三动员，人们才胆大了。
　　据王任重回忆说：“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评了我们湖北‘亩产万斤’的报道，他说亩产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诉老人家，亩产万斤确实是谎报，但有少数高产田亩产千斤是真的。老人家还是摇头。”
　　又有人说：
　　“主席，你还不回来，人都要饿死了。”
　　毛泽东听了，颇有感慨地说：
　　“我在中央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今天回来了，才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你们都要讲真话。”
　　毛华村打着一双赤脚，见到毛泽东后，非常激动。他第一句话就说：
　“毛主席，我是一双赤脚来见您，对不住啊！”
　　毛泽东笑着说：
　　“没关系，随便一点好。”
　　他当即叫工作人员拿出自己的一双皮鞋，送给毛华村穿。
　　毛华村是韶山杨林炉门前罗合楼的三女婿。毛泽东询问他的爱人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有几个子女？家里生活怎么样？毛华村便将原配罗氏病逝于1936年7月，生有一子二女，以及现在的家庭生活情况，一一告诉了毛泽东。
　　晚上，毛泽东要在松山设宴招待韶山的乡亲们，他发现亲属中没有他记挂着的毛碧珠，就问道：
　　“碧珠怎么没有来？”
　　旁边的地方干部没有回答，也不好回答。
　　“毛碧珠怎么没有请来？”
　　毛泽东盯着问。还是没有人回答。
　　“我让你们请我的亲属朋友，为什么毛碧珠没有人去请他？”
　　“碧珠划了富农。”
　　乡干部终于开口了。
　　“富农又怎么样？”毛泽东生气了：“他是我的堂弟，他还能害我吗？你们一定要去把他找来。”
　　毛碧珠终于来了，当他步履蹒跚地走过来时，毛泽东一时竟未能认出他。
　　“主席，三哥，我是老五碧珠呵！”
　　“你是五弟？！”毛泽东看着毛碧珠，走上一步，深情地拉着他的手说：“你也老了呵，瘦多了呀！”
　　说罢拉毛碧珠坐在自己身边的椅子上，详细询问了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经历，又问及他的妻子儿女情况。
　　“地方干部对你怎么样？”
　　毛泽东很关心这一点。毛碧珠很有分寸地说：
　　“他们没有把我当富农看。”
　　毛泽东望着这位堂弟，摇了摇头，说：
　　“我看你这个富农可划可不划。现在已经划了，你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
　　毛泽东把手伸过去，拉着毛碧珠那干枯的手，动情地说：
　　“你也老了，身体也不大好，不要再去劳动了。告诉你的后人，听党的话，噢。”
　　浑浊的泪水从毛碧珠的眼眶里流了下来，毛泽东的眼眶也湿润了。
　　该吃晚饭了，毛泽东与毛泽连、毛宇居、毛碧珠、沈绍华及毛福轩烈士的夫人贺菊英同桌。张玉莲则坐在邻近的餐桌上。毛泽东对贺菊英说：
　　“毛福轩同志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
　　毛泽东要毛华村同坐一桌，给他夹了一块青蛙肉，说：
　　“请你吃田鸡。”
　　“田鸡是什么？”
　　毛华村问，毛泽东用地道的韶山话说：
　　“这田鸡就是麻蝈。”
　　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
　　饭后，毛泽东叫毛泽连、张玉莲和大伙儿到坪里一起合影留念。毛泽连因多喝了两杯酒，此时跌跌撞撞的，就由妻子扶着坐在长登上，张玉莲则站在他的身后。照完相，毛泽东对张玉莲说：
　　“我还有事，晚上还要开老农座谈会。你们坐我的车回去吧。”
　　于是，工作人员就把毛泽连夫妇送回了东茅塘。
　　据王任重回忆说：“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三人（另两位是周小舟、华国锋——笔者注）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
　　6月27日，毛泽东在松山招待所1号寓所，见到了工作人员刚刚接来的毛宇居的夫人谢素贞。他凝神片刻，问道：
　　“你是——？”
　　旁边有人立即介绍说：
　　“她是宇居先生的婆婆。”
　　毛宇居持着花白的胡须，朝毛泽东笑着说：
　　“是，是。”
　　“噢，你就是大嫂子！”
　　毛泽东高兴地说。谢素贞也喊了声：
　　“毛主席润之！”
　　二人亲切地握着手，毛泽东笑着说：
　　“大嫂子，几十年不见，你老了，我也老了啰。你家里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还好，身体也过得去。”
　　毛泽东点点头，嘱咐道：
　　“年纪大了，好好休养吧，今后家务事少做一点。我昨天还跟宇居大哥说了，请你们好好保重身体，争取多活一些年。”
　　“谢谢主席。”
　　谢素贞非常感激的说。
　　此时，毛泽东还特意派人把外婆家的人也接了来。他开玩笑地说：
　　“今天该请的都请到了，就差那位‘石干娘’还没来，是不是还等一等？”
　　众人闻言，都笑了起来。大家知道毛泽东所说的“石干娘”，就是他外婆家的那一块观音石。毛泽东见到表兄文南松的长子文孝根和他的妻子毛枚秀，他握着毛枚秀的手问：
　　“你的父亲是谁？”
　　毛枚秀说：
　　“我父亲叫毛德青。”
　　毛泽东说：
　　“你是德青大阿公的女儿，那我要叫你姑母啰！”
　　毛枚秀莞尔一笑，说：
　　“不敢，不敢！”
　　毛泽东又问了一声：
　　“你现在住哪里？”
　　毛枚秀说：
　　“住棠佳阁，我是文二十阿公的大媳妇。”
　　毛泽东的外婆家唐家圫，后来改名为棠佳阁。毛泽东闻言，笑着说：
　　“那你要叫我表叔啰！我们都不称呼了，平了平了好吗？”
　　毛泽东见到赤着脚、挽着裤管、腿上沾有泥巴的30多岁的农民毛霞生，一问才知道他是毛福村的儿子，就笑着说：
　　“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哩！”
　　毛泽东看看邀请的人都到齐了，就开始在松山招待所和这些为革命做出贡献的老人和乡亲们座谈，毛泽东说：
　　“我离开韶山30多年了，难得回来一次，今天请大家来，很想听听各位的意见，特别想请你们老人对我提点意见。你们对当地政府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对生产生活安排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甚至对我本人有什么意见，都放心讲，不要有顾虑。”
　　毛泽东对干部们说：
　　“你们当干部的要关心群众生活，搞好生产，把韶山建设好。韶山是我的家乡，外宾常来，不能丢人。如果韶山搞不上去，生活不好，也会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
　　临散会，毛泽东诚恳地对大家说：
　　“以后你们每年向中央汇报两次韶山的情况。也要了解周围地区的情况，及时向中央汇报。”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请大家吃午饭。他在为自己在私塾里的启蒙先生毛宇居敬酒时，毛宇居说：
　　“主席敬酒，岂敢，岂敢！”
　　毛泽东接着说：
　　“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饭后，毛泽东要与父老乡亲们合影留念。他对谢素贞说：
　　“大嫂子，我，你、宇居大哥，还有几位乡亲，一起合个影吧。”
　　毛泽东站在乡亲们中间，谢素贞就站在他身边。她双手交叉在胸前，满怀敬意地侧身仰视着毛泽东，脸上洋溢着一种无比的幸福。站在同一排的还有毛宇居、杨舜琴、毛仙梅、毛裕初、贺福祥。
　　毛泽东又将外婆家的人请到身边，叫住摄影师，说：
　　“请给我和外婆家的人照一张相。”
　　欲知毛泽东离开韶山后去向何处？请看下一章详细分解。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90
第290章
　　“对县社干部要编3本书让他们读。第1本是关于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得好，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第2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书。专门收集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第3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
话说1959年6月27日下午，毛泽东离开韶山，乘专列行驶在湖南的旷野中，行至一山峦处，他吩咐叫列车停了下来，走出车门，凝神四望，向着一个小石岗走去。铁道路基下有一条小路，他没有走那条路，而是踏着野草碎石向那座石岗走去。前面出现了带刺的荆棘，走在后边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走上了小路。跟在毛泽东身后的卫士和胡秀云犹豫了，他们怕弄坏裤子。胡秀云说：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吧？”
　　毛泽东头也不回地说：
　　“路是人走出来的。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
　　胡秀云只好自己选择了那条小路。毛泽东望望她的背影，又望望身边的卫士，问：
　　“你们怎么办？”
　　卫士们说：
　　“我们跟主席走！”
　　毛泽东把大手一比划，说：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
　　说罢带头前行。过了那座石岗，他对从小路上过来的人们说：
　　“你们说说，咱们谁的收获大？”
　　这一天，毛泽东到长沙后，给在武汉的周**打电话，商量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他说：
　　“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
　　毛泽东还告诉周**说，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
　　6月27日夜晚，毛泽东到了武昌。
　　6月28日，毛泽东再一次畅游了长江
　　这天下午，毛泽东从汉口乘“江峡”号轮船（一说乘“大别山”号）离开武汉，驶向九江。毛泽东在轮船上召集上庐山开会的各协作区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林铁、欧阳钦、张德生等人谈了话，他说：
　　“形势到底怎么样？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但前途是光明的，缺点是1个指头的问题，2个指头的问题，3个指头的问题。形势何时彻底好转？大概要明年五一。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促进派似乎腰杆子不硬。要硬起来，怪话任人去说嘛！”
　　毛泽东又提出了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14个问题，要大家议论。这14个问题是：1、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党的政策》和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2、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3、今年的工作任务。4、明年的工作任务。5、4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6、当前的宣传问题。7、食堂问题。8、综合平衡。9、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10、国际形势。11、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12、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13、粮食三定政策。14、如何过好日子？
　　这天晚上，轮船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11点半了。
　　6月29日一大早，毛泽东一行乘车和迎接他们的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及夫人水静，开始上庐山。（据封耀松记载说：“时在1959年7月1日傍晚，我与毛泽东主席同车上庐山，住在180号院。）
　　庐山南接江西省九江市，东临鄱阳湖，北濒长江，共有99个山峰，其主峰太阳峰海拔1474米。苏轼的著名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东西南北各不同”，道出了庐山的雄奇秀丽。庐山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凉爽宜人。
　　毛泽东是第一次到庐山，他虽然一路风尘，但毫无倦意，情绪很好。他在山下眺望着巍峨的山势，欣赏这“匡庐奇秀甲天下”的无限风光。他身边的一位也是初来庐山的工作人员好奇地问：
　　“到处是云彩，山在哪里呢？”
　　毛泽东笑着吟诵道：
　　“山在云雾飘渺间。”
　　他又转对杨尚奎和水静说：
　　‘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
　　解放后，庐山上新修了公路，长约30余公里，汽车只可单行，依山环绕，盘旋而上。毛泽东乘车行了1个多小时才到了山腰，稍事休息，继续上山。
　　毛泽东在中途登上了含鄱口，瞭望鄱阳湖。大家要给毛泽东照相，负责保卫工作的沈同，给毛泽东梳理被风吹乱的头发。此时，有人正在拍照，毛泽东一看照相机的镜头还没有揭下盖子，就说：
　　“你看，她的盖子还没有揭开嘛。”
　　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工作人员说，今天的风这么大，该选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来就好了。毛泽东说：
　　“不对，你就是喜欢日暖风和的日子，好来游山逛景。温室里的苗苗经不起风吹日晒。在狂风烈日下登山观海，可以锻炼身体，开阔胸怀，长人志气，这也是练兵嘛。这和人们每天要吃饭睡觉和参加文娱活动是一个道理，都是为了强健身体，磨练意志，增长知识，好养精蓄锐，振作精神，继续为人民服务嘛。”
　　毛泽东转对水静说：
　　“水静啊，我身边几个小伙子你都见过了，都是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点的。帮帮忙吧？”
　　水静说：
　　“行啊。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呐，都长得这么精神。”
　　“小封，找个老表好不好啊？”毛泽东转向封耀松问，他又对水静说：“帮他找一个吧，你这儿的老俵很多么。”
　　叶子龙、李银桥也跟着起哄，他们说：
　　“好啊，江西老俵好啊，拉一个出色的来谈谈看吧。”
　　水静想了想说：
　　“你们180号楼里的小郑好不好？她叫郑义修，是省医院的护士。能上庐山服务的，都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
　　毛泽东笑着说：
　　“我看也很好，水静，你就当个红娘吧。”
　　他有交代封耀松说：
　　“小封，就这样吧，接触接触看。”
　　后来，封耀松还果真和小郑谈成了，在1961年结成了伉俪。
　　毛泽东上了庐山，下榻于180号院。他坐在柳条椅上，凝视群山，颇有感触。当晚草成《七律•登庐山》一首。
　　是日晚，毛泽东在写给钟学坤的信中说：
　　“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
　　6月30日清晨7时许，毛泽东吃过早饭后，在180号院的阳台上和余三保聊天。
　　余三保是庐山的一级管理员，负责毛泽东的生活接待。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庐山的自然景观和名胜古迹。他说：
　　“庐山不仅是天然避暑胜地、疗养区，还是著名的风景区，名胜古迹多达200多处，而且还发现有铁云母、石英等10多种矿藏，前几年曾炼出不少钢铁。”
　　毛泽东笑着对余三保说：
　　“庐山是个宝贝，你在宝山工作，应该叫‘宝山’。叫‘三保’没什么意义。”
　　余三保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就欣然接受了。他接着向毛泽东介绍起庐山名称的由来。他说，庐山又叫匡庐，是因为在“周文王时有匡姓7人，在此山结庐隐名”而得名。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余三保的介绍，很少说话。二人不知不觉谈了1个多小时。
　　自从这次和毛泽东聊天之后，余三保就改名叫余宝山了。
　　6月30日，毛泽东同周小舟谈话，他问：
　　“周惠那个农业会议结束了没有？”
　　周小舟说：
　　“今天结束。”
　　“叫他马上来庐山。”
　　“他感冒了。”
　　“感冒死不了人。”
　　毛泽东叫来秘书徐业夫，说：
　　“你给湖南挂个电话，叫周惠上山，通知江西省委接一下。”
　　1959年7月1日，毛泽东起床后见到余宝山，对他说：
　　“你昨天讲的周文王，我看是周定王吧！”
　　余宝山听了不禁一愣，他回去查阅《庐山志》，果真是周定王。余宝山没有想到，一个人民的领袖对这些细微末节的事情，竟然也调查研究得如此认真准确。
　　7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改就《七律•登庐山》一诗。据随身人员记述，毛泽东在诗前写有小序云：
　　1959年6月29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有一种说法7、8两句原来是：“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后来在发表时改为陶令句。
　　此时，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刚毕业不久，要结婚了。可是，没有布票，没有工业券，再加上没有妈妈给她操心，毛泽东又不在家，她和未婚夫孔令华不知道该准备什么。罗光禄的爱人刘若风叫李敏跟爸爸说说，李敏很懂事，她说：
　　“小事情不要麻烦爸爸了。”
　　可是，李敏左等右等爸爸就是不回来，就给爸爸挂了一个电话。毛泽东说，现在回不去。李敏急了，就在电话中说：
　　“你那么大架子，请不回来，我们不等了。”
　　据李敏回忆说：毛泽东为这事几次让卫士长李银桥打电话给她说：婚期要推迟，一定要等爸爸返京后举行。毛泽东还亲自写信给她，要她注意身体，说会议结束后即刻返京。
　　7月2日下午4点，毛泽东约上了山的周惠谈话。周惠来到毛泽东的住室，报告说：
　　“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正在吃饭，说：
　　“噢，来得好，来来，一道吃饭。”
　　“主席，我吃过了。”
　　“噢，我这个时间跟你们不同了。不吃饭就喝点酒。”
　　“我不会喝，一喝就上头。”
　　“你呀，是个老实人。说说吧，湖南的会开得怎么样？”
　　“嗯，这次会开得还可以。我们也是先议了议形势，要求大家讲实话。这样算下来，去年还是估产过高了。报增产一成，谭老板给我们插了白旗，有些干部沉不住气，说报低了通不过。”
　　“谭震林没种过地，工人出身。”
　　“今年也报高了。上海会议加到450亿斤，大家议论，实际能争取300亿斤就不错了。”
　　“在韶山我问小舟，湖南提什么口号？他说：‘苦战3年，改变湖南面貌’。我说你30年也改变不了。那里的梯田，一季五六百斤就不得了，每年增产100斤，30年也没有万斤田呀。”
　　“郑州会议以后，形势逐渐好转。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完。”
　　“就是去年那七八个月，特别是北戴河会议之后的3个月。到11月开始纠正。”
　　“虽然是3个月，影响怕长得多，也许要3年。下面的干部都反映农民怕变，怕再刮‘共产风’。现在多数公社还是大食堂，供给制。农民并不自愿，但上面不讲话，下面不敢动作。劳动积极性不高与供给制过大有关。湖南的意见，现在的条件供给制不能再搞了。去年没搞的公社，今年不能再搞。去年搞了的，今年要缩减。大办食堂这个提法不能再讲了，浪费太严重。”
　　周惠说着，将带来的材料递给毛泽东，他接着说：
　　“主席，这是大家对食堂的议论，绝大多数同志都是主张自愿为主，不能再硬性规定，强办下去。”
　　毛泽东“唔”了一声，接过材料，放在一边，说：
　　“公共食堂要自愿参加，但也不要一哄而散。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要团结，不要过于看重1个指头，2个指头，3个指头的问题。”
　　毛泽东放下筷子，又说：
　　“就这样吧。这次上庐山，要读书，不要事务主义。要看大局，算大帐。”
　　7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江西省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1次庐山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周**、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
　　彭德怀是在这一年的4月24日至6月13日率领军事代表团先后对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了50多天的访问，归来不久，他原不准备参加会议，毛泽东打电话要他来，他就只好上了山。
　　毛泽东在会议上首先发表了意见。关于读书问题，他说：
　　“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和县社干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的规律；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该好好地读书。党的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下卷第三版。时间3至6个月，或者1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要编3本书让他们读。第1本是关于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得好，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第2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书。专门收集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第3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这样，各级干部都要读书，也都有书读。读后还要考试，不能马虎随便。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关于形势问题，他说：
　　“国内形势是好是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国内形势总的说是这12个字。大形势还好，虽然有不好的一面，但还不至于坏到‘报告老爷，大势不好’的程度。去年存在的基本问题有：一是综合平衡；二是群众路线；三是统一领导；四是注意质量。在上述问题中最主要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的问题。
　　去年以来没有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今后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的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茶等样样要有；工业中，重工业、轻工业等样样要有。去年集中力量搞小高炉，其它都丢掉，这种搞法不行。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综合平衡。说要有两条腿走路，要有几个并举，实际上没有兼顾。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只有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在综合平衡中，主要是农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做到了这3个平衡，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关于任务问题，毛泽东说：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1300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每年增产1000亿斤，到1964年可达到1万亿斤了。钢在明后年只能增加400万吨，但要确保质量。15年超英要坚持。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的指标一年完成。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这几年农业第一，还要成立农机部。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次序是：重、轻、农、商、交，今后恐怕要倒过来，改成农、轻、重、商、交。这样提法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还说：
　　“过去，陈云提过先安排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的意见是对的。要先把衣、食、住、用、行5个字安排好，使大家过得舒服，就不会有人骂我们，就不会造反，也有利于建设，国家也可以多积累一些。”
　　关于食堂问题，毛泽东说：
　　“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约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保持20%也好。食堂要小，形式要多样。”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说：
　　“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在原来提出的14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5个：1、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2、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3、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政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4、协作关系问题。5、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
　　会议决定：庐山会议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19个问题，尔后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
　　会后，毛泽东在来庐山途中和在7月2日会议上的两次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其中略去了国际问题，这样，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就变成了18个。毛泽东要杨尚昆印发会议。
　　7月3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入睡前服了安眠药，半靠在床上批阅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他在上面加了两段话，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从3日开始，庐山会议进入分组讨论阶段，与会者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6个小组，按照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展开讨论。大家在小组会议上摆情况，谈意见，发言十分热烈。
　　被分配在西北组的彭德怀住在河东路176号院，刚离任的驻莫斯科大使张闻天住在177号院，两院相距不过50米。彭德怀下去散步或者到会场开会，常常碰到张闻天，两人免不了要聊上几句。
　　“你们那组讨论得怎么样？”
　　张闻天这一次问起了西北组的讨论情况。彭德怀浓眉紧锁，阴沉着脸说：
　　“唉，还不是遮遮掩掩不痛快。裤子要自己脱，不要人家拉嘛。江西现在还讲去年增产67%。脱了外裤留了衬裤，不肯脱光，自己给自己找被动！”
　　张闻天说：
　　“我们那边会议压力大，柯庆施护得利害，只能讲好，不能讲坏。”
　　彭德怀说：
　　“我们西北小组情况还好。”
　　张闻天说：
　　“1958年小土群炼铁，浪费人力物力太大，影响秋收，结果是丰而不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