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259章导读表在46页】

韩宁夫说：3时左右出铁。毛泽东说：
　　“有没有把握？”
　　“有99%的把握。但也可能有预计不到的1%。”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哇！今天看不到，我明天再来看，明天看不到，我后天再来。总而言之，我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
　　下午2点59分，毛泽东、张治中、江青在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武钢钢铁公司总经理李一清等人的陪同下，乘车来到武钢1号高炉前。守候在那里的人们顿时欢呼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毛泽东在欢乐的人群簇拥中，攀上高炉炉台，凭栏向群众招手致意。接着，他转向炉台中部，和等待在那里的14名为武钢建设立下功劳的先进模范人物一一握手。工人们高喊着：
　　“主席，您好！”“感谢您，主席！”
　　毛泽东也喊道：
　　“你好！你好！”
　　毛泽东来到炉工休息室的平台上，坐下来，了解高炉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情况，问道：
　　“各种设备是不是全是国内制造的？”
　　公司一位副经理答道：
　　“大部分设备是国内制造的，一些主要设备是苏联供给的。”
　　3点10分，1号高炉的炼铁工人打开出铁的眼，快要出铁了。毛泽东忙站起来看出铁。他问道：
　　“出铁需要多长时间？”
　　旁边的人尚未答话，只见炉前红光冲天，铁水奔流而出。炉台上下顿时响起阵阵掌声和欢呼声。毛泽东居高临下，向炉台上的工人鼓掌致意。他高兴地说：
　　“到前边去看看吧。”
　　毛泽东在炉前询问了一些出铁的情况。他又来到高炉操作室，接见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组长巴杜洛夫向毛泽东道贺，他说：
　　“这么大的高炉，武钢要建4座。目前，苏联也只有3座，美国1座。这是你们的巨大胜利！”
　　毛泽东说：
　　“这是我们共同的胜利！”
　　王任重建议说：
　　“主席，是不是去看看炼焦炉？”
　　毛泽东说：
　　“去看看吧。”
　　3点40分，毛泽东离开了1号高炉，乘车来到炼焦厂。
　　毛泽东向党委书记、厂长询问了生产情况。他看了第一炉出焦后，说：
　　“再看一炉。”
　　他还询问了煤气处理的情况，就回收废气制造化肥问题指示说：
　　“硫胺应该多生产一些。”
　　下午4点钟，毛泽东看完第二炉出焦后，在炼焦工人的欢呼声中，离开了武钢工地。
　　武汉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一清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后，毛泽东说：
　　“像武钢这样大的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
　　李一清汇报完毕，时间已经不早了，天气又很闷热，接下来就是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对林一山说：
　　“你谈的是长江的事，我们到长江去谈吧。”
　　一众人等马上转移到船上，毛泽东让林一山谈谈长江的泥沙问题，也就是未来的三峡工程的寿命问题。林一山说：
　　“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的少，相对量少。但由于长江全年来水量比黄河大20倍，所以泥沙的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万吨。三峡水库寿命可以用400年，至少也可以用200年。这是假定三峡以上不修其它水库的话。”
　　毛泽东说：
　　“这不是百年大计，而是千年大计，只200年太可惜了。”
　　毛泽东谈完了工作，就下水游泳。
　　9月14日，毛泽东视察了武汉第一纱厂、武汉重型机床厂等地。
　　按照事先的安排，毛泽东视察了湖北就要去安徽，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需要先回合肥进行准备工作。张治中是安徽人，自然对家乡多一份偏爱，这次能陪毛泽东回到家乡安徽，当然也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他找到曾希圣说：
　　“毛主席是第一次到安徽，怎么能使广大群众一睹毛主席的风采？这可是安徽人民多年来所渴望的机会。我们能不能事先把群众组织好，站在大道两边，请毛主席坐在敞篷车上，就可以使群众都能看到他。”
　　曾希圣当然也愿意这么做，可他知道毛泽东外出，一向喜欢轻车简从，更不喜欢夹道迎送之类的安排，就说：
　　“主席恐怕不会答应吧？主席无论到什么地方，像我们这些负责人都不让迎接。当然，毛主席这次到安徽，对全省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能够这样做更好。”
　　张治中说：
　　“让我去和主席讲，试试看嘛。”
　　曾希圣说：
　　“好吧，听你的回音。主席能答应最好。”
　　张治中在吃晚饭的时候，果然把这事提了出来，他说：
　　“主席10年来才第一次到安徽去，安徽人民一定非常渴望能够见到你，你到合肥时，让人民站在道路两旁一睹风采吧？你不反对吧？”
　　“你说要夹道欢迎？”
　　负责保安的人员惊奇地问了一声。毛泽东每次外出，每每陷入群众的包围之中，难以脱身，这时候是他们保卫人员最紧张最担心的时刻。况且人一多，秩序难免有些乱，也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毛泽东听张治中这么一说，却没有马上表态，他夹起一点菜，慢慢放进嘴里咀嚼着，吃完了才看着张治中开口说道：
　　“我已经受到你们许多批评了，说我没到安徽去。安徽省委同志们也是多次这样说。这次你们怎么办我都不管了。”
　　张治中闻言，真是喜出望外，吃过饭就告诉曾希圣说：
　　“毛主席批准了！”
　　曾希圣要先回合肥了，他突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合肥群众欢迎毛泽东后，必然会有许多人跟随到毛泽东的住处，他们会在毛泽东的住处附近等候他出来，不断的欢呼和喧嚷，会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保安工作也不好做。于是，他就去找张治中商量，能不能在毛泽东进合肥时，仍然采取保密的办法，而在毛泽东离开合肥时，搞一个夹道欢送。张治中说，这个办法好。他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自然也没有什么意见。
　　是日晚，武汉市11位妇女代表早早来到了省委会议室里，等候毛泽东接见。
　　毛泽东来了，他面带微笑注视着在场的人，伸出手和站在最前面的劳动模范朱玫握手。后边的詹淑权握着毛泽东的手，久久不肯放开。周春枝也赶紧凑近毛泽东身边。肖慧纳介绍说：
　　“她就是我们在‘八大’介绍过的五好积极分子。”
　　毛泽东和周春枝、杨菊玲等代表们握了手，招呼大家坐在会议室正中的大桌子旁。他问穿着一身白制服的丘益英说：
　　“你是做什么的？”
　　丘益英站起身，举手向毛泽东敬了一个礼，说：
　　“我是人民警察。”
　　“你的工作有困难吗？”
　　“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微笑着称赞说：
　　“也不容易啰！”
　　毛泽东观看了大桌子上摆着的武汉妇女们制造的化学标本，这些标本有硫酸亚铁、硝酸、硫酸、硫酸钠、氯化铵等。他拿着一块焦炭看了看，这块优质焦炭就是站在他身边的喻望香亲手炼出来的。喻望香和20多个妇女苦战了2个多月，已经炼出了200多吨焦炭了。毛泽东望望喻望香，说：
　　“妇女也能炼焦了，这是怎么炼出来的？”
　　喻望香说，她们是用土法炼的。接着她将用什么方法，有几个人工作，需要几天炼成，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9月15日，毛泽东从武汉动身，经鄂城前往武钢大冶炼铁矿区、大冶钢厂视察。
　　上午10时，毛泽东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张平化、黄石市委第一书记杨锐陪同下，来到大冶铁山的尖山矿区。毛泽东一行下了车，在铁山党委书记张品、矿长陈明江引领下，朝矿区走去。毛泽东问：
　　“整个大冶铁山矿石蕴藏量是多少？”
　　陈明江回答说：
　　“是1亿1千万吨。”
　　“多不多？少不少？”
　　张平化插话说：
　　“这个1亿1千万吨是近期勘探报告材料，有些情况还没查明。”
　　王任重递给毛泽东一块矿石，毛泽东翻来覆去地看着，又掂了掂，问：
　　“矿石含铁量怎样？除铁之外，还含什么成份？你们是不是光要铁？”
　　陈明江说：
　　“这里矿石的含铁量是50%—60%，矿石中除铁之外，还含有铜的成份。”
　　看了一段矿区，张品、陈明江请毛泽东等人来到休息室。陈明江汇报说：
　　“这里是露天采矿，剥离工程很大，基建费用也比地下开采要多得多。比如，地下开采，可以不修铁路，不搞电机车，也不用电铲。但地下开采没有露天开采量大。”
　　毛泽东问：
　　“花了多少钱？”
　　“基本建设原来计划的费用是1亿5千万元，经过工人们想点子，找窍门，千方百计实行节约，结果只花了1亿2千万元，省下了3千万元。”
　　“你们是包干？”
　　陈明江回答说是。毛泽东说：
　　“好！包干好。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建设成本。”
　　陈明江说：
　　“早搞大包干，省的还要多，有1亿就够了。”
　　张平化说：
　　“窍门和潜力到处都是，关键是发动群众。这里的电机车设计能力是拖8个车皮，工人们打破迷信，大大发挥了机车牵引能力，前几天拖到13个，现在拖到14个。工人说完全可以拖16个，比设计能力提高200%。”
　　毛泽东走出休息室，循着弯曲的山道，登上大冶铁矿露天采场尖山180水平处，察看掌子面上穿孔机、电铲、电机车、汽车、风钻的作业情况。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喜悦，久久地望着工地上穿梭往来的繁忙景象。
　　毛泽东一行人吃过午饭，乘车去到大冶钢厂。毛泽东始终惦记着全民大炼钢铁的指标问题，他在车上问杨锐：
　　“你看，今年1070万吨钢能不能完成？你们地方怎么样？”
　　杨锐表示有信心。他介绍说，大冶钢厂的职工干劲很大，这个厂去年还只能生产十几万吨，今年已经跃进到50万吨。毛泽东说：
　　“这很好，跃得很快。干什么事情都要有干劲。”
　　下午1点多钟，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大冶钢厂，这是毛泽东第2次来大冶钢厂。厂长江敏、炼钢部党总支书记丁振江、主任王全治，马上出迎。
　　毛泽东来到新建的平炉炼钢厂，顺着一条窄小的楼梯，要爬上离地面有五六米高的平炉操作台。丁振江和王全治一前一后要扶毛泽东，被他谢绝了。毛泽东来到4号平炉前，问：
　　“这是什么炉子？”
　　江敏说：
　　“这是平炉，又叫马丁炉。”
　　“有多大？”
　　“90吨的。”
　　丁振江介绍说：
　　“这是3座新近建起来的平炉，都是最近投入生产的。”
　　毛泽东从炼钢老工人、平炉工段党支部书记张开先手中接过蓝色的炼钢镜，迎着炙热火光，走到炉前观察钢水。他看了一会儿，又看了3号平炉，再走到2号平炉前。2号炉前不久大放卫星，称每炉炼钢产量超过设计能力将近1倍。毛泽东拿起炼钢镜看了一会儿，问道：
　　“现在你们一炉可以出多少钢？”
　　丁振江说：
　　“现在可以出到150吨以上。”
　　毛泽东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可是他的兴致依然很好，下了2号平炉，又看了电炉、转炉车间。他称赞说：
　　“你们建设得很快，建设的好。”
　　毛泽东来到新建的轧钢厂，特别注意观察了国产轧机。他还仔细地询问了厂里整风反右的情况。他说：
　　“政治挂了帅，什么都好办了。”
　　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结束了对大冶钢厂车间生产的视察，在厂区却陷入了欢呼的人海。毛泽东由王任重陪同走在前面，张治中由张平化陪同走在后面，不一会儿，他们和其他领导人都被挤到远离了毛泽东的地方，毛泽东成了人潮的漩涡中心。张治中、张平化费了好大劲儿，挤到毛泽东跟前，见毛泽东虽然汗流浃背，却依然是欢心从容。
　　尔后，毛泽东一行乘车到了黄石港特殊钢厂，同工人见了面谈了话。毛泽东沿途还看到了农业丰收的景象。接着，毛泽东一行乘车来到黄石市委驻地，和市委机关的干部职工见面并合影留念。
　　下午3点多，毛泽东在沈家营码头登上“江峡”号轮船。此时，突然间黑云笼罩，狂风大作，一霎时，暴雨倾盆，五六级大风把长江掀得白浪滔天。毛泽东看着咆哮的江水，兴奋不已。他说：
　　“你们会不会游泳？敢不敢在长江里游啊？”
　　3点42分，毛泽东更衣走下舷梯，第一个跃入巨浪之中。护游人员一见，不敢怠慢，一个个“噗嗵！噗嗵！”跳入水中。
　　一刻钟后，雨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点打得人睁不开眼。轮船上的人十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王任重劝道：
　　“主席，雨太大了，是不是上船算了？”
　　毛泽东眯着眼笑道：
　　“雨大好嘛……”
　　他的话被雨声和涛声淹没了。他继续在风雨中搏击，又游了10分钟，已经到了上窑河段，才被大家力劝上船。
　　5点30分，毛泽东举起手，向黄石告别，乘船顺江东下。
　　这一天晚上，他一直工作到9月16日凌晨3点钟。
　　毛泽东此次武汉之行，与4万多名职工见了面，所到之处，群众热情高涨。
　　欲知毛泽东在安徽省内的视察情形如何？且看下一章分解。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82
第282章
　　“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无为不单出了个《水浒》人物黄文炳，还能出这个陈广夏。搞供给制，好嘛！如果每年每人没有1000斤、2000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
话说1958年9月16日凌晨3点，毛泽东放下手中的工作，简单吃了点东西，站在甲板上眺望江面。这时，天仍未晴，7级大风把长江搅得波浪翻滚，气势逼人。就这样，毛泽东还是提出要下水游泳，被工作人员婉言劝阻了。
　　4时30分，轮船到了安徽省安庆市。
　　上午11点多，毛泽东来到杨家套游泳，安庆市的七八个运动员都是第一次陪游，他们一跳入江中，就被江水冲出100多米。
　　11点25分，毛泽东下了水，也一下子被冲得远离轮船。调来做保护工作的大木船在狂风巨浪中操作失灵，忽然“哗”地横着向毛泽东所在的方向压了过去，人们顿时面如土色，高声惊叫起来，船上、江口乱成一片。
　　朱汉雄大声呼叫保卫人员随时准备下水。轮船上的人恨不得自己能一下子就拽住大木船。叶子龙急了，叫武汉市的护游人员：
　　“快！快下！”
　　不等他的话音落下，早已暗中穿着游泳裤的五六个大小伙子，“叭叭”纵身入江，飞速游到毛泽东身边，护卫着他偏离了大木船冲击的方向。此时，他们还处在“三角浪”中，三角浪前后左右都是浪峰，浪尖离浪窝有1米多高，人落在浪窝中，根本无法游泳，只能踩水。
　　突然，一位陪游的女运动员因体力不支，手忙脚乱起来。毛泽东见她有险，忙踩水靠近，将她扶送上船，而他自己却仍在三角浪中。多次护游的邓明德，忙对战友说：
　　“快叫小船靠拢。”
　　他说着，踩水靠向毛泽东，说：
　　“主席，您老人家赶快上船。”
　　毛泽东见大家神情紧张，忙摆动着双手说：
　　“不要慌，你们不要慌。”
　　两位干警拉过一只小船，紧紧抓住船舷，撑着小船。邓明德右臂搀扶毛泽东，左手拉着船舷，将他送上小船。毛泽东尚未站稳，就兴致勃勃地对情绪紧张的邓明德说：
　　“这次游泳真痛快，碰到这么大风浪。”
　　小船在风浪中前后左右摇晃，毛泽东却叉着腰稳稳地站在船板上悠然自得。小船艰难地向轮船划去，可是风浪太大，根本无法靠近。轮船上的人急中生智，将一段5米长、1米宽的白布抛向江中，护游人员接过白布，拦住小船，人们这才将毛泽东拉上轮船。惊心动魄的一幕终于结束了。
　　9月16日12时50分，毛泽东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陪同下，乘车来到了安庆市一中门口，毛泽东缓步下车，一中校长鹿钟毓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握着鹿钟毓的手说：
　　“你好。”
　　毛泽东一行人在鹿钟毓的引领下，来到学校办的8座小高炉区。毛泽东在两块黑板报前看了一会儿，一块是有关钢铁工业的剪报，一块是学生们表示决心和干劲的材料。他说：
　　“这个黑板报办得不错。”
　　此时，小高炉边的鼓风机隆隆地响着，烟囱上空不断地冒着黑烟，穿着钢铁工人服装的学生们，满面灰尘，来来往往，忙着炼钢。
　　毛泽东走到一座1.04立方米的小高炉前，学生们激动地喊起了“毛主席万岁！”毛泽东频频向他们招手。他问身旁的几个学生：
　　“你们是工人还是学生？”
　　学生们争着回答说：
　　“我们都是学生。”
　　“你们都学会炼钢啦？”
　　“学会啦。”
　　这座小高炉正要出铁，几个学生拿起通条，使劲通炉塞，嘴里不住“嗨嗨”地喊着号子。一会儿，铁水从炉口流出来了，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欢呼声。毛泽东高兴地连声说：“好！好！”
　　毛泽东又参观了学校的电机厂、木工厂。鹿钟毓校长向毛泽东汇报说：一中是一个全日制学校，学生每周也要参加一天半的劳动，开展半工半读。
　　毛泽东就要走了，几百名学生簇拥着毛泽东走向大门。此时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群众，毛泽东在学生和群众的欢呼声中，离开了一中。
　　9月16日午饭后，已经完成了护送任务的王任重要回武汉去了，他请毛泽东为武汉二七烈士纪念碑题词。毛泽东也不推辞，挥笔而就。他写的是：
　　谨向烈士们致以敬意毛泽东
　　16日下午3时，毛泽东乘车离开安庆前往合肥。带队的驾驶员也许由于太激动，竟然转了向，朝着岳西方向开出了1公里多。毛泽东趁车队调头的机会，站在路边望着成熟的田野。
　　车队又往前走了，毛泽东看到公路两侧许多农民都在“烧包子”，到处烟雾弥漫，他问身边的曾希圣：
　　“这种‘烧包子’是不是很普遍？”
　　曾希圣说是的。毛泽东又问：
　　“有什么作用呢？”
　　“主要是积肥，杀虫，还可以改良土壤。”
　　毛泽东看到一路上有不少跃进门，就说：
　　“你们的宣传工作做的很好嘛。”
　　下午4点，毛泽东一行到达舒茶人民公社。这个社是舒城县内在1958年9月9日成立的第一个人民公社，以种植茶树为主业。
　　毛泽东在公社党委书记徐自长的引领下，参观了制茶厂，又到公社远景规划室观看了远景规划模型。毛泽东说：
　　“人民公社将来也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
　　他听说舒茶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就说：
　　“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他认为这种制度应当提倡。
　　毛泽东在经过桐城、舒城、肥西等县时，沿途看到了不少人群，有的推着小车，有的背着行李，为了大炼钢铁，走几十里或几百里路到山上去找铁矿。他似乎又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支前的情景。人民，只有人民，才能改变一切，创造一切！人民真正地行动起来了！年过6旬的毛泽东看着这样的场面，十分高兴。
　　毛泽东的车经常被人群挡住。成群结队的农民群众不知道这辆吉普车里坐的是毛泽东，否则，他们会发出震天的欢呼声，甚至会把车堵住，要围着自己的领袖看个够、问个够的。所以，司机尽量地把车开得快一点。毛泽东到合肥后，十分高兴地说：
　　“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
　　此时已近傍晚时分。毛泽东稍事休息，与江青一起接见了来合肥的全国妇联干部和省妇联干部。他说：
　　“我看沿途晚稻长得好，宣传工作也不错，你们看怎么样？”
　　全国妇联负责人说，她们已经看了三八社和东方红一社妇女卫星棉田。毛泽东逗趣地说：
　　“不要光看女的，男的也要看一看嘛。”
　　曾希圣说起无为县响山大队有一个复员军人叫陈广夏，他原来在部队上做过供给工作。陈广夏当了大队干部后，在大队试行了供给制。
　　毛泽东听了，称赞陈广夏是一个人才。他还不无幽默地笑着说：
　　“无为不单出了个《水浒》人物黄文炳，还能出这个陈广夏。搞供给制，好嘛！如果每年每人没有1000斤、2000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
　　毛泽东了解到妇联干部中有几个曾在新四军待过，还有部队培养的作家，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都是新四军！共产主义的传统都是从部队下来的。从前是红军，后来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现在变成一个军——人民解放军。部队多好啊，就是有战争年代那样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多好啊！”
　　晚上8点半，毛泽东、江青、张治中等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庐剧团新编的一个喜剧《牛郎织女笑开颜》。剧中表现出人民公社要管天、管地、管神仙。演出结束了，毛泽东笑着说：
　　“跟王母娘娘和龙王没有一场恶战，还管不了他们。我们的农业队长穆桂英、罗成、黄忠、赵云，都是会打仗的嘛，应该好好打一仗哩！”
　　这天晚上，毛泽东派人借阅了《安徽省志》、朱熹的《楚辞集注》。他翻了一会儿书，还是很兴奋，就给王任重写了一封信，称赞这几天在湖北“谈得好，看得好，虽是走马，热情已经看出来了。”接着，他又给曾希圣写了一封信，说已经遵嘱为安徽大学题写了校名，写了4张，以供选用。他还写到了这天下午的观感：“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以为如何？”毛泽东在信中对安徽要把省会搬到芜湖的打算也表了态，他写道：“合肥不错，为皖之中，为何要搬芜湖呢？从长考虑，似较适宜，以为如何？”
　　这一夜，毛泽东通宵没有睡，一直到17日早上8点才上床休息。
　　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参观安徽省博物馆，他在矿产馆观察了矿石标本和安徽矿藏分布图。在机械馆和轻工业管新产品展台前，他笑着对曾希圣说：
　　“看来你们有一支侦察队，把别人的好东西都偷来了，你是存心抢上海的生意吧？”
　　农业馆陈列的巢县复兴乡的棉花标本，棉杆有一人高。毛泽东用手摸摸棉杆和棉桃，说：
　　“这株棉花的桃子不少。”
　　从凤阳县烟草试验田采集的两株烟叶标本，足有1丈多高，叶子像水芭蕉一样。毛泽东说：
　　“这两株烟叶很好！”
　　他在小麦和水稻丰收的图片前，看着图片上的新民歌，忍不住朗声念道：
　　“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哪里浇！”
　　水利馆里挂有一幅淮北实行河网化成就和规划示意图以及濉溪县河网化示意图。毛泽东认真地看了后，对曾希圣说：
　　“啊，大工程！明年开全国党代表大会时，你们应该把这张图挂到北京去。”
　　毛泽东在除4害展馆前，念了一遍除4害成就的文字说明，说道：
　　“你们消灭的老鼠麻雀真不少呢。消灭这么多鼠雀可以节省多少粮食？”
　　省除4害指挥部副指挥杨杰说：
　　“节约的粮食以每人每年500斤计算，可供600万人吃1年。”
　　毛泽东又观看了展馆里陈列的多种捕鼠器具操作表演，他笑着说：
　　“这对老鼠真是大为不利咧！”
　　毛泽东在卫生陈列馆，对安徽省已有14个县100多个乡消灭血吸虫病表示高兴。在历史文物馆，他对清朝康熙年间芜湖铁画家汤鹏的作品很感兴趣。
　　汤鹏，号天池，安徽芜湖人，少为铁工，与画室为邻，每天看人作画，受到启发，便大胆地融汇笔墨艺术于炉锤焊接之中，创立铁画，因而名噪一时。以铁作画，以铁书联，是中国独特的书画品种。
　　毛泽东读着汤鹏的草书对联，很有兴味：
　　“晴窗流竹露；夜雨长兰芽。”
　　读完了，他盯着“露”字，又仔细端详了一下，说：
　　“露字脱掉了末尾一笔，应当添起来。”
　　毛泽东在休息的时候，很满意地说：
　　“相当丰富，看不完。每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要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历史的力量。”
　　毛泽东在博物馆看了2个半小时，这是他在安徽视察中在一个地方待得时间最长的一次。
　　是日晚，张治中、曾希圣、罗瑞卿在毛泽东的住处聊天，说到群众的习俗问题，毛泽东讲了一个笑话，他说：
　　“有两个人为了意见不合，大抬其杠，乃至动武，正打得不可开交，来了一个过路人，手上提着一大捆雪白的大葱。这两个人马上停了手，迎着过路人走去。”
　　在座的人见毛泽东住了口，故意卖关子，就不懈地问：
　　“为什么？”
　　毛泽东说：
　　“原来他们是山东人，酷爱吃大葱，兴趣比打架还要大。”
　　众人闻言，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又谈起了《三国演义》中的吕蒙，他说：
　　“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毛泽东又谈到陆机、陆云兄弟，他说：
　　“陆机、陆云，都是晋代的文学家。陆机的《文赋》是很有名的，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可惜太冗长了些。”
　　他指着《楚辞集注》，问张治中：
　　“你读过《楚辞》吗？”
　　张治中说：
　　“未读过。”
　　毛泽东说：
　　“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他又说：
　　“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
　　张治中说：
　　“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江西。”
　　毛泽东说：
　　“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了《论语》，谈到了《论语》的朱注，谈到了朱熹的思想。又由朱熹谈到了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的4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
　　9月18日下午4点多，毛泽东视察省委办的钢铁厂，看了两座13立方米高炉的出铁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介绍说：
　　“这是省委的钢铁试验田，每天出铁20多吨。”
　　毛泽东说：
　　“对啊，省委应该带头办嘛。参见劳动的是不是都是工人？”
　　曾希圣说：
　　“除少数技术工人外，绝大多数是机关干部。”
　　毛泽东看了2号炉出铁后，说：
　　“铁不少啊！”
　　车间副主任曾传火笑着说：
　　“毛主席来了，铁也多了。”
　　毛泽东微笑着看看他，问：
　　“你们有没有休息时间？”
　　曾传火说有。毛泽东打量着他的小胡子，做了一个手势，说：
　　“你的胡子也该剃一剃了。”
　　毛泽东从这个厂出来，又去视察了合肥钢铁厂，观看了转炉出铁的情况。
　　傍晚时分，毛泽东又到了设在西郊野外的新式农具展览馆，观看了各种改进和发明的农具。毛泽东看了人力绞车和改良深耕犁的表演，他说：
　　“深耕是个大水库，大肥料库，否则水肥再多也不行。北方要深耕1尺多，南方要深耕七八寸。分层施肥使土壤团粒结构增多，每个团粒又是一个小水库，小肥料库。深耕使地上水与地下水接起来。密植的基础是深耕，否则密植也无用。深耕有利于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这样一来1亩当3亩。总之，我们向下边跑，就可高产。”
　　天已经黑了，毛泽东才离开展览馆。
　　按照视察计划的行程，9月19日毛泽东要离开合肥去芜湖。张治中再一次动员毛泽东去游黄山，毛泽东不肖地说：
　　“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
　　张治中怎么也想不明白，毛泽东何以说出这样的话来。
　　原来，张治中曾对毛泽东夸耀黄山风景之美，他说：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他动员毛泽东去安徽游黄山。毛泽东问：
　　“上山有路吗？汽车能上去吗？”
　　张治中答道：
　　“当然有路，汽车到不了的地方，可以坐滑竿。”
　　毛泽东闻言不快，正色道：
　　“我不能坐滑竿！”
　　当时，张治中就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不能坐滑竿。这一次，毛泽东的话，更使张治中如入五里雾中。
　　9月18日晚，毛泽东在合肥得知，美国在华沙的谈判代表提出了要中国“放弃对金门和马祖群岛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所谓“停火”方案。同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也提出要尽快“停火”。他立即用电话传信给周**，对谈判提出建议。
　　周**收到毛泽东的来信，立刻召集陈云、彭真、张闻天、黄克诚、廖承志、章汉夫、乔冠华开会研究，并连夜以周**的名义用电话将研究结果复信给毛泽东。
　　9月19日凌晨，毛泽东接到了周**的报告，只见报告中写道：
　　“我方方案提得过早，给了对方一个错觉，以为我们急于求成，因而杜勒斯今日在联大讲话便强调停火，但也提到了消除挑衅行为。同时，彼此都露了底，美国知道我们目前不会扩大战事到台湾，我们知道美国不愿卷入金、马战事。蒋介石希望金门战争扩大，拖美国下水；美国想压我们停火，摆脱它的被动地位。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针对美国的停火要求，我们应该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军停止挑衅和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的活动。”
　　报告中提出了5项具体措施：1、准备一个驳斥杜勒斯在联大演说的外长声明。2、声明发表后，动员各地报纸、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响应。3、将我们的斗争策略分告苏联驻华代办和刘晓转告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以便苏联和兄弟国家配合我们的行动。4、以我名义致电西哈努克，感谢他支持我们，向他解释美国所谓的停火的阴谋，说明我国收复沿海岛屿的决心和解放台湾的神圣权利，这些不容美国干涉。5、将上述同样内容以外交备忘录形式递交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和北欧国家政府，唤起他们注意。
　　凌晨4时，毛泽东在周**的这份报告上批道：
　　“18日夜来信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你来信及我这封复信，请即转发王炳南、叶飞二同志，使他们明白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然形态。”
　　9月19日，美国声称在台湾海峡地区已集结了战后以来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原子打击力量。
　　苏联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核攻击，那么，美国将立即遭到应有的同类武器的反击。
　　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党的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9月19日，毛泽东要离开合肥了，曾希圣按照原来的计划，组织群众欢送毛泽东的安排也已经就绪。原计划人数为15万，可是消息传开后，邻近几个县的群众也闻风而至，竟多达二三十万之众，从省委到火车站，长达数公里的道路两旁，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天上飘着雨点，脚下一片泥泞，人们却没有丝毫感觉，纷纷议论着，翘首以待。
　　下午2点15分，毛泽东由曾希圣陪同，乘坐第一辆绿色敞篷车，由金寨路缓缓驶进市区；后面跟着的是张治中、江青、罗瑞卿和安徽省长黄岩乘坐的吉普车及其它车辆。
　　毛泽东站在车上，冒着霏霏细雨，频频向两边的群众挥动着手臂，所到之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和掌声响成一片，车队走了半个小时才到火车站。毛泽东进了站台，群众跟进站台，拥到车厢旁欢呼万岁。毛泽东几次从车厢里走出来，向大家招手，每一次都激起更热烈的欢腾。
　　将近3点钟，列车徐徐开动了，人们还恋恋不舍地站在那里。罗瑞卿对张治中说：
　　“今天这种夹道欢送的做法，是毛主席出来视察的第一次。”
　　张治中说：
　　“今天群众情绪这样狂热，他们对领袖拥戴敬爱的情景，实在令人感动。”
　　毛泽东则说：
　　“这是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当家作主了，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了。”
　　张治中说：
　　“这话对。不过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正确英明的领导，国家不能这么快强大，人民生活不能这么快改善，他们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热烈欢乐的表现。过去人们都是愁眉苦脸，而今人人喜笑颜开，这就是最大的转变。”
　　毛泽东笑了，他说：
　　“是的，他们都已经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看到自己的美好远景了。”
　　停了一会儿，张治中当着罗瑞卿、曾希圣的面，又提到了5月22日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所说的世界观的问题。他问毛泽东：
　　“你在5月22日给我的信中说，我们在世界观方面有距离，指的是哪些方面？”
　　毛泽东坦率地说：
　　“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自己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是模糊的，而在今年所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有搞清楚吧？”
　　张治中解释道：
　　“《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年—1948年时期的思想，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留居北京住了9个月，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包括马、恩、列的著作和您的好些著述，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
　　毛泽东一边点头，一边轻轻地“噢”了一声，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他说：
　　“你在《六十岁总结》中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舒服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

福和中学老师

张治中既是回答，也是询问。毛泽东却说：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张治中解释说：“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有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
　　毛泽东和张治中还谈到了文学、历史、科学技术、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彼此都感到很轻松愉快。
　　专列抵达芜湖时，适逢天上下着毛毛细雨。
　　6点时分，毛泽东一行人分乘几辆小轿车来到芜湖市铁山宾馆。毛泽东下了车子，微笑着向欢迎他的宾馆工作人员挥手致意，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你们辛苦了。”
　　毛泽东来到下榻的二楼一个房间门口，随手脱下雨帽和雨衣，服务员小翟赶忙伸手去接，毛泽东摆摆手说：
　　“我自己来。”
　　说着走过去把衣帽挂在右侧的衣架上，还对小翟和另一个服务员小王说：
　“你们辛苦了。”
　　小翟说：
　　“毛主席辛苦了。”
　　毛泽东询问了小翟和小王的姓名和年龄，鼓励她们要好好学习，接着问：
　　“有没有今天的《芜湖日报》？”
　　小翟说声“有”，转身去取来报纸，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边翻看报纸边说：
　　“读书看报，每天都不能少。”
　　不一会儿，小王告诉毛泽东说：
　　“毛主席，晚饭好了，请您到小餐厅用饭。”
　　毛泽东问：
　　“其他同志在哪儿吃饭？”
　　“在外边的大餐厅里。”
　　“我也到大餐厅里去吃。”
　　毛泽东说罢，起身就往门外走。下了楼，外边还在下着小雨，小王撑起了一把伞，竭力想罩着他那高大的身材，踮着脚顺着小山坡跟在他身后往下跑。毛泽东回头看了她一眼，微笑着说：
　　“我自己来吧。”
　　说着接过伞，大步朝餐厅走去。
　　毛泽东进入大餐厅，就餐的人们立起身热烈鼓掌。毛泽东在餐厅里走了一圈，和大家打招呼，然后在一张餐桌旁坐下，招呼大家说：
　　“开饭了！来，坐，坐。坐。”
　　餐厅中间小桌上摆了一个大饭桶，每人面前放了一个空碗。女服务员跑过来要为毛泽东盛饭，毛泽东不肯，他说：
　　“我自己来。”
　　说着端起碗就去盛饭，却发现饭桶里没有饭勺。服务员顿时慌了，急忙去找饭勺。毛泽东环顾了一下，伸手从餐桌上抄起一把长柄汤勺，笑着说：
　　“这个不能盛饭吗？”
　　说罢从饭桶里盛了大半碗饭。张治中也自己去盛，却盛了个满碗，鼓得高高的。毛泽东对大家说：
　　“你们看他盛的。”
　　曾希圣说：
　　“真像个窝窝头。”
　　毛泽东要来了一小碟生腌辣椒，尝了尝说：
　　“很好，大家来尝尝。”
　　张治中说：
　　“我怕辣，不敢吃。”
　　毛泽东说：
　　“我见了辣椒就想吃。”
　　吃过晚饭，毛泽东出席了两个集会，还接见了芜湖地、市1000多名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代表。回到住地，已经11点多了。他要小王找张桌子来。小王把走廊里的一个两屉桌子搬了来，毛泽东和她一起抬着放到床前。小王转身去找椅子，毛泽东说：
　　“不要找了，坐在床上就行。”
　　他把床头柜上的台灯移到桌子上，见台灯太矮，顺手把一个方形茶业筒放倒垫在下面，就开始批阅起文件来。
　　9月20日凌晨1点，毛泽东给周**通了一次电话。此时的厨师们正张罗着准备夜餐，他们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毛主席什么时候吃夜饭？”
　　工作人员说：
　　“毛主席不吃夜饭。”
　　“毛主席这么大年纪了，工作到深夜，不吃夜饭怎么行呢？”
　　工作人员解释说：
　　“毛主席夜间工作，一般是不吃夜餐的。毛主席要我们告诉大家，辛苦一天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9月20日，毛泽东到了马鞍山，他头戴柳条帽，视察了钢铁厂。
　　毛泽东在会见马鞍山的市民和干部群众时说：
　　“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发展中型的联合企业比较快。”
　　毛泽东视察完马鞍山的当天，驱车赶往南京城。在由马鞍山到南京去的火车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前来迎接。江渭清刚坐下，毛泽东就笑着问他：
　　“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
　　在座的还有罗瑞卿、曾希圣等，大家闻言都觉得很奇怪。
　　原来，张治中在抗战时期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江渭清当时还是一个青年，他写信给张治中说，我是共产党人，要抗日打游击，没有钱，请你资助。张治中一想，此人真有胆识，而且对我如此信任，就批给他3000元。这个故事还是毛泽东从张治中的谈话中听到的。
　　毛泽东又指着张治中问大家：
　　“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
　　大家都说不知道。毛泽东说：
　　“他年轻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个‘文’字，从‘魄’字中取一个‘白’字，故字‘文白’，看来他还是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
　　他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接着，江渭清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在谈了1957年的台风给江苏带来的巨大损失后，毛泽东为了缓和气氛，插话说：
　　“你们要知道，台风有时也有好处呢。楚汉相争时，刘邦从关中出兵，一路上很顺利，一直打到徐州，正在和文武官员置酒高歌的时候，项羽突然率领3万精骑来袭，刘邦措手不及，大败，落荒而逃。项羽尾追不舍，正在万分危急的的时候，忽然阵前刮起一阵巨大的台风，顿时飞沙走石，天日无光，刘邦才得侥幸保全性命，逃回洛阳去了。”
　　他的一席话，使在座的人深受启发：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要学会辩证地看问题，辩证地分析事物。
　　毛泽东在江渭清汇报了工作以后，谈到了军队的改革问题，他说：
　　“当官不当兵，不到连上来，怎能知道兵的情形？基层的情形？怎能指挥他们？”
　　毛泽东到了南京，正好军区开代表大会，许世友前来迎接毛泽东。毛泽东问：
　　“你们对于各级军官每年下连当兵怎么看？”
　　许世友说：
　　“我们一定这样办。”
　　毛泽东又问：
　　“你们正在开会，好不好对此做出决议？”
　　许世友说：
　　“当然可以，我们也正准备这样做。”
　　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介绍河南、湖南、贵州等省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这就是：
　　“组织大辩论，成立指挥部，书记亲自上前线，组织战役，全党全民、各行各业编成钢铁师、运输营、采矿队等各种野战军、后勤部，彻夜突击，突破一点，创造高产记录，开现场会议，推动大面积丰收等等”
　　社论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为掀起大炼钢铁运动的高潮作了准备。
　　9月21日晚，毛泽东边吃晚饭边听汇报，他对血吸虫的防治问得最详细。最后他说：
　　“这种病对人民群众的危害非常大，一定要从根本消灭它。如果1000万人患了，就有9000万人受威胁，如同我们现在10个人一桌吃饭，其中1人得病，其余9个人也会受到威胁一样！”
　　是日晚间，毛泽东一行人由南京坐专列经上海去此次视察的终点站杭州。
　　张治中在南京时经过一整天的紧张活动，在11时就睡了，睡梦正酣，叶子龙来说：
　　“主席有请。”
　　张治中忙连披衣到毛泽东的车厢里去。毛泽东正在看书，连张治中走进来都没有察觉。张治中站在毛泽东身后问：
　　“你这样聚精会神地看，是什么书？”
　　毛泽东说：
　　“这是有关炼钢铁的书。”
　　“连这种技术性的书你也要看么？”
　　“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我的知识面还太窄，必须时常补补课。你是人大代表，也该看。”
　　毛泽东看着张治中睡眼朦胧的样子，问道：
　　“你大概是大梦初醒吧？”
　　“刚睡不久。”
　　张治中说着，一看手表，快凌晨1时了。
　　原来，毛泽东是要利用经过上海的机会，约张治中一同去视察上钢一厂。
　　毛泽东在视察中，谈到了钢铁生产问题。他说：
　　“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9月22日凌晨3时，周**用电话将一份关于金门作战方针的报告及他的请示传给毛泽东。周**在报告上写的是：
　　“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的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海空炮联合作战确不宜配合很好，且有触及美舰美空军的可能。我实施对金门轰炸更不适宜，因为这样做，恰好给蒋介石空军以轰炸我大陆的机会。目前，美军还在控制蒋帮空军不许其轰炸我大陆，其原因是摸不透我空军回炸何地：金门还是台湾？既然美方还摸不清我方轰炸动向，我就以不促成蒋空军向我大陆轰炸为有利。如蒋轰炸大陆，而我只炸金门，反而示弱，所见对否，请示。”
　　毛泽东看罢周**传来的信，立即回复道：
　　“你9月22日3时对金门作战方针问题上的批语是很对的，即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9月22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即将到达杭州站了，他对张治中说：
　　“杭州是大家多次到过的，你的观感如何？”
　　张治中说：
　　“建国后经过整顿当然不错。”
　　毛泽东说：
　　“杭州有两大缺点：一是湖水太浅，水草太多。二是坟墓太多，与鬼为邻。不过，我虽然批评它，还是喜欢它。”
　　毛泽东还对张治中叙述了过去如何游北高峰、南高峰，风景如何美好。张治中闻之动容，不经意间，又问道：
　　“有滑竿上山吗？”
　　毛泽东想起他们二人谈到上黄山张治中说坐滑竿的事，心中有些不快，但他还是微微一笑，用手指着自己的双腿说：
　　“我有这一副滑竿！”
　　在张治中看来，坐汽车、骑马与坐滑竿都是代步，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坐汽车、能骑马，就不能坐滑竿？从形式上说，坐滑竿与坐汽车、骑马都是代步，但从本质上说，两者是有差别的。张治中作为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毛泽东眼里，坐滑竿是骑在人民头上。人家汗流浃背，你却安静悠然地欣赏风景，这是不人道的，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
　　张治中话题一转，对毛泽东说：
　　“您经年累月没有很好休息，这次到杭州多休息几个星期吧。”
　　毛泽东说：
　　“看情况吧。我只要睡3天就可以恢复过来，最多5天。”
　　停了一会儿，他又笑着说：
　　“这几天怎样活动，你自己安排，我们暂时‘分道扬镳’吧。”
　　毛泽东到了杭州站，浙江省党政领导人都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为张治中一一作了介绍。第一个是书记江华，毛泽东说：
　　“他不姓江，原名黄春浦，江华是干革命时取的。”
　　他介绍书记霍士廉时说：
　　“是霍去病的霍，霍去病在汉代名声功劳最大，不幸27岁上就死了。霍书记大概是霍去病的后裔吧？”
　　在介绍到副省长吴宪时，毛泽东不无认真地说：
　　“此人口气真大，口衔天宪！”
　　一句话把大家逗笑了。
　　9月22日这一天，刚刚于1958年9月19日宣告成立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阿巴斯总理，致电周**，要求中国予以承认他们。
　　周**接到这个电报非常高兴，但考虑到中国与苏联的微妙关系，认为必须妥善处理，便与彭真、陈毅、张闻天、廖承志、刘宁一和章汉夫商量一番，写信向毛泽东请示说：
　　“拟先由陈毅同志约苏联代办安东诺夫一谈，告以我国决定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但不去询问苏联政府的态度。”
　　毛泽东看过周**的来信，当即挥毫复函：
　　“同意对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处理，我国必须早日宣布承认它，并着手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9月24日，毛泽东看到了中宣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发表在9月1日《红旗》第7期上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他随手在《红旗》封面上给江青写了一个批示：江青：
　　陆定一的文章很好，必须看，至少看2遍。毛泽东
　　早在8月下旬的时候，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曾在其中加写了两段文字，他写的是：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是要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9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电话会议，要求今后每天日产6万吨钢，10万吨铁，日运输35000车，并计划在9月29日放钢铁“卫星”，争取全国日产万吨铁的省有10个，千吨铁的县有40至50个，以迎接国庆，鼓舞士气。
　　再说张治中和毛泽东的视察活动分开后，张治中以为毛泽东真的要睡个3天5天了，可是，事后一问叶子龙、徐光禄，才知道他还是每天只睡4、5个小事，只有两天睡到6个小时，每天批阅的文件，并不比在北京时少。
　　张治中则在这几天里，梳理了跟随毛泽东视察的整个过程。
　　毛泽东出行，不喜欢乘飞机，他一般都是乘坐自己的专列。毛泽东的车厢内，有他自己的大木床和许多书。江青也有她自己的包厢。4节车厢供警卫员和工作人员使用，此外还有一个医疗室，一个餐厅和一个厨房。6部保密电话连接到中南海保安局。密电码每一个汉字编为一个号码——改变迅速——由一位精明的年轻职员全靠记忆处理密电，绝不留下片纸只字。所有的交通路线，毛泽东都可以随时停车。
　　毛泽东在此次视察过程中，往往是白天到工厂、农村、学校视察，夜间还要听汇报、开会、看文件，在旅途中又要读书学习，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给张治中留下了“励精图治、宵肝辛勤”的深刻印象。
　　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工作，他白天活动频繁，到深夜12时才开始审阅文件、开会、研究问题。毛泽东特别好学。9月10日在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泽东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一路上，毛泽东还沿线借书看。
　　张治中在这几天里，把自己从毛泽东视察以来每天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根据毛泽东的言论行动，写成的日记，整理成册，约4万余字，题名《真挚、亲切、爽快、率直、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
　　眼看毛泽东的视察活动就要结束了，张治中将他的日记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说：
　　“你的日记我是不看的，尽在吹我。”
　　张治中说：
　　“我的日记还是想请您看看，我想发表。”
　　毛泽东笑着说。
　　“我不看你就不能发表。”
　　“我有言论自由权。”
　　张治中振振有词。
　　“你写的是我的事情，我不答应，当然不能发表。”毛泽东稍稍停顿一下，又说：“肖三也写过一篇东西，我也曾不让他发表。”
　　张治中说：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说，希望你不要存在怕造成个人崇拜的戒心。你是中国的列宁，不是斯大林，你和列宁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为什么说您不是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在继承列宁之后，由个人专断而发展到个人崇拜，越到晚年越发展，以致犯了严重错误。为了避免个人崇拜，应该注意采取民主的作风，经常保持谦虚、谨慎，应强调群众路线，应强调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在制定方针政策时，不能有独断专行的思想。看看今天中国的建设成就，的确是非常吸引人的，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人民群众自然也就流露出对领袖的厚爱之情。我写的都是亲身的见闻，是实事求是的，有一句说一句，没有一点夸大。你看了之后能不能发表再说，如果既不看又不让发表，那我不服。”
　　毛泽东见他如此坚持，只好说：
　　“好，我再考虑考虑，但是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
　　9月29日，毛泽东、江青和张治中回到了北京。张治中在与人讲起他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感受时，连声称赞：
　　“如处春风化雨之中。”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哪些重要活动，请诸君继续耐心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83
第283章
　　“我们索性宣布，只是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而且单日只打码头、机场，不打岛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闹，甚至连小打也不一定打。从军事上看，这似乎是开玩笑，中外战史上从未有过，但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话说1958年9月30日下午，毛泽东的秘书通知吴冷西说：
　　“主席找你有事。”
　　吴冷西马上赶到中南海丰泽园。他走进菊香书屋院内的东厢房，毛泽东一个人正在书房里看字帖。毛泽东见吴冷西来了，招呼他坐下，说：
　　“我此次考察，看到了各地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尤其是大办钢铁、大办民兵，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
　　“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毛泽东对那种以为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不正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的意见进行了批评。他还说：
　　“我为新华社写了一篇我巡视大江南北的新闻稿，稿子正在打字，稍等一会儿就好。”
　　“这次特别请张治中将军一起视察。张治中将军原是蒋介石的亲信，1949年国共和谈破裂后站到我们这边来的。张治中在沿途视察时除了关心工农业飞跃发展外，还特别关切台湾海峡的形势。他对我们迟迟不登陆金门很不理解，主张这次解放台湾，即使做不到，也无论如何要把金门、马祖拿回来。他说：这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想拿下金门、马祖，但这个问题不单是同蒋介石有关，特别是要考虑美国的态度，切不可以鲁莽从事。美国人也害怕跟我们打仗。我们宣布12里海里领海后，美国军舰开始不承认，多次侵入我领海线，但不敢驶过他们承认的8海里领海线。后来经我多次警告，美舰也不敢入侵我12海里线了。美国空军虽然有时也飞到大陆内地侦查，但在台湾海峡，美国飞机开始时经常侵入我领空，后来也不敢越过海峡的中线。有一次，美舰为国民党运输船队护航，向金门运送弹药、给养。当这个联合舰队抵达金门港口时，我下令猛烈炮击，美舰马上掉头逃跑，国民党船队遭殃。可见美国也是纸老虎。但是，它又是真老虎。目前美国在台湾海峡集中了美国所有12只航空母舰中的6只，重巡洋舰3只，驱逐舰40只，航空队2个，实力相当强大，不可轻视，需要认真对待。因此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
　　在华沙恢复的中美会谈，经过几个回合的互相侦查，大体上可以判断美国人要保台湾，但不一定保金门，而且有迹象显示，美国人企图以放弃金马换取我承认其霸占台湾。这需要研究对策。张治中将军的主张恐怕不宜采纳。《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现在要在宣传上来个暂停，待中央决策后再说。”
　　毛泽东话头一转，说：
　　“你们办报的要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记者、编辑要这样做，总编辑也要经常下去。”
　　他板着指头说：
　　“今年你已经去过南宁、成都、武昌、北戴河，虽然都是去开会的，但总算下去了，以后还要下去调查研究。”
　　吴冷西说：
　　“我在5月间去河北、河南走了一趟，很有收获。当然还是走马看花。”
　　毛泽东说：
　　“要下马看花，不能老是走马看花。在北京当然也很重要，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议政多的地方。办报要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谓而发。这方面你要学张季鸾。《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3个人的‘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3人‘合作社’是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经理，张季鸾主笔。抗战前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在整个中国局势中没有多大分量。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给《大公报》发挥其作用提供了条件。张季鸾以及继任的王芸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3人合办《大公报》时，相约只办报不做官，但后来吴鼎昌、胡政之都做官了，只有张季鸾没有官职，他却是蒋介石的‘国士’。张季鸾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他在重庆经常来往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同陈布雷交往甚深，同时也常到曾家岩走走，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从中做他的文章。他办报素以客观、公正自夸，平常确也对国民党腐败加以揭露批判，但每到紧要关头，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就帮蒋介石骂周**了。王芸生后来接他的班，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也是给蒋介石帮忙的，直到国民党崩溃前夕，才转而向我们靠拢。人们把《大公报》对国民党的作用叫做‘小骂大帮忙’，一点也不错。但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做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例如《大公报》的星期论坛，原来只有报社内的人写稿，后来张季鸾约请许多名流学者写文章，很有些内容。我在延安时就经常看。《大公报》还培养了一批青年记者，范长江是大家知道的，杨刚的美国通讯也很有见地。这两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工作过。
　　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的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也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此时，毛泽东写的新闻稿子打出来了，他要吴冷西看看有什么意见。吴冷西看到稿子的题目是《毛泽东同志向新华社记者的重要谈话》，末尾还专门提到张治中将军陪同视察，他说没什么意见。毛泽东说：
　　“今晚由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在国庆节的头版头条登出。”
　　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社论中提出，要求全国日产钢6万吨。还说，只有这样才能完成1070万吨的任务。
　　10月1日这一天，斯特朗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
　　72岁高龄的斯特朗是在9月22日第6次来到中国的。她一下飞机就被接到北京饭店的一套高级房间里，这与延安的窑洞简直无法相比。9月24日，周**为她举行了招待会。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刘**、周**、朱德等人与斯特朗亲切握手。毛泽东询问了斯特朗的健康情况，对她的到来表示欢迎。毛泽东说：
　　“如果我们当时知道需要这么长时间你才能回到中国，就不会叫你离开延安了。”
　　自此以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便定居在中国。
　　10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与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握手的大幅照片。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古、苏联、波兰6国共产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今年我们才知道以钢为纲这一条。你把钢铁搞起来，其它东西都可以跟上来。”
　　毛泽东还谈到了反面教员的问题，他风趣而又辛辣地说道：
　　“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他又说：
　　“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不要轻易饶他！不要轻易让他溜掉！在这个地方大概他一时也相当难溜。”
　　在国庆节期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还接见了各地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新疆和田的农民劳动模范库尔班•吐鲁木老人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毛主席，您好，新疆人民都想念您！”
　　毛泽东微笑着也向库尔班问好，并嘱咐他回去后向新疆人民问好。
　　原来在不久前，库尔班准备骑着小毛驴，带着两个精心培育的大甜瓜，到北京去看望毛泽东。他对村干部说：
　　“毛主席是我们维吾尔族的大恩人，我有件心事，想骑着小毛驴去看望毛主席。”
　　村干部对他说：
　　“毛主席远在北京，你骑着小毛驴恐怕不行，我们把你的想法反映给自治区领导吧。”
　　后来，自治区要组团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王恩茂、陶峙岳等自治区领导人便决定让库尔班一起去北京看望毛泽东。消息很快传遍了家家户户，大家都来向库尔班老人表示祝贺。库尔班老人被接到乌鲁木齐，登上了飞机。老人家带着两个大甜瓜，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布包，始终不肯放手，里边装着他准备送给毛泽东的杏干、葡萄干。库尔班坐在飞机上，心急火燎地问旁边的人说：
　　“飞机怎么这么慢？还没有我的毛驴跑得快么！”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10月3日、4日两个晚上，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和与会者们重点分析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9月3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及蒋介石10月2日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
　　原来，杜勒斯在这次谈话中，要求中共和台湾当局“双方放弃使用武力”。他说，如果在台湾地区“有了可靠的停火”，在金门、马祖保持大量部队就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慎重的”。他还说，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记者问他：“如果中共方面做出某些让步，那么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杜勒斯说：“我们在这方面是灵活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有所改变，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而蒋介石在对美联社记者谈话中则宣布：杜勒斯的谈话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声明”，国民党当局“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再说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首先说道：
　　“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该怎么走，请同志们发表看法。”
　　周**分析说：
　　“杜勒斯的讲话，表明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认不用武力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且从金马撤退。杜勒斯这个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同我们最近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侦查美方底牌的情况是一致的。美方在会谈中说的甚至比杜勒斯更露骨。”
　　刘**、邓**认为，在台湾海峡对峙中，双方都比较谨慎。我们在八九月间的火力侦察是对的，迫使美国人不得不考虑怎么办。同时，我们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海空军都严格遵守对美舰、美机不开火的命令，这也是谨慎的，克制得当的。在宣传上我们大张旗鼓地谴责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抗议美舰美机侵犯我领海领空，不仅动员了全国人民，而且动员了国际舆论，支持了阿拉伯人民，也对美国当局造成强大压力，这是做得对的。
　　毛泽东说：
　　“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他自然坚持他是正统，我是匪；都不会放弃使用武力，他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我也绝不答应放弃台湾。但目前情况是，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能解放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连杜勒斯也说‘假设成分很大’。剩下的问题是对金、马如何处理？蒋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陆金、马不可。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的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要求美国人救援，美国人就紧张，担心蒋介石给他闯祸。对于我们来说，不收复金、马，并不影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光是金、马蒋军，也不至于对福建造成多大的危害。反之，如果我们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人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借，事实上形成两个中国。”
　　大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设想，让蒋军继续留在金、马，使美国当局背上这个包袱，时不时地踢他一脚，让他提心吊胆。周**说：
　　“美国可能在中美会谈中提出3个方案：第一，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减少金、马兵力，美方声明金、马在美、蒋共同防御范围之内。第二，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减少金、马兵力，美方声明共同防御限于台澎。第三，要我方停止打炮，蒋方从金、马撤退，双方承担互相不使用武力的义务。3个方案都不能同意，因为三者的实质都是制造两个中国，使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中美会谈继续下去有利，可以拖住美国人，力求避免美方或其他西方国家把台湾海峡问题提到联合国去。对亚非朋友也要把问题讲清楚，免得他们不明真相，给我们帮倒忙。”
　　毛泽东说：
　　“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但打也不是天天打，更不是每次都打几万发炮弹，可以打打停停，一时大打，一时小打，一天只零零落落地打几百发。但我们在宣传上仍要大张旗鼓，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金、马打炮是中国内战的继续，任何外国和国际组织都不能干涉。美国在台湾驻扎陆空军是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美舰云集台湾海峡是蓄意制造紧张局势，都必须完全撤退。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反对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我们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金、马以至台、澎问题。
　　以上这些原则，在舆论宣传上可以鲜明提出，在华沙会谈中可以外交辞令些，但也不离原则。所有这些，都要在我政府发表正式声明之后才公开宣传。《人民日报》目前可以‘停火’几天，准备充足弹药，一声令下就排炮轰击。”
　　10月5日早上8时，毛泽东写信告诉彭德怀、黄克诚，暂停炮击金门。
　　此时，金门在福建前线炮火封锁1个多月后，海上补给线已经完全切断，粮食供应已经发生危机，弹药也耗费得差不多了。所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中写道：
　　“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10月6、7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做道理。空军必须防卫，但不出海。还有一事：两天中，不要发表公开声明，因为情况如何，尚待看清。”
　　10月6日凌晨1时，毛泽东写出了一篇策略性、政策性极强的绝妙文章：《告台湾同胞书》。
　　凌晨2时，毛泽东给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昨天我说不发声明，看两天再说。随后想了一下，还是先做声明为好，所以有告台湾同胞书。此件即将发出，请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多播几次，为盼！”
　　这一天，由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同时由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对外广播。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写道：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内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
　　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到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13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
　　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30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0月6日中午1时
　　这份文告一发表，台湾当局和美国人一时乱了手脚，他们都摸不清中共的意图，一会儿说是骗局，一会儿说是心理战，是要挑拨美蒋关系。
　　10月7日，杜勒斯说：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6个多星期的残酷和不停顿的炮轰之后，现在说，他们将保持一个多星期的人道主义的和平。对这个声明作出评价是不容易的。这是美国一直极力祈求的，而且如果他们又要恢复战斗，这个事态发展肯定会使中国共产党人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美国政府除了对这一文告公开表示欢迎外，同时又要挟中国必须接受他们的所谓“永久停火”。
　　10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与会者都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后反应强烈，有些西方报刊甚至说，这是台湾海峡两方关系以至中美关系发生戏剧性变化的预兆。美舰已停止护航，也不再入侵我金门领海。只有国民党国防部认为这是中共的诡计。毛泽东问吴冷西：
　　“《人民日报》的社论准备得怎么样？”
　　吴冷西说：
　　“已写好一篇专攻美国人的。”
　　毛泽东说：
　　“先要做国民党的工作，要写一篇着重对蒋介石说话，同时也给美国人出难题。可以说明并非诡计，阐述我对台的一贯政策，这次是又一次伸出手来。还可以挑一下美蒋关系，说寄人篱下不好受，搭美国船不可靠。然后批杜勒斯的所谓停火，要美国人过五关：停止护航，停止侵犯中国领海领空，停止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澎撤退美国全部武装力量。
　　你今天晚上写好，我夜里等着看。你不必等散会，现在就去写。”
　　吴冷西在午夜过后赶出了社论初稿，排出清样送给毛泽东时，已经是9日凌晨3点了。毛泽东立即审阅和修改了社论，他将社论的最后一段改写为：
　　“看来，问题尚有待于观察和考验，离解决之期尚很远。帝国主义到底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到底是反动派。且看一看他们究竟怎样动作吧！”
　　毛泽东改完了，又在清样上批道：
　　“不算好，勉强可用。毛泽东10月9日6时”
　　吴冷西在9日上午收到毛泽东退回来的社论稿，又接到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打来的电话说：
　　“主席交代，要把杜勒斯8日宣布美舰停止护航加进社论中。并说发表时间可以推迟1天。”
　　吴冷西看了毛泽东的修改稿，感到社论原来的题目很不醒目，就依据毛泽东改写的最后一段最后一句，把题目改为：《且看他们怎样动作》。
　　由于这篇社论题目特别，吴冷西又是用了接近毛泽东那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风格，所以社论在10月11日发表后，曾被人们误认为是毛泽东的大手笔。
　　10月10日，毛泽东看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9月15日发表在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上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他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张春桥的文章。
　　张春桥，小名善宝，1917年出生于山东巨野县城。其父张开益，母亲宋蕙卿。1932年张春桥进入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次年，16岁的他即发表小说《银铃》、《秋》。1934年中学毕业后，17岁的他又发表了一些文艺评论文章和一些反映民众生活的白话诗。1935年5月，张春桥到了上海，此后不久，他在《大晚报》及《大晚报》副刊《火炬》上不断发表文章。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八一三”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9月3日他在《立报》上发表《武装民众》一文。张春桥在上海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发表文章40多篇。9月中，他离开上海回到济南；12月踏上了奔赴延安之路。1938年8月，张春桥在延安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几年后，张春桥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1947年，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不久，被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1951年，他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后又调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他便组织人进行了讨论，尔后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时可否将编者按写得留有余地。
　　10月11日上午10时，毛泽东复信给吴冷西，他写道：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它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10月11日，毛泽东就卫生部党组9月25日向“毛主席并中央”报送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给杨尚昆写了一个批语：
　尚昆同志：
　　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笔者注）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
　　10月13日，《人民日报》以醒目的位置发表了毛泽东11日上午撰写的编者按和张春桥的文章。
　　《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6亿5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

福和中学老师

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是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6亿5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统统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0月13日上午1时
　　毛泽东起草的这道命令，不仅发给了福建前线部队，而且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发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倒不如说是故意说给台湾人民、台湾当局和美国人听的。
　　此前，毛泽东在起草《命令》的同时还起草了一个《再告台湾同胞书》，因他改变了思路而没有发出。《再告》中是这样写的：
　　“自从美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来，形势已经改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几年前，周**总理即向你们建议谈和，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和谈胜利妥恰成功，则我们两党又可以化敌为友。我们建议：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体军民同胞团结起来，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减少你们的内部摩擦，一致对付民族敌人。
　　你们的一位军事发言人说，停火7天太短，没有码头，全靠手搬，供应不了许多东西。这是实情。”
　　“请你们读一读《鲁仲连传》好吧。美国就像那个齐湣王。说到齐湣王，风烛残年，摇摇欲坠，他对鲁卫小国还要那样横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现在是向帝国主义造反的时候了。”
　　再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定居在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毛泽东告诉曹聚仁说：
　　“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御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它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
　　章士钊插话说：
　　“这样，美援会断绝。”
　　毛泽东说：
　　“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曹聚仁问道：
　　“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
　　毛泽东说：
　　“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10月14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调研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随同毛泽东调查的还有张春桥。
　　10月15日下午，毛泽东同天津市委、河北省委负责人继续谈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
　　此一时期，全国大炼钢铁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0月7日至9日，冶金工业部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炼钢现场促进会。会议介绍了天津新兴钢厂土法炼钢的基本措施和操作经验，研究解决了转炉炼钢的若干技术关键问题和操作方法。会议提出了保证炼钢翻一番，必须一手抓铁、一手抓钢的口号。10月11日至16日，冶金工业部在河南商城县召开全国土法炼钢现场会，介绍了河南商城地区和郑州地区的土法炼钢经验。10月15日至21日，全国各地开展钢铁生产周，把炼钢生产的群众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钢的日产量达到10万多吨，生铁的日产量达到37万多吨。
　　10月16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田家英说：
　　“请将已存各种草字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书），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时清还。”
　　10月16日下午及17日下午，毛泽东召见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及徐水、安国、唐县、正定4个县委的负责人，听取汇报。
　　毛泽东还把河北省省长刘子厚从邯郸叫到天津，问他：
　　“你到徐水去了没有？”
　　刘子厚回答说还没有。毛泽东笑着对他说：
　　“你去徐水调查一下吧。”
　　“调查什么问题？”
　　“你想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
　　“用一个星期行不行？”
　　“用不了，3天足够了。调查完了到北京向我汇报。”
　　10月17日下午6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10月19日清晨7时，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3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21日刘子厚同志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7天至10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1架专机即飞郑州。
　　　　　　　　　　　　　　　　　　　　　　　　　　毛泽东
　　过了半个小时，毛泽东又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此时，陈伯达正在山东范县蹲点，制定了一个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规划提出要取消商品生产，实行无偿调拨物资。后来，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就和张春桥去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10月19日夜，美国海军船坞登陆舰“橡树山”号、驱逐舰“麦克凯恩”号、“汤马逊”号、“科格斯威尔”号，竟然放肆地侵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护航，时间长达5个小时。
　　毛泽东为了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坚强意志和说话算数的严正立场，决定提前于10月20日16时在福建前线恢复炮击。
　　10月20日中午，周**给毛泽东送来一份书面报告，报告中说：
　　“警告美国在金门海域护航的新闻，已于今日12时半起广播，连续两次，中外文相同。新闻稿附后。国防部命令稿已写好，现送上请批阅后即退我，再以打字稿分送邓、陈、黄三同志核阅。厦门前线，一切准备好了，已分别以电话和文字命令下达，由克诚签发，并告以炮击只限于金门各岛的工事、阵地和滩头船只，不打民村、兵房和指挥机关，更不要误击美国船只。我空海军均不出动。国防部命令拟于3时广播，中外文语同时广播。以口头广播读完后，立即开炮。”
　　毛泽东读完了周**的报告，认真地研究了《关于台湾当局在金门海域引进美舰护航必须恢复炮击以示惩罚的命令》。他在上面批示道：
　　“照办。”“口头广播后，隔1小时，或半小时，开始炮击，较为适宜。”
　　下午3时，《关于台湾当局在金门海域引进美舰护航必须恢复炮击以示惩罚的命令》，以彭德怀的名义下达给福建前线部队。
　　下午4时，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以32个炮兵营又5个海岸炮兵连的火力，准时对金门实施了第5次大规模炮击。沉寂了14天的福建前线，顿时地动山摇，8800余发炮弹呼啸着直袭金门，击中国民党军“中”字号运输舰3艘、大型货船1艘、C-46型运输机1架、阵地及观察所10余处。
　　国民党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他们在70分钟后才开始还击。
　　10月2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达台北访问。
　　《人民日报》编辑部就此写了一篇《咎由自取》的社论，社论评论说美蒋是在唱“双簧戏”。
　　毛泽东看了社论稿，批评说，这篇社论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一致。他要周**专门找吴冷西谈一次，然后另写一篇社论，重新评论蒋、杜会谈。
　　这天上午，周**打电话约吴冷西和乔冠华谈话，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说的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央的方针。他列举杜勒斯与蒋介石几次谈话的区别，对比台湾与美国报纸评论的明显不同，说杜勒斯访台是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人民日报》再写一篇社论，着重说明美国的阴谋和美蒋的争吵，可以点明蒋介石也不赞成搞两个中国。
　　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人民日报》的社论完全是书生气，对中央的方针理解片面，摇摇摆摆，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一致。这次杜勒斯到台湾去，是要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而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理，不欢而散。这完全不是唱双簧戏。”
　　毛泽东还说：
　　“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还有一点反美积极性。美国逼得急了，他们还是要反抗的。过去大骂胡适，罢黜孙立人，就是例证。因为他们捣乱的靠山是美国人。最近台北发生群众打砸美国大使馆更是例证。美国在台湾的驻军，蒋介石只同意美国派出团一级单位的兵力，不同意派师一级单位的兵力。我们炮打金门开始后，蒋介石只同意美国增加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而且驻在台南。
　　我前几天说过，我们同蒋介石有一些共同点。这次杜勒斯同蒋介石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联蒋抗美。我们暂不解放台湾，可以使蒋介石放心同美国人闹独立性。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过去一个多月中我们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现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更可以宽一些，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周**说：
　　“‘断’和‘打’是相关的，既然‘断’要放宽些，那么‘打’也得放松。”
　　毛泽东说：
　　“我们索性宣布，只是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而且单日只打码头、机场，不打岛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闹，甚至连小打也不一定打。从军事上看，这似乎是开玩笑，中外战史上从未有过，但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现在我们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打金马蒋军好办，但跟手里有原子弹的美国人打仗，就不是好办法。将来大家都有原子弹了，也很可能都不打原子弹。”
　　刘**、邓**提出，是否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宣布双日不打、单日打。毛泽东说：
　　“恐怕有这个必要。”
　　毛泽东又对吴冷西说：
　　“前边说的那篇社论，要在正式文告后才发表。”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刘子厚关于徐水调查的汇报。刘子厚说，他在徐水县的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1亩白薯产量不过2000斤，却虚报成8000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说：
　　“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有多少就是多少。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刘子厚汇报说，徐水把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在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他们已经宣布徐水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说：
　　“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
　　他还说：
　　“交换问题要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部分是调拨性质，一部分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在分配问题上，不要把什么都包起来，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要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废除了，两方面不舒服，借钱的觉得对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这些账，我看还是以还为好。”
　　刘子厚汇报到徐水的家庭生活问题，毛泽东深情地说：
　　“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就没有五行了。”
　　毛泽东听说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十分生气，他批评说：
　　“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大企业必须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社论提出钢铁生产要展翅高飞，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大洋群，一个是小土群。必须反对唯条件论，大企业必须开展群众运动，必须推行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在党委的领导下，实行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密切结合）的经验。
　　这一天，杜勒斯访台结束。经过多次争吵，美蒋双方签订了《蒋杜会谈公报》。《公报》中宣称：“在目前情况下，金门连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密切相关的。”杜勒斯的阴谋计划就此破产。
　　是日下午，毛泽东问身边的秘书林克：
　　“你知道人体内有多少重要的化学元素吗？”
　　林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对于国际国内的问题，敢于毫无忌讳地直陈己见，但他没想到毛泽东今天提出的这个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生理问题，立时被难住了，弄得他一时木讷。毛泽东见林克答不出来，就掰着指头，把十几种主要元素一一道来，言毕，竟流露出孩童般的得意笑容。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把话题转到细菌上。他说：
　　“你看细菌是多么小啊，但它就是有那么一种从容不迫、坚决进攻、毫不在乎的精神。在任何庞然大物面前，它都无所畏惧。不管是厚厚的陶瓷、坚硬的钢铁，还是在沸水里、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下，它都不死，能够生存。我们是人，是万物之灵，难道还不如这小小的生物吗？”
　　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
　　这篇社论根据刘**提出的“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一口号，在社论中说：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
　　社论还强调说：公共食堂要在全国农村和城市普遍建立起来，使之成为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此后，各地城乡纷纷成立公共食堂。公共食堂成为毛泽东改造中国农民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10月25日晚，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周世钊在7月间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他受任新职，思绪万千。于是，他在10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陈述了自己的心理。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惇元兄：
　　赐书收到，10月17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事实，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些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
　　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12500公里，以圆周率3.1416乘之，得约4万公里，即8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8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吗？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则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
　　11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毛泽东
　　这天晚上，毛泽东又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第3个文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他写道：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经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力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10月16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0月25日
　　10月2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后来，杜勒斯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对毛泽东起草的《再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了一通议论，说什么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做法，是“离奇的”，也是“不文明的”。
　　毛泽东在1958年11月份还起草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后来因为形势的发展，他改变了主意，就没有发出。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处理海峡两岸的纷争，请诸君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叶永烈在其《四人帮全传》一书中，论及1958年10月19日上午7时毛泽东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要陈伯达和张春桥一块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时，曾断言“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文件批示中，提到张春桥的大名——显然，那是因为张春桥的‘成名作’（指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笔者注）给他留下了印象”。其实，叶永烈还不知道，毛泽东早在9月4日看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关于河南省遂平县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报道后，就曾经做过一个批示，他写的是：“美妙如一首诗！我们的秀才伯达、春桥可否去看一看？”由此可见，历史问题也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决不可妄加臆断的。史学工作者能不慎乎？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84
第284章
　　“有些同志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他们说的却是要废除商品实行调拨。这本书，省委、地委的同志都要好好地读，都要研究。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
话说1958年10月26日上午，毛泽东找吴冷西、田家英谈话。吴冷西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田家英已经在座，他手里拿着吴冷西编辑好的毛泽东关于纸老虎言论的大样和按语。
　　原来在一个星期以前，毛泽东写信给吴冷西，要他将发表在《世界知识》上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转载，转载时可以另写编者按语，还要他就此与陆定一商量。吴冷西和陆定一商量后认为，毛泽东的论述还可以再增加一些，重写按语。于是，吴冷西就找田家英帮忙，增加一些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并一起草拟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按语，排出清样后，送毛泽东审定。
　　田家英将毛泽东修改过的按语交给吴冷西看。吴冷西看到毛泽东主要是对按语最后一段作了修改，他还要求对其中的几段论述做一些调整。
　　毛泽东见吴冷西看完了，就说：
　　“今天找你们来，是谈另一件事。我想派你们到地方上去做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我已经选好了，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和一个公社。你们各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我将在11月初离京去郑州，在那里开一个小会，作为12月初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的准备。你们11月5日在新乡搭乘我的专列去郑州。”
　　他还说：
　　“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公社化。其实还有第3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大跃进是我发动的，公社化是我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我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早先是同赫鲁晓夫大吵了一顿，不久又炮打金门。
　　我在这段时间想了许多国际问题，如戴高乐上台、黎巴嫩事件、紧张局势、封锁禁运，等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毛泽东转对吴冷西说：
　　“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就可以抓住时机阐明我们的观点。
　　现在来谈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3年进入共产主义。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郑重地说：
　　“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你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你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毛泽东说罢，停顿了一会儿又转换了话题，他说：
　　“在炮打金马过程中，我们和美国人都搞边缘政策。美国集中了那么多的军舰，而且侵入我领海，给蒋介石船队护航，但又从不开炮。我们也是1万、2万发炮弹那么打，美舰护航时更大打，但只打蒋船队，不打美舰队，不过炮弹就落在美舰附近，吓得他们掉头就跑。双方在台湾海峡对峙，同时又在华沙会谈。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争边缘，双方都在战争的边缘，都不越过这边缘。我们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人的战争边缘政策。
　　《聊斋志异》中写了很多不怕鬼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名《青凤》，说的是狂生耿去病夜读于荒宅，‘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你不怕鬼，鬼也无可奈何。炮打金门的经过也是如此。”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你们要善于抓动向。看来现在还不大懂。美国人想从金马脱身，杜勒斯谈话就显露了这个动向，你们没有抓住。你们编辑部也不大会写文章。”
　　毛泽东拿出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以此为例，谈了如何写文章的意见。他说：
　　“1、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文告一开头就提出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个思想贯穿全篇。整个文告，从表面上看，似乎写得很拉杂，不连贯，但重在有内在联系，全篇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中间虽然有穿插，但贯穿这个中心思想。《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样写的。
　　2、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而说‘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不仅仅说‘供应’，而具体说‘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这就形象地给人深刻印象。你们写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动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
　　3、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两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就是这样。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词、谓语、宾词。其实西洋人说话，也经常省去主词或宾词的。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这可能是看惯了翻译过来的西方文章。其实翻译也有各种译法，严复的译文就是中国古文式的，林琴南的译文完全是意译，都和现在的白话文译文大不相同。”
　　说话间，已经时过中午，毛泽东留吴冷西和田家英吃午饭。餐厅就在北房5开间的中间堂屋，大师傅加了两个菜，一个是小砂锅炖狗肉，一个是红烧狮子头，其它4个菜是湖南腊肉，豆豉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都是毛泽东常吃的。比较特别的是一个莼菜汤，每人一个烤得半焦的玉米。毛泽东端起一杯茅台酒，请吴冷西和田家英共同干杯。之后吴冷西和田家英也端起第2杯酒，一同祝毛泽东身体健康。
　　吴冷西因为工作原因，很少到基层去。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是难得下去走走。早在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时，有的省市负责人向毛泽东要求把田家英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践不一致的。”因此，他们二人都缺乏调查研究的经验。所以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向他们传授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经验。他交代说：
　　“你们下去调查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你们下去不要张扬，冷西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家英带的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
　　吴冷西和田家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0月28日带领调查组乘车南下，第二天就到了新乡。
　　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成果展览，他鼓励钱学森说：
　　“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10月31日，毛泽东写信给周**、陈毅、黄克诚说：
　　“应将逢双日不打炮的地方加以推广，就是说，逢双日对任何目标一律不打炮，使国民党军人员能走出工事自由活动，晒晒太阳，以利其长期固守。只在逢单日可略微打一点炮，炮弹一般不超过200发。由内部通知福建实行，暂不再发表声明。此事，请你们商量酌定。”
　　随后，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马祖的炮战，出现了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单日炮击、双日停打、美国护航即打的局面。
　　10月31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的专列在新乡稍作停留。
　　这天下午，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起上了毛泽东的专列，见到毛泽东正在听取新乡地委和几位县委干部的汇报。毛泽东叫他俩先行休息，待到郑州后再听他们的汇报。
　　11月2日，毛泽东到了郑州。
　　是日下午，毛泽东找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山西的陶鲁笳，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这5个省委第一书记，还有陈伯达等人，到专列上开会。一见面，他就面带笑容地说：
　　“噢，还是老人手。你们有什么新闻？”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了一番。陈伯达则汇报了他在河南调查的情况，讲到了要废除商品生产，以劳动券代替人民币等一些奇谈怪论。毛泽东听后沉默不语。
　　这一天，周**在北京接到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
　　“建议明日（逢单）大打1天，打1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同时使蒋军得到拒绝撤兵的口实，是否适宜，请加酌定。”
　　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起草了广播稿，与有关人员商量后，确定了广播稿的内容如下：金门群岛军民同胞们注意：
　　今日11月2日，是个双日，我们一炮不打，你们得到补给。明日，11月3日，是个单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注意，注意！
　　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奉命向金门同胞反复作了广播预告。
　　11月3日，福建前线部队集中33个营又1个连，对金门实施了第6次大规模炮击。
　　11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9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听取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这9个第一书记除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5省外，还有：湖北的王任重，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吴芝圃汇报说：
　　“关于交换的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陈伯达说：
　　“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70%，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70%。”
　　毛泽东说：
　　“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陈伯达说：
　　“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毛泽东说：
　　“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帐。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曾希圣说：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生产粮食的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毛泽东说：
　　“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
　　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会议，是指10月份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有人在会议上提出要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他接着说道：
　　“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
　　“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吴芝圃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反映说：有人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
　　“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
　　有人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了，应该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他指定由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4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4日起开始讨论，7日拿出初稿。
　　11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9个省委第一书记及陈伯达等人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
　　“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毛泽东接受陈伯达的意见，把这个文件的题目改成“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吴芝圃在汇报他们议定的工业、农业发展指标说：十年内，钢产量达到4亿吨，机床1千万台，煤40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400斤、500斤、800斤，分别提高到4000斤、5000斤、8000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听了这些吓人的高指标，说道：
　　“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3年之后。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
　　毛泽东又说：
　　“我们要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是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否定那个东西。”
　　毛泽东又说，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可以进一步扩大会议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还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会议。
　　11月5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会议继续进行，新参加的人员有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
　　柯庆施反映说：城市里有些混乱，市民提银行存款，抢购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
　　“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
　　史向生提到了“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说：
　　“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
　　史向生问道：
　　“人民公社到底是什么所有制？”
　　毛泽东说：
　　“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
　　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11月6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中央办公厅干部下放到荥阳的工作团的领导汇报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放心不下，反复问：
　　“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大家没有反映问题，只是说好。毛泽东只好决定召开一个座谈会，说是要和基层的同志直接谈谈。于是，叶子龙就到了荥阳，他把正在田野里弄土高炉、炼钢铁的十几个工作队员接到了郑州。这些干部带着一身煤黑和矿灰，上了专列。毛泽东、谭震林、廖鲁言同他们进行了座谈，没有想到，他们也是一片声地说好。毛泽东扭头看见了胡秀云，他盯着胡秀云问：
　　“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
　　“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笑着说：
　　“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嘛。”
　　大家一听都楞住了。胡秀云可能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忽然也冒出来一句，她说：
　　“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还说是亩产400斤，到了早上就变成了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许多人一听此言，脸色都变了。毛泽东仍然是一脸微笑，他望望吴芝圃，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说：
　　“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
　　众人都有些尴尬，谁也没有正面回答问题。正在此时，有人拿来了大食堂的面包，说是请毛泽东和大家尝尝。面包是用白面玉米面混合做成的，大家都说不错。送面包的人还说：
　　“社员们就是吃这种面包。”
　　11月6日晚上，毛泽东要吴冷西和田家英在他的专列上汇报调查的情况。吴冷西说：
　　“我先到的修武县，那里的县委书记提出了一些问题，他认为修武县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他还怀疑他们施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度，能否叫做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算是勉强的温饱。”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问道：
　　“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那些交换？”
　　吴冷西说：
　　“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往来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是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等农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
　　毛泽东说：
　　“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机械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对供给制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他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还说这样的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说：
　　“七里营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菜肉不计，估计一年每人需42元。‘衣’一项是1年每人21尺布、2斤棉花、2双布鞋，共18元钱。医药费每人每年以2元为限。产妇补助1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今年只看了1次戏、6次电影。”
　　吴冷西和田家英都汇报说：有些公社实行军事化管理，搞集体住宿，男女老幼分开住，夫妻实行礼拜六回原来的家度周末制度，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做，并说这是因为中央负责人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他说：
　　“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毛泽东听说群众大炼钢铁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就说：
　　“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
　　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我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头脑清醒起来。”
　　毛泽东又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做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我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有空时再谈。”
　　毛泽东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结束后，将这天晚上的中央工作会议从专列上移到了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刘**、陈云、邓**、谭震林、杨尚昆等人都来了，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议由邓**代替吴芝圃主持新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将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毛泽东提出3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第二、研究钢生产的指标。第三、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
　　11月7日晚上，郑州会议在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
　　11月8日，邓**主持补充、修改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略作修改后，送还邓**阅。
　　11月9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纲要四十条》有关内容发表了意见，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关于家庭问题，毛泽东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第二、关于商品问题，毛泽东说：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第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说：
　　“有一些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但有一部分，则是应该保留的，如保留适当的工资制和一些必要的差别，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等。”
　　第四、关于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达到年产4亿吨钢。毛泽东问：
　　“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4亿吨钢？到1962年搞多少吨？”
　　有人回答说：1亿吨。毛泽东说：
　　“5年就增长3亿吨，怎么增法？”“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3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4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
　　第五、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说：
　　“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尔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了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上，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还说：
　　“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我看还是慢一点好。”
　　毛泽东批评河南省提出的要4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11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问题的党内指示信。他在信中写道：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4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3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3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的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1958年11月9日于郑州
　　原先毛泽东提议起草的《郑州会议纪要》已经在11月7日形成了初稿，毛泽东连续改过了两遍，并把文件名称改成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11月10日，毛泽东先后在上午和下午发表了两次讲话，谈他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及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批评了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这些讲话实际上是对第1次郑州会议的总结。关于所有制，毛泽东说：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听说徐水县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与国营工厂混同起来。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不愿划这条线的人，认为现在时间已到，已经上了天，集体所有制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事实上，我们现在只是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农村大部分还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将来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如国有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还不能马上过渡到共产主义。”
　　“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还不是全民所有制。我国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即使将来全国实现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实行共产主义。”
　　毛泽东针对不要商品生产的错误思想，说道：
　　“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的觉悟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还高，是老大哥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我们的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如果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农民。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
　　“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既要打折扣。”“于是小心谨慎，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
　　“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生产就必然存在，并且极其有用。所谓商品，不光包括个人消费品，而且包括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之势，一提商品就发愁，就觉得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5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
　　现在有人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有些同志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他们说的却是要废除商品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如果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毛泽东在论述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时，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提法。
　　毛泽东带领与会者们逐段逐章地读斯大林撰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是边读边议。他还说：
　　“这本书，省委、地委的同志都要好好地读，都要研究，过去大家看了印象不深，现在应当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研究。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
　　毛泽东根据斯大林小册子的章节，发表了不少评论。斯大林在这本书里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是斯大林的一个重要观点。毛泽东提出了与斯大林相反的观点，他说：
　　“这个观点是值得研究的。在中国农业生产上，有很多生产资料还应是商品。只要有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存在，生产资料不可能不作为商品。”
　　他在谈到斯大林关于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具备3个基本先决条件这一观点时，说道：
　　“缺点是没有讲一个政治条件，没有讲用一套什么办法来实现这3个条件。”“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
　　“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3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3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认为对书本还有个鉴别的问题，他在谈到对待书本的态度问题时说：
　　“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役，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评论，无不使与会者和党内外干部们大吃一惊，而且是耳目一新。
　　11月10日，秘书将新华社编印的第2504期《参考资料》，送到了毛泽东手上。毛泽东认真地阅读着。资料中有两篇题目为《美官员竭力污蔑我人民公社运动，但承认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南十分注意这一发展》。这两篇资料引用了合众国际社的电讯内容，其一是说：
　　“毛泽东已经使他的国家野心勃勃地执行过去从来没有执行的共产主义原则。这比苏联曾试过的任何办法要厉害得多，而中国的统治者们的成败，取决于这个办法是否成功。”
　　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在这些话下面划了横线，有的还画了着重号。他又在这则电讯的开头和旁边，写下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诗：
　　高髻危冠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郑州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陈伯达说：
　　“你马列主义没学好，你到广州去向陶铸同志学习！”
　　刘**、陈云、邓**等人在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
　　欲知毛泽东在会后去向何处？且待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议，作了多少次报告？写了多少篇文章，跑过多少地方？多少次和他的部下们促膝谈心，花费了多少心血？这一切他都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促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毋庸置疑，他确实是把大跃进作为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役指挥的。如果他的战友们果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邀功，不浮夸，做好每一个战术配合，那么大跃进将是一个多么辉煌的战役啊！可惜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如果。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毛泽东走得太快了，结果大跃进变成了他一个人的战役，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和他的很多部下作战。后来当大跃进运动在某些方面有所失误之时，人们不计成果，攻其一点，众口铄金，也就自然是在所难免的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85
第285章
　　“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话说1958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河南省委第2招待所召集新乡、许昌、开封、洛阳地委书记及县委书记，还有商丘、登封、南阳等县县委书记，举行座谈会。
　　南阳县委书记魏兆铭参加了座谈会（一说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魏兆铭）。此前，魏兆铭为这次座谈会精心准备了两本有关大跃进方面的汇报材料。没想到毛泽东一见到他就想起了《三顾茅庐》中诸葛亮的唱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提出了一个让魏兆铭意想不到的在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毛泽东说：
　　“南阳有个卧龙岗，襄阳有个古隆中。诸葛亮早年隐居处究竟是在南阳卧龙岗，还是在湖北古隆中，从明朝时候开始，持这两种不同看法的人就争论不休。顾嘉衡有一幅对联，评价了诸葛亮隐居处是在南阳或是在襄阳之争，他说：‘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你是南阳的父母官，你怎么看呀？”
　　魏兆铭虽然在南阳工作多年，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方面的问题。他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我没有研究过，搞不清楚。”
　　毛泽东把话题转向了老百姓的生活，他问道：
　　“现在社员们每个月能吃到多少油呵？”
　　魏兆铭回答说，每人半斤。毛泽东又问：
　　“能保证吗？”
　　魏兆铭一时语塞。毛泽东见他如此，就问他说：
　　“你是南下干部吧，家中有几口人啊？”
　　魏兆铭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笑着批评他说：
　　“你这个同志啊！不知古不知今，只知家中几口人。”
　　11月11日晚上，毛泽东专门同遂平县委书记谈话，对公社的供给制询问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说：
　　“现在最苦恼的是全国来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500多人，多则3000多人，难以应付。”
　　11月12日，毛泽东给邓**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须做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
　　11月13日，毛泽东在专列上找信阳地委负责人、信阳县委书记谈话。至此，毛泽东已经先后召见了11位县委书记。
　　毛泽东在和信阳负责人谈话中，特别称赞他们没有拆散家庭，又特别关照他们说，要保证社员有8小时睡眠，4小时吃饭时间。
　　这一天，毛泽东写信给刘**、邓**，提出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通报会议还要讨论两个问题，他写道：
　　“1、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2、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精神准备。
　　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
　　13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郑州，继续南下，吴冷西和田家英跟随前往。毛泽东在去武昌途中，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的负责人做调查。
　　专列进入湖北境内，停在湖北孝感车站外。毛泽东要对中央向湖北提出的年产600亿斤粮食的事，摸摸底。
　　王任重和谢滋群、梅白及负责警卫工作的负责人提前赶到了孝感地委，和地委书记王家吉、县委书记王振明一起，安排了参加座谈会的人员。
　　毛泽东的专列一到，王任重便带领孝感地委、县委部分干部和农民代表们上了专列。代表中有一个农村小姑娘叫晏桃香，她正患感冒打喷嚏。保卫人员怕她传染给毛泽东，就不让她进毛泽东的车厢。毛泽东说：
　“怕什么，**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进来，小姑娘，请坐。”
　　晏桃香刚坐下，忍不住又打了一个大喷嚏，喷得毛泽东满脸唾沫星子，在座的人都紧张起来，晏桃香也面有惧色。毛泽东却微笑着说：
　　“不要紧，我是60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厉害呀？比蒋委员长厉害吗？”
　　毛泽东没有擦脸，又对在座的人说：
　　“不要同不让她进来的人讲打喷嚏的事。对着‘皇帝’脸上打喷嚏，那还了得呵！我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人嘛。”
　　毛泽东如此一说，气氛顿时缓和了。他接着问晏桃香：
　　“你为什么感冒的啊？”
　　晏桃香说：
　　“报告毛主席……”
　　毛泽东马上打断她的话说：
　　“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说：
　　“昨晚我通宵开夜车锄棉埂，天亮才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这儿之前我先吃了药的。”
　　“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点灯，300瓦电灯，20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毛泽东转对王任重说：
　　“我今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就讲过，要劳逸结合，有张有弛。一说搞大跃进了，人们就拼命干，这是不能持久的，还会因过分疲劳使人害病。”
　　王任重向毛泽东汇报说：
　　“我们这里朋兴乡有一块高产田，亩产万斤稻谷。”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我不相信。”
　　王任重言之凿凿地说：
　　“这是农村工作部部长王良来验收的。”
　　毛泽东还是不相信，他说：
　　“验收的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军站岗放哨，单打单收，才能算数。”
　　他问晏桃香说：
　　“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晏桃香说：
　　“差十万八千里。”
　　“那么，你想怎么办呢？”
　　“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参加座谈会的其他农民代表感到晏桃香说的话很不简单，大家都鼓了掌。接下来，有的代表汇报说，事实上老百姓有的已经开始饿饭了。有的代表说：“算盘一响，眼泪就淌。”毛泽东听着听着便流下泪来，他说：
　　“我不该同意湖北600亿斤的意见。600亿斤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好。这个问题不怪你们，怪我，怪我这个中央主席。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
　　读者诸君，关于晏桃香对着毛泽东打喷嚏和毛泽东流泪的情形描述，不得不交代清楚：本传依据的材料是梅白的记忆，而王任重在他的回忆中却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闲话打住，且说11月14日，毛泽东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立即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3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11月15日凌晨1时许，毛泽东到达武昌，住在东湖宾馆。
　　毛泽东要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召集和主持了一个座谈会。要吴冷西和田家英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后听取了王任重及恩施、孝感、沔阳、襄阳等县公社化的情况。
　　这个座谈会一直开到11月20日，麻城、鄂城、黄冈、枣阳等县的县委书记，以及一些公社书记和钢铁厂厂长、下放干部，先后作了汇报。毛泽东有时不出席，吴冷西、田家英就将会议上的情况向他汇报。他俩汇报的情况大致是：在办大社中富队和贫队之间出现了矛盾；群众对“军事化”、“食堂化”抵触情绪很大；群众在大办钢铁中生产的好铁只有两三成；干部作风浮夸、粗暴等等。
　　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刹住“共产风”继续努力。参加武昌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一部分部长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谈了8个问题：1、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2、十五年规划问题；3、这次会议的任务；4、划线问题；5、关于阶级是否消灭问题；6、商品经济问题；7、减少任务问题；8、人民公社整顿问题。毛泽东说：
　　“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关于过渡问题。毛泽东说：
　　“北戴河会议关于公社化的文件有缺点。这就是关于过渡的年限规定得快了一点。这是受河南的影响。但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这个文件要改一下。现在的问题就是太快，看来过渡的时间还是长一点好。”
　　毛泽东又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5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1938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12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2年的，也有说3年的，也有说4年的，也有说5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2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关于十五年规划问题，毛泽东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
　　关于划线问题，毛泽东再次提起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书，他说：
　　“书里面提到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这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画一条线，说划了线就会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大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不赞成划这两条线，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关于阶级问题，毛泽东提出划分社会阶段有两个标准的观点，即经济标准和政治思想标准。他强调说：在现阶段，作为经济上的剥削阶级消灭了，但作为政治思想上的剥削阶级，还没有消灭。
　　关于商品生产，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5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
　　关于1959年的生产指标，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由可能性转化成有现实性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关于1959年的钢生产高指标，毛泽东问道：
　　“钢3000万吨，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
　　邓**说：
　　“是不是搞3000万吨，是值得考虑的。”
　　薄一波接着说：
　　“3000万吨，我们在下面稍微议了一下，是值得考虑的。现在6000万人上山，造成各方面这样紧张的局势，这实在是值得考虑的。”
　　毛泽东问道：
　　“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有没有危险？”
　　薄一波说：
　　“翻一番没有问题，比较妥当。”
　　11月22日凌晨1时，毛泽东夜不能寐，他对钢生产指标放心不下，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叫到一起，询问他们的意见。毛泽东最后提出：不是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
　　11月22日，在工业会议上，主管计划工作的负责人提出，1959年的钢生产必须完成2200万吨，争取2500万吨。
　　11月22日晚上，毛泽东与刘**、陈云、邓**等人召集7个协作区组长谈话。毛泽东力图要说服各大区组长，把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还反复问他们：
　　“1800万吨靠不靠得住？”
　　没想到反而是各大协作区组长力图说服毛泽东维持原来的指标。
　　与协作区组长的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又找吴冷西和田家英谈话。刘**、彭真等人也在座。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说到他和各大协作区组长的谈话，他说：
　　“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2倍，有的省要增加4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30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制订的第2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1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预计练出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我这次找你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也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泽东问道：
　　“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作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3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还要打它3分虚假，比较妥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作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毛泽东所说的这篇社论，就是刘**、邓**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旗帜前进》，他们把决议中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中“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话删去了，并且在决议公布的前一周，提前将这篇社论发表了。
　　毛泽东又说：
　　“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昏脑胀，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大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3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
　　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5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就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刘**、彭真插话说：
　　“穷过渡比富过渡容易。”
　　毛泽东情绪激动地说：
　　“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画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我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40条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2亿吨到4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掉。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把你砸死。破除迷信以来，有一小部分破的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凡是科学，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上下级关系，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现在必要的、有用的东西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是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也就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
　　毛泽东指着吴冷西说：
　　“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你要尽快把这个精神告诉记者，你看用什么办法可以快些？”
　　吴冷西说：
　　“新华社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分社会议，主席的意见可以向会议传达。”
　　毛泽东说：
　　“可否把会议搬到武汉来开？不过临时安排不便，而且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接着要开六中全会，要来很多人。”
　　田家英说：
　　“中央办公厅每天有专机来往京汉之间，可以明天回去传达，后天回来开会。”
　　吴冷西认为可行，毛泽东也同意这么办。于是，吴冷西就在23日回到北京，传达了毛泽东的部分讲话精神。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1959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2700万吨到3000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6000万人上阵。
　　毛泽东又说：
　　“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2700万吨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
　　“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出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关于弄虚作假问题，毛泽东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
　　“现在是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它假不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100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200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100头就是100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

福和中学老师

“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2个五年计划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3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
　　“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作诗不一样，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有些假的，你查也差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3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关于破除迷信，毛泽东说：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1分钟跳72次，1天跳10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头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再次说道：
　　“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风，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拥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
　　11月25日，金日成率朝鲜代表团飞抵武汉。
　　此前，为庆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5周年，金日成应邀于22日抵达北京访问。周**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金日成一行来访。尔后，北京市民1万多人隆重集会，与金日成及其代表团成员一道，共同庆祝中朝经济文化合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且说金日成一行到武汉后，受到了武汉20万市民的热烈欢迎。
　　这天下午，毛泽东亲切会见了金日成一行，金日成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欢迎太热烈了，我们实在不敢当！”
　　“你们是贵宾，我们欢迎你们。”毛泽东看着面带微笑的金日成，亲切而又真诚地说道：“越搞越熟了。对于一个党，一个民族，互相之间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个人之间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清楚的。我们对你们有一个认识过程，也同你们对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一样。我们对朝鲜有3个尊重：尊重朝鲜民族，尊重朝鲜党，尊重朝鲜的领导人。”
　　他还说：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看路线，就是在国内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不是搞国际主义。这三点就构成一条路线。”
　　毛泽东又谈到了中朝两国国内的情况，他还说：
　　“一穷二白有两重性：第一方面是不好：第二方面是可以变为动力，革命的动力。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有这两个条件。欧州不同，它一不穷，二不白。”
　　金日成说：
　　“我们也是一穷二白，这是我们革命的动力。”
　　双方的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着，不知不觉间到了吃饭的时间，毛泽东设便宴招待金日成一行，他们边吃边谈，兴致极高，并约定明天接着谈。
　　11月25日晚，毛泽东看到了《宣教动态》145期上刊登的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反映：春夏之交云南发生因浮肿病引起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他立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给会议：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实是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1、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2、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毛泽东
　　毛泽东又指示，把他在11月14日赴武昌途中写的那个内容相同的批语，同时印发给与会者。
　　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宦乡给外交部并中央所作的关于英国外交形势的报告上批示道：
　　“宦乡的论点是正确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的破裂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所谓的团结。这种形势，势必走向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们，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11月26日下午，毛泽东第2次会见了金日成一行。
　　是日晚，毛泽东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朝鲜贵宾。尔后他又和金日成等人一起观看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艺演出。
　　11月28日，也就是武昌会议结束的第2天，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一直开到12月10日才结束。
　　八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讨论和修改《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以及毛泽东提出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问题。
　　11月30日，毛泽东在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说：
　　“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消息》。”
　　1958年12月1日下午，毛泽东游泳后坐在游艇上休息，曾志带着粤剧著名演员红线女来了。红线女是随团应邀给八届六中全会演出的。毛泽东一见红线女来了，很是高兴，就请红线女和曾志一起吃晚饭。
　　毛泽东边吃饭边说到了一些对艺术的意见，有批评也有赞赏。曾志见红线女认真地聆听着毛泽东的话，几乎不怎么吃东西，就一个劲儿地给她夹菜。毛泽东见曾志如此殷勤，就笑着对她说：
　　“你都不懂，她晚上要演出，演出前是不能多吃的。”
　　一句话说得全桌的人都笑了起来，弄得曾志很不好意思。
　　晚饭结束了，曾志拿了个芒果，剥了皮递给毛泽东，不料毛泽东没有接，反而问她说：
　　“剥了皮怎么个吃法呢？”
　　曾志一听就弄不明白了，她心里说：芒果不剥皮怎么吃啊？这些年我都是这么吃的！毛泽东见曾志不说话，就笑着说：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他拿起一个芒果，用刀从两边剖开，然后划几条小格子，再翻过来吃。曾志这才第一次知道了吃芒果的方法。
　　晚上的粤剧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上台接见演员们，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她写几个字，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
　　夜深了，毛泽东还在奋笔疾书，他在赶写一篇2000来字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要印发给八届六中全会的与会者们。他写道：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想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了1949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数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一类。对于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人民公社的出现，在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是没有料到的。其实，4月的时候，河南已经出现，5、6、7月中，我们不知道，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做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相结合，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这是很危险的。对一部分违法乱纪的干部，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予不同轻重的处分。如果不这样做，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的情节很恶劣，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与处分。湖北已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此人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
　　“苦战3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这个口号提得是否适当，3年办得到还是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的同志提出来的，后来在南宁会议上接受了这个口号，那时指的是农村，后来推广为3年改变全国面貌。农村也许能办到，至于全国，到底提几年，要好好考虑。
　　　　　　　　　　　　　　　　　　　　　　1958年12月1日，在武昌”
　　毛泽东写罢《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稍加休息，又提笔给红线女写了一幅字。他写的是：
　　一九五八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12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访问越南归来的金日成进行了第3次会谈。
　　12月7日，毛泽东夜读《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尔后他写下了一大段批语：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自己掌握了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
　　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
　　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穷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这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相互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幺，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乃其最著者。
　　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是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
　　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出，他不做下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不当第2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早在1956年的“八大”党章上就写道：“必要时在中央委员会可设名誉主席”，那显然是毛泽东已经有了退居二线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在全会期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重提此事，他说：
　　“我不能再当国家主席了，我应当退到后台去，让别人干。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次全会要做个正式决议，并希望同志们赞成。3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3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面感到突如其来。”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是退却，要争取超英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毛泽东讲完了这番话之后，并没有指名让谁来当国家主席。在与会者们一阵沉默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说：
　　“你们都不提，我提刘**同志当国家主席。”
　　邓**说罢，没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也没有表示反对。就这样，大家鼓掌通过了。
　　12月8日，从武汉返回北京的金日成与周**共同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公报。
　　是日晚，金日成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
　　12月9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说：
　　“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毛泽东还说：我们要积极准备，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在政治上是强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到强。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
　　12月10日晨，毛泽东关于《张鲁传》又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我国从汉末到今1000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
　　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群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2000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批示将《张鲁传》印发给与会者阅读。为了帮助与会者阅读，他把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发给与会者。
　　12月10日上午，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
　　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沉重的负担变为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行每天劳动6小时的制度。
　　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
　　实现两个过渡，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示，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
　　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了共产主义，这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决议》中还明确宣布说：
　　“社员个人所有的房屋、农具、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存款，仍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这个《决议》完全贯彻了毛泽东早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初步解决了公社化运动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八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草案中将钢产量由北戴河会议确定的2700至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生铁从4000万吨调整为29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从500亿元调整为360亿元等。其中关于钢生产的计划指标1800万吨，在内部的提法是，要好钢1650万吨。
　　毛泽东对于这个经济计划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仍然认为属于高指标的。但是，他也没有坚决地阻止这个计划的通过。以他的话说，搞大计划的人占多数。所以，他作了让步。
　　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同时做出了一个决定，即《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全会最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公报，公报中说：
　　“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八届六中全会决定，1959年我国的钢产量为1800万吨、煤产量3亿8千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棉花产量1亿担。这4大指标是根据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情况编制的。这个计划草案的编制，对于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的主观能动性都作了认真地考虑。这是一个能够实现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的宏伟计划。”
　　12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前，讲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他说：
　　“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都存在。垮台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党的巩固和分裂，都可能，小分裂是必然的，几乎每天都有，无此不能发展。大分裂也有可能。大中分裂都是暂时的。人民共和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如果有灭亡的情况出现，它只是暂时的。而世界上资产阶级的灭亡，则是永久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全会结束后，陈云对毛泽东说：
　　“不应把1959年的经济计划指标写进公报里，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觉得陈云说的有道理。陈云见毛泽东支持他的看法，就把他在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前，曾找胡乔木谈话说，建议不要把经济计划指标的具体数字写进公报里，请他转告毛泽东。可是，胡乔木并没有把这个意见告诉毛泽东。毛泽东一听就火了，马上叫来胡乔木，严厉地批评他说：
　　“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为什么不报告？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政治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86
第七卷：九天揽月
第286章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我代表10000名队长干部、5亿农民说话，坚持将‘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去告状。”
话说1958年12月10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结束的这一天，美国在中国的沉重打击和世界舆论的声讨下，被迫宣布从台湾海峡地区撤出美国的部分海、空军。
　　12月12日，周**和外交部长陈毅邀请7日来访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社会事务部长优素福•本•赫达和军备供应部长谢里夫率领的代表团，到武汉参观访问。
　　12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优素福•本•赫达、谢里夫和代表团成员，他在谈话中说：
　　“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承认法国，不承认你们，在这些多数国家面前你们是非法的，但是，这是暂时的因素，我国在大多数国家面前也是非法的，81个国家中只在31个国家面前是合法的。我们不承认英国完全合法，是半合法（中英之间是代办级关系——笔者注），而承认你们是合法。我们看你们同看英国完全不同，因为你们是革命的。”
　　“你们正在斗争着，在反帝国主义的形势下，我们这里也算是一条前线，是东方的前线，是在太平洋的西边。你们是西方的前线。”
　　“我们应该支持你们，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客人共进晚餐。晚餐结束后，他还与阿尔及利亚来宾及湖北省、武汉市各界人士，一起观看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12月1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八届六中全会关于毛泽东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决定。党内外由此展开了热烈地讨论。有不少群众仍然希望毛泽东继续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但因为中共中央已经做出了决定，大家也就一致地同意和服从了。
　　12月19日，中共中央宣布说：经过全国人民3个半月的奋战，“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
　　后来到1958年12月底，全国超额完成了炼钢任务，钢产量达到了1100万吨。可是其中有近300万吨是土钢，基本上不能使用。1958年合格的钢产量实际上是810万吨。
　　在这一年的群众性炼钢运动中，生产的部分钢铁质量太差，尤其是小土群高炉冶炼的钢，几乎不能用。有的地方和单位为了追求数字，放卫星，把不少钢铁制品，甚至把老百姓的铁锅都拿出来炼钢。上述近300万吨土钢基本上都是这样炼出来的。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次群众运动中，很大一部分领导干部、基层干部滋长了浮夸风，虚假现象十分严重，强迫命令盛行，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一些灾难和损失。
　　正是：九年建国一跃进，八百万钢成绝伦。
　　　　　不是浮夸共产风，焉能祸党又殃民。
　　再说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广州看了《文物》第9期刊登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及有关人员的注释，在书眉上批注道：
　　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的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1958年12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9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
　　鲁迅1927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从那时到今天，31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
　　人类今闻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泽东
　　　　　　　　　　　　　　　　　　　　　　　1958年12月21日上午10时
　　毛泽东又在《沁园春•雪》这首词旁批注道：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才、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3句，是指无产阶级。”
　　还在他所写的“才饮长沙水”中的“长沙水”3字旁批注道：
　　“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长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据说井水很甜，名叫沙水。”
　　在《沁园春•长沙》中的“击水”批注道：
　　“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12月22日，毛泽东看了中宣部12月1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65期上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给陆定一写了一个批语：
　　陆定一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全国一切大专院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泽东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5周岁寿辰，广州的负责人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中午特地为他加了几个菜，一来是为他祝寿，二来是为他饯行。可惜毛泽东正在睡觉，未能吃上这顿饭。他起床后听说了此事，就把有关人员狠狠地训了一顿。
　　12月30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1959年1月3日，大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向大嶝岛实施炮击，造成山头村托儿所31名儿童死亡，17人受伤。
　　毛泽东闻讯，决定于1月7日向金门实施第7次大规模炮击。为了表示惩罚少数作恶分子和利于国民党继续固守金门，毛泽东指示说：
　　“此次炮击目标只限于炮兵阵地。”
　　1月4日晚，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杨开英自从调到北京工作后，虽然与毛泽东同在一个城市，近在咫尺，可她不常去见毛泽东。即使有什么事，也只是写写信，或捎口信向他表示问候。不久前，毛泽东收到杨开英寄来的一封信，得知她近期身体有所好转，病已痊愈，便写了这一封回信，他写道：
　　友妹：
　　信收到，很高兴。我尚好，勿念。
　　　　　　　　　　　　　　　　　　兄　　字
　　1月7日下午2点钟，福建前线指挥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了28个营又8个连的炮手们，以26000多发炮弹，向大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阵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炮击。此后，金门国民党军的气焰大为收敛。
　　1月9日，福建前线部队依照毛泽东“今后逢单日不一定都打炮”的指示，炮击次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
　　后来有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毛泽东在炮击金马问题上，既有强硬的原则立场，又有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他以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打击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既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战争，也从没有给自己造成被动。”此言不虚。
　　1959年1月，毛泽东对秘书林克说起了他学习英语的烦恼，他说：
　　“到处碰石头，很麻烦。”
　　他还说，要给自己定一个5年计划的目标，要通过学习，能够看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
　　林克考虑到毛泽东要务缠身，日理万机，为了节约他的时间，从此以后就对他未学过的单词，事先代替他查好字典，注明轻重音。可是，毛泽东往往还要亲自翻翻字典，看看音标和注解。
　　毛泽东的湖南乡音浓重，在湖南的方言中“N”“L”不分，因而他在读英语时，常常把night(夜晚)误念成Iight(光、亮)。每当此时，毛泽东就像个谦恭的学生，听林克讲解发音要领，他随着林克的领读，反复练习。
　　毛泽东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而他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他学英语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不是从初级课本到中级课本这样的顺序读，而是从新闻、时评、政论入手，逐步学习理论文章和经典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英译本。《矛盾论》英译本，毛泽东学过3遍，《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也读过不止1遍。他在《矛盾论》、《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每页的空白处，都用行草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他每读1遍，便又注解一遍。
　　1月间，毛泽东会见了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将军，他在谈话中说：
　　“我认为古巴事件是当前一个重大事件，亚洲人民应该支援他们反抗美国。”
　　1月18日，毛泽东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
　　1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1月26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轻工业和市场、农业、劳动力调配等问题。
　　1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着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1、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2、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
　　1月28日，毛泽东给远在北大荒的吴凤君写了一封回信。
　　吴凤君原是中南海文工团的一名战士，这位16岁的姑娘在毛泽东面前就像对自己的老父亲一样，口无遮拦，而且话特别多。有一次，她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们今天又上安东市场玩去了。今天的饺子真香啊，馅里搁了好多香油呢！”
　　她还劝毛泽东也去市场看看。毛泽东诉苦似地说道：
　　“我哪有这种自由，他们都管着我。想吃的东西不能吃，想去的地方不让去，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吴凤君不解地说：
　　“哟，主席还有牢骚呐？”
　　毛泽东认真地说：
　　“主席也是人嘛。”
　　1958年，人民解放军10万大军高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儿，打起背包开往北大荒垦荒。
　　此前，中南海文工团本来只有一个名额，可姑娘小伙子们全都报了名，坚决要求到北大荒干革命。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公安军政治部就批准了吴凤君、李艾、熊乃雄、胡敏英、蒋自重、梁小芳等二十几名战士，加入垦荒大军。吴凤君马上去报告毛泽东说：
　　“主席，我要上北大荒去了。”
　　毛泽东看了吴凤君一眼，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很动感情地说：
　　“我是很舍不得你们走的。但不能因为我而耽误你们的前途，你们应该远走高飞。到了北大荒，别忘了给我写信，报告你们那儿的新闻。”
　　去北大荒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中央办公厅在春藕斋为战士们举行了一个送别舞会。毛泽东看着身边这批马上就要开往北大荒的姑娘小伙子们，问道：
　　“你们是自愿去的吗？”
　　年轻人们纷纷回答：
　　“是自愿的。”
　　“主席，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去建设和保卫北大荒！”
　　在《浏阳河》的乐曲声中，舞会开始了。李艾邀请毛泽东跳舞。毛泽东边舞边说：
　　“嗯，不怕鬼的姑娘，你也要远走高飞啰。”
　　李艾告诉毛泽东，她打算提前两天走，去哈军工看望男朋友。毛泽东热心地出主意说：
　　“你们就结婚好啰，还等什么？”
　　“主席，我们还没有谈到结婚的事呢。”
　　毛泽东见李艾羞红了脸，又打趣说：
　　“好嘛，有什么喜事写信告诉一声，让老头也高兴高兴。”
　　旁边的吴凤君嬉笑着插话说：
　　“主席，您那么忙，哪有时间看我们的信呀？”
　　毛泽东却认真地说：
　　“哎，你们的信实在太宝贵了。你想，我不可能接触到那么多的老百姓啊，你们把下面的情况及时告诉我，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来信讲嘛。”
　　吴凤君等人就要出发了，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他们，语重心长地鼓励他们说：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是好事，你们去北大荒肯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主席，我们记住了！”
　　“再见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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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身在北大荒的吴凤君得知自己的好友小刘和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结婚了，住在中南海里，就常常通过小刘打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毛泽东知道后对小刘说：
　　“你告诉小吴，再不给写信，我就生她的气了。”
　　吴凤君收到小刘的劝告信后，激动得热泪盈眶，她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
　　再说毛泽东在给吴凤君的回信中写道：
　　小吴同志：
　　两信都收到了，感谢你。你的文化、政治都提高了，劳动和技术想必也学了很多，为你祝贺！还有一件事要向你祝贺的，你的婚事解决了，向你们两人致祝贺！承致好意，极为感谢。我也时常想念你，大概永不能忘记。是我主张你们远走高飞的，是我主张你们改行的，你们远飞到千里之遥，改业为生产者了，多么好啊！文工团何必要占那么多的生产力呢？现在还是多了些，还应有一部分人远飞改业，于人民事业有利。你们去北大荒的一群人，听说不全在一起，她们在何处？寄小胡一信，劳神转交为荷。
　　祝好！
　　　　　　　　　　　　　　　　　　　　　　　　　　毛泽东
　　1959年2月1日和2日，毛泽东在1月26日开始在中南海召开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讲了话。
　　这一年春节前夕，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议说，要给他拜年。毛泽东说：
　　“算了吧。”
　　可大家都不依，毛泽东只好同意找个机会一起团拜一次。
　　2月8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一，这天晚上，毛泽东身边的一批工作人员，都带着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一起到丰泽园颐年堂举行团拜会。毛泽东问罗光禄的爱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
　　罗光禄的爱人回答说：
　　“我叫刘若风。”
　　毛泽东说：
　　“这名字好！你是不是知识分子？”
　　刘若风说：
　　“我不是知识分子，是工农分子，在建设部工作。”
　　毛泽东说：
　　“工农分子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总之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分子要知识化，两者要结合起来啰！”
　　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要照个合影像。众人都很客气地把年纪较大的刘若风和管理员张国玺的爱人两个人推到前面，紧靠在毛泽东身边，而秘书们则习惯地靠边站着，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
　　团拜会结束时，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和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一起照相留念。
　　2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这里仅将毛泽东和马特的谈话内容节录如次：
　　马特：我有些理论问题不清楚，想在这里提一提。主席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家，不知有无时间解答？
　　毛泽东：你这个说法不对。
　　马特：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
　　毛泽东：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
　　马特：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进？
　　毛泽东：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特：这正是我要提的问题。
　　毛泽东：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特：列宁改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现在改变了这个结论。例如，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却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
　　马特：这本来是没有预料到的，即使是列宁，也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毛泽东：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发现。
　　马特：但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毛泽东：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马特：列宁是在以后才看出的。
　　毛泽东：列宁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特：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1949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我们先动买办资产，而对民族资本我们好几年未动。至于个体农民，我们首先分配土地为农民所有，第二步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现在，原属民族资本的那些企业都是由国家管理。
　　中国过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80%，民族资本只占20%。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归国家所有以后，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对民族资本我们采取和缓的政策。资本家现在同我们合作。
　　马特：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
　　毛泽东：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
　　马特：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
　　毛泽东：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能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
　　马特：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席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
　　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
　　“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在国际场合，只要有蒋介石集团参加，我们就不去。台湾问题，等他10年20年会起变化的，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搞三民主义。历史上的应当否定的，都要做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都是毁了自己。台湾如果回归祖国，可以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蒋可以到大陆来，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关于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1959年春，有两件事使毛泽东感到震惊。第一件是1958年农业生产大丰收，各省市上报的数字很大，然而，有不少省市粮食收购任务完不成，还说没粮食，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二件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批判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其声势之大，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然而，在生产队中瞒产私分的现象十分普遍，生产队长把粮食藏在地窖里，派民兵站岗放哨，不让公社、县里拿走，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2月21日，毛泽东在同河南省新乡、洛阳、许昌、信阳4个地委负责干部座谈时，提出了反对平调和不赞成瞒产私分的意见。他说：
　　“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这‘是掠夺，是抢劫’。”
　　毛泽东还说：
　　“包括桌椅板凳都要打借条，10年偿还。评工记分、包工包产都应该坚持。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积累上光搞国家积累和社里积累不行，积累上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
　　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时说：
　　“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事实是帝国主义依靠它的走狗，联合非洲的一部分人压迫非洲。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如不做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帝国主义那么强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我有两个建议，请你们考虑。我不熟悉非洲的情形，我又不是非洲人。我讲我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非洲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搞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这点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另外两点：一是胜利的快慢问题。可能胜利快，也可能胜利慢，无非这两种。两头都准备，就不至于失望。二是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是依靠外国来解放非洲，还是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包括中国在内。至于中国，一定支持你们。这两点是否对，请你们考虑。”
　　2月22日，毛泽东看了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为中央写了一个批语，并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他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成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心了。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
　　2月23日，毛泽东开始乘专列南下调查研究。是日晚，到达天津，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及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人，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