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21

第21章

“国家为何改造，政治为何澄清，帝国主义为何打倒，武人政治

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它学问如何革命，

如何建设等，都是我们研究的内容。”

话说在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开始招生，可是由于招收学生的条件太严格了，一直到9月间，报名入校者才“只有一人”。后来到了1922年夏季，学员终于发展到了30余名。

毛泽东、何叔衡、陈佑魁，还有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僚家庭的夏明翰，都在自修大学学习和工作。

夏明翰由何叔衡介绍到自修大学后，又由毛泽东、何叔衡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夏明翰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革命者。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大学开设文、法两科，文科有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法科有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总共有10多个专业。

自修大学的课程设置和研究中心，完全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后来毛泽东在23年4月创办的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上撰文说，学生要研究内容的是：

“国家为何改造，政治为何澄清，帝国主义为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它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

自修大学的教学十分重视理论与实际、教育与生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强调师生深入工农群众中，进行社会调查，参加社会活动。毛泽东说：

“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本大学为达劳动之目的，应有相当之设备，如艺苑、印刷、铁工等。”

为此，校内设置了园艺场、工厂和博物实验室，供学生劳动锻炼和现场试验之用。

自修大学不仅在学生入学上严格把关，对入学后的学员亦有严格的规定：

“本大学学友，有发现下列各项事情之一者，得随时令其退学：一、无自修能力，对于所认定之学科不能尽心研究，无成绩之表示。二、假名自修、分心校外不正当之事务。三、不能自治，无向上之要求。四、妨害公众秩序，破坏其他学友及本大学名誉”。

毛泽东及自修大学的教员，平时非常注重言传身教。师生间经常开展一些生动活泼的共同活动。

自修大学的学习方法，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

一是单独研究，要求学生各自制定自己的课程表，“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辅以教师的指导，强调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变被动求学为主动求学”。

二是团体研究，“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即组织各种研究会，如心理学研究会、经济学研究会、周秦诸子研究会，还有印度哲学、罗素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诗歌小说等研究会，以便利学员“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这些研究会由学员志愿相同者自由结合，随时辩论商榷。教师不做灌注食物式的教学，只是做学生自修的辅助。研究会定期研究完毕，一旦有成果就举行演讲会或写出论文。

同时，自修大学还规定，要在国内外学术繁荣、昌明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昌、巴黎、伦敦、柏林、纽约、莫斯科、东京，以及国内外重要的大学、学校及各学术团体，设立“通讯员”，担任自修大学与这些区域、学校文化学术上的联络，以求学术信息的及时交流。

自修大学为使学员们自修有效果，主要抓了一下3个主要环节：

一是以有无自学能力自学志愿作为录取条件之一。毛泽东在起草的《组织大纲》中规定：“凡中等以上学校毕业学生，不分男女老少，具有自修能力，志愿用自修方法以研究高深学术者，经本大学注明认可，得报名入学。”

二是强调学生所学自愿。《组织大纲》规定：学生以学科为单位，研究一科也可，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序去定。每人修习年限无定，以修习一科目完毕为单位。学校只要求学员完成论文，合格者给与某科目之修学证书。

三是建立图书馆、试验室，为自修创造条件。学校将“经费之大部”，“用为建设并充实图书馆及实验室之用”。

自修大学图书馆除原船山学社留下的经、史、子、集等古书外，仅1921年6月至12月，就购置了哲学、政治、社会、经济、史地、文学、美术、科教、工具书等类书刊421种1000余册。其中有马克思主义原著译本《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还有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著作，如李汉俊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邵飘萍的《新俄国之研究》、恽代英的《阶级斗争》、李达的《唯物史观解释》、李季的《社会主义史》等。还有《共产党》、《新青年》、《小说月刊》等期刊50余种。此外还有郭沫若的《女神》、严复的《天演论》、罗素的《数理逻辑》以及蔡元培、杨怀中、梁启超、章太炎、周作人、胡适、张东荪、江亢虎等人的著作，可以说是兼收并蓄。这就给学员们提供了各种学习和研究资料，创造了比较鉴别、独立思考的重要条件。

自修大学的创立，不仅在湖南，而且在全国各地引起了相当普遍的反映。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都予以介绍和赞扬。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看到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后，热情撰文，在上海《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他赞扬自修大学说：

“我近来读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我欢喜得不得了”“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合吾国书院和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吾实在觉得他们自修大学的组织，可以为各省的模范。内部的组织法，当然可以随地变通；他们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

教育界名流李石曾写了《祝湖南自修大学成功》一文，称自修大学创立了“新教育制度之纪元”，是“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

北京高等师范《教育新刊》上发表的《湖南自修大学之使命》一文也说：

“蔡孑民先生谓自修大学实兼书院与学校制度之长而活用之，我以为岂仅如此，这简直是人格教育的恢复。”

还有的文章称赞说：

“未来之自修大学，必庄严灿烂于‘湘水’之滨，而与‘麓山’竞秀矣。”

与此相反，湖南省的一些守旧人物也议论纷纷，他们称自修大学为怪事，认为它是不论不类、无根无叶的组织，并唆使湖南省政府停止供给船山学社的活动经费。

再说1921年10月，毛泽东第2次到安源煤矿考察，了解工人生产、生活情况及革命要求，准备开辟安源的工作。

位于湖南东部的安源是一座偏僻的小镇，那里有着一个很大的煤矿，这就是安源煤矿。安源煤矿和从湖南株洲到萍乡的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工人17000人多。路矿中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是一个蕴藏着雄厚的革命力量的地方。

原来从1898年起，安源煤矿由德国人和日本人在那里共同开采，安源煤矿是日德资本控制的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它们的管理方式是采用封建把头制。矿工每天劳动长达12小时，工资低微。矿井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发生冒顶、透水和瓦斯爆炸等严重事故，致使工人不断伤亡。矿长和封建把头还时常打骂工人，甚至滥用私刑，煤矿工人生活十分悲惨，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少年进炭棚，老年背竹筒；病了赶你走，老了不如狗。”“早晨有人下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

毛泽东特别关注安源工人的潜在力量。毛泽东这一次来安源，身穿白布长衫，沿着铁路步行到了安源。但他一看到这座小城就脱了长衫，舍不得再穿了，安源实在是太脏了。这里12000名矿工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每天12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使人都累得麻木了。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有24座基督教堂，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医疗所为6000名工人治病。

毛泽东通过在安源煤矿做工的韶山雇农毛福轩的关系，深入基层，住在矿工家里，察看矿井，做着记录。

毛福轩，谱名恩梅，出生于1897年4月29日。他比毛泽东小近4岁，而辈分却高两辈，是毛泽东的族叔祖。

再说每当毛泽东走进屋子与工人们交谈时，矿工们总是要全体站起来，他们实在太客气了。工人们对他的敬重不利于他着手工作。社会隔膜的存在，使毛泽东在精神上感到很苦恼：他想，难道自己不再是大地的儿子，已经成了一个和工人们格格不入的人了吗？这一次，毛泽东并没有灰心，他决定还要再来安源。

10月21日，邓中夏从四川来到湖南长沙，毛泽东闻讯，即于当晚邀请邓中夏在一师附小演说。邓中夏报告了在四川的见闻，揭露四川的社会黑暗和政治形势，他说：

“必须用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改变这种状况。”

邓中夏演说毕，来到毛泽东家里，二人竟夜长谈。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成员多次到长沙湖南第一师范、省立一中、长郡中学、商业专科学校进行工作，发展党员，建立支部，还在安源、衡阳等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10月下旬，毛泽东与夏明翰赴衡阳，下榻在江西岸潇湘河街大达利旅社。

一天下午，毛泽东在夏明翰陪同下来到省立第三师范，和师范的进步教师和学生们谈话，开座谈会，了解衡阳的新文化运动情况。

毛泽东还向300多名师生作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讲演。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农民起义，赞扬这些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都应该称为农民革命。毛泽东还说，这些斗争因为没有一个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结果都失败了。毛泽东并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说明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

11月9日（民国十年十月十日），这是一个凉爽的日子，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正在散步。他们有的站在石碑前，有的在丛林里小路上，彼此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那一个高高身材的人是毛泽东，站在他旁边的是宽肩膀、矮身材、一口黑胡子的何叔衡。另外3个人是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

原来他们正在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的问题。经过大家的磋商，最后决定由毛泽东担任党支部书记，由何叔衡、易礼容、陈子博为支部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党支部就在这个小丛林中诞生了。这个党支部的党员目前一共有10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璜、陈昌、肖述凡、郭亮、彭平之、陈子博、夏曦。

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采取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一方面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吸收先进团员入党，一方面注意发展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入党。

此后不久，毛泽东在长沙城郊小吴门外，向唐姓兄弟租下了一栋青砖青瓦的平房。从此以后，一直没有一个稳定住所的毛泽东与杨开慧，终于有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

这一带是一片长满树木的小山丘，居民都是菜农，是一个非常僻静而又不为人注意的好去处。在小山丘的南面，有两口清浊分明的水塘，叫做上水塘和下水塘，上水塘水质浑浊，下水塘水质清澈见底，因而下水塘又被称做清水塘。毛泽东租住的房舍就位于清水塘22号。这是一座三开间的极其普通的**房，屋前池塘边有几株垂柳，周围尽是菜地，环境显得格外的宁静与幽雅。

毛泽东为了保守秘密，并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他在租房时对唐姓房主说，这房子是作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教职员居住的。他在租约上签的名字是毛石山。

杨开慧从此做起了家庭主妇。不久，母亲向振熙也搬到了清水塘，帮杨开慧料理家务。毛泽建跟着哥嫂毛泽东、杨开慧一起搬到清水塘居住，她有了更多更好的学习机会。

这时候，由于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刚刚建立，毛泽东又是党支部书记，所以，清水塘22号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的秘密机关。毛泽东、杨开慧的革命活动，对毛泽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毛泽东、杨开慧对这个小妹妹十分关爱，经常抽空辅导她学习。毛泽建经常阅读毛泽东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一些重要的章节，她总是一遍一遍认真地看，认真地记。毛泽东、杨开慧还经常给她讲解工人农民为什么受剥削受压迫，为什么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共产党为什么要领导人民进行革命，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在毛泽东夫妇的悉心培养下，毛泽建的学习成绩不断提高，视野开阔了，思想觉悟提高了。

有一天夜已经很深了，毛泽建还在灯下苦读。也许是连日劳累，她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五哥毛泽覃看到了她这个样子，就把她叫起来，开玩笑地说：

“你真是颗钝钉子呀！快回去睡觉吧，小心受凉。”

毛泽覃说完就走了。有道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毛泽建再也睡不着了，她反复琢磨五哥的这句话：你真是颗钝钉子。是啊，自己十五六岁才进学堂念书，脑子不钝才怪呢。记得三哥曾给她将过“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别人学1遍，我学10遍难道还学不会？天长日久，总会有熟能生巧的时候。

后来有一次，毛泽东把毛泽建和毛泽覃都叫了去，说要当面考考他们的功课。毛泽东笑着问。

“你们俩哪个先来？”

“先看‘钝钉子’的吧！”

毛泽覃又开起了玩笑。毛泽建不服气地说：

“你那颗锐钉子打得进洞，我这颗钉子是钝了一点，但只要下功夫，也可以打进洞的！”

考试结果，大大出乎毛泽覃的意料，毛泽建对答如流。毛泽东满意地笑了，即兴写了称赞毛泽建刻苦学习精神的两句话：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毛泽建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带着毛泽覃和毛泽建到天心阁去玩，那天刚下过雨，屋檐水不断地往下滴。毛泽东指着屋檐下那凹形的一块块石板，对他俩说：

“这就是水滴成的，年深月久石板哪有不穿的！你们读书就要有这股子毅力。”

毛泽建非常感激三哥的鼓励，她把“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这两句话书写好，贴在自己住室的墙壁上，又在自己的课本上，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句古训：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崖苦作舟。

在毛泽东杨开慧的亲切关怀下，毛泽建只用了两年半时间，就学完了五六年的课程。除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外，她还主动为文化书社递送书籍和报刊；为在清水塘秘密召开的党的会议站岗放哨；帮助工会刻印传单、张贴标语。看到毛泽建思想逐渐成熟，毛泽东兴奋地对杨开慧说：“泽建这颗钉子，是打进洞了！”

有一天，一位学生模样的女青年走进了清水塘22号，只见她身穿短衣长裙的黄色学生装，中等个儿，身材苗条，齐耳的短发，鹅蛋形的脸上白里透红，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格外有神。毛泽东热情地向来人打招呼说：

“噢，是宝珍同志，真是稀客啊！”

来访的女孩子名叫何宝珍，她是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团支部书记。毛泽东、邓中夏、何叔衡、恽代英曾多次到衡阳第三女子师范指导和组织学生运动，所以，毛泽东认得她，也非常喜欢这位热情泼辣的女孩子。何宝珍也非常敬重毛泽东。毛泽东将何宝珍让进屋里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说道：

“听说你在湘南学联做了很多工作，表现很好哟。”

何宝珍谦虚地说：

“润之先生过奖了，我只做了一些小事，还望您多多指教。”

“你来是有事吧？”

毛泽东微笑着问。何宝珍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打开一看，是湖南省立三师党支部书记、衡阳青年团委书记张秋人为何宝珍写来的介绍信，介绍信中说：何宝珍因组织学潮被学校校长欧阳骏开除了，请湘区委员会帮助她安排工作。毛泽东看完信，关切地说道：

“噢，原来是这样。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有什么困难，谈谈吧。”

何宝珍告诉毛泽东说，她从小被父母包办，许给人家当童养媳，这些年读书的费用，都是那家人支付的，如果回去，肯定会失去自由，要想参加革命活动就困难了。

“润之先生，我现在是无家可归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毛泽东安慰她说：

“莫急，莫急！人生到处是青山，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我们革命者的家，这倒用不着发愁。”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继续说：

“我看你很年轻，还是要继续学习。她欧阳骏开除你的学籍，不让你读书，你照样可以学习。你可以到我们创办的自修大学读书，在里面学习的既无公子少爷，也没有太太小姐，都是些革命青年，你看怎么样？”

何宝珍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非常高兴。毛泽东又说：

“你初到长沙，人生地不熟，就先住在我家里。至于学杂费伙食费嘛，一概免交。你还可以勤工俭学，解决零用钱。”

此时，杨开慧回来了，毛泽东对何宝珍介绍说：

“这是杨开慧同志，我的爱人。”

毛泽东又指着何宝珍对杨开慧说：

“这位是从衡阳女子三师来的何宝珍同志，被学校开除了。开慧，我就将何宝珍同志交给你了，先安排她住下，然后带她到自修大学去报到。”

杨开慧高兴地说：

“好呀，我们自修大学又多了一位女学生。”

毛泽东又交代杨开慧说：

“噢，你别忘了转告何叔衡同志，就说是我的意见，何宝珍同志的伙食费和学杂费全免了。”

饭后，毛泽东在与何宝珍交谈时，突然问道：

“你为什么叫何宝珍呢？”

何宝珍没有想到毛泽东有此一问，不觉一愣，毛泽东哈哈大笑，解释说：

“中国人的名字，都是有一定意义的。看起来，你在家里是一位讨父母喜爱的珍珠宝贝。你这个名字声音好听，但‘宝珍’这两字有点俗气了。你现在既然投身革命，我把你的名字改一下，如果你认为不合适，也可以不要，如何？”

何宝珍高兴地说：

“那好啊！”

毛泽东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两个字，递给何宝珍。何宝珍接过一看是“葆贞”2字。毛泽东解释说：

“取‘宝珍’2字的谐音，改为‘葆贞’。‘葆’是保持的意思，‘贞’是贞节的意思。意义改了，但是声音还是不变。你觉得怎样？”

何宝珍说：

“改得真好，我明白了，谢谢润之先生。”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你要永葆革命的贞节啊！”

何宝珍点点头，爽快地说：

“我一定记住你的话，为中国革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这正是：人间自有温情在，毛公坦荡性情真。

两个童养媳女子，一对革命节烈人。

欲知毛泽建、何葆贞后来如何壮烈？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对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人们历来是褒贬不一。以湖南自修大学为例，教育界的泰斗蔡元培及其他教育界的名人，赞许有加，而当时也有一些人称自修大学为怪事，认为它是不论不类、无根无叶的组织。这就叫做见仁见智各有不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就是爱吃臭豆腐，奈何？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22

第22章

“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赢得增加工资

和缩短工时的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

全阶级的根本利益。”

话说1921年11月11日，毛泽东因有好友刘某回乡，特意致信八舅父文玉钦及舅母赵氏：

舅父母大人尊前：

久不通信，疏忽得很！二位大人谅都安好！合宅谅都安吉！甥在省身体尚好，惟学问无进，甚是抱愧！刘先生回乡之便，托带片纸，藉当问候。有便望二位大人临赐教诲为祷！敬颂

德安！

甥  毛泽东

1921年11月21日，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与黄爱、庞人铨商议劳工会改组事宜。毛泽东还在《劳工周刊》的《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发表了《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他说：

“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了。我愿在这第二页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页：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完备。”

毛泽东在文章中对劳工会的改组，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赢得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的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

二是工会组织要有民主产生的全权办事机构，人员要精干，“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也要不得。”

三是加强工人对工会的组织观念，工人必须缴最低限度的会费。“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

毛泽东在文章的最后，提出劳工会的口号是：

“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黄爱、庞人铨对劳工会进行了改组，把原来各工团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8个部改组为书记、组织、宣传3个部，由3个部的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黄爱任书记部委员，庞人铨任宣传部委员，张理全任组织部委员。黄爱还邀请毛泽东助理会务，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改组了基层组织，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会员也开始交会费了。

毛泽东教育黄爱、庞人铨要到工人中去接受教育，锻炼自己。

是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出陈独秀起草的《中央局通告》，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5区：

“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7月发展党员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局的通告还规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7月以前超过3000团员。”

为此，毛泽东和湖南支部在长沙和各地大力发展团员。他们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长郡中学、商业专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等校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随后又在泥木行业、奥汉铁路、湖南第一纱厂等处工人中发展团员。

毛泽东的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和16岁的妹妹毛泽建及小友许志行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和武汉分部都很重视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工人的工作。

11月间，毛泽东和湘区党组织根据中央局关于“以全力组织”铁路工会的指示，派湖南分部的干部到长沙新河站创办工人夜校，武汉分部也在武昌徐家棚创办了工人夜校。

毛泽东曾多次到长沙北门外新河车站和机车修理厂，了解工人的工作、生活和要求，同他们谈心。毛泽东提出了“工人是世界幸福之母”的口号，启发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官僚、军阀的压迫和剥削。他在新河站吸收工人陈地广、卢士英等人加入了共产党，还建立了党小组。

陈地广是火车头修理厂修理工，技术熟练，在工人中很有威信。毛泽东常常到陈地广家里“拉话”，陈地广是他结交的第一个铁路工人朋友。毛泽东通过陈地广，又结识了许多工人朋友。毛泽东多次在茶馆和这些工人朋友们座谈，有时还邀请这些铁路工人到清水塘他的家里彻夜讨论罢工计划。

1921年12月中旬，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去桂林会见孙中山，途中在长沙销作停留。经过文化书社联系，毛泽东接待了他们。

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还介绍马林与易礼容，黄爱、庞人铨等接触，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给黄、庞和部分工会群众“讲斗争”，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及经验。

12月25日，毛泽东根据临时中央局的指示，指导黄爱、庞人铨以劳工会的名义，在长沙召集各界群众1万多人，参加反对11月美、英、日、法在华盛顿召开的“共同支配中国”的太平洋会议的集会，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表示严重抗议。

黄爱担任大会主席，庞人铨担任游行示威的总指挥。大会演讲者揭露了太平洋会议是强盗们的分赃会议。大会提出的口号是：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际资本主义！”“我们的朋友在俄国！”“世界是工人的世界！”

会后，1万多群众举行了游行示威，黄爱、庞人铨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他们亲自带领群众高呼口号，散发传单。

记者曾这样报道说：

“他们那种震地惊天、掀波撼岳的高呼，实在很可以表现湖南民族的刚毅伟大的精神啊！他们那雪片似的传单，不下30余种，20万份，飞布全城。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露太平洋会议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

这次活动在湖南省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后来，陈独秀在总结这次活动时说，除上海外，全国各地反对太平洋会议运动中，以“湖南工人最猛烈”。

这是毛泽东争取劳工会的积极成果。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

“在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毛泽东除了自己经常帮助教育劳工会的骨干成员外，后来还指定党员同他们保持联系。在这些共产党员中，就有李立三。

原来在1921年12月底，李立三带着临时中央的介绍信，去见湘区负责人毛泽东。

李立三是在1919年12月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两年后，他因参加爱国进步活动，与蔡和森、陈毅、陈公培等104名勤工俭学学生一起，被法国当局遣返回国。李立三在192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次他是受临时中央委派，回到湖南从事工人运动的。

李立三来到清水塘22号，杨开慧开门迎接了他。21年冬杨开慧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南省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李立三生性急躁鲁莽又坦率，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中，有“坦克车”之称。他一见杨开慧，不等杨开慧开口，便自我介绍说：

“我名李隆郅。你在北京时，我到过杨昌济老师家见过你。我要找润之兄，我这里有陈独秀的信。”

毛泽东正在伏案疾书，闻声抬头一看，当然还认识这个曾经在他1915年发出征友启事后会见过的李立三。便马上放下手中的笔，迎上前去，伸出双手笑着说：

“这叫做‘洞庭有归客’。”

李立三也紧紧握地着毛泽东的手，接口道：

“那就是‘潇湘逢故人’啦！”

两人哈哈大笑。杨开慧经毛泽东一介绍，笑容可掬地说：

“难怪方才喜鹊叫，原来是李兄大驾光临！”

毛泽东和李立三在愉快的气氛中，介绍了几年来各自的经历。毛泽东热情欢迎李立三回来参加革命，向他介绍了湖南的革命形势。毛泽东说，湘区党组织正在认真贯彻“一大”决议，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

毛泽东还特别向李立三介绍了安源煤矿工人的情况，希望李立三能去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李立三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1921年冬，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带着大弟弟毛泽民，还有李立三、张理全，第3次来到安源考察，他们住在一家客店里。

这一次，毛泽东有了上次的教训，就脱掉了长袍，头戴着草帽，身穿破旧的上衣，脚上是草鞋，看来土气多了。

他们一行在几周时间里，以参观者的身份，深入矿井、工棚、餐宿处，了解工人疾苦，晚上邀工人去小伙铺里座谈，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号召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几十年后，一位老工人对毛泽东到安源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掌子面通风，排水严重不良，一头热得出不了气，烫得脚起泡，我们叫它‘火焰山’；一头淋水似雨，积水成河，我们叫它‘水牢’。工人使用粗笨的原始工具，有的侧躺在地上挖煤，有的拖着沉重的煤筐爬来爬去。口渴了，喝一口煤黑水，热得受不住了，就到臭水沟里泡一泡。毛泽东同志到了掌子面，看见工人一个个赤身**，全身沾满了煤灰，只有头上围条布手巾，关心地问我们为什么不穿衣服？我们悲愤地告诉他：洋人、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都是自备一块‘3尺布’，在井下包着头当矿帽，出井时围在腰上当遮羞布。工人赤身**，还常常无辜挨打，动不动就被洋人、资本家、工头打得皮开肉绽。

毛泽东同志听了我们的诉说，英俊坚毅的脸上，充满了对我们工人无限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愤慨。他说：你们为他们做工还要挨打，他们真不讲道理。你们真苦啊！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个比方说：路上有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把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组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想搬，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掀掉，打倒剥削者，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

这天下午，天气非常燥热，毛泽东同志又来到锅炉房。这儿没有凳子，一个工人搬了一个木头墩子，正要用汗巾去擦上面的炉灰，毛泽东同志一把拉住说：‘不用擦，你们坐得，我也坐得。’说着就坐下来与司炉工交谈。当一个工人去撬火加煤时，毛泽东同志也起身走到炉前，接过撬火铁棍，亲自帮助操作。工人说：‘毛先生，温度太高，你歇着吧。’毛泽东同志笑了笑说：‘你们成天在这里干活，我试一回还不行吗？’毛泽东同志劳动了一阵后，又关心地询问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

毛泽东他们几个人，每天都是一大清早就开始到工人中去，和工人们打成一片。他对着这些黑黝黝的面孔和疲惫无神的眼睛说得最多的话就是：

“你们的双手创造了历史。”

工人们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请他派人来煤矿指导工作，他当即允诺，指着身边的李立三说：

“就请李先生来辅导你们吧。”

1922年1月，毛泽东派李立三、蔡增淮等人到安源，要他们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李立三回忆说：

毛泽东“派我们到安源去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他对于如何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如何把工人逐渐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已经是胸有成竹。现在我还模糊记得他当时告诉我们的话：

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但是，应当看到，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我们现在做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合法，必须先站稳脚跟。我们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首先要利用搞平民教育的方式，争取公开活动，以便与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李立三、蔡增淮“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来到安源，通过社会关系，找到在安源商会做事的一个比较开明的绅士，获得了支持。他们打听到萍乡县知事，是一个喜爱古文、反对白话文出身的人，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请求立案，果然得到了县知事的青睐，他很快批准立案，并把这篇“四六体”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李立三他们取得了开展平民教育的合法手续。

李立三等人在安源开办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有60多人参加，其中以路矿工人为主，校址设在安源五福巷。李立三、蔡增淮担任教员。他们就在这种合法身份的掩护下，把文化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结合起来，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2月，李立三等人经常与各地的工友联系，通过“十人团”、“百人团”等形式把工人组织起来，还吸收安源工人朱少连、李涤生、周镜泉、陈伟锋等6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党小组。后来李涤生叛变投敌。到1922年2月中旬，李立三等人已发展党员30多人，秘密建立了安源支部，这是湘区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书记李立三。

再说1922年1月，长沙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原来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了华实公司工人罢工，工人们要求厂方发给他们年终赏金。在遭厂方拒绝后，黄爱、庞人铨领导工人继续坚持斗争。华实公司以5万元巨款贿赂湖南军阀赵恒惕派兵镇压，并阴谋杀害黄爱、庞人铨。

1月16日夜，黄爱、庞人铨与华实公司代表在劳工会协商调停罢工问题，赵恒惕派出军队，突然逮捕了黄爱、庞人铨。

1月17日早晨，赵恒惕命令将黄爱、庞人铨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斩首，庞人铨被刽子手手起刀落，斩为两段，身首异处；黄爱被砍了3刀，他仍然坚持大声高呼：“大牺牲，大成功！”

黄爱、庞人铨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不畏军阀的强暴，不受资本家的利诱，奔走呼号。至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表现出革命青年的英雄气概。他们是“为工人阶级牺牲的英雄”。

但是赵恒惕却以省政府的名义宣布黄爱、庞人铨的罪行是：“盛倡无政府主义，假劳工会名义煽惑人心，近复秘密收买枪支，勾结匪徒，乘冬防吃紧，希图扰乱治安”。随后，湖南劳工会被武力解散，《劳动周刊》也被查封了。

黄爱、庞人铨惨遭杀害，社会各界人士愤愤不平。许多工人停止了工作，到劳工会门前痛哭。大批愤怒的工人自发冲进内务厅、财务厅等衙门，向赵恒惕政府表示抗议。

毛泽东对黄爱、庞人铨被害极为悲愤，他立即召开会议，稳定工人情绪，布置对赵恒惕的斗争。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工人们和社会各界在船山学社先后两次召开了追悼黄爱、庞人铨的大会，发行了纪念特刊。李达及其夫人王会悟为悼念这两位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牺牲者，送来了挽联，挽联上写着：

第一把交椅，两位抢先坐去了；最后的胜利，我们努力夺回来。

赵恒惕害怕群众舆论谴责，将湖南各地报纸严密封锁，不准刊登与此事有关的任何报道。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稳住阵脚，对赵恒惕进行了坚决斗争。正像后来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所说：

“黄庞被杀以后，职工运动遭一顿挫，所谓湖南劳工会分子皆逃亡在外，但共产党却并不跑，在白色恐怖之下做极其艰难的工作。”

毛泽东为了冲破赵恒惕的舆论封锁，揭露赵恒惕，他把李立三从安源调回长沙，要李立三到黄爱的家乡常德，动员黄爱60多岁的父亲一同前往上海，控诉赵恒惕的罪行。就这样，赵恒惕残杀黄爱、庞人铨的详情及其罪恶，在上海、广州、北京各地报纸上被披露无遗。

不久，毛泽东也经武汉到上海，帮助流亡在上海的湖南劳工会会员，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毛泽东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主持召开的黄爱、庞人铨追悼会上，报告了黄爱、庞人铨事件的经过，号召人民向黄爱、庞人铨学习。毛泽东还动员国内名流学者，抗议赵恒惕残暴行径。

蔡元培打电话给赵恒惕，向他提出了严重抗议。

1922年2月23日，李大钊在给《黄庞流血记》一书写的序言中说：

“以前的历史，几乎全是阶级的斗争史，最后的争战，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开始了。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做而未成的事业。”

后来在1922年5月1日至6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规定黄、庞死难日为纪念节日。

这正是：诬良为盗逞凶残，黄庞英烈更无前。

唯有牺牲多壮志，立三受命斗权奸。

欲知工人运动后来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第二次到安源，到工人群众去，身穿白布长衫，工人们就十分客气。他由此感到了自己与群众的隔膜。于是，当他第三次去安源时，就脱掉了长袍，头戴着草帽，身穿破旧的上衣，脚上是草鞋，看上去土气多了。于是，就有了水乳之交融，就有了鱼水之和谐。做群众工作者不可不借鉴矣。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23

第23章

“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我们共产党员不怕流血，但是，血要流得有价值。”话说在1922年4月，自修大学校长贺民范已经辞职，校长一职由毛泽东接任，自此，他的工作更繁忙了。4月间，毛泽东同夏曦、彭平之由长沙到常宁水口山，了解铅锌矿工人情况。4月底，毛泽东又在夏曦、彭平之陪同下，第二次来到青年运动发展较好的衡阳，到衡阳三师了解建党建团情况。第三师范学生蒋先云等在该校组织进步团体“心社”，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毛泽东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联络蒋先云等进步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夏曦在湖南三师召集进步学生骨干会议。在衡阳三师读书的张际春1964年写的《伟大的启蒙和教诲》中说：“1922年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请毛先生向我们作学术演讲。他先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了‘社会主义’字样的题目。说许多青年同学们希望在改造社会方面做些事情，但是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的理想，有了这种理想，然后才能够坚定地为实现这种理想奋斗，才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4月29日，毛泽东在第三师范风雨操场上，给衡阳各校上千名师生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以《社会主义》为题的演讲。他说：“社会主义是最好最正确的理想。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够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这才是最好的从根本上改变剥削制度的理想。”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在衡阳学联参加“五一”节纪念大会，并对衡阳党团员骨干和进步师生，作了关于马克思生平的演说。鼓励大家继承马克思的伟大事业。就在这一天，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共有团员47人。毛泽东在1922年5月1日这一天，利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时机，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毛泽东在此文中针对赵恒惕在1922年1月颁布的《湖南宪法》中不承认8小时工作制及3月改选省议会、“民选省长”的丑剧，提出了“自治省的湖南”，更应注意劳工的3件事，即：“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他提醒人们不要对省宪法抱有幻想。毛泽东在此文中写道：“‘五一’这个纪念是8小时工制运动的纪念。这种运动的目的在缩短工作时间以求娱乐教育，这是‘能生存’而且‘得事业’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事业的人自然应该进而要求8小时工作制。至于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实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然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上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但这些问题是已经有了的，而且是必须解决的，无论大家怎样不注意，这些问题有一日必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后悔不及了！”5月1日，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的这一天，李立三等人在安源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他们随着工人们政治觉悟的提高，筹备了安源工人统一的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先后3次召开了筹备会，由李立三、朱少连等10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立案，取得了合法地位，正式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自此，俱乐部成了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指挥部。五一这一天，安源路矿俱乐部宣布成立后举行了游行，大量散发传单，宣传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意义。晚间，俱乐部又召开了游艺大会，演出新剧，以示祝贺。毛泽东回到长沙得知这个消息后，为安源工人阶级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的崛起，感到无限的喜悦。他后来又派蒋先云去安源参加俱乐部的领导工作。5月5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召开马克思诞生104周年讲演大会，到会1000余人，毛泽东在会上先后作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和中国》的演说。这一天晚上，毛泽建正在清水塘22号的家里阅读毛泽东在五一前水口山铅锌矿之行所写的调查报告：这是一部矿山工人的血泪史。毛泽东在这份报告里，详细记述了水口山铅锌矿成千上万的工人，在资本家的剥削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工人们终日在井下拼命地干活，不仅生命没有保障，工资也少得可怜，难以养活一家老小。有一次，工头硬逼着工人在一个岩石松裂的坑道内，搭起台子，站在台子上凿岩石。突然，一块巨石轰然掉下来，当场把来不及躲闪的7名工人活活压死在石块下。工友们悲痛欲绝，从碎石中把受难工友的骨肉，一点点捡出来，用草纸包好。遇难工友的家属们，手捧亲人的骨肉，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可狠毒的资本家不但不给抚恤金，反而把他们统统赶出了矿区。一时间，无家可归的孤儿寡母们流落街头，靠乞讨生活。毛泽建读到这里，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失声痛哭起来，泪水沾湿了衣襟。毛泽东看着泪流满面的妹妹，就开导她说：“哭有什么用呢？眼泪救不了工人，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不革命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不革命就没有别的路可走！”毛泽建把三哥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她开始学会独立思考了，终于懂得了现在学习就是为了以后干革命，为了以后投身于解放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道理。从此，毛泽建的学习劲头更足了，经常学到深夜。因为她知道，现在多学习一点知识，将来的本事就大一点，就能解救更多的劳苦大众。5月间，在毛泽东的帮助和指导下，省立三师的“心社”成员转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师支部。其中的骨干分子被吸收入党，蒋先云、黄静源、唐朝英、蒋啸青4人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黄静源为组长的衡阳支部。至此，毛泽东和湖南支部在长沙、安源、衡阳建立了3个党支部，有党员30余人。5月中旬，毛泽东第4次来到安源，召开安源路矿支部会议。毛泽东听李立三汇报说：安源工人在“五一”这一天高呼口号，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不时地点头，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工人们发动起来了！觉悟也提高了！”毛泽东问起五一游行时喊了一些什么口号，当他听说有“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口号时，就告诫大家说：“我们党暂时还不能公开。不要急着把共产党的旗子打出去，要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防止过早暴露党的组织。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我们共产党员不怕流血，但是，血要流得有价值。共产党如今没有公开，你们急急忙忙地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我们开始做工作，一定要稳当，好比造房子，现在才打墙脚，还没有砌墙架屋。等到房梁搭好，安上了玻璃，油漆了，那时就把门大大地打开。现在，要紧的是，先把大家组织起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注意斗争策略，千方百计地为工人说话办事。路矿两局几个月拖欠工人几成工资不发，工人不满情绪迅速增长。正在此时，从湖北汉阳钢铁厂传来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罢工取得了胜利的消息。“俱乐部乘此时机，即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轻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群众为之大动。”此时的路矿当局逐渐察觉到俱乐部含有“其它作用”，企图解散俱乐部，驱除其领导人。他们散布谣言说，工人俱乐部是“乱党”组织，应该立即解散；还扬言要赶朱少连出境，威胁蒋先云，如不速离矿山，将有杀身之祸。“哪知朱少连等人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切实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做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俱乐部就路矿当局的恐吓及汉阳铁厂罢工胜利事件，每日分几处演讲，日夜向工人宣传，前来听演讲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加入俱乐部的人，每天有数十人之多。是年5月，粤汉铁路武长段武昌徐家棚、长沙新河站分别成立了工人俱乐部。是年5月，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5月下旬，湖南省立第三女师学生与学校当局进行了一场尖锐地斗争，毛泽东和李达亲自到学校了解斗争情况，给予指导。5月底，按照临时中央的规定，湘区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后来又增补郭亮为委员。湘区委机关就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毛泽东的家里。此一时期，毛泽东按照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指示，把湘区执委会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团组织的改组问题上。在毛泽东及长沙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下，安源、平江、岳州、宁乡、安化、益阳、湘乡及铜官、新河等地，均建立了团组织。1922年6月7日，毛泽东给团中央的张秋人写了一封信：秋人兄：你说寄来通告两号，我只接到第1号，请你快将第2号补来。细则收到了，先报第8期亦到。此间改组事两周内可办妥，容再报。衡阳S.Y现有50余人，都是好的。书记是秦北平，通信由‘衡阳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枬转交’。大会议决之纲领、章程及其它要案，除已在《先驱》登载外，宜速印成小册，寄长沙千份，以便应用，至要至要！盼复。前给你几信均未见复。何故？弟  子任6月12日，丁默村在长沙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下，在常德地区也建立了团组织，有团员35人。青年团员丁默村是受5月5日至10日青年团广州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的团中央书记施存统的派遣，回到家乡常德地区进行发动工作的。6月13日，毛泽东写信给团中央张秋人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第1、第3、第4、第5号通告及调查表400份均收到。此间正改组，详容后报。纲领、章程、议案等，请速印小册子寄来。”毛泽东在6月15日致信团中央张秋人说：“常德S.Y已经成立，书记蒋希清，通信处常德第二师范，以后印件、通告等请直接寄送。”6月17日，毛泽东根据团中央1号通告精神，在长沙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团员大会，“依照新章程表决《执行委员会细则》，改组执行委员会。大会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细则；选举新的执委会委员3人，毛泽东连任书记，李立三任组织部主任，罗君强（后为汉奸）任宣传部主任。执委会下设7个委员会，由执委会委派王梁、李立三（兼）、易礼容、毓明、王萼、李六如、陈子博，分别担任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政治宣传、非宗教特别运动这7个委员会的委员长。6月20日，毛泽东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施存统写了一封信，报告了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改组情况。毛泽东在信中说：“（一）1、3、4、5号通告均收到，即遵第1号通告于6月17日开大会改组。”“（二）此间团员以毛泽东、李六如二人年龄虽过二十八岁，然须要其办事，援章程附文第二项由到会人数全体表决推为职员，兹特呈请中局同意，乞示复。（三）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12条经大会表决，依章程第13条之规定呈请中央局认可，乞示复。”毛泽东根据实际工作的经验，在信中还向中央局提出两条重要建议，他写道：“此间执行委员会今日开会，对于章程第6条，3人以上小团体书记，或10人以上小团体干事会职员之任期为3个月，认为过促，难以收效，拟请变通此点，改任期3个月为6个月，可否，乞示复。”“请中局从速将全国各省分区（湘是第几区？），并委任一地方团，为该区临时执行委员会，至正式执行委员会成立为止，以便在短期能多促成几个地方团，而从速组织正式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还在信中通报说：“衡州、常德两地方团成立。衡州通讯处：衡州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枬（书记）；常德通讯处：常德第2师范蒋希清（书记）。萍乡、醴陵两地方团和各县小分团正在组织，拟九月内召集各地方团代表会议”。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团中央明确长沙团执行委员会代行湘区团执行委员会职权，领导湘区各地方团的工作。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住所清水塘22号，成了领导湖南省工人运动的机关。此时毛泽东除了担任湘区委员会的书记外，还兼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区执行委员会的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深入工厂矿山，发动工人，组织罢工；来往于自修大学、文化书社等地，与骨干接头，派出党的干部，到外地发展党、团组织，由于日夜操劳，身体更加消瘦了。杨开慧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只有拼命的工作，分担毛泽东肩上的担子。她一面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一面担任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每天从清早起来，杨开慧就忙个不停。她着一身普通妇女的装束，带着一包书，或一包衣物，将机密文件夹在里面，进入城东小吴门，坦然穿梭于文化书社、船山学社、青年图书馆等，秘密联络点之间，传送文件和指示，收集社会动态和各种情报，接待川流不息前来联系的同志。晚上她或是在室外巡查，为来清水堂秘密开会的同志站岗放哨，或者选阅报刊，查找资料，誉写文稿。被毛泽东誉为“好秘书”。毛泽东经常工作到深夜。杨开慧便每夜留下些饭菜，盖上一层辣椒菜，半夜起床守着他吃。天冷了，她就在睡前先替毛泽东弄好取暖的汤婆子；半夜她也会轻轻起来给他加炭添水，或是再往他的肩头披上一件棉衣，像一片轻柔的云，缭绕在陋室里，充满了温馨。正所谓：红袖添香夜读书，柔情蜜意革命家。由于来往需要接待的革命同志很多，而毛泽东的经济收入有限，杨开慧不得不经常从母亲那里，挖点陈年积蓄来贴补家用。沉重的家务和繁忙的事务，并没有压垮杨开慧。相反，她倒觉得很幸福，忙得有意义，累得有价值，因为革命的事业激励着她，毛泽东的信赖鼓舞着她。毕竟，她是和自己心爱的丈夫，为了同一个理想而并肩奋斗。此时的许志行在长沙已经读了一年多的书，他本想报考湖南省立师范学校，可湖南省立师范学校是完全免费的，只收本省人；许志行要升入别的中学，费用又无法解决。毛泽东就同许志行商量，帮助他回浙江报考免费的浙江省立师范学校。许志行离开长沙时，到清水塘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鼓励他说：“以后升学去，要格外努力。读书之暇，对于社会事业也得关心关心。不曾尝过苦痛的人生，简直没有价值！美满的人生，是战胜苦痛的结果！”“一年多来，累你不少。”许志行低着头强忍着眼泪歉意地说。“没什么，你不要这样。”毛泽东一边安慰他，一边把他送到门口，看了看身边的两个弟弟，又交代他说：“路上小心。让泽民、泽覃送送你吧。到了浙江，考取学校后，就写信来……”这年暑假，许志行考入了设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膳免费，书籍费和零用费用则大部分由毛泽东接济。此是后事。且说1922年7月，毛泽东本来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二大”，可是，他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就没能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是在7月16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向警予、谭平山、李震瀛、杨明斋、王尽美、施存统、许白昊、罗章龙，共计12人。在这12个人中，只有张国焘、李达、王尽美3个人是参加过一大的代表。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一系列决议；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蔡和森、向警予是在21年10月从法国留学回国的。不久，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蔡和森在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此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机关报《向导》主编。二大结束后，陈独秀接见了刚从苏联回国的刘**，陈独秀要刘**回湖南工作，并嘱咐他将二大的文件带给毛泽东。

福和中学老师

7月间，刘**来到清水塘22号毛泽东的住处，向他心仪已久却未曾谋面的毛泽东报到。刘**，湖南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人，1920年入团。1921年，在毛泽东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的安排下，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参加共产党。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刘**，他笑着说：“**同志，我们还是老乡哩，虽然不归一个县衙门管，但按炭子冲和韶山冲之间的路程算来，相距也不过七八十里路吧。”刘**也笑着说：“是的，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当年我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还是你和我们宁乡籍老师何叔衡发起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办理的呢。”毛泽东问起刘**的家庭情况，这才知道他是因为不满家庭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求学而参加革命的，至今还是单身一人。自此，毛泽东和湘区委员会决定：增补刘**为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与李立三等人一起负责工人运动。是年7月，长沙泥木工人向工头提出要求增加工资，甲工每天银元3角4分，乙工2角6分，结果遭到了工头的拒绝。此时，毛泽东、易礼容正在帮助泥木工人组织工会。毛泽东领着一批人在晚饭时分冲进有钱的工头家里，让工人们看看两者在饭食上的差别。毛泽东通过任树德、朱有富、仇寿松等积极分子发动泥木工人，建立基层组织“十人团”。他在领导手工业工人的斗争中，先后吸收了任树德、张汉藩、朱有富、杨福涛、萧石月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泥木工人中建立了党支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湘区执委委员郭亮在岳州建立了党小组，在铜官建立了党支部。黄静源也在株州站建立了党支部。此时的毛泽东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了配合工人运动，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原来在1922年，政治形势出现了对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有利条件。4月29日，爆发了直奉战争。5月初，奉系军阀失败，撤回关外。直系军阀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直系军阀为巩固其地位，高唱“法统重光”，大搞所谓重开国会、制定宪法，进行欺骗活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号召全国各工会举行劳动立法运动。正如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上说：“其实这些猪仔议员，哪里能够抵制什么宪法！但他们既已进行，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利用，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乘时号召全国工会举行劳动立法运动。”是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把劳动立法作为党“目前奋斗的目标”之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贯彻中央决定，于1922年8月向全国各地工会发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通告”指出：“近年国会制定新宪法运动，进行颇速。但对于劳动立法之制定，尚未闻有提倡者，幸吾劳动界之奋斗精神与组织能力，尚能坚持不渝，此吾人所可庆幸者。惟吾等之自由屡受他人侵害，正式劳动工会始终未为法律所承认，同盟罢工屡为军警所干涉。凡此种种，均缘法律尚未承认劳动者有此种权利之故也。倘能乘此制宪运动之机会，将劳动者应有之权利以宪法规定之，则将来万事均易进行矣。望贵团体从速开会讨论，将其结果报告本部，并祈通电国务院及全国工商学各界，以增吾劳动界之声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拟就了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大纲，作为这次运动的指导原则和斗争纲领。劳动立法原则有：（一）保障政治上自由，（二）改良经济生活；（三）参加劳动管理；（四）劳动补习学校。劳动立法大纲要求政府承认工人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缔结团体契约权、国际联合权、八小时工作量、保障工人最低工资、保护妇女和童工、劳动保险、给予工人休息及受教育权等19条。毛泽东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的通知后，积极参与领导劳动立法运动，并同总部负责人邓中夏以及上海、武汉、广东、北京负责人联名向众议院递呈“请愿书”及劳动法案大纲19条，要求众议院采纳通过，在宪法内将19条予以规定。并要求取消“暂行新警律”第224条“罢工搔扰罪”及“治安警察条例”。毛泽东等还将“请愿书”和劳动法大纲19条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为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还有马林和翻译张太雷。原来，马林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后，在上海会见了国民党人张继，后来又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于21年12月23日在桂林同孙中山讨论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3条建议：1、建立一个能够联合各阶层，尤其是联合工农群众的党；2、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3、与共产党合作。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很欣赏，但他提出与共产党合作，只能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马林回到上海后，向中共中央提出这一建议，遭到中共中央的反对。1922年1月下旬，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邀请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39人参加会议。共产党的代表是：张国焘、瞿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国民党代表是张秋白、王乐平。列宁带病接见了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张秋白和中国工人代表邓培，提出了“国共两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张国焘回国后，向中共中央局汇报了会议的情况，中央局仍然反对同国民党合作。马林坚持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比较幼稚，无力单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有可能将其改造成为领导国民革命的大党。1922年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于7月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建议，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马林于8月回到中国，中共中央这才召开了西湖特别会议。参加西湖特别会议的5名中央执行委员一致反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马林非常恼火，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陈独秀、李大钊等5名中央执委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只好讨论了同国民党联合的形式问题，提出了取消加入国民党时打手模和向孙中山宣誓等封建主义的形式。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至此，国共合作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头等大事。西湖会议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为首的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再说在1922年8月底，岳州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产党员郭亮任秘书。粤汉铁路湖北段局长王世育鉴于全国罢工浪潮和粤汉铁路过去的罢工，深感工人组织起来后的巨大威胁，千方百计破坏工人运动。他暗地指使行车监工张荣恩、翻译苗凤鸣纠集一伙流氓，百般刁难工人，无故向工人挑衅。有一次，张荣恩、苗凤鸣因敲诈工人未遂，给工人强加罪名。工人们忿忿不平。郭亮认为组织罢工的时机成熟，他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同意郭亮的估计，立即派何叔衡前往武汉，与湖北党组织负责人林育南等人联系，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共同领导这次罢工。1922年9月2日，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和武汉分部以粤汉铁路全部工人名义致电北京交通部，要求在3日内查办张荣恩、苗凤鸣二人，北京交通部却不予答复。此时，也就是在1922年9月，毛泽东还帮助长沙铅印工人300多人成立了铅印活版工会，他自己兼任工会秘书。在毛泽东的指导下，9月初长沙泥木工人“十人团”已经发展到108个，会员1000余人。毛泽东同任树德等人一起，也开始筹备组织泥木行业工人自己的工会。9月5日，长沙泥木工人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李立三、刘**作为来宾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长沙泥木工会章程》，这个《长沙泥木工会章程》的内容共有18条。章程规定泥木工会的宗旨是：“改善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其主要工作是：创办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卫生保险、失业救济。《长沙泥木工会章程》还规定了工会的基本组织。大会选举任树德、仇寿松等41人为工会委员，任树德为工会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派湘区委员会干部易礼容担任驻会秘书。9月6日，毛泽东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长沙土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协进社、长沙理发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组织湖南各公团联合会。毛泽东被选为联合会的总干事。大会以各工会、各公团的名义，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从速通过劳动法案大纲19条。通电告诫议员们：假若劳动法案不能通过，则“诸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劳动者不得不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湖南分部为了扩大影响，还将电文发送给北京《晨报》、《工人周刊》、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汉口《江声日报》、湖南《大公报》、《民治日报》等报刊，请它们转往全国各报馆、各工会、各团体；请报界、工界和社会各界“力支公道，大加赞助”。再说9月6日，由武昌分部林育南领导的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和岳州、长沙、新河、株萍4处的俱乐部，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他们向路局提出查办张荣恩、苗凤鸣，不得无故处罚和开除工人，减轻剥削，增加工资等8条要求。9月9日，在毛泽东、林育南、郭亮领导下，粤汉铁路武汉至长沙段3000多工人开始罢工，列车立即像死蛇一样躺在铁轨上，锅炉熄火，工厂停工了。俱乐部联合会明确提了罢工的目的是解除压迫，维护团体，改良生活，增高人格。他们号召广大工人“为我们切身利益而奋斗”，“不达目的，誓死不止”，请求社会各界给以切实的援助。毛泽东特意安排其它工会和其它城市的工会，给粤汉铁路武汉至长沙段罢工工人们发来了支援罢工的声援电报。罢工工人为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把罢工斗争锋芒指向湖北段铁路局和盘踞在湖北的军阀萧耀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意”，声明在湖南境内除客车、煤车停驶以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从而使湖南军阀赵恒锡在这次罢工中，从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中立。也就在粤汉铁路组织罢工的1922年9月初，毛泽东第5次来到安源。此时，李立三已经去了长沙，毛泽东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安源党组织和俱乐部的负责人，开会分析了安源的斗争形势，大家一致认为，安源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目前急需发展工人俱乐部会员，作为罢工准备。接着，毛泽东又在牛角坡1间**房里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了罢工方案。毛泽东对罢工作了全面部署，他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求大力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安源路矿当局。这时候前有汉治萍公司的汉阳铁厂工人罢工胜利，后有粤汉铁路罢工风潮兴起，极大地鼓舞了安源工人。毛泽东又提出了“工人万岁”的口号，群众为之振奋，纷纷加入俱乐部，会员增加到700余人。毛泽东离开安源前，为加强罢工的领导力量，给不在安源的李立三写信，要他迅速回安源领导俱乐部的工作；进一步说明“哀兵必胜”的道理，指出一定要以“哀而动人”的口号，争取社会的同情，鼓励全体工人做义无反顾的斗争。李立三接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于9月10日前赶回了安源。这边安源罢工即将发动，那边粤汉铁路罢工却出现了惊天血案：9月10日晚，王世育唆使部分没有觉悟的工人接手开车，并勾结已经控制住汉口的军阀萧耀南，从汉口派来军警到岳州，武装押运，镇压工人。郭亮当即率领罢工工人在岳州进行了卧轨斗争，工人损失惨重，鲜血染红了铁轨。毛泽东得到岳州惨案的消息后，即派何叔衡速赴武汉，找到湖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共商营救被捕工人和如何把罢工进行到底的问题。他自己也迅速赶往新河车站继续组织工人进行斗争。9月13日，新河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工人大会，请岳州工人代表报告罢工工人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惨杀工人的罪行。“报告毕，工人们莫不切齿痛恨，当即一致议决，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休”。新河工人俱乐部派出3个代表到武昌徐家棚协助林育南工作。9月13日这一天，长沙工人、工会两个俱乐部亦在总工会召开职员联席会议，议决援助办法，并在湖南《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刊登援助粤汉路工人的通电。工友励进社也召开职员会议，议决援助粤汉路罢工。这正是：粤汉铁路大罢工，血肉阻车亦英雄。唤起工友千千万，前赴后继斗元凶。欲知粤汉铁路罢工能否坚持下去，且看下一章叙述。东方翁曰：在中国共产党西湖特别会议以前，中共中央局就反对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在西湖会议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又一致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马林所说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比较幼稚，无力单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本身就是把苏联革命的经验照搬到了中国。应该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共产党完全可以走另一条路，可以与孙中山搞联盟，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一致对敌，正像毛泽东后来所做的那样，也许中国革命的胜利会更早一些。马林以“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相要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只好服从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党的关系一开始就摆错了位置，苏联党完全是以老子党自居，颐指气使，老子天下第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以巨大的影响自然不能否认，但后来的苏联党同时也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灾难，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诸君不信，请往下看，便知笔者所言不谬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24

第24章

“在罢工斗争中，必须依靠工人群众的坚固团结和坚强斗争，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作‘义无反顾’的斗争，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同时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话说1922年9月11日，毛泽东派刘**、黄静源、毛泽民到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刘**担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安源路矿当局得知即将发生大罢工的消息后，扬言要调来军队，并提出立即解散俱乐部。俱乐部决定对路矿当局立即给予反击。9月11日这一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3项条件，限当局在2日内给予答复，否则就举行大罢工。这3项条件是：1、路矿两局必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2、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活动经费费200元。3、从前拖欠工人存饷限于7日之内发还结清。路矿当局见工人俱乐部态度如此强硬，当即承认接受第1、第2两项条件，他们对于第3项条件，借口财政困难，加以拒绝。9月12日晚，李立三秘密召开党支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信，指示信中写道：“在罢工斗争中，必须依靠工人群众的坚固团结和坚强斗争，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作‘义无反顾’的斗争，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同时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党支部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决定：1、坚决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以争取工人的权利；2、发表罢工宣言，向各界诉说工人所受的压迫和痛苦，说明罢工是“要命”，“要吃饭”，是“死中求活”；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3、向路矿当局提出承认俱乐部的合法性及代表全体工人向路矿当局的交涉权，包工头不得殴打工人，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和自由权利，发还所有拖欠工资，增加工人工资，改良工人食宿条件等17条，若不能获得圆满答复，工人决不复工；4、成立以李立三为总指挥的罢工委员会，指挥罢工，确定刘**、刘先胜为与路矿当局交涉的代表，并常驻俱乐部应付临时事宜。刘先胜，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后来在1927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9月13日，路矿当局对工人俱乐部提出的第3项要求，仍无答复；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到俱乐部。罢工总指挥部当即做出了大罢工的决定。9月14日，随着汽笛的长鸣，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冲出矿井和工房，他们手持手镐、斧头、铁棒，大声疾呼着：“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大罢工开始了。这一天，安源路矿到处都张贴了“哀而动人”的罢工宣言，宣言写道：“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做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以前一样做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下面就是我们要求的条件。”俱乐部拟定的17项条件主要是：将俱乐部改为工会，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办理交涉之权，路矿两局开除工友须工会同意，发清拖欠工资，废除封建包工制，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生活条件等。罢工总指挥部为了防止有人趁机破坏，组织了工人纠察队，维持路矿秩序，保护矿井和工房设备。路矿当局对于工人罢工十分恐惧，他们先是请商会和地方绅士代表们出面调停。路矿当局施展花招说，工人们要先复工，大家所提的条件均承认。俱乐部谈判全权代表刘**坚持说，先谈判条件后复工。路矿当局见欺骗的阴谋不能得逞，就勾结反动军阀，调来大批军警，准备对工人进行武力镇压。由于全体路矿工人的团结斗争，安源路矿党组织在士兵中进行了说服工作。士兵们非常同情罢工工人，对罢工的态度缓和了下来。路矿当局武力镇压罢工未能成功。此时的毛泽东可真够忙的，他一面忙于领导工人运动，一面为自修大学继续获得湖南省政府的经费，同时更是为了满足一般青年工人求学要求，与何叔衡等人利用第一师范的教室，为长沙市的人力车夫、制笔工人、铅厂工人、铁路工人、电灯公司的职员以及菜贩子等，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据湖南《大公报》报道，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11日开学、15日开讲。学生报名者，已达200余人。校内设主事1人，为何叔衡；指导主任1人，为毛泽东；教务主任1人，为夏明翰；事务主任1人，为易礼容。教员十余人。”“教员由自修大学学员充任”，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夏曦、姜梦周、夏明翰、罗学瓒都担任过补习学校的教员。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担任职员，参与管理。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也来到补习学校工作。此时来长沙的毛福轩经毛泽东介绍，也在补习学校一边学习，一边兼职勤杂工工作。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还为一些小学失学后又想上初中的、甚至年龄超过18岁以上的农村青年补习功课。这就使乡下的泥腿子们第一次走进了第一师范宽敞的教室。他们皮肤黝黑、衣衫破烂，身上散发着汗臭味，在课堂上出声地嚼着烧饼和油饼。补习学校“暂设学科5门——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分3个班教授，采用选科和学科制”。这些课程和一般中学的差不多，但由于教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干部，因此他们在国文、史地等课程中，都非常注意对学生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灌输。如国文教材之一《告中国的农民》，就详细地分析了湖南农村阶级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土地日渐集中的原因。课文中说：农村有“大财主”、“中等农民”、“下等农民”、“穷光蛋”四个阶级存在。号召广大农民起来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补习学校还把《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列为学生的课外必读书。补习学校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经过一段学习后，都由教员介绍入团、入党。学生贺尔康就是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为共产党员的。在大革命时期，贺尔康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贺尔康在补习学校的几则日记，反映了补习学校培养革命青年的情形：“1922年10月6日。傍晚时，才到灯下读书，何（叔衡）先生唤我到房中，问我家之状况，又问我怎样要来读书？读书是为了什么呢？于是，出了一个题目给我作：‘述我之家世及我之志愿。’我就写道：我将来的志愿，是要为国家做事。我们乡间，有些很富足的人家，有人在外做官的，每年弄得许多钱，在家买了许多产业。我敢说那些富足人，只是某家的肥猪一样，只过10里路，说某家喂着许多肥大的猪，是如何肥大，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的。而黄兴、蔡松坡，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现在他们虽已死了，我说他二人并没有死，他们作的事，仍传于后世。我是不愿意做官弄些钱来做肥猪的。何先生问我的志愿时，我说要能为国家做事的本意在此。实在我之志愿，是要做过不死的人。现在我国受外国虐待得了不得；被割去了许多地方，租去了许多地方。而我国当政的人都是军阀，虐待人民，人民困苦极了。我想着我国至如此地步，心里时时不舒畅。我立志办好我国。”“10月7日。下午，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我校第一教师开大会，讨论预备10月10日双十节游行的问题。我不知道学生联合会之宗旨是什么，10月10日何以要去游行？就请问先生，先生讲：‘这有三大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目前我国当政的都是军阀，他们专横武断，压制民主。就是我们讲一句话，说政府之罪过，就要办你的罪；我们著本书，或在报上写文章，也要办你的罪；我们集合开个会，都要办你的罪。总之，我们没有一件事能够自由。如果学生们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人数太多，他是不好办哪一个的。10月10日是民国成立的纪念日，各学校学生集合起来游街，手持一些写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旗子，并且高呼口号，籍以唤醒民众。’”“11月28日。上历史课，夏先生讲国民党何以失败。国民党几次失败，都是失掉兵权的原因。第一次是袁世凯推翻共和，自称皇帝。因为北洋军阀拥戴袁世凯，遂敢独行其事。第二次是蔡松坡率兵倒袁，袁败，恢复共和。后来，北洋军阀又拥段祺瑞南征，国民党兵权又落于段祺瑞，段氏兵权日大，就专断行事。国民党的这两次失败，完全是失掉兵权的缘故。”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开办不久，毛泽东就给浙江海宁的许志行小朋友写了一封信，要他到这个补习学校来读书。许志行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欢天喜地，不顾一切地又从家里偷偷跑到长沙，找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把他安排进补习学校，一切费用全由毛泽东负担。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建也来到这里学习。他的小弟弟毛泽覃则在小学部6年级读书。许志行在补习学校和毛家兄妹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毛泽东每周给他们上一次公民课，讲的都是一些革命的故事和道理。毛泽建进入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后，如鱼得水，她一方面在文化知识的海洋里畅游，一方面认真攻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水平。毛泽东在补习学校还担任了一个班的班主任。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的七弟黎锦光，因为随着他三哥黎锦曜到长沙报考中学，也来到了毛泽东的这个班里学习。毛泽东上国文课，执教严谨，他时常补充一些时事政治性的教材，宣传民主和革命，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在毛泽东的这个班里，也有一些特殊身份的学生。有个调皮学生叫唐生明，他是曾任湖南省主席的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在课堂上爱吹口哨，经常吹着时兴小调《打牙牌》，而且不易被人发觉。老师每次听见口哨声，就问：“谁在吹口哨？”唐生明的一伙人，便装着找吹口哨的人的姿态，左顾右盼，唐生明也跟着一边吹一边左顾右盼，弄得老师莫名其妙。老师追查不出来，唐生明的胆子便越来越大。有一次，毛泽东上国文课，唐生明照旧吹口哨。毛泽东数次问：“谁在吹口哨？上课时不准吹！”唐生明怕事情被揭穿，才停了下来。下课后，毛泽东向一些同学打听情况，但是无人敢于揭发。这天，正好轮到黎锦光当值日生，下课后，他送作业来到毛泽东的房间。毛泽东知道他是黎锦熙的七弟，首先讲了自己与黎锦熙的师生关系，希望黎锦光遵守课堂纪律，好好学习，不要学纨绔子弟的样子。然后，毛泽东悄悄地向他打听上课时是谁在吹口哨。黎锦光犹豫着迟迟未作答。毛泽东说：“莫担心，告诉我。”黎锦光这才告诉毛泽东说，吹口哨者就是唐生明。第二天，毛泽东上课时，唐生明故伎重演，正在吹得得意忘形时，毛泽东突然喊了一声：“唐生明！”唐生明莫名其妙地应了一声：“到！”毛泽东厉声说：“你口哨为什么不吹了？”唐生明立即低头站了起来，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毛泽东批评了他以后，又告诫他说：“以后不准再吹了！”唐生明答了声：“是。”以后，他果然不敢再犯了。毛泽东班里的学生黎锦光，字履衢，生于1907年。大革命时期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三期。后来，黎锦光成为一位勤奋多产的音乐家，创作过1000多首歌曲、戏剧，如《接过雷锋的枪》、《送你一枝玫瑰花》以及《西厢记》插曲《拷红》等等。黎锦熙昆仲8人，个个成才，卓然成家，其名字已被分别载入各种辞典，乡里人誉为“黎氏八俊”、“八龙八桂”。他们分别是老大黎锦熙，著名的语言学家；老二黎锦晖，著名的音乐家；老三黎锦曜，地质矿产专家；老四黎锦纾，平民教育家；老五黎锦炯，铁道桥梁专家；老六黎锦明，文学家；老七就是黎锦光，老八黎锦扬，美籍华裔作家。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出自一家，堪称少有，在湖南近现代史上乃是一桩奇事。闲言少叙。且说1922年9月17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为推动劳动立法运动，经过数日的酝酿筹备，迅即组织了湖南劳动立法同盟，并召开了湖南劳动立法同盟成立大会。长沙泥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理发工会、工友励进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的代表20余人出席。会议讨论了如何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并以新成立的同盟的名义发表通电。此时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看到各地劳动立法运动已经发展起来，遂召集北方铁路工会代表到北京开会，并招待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以扩大声势，促使国会通过劳动法案。但是，直系军阀政府只是把“制宪”和“保护劳工”作为欺骗人民的幌子，那些“国会议员历年来无恶不作，声名狼藉，根本就无意制宪”。所以劳动法案大纲19条很快就被“国会”否决了。尽管如此，劳动立法运动通过广泛宣传劳动法案大纲，已经使争取工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劳动组合权的呼声，深入人心，成为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工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再说9月18日，安源路矿当局被迫接受工人俱乐部提出的条件，劳资双方终于达成了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福利，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力等13项协议。13项协议的内容就是17条的基本内容。至此，历时5天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是湘区工人运动高潮中的首次重大胜利，对全国工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此，安源成为一块工人运动的模范基地，工人们办起了阅览室、合作社、工人议事会。大约有6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工人俱乐部。后来他们在五一节举行了庞大的游行；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列宁的生日，甚至连远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的生日，都有庆祝活动。共产国际暖在人心。再说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得到全国各地工人的声援，声势愈大。9月25日，北洋军阀政府深恐罢工风潮遍及全国。交通部、吴佩孚分别急电王世育、萧耀南，令其速将工潮解决。王世育被迫答应了罢工工人提出的8项条件，粤汉铁路工人19天的罢工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9月29日，湘区委员会领导长沙缝纫工人600余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举行的罢工又开始了。1922年10月，长沙制笔业成立了工会，由附小转到自修大学担任庶务、同时兼任省学联庶务的毛泽民，担任了制笔业工会的秘书。从此，毛泽民和其他工会骨干一起，领导300多名制笔业工人，坚持了40多天的罢工斗争。1922年秋，李达参加完中国共产党“二大”回到湖南，偕夫人和未满周岁的女儿与毛泽东一家同住在清水塘。毛泽东告诉李达自己未能参加“二大”的原因，李达也向毛泽东传达了“二大‘的会议精神。毛泽东和李达朝夕相处，共同研究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特别是如何办好自修大学的问题。此时的清水塘，成了毛泽东的办公室，这里既是湘区区委的所在地，也是共产党人的会所。在清水塘的周围，是共产党人用以掩人耳目的蔬菜地，从这所低矮的房子的窗户里透出的灯光，常常亮到黎明时分。再说1922年10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何葆贞来到清水塘，穿过湘区委员会的办公室，见毛泽东正接待一位20多岁的青年，就直接来到杨开慧的住室，问道：“开慧姐，跟润之先生谈话的那位年轻人是谁？”杨开慧只比何葆贞大1岁，俩人既有师生之谊，又有姐妹之情，是以何葆贞对杨开慧以姐姐相称。此时杨开慧怀孕即将临盆，正靠在床头边休息，一见何葆贞来了，便招呼说：“哦，葆贞来了，请坐。”杨开慧待何葆贞坐定，就介绍说：“那位年轻人叫刘**，是宁乡花明楼炭子冲人。他是来向润之汇报安源罢工情况的。我给你介绍介绍，认识一下吧。”杨开慧拉着何葆贞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向刘**介绍说：“**同志，这位是何葆贞同志，衡阳第三女子师范的高材生。”毛泽东补充说：“她是共青团员，还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哩。”杨开慧接着说：“何葆贞因为揭发校长腐化堕落，受到打击报复，被开出了学籍，就来到我们这里，正在湖南自修大学学习。”毛泽东又说：“她脑子灵活，斗争性强，好好培养，将来一定会成为我党的好干部。”何葆贞高兴地说：“润之先生，你过奖了。”说着，她打量着刘**，只见他身材修长，穿着一件蓝色竹布长衫，高鼻子，大眼睛，一头西式长发，就说：“刘**同志在安源罢工第一线，值得我好好学习。”刘**忙说：“哪里！毛先生才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好了，两位都不必谦虚了，今后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嘛。”毛泽东说罢，转对刘**说：“现在，安源路矿的斗争形势很好，我想再派一些同志去那里工作。怎么样？让何葆贞同志去安源协助你工作吧？”刘**说：“好啊，热烈欢迎。我们准备扩大工人补习学校和子弟学校，正为缺少老师发愁呢。”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笑着说：

“何葆贞同志工作有热情，非常合适。不过，她现在还不能随你一块去，等到她自修大学最后几门课程学完以后，就到安源去。”

1922年10月初，毛泽东在清水塘22号召集任树德等泥木工会负责人开会，详细研究泥木工人罢工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了，应当立即发动工人开始罢工。

原来，泥木工会为要求提高工友的工价，在全城散发传单，以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要求3角4分工价的条件。长沙县署不但不接受工人的要求，反而在城厢内外贴出告示，污蔑工人是“蔑视官厅定案”的自由行动，并派巡官警察四处监督工人的活动。工人们怒不可遏，在一个晚上就把全城布告撕个了精光，又换上了工会印刷的宣传品；还同那些无理干涉、殴打工人的警察进行了坚决地斗争。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议决了6项具体措施：

1、10月6日宣布全体泥木罢工；2、推定罢工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3、通电全国，要求伸张公道；4、散发传单于城厢内外，说明罢工真相；5、组织工人向省议会请愿；6、非到圆满结果绝不终止。

毛泽东提议，在加紧发动工人罢工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对社会上层人士的联络，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南分会、工会俱乐部、自治励进会等团体取得联络，争取他们的声援。

10月6日，泥木工会领导全体泥木工人罢工，并发布罢工宣言和请求各界援助的快邮代电。罢工宣言中写道：

“我们劳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的几个工钱，还要惨受这种摧残。我们不满意长沙县新定的工价，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法子来对付，只晓得我们一天的劳苦代价，定要这么多才行。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自由是应该享有的。而且，这一点我们誓死也不受任何方面的剥夺。现在我们采取的唯一方法是：冒得甲工3角4分、乙工2角6分一天的工价，我们全体同盟决定不做。”

泥木工人罢工后，长沙城一切修建工程全部停顿，工地空无一人。正在施工的省长公署、第一师司令部和县公署庆祝“双十节”的牌楼，也全部停工。工会纠察队手持“坚持罢工”的布旗，在城里巡逻，维持罢工秩序，并通告全城泥木工会，不得自由开工。同时，工会还联络在长沙的外省泥木工人共同行动。

10月8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首先给泥木工会发出专函声援，专函中写道：

“敝书记部亦当尽力所能，为诸君之后盾，甚望诸君好好组织，好好维持秩序，坚持到底，以期得到最后的胜利。”

北京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来信，鼓励长沙泥木工人：“坚持宗旨，达到美满目的。”

泥木工人的罢工，还得到了粤汉铁路、安源路矿和长沙织造、缝纫、印刷、制笔业等行业工人的支援。

10月10日，泥木工会收到许多雇主的来信，表示只要工人去做工，一定按照工人提出的调整工价发给工资。有少数生活负担较重的工人，向罢工委员会提出，是否可以到那些愿意接受调整工价的雇主那里去做工。毛泽东说：

“一些雇主承认调整工价，只是因为他们看到天气较冷，亟待修理房屋；而长沙县公署并没有收回成命，仍不承认工人有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权利，如果部分工人上工，势必影响整个斗争的胜利。”

毛泽东鼓励工人群众，克服困难，把罢工斗争坚持到底；对于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工人，设法给予适当的救济，使罢工继续坚持下去。

10月16日，长沙县署仍未接受罢工条件。罢工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长沙县知事周灜干发出通牒说：

“如10月17日尚无解决希望，将于19日举行示威。”

周灜干接到罢工委员会的通牒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一面派出所谓“公正绅士”出面调停，劝说工人要体谅政府的苦衷，不要进行示威请愿；一面用恐吓的口吻威胁工人说：

“倘他日酿成变故，则工人之苦尤甚。”

有些少数工人害怕发生流血事件，因此动摇了。毛泽东立即召集罢工委员会成员在船山学社召开紧急会议，他分析了周灜干的虚弱本质，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不为欺骗和恐吓所屈服。

10月21日，罢工委员会及各泥木工会召集2000多名工人，在教育会坪召开大会，大会决定于10月23日向长沙县署请愿。

10月22日，长沙县署张贴布告说，禁止工人请愿，否则依法惩办。该布告还将任树德等人的名字写了上去，说是工人中有“暴徒”。少数工人害怕再次发生类似黄爱、庞人铨事件，就去找毛泽东商议。毛泽东给大家分析说：

“现在主客观形势与黄爱、庞人铨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时大不相同，一方面工人有了组织，力量强大，全国各地工人都在罢工，作我们的后盾，社会各界也同情我们；另一方面，这次与赵恒惕直接利害关系不太大，赵恒惕可能不会如第一纱厂问题一样顽固，没有赵赵恒惕的指使，县知事周瀛干是不敢杀人的，只要大家决心斗争到底，完全有胜利的把握；当然，也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毛泽东还给大家鼓劲说：

“工人游行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情有人专管，你们放心同周灜干干到底！”

10月23日，2000多名泥木工人一大早就集合在省教育会坪上，任树德报告了请愿目的，他强调非调价到3角4分，决不出县公署。

大家推选易礼容、任树德、仇寿松、朱有富等16日为请愿代表，其中易礼容为首席代表。

上午9时，游行队伍向县公署进发。队伍前面的一块儿横牌上写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一块儿长牌上写着：“硬要3角4分，不达目的不上工！”

毛泽东身穿粗布对襟短褂，装扮成工人的模样，带着口哨，冒雨走在请愿示威的工人队伍中间。

此时的县公署门口刀枪林立，戒备森严。工人们毫不畏惧，将队伍开进了县署围墙里面。毛泽东带领工人呼口号。要长沙县知事周灜干出来答话，周灜干迫于群众的强大声势，始终不敢出来。谈判代表们分两批进去与周灜干谈判。第一批代表进去谈判没有结果，又派第二批代表进去谈判，直到中午仍无消息。毛泽东在工人中鼓动说：

“第二批代表进去这么久，不见消息，周瀛干又在耍阴谋，想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再等一会儿还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进去找周瀛干讲理去。”

毛泽东说完，又吹着口哨，领着工人们喊口号，他吹一声口哨，工人们就喊一声：

“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上工！”“不达目的不出衙门！”

工人们的情绪高涨极了。过了一段时间，工人们见代表仍未出来，就开始往衙门里冲，守卫在门口的卫兵用刺刀阻拦，也被工人们缴了械。赵恒惕立即派来一个连的队伍，包围了工人队伍，工人们毫不畏惧，继续呼口号。赵恒惕见硬的不行，改用缓兵之计，派他的参谋长出面“调解”，答应“3天之内解决”。工人们坚定不移地回答：

“什么时候解决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就这样，工人代表和站在外面的工人群众，一直坚持到下半夜3点钟，迫使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不得不打来电话说，明天下午3时召开工团协商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协商。

毛泽东见工人群众已经熬了一天一夜了，就和任树德等人商量，叫大家回去休息，明日再战。

偏偏在这个时候，杨开慧就要临产，家里只有杨老太太一人，急得她团团转。恰好，杨开慧的一位女友来访，见状，急忙雇了一辆人力车，将杨开慧送进湘雅医院。经检查，杨开慧是难产，可能要做手术，医生坚持要孩子的父亲亲自来签字。杨开慧强忍疼痛，用微弱的声音说：

“你们看情况决定就是，何必非要他来不可呢？”

医生坚持说：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只是来签个字。”

“不行，他有要紧的事，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杨开慧几乎是在哀求。

10月24日晨，杨开慧终于顺利地产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也就在24日这天上午，2000多名泥木工人再次聚集在教育会坪上，决定“如本日公团会议仍无结果，向省署请愿”。

下午2时，毛泽东扮做泥木工人模样，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领任树德等12名工人代表，来到了省政务厅。在谈判中，毛泽东手里拿着赵恒惕的“省宪法”，根据其中“营业自由”等条文，为争取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权，与省政务厅长吴景鸿进行了辩论。他“代表工人讲话，讲得头头是道，句句有理，弄得政务厅长吴景鸿哑口无言，理屈词穷”。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的要求，你们到底如何处置？”

吴景鸿说：

“好说，好说，县署已有指令。”

毛泽东说：

“我们誓不承认县署限制工价的定案。”

吴景鸿奸笑一声，说：

“蔑视官厅定案，岂不是非法自由行动？聚众骚扰，本厅即可依法严办。”

毛泽东毫不示弱，质问道：

“商家涨价是否也是听了官家的怂恿？”

吴景鸿没想到对面这个书生模样的工人，竟然如此强硬，便气急败坏地说：

“你，你这是非法行为，有意跟官厅为难。”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翻开手中的“省宪法”，驳斥道：

“不，我们完全依法办事！省宪法第16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如今物价上涨，工人生活困难，拼一天阳寿还养不活一家老小，6千多泥木工人和2万多口家属就要饿死，提出增加工资，这又犯了什么法呢？”

吴景鸿怀疑毛泽东不是普通的泥木工人，便盘问道：

“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

毛泽东随便答了一个姓氏，说：

“先生要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解决工资问题。”

此时，集中在省教育会坪的工人们也为代表们助威，不断打电话警告吴景鸿：

“再无结果，只得来省署请愿。”

吴景鸿在工人群众的催逼下，在晚上8时，被迫答应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要求。毛泽东当场将代表与吴景鸿的谈话记下，要吴景鸿签字，作为依据。这个谈话记录写道：

“泥木两行工人，要求将工资增至3角4分，不承认长沙县知事阴历8月14日之布告。罢工争执一案，据该业代表声称，此事本为劳工与雇主之自由契约关系，应由双方自由协定，非有强迫行为（此句系吴厅长添的），官署不必过问，本厅长代表省长允照上述主张办理，望以此意通告工人。”

吴景鸿应允：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请求营业自由，经政府批准”。

10月25日，湖南《大公报》刊登了经省政府批准的、由毛泽东撰写的《长沙泥木工会呈省长文》，要求“营业自由”，“承认三角四分”，“以全生活而安人心”。“呈文”特别指出，此次请愿要求营业自由，是根据“省宪法第十七条陈诉疾苦”。

毛泽东在呈文中非常策略地将主要斗争矛头对准长沙县署，他写写道：

“现在，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致函承认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

“呈文”终于得到了批准，长沙泥木工人坚持20多天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市2万多工人在教育会坪召开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会后，工人们整队游行，高呼口号：

“罢工胜利万岁！”“劳工万岁！”

泥木工人罢工获得胜利，杨开慧又产得了贵子，毛泽东可以说是双喜临门。

原来在几天前，杨开慧就要生产了，毛泽东因忙于泥木工人罢工的事，没时间照顾她，就来找老朋友李振翩帮忙。湘雅医院传达员找到李振翩说：

“李先生，外面有个洋车夫找你。”

李振翩到传达室门口一看，却是身着长衫脚穿草鞋的毛泽东，便笑着说：

“原来洋车夫是你呀！”

毛泽东一把拉着他的胳膊，焦急地说：

“你管他洋车夫土车夫，赶快跟我走，叫上张维，我有急事求你们帮忙。杨开慧就要生了，我顾不上！”

就这样，医院虽然近在咫尺，毛泽东却一直到第4天才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他喜不自禁地见到了亲生儿子。

“开慧，实在对不起。”

毛泽东一脸的歉意。杨开慧望着疲惫的毛泽东，眼睛里闪烁着无限爱意，心疼地埋怨道：

“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你工作要紧，但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呀！”

毛泽东疼爱地抱着孩子，这儿瞧瞧那儿瞧瞧，慈爱之情溢于言表。

“就叫他岸英吧！”

他给儿子起了一个高雅而又响亮的名字：毛岸英，谱名毛远仁。

这正应了传说中一位大书法家所写的一副对联，道是：

福无双至今日至，祸不单行今不行。

欲知毛泽东以后又如何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且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领导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和他亲自参与指挥的泥木工人大罢工，没有逞匹夫之勇，没有招来血光之灾，而是以智以勇，顽强奋斗，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情况下，完全合法地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堪为中国工人运动之典范。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25

第25章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要把自己看轻了，要让

反动派尝上苦头，叫他们知道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话说在192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新河主持召开有新河、岳州、株萍和徐家棚4个铁路工会参加的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粤汉铁路总工会是中国铁路工人建立得最早的一个统一的工人组织。

11月1日会议通过了发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决议。随即，省工团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代表粤汉铁路总工会出席，并被推为会议主持人。

11月5日，省工团联合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等人起草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选举毛泽东为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等为各部正副主任。

代表会议将工团联合会的成立情况，通告全国。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是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下辖工团15个，会员30000多人；它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自此，湖南工人阶级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总干事的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周围。

湖南工团联合会的成立，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使赵恒惕政府越来越感到不安，他们散布谣言，不断制造挑衅事件，想方设法破坏和镇压工人运动。工人中的少数落后分子，也发生了动摇，他们害怕发生新的黄爱、庞人铨事件。

毛泽东提出必须力争主动，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与赵恒惕进行正面的说理斗争。

湘区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派出代表和省政府及赵恒惕谈判，迫使赵恒惕在工人运动和集会、结社等问题上，公开重申他在粤汉铁路罢工时所立下的“不予干涉”的诺言；同时，就势解决具体纠纷事件。

11月11日，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毛泽东，率领联合会所属15个工团的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张汉藩、仇寿松等23人，会见了长沙县知事周灜干、警察厅长石成金。

11月12日，毛泽东等人会见了省政务厅长吴景鸿。

11月13日，毛泽东等会见了省长赵恒惕。

毛泽东等人和赵恒惕政府交涉、谈判的主要内容有10项：1、政府对工界的态度；2、工人集会结社自由问题；3、工界的态度；4、工界与政府应时常接触，免生误会；5、建议组织劳资裁判所；6、人力车工人问题；7、理发工人问题；8、制笔业工人问题；9、机械工人问题；10、缝纫工人问题。

毛泽东依然以赵恒惕的“省宪法”为武器，严正责备赵恒惕非法杀死黄爱、庞人铨。他手里拿着“省宪法”，义正词严地说：

“省宪法不是明文规定了‘不得无故捕人，逮捕后24小时以内应送司法机关审讯、处理么？’工人方面被杀一两个人，被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能停止他们的必需的活动。而政府方面受通国的责难，名誉上、法律上所受的损失，真不可数计呵。”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赵恒惕哑口无言。他又指着省宪法说：

“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省宪法’第12条说：‘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若需准许才可结社，则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大可自由，‘省宪法’第12条就根本取消了。

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挠，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

毛泽东的话有理有据，无懈可击，终于迫使赵恒惕不得不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只要人民是守法的，政府当然不干涉。”

这次说理斗争是毛泽东和湖南工人阶级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典范。毛泽东以他特有大智大勇，彻底斗败了赵恒惕之流。赵恒惕事后对他身边的人说：

“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是年11月间，毛泽东写信给在学术上已有名声的李达，邀请他来长沙，担任自修大学校长。李达欣然应允，并亲自讲授马列主义。

11月21日，铅印活版工会邀请各印刷公司经理谈判，要求将铅印活版工人每日工作时间减少至8小时，正式排字工人工资增至每月12元，其余各种工人另定合理的工资标准。

在此之前，印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才8元，最低工资只有4元，平均每日劳动时间长达12小时，非常辛苦。

毛泽东为了帮助铅印工会工人代表与各公司谈判，亲自拟出了一个生活表，他在这张表格上注明一个工人家庭每月生活所需：煤1元，米6元，油盐酱醋1元，房租3元，应酬1元，小菜1元5角，共计15元5角。谈判代表们根据此表提供的数据，提出要求将工资增加到12元。

谈判的结果未能使工人们取得满意，工会负责人找毛泽东商议。毛泽东指示立即罢工。

11月25日，印刷工会宣布所有印刷工人开始罢工，全城10余家印刷公司立即同时休业，10余家报纸杂志当天停刊。

第二天，长沙市已经看不到一张新报纸了，全城为之震动。

省政府一开始还以为工人不能坚持下去，所以就不闻不问。殊不料印刷工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是让罢工工人在湘乡中学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集会，集资办伙食，以防雇主分化瓦解；二是在罢工群众中选举总代表、秘书、总纠察，又设立东南西北4区纠察主任，使“团体颇固，秩序颇佳”；三是通过文化书社，两次借款大洋80元给予支援，解决罢工工人们的生活困难。

罢工已经坚持8、9天了，工人们仍无复工的消息，这时候省政府才慌了手脚，他们一面派出军警强迫工人上工，一面联合报业资方，声言要“把印刷品转到湘潭付印”。

“当时一小部分工人摄于军警的武力，又恐怕官方和资方真的把印刷品转至湘潭去”而失去工作，所以就动摇了。毛泽东及时告诉大家说：坚持斗争就是胜利，不能中途妥协；湘潭工人已经联络好了，资本家企图转送湘潭付印也是不可能的。

听了毛泽东的劝告，“动摇的工人才稳定下来”，工人的“力量更坚强了”。罢工坚持到第14天，社会上各界人士因为久无报纸，怨声益大，出版部门对各印刷公司亦催促甚急，要求他们从速解决。

省政府和资方被迫找工人代表谈判。毛泽东邀请报界知名人士及有关工会代表从中调解，最后双方议定：排版工人工资每月增加到11元，日工作时间也作了修改。

1922年12月11日，各印刷公司陆续接受调解，印刷工人们先后上岗工作，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次印刷工人的罢工斗争，可能损害了毛泽东与《大公报》编辑部的关系，此后，毛泽东很少或者再也没有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东西。

在此前后，毛泽东和湘区委员会还发动和领导了长沙理发、缝纫、织造、笔业、人力车、鞋业、洗衣等工人的罢工斗争，这些罢工斗争均获得了胜利。  

此前，毛泽东对于9000多名人力车夫的艰苦生活尤为关切。他在给人力车夫上课的夜校课堂上，先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再在旁边写一个“人”字，把这两个字组成“工人”一词，然后再写一个“天”字。他微笑着告诉人力车夫们说，我们把“人”字放在“工”字的下面，就构成了一个“天”字。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就是天，就可以当家作主。

有些人力车夫具备了入党的条件，毛泽东就在南门外为他们举行简短的入党仪式。他把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挂在榕树上，车夫们一个一个地来到旗下，举起右手随着毛泽东宣誓：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机密，服从纪律，努力工作，永不叛党！”

毛泽东还给每位新党员发一份党员证书和一些学习材料。

毛泽东拿出一些党的活动经费，帮助车夫罢工，要求全市3100辆人力车的车主降低了车租，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2年冬，毛泽东第6次来到安源视察工作，了解工人的思想状况，总结罢工斗争的经验。他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对工人代表们说：

“安源大罢工的胜利，只是斗争的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要推翻整个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责任重大，必须加强团结，不要散漫，要防止毒蚊子咬。不团结，散漫了，就会被毒蚊子咬伤，毒蚊子咬了就会发烂，又会做牛马。我们要团结一致，才不致再做牛马。”

毛泽东离开安源的时候，指示安源党支部，要趁着安源大罢工胜利的形势，积极慎重地发展一批党员，将在罢工斗争中的优秀工人吸收入党，稳步壮大党的组织，以迎接更严峻的斗争。

12月间，毛泽东回到长沙后，把何葆贞叫到清水塘22号的办公室里，他郑重地对何葆贞说：

“安源路矿从去年9月大罢工胜利以来，工人们都踊跃参加俱乐部，工作非常紧张，那里迫切需要女同志去，经湘区委研究，认为你去是最合适的，你的意见怎么样？”

何葆贞说：

“我愿意到工人中去锻炼，只是没有工作经验，怕辜负了湘区委的重托。”

毛泽东说：

“不要紧的，在实践中学习吧！你必须记住，要当群众的先生，必须先当好群众的学生。自己虚心一点，与工人打成一片，大家一定会欢迎你的。”

何葆贞连连点头，说：

“我一定遵照您的教导去做。”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

“很好，那里的工作很紧张，你现在去办好组织手续，准备行李。”

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发生后，在毛泽东和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2月8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了同情罢工。

省工团联合会先后4次发出通电，揭露吴佩孚、萧耀南是一伙“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俱乐部，遣散原有的路矿工人。毛泽东在这危急关头，立即召集李立三等安源的负责人到长沙开会，他分析了敌我形势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指示安源党组织和俱乐部，采取稳重步骤，暂避敌人锋芒，不轻易举行罢工，但又要摆出“盘马弯弓”之势，做好随时可以罢工的准备，这样，就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安源的负责人们回到安源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很快就去找路矿当局谈判，揭露他们准备派军队解散俱乐部、镇压工人群众的阴谋；声明只要当局保证本地工人不受压迫，工人就尽可能不罢工。同时，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加强工会组织，号召工人做好罢工的准备。

路矿当局早已知道工人力量的雄厚，如果出现罢工，只能给他们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终于不敢干涉工人的活动。此后安源的党团组织，到1923年就发展到了13个党支部和26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到1923年3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还创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把俱乐部同工人们切身利益密切第联系了起来，使加入俱乐部的工友们逐渐增多，已经由罢工时的700名会员发展到1万多人。

毛泽民是在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到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的。此时，他是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负责人之一。毛福轩担任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营业员。后来，合作社大整顿时，毛泽民专任营业部主任。成立总社时，毛泽民出任总经理。

再说毛泽东为了落实中共中央1922年8月西湖会议精神，作为湘区区委书记，他计划从组织国民党入手，进行政治活动。

1923年3月，毛泽东委托夏曦、刘**负责在湖南筹组国民党的工作。

3月底，毛泽东因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在22年11月已经成立了俱乐部，湘区党委和毛泽东决定派小弟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去水口山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几个青年，乘坐去衡阳的小火轮离开长沙。毛泽东亲自到码头为小弟等人送行，他再三嘱咐毛泽覃，到水口山以后，要好好锻炼和改造自己，要到敲砂棚去敲砂，要到矿井里去劳动。

还不到18岁的毛泽覃，第一次离开哥哥外出独立工作，他听着哥哥的嘱咐，频频点头，眼含着激动的泪花，向哥哥挥手告别。

后来，毛泽覃到水口山以后，果然不负哥哥所望，他除了担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工人夜校教员以外，还经常参加劳动，体验工人生活。

1923年4月，毛泽东派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农村发动农民。

后来刘东轩在1923年5月6日利用回家机会，在衡山、衡阳、湘乡交界的白果一带，同农民进行了广泛的联系。这一年9月，白果一代建立了湖南第一个农民组织——岳北农民工会，加入者3000多户，万余人。农民工会领导农民进行平粜、阻禁地主富农谷米运出的运动，斗争了地主。但是，岳北农民工会很快遭到军阀赵恒惕的残酷镇压，农民被杀70多人，农民工会会址和部分农民房屋被烧毁。

由于毛泽东和湘区委员会在湖南及时采取了“弯弓待发”的方针，保存和积蓄了革命力量，工人运动得到继续发展。到1923年底，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辖的工会达32个，会员约4万人。此是后话。

4月10日，毛泽东和李达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二大”纲领，在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新时代》月刊，由担任自修大学的校长李达任主编。毛泽东为《新时代》写了“发刊词”。他写道：

“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帮’，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

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他写道：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究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两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时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中国的政治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至将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方法更发利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行封建的统治，这样的期会要有十年几年都说不定。”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写道：

“这时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的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人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一面西南各省终不能为北方统一，虽然也不免是些小军阀，但终究还是革命分子存匿之地。这个期内，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能完成。

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定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毛泽东这篇文章初步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预言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主要政治势力的消长趋势。

正是：身在草莽，洞观天下。条分缕析，入骨三分。

言之凿凿，后果成真。斯文为证，料事如神。

再说《新时代》还刊载了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商人阶级应有之觉悟》；李维汉的《观念史观批评》等。这些文章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提高理论水平，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和李达的文章，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引起了湖南当局的恐惧和仇视。

4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正在清水塘草拟工作计划，忽然传来“砰砰砰”急促的敲门声，毛泽东打开房门，一位在赵恒惕政府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满头大汗地闯了进来，他急促地说：

“赵恒惕派兵抓你来了，那些家伙快到村口了，你赶快转移吧？”

毛泽东立即收拾好重要文件，从屋后翻墙出去，沿着坎坷漆黑的小路，悄悄地离开了清水塘22号。

赵恒惕没有抓住毛泽东，恼羞成怒，便在长沙城遍贴布告，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赏格出到1万大洋。

毛泽东并不惊慌，他从容不迫地布置和安排好湖南的全盘工作，由李维汉接任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把领导工农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分别交给郭亮和夏曦。

后来湘区委员会又先后增加郭亮、夏曦、夏明翰等人为委员。他们继续领导湖南的工农运动。这是后话。

有一天，新民学会会员邹某在街市上买东西，忽然遇到了毛泽东，他大吃一惊，连忙拉着毛泽东的衣襟，来到一个僻静无人的小巷，说：

“润之，你看见布告了吗？赵恒惕要通缉你，你快走吧！”

毛泽东神色自若，他说：

“我早知道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再说，长沙人多，我头上又没有毛泽东3个字，敌人怎么那么容易抓住我？”

此时，毛泽东不能带杨开慧一起出走。因为当他决定抛家舍业去上海时，毛岸英才刚刚半岁，而杨开慧又怀上了第二胎，只好由她的母亲向振熙来照顾她们母子。昔日聚在清水塘小屋的那些革命青年，相继离去，杨开慧也不得不带着小岸英，暂住别处。

即将离开丈夫又离开革命集体的杨开慧，不免感到格外的孤独寂寞。是啊！为革命，为毛泽东，杨开慧牺牲了很多。自从结婚以后，她既要工作，又要照料孩子和家务，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简直就是应接不暇。而毛泽东却是长年在外奔波，回到家里便伏案疾书，两人难得有交流的时间。可是，杨开慧觉得自己有时候并不能得到毛泽东的理解。时间一长，夫妻之间难免为生活琐事产生小矛盾。现在，丈夫又要离去了，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上的负担，将会更加沉重了，怎能不使她愁肠百结呢？

毛泽东结束了和杨开慧在一起生活的最长的两年时间，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爱妻和幼子，他要先到安源去安排工作。

这时候，毛泽建已经转为共产党员。毛泽东临行前，把毛泽建找来，叮嘱她也马上离开长沙，到衡阳去，住在夏明翰家里，一面继续学业，一面从事革命工作。

4月下旬，毛泽东化妆离开长沙，第7次来到安源，随行的还有蒋先云。毛泽东在俱乐部向工人代表们介绍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形势。朱少连、任弼时、陆沉、袁达时、刘**、李立三、何葆贞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

“我们工人应该跳出水井，眼光看到全国。现在，反动派端起了刺刀，我们不少的群众领袖被残害，不少的工会被封闭。但是，这吓不倒我们工人阶级。他们镇压得越厉害，我们反抗得越坚决，他们今天在这里掏枪，我们明天就在那里展开斗争。”

毛泽东大声问工人代表们：

“你们记得这句话吗？东方不亮西方亮。反动派搞镇压，他搞他的，我们搞我们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要把自己看轻了，要让反动派尝上苦头，叫他们知道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毛泽东还强调说：

“团结就是工人阶级的武器。安源的情况也很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很好保存俱乐部。无产阶级的解放要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努力。过去，全国工人支援了安源，我们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现在，我们一定要支援全国，要支援京汉铁路的工人。”

毛泽东还指示安源地委，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安源工人运动，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工人俱乐部依然“巍巍独立”，被外界称为“小莫斯科”。

毛泽东得知何葆贞不但已经入了党，而且在4月中旬刚刚和刘**结了婚，非常高兴。会后，他来到刘**、何葆贞的住室看望他们，关心地询问他俩的工作生活情况。何葆贞说：

“我们一切都好，请您放心吧。”

毛泽东说：

“你们俩志同道合，奋斗目标一致，结婚后更要互相鼓励，把革命工作做好。”

何葆贞想起毛泽东、杨开慧一直对自己的关怀备至，她非常感激地说：

“我一定永远记住您对我的教导，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终生！”

何葆贞自此再也没有见到她崇敬的毛泽东。从1925年到1932年间，她随同刘**先后在上海、长沙、广州、武汉、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城市工作。1932年冬，刘**从上海到江西苏区工作，党组织把何葆贞留在上海担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化名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营救被捕人员，可是她在33年3月底也不幸被捕，与帅孟奇等人一起被关押在南京“模范监狱”女监，此时尚未暴露身份。34年秋，何葆贞被互济会的一个叛徒出卖，受到了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刑具，何葆贞耳边时时响起毛泽东的教诲：“你要永葆革命的贞节啊！”所以，她始终回答敌人的都是这样一句话：“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革命者是杀不尽的！”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何葆贞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一个童养媳出身的青年学生，在毛泽东的教育下，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代女杰，令人可敬！

这正是：自古巾帼多豪杰，敢叫须眉不丈夫。

欲知毛泽东后来行踪如何？且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面斗赵恒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据理力争，使雄霸一方的诸侯也无可奈何，徒叹：“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面对赵恒惕的重赏缉捕，毛泽东临危不惧，先后安排好长沙和安源的工作，从容离去，非大智大勇之人断不能如此也！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26

第26章

“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

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

再请4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话说在1923年4月底，毛泽东在赵恒惕下达通缉令半月之后，这才从安源化妆秘密赴上海。

1923年5月，陈独秀调已经到达上海的毛泽东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工作。

1923年6月上旬，毛泽东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自上海提前到达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三大”的准备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广州。

陈独秀主持了“三大”预备会议，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及马林出席了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报告了国际形势。会议讨论了中央委员人选和起草“三大”的各个决议案问题。

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一座两间两层小楼里开幕。

出席三大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张国焘、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张太雷、项英、孙云鹏、何孟雄、谭平山、王荷波、邓培、向警予、林育南、王仲一、罗绮园、于树德、金佛庄、刘仁静、阮啸仙、刘尔崧、陈为人、王用章、王俊、陈潭秋、徐梅坤、朱少连、冯菊坡、袁达时。他们代表着全国423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会议。

陈独秀主持了会议。他总结了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的工作，他说：

“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的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在湖南几乎拥有30000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议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与会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严重分歧。马林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他说：

“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国民党。”

马林坚持全体共产党没有例外地都要加入国民党，他说：

“一切低估国民党和夸大工人阶级力量的说法，都是左倾的空谈。”

陈独秀、张太雷是这一意见的主要支持者。

张国焘则强调劳工运动的独立性，坚决反对全体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说：

“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否则，共产国际训令中所谓‘保留组织独立’的话，就毫无疑义了。”

蔡和森、刘仁静是这一种意见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产业工人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内去，工人应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国民党，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

多数代表在讨论中既不赞成马林、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也不同意张国焘独立的劳工运动观点。

毛泽东也多次发言，他依据自己领导安源路矿、长沙泥木工人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的经验，论证工人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赢得多数代表的支持。毛泽东还说：

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我们党不应只看见处于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共产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种局面。”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使他成为大会上《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人之一。后来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提出农民的问题，是他“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6月15日，也就是在“三大”进行期间，瞿秋白在他主编的《新青年》季刊上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他在新宣言中说：

“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

瞿秋白，谱名懋淼，号熊伯，乳名双，学名瞿双，后又改瞿爽、瞿霜，改号为秋白。189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仕宦之家”，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10月至1922年作为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在苏俄考察、采访两年。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两次受到列宁的接见。1922年11月，担任参加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的陈独秀的翻译，会议结束后，于1923年1月随陈独秀等人回国工作。1923年4月，在陈独秀推荐下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并参加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

6月20日，经过充分的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会议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党纲；通过了毛泽东、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

大会选出了新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他们是：陈独秀  李大钊  蔡和森 毛泽东  王荷波  罗章龙 项英  谭平山  瞿秋白

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5人，他们是：李汉俊  徐梅坤  邓中夏 邓培  张连光

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东山新河浦路“春园”举行会议，又推选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为中央局委员，组成5人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中央局会计。

“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

按照上述组织法的规定，陈独秀和毛泽东实际上成了中共中央的核心。此后，毛泽东就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局日常事务，起草、签发文件，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

三大结束后，中共中央机关暂留广州。蔡和森负责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瞿秋白担任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

李达在中国共产党“三大”后，由于对国共合作政策的严重不满，中断了和陈独秀的联系，脱离了党组织。

李大钊和毛泽东利用“三大”结束后的机会，专门到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家中，商谈两党合作的有关问题。

毛泽东在工作之余，还常去谭延闿的住处。谭延闿担任孙中山帅府建设部长，并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毛泽东一方面通过谭延闿加强对国民党的了解和联系，另一方面为湘区执行委员会采取联谭倒赵的决策创造条件。

6月25日，毛泽东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希望孙中山不要轻信南方诸省的军阀，离开广州到上海，建立一支国民革命军队。

1923年7月1日，毛泽东以“石三”为笔名在广州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省宪下之湖南》一文，详细分析了湖南政界及教育界各种势力斗争和消长变化情况，他总结说，从去年8月到12月，有组织的新式工人团体23个，约3万人；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9次；“工人的运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

7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去上海。

1923年8月，参加三大的湘区党员代表袁达时回湖南时，毛泽东托他捎话给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指示要注意在安源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张国焘在三大上反对工人参加国民党，估计张国焘可能到湖南活动，要他注意。

毛泽东还通过国民党元老覃振的关系，将唯一留在湖南的国民党员邱维震，介绍给湘区委。后来湘区委书记李维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与何叔衡、夏曦、刘**与邱维震共同商量在湖南筹建国民党事宜，决定组织筹备组，由何叔衡负责。

1923年8月5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兼区（江浙）执行委员会召开第6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指导工作。

沈雁冰来到会议室，毛泽东起身跟他打招呼：

“你好！沈雁冰同志，我是毛泽东。”

沈雁冰，笔名茅盾，时任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委员、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望着眼前这位身材高大魁伟的中年人，心情异常兴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笑着说：

“啊！毛泽东同志！久仰，久仰。”

毛泽东说：

“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呀！”

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徐梅坤、王振一、邓中夏，一共是5个人。会议讨论了江浙区军事等4个大问题，其中有一个救援在狱同志的问题，决定派沈雁冰通过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汪精卫，联系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何丰林设法保释。还有一个问题是讨论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求退出共产党的问题。邵力子3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上海的年轻党员对他们也很不满意，在背后议论他们，说他们投机革命，有的甚至说他们是叛徒。毛泽东代表中央发言说：

“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当缓和，要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派沈雁冰去向邵力子、陈望道做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散会后，毛泽东对沈雁冰说：

“雁冰同志，会议分工由你去找他们3人做工作，有困难吗？”

沈雁冰说：

“困难一定会有的，我尽力去克服吧。”

第二天，沈雁冰去找陈望道、邵力子，劝他们不要退出党。邵力子当即表示愿意留在党内，陈望道却坚持要**，他说：

“雁冰，你和我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生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

沈雁冰不好再往下说，便道：

“那好吧。我去看一看沈玄庐同志。”

陈望道说：

“不必去了，劝也没有用。”

沈雁冰还是去找了沈玄庐，说希望他认真考虑**问题。沈玄庐虽然发了一通牢骚，但他最终接受了矛盾的劝说，答应不再**。沈雁冰向毛泽东汇报说，他只完成了三分之二的任务。毛泽东却鼓励他说：

“能完成三分之二，就很好嘛。”

可没想到沈玄庐后来在第二年春天还是退了党。

8月15日，毛泽东在《向导》周报第36期发表《省宪经与赵恒惕》一文，历数湖南省长赵恒惕2年来戴着省宪的假面具与人民为敌的罪行。

8月，毛泽东闻知战友陈子博在组织工人罢工时，孤身一人，要用炸弹去炸赵恒惕。在敌人全城戒严时，他躲入粪池，中毒牺牲。文化书社在长沙开了3天的追悼会，“各方送哀挽联300余幅”。毛泽东也沉痛地为陈子博题写了挽联：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8月29日，毛泽东在《向导》周报第38期上发表了《英国人与梁如浩》、《论纸烟税》两篇短文，前一篇文章揭露北京政府督办梁如浩丧权辱国同英国人签订“续租”、“水租”威海卫草约，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抖，摇尾乞怜于外国势力。后一篇文章揭露北京政府屈从英美两国的压力，取消浙江等省的纸烟税；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4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往上海，中央局设在闸北里三曾里。毛泽东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住在中央局机关。

毛泽东为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尽快实现，经常通宵达旦地审阅和起草各种党内文稿。他同时还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不断发表文章，号召建立全国各阶层的联合战线，同心协力来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他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写道：

“这次政变发生，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消息。”“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来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

毛泽东在文章的末尾呼吁道：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历史上许多的革命事业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或指导。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我们不可再懈怠！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且不要忘记！”

9月16日，毛泽东为贯彻中国共产党三大关于国共合作决议，接受此时担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林伯渠的委托，以国民党筹备员的名义，专程回到湖南长沙，指导湘区委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的工作。

毛泽东一忙完公务，就回到家中看望杨开慧母子。夫妻见面，杨开慧没有了往日的热情，对丈夫没说几句话，便自个忙家务去了。

原来，毛泽东这一年为革命日夜奔波，很少顾及妻儿老小。杨开慧不禁满腹愁绪，几次写信向毛泽东细诉苦衷，希望能和他比翼齐飞，一起到上海去，和他一起工作。同时也希望他今后能抽点时间帮她照料家庭。不料，毛泽东却并不理解妻子的心，他在回信中说：

“大都会生活费用大，我自己经常东奔西走，并不能照顾你们母子，倒不如在长沙亲戚朋友多，熟人熟地来得方便。”

毛泽东还抄录了唐朝元稹一首诗《菟丝》赠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毛泽东是借此劝杨开慧要自强，不可太依赖丈夫。他又在另一封信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性格孤傲的杨开慧看了丈夫的来信，大失所望，又感到无比的委屈，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甚至一度赌气，不再给毛泽东写信了。

毛泽东见杨开慧如此冷淡，也不知出了什么事，还以为是杨开慧为家务所累，没有情趣，也不以为意，兀自忙他自己的工作。

9月27日，毛泽东同夏曦具体商定了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3个步骤。

9月28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党务部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伯渠，关于在湖南发展国民党的工作，他写道：

“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曦同志（夏曦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它可能的分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

毛泽东还在信中说：经费问题是采用“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的办法。他最后又交代说：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1923年10月初，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

10月间，毛泽覃在水口山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毛泽东调回长沙，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处书记。

1923年深秋，毛泽东来到衡阳，听取了夏曦关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在春夏间爆发的轰动全省的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学潮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召开了该校百余人的党团员及积极分子会议，他肯定了学潮的成绩，同时也说，这次学潮的缺点是没有团结大多数同学和教师，把顽固势力孤立起来。他希望党团员要深入群众，多看进步书籍，注意斗争策略。他还要求党团员回乡发动农民革命。

毛泽建参加了这次会议，聆听了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关于团结多数、深入工农的指示。

兄妹二人在衡阳重逢，自然十分高兴。毛泽东十分关心毛泽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询问了小妹的各方面情况。

原来毛泽东将毛泽建安排在夏明翰家里，她在夏明翰指导下复习功课，在这年秋期，改名为毛达湘，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创立于1912年，是辛亥革命的产物。毛泽东、邓中夏、何叔衡、恽代英都曾到女三师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进行社会调查，开展建党建团工作，指导和组织学生运动。

此时的女三师可谓是人才荟萃，不仅拥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而且还招收了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学校的设备也好，仅图书馆的藏书，就有3万余册。学生入校，除交一些学杂费外，伙食费全由学校包起来，是个理想的学习场所。

毛泽建进入女三师后，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如醉如痴。自修室里，她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里，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很快，毛泽建成了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受到老师们的喜爱和同学们的爱戴。

毛泽建没有忘记三哥的谆谆教导，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她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毛泽建担任女三师学生中党支部书记和湘南学联女生部部长。她教育党员选择思想进步、家境贫苦、勤俭好学的同学做朋友，启发她们仇恨旧社会，激发其革命热情，并及时吸收其入党，以壮大党的组织。

毛泽建除了紧张的学习之外，还把自己平日喜欢阅读的进步书刊，如《向导》、《新青年》和《呐喊》等，介绍给同学们，鼓励她们阅读这些书刊。她先后发起组织了“旅衡同学会”、“旅郡励进会”和“品学励进会”等组织。她还经常和同学们上街宣传，发动妇女剪发、放脚，反对“三从四德”，反对夫权，反对纳妾。

毛泽东了解了小妹在衡阳的情况，非常高兴，说：

“你小小年纪，就做了这么多大事，了不起啊！”

毛泽建听了三哥的称赞，谦虚地说：

“这里还有好多事等着我们去做，我真担心做不好。”

毛泽东勉励她说：

“只要你努力学习，能团结同学和进步力量，依靠群众，什么事都可以做成。”

毛泽东的话对毛泽建启发很大。她反复体会三哥的教诲，深切地感到，学校并不是世外桃源，关起门来埋头读书，是根本无法救国救民于水火。这时，她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三哥的话：

“不革命就没有别的路可走。”

后来毛泽建发动同学们，到工人中做宣传，做调查；到附近菜农家里走访，了解他们的疾苦；她团结进步同学，要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扬起那涤荡污泥浊水的狂风大浪。

毛泽建在担任湘南学联女生部长期间，结识了湖南省立第三中学学生、共产党员、湘南学联负责人陈芬。1925年冬，他们结为革命伴侣。

再说湖南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的创办，《新时代》的出版，引起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的不安。

1923年11月，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为由，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新时代》在出版第4期以后，亦被迫停办。

湖南自修大学自创办以后历时2年零3个月，培养了来自湖南34个县和外省4个县的200多名革命知识青年和知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学习，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和政治基础，成为共产党有力的后备军。他们中的优秀分子由教员介绍入党、入团。许多学员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和著名社会活动家，如夏明翰、郭亮、蒋先云、黄静源、贺尔康、柳直荀等等，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1月20日，自修大学和附属补习学校的部分教职员，在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的领导下，重新成立了公开、正规的湘江中学，公推毛泽东为名誉校董，何叔衡、陈昌等11人为校董。

再说11月23日，毛泽东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取名叫毛岸青，谱名毛远义。此时，毛泽东又不在杨开慧身边，他已经到上海开会去了。

原来毛泽东受命离开湖南，回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毛泽东回到家中，与杨开慧辞行。直到夜深人静，夫妻敞开心扉，谈到了彼此之间的误会。毛泽东这才从枕边了解到妻子的心事。杨开慧含着眼泪，倾诉了自己的委屈，毛泽东震惊了，他这才知道，妻子承担了繁重的家庭担子，自己不仅没有予以重视，反而在以前的信中责怪妻子儿女情长。想到此，毛泽东内心充满了自责。然而革命任务在身，他不能在家中久留，又要出发了。

第二天清早，天还没有亮，毛泽东就在清冷的月色下，走出家门，乘火车赶赴上海。这一次，杨开慧破例没有送行。

在向南疾驰的列车上，毛泽东回想起婚后的生活，想起昨晚杨开慧那清冷的眼泪，离愁别绪，一时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满腹苦情，凝聚成一首千古绝唱《贺新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后来，杨开慧接到毛泽东写给她的《贺新郎.别友》词后，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不禁泪如泉涌。“算人间知己吾与汝”，她知道丈夫已理解了自己的心意，转悲为喜，破涕而笑，误会完全消除了。

这正是：天降大任难顾家，四海飘萍走天涯。

一曲别友催人泪，人间知己心花发。

欲知毛泽东上海之行有何要务，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自古乱世出英雄。群雄并立，自吹自擂，称王称霸，一时难分雌雄。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上，马林拿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占据了大会的主导地位，他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陈独秀等人不得不同他保持一致。张国焘与他们相反，主张保持劳工运动的独立性。不管张国焘当时的动机是什么，应该说，这可能是现在所能见到的资料中，是他一生中唯一提出的一个正确主张。毛泽东则在服从组织纪律的情况下，一方面强调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所以，他的意见被大会采纳了。毛泽东首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则一怒脱离了组织，张国焘也被排斥在中央领导层之外了。毛泽东后来曾经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此言用于个人也完全适用，后来人不可不汲取这一真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27

第27章

“主席，主席！39号发言，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可付诸表决。”

话说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贯彻三大决议的具体办法，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党员、青年团团员全部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则为之建立。

1923年1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团湘区执行委员会。至此，全区有长沙、安源、衡阳、莱阳、铜官等6个地方团执委会，新河、第一纱厂、平江、益阳、湘乡、宁乡、木口山7个团支部，共有团员790人。

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大发展，是与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及时指导分不开的。他在建立团组织时，很注意团员的工人阶级成份；强调团组织置于党员的领导之下，湖南初期的团员多是党员发展的，许多政治活动都是党团共同进行。党员在斗争中培养团员，团组织亦能自觉置于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这在全国团组织中颇具特色，是湖南团组织能够稳步、健康发展的原因。

毛泽东在建立湖南党团组织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党团的组织生活和纪律。他曾在会议上，批评年近60的共产党员贺民范不参加组织生活；耐心说服教育那些对交纳党费有异议的同志。

毛泽东自己则非常注意发扬党的民主作风，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勤于工作，不辞劳苦，常常是不分白天黑夜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做调查研究。他还负责大量的文字工作。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和各地方组织通信联系，指示工作。他勤奋好学、艰苦朴素，谦虚勤恳。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他周围的人们。

12月25日，陈独秀因为孙中山已经在11月发出改组国民党的宣言，决心依靠共产党改组国民党，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以他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布了第13号通告，通告中说：

国民党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我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能当选1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清楚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的错误观念；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此后，毛泽东奉命来到上海环龙路44号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参加宣传部的工作，与邵力子、于右任共事。

1924年1月中旬，毛泽东与部分国民党代表乘轮船离开上海赴广州，帮助筹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指派廖仲恺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人，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改组国民党的事宜。

1月20日，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主持了国民党一大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165人，其中共产党代表有孙中山指定的于树德、李大钊、谭平山；还有各地推选的代表沈定一、詹大悲、谢普、林伯渠、夏曦、袁达时、于方舟、张国焘、瞿秋白、赵干、毛泽东、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韩麟符、王尽美、刘芬、李立三、陈镜湖、李锡九。除以上人员外，孙中山指定的代表陈独秀和地方推选代表李维汉因故缺席。

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他在开幕词中宣布：第一件事是要改组国民党；第二件事要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廖仲恺提议，组织5人的主席团，由孙中山指派；得到代表们的同意。于是，孙中山指定由林森、汪精卫、谢持、胡汉民、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其任务是：孙中山因事不能出席主持会议时，由主席团推举1人代表孙中山主持会议。

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匆匆和孙中山会过一面，他感觉孙中山有些老态，说话显得啰唆，“他不允许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来，毛泽东在1964年10月还谈到他见到孙中山的一点印象。他说，那时孙中山正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严重的疾病在折磨着他，说话显得啰嗦，“他不允许别人与他多说”。

但此时的孙中山，在斗争方面还是很坚决的。在国民党内部赞成国共合作的只有廖仲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极少数人，而反对的人数众多，胡汉民、胡毅生、邹鲁、居正、张继、冯自由等人公开破坏或暗中阻挠。孙中山严厉指斥他们：“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后来因为张继在会议上无理取闹，孙中山把他驱逐出会场，软禁了1夜。孙中山还把长期追随他的冯自由真的开除了党籍。

据程潜回忆说：孙中山在“一大”期间，对于与共产党的合作有过3次演说，每次达两个小时之久。孙中山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待大会代表时，因茅祖权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他就起而发表长篇演说：“20年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人很多，但总是想打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不足20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

孙中山在另一次演说中这样说：“你们老党员已经堕落了，不革命了，你们反对共产党员加入，是含有想做党阀意味，想要包办革命，老实不客气说，都只想发财做官，数十年革命尚未成功，就是受了你们的累。民族主义，你们只晓得打倒满清；民权主义，你们只晓得议会政治，其余便不知道；至于民主主义，更是全然不懂。我们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不过与马克思的观察稍有不同罢了。”

再说在1月23日上午，毛泽东和李大钊、汪精卫等19人被推举为国民党一大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

大会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提出，在党章第1章第2条加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反对国民党内有跨党分子。

李大钊当即予以驳斥，他在发言和所写的《意见书》中恳切陈词：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巧取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对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

李大钊的解释和严正声明，使许多代表为之动容。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相继发言，支持李大钊的意见，反对方瑞麟的提案。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席位是39号，他看到大会气氛逐渐有利于国共合作，就立即发言说：

“主席，主席！39号发言，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可付诸表决。”

大会主席采纳了毛泽东的提议，表决的结果，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还就《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出版及宣传问题》、《本党设立研究会》、《比例选举制》等议案都作了发言，阐述了他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推动大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提案时，提案人黄季陆说：

“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

比例选举制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之一，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按总票数中的比例，分配各政党议员席位。黄季陆的提案得到国民党一些**代表的赞成。毛泽东发言对此提案表示反对，他说：

“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为，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给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黄季陆辩解说：

“比列选举制非代表资产阶级，亦非有害于革命事业，实乃全民政治之代表物。”

毛泽东在辩论中说：

“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以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这一提案未被大会通过。

毛泽东的多次发言，引起了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的汪精卫的注意，汪精卫说：

“究竟是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踊跃，态度多积极！”

张国焘因要回北京主持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途请假离开广州。他后来回忆说：

“毛泽东和李立三发言最多。”“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他们两人。不少老国民党员又似乎在欣赏他们这样的青年精神。”

1月25日下午，列宁逝世的消息传到国民党一大，孙中山赞誉列宁是“革命中之圣人”，他建议休会3天，向列宁致哀；孙中山亲自书写了“国友人师”的祭幛；并向苏联政府发去唁电。

1月28日，国民党一大大会继续进行。大会通过了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有瞿秋白参与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定。

1月30日上午，国民党“一大”闭幕，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时，孙中山将一份亲笔书写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候选人名单，交给大会讨论表决。

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3人，他们是：李大钊  谭平山  于树德

选举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共产党人7人，他们是：林伯渠  沈定一  毛泽东 瞿秋白  张国焘  于方舟 韩麟符

后来，瞿秋白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1月31日至2月6日，毛泽东参加了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全会推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

会议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5处组织执行部，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地区的党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汪精卫、胡汉民、叶楚伧等前往上海组织上海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是负责管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4个省党务的中央直属机构。

毛泽东与蔡和森、罗章龙两家一同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院子内。

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议决，由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国民党人分别担任各部部长。胡汉民是组织部长，汪精卫是上海执行部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于右任是工人农民部长。

中共中央秘书毛泽东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担任上海执行部委员兼组织部秘书职务，并代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职务。他所担任的这两个职务，按照国民党一大的要求，还要负责进行组织整顿和党员重新登记。从此以后，毛泽东参加了上海执行部的实际领导工作，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国共双方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之中。

同毛泽东一起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瞿秋白、沈泽民、施存统、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恽代英为宣传部秘书，主持编辑《新建设》；邵力子任工人农民部秘书。

1924年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正式办公；执行部下面设有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部及秘书处各机构；上述众多主要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经常进进出出于环龙路44号院，因此，上海社会上一时称环龙路44号是“国共群英会”。

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较多的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人，在毛泽东看来，汪精卫、胡汉民都是自高自大、夸夸其谈的人。但是，毛泽东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上层领导人的疑虑，从来是绝口不谈。

毛泽东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胡汉民主持组织部工作，进行组织整顿和党员重新登记。因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自居，不屑于日常事务，所以，组织部工作多由毛泽东负责管理，当时，人称毛泽东是上海执行部的“代理组织部长”。

此外，毛泽东还协助起草了上海执行部办事通则，完善了执行部各种规章制度，多次担任会议记录，组织平民教育委员会。

3月20日，上海执行部第4次会议决议：

“执行部对于管辖范围内‘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各种运动及‘宣传’、‘组织’、‘调查’各种工作，均应有一详细计划，决定由各部及平民教育委员会拟具草案，交秘书处审查整理提出，执行委员会议议决，使各部工作进行有所遵循。”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需要终日辛劳，要一个一个地审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及宣传、组织、调查各部的工作计划，还要提出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案。此外他还要主持组织部负责国民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对国民党员重新登记；向广州黄埔军校输送学员等等。

关于对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问题，上海执行部已经发出了通告，对党员登记的步骤、办法和手续，做出了新的规定，其中还规定，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进行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

但这一工作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国民党元老谢持自恃他在辛亥革命后就担任过四川省省长，资格老，于是他就带着一帮人拒绝登记，无理取闹。谢持还跑到执行部，冲着毛泽东大喊大叫，他说：

“我是谢持，谁管填表工作的？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我不登记！”

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回答说：

“不来登记，就丧失党籍，必须维持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

谢持无言以对，只好愤愤而去。毛泽东为了给谢持一个台阶，让人给他送去登记表，还进行了说服解释工作，这样就使他不得不重新填表登了记。那些追随他的“老党员”，一看谢持就这样了，也就不得不乖乖地进行了登记。

上海第4区国民党党部是在环龙路的法租界地区，那里居住着许多下野的国民党政客，大约有千余人。在党员登记工作中，毛泽东具体负责对他们进行审查，审查后，给合格者发了党员证，对很多不合格者进行了清洗。

在召开成立第4区国民党党部大会时，**们进行了密谋策划，准备用软硬两手，夺取区党部的领导权：一是请孙中山出面讲话，合法夺权；一是纠集一些流氓，在会场进行捣乱，乱中夺权。

当**们得知孙中山不会出面为他们讲话时，他们就决定孤注一掷，采取强硬的手段进行破坏。毛泽东、王荷波得知这一情况后，下决心一定要把会议开好。他们同国民党左派商量后，决定在执行部的全体共产党员、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员届时都要出席会议；同时还成立了一支由王荷波领导组织的工人纠察队，从会场门口到主席台都设立了岗哨，加强了警戒，控制了整个会场。

后来，当**干扰会场、进行捣乱时，及时地得到了制止，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是年3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又先后设立了宁乡、安源国民党支部，共计有国民党员260余人。

1924年4月1日，湖南省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成立。

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陆军军官学校，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制度，培养军事干部。

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军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共产党人周**、恽代英（政治总教官）、萧楚女、熊雄、聂荣臻先后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及其它工作。

5月5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开始入学。

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先生寓所，举行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3周年纪念庆祝会，邓中夏、张继、胡汉民、汪精卫、向警予、毛泽东、恽代英、沈泽民、邵力子、戴季陶等200多人出席并合影留念。

5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作出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工会问题决议案》、《党内组织和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

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在工农部内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

会议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王荷波任中央工农部部长；向警予任中央妇女部部长。

1924年6月1日，孙科等人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

6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毛岸英及出生不久的毛岸青，从长沙来到上海，毛泽东亲自到码头迎接她们。一家人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三户楼楼下厢房里（一说毛泽东一家人是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与威海卫路交叉的甲秀里）。毛泽东夫妻2人终于结束了魂牵梦绕的两地生活，开始“重比翼，和云翥”。

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三户楼是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在这里居住的还有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罗章龙一家人。每到工作之余，3家人相聚在一起，小小的庭院里、阁楼上不时传出欢声笑语。

杨开慧的到来，对日夜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而奔忙的毛泽东来说，如同及时雨。“那时杨开慧身体好，虽然有了孩子比较劳累，但她仍然挤出很多时间作了很多工作。”杨开慧又像在清水塘时那样，一面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一面做党的工作。

毛泽东就在这间房子里，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文件，然后与陈独秀联名签发。这些文件有同国民党**分子斗争的，有反对军阀战争的，有加强党务建设的，还有指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的等等。对全党正确理解贯彻三大决议精神，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毛泽东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写东西，深夜一两点钟，杨开慧起床取出临睡前热在锅里的点心，送给毛泽东。有时候，毛泽东顾不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毛泽东吃完后才去睡。那时候，毛泽东夜里经常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早就又出去工作。杨开慧就去整理毛泽东夜里写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她整天收集整理文件，摘录资料，誊写文稿，特别辛苦。

这时候，毛岸青太小，少不得哭闹，杨开慧经常是手抄文稿，脚踩摇篮，口里还低低地哼着催眠曲，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每当看到这样动人的母子形象，毛泽东总是在心里暗暗感激。

6月，戴季陶来到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势力更加嚣张。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叶楚伧联合**分子，反对共产党更加有恃无恐。

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写信给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提出绝对不宜党中有党。

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毛泽东在他起草的通告里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这个概念，要求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1924年8月1日，在叶楚伧等人的策划操纵下，国民党**分子喻育之、曾贯五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上海市各区党部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他们说共产党破坏了国民党，叫嚷要对共产党员“严肃处理”。激起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双方在说理斗争中，发生了冲突，造成了武斗。

第二天，国民党**分子又闯入上海执行部机关，无理取闹，殴打邵力子致伤。

毛泽东对叶楚伧等**分子的嚣张气焰十分气愤，由他领衔，与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韩觉民、王基永、杨之华、李成、刘伯伦等14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

此后，毛泽东和叶楚伧的斗争公开化。毛泽东多次揭露叶楚伧的分裂行径，叶楚伧也因此忌恨毛泽东，但碍于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他无论如何记恨也奈何不得毛泽东。

由于叶楚伧、戴季陶为首的**分子的排挤、打击和独断专行，许多共产党员相继离开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毛泽东和陈独秀正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一矛盾中，从24年秋天开始，他们二人之间产生了不愉快。毛泽东主张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对国民党**的进攻，应当坚决反击；陈独秀则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对国民党**实行妥协。

“很幼稚”的观点，明确肯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袖”。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吴佩孚率领残兵败将逃亡河北。自此，由皖系军阀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控制了北京政府。

此后，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同情广东革命政府，他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名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业。

10月30日，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驻守韶关；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

11月3日，孙中山特意到黄埔军校向全体师生辞行，讲述了北京政变的经过和此次北上的目的。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主张“莫能动摇”；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

孙中山在临行前给国民党人留下手谕说：“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们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

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离开广州北上和谈。

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途径上海，毛泽东以国民党上海执行处秘书处文书科主任的名义，同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干事罗章龙、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14人，联名面呈孙中山一封信，这封信以比较委婉的方式，向孙中山揭露了戴季陶、叶楚伧等**分子破坏国共合作的错误。毛泽东等人在信中说：

“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顿，职员等薪金积压4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是为公便。”

1924年12月底，毛泽东由于在党内担负着十分繁重的工作，加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部斗争的尖锐复杂，工作过度劳累，使他心力交瘁，身体虚弱，睡眠不佳，积劳成疾，而且还经常是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他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中共中央只好批准他回到湖南老家去养病。

叶楚伧得知毛泽东将要离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回家乡湖南养病的消息后，他十分高兴，特意宴请了上海执行部所有国民党的成员们，“以志庆贺”。

这正是：初入高端不畏难，仗义执言维党权。

剑指**第一人，粪土王侯斗邪奸。

欲知毛泽东回湘后病情如何，且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斗谢持、斗叶楚伧一伙，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可谓强项者也。正因为如此，在谋勇兼备的毛泽东面前，元老如谢持者不得不低头，肖小如叶楚伧者不得不避让。毛泽东终因积劳成疾，不得不请假回乡养疴，叶楚伧一班人因之弹冠相庆，足见阳光与阴霾之高下也！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28

第28章

“只要穷人团结起来，人心齐、泰山移，大家齐心了，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就能够推倒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话说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与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交换了情况，对于国民运动、农民运动“作了详细的谈话和讨论”。李维汉介绍说，区委已经注意开展农民运动，号召青年学生“到民间去”，利用寒暑假从事乡村运动，考察社会环境，调查农村状况。还号召工人利用年假回乡的机会，向农民做宣传和组织工作。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把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写进了决议，并且把这个问题同发动农民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大会决议案指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不努力发动农民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此时毛泽东正在长沙，没有参加党的“四大”。他在临近春节前离开了长沙，和妻子杨开慧、岳母向振熙，带着年幼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回到了长沙东乡板仓。春节是中国的第一大节，在农村过得尤为隆重。此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农闲季节，农民一年累到头，利用春节期间休息娱乐，改善生活，走亲访友。在此前后，还有一批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进步知识分子毛福轩、谭熙春、柳季刚、贺尔康、毛新梅等人，也相继回到家乡或调来湖南工作。1925年2月6日，是中国的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蓄着长发，身穿一件褪色的织布长袍，脚上穿一双旧草鞋，带着一家人回到了韶山。大弟弟毛泽民和小弟弟毛泽覃也回到了家乡。弟媳王淑兰早已在家等候，她是因为要生孩子，早就从长沙回到了家乡韶山。她和毛泽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23年5月5日（农历三月二十日），这是个女孩，起名叫毛远志。杨开慧是第一次来到韶山冲。“润之回来了！杨开慧也回来了！”毛泽东回到韶山的消息不胫而走，韶山冲的乡亲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纷纷来到上场屋，都来看望毛泽东一家子。毛泽东满怀喜悦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毛泽东回到韶山的第3天，就和杨开慧一起带着礼品，兴致勃勃地徒步前往唐家圫，看望舅父舅母。毛泽东除了两个嫡亲的舅父以外，还有3位叔伯舅父：四舅父文玉善，五舅父文玉理，十舅父文玉森。舅父舅母们看见从城里回来的外甥和外甥媳妇，一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七舅父已经不在了，毛泽东向杨开慧一一介绍了舅父舅母们，他们俩双双恭恭敬敬地给各位舅父舅母鞠躬行礼问安，并送给他们每位一件衣料。唐家圫的女眷们都以好奇的心情来看望这位城里来的表弟媳。毛泽东又把各位表哥表嫂介绍给杨开慧。杨开慧满面笑容地向表哥表嫂们鞠躬致意。“请表哥表嫂多指教。”杨开慧把准备的礼物送到各位手里，说：“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请各位笑纳。”文运昌笑着对毛泽东说：“石三贤弟，艳福不浅，娶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夫人，可喜可贺。”毛泽东随和地说：“表兄过奖了，你们这位弟媳可不会种菜养猪，还是表嫂们能干哩。”大家听了，都高兴地笑起来。毛泽东的几位舅父家像办喜事一样热闹，都是买肉沽酒、打鱼杀鸡，轮流招待两位城里来的稀客。杨开慧看老人们都叫毛泽东石三伢子，大惑不解，她问毛泽东说：“润之，大家都叫你石三，我怎么从没听说过你还有这个名字？”毛泽东笑着说：“石三伢子是我的小名。我的外婆和母亲在我小的时候，让我在这里拜了一个石头干娘，我又在兄弟辈中行三，所以就给我起了石三伢子这个小名，大家习惯叫我这个名字。”杨开慧好奇地说：“那我们也要去看望看望那位石头干娘吧！”“没有看场，那是一块不会讲话又没有感情的大石头。”毛泽东说着，又指着舅父舅母们说：“哪有我的舅父舅母们好啊！”舅父舅母们听毛泽东如此说话，都乐了，纷纷称赞说：“还是我们石三伢子好，真会说话。”毛泽东和杨开慧因为记挂着韶山的工作，他们在唐家圫愉快地住了几天，就拜别外家的亲人，回到了韶山。毛泽东在与乡亲们拉家常中，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情况：韶山的团防局长成胥生依仗权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农民的生活越来越难熬了。教育界也是一片乌烟瘴气，当权者只知道中饱私囊。毛泽东向他们分析说，世界上为什么有穷有富；为什么农民起早摸黑一年累到头，种出了粮食和棉花，自己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为什么地主不劳动，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有权有势。毛泽东还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说明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们，是如何吮吸农民血汗，来养肥自己的脑肠的。他把帝国主义称作“洋财东”，把地主阶级称作“土财东”，他启发大家说：“农民遭受穷苦，并非天命使然，而是那些‘洋财东’和‘土财东’们互相勾结，剥削压迫我们所致。”毛泽东深知韶山人民是敢于斗争的。1918年，贫苦农民钟志申就曾经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成胥生的团丁。毛泽东对大家说：“我们韶山，有个最大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穷。穷到什么程度呢？10户人家就有9户人家是粮无一斗、地无一寸。我们虽然穷可是我们穷得有志气。我说的穷得有志气，就是像钟志申哥这样的人，大家敢于和成胥生作对，把成胥生的团丁像赶疯狗一样赶跑。”毛泽东的话，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富有启发性，乡亲们都很爱听。他的家成了农民们的聚会场所。毛泽东和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还采用“走人家”的形式，分别走亲串友，访贫问苦，和农民们促膝谈心。曾经在安源煤矿参加过罢工斗争的共产党员毛福轩，也协助毛泽东开展工作。中国农民最大的弱点就是愚昧。为了使更多的农民接受革命教育，为发动和组织农民做准备，毛泽东和杨开慧、毛福轩等人商定，根据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利用赵恒惕用以装饰门面的所谓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创办农民夜校。毛泽东指示毛福轩、钟志申等人，通过秘密串联，在毛氏宗祠创办了韶山第一所农民夜校。杨开慧主持夜校工作，毛福轩和其他几位积极分子，有的组织农民上学，有的担任教学工作。贫苦的韶山人民，穷得叮当响，哪里还能上学读书呢？如今，毛润之、杨开慧、毛泽覃一回来，就可以教他们读书识字，农民们个个喜气洋洋，有的带来了《三字经》，有的带来了《百家姓》。杨开慧亲切地告诉大家说：“我们夜校不念《三字经》、《百家姓》，也不学什么‘上大人、孔乙己’，而是学我们劳动人民用得着的知识，讲我们贫苦农民为什么受苦，应该怎样办？”夜校里开设了识字、历史、地理、珠算、政治等课程。通过教识字、教珠算，向农民们灌输革命道理。杨开慧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善于用通俗的方式，向学员们讲述革命的道理。她在讲“手”和“脚”时，她先在黑板上写上“手”、“脚”二字，然后对大家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手，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由劳动人民用双手创造的。但是，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里，种田的没有饭吃，盖房的没有屋住，织布的没有衣穿。我们劳动人民的手脚，年年月月，辛辛苦苦，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可是，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不走路，他们吃的是鱼和肉，穿的是绫和绸，出门要坐轿子，大千世界里，这是最不合理的。”杨开慧上地理课，她就先讲歌谣：“长江长，黄河黄。发源昆仑山，流入太平洋。”她接着从“洋”字引出“洋油”、“洋火”一类词语，进而揭露帝国主义这些“洋人”在中国进行侵略和压榨的各种事实和罪行。杨开慧讲政治课时，采用韶山一带流传的歌谣：“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地里场里仓里光。”在杨开慧的努力下，韶山冲的夜校办得十分红火，听课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久，毛泽东又在李氏祠堂、庞氏祠堂、如意亭杨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家族学校的设备，开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毛泽覃到银田镇的白庙开办农民夜校，他借小学的教室做夜校的课堂，白天给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上课，晚上给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上课。杨开慧是夜校总负责人之一，经常冒着严寒，提着马灯，到各校去讲课。农民夜校办得很成功，觉悟了的农民，把他们的心声表达在夜校的歌谣里：“金花籽，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今天望，明天望，只望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在深入的思想发动和团结了一批清贫农民与贫苦知识分子的基础上，毛泽东决定把他们组织起来。毛泽东告诉乡亲们，天下剥削压迫穷人的人是少数，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是多数。他指着身边的贫苦农民毛月秋说：“像毛月秋这样地无寸土、粮无升合的贫苦人家，比韶山一带的团防局长、土豪劣绅成胥生这种人多得多。”毛泽东拿着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作比方，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就难折断了。他说：“只要穷人团结起来，人心齐、泰山移，大家齐心了，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就能够推倒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正当毛泽东在韶山全心致力于农民教育之时，一代伟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住处溘然长逝，终年59岁。由汪精卫起草、孙中山在临终前签字的遗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所主张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3月26日，毛泽东到相距8公里的韶山杨林炉门前罗合楼家里拜访。本传在第一卷里已经说过，毛泽东同罗合楼的女儿罗一姑曾经徒有夫妻之名。毛泽东这次拜访，同罗合楼及其后妻尹氏、罗合楼的侄儿罗石泉、堂弟罗立芳、罗立芳的妹夫黄可忠一起亲切交谈，他从日常生活谈到财主老爷和洋人，如何互相勾结，剥削压迫穷人，鼓动穷人一定要站起来。罗立芳说：“润之先生，你要这些穷人们起来，要是还像民国七年一样，随便就垮了，那不是又要搞得家破人亡呀？”毛泽东知道他所说的民国七年的事，就是指钟志申领导的抗缴烟灶捐，与土豪劣绅成胥生做斗争失败那回事儿。于是就从地上随手捡起一块竹篾，一边比划一边说道：“不要怕，一块竹篾容易折断，有得一把竹篾就不那么容易被折断了。”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罗立芳、罗石泉参加了雪耻会和农民协会，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个月以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培养下，毛新梅、庞叔侃、李耿候、钟志申、毛月秋等32人，很快成长为韶山农民运动的骨干。此时的毛泽东，见农民们已经发动起来了，就开始着手秘密组织农民协会。据1926年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记载：“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岁二、三月间即起而组织。到10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20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1925年6月初，“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了湖南：原来在5月15日，上海发生了日本资本家枪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的严重事件。5月30日，租界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打死工人、学生等13人，伤者不计其数，鲜血顿时染红了南京路，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各地迅速地掀起了反帝怒潮。湖南人民在湘区委的领导下，举行了20万人声势浩大的集会，成立了湖南雪耻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领导韶山农民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中心，在各乡已经建立的20多个雪耻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这是一个公开的反帝爱国斗争组织。6月10日，湘潭西二区上七都在郭氏祠堂召开雪耻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六七十人，观看的群众有三四百人。毛泽东站在以戏台为主席台的上面，讲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介绍了五卅惨案和长沙、湘潭等地的反帝爱国运动，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大会通过了雪耻会宣言，宣言中说，要“报仇雪恨一条心，工人农人和学生”。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组织农民们举行了五、六百人的游行示威活动，“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声在这穷乡僻壤的韶山冲里回荡着，愈发显得更加响亮，更加激动人心。自此以后，韶山成立了宣传队，农民们开演讲会，编演节目，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张贴漫画和标语，大造革命舆论。雪耻会还组织起了纠察队，设岗检查，禁售洋货，烧毁鸦片，收缴烟枪。一天下午，毛福轩带领演讲队刚刚演完“五卅痛史”、“农家苦”两出戏，成胥生手下的几个团丁，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抢去了宣传队的锣鼓。毛福轩立即严厉予以驳斥，群众们也一起愤怒地高喊：“不准抢锣鼓！”那几个团丁慌忙还了锣鼓，一溜烟似地溜走了。毛泽东后来曾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毛泽东在组织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他根据以前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十分重视在农村中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6月中的一个夜晚，明月当空，毛泽东和杨开慧在父母曾经居住过的那间卧室的阁楼上，与共产党员毛福轩一起，发展庞叔侃、钟志申、毛新梅、李耿候4人为韶山第一批农民党员。毛泽东再一次向新党员们讲解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任务。之后，他们带着新党员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入党誓词是：“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毛泽东宣布建立韶山党支部，毛福轩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确定韶山党支部的秘密代号为“宠德甫”。由钟志申在银田寺镇负责开办“合作书店”，作为与上级通信的秘密联络点。韶山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的最早最坚强的党支部之一。后来，最初加入韶山党支部的毛福轩、庞叔侃、李耿候、毛新梅、钟志申，都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2岁。毛福轩等5人被韶山人民誉为“韶山五杰”。此是后话。再说毛泽东在建立韶山党支部的同时，还在韶山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他还注意发展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并选择一些地方上有一定威望的开明绅士、小学教师参加，秘密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1925年7月初，毛泽东在韶山成立国民党第7区党部，由他自己担任常委委员，郭运泉、周啸泉、李耿候、钟志申分别担任组织和宣传等工作。毛泽东在韶山做农民的思想发动工作十分辛苦。他不辞劳苦地串门走户，和农民谈心，常常是天蒙蒙亮就出门，夜半更深走十几里山路回家，有时候就住在农民家里。他还亲自在农民夜校讲课。有一次，毛福轩和毛泽东在杨林访问了几家农户，又在瓦子坪开了一个积极分子会议，此时已经是深夜了。瓦子坪离毛泽东的家约有10公里路程，还要翻过一座大山才能到家。毛福轩怕深更半夜翻山碰上老虎，就劝毛泽东说：“晚上过山恐怕老虎伤人！”毛泽东笑着说：“人有三分怕虎，虎有七分怕人，不要紧！”于是，二人坚持回到了韶山冲。毛泽东深夜回到家，也不能休息，他还要看看报纸，还要写一些调查笔记，处理一些往来信件等等。广大农民被组织起来后，立即显示了强大的力量。在毛泽东和韶山党支部的领导下，韶山人民展开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斗争。韶山人民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首先开展了夺取教育权的斗争。原来，韶山地区的教育权一直掌握在依附于成胥生的劣绅唐默斋等人的手里。他们利用把持教委会、学委会的权力，坚持旧学、反对新学、贪污公款、克扣薪饷，还暗中破坏群众的革命斗争，不准农民办夜校，甚至不准雪耻会向农民和学校师生宣传爱国思想。各乡学校都已经先后接到了他们要查封夜校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