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259章导读表在46页】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坚定地说：
　　“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嘛。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到了深夜，毛泽东邀3位客人共进晚餐。这时，周谷城他们才知道毛泽东还没有吃晚饭哩。4人边吃边谈，吃完饭又继续谈下去。毛泽东精神极好，侃侃而谈，直到凌晨3点，还兴致勃勃，毫无倦意。他看了看表，煞住了话头，说：
　　“已经3点了，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谈吧！”
　　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到上车的院子门口，有一段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毛泽东坚持把周谷城3人送到门口，等他们上了车才回去。
　　1月5日早上8时许，毛泽东打来电话，邀请周谷城3人一同吃午饭。
　　这天中午，毛泽东叫谈家桢坐在他身边，边吃饭边谈问题。毛泽东特别谈到了中国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
　　1月5日午后，毛泽东送走客人，信步来到小营巷查看居民卫生情况。他来到陈炳文住过的61号院，见两个小姑娘正在下棋，就走到她们跟前，轻声问道：
　　“我到这里来看一看你们的卫生工作，好吗？”
　　两个小姑娘随口应到：
　　“好，好，欢迎。”
　　其中一个叫戴桂芳的小姑娘，抬头一看，说话的人竟是毛泽东，她非常惊讶，说：
　　“你……是……毛主席？”
　　旁边的卫士朝戴桂芳点点头。毛泽东说：
　　“你们做向导，带我参观好吗？”
　　小姑娘连声说“好，好。”引着毛泽东走进过道。毛泽东问：
　　“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
　　姑娘们说：没有。毛泽东走进一个大厨房，这是10多户人家公用的厨房，虽然有些拥挤，但锅灶、煤球炉和一应用具，却摆放得很整齐。
　　毛泽东走出61号，进了56号院，看到客厅、卧室都收拾得干净整齐。他走进屋后的菜园，看到菜园里有一个粪缸，就问，这粪缸会不会生蛆？卫生员说，夏天也不会生蛆。
　　“怎样才不生蛆呢？”
　　“用石灰撒在上面，3天撒一次。”
　　毛泽东又看了太平天国时期建造的42号院，房子虽然陈旧了，但卫生还不错，没有垃圾，没有杂草。
　　毛泽东要走了，巷子里站满了人，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还说：
　　“你们这里的卫生搞得不错。”
　　此时，阳光和煦，毛泽东穿着银灰色大衣，在省委负责人的陪同下，又驱车到杭州市郊外的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及其上千亩试验田视察。
　　研究所里显得格外宁静。值班所长娄宗光接待了毛泽东一行人。毛泽东看到大楼走廊里有一部淡绿色的双轮双铧犁，就弯下腰摸摸，问道：
　　“这是不是你们改进的那种双轮双铧犁？”
　　娄宗光说，是的。毛泽东又问：
　　“改进的犁臂是不是已经装上了？”
　　娄宗光没想到毛泽东对他们的改革工作这么了解，就说，已经装上了。毛泽东走进休息室，落座后，点上一支烟，说道：
　　“要做好研究工作，你们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开展农具研究工作好不好？”
　　娄宗光说，好。毛泽东把脸转向坐在一边的省委负责人说：
　　“他是同意了，你赞成不赞成？”
　　那位负责人说，赞成。
　　毛泽东说：
　　“那好，你们就向省委提个建议吧。”
　　“你是学什么的？”
　　毛泽东又问娄宗光；娄宗光说：
　　“我学的是土壤农化。”
　　“你可以借一本关于土壤学方面的书给我看吗？我想了解一下，农作物所包含的元素，以什么元素的比重最大。”
　　毛泽东心里装着一件事，那就是怎样提高土壤的肥力，增加农作物的产量。这种调查研究和虚心的请教，终于使他在这一年里提出了“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管、工（工具）”。
　　毛泽东离开休息室，来到大楼前的试验田里，观看工人和技术员们演示双轮双铧犁的操作过程。他走到工人张有根面前，问：
　　“你会耕地吗？”
　　“我会耕地。”
　　“好哇，你就耕吧。”
　　毛泽东看着张有根牵了一下牛绳，两头牛就顺从地拉着双轮双铧犁笔直地前行。这种新式工具确实比旧式木犁更省力而且耕得也很深。毛泽东非常满意，他赶上前去，从张有根手中接过犁扶手和牛绳，亲自操作了一会儿。
　　毛泽东要离开杭州了，他握着担任警卫处处长伍一的手说：
　　“杭州的山好、水好、人更好，我每次到这里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走了，又想着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1月5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杭州，乘飞机到了长沙。晚上，他看了木偶剧和花鼓戏。
　　1月6日，毛泽东会见了程潜。此时程潜以湖南省省长兼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对毛泽东说：
　　“北京与湘相距深远，不便兼顾，我想辞去省长一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担任。”
　　毛泽东微笑着说：
　　“颂公怎么要提出辞职？是不是以为用了**而引咎辞职呀？这不要紧嘛，我不是也用了**吗？以后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湖南，夏初秋末在北京住，春冬两季在长沙住。”
　　他吸了一口烟，又严肃地说：
　　“现在大局安定，领导班子不能随意调换。颂公是中央的人，我们没有把你当巡抚看待，您德高望重，还是您担任省长为宜。”
　　程潜听毛泽东如此说，便连连点头，说道：
　　“我听主席的安排，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这一天，毛泽东又从长沙飞到了广西南宁，下榻于明园。
　　1月6日，邓**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里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宫殿，坐落在中海和南海的交界处，在丰泽园的北面。相传清末慈禧太后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节。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在这里办公。
　　吴冷西列席了这次会议，彭真递给他一个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吴冷西接过一看，乃是毛泽东亲笔所写的通知，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上面写的是：
　　“吴冷西、总理、**、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吴冷西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前面！他心想：我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这次会议可能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人民日报》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是经过刘**和周**审阅定稿，因为毛泽东那时在杭州，所以就没有送他审阅，是不是社论内容有什么重大问题？可是，听邓**传达的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所谈的17个问题，都没有涉及到报纸和通讯社呀！想到此，他就问胡乔木和杨尚昆：
　　“南宁会议通知名单，主席为什么会这样排列？”
　　胡乔木和杨尚昆说：
　　“不了解开会通知的名单排列有什么特殊意义。”
　　吴冷西从胡乔木的神态上，明显地感觉到他似乎也在担心，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
　　1月7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要到邕江里去冬泳。
　　此时，运动员梁亚华和他的几个青年伙伴，正在南宁市水上游泳池进行冬季训练，只见教练员急匆匆地走来，把梁亚华叫上岸，带到一位负责人面前。那人告诉梁亚华说：
　　“有紧急任务，陪一位首长游泳，你马上做好准备！”
　　梁亚华不敢怠慢，立即将“205号”小汽艇准备妥当，带上伙伴，开往邕江岸边。他们远远看见有几个警卫员模样的年轻人，正在紧张地测试江水的温度。
　　20分钟后，几辆轿车来到了江边。毛泽东在省委领导人的陪同下，先后下了车。卫士张木奇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水温17度半，有点凉。”
　　毛泽东笑了笑，说：
　　“17度半还凉吗？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
　　毛泽东更衣后穿着睡衣，登上“205号”汽艇，驶向江心。他站立船头，一是浏览两岸景色，而是要适应一下气温。不一会儿，汽艇来到预定地点，早有梁亚华和几个运动员划着舢板来接。毛泽东和卫士们上了舢板，开始做下水的准备。卫士们穿着泳裤不停地搓着身子，尽管如此，浑身还是起满了鸡皮疙瘩。毛泽东则是先用毛巾沾着江水擦抹前胸和脊背，然后又把双脚浸到水中。岸上的人问：
　　“主席，冷不冷？”
　　“下决心就不冷。”
　　毛泽东说罢，就扶着舢板的边沿下了水。梁亚华几个人也随着跃入水中，护卫在毛泽东周围。毛泽东朝卫士们招呼说：
　　“不要怕嘛，越怕越哆嗦。下来一游就没事了。”
　　卫士们听他如此说，只得下了水，冻得他们一时透不过气来，尽管如此，他们个个还都要咬着牙坚持着，果然，过了不大一会儿，真的就比较适应了。毛泽东摆动双臂，做了几个轻松自如的动作，朝卫士们看了一眼，脸上泛着孩子般的得意，说道：
　　“不过如此！”
　　毛泽东时而蛙泳，时而侧泳，时而又踩水，游至酣畅处，还拿出了他的独门绝技：面向蓝天，手脚不动，仰卧在水面上长达几分钟。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们的脸色有些发青，有几个实在耐不住了，缩着身子就往岸上跑，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衣服。毛泽东的随身医生对着毛泽东喊道：
　　“主席，上来吧。”
　　“再游10分钟。”
　　毛泽东坚持说。10分钟过去了，他已经游了1000多米，到了沙石公社新码头附近，经大家再三劝说，这才上了船，披着衣服，神态自若地坐在船头晒太阳。张木奇活动着身子问毛泽东：
　　“冷不冷？”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说：
　　“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20度也冷。”
　　毛泽东抽了一会儿烟，转脸问李银桥：
　　“带酒了没有？”
　　李银桥摇了摇头，说没带。毛泽东平常不大喝酒，就是喝也只是来点葡萄酒。这次出来游泳，李银桥自然想不到要准备点酒。他知道毛泽东也感到冷，于是就拧一条热毛巾替他擦身子，张木奇也马上拧了一条热毛巾来给毛泽东擦身子。毛泽东朝他们笑了笑，没有吭声。
　　1月10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再次游邕江。
　　他这次是从凌铁渡口登上“喷水2号”小汽艇，由南宁航运分局船员周桂南驾着“205号”汽艇护卫。毛泽东下水后，有10多名随行人员陪游。他们游过了水深流急的母猪湾，到津头渡口上了岸。
　　毛泽东一行人驱车来到广西军区303医院。在医院后门西面的2棵大树下，毛泽东接见了一些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们。他看到战士们自觉地排起了整齐的长队，非常高兴地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候。
　　毛泽东对他在邕江两次冬泳颇为得意。后来，他在和老朋友周谷城谈话时这样说：
　　“我在南宁时，打算游水。南宁的同志这也怕，那也怕，就是不愿意让我游。其实，凡水皆可游，南宁的水是水，南宁的水也可游。这不是很合乎三段论法吗？当然，在大前提下应该加上下面几个条件：水只有一脚背深的游不得，近沸腾了的游不得，结成冰块了的游不得。”
　　欲知毛泽东在即将召开的南宁会议上发出了何等的宏论，且待下一章详细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72
第272章
　　“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话说1958年1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部分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性质的“南宁会议”。毛泽东通知的27人中，陈云、邓**、潘复生3人因故没有到会。周**则是在中途到会的。
　　毛泽东的住处离广西自治区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这栋建筑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他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
　　南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问题，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出现高潮的形势下，如何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问题。
　　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有周**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记录稿，有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报告的有关反冒进部分，有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摘要，作为有错误的材料供与会者批判。
　　毛泽东在社论摘要材料上加了这样的批语：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吴冷西见毛泽东如此批评《人民日报》社论，他马上找到胡乔木，问毛泽东批评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胡乔木说他也不清楚。两人商量后，当晚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1956年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还要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稿过程的简单说明。第二天，吴冷西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他和胡乔木一起查看了社论的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中宣部在讨论时，陆定一认为不能用。他请示了刘**，刘**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组织中宣部起草。后来，中宣部的初稿由王宗一起草，中宣部讨论修改后，由陆定一送刘**和周**审阅。刘**和周**分别作了一些修改，还提出了一些意见。陆定一又做了一些修改，再送刘**。刘**在个别地方修改后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未改一字，只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圈了他的名字，批上了3个字：“不看了。”
　　1月11日晚，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批评说：
　　“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毛泽东又说：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3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20年只搞了4万吨钢，理应失败。”
　　1月12日清晨，毛泽东在翻看新到的全国各地报纸后，挑了几份送给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书记韦国清，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
　　　　　　　　　　　　　　　　　　　　　　　1958年1月12日上午7时
　　1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会议上一开头就说：
　　“8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
　　他所说的工作方法是指多快好省。接着，他继续批评反冒进，说道：
　　“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发了一通牢骚。1955年12月，我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
　　“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10个指头只有1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
　　毛泽东又说：
　　“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6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这一点被**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只有50米远了，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
　　他还说：
　　“一个时期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
　　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分散主义，他说：
　　“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10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1月12日晚，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
　　“今晚我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1月13日，周**乘飞机到达南宁。
　　是日晚，毛泽东同刘**、周**谈话，直到深夜。
　　1月14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第3次讲话，主要内容是工作方法问题，共有24条。他说：
　　“我们的工作计划，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要注意9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1月15日，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开始在会议上汇报1958年的工作安排。这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插话说：
　　“什么时候都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人民日报》今年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这天晚上，毛泽东找胡乔木和吴冷西到他的住处谈话。他一开始就问：
　　“今年的元旦社论是谁写的？”
　　胡乔木说：
　　“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
　　吴冷西说：
　　“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同志和周总理定稿。”
　　胡乔木说：
　　“当时主席不在北京，**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
　　毛泽东说：
　　“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毛泽东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说：
　　“《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
　　他对着胡乔木说：
　　“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3天睡不着觉。去年4、5、6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个人给你做助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
　　毛泽东又转对吴冷西说：
　　“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吴冷西说：
　　“现在《人民日报》采取各编辑部包干写评论的办法。”
　　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的评论要大家来写，各编辑部在他们分工的范围内包干的办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个统帅，你这个总编辑就是统帅。你的任务是组织大家写，自己也写。有一些重要的评论你要亲自主持写，像我们前年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编辑部文章那样，是我亲自主持写的。”
　　毛泽东说到这里，提起他在12日写给刘建勋、韦国清的那一封谈要办好省报问题的信。他说：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鉴于《人民日报》的经验教训，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
　　你们采取包干的办法写社论，可以避免一个人独揽一切，既有分散，又有独揽，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一种工作方法。总编辑同各编辑部主任的关系应该这样，有统有分。各编辑部和各版可以展开竞赛，半年或1年评比一次，看谁搞得好。
　　写评论要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要像今年元旦社论这样，不要像去年2、3、4月那样，对我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毫无反应，闻风不动。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形式要多样化，有编者按语，有短评、时评，有专论、社论，有评论员文章，有观察家文章，编辑部文章，等等。评论是说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
　　毛泽东说罢，问吴冷西：
　　“最近有没有到地方上走走？”
　　吴冷西说：
　　“我到《人民日报》后一直忙于内部工作，还没有到地方上调查研究。”
　　毛泽东严肃地说：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头头，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搞好同省委的关系。你2月份就下去，到两广和福建跑一跑，既当记者，又做地方工作，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气重，只能做加工厂，没有原料，原料来自下面。你的位置应该活动一下，经常到各地跑跑。2月份下去1个月或2个月都可以，八大二次会议时再回来。《人民日报》是中央一个部门，有任务经常联系地方，还有任务经常转载地方报纸上的好东西。这对地方报纸是鼓励，也使地方上的同志非看《人民日报》不可，而且还可以把一个地方上的好东西向全国推荐。你们前些日子介绍上海梅林食品厂和浙江桐庐县的经验就很好。上海、广东和浙江省委的3个报告，要《人民日报》考虑转载。这3个报告也不是都写得很好，报纸可以摘要发表。”
　　吴冷西报告说：
　　“《人民日报》准备有计划地在第5版发表一些思想评论。”
　　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不能简单地报道各项具体工作、具体业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影响全国。我赞成你们写思想评论，而且要当作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认真做好。比方说，红与专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你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展开议论，要号召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党政军民学都来注意红与专的问题。”
　　毛泽东又询问了《人民日报》内部的情况，吴冷西汇报了报社内干部的基本状况。毛泽东对他说：
　　“要学会用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用他的长处，帮助他克服短处。你不要搞一言堂，要让不同的意见能充分发表。古人就提倡‘兼听’，共产党人应该更能‘兼听’。‘兼听则明’，听到各方面的反映，就能够从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胡乔木插话说：
　　“我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主席批评我浅、软、少，是对的。”
　　胡乔木趁机汇报了1956年6月《人民日报》那篇社论起草的整个过程，并说他那时正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泽东说：
　　“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经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几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这次谈话已经进行了近2个小时，毛泽东毫无倦意，他说他还要准备明天的讲话，胡乔木和吴冷西就起身告辞了。
　　1月16日，会议听取柯庆施的汇报。毛泽东在插话中先从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讲起。他说：
　　“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
　　原来，柯庆施的报告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此文曾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后来，他又要求将此文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毛泽东接着说：
　　“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产阶级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
　　他转向周**问道：
　　“**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说：
　　“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说：
　　“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他又转向大家说：
　　“周**的报告（指周**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笔者注），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文件不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兴趣，不讲哲学，文法也不对，光说些事务上的事情。领导干部也要研究文法，什么叫介词、连接词；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都是连接词。研究词章之学，这是文法。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不行。”
　　“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省委，任何一个军委，特别是报纸，一定要学理论，做理论工作。各个部门、党委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要经常挤出时间来学习理论，学习各方面的知识。
　　这次我特意指定吴冷西来参加会议，因为他是党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他应该了解全面的情况。报纸是新闻纸，对许多事情的反应要快，但勉强求快就会出错。现在《人民日报》反应中央的意见比较快，比较好，但还要进步。有些重大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就应多加斟酌，不可草率从事。不仅报纸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党委给中央的文件，应该像中央前年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样认真讨论，认真修改。如果不这样认真，那么你这个部长，你这个省委书记，早晚有一天要垮台。
　　现在大家都说很忙，为党为国，夜以继日。但是，只搞些数字，不搞理论，不搞辞章学，不搞考据学，不搞逻辑学，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大堆数字、材料，没有把心思放在理论方面，这种情况很不好。《人民日报》总编辑更要重视理论，不要被日常流水一般的新闻报道淹没了。”
　　“要破暮气，讲朝气。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22岁死，颜回活了32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
　　毛泽东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
　　后来，他批示将《离骚》印发给与会者们。
　　正是：一生知音惟恐少，高山流水谁与闻。耳提面命人不倦，和者盖寡是阳春。
　　再说1月17日将近午时，毛泽东的情绪仍然处于亢奋之中。他于两年前横渡长江后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宏伟蓝图，也就是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设想还能够实现吗？据薄一波反映说，关于此项水利工程，还有一些人表示反对；而且在水电、水利两个部门之间，也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争论的双方即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水利专家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的李锐找来，让他们当面鼓对面锣，各抒己见，说个清楚。已经是中午了，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的专机，也该回来了吧。
　　1月17日下午，会议听取李先念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的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他说：
　　“《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

福和中学老师

他接着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
　　“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
　　他念完了这段话，说道：
　　“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
　　说罢，继续念社论中的另一段话：
　　“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的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
　　他读完了这一段，又边评边读边议论：
　　“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了‘但是’后面。
　　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的一些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我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1个指头的东西当作10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这个故事的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至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束如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3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3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yan）唇厉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张嘴就牙齿外漏，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5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宋玉终于打赢了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毛泽东在散会后，指示把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印发给与会者们。
　　据薄一波回忆说：“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再说这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在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周**、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还有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及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
　　林一山、李锐像应试的考生一样，都坐在毛泽东面前长条桌的对面。毛泽东要林一山、李锐二人先发表意见，他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
　　“要2个小时。”
　　他又问李锐：
　　“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个小时。之后，林一山、李锐两人之间免不了要推让一番，于是，林一山就先发言了。
　　搞三峡工程是林一山朝思暮想的宏大志愿，他在来南宁之前，就在文件箱里满满地装上了有关三峡的勘察资料。林一山又是一个博学的人，他侃侃而谈，先从汉朝的贾让治水说起，历数长江的洪水灾害，又讲到长江流域也有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工业的主要资源，以及为了15年赶上英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列；讲到国内航运事业的落后以及以三峡枢纽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又讲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及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在发言中则是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两者不同的洪水、泥沙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他说三峡工程只能控制长江流域50%的面积，而对湖南4水及赣江、汉江则无能为力，对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涝灾，更是望洋兴叹。他又说，堤防是中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既不可贬低它的作用，也不可放松它的作用。防洪标准只能随着国力的增长逐渐提高，长江防洪最重要的措施，在于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想以一个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他还说，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是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国家应利用水力资源极其优越的条件，尽力开发水力，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该是“水主火辅”的道路。
　　李锐把随身带来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摊在桌子上让大家看。他说，国家财力的许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左右三峡工程修建时间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电力而不是防洪，像三峡这样大的工程，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很复杂的问题，不容有任何忽视。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争论双方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因为李锐的最后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他，于是，他就点点头说：
　　“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到破坏。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民生命安全问题。今天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3天交卷。第3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1月18日凌晨1点多，空军雷达部队突然发现国民党的一架飞机正由海上向南宁方向飞来，随毛泽东一同到南宁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非常紧张。他心想，难道是国民党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知道了南宁会议的安排？事态紧急，不敢怠慢，他立即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立即起飞，无论如何也要拦住敌机，把他干掉。他又要求南宁市全部断电熄灯，全城立即进入空防状态。
　　此时，毛泽东正在看书，电灯却突然灭了。李银桥和其他卫士也在此时冲进毛泽东的卧室，简单说明情况，请他速进防空洞。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我不去，要去你们去。”
　　李银桥说：
　　“我们要对主席的安全负责。”
　　毛泽东说：
　　“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呢？我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
　　李银桥坚持劝毛泽东去防空洞，他说：
　　“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去防空洞吧。”
　　毛泽东显然有些不耐烦了，脱口说道：
　　“我不去！把蜡烛点着！国民党把炸弹扔到我门口它就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他是那样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1月19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王实味、丁玲写的《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的报告材料上写了一个按语，他写道：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原来，丁玲在1955年被作家协会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在1957年又被定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打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送往北大荒农场劳动。
　　后来，丁玲在毛泽东逝世后曾经回忆起这些往事，她非常冷静地写道：
　　“我的案子，当然是文艺界的一些人捏造出来的，汇报上去的。但是，不经上边，也就是毛主席的‘御笔’，他们打不倒我。”
　　“毛泽东统帅革命大军，创业维艰，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这群人的弱点、缺点，从个人角度，可能他并不喜欢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需要有才华的人。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和这些人交朋友，帮助这些人靠近无产阶级，把原有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自觉地转变过来。”
　　再说1月19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谈了一次话。尔后召开全体会议，周**和刘**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周**说：
　　“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
　　刘**说：
　　“《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这次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结束。
　　1月20日，会议听取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3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的工作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要采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见相结合的开会方法。北京是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要使这两种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
　　1月20日晚上，毛泽东主持的关于三峡工程的会议继续进行，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此时，林一山、李锐的文章，早已印发给各位与会者。林一山的文章洋洋洒洒2万多字，题目是：《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内容是：1、长江概况。2、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迫切性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3、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4、有关兴建三峡枢纽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而李锐的文章则只有3000字，题目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李锐在文章中除了论述电力工业赶上英国的4个问题外，着重对三峡工程提出了6点看法：1、控制三峡工程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投资问题。3、105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4、三峡与国防的关系。5、三峡的技术问题。6、关于“围堰发电”问题。
　　这次会议的结果，正像李锐在1992年发表的《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1958年南宁会议》一文中洋洋得意地描写的那样：“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分，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最后做了总结，他说：
　　“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够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问题，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
　　毛泽东指着李锐说：
　　“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他又转向李锐说：
　　“你当我的秘书，我需要你这样的秀才。”
　　李锐忙说：
　　“我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
　　毛泽东说：
　　“你是兼职嘛。”
　　散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
　　“你中了状元了！”
　　1月2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60条。
　　他的讲话提纲中借用了《离骚》的词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一篇很好的哲学短文。
　　1月22日，是南宁会议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毛泽东还要去南宁人民公园接见4万名各族群众。说来也是天不凑巧，接见活动安排在下午4点开始，可是还不到2点钟，天上就下起雨来。南方雨水勤雨量多，一下起来就淅淅沥沥没完没了。毛泽东望望屋外，让卫士把刘建勋、韦国清叫来，对他们说：
　　“这雨老是不停，别让群众淋坏了，我们还是早点去吧。”
　　安排4万多人的聚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园里早就披上了盛装，接受检阅的4万名群众，也早已按照指定位置排好了队伍，此时尽管风吹雨淋，他们依然是翘首以待，期盼着毛泽东的出现。
　　下午2点多，毛泽东冒雨提前来到公园，4万名群众顿时沸腾了，他们欢呼着，跳跃着，一遍又一遍的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穿着风衣，脸上滴着水珠，接过青年们敬献的鲜花，迎着人群走去，不住地向群众挥手致意。
　　接见很快就结束了，毛泽东对刘建勋、韦国清说：
　　“天还在下雨，别让群众淋着了，快叫他们先回去吧！”
　　欲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后还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关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就三峡工程所做的结论，李锐后来曾经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泽东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应该说，李锐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全部历史，也不可能知道毛泽东一贯是喜欢兼听的。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从进入湖南一师的时候开始，后来一直到暮年到逝世前，他都喜欢同别人讨论问题，甚至是争论问题，谁说的对就照谁的办。李锐可能还不清楚，他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能够“取胜”，仅仅是在于他那个“国防问题”的一点提示，使毛泽东开始顾虑原子弹的破坏问题了。毛泽东在第一次论证会上就说：“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民生命安全问题。”那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对原子弹的防御能力，否则的话，论证会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73
第273章
　　“今年9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
话说1958年1月23日，毛泽东乘飞机飞往广州。
　　1月24日，毛泽东给金日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金日成首相同志：
　　1957年12月16日和25日两次来信都已经收到了。来信中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所提出的两个方案，我们已经仔细地研究过。我们觉得，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动提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然后由中国政府响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是比较适宜的。因此，我们认为采用12月16日来信中所提出的方案较好。对于这个方案，我们提出一些具体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已经同苏联政府商量过，他们表示完全同意。现将这些意见函告如下，请你和朝鲜劳动党中央考虑是否妥当。
　　一、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军撤出朝鲜，的确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这样可以便于苏联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内提出主张，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但是，这个方式也有缺点，那就是把整个联合国作为同我们敌对的一方，而实际上派出侵略军队组成联合国军的，只是少数联合国的成员国。因此，我们建议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中根据朝中方面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的基本主张，提出以下的建议：
　　1、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撤出朝鲜。
　　2、由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以建立和发展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筹备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3、在外国军队完全撤出南北朝鲜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之下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二、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公开声明以后，中国政府接着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主张，并且正式表示准备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分批定期撤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同时要求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政府采取同样的步骤。
　　三、苏联政府接着也发表声明，支持朝中政府的声明，强调联合国军方面各国政府应该像中国政府那样响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并且建议召开有关国家的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四、今年2月中，周**同志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朝鲜期间，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在联合公报中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商得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撤出朝鲜。在联合公报中，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声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联合国军之前撤出朝鲜，是为了和缓紧张局势，便于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协商朝鲜的和平统一。因此，联合国军应该采取同样的行动。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决不是对朝中人民休戚相关的利益置之不理。如果李承晚和美国重新进行挑衅，越过停战线，那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将毫不犹豫地再一次同朝鲜人民军并肩击退侵略。
　　五、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时间表，我们初步拟定如下：
　　1、1958年3月至4月，在朝中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以后，撤回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均放在第2道防线，由朝鲜人民军全部接防第一线。
　　2、1958年7月至9月，撤回第二个三分之一。
　　3、1958年年底以前撤回最后的三分之一。
　　六、在朝中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发表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两瑞方面很可能再次提出撤销监察委员会的要求，届时，我们可以根据联合国军尚未撤走的理由，请他们留一最小限度的人数在板门店执行监察任务，但是也要准备他们会不顾而去。
　　以上各点意见，请你们研究后答复。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月26日，毛泽东离开广州返回北京。
　　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4次会议，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做准备。他首先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15年赶上英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类。四十条农业纲要重新发布，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
　　“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因为觉醒了，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掉；因为觉醒了，才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因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现在还要革掉一个东西：我们是又穷又白。白纸好写字，穷就要革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劲。现在的生产节约，各种社会风气的改革，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时有700万吨钢，我们只有500多万吨，粮食水平很低，不识字的人很多。因此，现在这个觉醒，群众这个热潮，我们要好好注意。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有群众这么大的热潮，15年赶上英国是完全可能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
　　毛泽东特别赞扬了元旦社论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一口号。他还重提了在1957年整风座谈会上时任教育部长张奚若所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4句话，他说：
　　“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不行。《易经》上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曾子也说：‘夏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这都是圣人之言。我们要的是革命的、合乎实际的平均先进定额（指标）。过去的东西不轻视不能活下去。历史是要的，但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人类历史是50万年。拿现在来比，倒数上去，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才叫进化，才叫进步。所以，轻视过去，在这一点意义上讲完全必要。还有一个迷信将来。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也总是寄托在将来。所以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4句话，恰好是正确的。”
　　他还说：
　　“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15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
　　毛泽东又谈到了反对官气的问题，他说：
　　“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与长江的源头。‘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1月31日，毛泽东为他所主持完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写了一段前言，他写道：
　　“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来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1958年1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的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
　　“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要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他写道：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7月1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5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10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15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
　　“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7月1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
　　他在草案的最后一条中，还提出了不做国家主席的问题。他写道：
　　“今年9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向全党传达，更没有放到群众中去辩论。
　　1月31日这一天，81岁高龄的黄炎培将自己所作的《平地深埋》一文分别送给了毛泽东和农业部长廖鲁言。毛泽东立即复信称赞他的这一倡议，并建议把这一倡议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提案。于是，黄炎培就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著名的《提倡平地深埋，避免可耕地的浪费》的提案。
　　1958年2月1日，一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先念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还听取了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正因为我国又穷又白，我国人民特别迫切要求革命，要求改变我国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要求建设繁荣、富强、幸福的生活，而具有这样强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六亿人民，勇敢勤劳，正是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在这股伟大的力量面前，高山也要让路，河水也要低头。”
　　2月3日中午，毛泽东给他的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信。
　　此前，李讷得了急性阑尾炎，疼痛难忍，需要尽快住院治疗。以往李敏、李讷看病都是由江青负责安排的。这一次，江青恰巧不在北京，她到广州去了，这就需要毛泽东亲自联系处理。他为了避免医院对李讷特殊照顾，就告诉工作人员说，不许李讷在医院报真名，更不许提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就对医院讲是他身边工作人员沈同的女儿沈娟。就这样，李讷以沈娟的名字住进了北京医院，由院长计苏华和外科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一起为她做手术。
　　李讷小时候因病打针，医生不小心把针头弄断在她的肉里头，当时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出。这次需要动手术，医生们经过商量，决定两个手术一块儿做。
　　李讷的阑尾手术做得非常顺利，可是，在医生为她寻取断针头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医生开刀后，发现那根断针头已经移动了位置，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只好又把她抬进X光透视室。最后，好不容易才把那根已经生了锈的针头取了出来。
　　李讷的手术是在无菌室外进行的，因此，又引起了感染，她发烧了。毛泽东知道后，十分挂念。这一天，他忙得通宵未睡，到中午了，吃了几片安眠药，还是不能入睡，就给李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李讷：
　　念你。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定，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变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了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9小时，你跑出房门在走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完全正常。妈妈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
　　李讷，再熬几天，就可以完全痊愈，怕什么？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你知道吗？你大概10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息十几天，又陪伴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
　　　　　　　　　　　　　　　　　　　　　　　　　　爸爸
　　　　　　　　　　　　　　　　　　　　　　　　2月3日上午12时
　　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有话叫小员来告我。
　　2月5日上午10时，毛泽东利用人大会议的间隙，乘专列到了济南。他在住地召集山东省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莱阳和聊城的地委书记、泰安县委书记、历城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社长、寿张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的驻社干部座谈农业问题。
　　2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同省委、莱阳地委和济南市委的负责人谈话。
　　是日下午，毛泽东返回北京。
　　2月10日上午，毛泽东给刘**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和刘**等人的谈话中，刘**说：他在南方巡视中，遇到了职工夫妇分居两地的问题，于是，他就在一次讲话中引用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说明唐朝像贺知章这样当大官的人，进京做官都不带家属，因此断定古代官吏禁带家属。自古以来就是那样，我们把家属接进城里不容易马上办到。
　　毛泽东听了刘**的说法，总觉得不甚妥当，但一时又没有论据可以说服对方。他一回到家里，就查找了资料，而后写信帮助刘**纠正这一说法。他在信中写道：
　　**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86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4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摒弃眷属。但一个90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家眷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家眷的充分证明。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24），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属臆测，毫无确据。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1958年2月10日上午10时
　　正是：改造中国为子任，事关主义细考论。
　　　　　民生从来无小事，谁个先辈不是民？
　　1958年2月10日，黄敬因精神病复发，病逝于广州，年仅46岁。
　　2月11日，一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闭幕。
　　这一天，毛泽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任命陈毅以副总理兼任外交部长。
　　此前，陈毅对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
　　毛泽东鼓励他说：
　　“你临事而惧正是优点。”
　　再说2月11日晚，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回信中写道：
　　子珍同志：
　　几次来信，均已收到。听说贵体有些毛病，望好好养息。两位老太太高寿健康，甚为高兴，敬致问候之意。
　　并问尊夫人好！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两位老太太，是指杨老太太和她的姐姐。
　　2月12日下午5时，辽宁省省委的黄欧东、沈阳市委的焦若愚等领导人，冒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在沈阳机场等候毛泽东的到来。
　　专机出现在机场上空，滑向跑道。黄欧东一行人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身穿大衣，精神饱满地走下飞机，与黄欧东等人一一握手。他吩咐说：
　　“先到黎明机械厂去看看。”
　　按照预先的安排，毛泽东一行是先到宾馆去休息。黄欧东说：
　　“主席旅途疲劳，还是休息吧，再说工厂事先又没做安排。”
　　毛泽东说：
　　“先去工厂，没安排也可以看嘛！”
　　焦若愚也过来劝道：
　　“天黑了，都下班了。”
　　毛泽东不高兴了，反问道：
　　“工人不是三班倒吗？”
　　黄欧东、焦若愚眼见毛泽东执意要去，只好陪同他直接从机场乘车到了东塔黎明机械厂。
　　黎明机械厂是解放后才兴建起来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厂，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先进的大型工厂了。这个厂在兴建前，工厂的筹建者们曾经将沙盘模型送到了中南海，让毛泽东亲自过目并给予指导。
　　毛泽东对陪同在侧的黎明机械厂总工程师程华明说：
　　“总工程师管很多的事情哟，像总理一样，什么都得管。”
　　毛泽东在总装车间的光荣榜前，看了一会儿。程华明说：
　　“这光荣榜上的下放人员，有些是到农村定期锻炼，有些则轮流到一线当工人。”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
　　“要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件大事，坚持下去才好。”
　　车间里贴着不少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指着大字报问：
　　“你们这里也有浪费现象吗？”
　　程华明说：
　　“有时也出废品的。”
　　“有停工现象吗？”
　　“有的时候由于原材料、零件供不上，出现局部的停工。厂里还有一部分剩余生产能力。”
　　“我看你们最大的浪费就是开工不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我们打算生产一些供农村做动力用的机械。”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样很好，生产农业机械是个方向，像你们这样的大厂，不支援农业是没有道理的。”
　　这一天晚上，毛泽东在宾馆里和黄欧东、焦若愚及鞍山市委书记等人谈了话，尔后，他一直工作到午夜1点多还没有休息。负责安全工作的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张铁军，看看手表，轻轻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催他休息。毛泽东说：
　　“我有些事情还没办完，你们辛苦了，先休息吧。”
　　2月13日清晨4点多，毛泽东还在看书，张铁军再一次催他休息，他却说：
　　“天快亮了，安排今天的活动吧。”
　　毛泽东这一天的日程是视察松陵机械厂和抚顺，然后去长春。
　　天气放晴了。毛泽东简单用过早点，于7点半到达松陵机械厂。厂长牛荫冠资历比较老，毛泽东在抗战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于是握着他的手，端详片刻，说：
　　“噢，你就是牛荫冠，是山西人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牛荫冠说：
　　“47岁。”
　　毛泽东笑着说：
　　“还是青年团员嘛。”
　　毛泽东在总装车间看到黑板报上的时事专栏，就伸出一个指头，点点说：
　　“应该注意时事。”
　　他又指着板报上一个“关于7003号废品卡片”的标题问：
　　“这写的是什么？”
　　车间干部说：
　　“是批评官僚主义的。”
　　毛泽东说：
　　“官僚主义应该批判。群众没贴你们的大字报？要充分相信工人群众，依靠工人群众，才能管好企业。”
　　他又问车间主任：
　　“你出国学习过没有？”
　　车间主任说：
　　“没有，是在厂里学习的。”
　　“那么，有没有工程师帮助你呢？”
　　“有一个助理工程师，是车间副主任。”
　　牛荫冠说：
　　“我们的办法是让一个工人固定一门技术，这样学得快，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占用的人多。”
　　毛泽东问：
　　“那你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叫工人再学会第二套本领。”
　　“对，每个工人学会两套本领就可以少用人嘛。”
　　随行人员提醒毛泽东，时间已经不早了。于是，毛泽东就离开了松陵机械厂。他听说沈阳小型开关厂是在设备非常简陋的条件下，由几百个工人硬是靠牛头刨、皮带床、老虎钳子等工具，造出了供机床控制用的电器开关，就说：
　　“我要去看看。”
　　于是，他的视察活动，在计划外又到这个小工厂视察了一番。
　　车队离开开关厂，朝抚顺方向奔去，到了高坎乡旧站村，毛泽东叫停车。他下了车，直奔村里，和生产队长赵文泉聊了起来。当他听说社员们在去年入冬后，破土动工打了高坎乡第一眼机电井时，立时来了兴趣，就拉着赵文泉的手说：
　　“走，你领我们看看机井去。”
　　一行人踏着积雪，来到了工地。毛泽东探身望着挖了9米多深的井筒，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打机井？”
　　赵文泉说：
　　“因为机井坚固，用水泥灌的。井打得深，水量大。”
　　“能浇多少亩地呀？”
　　“能浇300多亩呢。”
　　“电力从哪里来？”
　　赵文泉指指远处高压线的大铁架子说：
　　“就从那里引来，电柱子都开埋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就叫集体化！机械化！”
　　他又转对省委领导说：
　　“辽宁的工业比重大，还要再把农业搞上去。”
　　毛泽东离开旧站村，又风尘仆仆地去了抚顺。
　　9点刚过，毛泽东一行来到了抚顺煤矿的西露天矿。抚顺市委书记处的负责人和煤矿负责人迎上前来，毛泽东一边和他们亲切握手，一边询问他们的名字，还向煤矿党委书记葛玄吾、矿长王齐芳了解生产情况。
　　毛泽东上了观望台，俯视露天矿全景，瞭望抚顺市全景。他详细地询问露天矿的生产过程及资源情况，对举世闻名的180米厚的煤层，以及丰富的人造石油资源——油母页岩，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毛泽东走下观望台，来到招待所。他在谈话中说：
　　“对于煤的综合利用问题，要好好地研究，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11点10分，毛泽东乘车来到电解铝厂，参观了第二车间，观看了工人们的操作和生产出来的产品。
　　中午，毛泽东接见了抚顺市委负责人。
　　下午，毛泽东返回沈阳，从沈阳乘飞机去长春。
　　这一天，长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下午1点30分，毛泽东乘坐的伊尔—14型4204号专机来到了长春，他走下飞机，没有休息，便驱车直奔汽车厂。
　　此前，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研究长春汽车厂的建设工作，决心结束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他批示了力争1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文件，亲笔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11个大字。
　　3点多钟，毛泽东来到汽车厂。他戴了一顶单帽，穿着灰色的呢大衣，脚上是黄皮鞋，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向工人们频频招手。工人们簇拥着领袖，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毛泽东在省委书记、厂党委书记、厂长的陪同下，首先视察铸造车间。他在走廊里看到墙壁上贴满了墙报，有反浪费、反保守的内容，有对领导干部善意的批评，有对整改的合理化建议，有对新人新事的赞扬，还有诗歌、漫画、数字图表，便从头到尾看了几分钟，兴奋地说：
　　“又有理论又有实物，这好！”
　　青年工人万国忠见毛泽东来了，激动得不知说啥好，只是一步一步地跟着往前走，就想多看领袖几眼。在毛泽东停下脚步的一瞬间，摄影师按下了快门。万国忠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能够和毛泽东在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毛泽东视察了底盘车间齿轮工部，他在一台机床旁边停下来，微笑着观看操作工人李文学的操作，又用手摸摸李文学加工的齿轮，他鼓励工人们说：
　　“好好干！”
　　毛泽东又来到总装配车间，年轻的装配工人们纷纷向他问好：
　　“毛主席，你好！”“毛主席，你好！”
　　毛泽东也向大家挥手致意，亲切地说：
　　“同志们好！”
　　他转向厂领导问道：
　　“这里的工人都是多大年龄？”
　　厂领导说：
　　“大多数是青年工人，20岁左右。”
　　毛泽东说：
　　“青年人很多，要好好教育。”
　　他走到21岁的装配工萧荣刚身边，同萧荣刚握手。萧荣刚激动地说：
　　“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观看了一辆辆刚装配好的解放牌汽车，非常高兴。
　　是日晚，毛泽东在住处与吉林省委书记等人谈了话。
　　2月14日上午，毛泽东吃过早饭，在住所接见了吉林省和长春市党政负责人，和大家一一握手，询问每个人的名字，是哪个地方的人，做什么工作？他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是五湖四海呀，哪个省来的都有。做革命工作嘛，不一定都在家门口，可以多跑几个地方，可以多做些工作嘛。”
　　毛泽东这次来长春时，随身带了不少农业书，他还让吉林省委的人帮助借了一批关于土壤学的著作阅读。所以，在这次谈话中，他主要是谈农业问题，他说：
　　“你们要把农业搞上去。农业搞不上去，其它工作都会受到影响。用小农经济的办法不行，要搞大农业，要改善生产条件，要实行科学种田。”
　　毛泽东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土壤学方面的书籍，他还向大家推荐了中外土壤学的几个版本。他又说：
　　“我赞成一位土壤学家的观点：‘没有瘠薄的土地，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地薄不打粮，人可以改良土壤嘛。”
　　毛泽东给大家讲了土壤的团粒结构，接着说：
　　“要加强对农业的研究，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土壤就会变得板结，要注意研究土和水的关系。”
　　毛泽东询问吉林省有哪些肥源，他对大家提出的草炭很感兴趣，又询问草炭的形成和效用。他说：
　　“要多搞农家肥。”
　　毛泽东又讲到肥料被农作物吸收的道理，说这是细菌帮助的结果。他顺便又提出一个问题：1斤土壤里有多少细菌？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回答上来。他又问：
　　“东北地冻天寒，冬季搞不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个搞法？”
　　一位负责人介绍了吉林省常用的“拉刀切土”法：即头一天在挖开的暖土上划出深格，第二天表层虽然冻实了，但沿着格印，就很容易把冻土一大块一大块地撬起来，露出下面的暖土。他一听就打听：附近有搞的吗？他还打算前去看看。
　　此时的吉林省，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比较低，有人主张放弃一部分土地，集中力量提高单产，但这样总产量就会有所下降。省委负责人问毛泽东怎么办好。毛泽东说：
　　“还是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决定。你们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确定我们的农业发展方针。要苦战三年五载，一定把农业搞上去。”
　　上午11点40分，毛泽东来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办公大楼前，他和亚马厂长握手寒暄。他一边走一边问亚马：一年生产多少片子，全国各个制片厂一共拍多少片子？亚马说：全国共计划拍50多部。亚马建议说：
　　“请主席看看我们拍片的情况。”
　　毛泽东问：
　　“拍什么片子？”
　　“红孩子。”
　　“什么内容？”
　　亚马介绍了影片的内容。他说，这部故事片《红孩子》的内容是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中央苏区后，列宁小学的几个学生组织起来，夜晚机智地勒死了敌人的哨兵，获得了武器。
　　毛泽东来到第6摄影棚，亚马向毛泽东介绍了导演苏里、摄影师李光惠。他又指着小演员们问毛泽东：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色儿童团员，请毛主席看看，像不像当年瑞金根据地的红孩子？”
　　毛泽东笑了。他亲切地问小演员是哪里人，在哪个学校上学？孩子们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拉着他的手，有的使劲鼓掌。扮演细妹和冬伢子的两个最小的演员，紧紧地靠在毛泽东身边。这时，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开动了机器，毛泽东发现后，风趣地笑着说：
　　“不要把我当戏拍了进去呀！”
　　毛泽东在摄影棚内沿着布景里的小路转了一圈，指着一些人工制做的树叶和青草问：
　　“这些是什么东西？”
　　亚马说是拆下来的旧布景片。毛泽东问：
　　“能不能再用？”
　　“能用。有些要改做别的布景用。”
　　“在保证艺术质量的前提下，注意节约。我们要勤俭办一切事业。”
　　毛泽东来到影片《悬崖》的拍摄现场，和导演、演员们握手后，询问了影片的内容。
　　此时片场表演的场景是：一个青年渔民得了重病，医生正在为他看病，渔民的老妈妈无比忧愁。毛泽东一出现，演医生的演员竟然忘了看病，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毛泽东，片场里顿时一片欢腾。毛泽东笑着说：
　　“医生把儿子的病治好了，老太太高兴了哇！”
　　众人都哄笑起来。扮演渔民的演员，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笑着说：
　　“是毛主席来了，我的病好了。”
　　毛泽东也笑着说：
　　“噢，我还有这么大的本领！”
　　毛泽东又到第一录音室，看了秦腔戏曲片《火焰驹》的录音，他对秦腔演员们说：
　　“你们是从陕西来拍电影的，很好！”
　　此时，录音室外已经挤满了人，厂里的演员、职工听说毛泽东来了，都想看看他。毛泽东手拉着秦腔剧团一个带红领巾的小演员，从录音室出来，向大家招手致意，穿过狂欢的人群，走到汽车旁，又环顾四周，向人们挥手告别。
　　这天下午，毛泽东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欲知毛泽东在东北考察后又有何重大决策？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2月10日上午10时写给刘**的考证信，就其认真负责、坦诚友好而言，与本传第二卷中所记述的他在1921年1月28日晚写给老朋友彭璜的劝诫信，何其相似乃尔。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写给刘**的这封信中，从贺知章的年龄到贺知章儿子的年龄（旧时代人们婚育早，几乎是20年甚至不到20年就是一代人）到贺知章的官职及其与唐明皇的关系，从贺知章的性格特征及其所处的时代惯例，又从多种史料中的细心考证，并联系到当代齐白石老人的事例，推翻了“断定”“禁带家属”古已有之的“臆测”。他以近乎职业史家的治学方式，层层分析、推论，有理有据，读来真是令人叫绝。他所论证的虽然仅仅是一处诗句、一项古代官制的小事，但其批评态度之严谨，批评方法之科学，关心群众生活之立场，由此可见一斑。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74
第274章
　　“我们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只要路线正确，贯彻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建设速度是客观的，凡是能办到的要争取，办不到的不要勉强，要波浪式的前进。急与缓是对立的统一。”
话说1958年2月18日，即旧历年的大年初一。《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中的中心任务》的社论。社论中说：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贴出了25万张大字报；北京市31个企业20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出了20万张大字报，提出43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
　　2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中央委员，还有中央各部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计119人。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和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此前，毛泽东在2月17日给刘**的信中曾说：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话休絮烦。
　　且说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今天的会议就叫团拜会。”
　　接着，他说：
　　“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3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4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
　　“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1956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1956年夏季就来一巴掌。11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
　　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利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接下来，毛泽东着重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
　　“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
　　他还说：
　　“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的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中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毛泽东最后说：
　　“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大家对《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发表了意见，同意下发征求各省和各部门的意见。
　　陈云在发言中就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财贸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和“本本主义”的办法。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回顾了《农业四十条》的形成过程，他说：
　　“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提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2次杭州会议（指毛泽东1956年1月3日至9日在杭州召开的会议——笔者注。）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9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
　　据陶鲁笳回忆，毛泽东还说：
　　“写一个文件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农业40条》是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七议八议议出来的。其中只有1条‘除4害’是我的，其余都是别人的。”
　　毛泽东又谈到了《论十大关系》，他说：
　　“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1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下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
　　他还谈到了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起草过程，他说：
　　“那个东西在访苏前就开始写了，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工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毛泽东再一次肯定了周**1957年6月26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还说：
　　“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1956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2月20日，也就是在正月初三这一天，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58年2月，43岁的杨开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经人介绍，她与化工部橡胶工艺设计院工程师李辉由相识到相爱，已经结为伴侣，由大连调来北京，在第69中学任教务主任。她的病情也有所好转。
　　毛泽东看罢信十分高兴，提笔在回信中写道：
　　友妹：
　　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好像是在1956年，听了胡觉民同志说你又穷又病，曾付一信，并寄了一点钱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江青有一点病。谢谢你的问候。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并问李同志好！
　　　　　　　　　　　　　　　　　　　　　　　　　　毛泽东
　　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
　　“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3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1958年初，毛泽东一直惦记着西柏坡乡亲们种稻子直播的事，他给西柏坡村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村种稻技术落后，让农业部邀请他们派人去涿县参观学习，秋后把收成情况直接给他汇报。
　　西柏坡村党支部看了毛泽东的来信，后来派两个人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回到西柏坡后全村所种稻子都改成了插秧。
　　1958年3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于下午飞抵成都。这是他第一次到成都来，准备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个习惯，他在外出时总是喜欢随身携带几大箱子的书籍，而且他每到一地，还要借一些地方志之类的书籍来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还要兴之所至地下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不喜欢刻意安排的视察活动。这不仅是出于他那无拘无束的个性，更主要的是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情况。毛泽东这次到了成都，立即借来了《四川省志》、《蜀本记》、《华阳国志》等书籍。
　　3月5日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去郊区农村察看了庄稼的长势。他听说成都量具刀具厂就在附近，提出要去看看，还交代说：
　　“不要告诉工厂党委了，他们很忙，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只看一个车间就走。”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量具刃具厂备料车间主任王站明，正趴在那儿写材料，一个工人跑来说：毛主席已经到了车间门口。王站明不相信，他说：毛主席怎么可能到我们这儿来？工人说：这是千真万确！王站明这才慌了，急忙跑出门去，只见几辆小汽车果然停在车间门口，毛泽东穿一身银灰色制服站在那里。王站明迎上前去，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含笑问道：
　　“你是车间主任吗？”
　　王站明说是。毛泽东说：
　　“我看看你们的车间，可以吗？”
　　王站明被毛泽东谦虚和气的话感动了，他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点头微笑。毛泽东进了车间，指着正在操作的锻工，比划着问：
　　“你会干这个吗？”
　　王站明说：我是车工。毛泽东看着锻工谢钦荣操作着150公斤重的空气锤，一起一落，火红的锻件迸发出火化，四处飞溅。王站明介绍说：这台机床是沈阳制造的，边上那一台大的是太原的产品，都是国产，效率很高。毛泽东听着很高兴，不住地点头。
　　毛泽东来到调直台前，问：
　　“这是什么？怎么用？”
　　王站明一边介绍，一边上台示范操作，旋转上边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弯曲的铁棒压直。
　　工人们渐渐地围拢上来，毛泽东握着一位青年工人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这位工人激动地说：
　　“我叫吴朝武，今年19岁了。”
　　毛泽东看完了备料车间，走到铣刀车间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此时，厂党委书记和厂长闻讯也赶来了，毛泽东向他们解释说，怕影响他们工作才没有通知他们。毛泽东看着车间黑板报上的生产跃进保证书，回头问道：
　　“什么是文明生产？”
　　厂长回答说：
　　“文明生产就是要贯彻对机器的维护保养，做到安全、清洁、卫生和生产有秩序。”
　　毛泽东称赞道：
　　“很好。”
　　3月7日下午4时，杜甫草堂的工作人员突然跑来对负责人林延年说：
　　“快去接待吧，有客人来草堂参观，已经从草堂寺进来了。”
　　“是哪一位客人没从大门进而从草堂这边过来了？”
　　林延年一边猜想，一边走向浣花祠甬道，只见有一群人已经穿过了花径，为首一人，身材高大魁伟，踏过小桥，步上柴门的台阶，往工部祠而去。林延年仔细一看，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不由得为之一愣，赶紧往工部祠迎候。
　　毛泽东看了杜甫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看了题壁，浏览了祠内杜甫的泥塑、石刻像，然后来到诗史堂，他问林延年：
　　“这是什么地方？”
　　林延年说：
　　“这是诗史堂，是后人为纪念杜甫而修的。”
　　毛泽东站在诗史堂正中一尊古铜色的杜甫全身塑像前，一面端详着，一面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吸着。他又走进杜诗版本展览室，仔细地观看一部用雪白的宣纸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林延年告诉毛泽东说：
　　“这是最近上海收集到的版本，发行到成都来的。”
　　毛泽东问：
　　“有多少本？”
　　“发行到成都来的约有10多部。”
　　“太少了。”毛泽东看了诸多版本后，自言自语地说：“是政治诗。”
　　他又来到“大廨”前面，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个带有靠背的“飞来椅”，坐下来休息。他吐着烟，四下环顾，突然又站起身，走到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挂的一副对联，以轻微的声音念着上联：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他自言自语地说：
　　“是集杜句。”
　　接着又看下联，看完了，指着对联，微笑着说：
　　“好联！”
　　毛泽东想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忍不住诵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还笑着说：
　　“看来，高级知识分子的住宿困难问题，是古已有之的。”
　　毛泽东又观看了二门和刘备殿的楹联。他对陪同的负责人说：
　　“你们走在前头，你们年轻，应该多看些。武侯祠内楹联随处可见，以诸葛亮殿前清末赵藩所题最负盛名。”
　　他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诸葛亮殿前，非常认真地观看着他所说的这幅楹联，还反复地吟诵：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第二天，毛泽东派人到杜甫草堂借来了楹联书10余种。
　　后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还借阅了各种版本杜甫诗集共12部108本。他还为会议期间编印的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集拟题，并亲自校勘稿样。编入的诗词里，有杜甫诗14首。
　　3月9日，毛泽东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经济发展计划及发展地方工业、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等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大部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书记处的个别书记，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个别省委书记，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是刘**、周**、陈云、邓**、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后来又增加了王鹤寿、彭涛、滕代远。
　　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里，其他人员住在4层楼的宾馆里。
　　3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25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25个问题，可以说是从政治到经济，从理论原则到工作方法，都谈到了。但他讲话的重点，仍是放在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判上。毛泽东说：
　　“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采用‘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也就是采用1958年‘大跃进’这个方法好。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20年搞完，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哪种方法好？是1956年的‘马克思主义’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
　　他尖锐地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说：
　　“**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
　　由于毛泽东定的调子很高，成都会议一开始就比较紧张。
　　毛泽东鉴于通县1956年农业生产高指标的教训，在讲话中告诫与会者们说：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在一年内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么重。现在跃进，有无虚报和不切实际的毛病？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要提倡实报、喊实，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毛泽东针对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458、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计划，还有辽宁省要在1年内实现3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的计划，说道：
　　“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误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4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部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5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1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为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1年完成，你也说1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1年，有什么要紧。此事关系重大，我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1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55年，也不是56年，而是57年，不是也蛮好吗？”
　　“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提倡干部要讲真话，他说：
　　“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毛泽东还说：
　　“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的报纸如何改变面貌，办得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跃进的可能。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依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
　　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了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他说：
　　“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懂得，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关于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1、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2、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3、精神上受到压力。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地屈服于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但是，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的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4、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做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他又说：
　　“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5条是主要的。”“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1958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3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8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该。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他说：
　　“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的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从这一天开始，成都会议听取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在中间有许多插话。在乌兰夫发言时，毛泽东先后插话说：
　　“蒙汉两族要亲密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要互相相信，不管什么民族，要看真理在谁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人，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哪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同志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进来的。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把他们赶上山。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民族问题。究竟是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地方主义。”
　　3月15日前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到总路线时，他提醒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三分、五分还是七分、八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
　　3月16日下午6点10分，一辆小车沿着成都至灌县的公路开到郫县合兴乡，左转弯驶上乡村马路，在距离红光社办公处5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的有毛泽东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等人。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农村工作部长潘兆清、红光社社长周桂林和副社长刘贤松，快步向前迎接。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说道：
　　“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李井泉一众人等陪同毛泽东，走上一条小路，毛泽东说：
　“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
　　周桂林说：好。于是，毛泽东向着一户人家走去，他指着路边的一堆泥，问道：
　　“这是肥料吗？”
　　周桂林说：
　　“这是社员们最近从成都推回来的塘泥，是很好的肥料。”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又指着路边的菜园问：
　　“这是些什么菜？”
　　刘贤松回答说：
　　“这是社员的自留地，种的是莴笋、莲花白。”
　　毛泽东一行人来到温老太太家里，围坐在一张方桌四周的板凳上。毛泽东就坐在这位60多岁的老太太对面，他用四川话对老太太说：
　　“我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你家入社没有？”
　　老太太没有认出毛泽东，她还以为是外省来的干部，就回答说，入了。
　　“什么时候入的？”
　　“1954年。”
　　“你们一个人1年分多少粮食？”
　　“分几百斤。”
　　刘贤松说补充说：
　　“分450斤。”
　　毛泽东对温老太太说：
　　“他们说的不算，你们分多少？够吃吗？”
　　温老太太说：
　　“我们1年1人分四五百斤粮食，不浪费就够吃了。”
　　“你认不认得你们社长？”
　　“怎么不认得？这是周社长，那是刘社长，还有两个社长。”
　　“社长欺不欺负你们？”
　　“我们几个社长见人都是笑眯眯的，欺负啥子哟。”
　　“你知不知道除4害？”
　　“知道。我们是除7害。”
　　“你们除哪7害？”
　　“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还有偷油婆。”
　　“为什么要除7害呢？”
　　“麻雀、老鼠要偷粮食吃，蚊子、跳蚤、臭虫吸人血，苍蝇腿杆上有细菌。”
　“偷油婆呢？偷油婆有什么害处？”
　　“偷油婆到处爬，脚上也有细菌，它爬过的东西还有臭气，吃了要发呕。”
　　“你还懂得科学知识哩！”
　　毛泽东说罢，想看一看偷油婆是个什么样子，几个干部就围着碗柜找了一遍，没有找到。毛泽东也在碗柜前看了一下，他说：
　　“再看看你的房间好不好？”
　　这间房子不算大，毛泽东环视了一下，房间里很整洁，家具也齐全。他走出房间，笑着问身边的人：
　　“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
　　温老太太接过话头说：
　　“我们是贫农。”
　　说得毛泽东和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走到院子里，看到猪圈里只有1头猪，就说：
　　“如果喂两头就好了。”
　　毛泽东出了温老太太的家，问起灭蚊灭蝇的方法，周桂林介绍说：
　　“茅坑里生沙虫子，把打破碗花花铡碎丢到茅坑里，就可以杀死沙虫子，以后用这粪水浇烟，可以治土蚕子，也可以治螟虫。”
　　毛泽东问：
　　“什么叫打破碗花花？现在有没有？”
　　周桂林让人扯来一株带花的野草，毛泽东看了看说：
　　“它并没有打破碗，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
　　潘兆清介绍说：
　　“这种花有毒，从前为了防止孩子们摘它，农民就对孩子们说，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碗就吃不成饭，打破碗花花就这样得了名。”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打破碗花花多不多？”
　　大家说：
　　“多得很，沟边、河边、坟地边，到处都有。”
　　省农业厅驻红光社的处长梁禹久插话说：
　　“打破碗花花在书上叫野棉花，有毒，可以杀虫。”
　　毛泽东说：
　　“你这一说，接触了科学道理。你今天动手写稿，明天写成，后天审稿，再后天登报。”
　　毛泽东来到麦田边，他蹲下身子，左手握着一墩麦苗，右手一根一根地数它的分蘖，问道：
　　“一棵麦子能发几根？”
　　周桂林说：
　　“一般发三四根。”
　　毛泽东走到马路上，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中华牌香烟，递给同行者每人一支，他自己也点燃了一支，吸了一口，问刘致台说：
　　“你是哪里人？”
　　“山西人。”
　　毛泽东又问潘兆清：
　　“你呢？”
　　“我是本地人。”
　　“你们本地人与外地人打架不打架？”
　　大家都说：不打架！毛泽东高兴地笑了。他又问周桂林说：
　　“你们社里有没有女社长？”
　　周桂林说，有啊。女社长肖绍群就在附近的人群中，周桂林派人把她叫了来。肖绍群激动地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又问，你们乡里有没有女乡长？刘致台说没有，他指着一位女干部介绍说：
　　“她是乡妇联主任游福群。”
　　毛泽东问游福群：
　　“你们三八节开会没有？”
　　游福群说：
　　“三八节开了妇女积极分子大会。”
　　毛泽东又指着刘致台、潘兆清，笑着问游福群：
　　“斗争他们没有？三八节女人斗争男人。”
　　下午7点20分，毛泽东与众人一一握手告别，乘车回了成都。
　　3月19日，是各地方党委负责人汇报的最后一天。
　　3月20日，毛泽东听了几天汇报后在成都会议上第3次发表讲话。关于汇报中提到的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他说：
　　“这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他鼓励与会者们说：
　　“要有创造精神，去掉各种怕的思想，要办刊物，要敢于到中央来工作。”
　　他还说，陈伯达“过去死也不肯办一个理论刊物，胆子太小，这次才振作精神，下决心办。”
　　对于河南省提出1年实现“四、五、八”，实现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毛泽东说：
　　“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实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我们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贯彻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只要总路线正确，那么1年、2年、3年乃至5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建设速度是客观的，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勉强，要波浪式的前进。急与缓是对立的统一。现在有股风，10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他还说：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基本点已经有了，但还在创造中。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觉得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四十条还没有实现，15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2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的脑筋里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4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毛泽东讲完话从会议厅出来，吴冷西赶上去问：
　　“主席，这次会议讨论不讨论《人民日报》的23条？”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
　　“这次会议讨论很多问题，光印发的工农商方面文件就有两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没有来，《人民日报》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3月21日，毛泽东乘坐一辆黑色轿车，在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陪同下，去视察都江堰。
　　上午11点，几辆小轿车驶进灌县离堆公园，毛泽东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下了车。李井泉将地委书记宋文彬、县委书记陈彬和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张建中，介绍给毛泽东。然后，众人又乘车去都江堰。
　　车队爬上玉垒山山腰，毛泽东下了车，他拿着望远镜，望着山下滚滚的岷江，俯瞰着都江堰的雄姿。这是一座古代水利工程，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规模宏大，闻名中外。毛泽东环顾四周，说：
　　“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
　　他指着都江堰问李井泉：
　　“每年维修给不给民工钱？”
　　李井泉说，要给的。毛泽东说：
　　“这就好，共产党是要给人民钱的，做了工不给钱还叫什么共产党！修一次需要多少民工啊？”
　　张建中回答说：
　　“大概要100万民工。”
　　“今后应该改用机器修，用卷扬机，掘土机，这样就省人力了。”毛泽东说罢，又指着索桥下的都江鱼嘴对张建中说：“今后还要想办法，用现代化的工程，把泥沙控制起来。”
　　毛泽东一行人又乘车回到离堆公园，步行来到公园西头的伏龙观，这是建筑在离堆上的李冰祀祠。毛泽东在伏龙观仔细地观看了都江堰水利工程沙盘模型和都江灌溉区域图。张建中介绍了飞沙堰溢洪排沙的情况，毛泽东指着飞沙堰说：
　　“在这里修个闸不是更好吗？是不是？”
　　大家都说：
　　“毛主席考虑得真周到，很好。”
　　张建中指着内江对毛泽东介绍说：
　　“都江堰每年都要修，就在这里挖泥淘沙。”
　　毛泽东说：
　　“那100万年以后，成都平原的泥沙就没处堆了。”
　　一句风趣话，逗得大家都笑了。张建中说：
　　“将来岷江上游修水库，泥沙就会减少。”
　　毛泽东点点头。他来到伏龙观背后的宝瓶口。宝瓶口就是凿开玉垒山形成的口子，它是内江的咽喉，是都江堰主要水利工程之一。四川之所以成为天府之国，全靠了此水的浇灌。毛泽东手扶木栏杆，俯视着滔滔江水，问道：
　　“这里有多深？”
　　张建中回答说：
　　“这里有8米深。”
　　“有没有人下去游过？”
　　“没有。”
　　“我想下去。”
　　毛泽东此话一出，大家都吃了一惊。毛泽东看看众人的表情，自信地微微一笑。他知道大家不会让他下去，吁了一口气，有一种英雄不能用武的无奈。他又指着离堆问：
　　“这岩石会不会被水冲毁？”
　　“不会的，这是粒岩，很坚硬。”
　　毛泽东笑着问道：
　　“100万年以后，可能要被冲毁吧？”
　　这一下可把大家问住了。
　　中午时分，毛泽东一行人来到井福街一家饭馆用餐。入座后，毛泽东掏出一包香烟，给在座的每人一支，他也点上一支，吸了一口说：
　　“今天谁请客？”
　　李井泉说，我请客。宋文彬也说，我请客。毛泽东哈哈一笑，说：
　　“还是由我来请吧。”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这顿午饭非常简单，主菜是豆花和回锅肉。吃过饭，毛泽东对服务人员和厨师张金良亲切地说：
　　“谢谢，你们辛苦了。”
　　毛泽东在灌县视察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县城传得沸沸扬扬。不少人从四面八方涌向井福街，把井福街堵了个水泄不通。人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一个劲地往前挤，都想看一看毛泽东。毛泽东出了饭馆，微笑着向群众频频招手，在保卫人员的簇拥下，上车离开了灌县县城。
　　在返回成都的路上，行至灌县新城乡莲花1社，毛泽东看见公路边在田里劳动的社员，就让车停下来，下了车，跨过路边的小石桥，直奔庄稼地。正在锄草的冉贵全第一个看见毛泽东，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毛主席住在北京城里，怎么会来到这里？正在疑惑间，毛泽东像一个熟识的乡亲一样和他打招呼了：
　　“要把草锄干净哩！”
　　说着走进麦田，蹲下去拔杂草，问冉贵全：
　　“每亩能收多少斤？”
　　冉贵全还没有反应过来，毛泽东伸出4个手指，说：
　　“400斤？”
　　冉贵全这才说：
　　“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十斤。”
　　“割了麦子种什么？”
　　“种水稻。”
　　“水稻每亩收多少斤？”
　　“600多斤。”
　　毛泽东转向李井泉说：
　　“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这可了不起。”
　　他又转向冉贵全问：
　　“粮食多了怎么办？”
　　冉贵全毫不犹豫地说：
　　“卖给国家。”
　　“卖给国家你们赞成不赞成？”
　　“当然赞成！”
　　毛泽东哈哈一笑，逗趣地说：
　　“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
　　冉贵全吭哧吭哧正想说什么，毛泽东已经上了田埂。社员高渤然迎面走来，毛泽东迎上去打招呼，还问他今年多大了，孩子读没读书？高渤然说今年已经58岁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毛泽东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好哇！”
　　毛泽东沿着田埂走过去，跨进一块苕菜地，问几个女社员说：
　　“你们摘什么？”
　　王应岗回答说：
　　“摘苕菜。”
　　“我帮你们摘点好不好？”毛泽东说着弯下腰，摘了一些嫩绿的苕菜尖尖递给王应岗，问：“这行不行？”
　　王应岗连忙站起来，双手接过，两声说：行，行！
　　其她几个女社员也停下了手中的活，想和毛泽东说话，可又激动得说不出来。毛泽东走出苕菜地，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干沟朝前走，几个孩子嬉笑着跟在他身边跑。毛泽东停下脚步，问一个孩子：
　　“你认得‘打破碗花花’吗？”
　　那个孩子叫任国民，他说：认得。毛泽东弯下腰随手摘了一株“打破碗花花”，递给他，说：
　　“你敢不敢拿？”
　　“敢拿！”
　　任国民毫不犹豫地伸手接了去。毛泽东看着这个勇敢的孩子，由衷的笑了。他返回到公路上，准备上车，地里的社员们都拥上来送行。毛泽东很愉快地和大家握手告别。一个社员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
　　“一辈子也难得这样的机会哩！”
　　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由他编辑的书：《苏报案》。此书共编入4篇文章，《革命军》是其中之一。他一生对章太炎、邹容的革命精神和笔锋犀利的文章深为赞佩，在1958年2月、1961年7月、1963年3月和7月间，先后4次阅读过那些文章。他还收藏有一本邹容的《革命军》，在扉页邹容的肖像旁，亲笔书写着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掺手，乾坤只两头。”
　　且说毛泽东在这一天的讲话中说：
　　“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毛泽东提议将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解放思想，提高风格。他还说：
　　“不要怕教授。有些同志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20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30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看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恬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20岁，死时也才30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22岁。颜渊死时只32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毛泽东又说：
　　“有话不说，就很危险。要选择说话的机会，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六怕不好。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我看只要准备好了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振奋精神，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也先后发了言。
　　从3月24日起，成都会议的安排是上午召开大组会议，由刘**主持，毛泽东不出席。在大组会议上，大家漫谈思想，结果又走向总结1956年反冒进的教训，发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评，各大协作区区长都讲了，政治局委员也讲了，周**、刘**、陈云、邓**都谈了经验教训，彭德怀也说很受启发。
　　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从思想方法问题谈起，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作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真真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主持反冒进的同志，是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地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而不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把特殊当作一般来反。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的矛盾来解决。国务院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但有时没有抓住本质问题。
　　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即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
　　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也就是说，这次会议抓住了本质和主流，克服了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工作中的缺点。”
　　毛泽东称赞冶金部党组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还说：
　　“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5年。”
　　“1956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是反冒进。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河南今年4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正是：金玉良言，唯物辩证。谆谆教诲，耳提面命。惜乎惜哉！对牛弹琴，苦心白用！
　　再说毛泽东最后又批评卫生部说：
　　“他们替《人民日报》写的关于除四害的社论，写了很久还是没有写好，替中央起草的除四害指示根本不能用。卫生部不卫生，思想上并不相信四害真的可以除掉。后来还是乔木同地方上的同志合作，才把中央指示写成了，社论也写好了。”
　　他还批评《人民日报》社的教条主义说：
　　“《人民日报》过去学真理报，照搬洋教条一套，连标题也模仿，不独立思考，像3岁孩子一样，处处要人扶，否则就丧魂失魄，没有主见，没有独创，连中国人办报的好传统（如讲究版面的编排和标题等）也丢掉了。后来才有所改变。”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陶鲁笳、周**、薄一波、滕代远、刘**、彭德怀也先后就思想方法和理论问题发了言。
　　3月26日，成都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而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问题，红与专相结合。”
　　“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
　　“希望各省第一书记，恐怕还要加上一个书记及其他某些同志，从繁忙工作中解放一点出来，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吴冷西同志，我们谈过几次，要他学大公报的张季鸾，到处串门子，打听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场，参加这样的会议。中央的报纸也好，省市的报纸也好，总主笔不能每天沉埋在那些事务工作里头，必须解放一点。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少管一点事，少管一点就能多管一点。”
　　成都会议先后讨论制定了37个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在这些文件中，主要有《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等。
　　在成都会议结束的这天晚上，田家英在吃晚饭时告诉吴冷西说：
　　“主席说，你送给他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23条，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了。主席说他将去武汉，要你随他一道去重庆，下三峡，将在武昌议一议《人民日报》的问题。”
　　欲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如何召开，且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75
第275章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话说1958年3月27日上午，随同毛泽东一起到武昌开会的中南和华东的一部分协作区长们，另乘专列先行出发了。
　　这天中午，毛泽东乘着过去蒋介石曾经专用的专列，从成都驰往重庆。随行人员除了王敬先率领的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外，还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秘书田家英和梅白。
　　毛泽东在专列上看着报纸，侯波就坐在他的对面。侯波举着相机时刻注视着他的表情，准备为他拍照。毛泽东忽然从报纸的上方抬起眼皮，叫了一声：
　　“侯波。”
　　侯波“哎”了一声，抬起头。毛泽东皱着眉头说：
　　“你怎么总是拿一只眼睛看我？”
　　侯波认真地说：
　　“我的取景框只能放下一只眼睛。”
　　“哦，”毛泽东笑着说：“一只眼的照相，两只眼的看报。眼不在多，而在用的是地方。天下一个理。”
　　列车在飞驰。毛泽东突然叫停车，说是要去隆昌气矿去看看。
　　此时，天上正下着雨。毛泽东来到隆昌气矿的招待所，矿长刘选伍、党委副书记张惠民闻讯赶到了。毛泽东和他们握了手，就向车间走去。他背着手，稳步走下山坡，正要上车，矿党委书记安增彬也赶来了。汽车向槽黑车间的山坡驰去。毛泽东和他熟悉的刘选伍谈论着化学问题。
　　毛泽东到了槽黑车间，和当班的车间副主任梁锡远打招呼。梁锡远打开一号火房第18格的门，毛泽东弯腰观察了一会儿，因为风刮得太大，无法看清楚里面天然气燃烧的情况。
　　毛泽东来到车间最后面的21号火房，梁锡远打开中间的门，毛泽东蹲下身，观察着天然气的火焰。他指着火嘴问道：
　　“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嘴？”
　　梁锡远说：
　　“按照设计是1728个，现在实际只用了1632个，最后的18格没有点。”
　　7点20分左右，天渐渐地黑下来，雨也越下越大了，毛泽东的衣帽都淋湿了，不断地往下滴水珠。他询问着炭黑生产的情况，又询问了天然气的采气情形，尔后才和人们挥手告别。
　　3月28日凌晨1时50分，毛泽东一行人的专列抵达重庆，此时依然是万家灯火。
　　这天下午4点半，毛泽东来到重庆钢铁公司大轧钢车间的停车场，他下了车，微笑着向欢迎他的工人们点头挥手。
　　毛泽东来到解放后中国人自己生产第一根钢轨的轧钢车间，看着工人们用电焊烧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标语，很高兴。他走到钢板段，询问了钢板的生产情况。又到平压机前看了一会儿，就来到轧钢段，询问生产些什么，有多少种类，然后走到中剪机旁，站在开车台上，仔细地观看着工人们把红彤彤的钢坯一节一节地剪断。接着，毛泽东来到冷剪机旁，观看工人们剪钢板。
　　毛泽东从大轧钢车间出来，向大平炉车间走去。路两旁几千工人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一再挥手向工人们致意。
　　大平炉车间在20多天来，已经实现了生产上的三级跳——接连试制成功了双包出钢、双槽出钢和三槽出钢。毛泽东被工人们拥着走上平台，他拿着蓝色眼镜，接连3次凑近炉口，观察炼钢的情形。
　　下午5点40分，毛泽东驱车来到重庆建设机床厂，参观了几个车间，直到黄昏才离去。
　　晚饭后，随毛泽东同行的梅白将他所写的《夜登重庆枇杷山》一诗送给毛泽东，请毛泽东指导。毛泽东接过来一看，只见梅白写的是：
　　我来高处欲乘风，夜色辉煌一望中。几万银灯流倒影，嘉陵江比水晶宫。
　　看罢，他笑着说：
　　“如果把‘辉煌’二字改为‘苍茫’，则显出了夜色的动态，为‘水晶宫’作伏笔，写得辉煌而不那么‘露’。诗贵含蓄和留有余地啊！‘几万’应改为‘百万’，以显示山城新貌，这里应鲜明，而不应含蓄。‘流倒影’不如‘摇倒影’，也是为了显示夜景的动态，也采取对比手法，写出嘉陵江并不是那么平铺直叙，而是风翻浪卷，显示了嘉陵江的性格，因此应改‘比’为‘似’，这又是用虚笔写实。总之，诗贵意境高尚，尤贵意境的动态，即变化，才见诗的波澜、辐辏。这正是唐以来的格律诗的优越性。这样，你的这首诗就成了这样的组合：
　　我来高处欲乘风，暮色苍茫一望中。百万银灯摇倒影，嘉陵江似水晶宫。
　　怎么样？你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诗要改，不但要请人改，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一个时候，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些，这就是所谓‘推敲’的好处。当然也有改坏了的，经过修改不及原作的。”
　　是日晚23点，毛泽东穿着浅灰色呢制服，来到了重庆市委举办的晚会上。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和人们一一握手，在一群年轻人的簇拥下坐了下来。毛泽东问道：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陈家俊回答说：
　　“我们在共青团市委工作。”
　　“全市有多少团员？”
　　“11万。”
　　毛泽东回头问黄启在团委哪一部门工作？黄启说在少先队部。毛泽东说：
　　“**分子想取消少先队？”
　　黄启说：
　　“是的，天津有个叫黄心平的**分子，就主张取消少先队。”
　　“你们同不同意？”
　　“绝不同意。孩子们知道**分子想取消少先队以后，举行了声讨大会，大家更热爱红领巾了。”
　　“共青团里有没有**？”
　　“有，我们把他们全部都清除了。”
　　毛泽东听说坐在他身边的女青年刘克莉，是川剧《五难新郎》里的女主角，就问刘克莉，川剧有多少曲牌？刘克莉回答着，毛泽东还板着指头一一数着。他又问身边的另一位女青年：
　　“你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女青年说：
　　“我叫王静，是重庆市歌舞团演员。”
　　“你演过什么节目？”
　　“我们团把一出川剧传统节目《放斐》改编成歌舞，去年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会上演出，获得了银质奖章。我在其中演了一个角色。”
　　3月29日清晨5点多钟，毛泽东从重庆出发去武汉。几辆小车驶入重庆朝天门码头。“江峡”号轮船上的客运组长殷正禄，连忙上前迎接客人，可他没想到今天来的客人竟是毛泽东，吃惊不小，一时之间竟然手足无措，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毛泽东和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被安排在头等舱里。
　　6时15分，船开了，毛泽东先后同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了话。
　　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精神很愉快。”
　　是日晚，毛泽东吸着烟，与柯庆施、李井泉，任白戈一起，坐在3楼船尾上眺望两岸夜景。王任重引着船上的大引水杨大福和女三副石若仪，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招呼他们坐在自己身边。他问石若仪：
　　“你看过画报上刊登的一位苏联女船长的故事吗？有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困难呢？”
　　石若仪说：
　　“看过，我的情况和她不完全一样。当然，困难是有的。”
　　“学习驾驶困难吗？”
　　“开始上船时，一点也不懂，真感到害怕。”
　　“现在呢？”
　　“现在懂得了一些，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是啊，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问石若仪：
　　“你在船上工作了多久？”
　　石若仪说4年了。毛泽东转过脸问杨大福：你呢？杨大福说：30多年了。毛泽东又对石若仪说：
　　“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他问石若仪：
　　“三峡有个白帝城吧？”
　　石若仪说，有的。
　　船到奉节航段，石若仪指着北岸小山上一座已经坍塌的古老城垣和庙宇，对毛泽东说：
　　“那就是白帝城。”
　　此时，夜色苍茫，毛泽东望着依稀可辨的白帝城，兴奋地背诵起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他背诵完了，又教石若仪学这首诗。他说一句，石若仪学一句，学完了，他说：
　　“你背诵给我听听。”
　　石若仪立即背了一遍。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
　　“好，很好。”
　　船上的人们都休息了，吴冷西和田家英问毛泽东的服务员：
　　“主席休息没有？”
　　服务员说：
　　“主席正在填一首词，是用铅笔写的，尚未完成，放在床头上。”
　　吴冷西问：
　　“主席写的是什么内容？”
　　服务员说：
　　“匆忙间我也没有记住。”
　　3月30日早晨，“江峡”号轮船进入瞿塘峡。快到三峡时，毛泽东吃过早饭，穿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与船长李吉成、见习船长莫家端和舵工贺理富攀谈起来。他问道：
　　“三峡这一段开船是不是最危险？”
　　李吉成回答说：
　　“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险是很少的。”
　　毛泽东说：
　　“如果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
　　他又问：
　　“有没有船撞在石头上的情况？”
　　李吉成告诉他说：
　　“近几年开展了航道整治工作，通过各种治理，不仅过去一些不能通航的险滩地带能顺利通过，而且由于设立了航标，轮船大都能通夜航行了。”
　　毛泽东问：
　　“你们的航标灯是怎么管理的？”
　　陪同在一旁的长江航运局负责人说：
　　“我们专门设有航道处，下设航道区、段站。”
　　毛泽东说：
　　“为什么航标灯不能用电呢？”
　　“过去试过。可是干电池容易受潮，亮度没有保证。”
　　说话间，正面江心中出现一块突兀的大石头，舵手全神贯注，稳操舵把，灵巧避过。毛泽东问：
　　“这石头能不能炸掉？”
　　李吉成说：
　　“要炸。解放后已经炸掉了不少，今后还要炸的。”
　　毛泽东说：
　　“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
　　李吉成说：
　　“太赞成了，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便利了。”
　　轮船快到巫峡时，毛泽东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非常留意地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吴冷西等人说：
　　“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轮船要经过计划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了，船长李吉成奉命让减低航速。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对选址默默地看了又看，直到轮船驶出很远。
　　毛泽东一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时，才回到舱内客厅，同吴冷西、田家英闲谈起来。他说：
　　“你们都知道，我在成都会议时，收集一些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选了十几首印发给与会的同志。”
　　毛泽东特别赞赏杨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毛泽东又说，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些将帅是四川人。”
　　他问吴冷西：
　　“你们办报的人都知道邹容其人吗？”
　　吴冷西说：
　　“有些人知道一些。”
　　毛泽东说：
　　“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论战。
　　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他英年早逝。
　　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它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州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严谨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
　　3月31日，轮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询问了一些情况。
　　1958年4月1日凌晨2时，毛泽东到达武汉。此时，正下着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下榻于东湖宾馆。他交代他的临时秘书、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
　　“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
　　“哪个？”
　　梅白问。毛泽东神秘地一笑，卖了一个关子：
　　“你猜。”
　　梅白想了想说：
　　“是不是李达同志？”
　　毛泽东说：
　　“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
　　会议主要内容是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汇报他们各自的工作计划。
　　会议首先听取吴芝圃的汇报。吴芝圃说，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四、五、八”，实现水利化、绿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工作计划。毛泽东问道：
　　“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
　　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把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他仍然坚持要一年实现“四、五、八”。
　　此后，会议每天只开半天，其余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或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在此期间，李达果然闻讯来到东湖宾馆看望毛泽东，二人寒暄已毕，入座叙话。李达惭愧地说：
　　“我很遗憾，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说：
　　“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送走李达，梅白乘兴问毛泽东：
　　“主席，你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同志，把你刚才的话发表出去？”
　　毛泽东说：
　　“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
　　且说4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说：
　　“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15年，可能只要10年或11年。”“再有20年就赶上美国。”
　　4月2日下午，会议听取曾希圣的汇报。他主要讲安徽省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
　　“你们能3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毛泽东针对这两天在汇报中提出的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和浮夸现象说：
　　“现在说苦战3年改变面貌，其实苦战3年之后还要苦战5年，才能完成四十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3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些。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生产要务实，不要搞得不实在。报纸宣传应实际、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华而不实不好。整风挂帅，生产是当前的中心工作，以此带动其它工作。”
　　4月3日下午，会议听取舒同的汇报，他只说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证明山东省苦干3年实现40条有把握。毛泽东说：
　　“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
　　“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说苦战3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3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5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4月3日傍晚7点多钟，在武汉素有名气的老通成餐馆里，一个3岁小男孩王熙滨和他的4个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一家7口人，正围着一张桌子用餐。
　　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停车声，首先推门进来的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边跟着一位高大魁梧的人。小孩子眼尖，王熙滨用小手指着来人，扯着嗓子喊：“毛主席，毛主席。”他马上跳下椅子向前跑去，姐姐哥哥们一看，也一拥而上。5岁的小姐姐王江，用手扯扯毛泽东的衣角，问：
　　“毛主席，你是不是从北京来的？”
　　“是呀。”毛泽东弯下腰，笑着与几个孩子一一握手，抚摸着他们的脑袋。王熙滨的爸爸妈妈也慌忙上前，先后和毛泽东握手问好。毛泽东握着王熙滨妈妈刘燕如的手说：
　　“你们一家人，真是其乐融融啊！”
　　前厅里的喧闹，早已惊动了饭店的经理万书明和服务员，他们也都拥到餐厅来看毛泽东。毛泽东正在一条一条地看着墙上贴着的除四害和大跃进的标语。他问万书明：
　　“这是你们写的吗？”
　　万书明回答说是，毛泽东称赞道：
　　“好，好。”
　　他看着这堵墙有些与众不同，就用手敲敲墙壁，满有兴趣地问：
　　“这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万书明回答说：
　　“用刨花板做的，很经济。”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走进厨房，向厨师们招呼道：
　　“辛苦了，辛苦了！”
　　厨师们没有想到是毛泽东来了，大家都楞住了。毛泽东问正在做汤包的师傅钟生楚：
　　“这是什么包子？”
　　钟生楚激动得手足无措，竟然忘记了回答。毛泽东又问了一句：
　　“这包子是谁做的？”
　　钟生楚此时才反应过来，忙说：
　　“是汤包，是我做的。”
　　毛泽东走到大师傅曾延龄面前，问：
　　“那你是做什么的呀？”
　　曾延龄说：
　　“我是做豆皮的。我准备专门做点好的豆皮，请您老人家尝尝。”
　　毛泽东说：
　　“你太细心了。”
　　曾延龄说：
　　“总是愿您老人家健康啊！”
　　毛泽东走到做菜师傅李汉卿的炉灶前，用手摸了一下灶台，然后看看手指上有没有灰尘。他称赞说：
　　“这个炉灶很干净嘛。”
　　毛泽东和李汉卿师傅及其他一些人聊了一会儿，饭菜已经上桌了。
　　这一顿饭菜中，老通成最出名的三鲜豆皮和汤包自然是少不了的。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围成一桌，他指着面前的碗碟，向一些外省籍的人员说：
　　“你们那里可没有这个，这是真正湖北的风味。”
　　众人吃完饭已经8点多了，毛泽东站起身，看看表，准备离开。经理和厨师们都围上前来送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握手告别，还问他们：
　　“你们是合作社，还是公私合营？”
　　经理万书明说是国营。毛泽东说：
　　“国营的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4月4日下午，会议听取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须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
　　4月5日下午，会议听取周小舟的汇报。他说，湖南也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毛泽东分析了全国出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原因，他说：
　　“一是从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有了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
　　他还说：
　　“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我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毛泽东又说：
　　“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剥削阶级是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另一个剥削阶级是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
　　4月6日12点43分，毛泽东应老朋友李达之邀，在李先念的陪同下，从会场东面入口处进入科教大会会场，接见与会科教工作者。毛泽东一出现，会场里顿时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毛泽东穿着银灰色制服，红光满面，满头黑发，神采奕奕地走上主席台，和主席团成员们一一握手。当毛泽东把手伸向中国建筑学会武汉分会理事长鲍鼎的时候，鲍鼎激动地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含着泪说：
　　“我第1次见到您是在1950年，8年后的今天，第2次见到了您。我感到对不起您，8年来我进步很慢。我今天向您保证，一定要飞跃地前进。”
　　毛泽东微笑着说：
　　“很好，很好。”
　　毛泽东又走到主席台前，向参加会议的人们招手致意。几个青年女科学工作者走上台来，把一束束鲜花献给毛泽东。一时间，会场里全体人员唱响了《东方红》的歌曲。
　　毛泽东问旁边的李达：
　　“出席会议的是哪些单位的？”
　　李达说：
　　“科学院武汉分院，企业研究单位，大专学校。”
　　毛泽东高兴地说：
　　“青年小伙子不少啊！”
　　李达说：
　　“他们大都是青年研究人员和助教。”
　　12点53分，毛泽东在欢呼声中离开会场。他刚走到出口处，70多岁的老教授谭戒甫赶上前来，喊了一声：“主席！”毛泽东马上停住脚步，握着他的手，关切地问道：
　　“你现在身体还好吗？”
　　谭戒甫激动地说：
　　“还好。”
　　毛泽东又问：
　　“还可以做研究工作吗？”
　　谭戒甫回答说：
　　“可以。”
　　此时，毛泽东又被青年科教工作者们包围了，工作人员马上分开人群，护卫着毛泽东离开了会场。
　　这天下午，会议听取刘建勋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两条道路的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
　　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合并农业合作社的指示，指示中说：
　　“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地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把小型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合作社是必要的。”
　　这天下午，会议听取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
　　叶飞在汇报中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
　　“所谓求稳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
　　4月9日，是武昌会议的最后一天。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柯庆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23条改进工作纲要。
　　吴冷西在会议上介绍了起草纲要的目的，说希望各省书记多提意见。到会的8个省和上海市的书记们先后发言，各自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下午，会议照常进行，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他问身边的柯庆施说：
　　“上午谈《人民日报》的问题谈得怎样？”
　　柯庆施说：
　　“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冷西同志都记下了。”
　　毛泽东转对与会者们说：
　　“《人民日报》要经常注意搞好同全国各省委的关系，多听省委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人民日报》要办得好，不仅要同中央各部门搞好关系，还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责任帮助它办好。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全党办报。
　　《人民日报》的23条改进工作纲要，可以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到年底再总结经验，加以修改。农业40条写于1955年，其后经过多次修改，还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去。”
　　武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仍留在东湖湖滨别墅休息。东湖对岸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就建在山麓。毛泽东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着湖边散步。
　　有一次，卫士张仙朋陪毛泽东散步走到一棵古松下，毛泽东停了下来，问道：
　　“张仙朋，你这名字有意思。我问你，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
　　张仙朋说：
　　“我们是住在地上，怎能是天上呢？”
　　“不，我们是住在天上。我们从地球上看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也有人，他们一看我们，我们不也就是在天上吗？整个宇宙，到处都是又在天上，又在地上。”
　　他稍一停顿，又问道：
　　“我们算不算神仙？”
　　“不算。”
　　“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既然也算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也把我们看成神仙吗？”
　　他接着又问道：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
　　张仙朋笑着说：
　　“外国人才是洋人呢，我们不是。”
　　毛泽东说：
　　“不对。既然外国人是洋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
　　这才是：层层递问真绝伦，三段论法笑煞人。穷天达理尚有谁？至今仍拜天洋神。
　　4月11日上午，毛泽东吃罢早饭，散步后回到东湖湖滨别墅，叫来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起坐在湖边凉棚下闲聊。毛泽东从长江大桥谈到八七会议、武昌起义、黎元洪以至张之洞，还再一次谈到了章太炎。他说：
　　“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与张之洞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他还说：
　　“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说罢，他问吴冷西：
　　“你是不是广东新会人？”
　　吴冷西说，是。
　　毛泽东说：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洋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技术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的。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3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
　　毛泽东自然也想起了他创办的《湘江评论》。那时候，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点了一支烟，又说：
　　“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泽东讲完了，顿了一下，转换了话题，他问吴冷西：
　　“柯庆施主持的会议，各省委书记谈了些什么意见？”
　　吴冷西根据自己的记忆，作了简单扼要汇报。他还说：
　　“《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有几个省委对《人民日报》在1955—1956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批评他们省里的某些工作有意见，一度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在会上还旧事重提。”
　　毛泽东说：
　　“对省委提的意见，要做分析。对的要接受，认真改进。你们认为不对的，可以提到**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然后向有关省委做必要的解释。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批评，你们在报纸上公开批评省委的某项工作中的缺点，人家有意见是正常的，何况你们的批评有时不免不够实事求是。因此，你们的批评应当十分慎重，事实力求八九不离十。涉及省委本身的，事前可以听听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批评一般工作中的缺点，你们编辑部自己负责，当然也不要鲁莽行事。无论如何，你们要经常告诉记者、编辑，要搞好同各省委的关系，这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关系，不是庸俗化的关系。”
　　毛泽东又谈到了《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他说：
　　“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议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密切的：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现在各省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的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1年实现的，有说3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1年或2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子孙后代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3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1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辑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最后对吴冷西说：
　　“你要离开北京到外地走走看看，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就下去一两个月，回来就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
　　后来，吴冷西把毛泽东说要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的意见，告诉了宣传部长陆定一。陆定一说：
　　“夏天太忙，秋天再说。”
　　欲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后还有什么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76

第276章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说1958年4月11日傍晚，毛泽东冒着蒙蒙细雨，参观东湖畔的武汉市地方工业产品展览会。展览会上展出的都是在大跃进中的新创造和新产品。他在中共湖北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处书记张平化、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的陪同下，走进了机电工业和农产品展览馆。他看到工作人员用火柴一点，沼气灯就像60支光的电灯一样亮了，高兴地笑了，说道：

　　“这要好好地推广。”

　　他看到“X光传片箱”卡片上面写着：“武汉首创”的字样，很感兴趣，问道：

　　“这是手工业合作社的产品吗？”

　　展览馆的人员说，这是第5五金生产合作社的产品，毛泽东赞许地说：

　　“很好。”

　　毛泽东看见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改良农具，有五用耕种器，有手握喷雾车，还有竹节点头喷粉器和水田除草器，他一样一样拿起来细细察看。

　　市供销社所属各厂利用鸡毛、废电池、废铁末、废蚌壳、废胶和牛马骨头制成的新产品，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看到武汉电池厂利用花生壳、棉籽壳制成的空气灯，详细询问了这种灯的制造方法，高兴地说：

　　“这种灯可以推广。”

　　毛泽东又看了纺织工业馆利用野生纤维脱胶后与棉花混纺的棉纱，织成的棉布，以及烈军属工厂生产的代替铁纱的棉纱窗布。尔后来到休息室，他说：

　　“这些新产品，有很多都不是由工程师和专家发明创造的。要鼓励大家好好干。”

　　毛泽东休息后，又看了万能拖拉机，看了消防机械厂制造的方向云梯消防车，这才离开了展览会。

　　4月12日，毛泽东一行离开武汉，乘专机到了长沙。

　　这一天，长沙的天气格外晴朗。毛泽东要去视察解放军驻湖南部队某部独立营1连。他为了能够看到连队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不让事先通知连队，也不坐车，和湖南省委的领导人们及其他随行人员一起，步行来到了营房。

　　这天正是星期六，连队的干部战士有的在读书看报，有的在自学文化，有的打篮球，有的在挖菜地。毛泽东径直来到了正在挖地种瓜的副连长身边。那位副连长不经意间抬头看到毛泽东来到了自己身边，急忙放下锄头，向毛泽东立正敬礼。毛泽东亲切地握着副连长那沾满了泥土的手，副连长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喊了一声：

　　“毛主席来啦！”

　　干部战士们闻声而至，大家一起鼓掌，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扬起大手，也向战士们问候道：

　　“同志们好！”

　　毛泽东与干部战士们亲切握手。他在大家的簇拥下，一边走，一边和身边的战士谈话，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何时入伍？

　　毛泽东来到一个宿舍门口，看到小凳子上放着一本打开着的书，拿起来一看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很高兴，就问这本书是谁读的？政治教育上什么课，有多少人能自学马列的书？几位老战士说：他们是入伍那年速成识字扫的盲，后来又在连队业余文化学校读了两年课本，现在可以看报，可以读毛主席的书和马列的书。毛泽东非常赞成战士学马列，他说，连队要把理论教育搞好，办好夜校。

　　毛泽东来到一个班的宿舍里，战士们搬凳子让他坐，他没有坐，径直走到一个战士的床前，伸手摸摸床上的垫子，看看有多厚，问战士们铺的够不够？又拿起一双棉被，在手上掂了掂，问有几斤重，够不够暖？

　　毛泽东又来到3班，要看看战士们的武器。他走到枪架前，看了看说：

　　“光看表面不行，要看里面擦得净不净。”

　　他拿起一支五三式步枪，拉开枪机检查了一遍，又检查了一支冲锋枪，没有发现油泥和锈蚀，满意地说：

　　“你们的枪械保养得很好。”

　　毛泽东又检查了3班的内务，他说：

　　“3班的内务整洁，什物放置有序。”

　　他用手指点着床位一个一个的数，一共是12张，问战士们说：

　　“你们一个房子里12张床，睡着挤不挤？”

　　战士们说，不挤。

　　他点点头，看看地面，说：

　　“就是地潮湿了些。”

　　毛泽东出了宿舍，要离开军营了。他走到院门口，问连长说：

　　“连里查铺查哨的制度还有没有？”

　　连长说，还有。毛泽东笑着问战士们：

　　“你们连长晚上还给不给你们盖被子？”

　　有的战士说：

　　“过去盖，现在不经常盖了。”

　　毛泽东说：

　　“要经常盖才好。干部要爱护战士，战士要尊重干部。”

　　连长说：

　　“今后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又对连队的干部们说：

　　“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连队要种菜、养猪，搞好战士们的伙食。现在可以种苋菜，长沙人有句话说，六月苋菜胜过鸡。”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战士们在笑声中，送走了自己的领袖。

　　下午5时，毛泽东要去看看火宫殿，他说：

　　“坡子街有个火宫殿，是长沙拉水拉车的劳动人民吃饭的地方。”

　　毛泽东身穿银灰色大衣，脚上是一双半旧的黄皮鞋，神采奕奕地来到了火宫殿李合记饭馆。他一走进营业厅，店里服务人员立刻认出了他，都非常激动地向他问候：

　　“毛主席，您老人家好！”

　　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尔后坐下来和他们亲切交谈。他问火宫殿这房子是什么时候建筑的？以前的老工人还在这里不，生活好不好？还问米多少钱1斤，肉多少钱1斤？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当地干部一一作了回答。

　　饮食店里不少服务人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听着毛泽东的话语，倍感亲切。回想旧社会，饮食工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称作“茶房”、“饭拐子”，每日两头不见天，劳累不顾命，俗语说：“养崽莫学饮食行，乞讨小费养儿郎。三年没睡年半觉，一世冒睡有边床。”如今，伟大领袖来了，还问寒问暖，连柴米油盐问题都十分关心，心里无比激动。他们提出要给毛泽东做顿家乡饭菜，让老人家尝尝。毛泽东也不推辞，还亲自伸出手和大家一起铺桌布。

　　两个钟头过去了，毛泽东让随行人员付了饭钱，遂起身告辞，又一次和工人们一一握手，嘴里不住地说着：

　　“谢谢，辛苦了！”

　　人们望着毛泽东的身影，目送他上车，车子开动了，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了，大家才回到店里。

　　4月13日，毛泽东离开长沙，乘专机去了广州。

　　4月15日，毛泽东在广州写出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

　　此前，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了封丘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

　　应举合作社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在文中写道：

　　“《一个苦干两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写道：

　　“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这一天，他写罢此文，又给刘**、周**、陈云、邓**、胡乔木、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的。‘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4月22日，刘**、邓**、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人到达广州。

　　是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讨论由刘**主持起草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稿。

　　4月23日，毛泽东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临时通信》中写道：

　　“请你们立即将第2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做成一个表，在5月5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做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4、5、6这3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做了大力安排。”

　　4月25日，毛泽东给周**、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25日或26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

　　4月27日凌晨，毛泽东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个便函，他写道：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毛泽东在读《贾谊传》时，称赞贾谊是“英俊天才”。他对贾谊33岁郁郁而死，深表惋惜。他在书上批道：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

　　毛泽东把《贾谊传》推荐给自己身边工作的人看，意在鼓励他们也要解放思想，勇于作为，要向历史上年轻有为的贾谊学习。

　　4月27日下午2时40分，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工业问题。6时15分，他和与会者们来到珠江边上了船，继续开会。6时50分，会议休息，毛泽东下水游泳，7时10分上船，7时30分就餐。8时，会议在船上继续进行，10时25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12时30分才结束。

　　此后，毛泽东每天除了开会，还要到珠江游一次水。

　　4月29日，广州会议结束。

　　这一天，毛泽东写出了《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1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合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总是吃亏。”

　　4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文冲至莲花山一带的江面上游了泳，通体舒泰，由于日晒的缘故，脸上呈现出黑红色，显得格外健康。他决定去郊区的棠下农业社看看。

　　3点45分，毛泽东一行3辆轿车由西而东来到棠下村口南边的公路上。早已聚集在路边的村民纷纷喊着：“来了，来了！”

　　毛泽东身穿白衬衫，灰色长裤，坐在第二辆车上。他人未下车，脚上的浅口黑色布鞋已伸了出来。他平日里最喜欢穿的是两双合脚的鞋，一双是这个布鞋，另一双是已经很旧了的棕色皮鞋。他不论是去哪儿，都是两双轮流着穿。卫士们几次要他换新鞋，他都谢绝了，再说多了，他就要发脾气。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和广州市市长朱光，正待要把农业社的干部介绍给毛泽东，可几百名社员呼啦一下子就围了上来。村干部费了很大的劲才开出一条小道，让毛泽东等人走在前面，众人紧随其后，一起簇拥着往村里走去。

　　农业社支部书记梁富、社主任钟叙本，把毛泽东让进办公室，室内室外的人已经挤得满满的了。毛泽东问道：

　　“你们今年的生产还可以吧？”

　　钟叙本回答说：

　　“今年比去年好多了。”

　　“社里养了多少头猪？”

　　“3800多头。”

　　毛泽东点点头，说：

　　“那样好，我赞成。合作社应该多养些。”

　　陶铸对干部和社员们说：

　　“你们今天能够见到毛主席，今后生产要搞得更好啊！”

　　毛泽东又问：

　　“你们合作社会散伙吗？”

　　村支部书记梁富说：

　　“散不了。铁打江山！”

　　“散不了？为什么？”

　　钟叙本说：

　　“第一，我们社的收入增加，比单干户好。入社前，按照上中农水平，大小人口平均计算每人1年纯收入107元4角。”

　　“现在呢？”

　　“去年我们每人平均纯收入164元。”

　　“啊，从107，增加到164！”

　　毛泽东显然感到很满意。陶铸问钟叙本：

　　“还有第二呢？”

　　钟叙本清清嗓子，说：

　　“第二就是有共产党，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大家都笑了。毛泽东注意到桌子另一边有几个干部一直没吭声，就问朱光：

　　“这几位同志是谁呀？”

　　朱光忙介绍说，他们是广州市郊区党委书记、乡党委书记。陶铸打趣说：

　　“现在是4级干部在一起。”

　　毛泽东也笑着说：

　　“哪里是4级？连你，我，我们是6级干部在一起了。”

　　毛泽东要去看看干部试验田，众人向村西北角走去，社里的群众也尾随而至。毛泽东来到一棵榕树不远处的稻田前，问道：

　　“这禾长得不错嘛，每亩能收多少斤？”

　　负责试验田的钟文炳回答说：

　　“大约700斤吧。”

　　“会倒伏吗？收成有没有保证？”

　　“只要搞好排灌，倒伏不了的。”

　　毛泽东沿着田埂往前走。此时的广州已经是火一般的炎热了。乡党委书记潘湛递给毛泽东一顶遮阳帽。这是一顶极普通的南方常用的竹编帽，农民们下田都戴着它。毛泽东接过帽子，端详片刻，戴在头上，细心地系上带子，环视了一下众人，说：

　　“你们看，我也像个农民了。”

　　毛泽东指着菜地边上的一种植物问：

　　“这是什么？”

　　社干部说，这是一种菜，叫藿香。他们又介绍了田里种的黄瓜、豆角、生姜。毛泽东说：

　　“好，这样，土地的利用率就很高了。”

　　毛泽东来到干部试验田边，农业社副主任钟礼向他介绍说：这试验田一造计划收1600斤。毛泽东反问道：

　　“一造也可以收获这么多吗？”

　　钟礼正要回答，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一个妇女满头大汗地使劲拨开人群，挤到毛泽东身后，将一把布伞撑开，小心地遮在毛泽东头上。毛泽东向她道谢，她并不开口，只是笑笑。毛泽东发现不远处的田埂上站着20多个红领巾，乌溜溜的眼睛盯着他，却不敢靠近。毛泽东乐了，走上前去，拉着一个叫任溥华的学生的手，问道：

　　“你们是哪里来的娃娃？来这里做什么？”

　　任溥华告诉毛泽东，他们是广州市第30中学的学生，是到棠下社参加勤工俭学来的。毛泽东又问：

　　“你们劳动得好吧？每天能赚多少工分？”

　　学生们笑笑，不好意思回答。毛泽东又问农业社干部：

　　“你们欢迎他们吗？”

　　大家都笑了，一个人说：

　　“社里的劳动力不够，我们双方订好了合同的。”

　　太阳已经西沉，毛泽东结束了近1个小时的视察，离开棠下社，又顺道视察了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看完了耕耘、水利、土壤肥料和水产4个馆。他在水产馆前，对陶铸、朱光等人说：

　　“南海水产资源很丰富，大有可为，应很好地开发利用。”

　　至此，毛泽东结束了广州之行，连夜乘飞机返回北京

　　1958年5月1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机飞抵武汉。

　　5月2日，毛泽东从武汉飞回北京。

　　是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刘**、周**、陈云、邓**、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讨论即将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有关问题。

　　5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对林克说：

　　“世界上有许多鬼，也有许多人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呢？”

　　林克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话，随口说道：

　　“我不相信鬼神，所以不怕鬼。”

　　“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聊斋》上有一个故事，”

　　毛泽东仍然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他还边说边比划着：

　　“一个狂生夜坐，有个鬼披头散发，面黑似漆，很难看，瞪着眼睛，吓唬狂生，舌头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笑着研墨，把墨涂在脸上，涂得象鬼一样黑，也伸出舌头，目光如炬，和鬼互相瞪视着。就这样对视了1小时、2小时、3小时，那个鬼见吓不倒狂生，就跑掉了。作者蒲松龄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来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

　　毛泽东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意犹未尽，又问林克说：

　　“《席方平》的故事你看过没有？”

　　林克说：

　　“我看过《聊斋志异》，但不记得这个故事。”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讲故事：

　　“席方平的父亲席廉为人憨直，得罪了邻里羊姓富翁。羊某早死几年，贿赂了阴司官吏，使席廉忽然暴死。席方平悲痛欲绝，决心到阴间为父亲伸冤。席方平来到阴间一牢狱门口，远远看见他父亲望着他哭诉：狱吏全受贿赂，日夜拷打他。席方平就向城隍、郡司告状。因城隍、郡司都受了贿赂，不仅案子不受理，而且还使席方平受尽了拷打，又将他押回阳间。席方平又溜回阴间，告到阎王那儿，阎王不容他诉说，就责令打席方平几十大板。席方平大喊：

　　‘谁叫我无钱，应该挨打！’

　　阎王恼羞成怒，教鬼卒把席方平放到烧得通红的铁床上去烤。阎王问席方平：

　　‘还敢告吗？’

　　席方平说：

　　‘大冤未伸，寸心不死，一定要告。’

　　阎王大怒，叫两个鬼卒把席方平的身体锯成两半。席方平痛不可忍，但硬是一声不吭。鬼卒说：

　　‘真是条硬汉子！’

　　拿锯的小鬼同情他是个孝子，不忍锯到他的心，锯子曲折而下，保存了他的心，身子被锯成两半。阎王叫鬼卒把席方平的身体合起来去见他。阎王问席方平：

　　‘还告吗？’

　　席方平恐再遭到毒刑，谎说：

　　‘不告了。’

福和中学老师

席方平又被押回阳间。席方平想告到玉皇大帝那里，他听说二郎神是玉帝的贵戚，聪明正直，便又回到阴间找二郎神。谁想又被阎王抓住，把他强行投胎为婴儿。席方平愤怒啼哭不吃奶，活了3天就夭折了。他的灵魂又跑到阴间告状，结果碰上玉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赶快判决。最后，二郎神判决，将贪赃枉法的阎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某，分别治罪。同时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义，并增加席廉阳寿3纪。”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喝了口水，点着烟，又说：

　　“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冤案终能昭雪。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只要准备了这几条，就什么都不怕了。”

　　5月4日，毛泽东在给埃及总统的复信中写道：

　　“不管帝国主义者怎样敌视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它们也决不能阻止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的前进。”“我的心向着阁下和贵国人民，向着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全体人民。”

　　5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1、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2、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3、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这一天，刘**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

　　5月8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

　　“我讲一个破除迷信。刚才不是有的同志讲破除迷信嘛。我们有些同志有好些怕，其中有的怕大学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就不那么怕了，或者怕的没有那样利害了，有的人已经接受了大学教授的聘书，我在报上看到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去当教授。这就是不怕的表现。还有的也准备去当教授。这是讲怕资产阶级教授，是否也怕无产阶级教授？我看有的。譬如说怕马克思，他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好几层梯子才能爬上去，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不要怕，原因马克思也是人，他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一个脑子，跟我们差不多。不过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不少的书给我们看。我不一定都要看完。杨献珍同志在不在？（杨答：在）。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了，我没有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看完，读一部分基本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所以在实际方面是超过了。他那时有那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革命。我们的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出道理来。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

　　“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我常常和一些同志谈，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100多年，帝国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服从外国100多年，吓怕了什么都怕，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子。总觉得自己不行，对孔子来说我们也不行。”

　　“从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青的，都是没人看得起的，学问比较少的人，被压迫的人。这些人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学问多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大部分如此。他们为什么能变成发明家、学者、英雄呢？是因为他们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中国战国时期秦国有个甘罗，大概是甘茂的孙子，他12岁当丞相，还才是个少先队员，红领巾，童子军。当时吕不韦是个大政治家，但没有主意，甘罗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亲自出马到赵国去，后来事情果然成功，才成了丞相。

　　汉朝有个贾谊，17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3次官，后来贬到长沙，他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又回到朝廷，写了两本书，叫《治安策》和《过秦论》。我看他是古时的秦汉历史专家。范文澜同志在场不在场？对不对，请你去考证一下。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和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死时才只有33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人家让他钻‘胯裆’，他一看没办法，只好钻。”

　　“孔明27岁当军师。周瑜也是青年人，孙权的老将程普不行，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先不服气，但后来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36岁。”

　　“最近出名的那两个发明家杨振宁、李政道也是年轻人，年龄不过30岁。台湾成立了一个科学院，胡适当院长，把他俩弄去当院士。”

　　“现在的许多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有很多是青年人。总之，有为的青年多得很。

　　到此为止，举这么多的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没有学问的胜过有学问的。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威者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被这种东西所束缚，要从这种束缚手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发挥人的创造性，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要把劳动人民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丰富的智慧、创造能力解放出来。”

　　“我不晓得什么工业，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我说不要把它看得那样严重。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只要15年就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甚至美国，照李富春同志的说法，至多20年也就够了。”

　　“今天《人民日报》上登的‘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我看这个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说说是不是狂妄呢？不是，我们不是狂人，马列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革命者，我们主张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求是精神的统一。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

　　“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人口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

　　毛泽东对范文澜说：

　　“范文澜同志，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我看可以补充一下，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他主张‘以古非今者族’。”

　　他接着对与会者们说：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叫《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4月28日《人民日报》），我看了很高兴。”

　　毛泽东说到这里，站起来讲话了，他说：

　　“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他有‘以古非今者’杀全家的禁令。”

　　林彪插话说：

　　“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泽东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多人，我们坑了46000人。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个独裁统治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事实，可惜的是他们说的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

　　从这一天开始，有117人在大会上作了口头发言，有140人作了书面发言。

　　毛泽东对与会者的发言很重视，几乎每次大会都要出席，而且听得很有兴趣。

　　5月16日，毛泽东在第2机械工业部党组5月14日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报告中说：在争取时间、加快核工业建设速度的问题上，中方人员与苏联科学家之间曾有过争论，出现了两股劲，但经过双方努力，最终实现了两股劲拧成一股劲。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请**同志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做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京剧《法门寺》中一身奴才气的人物——笔者注）！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

　　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第2次重要讲话，主要内容是讲国内外形势和当前的任务。他说：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但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中国是国际形势的重要部分。中国形势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现在统一了，过去对多快好省没有信心，现在转变了。只有把中国的形势搞好了，国际形势才会好。但是，也要准备有最大的灾难。赤地千里，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帝国主义的存在，就有战争的可能性。当然现在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但要准备，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作了准备，打起来也就不会大惊小怪，打仗无非是死人，这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5月17日，一位领导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了中国的人造卫星问题，会议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毛泽东说：“当然啦，我们应该从小的搞起。但是，像美国鸡蛋那样大的，我们不放。要放我们就放他个2万公斤的！”

　　毛泽东似乎也被自己的话感染了，他的话音刚落，便呼地一下子站了起来。代表们更是情不自禁，站起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5月18日，毛泽东提议将安东机器厂关于试制成功30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给大会代表们。

　　安东机器厂是一个小修理厂，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人们土法上马，失败一次再试一次，终于成功地研制出了30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

　　毛泽东为印发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批语，题目叫做《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5月20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第3次重要讲话。他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官气，他说：

　　“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毛泽东提出了外行领导内行的观点。他说：

　　“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呢？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门科学技术，每人只能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他只会唱青衣，而旦角就有青衣、花旦、武旦、老旦、丑旦五行。五行，梅兰芳只会一行，唱老旦不行，他唱老旦就不如李多奎。”“一个人精通二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讲还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

　　“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学者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自己不起，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毛泽东还讲到了插旗子、辨别风向的问题。他说：

　　“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从地球的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的。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插红旗子就是插白旗子，或者还有插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的旗子，就是资产阶级的旗子。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究竟插什么旗，双方都在争夺，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机关、车间、连队、学校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

　　“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学历史的人要有3个条件：才、学、识。这里讲的是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辨明风向，刮小风时就知道要刮大风。”

　　“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该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

　　5月22日，毛泽东给张治中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张治中在5月3日将他的《自我检查书》和他在1949年冬口授的一份自述《六十岁总结》送给毛泽东，说是请毛泽东指教。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文白先生：

　　5月3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到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毛泽东

　　　　　　　　　　　　　　　　　　　　　　　　5月22日上午7时

　　5月23日上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3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会议决定由中央主办出版理论刊物《红旗》杂志。

　　经毛泽东提名，会议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下午，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第4次重要讲话，他说：

　　“我们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地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

　　“大会的总路线的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个人突然想出来，不管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注意下去联系人民，或者与同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你半年不与人民接触联系，什么也不会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4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与同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总结上来。”

　　毛泽东又谈到了辨别风向的问题，他说：

　　“以后注意辨别方向。大风一来，12级风，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就不易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思，值得看。宋玉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起于青蘋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地。‘谿’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溪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45卷，我昨天还翻了一遍。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蘋之末’大概是成都的那个地方。‘侵淫溪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他说的那个‘溪谷’究竟在哪里？可能就是那个三峡。”

　　欲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后有何重大活动，请诸君细细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5月20日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插红旗还是插白旗的那些话，是指要在政治思想上占领各个领域各个地方，不给有右倾思想的人们留有任何空间，而不是要这些领导人真的到各地去插什么红旗插什么白旗，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在八届二次会议结束以后，不少领导人回到地方，还真的搞起了一个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这些人听风就是雨，纯属歪嘴和尚念经，岂非政治笑话？在那些凡是被插上白旗的地方，无不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造成了群众的紧张情绪和灾难。河南省甚至还出现了处于最基层的一些干部和一些社员群众被无情斗争和打骂的现象。应该说，这些领导人不是愚氓就是别有用心，靠这些人领导大跃进，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偏差及时予以纠正，那么大跃进的结果可真是不堪设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