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259章导读表在46页】

伏罗希洛夫挥动了一下手臂，重复了一句。二人会心地笑了起来，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陪同伏罗希洛夫观看了演出。当侯永奎唱到【折桂令】中的“……管叫你海沸山摇”一句时，他那几个漂亮的鹞子翻身，快、脆、帅，一下子把观众带入了特定的悲壮氛围之中，为林冲的悲愤心情所震颤。毛泽东带头起立鼓掌，诺大的怀仁堂里，热烈的掌声顿时响了起来。
　　4月17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关于这次欢迎伏罗希洛夫酒会的电讯中，以明显的题目标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3次国共合作”。
　　这是毛泽东关于第3次国共合作的第2次公开谈话（第1次见毛泽东和苏加诺的谈话——笔者注），《人民日报》却是首次将这一信息公诸于世。
　　后来，正当卫立煌决心为国共新的统一战线做贡献的时候，不幸因病医治无效，于1960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1月20日，首都各界举行会议，公祭卫立煌。由周**主祭，张治中致悼词。毛泽东送了花圈。
　　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15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中　央
　　4月20日，毛泽东给袁水拍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的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袁水拍拿着毛泽东的信给李希凡看，征求他的意见。李希凡说：
　　“我不会教书，也不愿意去教书，我自己给主席写信。”
　　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毛泽东的批评作了检讨，表示愿意经常到生活中去，克服脱离群众的缺点，同时表明不想去教书的愿望。过后李希凡问袁水拍：
　　“主席看过我的信后表示了什么意见？”
　　袁水拍苦笑着说：
　　“你不想去，主席还能怎么办，不是说和你‘商量一下’么？”
　　李希凡闻言，沉默了许久，依然留在了《人民日报》社。
　　4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日本社会党以浅沼稻次郎书记长为首的访华亲善使节团全体成员，他握着浅沼稻次郎的手说：
　　“久仰大名，欢迎你们。”
　　浅沼稻次郎是日本卓越的爱国政治家，是在战后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争取日本独立、民主、和平与中立斗争中的一位积极的战士。同时，他非常重视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争取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今日一见毛泽东如此亲切随和，坦诚友好，激动不已，他说，自己对过去未能阻止日本的侵华战争表示非常抱歉，对日本现在仍然处在美国的统治下不能完全自己做主，甚为遗憾。
　　毛泽东对浅沼稻次郎的自责精神表示赞赏，他说：
　　“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两国要友好，这是重要的。要恢复邦交，中国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亚非国家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浅沼稻次郎认为，两国邦交不是不能恢复，但由于两国的现状，这条路可能长一些。他还说：
　　“比如我今天去八达岭，路很难走，我脱了鞋，费了很大的劲，终于爬上去了。这说明只要做下去就一定能成功。”
　　“我赞成你的意见，”毛泽东说：“穿着鞋子上不去的地方，脱了鞋就能上去。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可能时间会长一些，是两国之间的障碍。因为这不是蒋介石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
　　他还说：
　　“美国在日本遍设军事基地，不仅在日本有，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日本是很有力量的，取消军事基地有可能首先从日本冲破。日本是世界上10个工业化的大国之一，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受外国控制的。现在中国很穷，拿什么和你们交换？再过7年、8年、10年，我们才可能和你们多做些生意。”
　　浅沼稻次郎说：
　　“日本经济是靠美国的，贸易是单方面的。我认为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值得我们考虑的是，中国有丰富的大米、大豆、煤、盐，但我们还要从美国买。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讲到这里，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但也不是说日本和美国就不做生意，中国只是一方面，应该和很多国家做。”
　　“您对日本侵略如何看法？”
　　坐在浅沼稻次郎身边的胜间田清一向毛泽东提问道。毛泽东回答说：
　　“世界变大了，进行侵略也不容易。日本扩张的结果，对日本人民也是不利的。但是，没有这个扩张，日本人民得不到教训，中国、世界人民也得不到教训。所以我和日本朋友说，你们占领了半个中国，当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也有另外的一面，也对中国有利，帮助了我们，这就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你们和我们所共同反对的军国主义，有促进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也有促使日本人民觉醒的作用。”
　　4月24日，毛泽东从这一天开始，着手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只要没有其它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详情容后再叙。
　　4月25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他对已经起草出来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
　　4月27日，毛泽东在4月24日的《大公报》报头上写了一个批示：
　　乔木阅：
　　《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它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毛泽东
　　4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部委及党组：
　　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问题的公开讨论，这个讨论可能延长几个月。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后来推迟到5月10日——笔者注），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3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它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对党与（1）工人、（2）农民、（3）学生、（4）解放军战士、（5）知识分子、（6）民主党派、（7）少数民族等7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现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材料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以为参考。本件及4月19日电报均请转发县级、军队的团、城市工厂和学校的党委。
　　　　　　　　　　　　　　　　　　　　　　　　　　中　央
　　毛泽东在上述指示中所说的这一天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着重说明了此次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意义，规定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和方法。《指示》在分析了党内的状况和开展整风运动的必要性后说，“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内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要求：对于一般党员，主要的是要求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知识分子党员，除了上述各项要求外，还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
　　4月30日晨，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29日刊载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所写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作者在文章中畅谈了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的收获和意见。这一时期，中国还有一些人正跟着苏联批判摩尔根，毛泽东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此，他决定让《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他给胡乔木写信说：
　　“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
　　接着，他把李汝祺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并代《人民日报》拟了一个编者按语，他写道：
　　“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4月30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2次扩大会议，议题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计44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扫扫街总可以。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方面，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毛泽东说罢，问北大校长马寅初：
　　“你那里怎么样？”
　　马寅初回答说：
　　“过去好在有组织，我的一切都是旧的，如果真管，不能有现在。”
　　毛泽东又问：
　　“他们要不要你管？”
　　马寅初说：
　　“矛盾是有的。”
　　毛泽东见马寅初回答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挑明说：
　　“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
　　他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道：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现在不要搞唯物辩证法，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500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旧皮不存，毛要附在新皮上，不能吊在空中。要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现在500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思想是多少年钻进来的。现在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4个月在外，8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毛泽东最后说到了他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他说：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7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的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
　　陈叔通和黄炎培都是第一次听说毛泽东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不由得吃了一惊，二人商量着要写一封信，表明他们的反对意见。于是，二人便在第二天联名给刘**和周**写了一封信。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就这样，一个全党的开门整风运动，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做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　央
　　这个指示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都采取各种形式，请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提意见。党外人士热情高涨，与党员一起踊跃参加各种座谈会、讨论会、鸣放会，对中共党内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意见和积极的建议。可没曾想，不久便有一些心怀叵测的人为逞一己之私，竟趁机向共产党发起了猖狂进攻，最终惹出了一场大大的祸事。
　　正是：毛公虚怀若谷，肝胆相照；天日可证。
　　　　　浑人包藏祸心，琵琶另弹。奈何奈何？
　　欲知毛泽东领导的开门整风运动引出了一场什么样的大风波，请看后面详述便知分晓。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68
第268章
　　“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构成了党内的主要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注意这部分人，坚决地与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作斗争。”
话说1957年5月4日晚上，清华大学500多名师生参加了中山公园的“5•4”青年节游园晚会。毛泽东、刘**、周**、朱德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陪同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走进了中山堂前清华师生环绕的舞场里，一时间，清华师生人群沸腾。
　　周**绕场招呼学生们坐下。毛泽东笑容可掬地对一位身着大红色蒙古民族服装的女生说：
　　“跟伏老跳吧。”
　　那个女生便大大方方地和伏罗希洛夫下了舞场。另一位女生跑到毛泽东跟前，说道：
　　“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也说了一声：
　　“你好。”
　　便应邀下了舞场。一曲舞罢，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进入中山堂休息。不一会儿，学生们由刘**带着，再度请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跳舞。毛泽东说：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来。”
　　不多一会儿，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一块儿来到舞场，毛泽东微笑着对学生们说：
　　“怎么样？我们真的来了吧！”
　　毛泽东又跳了一会儿，临走的时候，还对学生们说：
　　“你们满足了吗？”
　　5月5日，毛泽东在陈叔通、黄炎培反对他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信中写出了批语。
　　信中说，现在的“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道：
　　“以上两个理由，因时间太长，连任4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的经验，可能要15至20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信中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泽东批道：
　　“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泽东批道：
　　“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信中说，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将引起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毛泽东批道：
　　“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信中还提出了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4年”下面，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批道：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1、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8年，可不连选。2、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4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写罢批语，毛泽东又将此信批转给刘**、周**、朱德、陈云、邓**，彭真，他写道：
　　“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请**同志将此件印发给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注意。”
　　5月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已经在中国访问了20天，他即将离开中国去印度尼西亚访问。
　　这天凌晨3时25分左右，勤政殿里灯光明亮，伏罗希洛夫已经起了床。他身着灰色西服，梳洗得整整齐齐，两手插在裤兜里，在前厅里来回走动着，等待着毛泽东的到来。
　　4时30分，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伏罗希洛夫整理了一下领带，迎了出去。毛泽东见伏罗希洛夫走了出来，连忙上前紧紧握着他的手，关切地问候道：
　　“睡得怎么样，休息好了没有？”
　　伏罗希洛夫说：
　　“休息得很好。这个时候还打搅你，真有些过意不去，你早应该休息了。”
　　“我应该来看看你。”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拉着伏罗希洛夫的手，并肩向客厅走去。到了客厅门口，伏罗希洛夫伸出左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
　　“你到我这里来是客人，请吧。”
　　毛泽东微笑着谦让道：
　　“咱们一块儿进去吧。”
　　伏罗希洛夫把茶桌上的烟灰缸拿过来，放在毛泽东坐的沙发扶手上，亲切地说：
　　“茶桌离你远了些，这样你就方便了，不用再起来去磕烟灰。”
　　毛泽东道了一声“谢谢”，关切地问道：
　　“20天来你累了吧？节目可能紧了一些，你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伏罗希洛夫高兴地说：
　　“我最亲近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一点也不累，一切都好极了。偶尔由于太阳晒，有些头昏。在广州吃了点蛇肉，也许肚子里展开了龙虎斗，刚回北京稍稍感到不舒适，很快就过去了。每当我想到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动人的欢迎和款待，就是有点疲劳也都忘了。我听说你每天熬夜，我真心疼啊！你无论如何也别熬夜了。过去我也曾通宵地工作，结果身体受了不少损失。希望你这样做：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
　　“好，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毛泽东微笑着回答，接着他又说道：“不过不要紧，我已经习惯了夜里工作，我是按月亮规律办事哩。”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
　　伏罗希洛夫连连摇着大手。他起身从茶桌上端起一杯泡好的龙井茶，递给毛泽东，又问毛泽东每天吸几支烟，毛泽东说：
　　“不多，有时把烟拿在手里不抽，或者是燃着了不吸，看着它冒烟，在精神上好像是吸了。”
　　卫士们为了限制毛泽东吸烟的量，曾经把一支烟折为2节，使他吸完后有所间隔。伏罗希洛夫听毛泽东如此说，摇摇头，真诚地说道：
　　“我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如果想休息，随时都可以到我们那儿去，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如像南俄的索奇和黑海岸上的克里米亚等地。”
　　毛泽东说：
　　“我深深感谢你，你这是很好的意思。”
　　此时，天边已渐渐现出晨曦。刘**、周**走了进来，准备一道去机场为伏罗希洛夫送行。
　　该出发了，毛泽东陪着伏罗希洛夫走到门口，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
　　“我不同你告别，我只暂时说同你再见，祝你一路平安。”
　　毛泽东把伏罗希洛夫送上汽车，目送着车队渐渐远去。
　　5月7日，刘**在听取杨献珍等人的汇报时，说道：
　　“整风就是要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原来是有同一性，我们没有必要先强调斗争性，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嘛。这样一种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晓得的。”
　　5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写出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为“自修稿第1次稿”。
　　5月8日上午，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2次稿”。
　　5月8日这一天，刘**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陈叔通和黄炎培的联名信以及毛泽东对这封信的批示。
　　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除了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意见。
　　是日晚10时，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3次稿”。
　　5月9日、10日这两天，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4次稿”。他把整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1稿”，批给刘**、周**、朱德、陈云、邓**、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康生、李维汉，并且写道：
　　“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
　　5月11日，毛泽东给在湖南长沙第10中学教书的语文教师李淑一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李淑一看了毛泽东于1957年1月发表在《诗刊》上的18首诗词后，在2月7日把自己记忆起来的、过去毛泽东赠给她丈夫柳直荀一首诗中的几句，抄寄给毛泽东。她在信中附上了自己于1933年所作的怀念丈夫柳直荀的一首《菩萨蛮•惊梦》：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愁多少。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李淑一还在信中索取毛泽东在1920年送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
　　毛泽东在回信中是这样写的：
　　淑一同志：
　　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所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之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
　　为国珍摄！
　　　　　　　　　　　　　　　　　　　　　　　　　　毛泽东
　　毛泽东赠给李淑一的这首游仙词，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堪称千古绝唱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李淑一读罢毛泽东这封来信，激动得热泪涌流。
　　还须说明的是，毛泽东在1961年把曾经婉拒李淑一请求的《虞美人》一词写了出来，送给了他的卫士张仙朋。这是后话。
　　且说5月12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
　　“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官僚主义很厉害。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的专制。这个猴王虽经历了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了去一样被人家抓去，后来，他又跳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就是人民。”
　　5月14日凌晨，毛泽东在5月10日的《解放日报》第二版上给刘**等人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陈云、**、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毛泽东所说的“这一整版”是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刊登了该报前两天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他又写道：
　　“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原来在5月8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第1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到5月13日，座谈会已经举行了5次。在前4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和书面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有一些意见尽管尖锐，但也比较中肯，与人为善。但在13日的第5次座谈会上，一些人的发言就越来越偏激了。
　　有人提出了要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意见，他们说：“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有人甚至针对“党委（党组）负责制”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
　　毛泽东在批示中所列举的那些报纸都对上述情况作了详细的报道。
　　5月14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中说：
　　“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是日晚9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刘**、周**、朱德、陈云、邓**、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讨论整风座谈会上发生的情况。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结束。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是要公开发表的。可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时，改变了初衷，又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
　　5月15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6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大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先后在会上发言。
　　马寅初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有人则说，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他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批评有4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张奚若的这4句话，后来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益处。”
　　“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意见，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
　　这就叫：每逢大事有静气，欲擒故纵待蛇出。
　　5月16日晚9时，毛泽东召集刘**、周**、朱德、陈云、邓**、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吴冷西，讨论整风运动中所发生的情况。会议开到次日1时20分结束。
　　5月18日晚上，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他的卧室里，召集刘**、周**、邓**、彭真、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开会。
　　毛泽东右手拿着香烟，左手扬起一张报纸，冲着吴冷西问道：
　　“你看过5月13日的《新民晚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先锋何在？》，署名林放，即赵超构，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
　　吴冷西说：
　　“没有看，这几天又是布置机关内整风，又是报道全国大鸣大放。”
　　毛泽东说：
　　“搞新闻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浏览全国报纸。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细看，看他们有什么议论，有什么独家新闻，编排怎样，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动向。你们新闻工作者协会正在开座谈会，昨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现在新闻界有许多议论：
　　1、他们说，新闻要新。现在新闻太少，旧闻太多。
　　新闻要新，这应当不成问题，因为不是写历史。但是不能没有‘旧闻’，也还要有‘无闻’。这个问题，我在3月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谈过，说要做具体分析。一般讲新闻要新、要快是对的，但有的事情发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比如1955年底，北京市几天时间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天安门开庆祝大会。这样的新闻本来要慎重考虑，但当天就广播了，以至全国各地一拥而上，照北京的办，工作草率、粗糙。所以，新闻太快了有时就出毛病，不如慢一点好。这个问题看来思想上未解决。
　　2、他们说，现在新闻自由太少，统制太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包办一切。
　　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
　　3、他们说，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廖化。
　　《先锋何在》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者是先锋，这在原则上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的先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现在没有真正的先锋，个个都是滥竽充数，这恐怕不好说。
　　4、他们说，现在报纸文风不好，教条主义，党八股，引不起读者兴趣。
　　教条主义很讨厌，我也不喜欢。我在延安整风开始时，就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我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跟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也说到，报纸要搞得生动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当时《新民报》赵超构提出，要‘软些、软些、再软些’。我也反对太硬，太硬了读者不爱看。但是，我也担心太软了不好，黄色的东西会出来，所以说两个‘软些’就行了。上个月去上海，看了几天《新民晚报》，办得还是比较严肃的。赵超构是有见解而又诚实的人，他1944年访问延安，我同他谈过话，他回去后写了一篇《延安一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很大。”
　　毛泽东说着，从斜躺着的床上直起腰，坐在木床上，用右手板着左手的指头说：
　　“看来现在新闻界有3条路线，一条是教条主义，一条是修正主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教条主义吃不开，修正主义神气起来，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确立领导地位。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学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新闻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你死我活，无政府状态，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特点，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害的东西，他们都不发表。现在许多人都说解放前的报纸如何好。其实，大公报、申报从清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适应当时政权的需要。当然，资产阶级报纸有些东西还是要学习的，不能根本割断传统，像电影那样，有些好东西还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但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这同资产阶级新闻学根本不同。在学习资产阶级报纸的好东西时，只讲一致，不讲区别，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那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同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无政府状态不同。在我们国家里，无论哪一种报纸，都纳入国家计划，都要服从无产阶级利益，都要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是宪法规定的，因为无产阶级最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政策，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报纸只登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不登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报纸也不登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这都是阶级利害关系，是普遍规律。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资产阶级报纸大登特登，我们报纸就一字不登。西方通讯社有些消息，我们就不采用。它们也不采用我们的东西。倒是我们办了一个《参考消息》，登了许多西方官方和报刊骂我们的东西，可以说天天替帝国主义做义务宣传，目的是使我们的干部接触细菌，增强免疫力。中央决定《参考消息》扩大发行40万份，过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经验，加以改进，进一步扩大发行。这是‘有闻’、‘无闻’的问题，涉及阶级利益的问题。”
　　毛泽东说罢，与会者都很关心《参考消息》扩大发行的情况，议论纷纷。吴冷西作了简要汇报，他还介绍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参考消息》的内部刊物，不过发行量很小，一般干部和大学生看不到。毛泽东接着说：
　　“有些消息，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不登报、不广播。如禁止鸦片烟，又如轰轰烈烈的新区土地改革，我们就没有发消息，这也是一种‘无闻’。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过了3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了3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1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做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
　　只是因为新闻观点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新闻观点和新闻政策。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无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无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因为有自由，先锋总是要出的，不会只是出廖化。有新闻，就可以出先锋，旧闻也不是不可以出先锋。发表《先锋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锋作用。根本问题是新闻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正同话剧的形式也并没有阶级性一样，汉奸也可以演话剧。白话题材国民党用，我们也用。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
　　报纸同政治关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编排，就表现记者、编辑的倾向，就有阶级性、党派性了。
　　现在新闻界议论很多，把教条主义攻一下有好处，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锋。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进新闻工作。”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示中说：
　　“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对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
　　指示还要求各级党委“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
　　5月20日，毛泽东给德•达姆巴（今译达希•丹巴——笔者注）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亲爱的德•达姆巴同志：
　　我收到你在1957年4月26日给我的来信。

福和中学老师

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时候，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派来政府代表团参加庆祝盛典，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谨致谢意。
　　我们研究了你在来信中提到的由中国供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力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如你们所设想的，大量迁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定局，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居民有870万人，其中700多万人是汉族，而蒙古同胞仅有100多万人……所以，我们设想，只能动员汉族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农业方面需要劳动力的部门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们每年能够派去的人数也不能很多……目前，我们已经派去有8000多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各方面的劳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违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们对于这些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协助之下，已经作了一些处理，其中有些人已经调回中国，另一些人，则根据他们违犯法律的情节按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处理了。我们设想，今后这类事情还是会发生的……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宜于留下工作的人员，可以通知我们，我们准备随时调动他们回来，以免增加你们管理中的困难。
　　谨致
　　兄弟的敬礼！
　　　　　　　　　　　　　　　　　　　　　　　　　　毛泽东
　　5月21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8次座谈会，章伯钧在发言中说：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4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
　　5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书案边学习了一会儿英语，休息时和他的英语老师林克谈起了《沁园春•雪》的主题和注家不一的问题。
　　毛泽东问：
　　“你喜欢我的哪一首诗词？”
　　林克想了一想，说：
　　“我最爱读的要数《沁园春•雪》。”
　　毛泽东说：
　　“《沁园春•雪》这首词是反封建的，批判2000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文采、风骚、大雕，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只能这样写，须知这是写诗啊！否则就不是写词，而是写历史了。难道可以谩骂这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两句，是指无产阶级。”
　　毛泽东说罢，立刻挥毫书写了《沁园春•雪》全文，送给林克作纪念。
　　林克得到毛泽东的书作，自然是如获至宝，喜不自胜。可是后来这幅字被田家英看见了，田家英自称是“爱书爱字不爱名”的人，他说他非常喜欢这幅字，一再向林克索要，林克无奈，只好送给他了。
　　5月22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北京大学学生在大饭厅里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5月19日，此后，大字报便越来越多。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反对必修政治课等等。学生们的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的《文汇报》在他们的报道中，称其为“北京大学‘民主墙’”。
　　毛泽东在一连几天的时间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看大字报。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
　　5月22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9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他说：
　　“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
　　罗隆基提出由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
　　5月23日下午，刘**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邓**在汇报中说：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多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也，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
　　邓**接着谈到了工作部署。此后，周**、朱德、陈云、康生也通报了一些情况。刘**最后作了总结，他说：
　　“**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
　　5月23日晚，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说，他称现在的社会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5月24日，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二稿”，他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他在批示中写道：
　　“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5月26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
　　5月25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三稿”，他要求立即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及当天到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区负责人。他在批语中写道：
　　各位同志：
　　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6月5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
　　　　　　　　　　　　　　　　　　　　　　　　　　毛泽东
　　又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
　　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及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他在简短的讲话中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判断思想、理论以及行动是非的标准。
　　5月26日，《人民日报》和其它各大报刊都刊登了毛泽东的这一段重要讲话。
　　5月27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四稿”。他在通知中写道：
　　“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
　　5月28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稿“第五稿”。他要求在3个小时内，印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
　　是日下午，毛泽东邀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问题。
　　1957年6月1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六稿。
　　6月1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12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
　　“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依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6月2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
　　6月3日，李维汉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后，他准备在下一次会议上讲话，就来请示毛泽东、刘**和周**，问要不要反击？周**说：
　　“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
　　毛泽东一边审阅着李维汉的发言稿，一边说：
　　“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6月初，也就是毛泽东在5月11日给李淑一写了《游仙》词之后几个星期的某一天，毛泽东在书房里接待了20年代曾给杨开慧和他当过保姆的孙嫂陈玉英。毛泽东握着陈玉英的手，微笑着说：
　　“隔了30年了，你还是这个样子，你还好健康啊！”
　　毛泽东帮助陈玉英入座，他情不自禁地说：
　　“你和开慧在反动派的监狱中很坚强，没有被敌人的严刑拷打所屈服，你们受了很多苦啊！你苦了一辈子，该好好休息一下。你同杨开慧同甘共苦，我今天看见你就像看见了杨开慧一样。你以后可以每年到北京来一次，来看看这里的发展变化也好嘛。你女儿要来，让她来一次，你们就是我家里的人一样。”
　　毛泽东问起杨开慧在狱中的情况。他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他说：
　　“开慧是个好人哩，你也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6个，有的全家都牺牲了。”
　　毛泽东留陈玉英吃了午饭。饭后，陈玉英要走了，毛泽东扶着她起身，扶着她下台阶，还温和地嘱咐她说：
　　“小心点。”
　　陈玉英视这种特殊礼遇为理所当然，她还像过去那个时候一样，把毛泽东看作是一家人。她对扶着她的毛泽东说：
　　“放松点，我老了，走不稳了，你晓得的。”
　　时隔4天，毛泽东第2次接见了陈玉英，说以后要给陈玉英寄一些钱去，好让她生活过得好一些。
　　毛泽东将自己的两张照片送给陈玉英和她的女儿孙燕，并提笔在照片上签了字，又在陈玉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毛泽东”3个字。
　　陈玉英这次在北京住了20多天才回去。此后，毛泽东多次寄钱补助陈玉英的生活，还供养她的女儿孙燕上大学。
　　后来到了1958年春节前夕，毛泽东又把她的女儿孙燕接到北京住了半个月，并给孙燕买了一套衣服。1958年6月，毛泽东第2次接陈玉英到北京住了20多天，先后两次接见她。这是后事。
　　再说6月5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话，就准备反击**给他们打招呼。
　　此前，陈叔通和黄炎培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6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中要求各省、地、市机关和高等学校按左、中、右3派的标准，抓紧排一下队，同时尽快解决一批能够解决的问题，以便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待时机成熟时反击**。指示中还特别嘱咐各地负责人说：
　　“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一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
　　是日下午，毛泽东看了陆定一送来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上说，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造谣说：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文章散发后，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当即批示：
　　“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就在这个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党外人士举行了一个座谈会。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当众宣读了一封他收到的匿名信。
　　原来，卢郁文在5月25日的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了言，他说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共产党领导的意思。他还说，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由双方共同来拆。他又批评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不久，卢郁文就收到了这封匿名信，信中说他是“为虎作伥”，辱骂他是“无耻之尤”，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中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卢郁文读罢这封恫吓信，说道：
　　“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还说，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接着，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发言中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
　　6月7日上午，胡乔木通知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毛泽东要和他们二人谈话。胡乔木叫吴冷西下午先到他的住处去，然后二人一起去见毛泽东。
　　在这个初夏的下午，中南海显得特别幽静。胡乔木和吴冷西沿着小路走过居仁堂，来到勤政殿后面的一个小门旁，走进菊香书屋，到了毛泽东的卧室里。毛泽东似乎是刚睡醒不久，他斜躺在用两张单人木床合并而成的大床上，正翻看着这一天的《文汇报》，那些已经看过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放在左手一边的木板床上，那里还堆满了近期看过和将要看的书，有古籍，也有新书。右边的床头桌上还放着好些其它报纸。
　　毛泽东见二人进了屋，就放下手中的报纸，招呼他们在床前的椅子上坐下，问道：
　　“你们看过今天的报纸没有？现在报纸很吸引人，许多人高谈阔论，说要帮助共产党整风。”
　　胡乔木、吴冷西刚坐下，毛泽东不等他们回答，便又兴高采烈地说：
　　“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对他进行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的好机会。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就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正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要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政治家办报。”
　　毛泽东将话题一转，对吴冷西说：
　　“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去。”
　　此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是邓拓。吴冷西一听说是要自己去代替邓拓，就说：
　　“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泽东看看吴冷西，又看看胡乔木，说：
　　“两个月前，我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批评《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我在上海发现这个情况，就回北京来查此事。先找乔木谈，第二天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谈。我当时说得严厉了一些，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这样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惊醒过来。我当时列举几个例子证明我的看法：《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和几天前的社论，都没有提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
　　毛泽东对着胡乔木严厉地说：
　　“中央党报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
　　胡乔木解释说：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后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我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过再三研究才考虑让你去。”
　　吴冷西说：
　　“我虽然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和研究了2年，又在抗大和陕北公学讲过马列主义课，但十多年来一直搞新闻工作，没有搞过理论，学术问题、文艺问题懂得更少，不适合到《人民日报》去。”
　　毛泽东说：
　　“我们党内许多负责党员怕教授，这很不妥当。中央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着新华社社长，你再考虑考虑，给你10天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10天以后再谈。”
　　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这是为什么？》一文上改了几个字，交给吴冷西和胡乔木，要新华社当晚向全国广播，要胡乔木在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在分析卢郁文事件时写道：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少数的**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趁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
　　除《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
　　6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分子进攻的指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他在《指示》写道：
　　“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分子的进攻。”“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疤），利益极大。”
　　6月9日凌晨2时，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稿第七稿。他把这一稿称作“6月8日修正稿”，并批示道：
　　“即打清样35份，于本日上午9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工人说话了》的社论。
　　6月9日，《
　　从此，在全国范围内一场大规模的反**斗争开始了。
　　6月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李达（此李达乃毛泽东的老朋友，非部队李达——笔者注）谈话，就发动反击**分子斗争问题给他打招呼。
　　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击**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指示中特别强调说：
　　“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欲知反**斗争开始后的情形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69
第269章
　　“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话说1957年6月12日，毛泽东将他写于5月15日、后又经过多次修改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毛泽东写道：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在共产党内有3部分人：第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第二部分是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人，这部分人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是辛辛苦苦地干的，也是有成绩的，就是他们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对，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就大进了一步。第三部分是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构成了党内的主要危险。几个月来，人们都在批评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该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因此，我们必须注意这部分人，坚决地与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作斗争。”
　　“党外知识分子中，中间派大约占有70％左右，而左派大约占20％左右，**大约占1％，3%，5%到10%。依情况而不同。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我们和**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新闻界的**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有**情绪的**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7级以上的台风。”
　　“**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毛泽东还写道：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
　　6月13日凌晨，毛泽东看过了姚文元于6月10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一文，他决定在6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他又亲自为14日的《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目叫《<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6月13日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电话通知吴冷西说：
　　“主席要找你谈话，要你马上就去。”
　　吴冷西不敢怠慢，马上从颐年堂进去，向东走过一段回廊，来到菊香书屋的西门，走进毛泽东的卧室，见胡乔木已经在座。毛泽东见吴冷西来了，开门见山地说：
　　“你这几天考虑得怎么样？去不去《人民日报》？”
　　吴冷西说：
　　“从我本身的条件看，我认为我去《人民日报》是不适宜的。但我是一个党员，中央如果作出决定，我只有服从。我希望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能考虑我的个人意见。”
　　毛泽东说：
　　“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中央已经决定调你去《人民日报》，担任报社总编辑，仍兼任新华社社长，而且今天就要去。”
　　毛泽东接着同吴冷西谈起他在4月10日和《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重述了他那次谈话提出的4点意见。说罢，他背诵了《汉书》卷九《元帝纪》中的一段原话：
　　“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弃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他接着又说：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
　　毛泽东又抑扬顿挫地背诵出刘邦的一段话：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毛泽东诵罢，接着说：
　　“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毛泽东说刘备属于寡断的人，是在他读卢弼的《三国志集解&#8226;陆逊传》时，看到卢弼引用清代学者钱振鍠的评论，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不过是用火攻，如果刘备不用山木扎营，以土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破蜀军呢？毛泽东看到此处，甚不以为然，于是就写下了一段批注，道是：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灃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毛泽东以为，刘备在彝陵之战的失败，正是他寡断缺点的表现。
　　“南唐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毛泽东对吴冷西说：“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
　　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中央将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还继续兼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统一起来。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毛泽东说着递给吴冷西一篇打字稿，吴冷西接过来一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写的社论，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毛泽东还交代说，这篇社论在明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连同姚文元6月10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一文，在6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
　　毛泽东接着说：
　　“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
　　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会碰到不少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
　　他板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着：
　　“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宫刑乃发奋著《史记》。
　　我在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我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
　　毛泽东笑着问吴冷西：
　　“你怕不怕老婆离婚？”
　　吴冷西说：
　　“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
　　毛泽东说：
　　“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自这天晚上开始，吴冷西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就到《人民日报》社上班了。
　　后来，也就是在这次谈话的半个月以后，邓**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会开会，宣布仍由邓拓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由吴冷西任总编辑。他还说，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此后，邓拓分工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吴冷西分工主管新闻和版面。
　　再说6月14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一天，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八稿，他注明是“6月14日修正稿”。
　　6月16日，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只做了少量的文字修改，形成了第九稿。他注明“6月16日定稿”。
　　6月17日，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做了一次修稿，成为第十稿。他注明是“最后定稿”。至此，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从他最初的3个“自修稿”到这一天的第十稿，共有13稿。
　　6月19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这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它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后来，美国《纽约时报》也全文刊载并发表了社论。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刊载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消息。
　　6月21日下午，许志行乘车来到了北京。他按照毛泽东信中的指点，到中南海找到了叶子龙，叶子龙派高智将他安排在前门招待所里。
　　6月22日傍晚6时30分，高智带着许志行来到菊香书屋，在宽敞的书房里等候毛泽东。不一会儿，走进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许志行站起身来，激动地叫了一声：
　　“毛主席！”
　　“志行兄，我们见面太晚了！太晚了！”毛泽东走上前去，一把抱住分别了整整30年的许志行的双肩，注视着许志行，感慨地说：“接到信后应该早点来嘛！等你好长时间了，我多么想见见旧时的朋友啊！”
　　许志行拘谨地说：
　　“您日理万机，我担心影响您的工作，所以就迟迟没有敢来打扰您。”
　　毛泽东拉着许志行坐在他身旁，许志行望着满架满架的书，颇有感触地说：
　　“毛主席，您还是这样喜欢书！”
　　“不要叫主席啰！还是叫我润之，或者叫毛泽东吧！”毛泽东爽朗地笑着，又望着桌上的一些线装书叹了一口气，说：“我工作太忙了，只得抽空读一点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读书的机会还多些哩。”
　　毛泽东问及老朋友在武汉分手后的经历，许志行感慨万千，向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眼前的这位中国人民领袖诉说了自己曲折的经历，倾吐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
　　毛泽东问他在北京还想探望些什么人，许志行说准备看望一下教过他书的谢觉哉谢老。毛泽东说：
　　“好，那就请他来聚聚。”
　　半个小时后，谢觉哉果然来了。许志行紧紧握住谢觉哉的手问候道：
　　“谢老，您好！”
　　谢觉哉对眼前这个35年前的学生印象很深，他们回忆起在长沙在一师附小的一些趣事，说到高兴之处，禁不住哈哈大笑。
　　吃饭时间到了，工作人员端上来4菜1汤，有炒青椒、韭菜炒肉丝、番茄炒蛋、红烧肉。毛泽东要许志行不要客气，多吃菜，并亲自他夹菜。还说要许志行在北京在北京多住些日子，看一看故宫、颐和园，游一游香山、长城。
　　6月26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在会议上作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批驳了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分子的指示》。指示中说：
　　“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胜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
　　6月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毛泽东派两辆车接冒广生到了中南海（周**说他见冒广胜是在政协刚闭幕后）。
　　冒广生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代，光绪甲午举人。他在戊戌变法时主张革新，列名保国会中。清末，冒广生任农工商部郎中，以不趋附权贵著称。民国初，冒广生曾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长，抗战前任中山大学教授。他还是著名的国学专家和诗人，才华文采为人所折服，一生著作颇丰。
　　周**与冒广生乃是世交。陈毅在新中国建立后，曾与冒广生多有交往。
　　冒广生在儿子舒湮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趋步亲迎，与冒广生握手问好。李维汉、吴冷西、胡乔木也早已等候在那里，众人寒暄过后，毛泽东引领客人步入客厅落座，
　　毛泽东从《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说起。他说：
　　“老先生讲得好啊！你讲，如果说共产党员没有偏差，那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冒广生说：
　　“我对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有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好，叫和鸣也可。”
　　毛泽东以肯定的语气，郑重地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此时，朱德也信步踱入客厅，毛泽东向他介绍了冒广生。冒广生指着舒湮说：
　　“我儿子访问山西八路军总部时，总司令曾款待过他。他后来在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把秦桧影射汪精卫。汪精卫向我要人，幸亏他早跑了。”
　　毛泽东看着舒湮说：
　　“南宋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词，可以读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徵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合死，可怜事去难言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毛泽东引用文徵明的《满江红&#8226;拂拭残碑》一词，全文是：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合死，可怜事去难言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舒湮听毛泽东如此一说，对他的旁征博引和他那超凡脱俗的真知灼见，佩服到了极点。
　　由此，大家的话题又转到了诗词方面的一些问题时，冒广生借机将他所著的《疚斋词论》、《四声钩沉》、《宋曲章句》、《倾杯考》4大册稿本，送给毛泽东看。
　　冒广生告辞时，毛泽东送到走廊上，边走边问：
　　“冒老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
　　冒广生说：
　　“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
　　毛泽东连声说：
　　“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毛泽东一直把冒广生送上汽车，还亲自用手遮住车门的上沿，生怕冒广生碰到车顶。
　　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通知中说：
　　“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派一个有力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
　　6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请费孝通谈话。
　　是日晚9点，毛泽东派人把许志行接到的办公室里来谈话。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盈盈地问他：
　　“这几天你玩了些什么地方？玩得痛快吗？”
　　毛泽东在谈话中向许志行了解了上海知识界的一些情况，最后又告诉许志行说：
　　“过几天我要到外地走走。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提出来。”
　　许志行说想去韶山看看。毛泽东说：
　　“好，到那里去看看，代我问候家乡的亲人们。”
　　说罢，提起毛笔，给韶山乡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
　　许志行临走时，毛泽东要秘书拿出500元给他作路费，并说还可以买一些纪念品。许志行执意不收。毛泽东说：
　　“这是我的稿费，是我以个人名义送给你的。我决不慷国家之慨！放心收下吧。”
　　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指示中说：
　　“对于那些仅有**言论，但并无**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都是十分必要的。”
　　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所加的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和极**的人数，以北京34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6月29日上午9点，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召见了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
　　早在3月份，毛泽东在谈话中曾批评赵超构办报要“软些”的方针，他提出办报的方针要“软中有硬”。赵超构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写了一些杂文，毛泽东并不满意。
　　这一次，赵超构在早上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后，心想，自己犯有错误，再也不能做新闻工作了。没想到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和颜悦色地和他握手寒暄。
　　赵超构说，他想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辑的职务。毛泽东毫无责备之意，笑道：
　　“那你干什么呢？”

福和中学老师

赵超构回答说：
　“听从组织安排。”
　　“最好还是回去当总编辑吧！”毛泽东说罢，又关心地问他：“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哪？”
　　赵超构回答说：
　　“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
　　毛泽东很风趣地说：
　　“恐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
　　毛泽东的宽厚和理解，使赵超构感动得流出了热泪。毛泽东既亲切又严肃地对赵超构说，办报要分清无产阶级办报路线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还勉励他以后要改正自己的缺点。赵超构主动谈起了他最近两个月在报纸上发表的杂文。毛泽东说：
　　“我很喜欢杂文，也想经常为报纸写杂文。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意做一个杂文家。可惜我现在无此选择的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呀！”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
　　“因此，我想保护几个杂文家。”
　　毛泽东在送别的时候，叮嘱赵超构说：
　　“听说你平时常常到城隍庙去坐茶馆，这个，我倒并不反对，但总不能整天泡在茶馆里吧！希望在你有空的时候，多接触接触工农群众。”
　　1957年7月1日清晨，毛泽东乘专机飞往杭州。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写道：
　　“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7月5日，苏共中央特使米高扬来到杭州，向毛泽东、刘**、周**、陈云、邓**通报了苏共中央于6月全会作出《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情况。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这个决议表示支持，并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
　　7月6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市委负责人要为毛泽东安排一场京剧演出，问他看什么剧目？毛泽东想了想，说：
　　“还是看《白蛇传》吧。”
　　这天晚上，毛泽东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众们一见毛泽东来了，纷纷立起身来热烈鼓掌。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着走向前排的领导席，在自己的座位前站定，转身向后面的观众招一下手，便坐了下来。因为肚子太大，一坐下他就感觉到皮带勒得有些不好受，李银桥照例帮他松开了裤带，并为他点上了一支烟。
　　大幕拉开了，毛泽东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上的演出。他入戏很快，一支烟还没有吸完就悄悄地掐灭了。他每每看到精彩处就忍不住要鼓掌，他一鼓掌，观众们也跟着他一起鼓掌。
　　随着老和尚法海的上场，毛泽东的脸色渐渐地沉了下来。他的嘴唇微微张开，随着剧情的深入，下唇时而轻轻地抽动一下，齿间还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
　　许仙和白娘子生死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毛泽东已经完全进入了这古老而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花开始在眼圈里聚集，瞬间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扑簌地顺着脸颊滚落。李银桥急忙轻轻地咳了两声，提醒他这是在演戏。可此刻的毛泽东，任何提醒已经失去了意义。他的动静越来越大了，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滴，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也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李银桥只得又轻咳了一声。没想到毛泽东竟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他还毫无顾忌地擦眼泪，擤鼻涕。看到这种情景，身边的卫士们也只得顺其自然了，只盼着这场戏早些演完。就在老法海将要把白娘子压到雷锋塔下的那一刻，毛泽东的惊人之举再度发生了，他将大手重重地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了身，吼道：
　　“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这猝不及防的举动，顿时惊动了周围的观众。更要命的是，就在他起身的一刹那，裤子一下子脱落了下来。亏得李银桥眼疾手快，纵身向前，抓住毛泽东的裤子，一把提了起来，双手颤抖着帮他系上了腰带。而此时的毛泽东却浑然不知，依然沉浸在剧情中。
　　演出结束了，全场热烈的掌声终于将毛泽东从戏中唤了回来，他鼓着掌，大踏步向舞台走去。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他将两只手同时伸向嫉恶如仇的“青蛇”，尔后又和“白蛇”与“许仙”握了手，而对于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他却是始终不予理睬。
　　7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吉林省委关于在高校反右斗争中的情况报告。吉林省委在这个报告中说：
　　“先前在第一线公开向我们进攻的**分子，主要是一批虾兵蟹将，更凶恶的‘鲨鱼’，多在暗地活动。”
　　报告中还说：吉林地区高校教师中（讲师以上，有的是老讲师以上）**分子占7％和15％不等。
　　中共中央在转发批语中写道：
　　“发现‘鲨鱼’一点很重要，请各地都注意。”
　　7月8日晚，毛泽东出席上海市干部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我看7月还是反击**紧张的一个月。**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这次反右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整风）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
　　“在民主党派整风时，要把3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究竟好不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来领导？”
　　7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反**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8000人。”
　　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亲切地说：
　　“老朋友啦，谈先生！”
　　谈家桢为自己在整风运动中曾经说了一些错话而感到很惭愧。毛泽东见他满脸汗水，一副诚惶诚恐地样子，又风趣地说：
　　“辛苦啦，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咱们可是老朋友喽！”
　　此时是谈家桢已经被内定为“**”，他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接见他。如今听到毛泽东如此幽默的话语，这才如释重负。此后，他被“内定**”的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毛泽东在谈话中鼓励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在反**斗争中要站稳立场，坚决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1957年夏，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政协把他定为大**，他不服气。
　　原来，章士钊在全国政协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引用了一句“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的古语，真诚地希望中国共产党永保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有些人对他进行了猛烈地批评，说他的发言是反党言论，要他写检讨。章士钊写了好几次都通不过。政协把他内定为像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一样的大**。
　　章士钊在信中说：自己为党提意见是一片好心，希望毛主席为我主持公道。
　　毛泽东看完信，立即批示给全国政协说：
　　“章老先生的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判了，再不要划成**了。”
　　后来，全国政协不再追究章士钊了。章士钊十分感激地说：
　　“只有毛主席才了解我的一片真心。”
　　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青岛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反**斗争。出席会议的有：刘**、周**、朱德、邓**、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
　　“不要脱离群众，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者，一个被领导者。”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出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4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此时，毛泽东在青岛患了感冒，久治不愈。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请来了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为他诊治。毛泽东见了刘惠民，一问他的名字，就说：
　　“你是施惠于民啊！”
　　刘老先生给毛泽东开了方子，舒同和夫人亲自抓药，煎药，送到毛泽东床前，直到毛泽东服完药入睡了，他们才悄悄离开。
　　山东省委另一位领导对舒同说：
　　“你胆子太大了……”
　　结果，毛泽东一连服了几天药，病情终于好转了。
　　7月26日至30日，毛泽东在青岛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舒同、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7月31日下午3时，家在青岛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很高兴，他说：
　　“劲光同志，你怎么不请我吃饭呢？”
　　萧劲光说：
　　“主席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我怎么好请你吃饭呀？”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今晚就到你家吃饭。”
　　萧劲光出来就对秘书张志文说：
　　“毛主席今晚要到家中吃饭，你回去准备一下，要清淡简单。”
　　张志文回到萧劲光家中，赶紧与萧夫人、厨师韩成顺研究菜谱。张志文还不放心，打电话给叶子龙，问毛泽东在饮食上有什么习惯。叶子龙说：
　　“越简单越好，主席是很随便的。”
　　萧劲光回到家里，到伙房又关照说：
　　“不要到街上买菜，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
　　韩成顺师傅作了6菜1汤，加上毛泽东的工作人员送来的一捆小油菜和一点海参及1碗熬好的小米粥，凑成了8个菜和一个紫菜汤，没有备酒水。
　　傍晚7点，毛泽东偕江青、李讷来到萧家，萧劲光和夫人在门前迎接，子女们也在客厅里欢迎客人。毛泽东亲热地和他们握手寒暄，问孩子们的名字、年龄，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
　　毛泽东、江青、李讷和作陪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及夫人，在萧劲光一家的簇拥下，来到2楼就餐。大家边吃边谈，江青说：
　　“主席真有意思，在延安靠萧司令吃饭，现在又向萧司令要饭吃。”
　　饭后，萧劲光说：
　　“海军的领导同志大都在青岛，请主席接见。”
　　毛泽东愉快地答应了。
　　1957年8月1日凌晨，毛泽东读了范仲淹的《苏幕遮&#8226;碧云天》、《渔家傲&#8226;塞下秋来风景异》两首词后，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銅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8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就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
　　8月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风的意见》。
　　8月3日，毛泽东撰写并修改了11稿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各地。文章中写道：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是反动派，反革命派。”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10年至15年。只有经过10年至15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10年至15年内基本上解决。”
　　8月4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克：
　　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1917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习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毛泽东
　　列宁的《做什么》一文，写于1907年，后来译为《怎么办？》。列宁在文章中特别强调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8月4日，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刘思齐是从苏联回到国内度暑假的，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从苏联转回到国内的大学学习。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思齐儿：
　　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转学事是好的，自己做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改学文科，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做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祝你进步
　　　　　　　　　　　　　　　　　　　　　　　　　　父亲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8月9日，毛泽东复信给刘思齐，他在信中写道：
　　思齐儿：
　　信收到。我在此间有事，又病，不要来。你应当遵照医生、党支部、大使馆的意见，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
　　此嘱
　　　　　　　　　　　　　　　　　　　　　　　　　　父亲
　　8月11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
　　8月17日，中央转发北京市的报告，报告说到8月7日止，全市已发现**分子7511人，其中高校有4230人。
　　8月18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上，加写了一句话，他写道：
　　“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大力争取过来。”
　　8月18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做准备。
　　8月28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
　　8月间，毛泽东约见张治中，他说：
　　“我很关心，听说有人给你写了大字报？”
　　毛泽东没等张治中回答，又接着说：
　　“也有人出我的大字报。”
　　张治中问：“谁？”毛泽东说：
　　“是湖南湘潭东山中学，他们寄来大字报一叠。主要说，韶山中学要求题字你题了，我们要求就不题，这是偏心。我只好都题了，承认不对。”
　　张治中知道毛泽东是有意宽解他，要他不必对大字报太介意。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统计“已发现党内**分子3000余人。”
　　欲知整风反右运动后来情况如何？待下面慢慢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70
第270章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话说1957年9月3日，毛泽东开始深入农村、工厂进行调查研究。他的第一站是河北省。
　　9月6日傍晚，从汉口方向驶来20多辆轿车，沿龟山山腰公路一直开到汉阳桥头凉亭旁。
　　毛泽东身穿一套灰色的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布鞋，走下汽车。他的后边跟着王任重。等候在桥头的武汉大桥工程局副局长杨在田和政治部主任杜景云，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
　　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走上公路桥，俯瞰武汉三镇。杨在田汇报说：
　　“武汉长江大桥为公路铁路两用桥，全长1670米，正桥长1156米，8墩9孔，每孔跨度为128米。”
　　毛泽东问：
　　“修这个桥用了多少钢，多少混凝土，花了多少钱？”
　　杨在田说：
　　“一共用了5万吨钢，一亿三千万元钱。”
　　“不太多。”毛泽东说着往前走，往上游指着江中问：“鹦鹉洲不是在江中间吗？”
　　王任重说：
　　“从前在江中间，现在汉阳江边就叫鹦鹉洲了。”
　　“啊？那看不到鹦鹉洲了，黄鹤楼呢？”
　　“古代的黄鹤楼早已经毁了，现在所谓的黄鹤楼，实际上是在晚清时期所建的奥略楼，建筑简陋，因修大桥已经拆了，现在正计划重修，恢复古黄鹤楼的雄姿。”
　　“应当修，这是历史古迹。”毛泽东走到大桥中间，看着栏杆旁漆着灰、黑、天蓝3种不同的颜色，问道：“怎么还漆3种不同颜色？这是让谁看的呀？”
　　杜景云回答说：
　　“这是让群众看的，我们征求群众意见，看漆哪种颜色好。”
　　毛泽东笑了笑，称赞道：
　　“好啊，你们搞建设还走群众路线！”
　　毛泽东问王任重：
　　“你是湖北的主人，你看漆什么颜色好？”
　　王任重说：
　　“我还没想好呢！”
　　毛泽东说他赞成灰色，还说灰色与江水比较协调。他接着转移了话题，问杨在田说：
　　“你们工人最多的时候有多少？”
　　杨在田说：
　　“有13000人。”
　　“技术人员有多少？”
　　“300多人。”
　　“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来了多少苏联专家？”
　　“24个。”
　　“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苏联专家，现在可以修吗？”
　　“可以修。”
　　“可以修了吗？”
　　毛泽东又重复地问，杨在田非常肯定地说：
　　“能修，能修。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武汉三镇闪烁着初上的灯光。毛泽东走到栏杆旁边，看着汉口方向说：
　　“灯火辉煌，灯火辉煌，好啊！”
　　他又问杨在田：
　　“这里从水面到桥面有多高？”
　　杨在田说：
　　“有40公尺高。”
　　有人插话说：
　　“40公尺高，游泳时可以当跳板。”
　　王任重说：
　　“当跳板太高了。”
　　毛泽东说：
　　“对，不行，跳下去要落到岩层上了。”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都笑了。毛泽东来到武昌桥头堡的凉亭处，问道：
　　“从这里可以下去吗？”
　　杨在田说：
　　“梯子上的电灯还没有安好？”
　　毛泽东说：
　　“好，这次不下去了，以后再说吧。”
　　杨在田将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画册，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画册，说：
　　“这是给我的呀？你们还有吗？你们不够就留着自己用。”
　　杨在田说：
　　“这本书里还有一封信，是全体职工写给主席的。”
　　杨在田又拿出笔和纸，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认真地说：
　　“这可要好好想想。”
　　王任重说：
　　“主席，你就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写上吧。”
　　毛泽东说：
　　“到东湖考虑考虑再写。”
　　几天后，毛泽东派人给大桥工地送来了一幅“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题词。
　　9月11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从杭州驱车来到浙江海宁县七星庙，观赏著名的钱塘江大潮，赋诗一首：《七绝&#8226;观潮》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下午2时，毛泽东离开七星庙，在返回的路上，畅游了钱塘江。
　　9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9月16日，95岁的著名画家齐白石病逝于北京。
　　齐白石晚年唯一的愿望是要活到120岁，他要用自己在艺术上的辛勤耕耘，来报答人民和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在齐白石病重期间，写信劝他说：
　　“从心所欲，静屋休养，要节劳，少见客。”
　　毛泽东还多次派秘书田家英代为探望齐白石。齐白石对田家英说：
　　“希望在身体恢复健康之后，能够有机会到毛主席身边，照一张合影像。”
　　然而，遗憾的是齐白石的这一愿望最终没有能够实现。他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言说：要将自己珍藏的字画、作品和用过的东西，献给毛泽东。
　　9月中旬，毛泽东在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几位元帅及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陪同下，从杭州到上海视察。上海市委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设宴为毛泽东等人洗尘。
　　此后，毛泽东请陈毅先后邀集来30余位教授、学者、专家座谈，周谷城也在其中。
　　周谷城来得比较晚，他刚一进屋，毛泽东就招手要他到近前。陈毅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位是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
　　“老朋友，老朋友。”毛泽东微笑着拉周谷城在他身边坐下，又关切地问周谷城：“你还在复旦吗？怎么样？身体吃得消吗？”
　　周谷城回答说：
　　“还在复旦，身体倒还好，只是书不易教好。尤其在解放以后，不易教好。”
　　“不要紧，慢慢来，总要有一个过程，书总是会教好的。”他见周谷城点点头，又问道：“材料呢，地下的，还是……”
　　周谷城知道毛泽东是问他用不用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便说：
　　“我教世界史。除了从外文书上找一些图片，供自己参考外，很少用其它地下材料。”
　　毛泽东拿出一本《新建设》杂志，对周谷城晃了晃，说道：
　　“关于逻辑，我看你的论文说得最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
　　周谷城见毛泽东还是像以前那样鼓励他，便苦笑着摇着头说：
　　“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评都冲过来，我可真有些受不啦。”
　　毛泽东把手按在周谷城的肩头上，说道：
　　“有什么受不了的，辩论就是嘛！”
　　周谷城说：
　　“我的意见赞成者很少，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笑笑说：
　　“你不孤立，你的意见有人赞成。”
　　周谷城半信半疑地说：
　　“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可以鼓励我继续下去。”
　　毛泽东说：
　　“人民大学里有一个刊物，好像叫《教学与研究》的杂志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可见你是不孤立的。”
　　周谷城既惊讶又佩服，毛泽东每天要处理许多国家大事，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界的一些争论情况，还是这样了如指掌，便惋惜地说：
　　“我没有看见。”
　　“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周谷城说：
　　“意见虽然有人赞成，但火箭炮冲起来总不好受。”
　　毛泽东说：
　　“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
　　说话之间已到了吃饭的时间，毛泽东起身对工作人员说：
　　“我请客，周先生同我坐一起。”
　　周谷城随着毛泽东来到餐厅，坐在毛泽东右边，两人一边用饭，一边交谈。提起青年时代，周谷城说：
　　“在五四运动时，我曾同清华大学的学生开过一次两小时的辩论会，我主张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望着周谷城说：
　　“嗳，几十年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呵。”
　　9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虹桥路一个宾馆里会见了党外人士舒新城、赵超构和束世微。他们一见面，毛泽东就指着赵超构诙谐地对在座的人介绍说：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
　　一句话消除了赵超构的拘谨。毛泽东转对赵超构说：
　　“你写了两篇检查，我看过了，大家认为你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这就很好。”
　　他又问赵超构：
　　“写检查的心情怎样啊？”
　　赵超构坦率地回答说：
　　“写了两次检讨，花了两个礼拜时间，那两个礼拜的日子很难受，连晚上也是睡不好啊！”
　　毛泽东听了，笑起来了，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
　　“好啊，紧张一下好，好就好在晚上睡不着，那就可以多想想嘛。狗肉是很香的，但没有吃过狗肉的人总是怕吃，当吃过一次之后，才感到其味无穷，常想再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点像吃狗肉一样，从不习惯到习惯有一个过程，等到习惯了，就会领略到它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毛泽东再一次提出，希望赵超构到群众中去呼吸新鲜空气，更好地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他用自己的体会告诉赵超构说：
　　“我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
　　毛泽东和众人一起共进晚餐。
　　9月18日上午10时，毛泽东在柯庆施的陪同下来到了上海国棉一厂。厂长黄宗林和厂党委书记迎上前去，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连声说：
　　“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说要看看工人们的大字报，黄宗林领着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大字报区。毛泽东首先看到的是一位老工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批驳了整风中的错误言论，还提出要对这些错误言论进行讨论。毛泽东认真地看了这些内容，他说：
　　“好啊，老工人讲得对！”
　　他问身边的黄宗林：
　　“鸣放已经1个多月了，现在全厂正在展开争鸣吗？”
　　黄宗林作答后，毛泽东又停在一张题为《百丑图》的漫画前面，边看边问漫画中几个人物的错误言论。
　　此时，毛泽东来厂视察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下了早班的工人们纷纷涌来，围在毛泽东周围，热烈地鼓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也响了起来。毛泽东微笑着向人群招手。
　　毛泽东继续看大字报，他在一张批评黄宗林和党委书记的大字报前仔细地看着。黄宗林介绍说：
　　“我平时接近群众不够，待人接物方面比较生硬，因此有一部分职工反映，看见我就害怕，甚至在我下车间巡视时，他们有意躲避我。这大字报就是批评我这种作风的。”
　　毛泽东说：
　　“我们应当更多的接触群众。”
　　毛泽东在食堂门口看着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批评食堂管理不善，卫生不好的。黄宗林告诉毛泽东说：
　　“我们已经组织了21个人的食堂检查组，正在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
　　毛泽东一行经过托儿所、医务室，走向南纺工场的走廊。正在那里排队等候的工人们立刻鼓起掌来，队伍里也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缓缓地走着，举起右手，微笑着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
　　毛泽东离开上海国棉一厂，返回北京。
　　9月19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这次全会如何开？整风是一个纲。其它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功夫讨论。”
　　关于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毛泽东说：
　　“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笔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来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关于农业问题，毛泽东说：
　　“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有两只手，一只手抓工业，一只手抓农业。要偏一下才能平衡。”
　　9月20日，毛泽东在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同省市委书记谈话，回忆了反右斗争的情况，他说：
　　“4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5月20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
　　9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各省的地委书记和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也列席了会议。与会人数共计416人。
　　会议听取了3个报告：邓**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9月下旬，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给老朋友周谷城寄去了《教学与研究》等几本刊物。周谷城翻开一看，凡是引用了他的意见的文章，毛泽东不但都替他折了角，还做上了记号。周谷城捧着杂志，自言自语地说：“有毛主席支持我，我不怕。”
　　1957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
　　林克：
　　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纂》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毛泽东
　　10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
　　“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
　　最后，毛泽东又谈到了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
　　“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是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国外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做适当的解释。”
　　10月9日，是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天。会议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纳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
　　毛泽东在下午的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所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毛泽东还首次公开对“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就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改贯彻问题说：
　　“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3年一小改，5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2000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800斤，淮河以北亩产1000斤，淮河以南亩产2000斤？到21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
　　正是，一家之主当自强，精打细算费思量。毛公斯言已有证，青史岂能容人谤？
　　再说毛泽东在讲话中又强调了培养科技人才问题，他说：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10年里，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
　　毛泽东再一次谈到了社会主要矛盾，他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的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但是八大的决议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并没有否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需要改造，它是分别在别的地方讲的。在写那一段的时候，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说是生产力现在落后，同人们要求先进，同人民的需要这个矛盾。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原因。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为什么没有提了？就是因为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也可以提了，没有提。我们干了革命，没有提，也没有害事。”
　　八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的观点和加快建设速度的主张，开始为全党所接受，并有所发展。
　　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由苏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10月间，刘思齐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办好了转学手续，进入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
　　毛泽东一直为刘思齐的婚事操心，可是劝儿媳改嫁的话又很难出口，于是就在刘思齐转学后，趁着她和李敏、李讷等几个小姐妹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故意提醒她们说：
　　“你们可要考虑找对象啰！”
　　“没人要呀！”
　　“上哪儿去找啊！”
　　“我们找不着哇！”
　　几个女孩子往往害羞地乱嚷一通。毛泽东就笑着说：
　　“那你们就主动点嘛！”
　　“怎么主动呀？”
　　“那你们闭着眼睛上街抓一个呗！”
　　毛泽东依然笑眯眯的。刘思齐也开玩笑说：
　　“那抓个麻子怎么办？”
　　大家一阵哈哈大笑；毛泽东却说：
　　“只要人品好，又有什么不好！”
　　10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问身边的俄文翻译李越然：
　　“李银桥呢？”
　　“我在这儿。”
　　卫士长李银桥闻声跑过来。毛泽东站住脚，指着李越然和李银桥说：
　　“你们这二李，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跟我一道出去，我看你们俩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

福和中学老师

李越然和李银桥忍不住都笑了。原来，毛泽东即将去苏联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杨尚昆为了使李越然能够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特意安排他来到毛泽东身边，让他进一步熟悉领袖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
　　毛泽东望了二人一眼，又对李越然说：
　　“今年5月，伏老（指伏罗希洛夫——笔者注）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
　　李越然赶紧说：
　　“主席，这是我应该做的，只是水平还不够。”
　　毛泽东说：
　　“你看，我说的许多事，如果你翻译不过去，那伏老也不能理解，而伏老究竟什么心情，你不翻给我，我也不知道，可不是你帮了我的大忙了！”
　　10月29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刘**、周**、邓**参加了会见。
　　原来，苏联在前些时提出要利用各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他们并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宣言草案，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在遭到南斯拉夫的反对后，又于10月28日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
　　毛泽东就这份宣言草案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他告诉尤金说：
　　“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就宣言本身来讲，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文件本身应当缩短。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说：
　　“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
　　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要讲得恰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有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还有，是否可以笼统地提出和资产阶级各种还有民主性的党派进行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关于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及苏共宣布为反党集团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名字，毛泽东说：
　　“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样一个老党员，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
　　毛泽东最后说：
　　“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指宣言草案——笔者注），值得考虑。
　　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会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提出一些想法，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考虑。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铁托在内，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1、要团结；2、要和平，反对战争；3、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4、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其它的大家意见一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即宣言草案）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一两个国家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
　　他又强调说：
　　“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
　　1957年11月2日清晨，毛泽东和宋庆龄分任正、副团长，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工人党代表大会和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有邓**、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
　　此前，毛泽东还点名要山东的老中医刘惠民随行，刘惠民带了一大堆中药来到了北京。
　　莫斯科派了两架图-104飞机来接中国代表团。毛泽东穿着工作人员为他此次出国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做的一套衣服，脚上穿的却还是1948年那一双橡胶底皮鞋。他和宋庆龄、翻译李越然、李银桥等卫士及医务人员同乘一架飞机，邓**、杨尚昆等人则乘另一架飞机。
　　毛泽东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克机场，赫鲁晓夫快步上前，与毛泽东热烈握手，又是拥抱，又是吻面颊，似乎没有什么隔阂，场面依旧感人。
　　迎接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以及胡志明等其它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把宋庆龄、郭沫若、沈雁冰介绍给他们，说道：
　　“他们现在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是把他们当成我们党的同志一样看待的。”
　　初冬的莫斯科已是寒气逼人。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说，苏联方面组织了200万人上街欢迎他。毛泽东谢绝了，他说：
　　“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300人欢迎我，再加上仪仗队。”
　　赫鲁晓夫表示尊重毛泽东的意愿。苏联方面在机场举行了简朴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对苏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还说：
　　“40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40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为什么连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
　　毛泽东所说的人造地球卫星是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的。他说着伸手指指头顶，在场的赫鲁晓夫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听到翻译的话，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就在毛泽东说过此话不久，美国人在1957年12月6日发射“先锋号”卫星，果然就地爆炸。1958年1月，苏联又把重达1120磅的第2颗卫星送上了轨道。美国在这一年的2月1日成功发射的“探险者一号”卫星，也仅仅只有8.2公斤。闲话打住。
　　再说毛泽东在演讲中又说：
　　“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
　　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在机场检阅了苏联三军仪仗队，尔后，二人同乘一辆小轿车，驶向克里姆林宫。
　　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排在捷列姆诺伊宫，这原是过去沙皇的住处。宋庆龄被安排在过去公主住的房间里。毛泽东则被特意安排在沙皇的寝宫下榻。他拒绝使用盥洗室，坚持用自己从北京携带来的马桶。
　　苏联人因为有了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不吃死鱼的教训，这一次早早地准备好了活鲤鱼。就这样，毛泽东看了为他的下属安排的房间后，还是以不喜欢豪华为由发了火。他叫来翻译李越然，说：
　　“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
　　李越然没有办法，只得去找杨尚昆，让杨尚昆好好去劝劝毛泽东。
　　晚上，毛泽东与郭沫若、胡乔木及十来个工作人员一道吃饭，大家议论到了三国时打仗死了多少人的问题，郭沫若说：
　　“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有六七百万。”
　　毛泽东说：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回到原籍，他所见到的情景是：‘旧土人民，死丧殆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第1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2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也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此后，毛泽东便全力投入到了外事工作，尽管工作很紧张，但他仍然坚持学习英语，往往在天色未明时，邀秘书林克到他的寝室帮他学英文。有时在休息时间，也把林克叫来，帮助他学习。他对林克说：
　　“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11月3日晚，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赫鲁晓夫说：
　　“尤金同志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我们，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
　　毛泽东说：
　　“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90%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我建议，由我们的**同志，还有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12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说，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地让他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
　　毛泽东还建议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修改宣言的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赫鲁晓夫又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说：
　　“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它国家的情况很难，评论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而是指亚非国家。”
　　他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为会议召集者。
　　赫鲁晓夫考虑到波兰同苏联的关系比较紧张，他说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同他们谈谈；他还说：
　　“你们的处境好，你们的意见波兰同志能听得进去。”
　　赫鲁晓夫又说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提出想见见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同意了。
　　毛泽东初到莫斯科，赫鲁晓夫殷勤招待他，与他交谈，并多次陪同他进餐，联络感情。据毛泽东的俄语翻译李越然后来回忆说：
　　“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杆，吃败仗就是由于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正确的作战方案，遭到了拒绝。每当他津津乐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饭不做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名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谈话时，不断劝说赫鲁晓夫，敦促他不要与西方进行裁军谈判。他还说：
　　“如果苏联遭到西方的袭击，你们不应当抵抗，而应该后撤。”
　　毛泽东的观点使赫鲁晓夫大为惊讶，他问道：
　　“你说的‘后撤’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平静地解释说：
　　“就是有目的地撤退，准备打1年、2年甚至3年的持久战。如果你们后退到乌拉尔，到那时，我们中国就可以参战。”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国内事务时，说道：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问道：
　　“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1个是刘**。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毛泽东搬动第2个手指头，指着邓**对赫鲁晓夫继续说：
　　“第2个是邓**。你看到那位小个子了吗？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说：
　　“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
　　毛泽东说：
　　“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说罢扳下第3个指头，接着道：
　　“第3个是周**。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但是周**在政治上的弱点是原则性不够强。但他是个好人。
　　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要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做是你们的朋友。”
　　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说：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布尔加宁现在工作不得力。”
　毛泽东问：
　　“谁可以代替他？”
　　赫鲁晓夫说：
　　“将由柯西金取代他。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赫鲁晓夫把柯西金介绍给毛泽东，于是，两人走到一起攀谈起来。
　　11月5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拜谒了坐落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和斯大林墓。
　　11月6日上午，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和由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以及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应邀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
　　中午，苏共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举行午宴。毛泽东举杯向各国代表团团长祝酒。他走到南斯拉夫的卡德尔面前时，说道：
　　“我们同你们的区别，只是你们有胡子，我们没有胡子。”
　　“你们不断地攻击斯大林，我们就不攻击他。我可以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比给你们造成的危害大得多。但今天，他在世界上是说明一点东西的偶像。你们又何必使这样一个偶像同自己作对呢？”
　　毛泽东利用午间休息的半个小时，第一次会见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
　　下午，毛泽东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作为外宾第一个发表了演说，他说：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关于如何对待苏联的经验问题，毛泽东说：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最后说：
　　“亲爱的同志们！从世界各国来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代表今天在这里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盛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世界人民力量的伟大团结，就象征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旺发达。让我们继续努力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去迎接新的伟大的胜利！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友谊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旗帜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和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起来！”
　　毛泽东的演讲，先后赢得了全场23次暴风雨般的掌声。当他从讲台上回到座位上的时候，赫鲁晓夫立刻激动地上前与他握手、拥抱，感谢他的夸奖。
　　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一天纪念会议上的一些情景，他写道：“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地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
　　再说这天晚上，毛泽东同波兰的哥穆尔卡继续会谈。关于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问题，哥穆尔卡说，草案中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说来，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哥穆尔卡担心这次会议通过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解释说：
　　“这个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国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
　　11月7日上午，毛泽东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典礼活动。
　　毛泽东被安排在检阅台极为显眼的位置上，他的左边是赫鲁晓夫，右边是主持阅兵典礼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宋庆龄、邓**也站在检阅台上。而在其它国家的代表团里，只有一人被安排在检阅台上。
　　苏联的群众游行队伍，在行进到中国代表团面前时，都情不自禁地高呼：
　　“苏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7日下午，毛泽东第一次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陶里亚蒂就苏共要法、意两党在共同宣言上签字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他表示不愿意在宣言上签字，但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
　　陶里亚蒂的意见，与毛泽东3日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提出的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党的态度的主张不谋而合。毛泽东表示赞同陶里亚蒂的意见。毛泽东又说：
　　“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
　　陶里亚蒂表示，基本上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接着说：
　　“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
　　我在1946年就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彼此都怕，我怕你，你怕我，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觉得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
　　陶里亚蒂赞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的判断，但他又说：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的努力。
　　毛泽东和陶里亚蒂虽然没有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但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11月7日晚上，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在克里姆林宫联合举行的招待会。
　　毛泽东在招待会上成为一位最受大家尊敬的领袖人物。他的言谈举止，使与会者们无不倾倒。
　　11月8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由苏联各界劳动人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宋庆龄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博得了阵阵掌声。
　　是日下午，毛泽东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了会谈。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的心是一致的，我们和苏联、你们的心是一致的，现在和意大利也一致了。”
　　这一天，毛泽东还会见了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
　　11月9日下午，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继续会谈。他在会谈中还谈到了中、苏、美、英关于钢产量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问题，他说：
　　“苏联在15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520万吨，第2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1200万吨，第3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2000到2500万吨，第4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15年之后，将是4000到4500万吨。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2000万吨。你们看，15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3500万吨吧！”

福和中学老师

　高兰回答说：
　　“15年后，顶多增加到3000万吨。”
　　11月10日，中苏双方对起草的宣言草案达成一致意见，作为苏中两党共同提出的草案，于次日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
　　11月13日，中方会同苏方讨论修改后的宣言草案。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讨论时的情况，他写道：“5时，**、伯达、乔木、我去苏共中央大楼会商，苏方出席的以苏斯洛夫为首，其余人员与10日会议相同。大家态度都很认真，每页每页地讨论。到9时左右，主席来电话，要我与伯达回去。”“与主席谈话后，再返回会场，开到10时，因有些问题需与主席商量，我方提出休会1小时，经苏方同意后，我们大家返回。”“11时再到会场，开到12时半才散。”“回来后向主席汇报。”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社论中说：
　　“有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中国的“大跃进”一词首次见诸于报刊，并且这第一次是出现在具有很高权威的《人民日报》社论里。在苏联参与访问的一位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某某某他们提出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噢，大跃进？”
　　“《人民日报》上登了。”
　　“嗯，这个提法很好，拿来我看看。”
　　那位领导人立即拿来了刊登有《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的《人民日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读了这篇社论，非常高兴地说：
　　“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他说着在这篇社论的旁边写下了一个批语：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大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12国党的代表团。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说：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有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
　　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2次，第3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那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比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11月15日，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组成的宣言起草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宣言草案。在此次会议上，大家争论了一天，在几个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波兰方面认为，宣言草案对美国的一些提法说得太过分，调子太高，他们不主张提“美帝国主义”，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
　　下午5时，中方代表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上讨论的情况。
　　下午6时半，毛泽东在杨尚昆陪同下来到哥穆尔卡的住处，与他进行第2次会谈。毛泽东说：
　　“今天，天上地上随便谈，参加的人由你们定。”
　　哥穆尔卡也直截了当地说：
　　“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宣言的事。”
　　毛泽东问道：
　　“起草委员会开得有成绩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吗？”
　　哥穆尔卡没有直接回答毛泽东的提问，而是说：
　　“我们提出了4个有原则性的修正意见，有一个被采纳了，还有3个存在分歧。关于修正主义问题取得了协议，因为都作了些让步，提出主要的危险在于修正主义，但也须反对教条主义，各国的主要问题有各自决定。”
　　哥穆尔卡接着说，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的说法。他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独霸；侵略集团不只是美国，还有别的国家。
　　毛泽东说：
　　“其它国家，如英法可以分开提，突出美国是合乎事实的。讲美国是指问题实质，因为美国是他们中最强的，其次才是英、法、葡萄牙。可以把‘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
　　哥穆尔卡发牢骚说：
　　“我们认为在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是：全体反对一国。”
　　毛泽东说：
　　“也可以说是一国反对全体。”
　　哥穆尔卡说：
　　“是这回事。”
　　毛泽东耐心地劝道：
　　“还是应该进行协商。”
　　哥穆尔卡说，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所写的“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这句话，他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非通过战争方式不可，波兰有部分反动分子正是想通过战争在波兰复辟资本主义。他建议将这句话改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反对这些国家的敌对行为”。
　　毛泽东说：
　　“这话不是对帝国主义及反动分子说的，而是对那些不愿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民讲的。如果不说‘复辟’，也可改为‘颠覆活动’。”
　　哥穆尔卡表示同意。他又说，波方不同意说“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
　　毛泽东解释说：
　　“敌人虽多，但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这符合事实。现在世界局势已经紧张，讲出了这点会更形成紧张，我们的意见正是这样，你紧我也紧，结果倒有可能不紧张。”
　　哥穆尔卡说：
　　“刚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用强硬回答强硬，这才能促使国际局势的缓和。”
　　毛泽东说：
　　“不是用炮弹而是用口。”
　　哥穆尔卡说：
　　“美国统治集团对人们宣传说，共产党和苏联要消灭美国，他们不说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说要消灭美国这个国家。”
　　毛泽东说：
　　“我们说不说，反正他们都会这样宣传的，还得靠打文字仗。你来我去，决不能对英美不还枪，这叫唇枪舌战。”“我们如果说出来，那会更好地争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
　　关于‘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这句话，毛泽东建议，可以改为‘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企图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哥穆尔卡表示同意。就这样，双方在3个有分歧问题上的修改，基本上都接受了波方的意见。毛泽东说：
　　“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都需要让些步，需要大家取得一致。我们和苏联也都互相让了步。我感到这次苏联同志有很大进步，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和我们都放弃了一些自己的观点，都接受了一些对方的观点，这才拟出了双方的共同草案。我已与哥穆尔卡同志谈过两次，你感觉到我想对你施加压力吗？”
　　哥穆尔卡笑着回答说：没有。毛泽东接着说：
　　“我只是想说服你，你也想说服我，我们都没想施加压力。”
　　哥穆尔卡说：
　　“我没有这种感觉。”
　　毛泽东最后申明说：
　　“今天谈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一下。”
　　哥穆尔卡真诚地说：
　　“什么时候你有空我想来看你一次，可以吗？”
　　毛泽东说：
　　“我准备见你一次。”
　　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3个半小时的会谈取得了重要进展。
　　11月16日上午，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赫鲁晓夫宣布开会。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说：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比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毛泽东又说：
　　“这个宣言是正确的，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没有冒险主义的倾向。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
　　会议在结束前通过了宣言草案。这个宣言又被称之为《莫斯科宣言》。
　　这天下午，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隆重开幕。
　　11月17日，毛泽东同法国共产党书记杜克洛举行第2次会谈。双方的会谈记录如下：
　　毛泽东：法国国内以共产党为中心的革命力量现在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还是不大不小？
　　杜克洛：现在已经开始有所发展。
　　毛泽东：据你们看，法国的革命单独胜利的可能性如何？是不是一定要等世界形势的巨大震动？
　　杜克洛：这很难说。
　　毛泽东：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这3个国家是更倾向于英国，还是更倾向于法国，还是更倾向于美国？
　　杜克洛：对这3个国家，法国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主要是英、美之间的斗争。
　　毛泽东：关于英国，它倾向于美国，还是倾向于法国？英、法资产阶级之间有没有共同点？是不是都不要战争？
　　杜克洛：他们都怕战争。
　　毛泽东：这就好。英法资产阶级有共同点。德国军国主义现在是想打仗呢，还是不敢打仗？
　　杜克洛：不一定想发动战争，但它正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这表现在共同市场上，它的经济力量非常雄厚。
　　毛泽东：欧州共同市场形成了没有？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杜克洛：需看情况的发展。
　　毛泽东：西德的侵略矛头是指向东方还是指向西方？
　　杜克洛：如果西德向东方发动战争，首先就得打德国人自己。
　　毛泽东：归根到底就是一条，能不能有10年到15年的和平。我觉得西方资产阶级心里很不安，也恐慌，包括美国在内。这次会议有六十几个国家参加，表现大家的信心很高。一个国家的党不自己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理论基础的核心骨干是不行的。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党就没有束缚了。各个党都会自己坚持原则。不要为别人起草决议，马列主义原则比什么决议都好。
　　11月17日，这一天是星期日，头天刚下过大雪，太阳高高升起，天气格外晴朗。
　　下午6时，毛泽东在邓**、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及驻苏大使刘晓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受到了在莫斯科及其它城市读书的3500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热烈欢迎。
　　被接见的一名留学生详细地记录了现场的情况和毛泽东讲话的内容，节录如下：
　　“下午6点钟，大礼堂中各个角落的水银灯一起放光，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注意的时候，毛主席第一个安详地从主席台左手的小门中走了出来，紧跟着的是其他的同志，这时我们只顾欢腾。大礼堂中一下子充满了这样的欢腾，以至大家只顾一个劲地看哪，笑哪，鼓掌，却没有一个人像在走过天安门时那样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我自己是笑得合不拢嘴，所以没法打招呼，也没法喊。毛主席一下就走到主席台的最边缘上来和大家亲切地招手。这时我只觉得毛主席的步伐稳重而矫健，水银灯光映着毛主席的面孔红喷喷地，原来毛主席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他老人家多高兴啊？
　　毛主席从广阔的台上由左边一直走到右边，这才绕到桌子后边，却还没有就坐下来，轻轻地拿起水瓶来，向玻璃杯中倒了一杯水，端起来慢慢地喝。这时在最前边的人就一边鼓掌一边喊：‘毛主席！您好！’毛主席听见了就故意把杯子举向前面，高高地，好像要和大家碰杯的样子。这时我们真是想跳起来奔向前去，当然，没有一个人实际上这样做。等着毛主席喝了这杯水，安详地把双手在胸前一握，站到了扩音器旁边时，我们马上安静下来。
　　首先是由毛主席向大家介绍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等全体都介绍过后，大家依次坐下来，只有毛主席仍旧安详地站在扩音器旁。这时我们有多激动啊！生平第一次当面就要听到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毛主席好像也了解了我们这一点，所以第一句话就亲切地说：
　　‘同志们！我问你们好！’
　　接着毛主席右手轻轻一抬向前推动了一下说：
　　‘世界是你们的！’
　　好像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把这样一个深湛的鼓励与期望稳稳地送给了我们似的。毛主席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
　　‘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稍停了一下，毛主席自问自答地说：
　　‘为什么说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呢？你们看，像我们这些人都老得不成个样子了嘛！’
　　这一下子我们可就哄嚷起来了，高声说：‘毛主席不老！不老！不老！’毛主席轻轻摇了摇头说：
　　‘不然，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们这些人老了，也有我们的长处，那就是富有经验，老于世故！’
　　这一下我们才又连笑带鼓起掌来。毛主席看到这么热烈的情形，又说：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接着又半开玩笑地说：
　　‘你们有朝气，我们有暮气，这叫各有长短。’
　　一句话惹得大家又笑起来了！毛主席这时像谈家常似的向大家说：
　　‘最近几天在莫斯科开了个会，你们知道吗？’
　　其实我们只是几小时以前才听代表团同志讲的，这时就连声答应说：‘知道，知道！’毛主席说：
　　‘这次会开得很好，苏联同志很能够和各国同志商量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和8年前我那次来时很不相同，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
　　“‘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的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两句话是谁说的呀？你们读过《红楼梦》吗？（有人说读过）这两句话是《红楼梦》里的一个人说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27亿人口，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约有10亿，帝国主义阵营约有4亿，剩下的该是多少呢？（台下有人说，13亿）对！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就算出来了。这13亿基本分布在3个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13亿当中已经有7亿多取得了民族独立。像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缅甸、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还有个黄金海岸等等。剩下的还有6亿，像日本、伊朗、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帝国主义阵营中间德、意现在不想打仗，也打不起来。英、美、法不合作。中间地带这13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因为英法有老殖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却什么殖民主义也没有。’”
　　“‘我们中国现在是6亿4千万人口。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在政治上我们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我们是个小国，和比利时一比较，我们还比不上呢！同志们，你们听了不高兴吗？’
　　真的有人说：不高兴！这时毛主席大声地说：
　　‘我们说，比得上就比得上，比不上就比不上，有什么可以高兴不高兴的？’
　　这样我们才又大鼓掌了！
　　‘同志们！这次庆祝十月革命节40周年，一共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来参加。这是自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最盛大的一次集会。这几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不反对吧？（当然，我们就大声嚷：不反对！）这两天在开64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今天是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计明后天就能结束。’”
　　“‘同志们！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此外还有很多转折点，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64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
　　听了这样振奋人心的语句，怎能让人不尽力欢呼和使劲鼓掌呢？
　　‘你们年轻人应该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
　　我们就使劲鼓掌，表示我们一定要照着毛主席的话去做。
　　‘今年在我们国内5月到6月间是乌云满天，**分子骂我们共产党不行，什么都搞糟了。那时我们有一招，叫做硬起头皮顶住。’
　　说着说着毛主席用自己的手指向宽阔的前额上一指，而且用力向前顶了顶，大家体会了中央这一英明的方针，不由地又会心地大笑了。
　　‘**的进攻被我们打垮了，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存在的。8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就是要改正这些错误和缺点，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地改。同志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6亿4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很轻易的，问题很复杂。你们没看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回答：看过！）现在新的四十条出来了。我们要在第2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都超过富裕中农。我曾和不少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过话，问他们能否做得到？他们都说完全可能，有的还说能超过。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520万吨。过了第2个五年计划后，将有1200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2200到2400万吨。到第4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4000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2000万吨，再过15年顶多达到3000万吨。那么，再过15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15年，或者为了保险起见，再加一个小尾巴，说：再经过3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你们要好好地完成五年计划。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工作5年；如果能再活15年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下子我们可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喊得毛主席也笑起来了。他老人家说：
　　‘如果能超额完成任务，那当然更好。可是还得估计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
　　这时我们不少人还接着喊毛主席万岁！等稍微平静一点，不知哪个小伙子直着脖子猛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声音真响，毛主席听了又笑了，好像是向着这个小伙子似地说：
　　‘什么？假如孔夫子到现在还不死，两千多年前的人到现在还都活着，那还得了啊！那你们可怎么活着呢？那不就不成一个世界了吗？所以我一开头就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遍：祝贺你们！世界是你们的！！’
　　这时我们又不由地从心底涌起来无限的欢欣，的确，世界是我们的！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令人无限振奋的展望呢？
　　毛主席离开了扩音器，安详地坐下来，又和前排的同志们聊起家常来了。虽然没有扩音器广播，但是大家都极安静，所以声音仍是清晰得很。毛主席问：
　　‘你们怎样锻炼身体的呀？你们喜欢爬山运动吗？我今年登过黄山，还有别的山，一共5次。’
　　又问：
　　‘你们有湖南人吗？在湘江里游泳过吗？我去年游过3次，还横渡过长江两次。’
　　说着毛主席用他的大手轻轻比划了两下，好像横渡长江丝毫也不费力似的。这时前排有几个同学齐声说：‘祝毛主席身体健康！’毛主席又问：
　　‘你们和苏联同志相处得怎么样呀？’
　　又嘱咐说：
　　‘你们一定要和苏联同志结成亲密的朋友！’
　　终于，毛主席向左右环顾了一下，说：
　　‘怎样？咱们走吧！’
　　说着，其他同志也都依次站起来，我们也跟着一起站起来，为了再多看毛主席一眼，多留一个幸福的印象，礼堂后边的人索性就站到椅子上去。我们目送着毛主席离开我们，所有水银灯光又都集中到主席台，仿佛主席台上留下了一片五彩的云锦。”
　　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研究生王蕙菁则详细记录了毛泽东此后的活动：
　　“由于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容纳不下而在楼下俱乐部剧场里坐着的几百名留学生，只是通过麦克风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并未亲眼见到毛主席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同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也想见见他们，于是毛主席在大礼堂讲完话后，便专门从大礼堂走向俱乐部剧场。在那里，他微笑着向留学生们说：
　　‘我只给你们讲3句话，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之后，毛主席一行从俱乐部出来，上楼到位于大礼堂楼上的莫斯科大学学生宿舍参观。而我是从大礼堂出来向楼上自己的宿舍走去。这时，我发现他们显然正朝着我的宿舍方向走来，顿时，我的心又一次激动起来，我立即跑步迎上前去，向中央领导同志们问好，我伸出手先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您好，欢迎您！’
　　他用那宽大的手与我握手，并说：
　　‘你好！’
　　

福和中学老师

随后，他们便陆续走进我的房间。一进屋，毛主席先看了看我书桌上放着的书，然后看到沙发上放着的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他关心地问：
　　‘你们这里能看到哪些中国报纸？’
　　我一一作了回答，并说：
　　‘从北京来的报纸最快的只要两三天，很及时，这张《人民日报》就是11月14日的报纸。’
　　他老人家听后很满意。之后，他便坐在沙发上，乌兰夫、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也先后入座。我的房间不大，十多位领导同志已坐得满满的。这时，我发现邓**同志还在站着，而长沙发上毛主席右侧身旁还有一个空位，我便请邓**同志入座。他示意自己不坐，让我坐。可我怎能让中央领导同志站着，而我却坐着呢，所以，我还是请他就座。这时，毛主席风趣地说：
　　‘你坐这里吧！他是总书记，就站着吧！你们还是先后同学呢！’
　　这句话使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我就幸运地坐在毛主席身旁右侧。”“看到他真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像是一位长期在阳光下劳动的工人、农民那样的红润、健康，并带有光泽，只是两鬓略有少许白霜。看到这，我非常高兴。这时，他问我：
　　‘你是哪里人？’
　　我说：
　　‘祖籍是河北省。’
　　然后，他又指着代表团的同志们问我：
　　‘这些同志你都认识吗？’
　　我笑着回答说：
　　‘认识，是从报纸上见过。’
　　于是，他从自己的左侧坐着的同志一一向我介绍，说：
　　‘这是我们党蒙古族的优秀党员乌兰夫同志’，‘这是彭德怀同志’，‘这是杨尚昆同志’……
　　接着，他又关心地问起我的生活，毛主席风趣的谈话时而引起我们大笑，气氛轻松。后来，我想为领导同志们备茶，毛主席说：
　　‘不喝了，看看你的邻居。’
　　于是便走向与我同在一个单元的苏联研究生谢斯卡科娃的房间，并同她亲切谈话。
　　当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走出来的时候，走廊里已经站满了闻讯前来的苏联和其他外国留学生。宽敞的走廊通道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把毛主席围起来，争着伸出友谊的手，问候着，毛主席和他们握手，问好。聪明的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留学生手里拿着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请毛主席签名留念，毛主席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在晚上8点钟左右，当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们走向莫斯科大学正面大门时，人们越集越多，纷纷向他们致意，欢送毛主席一行，待他们的车队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大家才从门口返回楼内。”
11月18日，毛泽东在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坐在他的位置上，不念稿子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
　　“同志们，我讲几句话。请同志们允许我即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我想讲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团结问题。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40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
　　他列举了第2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发生的10件大事，证明上述判断。这10件大事是：打败希特勒；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美国只好坐视蒋介石失败；朝鲜战争迫使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越南战争，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认输；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对埃及的进攻被制止；苏联制止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冒险；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把美国甩在后面；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
　　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说：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做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做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
　　他在谈到1946年蒋介石向解放区进攻时说：
　　“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延安，名字叫安娜&#8226;路易斯&#8226;斯特朗。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他还说：
　　“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这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说：
　　“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我高兴哥穆尔卡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12国宣言上签字，使13国缺少了1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
　　他又说：
　　“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辨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辨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说：
　　“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我很高兴赫鲁晓夫同志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会上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我很高兴苏联哲学界产生了许多篇文章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
　　“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在钢产量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问题，毛泽东说道：
　　“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在15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归根到底，我们应当争取15年的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毛泽东一个小时的演讲结束了，会场里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11月18日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住地与陶里亚蒂举行第2次会谈，毛泽东问道：
　　“你们有多少党员？意大利有多少人口，城乡人口的比例如何？意大利还有封建势力吗？意大利有多少钢？可不可以说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陶里亚蒂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
　　“我觉得意大利革命的希望很大。”
　　陶里亚蒂说：
　　“是的。有两个因素促成：资产阶级力量弱，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毛泽东问：
　　“社会党在工人中的力量怎样？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的力量对比如何？天主教党有没有派别？有没有开明的民主派？意大利有没有保皇党？力量怎样？你们对教廷的态度怎样？”
　　他听了陶里亚蒂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后说：
　　“你们一面反对教廷干涉政治，主张政教分离，一面不提出打倒宗教的口号。好，灵活。宗教既已存在，提出打倒的口号就会脱离群众。
　　你是否认为现在局势的特点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所指的是革命的暴雨。西方国家的心理状态是有把握呢，是无把握呢，还是有些把握但信心不足？你觉得有没有世界震动，例如战争的震动？能不能在意大利实现革命？”
　　毛泽东听了陶里亚蒂的回答后，又说：
　　“世界是一定要爆炸的。有两种爆炸的方法：一个是战争的方法。如果苏联、中国发展很快，这种爆炸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第二种爆炸是革命的爆炸。美国虽然也会出来干涉，但是这种爆炸的可能性最大。欧州会不会有这种爆炸性矛盾呢？”
　　陶里亚蒂说：
　　“不是不可能的。殖民主义制度将继续受到打击。殖民主义制度的瓦解和革命爆炸的可能性有密切的联系。”
　　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又问道：
　　“你觉得这次会议怎样？”
　　陶里亚蒂说：
　　“会议的结果很好。虽然仍有些分歧，但是不可怕。主要的是团结。会议的宣言也使我满意，里面吸收了我们的一些修正意见。”
　　毛泽东说：
　　“会议宣言没有涉及各国的具体问题，宣言一般谈的是原则问题，这样灵活性就大了。”
　　陶里亚蒂说：
　　“我完全同意。”
　　11月19日，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除了南斯拉夫以外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6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在《和平宣言》上签了字。那时，宋庆龄就坐在毛泽东的旁边。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
　　“中国在经济上还受束缚，政治上已经消灭了束缚。至少要有15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才能消灭经济上的束缚。”
　　11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率领代表团来看望毛泽东。这是双方的第3次会谈。哥穆尔卡一开始提到了毛泽东18日的演讲。毛泽东解释说，他曾经害过一次脑贫血症，站着讲话不方便，只好坐着讲。他还说：
　　“这样坐着吹牛可以吹几个钟头，站着说就要倒了，尤其不能念稿子，那要死了。”
　　哥穆尔卡说：
　　“我们就是照稿子读，这是个缺陷。”
　　毛泽东说：
　　“我在国内也是这样，紧张得要命，人是死的。这次来莫斯科不读稿子了，这才活过来。今后我不愿读稿子了。”
　　哥穆尔卡又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原子弹是纸老虎”观点。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原子弹是纸老虎”观点，“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他还抱怨说：
　　“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
　　“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把它踏在脚下。”
　　他又坦率地对哥穆尔卡说：
　　“我们是讲人们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揑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
　　赫鲁晓夫同哥穆尔卡一样没有听懂毛泽东18日关于原子弹的论断。后来，他说毛泽东是“疯子”，是“战争狂人”。与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不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主任帕森斯将军说：
　　“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再说毛泽东在会谈中将话题转到了这次会议上，他问哥穆尔卡：
　　“你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怎样？是否感到受了委屈？你们有没有感到苏联同志在协商作风和与各国党的关系上有进步？还是认为没有进步？”
　　哥穆尔卡说：
　　“我们感觉到这种进步。”
　　毛泽东说：
　　“在走以前，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对外国党进行批评的问题。一般地讲，我们是不赞成公开批评的，各个党及民族都很敏感，如批评得不对固然坏，如批评对了也不好。假如有错误的话，那为什么不通过本国的党出来批评呢？”
　　毛泽东又说到了第三国际，他说：
　　“第三国际头和尾巴好。头是列宁，他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作用。尾巴是季米特洛夫。但头和尾巴都不长，而身子却有这么长。”
　　哥穆尔卡说：
　　“在我们也难说尾巴是好的，因为解散了我国共产党。”
　　毛泽东说：
　　“第三国际解散了，这应感谢上帝。历史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都是没有国际的。去年3月米高扬到北京，来解释为什么要批判斯大林时，我同时也向他提出问题。他们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局来代替情报局，并且要出个刊物。我建议不要成立联络局，也别出刊物。我说，你们召集会就是了。你们苏共中央有事召开会议，我们来参加，谈些必须讨论的事，有事则开，无事则散，不要有像第三国际和情报局这样的固定机构，成立了会害死人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国党的经验，他说：
　　“我们是犯了‘左’倾及右倾机会主义这两个错误后才教会了我们这个党，才教会了领导干部。结果使这两个阶段的革命有很大损失，这当然不好，但这只是一个侧面。第二个侧面是很好的，有益的，它成了教员。没有这两次的失败，我们教育不过来，没有比较，在人们的脑子中不会引起很大的震动，就不可能找出不‘左’又不右的道路。
　　我是吃过苦的，你们也吃过苦，一定知道时间是不能短的。我们党现在这个核心领导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到1957年共23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要动摇它是很难的。”
　　毛泽东最后说：
　　“今天谈得很有兴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互不损害。我没有损害你的意思，你也没有损害我的意思。我们是互相支持的，这很需要。”
　　哥穆尔卡说：
　　“我们特别需要你们的支持。”
　　毛泽东说：
　　“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助，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及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今天谈话的缺点是我讲多了，下一次吧。”
　　11月20日中午，苏共中央主席团为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送别宴会。毛泽东在告别讲话中，再一次号召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他说：
　　“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
　　他还对前来送行的60多个国家共产主义的头领们说：
　　“中国有个古语：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我看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持的。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是日晚，苏共中央还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安排毛泽东与苏联各界著名人士见面。
　　回到驻地，毛泽东征询赛福鼎的意见说：
　　“你打算从北京回去呢，还是从这儿直接回去呢？”
　　赛福鼎回答说：
　　“我打算从这儿直接回去，顺便去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看看。”
　　“也好。”毛泽东点点头，又说：“俄罗斯人过去压迫中亚的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俄罗斯人对这些少数民族人民做了些什么？我们汉族人也压迫过你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应该给你们做些什么？你去实地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学学他们的经验再回去。新疆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赶上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要超过他们的生活水平。”
　　11月21日，毛泽东、宋庆龄率领代表团从莫斯科乘飞机回国。毛泽东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说：
　　“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
　　毛泽东说：
　　“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就这样，毛泽东乘坐二等舱回到了北京。
　　欲知毛泽东回国后的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刘日新同志在《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恢复计划经济——答某某周刊记者问》中说：“‘一五’计划规定，1957年粮食产量计划为3856亿斤，实际完成3901亿斤，超过计划45亿斤，超额1.2%完成计划；棉花产量计划为3270万担，实际完成3280万担，超过计划10万担，超额0.3%完成计划。计划制定的精确度如此之高，真是不可多得，对经济发展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刘日新同志在这次答记者问中还说：“计划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由于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高，五年计划四年提前完成（1928-1932）。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正爆发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美、英、德、法、日等大国的生产力倒退几十年，而苏联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由一个经济落后的沙皇俄国，逐步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进大国，钢产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这些伟大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光明前途。同时，苏联及后来中国的计划经济也影响了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市场经济陆续向计划经济学习。
　　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挽救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实行新政，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基础上，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由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变成了实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甚至开辟田纳西州作为计划的实验区。这一切对美国的经济复苏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战后，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走第三条道路，也学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搞计划的法国，比不搞计划的英国、美国的经济速度要快很多。1951年-1955年平均每年工业增长速度法国为6.6%，美国为4.4%，英国为3.8%。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也学苏联、中国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搞国民收入倍增等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日本的计划对二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促进他们的经济在不太长的时间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了重要作用。六十年代，韩国的经济企划厅也学苏联、中国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编制和实行国民经济计划。经过六个五年计划，韩国即由一个农业地区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
　　以上刘日新同志所说的这些铁的事实，是任何一个不肖子孙都不能掩盖、不能抹煞的。后人读一读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听一听这种铿锵有力的声音，能不振聋发聩吗？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71
第271章
　话说1957年11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长沙岳麓山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张明霞，他在信中写道：
　　张明霞同志：
　　来函收到，迟复为歉！“蝶恋花”一阕，同意在你们刊物上登载。游仙改为赠李淑一。
　　祝你们好！
　　　　　　　　　　　　　　　　　　　　　　　　　　毛泽东
　　毛泽东随信附寄了张明霞等人抄呈给他请求他校核的原词，并用两种笔在上面加了标点，改正了一个错字。
　　原来，长沙岳麓山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张明霞和她的几个同学在语文系成立了一个“十月诗社”，她们还创办了一个油印诗刊《鹰之歌》。她们通过长沙市10中的小读者薛守淳及她们在10中实习的同学、诗社成员肖幼艾，抄写了毛泽东写给10中教师李淑一的词，并表示要在《鹰之歌》上发表。李淑一说，最好先请示一下毛泽东。于是，张明霞就在6月1日，给毛泽东寄出了有她们诗社9位成员签名的请求信。
　　当张明霞收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信时，她们的《鹰之歌》已经在反右斗争中停刊了。所以，由《鹰之歌》发表毛泽东的《蝶恋花》一词，就成了她们终生的遗憾。
　　1957年11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接见了他幼年上私塾时的老同学毛裕初。
　　毛裕初和毛泽东回忆起他们一群学生在1903年夏天背着老师去洗澡、塾师邹春培要他们对对子惩罚他们的情形。毛裕初说：
　　“他出了个上联——‘濯足’，叫同学们对下联。同学们都对不出来，你对的是‘修身’，先生十分满意，才没有处罚同学们。”
　　毛泽东听到这里，一下子想了起来，高兴地说：
　　“对了！‘修身’对‘濯足’。这个‘濯足’，就是洗脚，越洗越干净。《孟子&#8226;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8226;渔父》也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8226;大学》上讲：‘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提高休养。先生当然拿我们没有办法。”
　　1957年12月份前后，警卫战士马维探家后回到中南海丰泽园，他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一并交给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
　　“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样的窝头，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接过窝头，手有些发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掰一块放到嘴里，慢慢地咀嚼，嚼着嚼着，泪水立刻溢满了眼眶，当他咽下那口粗糙的窝头时，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流淌下来，鼻子也壅塞了。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李银桥他们几个人，说：
　　“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人吃的粮食啊……”
　　李银桥将窝头放进嘴里，感到确实难吃，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那天，毛泽东失眠了，他嘴里喃喃地说：
　　“怎么是这样呢？为什么？翻身了，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
　　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毛泽东时时思考着这个问题，无论是散步、吃饭或是睡觉，他多次自言自语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11月底，毛泽东收到了山东胶县农民送来的4棵特别大的白菜，他立即挑选出两棵最好的，让江青分别送给宋庆龄和张治中。宋庆龄收到的这棵大白菜重达二十七八斤，她非常高兴，就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承惠赠山东大白菜已收领。这样大的白菜是我出生后头一次看到的。十分感谢！您回来后一定很忙，希望您好好休息。
　　此致敬礼！
　　　　　　　　　　　　　　　　　　　　　　　　　　宋庆龄
　　　　　　　　　　　　　　　　　　　　　　　　1957年12月1日
　　江青送给张治中家的这棵大白菜也重达二十七八斤，张治中夫妇舍不得吃，就把它用大花盆栽下，陈列在客厅里。后来，这棵大白菜抽苔开花，高有二三尺，人人见了无不称奇。
　　12月2日，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刘**、周**、朱德、邓**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刘**在开幕式上致词说：
　　“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10年到15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15年后，苏联的工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自此以后，中国要用15年的时间赶超英国的口号，响彻了大江南北。全国工人阶级热烈拥护这个口号，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热情，工业战线的大跃进逐步出现了。
　　12月8日，毛泽东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时，介绍了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关于国际形势，他说：
　　“基本的情况是帝国主义不敢打。但是，也要估计到有少数疯子闹乱子。”
　　毛泽东还向他们通报了关于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设想。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1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此后，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批判了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一股右倾风，提出了“苦干10年，实现四十条”的口号。会议要求全国从省到县、区、乡、合作社，都要做出贯彻四十条的规划。
　　12月间，毛泽东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搜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
　　12月16日至1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有华东5省1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第1次杭州会议。
　　后来据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
　　12月18日，毛泽东在彭德怀转呈的副总参谋长陈赓12月9日关于台湾飞机进入大陆活动情况和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的报告上批示道：
　　“请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的问题。”
　　12月25日清晨，毛泽东给在北京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同志：
　　除四害通知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缘故。现在有大批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3遍、5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两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1000字至2000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方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两星期内写好、通过、发出也就好了。送我看一次。
　　莫斯科讲话，请打字送我再看一次，还觉得有需要修改之处。
　　　　　　　　　　　　　　　　　　　　　　　　　　毛泽东
　　　　　　　　　　　　　　　　　　　　　　　　12月25日8时
　　到济南时，可歇一宿，认真谈一下。那里的斗争文件，工业、农业计划，找一份带回去，认真看一遍。
　　12月25日这一天，卫士张木奇和江苏籍的张相松探家结束回到毛泽东身边，他们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家乡的情况。张相松说，他家乡的农民每月平均是8元的生活水平。毛泽东扭头问张木奇：
　　“你们曲阳是多少？”
　　张木奇说是5元。毛泽东沉思着说：
　　“差距是有，某些地区差距还很大哟。现在全国生活水平还普遍都低，我相信慢慢会好起来。5元的也要提高到8元，8元的也要发展，将来都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且要逐步消灭差距！”
　　毛泽东又问张木奇说：
　　“你父亲已经是近60岁了，还能不能参加劳动？”
　　张木奇说：
　　“农村老人闲不住，还干活，算个半劳力。”
　　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点头，然后说：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你们要继承，要代代相传。”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4岁生日，厨师用叶子龙从家乡带来的腊肉、腊鱼等土产品烹制了几道菜，其它还有毛泽东爱吃的带辣味的湖南家乡菜和红豆二米饭。大家把毛泽东请到饭桌上，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
　　12月28日，由铁道兵承建的鹰潭至厦门的铁路正式通车，极大地提高了福建前线的国防运输能力。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元旦社论《乘风破浪》。这篇社论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成的。
　　社论中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全国人民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来，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号召全国人民掀起大跃进运动。社论还强调说：“事在人为”，“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
　　在1958年元旦这一天，毛泽东书赠李淑一的《蝶恋花&#8226;答李淑一》一词，在《湖南师院》特刊上首次发表了。
　　章士钊看到毛泽东的《蝶恋花&#8226;答李淑一》一词后，曾经向他请教词中的“骄杨”一词作何解释，毛泽东沉痛地说：
　　“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能不骄！”
　　后来有一次，毛岸青和邵华请毛泽东为他们写一幅《蝶恋花&#8226;答李淑一》，以作纪念。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下了“我失杨花”4个字。岸青、邵华十分不解，以为父亲写错了，忍不住问道：
　　“爸爸，不是‘骄杨’吗？”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称‘杨花’也很贴切。”
　　然后，毛泽东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写完了，他十分郑重地交给了毛岸青夫妇。
　　“骄杨”、“杨花”，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礼赞和怀念。杨开慧忠魂有知，亦当含笑九泉。
　　1月3日，毛泽东翻阅《光明日报》，看到了王佩琨撰写的《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王佩琨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英国经济的特点，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铁、煤炭、机床、化肥等生产方面的差距，认为中国在15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
　　毛泽东阅罢，对这篇文章批示道：
　　“江青阅，此件很好，可惜未比电力。”
　　1月3日和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有周**等中央部分领导人和华东5省1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第2次杭州会议。会议着重讨论进行技术革命和解决党委领导生产建设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在两次讲话中先后提出了17个问题让与会者讨论，他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在杭州会议上，再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他说：
　　“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
　　毛泽东阐述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断革命，不断提出新任务，才能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他特别强调要开展技术革命。他说：
　　“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要革地球的命，现在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地引到搞技术革命上。”
　　毛泽东还说：
　　“整风反右斗争以后，一定要把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等行业都抓起来，还要反对严重的浪费现象。”
　　这次会议的内容，后来成为毛泽东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重要材料。
　　1月4日傍晚，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到上海去接周谷城、赵超构和谈家桢3人来谈话。
　　在上海的周谷城突然接到统战部的一个电话，说是要他马上去统战部。市公安局长黄志波接待了他，说毛泽东要约他与赵超构、谈家桢一起去杭州聊天。3人聚齐后，在江湾机场上了飞机，连夜飞往杭州。
　　谈家桢在专机上看到机舱里的陈设，如同他见到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背景完全相同，就猜想到是毛泽东派专机来接他们的，一问工作人员，果然是毛泽东的专机。工作人员还告诉客人：“主席交代说，派我的专机去上海，不要怠慢了老朋友。”3位客人闻听此言，心情都特别激动。
　　是日晚，西子湖畔，皓月当空。10点多钟，周谷城3人乘车来到一所水木明瑟的庭院里。毛泽东刚开完了一个会议，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对谈家桢说：
　　“谈先生，老朋友啰！”
　　毛泽东把客人们迎进室内，里面陈设十分简朴，只有1张方桌，4把椅子。毛泽东和3位客人各据一席，相向而坐。工作人员上了茶水，转身去了。毛泽东见客人都有些拘谨，便笑着问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
　　“你知道关公姓什么？”
　　周谷城见毛泽东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免一怔，便反问道：
　　“是姓关吗？”
　　“你错了，”毛泽东开玩笑地说：“关公本不姓关。他原先在家乡杀了人，逃到了潼关，潼关守将盘问他姓什么，他抬头看见潼关二字，于是灵机一动就说自己姓‘关’，从此也就真的姓关了。”
　　大家见毛泽东如此绘声绘色地将民间传说演绎了一遍，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毛泽东见气氛缓和了，便对赵超构说：
　　“你别老呆在报馆里，你的老家不是温州吗？可以到那里去跑跑嘛。”
　　这已经是毛泽东第3次建议赵超构到群众当中去了。后来赵超构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回到自己的家乡温州地区，深入群众参观访问，写出了《吾自家乡来》一文，在《新民晚报》上连载后，影响颇大。
　　且说毛泽东见赵超构点头同意，就又对谈家桢说：
　　“当教师的也不要老关在书房里，也要到群众里面去走一走。”
　　他还关切地问谈家桢：
　　“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困难和障碍？”
　　谈家桢说：
　　“感谢主席的支持，我本人已经可以开课讲授了。但是有人把这看成是‘统战需要’，说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在思想上并没有尊重摩尔根遗传学派，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仍然是阻力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