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259章导读表在46页】

这次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有意同时会见了苏联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和波兰第一书记奥哈布。
　　原来，在1956年的早些时候，波兰共产党改选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要求让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进入波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他说只有这样人士变动，苏联才能接受。但是，波兰共产党抵制了赫鲁晓夫的干涉，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罗科索夫斯基落选，未能进入政治局。赫鲁晓夫紧急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党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以刘**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了莫斯科，向赫鲁晓夫转告了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商量意见，即苏联对东欧国家是不是可以采取一项根本的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自己来搞，不要干涉他们，不仅对波兰、匈牙利，而且，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都满足他们独立自主的要求。在军事方面，可以主动撤回驻在那里的苏军，华沙条约可以和他们商量，问他们是否要华沙条约，一是完全不动，二是撤军，必要的时候再去。三是完全不要军队。刘**说，毛泽东提这个意见，是要跟苏联同志商量，看怎么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巩固苏联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巩固华沙条约，帮助苏联同志取得群众拥护。这是我们的好意。社会主义国家目标一致，大方向都一致，首先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以大压小、以大国控制小国关系，那样的话，团结反而搞不好。结果，赫鲁晓夫完全把毛泽东的建议当作了耳旁风。
　　毛泽东这次召见苏联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和波兰第一书记奥哈布，首先谈到了抗美援朝前夕的情况，他说：
　　“战争（指朝鲜战争——笔者注）开始后，我们先调去3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5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说：
　　“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
　　接下来，毛泽东在交谈中明显偏向波兰，甚至还赞扬被苏联诅咒的哥穆尔卡。他半开玩笑地对奥哈布说：
　　“中国也有哥穆尔卡，但绝不会把他开除出党，仍把他留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尽管总是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经常征求他的看法。好像不谋而合。中国和波兰一直是好伙伴。我们对此很满意。”
　　坐在一旁的米高扬越听越有气。奥哈布受到毛泽东的鼓舞，也不客气地大胆地就“波兹南事件”批评了莫斯科。米高扬不同意奥哈布对“波兹南事件”的分析。奥哈布反驳说：
　　“波兰人比苏联人更清楚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
　　米高扬大发雷霆，他说：
　　“发表如此反苏言论的人，只能被当作敌人来对待，这也适用于那些喜欢听这样宣传的人。”
　　奥哈布感到很难堪，与毛泽东握了握手，离开了毛泽东的房间。这时候，毛泽东也和奥哈布一起走了出去，米高扬被冷落在那里。气急败坏的米高扬没有继续参加中共八大，当天就乘飞机飞回了莫斯科。
　　9月24日晨5时，毛泽东致信杨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团团长和各小组组长，立即阅读由陈伯达、胡乔木起草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下午2时以前，各小组开会讨论一次，由秘书处将修改意见汇总送交胡乔木，再作修改。
　　这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关于对斯大林的批评，他说：
　　“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互相骂架。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毛泽东应南斯拉夫客人的要求，回答了中国的前途问题。他说：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到100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辨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9月25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
　　9月26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他问客人：
　　“你们觉得这个会怎么样？”
　　于哥夫回答说：
　　“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毛泽东说：
　　“时间开的太长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11年时间（从1945年的七大到这次八大——笔者注）是很长，斗争很丰富。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
　　9月26日晚10时30分，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和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7日凌晨1时55分才结束。
　　9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在决议草案的封面上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批示：
　　“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5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
　　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就是在这个期间，陈伯达、胡乔木急急忙忙将经过修改的政治报告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见决议稿上又增加了一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时离八大闭幕式开会只有1个小时了，他略一沉吟，就同意印发了。
　　关于决议中临时增加的这一句话，据胡乔木在1980年10月9日回忆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州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
　　据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州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再说这天下午，八大会议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1945年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句话，在新党章中删去了。整个八大都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
　　在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选出了97位中央委员和73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
　　王稼祥、王明、李立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本来，王明早已在1956年1月又以治病为由再次去了苏联，从此一去不复返。他因为对毛泽东一直心怀不满，所以在苏联经常写诗词批评攻击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对王明仍然采取团结的方针，他在“八大”上多次做工作，才使许多代表投了王明的票，以至于王明在缺席的情况下，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然而，王明并没有因此而感激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反而骂毛泽东骂得更凶了。在他撰写的《中共五十年》中，全面系统地歪曲、篡改中共历史，污蔑毛泽东，为自己的错误翻案，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无中生有地造谣说毛泽东多次谋害他，企图加速他的死亡。后来，王明终于在1974年3月27日死于苏联，在他死亡的前4天，他还在写文章，大骂毛泽东。
　　与王明相反，李立三在大会上将自己准备发言的稿子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就批示说“可用”。于是，李立三在大会上发了言，他深刻地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的错误，讲述了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深切体会，表达了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感激之情，决心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
　　后来在1958年初，身为工业部副部长的李立三，深入工厂调查研究，发现了鞍钢总工程师马宾等人总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作经验，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李立三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提法，也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批示在全国进行推广。
　　马宾，原名张源，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滁州市，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经历过皖南事变）、中共射阳县委书记（陈云曾为其撰写《学习马宾式群众工作方法》的社论）、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部长、中共哈东地委书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部长等职。他在东北解放后，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归国后任鞍钢总工程师。
　　再说9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同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乔治乌一德治的谈话中，提到了李立三在八大上的发言，他说：
　　“前几天在会上的发言，很受外国同志的欢迎，民主人士听了很欣赏，犯过错误的同志听了也高兴。他的错误也有破坏作用和教育作用两面，现在剩下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
　　毛泽东提起了1949年2月他会见米高扬时的谈话，他说：
　　“我们曾经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
　　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
　　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周**、朱德、陈云、林彪、邓**、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
　　政治局候补委员有：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刘**、周**、朱德、陈云、邓**。
　　全会还选举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有：邓**、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有：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周**、朱德、陈云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全会结束后，从不愿打扰毛泽东的王稼祥就去找毛泽东，他说：
　　“主席，请把我在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的职务，让给比我更有贡献的老同志、好同志。”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稼祥同志，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当一名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完全应该的，你就不要谦让了。”
　　王稼祥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他说：
　　“在政治上教育我挽救我，使我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解脱出来的是党；我负伤以后，又被从死亡线上抢救下来的还是党；长征开始时，‘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曾想把我抛弃，但是后来终于被抬着上了路，使我再一次死里逃生，并且一直活着和健康地成长着，仍然是党！而我奉献给党的，根本比不上党所给予我的，我觉得有负于党。”
　　毛泽东见王稼祥坐着不动，笑着问：
　　“你今天找我，还有别的事吗？”
　　王稼祥说：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毛泽东说：
　　“既然这样，你也就不必再谈了！”
　　9月29日，毛泽东会见了南共联盟代表团的维塞林诺夫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工业虽少，但总算大国，所以就有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过几年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将来中国如果要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要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
　　9月30日下午，印度尼西亚有“独立之父”之称的总统苏加诺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毛泽东、朱德、刘**、周**、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北京西苑机场迎接苏加诺。
　　早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建交以后，印度尼西亚第1任驻华大使莫诺努图，拜访毛泽东并向毛泽东递交国书。那天上午10时，莫诺努图在紫禁城的朱红大门前，受到中国礼宾司司长的欢迎，乐队奏起中国和印尼国歌。莫诺努图的6名随从留了下来，被领进另一个房间，去喝香槟、吃中国甜点心。莫诺努图被领进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大厅两旁摆着明代瓷花瓶，一条巨大的红色地毯铺在中间。莫诺努图穿过大厅，一扇门轻轻打开，他走进装饰相同的第2个大厅。这时，又一扇门打开了，毛泽东就站在那里，他高大、沉着、慈祥。
　　在接见外国大使前，罗瑞卿见毛泽东穿着浅色衣服和一双棕色皮鞋，就说：“主席，你还是换上深色衣服和黑皮鞋吧。”
　　毛泽东问：
　　“为什么？”
　　罗瑞卿说：
　　“按照国外惯例……”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不肖地说：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按国外惯例呢！”
　　毛泽东宁可不经意地穿着旧衬衫、旧裤子。最后，他还是接受了一种折中方案：穿中山装和棕色皮鞋。
　　毛泽东接受了大使递交的国书。一直陪同在旁的周**，把大使领进隔壁的房间。在房间里，毛泽东和莫诺努图就爱国主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例行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起身离去。莫诺努图随着周**从另一个门走了出去。
　　且说9月30日下午2时，苏加诺的座机在北京西苑机场徐徐降落，他迈出舱门，走下舷梯。毛泽东迎上前去，和苏加诺亲切握手。苏加诺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互相拥抱，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毛泽东把他身边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苏加诺一一作了介绍。机场上奏起两国国歌，毛泽东陪同苏加诺检阅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和苏加诺登上敞篷帕卡德轿车，缓缓驶出机场。从西苑机场到新华门，20公里的道路两旁有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毛泽东面带微笑，挥动右手向路边欢迎苏加诺的群众们致意。苏加诺也微笑着向群众做手势。欢迎的人群站在离敞篷车5英尺远的路旁抛撒着鲜花。路两边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而那些漫步而行的警察并不阻拦他们。
　　下午6时，稍事休息后的苏加诺一行由周**陪同在中南海勤政殿拜会毛泽东。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对苏加诺说：
　　“万隆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议，万隆会议真了不得。一年多来，整个世界都有很大的变化。你感觉到这一点没有？”
　　“是的，的确如此。”苏加诺肯定地说：“我不论到哪里，大家都提到万隆会议。”
　　毛泽东说：
　　“读了你在美国的演说，我们都特别高兴。在那样的国家，讲那样的话，非常好。你代表了整个亚洲。”
　　毛泽东所说的演说是指苏加诺不久前在美国国会讲坛上发表的严厉谴责现代世界殖民主义罪行的演说。苏加诺见毛泽东如此赞赏他，便自信地说：
　　“我也认为我是代表亚洲说话的。”
　　“实际上，你是代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他接着问道：“美国的招待还好吧？”
　　苏加诺回答道：
　　“一般地说，美国人欢迎得还是相当热烈的。但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大多不高兴。因为我说的话，是他们不喜欢听的。不论他们喜欢不喜欢，事实我还是要说出来的。在美国不论走到哪里，都有记者问，印尼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的回答是坚决的，中国必须加入联合国。我们还补充说，联合国如果没有代表6亿人民的中国参加，就变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
　　毛泽东又问：
　　“你认为中国加入联合国，是早一点好，还是迟一点好？”
　　“越早对联合国越好。”
　　苏加诺不假思索地回答。毛泽东却不紧不慢地说：
　　“我们曾经想过另外一方面，不参加也不坏。”
　　“印尼认为，越早越好。”
　　“早参加，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
　　苏加诺说：
　　“很想了解主席的想法。”
　　毛泽东说：
　　“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点。”
　　苏加诺说：
　　“但是，问题是这3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抱有坏的企图，如果在联合国里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参加，那么，帝国主义国家会更猖狂。帝国主义国家想控制联合国，中国参加了以后，就可以反对他们控制联合国的企图。”
　　毛泽东说：
　　“迟一点加入联合国，主要是台湾问题。6亿人民的代表没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分析道：
　　“现在我们是大国，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6亿人口。人家看不起我们，而且它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解除禁运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天天要求解除禁运，但是迟一点解除也可以。实际上，最好是再迟几年解除。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不解除禁运，我们也睡得着，吃得饱。因此，何必急呢？对待美国要有两条，一条是坚决斗争，一条是不要着急。
　　你认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3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剩下来的，只有小半个欧州，半个美洲，一个澳洲。它们不赞成我们，我们准备等候它们100年。对我们来说，最好再等五六年。6年之后，我们的第2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最好是等11年，那时候我们的第3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到那时候，解除了禁运，承认了中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然后他们到中国来一看，他们会后悔的，也就是说，它们发现已经无能为力了。主动权始终在我们手里，在朋友手里。
　　至于台湾的前途，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通向华盛顿，另一条是通向北京。根据整个国际局势，第一条路走不通，终有一天，美国会出卖台湾，他们将被最亲密的朋友抛弃。我们要同他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第三回呢？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让你知道这个底子。”
　　苏加诺听罢毛泽东这一席话，非常钦佩地说：
　　“主席的话很有道理，很实在，也很好理解。”
　　是日晚，毛泽东和苏加诺一起出席了国务院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席间，苏加诺和毛泽东先后举杯致了祝词。苏加诺还与毛泽东开玩笑说：
　　“在抽烟方面，毛主席堪称第一，从抽烟中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想起周**给他介绍的苏加诺爱吃辣椒的生活习惯，于是手举着香烟，望了周**一眼，说：
　　“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我是湖南人，但在吃辣椒方面，我就不如苏加诺总统，因人各有长处嘛。”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宾主开怀大笑。
　　1956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天安门举行盛大国庆典礼。毛泽东和苏加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上。
　　一阵礼炮轰鸣过后，由50万各军兵种和群众组成的16排纵队的游行队伍，冒雨在广场上接受检阅。在天安门上空，国产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呼啸而过；毛泽东自豪地对外国朋友说：
　　“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
　　广场上，隆隆坦克、如林枪支、喧天锣鼓。运动员翻着筋斗。游行的人们一会儿挥舞彩扇，一会儿又举起鲜花或标语，人海花海，令人目不暇接。
　　毛泽东在休息期间，亲切地接见了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茅以升及其家人。
　　毛泽东在城楼上休息室里对刘**说：
　　“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上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
　　毛泽东认为，现在提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要努力发展经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刘**没想到八大刚刚结束，毛泽东这么快就提出了政治报告决议里的问题。正像王光美后来所说的那样，刘**听毛泽东如此一说，表现出十分震惊。他说：
　　“哟，《决议》已经通过了，那怎么办？”
　　刘**又说：
　　“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太匆忙，”“没有时间去修改。”
　　毛泽东知道，大会一旦通过，这个决议就将会字字如镂，不可更改了。
　　欲知毛泽东何时改变八大政治报告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待以后慢慢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64
第264章
话说1956年10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焰火，回到中南海已经10点多了。他稍事休息后，在颐年堂会见了杜克洛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他问杜克洛道：
　　“你在中国还要待一阵？”
　　杜克洛回答说：
　　“去广州、上海。返北京后回法国。满脑子里装满了你们的东西。”
　　毛泽东说：
　　“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杜克洛说：
　　“有意思的东西很多。”
　　毛泽东说：
　　“中国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
　　杜克洛说：
　　“中国人民的力量超过了这些任务的重荷。”
　　毛泽东说：
　　“从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你们是先有了工业和无产阶级，再革命，等到你们革命胜利了，东西是现成的。我们就不同。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是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
　　杜克洛说：
　　“这样的情况比一般人想象的会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产？”
　　毛泽东又问道：
　　“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
　　杜克洛说：
　　“法国资本家也很着急。”
　　毛泽东说：
　　“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提供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杜克洛说：
　　“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转弯抹角地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
　　毛泽东说：
　　“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准备、安装造纸厂。”
　　杜克洛说：
　　“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的工作。”
　　毛泽东说：
　　“请帮助。”
　　这次会见结束时，已经是10月2日凌晨2时35分了。
　　后来尽管由于美国的阻挠，直到1964年1月中法建交后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才得以逐步实现，但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依然像他以前的一贯做法一样，时刻要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也不失时机地努力寻求外援，甚至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而后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颠倒黑白，称之为闭关锁国，岂不是胡说八道？
　　正是：毛公一生，从不保守；青史昭昭，天地可鉴。
　　　　　自力更生，立为根本；科技引进，早着先鞭。
　　再说10月2日晚，毛泽东举行盛大国宴，招待苏加诺总统一行。他在讲话中称赞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热情歌颂印尼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还高度评价了苏加诺在万隆会议及国际事务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并且说，中国和印尼必须团结起来，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
　　苏加诺在讲话中颂扬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不是新朋友，已经相识了几百年，有着共同的经历和苦难遭遇，曾经互相支持和同情，两国在各自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中都具有许多共同点，今天和明天为我们提供了相互联系的条件。他还说，此次访华确定的两国友好关系的任务不难完成。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祝两国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
　　国宴结束后，毛泽东邀请苏加诺一同欣赏著名京剧艺术家谭富英、裘盛戎等人的精彩表演。
　　10月4日，毛纯珠在京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起毛碧珠的生活情况，得知他已经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十分高兴，当即给他写了一封短信，托毛纯珠捎回去。信中写道：
　　笔珠兄：
　　纯珠兄来说你已加入了合作社，甚为高兴。望你努力工作，顺祝
　　安康！
　　　　　　　　　　　　　　　　　　　　　　　　　　毛泽东
　　　　　　　　　　　　　　　　　　　　　　　　1956年10月4日
　　前文已经说过，毛碧珠系毛宇居、毛智珠的胞弟，土改时被勉强划为富农成份。毛泽东此信话语不多，余意不尽。毛智珠看后感激涕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0月6日，苏加诺一行将要离开北京到中国其它地方去访问，毛泽东一大早就去了机场，为苏加诺送行。在机场上，毛泽东与苏加诺握手话别。苏加诺盛情邀请毛泽东访问印度尼西亚，他还说：
　　“我希望不久就在印度尼西亚见到你，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等待着你。”
　　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在送走苏加诺后返回的路上，警卫车辆在前面先过去了，当司机周西林开着车子行至阜成门外时，毛泽东突然对他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和秘书高智（一说是罗光禄——笔者注）说：
　　“快7点钟了，肚子饿了，想吃饭。”
　　高智知道毛泽东工作了一个通宵，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又忙活了一大早，确实应该吃点东西了，便说道：
　　“主席，不远了，快进城了，咱们回到家，别的什么也不搞，先吃饭。”
　　毛泽东拿着李银桥给他点上的烟，吸了一口，拉长声调说：
　　“不！找一个饭馆，到饭馆里面去吃。”
　　高智见他态度坚决，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就说：
　　“主席，听罗部长说过，新街口有个陕西羊肉泡馍馆子，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吧？”
　　“好！”
　　毛泽东高兴了。高智对周西林说：
　　“老周，你逐渐减速，把车子开慢些。”
　　周西林放慢了车速，前面的车子见毛泽东的车慢下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停下来等候。待两车渐渐靠近，周西林将车停了下来，高智拉开门准备下车。毛泽东问：
　　“高智，干什么去？”
　　高智说：
　　“咱们去吃羊肉泡馍，得先有人去看看，安排一下。”
　　毛泽东“哦”了一声，交代高智说：
　　“到了饭馆不要说是什么人，免得警察把人们赶走。”
　　说罢就继续抽烟。高智见坐在前面车子里的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和王荫清跑了过来，就走上前对他们说：
　　“主席要去新街口吃羊肉泡馍，请你们赶快去安排一下。注意，一定不要把吃饭的群众撵走，安排好就在门口等着，找个适当的地方停车。”
　　王敬先、王荫清应声去了。李银桥和高智看看街上行人不算太多，便指挥着周西林尾随前面的车辆，停在了一家普通的饭馆旁边。警察一看来的车辆，知道是大首长的车子，马上指挥其它车辆让开了。毛泽东带了个口罩，在王敬先和王荫清的引导下，和一左一右的李银桥、高智一起径直往里走。正在吃早点的群众，各人低头吃着喝着，谁也顾不上看看新到的这几位不速之客。店主人热情地招呼他们在里间的桌子上用餐，并手脚麻利地先为客人沏上茶。李银桥见饭一时还上不来，就为毛泽东点了烟。毛泽东吸了一口，随口问道：
　　“你们现在工资多少啦？。”
　　“不到100。”
　　高智小声回答。毛泽东说：
　　“都不少啦，现在老百姓还达不到。”
　　此时高智是行政16级，100元钱可以养活七八口人。说话间，羊肉泡馍端上来了。毛泽东端起一碗说：
　　“我吃不了这么多。”
　　高智用筷子把毛泽东碗里的馍给李银桥和自己拨了一点，毛泽东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还边吃边问道：
　　“这羊肉泡馍多少钱一碗？”
　　邻桌的一位顾客随口答了一句，连头也没有抬。等毛泽东几人吃完饭，算账时才发现谁也没有带钱。高智只好和店主人商量说：
　　“实在对不起，我们是在路上临时决定吃饭的，没带够钱，明天一上班，我就送来，行不行？”
　　此时物价便宜，几碗羊肉泡馍也才只有6元3角9分钱。店主人连连答应说：
　　“行，行，没问题，你们走吧！”
　　这一餐，毛泽东吃得很满意，享受到了与群众共同生活的乐趣。
　　1956年的国庆节刚过不久的一个下午，有一辆黑色轿车驶进湖南长沙中南矿业学院，在文风良家门口停下来，车上下来两个人，问道：
　　“这是文风良同志家吗？”
　　文风良连忙答道：
　　“正是。”
　　“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老人在家吗？”
　　“他们今天游麓山去了，等会就回来。”
　　“我们是省委交际处的。北京中南海来电：毛主席欢迎文涧泉3位老人去北京，并请你护送他们赴京。请你转告3位老人，让他们做好准备，明天上午我们开车来接。”
　　文风良，生于1922年，系文运昌之次子。他于194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中纠察队，任第2大队6中队政治指导员。后转到地方工作，参加了土地改革和组织农会等工作。1951年9月入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后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工作。
　　此前，在国庆节前夕，文涧泉和文梅清来到中南矿业学院侄儿文风良处，邀请他父亲文运昌一道去北京。文风良婉转地劝道：
　　“毛主席是一国之主，他老人家日理万机，工作很忙，如果你们像农村串门一样，经常去打扰他老人家，这恐怕有些不妥。再则，你们即使要去，也应该先取得他老人家的同意。否则，不就成了不速之客。”
　　文风良如此一说，3位老人顿时沉默了。少顷，文涧泉用征询的口气说：
　　“风良，你讲的都在理，可是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到了这里，难道要我们扫兴而归不成？”
　　文风良见他们不愿就此罢休，便劝文涧泉、文梅清先住下，自己先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待到有回示后再定行止。文涧泉兄弟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文风良不揣冒昧，寄出了他平生第一次写给毛泽东的信。文风良没有想到一星期后，毛泽东就来了邀请。
　　第二天上午，天高气爽，风和日丽。两辆轿车来接文涧泉4人，他们赶忙把送给毛泽东的礼物带上了轿车。这些礼物有：一条10多斤重熏得金黄金黄香喷喷的腊鱼，几瓶永丰辣酱，几斤衡阳豆豉和几包韶山清茶。
　　两天后，文涧泉一行4人到了北京，住进了西郊宾馆。他们先是由中央办公厅秘书派人陪同，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后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客厅接见了他们，王季范也在座。毛泽东说：
　　“今天，我请你们来，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想通过你们了解一些农村的情况。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6亿人口，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
　　毛泽东点了一支香烟，接着说：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如果农业搞不上去，怎么能解决吃饭问题呢？因此，只要我们把人民的吃饭问题解决好，那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吮了吮嘴唇，问表兄文涧泉说：
　　“今年你们那里的粮食收成如何？”
　　“托主席的福，今年的收成很好，亩产比往年都高。只是6月欠雨水，旱情比较重，唯有车水救禾。你晓得唐家圫前面的6亩大丘，是有名的‘干鱼脑滩’，从我家屋门前塘里车水上6亩滩，要4、5道车才车得上水。我们日夜轮班车水，硬是屁股都磨起了泡！”
　　毛泽东听后，对旁边的两个女青年说：
　　“你们听到没有，农民种粮，付出的是辛勤和汗水，要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啊！这位老人所讲的，是你们书本上难得找到的东西。”
　　毛泽东又问文涧泉说：
　　“你们那里合作社的情况如何？”
　　文涧泉说：
　　“农民对合作社都非常拥护，我们那里大多已由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
　　“农民的生产情绪怎么样？”
　　“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不一致。”
　　文梅清插话说：
　　“如果是以时记工，有的人磨洋工，出勤不出力。如果是定额记工，就省事图快，只顾工分不顾质量。这样对增产增收大有影响。”
　　文运昌接过话茬说：
　　“这样的人如果是少数，还不要紧。俗话说：‘三勤一懒，懒也会仿’。如果这样的人是多数，那就成问题了，所谓‘三懒一勤，勤也会懒’，所以，能会不影响生产么？”
　　正是：二文斯言不虚妄，东方此身曾亲尝。公私天生自矛盾，大雁有律方成行。
　　且说毛泽东听了文梅清、文运昌的话，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所说的这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曾说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这要通过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觉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和发展农业生产。”
　　他又问道：
　　“农村生猪发展情况如何？农民有肉吃吗？当前肉猪、架子猪和仔猪的行情价格如何？”
　　文涧泉回答说：
　　“近年来农村生猪生产发展很快，生猪存栏数逐年增加，行情稳定，价格合理，农民吃肉已不成问题。”
　　文运昌也说：
　　“今年4月的猪肉吃不完，他们加工成腊肉运到长沙来销售，可先登记称肉，再分期付款。我家都称了几十斤哩！”
　　毛泽东感到很满意，他爽朗地说：
　　“生猪生产应该加速发展。不是说猪多肥就多、肥多粮就多吗？”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有感慨地说：
　　“我也种过田，种田就要肥料。猪、羊、牛和家禽的粪便就是上乘肥料，它既能改良土壤又能促进植物生长，所以，要大力发展养殖业。现在农民在秋收后种油菜和绿肥的积极性如何？农民在稻田里种荞麦、拖泥豆，在田边种花豆等杂粮作物，既不占全地，收获又可观，现在还种吗？”
　　文涧泉和文梅清都说：
　　“如今推行双季稻，拖泥豆不种了，其它仍继续播种。”
　　毛泽东含着笑，说道：
　　“常言道：‘菜好半年粮’。所以，对各种杂粮的生产，要大力提倡，不能使田地荒芜。我记得你们那里的芭蕉潭上有一片油茶林，现在还有吗？”
　　“还有，并且依然生长得很好，每年茶仔收入可不少。”
　　毛泽东点点头说：
　　“油茶是多年生的油料植物，不似油菜一年一度，只要管理得法，年年有收。所以，有条件的山区和林区可大力发展。”
　　毛泽东和文家诸位亲人的谈话已经过了3个小时，一位工作人员走到他跟前说：
　　“晚餐已准备就绪，请主席和客人就餐。”
　　毛泽东随即起身，招呼大家入席。于是，文涧泉等人随毛泽东步入餐厅。餐桌上摆满了清蒸鸡、红烧肉、黄焖鱼、炖羊肉、海鲜、鱼肚片、鱿鱼、香菇、寒菌、玉兰片、辣酱等菜肴，还有茅台酒和葡萄酒。
　　酒过三巡，王季范站起身来，提议大家举杯，祝毛泽东长寿。毛泽东亦起身举杯祝各位表兄长寿，祝大家健康。饮罢酒，毛泽东指着碗里的饭，问工作人员：
　　“这米是不是四川来的？”
　　工作人员说：“是。”毛泽东点头称好，说：
　　“你可以告诉他们，就说是我说的，这米质地好，可以推广。”
　　饭后，客人们拥着毛泽东回到会客室，有的品茶，有的吃水果，无拘无束，谈论着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毛泽东忽然想起家乡韶山的仙女峰，便问起山上那座石庙的情况。文涧泉说：
　　“石庙早被拆毁了，现在只有些残留石壁。”
　　毛泽东甚感惋惜，又问道：
　　“韶山的几个庵子还在不在？比如西边的莲花庵，东边的慈悦庵，仙女峰下的仙女庵。”
　　文涧泉和文梅清说：
　　“这几处庵堂，在土改时，作为住房分给了附近的农户，改动改建，拆的拆迁，因此原貌已不存在了。”
　　毛泽东说：
　　“其实这几处也可算是韶山的名胜。各处地势较好，周围古树参天，山泉潺潺，曲径通幽，晨钟暮鼓，响彻群山，风景蔚为壮观。”
　　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问：
　　“过去农村作兴在正月耍龙灯、狮灯和花灯，现在还搞吗？”
　　文梅清说：
　　“为了闹新春，有的地方仍然作兴，有的地方不搞了。”
　　毛泽东说：
　　“其实玩民间传统灯的意义不仅是闹新春，还可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盘龙舞狮还有不少艺术性呢。”
　　10月12日晚，毛泽东会见了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副主席申特尤尔茨为团长的妇女代表团，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也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在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百分之十二是妇女；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十七。在北京、上海、天津3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
　　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坏处。这个目标只能在全世界不打仗了，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时生产有了高度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才可以完全实现。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有一个女权时代，妇女是占统治的地位，听说那时候她们不需要打扮，而相反地男人却要打扮，以获得她们的欢喜。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会见将要结束了，申特尤尔茨真诚地对毛泽东说：
　　“感谢毛主席今晚的接见，我们能有机会同你谈话，觉得很高兴。在中国期间，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看到了工人们高度的热情。你们对工人福利的关怀，对母亲和孩子的照顾，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是到了一个友好的和同志般的国家，在各地受到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的热烈欢迎，就好像置身在老同志和老战友之间。”
　　波波维奇也说：
　　“我也要感谢毛主席和其他在座的同志们。每一个南斯拉夫的代表团来到北京时，毛主席总是予以接见，南斯拉夫政府的领导人和人民深切感谢毛主席这一盛情的表示，他们非常懂得这种表示的意义。”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18日到京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朱德、刘**、周**、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参加了会见。毛泽东对苏拉瓦底说：
　　“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
　　毛泽东对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巴格达条约即1955年2月在巴格达签订的《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于同年相继加入——笔者注）表示了中国的态度，他说：
　　“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你们不反对中国和印度，而且对整个亚非地区国家都以团结为重。”
　　10月20日上午，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接到中央办公厅会议科通知，要他列席下午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吴冷西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但他想起最近几天的国外动态有些反常：从10月17日开始，外国通讯社就传说，苏联与波兰关系骤然紧张，苏军在波兰边境调动频繁，正向波兰东部移动，苏联的波罗的海舰队也正向波兰海域前进，华沙空气非常紧张。10月18日，杨尚昆打电话告诉他说：新华社要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消息，迅速报告中央。自此，吴冷西及新华社各有关部门一天24小时值班，一有重要消息，马上报告总理办公室和中央办公厅。吴冷西估计这次政治局会议与此事有关。于是，他马上到参考资料编辑部了解最新消息。
　　下午3点钟，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除了长期因病请假的林彪、林伯渠、刘伯承、康生外，全部到会；王稼祥、胡乔木、杨尚昆、田家英和吴冷西列席了会议。与会者正谈论着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毛泽东穿着睡衣缓步走进颐年堂，落座后，一讲话就开门见山，他说：
　　“苏共中央给我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苏军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驻兵波兰，有义务保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继续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们党对此有何意见。看来，苏联要对波兰实行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情况很严重，很紧急，所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苏共中央。”
　　毛泽东说罢，回过头问吴冷西：
　　“有什么新消息？”
　　吴冷西报告说：
　　“今天收到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说波兰军队已动员，保安部队也处于紧急状态，华沙工人也纷纷拿起武器。同时，从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传出消息说，除苏联军舰已到达波兰港口格但斯克港外，原驻在苏联西部和民主德国东部的苏军也在调动中。”
　　毛泽东听了，说道：
　　“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毛泽东一说完，与会者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严重事件；有人说，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尽最大努力加以制止；有人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表明我们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正在此时，吴冷西接到他的秘书从新华社打来的电话，说外国通讯社报道：苏联一个代表团到达华沙与波兰谈判。吴冷西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事不宜迟，我们应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
　　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说：
　　“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大使。胡乔木、吴冷西留下作陪。”

福和中学老师

胡乔木见毛泽东仍旧穿着睡衣，就说：
　　“主席，您是不是换上中山装？”
　　毛泽东说：
　　“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
　　大约有半个小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被召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里。毛泽东和尤金是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尤金见毛泽东穿着睡衣，表情严肃，预感到这次紧急召见非比寻常。他刚一坐下，毛泽东就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的政治局刚才开过会，讨论了你们中央发来的通知。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去办。”
　　尤金满头大汗，连声称是，迅速退走了。毛泽东转对胡乔木、吴冷西说：
　　“你们也没事了。新华社要密切注意情况发展，有新消息随时报告。”
　　10月21日，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和波兰党中央的会谈。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波兰问题。刘**、周**、陈云、邓**、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出席会议。
　　零时45分，毛泽东紧急约见尤金，刘**、周**、陈云、邓**在座。毛泽东答复尤金说，中共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说明了中共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邓**、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23日前往莫斯科。代表团的任务是调解。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是：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同苏共或波兰党会谈，不参加他们两党会谈。
　　10月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
　　“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去，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尤金立即通过电话将毛泽东的谈话报告给赫鲁晓夫。
　　10月23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
　　“斯大林是要批评的，但是批评的方法，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10月23日晚，刘**、邓**一行飞抵莫斯科，在苏波之间进行斡旋。
　　世间的事情可真是无独有偶，这边苏波关系在中共的调解下刚刚趋于和缓，那边匈牙利又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事态。
　　原来早在10月21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受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改组的影响，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也对拉科西时代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20万人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混进了示威群众队伍。一些军警同示威群众发生了冲突。一些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了**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机构。就在这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此时，正在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共代表团闻知匈牙利发生了暴乱，由刘**立即通过电话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毛泽东。
　　10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讨论匈牙利事件，并直接与刘**保持电话联系。
　　10月25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选举卡达尔为中央第一书记。
　　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在双方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苏方最终接受了中方的建议。
　　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过去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这一天，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得知，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解散保安队和保安机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就在这严重的局势面前，苏共领导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决定从匈牙利撤军。中共代表团获悉了这一情况后，由刘**立即报告给毛泽东。
　　10月30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电告中共在苏联的代表团：立即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声明他们是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反对苏联军队从匈牙利撤退。
　　此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他们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了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10月31日，刘**、邓**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再次表达了中共中央在匈牙利问题上的态度。
　　这天晚上，中共代表团就要归国了，赫鲁晓夫在送刘**去飞机场的汽车上，告诉刘**说：
　　“主席团开了一整天的会，最后决定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保卫社会主义。”
　　此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也到机场为中共代表团送行，他们纷纷表示说，中国党在波兰问题上帮助了他们，现在又在匈牙利问题上帮助了他们。
　　正是：百年孱弱每受欺，一从朝战始扬眉。民族之林三鼎立，问尔称霸敢是谁？
　　再说10月31日晚，邵力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在中山先生爱国感召下重新团结起来》的广播演说。
　　此前，北京为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由周**担任主任，邵力子担任副主任兼秘书长。
　　1956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这一天，刘**、邓**一行回到北京。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中共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汇报。汇报结束后，毛泽东说：
　　“代表团的同志们长途飞行劳累，现在暂时休会，改日再开。”
　　11月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这次会议的时间不长。毛泽东最后说：
　　“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主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党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了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11月3日，中国政府就10月29日下午5时，英法帝国主义不顾中苏的多次警告，指使以色列军队向埃及的西奈半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侵略行为，向英法和以色列突出严重警告，坚决要求英法和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从埃及撤走侵略军。
　　在此后的几天之内，中国各大城市举行**示威，“英、法、以色列侵略者滚出埃及”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以色列军队向埃及发动进攻后，不几天便占领了西奈半岛；英法军队也在11月5日开始进攻苏伊士运河的北口重镇塞德港。
　　美国出于独霸中东的战略需要，也出面反对英法、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后来，在中美苏三大国一致反对英法以侵略、声援埃及的情况下，埃及的纳赛尔在惨遭失败之后戏剧性的取得了最后胜利，成为埃及的民族英雄。
　　再说11月4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
　　这一天，应卡达尔的请求，苏联军队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11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列席了会议。周**说：
　　“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各兄弟党内出现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毛泽东说：
　　“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在4月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回答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现在，经过半年之后，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做出回答。可以考虑再写一篇文章。”
　　毛泽东提出问题后，与会者发言活跃，纷纷提出需要回答的问题，有西方宣传机器污蔑攻击的问题，也有属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问题。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后，各兄弟党先后发表声明和文章，或作出决议。我们已经收集起来出版两本集子。这些都是正式发表他们的观点的，我们可以仔细研究。还有最近波兰和匈牙利问题发生后，又有许多材料需要研究，看看有哪些主要问题需要回答和如何回答，以后再开会讨论。乔木同志、冷西同志和家英同志可以预先准备，开过二中全会之后再议。”
　　11月8日，毛泽东的外家亲戚文家兄弟子侄4人在西郊宾馆已经住了一段时间，转眼到了晚秋季节，北京的风变得有些刺人了，他们因未带暖衣，有些抵挡不住了。一天早饭后，文涧泉将侄子文风良叫到跟前，轻声说：
　　“风良，现在天气冷了，寒气侵人。你能不能给办公厅打个电话，要他们想点办法？”
　　文风良说：
　　“试试看吧。”
　　11月10日，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周**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1957年度自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对1957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作适当的压缩，并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
　　刘**就时局问题作了报告，他详细地叙述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1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秘书处派一辆小车来到西郊宾馆，来人对文风良说：
　　“主席今晚要接见你们，他老人家吩咐，要你先去一步。”
　　来人又对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老人说：
　　“请你们稍等一会儿，我们少顷就会来接你们。”
　　文风良来到了中南海，独自步入毛泽东的会客厅，见毛泽全正一个人坐在那里。毛泽全见他来了，忙起身让座。正说话间，毛泽东人未到声已至：
　　“嗬，风良来了。”
　　只见毛泽东缓步走来，文风良急步上前，双手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恭敬地叫了一声：“毛主席！”毛泽全也上前向毛泽东问安。毛泽东用左右手拉着毛泽全和文风良走向他的座位，让二人坐在左右侧，给他们各送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
　　“你们来了多久？生活过得惯吗？在北京参观了那些名胜？你涧泉伯伯他们有什么反映？”
　　毛泽东问文风良，文风良一一作了回答，并且说：
　　“他们说，北京是祖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几年变化真快，他们每来一次，就有新的感觉。他们初来北京时，这里大都是四合院的平房，是一座地道的消费城市。现在北京已成为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
　　毛泽东笑着问道：
　　“他们还说些什么呢？”
　　“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建国以来祖国各地和首都建设的辉煌成就，除此以外，他们没有说过其它什么了。”
　　毛泽东“嗯”了一声，以怀疑的口气对文风良说：
　　“我却不信他们就只谈这些，难道他们就没有谈论别的东西吗？”
　　文风良正要回答，王季范领着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人进来了，他们同毛泽东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宾主落座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吮了吮嘴唇，笑着说：
　　“听风良说，你们这次来京，游览了北京各处名胜，还有不少感想是吗？”
　　文涧泉说：
　　“是的哩，风良没有讲错。俗话说：‘乡里人上趟省，嘴巴都讲穷。’咱们这次上北京的见闻，3天3晚都讲不完呢！”
　　“那好啊！”毛泽东笑着说：“你们回去向乡下的亲友们演讲演讲，3天讲不完就讲4天嘛！不过，你们可要实事求是地讲。切不可讲大话吹牛皮啰。你们大家知道，解放前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境地，我们从蒋介石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既要医治战争创伤，又要恢复国民经济，一切都是要从头做起。解放前的中国，连一架缝纫机也要靠进口，一盒火柴加洋字，说成洋火，煤油都要说成洋油，一匹机织布也要说成洋布，一双纱织袜子也要叫它洋袜子。水泥成洋泥，还有什么洋枪洋炮等等。其实，像指南针、火药以及造纸、印刷、纺织技术都是中国发明的，输出到国外后，便变成了‘洋’的。”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
　　“新中国成立后到今天还只有7年，我们花了3年时间来恢复国民经济，1953年开始了第1个五年计划，到今年是第1个五年计划的第4年，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我们的工农业、国防科技、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事业都已初具规模，原来靠进口的东西现在也能造了，包括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等等。当然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根本的差距。不过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因此，我们完全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赶上他们，甚至超过他们。”
　　毛泽东满怀地对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说：
　　“你们都是年逾花甲的人了，有的工作是大不从心了，可是就凭你们的一张嘴，做做宣传工作，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因此，你们回去后，面向群众，把你们那些3天3夜说不完的事，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向群众宣传宣传。不过，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任重而道远的。我们的今天来之不易，我们的事业是坚持继续革命。还有一条，就是我先讲过的，要实事求是的讲，不说大话、空话、假话。”
　　时针已经指向晚上7点。一位工作人员走到毛泽东跟前说：
　　“请主席和客人就餐。”
　　毛泽东笑着说：
　　“今天，我特意要他们加了个燕窝汤，让大家尝尝。”
　　于是，大家在餐厅依次入座，毛泽全和文风良依然坐在毛泽东的两侧，负责为各位老人夹菜。
　　饭后，大家随毛泽东回到客厅，品尝茶点、水果。毛泽东对文风良说：
　　“我有一笔稿费存在中央特别会计室，我很想对唐家圫各家的老人在生活上给与一些帮助，但不知道他们的实际情况，你给我参谋参谋好吗？”
　　文风良如实地将文泮香十阿婆、文南松二十阿婆寡居，文涧泉十一阿公老年无伴，文梅清十七阿公和十七阿婆老年膝下无子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说：
　　“帮助。我看还是平均主义的好，不然他们会有意见的。”
　　文涧泉插话说：
　　“主席，你还有表兄暮陶十八老倌，他辛勤一生，现在脚残疾，家境亦不佳哩。”
　　毛泽东问文风良：
　　“这情况属实吗？”
　　文风良说：
　　“涧伯说的全是实情，暮陶十八叔勤劳节俭，可算是唐家圫的典范。”
　　毛泽东点头称好。文涧泉又插话说：
　　“主席，唐家圫的堂屋已是百年的老屋了，年久失修，堂屋中的椽木已有好几根断了，如不及时抢修，将可能酿成大患。可是唐家圫各家目前的经济状况又无力维修。”
　　毛泽东转向文风良询问道：
　　“你说呢？是不是要急于抢修？”
　　文风良本来觉得涧伯不应该提这些问题，见毛泽东问他，只好随声说：
　　“堂屋椽木多数断了，急于维修，这是实情。”
　　毛泽东说：
　　“既然如此，那么经费就由我来支付。你们回去后，好自为之。”
　　文梅清乘着酒兴，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主席，你刚才讲到飞机，这家伙飞在天上，我们看就看见过，可坐就硬没有坐过。”
　　毛泽东听了，说：
　　“嗬！看来你们还想坐飞机啰。”
　　在一旁的秘书叶子龙趁机说：
　　“主席，正好明天有架飞机去武汉。”
　　毛泽东说：
　　“那好，明天就让他们坐飞机回去嘛！”
　　叶子龙对毛泽东说：
　　“照相的来了。”
　　毛泽东说：
　　“来了就照吧。”
　　于是，各位客人同毛泽东合影留念。毛泽东对文涧泉说：
　　“从乡下到我这里来的人，不要东西的还只有风良。”
　　说罢，转对叶子龙吩咐：分别给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表兄弟每人人民币各300元；给文泮香、文南松二十阿婆和文暮陶十八阿公各200元；给文风良150元；再给堂屋维修费200元。由叶子龙点交给文风良，再由文风良转交各位老人。
　　这时将近晚上9点，秘书提醒毛泽东该休息一会儿，毛泽东就对各位表兄弟说：
　　“好吧，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客人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和毛泽东握手告别。
　　次日清晨，文风良护送3位老人离开宾馆，由叶子龙陪同去机场。由于昨晚下了一场小雪飞机不能按时起飞。叶子龙领着众人步入候机室。约一个小时后，天气转晴。忽听得机场上人声喧哗，大家临窗一看，只见周**站在一架大型客机的舱口，正在向为他送行的刘**、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挥手告别。叶子龙告诉大家说：
　　“今天是周总理出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各国。”
　　周**的座机启航后不到5分钟，叶子龙把毛泽东的客人送上一架小型飞机，飞向南方。
　　11月12日，北京各界举行盛大的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大会。
　　由于邵力子等人在筹备活动中出了很大的力，使这次纪念大会和整个纪念活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对邵力子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11月12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毛泽东在文章中盛赞了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同时他又写道：
　　“事物总是发展的。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45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11月13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说：
　　“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
　　“钱和材料只有这样多，1957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1956年做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压缩的重点在中央，地方也应尽可能地压缩。”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一次会议休息时，吴冷西走入政治局常委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和常委们议论铁托于11月11日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的演说。铁托在这次演说中，从匈牙利事件讲起，攻击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和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他还说：“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的组织机构”。他号召把各国党内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
　　毛泽东见到吴冷西，就说要他让新华社把铁托讲话的全文译出来，还说让在座的胡乔木和吴冷西一起，研究起草文章回答铁托。
　　11月15日，八届二中全会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发表了重要的总结讲话，他说：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起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关于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毛泽东说：
　　“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稳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
　　“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
　　“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70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八届二中全会决定：增补黄克诚、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洪学智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欲知八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如何继续处理国际关系？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65

第265章

话说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51次常委会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原来在11月间，原子能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为第2机械工业部——笔者注）已经正式成立，宋任穷任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为副部长。

　　再说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毛泽东约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到寓所吃饭长谈。邓宝珊自建国后每到北京开会，毛泽东总要在中南海约见他。这一次，毛泽东还是以老朋友相待，两人从中苏关系、高饶事件到甘肃省的工作，一直谈到深夜。邓宝珊就苏共20大全面否定斯大林一事问毛泽东说：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毛泽东说：

　　“斯大林功大于过，应该三七开，全面否定是错误的。”

　　邓宝珊点点头表示赞赏。毛泽东喝了一口酒，问道：

　　“听说邓先生对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国民党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宋恪有意见？”

　　邓宝珊坦率地说：

　　“这个人本来是可杀可不杀的。”

　　毛泽东说：

　　“既然这样，当然还是不杀为好。希望邓先生以后见到什么，还是要不客气地提出来。”

　　11月19日，毛泽东为《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养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养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两头，共计两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毛泽东

　　11月24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西边的小会议厅里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11日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

　　此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召开，只隔了一个26日、28日，到30日先后一共开了5次常委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大多是在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里开的。毛泽东在他的卧室里开会时，通常都是穿着睡衣靠着床头，半躺在床上，其他常委在他的床前围成半圆形。参加会议的人数包括列席人员，一般在10人左右，他们是刘**、周**、邓**、彭真、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这些会议，朱德因年纪大，一般不参加；陈云和林彪也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议上针对南斯拉夫铁托的观点说：

　　“所谓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请问，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怎样？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必须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他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

　　在大家广泛的讨论后，毛泽东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说：

　　“第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这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一样，每棵树长的也不一样。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此路不通。但条条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这就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加以明确的肯定。他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部分宪法，但没有破坏全部宪法，民法、刑法也没有全部破坏，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毕竟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吗？说苏联都是官僚阶层是不能说服人的。

　　第四、区别敌我矛盾，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对南斯拉夫犯了错误，把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但后来苏共改正了，用对待自己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现在铁托同志不能采取过去斯大林对他的方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对矛盾的方法处理。

　　我们下一篇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现在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的目的是加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团结。现在还是离不开斯大林问题。”

　　毛泽东越说语调越深沉，他说：

　　“我一生写过3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1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2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3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是悼词。这3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

　　第1篇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1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2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和缓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有生气。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卫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当然是丰功伟绩，这是主要的一面，但还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宜大讲他的错误，因为这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党的问题，所以还是理智地那样写了。

　　现在情况不同了，赫鲁晓夫已经揭了盖子，我们在4月间的文章，就不单是歌功颂德，而是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确的方面，又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但并没有展开讲。现在要写第2篇文章，就是进一步把问题讲透，既肯定他的功绩，也分析他的错误，但又不是和盘托出，而是留有余地。

　　以上意见请大家考虑。过几天再来讨论。请乔木同志先起草1个提纲给我看看。”

　　11月30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他说：

　　“斯大林同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

　　毛泽东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吟咏了清朝人张英写给家人的那首诗中的后两句：

　　“万里长城今尚在，哪见当年秦始皇。”

　　张英在这首诗中，劝解家人不要与邻家争地界，诗中前两句是：“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毛泽东吟罢未作解释，翻译也是直译。恐怕尤金大使未必能够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意思。

　　1956年12月2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召集刘**、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他一开始就准备要写的第2篇文章发表了意见，他说：

　　“文章的题目可以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可以考虑同4月间写的文章衔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4月间文章的续篇。乔木同志拟的提纲使我的想法进了一步，整篇文章可以更富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

　　1、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先讲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但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是共同的。

　　2、讲清楚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人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应明确指出，如果要讲‘斯大林主义’，那他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3、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的沙文主义，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4、首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苏波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种事件的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反苏、**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要区别敌我矛盾和我们内部是非这两者性质的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不同的解决方法。

　　5、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要学，苏联的先进经验还要学，但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党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不讲别人如何。我们党一贯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的某些观点和做法，助长了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的泛滥。

　　6、文章从团结讲起，以团结结束。没有理由不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妨碍团结的混乱思想。

　　整篇文章包含着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方面，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对敌对营垒好办，问题是内部是非，要讲究方法。比如对斯大林和铁托，都要加以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合乎实际，有分析，还要留有余地。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做‘欲抑先扬’，一个叫做‘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取这个方法。对于斯大林，现在世界上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答对他的全盘否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

　　毛泽东讲完了，征求大家的意见，与会者无不赞成毛泽东的思路。于是，毛泽东说：

　　“那好！就由乔木同志和冷西同志负责起草这篇文章，家英同志也参加。在12月12日以前写出初稿。”

　　12月初，毛泽东接到黄炎培一封来信。黄炎培在信中汇报说，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1月5日至16日召开了一届二中全会，他在会议上号召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与会者在讨论中，对一些原则问题辩论得很热烈，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

　　12月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复了一封信，他写道：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样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顺致

　　敬意！

　　　　　　　　　　　　　　　　　　　　　　　　　　毛泽东

　　毛泽东又附笔道：

　　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笔者注）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毛泽东书赠黄炎培的两首词，一是《浪陶沙·北戴河》，一是《水调歌头·长江》。后者在1957年由《诗刊》发表时将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12月5日凌晨，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惇元兄：

　　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指周世钊在1950年赴京途中所作的《五律·过许昌》——笔者注），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诗词内容不再赘述，故略去——笔者注）

　　暂时不会出国门，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问好！

　　　　　　　　　　　　　　　　　　　　　　　　　　毛泽东

　　现存的那幅毛泽东《水调歌头·长江》的手稿，就是在这封信中书写的。

　　且说12月5日晚8时，毛远耀、胡觉民夫妇和儿子毛臻及毛远耀的胞弟毛远翔一行人来到了中南海颐年堂，等候毛泽东接见。

　　毛远翔是赴京参加全国工商企业公私合营代表大会的。毛臻则是由沈阳黎明机械厂派到北京航空学院进修的。

　　9时许，毛远耀等人走进大厅，毛泽东刚送走陈叔通，正在那里等候他们。

　　“主席！”“三叔！”

　　毛远耀等人喊道。毛泽东身穿棕色呢大衣，满面笑容，神采奕奕地向他们走来，同他们亲切握手。毛远翔自我介绍说：

　　“三叔，我是远翔。”

　　毛泽东欣喜地笑道：

　　“呵，你是远翔，我看到了你的照片和信，好，好！”

　　毛泽东和客人离开大厅，走进一间简朴的小客厅，毛远耀、毛臻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胡觉民和毛远翔侧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向在座的杨得志将军作了介绍后，又对毛臻说：

　　“世美啊，你怎么几年了才到北京来一次？怎么不来看我呀？”

　　毛泽东又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说：

　　“你们几个人都很年轻，世美才28岁，远翔才20出头，远耀和觉民才40多岁。你们正值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时期，应该好好学习，增长知识才干，为祖国的建设多出力。你们可以学学外文。目前，我正在学习英语哩。”

　　毛泽东指着刚进屋的秘书林克说：

　　“这是我请来的英语老师！”

　　前面已经说过，林克是在1954年10月来到毛泽东身边的，他担任毛泽东的英语老师，兼做秘书工作。

　　林克听毛泽东这样说，连忙向客人们点头致意。毛臻说：

　　“我也在学外语。”

　　毛泽东说：

　　“好，好。”

　　毛泽东听说毛臻在大连工农速成中学读书时，与杨开英过从甚多，就询问了杨开英的情况。毛臻说：杨开英已经调任大连第三中学副教导主任，现在病情不轻，经济拮据，生活艰难。

　　原来，杨开英自从离开北京后，因为不愿打扰毛泽东，就很少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对杨开慧、杨开明的这位妹妹很是牵挂。听说她现在是如此境遇，非常挂念。

　　毛泽东又问起了家乡的情况。他对毛远翔说：

　　“你父亲我还有印象，智珠兄51年来北京住过一个时期，还去过秦皇岛。你母亲是什么样子，我记不太清楚了。后来，接到你寄来的照片，我才记起来了，她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我很想回去看看，我去了一定请乡亲们的客。不过，请客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摆宴席啰。”

　　毛泽东说完，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他又问道：

　　“你们去过乡下不？”

　　毛远翔说：

　　“去过。”

　　“那里的情况到底如何？”

　　毛远耀说：

　　“农民生产搞得不错，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那么，合作化要不要搞？猪和鸡是分散喂还是集中喂的好？”

　　时间已到了11点，工作人员说饭菜做好了，毛泽东就请大家吃饭。他拿起一瓶葡萄酒为大家敬酒，举杯祝几个晚辈工作好，身体好。毛远翔不会喝酒，还是勉强喝了。几个晚辈端起酒杯，齐声祝毛泽东健康长寿。毛远翔一边吃饭，一边说：

　　“主席，您老人家说话，还是韶山腔。”

　　毛泽东幽默地说：

　　“我是个老顽固分子，保守党人。”

　　饭后，毛泽东让大家吃蜜桔，他逗着几位晚辈说：

　　“我们是穷人出身，过去吃不到水果，现在翻了身，也要讲究饮食卫生。吃点水果，好助消化。”

　　毛泽东的谈兴正浓，他兴奋地说：

　　“如今城里搞了公私合营，资本家翻不起来了；农村里搞了合作化，地主富农也翻不起来了。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消灭阶级，使大家共同富裕。

　　经济问题要全面分析。有人提出：我们是上马还是下马？我说：走路总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绝无两脚一并前进，是有进有退的，但主要的是前进，波浪式的。上马多，下马少……”

　　他还说：

　　“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成绩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不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会使人骄傲。缺点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总结了教训，能使人进步；不好的一面是弄坏了事情。”

　　他最后好像是要告诫几位晚辈，他说：

　　“一个人要有帮助人的思想，缺乏帮助人的思想，是不正派的人。别人犯了错误，你不去帮助，还去幸灾乐祸，是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倒是容易犯错误，因为他的尾巴翘得太高了。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不要整得太过分，否则会整到自己头上来。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犯错误的人，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敌视还是帮助？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标志。

　　孔夫子说七十不逾矩，我说，不一定。因为一个人的经验总是不足的。孔夫子又说，三十而立，我说，也靠不住，一些年轻人，三十几岁还吊儿郎当。你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人在世上要多做点有益的事情，有益于社会和人民，要懂得，每个人天天都在写着自己的历史，这历史的好坏，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

　　时间已到了凌晨3点，秘书进来提醒毛泽东休息。毛远耀等人只好起身告辞。毛泽东披了件大衣，笑着和大家道别，一直送到大门口，直到毛远耀等人上了车。

　　12月7日，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原来，在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政府对资本家们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公平合理，事实求实”原则，进行了清理和估价，将其核定为资本家的私股股额，并按年息5%的利率发给他们这些股东们定息。此时，资本家心存顾虑，不知定息能拿几年。毛泽东在12月5日已经召见了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所以他在7日的谈话中，开门见山，一开始便说：

　　“大家提了一些问题，现在我讲一讲。

　　在1955年10月的工商界座谈会上，我曾说：《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走时还爱惜家具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去济南、徐州调查，还到曲阜、宿县、蚌埠、南京、苏州、上海、松江、杭州等地调查，他们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完成，不是到1962年的问题，几个月就差不多了。上海的马天水说，工商界两头小，中间大，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占百分之二十、六十、二十。苏州的一位女副市长，她先讲工商界有4条优点，再说缺点，先鼓励后批评，又鼓励又批评，很好。据山东济南对2600个工商户的统计，先进的占百分之二十五，中间的占百分之五十，落后的占百分之二十五。当地的同志还很不满意，说中间的、落后的这么多。我就很满意，落后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嘛。今年1月杭州会议上，发现了‘三反’、‘五反’以后大家心里有些害怕。”

　　“定息拿多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应当说八大已经解决了。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原则是要解决问题，时间服从原则。这问题处理得好坏，影响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宗教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共产党不想在这上面省几个钱，要说服工人，向他们说明定息的时间长比短好。可以虎头蛇尾，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3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4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

　　12月8日，毛泽东第3次召见全国工商联代表人士座谈，他在谈话中说：

　　“今天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很好，对我帮助很大。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和你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有些问题我没有研究，不能答复。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政府来研究，陈云副总理来考虑，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

福和中学老师

我看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比过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拢了。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只剩下了定息问题，在社会上的名誉也不同了，并且学习的热情很高，学习政治，学习本事，学习技术和管理方法。听说各地都办了学习班，每个城市一期有几百人，上海一期有9000人，10期就有90000人，学习班里大中小资本家都有。这表现出很大的爱国主义，愿意为新的国家做工作。我对资本家的看法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你们自己也可能没料到变化会这样快，学习中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去年工商联开会时，许多人作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是我们共产党的办法，后来想在民主党派中试行。现在民主党派内搞开了，民建最近的一次会议，也用了这个办法，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有缺点，有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
　　“关于定息的时间问题，大家很关心。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解决问题，不要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
　　“定息到底搞多长时间，中共中央讨论过，认为时间太短了不好，赎买就要真正的赎买，不是欺骗的。花不了多少钱。有人问究竟还有多少年？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以7年为期”。
　　毛泽东掰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
　　“即今年、明年、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7年。”“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3个五年计划，你们看怎么样？7年是虎头虎身，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还可以拖长一点，总要天理人情讲得过去。”
　　后来，据1956年底统计，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有114万人，国家共为定息支付1亿2千万元。毛泽东高兴地说：
　　“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
　　7年过后，国务院又宣布说，从1963年起，延长3年，到期再议。后来到1969年9月，终于停止了支付定息。此是后事。
　　再说12月10日上午，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来自湖南的老年学者、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同学、现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熊子容；另一位是周文楠后来的丈夫王英樵。
　　王英樵在1940年任延安保育院小学部教导主任，后任校长。保育院小学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毛泽东为保育院小学题写了一个很有趣的词，他写的是：“又学习，又玩耍”。朱德、张闻天、任弼时也都为保育院小学题了词。中央领导、部队领导和烈士的子女，像毛泽东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刘**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方志敏的儿子方宁柏、方宁竹等人，均在这里学习过。
　　王英樵后来在1942年春天与边区政府干休所党支部书记周文楠结婚。1945年9月，王英樵、周文楠携女儿王肯随西北局和抗大干部队伍奔赴东北。1954年，王英樵任哈尔滨城市建设局局长兼党组书记。他这次是在1956年11月来北京参加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的。行前，他的岳母周陈轩和妻子周文楠、还有到哈尔滨作客的毛泽民遗孀王淑兰商量，一起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们在信中说：王英樵系周文楠的丈夫，现在哈尔滨市城建局工作，他过去在延安工作过，主席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都跟他念过书。现在来北京开会，特托他带上几斤东北兴凯湖特产烟熏马哈鱼，让主席尝尝。主席如有时间，希望能接见他一下。
　　王英樵到北京后，住在西郊宾馆，他先去拜访王季范，王季范去海南视察去了，王季范的儿媳萧风林接待了他，并将王英樵带来的信及礼物转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12月8日，城建会议一结束，中南海即给王季范家里打电话说，毛泽东9日接见王英樵。王英樵因外出，未接到电话。12月9日上午，中南海又给王季范家里打来电话，王英樵又外出了。9日晚，中南海第3次打来电话，要王英樵于10日上午11点在宾馆等候，有车来接。在西郊宾馆住着的还有前边说过的熊子容教授，他是专程来看望老同学的。就这样，王英樵和熊子容一起来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的秘书看了看表，说：
　　“主席现在有事，大约等15分钟，就可以出来接见你们。主席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往往过了20分钟就接见不上了。”
　　王英樵打量着会客厅里的陈设，只见靠后墙摆着一张条几，两边摆了6把椅子，两头各放了一盆君子兰，靠西侧还放了两套沙发。整个屋子显得简单朴素。
　　过了十几分钟，毛泽东从会客厅后边的房子里出来了，他一见王英樵和熊子容，就亲切地和他们握手，满面笑容地说：
　　“你们来了，坐下，坐下。”
　　二人有些拘谨，说：
　　“请主席先坐。”
　　毛泽东说：
　　“你们还是些知识分子的习气，坐下吧。”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问王英樵：
　　“你在延安工作过，那时干什么工作呀？”
　　王英樵说：
　　“在延安保育小学当教员。”
　　“那我们还是同行哩！”
　　“您是主席，怎么和我是同行呢？”
　　毛泽东笑了，他说：
　　“你不知道，熊教授可知道哩。当年我在长沙工作时，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当过教员。不过，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比你在延安保小当教员的时候，要早得多啰。”
　　毛泽东又问起王英樵家人的情况：
　　“你岳母周外婆身体还好吗？生活有困难没有？”
　　王英樵说：
　　“周外婆今年90岁了，身体无大病，精神很好。我和周文楠工资收入不低，也只有一个女孩，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点点头，转身对熊子容介绍说：
　　“周外婆叫周陈轩，是周文楠的母亲。她带着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在韶山住过十多年。1950年我写信给周文楠，赞成她接老人到东北去住。老人抚育革命后代呕心沥血，历尽苦心，生活很艰苦，在韶山人民中很有威望，韶山人民都称赞她是一位很好的老人。”
　　毛泽东又嘱咐王英樵，好好照顾周外婆的生活，让她安度晚年。接着问熊子容说：
　　“你是留学美国的，在美国学什么？”
　　熊子容说：
　　“我在美国学的是资产阶级形式逻辑——哲学。”
　　毛泽东幽默地说：
　　“我是搞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那咱们两个还是对立面的呀！最近，国际上发生了些变化，在匈牙利发生了暴乱。对这一事件，你们怎么看呀？”
　　毛泽东见对方没有回答，就接着说：
　　“你们一定认为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因为坏事可以变好事嘛。我们也可借鉴，从中吸取教训。”
　　熊子容没有接毛泽东的话茬，而是提出另一个话题。他说：
　　“中国人口增长太快，应该提倡晚婚，修改婚姻法。因为建国初期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是男20、女18，这不利于节制人口的增长。”
　　毛泽东笑了笑，指着身边的秘书说：
　　“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他今年24岁，已经结婚有小孩了。”
　　熊子容仍坚持自己的见解，他说：
　　“最好提倡晚婚，男的二十五六结婚，女的二十三四结婚为好。”
　　毛泽东因为话不投机，就没有吱声。王英樵为了打破尴尬，就说：
　　“我从哈尔滨来时，给主席带了点东北特产马哈鱼，不知主席看到没有？”
　　毛泽东点点头，问：
　　“是不是日本向苏联出口的那种鱼呀？”
　　“是的。”王英樵回答后又说：“我给主席带了一本关于哈尔滨新修的儿童铁路的画册，不知主席看到没有？”
　　毛泽东说：
　　“看到了，这是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呀。你们是不是学习苏联的？”
　　“是的，是利用林区作废的小铁路改造的。”
　　接见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快到12点了。王英樵就说：
　　“主席很忙，耽误了主席的时间，我们告辞了。”
　　毛泽东挽留道：
　　“不要走了，午间就在这里吃饭。”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叶子龙也说：
　　“主席请你们在这里吃午饭，已经准备好了，不要走了。”
　　王英樵、熊子容跟着毛泽东来到了小餐厅，毛泽东让两位客人坐上座，两人让毛泽东坐上座，毛泽东说什么也不坐上座，两位客人也不好意思坐上座。叶子龙说：
　　“你们是客人，主席让你们坐，就坐下吧。”
　　宾主这才在餐桌边坐下来。餐厅坐东朝西，四方餐桌摆在餐厅正中，熊子容坐在东边，毛泽东坐南边，王英樵坐北边，叶子龙坐西边。桌子上摆着4菜1汤：一碗红烧肉，一碗清蒸鱼，两碗素菜和一碗汤；还有一碟辣椒，两盘桔子、苹果，每人1杯葡萄酒；饭是两样，1盘大米饭，1盘馒头。
　　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不断地向客人让菜、敬酒。他的口味不错，大块的肉和鱼，吃得津津有味。还兴致勃勃地问叶子龙：
　　“带来的马哈鱼怎么没有吃呀？”
　　叶子龙说：
　　“马哈鱼是熏成的，所以没有吃。”
　　饭罢，宾主洗了手，王英樵、熊子容请毛泽东休息，毛泽东也不推辞，把二人送出了会客厅门外，嘱咐秘书把客人送回宾馆。
　　12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写出的第2篇文章初稿。
　　12月13日凌晨，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复信中写道：
　　子珍兄：
　　历次惠书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及阖家安吉。
　　　　　　　　　　　　　　　　　　　　　　　　　　毛泽东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写出的第2篇文章初稿，与会者提出不少意见，主要是正面阐述不充分，辩解过多。
　　后来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根据大家的意见，又用了四五天的时间才拿出了修改稿。
　　12月16日，毛泽东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写了一封信，同时寄去200元钱。他在信中写道：
　　开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希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及杨子珍夫妇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祝好！
　　　　　　　　　　　　　　　　　　　　　　　　　　毛泽东
　　12月16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给西藏工委的复电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改革一定要得到**、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2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3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应把在6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西藏上层普遍加以宣传。”
　　毛泽东鉴于这一年平息的康区叛乱情况，又写道：
　　“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
　　12月19日和20日这两天的下午及晚上，毛泽东连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2篇文章的修改稿。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会议，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毛泽东说：
　　“文章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4月间的文章中，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应当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文章的出发点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向帝国主义斗争，在这个大前提下，讨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内部是非问题。”
　　“对斯大林要做认真分析。第一，先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第二，再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对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
　　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趁机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从另一边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也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
　　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
　　12月2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又修改了一遍的稿子再次提出了一些意见，认为基本可以，决定再提交政治局讨论。
　　12月23日和24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修改稿采取读一段讨论一段的方法。毛泽东又发表了一些重要见解，他说：
　　“不能照搬苏联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做法，更不能照搬那些已经证明为错误的做法。人家犯了的错误你还要犯吗？人家丢掉不要的坏东西你还要捡起来吗？今后不要迷信苏联一切都是正确的了，凡事都要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了。别人有无教条主义，我们不讲，只讲我们自己要吸收我党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
　　毛泽东还说：
　　“上篇文章讲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讲这些矛盾不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二是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的历史辩护，不仅要维护苏联革命阶段的伟绩，还要维护苏联建设阶段的伟绩。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一国的民族现象，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它的伟大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的财富。既然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如果说它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么，这个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
　　在修改稿中，有一段文字专门讲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考虑再三，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中苏两党的重要分歧之一，在目前情况下，中苏要共同对敌，不宜向全世界公开这个分歧，最后还是决定删去了这一段。毛泽东说：
　　“要留有余地，以后还有机会提出来。”
　　政治局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篇文章，还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将题目定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会后，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胡乔木家中，进一步修改稿子。
　　12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刘**、陈云、邓**、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开会，讨论再度修改的稿子。大家又提了一些文字上的意见。毛泽东说：
　　“这两篇文章都是围绕斯大林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完，估计本世纪内，甚至21世纪还有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问题，我们要准备长期论战。”
　　毛泽东要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马上动手修改，他说：
　　“修改一段送我一段，今晚要定稿，明日登报，今年的事今年了。”
　　散会后，吴冷西3人在中南海食堂吃了饭，来到毛泽东住所背后的居仁堂开始工作，修改完一段，就由田家英给毛泽东送一段。毛泽东一直在卧室等着，随到随看随改随定稿。就这样，胡乔木他们紧张地工作了一个通宵，一直到28日上午9点多才把最后一部分改完，3人一起来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吩咐说：
　　“马上将修改的地方，告诉翻译的同志，中文已定稿，译文也可定稿。新华社于28日晚发稿，中英文广播也同时播出，《人民日报》在12月29日见报。”
　　12月29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由毛泽东组织起草、并亲自主持反复修改、八易其稿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再论》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称《一论》）一样，在标题的下面注明：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长达2万字的《再论》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引起的某些不理解和怀疑，维护了十月革命胜利的道路及其基本经验，分析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和社会历史条件，正确评价了斯大林的一生功过是非问题。
　　毛泽东在文章的引言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写道：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毛泽东还第一次敏锐而明确地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斯大林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从而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帝国主义也正是利用这种思潮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12月31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迎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对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说：
　　“我读了中国发表的文章，它写得好极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话和每个字。”
　　接着，赫鲁晓夫亲自把刘晓请上主席台，安排在他和莫洛托夫之间就座。
　　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了长篇祝酒词，他说：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关于匈牙利事件问题，赫鲁晓夫说：
　　“现在有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做文章的人要学会写政论文，首先应该读一读毛泽东在1956年12月2日晚上关于如何撰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那一篇讲话，看一看毛泽东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是如何反复修改的整个过程。即使不写文章的人，在教育孩子学会说话的策略与技巧时，也应该读一读毛泽东那段讲话的后半部分。
　　毛泽东是写文章的大师，他在创办《湘江评论》时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此一时期，他不厌其烦地和那些不怎么会写文章的政治局常委成员们开会，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及秀才们讲解如何写好这篇文章，应该说，一是因为事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二是他也是借着写文章和修改这篇文章的机会，教育他的党内的伙伴们；更确切地说，这也是他在党内的一贯的民主作风的重要表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66
第266章
　　“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
话说1956年，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全面高潮的势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些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到1956年底，中国在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了。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1956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毛泽东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没有引起社会动荡、没有造成生产力破坏的前提下，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变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它的胜利，使中国广大农民彻底摆脱了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合作经济的广阔发展道路，开创了建议社会主义农村的新时代。
　　1956年岁末，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视察时，与和他同行的周**一起，乘一辆小轿车游览长沙市容。车子行驶到橘子洲，毛泽东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回忆起青年时代与同学们纵论天下大事的情景，不免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诗句。
　　“‘橘子洲头……’”毛泽东深情地吟罢，又对周**解释说：“这橘子洲又称橘洲，水陆洲，水鹭洲，长岛。还有人也曾用这水陆洲之名写过一幅楹联。”
　　说罢，他不由得灵机一动，便微笑着对周**说：
　　“**，我出一上联，你能对下联吗？”
　　周**说：
　　“主席请讲。”
　　毛泽东吟道：
　　“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
　　周**一听，知道毛泽东是触景生诗，将眼前穿梭般的船只与千古不移的江洲自然融入一联，自己一时也难以想出合适的下联，正在思索间，车子已经开到了天心阁。他看到天心阁石桩上镌刻着刘策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道是：
　　天心阁，阁落鸽，鸽飞阁不飞；水陆洲，洲泊舟，舟流洲不流。
　　周**顿时高兴起来，心想：主席在这儿等着我呢。你将下联易了5个字作上联，我何不将上联易1个字来对你的上联呢！想罢，他便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的下联有了。你的上联是：‘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我的下联可对：‘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
　　毛泽东此时也正在观赏这一楹联，听周**如此一说，甚是佩服他的机巧灵敏，二人会意地相视而笑。
　　后来不久，也就是在1956年冬，原对联的作者刘策成得知了毛泽东和周**在视察长沙时的这一趣事，便非常兴奋地给他的朋友柳明泉写信说，周**总理赞扬了我的对联。
　　1957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和全军组织编制调整方案。
　　这次裁军的重点是陆军，陆军中又重点裁减步兵部队，以及技术兵种中尚未装备起来和装备陈旧的部队，还有平时没有迫切需要的勤务部队。通过裁军，到1958年底，人民解放军总定额已经降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最低点。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第3次百万大裁军。
　　1957年1月7日，毛泽东因受赫鲁晓夫之托，决定由周**和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与调处苏、波、匈矛盾。
　　周**临行前，毛泽东特别交代说：
　　“只要苏联共产党内部稳定，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还是要好好地批评一下赫鲁晓夫。”
　　周**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在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周**一行人在莫斯科机场，受到了苏联党政领导人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萨布洛夫、苏斯洛夫、勃烈日涅夫等全班人马的热烈欢迎。
　　周**在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去的汽车上，劝赫鲁晓夫做一些自我批评。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地说：
　　“我们不像你们那样做自我批评。如果那样做，我们现在的领导就成问题了。”
　　周**等人在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的说服工作后，赫鲁晓夫建议周**和铁托一起去做匈牙利的工作，周**立即发电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
　　“你和铁托一起去的时机尚未成熟，还是由你们单独前往为好。”
　　于是，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单独率领中国代表团去访问波兰和匈牙利。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五人小组的通知》，通知说：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5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
　　1月12日，毛泽东复信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臧克家和《诗刊》副主编及全体编委，他写道：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8首，一共18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且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月14日上午11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打电话给臧克家，他说：
　　“毛主席要召见我们，下午3时我坐车去接你。”
　　这天下午3时许，臧克家、袁水拍乘车驶入中南海，直达勤政殿门前。他们进入殿门，只见空阔的房间里寂无一人，对面有一副屏风，别的没有任何摆设，长长的沙发，一个又一个，十分简朴。不一会儿，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东边门里出来，一步一步向臧克家他们走来。臧克家、袁水拍一见毛泽东，赶忙起身迎上前去。毛泽东安详和蔼地和他们一一握手，让座，从烟盒里抽出香烟让他们抽。臧克家说：
　　“我不会吸。”
　　毛泽东笑着说：
　　“诗人不会吸烟？你在北大教书？”
　　“不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
　　“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
　　臧克家趁机问道：
　　“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
　　毛泽东反问道：
　　“你看应该怎样？”
　　臧克家说：
　　“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
　　毛泽东频频点头，说：
　　“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
　　毛泽东的神态和谈话，使臧克家的心平静怡然了，心和心贴近了，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了《诗刊》创刊后的印数问题，他说：
　　“现在纸张困难，经我们一再要求，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1万份。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人民文学》印20万，《诗刊》仅仅印1万，太不合理了。”
　　“你说印多少？”
　　臧克家说：
　　“公公道道，5万份。”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
　　“好，5万份。”
　　“请主席给黄洛峰同志打个电话。”
　　袁水拍赶忙给臧克家递了个眼色，又对毛泽东说：
　　“不用了，不用了。”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了一些国际重大事件，臧克家和袁水拍都知之甚少，只能静静地听着，无法插嘴，可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几百年后，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还有没有斗争？”
　　“不知道。”
　　“主席看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看了臧克家、袁水拍一眼，慢慢地说道：
　　“我看，还是有斗争的，但不在战场上，而在墙壁上。”
　　臧克家、袁水拍会意地点点头。毛泽东把话又转入到主题上，他说：
　　“《诗经》是以四言为主体的。后来的民歌是五言，现在七言的多了，这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新诗，太散漫，我以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我个人喜欢用词的形式写作，习惯了，用起来得心应手。”
　　他还说：
　　“杜甫诗写得不少，好的不多。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几首诗写得不错。”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太重，李攀龙这名字臧克家没听明白，袁水拍给他重复了一下，他才明白了。眼看已经5点钟了，臧克家、袁水拍起身告退。毛泽东把他们送出殿门，站在那里向他们招手，高声嘱咐道：
　　“把你们的诗集送我一份呵！”
　　后来，毛泽东的信在《诗刊》上发表后，北京大学一位学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说毛泽东信中“遗误青年”的“遗”字欠妥，应改为“贻”。毛泽东虚心地接受了这一意见，马上给《诗刊》编辑部打招呼，请予于更正。
　　再说1月17日，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受赫鲁晓夫之托，率领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波兰和匈牙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顺利返回莫斯科。
　　周**在向赫鲁晓夫介绍了访问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后，真诚地说希望赫鲁晓夫能够克服某些缺点。赫鲁晓夫闻言跳了起来，他粗鲁地咒骂东欧国家领导人。周**一见赫鲁晓夫如此暴躁，忍不住说：
　　“赫鲁晓夫同志，对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能这样。有什么话当面讲，不能在背后随便怀疑别人，这不利于兄弟国家的团结。”
　　赫鲁晓夫没想到周**也教训起自己来，立时涨红了脸，他说：
　　“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也没想到赫鲁晓夫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于是就不动声色地反唇相讥道：
　　“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受到周**的当头一棒，不得不转换话题发起进攻，他说：
　　“据说在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人多。”
　　周**知道赫鲁晓夫另有用意，就平静地说：
　　“不少，国王的父亲也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中也有几个人是中国血统的。”
　　赫鲁晓夫说：
　　“西哈努克说，他们那里中国人很多，他担心中国的影响太大。”
　　周**这才明白，赫鲁晓夫转来转去是要攻击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马上含讽带刺地说：
　　“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各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1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人们习惯地把这次会议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首先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3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关于思想动向问题，他说：
　　“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做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接着，毛泽东列举了一些具体情况：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在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大学学生闹事，有些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等等。
　　毛泽东自然联想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斯大林问题，他说：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
　　“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180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应。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
　　“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
　　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说：
　　“1、要准备少数人闹事，搞所谓的大民主。对待大民主的态度应当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2、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3、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里的杂草作斗争。”
　　“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
　　1月27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总结讲话。他一共讲了7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治问题；农业问题。
　　关于国际问题，毛泽东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
　　“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点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
　　“依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5000万吨钢，4亿吨煤，8000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10倍，加100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也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统统捅出来。”
　　关于中美关系问题，毛泽东说：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17年。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1933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帐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100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101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毛泽东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也是跟毒草作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劝在座的同志，你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
　　毛泽东分析了一年来国内的形势变化，又说道：
　　“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
　　“统一物的两个相互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内容，除了国际问题以外，不久就成为他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纲的主要内容。
　　1月29日，毛泽东在公安部党组就处理在押病残战犯问题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报告中说，考虑到刘焕东等12名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在关押期间患有重病，有的因病致残，而表现一般较好，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商妥，拟准予保外就医。
　　毛泽东批示道：
　　“不但这些人应当处理，其他战犯凡犯罪较轻、表现较好的，都应考虑判决释放，因为已关了七八年了，只留下犯罪较重的和最重的两类，待后处理。请公安部将战犯全体审查一下，定出一个方案送中央审阅。”
　　1957年2月11日，毛泽东在复黄炎培的信中写道：
　　“惠书盛意可感！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2小时漂30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泳侧泳，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
　　毛泽东是在1956年12月将《水调歌头•游泳》书赠黄炎培的，黄炎培收到赠词后，在给毛泽东的来信中曾问及何以用“极目楚天舒”一词，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故有是答。
　　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座谈文艺思想问题。在参加会议的28人中，有几位是党外人士。周**、邓**也参加了座谈。毛泽东在谈话中一开始就说：
　　“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方法来解决。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他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的。”
　　关于批判胡适的问题，毛泽东说：
　　“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
　　他又说：
　　“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和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切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批评了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他说：
　　“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到了高级机关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吃党的饭，说党的话，写文章也不讲理了。”
　　原来早在1954年，领导上为安排李希凡的工作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李希凡向邓拓和周扬表示，愿去文学研究所。毛泽东说，那不是战斗的岗位。于是李希凡就在1955年被调到了《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部，担任了编辑工作。在不久前的2月9日，他写了一篇棒杀文章《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在《文汇报》上，毛泽东看了很不满意，由此引出了毛泽东上面的批评。
　　且说毛泽东在谈话中接着表扬了姚文元，他说：
　　“最近姚篷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登在2月6日的《文汇报》上，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
　　姚文元，祖籍浙江省诸暨县姚公埠，父名姚梦生，笔名姚篷子，母名周修文。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姚篷子用祖父姚宝槐当年秀才匾上“文元”两字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姚文元，意思是希望儿子将来也能成为“文中魁元”。
　　再说2月下旬，在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前夕的一个晚上，夜已经很深了，卫士封耀松还陪伴在正在工作的毛泽东身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纲，毛泽东早先已经修改了4遍，后来经过7次征求意见，他也都一一作了修改，现在依然在修改着。
　　毛泽东每临大事，总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活便毫无规律可言。卫士长李银桥交代封耀松说：
　　“你得想个办法让主席休息一会儿，老人家又是两天两夜没睡觉了。这两天两夜只吃了一顿正经饭，喝过两茶缸麦片粥。”
　　封耀松嘴里答应着，却不敢去打扰毛泽东。过了许久，封耀松见毛泽东放下笔，身子靠着椅背，将头往后一仰，两只手在额头上揉了揉，捏了几下，又打了个哈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抓住时机，赶紧走上前去，问道：
　　“主席，你已经很长时间没吃饭了，给你搞点吃的来吧？”
　　毛泽东又作了一个深呼吸，先是摇摇头，后来又点点头，勉强说：
　　“不用搞别的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
　　说完，又埋头写起来。封耀松赶紧来到厨房，向侯师傅说明了情况。侯师傅一听就不高兴了，他嚷道：
　　“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烤几个芋头？”
　　“主席说让烤几个芋头么。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

福和中学老师

侯师傅没办法，只好烤熟了6个小芋头，放在一个小碟子里。封耀松端着碟子回来了，谁知他一进门，就听见了响亮的鼾声，近前一看，毛泽东斜靠在床垫上，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着笔，就那么睡着了。封耀松不敢打扰，便把碟子轻轻地放在暖气片上，退到门口坐下等候。十几分钟后，毛泽东咳嗽了一声。封耀松忙进屋去，手捧碟子小声说：
　　“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
　　“噢，想吃了，拿来吧。
　　他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地剥着皮，自得其乐地吟诵起他很早以前写的一首诗：“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封耀松在外边隐隐约约听到了呼噜声，他蹑手蹑脚地进屋，见碟子里只剩1个芋头了，毛泽东头歪在右肩上睡着了。封耀松踮着脚走过去，端起盘子准备退出，突然感觉到毛泽东的呼噜声与往常不一样，就探过头去打量了一下，揉揉眼睛仔细一瞧，不由得大吃一惊：天哪！毛泽东嘴里竟然含着半个芋头！那半个芋头随着呼噜声在不住地颤抖着！另外半个芋头还拿在他的手里。封耀松鼻子一酸，眼泪就出来了。他赶紧放下碟子，轻轻地去抠毛泽东嘴里的芋头，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被惊醒了。他那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盯着封耀松，气冲冲地大声问：
　　“怎么回事？”
　　封耀松叫了一声“主席”，就哭了，手里捧着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唉——”毛泽东看着封耀松，叹了一口气，说：“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划两个圈，说：
　　“天翻地覆，天翻地覆。”
　　他又望着封耀松，说：
　　“好吧，小封，我听你的，我休息吧。”
　　后来，封耀松曾经回忆了毛泽东的生活情况，他说：
　　“毛主席多数时间是一个人吃饭，或在书房，或在卧室。由我用饭盒提来，2菜1汤，1碗二米饭（大米小米蒸在一起），两个小碟，辣椒和酱豆腐。除非有客，毛主席吃饭总是手不离卷。有一天，毛主席在吃饭时，他斜坐在木椅上，左手拿着一张报纸，两眼紧紧盯着报纸，右手像一只机械手，在盘子和嘴之间来回运动，筷子始终落到盘子的一个位置上。那是一盘空心菜，他已经夹走了半边的菜，另一半的菜眼看就夹不住了。我悄悄转动盘子，让他的筷子能落在有菜的位置上。毛主席全然没有感觉到菜盘的变化。停了一会儿，我又将荤素两个盘子调一个位置，毛主席依然没有察觉到饭桌上的变化。
　‘嗯？’毛主席嚼了几口，突然一怔，说：‘味道不对呀？’
　　说着，他想吐掉嘴里的菜。我赶紧说：
　　‘是我把两盘菜调个过儿。’
　　‘嗯！’毛主席咽下嘴里的菜，说：‘我说不对劲儿。刚才还咯吱咯吱的，一下子变得那么软绵呢。’
　　人们都知道，毛主席的饮食既随便又艰苦，简直太苦了。好了么，4菜1汤；差了么，1碗面条。很多时候只是用搪瓷缸子在电炉上烧1缸麦片粥，就着生活秘书叶子龙做的酱豆腐喝下去。这情况如今讲给周围人听，他们多数不信。他们习惯拿身边的某局长、某书记或某某县太爷作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毛主席当时情况确实完全如此。我们在毛主席身边，他老人家入口的东西是必经我们之手的，我跟毛主席身边的十几年中，他老人家没吃过任何补品，若一定说他吃了什么补品也可以，当他脑力消耗过渡、饥饿感强烈时，必定吩咐一声：‘来碗红烧肉吧，肥点的，补补脑子。’卫士中有个小李，现在某公司任副经理，与外商少不了饭桌上的交道，他曾感叹说过：‘唉，我经常一顿饭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哟，我是没有脸去见他老人家啦！’”
　　再说2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0次会议上就他整理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纲先讲了一遍。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7人。
　　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
　　这天下午从3点到7点，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除刘**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的讲话提纲共分为12个部分：1、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2、肃反问题。3、农业合作化问题。4、工商业者问题。5、知识分子问题。6、少数民族问题。7、统筹兼顾、适当安排。8、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10、坏事能否变成好事？11、关于节约。12、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需要特别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讲到第7部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时，专门讲到了计划生育问题，他说：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6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此后，毛泽东又谈到了解决失业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说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讲到这里，毛泽东提议休息。15分钟后，会议继续进行。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一些高级领导人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抗议。
　　《人民日报》关于这天的会议报道所发表的照片中，既没有刘**的，也没有朱德等5位政治局委员的。
　　2月28日，出席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
　　1957年3月1日，这一天是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这天上午，各组继续讨论毛泽东的讲话。
　　3月1日下午，进行大会发言。发言的人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共16人。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45分钟的总结讲话，其内容有的是对27日讲话的补充，有的则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针对讨论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的问题，毛泽东答复说：
　　“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针对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毛泽东说：
　　“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们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力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力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针对有人提出2月27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
　　“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说：
　　“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如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们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做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毛泽东还谈到了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的2000份扩大到30万份，并且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
　　“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针对有人提出的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
　　“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
　　在会议结束几天后，李立三由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他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同而论，而且还把他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典型的坏例子，告诫全体党员要加强学习，加强改造，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当然是错误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当成坏的例子来教育全体党员引以为戒。但是，作为党员的李立三，不能因为犯了路线错误就永远是一个坏党员，永远是一个反面教员。允许一个同志犯错误，更允许一个同志改正错误，这是您的一贯思想。我现在是一个服从党中央领导的党员，我更争取做一个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党员。为了表达我对党的衷诚，今天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如实向您汇报，不对请批评指正。”
　　毛泽东看了李立三的信，接受了他的意见，当即修改了其中一些欠妥的有关段落。
　　后来，毛泽东又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稿子寄给老朋友李达征求意见，李达十分感动地说：
　　“毛主席真是谦虚极了！这样的著作，我只能好好学习，哪里还能谈得上提意见呵！”
　　再说3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破例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160多人参加。会议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与会者首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毛泽东则在与会者讨论期间先后召开了5个座谈会。
　　3月7日晚8时4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棵、周世钊、吴江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各省教育厅的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也参加了座谈会。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了不少问题，他说：
　　“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
　　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办了，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了。
　　办戴帽中学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
　　会议一直开到晚12时零5分才结束。
　　3月8日晚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座谈文艺界的问题。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新观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记》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
　　沈雁冰看了看周扬说：
　　“我们没有注意到。”
　　毛泽东说：
　　“就在1月份第2期上，我建议你们去找来看看，作者叫姚雪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讲求艺术技巧。作者姚雪垠，你们知道不？”
　　周扬说：
　　“他在30年代就是作家，现在的政治态度为中间偏左！”
　　沈雁冰补充说：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小说。”
　　毛泽东说：
　　“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他轻视那些喝茶的群众是不对的，这就是‘君子’、‘小人’的观点。‘君子’在那里喝茶，‘小人’也来了，文章就显得这个作家在群众中落落寡合的样子。驳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个姚文元，写得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我还得看下去。还是要帮助姚雪垠。”
　　他还说：
　　“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8226;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扫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流沙河的一组散文诗——笔者注），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曰白的一首诗——笔者注）这类的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整个座谈会充满着宽松活跃的气氛，开到晚11时55分就结束了。
　　3月10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
　　“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
　　毛泽东联想到主持上海《新民晚报》的赵超构提出的“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办报方针，就说：
　　“报上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软到哪里去呢？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要软中有硬。文章写得通俗、亲切，平等待人，不摆架子，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
　　毛泽东说：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关于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毛泽东说：
　　“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当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这次会议开到傍晚6时40分结束。
　　3月11日晚8时3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参加的人员有：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
　　冯友兰来到会议厅，毛泽东微笑着对他吟诵道：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在场的人见毛泽东如此幽默，全都被逗笑了，冯友兰也笑了。原来在不久前，冯友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显然毛泽东是看过了冯友兰的文章。冯友兰见毛泽东在百忙中还这样关注他的研究成果，倍感荣幸。
　　这次座谈会开到晚上11时25分才结束。毛泽东送冯友兰到门口，握着他的手说：
　　“友兰先生，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好好地鸣吧，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一共讲了8个问题。关于整风问题，他说：
　　“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党内的整风已进行了两次。现在共产党中央做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
　　毛泽东提出了辨别正确与错误、香花与毒草的6条标准，他说：
　　“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毛泽东就整风的方针说：
　　“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同时，一定要防止思想上的绝对化，片面地肯定和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
　　毛泽东还说：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曾经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在他的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地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再说3月13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这天晚上8时许，毛泽东中南海颐年堂召集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座谈。参加的人员有：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另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也在座。
　　毛泽东问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
　　“在高等院校做领导，有什么问题和意见？”
　　翦伯赞反映说：
　　“现在是重理轻文。”
　　毛泽东说：
　　“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
　　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来得比较晚，他一走进接见厅就看见毛泽东正满面春风地同早已来到的人们交谈着，于是就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陆定一起身介绍说：
　　“这位是谈家桢先生。”
　　“哦，”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握住谈家桢的手，不住地摇着说：“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啊！”
　　说罢，请大家坐下，他问谈家桢：
　　“谈先生对贯彻双百方针，和对遗传学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
　　谈家桢说：
　　“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工作座谈会上，大家都认为，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使遗传学和遗传学工作者获得了新生。”
　　原来，谈家桢是世界生物遗传学和基因工程的基因学说创始人摩尔根的入室弟子。他提出的“异色瓢虫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受到国际遗传学界高度重视，被认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一大贡献，成为中国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遗传学家。可是就在谈家桢即将归国的1948年，刚刚结束的苏联农科院大会，宣布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理论是“反动唯心主义”的遗传学说。新中国建立后，苏联以“米丘林生物学”倡导者自居的李森科的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1950年，苏联遗传所副所长努日金教授来华讲学，指名道姓要与在1948年底归国的谈家桢讨论，要谈家桢“从反动的遗传学圈子里跳出来”。国内有人写文章，对摩尔根遗传学进行公开批判，谈家桢感到了沉重的压力。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李森科的理论才开始遭到科学界的反对和清算。1956年8月，毛泽东促成了由中宣部和中科院及高教部共同主持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此前，毛泽东在一份有关反映东欧共产党内对遗传学问题看法的报告上，批示道：“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有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这一天，毛泽东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这样，有116位专家教授参加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一开就是15天，谈家桢心情特别舒畅，以至举杯痛饮，酩酊大醉。所以，这一次，谈家桢见到毛泽东，就说是双百方针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
　　毛泽东鼓励谈家桢说：
　　“谈先生，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好嘛！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很不对头，现在让大家搞嘛！你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可不要怕。”
　　他还问：
　　“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
　　谈家桢显然很有信心。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好。希望你继续努力，在遗传学研究工作中做出新成绩。”
　　坐在旁边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说：
　　“为了尽快把中国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我们是不是把谈先生调来北京，主持中科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
　　此时的谈家桢是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主任。毛泽东尚未表态，在座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立即表示反对，他说：
　　“你们把高校的名教授都挖走了，我们的大学还怎么办？”
　　众人见郭沫若和杨秀峰这两个耳背的人争了起来，便戏言他们是“二龙抢珠”。毛泽东见双方争执不下，也笑着向他们摆摆手，风趣地说：
　　“我看还是这样，从现在开始划一条‘三八线’，到此为止，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
　　不久，谈家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复旦大学重新开设了遗传学课。
　　欲知毛泽东在宣传会议结束后有何重要活动，请慢慢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67
第267章
　　“《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克思这一家不鸣。我在南下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不妙。”
话说1957年3月17日上午10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他此行的目的是向一些地方党员干部宣讲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及双百方针。
　　17日中午，毛泽东到了天津，召见了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
　　是日晚，毛泽东来到天津市人民剧院，在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
　　接着，毛泽东说：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10年到15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搞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搞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出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末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出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方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毛泽东又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了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他还强调说：
　　“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比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末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
　　这天晚上，毛泽东离开了天津，继续南行，六下济南。
　　3月18日清晨，毛泽东到了济南。他不住宾馆，而是与山东省委书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舒同住进了临铁路线的一幢房子里。毛泽东说：
　　“我在北京不愉快。”
　　他们在一起除了谈工作，就是谈诗词，谈书法。关于乾隆的书法，毛泽东说：
　　“他的字有筋无骨，到处写，我不怎么喜欢。”
　　他说舒同的字有风度，有出处，好看。他们有时还谈中医。毛泽东说：
　　“我看中医少说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医有多少年？就算100年吧，那1900多年老百姓怎么过的？还不是靠中医中药，应该说中医中药是有功的。中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中医中药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去整理、研究、提高。取长补短。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派。阴阳五行为什么不能拿现代术语表达？一代人搞不清两代人行不行？10代人行不行？
　　他还说：
　　“鲁迅的父亲病了，请中医看，可是药引子难找，像经霜3年的甘蔗；要吃破鼓皮丸，用打破的鼓皮制成的；还要蟋蟀一双，要原配。”
　　说罢，他自己先笑了，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后来他父亲病死了，鲁迅对中医很有看法，不信中医。他的这个观点不大对。他找的是庸医，不要受这个影响。中西医要很好的结合。”
　　是日晚7时50分，毛泽东来到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对省级机关处级以上党员干部讲话。他说：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风热潮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对于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8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
　　关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这一结论，毛泽东解释说：
　　“所谓基本上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6亿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毛泽东说：
　　“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3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做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这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毛泽东最后讲到了整风问题，他说：
　　“我们党现在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是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3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3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机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
　　毛泽东在他讲话结束1个小时以后，乘专列离开了济南。
　　3月19日清晨，毛泽东到了“其山嵯峨，其土颖多”的古城徐州。他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沛县，并提议去那里看一看。尔后，毛泽东从徐州乘飞机到南京去，徐州古城的风物人情，依然在他的意念中盘桓。他看见秘书林克在看书，就问道：
　　“你读没读过萨都剌的徐州怀古？”
　　林克说：
　　“没有读过。”
　　毛泽东就把林克手中的书拿过来，在书的扉页和窄窄的书边上，写下了元朝人萨都剌的《彭城怀古》一词的全文：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子弟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如龙。
　　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张敞，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盅。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
　　毛泽东写完了，停下笔，对林克说：
　　“萨都剌是蒙古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雁门一带。他的词写得不错，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慢，原题是彭城怀古。彭城就是徐州，就是那个传说活到800岁的彭祖的家乡。重瞳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史记》中提及项羽其貌不凡，铁马重瞳。他的坐骑叫乌骓，起初兵多势大，可惜有勇无谋，不讲政策，丧失人心。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毛泽东说到这里，又在林克的书上写道：
　　“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
　　毛泽东放下笔，又说：
　　“湘东一目，指的是梁武帝年间的湘东王萧绎，幼年时瞎了一只眼。他后来好学成才，平定侯景，即位江陵。‘戏马台’原是项羽阅兵的地方，刘裕北伐时也曾在此大会将校宾客，横槊赋诗，气势如澜。‘画眉人’用的是西汉张敞的故事。此人直言敢谏。‘燕子楼’为唐朝驻徐州节度使张焙所建。张焙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彭城名姬关盼盼，收娶为妾。她歌舞双绝，犹工诗文。张死后归葬洛阳，盼盼恋张旧情，独守空楼10余年。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过徐州，因此故事写了一首七绝：‘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萨都剌写了这些有关徐州的典故，吊古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颓唐，实际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沉。”
　　毛泽东说完了，吸了一口烟，又说：
　　“请老师教Eng-lish。”
　　此时，摄影师趁毛泽东在学英语时，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后来被称作是《飞机上的工作照》。
　　3月19日中午12时，毛泽东飞抵南京，住在原美国驻华使馆。他在稍事休息后，立即召集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的负责人座谈，了解情况。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细心地写下了一个讲话提纲。他还特别在提纲的下面注明是：“1957年3月19日于南京”。
　　3月20日上午8点，坐落在南京市中心长江路中段的人民大会堂里，身着清一色蓝制服的江苏、安徽省市党政机关党员干部和身着戎装的南京军区的领导人，济济一堂，可以容纳3000多人的大会堂，楼上楼下，座无虚席。
　　毛泽东在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等人的陪同下，缓步来到主席台上，微笑着频频挥手。会场里顿时爆发出热烈地掌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也经久不息。毛泽东落座后，江渭清走到台前，激情地说：
　　“今天召开党员干部大会，请毛主席来给我们作重要讲话。”
　　江渭清的话音刚落，台下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毛泽东摆摆手，他习惯地擦根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开口便说：
　　“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他顿了一下，接着说：
　　“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蟠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这龙蟠虎踞是‘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20多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环视了一下全场，说：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时期，就是过去的一种斗争——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基本上完毕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对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也是阶级斗争。后来呢，我们又搞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改造，但它的性质也是阶级斗争的性质。从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几十年就干了个阶级斗争，改变了一个上层建筑，旧的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我们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面貌改变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环顾了一下这个曾经是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场所，说道：
　　“你看，我们这个会场在座的人，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从前，我们这些人，这个地方是不能来的，哪一个大城市都不许我们去的。如此看来，是改变了，而且改变好几年了。阶级斗争不仅仅改变了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它也能为改变另外一件事开辟道路，就是为发展生产、为建设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改善、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开辟道路。
　　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改变生活，要搞建设，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这个方面，我们过去使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板凳的，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现在要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技术革命。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文盲国家，有80%的文盲，全国人民都要提高文化，这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
　　毛泽东扫视着全场，满怀豪情地说：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100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致说来，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50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100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毛泽东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他说：
　　“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他还说：
　　“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毛泽东讲的第三个问题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他对面前的这几千个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工农出身的大老粗部下，谆谆告诫说：
　　“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我们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份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
　　“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毛泽东最后讲的是整风问题，他说：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该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毛泽东讲话结束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他离开座位，缓步走到台前，向他的基层指挥员们挥手告别。
　　3月20日下午1时，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他触景生情，想起了宋朝人辛弃疾的词作，情之所至，奋笔手书了《南乡子&#8226;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一幅酣畅淋漓的毛体书法作品写出来了，他又兴致勃勃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解说了辛弃疾这首词的典故。他说：
　　“京口北固亭在镇江东北；京口曾是三国时吴国孙权建都的地方。这首词里的‘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借引杜甫诗的句子。‘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借引曹操的语言。《三国演义》中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毛泽东顿了一下，又说：
　　“刘备比曹操所见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不少工作人员以前多次听毛泽东讲过三国故事，但这一次看着他又是龙飞凤舞地书写，又是绘声绘色的评说，仍然是百听不厌，感奋不已。
　　毛泽东飞抵上海后，没有休息，而是驱车到到海边游了一会儿水。
　　下午5时，毛泽东前往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会议厅，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这是他此次南下的第4次讲话，其内容和在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相比较更为系统一些。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又强调说：
　　“在我们目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
　　应该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做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明白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又强调说：
　　“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3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11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前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毛泽东又强调说：
　　“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你还能搞那个地主方向，资产阶级方向，帝国主义方向？”“现在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还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要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那么长的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地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关于中央的“放”的方针，他强调说：
　　“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福和中学老师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强调说：
　　“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这也是整风的任务之一。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
　　毛泽东最后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会不会妨害党的领导？”“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的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3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约见了周谷城、金岳霖、郑昕、贺麟、王方铭几位学者。
　　周谷城家居上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史学会会长。毛泽东对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等人说：
　　“周谷城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还早得多。”
　　周谷城受宠若惊，赶紧申明说：
　　“许副市长，我是个不争气的人。我怕死。”
　　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
　　“不要紧，没有人怪你。”
　　周谷城所说的怕死，是指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跑到上海以译书、卖文为生的那段经历。
　　毛泽东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他说：
　　“中国革命开始是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
　　毛泽东点着烟，接着说：
　　“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
　　“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却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
　　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对老师不要迷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的成绩和优点，应该学习，应该继承发扬；老师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地批评指出。”
　　是日晚9时10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上海，于子夜时分到达南行的终点站杭州。
　　此时，周**、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都在杭州。毛泽东一边休息，一边办公。他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李先念关于1956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1957年度财政预算的汇报。
　　1957年4月3日中午，毛泽东驱车来到杭州市郊解放军某部营房。指导员王宝善以为是哪位首长来检查工作的，就跑上前去迎接。待他见到来人是毛泽东，心里猛地一跳，就愣住了。毛泽东握着王宝善的手，亲切地问：
　　“同志们正在开饭，是吗？”
　　“是，刚刚开午饭。”
　　王宝善立刻回答。毛泽东让他领着查看了士兵的宿舍，看看床铺和褥子。战士们听说毛泽东来了，都端着饭碗拥到食堂门口。毛泽东一路向战士们招着手，走进了食堂，他端起一盘菜，看了看，问身边的战士：
　　“每顿的菜够吃吗？”
　　战士们争着说，够吃了！毛泽东又问：
　　“每天的伙食费多少钱？是4角2分吗？”
　　“是4角2分。”
　　毛泽东向战士们招招手说：
　　“同志们吃饭，吃饭吧。”
　　说罢，便向食堂外走去，在伙房门口正好碰上了炊事员顾炳甫，他握着顾炳甫的手说：
　　“啊，你是大师傅，辛苦了！”
　　顾炳甫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含着热泪笑了。此时已经12点多了，毛泽东和战士们挥手告别，战士们热烈地鼓掌，欢送毛泽东。
　　4月4日至6日，毛泽东连续3天在南屏游泳池召开有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4省1市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关于思想动态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仅将与会者的发言及毛泽东所发表的议论记录抄录如次：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利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20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80%都降下来了，100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5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4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3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的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它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6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6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195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1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笔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没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5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于1957年1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批评了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笔者注）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90%。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决策，能不能批评？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6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许彧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的太少了。


　　许彧青：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3个缺点：1、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2、用领导机关的办法来领导学校。3、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的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
　　有人提出培养年轻人的问题。
　　毛泽东：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
　　4月9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他找来胡乔木谈话，查问说
　　“《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克思这一家不鸣。”
　　毛泽东说：
　　“我在南下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不妙。”
　　4月10日中午12时35分，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和《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还有副总编辑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谈话，他说：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4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4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也不是书生办报，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在4月6日《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和今天的《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里，为什么连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提都不提？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邓拓解释说：
　　“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毛泽东说：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他在询问了4月10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胡乔木解释说：
　　“《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毛泽东说：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另一种办法是松，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大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又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毛泽东说：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在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福和中学老师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毛泽东说：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毛泽东在谈话结束前，提出了6点总结意见，他说：
　　“1、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如2月间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发展，报纸的宣传要围绕这个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来做。
　　2、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布置，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来不及整理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要点写文章、社论来宣传，在这方面，《人民日报》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得风气之先。现在这个讲话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地方还要斟酌一下，再过几天就可以发表。《人民日报》就要准备做系统的宣传。
　　3、《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些，开会要讨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实质问题，可以争论。报纸的编排和文风，不要刻版，要生动活泼。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4、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编辑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属半独立性。
　　5、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6、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8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
　　这次谈话进行了4个多小时，一直到下午5时10分才结束。
　　4月10日晚，刘媛英等人集聚在王季范家里拉家常。王季范的秘书走过来说：
　　“请先生去接电话，是中南海打来的。”
　　王季范连忙起身离去，不一会儿，他回到客厅，兴奋地对大家说：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主席回来了，昨天下午回来的，请你们今晚去吃晚饭。”
　　几位客人听了，极为高兴。他们来京已经两个月了，就是盼着毛泽东回来。
　　原来早在2月份，春节刚过，毛泽东的又一批客人就从唐家圫出发了。她们是文泮香的老伴十阿婆黄桔香，文梅清的老伴十七阿婆文赵氏，十阿婆的儿媳刘媛英、女婿王先槐，刘媛英的小儿子文泽湘，还有十七阿婆的长女文凯元。
　　此前，文凯元也想到北京看看毛泽东和她的老师兼表伯的王季范，因为她嫁的是一个地主家庭，便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文凯元一直追到了长沙，人们还在劝她回家去。文凯元说：
　　“地主又怎么样？如果主席不见我，我就去见老师，那总可以吧！”
　　大家无奈，只好让她一起同行。在这一行人中，除了王先槐和文泽湘是男人外，其余的都是乡下老太太，就连刘媛英、文凯元也都是50岁上下的人了。他们大多没出过远门，只有刘媛英去过一次北京。
　　刘媛英一行6人到北京后，王季范派车到车站把他们接到了头发胡同7号王宅里。王家小院里一下来了6位客人，热闹非常，王季范一边接待客人，一边安排他们的住处，忙得不亦乐乎。由于人太多，只好分住3处：文十七阿婆母女俩住王季范家；刘媛英陪婆婆住表妹章淼洪在头发胡同9号的家里；王先槐和文泽湘则住他儿子王文章处。
　　那时侯，毛泽东不在北京，到济南、南京、杭州视察去了。大家不便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只好先游览京华名胜。闲暇时，王季范就告诉大家见到毛泽东时，应注意的一些事项，他说：称呼要先称“君”后称“亲”，平辈要称“泽东同志”或“泽东主席”；侄辈要称“主席三叔”；侄孙辈要称“主席三公”。谈话时，要先问“主席身体好吗？”然后问“江青夫人好吗？”其余就不用多问了。如此这般训练了好几天，直到客人们都运用自如时，王季范方才罢休。
　　现在，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中南海开来了3辆小车，从车上走下来一位身着中山装的干部，跟王季范和章淼洪打了招呼，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你们好！”高智热情地对客人们说：“主席派我来，今天请你们吃晚饭。”
　　他掏出小册子，对照上面的名单清点人数。乡下来的6位客人，均在邀请之列。还有王季范、章淼洪作陪。由于毛泽东请客是有严格规定的，没有邀请的人不能去。王季范另外两位客人和章淼洪的孩子也想去看看毛泽东，被高智拒绝了。
　　轿车进了新华门，放慢了车速，在丰泽园门口停了下来。高智领着客人们穿过草坪，来到北房客厅，叫大家坐在沙发上休息。
　　大家刚落座，毛泽东从侧面的书房掀开布帘走了出来。客人们一齐站了起来，向他致意。毛泽东缓步走过来，满面笑容地说：
　　“欢迎欢迎！”
　　王季范向毛泽东一一介绍客人：
　　“这是十表嫂。”
　　“十嫂。”
　　毛泽东喊了一声，握着文十阿婆的手，端详着，分别数十年，已经认不出这位表嫂了。
　　“这是十七表嫂。”
　　文十七阿婆是小脚，由女儿搀扶着走过来，喊了声：
　　“主席三表弟！”
　　“十七嫂。”
　　毛泽东握着了她的手。
　　“这是她的女儿，叫八妹子。”
　　“噢，八妹子。”
　　“这是赐生二嫂。”毛泽东握着刘媛英的手，说：“认识认识。”
　　毛泽东对大家说：
　　“请坐请坐。”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
　　“听说你们来了很长时间了，我又不在家,你们一直等着。昨天我才回来。今天请你们来，见见面，说说话，一起吃顿饭。”
　　王季范向毛泽东介绍了客人来京的经过和住所。毛泽东说：
　　“这可委屈了你们啰！”
　　刘媛英说：
　　“主席，我们到北京来，心里多高兴呀！别说是分开住，就是住在低等的饭店、旅社，我们也都满足了。”
　　“你们来北京生活习惯吗？”
　　两位年纪大的老太太初次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拘谨，加上王季范事先叮嘱她们不要多讲话，所以，她们也就一直不说话。毛泽东倒是很愿意和她们说话，总是问长问短，想打开她们的话匣子。还是十七阿婆先开了口，她说：
　　“主席，您不晓得呢，农村条件艰苦，没有钱用，连饭都没得吃啊！”
　　“噢？”毛泽东脸上露出惊讶。他点点头，示意她继续讲下去。文凯元却接着母亲的话说：
　　“三叔，农村世道艰难啊！我们每年只能吃到半年的粮食，吃不饱，就靠红薯充饥。还有，乡下那些干部恶得很。”
　　“照你们讲的，乡下的日子苦得很啰！”
　　毛泽东说完，起身给大家递烟。王季范说：
　　“我不抽烟。”
　　“你还是只知道发财啰。”
　　毛泽东还是非常风趣。王季范扶了扶深度近视眼镜，也笑着说：
　　“你看我发了什么财呀？”
　　这时候，秘书走了进来，对毛泽东说：
　　“主席，吃饭了。”
　　“好。”毛泽东站了起来说：“今天晚上，请大家吃顿便饭。”
　　从客厅到餐厅仅有一墙之隔，中间垂着绿绒布。客人们掀开绒幕，来到小餐厅，围坐了一大桌。桌子上摆着一些酒菜，酒是白酒和葡萄酒，菜是湖南风味，有扣肉、腊肉、火烙鱼、炒粉丝等等。
　　毛泽东先给客人们敬酒，只有王季范、章淼洪、刘媛英能喝几盅白酒，其余的人全喝葡萄酒。乡里人不懂城里敬酒的规矩，不等碰杯就一口干了。毛泽东也不介意，他和王季范、章淼洪碰杯、干杯。
　　毛泽东又给客人敬菜，先是给每个客人夹了一块扣肉，叫他们多吃菜。又给每个人夹了一个大辣椒，说：
　　“湖南人喜欢辣椒，我就最喜欢吃这个。可在北京很难吃到。这是北京的炸辣椒，味好，就是只能给你们每人吃一个。”
　　文十阿婆、文十七阿婆一边吃菜，一边想着刚才杯子里那橘红橘红的液体，不觉有些醉意，就问毛泽东说：
　　“主席，你给我们喝的是不是糖水？”
　　王季范闻言连忙朝她俩眨眼睛，示意她们不要多讲话。来前就交代过她们，见了毛泽东不要多讲话，谁知还是说出了这样的话来。毛泽东并不介意，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回答说：
　　“十嫂，十七嫂，这是葡萄酒，你们在乡里没喝过吗？”
　　“没喝过。”
　　“那就多喝一杯吧。”
　　“不喝了，谢谢主席。”
　　文十七阿婆说话时，似乎没有注意到王季范的表情，她仍然说：
　　“三哥，台湾怎么不拿回来算了？”
　　毛泽东笑了，他耐心地说：
　　“十七嫂，台湾是要拿来的，只是要等待时机。”
　　毛泽东吃完饭，又端起杯子对大家说：
　　“吃过饭，都喝一杯酒。这样好，饭上加酒，那里都有！”
　　毛泽东说完，喝完了杯中的白酒。大家也都跟着喝了一杯红酒或白酒。
　　众人回到客厅，工作人员已经在桌子上摆上了香烟和新鲜的水果。
　　“你们吃吧。”毛泽东指着香蕉、苹果说。秘书走过来和毛泽东耳语了几句，毛泽东站起来，说：“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跟你们一起照个相。”
　　于是，众人就在客厅垂下的绿绒布前分成两排，前排坐着毛泽东、王季范、文十阿婆、文十七阿婆；后排依次站着刘媛英、章淼洪、文凯元、文泽湘、王先槐。照完相，王季范对大家说：
　　“主席很忙，不要耽误他太多时间。”
　　客人们闻言，开始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也不再挽留，把他们送到大门口，他想起文桂香之妻和文涧泉的娘还没有来过北京，就笑着对刘媛英说：
　　“赐生二嫂，这次你的任务完成得不错，明年你再来，再带几个人来北京看看，一个是九阿婆，一个是瑞人阿婆。”
　　刘媛英一行6人又住了一段时间。过了五一劳动节，中南海又派来两辆小车把她们接去看电影。仍旧是在毛泽东的客厅里，毛泽东同她们一一握手，请她们就座，还未来得及寒暄，窗帘便拉下来了。这天放的是一部苏联电影，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母亲》。
　　看完电影，毛泽东送她们从后门出来，等她们上了车，毛泽东还在向她们挥手。
　　且说4月11日中午，毛泽东召见了来京的老朋友周谷城，就《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与他进行了讨论。
　　原来早在1956年，周谷城因为不赞成苏联方面一些有关逻辑的著作，所以就撰写出了一篇题目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没想到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学术界一片哗然。《新建设》杂志编辑告诉周谷城说：“反对你的文章太多了，怎么办？”周谷城起初对这种学术争论并不以为然，他说：“只要杂志给我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后来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了，他这才慌了手脚。
　　毛泽东非常赞赏周谷城的文章，鼓励他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要田家英把冯友兰和另外一些在京的哲学家王方铭、贺麟、金岳霖等人接到颐年堂，共同探讨关于形式逻辑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尔后，毛泽东与大家共进午餐，他指着服务人员端来的饭菜，风趣地对众人说：
　　“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大家边吃边谈，无拘无束。毛泽东对周谷城和王方铭说：
　　“你们两个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做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还对大家说：
　　“搞科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饭后，毛泽东像老朋友一样，一直把客人们送出丰泽园的大门，看着他们驱车而去。冯友兰不禁想起当年与蒋介石一起吃饭时的情景，那时的自己是何等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心中顿时生出了无限的感慨。
　　4月15日下午，艳阳当空，和风轻拂，春意盎然。毛泽东、朱德、刘**、周**、陈云、邓**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数万群众，在北京南苑机场迎候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8226;叶&#8226;伏罗希洛夫。
　　下午3时许，一架图-104喷气式专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76岁的伏罗希洛夫出现在机舱门口，只见他白发银须，神采奕奕，挥动着手中的帽子向欢迎的人群致意，尔后缓步走下舷梯。毛泽东迎了上去，和伏罗希洛夫热烈握手，并热情地说：
　　“你的身体真好啊！欢迎你，全中国人民欢迎你，今天的天气也在欢迎你。”
　　伏罗希洛夫也风趣地回答道：
　　“从我们乘飞机飞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起，美好的天气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我的身体更加健康了。”
　　说罢，他与朱德、刘**、周**等人一一握手问好。
　　在毛泽东的陪同下，伏罗希洛夫检阅了三军仪仗队。毛泽东在欢迎仪式上致欢迎词，伏罗希洛夫也致了答词。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同乘一辆绿色敞篷车驶向中南海，沿途受到近百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在天安门广场，数万群众围绕着领袖的车辆热烈欢呼，时间长达近一刻钟。
　　下午5时10分，毛泽东、伏罗希洛夫乘坐的车辆才进入新华门，到达伏罗希洛夫的下榻处勤政殿。
　　是日晚，毛泽东在勤政殿会见了伏罗希洛夫和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有几个问题，可以提吗？”伏罗希洛夫露出一脸的关切和隐忧，他看到毛泽东笑容可掬，就接着说：“你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说：
　　“‘万马齐喑究可哀’么！”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提议明天晚上在欢迎宴会结束后让苏联客人观看由昆曲演员侯永奎演出的《林冲夜奔》。有人说：昆曲难懂。毛泽东说：
　　“昆曲听不懂，难道京剧听得懂么？昆曲载歌载舞，而且这出戏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4月16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盛大国宴，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参加宴会的有所有在京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政协委员会、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经济代表团团长等270多人。
　　晚上6时30分左右，伏罗希洛夫及其随行人员在朱德的陪同下，从勤政殿漫步来到怀仁堂，毛泽东、刘**、周**等人在门前迎接。周**向伏罗希洛夫介绍陈毅说：
　　“这是陈毅同志，最近从华东调进中央，今后准备由他来主持外交工作方面。”
　　毛泽东接着说：
　　“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
　　周**还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了卫立煌。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说：
　　“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还要准备进行第3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陪同客人们步入宴会大厅，乐队立刻奏起了欢快的乐曲，大厅里的人们全部起立鼓掌，欢迎苏联贵宾。毛泽东首先致词说：亲爱的伏罗希洛夫主席，亲爱的苏联同志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同我们伟大的盟邦的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其他苏联来宾们欢聚一堂，感到非常高兴。
　　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他这次来到我国访问，给我们带来了伟大苏联人民的兄弟友谊，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我们的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40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40年来，苏联人民不但在国内进行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对整个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全世界劳动人民从苏联人民身上看见了自己解放和建立人类幸福社会的光明道路。我们中国人民正是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今天的胜利和成就的。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做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
　　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我愿意在这里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一次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长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巨大财富，中国人民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和目前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都从苏联学到许多宝贵东西，今后，中国人民还要继续加强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以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是最亲密的兄弟和最可靠的朋友。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中，我们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是坚决地站在一起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挑拨和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这些阴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得逞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中苏8亿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
　　让我们举杯，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伟大团结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为一切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为世界和平，为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更辉煌的成就，为伏罗希洛夫主席的健康和长寿，干杯！
　　大厅里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端起酒杯，走到伏罗希洛夫面前。伏罗希洛夫微笑着说：
　　“你这样夸奖我，将来不是要成个人崇拜吗？”
　　毛泽东说：
　　“个人崇拜是什么？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譬如，我就尊敬毛泽东，我没有什么理由说毛泽东不好嘛。”
　　伏罗希洛夫说着有些动情了。毛泽东说：
　　“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等，就不能不崇拜。”
　　“对呀，不能不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