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前259章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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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还说：
　　“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15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大概是1年几个亿吧，10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计，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合计是33亿元。我想，如果15年再加恢复时期3年共18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1949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15年、18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办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1亿多人口，我们有6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做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100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50年吧，也许75年，75年就是15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
　　接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荣毅仁、黄长水、胡子昂先后作了重要发言。
　　李烛尘在发言中还说：
　　“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庄严的怀仁堂，当着毛主席的面，每个人应提出保证，一定要把核心工作做好。大家如无异议，请大家起立表示决心。”
　　工商联全体执委立即起立，高声欢呼。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后，再一次讲话说：
　　“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搞共产了，不是这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小越好。”
　　“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
　　“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1955年11月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2次会议。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与会者在讨论中，纷纷表示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命运，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分析对比了解放前和解放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的发展道路，认识到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是唯一光明的道路。
　　11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写道：
　　“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
　　尔后，毛泽东就陈嘉庚的来信给周**写了一个批语。
　　陈嘉庚在10月9日给毛泽东的来信中，叙述了他9月再访延安途中拜谒黄帝陵和轩辕庙时看到的情况，提议政府采取措施，保护黄帝陵庙。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周总理：
　此件阅后，请提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
　　这天晚上9时25分，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视察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及城市工商业等情况。11时50分，专列抵达天津，停车1小时。毛泽东在车上召见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副市长万晓塘，听取了汇报。
　　11月2日清晨6时58分，专列到德州车站，停车1小时。毛泽东召见德州地委书记谈话。
　　上午10时43分，专列抵达济南。毛泽东召见谭震林和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到下午1时结束。
　　是日晚9时10分，毛泽东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话，9时55分结束。
　　晚11时56分，专列到达泰安。毛泽东在专列行进中，与被召上专列的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谈话。
　　11月3日凌晨1时54分，专列到达兖州，毛泽东结束了与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的谈话。2时25分，毛泽东与兖州地委书记、副专员谈话。
　　凌晨6时45分，专列抵达徐州，停车1小时。毛泽东与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
　　上午9时40分，专列到达符离集，毛泽东与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1小时又10分钟。
　　11时45分，专列到蚌埠，毛泽东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至下午1时30分结束。
　　11月4日凌晨1时45分，专列到滁州。毛泽东与滁州两位地委副书记谈话，2时50分结束。
　　凌晨3时，专列到浦口。25分钟后，毛泽东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长惠浴宇及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5时28分结束。
　　7时21分，专列到镇江。毛泽东与镇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8时18分结束。
　　上午10时45分，专列到无锡。毛泽东与无锡市委书记、市长谈话，11时55分结束。
　　中午12时47分，专列到苏州。毛泽东与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及苏州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下午2时30分结束。
　　下午4时25分，柯庆施、许建国与毛泽东同行抵达上海。毛泽东下车到游泳池游泳1小时候后，上了专列。柯庆施、许建国随毛泽东继续前行。
　　11月5日晨6时，毛泽东与柯庆施、许建国及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吃过早饭，又谈到9点40分。
　　中午，毛泽东下车游泳1个小时。
　　下午2时45分，专列到松江。毛泽东与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3时37分结束。
　　下午7时，毛泽东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杭州。
　　

福和中学老师

从北京到杭州不过区区4000余里，毛泽东的专列竟然走了整整4天4夜，他一路上先后召见了省市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及地委书记、副书记、专员、副专员等大大小小40多名地方领导人。一时间，空中电波频传，地面上有关人员闻讯奔走，你来我往，川流不息，此情此景，蔚为奇观也！
　　这正是：五天走京杭，一路连夜日。宵旰为底事，专列人如织？
　　11月7日，毛泽东与警卫一中队的江苏、浙江籍7名战士座谈，了解农村情况。
　　11月10日，毛泽东与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座谈，了解他们家乡农民们的情况。
　　这一天，毛泽东在全面的调查研究之后，召集华东、中南地区9个省市委书记和有关人员柯庆施、陈伯达、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19人，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为起草决议做准备。
　　11月12日，毛泽东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杭州会议经过讨论，搞出了一个《农业十五条》。
　　同时，毛泽东和陈伯达、柯庆施经过讨论，由陈伯达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中写道：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区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毛泽东在游杭州五云山时，写下了《七绝•五云山》一诗，诗云：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代表会议，准备讨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
　　11月17日，毛泽东派人把印出来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刘**、邓**。他在给刘**、邓**的信中写道：
　　“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3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18日或19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
　　这一天，毛泽东还给黄炎培回了一封信。
　　原来，此前的黄炎培因病住院动手术，他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安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地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努力。”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任之先生：
　　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了。尊恙痊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1月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北上。
　　11月20日，毛泽东抵达天津。他立即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笳、黄欧东、欧阳钦。会议讨论了在杭州搞出的《农业十五条》，又加写了两条，使之成为《农业十七条》。
　　《农业十七条》的主要内容包括：
　　1、1956年下半年基本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1959年基本完成合作化的高级形式。2、12年内全国基本消灭荒地荒山。3、12年内各地90％以上的肥料由地方合作社自给。4、12年内粮食亩产，秦岭、黑龙江和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黑龙江以南达到800斤。5、7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若干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消灭老鼠、苍蝇、蚊子等四害。6、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修好各地必要的道路，并建立有线广播网和乡社的电话网。
　　《农业十七条》是毛泽东南下视察的主要成果，以后经过不断修改补充，形成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四十条》。此是后话。
　　是日晚，毛泽东由天津回到北京。
　　11月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和《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每一个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会议顺利结束。
　　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
　　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决定成立由周**负总责、彭真、陈毅等人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小组，为即将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做准备。
　　11月24日。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发动战争，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发展。”
　　毛泽东批评了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的现象，他说：
　　“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他还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他说：
　　“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恰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么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
　　欲知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从抗日战争初期到解放后，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先后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高级负责人们多次要求军队授衔的整个过程，到1955年9月之际，他们的要求总算有了初步的结果。这一话题终于可以暂且放一放了。
　　当兵吃粮，论功授衔，光宗耀祖，这是中国几千年军人的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人们也不例外。从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到后来的工农革命军到红军到八路军到解放军到志愿军，经过了数十年的国内战争、民族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那些领导者们多少年浴血奋战，可谓是九死一生。如今大家早已从被统治阶级转换为统治阶级了，坐在自己打下来的江山上，按功分等级，论资加军衔，本也无可厚非，何况苏联老大哥早就是这样办理的。
　　毛泽东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尽管他创建这支军队的初衷是要指挥员和战斗员一律平等，甚至在这支军队中，他始终禁忌使用“官”这个词，更不要说要“划分等级”了。可现在毕经是江山稳固了，经济复苏了，面对着他亲自领导和培养起来的成千上万的功臣们的要求，他已经再没有任何托词了。毛泽东的事业按照他自己的理想，目前还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更长、更艰巨，于是乎，他的“猴气”不得不再一次表现了出来。但可以肯定，以后一旦时机成熟，他的“虎气”还是要占上风的。诸君如若不信，请看他在1965年是如何取消军衔制的。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60
第260章
　　“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3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出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话说1955年11月24日晚，毛泽东给班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亲爱的班禅额尔德尼：
　　你在1955年8月13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感谢！你们那里工作有进步，听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和拉萨方面的团结日益增进和巩固。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此复
　　顺祝健康！
　　　　　　　　　　　　　　　　　　　　　　　　　　毛泽东
　　接着，他又给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你下去跑没有？最好一年下去跑几次，每次两三星期也好。我最近出外跑了一次，觉头脑清新得多。你下去时，不只看学校，还可以看些别的东西。”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答复甘肃省委并告其它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电报中写道：
　　“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到40%以上，则可以肯定1956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
　　进入12月份，毛泽东开始动手重新编辑、修改《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田家英在他身边协助他做一些编辑工作。
　　毛泽东在此后近20天的时间里，全神贯注，仔细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他像批改学生的作文一样，在材料中写上了密密麻麻的修改文字。他还把一些冗长、累赘、看了让人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引人入目，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有一篇材料的题目是：《天津东郊区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31个字，毛泽东将其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了9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有一篇材料的题目是：《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将其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
　　且说1955年12月5日，刘**在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各条战线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他批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不积极，太慢了”，要求手工业合作化到1957年达到70％到80％。
　　周**、朱德、陈云等人针对手工业改造高潮中出现的问题，都作了认真的阐述。
　　12月6日，毛泽东在一次主题为反右倾保守的讲话中提出，要利用休战加快建设，做到提早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各项工作要又快、又多、又好、更多、更好、更快地进入到社会主义。
　　1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关于《征询对农业十七条意见》的通知。中央提出：准备在1956年1月10日中央召集有各省委、市委、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1956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
　　12月15日晚，毛泽东请卫立煌到中南海交谈，征求他对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处理意见。
　　不久，卫立煌受中共中央委托，看望了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与他们进行了恳切的谈话，对改造这些人的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
　　12月20日，毛泽东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工作全部结束。他前后为这本书写了104篇按语，共计4万多字，其中有写于9月份的19篇未作任何改动，也有一些是在9月所写而在12月又加以修改的，其它的全都是在12月份新写的。
　　通观毛泽东所写的按语，无论其内容的重要性和广泛性，还是其文字的尖锐性和抒情性，所有在12月写的都远远超过了9月份所写的。他在一个按语中这样写道：
　　“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主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
　　他在另一个按语中写道：
　　“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面。”
　　他还在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所写的按语中写道：
　　“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
　　毛泽东在书中一个最长的按语中专门论述了农村的阶级政策，他写道：
　　“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1、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2、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3、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3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
　　在书中新增加的材料中，有几篇是讲办高级社的，毛泽东看了分外高兴。他在一个按语中写道：
　　“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
　　他在《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性，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
　　他在《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动员他们高兴地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
　　他又在一个按语中写道：
　　“这是两个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形式、没有经过初级形式的合作社。有些条件适合的地方可以这样做。白盆窑的情况，使人看了高兴。”
　　毛泽东还在书中另外几篇按语中，满怀激情地颂扬和提倡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他写道：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23户贫农只有3条驴腿，被人成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3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6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它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毛泽东在书中为《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写出了一篇抒情性的按语，他这样写道：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种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3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毛泽东在按语中还提出了一些著名的论点，其中有：“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
　　毛泽东在重新编写完成后，准备为这本书改一个新书名，他起先考虑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后来又向田家英征求意见说：
　　“书名叫做《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
　　田家英说，书中有许多材料是反映反面情况的，并不能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不如仍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好。毛泽东欣然接纳了田家英的意见，遂将该书定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泰国经济文化秘密访华团成员，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要慢慢地、逐步地改进中泰关系。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不挑起人家来反对自己的政府。”
　　毛泽东还表示，中国可以买泰国的大米和橡胶。
　　后来，泰国秘密访华团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中泰贸易会谈纪要》。
　　12月21日夜，毛泽东来到杭州，住进了西子湖畔的刘庄，准备主持召开修改《农业十七条》的会议。
　　12月27日，毛泽东在刘庄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一篇序言，他写道：
　　“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9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3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写一篇。”
　　“1955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1955年12月下旬——已有6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1955年7月31日所作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下进行的呢？完全是的。”“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它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它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
　　后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1956年1月出版时，毛泽东要田家英写一个报道出版消息的稿子，当田家英拟好文稿送给他审阅时，他却咯咯地笑了起来，说：
　　“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
　　毛泽东还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且说12月30日下午，刚刚访日归来的以郭沫若为团长的科学家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从上海来到了杭州。他们正要吃晚饭，突然接到了一个赴宴的通知，便从宾馆乘车出发了。42岁的物理学、金属学工作者葛庭燧问代表团副秘书长、中宣部办公室主任熊复：
　　“我们这是到哪儿去呀？”
　　熊复说：
　　“我们要去见毛主席。”
　　天色已近黄昏，车队来到丛林中的一块草坪上，毛泽东正站在圆圆的篱笆门前等候科学家们。他和每一位科学家亲切握手，大家跟着他进了篱笆门，走过一段园林路，来到一间宽敞的大厅里。毛泽东招呼大家落座，满面笑容地说：
　　“你们这次出国访问的担子可不轻啊！”
　　郭沫若向毛泽东汇报了访日的经过情况，还说他们到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一切事情都是在变的嘛！”
　　郭沫若又汇报了代表团各个团员在日本各地活动的情况，说到了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和三门峡工程的报告深受日本科技界的赞扬。毛泽东满面春风，高兴地说：
　　“让他们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自己解决了。”
　　接着，铁路研究院院长兼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茅以升向毛泽东汇报了钱塘江大桥兴建经过和全国铁路建设情况。毛泽东说：
　　“中国的铁路太少了，今后我们要努力建设新铁路。在今后15年内完成11条铁路新线，其中包括成昆线、贵昆线、湘黔线等铁路，来接通云南、四川、贵州、湖南4省，形成大西南铁路网。”
　　郭沫若指着葛庭燧向毛泽东介绍说：
　　“他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一员，在日本东京大学和其它城市作的几次学术报告很受欢迎。”
　　毛泽东说：
　　“好嘛，要赶上去嘛，要培养年轻人嘛。”
　　正说着，服务员来请大家到大厅另一端就餐。毛泽东和十几位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葛庭燧就坐在他身边。他亲切地劝大家多吃菜，多饮酒。葛庭燧也端起酒杯向毛泽东敬酒。吃完了饭，服务员端来了桔子。毛泽东让大家吃桔子，还亲手递给葛庭燧一个，让他吃。
　　众人离开餐桌，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谈话。毛泽东拿出香烟招待大家。葛庭燧说：
　　“我不会吸烟。”：
　　“青年人不吸烟是好事。你是哪里人呀？”
　　葛庭燧回答说：
　　“我是山东蓬莱县人。”
　　“蓬莱是个好地方，出神仙啊！”毛泽东笑着说：“你们那里还出了个吴大帅！”
　　葛庭燧说吴佩孚是“二七”惨案的罪魁祸首。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好啊，要学点革命历史啊！”
　　12月31日，陈毅应召来到刘庄，参加即将召开的修改《农业十七条》的会议。是日晚，陈毅来到毛泽东住处，和毛泽东谈了1个多小时。
　　1955年底，人民解放军完成了从1954年开始的再次裁员100万的工作任务，这是第2次百万大裁军，既减少了军费开支，又向地方各业输送了一大批骨干，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
　　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首次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
　　1956年1月1日，首都北京的私营工商业者首先提出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这种申请已不是一户一户进行，而是一个行业又一个行业地进行了。
　　元旦节上午，陈毅在刘庄听取了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汇报。
　　这天下午，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来到刘庄，陈毅和他们交谈了两省的情况。
　　是日晚上，陈毅到毛泽东住所汇报工作。
　　元旦这一天，毛泽东收到宋庆龄发给他的贺年片后，非常高兴。
　　1956年，毛泽东在散步时，问身边的卫士说：
　　“你的感觉是李敏好呢，还是李讷好呢？”
　　卫士说：
　　“都很好，两个孩子对我们都很尊重，她们没有**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也很严格，有上进心。”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卫士说：
　　“主席，您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了。”
　　毛泽东说：
　　“你说的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把她们看成是我的女儿，所以，你就给她们规定了不同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他们吃苦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庭的伙食好多了嘛，难道不是这样吗？人哪，生活还是向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有出息。别看她们是我的子女，但是，今后你们要比我的孩子强。”
　　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部分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陈毅、柯庆施、罗瑞卿、陈丕显、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林铁、黄欧东、李井泉、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华、江一真、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铸、陈漫远、杨尚奎，共计25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审议并修改《十七条》。
　　1月5日晚，陈毅和廖鲁言将《农业十七条》这个题目改定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9日，毛泽东给周**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补助。”
　　这一天，经过杭州会议再次修改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已经形成为40条的大文章了。这个草案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1月9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离开刘庄来到上海。
　　这天晚上7点半，复旦大学数学教授苏步青应邀到南京西路中苏友好大厦来见毛泽东。陈毅介绍以后，毛泽东握着苏步青的手说：
　　“欢迎数学教授，社会主义需要数学。”
　　说罢，他示意苏步青落座。在座的还有周谷城和著名医学教授黄家泗及电影界的著名人士赵丹和沈浮。毛泽东问坐在他旁边的周谷城：
　　“在长沙游泳时的照片还有吗？”
　　正说话间，上海警备区的欧阳政委领着上官云珠来了。上官云珠见坐在正中沙发上的那位面目慈祥而又似曾相识的老人，正与陈毅和几位社会名流谈笑风生，一下子便楞住了，差点叫出声来，毛主席！这不是毛主席么？
　　原来，上官云珠与丈夫何路正在建国西路一幢公寓的新家里收拾东西，陈毅的轿车司机突然来找她，递给她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写着上官云珠的名字。上官云珠拆开信封，展开一张竖格8行的毛边纸信笺，只见上面写着：上官云珠同志：请你来一次。陈毅。上官云珠知道陈毅是上海市长，可她还从未和陈毅打过交道，也不认识陈毅的字迹，心中不免有些迟疑。何路接过信看了，劝她还是去看一看，说是不会有人这么大胆敢冒充陈毅的。上官云珠便换了衣服，上了车，来到了中苏友谊大厦，欧阳政委上前迎接。上官云珠问道：“欧阳政委，你知道陈毅同志找我有啥事呀？”欧阳政委笑笑说：“总是好事么，你一到里面就知道了。”
　　且说毛泽东见上官云珠来了，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上官云珠急忙上前，双手紧紧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大手，问候道：
　　“毛主席，您好！”
　　“你坐这儿。”毛泽东拉她坐到自己的旁边，风趣地笑着说：“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说曹操，曹操就到’，我们刚才正在说你呢。”
　　上官云珠不禁又是一愣：
　　“说我？说我什么呢？”
　　“说你《南岛风云》演得好。”毛泽东说：“我也看了影片，感觉和大家一样，你把那个女英雄演活了。大家都没有想到，以前娇滴滴的阔太太竟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一下子给我们变成了一个在风雨中成长起来的女英雄。”
　　众人闻言，都忍不住笑了。毛泽东接着说：
　　“这次演了个女战士，我看像个战士嘛！不过，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你一定卖了很大力，吃了不少苦吧。话又说回来，没有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扑鼻香啊。我希望你今后不停留于现在，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我们看到你越来越好的银幕形象。”
　　上官云珠连忙说：
　　“谢谢毛主席，我一定好好努力。”
　　“上官云珠？这个名字很漂亮。”毛泽东说罢，又问上官云珠：“是你艺名还是真名呀？”
　　上官云珠回答说：
　　“我原姓韦，名均荦，字超群。上官云珠这个名字，是我刚刚涉足电影界时一位导演给起的。”
　　陈毅介绍说：
　　“她可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哟，在解放前，受过不少的磨难。我听说，上海解放前夕，有人劝她走，她硬是拿定了主意，留下来了。前几年，演员们下工厂，下农村，与工农兵结合，吃苦受累，我们这位艺术家热情还蛮高哩。”
　　“这就好。”毛泽东说罢，转向上官云珠：“解放前，我们的许多名演员，演惯了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可工人农民呢，演不来，原因就是他们和工农接触少，不了解。但是归根结底，推动历史前进的却是他们。所以，我们的艺术家现在就应该补上这一课。其实，过去在延安时，我们有些人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创作出了一批好东西。虽然那些东西还不见得那么完美，但却是真正地来源于生活，让人看了以后能受感动，能思考一些问题。《白毛女》你看了没有？”
　　上官云珠说：
　　“看过了。”
　　毛泽东说：
　　“我已看过好几次了，每次都泪流满面。我相信，这些不完美的东西总比那些胡编乱造无病呻吟的好！”
　　谈话已经进行了1个多小时，苏步青用心地数着毛泽东在这中间就抽了三四根香烟。黄家泗劝毛泽东少抽点香烟，毛泽东笑着问他：
　　“有没有八九十岁的老人还在抽香烟？”
　　该吃饭了，服务员端上来酒菜，众人围坐在一个圆桌旁，大家纷纷向毛泽东敬酒，毛泽东举杯一饮而尽，突然脱口说：
　　“这是水嘛！”
　　工作人员担心毛泽东喝酒多会影响身体，就悄悄地在他的酒杯里加了大半的白开水，没想到被毛泽东一语道破，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1月10日，北京市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35个私营工业行业的3990家工厂，42个私营商业行业的13973家商店，共17963户，经批准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1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上海市长陈毅陪同下，要去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此时，荣毅仁正在公司里上班，陈丕显给他打电话说，要他速回家中。荣毅仁便匆匆赶回，陈丕显已经在那里等他了。陈丕显说：
　　“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视察申新九厂，我们马上去厂里。”
　　他们赶到厂里不久，毛泽东也到了，他一下车，就对荣毅仁说：
　　“我来了。”
　　原来在1955年10月，荣毅仁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向毛泽东表示，希望他能抽空到上海去看看。荣毅仁没想到毛泽东果然如约而至了。
　　毛泽东在申新九厂一边视察，一边和荣毅仁亲切地交谈。
　　是日晚，毛泽东会见了上海80位工商界领袖。这些人都是私营企业的老板。毛泽东为了使这些企业界的巨头们不受拘束，他说话时语调缓慢，如叙家常。
　　“你们怎么不抽烟？”他亲切地询问他面前的听众，并且解释道：“抽烟不一定对你们有害。丘吉尔一生抽烟，身体很健康。我所知道的唯一不抽烟而命长的人是蒋介石。”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资本家的表现一直是好的，但最近我在北京听说，有的商业资本家自己提出要国有化，他们不想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过程中拖后腿。毛泽东说我不相信，有怀疑，所以，我来到了上海。想听听诸位的意见。“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
　　在两个小时的会见中，已经嗅出变化的资本家们，竞相表态要转向国营。结果，一个资本家星期一还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到了星期五就成了拿薪水的经理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不久，有一则关于毛泽东的工作方法的故事，在上海各单位流传开来。这个故事讲的是：毛泽东召见刘**和周**，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刘**说：
　　“这有何难！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它的嘴里，然后再用筷子捅下去。”
　　对于这种莫斯科式的解决方法，毛泽东很不赞同，他极其厌恶地摆摆手，说：
　　“绝不能使用武力，每件事都应当是自觉自愿的。”
　　周**一直在听着二人的对话，毛泽东要他谈谈看法。
　　“先让猫饿上3天，”周**回答道：“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地全部吞下去。”毛泽东像不同意刘**的办法一样，也不赞成周**的办法。
　　“不能用欺骗手段——绝不能愚弄人民。”毛泽东坚决地说。他认为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们的参与热情。他解释说：“这很容易嘛！把辣椒擦在猫的背上，让它感到火辣辣的，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高兴。”

福和中学老师

1月11日上午，南京栖霞区十月村的社长何昌椿正在区里开会，区委书记找到他说，有领导到你们社里参观，你赶快回去。何昌椿骑上自行车就往回赶，快到村口，只见围了一大群人，走近一看，是毛泽东来了，就急忙走上前去，向毛泽东问好。
　　何昌椿引领着毛泽东在田埂上参观，毛泽东说：
　　“要把土地平整好，要准备使用机器生产。”
　　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四周，手指着北面的山坡问：
　　“那里有没有栽树啊？”
　　何昌椿说：
　　“新栽了一些桑树。”
　　毛泽东走上山坡，眺望着周围的几个山头，挥着手说：
　　“把四周的山都栽上树更好，让荒山变果园，荒山变良田。”
　　这一天，毛泽东还视察了玄武湖农业社。
　　后来，在毛泽东的鼓舞下，何昌椿带领十月村的社员们开始平整土地。青年女社员在北山的荒坡上挖坑植树造林，被命名为“妇女林”。
　　社委会还制定了奋斗目标：“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马路铺柏油，喝水摸龙头，走路不小心，果子碰了头。”
　　1956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专列上接见地方领导，他说：
　　“沩山我也去过，那里有个万佛寺，即密印寺，建筑得很雄伟，珍藏很多佛经。这个寺在日本也有一点名气。”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又委托陈毅和彭真以中共中央名义，邀请了在北京的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人士1375人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进行了讨论。许多科学界、教育界、工商界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先后发言，一致热烈拥护这个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认为这个纲要的提出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其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是完全切合实际的，是可以完成的。有关专家在发言中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所规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和修改意见。
　　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把各项工作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全市实现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毛泽东、刘**、周**、黄炎培等党政领导人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城楼上先后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
　　彭真市长在会上宣布说：
　　“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接着，20多万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北京城。
　　1月17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月19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就王任重关于湖北省高级社发展计划打电话给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事，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
　　王任重在电话中说：湖北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一部分人赞成省委的计划，在春耕前全省发展一万个高级社就停下来，到秋收前后再发展；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放手发展，于春耕前在全省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王任重认为省委的计划是比较稳当的。他还说：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人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
　　毛泽东当即在廖鲁言的报告中批示道：
　　“同意王任重同志的意见，控制在一万个左右。再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和新华社吴冷西同志，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到会并讲了
　　1月20日话。他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出现的问题说道：
　　“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这个社会主义就值得考虑了。还有北京的烤鸭，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看来是退化了，还有各种布匹等等，花样少了，质量坏了。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好些。”“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毛泽东又说：
　　“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文化落后，要实现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必须充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无知、愚蠢是不行的。”
　　毛泽东着重讲了以下几点：
　　1、哪怕是知识分子中间的落后分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并且要看到他们的改变。2、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3、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4、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5、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
　　毛泽东最后说：
　　“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此后，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高潮。
　　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速度问题。他说：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的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
　　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准备提请最高国务会议通过。
　　1月2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6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就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了说明，他说：
　　“第一，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提出来的。第二，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主要是向农民提出的，并且主要是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的。它向农民指出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计划和关于发展农业的长期奋斗的目标，也描画出我国农村的繁荣幸福的明天。第三，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各项任务，是积极的，又是可靠的，是有条件的、有根据可以保证实现的，并且可以提前实现或者超额完成的。第四，由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正确解决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后，紧接着又提出了这个基本环节，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顺利地向前推进。”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说：
　　“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从1955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3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1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高潮的新形势。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
　　“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有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1月26日，《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人民日报》公开登载。《纲要》（草案）分前言和本文（即四十条）两部分。
　　1月26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他写道：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
　　毛泽东所说江青到外国医疗，是江青在1955年7月第3次去苏联治病。据一个美国人描述说：
　　“她高烧很重，并且经久不退。体重急剧下降，使她瘦的不像人样。”
　　江青这次在苏联期间，周**曾经去看望她。
　　后来，江青在苏联没有治好病，就回到了国内。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正式任命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提名4人，他们是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周**又提议加上江青，他的理由是：由江青任秘书，在工作的同时，也适合方便照顾毛泽东的生活。经过常委会讨论同意，最后定下5人为军委主席的秘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大秘书”。“五大秘书”的分工是：陈伯达、胡乔木侧重政治、文书；叶子龙依然是主管机要；田家英、江青为日常秘书，江青侧重于生活方面。
　　此后，国内的医生为江青会诊，怀疑她是“子宫癌肿”。江青要去苏联放射治疗，于是，她在1957年第4次去苏联治病，终于彻底治愈了。
　　再说在冬季的一个星期天，天刚刚下过大雪。李敏正在里复习功课，江青把她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对她说：
　　“娇娇，我想让工作人员给你爸爸做个丝绵背心。刚才征求你爸爸的意见，你爸爸生气了，发脾气了，说不让做，你去劝劝他吧。”
　　李敏说：
　　“您们间的事儿，我怎么能管呀！”
　　江青说：
　　“你爸爸听你的，还是你去劝劝好。”
　　李敏点点头出了房间，心想：我去劝也准会碰钉子。平时，李敏到爸爸的房间，都是爸爸叫她去的；她要找爸爸，都要经过卫士通报一声，得到允许后，才能进爸爸的房间。这一次，李敏是江青叫她来的，所以就直接进了爸爸的房间。
　　“爸爸，您好！您……”
　　“哪个要你来的？”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生气地说。
　　“是江青叫我来的。她说……”
　　“她叫你来干什么？”毛泽东站起来说：“走。你跟我走。”
　　李敏不知道爸爸要干什么去，赶忙帮助爸爸把棉大衣穿上，把帽子递给爸爸。毛泽东顺手把长长的灰色围巾拿来，折叠一下，用左手一撑，右手一套，左手一拽，在脖子上套好，拉着李敏就往外走。父女俩并排走出院子，漫步在南海的岸边，雪在他们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你看，我穿着毛衣毛裤，又穿着棉大衣，冷吗？还做什么衣服！你莫听她的。莫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富嘛。能吃饱能穿暖就满不错了嘛。莫搞特殊！”
　　李敏见爸爸已经知道自己的来意，也就没有再劝他。她陪着爸爸慢慢地走着。毛泽东最喜欢雪，此时，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望着茫茫雪海，心情舒畅了。李敏回头看见卫士站在离她和爸爸不远的地方，就指着卫士说：
　　“爸爸，他们还在那儿等着哩。”
　　“走，我们该打道回府了。”毛泽东说罢拉着李敏，笑着向卫士们走去，还关切地说：“我的娇娃受冻了”
　　他伸出右臂，揽着李敏往前走。
　　1956年1月，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司法部的有关人员，已经集中在香山卧佛寺，开始紧张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对他们说：
　　“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之后，敌人中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办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能只靠强迫、压服。
　　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也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新的进步呢？问题是方法和政策问题：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的方法。采取镇压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1年，2年，8年，10年，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进步的。”
　　周**重述了毛泽东以前的指示，他说：
　　“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这是中央的决定。”
　　周**还交代说：
　　“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专门设宴招待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的代表。毛泽东特意让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坐在自己的身边。他在同钱学森的交谈中说：
　　“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在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毛泽东还勉励钱学森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一些科技人员。
　　钱学森是在1935年8月作为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到美国留学的，专业是飞机设计。在美期间，他与卡门一起最早提出的高超音速流概念——高亚声速飞机采用的公式，就是以“卡门——钱公式”命名的。1943年，他与马利纳合作提出了一份《远程火箭的评论和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为美国四五十年代研究成功的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成为美国复合推进火箭发动机导弹的先驱。钱学森归国前，美国五角大楼的海军部长金布尔声称：“我宁愿枪毙了他，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的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都值5个师。”经周**授意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与美国政府反复交涉，钱学森才于1955年10月8日踏上了归国的道路。
　　2月4日晚上，毛泽东、周**、陈毅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出席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文学艺术界的代表。毛泽东走到作家杜鹏程面前和他握手，问道：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沈雁冰介绍说：
　　“他在西北的铁路建设工地。”
　　周**走过来说：
　　“就是宝成铁路工地。”
　　陈毅也说：
　　“往我的家乡修铁路啊！”
　　毛泽东望着杜鹏程说：
　　“李白的《蜀道难》，就是写的你们现在工作的那些地方的艰险的情景。不过‘蜀道’很快就不‘难’啰！”
　　毛泽东说罢，随意而动情地朗诵起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2月6日，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应邀参加全国政协招待宴会。他托周**向毛泽东转呈一封信。毛泽东拆开一看，只见梁思成在信中写道：
　　“一个多月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是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当我知道在今晚的宴会上将得到最大的幸福，将能陪同您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我不能抑制这‘再生的青年’的兴奋，在感情的推击下写了这封信，向您表达我心底深处最大的愿望和奋斗的最高目标。”
　　毛泽东看罢，甚是欣慰。他理解这位著名学者渴求进步的心情，明确表示主持梁思成的入党要求。
　　2月8日，周**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时，讲话说：
　　“不要只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陈云也说：
　　“有些工厂和商店并得对，应该并。但也有很多是并得不对的，其中数量最大的是手工业。”
　　他还说：
　　“并错了怎么办呢？要分开来，退回去。”
　　朱德也一直主张稳步前进的方针，对如何解决加快改造带来的问题，曾多次发表意见。
　　2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既有泰国各党议员，还有一些商人和记者。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可以等待。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2月12日，毛泽东在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说：
　　“关于民主改革这一条，这里要讲清楚，不要回去乱讲，说我讲了西藏现在要实行民主改革了。我是要你们回去酝酿，回去报告**和班禅，可行即行，你们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一定叫你们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不要误会。”
　　“西藏内部要更加团结起来，看见你们团结，我很高兴。你们回西藏后要多去见**喇嘛，听听他的指示，多增长些知识。西藏有两三个头不好，我们尊重班禅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地位，整个西藏要有一个主席，还是**为好。你们已经搞清楚没有？你们是否讲我们偏心**？拉萨方面又怕我们偏心班禅，我们没有这些。主席让**喇嘛当，这样办好，对团结有利。
　　西藏这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要承认这个进步，然后逐步发展，就有希望。”
　　2月14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共也派出了由朱德、邓**、谭震林、王稼祥和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
　　2月14日，毛泽东开始听取国务院有关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一直到4月24日才结束。在那繁忙的43个日日夜夜里，国务院34个部委的负责人们和国家计委的负责人鱼贯而入，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向他做详细的报告。此一时期，毛泽东为了听汇报，不得不改变他长期形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用他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四五个小时才结束。周**除了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都要参加。刘**、陈云、邓**有时也来参加。各部都事先把回报内容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取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
　　毛泽东第一个听取的是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3办公室的汇报。他首先说道：
　　“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你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当第3办公室的负责人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说：
　　“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是日，毛泽东给远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的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亲爱的思齐儿：
　　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祝好！
　　　　　　　　　　　　　　　　　　　　　　　　　　得　胜
　　2月15日上午，毛泽东听取电力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关于一长制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8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2月15日下午，毛泽东、周**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首次来华访问的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亲王深深地弯下腰，双手合十，向毛泽东致意。毛泽东以其特有的幽默方式，表达了他的欢迎之情，他微笑着说：
　　“我是人民的儿子，是农民出身的共产主义者，但我为有你这样的亲王做朋友而感到荣幸。”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西哈努克。他西哈努克讲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强调说，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毛泽东还说：
　　“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嘛。”
　　毛泽东又说：
　　“柬埔寨采取中立乃是最好的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支持这种方针。”
　　2月16日，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他在插话中再一次批评了一长制，他说：
　　“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也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关于好大喜功，毛泽东说：
　　“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2月17日，毛泽东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说到1962年国防材料将全部由自己生产时，就断然说道：
　　“全部自给，不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
　　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
　　“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他又说：
　　“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1921年到1941年整风以前，有20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1953年各部还没有方向。1952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1953、54、55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3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3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计划，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福和中学老师

　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号召说：
　　“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有关部门派出医务人员，赴疫区为广大患者实行免费治疗。
　　后来，毛泽东还亲自到广东、上海、安徽等地视察，接见从事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他号召说：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2月18日晚，西哈努克亲王来到中南海勤政殿，郑重地将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马里特的赠勋证书，交给毛泽东、周**，又把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分别为毛泽东、周**佩带在胸前。
　　赠勋仪式结束后，周**和西哈努克亲王签署了联合声明。毛泽东为西哈努克举行宴会，庆祝他访华获得圆满成功。
　　2月19日，毛泽东听取建筑工业委员会负责人的汇报，他首先问万里是哪里人？万里说是山东人。毛泽东问他看过《水浒》和《**》没有？万里说没有。毛泽东说：
　　“《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他的话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2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刘**、周**、陈云、彭真、邓**、陈伯达、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1956年2月1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不赞成毛泽东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评价，他认为孙中山是唯物主义者。这种议论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一谈。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给刘**等人的批示中写道：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
　　2月20日，毛泽东听取建筑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
　　2月21日，毛泽东听取城市建设局和二机部负责人汇报。万里问毛泽东：
　　“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
　　毛泽东说：
　　“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1000万人，上海也是1000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2月22日，毛泽东听取二机部负责人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
　　2月24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材料上对刘**、彭真批示道：
　　“刘、彭真阅，交北京市委酌处。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
　　后来，梁思成教授终于在1959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我生命中的第二个青春开始了。”
　　2月24日夜晚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在没有通知各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苏共二十大会议上，向苏共与会代表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赫鲁晓夫还说：
　　“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考虑个人崇拜问题，请不要把这个问题泄露到党外，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其理由正在于此。我们应当知道限度，不要给敌人制造武器，不要把家丑外扬到敌人面前。”
　　早在二十大开幕式上，赫鲁晓夫还建议全体代表起立悼念斯大林；赫鲁晓夫在他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还称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手。可是转眼几天时间，还是这个赫鲁晓夫，一反过去的态度，只讲斯大林的错误，不讲斯大林的功绩，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完全归咎于斯大林身上。
　　苏共二十大结束后，苏共中央派人向中共代表团宣读了一遍赫鲁晓夫的报告，而后就把原文拿走了。获悉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后，朱德同意对斯大林的这种指责，邓**则心存疑虑。于是，他们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大致内容发回北京，在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之前，他们不好做出反应。
　　毛泽东获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消息，气愤地说：
　　“一个十月革命时期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人，有什么资格评论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呢？在这个赫鲁晓夫面前，我还得给他摆摆老资格。”
　　2月25日，毛泽东听取重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关于发展速度问题，他说：
　　“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周**插话说：
　　“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
　　毛泽东接着说：
　　“加上他们揭盖子（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笔者注）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
　　周**说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说：
　　“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2月26日，毛泽东在勤政殿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和去年9月份曾带团到苏联考察学习的副部长康世恩的汇报。在座的还有刘**、周**、陈云、邓**、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李聚奎刚到石油工业部任职不久，所以这次汇报主要由康世**讲。周**向毛泽东介绍了康世恩。毛泽东问康世恩是哪里人？又问了他的经历。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开始汇报，照着提纲念了一段。毛泽东打断他说：
　　“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你讲讲地质年代如果划分，根据是什么？”
　　康世恩回答说：
　　“主要是根据地球发展不同时期的古生物标本，这是主要标志。”
　　“那为什么叫第三纪、白垩纪、侏罗纪呢？”
　　“这是按照世界某一个代表性的地点和剖面来划分和命名的，比如白垩纪的代表地点是英国，侏罗纪来自欧州的侏罗山，震旦纪来自我国的南口。”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道：
　　“石油是怎样生成的？”
　　康世恩就讲了世界上石油生成的两派学说，一是有机生成说，一是无机生成说。
　　“你赞成哪一种学说？”
　　康世恩回答说：
　　“我赞成有机生成学说。”
　　“有机物为什么又会变成石油呢？”
　　康世恩讲了石油生成的环境、温度和压力等，说是要经历几百万、上千万年，逐步演化才能生成石油和天然气。
　　“是否有油的地方都有气？有气的地方是否一定有油？”
　　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
　　“怎么找油呢？什么叫构造？”
　　康世恩拿着纸边说边画，说明各种储油构造。
　　“原油出来后怎么炼制？怎么出来汽油？汽油为什么要分号头？汽油的分子式是什么？”
　　康世恩汇报了炼油的原理和过程，还把汽油、煤油、柴油的分子式一一写了出来。毛泽东很认真地看了。康世恩讲了柴油由于含蜡多少不同，凝固点也不同，寒带用油要低凝固点，不然就冻结了。毛泽东说：
　　“这非常重要，中国严寒地带不少。”
　　接着他又问中国怎么找石油？康世恩着重汇报了西北地区石油勘探情况。毛泽东说：
　　“美国人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
　　康世恩汇报说：
　　“我国石油工业还很落后，今年天然石油年产量才42万吨，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世界先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还没有掌握；资金也很紧张，一年用于天然石油勘探的投资才2亿多元；新疆、玉门等地都是戈壁、荒滩、沙漠，野外勘探开发工作十分辛苦。”
　　毛泽东感慨地说：
　　“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康世恩汇报说，苏联老巴库油田有几十个油层重叠在一起。毛泽东说：
　　“这是架起来的楼房啊，比单层油田更好，开起来更省钱。你们也要找几个楼房式的油田。”
　　康世恩汇报说，找油要经历从普查、详探到开发3个阶段，我国才开始第一阶段的普查。毛泽东说：
　　“在有希望的地方，你们要给每个县发一台钻机，让他们到处凿一凿。这对以后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石油勘探有着重要意义。”
　　康世恩说，苏联重视区域勘探，整体解剖，所以勘探成果大。我们对区域勘探研究不够，因而未掌握寻找油田的规律。毛泽东说：
　　“这是经验咧！你们要有全面规划。”
　　康世恩汇报到苏联一年打井很多，石油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也大。毛泽东说：
　　“我们一年也要钻一百万米井。”
　　康世恩说，我们石油部成立晚，干部少。毛泽东当即对周**说：
　　“调一些给他们。”
　　2月27日，毛泽东听取地质部负责人的汇报。
　　2月28日，毛泽东听取电力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到1955年发电量仅有98亿度时，感慨地说：
　　“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
　　电力工业部负责人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50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
　　“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月29日，毛泽东听取煤炭工业部负责人汇报。
　　1956年3月1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4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关于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毛泽东说：
　　“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时，毛泽东说：
　　“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
　　当汇报到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
　　“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他还嘱咐说：
　　“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3月2日，毛泽东听取地方工业部负责人汇报。他首先指着地方工业部的汇报材料说：
　　“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说：
　　“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3月3日上午，毛泽东听取轻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说烟叶质量下降时，便批评道：
　　“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关于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
　　“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1元，回来4元、3元，为什么不搞？”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3月3日下午1时半，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谭震林回到北京。
　　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周**、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听取邓**、谭震林关于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3月3日晚，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给他的一封信。秉志在信中建议说：在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当采取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如果还用土埋灭螺的方法，病虫容易复出。毛泽东立即指示说：
　　“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
　　他还指示卫生部要重视秉志的建议，并嘱咐邀请这位专家参加本月将在上海召开的第2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
　　3月4日，毛泽东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汇报。他插话说：
　　“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现代工业起步较晚，技术水平落后，规模很小，手工业生产在全国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3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
　　关于手工业生产总值，毛泽东说：
　　“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3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0.9％，似乎低一点。第1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毛泽东听说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已经失去原有的特色，就说：
　　“社会主义的羊肉应该比资本主义的羊肉更好吃。”
　　毛泽东特别对手工业管理局的负责人说：
　　“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30多倍。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国营现代化工业是20000元到30000元，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就是5000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2000元，小型合作社是1500元，个体手工业是800～900元。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
　　“合作社开始时期经济基础不大，需要国家帮助。”“国家调拨物资给合作社，要合理作价。不能按国家调拨价格作价。”“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待合作社的基础稳了，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
　　“国家要帮助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机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你们努力快些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吧。”
　　欲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还有哪些重要议论？请诸君耐心往后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61
第261章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话说1956年3月5日，毛泽东继续听取汇报，一直到3月9日，他先后听取了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6办公室、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各负责人的汇报。
　　3月10日，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让溥仪到接待室去会他的见亲人，溥仪闻言，不禁心存狐疑：“谁还能来看我呢？”及至他来到接待室推开门一看，顿时楞住了，来人竟是与他阔别了10年之久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载涛告诉溥仪说：
　　“前些日子开第二届全国政协第2次会议，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和我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得不错，在管理所看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你可以带家属去看看他嘛！’”
　　溥仪，笔名植莲，1906年出生于北京。1908年入嗣为中国清朝皇帝，翌年改号宣统，辛亥革命后被迫退位。1932年先后被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为满州国执政与皇帝。1945年8月被苏联红军俘虏，1950年由苏联移交中国，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他自从被关押的那天起就万念俱灰，从来就没有过再见到亲人的幻想，如今见了七叔、三妹、五妹，已是吃惊不小，又听说是毛主席让他们来看望自己的，心头一热，就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3月13日，毛泽东听取主管农林水利的第7办公室负责人汇报。
　　3月14日，毛泽东在周**陪同下会见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长征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他在回答《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的问题时说：
　　“出版之前想把过去写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比如，《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80年是一阶段、后20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论联合政府》则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
　　毛泽东又说道：
　　“还说一点，现在传播的关于我的故事，有些并不真实，是不可信的。例如，香港有一家报纸说我曾经在一个深夜到离开延安40里地的地方去看一个伤兵，因为他说他死前一定要见一见毛主席。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伤兵我是去看过的，但就在延安，而且在白天，并不是应一个快断气的伤兵的要求而赶去看他。还有一篇故事，说我8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
　　3月15日、16日，毛泽东先后听取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负责人的汇报。
　　3月17日晚饭后，吴冷西乘车从国会街的新华社总部出发，沿着华灯初放的西长安街东驶，由新华门进入中南海，在丰泽园下车，来到颐年堂，列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吴冷西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已经坐在了西边小厅里。这几个人也都是来列席会议的。接着，刘**，周**、邓**、彭真、陈伯达也陆续到了。
　　8点左右，毛泽东来到了颐年堂，他坐下后问吴冷西：
　　“赫鲁晓夫报告全文已发给哪些同志？”
　　吴冷西说：
　　“发给了所有政治局同志和有关负责同志。”
　　前文已经说过，早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毛泽东就得到了朱德、邓**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情况汇报，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但是，毛泽东所了解的只是一个大致内容，并没有文字根据，所以一直无法深入研究。直到3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中共才得到了文字依据。新华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着手翻译，尔后将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分送给中央负责人阅读研究。
　　再说毛泽东环视了一下与会者，问道：
　　“大家看了没有？”
　　好几个人都说没有看完。毛泽东也说：
　　“我刚开始看，很费力，还没有看完。大家有什么看法？”
　　邓**说：
　　“我们当时在苏联，只是听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联络员让翻译读了一遍，感到内容很乱，逻辑性差，说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肃反中杀错了很多人、对苏德战争毫无准备、在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它政策性的问题无甚印象。我对苏共中央联络员说：‘此事关系重大，需要向中央报告。’现在再看全文，还没有看完，印象还是不好。现在全世界都议论这个报告，许多兄弟党已表示了态度，恐怕我们党也要表态，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考虑。”
　　邓**说完了，其他人也议论纷纷，有人说：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评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是对各国党的突然袭击，引起了严重混乱。有人说：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的。毛泽东听了大家的议论，就说：
　　“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的意见。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第1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2篇社论中，我们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6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希望仔细看一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8日凌晨1时，会后，毛泽东又留下刘**、周**、陈云、邓**、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讨论到凌晨两点。
　　3月18日，毛泽东听取气象局负责人的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召集刘**、周**、邓**、彭真、陈伯达，分析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3月19日，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从3月19日到21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5办公室负责人汇报。
　　3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研究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除了17日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王稼祥、张闻天、杨尚昆、胡乔木和吴冷西以外，又增加了陆定一、邓拓、胡绳。与会者就赫鲁晓夫的报告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最后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谈到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他说：
　　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要中国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1949年底我访苏期间，不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到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后，他才相信中国党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
　　毛泽东总结了4点意见：
　　“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100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40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毛泽东提议说：
　　“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
　　政治局全体委员，都表示赞成毛泽东的建议。毛泽东最后说：
　　“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20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做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最好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会议决定这篇文章由陈伯达执笔，由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
　　3月25日，毛泽东在怀仁堂观看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剧间休息时，毛泽东、刘**先后来到休息室里喝茶。卫立煌夫妇与统战部长徐冰本来也准备到休息室喝茶，可卫立煌在门口看见毛泽东已在里面，就有点犹豫了。此时，毛泽东也看见了卫立煌，他便站起身来同卫立煌打招呼，并请他抽烟。刘**也马上凑过来同卫立煌握手寒暄。
　　3月26日、27日，毛泽东分别听取商业部、对外贸易部负责人的汇报。
　　3月29日，陈伯达将对苏共二十大的评论文章写出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陈伯达经与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一起两次讨论，然后再做修改，于4月1日呈送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
　　1956年4月1日晚10时50分，毛泽东约陈伯达一起商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问题，一直到2日凌晨2时才结束。
　　4月2日4时，毛泽东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修改稿，给刘**、邓**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于本日（2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3日上午看一遍，3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4日上午修改完毕。4日下午打成第2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5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4月2日下午，阳光明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常务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张启龙，同邓辰西、邓飞一起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刘**、彭真、李先念、马明方等人也在座。张启龙汇报说：
　　“供销社对野生植物、小土产的收购，比较重视，例如：红根、笋子、板栗、苍耳子等等，这有几样好处，可以搞活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有的土特产还能出口销售国外，很受欢迎，为国家换取外汇。”
　　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他说：
　　“对红根、苍耳、笋子这类土特产要多收购。多收，农民就可以多种，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苍耳子出油率和大豆差不多。现在大豆不够，听说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不易。种大豆的地可种粮食。收购苍耳子要当成收购大豆一样，苍耳子2斤等于大豆1斤，供销社要设一科学研究机构，研究这些东西。你们这么大的单位，应有科学研究机构和学院。”
　　张启龙说：
　　“现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化肥对农作物的增产增收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受农民欢迎。但国家生产的化肥产量有限，即使从国外进口一些，也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我们设想组织地方制造杂肥、细菌肥。今年计划搞2200万吨杂肥，满足农民的需要。”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应该这么做，过去注意搞大的，国家也只生产50万吨化肥，而2200万吨杂肥等于多少个工厂的生产啊！你们可以大量制造。如果不搞，河泥、塘泥都要被挖光，墙也不能年年拆吧！”
　　张启龙说：
　　“这几年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高潮，农村生产形势很好，供销社的生产资料零售额逐年增加，但生活资料零售额却有下降的趋势，各地供销社反映消费品不好卖。”
　　毛泽东说：
　　“生产资料增多，难怪生活资料卖不出去。生产资料销售量还要增加，这是合理的。因为要搞生产，要勤俭办社。只要在生产上打下了基础，两年以后，生活资料销量就可能多些。现在被生产的气氛压倒，这是暂时的，将来消费资料还是有前途的。”
　　李先念插话说：
　　“现在没有人敢去信用社存款，不敢买酒、烟、百货等用品。”
　　毛泽东说：
　　“等二三年吧，中国富农占4%，保守的不是富农，而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又是那样多。酒还要喝，我有个朋友来北京，临走时，我还送他2瓶酒。花钱可以合法，要发一个指示，不影响生产，可以自由用钱，不要限制。”
　　张启龙说：
　　“经营小商品赚钱不多，又很麻烦，过去供销社不经营，农民群众反映强烈，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考虑，供销社应经营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商品。”
　　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过去不经营？是否有唯利是图？”
　　李先念说：
　　“过去商业部门对小商品注意不够。”
　　张启龙说：
　　“过去这些商品私商经营，如果我们经营，把他们挤垮了，无法安排。”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吐了一口气，沉思了一下，说：
　　“农村这个市场海阔天空，供销社应从方便农民群众生活出发，把小商品纳入自己的经营范围。”
　　张启龙说：
　　“供销社现在这种按行政区域进货的做法，不符合商品经济规律，也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必须坚决改变。供销社在经营上要扩大‘直达运输’业务。”
　　毛泽东说：
　　“‘直达运输’就是不机械地按行政区划进货。这种做法，我同意。过去商人没有什么行政区划，沙市附近的可以从汉口进货，不一定非到长沙进货，江西邻近浙江的可以到浙江进货。按行政区划进货是共产党的倒退，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目无行政。要开一个全国性会议，先发个指示，写清楚，要达到什么目的，由先念同志负责。”
　　张启龙说：
　　“总社的领导一致认为，为了搞好工作，必须深入实际，多下基层，加强调查研究。”
　　毛泽东一挥手，说：
　　“很好，这样做，就有办法了。”
　　4月3日，毛泽东委托刘**在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大家对陈伯达执笔撰写的对苏评论文章充分讨论修改。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周**、邓**、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文章。会后，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又连夜修改，于4月4日凌晨打出清样送毛泽东。
　　4月4日，毛泽东在文章中作了多处修改。
　　4月4日中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他解释了对稿子的修改，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与会者又提出了一些属于文字上的意见，毛泽东让陈伯达等人边听意见边修改。
　　毛泽东在会议快结束时，又说了一番话，他说：
　　“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2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有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1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看了修改后的文章，他又在题目的下面加上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毛泽东决定这篇文章由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广播，《人民日报》于4月5日全文发表。因为米高扬将在4月6日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曾经毛泽东先后7次作了重大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末尾的一大段文字便是毛泽东的手笔：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100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39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
　　这篇文章不用社论的形式，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这种方式很特别，更加引人注目。
　　4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了粮食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8日，毛泽东听取了农产品采购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9日到11日，毛泽东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
　　至此，毛泽东用了37天的时间，听完了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
　　从4月12日到17日，毛泽东又连续6天参观了设在中南海的机械工业展览。每天下午，他少则看上一两个小时，多则看上3个多小时。有时他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还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研究。
　　4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第一次观看浙江昆曲《十五贯》。
　　4月18日，新一轮的汇报又开始了。
　　这一天，毛泽东听取李富春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刘**、周**、邓**等人也在座。李富春的汇报一直持续到24日，共计6天。
　　4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说：
　　“3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
　　“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90%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提出了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
　　“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
　　毛泽东所谓的“怕”，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
　　4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
　　“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
　　他又说：
　　“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5个关系，他说：
　　“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还说：

　　“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

　　4月20日晚10时许，毛泽全接到中南海来的电话，要他们夫妇和其兄长毛纯珠一起到中南海与毛泽东见面。

　　毛纯珠谱名毛泽掌，是毛泽全的胞兄，长毛泽全11岁，在乡下务农，不久前从韶山东茅塘老家来到北京，看望弟弟和弟媳一家。

　　毛泽全、徐寄萍带着大女儿远慧和小女儿远平，同哥哥毛纯珠一起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微笑着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爽朗地说：

　　“我刚睡醒，现在是我精神最好的时候，大家先吃饭，饭后再谈吧。”

　　毛泽全等人早已吃过晚饭，但毛泽东盛情邀请，却之不恭，毛泽全只好答应一起吃饭。毛泽东的办公室房间不大，放了一张办公桌，摆着几张沙发。服务人员就在办公桌旁放了一个方桌，端来盛有茄子、苦瓜、西红柿炒鸡蛋、辣椒之类的几个碟子。

　　毛泽东指着西红柿对毛纯珠说：

　　“这东西我就不爱吃，可医生说营养。鸡蛋呢，医生一会说应多吃，一会又说不能多吃，我就不管那一套。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啊！”

　　饭后，毛泽东向毛纯珠询问了家乡合作社的情况，他又问：

　　“农民对合作化喜欢不喜欢？”

　　毛纯珠说：

　　“喜欢。”

　　“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

　　“真喜欢。”

　　“每个农业合作社的范围有多大？每户是不是还自家喂猪？”

　　毛纯珠是个老实忠厚的农民，他尽自己所知作了回答。毛泽东说：

　　“看来目前农业合作社宜小不宜大，回去后告诉乡亲们，每户还是要多喂猪。猪多肥多，地里肥多就能多打粮。”

　　毛纯珠是个种田能手，他想不到毛泽东对种地、养猪这些事还这么操心，就连声说：

　　“是，是。”

　　“婶母身体还健吗？”

　　毛泽东又问；毛纯珠说：

　　“我母亲身体还健康，还能喂猪喂鸡，只是下的鸡蛋自己舍不得吃，卖了换钱花。”

　　毛泽东一听，就动了感情，他说：

　　“拿200块钱给你，带给婶母买点吃的，补补身子。”

　　说完就叫秘书去拿钱。毛泽全在一旁急了，连忙说：

　　“不必了，主席，我们常寄钱回去，不用你管。”

　　毛泽东这才向秘书招了招手，说：

　　“那就算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毛泽全说：

　　“你现在工作任务紧张吗？”

　　毛泽全说：

　　“现在正参加总后的干部哲学学习班。”

　　毛泽东说：

　　“那正好，你学习完以后，向总后领导请个假，到湖南跑一趟，到你做过工、种过地的地方，去了解一下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和问题，回来向我汇报。”

　　毛泽东说完，给毛宇居写了一封信，请毛纯珠带回去。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兄：

　　迭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今托纯珠之便，敬致问候之意。恭祝

　　兴居康吉！

　　　　　　　　　　　　　　　　　　　　　　　　　　毛泽东

　　　　　　　　　　　　　　　　　　　　　　　　1956年4月20日

　　毛泽东写毕，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着：请带交　　宇居　兄　　毛泽东。将信笺插入信封，一起交给了毛纯珠。

　　毛泽东又对徐寄萍说：

　　“上次你不是想拍张合影吗？那一天未拍成，今天就拍吧。”

　　徐寄萍笑着说：

　　“主席，还是站在一起合拍吧。”

　　“好，依你的意见。”

　　于是，毛泽东站在中间，毛纯珠站在右边，毛泽全、徐寄萍站在另一边，远慧、远平站在毛泽东跟前。摄影师摆好镜头，按下了快门。

　　后来，毛泽全几次调动工作，这是他们夫妇和孩子们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这张合影也成为他们这次见面的珍贵纪念。

　　4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插话说：

　　“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4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插话说：

　　“在第2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1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4月24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6个关系：1、轻工业与重工业；2、沿海与内地；3、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4、个人与集体；5、地方与中央；6、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

　　“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4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1个矛盾上犯了错误。”

　　之后，毛泽东在整理调查材料时重新把它概括为“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至此，毛泽东长达43天的调查工作全部结束。这是他在建国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周密而又最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和总结。

　　4月25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在押的1017名日本战犯获宽大释放，另外45名从宽判处有期徒刑的，也允许其家属前来探视。

　　后来在6月28日，被释放的1017名日本战犯从天津乘“兴安丸”号客轮回国。

　　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周**、朱德、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等人，接见出席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此前，朱学范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说，会议在5天中，交流了130多种先进经验，还请苏联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团团长索罗金、莫斯科市内电话管理局副总工程师马克西莫娃、莫斯科市中央电报局报务员克利马诺娃介绍先进经验。毛泽东说：

　　“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广中国自己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都是必要的。对外国的经验，不能照搬，对苏联的经验也不能照搬。学习苏联经验，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你这个邮电部的职工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不少，要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依靠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这样，你这个邮电部长就可以睡得着觉了。”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在中直俱乐部第2次观看浙江昆剧《十五贯》。

　　4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8日。

　　毛泽东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成果。他说：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哲学论点，是他立论的核心。

　　毛泽东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强调要在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注意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以使在更快增加资金积累的同时，更好地供给人民的生活需要。这是一种“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工业化方针。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必须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认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毛泽东说：

　　“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

　　彭德怀插话说：

　　“如果将来爆发战争，由我们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中国和苏联将来不会携手并进。他阐明自己的国防哲学是：人民战争加原子弹。他不热心发展拥有大量昂贵常规武器的中等水平的正规军。他说：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毛泽东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提出3个方面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要给生产单位一定的独立性和权益，要关心群众生活，特别要使工人、农民在增产的基础上增加收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毛泽东说：

　　“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

　　毛泽东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提出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提出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强调要注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反革命分子要区别不同情况，给予不同处理。在是非关系问题上，提出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提出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它的长处，要学习它的长处，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理的方面；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毛泽东说：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1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9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毛泽东说，正确地处理以上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4月27日，陆定一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言中，提起了中国生物学家胡先骗的一篇文章，他说：

　　“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生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

　　毛泽东问道：

　　“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

　　陆定一说：

　　“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

　　毛泽东问：

　　“胡先骗那个文章对不对？”

　　陆定一说：

　　“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

　　毛泽东说：

　　“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

　　陆定一说：

　　“不是，没有给。”

　　毛泽东说：

　　“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在继续发言中还谈到了文艺问题，他说：

　　“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30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

　　毛泽东说：

　　“《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周**问道：

　　“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

　　陆定一说：

　　“我看过，很好。”

　　毛泽东说：

　　“《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总结讲话。关于修改党章问题，他说：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10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5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毛泽东说：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此前，毛泽东在社论中加了一句话，他写的是：

　　“百家争鸣是说诸子百家在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4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他在谈话中说：

　　“我很高兴见到同志们。跟同志们见面是不容易的，南北美洲同中国相距很远，中间隔着一个太平洋，再加上美国的人为的障碍。目前中国同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没有建交，特别是同南北美洲的国家，商务和文化的往来也少。但是，我们相信外交关系是可以逐步建立的。”

　　“你们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可能你们还没有感觉出来。美国是不放心中南美洲的，怕你们起来造反。美国到处有火药库，亚洲是一个，欧洲是一个，非洲是一个，你们中南美洲也是一个。”

　　是年4月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毛泽东派陈毅为团长、由许多兄弟民族的代表组成庞大的中央代表团，到西藏祝贺和慰问。毛泽东还为西藏题写了锦旗：

　　“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在此前后，西藏受到周围藏区工作的影响，社会有些不安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1962年以前，西藏不再进行民主改革。毛泽东说：

　　“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做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候看情况才能决定。”

　　4月底，程思远应邀来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周**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他。饭后，周**在谈话中说：

　　“请你转告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我们的方针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这样一句古话：‘和为贵’。”

　　周**还说：

　　“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后来，程思远一回到香港就给在美国的李宗仁写了一封信，把周**的话转告给他。

　　1956年5月1日上午，应邀来华访问的日本友人宫峙龙介参加了“五一”劳动节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把宫峙龙介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着宫峙龙介的手说：

　　“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曾给滔天先生写过一封信。”

　　宫峙龙介听了毛泽东的话，既兴奋又不知如何应对。他心想，怎么没有听父亲说过此事呢，既然毛泽东这样说了，肯定确有其事。

　　读者诸君可能还记得，宫峙龙介的父亲就是本传在第一卷中所提到过的宫峙寅藏，其人自号白浪滔天，也就是毛泽东这一次所说的“滔天先生”。毛泽东所说的信，是指他在1917年3月和萧三即萧植蕃写给“白浪滔天”的联名信。其内容已在第一卷中，恕不重复。

　　宫峙龙介回到日本后，立即在父亲的遗物中寻找那封信，终于在一箱书信堆里找出了毛泽东那封用毛笔书写的手迹。1967年7月3日，这件毛泽东早年的手迹首次发表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原迹至今保存在日本。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7次会议上再次讲了《论十大关系》，他还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有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毛泽东还说：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斗争又团结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同灏这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欲知毛泽东能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待下面各章慢慢叙述。  

无产者联合起来！摧毁一切现存的剥削制度！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62

第262章

　　“我们的政策没有变，我们的经是一部好经，是一些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就是下边搞错的，我们也有责任，有错一定要改。”

话说1956年5月13日，董其武到中南海去见毛泽东。

　　董其武从1953年底起任69军军长。这一次，他是到北京参加“五一”节活动的。在此之前，因为有一些起义人员受了委屈，就给董其武写信诉苦，对起义的意义表示有怀疑。

　　董其武对毛泽东说：

　　“主席日理万机，有点小事找您，耽误您的时间。”

　　毛泽东说：

　　“有什么事哩！”

　　董其武说：

　　“过去您代表共产党说对国民党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现在有抓的，有押的，有管制的，有劳动改造的，几乎都究了。我接到许多起义人员的来信，都转到国务院去了，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毛泽东听后说：

　　“我们的政策没有变，我们的经是一部好经，是一些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就是下边搞错的，我们也有责任，有错一定要改。”

　　毛泽东拍着桌子大声说：

　　“改！一定能改好！”

　　董其武听了毛泽东的话，很高兴，随身带来的信，一封也没有给毛泽东留下。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不少起义人员的错案都得到了平反。董其武一直到1968年才离开69军。

　　5月13这一天，毛泽东启程南巡。此时正是骄阳融融，百花吐艳的季节。毛泽东一路忙碌着，不计时日，到了广州。他接见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区的领导人，主持召开了华东地区书记会议，又视察了广东水产馆和广州造纸厂，对发展沿海地区的工业、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月末。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根据毛泽东所确立的“双百”方针的基本精神，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中有独立思想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自由。

　　5月29日傍晚，毛泽东在广州珠江乘坐小船溯流而上。小船绕过狭窄的河道，江面登时开阔了。从附近几只小渔船上传来了热烈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向肤色黝黑的渔民们挥手致意，尔后纵身跃进珠江。他搏击着江水，忘情地高声呼喊：“我自由了！”他的保健大夫非常着急，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围着毛泽东悠闲地漂流着。

　　后来，毛泽东在海边散步时，又突发奇想，他要马上去武汉游长江。同行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立刻回去安排准备工作。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游泳不要告诉他们。”

　　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是指罗瑞卿等人。卫士长李银桥感觉事情重大，就立即报告了罗瑞卿。罗瑞卿马上来劝毛泽东，他说：

　　“长江水情复杂，有危险，不要去游吧。”

　　罗瑞卿还说：

　　“主席，我是不同意您游的，我是您的大警卫员，我要负起责任。您去游长江，我负不起责任。”

　　毛泽东只要到外地视察，或在公开场合露面，总是由罗瑞卿亲自护驾，不离左右，衣食住行，工作、休息、会客，都由罗瑞卿亲自安排。为了陪毛泽东在大江大海中游泳，罗瑞卿到了50岁，坚持学会了游泳。许多高级领导人都说：“罗瑞卿是毛主席最好的警卫员。”

　　毛泽东见罗瑞卿不赞成他游长江，就满脸不高兴，说道：

　　“你这个大警卫去‘警’国民党好了，不要‘禁’长江。”

　　罗瑞卿也倔得很，坚持说：

　　“主席，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情，游长江这么大的事情要经过组织研究，组织上是不会同意的。”

　　毛泽东一听，怒火中烧，训斥罗瑞卿说：

　　“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

　　罗瑞卿连忙解释说：

　　“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是不同意您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

　　毛泽东冷笑一声，说：

　　“哪里一点风险没有？坐在家里，飞机可能扔炸弹呢，房子还有可能塌呢！”

　　罗瑞卿见劝不住毛泽东，就退了出去。他知道，只要自己不点头，毛泽东发再大的火也没有用。

　　毛泽东毕竟高人一筹，罗瑞卿说不能游吗？毛泽东就派人到武汉做实地调察，看看到底能不能游。

　　第一次，毛泽东派警卫一中队队长韩庆余去武汉了解水情。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去游泳的，他到武汉问了问老百姓，都说不能游，就回来向毛泽东报告说，不能游。毛泽东问韩庆余：

　　“你下水试了没有？”

　　韩庆余回答说：

　　“我没有下水。”

　　毛泽东大怒道：

　　“你没有下水，怎么知道不能游？你怎么不说话了？把孙勇叫来！”

　　孙勇来了，毛泽东指着他说：

　　“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游不能游？”

　　副卫士长孙勇到了武汉，见到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说明了来意，莽撞的陈再道立刻带着孙勇等人，跳到江里逆流而游，他喝了好几口水，差点溺水。护卫人员赶紧将他救上船来。孙勇回来如实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毛泽东有了根据，就理直气壮地对罗瑞卿说：

　　“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罗瑞卿无奈，只好同意了。毛泽东又提出要马上乘飞机到武汉。罗瑞卿说：

　　“中央有规定，为了您的安全，不能乘飞机。您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全党和全国人民。”

　　毛泽东又火了，他说：

　　“我9次不属于个人，总得有1次属于我自己吧？”

　　罗瑞卿只得再让一步。行前，毛泽东说：

　　“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不叫他去。叫他离开这里。”

　　就这样，韩庆余离开了一中队，不让他见毛泽东了。事后，毛泽东也觉得有点过分，他说：

　　“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就是反对我游泳。唉，这件事办得不好。”

　　5月30日，毛泽东乘飞机到了长沙。

　　上午，毛泽东召集省委书记座谈，了解他这次在广州主持召开的专门研究华中5省工作会议的贯彻情况。主人用清明节前刚采制的清茶招待毛泽东。

　　由于天气闷热，毛泽东要去湘江游泳。罗瑞卿陪同到了江边，只见湘江水势平稳，水质清澈，就放了心。

　　湖南省公安厅长跑在最前边，去安排船只。他跑过一片草地时，没想到被毒蛇咬了一口，大概是太紧张太激动了，他根本没有发觉，等他跑到江边，才喊了一声：“准备好，来了！”突然一屁股坐倒了。眨眼的功夫，他那条腿已经全肿了。大家立刻把他抬上车送医院，好在医治及时，没有什么大碍。

　　毛泽东故地重游，精神焕发，乘船行到河中心，就下了水。他游恣翩翩，自由自在，好像是办公坐久了伸个懒腰一般。

　　毛泽东在湘江里畅游着，一直游到了橘子洲头。捧着照相机在岸边跟踪毛泽东的侯波，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粪池子里，她爬出来跑到河里去洗涮，刚洗好，看到毛泽东要上岸，立刻又赶到前面去抢镜头。

　　毛泽东上了岸，披着浴衣踩着烂泥走。他登高远眺，洲上的人们看到了他，立刻跑过来将他团团围住，抢着和他握手，殷勤问候，亲切异常。毛泽东同大家频频招呼，用家乡话和乡亲们谈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和生活情况，情趣盎然。他们谈到了大家正在培育的蔬菜，又由蔬菜的品种谈到了一旁生长茂密的茄子，在核对茄子两字的乡音的笑声里，毛泽东告别了依依不舍的乡亲们。

　　毛泽东带着满腿满脚的泥巴，顺着河岸边一条小路来到一户人家门前。这家没有大人，只有几个娃娃。

　　“给我点支烟吸。”

　　一名卫士给毛泽东递烟点火，另一名卫士借来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歇歇。娃娃们围着他看热闹。毛泽东看见一个小娃娃手里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就问他：

　　“给爷爷看看好吗？”

　　那孩子是个鬼精灵，他双手捂得紧紧的，往上一举说：

　　“你猜不着！”

　　多好的画面呀，“咔嚓”，侯波按下了快门。在这张照片上，毛泽东的腿上脚上糊满了泥巴，睡衣下摆上也全是泥。他和娃娃的神态都是那么自然、朴实。若不是那件睡衣“现代化”了一点，真可以说是一幅“农家乐”了。

　　毛泽东在长沙还亲自请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到蓉园吃了饭。

　　毛泽东一直惦记着杨老太太，他在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都是按期从工资中给杨老太太寄去生活费，以尽半子之义。

　　5月31日，毛泽东乘飞机从长沙到了武汉。他决定在武汉期间上午和夜间工作，下午去长江游泳。

　　这天上午，毛泽东听取了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工作汇报，还视察了武汉国棉一厂和湖北省工农业展览馆。

　　下午，毛泽东在武汉召开调查座谈会，中心议题是对农业合作化的经验进行总结。安排座谈会的负责人，原来在会场上的安排是：会议记录者与毛泽东坐在正面的主席台上，其他人的座位都安排在主席台的对面，地委书记们是第1排，省委的负责人们坐在第2排。

　　会议3点开始，毛泽东进来了，他看到这样的座位安排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这不是搞‘三堂会审’吗？还是按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

　　毛泽东等工作人员重新安排好座位后，这才坐了下来，他问道：

　　“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不按会前准备的提纲发言，各人畅所欲言，一不划**，二不扣帽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我就会上当，就会浪费时间。”

　　他说完后，会场上有15分钟无人发言，后来发言的人也大多是一个调子，大唱赞歌。毛泽东听得很不耐烦，就说：

　　“今天休会，明天再讲。”

　　毛泽东叫住一位省委的负责人，问道：

　　“今天的会议开得怎么样？是否畅所欲言、言无不尽了？”

　　那位负责人说：“没有。”

　　“何以为据？”

　　“都是一个调。”

　　毛泽东用铅笔在纸上写了两句话：

　　“真是可惜，时间浪费了。”

　　他接着说：

　　“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开一大时就在争论，二大、三大、四大、五大都是如此。党魁这么讲，下面就跟着讲，人们不用自己的语言讲，而用领袖的语言讲话。所以，第一我还是不能死掉，我还得搞一段。第二，怎么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延安整风后，我快活了一阵子，指导思想统一，领导机构改善了，七大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今天开的是重复发言的小会，耽误时间的小会。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王任重同志，明天开会，中心议题是否能搞生产规划，要畅所欲言。”

　　第二天，座谈会继续进行。省委主要领导人就农业生产发展规划问题进行了重点发言，举出实例，说明这个规划的制订是符合实际的。与会者在会上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毛泽东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着，脸上露出了笑容。最后，他高兴地说：

　　“好，同志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天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脸色办事。我的脸色是千变万化的，蒋介石是以不变应万变，我是以万变应蒋介石的不变的。”

　　此时，武汉长江大桥正在施工，毛泽东要到大桥工地视察。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问：

　　“是岸上看还是水上看？”

　　毛泽东说：

　　“水上看。”

　　此时，武汉长江大桥水中的桥墩已全部建成，从汉阳江岸开始，钢梁正在向江中延伸。毛泽东乘上“武康”号轮船，经汉阳晴川阁，从2、3号桥墩间穿过，驶到鹦鹉洲附近的江面，又折回下行，从3、4桥墩间穿出。毛泽东回到船舱里听彭敏汇报工作，他一面听，一面翻阅材料。彭敏详细报告了中苏技术人员共同创造的世界桥梁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型管柱基础和管柱钻孔法。毛泽东问：

　　“参加修建钱塘江桥的老工程师，现在还有谁？”

　　彭敏回答说：

　　“还有茅以升、罗英。”

　　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记了下来。杨尚昆问道：

　　“什么叫覆盖层？”

　　毛泽东解释道：

　　“就是岩面上的沙层。”

　　毛泽东又问彭敏，是不是这样？彭敏点头称是。毛泽东还询问潜水工如何在水里沉下去，在水里怎样进行烧割和电焊？彭敏一一作答。毛泽东又问道：

　　“为什么铁路桥1957年10月通车？公路桥要到年底？”

　　彭敏说：

　　“铁路桥在下层，钢梁架完后，铺轨即可通车；公路桥在上层，钢梁架设后，还需要一段时间铺路面。”

　　“长江上还要修哪几个桥？”

　　有关人士回答后，毛泽东说：

　　“将来长江上修上20个、30个桥，黄河也修上几十个，到处都能走。”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历时3个小时。尔后，他准备横渡长江，周**、林彪得知这一消息，都试图劝阻他。可是毛泽东决心已定，谁的话他也不听。武汉江面很宽，斜着游过去距离更长。可毛泽东就是坚持要横渡过去。

　　1956年6月1日，毛泽东第1次横渡长江，他在要在长江南岸武昌的蛇山一带下水。

　　这天下午，天气闷热，气浪蒸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了蛇山，马上被群众认了出来，顿时，成千上万的群众向毛泽东涌来，好几万人挤成一团，都想看看毛泽东。这下子可把罗瑞卿急坏了，他怕群众挤倒毛泽东，就和王任重及随行人员挽起手臂，拼命地承受着群众的压、推、挤，保护着毛泽东来到停在长江边的一艘船上。毛泽东打趣地问：

　　“游长江有危险吗？”

　　罗瑞卿挺着伟岸的身躯说：

　　“在长江里游泳，危险还是有的。但是主席不怕，我们就不怕，我们同主席在一起历经艰险，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大家听他二人一问一答，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说：

　　“长江大海能吓得住人吗？！”

　　他说着就顺着汽艇甲板放下的软梯，爬下黄色江水中，众人一起跟随着下了长江。毛泽东为了避免陈再道逆流而游的错误，决定顺流而下。他在水中先扎个猛子，把全身在水中浸一下，然后就把头露出水面，以侧泳式两臂左右交替着，一直游向前方。此时，江面上刮着6级风，风大浪高，水深流急，波浪滔滔，时有漩涡。毛泽东泰然自若，轻浮水面。有时水面稍稍平稳，他便缓缓仰泳，面对蓝天，极目远望，悠然自得。

　　长江岸上的行路人，突然看到有这么多人在江里游泳，又是在中流激浪中顺流而下，也不知要游到何方，都以惊奇的目光望着这少见的景象。有许多人想看个究竟，就跟着在岸边奔跑，有的人还边跑边喊，也不知喊些什么。两岸上的人流越聚越多，直到岸上的建筑物挡住了去路，人们才停下脚步，还踮着脚尖瞭望，不肯离去。毛泽东游过了建筑物，在前面的岸上，又同样聚集了观望的人群，有的人在鼓掌，有的人发出惊奇的赞叹。

　　毛泽东游兴起时，如蛟龙戏水，顺流而下，以至岸上追随的人们都追赶不及。

　　时已夕阳西下，毛泽东游到对岸汉口的谌家矶。此时，侯波迅速地换了一卷胶卷，随手将空盒子扔在水中。谁知毛泽东看见了，他游过去一把抓起盒子，身子一翻，平躺在了水面上，仔细地端详起来，口中还念念有词。他念的竟是英语。侯波见状一惊，她用的是进口的柯达胶卷，盒子上印的是英文说明书，想不到毛泽东竟然认识不少英文单词，把柯达胶卷的英文说明给念了出来。

　　毛泽东因两岸陡峭不能上岸，这才上了船。他指着侯波，笑着问：

　　“你没有下江吗？”

　　侯波说：

　　“我不会游泳。”

　　毛泽东说：

　　“喝几口长江水就会了。”

　　毛泽东身上滴着泥水，心满意足了，得意地对他的卫士们说：

　　“胆量小的人，常在风浪里锻炼，胆子也会大起来的。罗部长不叫我来游，我偏要来，还不是来了吗？明年6月份我还要来。”

　　毛泽东一气游了13公里，历时2小时零4分钟。他更衣后坐在船头的藤圈椅上，同僚下属都夸赞他水性好。

　　6月2日下午，毛泽东从汉阳鹦鹉洲附近下水，游过龟山一带江面。他游到大桥上游的水域，一边踩水，一边观看正在紧张施工的大桥。

　　毛泽东临近桥墩，挥臂侧泳，从2、3号桥墩间游过。他还游过了长江、汉水的汇合处——龙王庙水域，战胜了旋涡，突破了急流，顺利地游到了武昌八大家附近。游程14公里还多，用了两个小时。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才肯上了岸。

　　6月3日下午，毛泽东第3次横渡长江。

　　此时，毛泽东已经从汉口搬到东湖下榻，大家准备让他在东湖游泳，他不同意，说：

　　“长江是一个天然的最好的游泳池。在大江里游，随便它漂去。”

　　这一次，毛泽东从汉阳下水游到武昌。毛泽东在江中，时而仰游，时而侧游，有时还潜入水中，又顺利地游过了长江。

　　史无前例的游泳，超迈前人的胆略，亘古未有的气魄，使毛泽东在武汉的江水中酝酿出了自唐宋以来，词家中唯一以游泳为题材、诗书双绝的著名篇章《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据陈再道回忆说：“我陪同毛主席畅游长江，聆听了毛主席吟诵《水调歌头·游泳》的辉煌诗篇，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位伟大革命者征服大自然的宽广胸怀。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有一次，毛主席和我们围在一起吃苹果。有一个同志刚抓起水果刀要削皮，被毛主席看见了，他笑着亲切地对大家说：‘吃水果的时候，最好不要削皮，把它洗净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削皮，也只要薄薄地削一层。因为靠皮和靠核的果肉，是最有营养的。’说完，他便拿起洗净的苹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且说毛泽东连续3次横渡长江的传闻，一时间不翼而飞，轰动了整个武汉。第4天午时刚过，长江两岸就已经聚集了无数观望的人群，有的人带了望远镜，有的人拿着照相机，谁不想亲眼看一看领袖搏击风浪的风采呢！可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于6月4日下午6时前离开了武汉。

　　后来，毛泽东回到北京曾经对朱仲丽说起在长江游泳的事，他说：

　　“人可不能逞能啊！我这次在长江游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感到全身疲乏，还要逞能，继续游，要不是叶子龙叫我上船，我只怕淹死了。”

　　朱仲丽笑着说：

　　“我不相信，你很会游泳。”

　　毛泽东说：

　　“你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这种心情我理解。所以，我就越游越起劲啰。”

　　欲知毛泽东回京后工作上遇到了什么样的阻力，他又是如何处理这些政务的？请看下一章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63
第263章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要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是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
　话说1956年6月14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全国科学发展规划会议的与会代表们，他在讲话中说，感谢科学家们为祖国科技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还赞扬了数学家华罗庚所取得的成就和忘我的工作精神。
　　华罗庚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深受鼓舞。
　　6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他写道：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两件调查材料发给你们参考。一件是谭震林同志关于湖南攸县农村情况的报告，一件是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种产物所占的比例。两件材料都说明，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它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做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帐，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中　央
　　6月中旬，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此时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6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在大会上就经济建设问题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克服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经刘**、陆定一、胡乔木等人审定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中说：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社论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进行了公开的批评，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方针，强调“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
　　此前，这篇社论成稿后，经过刘**等人的审阅修改，最后又由刘**定稿，尔后才送给毛泽东审阅。身在外地的毛泽东早已知道了北京反冒进的新动向，他一见《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个题目，就很不客气地在他的名下批道：“不看了。”
　　也就在6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上海西郊的一个别墅里，接见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
　　此时，刘大杰正在学术上就蔡琰的《胡笳十八拍》与郭沫若争鸣，又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与矛盾展开了讨论。
　　毛泽东见到刘大年，幽默地说：
　　“你现在和沫若不睦，和沈雁冰矛盾。你这个战斗精神，希望能继续发扬下去嘛。你参加百家争鸣，不要怕丢掉名誉地位。”
　　毛泽东在谈到李商隐时说：
　　“李商隐的《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他在谈到《贾生》一诗时，问刘大杰说：
　　“你能背得出吗？”
　　刘大杰立即用湖南乡音吟诵道：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毛泽东听罢，感叹道：
　　“写得好哇！写得好！”
　　毛泽东最后就学术争鸣问题，鼓励刘大杰说：
　　“要多商量，宁肯存疑，不要轻易做结论。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还是要投入到百家争鸣当中去。”
　　6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尼古拉•乔洛尤，他在谈话中说：
　　“你可以找我们政府各部、军队、党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谈谈。你希望同谁谈，你就可以找谁。如果同你谈的人只谈成绩，不谈错误和缺点，那么他们就没有反映现实的真实情况。经验多一些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些的。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过去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现在斯大林问题出来了，许多人就惊讶不止。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有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1956年7月6日至14日，毛泽东先后6次召集起草委员会，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
　　7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他在谈话中说：
　　“美国到处打着**的招牌，为着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
　　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的帐，还欠欧洲、大洋洲国家的帐，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美国侵略中国的台湾省。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都收到美国的侵略，其中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个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10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9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8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纸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
　　7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16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林克一起读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其中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指着这段话说：
　　“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
　　毛泽东几次对林克说：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1956年仲夏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在北京开会的周谷城到中南海去。汽车一直开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边。毛泽东身穿浴衣，坐在凉棚底下，见周谷城来了便站起来，紧紧握手。寒暄之后，毛泽东问：
　　“你能游泳吗？”
　　周谷城说：
　　“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里或池塘里，也可以浮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否？”
　　毛泽东说：
　　“试试看。”
　　于是，两人换了泳装，一同下水。毛泽东从深水处下水，周谷城则从淹到脚背的浅水处小心翼翼地往下走，一直不敢到能够没顶的深水里去。在深水区悠然自得的毛泽东见周谷城仍在浅水区里，便招呼道：
　　“来呀！”
　　周谷城打趣地说：
　　“我这个人哪，是既不能由浅入深，也不能深入浅出。”
　　毛泽东只好叫工作人员用竹竿递给周谷城一个救生圈。二人游了多时，方才上岸休息。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拿起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列传第39《赵充国》那一段，他说：
　　“赵充国这个人，当年主张西北边疆屯田，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
　　赵充国是汉武帝时的大将，是中国历史上在西北屯田戍边的一个著名人物。毛泽东接着说：
　　“赵充国的主张，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者达十分之八九。可是到了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最后，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有十之一二。可见真理要被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是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是这样。”
　　周谷城告辞时，毛泽东又鼓励他在学术上要敢于争论，不要害怕犯错误。
　　7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1956年炎热的夏季，武汉爆发了一场学生运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使这场运动达到高潮，游行者叫得最响的口号是：“欢迎国民党！”“欢迎蒋介石！”
　　7月23日下午5时，毛泽东到了北戴河海滨。此后，他几乎每天都要下海游泳，有时一天下海两次。
　　在北戴河的28天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大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
　　1956年夏，王鹤滨从苏联回国度假，他一家4口到北戴河看望在那里开会的毛泽东。
　　王鹤滨接到通知去看毛泽东时，已经过了午夜。王鹤滨爬上了一个小山坡，来到一所房屋的大门前，这所宅院原来是张作霖的别墅。值班卫士把他让到院内。此时，毛泽东从北房中间的门里出来了，他抬头看了一下高悬的明月，抬起双手把单衣领口的扣子扣上。王鹤滨向毛泽东轻轻地靠近了一步，毛泽东发现了他，惊喜地喊道：
　　“咳呀！这是谁来了呀！”
　　说罢，转过身去，对着北房门喊道：
　　“江青，你看是谁来啦！”
　　他又对王鹤滨说：
　　“王医生，毕业回国啦？”
　　他把手伸向王鹤滨。王鹤滨双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回国过暑假，来看望主席，还有1年多就毕业了。”
　　江青从北房里走了出来，她穿着一身深色的衣裙，与王鹤滨打过招呼后问道：
　　“王医生，我们的信你收到了吗？”
　　王鹤滨说：
　　“收到了。”
　　江青说：
　　“主席和我很感谢你去莫斯科看了岸青。我去莫斯科疗养时，接到你的电话，你说来，怎么没有来呀？”
　　“我出了大使馆，没有找到去克里姆林宫医院的路，又不好意思请大使馆派车。”
　　王鹤滨解释了以后，见江青没再说什么，就问候毛泽东说：
　　“主席身体好吧？”
　　“很好，很好。工作之余就下海游泳，益处很大，虽然跌了几斤肉，但却感到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
　　毛泽东说罢，笑着看看自己的双臂，又用手摸了一下。王鹤滨也高兴地说：
　　“主席的身体看上去很好，很好！在海水中游泳，是非常好的体育运动。”
　　毛泽东说：
　　“游泳的确很好，你来北戴河要多住几天，好好地在大海里游游泳吧！”
　　他忽然又问：
　　“吃住安排好了吗？”
　　王鹤滨说：
　　“安排好了，由保健处安排的。”
　　王鹤滨感觉毛泽东要工作了，不便久留，就向毛泽东和江青告辞。毛泽东说：
　　“那好，你要多住几天。”
　　1956年8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关于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长篇声明。
　　此前，毛泽东在声明稿中批示道：
　　“似应有几句劝告英、法政府不要做出违反世界人民和平意志的事，不要过于激动和走极端，致使事态扩大，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英、法。”
　　8月20日，毛泽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8月22日，毛泽东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第1次会议，他在谈到八大的政治报告时说：
　　“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3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关于大会发言问题，毛泽东说：
　　“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5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
　　8月24日，毛泽东审阅了刘**送来的八大政治报告的一部分草稿及刘**的信。刘**在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
　　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
　　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
　　8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东北角一间平房里同周**、朱德、陈毅、周扬、夏衍一起，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他说：
　　“艺术上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地球上有27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贺绿汀插话说：
　　“美国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
　　毛泽东说：
　　“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是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缘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参加全国音乐工作会议的2000多名音乐工作者一起合影留念。
　　黎锦晖参加了全国第3次音乐工作代表大会。毛泽东知道后，单独接见了他。毛泽东回忆了当年他们青年时代在长沙求学的往事。
　　黎锦晖，字均荃，出生于1891年，在黎家排行老二。他曾与老大黎锦熙一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后入省立优级师范习绘画音乐科。20年代末在上海创办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后又组建明月歌舞社。他是著名的现代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
　　毛泽东对黎锦晖说：
　　“陈毅同志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曾用你创作的《桃花江上美人多》的曲子填词，把“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红花千万朵，送给红军哥”。
　　毛泽东说罢，两人相对笑了起来。
　　8月29日凌晨3时，刘**把修改后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3部分送给毛泽东审阅。他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4700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
　　毛泽东在给刘**的复信中写道：
　　“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10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8月30日，毛泽东审阅刘**送来的八大政治报告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3部分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刘**在附信中说：“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12000字，按版面计算有13000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做？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它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它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在国防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
　　8月30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第8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1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事业。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第2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3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
　　“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大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关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问题，毛泽东说：
　　“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和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关于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党内的团结，他说：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做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11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
　　8月31日凌晨3时，毛泽东审阅完了八大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他在给陈伯达、刘**的信中写道：
　　“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9月5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9月5日晚上送阅为盼！”
　　清晨6时，毛泽东致信胡乔木并刘**，他写道：
　　“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它部分编辑付印。”
　　1956年9月4日，毛泽东嘱咐陆定一把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的修改稿送给陈云，并要求在5日晚10时以前把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9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接见由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率领的旧军人代表访华团。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虽然过去和我们打过仗，一切愿意再来看看的旧军人我们都欢迎。……比起那些左派人士，我们更愿意见到**人士，特别是远藤先生这样的军人。”
　　后来，远藤三郎回国后组织了日中友好旧军人会，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9月5日，陈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9月6日凌晨2时，毛泽东看罢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批语：
　　“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同志。”
　　9月7日晨6时，毛泽东要人将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送给周**。他在给周**的信中写道：
　　“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
　　上午10时，毛泽东又给周**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亦须于9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8日交我看一下。”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建议”和“报告”，是指由周**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这个建议的报告。
　　9月8日凌晨，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加以修改，并请让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

福和中学老师

原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八大政治报告上，他准备在八大上的开幕词动手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能够写完，所以他不得不让陈伯达代为修改了。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他的那段话，主要内容是这样说的：
　　“大家知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的工业国，需要许多的条件，例如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巩固，党的巩固，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和平环境，还需要朋友帮助。”
　　“到那时，即到1967年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样我国就可以说基本上有了现代工业了，就可以说初步地工业化了。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6亿人口的国家，到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按照每年增加1200万人口计算，那时将有7亿几千万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
　　“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强。这些因素中，第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具有9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第二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是西方国家的革命的和反对战争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第四个，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有强大垄断资本存在的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利害冲突。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世界的人民运动这3个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互相支援、互为同盟军的。我们还可以利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作为间接的同盟军而为和平服务，使对战争最感兴趣的美国好战分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看来，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并且愿意为和平事业努力，争取避免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占了人类的大多数，这种趋势还会发展。这样就制约了战争趋势，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战不容易打起来。”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未完成的开幕词草稿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这也是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也是整个八大会议的主题。
　　再说9月8日晨，周**将修改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送毛泽东过目。
　　上午9时，毛泽东将这两部分转送给刘**，并在周**的改稿上批示道：
　　“**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让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
　　这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2次会议，审议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
　　是日晚，毛泽东审阅了陈伯达送来的开幕词修改稿。他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交给田家英修改，并嘱咐说：
　　“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9月9日，毛泽东看了由周**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预备会议第2次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14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22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6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2个五年计划和第3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社会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我们计划在3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18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关于增强党内的团结问题，毛泽东说：
　　“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做一种有益的教育，当做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么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么，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3年，搞经济建设也有7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
　　9月13日，毛泽东看了由周**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稿，批示道：
　　“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楚，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9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3次会议。他在谈到八大文件的起草修改过程时说：
　　“第1次推翻你的，第2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毛泽东接着说：
　　“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赞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10万字，一砍就是4万多字，现在不到5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第3种写法，也可以第4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名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
　　会议讨论通过政治报告和其它几个文件后，接着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同志半个（不包括**同志、陈云同志跟**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么，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4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4位副主席，就是**同志，**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同志。4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
　　邓**插话说：
　　“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指着邓**对众人说：
　　“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些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我想起来就不舒服，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5个人里头就有1个。”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4位副主席的是**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4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们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准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
　　毛泽东最后说：
　　“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以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13个，要扩大到20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170人，也许170多。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做决定。”
　　9月14日凌晨，毛泽东审阅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部分文字修改。尔后，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个批语：
　　“即送**同志：1、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它字句的修改，请即令人抄正副翻译，并另打清样。2、党的部分，本日12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他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便又在封面的另一个空白处写道：
　　“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清晨4时30分，毛泽东审阅完田家英送来的开幕词修改初稿，他在上面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他接着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嘱咐说：
　　“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12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以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做修改，于9月14日下午3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这件是否讲，要看15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做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
　　1956年9月15日下午2时，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21名，代表着全党1073万党员。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国内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应邀列席了会议。
　　宋庆龄、黄炎培等应毛泽东之邀，在主席台上就坐。宋庆龄激动地说：“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毛泽东的开幕词，总共不到3000字，与会者热烈鼓掌竟多达32次。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黄炎培情不自禁地即席作七绝4首，题为《东方红遍环瀛》，祝贺共产党“八大”的召开。其中第4首诗云：
　　天安国庆延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杖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
　　在会议休息时，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开幕词写得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说：
　　“这不是我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我的秘书，叫田家英。”
　　前边已经说过，这篇开幕词是毛泽东和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以及书记处诸人集体创作的结果，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意提携和鼓励田家英。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写文章的大手笔，他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以及他的所有文章，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他亲自动手写的。这篇开幕词应该说是他一生中的唯一的一个例外。当然，田家英功不可没，开幕词中有一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确是田家英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句话。
　　再说毛泽东致词后，刘**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政治报告中说：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能够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早在政治报告起草时，薄一波说，稿子只写了反对保守主义，没有写反对冒险主义，有片面性。他建议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两种倾向都应当提到。刘**认为薄一波的意见很好，就把反对冒险主义也加进去了。
　　政治报告中仅仅有4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报告反复强调的是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早在1945年中共中央七大上，刘**在他的报告中，曾经有105次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
　　9月16日，邓**在八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修改党章报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
　　邓**报告结束后，周**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
　　此后，大会对3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
　　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等68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还有45人提交了书面发言。
　　罗瑞卿的发言内容是《我国肃反运动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发言很满意，带头为罗瑞卿鼓掌。
　　宋庆龄也在大会上致辞说：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
　　彭德怀在会议期间，和米高扬进行了一次谈话，彭德怀说：
　　“米高扬同志，为什么斯大林生前你们都喊他天才、英明、万岁，可他死后你们又骂他漆黑一团？他的错误既然那么严重，为什么不在他生前提意见，人死了才算旧账？他还能听得到能改正吗？”
　　米高扬说：
　　“当时谁敢提呀。”
　　彭德怀说：
　　“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领袖负责的态度吗？”
　　米高扬说：
　　“谁提了谁就要掉脑袋。”
　　彭德怀说：
　　“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9月17日，毛泽东在周**陪同下，接见了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接受了拉加卜呈递的国书。他在致答词时说：
　　“你们收回苏伊士运河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纳赛尔总统最近最好不要到没有警戒的地方去，因为帝国主义的计划失败后，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像暗杀等等。西方国家骂纳赛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
　　据我看，美国也同意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它不会帮助英国从埃及手里把运河夺回去，这样对美国也有好处。美国另外有它的目的。对美国说来，运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没有什么区别。它本来就不期望实现杜勒斯计划。美国是想借此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它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阿拉伯国家、印度和科伦坡国家都支持埃及，有苏联在，英国、美国、法国就不敢轻易行动。”
　　毛泽东请哈桑•拉加卜大使转告纳赛尔：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当然，埃及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如果接受我们的援助还是要还，那么现在可以记账，以后再说，或者过了100年以后再还吧。埃及现在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们也经历过这种封锁，深知埃及人民的艰苦。中国在抗美援朝时，花了不少钱，死了不少人，现在没有战争了，可以尽力帮助埃及。”
　　9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黄炎培在9月9日将老朋友张叔通所作的书画册送给了毛泽东，并附信说：“八大快要召开了，这一时期想紧张得很。希望缓和些紧张，谨奉上书画册一本，公余浏览一下，可能增进些神情的潇洒。这书画册，是一位80岁老画师一年画成，每幅自加跋语的。我在这上边写了一首长古，为他介绍，他和我是新闻记者同事20年，他在抗日时期，吃了很大的苦，他的爱国热情是可敬的。他能画而很少作画，惜墨如金，最近为了农村和工商界对领导上一片颂声而作。”
　　毛泽东在复信中表示“十分感谢”，还询问“张先生是否生活上有困难？是否愿意接受援助？”“请便告之。”
　　黄炎培回信告诉毛泽东说，张叔通生活非常穷困。毛泽东立即写信给黄炎培，托他转送张叔通500元钱。
　　9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主席团休息室同参加八大的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谈话。毛泽东谈到了对党内犯错误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米高扬说：
　　“您方才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当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1949年2月来中国时，就曾经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我当时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做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他虽未说话，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又会见了参加八大的以波立特为团长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波立特说：
　　“你们那篇文章（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笔者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说：
　　“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历史的、社会的以及思想的根源。在这次刘**同志的报告中，虽然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作了说明，主要原因是认识不符合实际，其它原因是次要的。为什么列宁没有犯错误呢？当时苏联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白军的叛乱，他面临的问题更为困难，更为复杂，但是他并没有犯错误。到了斯大林时期环境更好了，斯大林却犯了错误。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错误，即是认识的错误，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
　　“我们的胜利只有7年。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只剩下10%了。由于没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护生产力。”
　　毛泽东在八大期间，每天下午都要像这次一样在政协礼堂主席团休息室会见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一个下午一般是两个代表团，有时是3个。每次会见，少则1个多小时，多则3个小时。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一共会见了2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会见结束后，他又常常接着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直至深夜。其紧张而繁重的工作情况由此可知。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说：
　　“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候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以乌布利希为团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乌布利希说：
　　“第8次党代会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不仅了解了中国，并且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你们在经济、哲学问题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泽东说：
　　“要互相参考。只可参考，不可硬搬，好像我们不能硬搬苏联一样，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硬搬而吃了大亏。”
　　乌布利希说：
　　“我们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一样。”
　　毛泽东说：
　　“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90%。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