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214章导读表在36页】

粟裕见毛泽东这样说，就起身表态说：
　　“中央已经决定，我服从中央决定，一定努力去干。”
　　毛泽东朝粟裕做了一个手势，待他坐定，又交代说：
　　“总参谋部首先是军委的最高参谋机构，同时又是军委的办事机构。作为总参谋长，一定要在军队建设、国防建设的战略性大事上给军委当好参谋。你在这方面有长处，要进一步发扬。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中央会很好考虑选配副总参谋长。我赞成你刚才讲的，努力去干吧。”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通知：粟裕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萧向荣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协调各总部的工作，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一说11月9日，由毛泽东发布命令，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陈赓、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为副总参谋长。）
　　10月31日这一天，毛泽东、刘**、李富春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毛泽东在京广线上的专列上（林一山说在12月中旬，未见毛泽东在12月中旬南下的记载——笔者注），召见了水利专家林一山。
　　此时毛泽东已经了解到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的损失，远远超过修建三峡大坝工程的投资。他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听取了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的情况汇报。
　　毛泽东首先询问了花岗岩的风化情况。林一山回答说：
　　“花岗岩是坚硬的、不透水的，但花岗岩风化较快。石灰岩漏水，但是它抗风化。”
　　“你们都做了哪些勘探工作？”
　　“在三峡坝区，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坑探，所以对它的地质情况，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了解。根据坑探资料，我们所选择的三斗坪坝区，属于花岗岩地带，其地形地质条件都很好，只是岩石风化问题比较严重。”
　　“根据已有资料，风化层有多厚？”
　　“根据国内外资料，世界上已有风化层最深的可达百米。”
　　“如果这里风化层有100米，那么，100米以下呢？”
　　“风化层以下，就是新鲜的花岗岩了。请主席不用担心，我们现在还未全面勘探，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岩河段。”
　　“好，好！”毛泽东顿时面带笑容地连声说：“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好得多，这下子好办了。”
　　接着，他问起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林一山说：
　　“如果中央要求在较早的时间内建成，依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完成的。”
　　“你的根据是什么？”
　　“目前，苏联在建的水利工程，在技术上、规模上同美国已经建成的差不多。当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有信心建三峡工程，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苏联水利专家同样有这个水平。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例如丹江口水利枢纽这样的工程建成以后，因为这个工程的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们有了这个经验，就可以把技术水平提高到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了。不过，这样设计工作的时间就要长一点。”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林一山的分析。
　　1954年11月3日，毛泽东、刘**、李富春等人到达广州，开始集中力量审阅第1个五年计划草案。
　　后来，周**乘飞机也来到了广州。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以《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题，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郭沫若在这个谈话中，根据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发出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的号召，他说：
　　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
　　郭沫若还说：
　　“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在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他。”
　　11月10日，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人民日报》上署名为黎之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文章中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打了个问号，批道：
　　“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中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道：
　　“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
　　文章中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这些文字下面画了粗线，旁批道：
　　“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11月14日，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上转载11月4日冯雪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他边读边批。冯雪峰检讨说：“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旁批道：
　　“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冯雪峰检讨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批道：
　　“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冯雪峰检讨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
　　“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曾到广州越秀山游泳池尽情地游了一番，尔后他坐在树影婆娑的游泳池畔，和他的新任秘书林克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询问林克有多大年龄，什么地方人，询问他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林克说：
　　“我的原籍是江苏常州，今年29岁了。幼年生活在保定。”
　　毛泽东听林克提到保定，就说：
　　“保定很有名呀，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在20年代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伐头子曹锟的私人花园。”
　　毛泽东淡淡地一笑，接着说：
　　“曹锟用5000银元1张选票，收买了500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呐。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
　　往事如烟，毛泽东一触及历史，总能信手拈来一段与话题有关的历史故事。林克见毛泽东讲完了，就接着介绍自己的经历，他说：
　　“我们居家在七七事变后迁到北平。我是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46年在大学参加了地下党，参加并组织了学校的历次学生运动。离开学校后，我被调到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解放后，被调到新华社工作。”
　　毛泽东听完了林克的介绍，就说：
　　“当前你的工作就是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重要动向，随时向我汇报。”
　　毛泽东又诚恳地对林克说：
　　“你做我的老师，教我英语，好么？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拜师喽。”
　　林克从别人那里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学习从哪儿入手，他心中没底。于是就建议说：
　　“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
　　毛泽东欣然同意。林克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人民中国》给毛泽东看。
　　自此以后，林克无论在哪里，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毛泽东学习的英语材料。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他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起床后，在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一点英语。他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都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之外，从未中断。
　　11月25日，毛泽东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在返京途中专列停在株洲车站。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公安厅李强、唐瑞亭前往株洲迎候毛泽东。
　　毛泽东在站台上踱步，遇见一位铁路局的年轻负责人，便问他多大年纪。年轻人回答说27岁。毛泽东很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年轻人起来了，我就放心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把建设祖国的任务完成好。”
　　中午，毛泽东又乘专列到长沙，在大托铺专线停车休息，不久，乘汽车到程潜先生家去探望，有查看了长沙市容。
　　晚7时，毛泽东离开长沙返京。
　　11月28日，毛泽东同刘**、周**等人一起回到北京。
　　11月底，王季范接到中南海的电话，毛泽东的秘书通知说：
　　“主席今天下午接见文运昌和文梅清两位老人，请你和章淼洪同志一起去。”
　　秘书还告诉他说，要把章淼洪的母亲文静纯一起请去。
　　前文已经讲过，文运昌年已七旬，体弱多病，难以单独外出旅行。又因王季范及其儿媳萧凤林复信之故，加之天气渐冷，致使他二次赴京迟迟没有动身。正在此时，文梅清和文蔚池要求上京，得到毛泽东的许可，于是，3人结伴同行，于10月底到达北京，住在王季范家里。将近一个月来，他们依旧是游览名胜，参观首都这几年的建设，等候毛泽东的接见。
　　文运昌、文梅清听说毛泽东要接见他们的消息，异常兴奋，连声说：“好，好。”文静纯也满口答应了。
　　中南海来了两辆轿车，文运昌、文梅清、文蔚池、王季范、文静纯依次上了轿车，同去的还有章淼洪和两个女儿。
　　这一天，毛泽东接见的家乡客人还有他的老同学邹普勋，堂弟毛泽连，老朋友谭熙春，叔祖毛锡臣。在京的钱希钧、毛远耀、胡觉民等人也应邀作陪。
　　毛远耀是在1953年由衡阳市委书记调回北京化工部工作的。他一家到京后，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
　　毛泽连、毛锡臣、邹普勋、谭熙春4人是在9月份来到北京的，他们抵京后，住在西郊宾馆。
　　丰泽园里车来车往，人声喧哗，好不热闹。毛泽东用韶山口音对大家说：
　　“今天请大家来，我们一起会会餐，打打讲。”
　　毛泽东询问了家乡土改和生产情况。毛锡臣和毛泽连说：
　　“乡下土改，我们分了田，每人平均9分田。”
　　毛泽东说：
　　“东北土改，有的地方人均七八亩地，最少的也有四五亩。”
　　毛泽连问：
　　“北方怎么有那么多地？”
　　毛泽东说：
　　“北方地多人少，南方地少人多。将来最好是从南方迁一部分人到北方去。”
　　毛泽连说：
　　“他们不会愿意上北方，南方人在家乡搞习惯了，到北方生活怎么能习惯呢？”
　　毛泽东笑道：
　　“那就听他们自己的，我不勉强。农村要解决生产困难，人民要提高生活水平。农民没饭吃，没油吃，这怎么行？要养好猪，开荒种地，多种些油菜，多种些山薯。山薯可以补充粮食，可以喂猪，猪肉多了就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毛锡臣说：
　　“现在农村缺少肥料。不过，大家都在想办法，担塘泥巴，换陈墙土还田。”
　　毛泽东摇摇头，说：
　　“今年担塘泥，明年换陈壁，后年怎么办呢？”
　　毛泽东似是自问自答：
　　“后年？要多喂猪，多喂牛，猪牛都可以造粪。单靠猪牛粪还不行，国家还要想办法，搞些肥料，譬如办化肥厂。你们回去也要多想些办法，多开荒，多积肥。田多肥足，粮食也就可以增产了。”
　　毛锡臣说：
　　“我们田里都种了草籽、油菜，都种了粮食和小菜。”
　　毛泽东又询问了他过去熟悉的韶山几个头面人物：
　　“毛吉臣还在不在？”
　　毛吉臣是毛锡臣的堂兄，地主出身，韶山过去的“四大宪”之一。毛锡臣说：
　　“毛吉臣死了多年，他有4个儿子。有一个原来在国民党部队，现在搞回来了。其余3个都在家种地，还有几个孙，也在家劳动。”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到韶山另一位绅士毛棠圃。毛锡臣说：
　　“毛棠圃死了。”
　　毛泽东问到劣绅毛明德。毛锡臣说：
　　“也死了。只剩下毛鸿初了。”
　　毛泽东说：
　　“毛鸿初没有文化，只是嘴巴子利害，会讲，跟他们搞到一起。”
　　邹普勋在谈话中说：
　　“我姐姐毛邹氏到北京来了一段时间了，住在她儿子毛泽全家，很想来见见主席，只是怕打扰主席的工作。”
　　毛泽东听了，连忙说：
　　“不要紧，我马上派人去接她来。”
　　毛泽东的秘书应命驱车前往后勤部大院，去接毛泽全一家人。毛泽全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妻子徐寄萍及3个女儿，先后上了车。车子经新华门驶向中南海。叶子龙笑着对毛泽全说：
　　“今天到主席家去的人多，乡下来了好几位亲友，王季范先生也去了。主席的孩子平时住校，今天星期天，也都回来了。（据此可知，这一天应是在11月28日——笔者注）”
　　叶子龙走进会客厅，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泽全同志全家来了。”
　　毛泽东问道：
　　“他母亲来了吗？”
　　叶子龙说：
　　“同车来了。”
　　“婶婶来了！”
　　毛泽东连忙起身朝屋外走去。卫士长李银桥见毛泽东起了身，也跟着向外面走去。毛泽东来到菊香书屋前的草坪里，已听见南屋走廊里传来一阵笑语。
　　“婶婶您好！”
　　毛泽东迎上前去，朝着邹氏亲切地叫着；老太太颤巍巍地移动着缠裹的小脚，端详着毛泽东，激动地喊了一声：
　　“主席。”
　　“婶婶身体还好吗？”
　　毛泽东拉着邹氏的手问道。
　　“好，好。”
　　老太太爽朗地说。
　　“你老人家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来了3个月了。”
　　毛泽东转身对毛泽全、徐寄萍说：
　　“婶婶到北京这么久了，你们也不告诉我一声？”
　　毛泽全连忙解释说：
　　“主席工作忙，我们怕打扰您……”
　　毛泽东摇了摇头，对邹氏说：
　　“不要紧。你叫泽全打个电话给我，我抽个时间见见你，不就行了嘛。”
　　毛泽东说着，双手搀着老太太走上屋前的台阶，一边走一边嘱咐说：
　　“慢点走，您老人家慢慢走。”
　　老太太年近8旬，又是小脚，她倚着毛泽东，慢慢地移动着小脚，也喃喃地说：
　　“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
　　毛泽东把客人迎进屋里。客人还真是不少，除了邹氏和毛泽全一家人，还有先到的毛锡臣、王季范及其子女、文静纯、章淼洪和两个女儿、文运昌、文梅清、文蔚池、谭熙春、邹普勋、毛泽连、钱希钧、毛远耀和胡觉民一众人等。众人相互打着招呼，笑语盈盈，好一场乡亲大聚会。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及毛岸英的爱人刘思齐也都回来了。刘思齐和李敏非常活泼热情，她们的两条长辫子垂在两耳后边，笑眯眯地倒茶水，削水果，招呼客人。李讷则不爱说话，她只是羞涩而矜持地站在一边。
　　吃饭时，客厅里摆了两张大圆桌，宾主就座，大人一桌，青年人和孩子们一桌。
　　大家一边吃一边谈笑风生。毛泽东给客人们敬了酒，又劝大家多吃菜。饭菜虽然比较丰盛，却也还是二米饭和一般的家乡菜。
　　文运昌生性诙谐，不拘小节，他爱喝酒，好讲大话，外号“酒癫子”，喝起酒来讲话不免失口，就是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家里作客也不免喝醉。在毛泽东心目中，十六哥是一个“不大老实的人”。所以，毛泽东也不多劝他喝酒。
　　叶子龙从一大盘红烧肘子里挑了一块肉，放到毛泽东饭碗里，毛泽东很快吃了；叶子龙又从青年人和孩子们的餐桌上，夹了一块红烧肉给毛泽东，毛泽东吃得特别香。
　　饭后，毛泽东又和文家表兄谈起在外婆家读书的事，还背诵了外婆家堂屋的一幅对联。文运昌把带来的几本线装书拿给毛泽东看，这些书都是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徐寄萍拿过一本一看，只见书中每一页都用毛笔写满了蝇头小楷。毛泽东见到自己几十年前读过的书，如今还保存完好，很是高兴，他对文运昌说：
　　“十六哥，你还真会保存文物啊！你可当收藏家啰。”
　　“泽全，”毛泽东指着邹氏对毛泽全说：“泽全，你母亲是个好人，你父亲死得早，她带着你们受了很多苦。现在，你们要好好照顾婶母，让她老人家过一段好日子。”
　　毛泽东还说：
　　“大革命时期，我有一次到韶山调查，婶母见我脚上布鞋破了，连夜赶做了一双新布鞋给我穿。那双鞋，我一直穿到广州。”
　　毛泽全听了，心头一热，说：
　　“几十年前的一桩小事，主席还记得这么清楚。”
　　有一位表兄没见江青，就问道：
　　“主席，怎么不见江青同志？”
　　毛泽东风趣地说：
　　“她是候鸟，冬天去南方，夏天去北方，不常在家。”
　　文运昌提出请毛泽东给湖南省政府写一个条子，为他在湖南安排一个参事之类的工作。毛泽东一听，神色顿时严肃起来了，他说：
　　“建国后，韶山很多乡亲想来北京看看，我是很欢迎的。但是，1年不能来的太多，来多了我招呼不起哟！你们来去的一切费用，都是我的稿费支付的。另外，还要给当地政府添许多麻烦。生活确实困难的，我可以接济点，至于安排学习、工作这类的要求，就办不到了。”
　　毛泽东又指着毛泽全、钱希钧、毛远耀等人说：
　　“他们干革命，都是靠自己、靠组织闯出来的，我是从不干预。”
　　文运昌见毛泽东这么说，就再不做声了。
　　“还有，”毛泽东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你们也不要打我的旗号，找湖南当地政府的麻烦。这点请你们原谅，也请你们回去跟其他的亲友说清楚。”
　　这一次，文运昌、文梅清、文蔚池在北京住了1个月，毛泽连、谭熙春、邹普勋、毛锡臣也在京住了近1个月。毛泽连等人打算回湖南去，毛泽东就说：
　　“十六哥他们可以和你们一起走。”
　　文运昌一听就不高兴了，他说：
　　“主席，我还没有打算走啊！”
　　毛泽东听了，有些生气地说：
　　“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
　　文运昌没奈何，只好和毛泽连等人一同乘火车返回湖南。
　　毛泽东在客人们离京时，给谭熙春、毛锡臣这些第一次来京的人，分别添置了一套棉被、一套棉衣裤及鞋帽等物品；其余的客人都是第2次来京，以前已经添置了衣物，这次就免了。
　　邹普勋告诉毛泽全、徐寄萍说：
　　“这次来京的乡亲，主席为他们添置的衣物规格，比以前低多了，主席也真是招待不起了。”
　　文运昌听了，也感慨不已。他想：主席虽然生性节俭，且有不少稿费收入，但开支大，经济并不宽裕，今后可不能过多地来北京打扰主席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形，请看后面详细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56
第256章
　　“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
话说1954年12月1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缅甸联邦首任总理吴努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朱德、刘**、周**、陈云、陈毅及中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参加了会见。
　　吴努是在11月30日应周**之邀首次来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毛泽东一见吴努就关切地说：
　　“今天天气有点冷。”
　　“很冷。我们是从一个气候炎热的国家来的。”吴努拘谨地说：“我有这个机会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致敬，非常高兴。我们听到毛主席的名字，已经很久了。主席的名字，对于为自由而斗争的缅甸青年来说，一直是一个鼓舞的源泉。”
　　“谢谢。”毛泽东说：“我们也高兴看到吴努总理、吴努夫人和其他几位朋友。中国人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两国是密切的邻邦，多年的友好国家。”
　　他针对一些周边邻国因受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拨而对中国产生恐惧心理的情况，开门见山地问吴努：
　　“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打过仗吗？恐怕次数很少吧？”
　　“打过两次。”吴努小心翼翼地说：“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汗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
　　“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毛泽东真诚地说：“在历史上，朝鲜和越南受中国的气最多，缅甸比较少。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毛泽东的坦荡和自责使吴努很受感动，他那拘谨的心情和不必要的顾虑顿时一扫而光，于是也敞开了心扉，说道：
　　“很坦率地讲，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毛泽东说：
　　“我们之间来往多了，更熟悉了，就能更好相处。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内完成。我们需要的是国际合作和帮助，我们需要和平环境，我们需要朋友。因此我们看到吴努总理，感到很高兴。”
　　吴努点了点头，动情地说：
　　“中国对缅甸的态度一直是正确的。如果中国政府利用了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这一事实，那可能使缅甸政府遇到很多麻烦。但是中国政府不但不加利用，而且对缅甸政府的困难表示同情。对于中国政府这样一个正确和友好的态度，我代表缅甸政府和人民向主席致谢！”
　　吴努所说的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是李弥部的大批残匪越境流窜在缅甸边境一带，大肆破坏、袭扰、贩毒、抢掠。毛泽东见吴努主动提及此事，便摆了摆手说：
　　“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
　　说罢，他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吴努说：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不是一个同情我们的态度，那末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朝鲜或印度支那。这是我们过去所担心的。因为上一次战争使我们的国家遭到很大的毁坏，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过去我们曾从美国政府接受过两年援助，但是后来我们停止接受了。虽然我们非常需要援助，但是我们更需要和平和中国的友谊。我们把中国的友谊看得比美援还重要。”
　　毛泽东说：
　　“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
　　他还说：
　　“你们心里想的，我们知道。你们怕我们的云南省对你们不利。”
　　吴努毫不掩饰地说：
　　“是的，怕得很。正因为如此，我曾建议周总理同我一起到云南走一趟。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飞机这次不能飞过云南的山脉。”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
　　“我们的想法同你们的想法是有些距离的。你们很害怕，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们对情况很清楚。我们嘱咐那里的人对缅甸友好，不要闹麻烦。我们已经作了准备，让吴努总理从云南回国。”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关于华侨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
　　吴努说：
　　“在周总理访问仰光的时候，我曾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超出他的权限，必须回国后同他的同事们商量。今天听到主席关于双重国籍所说的话，非常高兴。”
　　毛泽东还谈到了亚非会议，他说：
　　“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吴努告诉毛泽东说，有些国家会建议蒋介石参加会议。毛泽东说：
　　“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被邀请。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请中国参加联合国，又把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里。这样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亚非会议，我们将感到光荣。”
　　12月1日晚，毛泽东召见周扬，就中宣部报送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谈了他的一些修改意见。
　　12月2日上午，中宣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作了重大修改。
　　下午，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计划；决定联合召开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的讨论会。讨论的内容分为9个方面，即：胡适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对历来《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联席扩大会议推定郭沫若、沈雁冰、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9人组成委员会，以郭沫若为主任。
　　尔后，周扬将上述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12月3日，毛泽东在周扬12月2日的报告上批示道：
　　“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12月5日，中宣部就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发出通知说：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应当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误解。
　　此前，毛泽东曾在通知稿后面又加了一句话：
　　“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眼。”
　　12月8日，在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文联主席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作协主席沈雁冰作了题为《良好的开端》的发言；中宣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这3个发言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
　　人从不同角度阐明、发挥了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提出了开展讨论批判的建过。3位发言议。
　　联席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议第一条就是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
　　后来参加讨论会的作家、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文艺工作者以及文艺、学术刊物的编辑将近100人。讨论会一直延续到1955年3月，先后一共举行了21次会议。
　　从批评俞平伯转向批判胡适，正如历史学家嵇文甫所解释的那样：
　　“随着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已经在全国展开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而它的锋芒就逐渐从俞平伯转向胡适。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完全继承着胡适的传统。‘擒贼先擒王’，几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如果要找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胡适这个人在研究‘学问’上涉及面很广。他提供了一种方法——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好像在哪一个学术部门都用得上。因此，现在在各种学术部门都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的确，从五四运动以后几十年来欧美资产阶级文化先后输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从美国杜威那里贩来的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最早向胡适的实用主义开火的是李大钊。以后30年来，马克思主义者与胡适的实用主义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些人尽管在政治上唾弃了胡适的反动行为，却依然迷恋他的实用主义治学方法。因此，认清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危害性，清除他的流毒和影响，将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马克思主义牢固地占领思想、文化等各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
　　于是在12月间，各高等学校举行各种讨论会、座谈会和批评会；全国省、市级以上的报纸和学术刊物发表了几百篇批判文章。
　　艾思奇、胡绳、任继愈、孙定国、金岳霖、张世英等哲学界人士集中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的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实用主义的唯心史观、实用主义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批判者认为，胡适用实用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用改良主义对抗社会革命论，用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胡适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可知性。
　　李达、侯外庐、王若水、曾文经、汪子嵩、孙思白等人系统地剖析胡适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认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五四”以后，一贯致力于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抗拒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胡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产物，是美国帝国主义所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他是彻头彻尾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范文澜、黎澍、嵇文甫、周一良等史学界人士，以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着重批判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认为胡适的所谓“科学的方法”是反历史的、反科学的。
　　何其芳、游国恩、刘绶松、蔡仪、王瑶、余冠英、陆侃如、冯沅君等文学界人士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和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考证，指责他歪曲中国文学史，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制造混乱；认为他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祖国文学遗产——根本取消“文言的文学”的价值，否定了一些最杰出的作家，降低了一些优秀的古典文学的评价；一味崇拜西方文化，主张“全盘西化”。
　　罗尔纲、罗根泽、周汝昌、冯友兰、贺麟、李长之、吴景超、向达、陈友松等在解放前同胡适有过交往、受胡适思想的观点和治学方法影响深入的文化学术界的这些老前辈，也纷纷撰文，一面批判胡适思想，一面检讨自己。贺麟在他的文章中，非常严厉地批判了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还顺便牵涉到梁漱溟早年的唯心主义思想，同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向敌对思想作斗争，同时，就是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改造；批判别人，同时，也是自己照一下镜子。批判别人的反动唯心论思想，也就是自己要和自己过去的反动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的一个表现形式。”
　　再说12月11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举行第2次会谈。他在会谈中说：
　　“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现在世界上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讲讲算了，另一种是要具体实现。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他们是讲讲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吴努见毛泽东如此说，便当着毛泽东的面，对中缅边境的一些纠纷发了一大通牢骚。周**在一旁沉思不语。毛泽东则平静地说：
　　“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部事务，既不会利用邻国的共产党去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利用华侨去干涉居留国的内政。对缅甸是如此，对泰国也是如此。
　　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人，但是它同另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说到这里，他将手中的烟掐灭，挥了一下手，加重语气说：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不应该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都应当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应该是平等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我们同缅甸已经有了5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再看5年，再进行5年的共处和合作，来看看我们究竟是讲讲算了，还是要真正实行的。以后，我们两国之间还会发生一些问题，互相之间还会有些怀疑和不满的地方，希望我们互相都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关系更好，使我们的合作更发展。”
　　吴努说：
　　“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是不敢有什么话都讲出来的，怕的是我们会被误认为英国、美国的走狗。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互相见面了以后，互相进行了讨论和有了了解以后，我们就不怕有话直说了。这是我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
　　会谈结束后，吴努的同僚说吴努在会谈中关于中缅边境纠纷的一大通牢骚，是对毛泽东的直接冲撞，会对他不利。吴努闻言，心中很是不安。
　　第二天，吴努离京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周**陪同他一起去北京机场，吴努非常诚恳地问道：
　　“周总理，我昨晚那样对待毛主席，是不是不妥？”
　　“吴努总理，”周**说：“你和我是经常见面的，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不必对毛主席说。”
　　“我很抱歉。”
　　“没关系。”周**热情地说：“不必过虑。”
　　12月17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章士钊在12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安排七七事变时任宛平县县长并担任中日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王冷斋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惠书敬悉。某君事因有些人不同意，故未能提名。此复。”
　　后来王冷斋成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2月18日，毛泽东复信给毛泽荣，他写道：
　　胜五弟：
　　你的信收到了。你要求明年4月再来北京一次，我认为可以。还有毛仙梅想来，你可和他一道来。在京住一个月回家。寄上人民币200万元（旧币——笔者注），以助日用。顺问
　　近安
　　　　　　　　　　　　　　　　　　　　　　　　　　毛泽东
　　12月19日，毛泽东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几十个人座谈政协工作，他在谈话中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的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作了说明，他说：
　　“主要的问题是政协的性质问题，是国家机关还是人民团体？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的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
　　毛泽东针对有人曾经提出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这一说法，明确说道：
　　“不能这样看。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要区别各有各的职权。”“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
　　毛泽东提出政协有5项任务：第一是协商国际问题。第二是商量候选人问题。第三是提意见。第四是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第五是自愿的学习马列主义。
　　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
　　“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
　　他最后还对身边党内的负责人说：
　　“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要运用统一战线的武器。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但还要懂得去运用在此基础上的广泛的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样，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清一色。”
　　12月21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周**做工作报告。
　　毛泽东宣布会议休息时，说他有别的事情要提前退场，说罢便从主席台上走了下来，同委员们握手告别。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都争着和他握手。“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委员们发自肺腑的欢呼声，震撼着年轻委员李希凡的心，他和毛泽东握手后，一直痴痴地跟在毛泽东后面走，环形一周直到东廊的尽头，眼看着毛泽东在众人簇拥下走出怀仁堂。新华社摄影记者迅速按下快门，拍摄了一帧珍贵的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留住了这一令人振奋的历史瞬间。
　　胡耀邦见李希凡还呆呆地站在东廊上，就上前拉着他的手说：
　　“走，去见见总理。”
　　周**交叉着双臂正站在东廊出口处同一位委员交谈，胡耀邦向他介绍了李希凡。周**打量着李希凡，问道：
　　“蓝翎是你的爱人吗？”
　　李希凡说：
　　“蓝翎是我的男同学。”
　　周**爽朗地笑了，说：
　　“人们总是爱信这些猜测中的事。”
　　12月25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为政协主席，班禅等为政协副主席；**等为政协常委。
　　是日晚，全国政协委员会在北京饭店西楼宴会厅举行宴会，毛泽东健步走进宴会厅，后面是刘**、朱德、周**等人，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宴会开始了，毛泽东、周**频频和张澜、陈叔通、李济深等老先生碰杯。与李希凡同席的朱学范见他一直深情地望着毛泽东，鼓励他说：
　　“去敬酒吧，毛主席要知道是你，一定很高兴。”
　　同桌的一位台盟的委员见李希凡还踌躇着不敢前去，就拉着他来到毛泽东面前，一面向毛泽东敬酒，一面介绍说：
　　“他是李希凡。”
　　毛泽东含笑和李希凡碰了杯，看着他说：
　　“谢谢你。”
　　李希凡急忙说：
　　“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旁边的刘**也和李希凡碰了杯，眯起眼睛瞧了他一会儿，说：
　　“你很年轻么！”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读《人民日报》得知，在12月25日这一天，青藏、康藏两条公路正式通车，结束了西藏地区因为没有现代交通而一切运输完全靠肩背和牲畜驮运的历史。
　　青藏、康藏公路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在毛泽东“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伟大号召下，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修筑而成的。为修筑好这两条公路，平均每一公里都要牺牲一名战士，其艰难困苦的程度可想而知。
　　且说毛泽东正在翻阅着报纸，周**来了，将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信及一份复电稿交给了毛泽东。
　　原来在12月下旬，志愿军总部致电中央军委总干部部，请示如何安置毛岸英的遗骸。12月24日，总干部部由赖传珠起草了一份复电稿，内中要求将毛岸英的遗骸运回北京安葬，尔后将复电稿送交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审批。彭德怀立即将电稿送给周**审阅。12月25日，他给周**写了一封信：
　　总理：
　　昨24日，赖传珠同志拟一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葬一处，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稿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彭德怀
　　毛泽东在烟雾缭绕中看罢电稿和信，缓缓地对周**说道：
　　“让他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安葬在朝鲜的领土上。”
　　说罢，提笔在信上批道：
　　“同意彭的意见，请告总干部部另拟复电。”
　　后来，在朝鲜平安道桧仓郡的山丘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之中，埋葬着134名中华儿女，最前排的正中间修着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3尺高的花岗岩石碑，墓碑的正面镌刻着郭沫若题写的7个大字：毛岸英同志之墓
　　墓碑背面镌刻的文字是：
　　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且说12月28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李达在撰写了《胡适思想批判》和《胡适政治思想批判》两文后，立即将文章寄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回信中写道：
　　鹤鸣兄：
　　12月20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千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954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向农民宣传总路线的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在农村进行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于是，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的热潮，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1955年1月，文东仙和文泮香的大儿媳妇、文赐生的遗孀刘媛英，和她护送的文运昌老伴十六阿婆杨达昌、文南松老伴二十阿婆文刘氏，应毛泽东之邀，前往北京。因为她们3个人谁都没有到过北京，就由韶山招待所派人送到长沙，再由省委交际处购买火车票护送上车，在武汉停留一宿，转乘去北京的列车。她们到京后住在中直机关招待所。
　　这一天，毛泽东派秘书把刘媛英3人接到中南海叙旧。寒暄之后，宾主落座。毛泽东和几个老太太拉起了家常：
　　“乡下生活好不好？有没有饭吃？”
　　“有。搭帮共产党翻了身，我们生活过得好多了。”
　　“油盐足不足？”
　　“还有吃。有时也缺一点油盐。”
　　“家里喂的猪、鸡、鸭多不多？”
　　“喂了一些。”
　　“要多喂些鸡鸭。特别是多喂些猪，猪多肥多粮多，还能改善生活。”
　　毛泽东满口家乡话，刘媛英3人感到很亲切。刘媛英从包里拿出一条带给毛泽东的腊鱼，说：
　　“主席表叔，这是送给您吃的。”
　　毛泽东摇摇头，说：
　　“你们来不要带什么礼物。我这里都有。你们应该留着自己吃。乡里物资少，弄点东西不容易呀！”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乡里来的客人，作陪的有王季范与夫人、章淼洪的母亲文静纯、章淼洪的丈夫朱光以及王海容等人。
　　毛泽东叫人把孩子们喊出来。李敏、李讷、毛远新，还有刘思齐，从南屋拥到北屋的客厅，面朝客人站成一排。毛泽东指着老太太们向孩子们介绍说：
　　“这些老太太，都是家乡来的亲戚。中国革命成功了，与她们是分不开的。你们要好好的尊敬她们。”
　　孩子们一齐朝客人鞠了一躬，按辈分一一称呼客人。毛泽东又对秘书说：
　　“这些老太太家里很穷，生活很不宽裕，我那稿费还有，你给她们拿些钱，再添置几件衣服。”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不断地为客人们夹菜，指着腊鱼对刘媛英说：
　　“这是你带来的，你们舍不得吃，现在多吃一点。”
　　饭后，毛泽东同客人们合影留念。前排坐着毛泽东、王季范夫妇、文静纯、杨达昌、文刘氏、刘媛英；后排站着朱光、王海容、刘思齐、李敏、李讷、毛远新。背景是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那幅《普天同庆》的国画。
　　合影后，毛泽东又同3个老太太谈了一会儿。说到毛岸英的牺牲，刘媛英含着泪说：
　　“岸英1950年还到了唐家圫，看望表伯和表伯母们，彬彬有礼，尊重长辈，关心穷人疾苦，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青年，只可惜牺牲太早了。”
　　其他人听刘媛英一说，也都唏嘘不已。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难过。抗美援朝牺牲了很多人，都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了人民的利益。岸英只不过是成千上万牺牲的志愿军战士的一个。”
　　毛泽东转对秘书说：
　　“这些人很少到城里来，你带她们到处玩一玩，看看北京的风景名胜，颐和园、故宫、明十三陵。”
　　客人告别的时候，毛泽东对刘媛英说：
　　“赐生二嫂，这次我十六嫂、二十嫂来了，只有十嫂、十七嫂没来了，以后，你能不能再送她们两个来京？”
　　刘媛英满口答应说：“能！”
　　后来，秘书遵照毛泽东的吩咐，带着客人游览了北京的名胜风景，还给她们每人300元钱，添置了衣服，购买了礼品。
　　刘媛英回到家乡，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了婆婆文十阿婆和婶婶阿婆，两位老太太高兴得不亦乐乎。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要求按照不同地区的情况采取如下措施：
　　1、在基本上完成或超过原定发展计划的地方，停止发展，全力巩固。2、在距原定发展计划尚远的地方，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3、对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进行整顿，在不伤害积极分子热情而又保证新建社质量的原则下，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做必要的合理的减少。
　　1月14日下午，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周**请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对周**说：
　　“我们已经发现了铀矿石，这是一个福音，你组织一下，把那些石头搬到中南海来，让大家都看一下，我们自己能不能搞出原子弹？”
　　毛泽东所说的铀矿石，是中国地质部于1954年上半年首次在广西发现的。
　　周**回到办公室，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立即召来了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长、地质学家李四光，同时被召见的还有国务院第3办公室主任薄一波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周**先请李四光介绍了国内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然后转向钱三强说：
　　“三强同志，那么你们这里现在的原子能科学研究状况怎么样呢？”
　　钱三强便详细地介绍了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的状况。周**全神贯注地听着，尔后询问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核能事业的必要条件。最后，他告诉钱三强和李四光说：
　　“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你们做点准备，简明扼要，可以带点铀矿石和简单仪器做点现场演示。”
　　1月15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这一消息使世界为之震惊。
　　1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这天下午，钱三强和李四光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达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会议室里边已经围坐着许多他们所熟悉的中央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周**、朱德、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邓**、陈云、李富春、彭真、薄一波、刘杰。
　　毛泽东一见钱三强、李四光来到会场，便笑着招呼他们二人近前坐下，开宗明义地说道：
　　“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见毛泽东这样坦诚，也不便客套，拿出一小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领导人们一个一个地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
　　接下来，钱三强站起来汇报了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在原子能方面的发展概况和国内科学家近几年所作的工作。他为了加深领导人们的直观印象，便把带来的自制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进自己口袋里，从桌旁走过，盖革计数器立刻发出“嘎嘎嘎”的响声。全场的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有的人兴趣很浓，也亲自作了试验。
　　当钱三强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问道：
　　“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
　　钱三强说：
　　“是这样。”
　　毛泽东又问：
　　“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钱三强闻言，一时语塞。此时的科学界尚无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毛泽东有此一问，他就思考着回答说：
　　“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毛泽东说：
　　“我看不见得，以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
　　听到毛泽东如此说，在场的科学家都沉默了，有的还露出了怀疑的神色。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非常自信地说：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
　　后来科学的发展证明，此一论题的正确思考者，正是毛泽东。他的这一番议论以及本传后面还要多次叙述的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议论，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世界第7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爆发出了一个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毛粒子”的重大新闻。起因是由美国著名微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首先提出了建议。他在发言中把物理学家逐层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比做剥洋葱。他还说：“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格拉肖的建议和“毛粒子”的命名，表明了整个世界科学界对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崇高敬意。
　　且说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开始做总结性讲话，他说：
　　“我们还有很多矿石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现在已经找到了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矿床来。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它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说道：
　　“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与会者对大力发展原子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决心，有不少人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询问国内国外的情况。钱三强都一一作了回答。
　　会议一直开到7点多钟，到了吃饭的时间，大家从会议室来到餐厅。餐厅里早已摆好了3桌饭菜，各个桌上都是6样普通的菜，多带有辣味。毛泽东请钱三强、李四光与他同在一桌，钱三强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的左边是彭真，右边是李四光。李四光改用湖北话与毛泽东交谈，无拘无束，十分开心。少顷，彭真把话题引向了钱三强，他对毛泽东说：
　　“三强的父亲就是钱玄同，是北大教授。主席那时也在北大，见过面没有？”
　　“知道，但是没有见过面。”毛泽东又笑着对钱三强说：“最近我读过你父亲的一篇文章《<新学伪经考>序》。”
　　钱三强说：
　　“父亲写这篇文章时我正读高中，曾经听他说过，花了不少功夫写成的。”
　　毛泽东徐徐点头，说道：
　　“钱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批评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的著作，他说有许多古书都是经过后人篡改过的。章太炎对这本书有反对意见。钱先生为这本书作了长序，这篇文章代表他对经学今文、古文问题的成熟见解。他在文中提出：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钱先生反驳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有这种勇气，是很不容易的。”
　　这顿晚餐大家吃得都很高兴，将要结束时，毛泽东端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道：
　　“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举杯！”
　　欲知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后来如何发展，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57
第257章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
话说1955年1月12日，毛泽东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准备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共中央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笔者注）部分内容的报告，作了不少修改，并批示道：
　　“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
　　1月14日晚，听到风声的胡风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并要求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果要发表，他希望在卷首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声明的内容如下：“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开展后，我受到了很大教育，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材料’里面的错误，在这个材料公开发行时，我首先声明两点：这个‘材料’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上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周扬认为胡风的声明内容太笼统，不具体，发表了对读者没有好处。
　　1月15日，周扬给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并请转呈毛泽东。
　　陆定一在周扬的信上作了批示：“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
　　这一天，毛泽东看了周扬的信和陆定一的批示，当日即将信批给刘**、周**、邓**传阅。他写道：
　　“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是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由此引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段公案。毛泽东何以对胡风问题如此重视？此事说来话长。
　　胡风其人，本名张光人，1902年生于湖北省蕲春县，他在中学时代，接受了革命思想，曾积极参加五卅学生运动。1929年，胡风到日本东京留学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参加了左翼组织活动。1933年，他回国到上海，曾一度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和书记。
　　胡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进步文学活动。在文艺创作理论方面同其他作家存在着分歧。从30年到50年代，胡风与其他一些作家在文艺思想上有过5次大的争论：
　　第1次是在1936年夏，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联合战线的口号；而鲁迅、沈雁冰、冯雪峰、胡风等人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那时，鲁迅正在病中，胡风就用自己的名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首次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第2次在1940年前后，延安和重庆的文化思想界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在延安，没有发生严重的分歧和论争。而在重庆文化界思想界的讨论中，向林冰等人提出了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而葛一虹等人否认旧文艺形式还有可取的东西。郭沫若等人也发表自己的意见。胡风却独树一帜，既不同意向、葛的观点，也不同意与向、葛不同意见的观点。他既肯定“旧形式”的作用，又强调外来文艺形式的意义。胡风处于“孤军”地位，他的观点受到批评。
　　第3次是在1945年及其以后，1945年重庆文艺界的某些领导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认为当前主要是反对“非政治倾向”，而胡风认为主要反对倾向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要求作家奋发“主观战斗精神”。重庆进步文艺界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但胡风没有接受这些批评，而且感到十分反感。1948年，在香港的党内文艺工作者邵荃麟、林默涵、胡绳发表文章，批评了胡风等人主张的“主观精神”、“战斗精神”、“人格力量”脱离了社会实践和阶级关系。胡风发表文章，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从实际出发，历史地、正面地论述了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1949年7月2日，第1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沈雁冰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对此极为不满。
　　第4次是在1951年冬，全国文联常委会根据毛泽东“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号召，决定在文艺界进行整风。一些读者给《文艺报》来信，提出应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1952年4月，周扬在上海同胡风进行一次长谈。批评了胡风。胡风感到不安。5月4日，胡风给毛泽东、周**写了信，并附上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要求公开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5月25日，武汉《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文章对照《讲话》结合自己解放前后的思想实际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由胡乔木加了编者按语，肯定舒芜的检讨，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艺思想。”舒芜的文章发表后，在胡风和与胡风接近的人们中间引起了很大震动，但胡风仍没有接受批评。从9月6日开始，文艺界在北京先后召开了4次座谈会，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就他和党的不正常关系作了一些反省。但对于自己文艺思想上的原则问题，始终没有什么检讨，而是作了辩解。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周**和党中央报送《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周**作了肯定的批示。中宣部的报告和周**的指示均曾经毛泽东、刘**圈阅。1953年《文艺报》第2期和第3期上分别发表了林默涵执笔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何其芳执笔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都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根本性质的错误”，它“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有的省市的报纸也转载了林、何的文章。1954年，胡风借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四中全会决定，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7月间，撰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呈交当时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由习仲勋转交中共中央。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对林默涵批判他的观点一一加以辩驳；论述了“主观战斗精神”问题；指出文艺界存在着的宗派主义没有得到清算；他把提倡共产主义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比喻成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
　　第5次是在1954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倾向的批评。他指出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保持资产阶级权威。于是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在10月31日至12月8日先后召开了8次扩大会议，对《文艺报》进行了批评。胡风作为文联委员和作协理事也参加了几次会议，他在两次发言中点名批评了周扬等10多个文艺界的负责人并指责《文艺报》对阿垅、路翎、鲁藜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压制新生力量。胡风的发言，引起一些与会者的不满。郭沫若、沈雁冰等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12月8日，周扬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其中第三部分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着重批评了胡风所集中力量攻击的《文艺报》宣传了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该文送给毛泽东看过。1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扬的讲话。
　　这就是关于反对胡风反党集团一段公案的由来。
　　这正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聚头事不休。
　　且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
　　此前，《人民日报》1954年7月23日发表社论，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昭告全世界。8月3日，美国公然宣布，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9月3日开始，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炮击金门。9月8日，美、法、英、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8国在马尼拉签订了针对中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成了马尼拉条约集团。9月22日，人民解放军再次开始炮击金门。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于是，毛泽东命令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首先解放与海运、渔业直接有关的浙江沿海岛屿，向世界各国表明中国要解放台湾的决心；同时要尽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冲突，酿成国际争端。
　　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一份《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中说：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
　　毛泽东在这一段之后加写了两句话：
　　“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
　　1月23日，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
　　1月24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穿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在藏历木羊年新年（藏历和农历基本相同，1月24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日——笔者注）这一天，毛泽东、刘**、周**等与**、班禅欢聚一堂，共度新年。毛泽东在致词中说：
　　“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团结，共同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
　　1月26日，中共中央以（55）018号文件批转了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018文件中写道：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中国作协主席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和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印成专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2、3期合刊附发。
　　1月27日，毛泽东在陆定一的请示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此前，梁漱溟曾写了一篇《告台湾同胞书》，送给陆定一审阅。陆定一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并就修改和发表问题向周**请示，周**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批道：
　　“陆拟各点均不可改，只在文尾倒数第3行第2删去‘事不宜迟，……’几句。此文可以广播，并可在北京、香港两处报上发表。”
　　1月28日，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向毛泽东递交国书。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教育的。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6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
　　1月30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
　　此时，美国见大陈岛失守已成定局，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要其撤离大陈岛。
　　1955年2月2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彭德怀写了一个批复。
　　此前，海军司令部在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期间我海岸炮使用问题的请示电中说：“如无美舰直接参加大陈撤退时，我海岸炮可对大陈及港口实施准确射击。”毛泽东在一旁批道：“不妥。”他又在给彭德怀的批复中写道：


　　“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后来，国民党军在2月11日撤离大陈岛。到2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
　　2月5日、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各地也按照中央指示召开了文艺工作的座谈会和讨论会。
　　《学习》杂志1955年第1期发表了《展开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的评论。
　　《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批判性文章。许多作家、艺术家、理论家也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其中最有权威的是郭沫若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
　　2月8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六，李讷一大早就将一件小礼物和一封给爸爸的信送到了警卫值班室。这件礼物是一个用丝线在圆形的硬纸上编织出来的非常精致的小书签，上头一面画有寿桃，一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爸爸：
　　你正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的：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热烈爱着你的女儿
　　　　　　　　　　　　　　　　　　　　　　　　　　李讷
　　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尔后，毛泽东发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发布实施。
　　在人大常委会议期间，毛泽东见到了在20年代红军中有“红姑娘”之称的曾志，问她说：
　　“你学过英文吗？”
　　曾志说：
　　“我在小学学过一点儿，我们的校长是美国人，教师和校长都用英文讲话。这么多年了，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英文将来是世界语言，要学一点儿，会有用处的。”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曾志却有些为难：
　　“我都46岁了，脑子记不住了。”
　　“我都62岁了，还请了一位英文教员，每星期给我上几小时的英文课，都已经学了2年了，你才40多岁就不能学了？”
　　曾志被毛泽东说得不好意思了。她看着毛泽东，仿佛眼前的毛泽东还是1929年在苏家坡旁若无人地念他那特有的湖南腔英语的那个毛泽东。
　　人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即将离开北京的**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阿沛&#8226;阿旺晋美，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是国家最年轻的领导人了，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现在你们不仅仅是西藏的领袖人物，而且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他又亲切地望着**和班禅，强调说：
　　“因此搞好你们两位活佛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还要搞好噶厦和堪厅两方面的团结，搞好汉族和藏族同志之间的团结。”
　　毛泽东说罢，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要搞好团结，就要互相学习，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学习藏语文，不懂藏语文怎么和藏族同胞接触？怎么能够为藏族同胞服务呢？”
　　班禅说：
　　“希望中央给我派一名汉语教员，下次来北京开会，我不要翻译，要直接用汉语同主席交谈。”
　　“很好，很好！”毛泽东非常高兴，他风趣地对翻译说：“两位佛爷学会汉语，不用翻译，你不用担心，你不会失业，以后可以当干部。当然，翻译也是干部。我说的是当领导干部，担负更重要的责任。西藏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大批优秀的干部。”
　　他又转向**、班禅和阿沛&#8226;阿旺晋美，说道：
　　“我再一次告诉你们，中央代表，解放军，汉族干部到西藏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西**民发展经济、文化，为了西藏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他们不是按这个原则办事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找我，找周总理谈，丝毫不用客气。”
　　接见就要结束了，毛泽东站起身来，最后说道：
　　“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说话是算数的，今后我们要重视发展西藏的经济和文化事业。这一次，也不能让你们空着手回西藏去，中央人民政府给西藏准备了一批礼物。”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向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赠送了一大批农牧业机具。
　　2月14日，毛泽东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举行的宴会。毛泽东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愿中苏友好关系万古长青。
　　1955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老同学谭世瑛。谭世瑛是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时的国文老师谭咏春的儿子。毛泽东深情地说：
　　“你爹还在东山不？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一样，只有他老先生看重我。”
　　“你父亲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我也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在当时，他能够那样关心我这个学生，真是不容易的呀！”
　　毛泽东又问：
　　“世瑛先生，家里有些什么人呀？”
　　谭世瑛说：
　　“我和婆婆子，还有仨崽，一个已经成家。”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真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啊。儿子都在做什么事呀？”
　　谭世瑛见毛泽东主动问起儿女的事儿，此时时机已到，便把儿子将要被人民政府镇压一事说了一遍。
　　原来，谭世瑛的儿子谭可和媳妇以前杀害过共产党员，后又接受派遣和一个女特务潜伏回乡，与人民政府为敌。现在谭可和媳妇被人民政府抓了起来，要进行公审法办；而谭世瑛因为要替儿子申诉，也曾被管制起来。他现在来找老同学，就是想请毛泽东为儿子说说情。
　　毛泽东闻听此事，看着眼前清贫了一辈子的老同学，家中竟出了这样一个逆子，也算是老年一大不幸。他一步一步踱到谭世瑛面前，语重心长地说：
　　“世瑛先生，我们家乡有一句乡谚：‘儿大不由娘’。又说：‘崽大爷难做’。做父母的，只能生他的身，不能生他的心。就算同胞一母所生，比如萧子升、萧子璋两兄弟，一个要朝东，一个要朝西。人各有志，谁也管不了谁。所以我劝你，儿女们的事，你不要去管。据我看，你想管也管不了。”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人民币。1元新人民币相当于1万元旧币。
　　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签发的《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分析了思想战线上斗争的形势，论述了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大意义。指示说，开展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学术讨论和科学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组织理论工作队伍的有效方法。
　　指示还强调说，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要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有严重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只要他们在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在对其学术思想展开严肃批判的同时，在政治上采取团结的方针。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鼓励其参加学术讨论和进行自我改造。
　　3月1日，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批示说：节制生育是关于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决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级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是中共中央对中国人口计划生育问题的首次决策。
　　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强调必须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使农民对自己的交售任务心中有数。
　　3月5日，毛泽东将他的卫士从家乡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批转给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信中反映河北安平县一个乡里在农业合作化当中，干部粗暴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据杜润生回忆说：“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泽东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负担很重。5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57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达到百分之五十。”
　　3月初，正当中国外交部为周**出席万隆亚非会议进行紧张筹备之际，国家有关部门获悉国民党特务制订了“1号”行动计划，要在会议期间暗杀周**及代表团成员。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担心周**万隆之行有什么闪失，考虑不让周**出席这次亚非会议，毛泽东动情地对周**说：
　　“**呀，这次风险比较大，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在多处布下暗杀你的网，你若是有点闪失，那可不得了。我们党和国家需要你呀。我们是多年的好战友，亲密的战友，你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太大了，一刻也离不开你，所以我请你慎重地、认真地考虑，是否你就不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了。”
　　周**说：
　　“我知道，诚如主席所说的，去固然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去，可以促使亚非会议更好地进行，取得好的成果，多交些朋友，扩大中国的影响，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和友谊，在亚非国家中架起友谊之桥，和亚非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大和平地区，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
　　外交也是斗争，有斗争就有牺牲。如果我因为怕死而不出席会议，就辜负了亚非人民的希望，也对不起吴努、尼赫鲁、苏加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他们诚心邀请我出席亚非会议，而我却不能如约对印尼进行访问，谈好了的计划日程不能实行，岂不是失信于人吗？所以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出席。”
　　毛泽东也考虑到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代替周**，就说：
　　“你和陈毅去可以，但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妥善安排，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周**说：
　　“这次去得分兵两路，全部经过缅甸，对方接待有困难；同时，印度的飞机已租好，不能毁约。我想，我和陈毅同志及代表团主要成员经缅甸飞雅加达，现在民航已准备从昆明试飞仰光，如果成功，就快了，我们可以在昆明多停留两天，把会议文件再斟酌一遍。其它的同志则按原计划从香港飞雅加达。”
　　3月9日，国务院第7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规定自治区筹委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由**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3月13日，应周**之邀准备从香港归国的卫立煌，将事先草拟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发至北京。毛泽东展开一看，只见卫立煌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中写道：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
　　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
　　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5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召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谤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向蒋提问此事，蒋竟诿称不知。吴先生事后又问张镇何以总统并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会派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
　　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身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30余年，他都肯做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我自辛亥年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5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新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5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予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
　　　　　　　　　　　　　　　　　　　　　　　　　　卫立煌
　　毛泽东看罢，稍加思索，提笔在上面写了一个批语：
　　“此件以一字不改，照原文待卫到广州时即行发表为好。在广州发表时，即送香港登报，并登广州报纸。同时由新华社发来北京，播发北京及全国登报，并发口语广播，译成外文发表。此件完全可用，不需要修改。”
　　3月14日，毛泽东在彭德怀转报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对马祖、金门斗争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电上批示道：
　　“马祖及其它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福和中学老师

3月1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复了一封信。
　　黄炎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
　　3月15日，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一行甩掉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由香港回到祖国大陆。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了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及广东省党政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卫立煌立即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新华社及香港、广州和内地各大媒体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均同时播发了这一重要文告。
　　3月16日，卫立煌给北京发电报，向毛泽东、刘**、周**、朱德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了。
　　3月17日，毛泽东在卫立煌的电报上批示道：
　　“应发一电表示欢迎。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
　　他还拟写了一份发给卫立煌的复电稿：
　　广州华南分局即送卫俊如先生：
　　3月16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卫立煌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和夫人韩权华一起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由南向北，沿途参观访问。
　　3月中旬，毛泽东召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他在听完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的情况汇报后，说道：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
　　3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
　　会议讨论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全会决定：饶漱石不出席即将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保留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
　　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致词说：
　　“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6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实现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我们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
　　“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3月22日，陈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毛主席：
　　送上我的发言稿，如你能加以审阅指正，会使我获得进益，并增加发言的勇气。本文对高、饶的罪恶作了揭露，又引申到批评党内现状，是否需要，是否过火，我在这点上是有些犹豫感的！另外关于路线检讨，我是把我入党30多年来的思想演变过程作了概括叙述，既不护短也不是哗众取宠，力求适当，即做到有更大的妥当性。这个问题我所用功夫是很多的，但是否够格，是否有毛病，尚不敢完全自信。你昨日说反革命有规格，我想自我检讨亦有其一定的规格，我开的规格只此而已，故热望指正。
　　　　　　　　　　　　　　　　　　　　　　　　　　陈毅
　　3月23日，毛泽东在陈毅的发言稿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你的发言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可以和应该那样说，不算过火。在第21页上，我加上几个字。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
　　会议期间，邓**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此后在会议讨论中，由于饶漱石闹翻案以及大批新的揭发材料的出现，高、饶问题“逐步升级”。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阐述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看法。他说：
　　“必须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
　　3月26日，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找邓子恢等谈话。他说：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暴动。”
　　毛泽东就农业合作化运动与邓子恢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颁布实施。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消了他们在党内外的各项职务。对于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将张明远、张秀山、赵德尊、马洪、郭峰的处理比较宽，没有开除他们的党籍，只是给予降级处分。对于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向明和上海公安局长杨凡，给予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处分。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党代会的结论中说：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高、饶之间是一个反党联盟。这个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种激烈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引为鉴戒，不要重蹈覆辙。共产党人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不可学习高、饶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在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毛泽东还说：
　　“对待一切犯了错误、有所觉悟、愿意进步的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看一看等待他们改正错误，而且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尤其是犯了错误更需要别人帮助，‘看’，等待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是必要的，不过还是消极的。必须‘帮’，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早日改正错误，这才是对待同志的积极态度。”
　　“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智慧结合起来，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使我们工作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与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
　　毛泽东鉴于高岗、饶漱石事件出现的教训，建议成立具有更广泛权力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加强党内监督。
　　1955年4月1日，公安部以反革命罪将饶漱石逮捕入狱。
　　4月2日，潘汉年由于受到饶漱石一案的震动，他带着写好的一份检查材料去见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请将这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报告及材料，大吃一惊，安慰了潘汉年几句，便匆匆将材料亲自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罢材料，大为震怒，当即批示道：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4月3日，公安部受命逮捕了潘汉年，罪名是潘汉年在检查材料上所检讨的两件事：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报告；二是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
　　4月4日，毛泽东主持续开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3项决议和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人选。全会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
　　七届五中全会补选林彪、邓**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周**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
　　4月5日，卫立煌及夫人韩权华一行抵达北京，毛泽东安排由周**负责接见。周**设家宴招待了卫立煌一行。
　　4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
　　毛泽东在谭震林、江渭清等人陪同下，到南京栖霞区十月农业合作社参观。他同社员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走到村头时，他突然转向身边的江渭清：
　　“渭清，上次我们谈过城市绿化的事，依你看这郊区的绿化该怎么个搞法？”
　　前边说过，1953年2月下旬毛泽东在紫金山天文台谈过南京城市绿化的问题。如今江渭清见他又提到郊区绿化的问题，便回答说：
　　“我们已有部署了，根据具体情况做综合安排，打算搞防风林、用材林、薪炭林和经济林。针对树木品种不同，生长快慢不同，搞长短结合，‘公孙三代’，不久就会见成效的。”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
　　“这里的经济林将以什么品种为主啊？”
　　江渭清说：
　　“根据调查研究，很适合种水蜜桃树。”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可好，将来南京地区的水果供应问题也就能解决了，真正是造福后人啊。”
　　在上海，毛泽东听取了柯庆施的汇报。柯庆施说，在县、区、乡3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
　　4月7日，周**、陈毅一行人驱车到北京西郊机场，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他们刚要登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把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周**见上面写道：
　　“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内，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
　　周**看罢情报轻蔑地一笑，与陈毅等人飞往重庆，再转昆明。
　　周**到了昆明，打电话给西花厅，要工作人员告诉外交部，要外交部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之前，将罗长青送给他的情报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4月10日上午，中国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将情报通报给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斯。是日晚，新华社香港分社将情报向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作了通报。
　　4月11日上午，因驻香港的特务机关收买了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周驹，让他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飞离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亚途中5小时后爆炸，机上的中国、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此时，周**、陈毅等一行人尚在昆明，幸免于难。
　　4月21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北京召开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在会上致开幕词。
　　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合作化的发展形势和下一步整顿收缩的方针、政策。
　　4月22日，毛泽东结束了在南方的考察，回到了北京。
　　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会见了17年未曾谋面的卫立煌，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对卫立煌的归来，感到非常高兴，他详细地询问了卫立煌的近况和在海外的生活情况，向卫立煌介绍了解放后中国的变化和将来的发展蓝图。卫立煌为之欢欣鼓舞，感谢毛泽东的关怀，表示向往新中国的建设。
　　是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饭罢，又一起观看了一场电影。卫立煌十分感激毛泽东的热情款待。
　　4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一乌丁&#8226;阿哈默德。
　　巴基斯坦在1951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集团。刚刚结束的这一次亚非会议，巴基斯坦也是发起国之一。
　　毛泽东在同苏尔丹一乌丁&#8226;阿哈默德谈话中说：
　　“亚非会议要不是由5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
　　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会，改进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他们的代表有了接触。
　　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5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
　　1955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谭震林谈话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些。
　　5月1日晚，毛泽东就陈嘉庚来信建议节约粮食和福建晋江青阳机场改建问题，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嘉庚先生：
　　迭接惠书，论及粮食和飞机场二事，均已转付有关机关研究去了。盛意甚感，谨此奉复。顺祝
　　兴居佳胜
　　　　　　　　　　　　　　　　　　　　　　　　　　毛泽东
　　是日晚，毛泽东想起近年来许多乡下亲友来京，或要求来京，或要求解决工作问题，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便提笔给文炳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炳璋同志：
　　2月15日的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泽荣（逊五）、毛仙梅2人，和他们一到来京一行，即持信为证。其他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文梅清、文东仙二同志，他们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来的，除泽荣、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问你母亲及各位朋友的好！
　　　　　　　　　　　　　　　　　　　　　　　　　　毛泽东
　　毛泽东写毕，把信看了一遍，觉得对“不要来京”还有必要强调一下，便又在信的天头上加了一句：
　　“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
　　5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台盟总部秘书长徐萌山作为台盟的唯一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休息时，示意叫徐萌山过去，他同徐萌山握手后说：
　　“你是第一次来吧？过去没有见过。”
　　徐萌山说：
　　“我叫徐萌山，在台盟工作，1946年从台湾来念大学的。”
　　站在毛泽东旁边的徐冰副部长介绍说：
　　“他是台盟的秘书长。徐，就是我徐冰的徐，500年前是我的本家。”
　　毛泽东笑了说：
　　“啊，是你的本家啊，那很好！”
　　毛泽东幽默的话语，使徐萌山紧张的情绪变得轻松了。毛泽东转对徐萌山说：
　　“你还年轻，要很好学习，做好工作。”
　　徐萌山激动得不知怎样回答，只说了声：“好的，谢谢。”
　　

福和中学老师

　5月5日晚，毛泽东听取邓子恢关于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毛泽东的警告没有引起邓子恢的重视。
　　5月6日，邓子恢在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做了总结，他没有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昨天晚上和他谈话内容，会议总的精神依然是：“一般停止发展，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少数省县适当收缩。”
　　5月7日，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这天中午，周**率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
　　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周**、陈毅汇报了亚非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请大家一起用餐。
　　5月7日傍晚，毛泽东派秘书和专车把文炳璋、毛泽荣、毛仙梅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接到中南海叙旧。
　　文炳璋一行是在5月初应毛泽东之邀来京的，他们住在中南海外面一个招待所里。
　　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这一次已经是第2次来京了。此时，毛绘华刚从部队转业，忙着找工作，他知道养父和毛泽东的关系，便央求父亲到京找毛泽东帮忙找个工作。毛泽荣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毛泽东见到毛绘华，当即叫秘书拿了200元人民币，作为见面礼交给了毛绘华。毛泽东还勉励毛绘华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毛泽荣借此机会提出，请主席三哥帮忙找个工作。毛泽东闻言，沉吟不语，半晌才说：
　　“这个事情不大好办。我是国家主席，不能随便给人介绍工作，更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亲属、故旧、同事的利益。”
　　毛泽荣听了，心中有些不悦。
　　毛仙梅一身农民打扮，上穿一件补丁青衣，腰系一条旧围裙，还带着一杆旱烟袋。毛仙梅是毛泽东的远房族兄，曾在烈士毛新梅的影响下参加农民运动。
　　毛泽东见他如此打扮，就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
　　毛仙梅喜欢抽旱烟，一抽就烟雾沉沉，很呛人。毛泽东见他一个劲地抽，就说：
　　“仙梅大哥，你还是把烟袋脑壳丢了，抽纸烟吧。”
　　毛泽东向文炳璋了解了农村的生产和农民、教师及转业军人的生活情况。
　　毛仙梅向毛泽东反映了杨林蒋梯奎烈士的胞弟蒋浩然，被划为地主成份引起亲属不满的事，并把蒋浩然写给毛泽东的信交给了毛泽东。
　　此时，工作人员端来了晚餐，毛泽荣在吃饭的时候见毛泽东爱吃红烧肉，便对他说：
　　“三哥回韶山，我们餐餐搞红烧肉给你吃。”
　　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好！那好！你们能经常吃到红烧肉吗？”
　　毛泽荣闻言，立时放下筷子，不高兴地说：
　　“莫说吃肉，好多人家饭都没得吃！”
　　毛泽东忙问何故？毛泽荣说，去年秋天，中央来了文件，粮食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后留给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1斤。对庄稼汉来说，1天1斤哪里够吃？眼下春季青黄不接，借贷无门，韶山有40%的人没有饭吃。
　　毛泽东听了，沉默了许久，歉意地说道：
　　“我了解的情况没那么严重，看来我没有十足的官僚主义，也有五成呢。只有你肯讲真话。”
　　他立即让秘书把在家的中央领导都请到这里来。不一会儿，刘**、周**、彭德怀、彭真等人先后到了。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客人，又让毛泽荣介绍一下乡下缺粮的问题。毛泽荣说：
　　“你们领导闹革命，我举双手赞成，就是粮食要充足点。”
　　接下来，他详细地汇报了乡间因为统购过头而造成春荒缺粮的情况。周**解释说：
　　“现在国家搞建设，有些困难，要注意节约，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星期天只吃两顿饭。”
　　毛泽荣说：
　　“乡里没有多少油吃，城里还有副食卖，当然够了……”
　　毛泽东见谈得差不多了，便止住堂弟的话说：
　　“好，好！泽荣暂时莫讲了，我们要开会研究一下。”
　　送走刘**等人后，毛泽东和毛泽荣出去散步，兄弟俩漫步在中南海的林荫大道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泽荣，你有困难，不要来找我，要靠当地政府解决。你的困难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政府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不要耍蛮。你是我的亲属，我必须严格要求，不会只为你们考虑。至于你的儿子要参加工作，想法是好的，但要靠他自己努力，不要要求政府照顾。”
　　这一天，毛泽东让摄影师为他与毛仙梅、毛泽荣、文炳璋、毛绘华合影留念。
　　过了两天，毛仙梅从住所去见毛泽东，他说：
　　“三弟，我在北京住不习惯，我要回去了。”
　　毛泽东有些诧异，问道：
　　“怎么不习惯？这里生活不好吗？”
　　毛仙梅说：
　　“很好。可惜的是我丢了两件东西。”
　　“什么东西？”
　　毛泽东问；毛仙梅板着手指说：
　　“一件是叶子烟袋，一件是围裙子。”
　　毛泽东闻言，哈哈大笑，说：
　　“呵！就是那两件东西。我不是都给你换了吗？”
　　毛仙梅说：
　　“我舍不得。”
　　在毛泽东的挽留下，毛仙梅又住了下来。
　　5月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周**、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他说：
　　“粮食，原定征购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道：
　　“到1957年化个40%，可不可以？三分之一也可以。”
　　毛泽东又说：
　　“农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30%。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
　　5月11日，毛泽东在周扬的来信上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原来在4月间，舒芜把胡风在40年代写给他的信件交给了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林默涵发现信件中有许多暗语，对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抱有憎恨的态度。经舒芜整理清楚后，林默涵将这些信件交给了周扬。5月9日，周扬把胡风写的一篇《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报送给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的《文艺报》一同登载，在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请毛主席审阅。”
　　毛泽东看罢周扬的来信，他认为所拟编者按语不行，并对舒芜所提供的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也不满意，提笔将其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他在给周扬的批示中写道：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11时以后，或明天下午，来我处一商。
　　　　　　　　　　　　　　　　　　　　　　　　　　毛泽东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按语是这样写的：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1月写好、2月作了修改、3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上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5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由刘**、陈云、邓**、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人组成；通过了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由邓**、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9人组成。
　　这一天，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他提出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肃反方针。
　　原来在1954年，全国工矿企业发生政治性破坏事件345起。从1955年1月到4月，在闽、浙、苏、皖、桂、湘、鄂、赣、豫、川、康、滇、冀等15个省的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4起，反革命暴乱未遂案10起，较大的骚乱25起。这些暴乱、骚动、破坏事件，多数与美蒋间谍活动和深藏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实行第2次大规模镇反和内部肃反，已经成为必要的政治运动。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由罗瑞卿、陆定一等10人组成的肃反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后来从1955年7月开始，分2批进行肃反。第1批是中央、省市机关、高等院校、部队这些单位内部，参加运动的有572万人，到1956年7月结束，查出反革命及其他坏分子37578人。第2批是县以下单位，到1957年底结束。
　　5月13日，《人民日报》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以及毛泽东重新起草的编者按语一同发表。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是舒芜交出的从1943年到1950年胡风写给他的34封信的摘编。他把有关材料分为4类：
　　1、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2、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3、胡风为了以上两个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狂妄的个人野心和唯心主义世界观是胡风一切活动的思想基础。
　　舒芜还说：胡风的信，使人强烈地感到“**反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
　　欲知胡风等人的命运如何？且看下一章详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58
第258章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愁，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话说1955年5月14日下午，毛泽东游泳后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警卫部队驻地。穿着新军装的战士们，列队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毛泽东走到队伍前和战士们打招呼，内卫班的一些战士，他可以叫出名字，那些没有担任过内卫任务的战士，他叫不出名字，就一一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毛泽东回到队伍的正前方，目光从前排扫到尾，大声问道：
　　“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
　　战士们纷纷回答说：
　　“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点点头，示意大家坐下，他也坐在藤椅上，用右手板着左手的指头说：
　　“你们都是搞警卫工作的，对于我们每个同志来说，我以为你们应该有3项任务。1、要搞好保卫工作。2、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3、这是我给你们加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搞调查研究，要学会做群众工作，要学会调查研究。这个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
　　毛泽东郑重地对将要回乡探亲的战士们说：
　　“我们来拟个章程，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百姓要尊重，要尊重区、乡干部，不要摆架子。我的学问不高，我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不会高兴，团长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会高兴。所以不要向群众摆架子，你只要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来。”
　　他还要求以后每一个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都要写调查材料，回来向他报告家乡的真实情况。
　　毛泽东还建议战士们说，今后你们每两个月写一封信，了解家里有没有饭吃，生产和合作社的情况。他说：
　　“你们每年写四五封信，回信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
　　毛泽东最后要求大家注意保密，他说：
　　“不要说是给我毛泽东做警卫工作的，是毛主席派来的。”
　　接着，他讲了两个小故事：说是我们国务院有这么一个同志，回家召开干部会，他说他是总理派来的。结果这个同志还没有回来，国务院就知道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禁不住笑了，因为在警卫战士中，也曾经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毛泽东一提起来就想笑。他说：
　　“一个家在陕北的战士，回家探亲时，遇到一个当年的老游击队员。老人问这个战士，在哪个部队里干什么工作？战士说，在北京搞警卫工作。老人问：‘可见过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可好？’战士想起了部队的保密制度，就回答说：‘我没见过毛主席。’老人看着这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试探地说：‘听说毛主席病了，还病得很厉害哩！’这个战士一听就急了，马上反驳说：‘不对！这是造谣。’老人问：‘你咋知道？’战士说：‘我回来的时候还亲眼见毛主席在海边散步嘛，毛主席的身体很好，你不要听信谣言！’老人听了哈哈大笑，说：‘娃，你还小呢！’”
　　毛泽东说罢，引得在座的人们都笑了。
　　毛泽东接见结束后，又对李银桥说：
　　“以后你也要这样做，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拿来给我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后来，每当警卫战士从农村回来，毛泽东总要听取他们的汇报，详细询问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并认真地批阅他们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一个战士的报告中写道：
　　“要研究社会情况，学得经验。”
　　有一次，毛泽东听了湖南、湖北两个省籍战士汇报他们家乡的情况后，非常高兴地说：
　　“了解两个省6千万人口的情况，用了3个钟头，这个方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
　　毛泽东还伸出3个手指头，比划着说：
　　“你们看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
　　5月17日下午1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问题。
　　省市委书记们汇报了各省市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前的情况。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办社的积极性。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30%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半妥协，半让步，不能解释成为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有人说，‘让中农吃点亏’这句话是我讲的，我不记得讲了没有，但是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于中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面，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起话了。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1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900亿斤，已经减了9亿斤，可再减11亿斤，留下880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870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3年不变。以后3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和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是互利（对缺粮户也就是贫农有利，对六民（指在农村中从事盐、林、渔、牧、船和经济作物六种行业的人——笔者注）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无损（对自给户无损），一小有不利（对余粮户）。”
　　毛泽东最后说：
　　“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90%是可靠的。”
　　他还要求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分别召开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北各大区的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0点才结束。
　　5月，手工业管理局征得毛泽东的同意，确定了以“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作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
　　后来到1955年上半年结束时，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发展到近5万个，人数近150万人。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安部将胡风及其夫人梅志逮捕。
　　公安部在逮捕胡风时，从胡风家里搜查出了许多胡风与他一些接近的人们之间在50年代的往来信件。这些信件中也有不少暗语。于是，中宣部便派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对这些信件进行了整理。
　　在胡风被逮捕后，公安部在江西省吉安图书馆找到了胡风曾写过的《剿共宣传大纲》，他过去未曾作过交代。这样，中共中央更加认定胡风的问题是政治性质的问题。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编者按和结束语。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是根据胡风与其“集团”成员之间往来的68封信件摘编的。第2批材料分为3个部分：第一，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污蔑和攻击。第二，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活动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中共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报等反革命活动。第三，胡风如何指挥他的反动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话：
　　“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么，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毛泽东在结束语中也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5月24日，毛泽东撰写了《驳“舆论一律”》一文，其中写道：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
　　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5月26日，毛泽东会见了25日到京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周**、邓**、陈毅参加了会见。毛泽东热情地对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及其他客人们说：
　　“欢迎你们，欢迎其他各位朋友，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中国人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
　　毛泽东十分赞赏印尼对亚非会议所作的贡献。他还说：
　　“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对此，毛泽东说：
　　“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50年不够就100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我想你们是不会反对的。”
　　这一次会见，毛泽东给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他在回忆中说：“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摆出一个已经改变了中国历史、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民领袖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像是中国大家庭的长辈，正如我们在印尼也能经常看到的华人聚居区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长者。”
　　5月26日，毛泽东接到黄炎培报送的关于民主建国会座谈镇压反革命和大赦问题的材料后，给黄炎培写信说：
　　“凡重要问题不厌其详地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
　　1955年6月初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带着江青一起到户外去散步，他和江青聊了几句，就回头叫过来跟在身后不远处的卫士王笃恭，说：
　　“小王啊，你的家乡山西沁县，过去叫沁州，治所在上党脚盆的北面。沁州历史上可是出过一位宰相的，你知道吗？”
　　王笃恭回答说：
　　“是的。老人们说那位宰相叫吴阁老，他的坟墓修得可威风啦，离我们家只有10多里路。”
　　“那你一定去看过啦？”
　　“没去过。”
　　“那么近为什么不去看看？”
　　王笃恭认真地说：
　　“一是年纪小，二是听长辈老人们说，那里经常闹鬼，不要说小孩子，就连大人们都不敢去，生怕鬼跟上了倒运。”
　　毛泽东笑了，说：
　　“哪里有什么鬼嘛！”
　　王笃恭坚持说：
　　“有，我们村里有一个人就被鬼跟上了。”
　　“那好嘛，你说给我听听。”
　　“那人叫王东明，”王笃恭一本正经地说：“30多岁，晚上去8里路的外村看夜戏，散戏后往回走，经过路边一片坟地就遇见鬼了。王东明说：‘那鬼打着个蓝灯笼，左摇右晃，开始离我不远，我想绕过他，就加快脚步走，谁知它从前面跑到了我身后，离我很近，我快走，它也快，我走慢，它也慢，我拼命地跑想甩掉它，结果我跑多快，它也跑多快，一直跟到家里才不见了。’王东明一头栽倒在炕上，病了一个多月。后来他逢人便说，见人就讲，还说他以后再也不去看夜戏了。他这一说不要紧，闹得村子里的人晚上不敢出门，天还没黑就点灯，生怕碰上鬼。”
　　“你信吗？”
　　毛泽东盯着王笃恭问道。王笃恭说：
　　“当时我信，后来我就不信了。”
　　“不信是对的，根本就没有鬼。”毛泽东慢慢地解释道：“王东明看到不是鬼，那是什么呢？是磷火。磷火是怎么回事？人死后埋在地下，人体腐烂后，产生出一种气体，比空气要轻，称为磷火，白天看不见，只有在夜里能见到，蓝光点随着空气的活动在晃悠，在一定条件下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有人把它说成是鬼，其实不是鬼，也根本没有鬼。我国没有鬼，就全世界而言也没有鬼，你明白了吗？”
　　6月3日，毛泽东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时，加写了第6条。他写道：
　　“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毛泽东将修改后的指示批给刘**、周**、邓**、彭真，请他们阅后发出。
　　6月6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宣部送来的关于胡风等人的第3批材料和《人民日报》社论清样，他当即在第3批材料上作了批示：
　　定一、周扬同志：
　　社论尚未看，对第3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几位别的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最好今天下午打出清样，打出来后，除送你们要送的人之外，请送刘、周、**、彭真、彭德怀、董必武、张闻天、康生各一份(朱、林、陈云同志不在家)，请他们提出意见，又及。
　　　　　　　　　　　　　　　　　　　　　　　　　　毛泽东
　　6月初，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等人来北京转眼将近1个月了，辛苦惯了的毛仙梅横竖觉得不是滋味。那天吃过午饭，他就让人打电话找毛泽东的秘书，说要见见三弟。毛泽东很快安排了见面。毛仙梅刚坐下来，又提出要回湖南，他说：
　　“这下我真是要回去了。”
　　毛泽东开玩笑问：
　　“是不是又丢了东西了？”
　　毛仙梅老实巴交地说：
　　“东西倒冒丢，一颗脔心放在屋里了。”
　　毛泽东乐呵呵地说：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呵，看来大哥是真想家了哟！”
　　毛泽东引用的这两句诗，出自李白的《蜀道难》。他很欣赏这首诗，曾经圈划和批阅过，称其“有些意思”。毛仙梅听三弟如此说，仿佛周身不舒服地说：
　　“住在这个地方，热闹是热闹，就是听不到猪叫鸡叫，心里不踏实，还是早点回去好些。”
　　毛泽东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挽留道：
　　“再住两天吧。过两天，我要到南方去看看。”
　　毛泽东又忽然问：
　　“你到过中国风景最好的地方吗？”
　　“哪里？”
　　“杭州。我去南方要路过杭州。”
　　毛仙梅长这么大年纪，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他说：
　　“我没到过杭州，我只到过韶山和北京。”
　　“那好，过两天你跟我一起乘飞机去吧。”
　　6月8日，毛泽东改好了《人民日报》社论稿，他在批示中写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各政治局委员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废话应当尽量除去。
　　　　　　　　　　　　　　　　　　　　　　　　　　毛泽东
　　毛泽东在社论稿中加写了3段文字，他写的是：
　　“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
　　“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
　　“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
　　6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杭州。
　　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等人随毛泽东乘坐的专机飞往浙江杭州，在飞行途中，毛泽东对毛仙梅说：
　　“等一下到了杭州，你就用劲看看杭州的风景。”
　　飞机飞到杭州上空，绕着西湖、钱塘江、六和塔等风景上空盘旋。毛泽东又对毛仙梅说：
　　“大哥，杭州到了，你使劲看吧。”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及毛泽东所写的17处按语；同时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
　　第3批材料的主要内容侧重于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阴谋，是胡风与其友人之间相互往来的67封信件摘编。其中涉及到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军官”阿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绿原，“国民党上校军官”芦甸；胡风本人也“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
　　毛泽东在第3批材料中写的按语主要有：
　　“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
　　“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
　　“由阿垅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分子是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的。他说：‘不要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而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要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然后就找大的对象即对准革命的要害加以攻击。在进攻时，要多同朋友商量了做，把论点组织和考虑得更严密些，小东西和小事情最好不理。’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随后，中共中央为了便于系统开展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决定将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汇编成册，在全国发行。
　　6月12日，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写了一个序言，两条按语，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出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
　　6月16日凌晨，毛泽东又作出批示，他写道：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供各地照印。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放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6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由3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汇编成的小册子。《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
　　毛泽东在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本小册子写的按语是：
　　“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哪个地方有他们的人，哪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
　　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中写道：
　　“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辩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
　　自此，社会各界掀起了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浪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再说毛仙梅、毛泽荣等人在杭州逗留一些时日后，又随毛泽东乘专列沿新赣铁路到达江西南昌。
　　6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来去长沙。是日晚，毛泽东在列车行进途中，拿着毛仙梅原来交给他的蒋浩然的信件，看了一遍又一遍。
　　蒋浩然的弟弟蒋梯奎，在1925年协助毛泽东开展韶山农民运动，由毛泽东介绍入党，后担任过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11月牺牲于韶山新屋湾。以后，蒋浩然也受到了反动派的迫害，他东奔西走，生活贫困。解放后土改时被划为贫农。不久，当地有人公报私仇，又把他家划为地主成份。蒋浩然当然不服气，只好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拿着信问毛仙梅：
　　“大哥，你到过蒋浩然家吗？蒋浩然家里情况到底怎么样？”
　　毛仙梅说：
　　“那还有怎么样？连饭都没有吃，蛮困难的！”
　　毛泽东想了想，说：
　　“等下到了长沙，我会跟湖南的省委书记谈话。你就坐在侧边，为他多讲几句话。”
　　专列抵达长沙，停在大托铺机场附近的车站。毛泽东一行下榻在湖南省委蓉园1号楼。
　　蓉园1号楼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的宽敞平房，屋前有一片挺拔而茂密的树林，屋后是一个小山丘，有挺拔的树木。一走进这幢平房，就可以看到从东到西有一条宽阔的走道把房间隔开，走道北面是一个小会议室，走道东侧南面是卧室和办公室，走道西侧南面是餐厅和乒乓球娱乐室。
　　湖南省党政领导都来欢迎毛泽东，毛仙梅也在座。毛泽东与省委书记周里等人谈话。毛仙梅冷不丁插了一句：
　　“主席，我先天跟你讲的那件事呢？”
　　湖南省委的领导们，看着坐在毛泽东身边这个农民，贸然说出这不冷不热的话，都感到莫名其妙。毛泽东也不见怪，对周里说：
　　“周书记，韶山杨林有个蒋浩然，是个烈属，土改他家划了地主成份，他家有意见，这个问题具体调查一下。”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说罢，把蒋浩然的那封信转给了周里。
　　此后，毛泽东还派人到新化看望他在湖南一师时候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
　　毛仙梅和毛泽荣要回韶山了，二人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说：
　　“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这次就不回家了，不送你们了。你们回去的车票，已经叫警卫员给你们买好，由他们送你上车。”
　　毛仙梅这次上北京，想要毛泽东帮助他解决一下生活困难，但又不便开口，所以一直闷闷不乐。毛泽东明白他的心思，也不做声。临分手时，毛泽东对他说：
　　“这里有一口箱子，里面有一点东西，一点小意思，就送给你了。”
　　毛仙梅接过皮箱，不知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他凝神看了很久。毛泽荣、文炳璋和他一样，也得到了一只同样的箱子。警卫员提着箱子，把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等人送到长沙汽车站。
　　毛仙梅郁郁寡欢地回到家里，打开皮箱，只见里面放着一床鸭绒被，心想，送这东西做什么？他再把被子打开，才看见里面还放着100元人民币，顿时惊诧不已。
　　毛仙梅当天跑到杨林，将毛泽东赠物和过问蒋家的事告诉了蒋浩然。后来在1955年底，蒋浩然家的地主成份改成了“小土地出租”，还挂上了“烈属光荣”的牌匾。
　　6月20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去湘江游泳。
　　蓉园里有一个游泳池，也有更衣室。但是，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以前来蓉园时，他嫌游泳池水面太窄，从不去那里游泳，而是非要到宽阔的湘江里去游泳。
　　毛泽东的陪同人员有公安部长罗瑞卿、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委副书记徐启文等人，还有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世钊及文字语文学家、湖南师范学院教授杨遇夫即杨树达。
　　此时，正值湘江水涨，按照湖南人的习惯说法，正是“涨端阳水”、划龙船、吊屈原的时节。湘江水面比平时涨高2米，宽五分之二以上，江水浑浊，泥沙特别多。
　　省委领导人一面积极组织人进行游泳的准备工作，一面劝毛泽东不去游泳或改期游泳。一位副省长说：
　　“今天江中水浊，似乎不适合游泳。”
　　毛泽东笑容可掬地说：
　　“水清水浊不是决定适不适于游泳的主要条件。”
　　周世钊说：
　　“湘江水涨，水面又宽又深，游泳也许不便。”
　　“你不要说外行话！”毛泽东深知自己的这位老同学文史知识丰富，于是就引经据典，说：
　　“庄子不是说过吗，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水越深，浮力越大，游起来当然要便利一些，你怎么反说不便呢？”
　　此时，中央警卫人员刘顺德协助省里的人已经测试了水温，还调集省体委的游泳健儿来陪游。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孙勇、马武义也在江边测量了水温，观察了水势。
　　10时30分，毛泽东从城北七码头乘船逆江而上。久雨初晴，天上还有薄薄的浮云，南风掠过水面，使人感到分外凉爽轻松。毛泽东身着白衬衫，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
　　20分钟后，船到南郊猴子石。猴子石是插入湘江的大石头，形似金猴，属于豹子岭的山麓。这里距水陆洲约2.5公里。
　　毛泽东在猴子石跃入湘江，陪泳的体育健儿也纷纷下水。毛泽东时而侧泳，时而仰泳，时而自由式，时而蝶式，随着奔腾的江水，上下跳动，或在浪头，或在浪谷，搏击起层层水花。
　　1个小时后，毛泽东在岳麓山下的牌楼口北侧登上游船，换洗了一番。上岸后，他听了长沙市委书记秦雨屏的工作汇报，满意地对身边的群众说：
　　“这是你们的书记，你们有事就找他。”
　　毛泽东又驱车去登岳麓山，省委为他登岳麓山准备了两顶轿子。毛泽东坚持步行，在众人的陪同下，从白鹤泉沿着石级步步攀登，登上了岳麓山高峰的云麓宫，还不肯坐下来休息，四处搜寻楹联、故物。他又走到宫外的望湘亭，感觉云麓宫、望湘亭外形依旧，里面却空荡荡、黑漆漆的，许多对联都不见了，就回头问周世钊说：
　　“云麓宫壁间、柱上，悬挂的‘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的联语，还有‘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的楹联，如何不见了？”
　　周世钊说：
　　“岳麓山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的摧残，宫亭碑楹所剩无几。解放后逐步恢复，但还有很多东西尚未来得及修复。”
　　毛泽东伫立望湘亭，凭着石栏，眺望着美丽如画的湘江、橘子洲、白帆、楼房，指点着飞烟缭绕、红旗招展的长沙市区，他觉得眼前呈现出来的一片繁荣兴旺景象，和过去是迥然不同了。
　　下午2时，毛泽东在云麓宫望湘亭请众人吃饭，有红烧肉、炒猪肝、蛋汤、蔬菜、辣椒各一样，另加他在学生时代露宿所吃的那种野果子。他对随身警卫人员说：
　　“请你们尝尝湖南菜，湖南菜的特色就是辣椒、豆豉、酱油、大火、红锅、煎炒。诸位仔细品味。”
　　李银桥辣得满头大汗，毛泽东望着他微微一笑，说：
　　“锻炼，锻炼。”
　　他又对罗瑞卿说：
　　“你们辛苦了，要多吃一点，吃饱点，特别是大个子。”
　　饭后休息时，周世钊见毛泽东在大运动量后依然是有说有笑，就说：
　　“你是60岁以上的人了，还能横渡湘江，攀登岳麓山，赛过许多年轻人。如果把今天的真实情形讲给全国青年们听，一定会使他们深为感动并向你学习。”
　　毛泽东听他的话音，就知道他是想写一点关于自己的东西，于是便说：
　　“这算什么！爬山吧，仅仅这样几步路。游水也算不了什么难事。我们每天不是都要走路吗？游泳时有水的浮力帮助，比走路应该是容易得多了。当然游水也容易出问题，不能粗心大意。我在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次游湘江，不是同学救护，早就出了‘洋’。”
　　下午3时，天上又下起了雨，毛泽东不能去爱晚亭了，便直奔岳麓书院、赫曦台而来。这两个地方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常来常往的处所，岳麓书院内的半学斋，还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从事半耕半读建设新村的实验场地。
　　毛泽东在岳麓书院里与杨遇夫讨论了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他微笑着对杨遇夫说：
　　“黎锦熙是提倡文字改革的积极分子，蒋竹如是文字改革的怀疑派，你是择善而从，由反对到赞成。”
　　毛泽东在此之前，曾多次与杨遇夫讨论文字改革问题。就在这一年的1月29日、3月17日及5月17日，他给杨遇夫写了3封信，还将杨遇夫的著作《<耐林庵甲文说>自序》，转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在介绍信中对杨遇夫的自我批评精神予以赞赏，他写道：“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
　　毛泽东出了岳麓书院，又驱车到省长程潜的住所去看望程潜。
　　6月23日晚，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6月25日上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应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率领越南政府代表团乘专机飞抵北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胡志明走下飞机时，毛泽东迎上前去，同他亲切地握手、拥抱。刘**、朱德、周**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同胡志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胡志明在毛泽东等人的陪同下，绕场一周，同上万名欢迎群众见面，机场上顿时彩旗飞舞，欢声雷动。
　　中午，毛泽东在与胡志明的会见中，热情地称赞英勇的越南人民历时9年的抗法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设独立国家的斗争。胡志明则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所给予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6月26日晚，周**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厅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招待胡志明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
　　胡志明在京期间，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参加了北京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4周年而举办的盛大游园联欢活动；观看了文艺演出。同时，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决定将8亿元人民币无偿赠送给越南人民，帮助越南在各方面的建设。
　　1955年7月，江青第3次去了苏联。
　　7月8日，胡志明离开北京，赴蒙古、苏联访问。
　　7月9日，刘**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打电话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他准备和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参加。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与刘**单独谈了一个小时。
　　7月11日12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副部长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陈伯达、陈正人、谭震林7人谈话。
　　毛泽东在这一年6月的南下视察中，已经看到中国的农业合作运动又有了迅速的发展，在部分地区已经显露出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之势。他在听了邓子恢介绍的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后，批评邓子恢说：你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听了毛泽东的批评，马上作了检讨，他还说：
　　“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
　　毛泽东说：
　　“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这次谈话一直进行到下午5点40分才结束。邓子恢等人起身要走，毛泽东说：
　　“不，留你们吃饭。”
　　据刘建勋后来回忆说，他很紧张，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和毛泽东在一起吃饭。
　　7月15日，邓子恢向刘**反映说，1956年合作社发展到130万不行，还是100万个为好。刘**说：
　　“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
　　尔后，刘**把邓子恢的意见报告给了毛泽东。
　　7月18日，毛泽东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写了一封信，说要调阅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
　　7月19日，毛泽东批阅了他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所写的回乡调查报告。
　　河南兰考籍的战士写的是：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50%。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批道：
　　“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
　　河南盐津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毛泽东批道：
　　“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
　　河南新蔡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毛泽东批道：
　　“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中农）有320斤余粮，只出卖70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20斤，人民有意见。”
　　广东南雄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这个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30%。许多去年有顾虑的农民今年纷纷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一家单干外，全都入了社。农民踊跃卖粮，但也有极少数不愿卖。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批道：
　　“扣留了两户不愿卖粮的。合作社很好。”
　　广西防城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村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据了解，10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与防城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批道：
　　“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
　　毛泽东在湖南宁乡县籍的战士的报告中批道：
　　“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毛泽东特意将前3个批件送给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阅，要求他阅后退还。
　　7月19日，20日、22日，毛泽东还分3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的探亲调查汇报，每一次汇报都在3个小时以上。他对战士们说：
　　“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
　　说着，他伸出3个指头，比划着说：
　　“就离这么远。”
　　毛泽东一面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询问情况。他问一名战士说：
　　“你家参加合作社没有？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
　　毛泽东还要求战士们说：
　　“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
　　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战士们无拘无束地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毛泽东总结说：
　　“新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中农愿参加合作社。”
　　7月21日，胡志明访问苏联后经北京归国，毛泽东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亲切告别。
　　7月26日，毛泽东单独召见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要他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陶鲁笳汇报说：
　　“合作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这3年的试办，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这为去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今年4月，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1%。”
　　毛泽东问道：
　　“你们的合作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
　　陶鲁笳说：
　　“去年全省减产4.8%，而合作社占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20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3.8%。全省的大牲畜，从1951年到去年，年递增率为10%。”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
　　“你考虑过没有，苏联在搞集体农庄前，不少地方已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平比我们现在还要高。但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集体农庄不断减产死牛，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最高水平。什么原因？”
　　陶鲁笳想了想说：
　　“苏联共产党没有像我党那样始终重视农业重视农村，了解农村，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是从农村根据地走出来的，比较了解农民。我们的农业社和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我们是经过互助组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用赞赏的目光望着陶鲁笳说：
　　“哦，你说对了一点。要记住，我们和苏联一样，受帝国主义封锁，要搞社会主义，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不跟在资本主义后面一步步爬行。苏联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工业人口比例比我们大，这是优势，如果只注意优势不提高劣势，就不能两条腿走路，苏联农业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新中国要不受帝国主义欺侮，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必须两条腿走路。农业跟上来，靠一家几亩地不行，要靠合作化大农业，才能有社会主义大工业，有民族重工业。农业合作化就是为这个打基础，新中国工农业要均衡发展，两条腿走路，才能避免苏联农业今天的困难。要做到这一点，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可靠的干部队伍是至关重要的。”
　　毛泽东在陶鲁笳告辞时，还一再叮嘱他说：
　　“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
　　7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7月26日报送的农业合作社情况简报的正面和背面上，写下了许多文字。他指示有关人员，将这份简报印发给来京参加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负责人们；但又嘱咐说，他在上面写的那些文字不要印。
　　毛泽东在简报上写的是：
　　“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15年）造成这种优势。”
　　“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
　　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第1个五年计划。
　　7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原定在下午3时开始。
　　这天下午1时，毛泽东早早就来到了怀仁堂东侧的游泳池。
　　1时40分，毛泽东找来陶铸、江华、周小舟3位省委书记谈话，大约有半个多小时。随后，毛泽东步入会场。
　　会议按原定时间准时开始，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长篇报告。他一开头就说：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毛泽东后来在8月下旬修改这篇报告时，将“大风暴”一词改为“高潮”——笔者注）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据一位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回忆说：此时的会议气氛是比较平和的，毛泽东也显得轻松自如，他在批评“小脚女人”时还连说带笑。他还说：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毛泽东批评了在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的方针，他说：
　　“‘坚决收缩’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胜利吓昏了头脑。”“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革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
　　接下来，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他说：
　　“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3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4亿亩至5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实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它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4个至5个五年计划，即20年至25年的时间。”
　　1955年8月1日，邓子恢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各地代表发言后作了结论，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
　　8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见邓子恢，他们从下午2时30分一直谈到4时45分。
　　8月间，毛华初从湖南赴北京，参加林业部召开的全国林业工作会议。
　　毛华初是在1949年由东北随南下工作团到达湖南湘潭的，他先后担任中共湘潭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职务，在湘潭任职达5年之久。1955年5月，毛华初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
　　毛华初在京参加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会议开了五六天，他一直没见到伯伯回信，就后悔不该去打扰伯伯。散会后，毛华初去看望爱人韩谨行的姑父、法学家张友渔。
　　这一天，叶子龙从中南海打来电话，说毛泽东约毛华初星期六晚上见一见。毛华初说：
　　“我要回去了，不打扰主席了。”
　　叶子龙说：
　　“好多年没见面了，主席说要见见你。”
　　毛华初如约来到了中南海。
　　中南海的周末，华灯齐放，五彩缤纷。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愉快地度过周末，特地安排了舞会。舞会在一个简陋的不大不小的平房里举行，厅里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除了一套旧沙发外，就是木凳。参加舞会的大都是干部、警卫员、服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毛华初走进舞厅，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休息，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只是比过去老了一些，胖了一些。这是毛华初在离开延安之后第一次见到伯伯，分别整整10年了。
　　毛泽东认出了毛华初，连忙招呼他进去。毛华初走上前去，叫道：
　　“伯伯。”
　　毛泽东起身和侄儿握手。俩人落座后，毛泽东问起了韶山一些老人及堂弟毛泽连、毛泽荣的生活状况，毛华初一一作答。毛泽东又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来了一个星期了。”毛华初说：“我是来参加林业工作会议的。”
　　毛泽东想到了东北砍伐森林的现象严重，就说：
　　“你搞林业很好，林业要发展，还要靠你们多努力。你是林业厅副厅长，你告诉林业部，不要变成一个砍伐部、毁林部。要变成一个管林部，育林部。”
　　毛泽东左手手指间加着香烟，又用右手掰着左手指，如数家珍地说着全国还有多少平原和丘陵，有多少森林覆盖率，还有多少荒地，分别占多少百分比。毛华初认真地听着，非常佩服伯父管理着国家大事，还对林业状况如此清楚。
　　这时，一个小姑娘走了过来，蹲到毛泽东面前，请他跳舞。毛泽东朝毛华初望了一眼，对小姑娘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华初完全明白，伯父面对着的是小姑娘，而实际上这番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伯伯对年轻人寄于多大的期望啊！
　　正在此时，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也来了，她拉着爸爸走进了舞池。那个小姑娘则拉着毛华初跳起了舞。毛华初隐约听到侧面的李敏问爸爸：
　　“这是那一个？”
　　毛泽东低声说：
　　“他是我家里人。”
　　一曲舞毕，毛华初向伯伯告辞。毛泽东叫秘书把他送到门口，直至上了汽车。
　　欲知后来毛华初工作情况如何，本传后边还有交代，请继续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59
第259章
“我看粟裕可以授元帅军衔。战功、资历、品德、才干、威望，粟裕都够当元帅。解放战争时期，谁不知道华东战场的粟裕，蒋介石的几大金刚谁不害怕粟裕！”
话说8月6日，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8月初，刘思齐由毛泽东安排准备去苏联留学，此时她患了重感冒，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马上回了一封信：
　　思齐儿：
　　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一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你要的列宁选集2卷，给你送上。
　　祝好！
　　　　　　　　　　　　　　　　　　　　　　　　　　父字
　　　　　　　　　　　　　　　　　　　　　　　　1955年8月6日
　　后来在9月间，毛泽东把刘思齐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力系学习。
　　8月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北戴河，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主要是修改7月31日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
　　毛泽东根据8月1日省市区委书记们讨论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他加写的重要文字有：
　　“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
　　“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
　　“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
　　“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
　　此外，毛泽东每天还要阅读省市区党委送来的报告，他读得非常认真，仔细地圈、点、批、画，还修改文字。
　　8月11日，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签发《关于军士和兵评定军衔的指示》，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正式展开。
　　8月13日，毛泽东在批转湖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
　　8月21日，毛泽东通知陈伯达到北戴河，研究为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的起草问题。
　　同时，毛泽东要廖鲁言负责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
　　8月23日，毛泽东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修改本送刘**、周**、陈云、邓**、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13人，征求意见。
　　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修改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要求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后，在全国农村干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酝酿建社办社，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成为舆论中心，而且成为广大干群的实际行动。
　　8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发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通知中说：
　　“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它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做准备。”
　　8月31日，毛泽东在转发安徽省委的报告时所写的批语是：
　　“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
　　1955年9月4日，毛泽东与周**、陈伯达、廖鲁言一起，审定了由陈伯达起草的为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以及由廖鲁言负责修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
　　9月4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一份报告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础上依然是正确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做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
　　毛泽东写完之后，将这个批语送给周**、陈伯达、刘**、朱德、陈云、邓**、彭真、邓子恢传阅，并嘱咐说：
　　“如有不同意见，请**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
　　后来在9月7日，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作为中央指示下发到全国各地。
　　9月5日，毛泽东由北戴河回到北京。
　　9月5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关于在10月间召开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他在通知中要求参加会议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的书记的发言，都要写成发言稿，并且根据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区合作化经验的多少，规定了各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发言稿的字数，而且还明确要求：
　　“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之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之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
　　后来，毛泽东起草的这个通知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9月7日正式发出。
　　9月6日，中共中央将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征询修改意见。
　　9月6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对这两个草案进行了两次修改。
　　夏末秋初的一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钟灵在中南海怀仁堂筹办全国第一届美展。毛泽东要亲自看一看美展。
　　那一天，钟灵去菊香书屋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钟灵，就高兴地说：
　　“噢，钟灵啊，是你在办这件事！”
　　毛泽东来到怀仁堂，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与大家交谈，在钟灵和美协领导蔡若虹、王朝闻、张谔等人陪同下，漫步于美展展厅，他逐幅观赏，十分仔细。毛泽东指着一幅木刻问：
　　“木刻就是版画吧？”
　　旁边的王朝闻说：
　　“木刻只是版画的一种。”
　　王朝闻给毛泽东讲了版画的种类。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
　　参观结束了，众人在送毛泽东上车时，毛泽东邀请蔡若虹、王朝闻、钟灵、张谔说：
　　“我请你们几位去当当参谋。”
　　不等众人表态，工作人员就把他们请上了车，直驶勤政殿而去。进了勤政殿西门，只见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等人都在这里，毛泽东对贺龙等人说：
　　“我请来了几位美术家，也听听他们的意见。”
　　原来，人民解放军即将实行军衔制，今天是军委领导在这里审定军服的式样。毛泽东请钟灵他们来，是以美术家的眼光审视军服。
　　毛泽东和大家一起来到军服陈列厅，大家边看边议。贺龙指着北洋军阀的服装说：
　　“这种服装太难看，不能仿照。”
　　众人来到新式军服展柜前，彭德怀说：
　　“样子嘛，是见过的了，今天就是要看看穿起来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威武之师的气派！”
　　一位领导指着新式军服的军官肩章说：
　　“这肩章倒是挺漂亮的，但是戴上它就不好参加劳动了，一挑担子，一背筐不就压坏了。”
　　贺龙说：
　　“你就不能脱下军服再劳动吗？”
　　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军衔办公室负责人李平将毛泽东引领到身穿大元帅服的模特前，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打量着“大元帅”。李平说：
　　“主席，这是大元帅服。”
　　毛泽东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样子，诙谐地说：
　　“大元帅？你靠边站吧！”
　　他又指着其它新式军服问钟灵等人：
　　“以你们美术家的眼光看这军服式样如何？”
　　钟灵等人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最后对众人说：
　　“要从节约的原则出发，样式好看、统一、正规，又要节约。”
　　就这样，实行军衔制的新式服装算是审定了。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制定的初步方案，以毛泽东为大元帅，周**、刘**、邓**在元帅之列，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也在大将之列。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和副部长赖传珠随着彭德怀、罗荣桓（总干部部部长、总政治部主任——笔者注）来向毛泽东汇报授衔授勋工作。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
　　“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要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指着周**、刘**、邓**说：
　　“总理和**同志，你们在部队搞过，也是元帅。”
　　刘**见毛泽东已经发表了意见，就说：
　　“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问周**、邓**：
　　“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邓**连忙都摆手说：
　　“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人说：
　　“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还要不要评啊？”
　　邓子恢等人也都说：
　　“不要评了。”
　　在讨论元帅问题提到粟裕时，毛泽东说：
　　“我看粟裕可以授元帅军衔。战功、资历、品德、才干、威望，粟裕都够当元帅。解放战争时期，谁不知道华东战场的粟裕，蒋介石的几大金刚谁不害怕粟裕！”
　　刘**说：
　　“抗日战争时期粟裕领导的苏中根据地和1师，在新四军中打的仗最多，消灭的敌人最多。”
　　朱德说：
　　“解放战争5年的任务3年提前完成，粟裕的功劳很大啊！他指挥打的大仗最多，消灭蒋介石的军队最多，给军委提出的好建议最多。”
　　有人提出异议说，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是华东解放军副司令。毛泽东马上纠正说：
　　“粟裕两让司令，品德高尚，全军有名。1948年中央已经决定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他再三请求中央把陈毅留在华野，实在不成，最后提出陈毅在华野的职务保留。中央只好同意。他当了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实际做的工作，担的责任与司令员兼政委没有两样。”
　　周**说：
　　“可是粟裕已经提出请求辞帅，态度很诚恳。他说，我党我军许多老前辈在，他们资历更老，威望更高，贡献更大，应该首先考虑他们，有利于全党全军团结。”
　　毛泽东一听此话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说：
　　“两让司令，再辞元帅，粟裕高风亮节！”
　　周**建议说：
　　“粟裕不当元帅，大将还是要当的。”
　　毛泽东依然在激动着，他说：
　　“而且是第一大将！”
　　会议最后决定：授10位元帅，10位大将。粟裕居大将之首。
　　9月10日，毛泽东在批转河北省委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
　　再说许光达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接连3次提出要求降低军衔的申请书，军委一致意见不予批准。许光达在申请书中写道：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锤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带4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至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3个方面军被迫做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10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举着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说：
　　“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他大步走到窗下，双手推开两扇窗户，说道：
　　“500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神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在大伯资助下入小学读书，后考入长沙师范学院，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许光达到广州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即黄埔军校，1927年2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5期炮兵科。
　　后来在1965年军队取消军衔制时，许光达坚持把自己应定的行政4级降低为行政5级。
　　这个时候让衔的还有董其武，当他得知要给他受上将衔，就找到杨成武说：“杨司令，你是有功，我是有罪；你当上将，我不能当上将。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你帮我转递一下，无论如何我不能当上将。”杨成武将董其武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说：“成武啊，你告诉董其武两句话：杨成武是共产党员，当不当上将无所谓。董其武一定要当上将。”杨成武向董其武传达了毛泽东的两句话，董其武痴痴地望着杨成武，嘴角抽动着，泪水像小河一样往下淌，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嚎啕大哭起来。
　　第二天，杨成武在中南海紫光阁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见到了傅作义，他问：“傅先生，昨天董其武先生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傅作义激动地说：“知道了，知道了。我也只有两句话：毛主席伟大，共产党伟大！董其武昨天晚上在我那里折腾了一夜，又哭又笑，反复讲的就是这两句话。”
　　再说毛泽东在中将问题上讲话说：
　　“中将定的多了，年轻的同志以后还有机会。”
　　卢仁灿的名字从开始拟定的中将部分移到少将里面。卢仁灿没有任何怨言。有人为自己的军衔找过领导，甚至上书中央，也有人替卢仁灿打抱不平，说在海军的将军里论起来，卢仁灿的年龄的确算年轻，但是，他的资历不浅、能力不低。
　　按照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应当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因需要减少上将名额，他立即提出，自己是主抓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要求降为中将。
　　徐立清，1910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彭德怀几次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都坚持把自己降为中将。在兵团级干部中，他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在军委研究中将、少将军衔时，根据皮定均的资历和历史职务，最初定为少将军衔。军委把名单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一直记着皮定均在解放战争中，率领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孤军千里突围的赫赫战功，他大笔一挥，在皮定均的名字下面写了6个字：“皮有功，少晋中。”
　　孙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我投身革命决不是为了升高官、要厚禄。”
　　军委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还是决定授予他中将军衔。
　　此一时期，与让衔的领导人相反，在一些人眼里，授衔就如同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排座次一样重要，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毛泽东听说了这些情况，他很不高兴地说：
　　“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可以不要，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要闹，有什么意思？哪像共产党！”
　　朱德笑笑说：
　　“肩上少了一颗豆，脸上不光彩，回家没法向老婆说呀。”
　　毛泽东叹了口气，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粟裕两让司令再辞帅，高风可嘉！”
　　9月11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继续审阅修改后的决议草案，一直到12日清晨4时才审阅完毕。他接着写了一个批示，要刘**、陈云、邓**、陈伯达在12日将决议草案看完，尔后由杨尚昆立即把它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等人，并同时派飞机分送各省市区党委，征求修改意见，要求他们在月底来京参加七届六中全会时把修改意见带来。
　　9月13日下午，毛泽东同刘**、陈云、邓**听取李先念关于召开9省粮食会议的汇报。
　　9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北戴河。
　　9月15日，毛泽东开始着手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
　　此时的北戴河，秋风中已带有几丝寒意，但毛泽东游泳的兴致依然很高，他每天都要下海，风雨无阻。
　　有一天，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海面上被狂风卷起的巨浪有一人多高，毛泽东还是坚持下海游了10分钟。
　　9月17日，国务院第18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55年10月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佩戴军衔肩章、军兵种和勤务符号，按照国家规定的新的服装制式着装。
　　9月2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写好了序言，他写道：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18年，即恢复时期的3年，加上3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毛泽东决定将《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印发给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与会者人手一部。
　　这一天，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到北京。
　　9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9月22日的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检讨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8月1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
　　送刘、周、陈、朱、彭真、邓**、陈伯达、廖鲁言即阅，退邓子恢。”
　　9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同时决定授予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里，和将被授予元帅衔的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正在海阔天空地谈笑风生，只有林彪一个人郁郁寡欢、一言不发，蜷曲在柔软的沙发上。毛泽东走近他身旁，关切地问他的身体如何？林彪说：身体很差，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见风感冒，见水拉稀。
　　后来（一说是在1953年），毛泽东指示卫生部副部长、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及中华医学学会会长傅连暲，组织专家为林彪做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和会诊。会诊前，林彪让叶群出面，暗示傅连暲为林彪开一张生病的证明。傅连暲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会诊后，说林彪无大病，应该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他还关切地劝林彪，一定要戒掉用吗啡的习惯；要治病，有别的办法，吸毒是万万要不得的。林彪由此对傅连暲忌恨在心。
　　傅连暲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在林彪身上没有发现重要器官的严重器质性病变，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毛泽东得知林彪的病情并不十分严重，一时沉吟不语。他为了鼓励林彪，曾特意抄录了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赠给林彪，希望他振奋精神，有所作为。此是后话，暂且打住。
　　再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国歌。
　　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
　　毛泽东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
　　毛泽东又将勋章授予十大元帅。
　　9月27日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国务院礼堂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授衔、授勋典礼。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周**总理的授衔命令。
　　周**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徐海东等在京将官。
　　徐海东主动提出受之有愧，高了。周**说：
　　“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毛泽东亲自为在京的将官们授勋，授予傅作义、董其武、陶峙岳等人一级解放勋章。董其武心中极不平静，连声说：
　　“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感谢你们的恩情。”
　　后来，陶峙岳被任命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
　　毛泽东手捧一级解放勋章走到少将李贞面前时，李贞想跟毛泽东说几句话，却激动得说不出来。周**赶紧说：
　　“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啊！”
　　9月28日，国防部举行授衔典礼，国防部长彭德怀授予在京部分校级军官军衔。
　　后来从11月开始到1956年初，各军兵种和各军区的授衔典礼，相继在各领导机关所在地举行，贺龙、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其他高级将领，代表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国防部，分别授予各单位将官、校官和尉官军衔。贺龙代表毛泽东授予邓宝珊一级解放勋章。
　　同时，各部队还举行了授予军士和兵军衔的典礼。
　　再说这次授予10大将军衔的是：
　　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授予55人上将军衔，按姓氏笔画排列，他们是：
　　王平、王震、王宏坤（海军）、王新亭、韦国清、乌兰夫、邓华、叶飞、甘泗淇、吕正操、朱良才、刘镇（空军）、刘亚楼（空军）、许世友、苏振华、李达、李涛、李天佑、李志民、李克农、杨勇、杨至成、杨成武、杨得志、萧华、萧克、宋任穷、宋时轮、张宗逊、张爱萍、陈士榘、陈再道、陈伯钧、陈明仁、陈奇涵、陈锡联、周桓、周士第、周纯全、赵尔陆、洪学智、钟期光、贺炳炎、郭天民、唐亮、陶峙岳、阎红彦、黄永胜、谢富治、董其武、彭绍辉、韩先楚、傅钟、傅秋涛、赖传珠。

福和中学老师

后来王建安在1956年、李聚奎在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至此，上将共计57人。
　　授予177人中将军衔；按照姓氏笔画排列，他们是：
　　丁秋生、万毅、王诤、王必成、王近山、王尚荣、王宗槐、王秉璋、王恩茂、王道邦、王辉球、王紫峰、韦杰、文年生、方强、方正平、邓逸凡、孔从洲、孔石泉、孔庆德、甘渭汉、卢胜、田维扬、邝任农、皮定均、成钧、毕占云、匡裕民、朱明、朱辉照、向仲华、庄田、汤平、刘飞、刘忠、刘少文、刘西元、刘兴元、刘先胜、刘志坚、刘转连、刘金轩、刘昌毅、刘浩天、刘培善、刘道生、孙毅、孙继先、朵噶&#8226;彭措饶杰、杜平、杜义德、杨秀山、杨国夫、杨梅生、苏静、李耀、李天焕、李成芳、李寿轩、李作鹏、李雪三、肖向荣、肖望东、肖新槐、旷伏兆、吴先恩、吴克华、吴法宪、吴信泉、吴福善、吴瑞林、何德全、邱会作、邱创成、余立金、余秋里、张震、张藩、张才千、张天云、张仁初、张令彬、张达志、张池明、张贤约、张国华、张经武、张南生、张祖琼、张翼翔、陈康、陈仁麒、陈正湘、陈庆先、陈先瑞、阿沛&#8226;阿旺晋美、林维先、范朝利、欧阳文、欧阳毅、罗元发、罗舜初、周彪、周仁杰、周玉成、周希汉、周志坚、周赤萍、周贯五、冼恒汉、郑维山、胡奇才、赵镕、赵启民、钟汉华、钟赤兵、饶子健、饶正锡、饶守坤、姚喆、贺诚、秦基伟、袁子钦、袁升平、莫文骅、聂凤智、聂鹤亭、顿星云、晏福生、钱钧、倪志亮、徐立清、徐深吉、徐斌洲、郭鹏、郭化若、唐天际、唐延杰、陶勇、黄火星、黄志勇、黄新廷、曹里怀、常乾坤、崔田民、康志强、阎揆要、梁从学、梁必业、梁兴初、韩伟、韩练成、韩振纪、彭林、彭明治、彭嘉庆、覃健、程世才、傅连暲、温玉成、曾绍山、曾泽生、曾国华、曾思玉、谢有法、赖毅、鲍先志、詹才芳、蔡顺礼、廖汉生、廖容标、谭甫仁、谭希林、谭冠三、谭家述、赛福鼎&#8226;艾则孜、滕海清。
　　其中有两人是后来授予的。
　　授予800人为少将军衔，其中有：
　　丁盛、马宁、王猛、王新、王六生、王良太、王砚泉、王蕴瑞、王耀南、尤太忠、邓岳、甘祖昌、叶运高、向守志、刘丰、刘镇、刘华清、刘振华、江腾蛟、李贞（女）、李觉、李真、李水清、李丙令、李德生、李耀文、肖全夫、吴忠、汪洋、汪东兴、张廷发、张树芝、张耀祠、陈坊仁、陈其通、钱信忠、郭林祥、傅崇碧。
　　后来，其中有2人晋升为中将，又晋升少将560名。
　　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总共授予少将以上将军衔1614人，其中有原国民党军官159名。
　　1955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的纪念日，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阅兵仪式。毛泽东从北戴河回京参加了庆典。
　　这一天，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或观礼台的军人，参加阅兵的部队，都换上了新的制式军装，分别佩带了从元帅、将军到校、尉、列兵不同的军衔肩章。
　　毛泽东仔细地端详着身穿大将军服、佩带大将军衔的粟裕，亲切地说：
　　“我们的粟总长一身戎装，气度不凡。新中国成立6周年了，解放军应该改一改战争年代的土气了。”
　　粟裕笑笑说：
　　“穿着这样一身服装，很不习惯！”
　　周**说：
　　“慢慢就习惯了。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啊！”
　　10月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回复了一封信，并寄去了一首和诗。
　　原来，周世钊在6月20日陪同毛泽东游览岳麓山后，写出了一篇题为《难忘的一天》的日记和几首诗。后来，他给毛泽东寄来了一封信和他所作的几首诗，其中有一首题为《七律&#8226;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诗云：
　　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
　　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喜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化。
　　毛泽东接到周世钊的来信和诗作后，因国事繁忙，一直未回复。直到10月4日这一天，才写了这封回信，他写道：
　　惇元兄：
　　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承录示程颂万**，甚感，并请向曹子谷先生致谢意。校额诸件，待暇当为一书，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正。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顺问近佳！
　　　　　　　　　　　　　　　　　　　　　　　　　　毛泽东
　　毛泽东诗中的“卅年仍到赫曦台”一句，是指他在1925年自韶山赴广州，途经长沙，曾游岳麓山一带，作《沁园春。长沙》；到1955年重登岳麓山，恰好间隔30年。
　　10月4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区党委、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共计451人。
　　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讨论关于召开中共八大的问题。
　　刘**、周**、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等80人在全会上发言，另有167人作书面发言。
　　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在会议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位地委书记，列席中央全会并讲话，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此前，华国锋曾先后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3篇报告。这些来自故乡的报告，毛泽东读起来尤感亲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华国锋的名字；也是安排他在这次全会上发言的主要原因。后来，毛泽东在路过湖南时，曾经接见了华国锋，他说：
　　“你是我的父母官呢!”
　　毛泽东的幽默语言，流露出了对华国锋的赞赏。
　　再说在全会上发言的人们一致拥护毛泽东一再修改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批评了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一致主张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朱德说：
　　“我听到同志们的讲话都很有信心，叫我这个素来乐观的人更加乐观了。我估计在全国农村中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可能会比中央预定的速度要快些。”
　　刘**也说：
　　“根据各省委地委同志对农业合作化所作的规划的报告，大约将在今后3年至4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速度，可能大大超过我国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合作化的速度，也可能超过毛泽东同志在7月31日报告中所提出的速度。”
　　邓子恢在发言中作了检讨。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写道：
　　“现在农村中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即将到来。党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1957年春以前，70%到80％的参加合作社，即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全国大多数地区，在1958年春以前，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新疆地区实现合作化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
　　10月11日，毛泽东在全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目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
　　他非常乐观地说：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的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那么，再有3到4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我在三中全会说过，不要四面出击。因为那时全国大片地方没有实行土改，农民还没有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现在的农业合作化是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的消灭资本主义。”
　　毛泽东还提出了防“左”的问题，他说：
　　“省（市、区）、地、县这3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如果遇到情况不对，立即刹车。省地县都有刹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质量，比规格。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本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就是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我就是怕死牛。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毛泽东鉴于会议已经对邓子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就说：
　　“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肯定。”
　　关于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情况，毛泽东说：
　　“我用11天的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几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几篇搞了11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是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快，所有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有些历史学家对乌龟壳、金石文和地下挖出来的其它古东西还要去考，而这些同志对我们的时间不长的东西，却根本不理，也懒得去查。总而言之，‘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那样写，就是那样讲，例如讲些什么‘四大自由’呀这类东西，结果好，碰了壁。”
　　毛泽东鉴于有些省委书记在会议上提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材料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他说道：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来修改意见。限10月25日以前报送中央办公厅。”
　　10月13日，毛泽东在第3次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又加写了一些话，他写的是：
　　“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
　　10月15日，毛泽东会见了由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他在谈话中说：
　　“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你们现在难以承认我们，我们是谅解的，我们不会责备你们。我们彼此间可以先搞些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以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步一步的就会建立起邦交。按照你们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做，如果暂时不能承认我们，我们可以等待，有误会的可以慢慢解释。”
　　毛泽东还说：
　　“美国说我们是殖民主义，讲我们的坏话，说我们争夺他们的市场。这是不对的。因为第一，中国没有抢夺各国市场，而是美国人在抢夺各国市场；第二，不是中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而是美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第三，中国没有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而是美国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中国没有同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并附有政治条件。”
　　“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
　　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趁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坏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它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3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15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毛泽东讲完了，他请大家提意见。章乃器就发言说：
　　“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在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毛泽东说：
　　“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章乃器说：
　　“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
　　黄长水插话说：
　　“还有下一代。”
　　章乃器接着说：
　　“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泽东说：
　　“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章乃器说：
　　“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毛泽东说：
　　“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
　　李烛尘说：
　　“几年来工商联做了工作，有成绩。一般工商业家与解放初期不同，但对他们宣传教育不够，方法不好，惩罚多、奖励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时没有说清楚，开会就批评坏的，甚至抓人。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
　　毛泽东说：
　　“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陈叔通、胡子昂都说，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了。黄长水接着说：
　　“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的。学习很重要，广州工商界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的5000多人，每周3小时学习时间，工商讲座可发展到10000人。参加了学习的，违法就少了。”
　　毛泽东说：
　　“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荣毅仁说：
　　“政府干部批评工商业者有‘三靠’思想，即业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人。靠要受批评，不靠又不好。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毛泽东说：
　　“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估计，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胡子昂说：
　　“‘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得过且过。总路线宣传以后，情况有些转变，主席的合作化问题报告发表后，工商界很感兴趣。”
　　毛泽东说：
　　“把鬼讲开了就不怕了。”
　　胡子昂说：
　　“现在怕基础不稳，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政府加强领导，工商界大起胆量。现在有基础。”
　　此时，吃饭的时间到了，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共进晚餐。晚餐后又继续座谈。毛泽东说：
　　“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做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
　　10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真、邓**的信中写道：
　　“明日下午4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300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
　　10月29日下午，因为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太多，会议改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有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人民团体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陈云首先讲话，他主要是讲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安排和改造问题。
　　接着，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即将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工商业者应该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前途。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3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