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214章导读表在36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251
第251章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话说1953年10月15日，毛泽东因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外地视察，就召见了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他在谈话中说：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的大发展。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1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1个，一般1到两个，至多3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多了冒进，少了右倾。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华北现有6000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在原有基础上，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将个体所有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解决农产品的供求矛盾。”“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
　　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李漱清的信中写道：
　　“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10月25日，毛泽东给唐家圫的表侄文九明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九明同志：
　　10月2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杨林，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统战部则不找，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
　　　　　　　　　　　　　　　　　　　　　　　　　　毛泽东
　　能于11月上旬到京为好。
　　文九明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就去找毛泽荣，和将要进京的毛月秋、文东仙一起，怀揣毛泽东的亲笔信及韶山、石城两处乡政府的书面材料，准备上京。
　　10月2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北京召开了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在10月15日关于建立合作社的谈话内容。与会者经过讨论，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1月5日才结束。
　　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黄炎培和民建、工商联的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黄炎培意识到，这是党和人民交付给他的神圣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是光荣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从来没有资产阶级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前例。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黄炎培为了解除民族工商业者的疑虑，他在已经拟好的1954年3月1日对上海工商界的讲话稿中，借用“无痛分娩法”这个术语，比喻工商业者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没有什么痛苦。
　　黄炎培把这份讲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立即回信说：
　　“‘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有些幻想，而不去加强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
　　黄炎培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将讲稿中有关“无痛分娩法”的提法删去了。
　　1953年11月初，毛月秋、毛泽荣、文东仙、文九明一行4人抵达北京，住在一个宾馆里。
　　两天后，毛泽东派秘书到招待所，通知毛月秋等人去中南海会见。他们来到丰泽园门口下车时，毛泽东从屋里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他的姨表兄王季范。
　　“主席，您好！”
　　毛月秋等人见毛泽东迎上来，纷纷向毛泽东问好。毛泽荣则一口一个“主席三哥”的叫着，毛泽东也一口一个“逊五老弟”的回应着。亲人们20多年未见，今日一见面，显得格外地亲热激动。毛泽东客气地说：
　　“你们这么远来了，真是不容易啊！快进屋坐。”
　　说着把客人迎进会客室。毛月秋刚坐下，便问道：
　　“主席，您还认得我吗？”
　　毛泽东说：
　　“认得。你给我写过信，你是月秋同志嘛。”
　　“您写给我的信，我收到了，今天还带来了。”
　　毛月秋亮了亮手中的信，兴奋地说：
　　“要不是您的御书，我们可来不了啰！”
　　“噢！”毛泽东若有所思，问道：“你是什么字派？”
　　“我是贻字派。”
　　“那你还是叔老子啰！”
　　毛月秋连忙说：
　　“不敢不敢！你是一国之君，我是一介草民。”
　　这一天，毛泽东没有办公，专门同毛月秋等人叙说家常。他问道：
　　“钟鼎夷、毛吉臣、毛明德、毛棠困、毛鸿初那几个人还在吗？”
　　毛月秋说：
　　“有的还在，有的死了。”
　　毛泽东又问了这几个士绅后人的情况，接着向担任农业初级社社长的文九明问起了家乡的生产和建设情况。他还特地把秘书叶子龙叫来做记录。文九明汇报说：
　　“土改结束了，区里、乡里，干部们没有好多事做了，说要发展生产，这样，从县到区，由区到乡，再到村，发下来许多表格。表格内容无所不包。比如，种了多少菜，萝卜多少，白菜多少。养了多少猪，肥猪多少，架子猪多少。积了多少肥，土肥多少，人粪畜粪多少，到来年春插还能积多少。区干部催乡干部，乡干部催村干部，干部们捧着表格，一户一户追着填。我说，这么多表格要填，我每天就守着尿桶茅厕房，还有猪屁股牛屁股，什么也别想干啦！这话传到区干部的耳朵里，他们就找上门来批评我，说我讲怪话，是骄傲自大。”
　　毛泽东越听越生气，说道：
　　“不是你骄傲，是他们骄傲，连中央的指示都不听，不是骄傲是什么！”
　　他所说的中央指示就是他在3月19日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专门解决“五多”问题，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的问题。
　　他指着叶子龙说：
　　“你要中央办公厅查一下，在对待中央文件上，看哪些人当了耳旁风！”
　　中午，毛泽东设便宴招待客人，嘱咐厨师按韶山家乡风味办了8大碗，有扣肉、肉卷子、清蒸鱼和茄子等，还有文九明从家乡带来的火焙鱼。毛泽东叫毛月秋坐上座，毛月秋不肯，他说：
　　“天地君亲师，除了父母就是皇帝为大。你是主席，好比皇帝老子，我们是小小老百姓，哪有老百姓坐上席，‘皇帝’反坐下席的道理！”
　　毛泽东对客人们说：
　　“那是封建社会，是旧习俗，现在新社会了。老规矩要改啊！”
　　“那你平日开会，出席宴席，又总是坐上席呢！”
　　“那是国家大事。在公开场合，我当然要坐上席。如今是在我屋里，你们是客，我是主，哪有主人坐上席，客人坐下席的道理!”毛泽东说罢，又抑扬顿挫地念道：“‘在家不会迎宾客，出外方知少主人。’你们看，连《增广贤文》上面都讲了，还不坐上头？”
　　毛月秋拗不过毛泽东，只得勉强坐了上席。毛泽东不停地给客人敬菜，他把扣肉一片一片地夹到客人碗里，说：
　　“这扣肉烂了，多吃几块啰！”
　　毛泽东爱梳头，饭后拿着梳子梳头，一边梳一边对毛泽荣说：
　　“逊五，梳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你们也要保护身体，要注意劳逸结合，饮酒不能过量。”
　　毛泽荣本来以为三哥当了国家主席，生活一定很奢华，衣食住行都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哪知道他的生活十分简朴，穿的是褪了色的布衣，衬衣还打了补丁；住的房子里面陈设简单，没有什么花草和书画；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没有什么美味佳肴。毛泽荣有些不理解，他说：
　　“三哥，你当了主席，时时要考虑国家大事，要保重身体，生活要过得好一点。”
　　毛泽东笑着说：
　　“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生活也算不错，够得了中上水平了。”
　　毛泽荣不以为然，他说：
　　“听说当年慈禧太后的一顿饭要吃去800两银子，那当然要不得。不过，你也不要太刻薄了自己。”
　　毛泽东严肃地说：
　　“我们国家底子薄，人民生活很不富裕，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不能贪图安逸和享受呀！现在和将来，我们都摆不起阔气。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两句诗警醒世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你想想，我们能不养成一种勤俭节约的风气吗？全党、全国各级机关，各级干部，都要厉行增产节约，国家才能建设好。”
　　下午，李敏、李讷放学回来了，毛泽东把两个女儿唤到跟前，吩咐道：
　　“娇娇、李讷，快过来见见长辈。”
　　李敏、李讷朝客人鞠了一躬，便就进房里去了。毛月秋、文东仙等人很高兴，问起毛泽东的妻室。毛泽东用家乡话说：
　　“如今咯个堂客叫江青，她身体不好，长期在医院养病。”
　　“那你原来的爱人叫什么名字？”
　　“原来的堂客姓贺，名子珍，在延安时患病，去了苏联，一直在那里治疗，解放前回国。如今住在上海。她走了以后，中央考虑我身体不能长期没有人照料生活，便批准我跟现在的这个堂客结婚。”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招呼表兄王季范与毛月秋等4人合影留念。当天晚上，毛泽东留几位客人在家里歇宿。
　　第2天早晨，毛月秋等人吃了饭，才回到招待所。
　　文东仙的眼睛患了一种怪病，眼睫毛往里长，乡下人称之为“红领锁眼”。毛泽东安排他到医院治疗，开了刀，剪除了睫毛。他住院一星期，病就痊愈了。
　　文东仙出院这一天，毛泽东把他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寒暄过后，毛泽东问道：
　　“二十五表弟，还记得当年围炉向火的事情吗？”
　　“记得。”文东仙说：“当然记得！”
　　那还在1921年正月初八晚上的事情，毛泽东和两个弟弟、弟媳王淑兰、妹妹毛泽建在老家韶山冲围炉谈话，决定毁家兴邦，投身革命。表哥文南松和堂表弟文东仙当时也在场。
　　毛泽东又问起乡下的生产和医疗卫生情况，他说：
　　“韶山那边的情况我了解一些，唐家圫的情况怎么样？”
　　文东仙回答说：
　　“有您和共产党的领导，贫苦农民翻了身，乡下的情况比起过去好多了。”
　　“乡下还有闹粮荒的没有？”
　　“基本上没有了。”
　　“不，我看有。”毛泽东摇摇头说：“乡下还有缺粮户。湘乡平均每人有1亩2分田，韶山才只有9分，产量不高，面积又小，除完成国家征购外，留下的粮食就不多了。怎么没有缺粮的呢？我们要想办法提高产量，解决好吃饭问题。我们有五六亿人口，吃饭是一件大事，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人民就要饿肚皮，我们就面临危机。”
　　文东仙认真地听着，他感到毛泽东身居高位，心系人民，体恤百姓疾苦，真是令人钦佩。只听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
　　“除了解决吃饭问题外，我们还要解决一个医疗问题。现在，据说农民生了病请郎中，要称肉打酒，送情送礼，花了四五块钱，药还没进口，还要花钱，这怎么行？今后，1个区要建1个医院，1个乡要有几个流动医师。”
　　毛月秋等人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多次陪他们，或者派人陪他们游览了长城、十三陵、故宫、历史博物馆，北京的名胜、风景差不多都游到了。他们住了几天，觉得心满意足了，便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歉意地说：
　　“对不住，我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你们。”
　　毛月秋连忙说：
　　“快莫这么讲！我们住了咯样久，您咯里招待既热情又周到，我们都领受不起了。耽误了您许多时间，还花费您不少，我们真不好意思！”
　　“我没有什么好的东西送你们，就送点衣服和日用品，还有一点零钱。”
　　毛泽东说完，叫秘书拿来礼物，送给每人100块钱，一套新棉衣裤，还有内衣、鞋帽、蚊帐；另外送给毛月秋一件呢子大衣，一支钢笔、一副眼睛；送给毛泽荣青蓝色呢子大衣。
　　毛泽东最后对文九明说：
　　“这次你给我送来两份厚礼。一是唐家圫的火焙鱼很香，我感谢你。二是你那条好意见，更是金不换。这样的意见我如今难得听到，你要常来。”
　　秘书在送毛月秋等人回招待所的路上对他们说：
　　“你们这次来北京，食宿和添置衣服，都是主席自己出的钱。他的钱并不多，这个月还用亏了哩。”
　　不久，毛月秋、文东仙、毛泽荣、文九明4人回到了家乡。
　　再说11月4日，也就是在中央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召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他在谈话中说：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误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笔者注）以及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会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定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2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为非法的。”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32000多个，即增加2倍多。1957年可以发展到70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100万个，也许不止100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11月5日，中央第3次农业合作会议根据毛泽东在10月15日和11月4日与陈伯达、廖鲁言的两次谈话精神，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
　　11月11日上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华进行正式访问。毛泽东、周**特派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前往迎接。
　　金日成身材高大，微微发胖，他身着黑色呢子大衣，头戴黑色礼帽，乘坐专列由丹东入境，后经沈阳抵达天津。一路上，各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均到车站迎送。
　　11月12日12时，金日成的专列驶出天津站，于下午3时整驶入北京站。在站台上欢迎金日成的群众挥舞着鲜花、彩旗，迎接客人。周**、彭德怀、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迎上前去，同金日成亲切握手。
　　11月13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会客厅里亲切会见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朝鲜民族是一个勇敢、刚毅的民族，朝鲜战争胜利的事实有力地向全世界证明，一个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民族是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战胜的。朝鲜人民的胜利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金日成首相对3年来中国人民在朝鲜保卫祖国斗争中给予的无私援助表示真诚的感谢。他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不怕牺牲、敢打硬仗，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将载入朝鲜史册，千古流芳。
　　毛泽东和金日成还就朝鲜停战后的局势、朝鲜战后的重建和经济恢复工作及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友好协商。
　　11月22日，周**、金日成就两国政治、经济及文化关系方面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国政府决定：从朝鲜战争开始一直到1953年底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一律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从1954年至1957年，中国政府将再拨款人民币8万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
　　11月23日，《中朝谈判公报》、《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在北京正式签订，周**、金日成庄重地代表本国政府在公报和协定上签了字。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和金日成紧紧握手，互致祝贺。

福和中学老师

11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胡志明，他写道：
　　“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法国总理——笔者注）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到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1953年12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和周**在中南海召见地质部长李四光，毛泽东问李四光：
　　“天然石油的远景怎么样？我们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
　　李四光依据自己多年的研究，以乐观和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说：
　　“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是丰富的，特别是东部新华夏系沉降带有良好的生油、储油条件，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降物’。我不同意‘中国贫油论’，我们应该打开仅局限于西北一隅勘探石油的局面，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以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找出几个希望大、面积大的含油地区。”
　　毛泽东听李四光这么一说，高兴地笑了，当即做出了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
　　12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中财委第6办公厅拟定的《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草稿）》时，他说道：
　　“10年搞掉10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已过了4年，天下小变；再过4年，天下大变。改造10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10年，也许只要7年。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指游水——笔者注），淹不死人’。”
　　12月1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给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起草的电报中，对刘**的提法提出纠正。电报中说：
　　“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提法，是不妥当的。”“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
　　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并告杨尚昆的信中写道：
　　“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既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14）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
　　原来，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结果在提纲写出后几易其稿，他还是不太满意，看了第7稿才比较满意。便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和增补，并把这个提纲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这个提纲，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毛泽东还写道：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
　　关于过渡时期的开始时间，毛泽东觉得有解释的必要，于是他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这样的说明文字：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而需要有两年至3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管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势。”
　　毛泽东还对一些错误的观点和提法提出了尖锐地批评，他写道：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做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背二中全会的原则。”
　　毛泽东又在提纲中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一句话后面，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有历史学家评论说：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一化三改’，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即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使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12月13日，毛泽东给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静文同志：
　　10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之为盼！顺致敬意。
　　　　　　　　　　　　　　　　　　　　　　　　　　毛泽东
　　徐悲鸿是在1953年9月26日全国第2次文代会上突发脑溢血而不幸逝世的。廖静文在整理徐悲鸿的遗物时，见到了徐悲鸿所画的一幅准备送给毛泽东的奔马。画面是用墨泼绘的骏马，它高高的昂着头，如疾风闪电似的向前飞奔。徐悲鸿在画面的右侧，用苍劲的字题写着：“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廖静文托人将这幅画送给了毛泽东。
　　田家英拿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走出毛泽东的住室，准备到北京大学去找在那里读书的廖静文。毛泽东又把他叫了回去，嘱咐他说：
　　“要告诉廖静文同志，徐先生一生襟怀坦白，是个好人，我很敬重他。一定要把徐先生遗下的幼小儿女好好抚养**，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全力帮助的。”
　　12月13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时，为了说明发展初级农业合作社是推动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即高级社）的适当形式，他特意加写了一段文字：
　　“这是自然的不勉强的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资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
　　12月15日，苏联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尤金向毛泽东递交了国书。苏联政府是在12月2日任命尤金接替库兹涅佐夫为驻华大使的。
　　尤金在致词中说：我将不惜自己的一切进一步加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同盟，增进同中国的兄弟般的友谊和亲密合作。
　　毛泽东在致词中说：中国一贯重视同苏联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我本人和中国政府热烈欢迎您出任苏联驻华大使，中国政府将全力支持您的工作。
　　12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制定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于1954年1月9日向全国公布。
　　12月19日，毛泽东看了由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后，便将报告退还给了彭德怀。
　　原来在朝鲜停战后，彭德怀责成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在10月份制定出攻打金门的作战计划，并报毛泽东审阅。总参谋部在作战计划中提出，要在1955年1月以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毛泽东看了计划没有立即表态，他要求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考虑攻打金门的问题。于是，张震便将他们的意见上报给中央军委。报告中列举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并提出两条建议：1、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便于集中使用；2、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的保证供应，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以使物资得到交流。
　　毛泽东在报告上的批语是：“此意见可注意。”
　　12月22日，毛泽东审阅了有关部门关于攻打金门作战费用的预算，尔后连同他的批语送给刘**、周**、朱德、彭德怀、陈毅传阅。
　　此前，陈毅曾对该项预算提出了不同意见。彭德怀在将预算送毛泽东审阅前，也提出了意见：“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查后看情况再决。”
　　毛泽东在这份预算上写的批语是：
　　“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5万亿元，无法支出，至少1954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
　　12月下旬，毛泽东鉴于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日甚一日，这才下决心解决他们的问题。
　　原来在1953年9、10月间，4月份才由华东局第一书记调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在第2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公开进行了反对刘**的活动。
　　饶漱石其人，身材短胖，满头黑发，两道浓眉，眼睛小而明亮，留有上髭。此人话语不多，且言不尽意，常常是欲言又止，作人做事十分小心谨慎的样子。
　　此时的饶漱石，他一面带头批判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一面公开点名批判刘**，以此配合高岗的夺权活动。
　　为此，毛泽东提出：立即停止组织工作会议的议程，把饶漱石反安倒刘的事，端到大会上去解决。由于周**的建议，后来只是在领导小组会议上，严肃批评了饶漱石。
　　而此时的高岗（一说在10月，一说在冬季），也仍然把毛泽东的警告当做耳旁风，他到处找人谈话，曾经找过陈云、邓**、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企图联合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与他一起搞掉刘**。
　　高岗到陈云处去探病，寒暄了几句，便切入正题，他说：
　　“毛主席现在正在考虑中央是否设总书记或副主席，你有什么看法？”
　　陈云说：
　　“近来身体不好，主要任务是养病，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高岗开门见山地说：
　　“我不主张设立总书记，还是设副主席为好。副主席也不要总是刘、周，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
　　陈云说：
　　“这样不妥，副主席应该由政治局讨论，由全体中央委员投票选举。”
　　高岗又找邓**谈话，他说：
　　“毛主席说党内要分一二线，他准备退到二线，你说谁到一线接班为好？”
　　“那还用说，不就是他们几位吗？”
　　邓**指着挂在墙上的几幅画像说。此时党内规定，正式场合只挂毛泽东、刘**、周**、朱德的画像。高岗指着刘**的画像说：
　　“他不行，他不成熟，拱倒他，我们来。”
　　邓**说：
　　“你这种想法不对，刘**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事后，陈云和邓**都找到毛泽东，将高岗的这些活动如实报告给了毛泽东。
　　此一时期，高岗的家里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他的会客室里放了不少刘**的讲话稿，随便让人翻阅。他也大讲刘**讲话稿中的那些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的错误。
　　毛泽东提出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以及多次批评刘**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以后，高岗认为时机已到，特别是在毛泽东休养期间，党中央的工作按照惯例由刘**主持，他更是竭力反对，企图把刘**拉下来，使自己成为毛泽东的唯一助手。毛泽东虽然多次当面或在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错误，但是，他还是要保护刘**的。
　　过几天，毛泽东就要去杭州了。他在临行前，开了一次会议，高岗、罗瑞卿都在场。毛泽东交代说：
　　“我不在北京时，由刘**同志代理。”
　　毛泽东又说：
　　“现在北京有人吹阴风，搞地下活动。我们大家要注意。”
　　当天晚上，高岗打电话给罗瑞卿说，要到罗瑞卿家里看望罗瑞卿，罗瑞卿说：
　　“你不要来，有事我去你那里谈。”
　　罗瑞卿放下电话，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快去，看他讲什么。”
　　罗瑞卿奉命来到了高岗的家里，高岗说：
　　“要好好注意主席的健康。毛主席检查身体时，要在附近不离左右的看着。”
　　高岗反复强调，要注意主席的健康，不要马虎。高岗还说：
　　“要成立部长会议，我赞成林彪。”
　　罗瑞卿说：
　　“我会注意主席的健康。部长会议的事，主席可能不赞成你的意见。”
　　罗瑞卿告辞后，马上将高岗的话报告了毛泽东。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29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端了出来。他说：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毛泽东建议，由政治局搞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12月24日下午，毛泽东离开北京，带领宪法起草小组中的3个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去杭州。
　　此时，姚淑贤刚被分配到毛泽东专列上担任医务工作。毛泽东和卫士们聊天时，他漫不经心地伸出两腿，裤管有些短，长筒线袜上有块赫然醒目的大补丁，姚淑贤看着非常惊讶。
　　晚上，卫士封耀松让姚淑贤给毛泽东补一件睡衣。姚淑贤看看睡衣，臂肘处已经磨得很薄了，还有一个洞。专列上没有布，只有医用纱布，怎么好用纱布补呢？姚淑贤说：
　　“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叫主席穿这种睡衣？”
　　封耀松却说：
　　“用纱布没事，叠上两三层就行。主席不讲究，听我的没错。唉，你还是不了解主席呀。以后日子长久了，你就明白了。”
　　姚淑贤只好用纱布给毛泽东补好了睡衣。没想到一直到1965年，姚淑贤在离开毛泽东时，毛泽东还始终穿着这件睡衣。
　　姚淑贤在专列上第一次陪毛泽东吃饭，餐车服务员把辣椒摆在她面前，毛泽东比划着手势说：
　　“不对，不对，辣椒是放我这边。女孩子受不了这个辣，把炒菜放她那边。”
　　毛泽东吃着辣椒比吃水果糖还有味，他笑着说：
　　“敢吃这种辣子，世界便再没有不敢做的事。当年起来造反的红军，没有不吃辣子的。”
　　毛泽东吃罢米饭，又将筷子伸向酱豆腐，筷子没有夹碎酱豆腐，却把那半块一起夹了起来，他稍一犹豫，就全塞进了嘴里。姚淑贤看着说：
　　“哎呀，多咸呀！”
　　毛泽东边嚼边笑着说：
　　“它跟我捣蛋，以为我不敢吃了它。”
　　姚淑贤说：
　　“快吐了吧。”
　　毛泽东嚼着酱豆腐，说：
　　“我才不吐呢。我这个人哪，不喜欢走回头路，不愿干后悔事。”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0大寿，照理应该好好庆祝一番，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秘密地准备着晚宴。
　　晚上7点许，饭菜端上了桌，6个热菜：木耳炒肉、牛肉炖萝卜、苦瓜炒肉、油菜、米粉肉、鱼；4个凉菜：雪里蕻、小辣椒，豆豉、咸鱼；主食是长寿面、花卷。
　　毛泽东一看就明白了大家的意思，他严肃地说：
　　“中央已有决定，不能祝寿。你们为什么还要为我祝寿啊？”
　　李银桥说：
　　“主席，这是家常便饭，不过分，还是可以的。”
　　“银桥，又是你出的点子吧？”
　　“主席，这次你可说错了，这是大家想到的，我们集体决定的，共同来办的。”
　　“哎呀，是集体决定的事，那我就不好办了！好吧，我服从，那我们一起来过生日吧。”
　　李银桥见毛泽东同意了，忙招呼了一声，卫士、机要、医务等各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高高兴兴地跑了过来，围在毛泽东身边。孙勇说：
　　“主席，祝您生日快乐！”
　　“主席生日快乐！”
　　大家也异口同声地祝贺着。毛泽东站起身，高兴地点点头，说：
　　“好！谢谢同志们！拿酒。”
　　李银桥拿来葡萄酒，在每个人面前的高脚杯里都倒上了酒。李家骥也跑到值班室里拿来了6个蒸熟的大寿桃，一字儿摆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微笑着端起酒杯，说：
　　“谢谢大家，祝你们健康成长！干杯！”
　　他和工作人员们一一碰杯，干杯。落座后点上一支烟，轻轻地吸了一口，以手示意大家吃菜。他两边的工作人员你一筷我一筷地给他夹菜，毛泽东连忙说：
　　“好，好了，我自己来。”
　　酒过三巡，该吃长寿面了，毛泽东接过一碗，吃了两口，说道：
　　“吃长寿面能长寿吗？祝寿能使人长寿吗？我看不能。如果能的话，那就天天吃长寿面天天祝寿就行了。这样能调节气氛才是真的。”
　　是日晚，毛泽东途径上海，他向前来迎接他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3人谈了饶漱石的问题。
　　此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张鼎丞问毛泽东说：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
　　“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
　　12月27日，即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是齐白石的90大寿。毛泽东尚在去杭州的途中，他委派工作人员送上了4件贺寿礼：一坛湖南特产茶油寒菌；一对湖南王开文笔铺特制纯羊毫书画笔；一苗东北野山参和一架鹿茸。工作人员还说：
　　“毛主席祝老人家福寿康宁！”
　　齐白石激动地说：
　　“毛主席今天给我送这样重的礼，太看得起我了。古人讲，‘蔗境弥甘’，在新社会，我可是享了这份清福了。”
　　这一天，全国政协和中央美术学院为齐白石举行了祝寿大会，周**也到会祝贺。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代表文化部，授给齐白石“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
　　后来，齐白石为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毛泽东的盛情，画了两幅画：一幅是《旭日老松白鹤图》，一幅是《祝融朝日图》，献给了毛泽东。旭日象征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光明与温暖；老松白鹤是祝愿毛泽东健康长寿；祝融朝日是指红太阳出在湖南。齐白石还应曼顾的嘱托，书写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
　　且说12月27日晚，毛泽东到达杭州，换乘小轿车驶进西子湖畔的刘庄大门，开到1号楼前。这是一座位于丁家山半山腰的楼房，绿色琉璃瓦面，金黄色琉璃瓦翘角；楼房周围有回廊亭阁相护卫。毛泽东虽然是在建国后第一次来到杭州，但他下了车还是十分高兴地对卫士们说：“到家了。”
　　刘庄坐落在杭州西湖西岸丁家山麓，又名“水竹居”，因它最早的主人刘学询而得名。刘庄面对六桥，北仰双峰，囊括湖山胜境。刘庄的庭院景观全是民族风格，而且是依着《红楼梦》大观园设计建造的。建国后，刘庄经著名园林建筑家戴念慈重新设计，更呈现出楼台隐现、回廊曲折、清新优雅的景观，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
　　欲知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活动情况及其以后如何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请看本传第七卷：九天揽月。
　　东方翁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日起，毛泽东亲自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4个野战大军继续横扫国民党残军。与此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禁娼戒毒的果断措施；接着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革命运动；继之还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果真是五洋捉鳖也。禁娼戒毒，娼妓、烟鬼瞬间绝迹；土地改革，农民无不欢欣鼓舞；镇压反革命，数十万敌特束手就擒；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及其它“联合国军”俯首讲和；三反五反，大小贪官和“五毒”奸商纷纷落马。可以说，毛公领导的每一次运动无不是轰轰烈烈，旗开得胜。短短3年间，九州处处海晏河清，盗贼亡种。人民安居，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心思公，奋发向上，营私为耻。真可谓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观。以其思想、智慧和凝聚力，能使数万万人民在思想上大一统，劲儿往一处使，步子往一条道上奔，有大作为之如此者，舍毛公其谁也！读史至此，岂不令人拍案叫绝！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52

第七卷：九天揽月

第252章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的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

话说毛泽东带着一个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自此，毛泽东两个多月没有露面，官方称他去休假了。

　　关于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汪东兴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1953年底，毛主席到杭州去搞宪法。他住在刘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也住在刘庄，他们到北山办公。毛主席喜欢爬山，每天12点左右起床，吃点东西就去爬山。他宣布一条，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有一次我们爬上玉皇顶，用了两个多钟头。以后又上了南高峰、北高峰、六和塔，还上了凤凰山。田家英说，他们就靠主席爬山的时候改宪法稿子。毛主席有一次问我们，在杭州看风景哪里最好？我们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主席说：在山顶看，风景最好，杭州全景尽收眼底。西湖是一个锅，杭州市区是锅边。毛主席还考我们：哪个朝代在这里建都？雷锋塔为什么建在这里？美国的首都为什么在华盛顿，不搬到纽约？等等。和毛主席在一起，我们增加很多知识。毛主席爬山，有毅力，风雨无阻，坚持锻炼，说得到就做得到，要改变他的注意很难。说今天下雨，不上山了。他说，去，带上雨伞。说路滑，他说拄上竹棍。毛主席喜欢杭州，主要是气候好，空气新鲜，靠水边。毛主席喜欢水。他为什么喜欢中南海？因为有水。”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是这样回忆的：“有这么一天，主席比较早就醒了。他对我说：‘我现在想爬山。’我建议他去爬丁家山。这是刘庄旁边的一座小山。主席说“‘我不爬小山，要爬大山。’我去找叶子龙、汪东兴、罗瑞卿、王芳商量，大家觉得还是爬丁家山。主席一听，这么多人都不同意他爬大山，只好听从。丁家山不高，大概有一二百级台阶。主席爬的时候，跟走平路似的，一会儿就爬完了，没有尽兴。第二天，主席睡醒以后还要爬山。我们商量后，建议他爬桃花岭。以后，又爬了宝石山、梯云岭、葛岭、栖霞岭等。这些山比丁家山高一些，大约是海拔200米左右。再以后，还爬了炮台山、凤凰山、狮峰、天竺山等。在制定宪法的繁重工作中，主席抽时间坚持爬山，充分体现了一位伟人的毅力和胸怀。这是主席在建国以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也是最有特殊风格的一次爬山活动。”

　　毛泽东的随行摄影记者侯波在回忆中也说：“跟随毛泽东爬山，是我和他在一块时最愉快的时刻。他不喜欢人搀扶，拿着一根竹竿当手杖，说这是他的‘第三条腿’。他边走边和我们聊天，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提出很多问题让大家回答，给大家讲一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问题，古今中外，天南海北都有，引发大家读书学习的兴趣。他谈笑风生，大家也无拘无束。这种时候，他是我们慈爱的长辈，是我们敬重的老师。”

　　闲话打住，且说毛泽东第一次去爬山，陪同他的是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还有一个刚到警卫处没几天的干部，此人叫伍一。毛泽东不认识伍一，就打量着他，微笑着问王芳：

　　“这是谁呀？没见过嘛！”

　　王芳回答说：

　　“主席，这位是刚调来的警卫处处长。”

　　伍一诚惶诚恐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你叫什么名字？”

　　毛泽东问伍一，并伸出他那宽大的右手。

　　“报告主席，我叫伍一。”

　　伍一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军礼，连忙伸出双手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幽默地说道：

　　“噢！你这名字好哇，又好记又伟大，全世界人民每年都要为你开庆祝大会。很好，以后我就叫你‘劳动节’喽！”

　　伍一怕毛泽东把他的名字理解错了，就赶紧解释说：

　　“主席，我这‘伍’是‘五’字前加个单‘人’旁。”

　　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他说：

　　“对呀，你和伍修权是本家，你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嘛。”

　　毛泽东的幽默和随和顿时驱散了伍一的紧张情绪。此后，伍一就经常陪着毛泽东去爬山、散步、游泳。

　　1954年1月1日，黎锦熙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后来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我同意您的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具体解决，请向文字研究会商洽。”

　　1月7日，毛泽东在杭州收到了由杨尚昆送来的《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及刘**的一封信。他在给刘**和书记处成员的信中写道：

　　“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做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议程可有3个：1、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2、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1个五年计划纲要。3、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同志做。”“关于第3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做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毛泽东同时还给刘**个人写了一信，他写道：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1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1月9日，毛泽东在杭州领导宪法小组正式开始宪法的起草工作，他首先带领小组成员广泛地阅读和研究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各类宪法，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他还列出了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10种，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阅读。此后，毛泽东指示宪法起草小组人员说：

　　“起草宪法时要坚持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在具体条文上又要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要简单、明了。”

　　此时负责安排毛泽东一行住所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后来回忆说：“毛主席住在刘庄1号楼。每天午后3点，他便带领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路84号的办公地点。当时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是由主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主楼先前是谭震林一家居住的，谭震林调到上海后，我家搬进去了。我们让出后，毛主席就在平房里办公，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1月15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刘**等人发了一封电报，提出了他关于宪法从起草到通过的整个计划和流程的设想。毛泽东写道：

　　“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1月9日开始，计划如下：1、争取在1月31日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2、准备在2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次，请邓**、李维汉两同志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通过。3、3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3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4、4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5、5月1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4个月，以便9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开列了一个关于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共有10种，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时间阅读。他写的是：

　　“1、1936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2、1918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3、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4、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5、法国1946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1月18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建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先把《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用电报发给参加会议的人员，要他们准备意见；同时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见，并提出要通知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到会。

　　毛泽东在杭州时，问卫士张仙朋等人看过几遍《红楼梦》，有人回答说看了1遍，有人回答说看了两遍。毛泽东说：

　　“《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那里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得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

　　1月间，毛泽东约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会谈。他在谈话中说道：

　　“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当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

　　毛泽东指指出生于陕西韩城的翻译师哲，又指着自己说：

　　“秦就是他们陕西，楚就是湖南。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毛泽东说的陕西就是暗喻高岗，两个苏联人听了却是感到莫名其妙。

　　此时，高岗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表示说，要在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1月22日，毛泽东给刘**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内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同志或再加**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的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1月23日零点10分，天上下起了几十年以来罕见的大雪，霎时间，天地苍茫，远近一色，整个杭州成了一个银的世界。在天亮时分，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往毛泽东住处打了一个电话，他问李银桥：

　　“主席起来了没有？我们好派人去扫雪。”

　　李银桥告诉他说：

　　“扫不得，不但扫不得，还动不得。这是主席的指示。我因扫雪还挨过批评。”

　　7点多钟，毛泽东头戴浅灰色呢帽，内穿黄呢中山装，外罩灰色呢子大衣，走出户外，小心翼翼地踏着雪，来到一棵树下，仰起头凝视着树上的琼枝银花。过了一会儿，站在他后面的李银桥提醒说：

　　“主席，靴里的雪一会儿都化成水了，回去看吧。”

　　毛泽东兀自沉醉在雪的世界里，他轻轻地摇摇头，喃喃地说道：

　　“化了，就看不成了。”

　　说罢，他迎着寒风，迈着轻轻的步子，朝西湖那边走去。卫士们只好跟在他的后边，非常小心地踏着他的脚印向前走，生怕再破坏了雪景。

　　西子湖畔和远近的群山，都披上了银装。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湖边，驻足观赏苏堤雪景。尔后，他两手交叉在身前，含笑站立在西湖边的石栏处，让侯波为他拍照留念。侯波抓住毛泽东凝眸远望的一刹那，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拍摄了《毛泽东在杭州》的雪景照片。

　　随后，意犹未尽的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登上住所后面的小山，远眺西湖的雪景。

　　1月25日，刘**、周**、邓**找高岗谈话。

　　1954年2月5日，刘**、周**、邓**第2次与高岗谈话。

　　这一天，刘**、周**、朱德、陈云、邓**与饶漱石谈了话。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主持了会议。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参加会议。

　　刘**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朱德、周**、陈云、邓**等44人在大会上发言，全面地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

　　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全会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学习、宣传和贯彻总路线的群众运动。

　　2月15日，刘**为核查在全会上揭露出的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决定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要高岗、饶漱石也分别参加座谈会，让他们听取对他们的批评，同时，要让他们在会上作检查。

　　在座谈会期间，高岗并没有像他在全会上表示的那样去做，而是一直表白他是清白的，没有任何反党阴谋。然后，他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要以自杀的方式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旁边的人抓住他的胳膊时，子弹射穿了天花板。他的第1次自杀未遂（据杨尚昆说，高岗是触电自杀未遂，座谈会中断了一天）。

　　2月17日，经过宪法小组1个多月紧张细致的工作，宪法草案的初稿已经写出来了。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张一平，专程到北京将宪法草案初稿送给刘**。毛泽东还给刘**发了电报和信。毛泽东在电报中写道：

　　“现将宪法初稿5份派人送上，请加印分送政治局及在京中委各同志，于2月20日以后的1星期内，开会讨论几次，交**、维汉两同志带来这里，再行讨论修改，约7天左右即够。然后，再交中央讨论，作初步决定（仍是初稿），即可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因此，**、维汉原定20日动身来此的计划，可推迟到月底动身。送初稿的人明（18）日动身，20日可到北京。”

　　2月24日、26日，宪法起草小组又将初稿作了两次修改，称为“二读稿”、“三读稿”，并及时专送北京供在京中央领导人讨论。

　　2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结束。以刘**为临时主持的中共中央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在东北和华东两个地区，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

　　周**在为高岗座谈会做的总结中写道：

　　“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了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道路。”

　　周**列举了高岗的9条阴谋活动和罪行，这9条是：

　　1、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荒谬理论，及制造所谓‘军党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2、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3、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4、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封官许愿，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5、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6、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7、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8、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9、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邓**、陈毅、谭震林在为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2月底，毛泽东在谭震林、罗瑞卿、柯庆施、谭启龙、张耀祠及卫士的陪同下，去爬玉皇山。

　　玉皇山原名育王山，耸立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这一天，天上下着毛毛细雨，山上的游人很少。山腰有一紫来洞，毛泽东一行在洞前俯瞰山下的八卦田，说南宋皇帝祭祀先农的时候，就在那田里做做样子，亲耕一番。

　　山上有个福寿观，毛泽东在观外兜了一圈，便步入观内。观内有一个瞎子主持，说他是道士吧，他还光着脑袋像个和尚。毛泽东面壁看了一番，来到供游人烧香拜佛抽签的供桌前。

　　供桌上没有点香，只摆着一桶卦签。毛泽东朝那卦签望了片刻，伸手上去抽出一支，看了一眼便笑出了声。谭震林、罗瑞卿等人闻声围了过来，毛泽东笑着把卦签递给罗瑞卿，罗瑞卿看了也笑起来，将卦签递给谭震林，谭震林看了也笑着递给其他人，众人传看一遍，又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再看，随手仍在地上。

　　卫士张木奇觉得好奇，他等毛泽东等人出门的时候，忙从地上捡起卦签，匆匆看了一眼，便悄悄揣入兜里，因为主持是个瞎子，他是看不见的。张木奇回到住处，掏出卦签细看，这是一个竹片上贴着的版印的纸签，内容是“此命权威不可挡，紫袍玉带坐朝堂”，还有一句是什么娶妻3房的话。难怪毛泽东和众人发笑了。

　　1954年3月2日，毛泽东以短函嘱咐田家英，他写道：

　　家英同志：

　　1、杨秀生信请抄转长沙杨开智先生，询问信内所述情况是否属实，我完全不记得了。2、今年寄杨家补助费1200万元，上半年的600万元宜即寄去，请予办理。3、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毛泽东

　　后来，杨开智收到田家英的询问信后，立即去办这件事，然后回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据此在4月份给李淑一汇去了一笔钱，帮助杨开慧的这位朋友。

　　3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3月9日，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宪法“四读稿”，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宪法起草工作第一阶段的工作结束了。

　　有一天，毛泽东和摄影师侯波在杭州再登玉皇山，他们边走边谈论着《红楼梦》，毛泽东问：

　　“你现在看什么书啊？”

　　侯波说她看的是《红楼梦》。毛泽东又问：

　　“看得懂吗？”

　　“看故事呗。”

　　“你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呢。”

　　“我一遍还没看完呢。”

　　“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们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

　　二人上得山来，侯波回头一看，山下有个房子着火了。南方的草房见了火就扑不灭。这种临时性的草房，几根木架，席子一围，茅草盖顶，着了火只需要把值一点钱的东西抱出来就行，灭火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侯波不懂得这些，她着急地喊道：

　　“哎呀，房子着火了！”

　　毛泽东在山坡上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不慌不忙地说：

　　“着火好。烧了好，烧了好。”

　　侯波非常惊讶毛泽东说话的口气，不解地问：

　　“着火……还好？”

　　“不烧他就总住茅草房。”

　　“烧了他住哪里去呀？他盖不起瓦房才住茅草房的。”

　　“嗯，看来是你说的有理。那怎么办呢？烧了到哪里住呢？”毛泽东说罢，便沉思不语了，良久，他才又自言自语地喃喃道：“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侯波听见毛泽东如此说，才知道他此时仍然处于现实生活和《红楼梦》的转换中，这是他那独特的一种幽默情趣和开阔胸怀。眼看着山下的火已经烧尽，只剩下一缕袅袅青烟，毛泽东又说：

　　“唉，烧了好。烧了3年盖瓦房，不烧10年住草房。我看朝鲜还是有希望的。”

　　侯波感叹不已，她心里说：“伟人就是伟人，他的思想太活跃，他怎么就想到了停战不久还是一片废墟的朝鲜？他所考虑的问题与我们想的事情实在不是一个层次。”

　　侯波到石头缝里采了许多野花，拿到毛泽东跟前，说：

　　“主席，你看，这里都开花了，北京现在还下雪呢。”

　　毛泽东从中抽出2枝花，凝视着，问：

　　“这是叫什么花呀？”

　　“南方的花，不知叫什么花。”

　　“那就叫侯波花吧。”

　　毛泽东笑着打趣说。侯波说：

　　“咱们建两个首都才好呢，夏天在北方，冬天在南方。”

　　“你这个想法不错嘛。”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随口应付着，起身往前走，来到了福寿观。大概是警卫人员已经采取了措施，观里只有那个瞎眼主持。毛泽东指指桌上抽签的木筒，说：

　　“侯波，你替我抽支签吧。”

　　侯波上去抱住木筒摇一摇，抽出一支，一看，说是命不好，家里家外不安宁。于是，她又换了一支说得好的，拿去让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完哈哈大笑。

　　3月中旬的一天，天上下着毛毛细雨，毛泽东坚持要到绍兴东湖农场去视察。

　　原来在3月初，毛泽东在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时，得知绍兴东湖农场通过科学种田，使当年的“放鸭畈”变成了浙江有名的高产样板田，他十分高兴，当即向谭启龙表示，要抽时间亲自去看看。

　　这一天，毛泽东在谭启龙的陪同下，来到东湖农场。他冒雨走在田埂上，一面细心观察，一面向农场负责人了解情况。视察结束后，毛泽东称赞东湖农场科学种田好。

　　毛泽东离开农场，来到东湖风景区，游览了一番。他面对着陡峭的悬崖观察了一番，指着笔直的石壁对谭启龙说：

　　“这不是老天爷的鬼斧神工，而是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开凿石条而造成的。”

　　谭启龙引领着毛泽东走进一个茶馆，坐在八仙桌旁小憩。毛泽东向谭启龙讲起了绍兴的历史和名人。他说：

　　“绍兴，古称会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吴越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就在这个地方。近代以来，这里也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清末女革命家秋瑾，自号‘鉴湖女侠’；另一个就是鲁迅。鲁迅生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句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种为人民甘做牛马的精神。”

　　3月14日下午3点30分，毛泽东和起草小组离开杭州刘庄，至晚到达太湖之滨的无锡。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会议的陈毅，立即赴无锡迎候，把毛泽东安排在太湖华东干部疗养院。夜里2点多，李银桥端来一盆开水。张木奇问道：

　　“怎么啦？”

　　李银桥说：

　　“老头儿便秘，给他灌肠。”

　　张木奇把开水晃动凉了，就让李银桥端进去灌肠。

　　保健医生徐涛劝毛泽东注意休息和饮食的规律性及营养性，请他吃蜂蜜，说否则就容易便秘。毛泽东不听，他自有他的办法：蔬菜不让切，整株洗净了炒，保持长纤维，吃下去利大便。他还说：

　　“我的生活里有4味药：吃饭、睡觉、喝茶、大小便。能睡、能吃、能喝、大小便顺利，比什么别的药都好。”

　　“孔老夫子吃饭很讲究，”毛泽东越说兴致越高，而且有点神秘了：“他有10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不吃，食物变色变味不吃，烹调不合宜不吃，不到吃饭时间不吃，这些都很合乎卫生嘛！不过孔老夫子有病啊！”

　　徐涛说：

　　“我没注意这个问题。”

　　毛泽东愈发得意了：

　　“你应该给他诊诊病，我看他有胃病。”

　　“你怎么看出来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东西搞得那么精细不是消化不好吗？再说他常喜欢吃姜。你们西医研究不研究姜的作用？”

　　“中医研究的比较多。”

　　“姜性温，孔老夫子有胃病，用姜祛寒暖胃；老百姓不是喝姜糖水嘛，祛寒发汗治感冒。我看他还有胃下垂。”

　　“你怎么又给诊断出一个病来了？”

　　“他胃不好，又忙着周游列国，吃了饭就坐车子颠簸，还不得胃下垂？”

　　毛泽东说罢，自个儿禁不住笑了起来。

　　有一次，毛泽东牙龈发炎，肿得厉害，已经化脓了。他疼的时候用手捂着腮帮，皱着眉吸凉气，饭都吃不下去。徐涛学着毛泽东以前说过的话：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徐涛说：

　　“这次可真是病了，牙床化脓，淋巴肿大，你得吃药，吃抗生素。”

　　“我不用药。”

　　毛泽东连连摇头，一边还疼得直吸凉气。徐涛说：

　　“别讳疾忌医啊，这是你常说的话。”

　　“我不忌医我忌药，你有不用药的办法吗？”

　　“病重了不行，重了必须吃药。吃抗生素很快就可以好。”

　　“我不吃药。靠吃药，自身的抵抗力就没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应该调动自身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总用药抵抗力就会衰退，再有细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只有经过斗争抵抗力才能变强大。”

　　“照这样说，还生产药干什么？”

　　“只有抵抗力不行时，才用药助他一臂之力，反败为胜。这次我要看看我的抵抗力能不能战胜。”

　　几天后，毛泽东没有用抗生素牙疼就好了，他得意地笑着说：

　　“怎么样？我的抵抗力战胜了。自力更生了，不能光依靠外援。天下万物万事，都脱不出这个道理。”

　　他还不止一次地说过：

　　“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全听你的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

　　毛泽东就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在游泳池游泳，如果没有女性在，他便吩咐一声不要让女性来，自己脱得赤条条的下水游泳，更觉得自由自在，畅快无比。

　　正是：真人真性情，与众大不同。

　　　　　不药病自愈，医嘱不全听。

　　　　　戏言寓真理，自力能更生。

　　再说3月15日清晨，陈毅陪同毛泽东到无锡太湖边观看日出。回到疗养院，毛泽东邀陈毅谈话。据陈毅日记记载：毛泽东在谈话中最触动他的一句话是：

　　“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

　　这才叫：洞若观火，腹有韬略。教尔育尔，良莠难说。古来如此，我奈你何？

　　后来不久，陈毅因受毛泽东谈话的启发，写出了一首也许是他所有诗作中最具影响力和思想性的长短句《手莫伸》，开篇便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3月17日，毛泽东一行回到了北京。

　　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1次会议。刘**、周**、陈云、董必武、邓**、宋庆龄、张澜、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寅初、马叙伦、陈叔通、黄炎培、程潜等共26名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提交给宪法起草委员会。他说：

　　“这个初稿可以小修改，也可以大修改，还可以推翻另拟初稿。”

　　陈伯达受毛泽东委托，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宪法草案起草工作的说明。

　　会议决定：在最近两个月内完成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修改，以便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作为草案公布。同时决定：除了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外，还要会同全国政协进行分组讨论，同时将草案分发全国各大行政区、各省市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进行讨论。

　　会议还决定，为了加强对宪法草案讨论修改的组织工作，以李维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以齐燕铭、田家英、屈武、胡愈之、孙起孟、许广平、辛志超为副秘书长，并由他们负责成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

　　随后，北京组织了500多人讨论。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共8000多人，进行了宪法草案大讨论。各界人士一致认为这个草案是好的。在这次大讨论中，还从各地征集到了5900多条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

　　1954年4月1日，国务院总理周**和张闻天乘飞机抵达莫斯科，他们此行是为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做准备，要同苏联政府协商有关事项，以便在会议上统一步调。

　　4月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第2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检查了各地对中央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指示的执行情况，着重研究了合作社大发展后如何巩固的问题。

　　4月上旬，毛泽东给班禅额尔德尼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1953年8月1日的来信和礼物。知道你身体很好并经常为团结而努力，我很高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

　　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顺祝

　　健康

　　　　　　　　　　　　　　　　　　　　　　　　　　毛泽东

　　4月12日，毛泽东在治理海河的关键工程官厅水库竣工前夕，亲自视察了工地。

　　后来在官厅水库建成后，毛泽东又为其亲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4月18日，第2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会议认为已有的10万个社能否办好，对以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关系极大。会议要求各级党委积极努力把已有的10万个社切实办好，为迎接行将到来的合作化大发展的新时期作好准备工作。

　　会议还拟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新的发展计划：1955年发展到30万或35万个；1957年达到130万或150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35%左右；到196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合作化。

　　再说周**、张闻天在苏联为协商日内瓦会议的问题，与苏方多次会商，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政府草拟了具体方案，周**将要带着这一方案回国向中央汇报。

　　苏联政府为了庆祝会谈顺利，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晚宴招待周**、张闻天。苏联人本来就喜欢饮高度白酒，这一天更是特别兴奋。赫鲁晓夫入席时不停地转动手腕上的表带，一会儿捋下来放桌上，一会儿又拿起来戴在手腕上，完全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势。

　　赫鲁晓夫开始讲话了，很简短，他说了几句便开始端起酒杯敬酒。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法比的，赫鲁晓夫咕咚一声就干了杯，于是，其他的作陪者，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也一齐起身，高举着酒杯，咕咚咕咚干了杯。周**也随着主人干了杯。

　　酒场上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周**是主客，他不能不回敬主人。于是，他就讲了几句外交礼节上的辞令，端起酒杯回敬主人们。

　　这种外交宴会，主客都是彼此敬酒多，不大注意吃菜，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已经不知道空了多少。周**、张闻天是客随主便，即便想吃一点儿菜，也不能那么随意了。

　　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他已经红了脸，鼻尖上渗着汗，嘟嘟噜噜说个不停。翻译出来的大致意思是：这次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分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周**则说：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晃着脑袋，重复着说：

　　“这次会议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周**进一步解释说：

　　“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话，听我们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做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胜利。”

　　赫鲁晓夫终于明白了周**所说的胜利的含义，便大叫着“哈拉少，哈拉少”，激动地向周**敬酒，干杯。周**没有马上干杯，他举着酒杯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说：

　　“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获，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请同志们干杯！”

　　周**说完，率先干了杯中酒。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马上相继向周**敬酒，与他干杯。此时，周**的脸色已经由红润慢慢转成了苍白。莫洛托夫也端着酒杯来到了周**跟前，他说：

　　“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好合作，干杯！”

　　周**尽管脑子里已经有些混沌，错把莫洛托夫当成了斯大林，但他表面上风度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

　　“我们的友谊很久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干杯！”

　　此时，宴会厅已经乱了，主人客人互相敬酒，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人也互相敬酒、干杯，各自聊着感兴趣的话题。周**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说着热情友好的话，敬酒、干杯。此时，他的脚步已经踉跄了，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着，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突然弯下腰，呕吐了，甚至连站也站不住了。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也已经带了醉意，面对这种突然发生的状况，一下子愣住了，既想叫人，又想伸手扶周**，又发觉手中的杯子没地方放。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俩一左一右扶着周**往外走。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喘息边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周**下意识地应酬着说：

　　“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解释说：

　　“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还是一个劲地道歉自责：

　　“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周**吐了几次，工作人员将他扶到车上，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他已经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忙着沏浓茶，找医生。工作人员扶起他喝了两口茶水，又扶着他躺好，皇宫医院的医生赶来了。医生检查了一遍，说：

　　“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映。现在不要打扰他，叫他安静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

　　医生留下一点药就离开了。周**在次日8点左右睁开了眼，他双手搓搓脸，坐了起来。

　　“总理，你感觉怎么样？”

　　秘书递过去一杯温茶水，周**喝了一口漱漱口，又喝了一口。

　　“比昨天好多了。”说着下了床，又说：“嗯，还有点头昏脑胀。”

　　周**轻轻地晃一下头，望着师哲，不无担心地问道：

　　“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

　　师哲说：

　　“你讲的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

　　“我是说过一些话的，但具体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周**脸色苍白，他竭力回忆着，眉头皱着，摇摇头。

　　“你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谈了我们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意义，说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获。”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又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个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周**沉重地吁口气，仍然不放心地说：“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诉我。”

　　“没有，”师哲肯定地说：“确实没有。”

　　这种场合的一言一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大事，如果讲了出格的话，必须马上采取补救措施。周**相信师哲是不会遮掩的，于是稍稍放下了心，他懊悔地摇摇头，小声喃喃道：

　　“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了一会儿就头晕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劝慰道：

　　“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你的语言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有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就请你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周**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医生检查后，说：

　　“一切正常，但是，还需要休息。”

　　周**说：

　　“我是准备今天回国的。”

　　“绝对不能长途跋涉。”医生断然说：“推迟1天走，今天好好休息。”

　　这样，周**只好留下来多住了1天。上午休息，下午参观。第二天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周**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周**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他说：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说：“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击人之短嘛。”

　　欲知周**后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53

第253章

　　“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50年即10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

话说1954年4月19日，毛泽东任命周**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任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周**、陈云、彭德怀、邓**，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

　　这天深夜，周**接到毛泽东打来的电话，询问他身体如何，出发的准备怎么样了？周**说明了情况后，又说：

　　“主席，我明天就要率领代表团去日内瓦了，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

　　“指示那倒没有，我想在瀛台涵元殿楼以茶代酒，为你送行。”

　　周**说：

　　“主席那么忙，送行就不必了。”

　　毛泽东说：

　　“我想请你来瀛台，主要是想请你放松一下，你一直很累，为了出席日内瓦会议更是日夜操劳，到了会上斗争更激烈，会更忙更累。你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礼记云：‘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你这个人哪，只会工作，不会休息。”

　　周**听毛泽东如此一番话，感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赶紧说：

　　“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我一定注意劳逸结合。”

　　毛泽东说：

　　“当然啦，这次日内瓦会议对我们国家，对世界和平关系都很大，你的担子很重，把会议开好，开出成果，这是头等大事。关于日内瓦会议，中央已经批准了你提出的方针，并且已经授命你全权负责，没有特殊的事，也不必请示中央，或者请示了中央也不必等批复。

　　朝鲜战争，我们是逼着鸭子上架，现在的印度支那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要给予大力的支援，负担很重。当然这是为了印支人民的解放事业，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我们国家从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外国侵略，战祸不断，经济落后，生活贫困，急需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日内瓦会议能够达成一些协议，使朝鲜的和平得以巩固，印度支那战争能够停止下来，哪怕是停它一段时间也好。

　　有人误以为我们是好战的。其实，我们最不希望再打仗，而最需要的是和平，是最爱和平的。我们代表团要高举和平的旗帜，协商的旗帜。为了和平，我们可以做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

　　周**已经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他见时间已经不早了，就说：

　　“主席说得好，我们是要和平的，不要战争。国际国内都迫切需要和平，这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世界人民的愿望。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也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决心。我一定努力去做，尽可能争取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时间不早了，主席该休息了。”

　　毛泽东说：

　　“那好吧，祝你一路平安，马到成功！”

　　4月20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对她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游泳池一事作了检讨。

　　原来，江青于毛泽东外出在杭州期间，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游泳池。游泳池修好了，江青满心欢喜地向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没想到毛泽东发了脾气。动用公款为他建造游泳池，他是绝对不允许的。

　　4月21日，周**率领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抵达莫斯科。师哲到机场迎接，周**握着他的手说：

　　“我跟主席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地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师哲也笑了，说：

　　“总理，你就是太认真，多喝了点酒也值得向中央检讨？都像您这样的话，苏联那些酒桶们就别干事了，三天两头向中央做检讨去吧。”

　　周**摇摇头，认真地说：

　　“你讲的不对，那是他们，我们不同。还是要接受教训。”

　　4月21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的陪同下，前往天津、秦皇岛、山海关、唐山视察。

　　21日晨，东方红日冉冉升起，毛泽东一行在中共秦皇岛市委书记、市长王植范及市区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长城游览。这是毛泽东第2次来到山海关。他在“天下第一关”城楼前下了车，看着眼前宽阔的柏油路面，高兴地说道：

　　“这儿变了。”

　　毛泽东在长城上看到城外不远处有一平台，就问那是怎么回事？山海关区委书记、区长柴洪山告诉他说：

　　“那是威远城的遗址，是明朝吴三桂投降清兵的地方。”

　　毛泽东“噢”了一声，就给大家讲起了吴三桂的故事。他沿着长城缓步向北走，见前边有一墙垛，就问柴洪山：

　　“那是烽火台吧？”

　　柴洪山说：

　　“是的，战争时做信号用。”

　　毛泽东又给大家讲起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王植范说：

　　“请主席到箭楼看看。”

　　毛泽东说：

　　“好，欲穷千里目嘛。”

　　毛泽东在箭楼上极目远眺，隐约看到远处有起伏的山峦，就问：

　　“那是什么地方？”

　　王植范说：

　　“那是碣石山，在昌黎县北。”

　　毛泽东一行从山海关城楼上下来，驱车到了南海“老龙头”。这老龙头是万里长城之首，像龙头一样俯在海中饮水。原本威武壮观的城楼，已被帝国主义毁坏了，城墙已经坍塌，只留下一个土坡，像是一道堤坝。毛泽东惊奇地问：

　　“老龙头在哪呀？”

　　工作人员向他详细讲述了老龙头被毁坏的经过，毛泽东感慨地说：

　　“现在，中国人再不会受外国的欺侮了。”

　　这天下午，毛泽东一行来到秦皇岛码头，港务局石新生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情况。

　　晚上，毛泽东在北戴河休息。

　　北戴河是秦皇岛市的一部分，位于市区西南角，是著名的海滨避暑胜地。

　　第二天早上，毛泽东登上山坡观看了日出。而后，便去了唐山。

　　4月25日，毛泽东把江青的检讨信转交给刘**、陈云、邓**等人，还写下了一个批示：

　　刘、陈、邓、罗瑞卿、尚昆、汪东兴诸同志：

　　江青此信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5亿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

　　　　　　　　　　　　　　　　　　　　　　　　　　毛泽东

　　毛泽东所说的建造费5亿元是旧币。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同日，由邓**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4月29日，毛泽东根据傅作义的愿望，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傅作义为水利部部长。

　　4月29日，毛泽东给湘乡县写了一封《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

　　此前，文南松的次子文炳璋已经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湘乡县石城乡武装部长。他在年初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说，文家个别人从北京回到家乡后，便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了。他认为，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注意。毛泽东非常重视这封信和文炳璋的意见，于是就在《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写道：

　　“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现有文炳璋同志的一封信，附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圫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1954年的一个星期六，正在读初中的李敏回到家里，收到了舅妈的一封来信，信中告诉李敏说：

　　“你妈妈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原来，贺子珍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毛泽东重要讲话录音，她越听越发呆。舅妈说，主席的声音真洪亮。贺子珍说，是啊，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电台播一遍又一遍，贺子珍听了一遍又一遍，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她病倒了。

　　李敏看完信，恨不得马上飞到妈妈身边。她找到爸爸说：

　　“妈妈病了。”

　　说罢，把信递给了爸爸。毛泽东拿过信看看，又看看，不说一句话。李敏看得出，爸爸的情绪很不好，心里很沉重，她第一次见爸爸流泪了，她也伤心地哭了。

　　第二天，李敏向学校请了假，带着爸爸的信去上海看妈妈。毛泽东在信中劝贺子珍说，要注意身体，不要抽那么多的烟，抽烟多了对身体不好，要去看医生，好好治病。

　　李敏临行前，毛泽东交代她说：

　　“你告诉上海的组织，妈妈病了，请他们多多照顾，带她去看病。但不要说，她是因为什么病的。”

　　李敏点点头，表示理解爸爸的意思。

　　后来，毛泽东又托人给贺子珍送去了吃的和用的东西。李敏因为要上学，功课很紧，不敢耽误得太多，等妈妈的病情稍有好转，就回京了。毛泽东见女儿回来，挺高兴，问道：

　　“你妈妈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她过去可苗条了，腰细细的，现在还那么苗条吗？”

　　“我妈妈现在这么胖了，像个大水桶。”

　　李敏边说边比划，故意逗爸爸。毛泽东惆怅地说：

　　“不会，你妈妈的身子骨绝不会变成个大胖子，她过去身体就瘦弱，更何况现在有病，心事重，怎么可能胖呢。”

　　李敏本来是想让爸爸开开心，看来是瞒不过爸爸的，就照实告诉爸爸说：

　　“妈妈身体很瘦，很弱，很……”

　　毛泽东很久没有说话，转过身去取了一支烟抽了起来。他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从前。

　　“你妈妈很小的时候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红军女战士，她作战很勇敢……”毛泽东说：“你妈妈是一个很开朗、很豁达、很有善心的人，常常是一高兴就开怀大笑。过去，我们在茅坪河里抓鱼，他也打着赤脚，站在河的中央，看到鱼游过来了，伸手就去抓。你妈妈比我灵活，有时还真能抓住一两条警惕性不高的笨鱼，她高兴得开怀大笑，差点跌倒在水里。”

　　伤心人怕说伤心事。可是，越是伤心又越想说那些伤心的事。有的尽管是过去的快活事，也同样会勾起伤心人的伤感。毛泽东打住话头，又是一阵沉默。李敏坐在爸爸身边，拉着爸爸的手。毛泽东把女儿的手放在他的大手心里，另一只手在女儿的手背上来回抚摸着，又讲起了过去的事情：

　　“那是1928年10月的一天下午，你妈妈在井冈山的后山，捡来半篮子金黄鲜嫩的小松菇，洗干净后，煮了一大碗端给我吃。我吃得好香。你妈妈见我吃得额头上都出汗了，问我说：‘田里的泥鳅你吃吗？’我跟她开玩笑说：‘我这个人，4脚的不吃板凳，长毛毛的不吃蓑衣。’谁知第二天早晨，你妈妈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来，见你妈妈裤脚卷得老高，提着一只鱼篓回来了。我一看你妈妈提的是半篓鲜活的泥鳅，才恍然大悟说：‘你呀！我随口说了声，你就去抓泥鳅。’

　　好吧，我烧水，你妈妈煮菜。我们忙活起来。也不知你妈妈从哪里弄来的米粉，蒸熟了粉巴泥鳅，又放上些葱花、姜丝，还有辣椒粉，那味道鲜美可口。这顿晚餐吃得好开心哟！”

　　晚上，李敏为爸爸端来洗脚水，为爸爸洗脚。毛泽东望着女儿，又想起了过去。他说：

　　“1928年10月23日，我率领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由于连续奔波，我的脚被草鞋袋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脚背肿得像个大茄子，紫里透亮，他们要担架抬我。我是坚决不坐担架的，坚持自己拄个棍子步行。队伍到达井冈山南荆竹山下时，王佐派人接应我们上了山。

　　你妈妈看见我这个样子上的山来，她心疼呀！她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向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地揭下我脚上的药膏后，又起身忙着去熬药汤，给我洗脚，敷药。‘疼吗？’她抬头问我，我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笑着对她说：‘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这脚疼过了也就不疼了。’你妈妈说：‘都这样了，还开玩笑呢！’”

　　爸爸把脚从盆里抬起来，擦干，冲着女儿说：

　　“好了。”

　　说着，冲李敏笑了。李敏知道，爸爸该工作了，自己也该走了。

　　1954年5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7次会议，对宪法草案全部条文作最后审查通过。毛泽东在会上说道：

　　“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8000多人讨论，提出了5900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这个宪法草案大体上是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

　　大会最后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至此宪法起草工作结束。

　　5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越南战场上的韦国清的指示电后面，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做和谈不成功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

　　5月17日下午4时，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装，脚蹬白底布鞋，手拿1根小竹竿，和他的1个秘书，不声不响地来到北京故宫，在故宫保卫科长韩炳文1人陪同下，从神武门东马道登上了城楼。他们顺着城墙向东走，一直走到东华门。毛泽东高兴地浏览了故宫的全景。在东华门城台，他坐在小马扎上休息，向韩炳文询问了故宫的机构设置、各部门分工和人员的文化程度。他听说故宫里的人员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就说：

　　“那可不行，要好好学文化，文化不高是难以做好工作的。”

　　毛泽东又参观了“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前后共计3个多小时，直到天色近黄昏才离开故宫。

　　5月19日下午，毛泽东又来到故宫，这次是进午门，登上了午门城楼，继续参观“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这一次他看得比较详细。他对陪同人员说：

　　“这就是历史。你们应当学点历史，要懂得历史，知道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毛泽东在故宫大约有2个多小时。

　　5月20日下午，毛泽东第3次来到故宫，这次是进神武门，17日那天是向东走，这次是向西走。在西北角楼处，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照了相。

　　毛泽东在西边城墙上看到近处防空部队的高炮阵地，看了他们的演习，他说：

　　“高射炮设在这里不好，敌机飞到这里再打就晚了。”

　　直到晚上7点，毛泽东还想参观宫殿内的文物展览，由于没有照明设备，无法继续参观，只好向大家挥手告别。

　　1954年6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7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7个月。最初第1个稿子是在去年11、12月间，那是陈伯达同志一个人写的。第2稿，是在西湖两个月，那是一个小组起草的。第3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到现在又修改了许多。每一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在西湖那一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8000多人讨论，提出了五千几百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这个宪法草案，大体上是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经开了6次会议，今天是第7次会议，也可以说是中央人民政府开会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应当把它所做的工作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告，并把这个宪法草案（修正稿）作为草案批准公布，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讨论，收集意见。那时，起草委员会还要做工作。宪法草案公布以后，估计意见不会很多，但是尽管意见不多，总还会有些意见。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以前，宪法起草委员会还要开会，同时要准备一个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因为宪法草案是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收集了意见以后，还要再修改。修改成了最后稿，还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这个报告进行讨论，那就是它的事了。”

　　这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修正稿）的全部条文作了最后的审查，定为106条。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

　　李济深、宋庆龄、张澜、黄炎培、张治中等21人在会议上发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张治中用3句话概括了这部宪法草案的特点：“第一，结构严谨而明确。第二，内容完整而充实。第三，措词简易而明确。”

　　会议通过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总结性讲话，他说：

　　“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千人的赞成，可见是有道理的，是合用的，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

　　关于在讨论中采用了一些好的意见，毛泽东说：

　　“如果没有这些意见，宪法草案初稿虽然基本上正确，但还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不周密的。现在的草案也许还有缺点，还不完全，这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了。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草案是比较完全的，这是采纳了合理的意见的结果。”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有这两条：一条是准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不是这样，我看大家就不会赞成，不会说它好。”

　　“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来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煞，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促，从起草到通过只有1个月。其余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整个说来都是反动的。”

　　关于目前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50年即10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

福和中学老师

　会议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展开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社论。此后，在近3个月的时间，总共有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了讨论。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同时提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的意见。还有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被毛泽东断然拒绝了。

　　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增补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增补徐海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6月24日，毛泽东给堂弟毛泽荣写了一封复信，他写道：

　　胜五弟：

　　你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江青病情略有进步，她对你的关怀，甚为感谢。孩子们都好。你们都好吗？

　　祝进步

　　　　　　　　　　　　　　　　　　　　　　　　　　毛泽东

　　1954年7月2日晚，毛泽东派人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把王鹤滨叫到中南海。王鹤滨走进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正侧身躺在床上，在床头桌上的台灯下看书，见他来了，马上合起书放在床头，从床头桌上拿起香烟、火柴，燃起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王鹤滨习惯地拉过一把木质靠背椅子坐下来。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慢慢地说：

　　“王医生，要出国学习啦，去多久啊？”

　　王鹤滨说：

　　“我想把基础打得扎实一些，从头学起，用上6年的时间，从大学一年级学起。”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又慢慢地说了一句：

　　“时间太长了！”

　　原来，王鹤滨在去年向毛泽东提出想到苏联留学的时候，毛泽东舍不得让他走，说：

　　“王医生，我需要你在我这里工作啊！”

　　当王鹤滨第3次提出请求时，毛泽东才答应了。现在，当王鹤滨听到毛泽东说时间太长了，就马上改口说：

　　“主席，那我就去报考研究生，时间短些，是3年。”

　　毛泽东仍旧显得很沉闷，慢慢地吸着烟，没有再说什么。王鹤滨要告辞了，毛泽东说：

　　“王医生，你去留苏预备班找一个同学。我接到她的一封信，要求见见我，她是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你找到她后，把她领来见我。”

　　说毕，把一封信交给了王鹤滨。

　　王鹤滨回到学校，按着写信人的姓名、班次，找到了一位女生。原来这位女生不是别人，她就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同学、老战友陈昌也就是陈章甫烈士的女儿陈文新。王鹤滨掏出毛泽东给他的信，亮到陈文新面前，问道：

　　“这是你给毛主席写的信吗？”

　　陈文新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说：

　　“是我写的呀！怎么到你手里去了呀？”

　　王鹤滨说：

　　“毛主席叫我通知你，明天去见他。”

　　陈文新闻听此言，乐不可支，又是跳，又是鼓掌，叫道：

　　“真好呀！真好呀！”

　　7月3日下午3点半，陈文新被王鹤滨带到毛泽东家里作客。她被领进一间孩子们的卧室里，那间房子里的陈设很简陋，摆着1张湖南农民家常见的木板双人床，1张旧方桌，4条长板凳。房子里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还有叶子龙等人。一会儿，毛泽东来了，陈文新迎了上去。毛泽东握着陈文新的手，对儿女们说：

　　“认识她吗？1951年来过的。她是武汉大学学农业的，你们也要去学农。”

　　5时左右，毛泽东和他的一家人及客人，乘车到了京郊的一个旧式别墅（据王鹤滨说，这里是万寿路的新六所，毛泽东有时在周末来这里小住）。毛泽东和陈文新、王鹤滨一起，在一栋陈旧的两层楼前的树丛旁的藤椅上坐下来。毛泽东问了陈文新很多问题，像土壤结构，培肥地力，土壤的矿物质成分，植物营养吸收和中南地区的土壤改良，还问了全国学土壤学的人数。他说：

　　“要增产，不研究土壤怎么行呢！应该有更多的人学农。”

　　陈文新对于土壤改良，很推崇苏联的草田轮作制。毛泽东说：

　　“不行！现在农民1个人才二三亩地，怎么轮作？饿着肚皮不吃饭？现在没有畜牧业，牧草怎么处理？”

　　毛泽东留陈文新和王鹤滨一起吃晚饭，饭菜比较简单，有湖南人爱吃的苦瓜炒辣椒。毛泽东指着这道菜说：

　　“辛苦！辛苦！”

　　陈文新要告别了，毛泽东招呼她说：

　　“来，合个影吧。”

　　毛泽东站在新六所住房的东侧，面朝西，对着夕照的阳光，陈文新站在毛泽东的左侧。王鹤滨怕影响摄影师侯波取景，就往旁边退了几步。毛泽东招呼说：

　　“王医生，你也来呀！”

　　王鹤滨赶紧走过去，站在毛泽东的右手旁。像照完了，毛泽东微笑着说：

　　“祝你们学习胜利！”

　　7月6日，周**一行在趁着日内瓦会议休会的时机、进行了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后回到了北京。

　　是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同刘**、朱德、陈云、邓**一起，听取周**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汇报。

　　7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

　　周**的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周**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面。”

　　“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

　　“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

　　“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是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

　　“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做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就会成为很长时间的僵局嘛。”

　　“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7月8日，周**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57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和外交成就，他说：

　　“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8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11条意见：

　　“1、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2、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

　　3、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4、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

　　5、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

　　6、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

　　7、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

　　8、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

　　9、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10、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和与苏新国家（指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笔者注）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

　　11、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7月9日，周**一行带着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方针，飞离北京，于12日返抵日内瓦。

　　7月21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3国撤军的声明，以及尊重3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只有美国代表团拒绝在《最后宣言》上签字。

　　历时近3个月的日内瓦会议，终于落下了帷幕。

　　1954年暑假，江青带着李敏和李讷到北戴河休养。李敏和李讷倾听着大海的波涛，尽情地玩着，感到特别高兴。毛泽东早就说过他也要来，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姐妹俩想念爸爸，爸爸为国家大事日理万机，想让他也来放松一下，就各自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收到两个女儿的来信，很快就回了一封信，他写道：

　　李敏、李讷，我的亲爱的女儿：

　　你们的来信都收到了，很欢喜。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

　　亲你们！

　　　　　　　　　　　　　　　　　　　　　　　　　　爸爸

　　　　　　　　　　　　　　　　　　　　　　　　1954年7月23日

　　不久，毛泽东就动身前往北戴河。专列乘务员姚淑贤奉命跟随。下午三点，毛泽东登上专列，车已驶动，他站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回头对所有工作人员说：

　　“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有没有约会？”

　　大家都微笑着摇头。

　　“有。我有。”

　　姚淑贤脱口而出。原来她正在谈恋爱，已经和男朋友约好，晚上到中山公园会面。

　　“跟什么人有约会？”

　　毛泽东认真地看着姚淑贤，嘴角含着笑，带着亲切带着关心带着一点逗趣。姚淑贤腼腆地说：

　　“跟男朋友。”

　　毛泽东认真了，他说：

　　“哎约，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

　　他看了看姚淑贤，皱了皱眉头，问道：

　　“怎么办？你们打算在哪儿约会？”

　　“说好去中山公园玩，在门口见。”姚淑贤回答罢，又说：“不过没事。”

　　“怎么会没事呢？”毛泽东有些急了：“你告诉他了吗？”

　　“没有。”

　　“你这个小姚哪，要是不见不散怎么办？你就连个电话也没有给他打？”

　　“我们只要接受任务，就不能告诉其他的人。”姚淑贤解释说：“主席，没事的，我们在一个处工作，他做食品检验，一会儿到专列上来采样，就知道了，我有任务，他会理解的。”

　　“嗯——”毛泽东摇摇头，嘴里嘀咕着：“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晚上，姚淑贤将一捧削好的铅笔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忽然对她说：

　　“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毛泽东说着，挑出一支铅笔，又铺开一张16开的白纸，说：

　　“我给你写个东西，你拿回去交给他。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

　　毛泽东说着，就伏案书写，一边写，还一边自得其乐地吟诵着：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踌躇。”

福和中学老师

姚淑贤看了，心情十分激动。可是，她还是忍不住小声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有文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要那么老实？现在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笑了笑，做个手势，说：“藏起来，带给他。”

　　姚淑贤心里还是很不安，她向卫士长李银桥作了汇报，在得到李银桥的同意后，就把这个墨宝收藏了起来。

　　毛泽东来到北戴河，一边休息，一边工作。每天上午工作完毕，一身轻松，下午必然下海游泳。他有时还带着李敏、李讷、毛远新下海游泳。

　　入夜后，万籁俱寂，毛泽东常在松涛声中夜读，有时持卷入睡，又香又甜。

　　有一次，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带着工作人员到渤海边游泳。来到海边，他一声不响地脱了衣服，只穿一条短裤，看着卫士和一中队的战士说：

　　“你们害怕吗？”

　　战士们回答说：

　　“不害怕！”

　　毛泽东说：

　　“你们可以跟我走，也可以不跟我走，可以在岸上看，也可以回去。”

　　战士们回答：

　　“我们跟主席走，我们都不回去。”

　　毛泽东径直向走向大海，往大海深处游去，时而跌入浪谷，时而冲出浪尖。孙勇、韩庆余和十几个战士围在他的前后左右，大家都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在浪尖上大声喊道：

　　“放心，都不要慌……现在是涨潮，沉住气，只有被冲上岸，不会被拖入海去。”

　　不一会儿，毛泽东又在浪尖上喊道：

　　“现在是考验你们的胆量呢！”

　　毛泽东在风浪中游了1个多小时才上岸。朱仲丽见毛泽东安全地上了岸，高兴地迎了上去，说：

　　“主席，风浪太大，今后不要再冒这样的险了。”

　　毛泽东看了一眼朱仲丽，又扫视了一下战士们，说：

　　“你们不要怕什么风险，凡事不冒险，就不能成功，许多成功就是通过冒险才取得的。这取决于一个人有没有勇气，敢不敢于排除万难。我说你们要有决心和信心，当然不是盲目地冒险。”

　　毛泽东到北戴河不久，在北京出席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一届第1次代表大会的湖南湘潭地区的代表毛继生、邹祖培、庞菊中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相约由毛继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们想见见毛泽东的愿望。毛泽东接到毛继生的来信，立即派秘书带他们坐火车来到了北戴河。

　　毛继生，1922年生于韶山冲，建国前是中共地下党员。邹祖培，湘乡人，1925年参加过毛泽东在家乡组织的“雪耻会”，与毛泽东有过较密切的接触；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中共韶山区委书记。庞菊中，宁乡人，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中共潭湘宁边区县委书记。

　　毛泽东站在北戴河住处的门口，满面笑容地同毛继生、邹祖培、庞菊中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尔后将他们引领入一间宽敞的客厅里，落坐叙话。3位客人都显得有些拘谨，毛继生更像一个刚入学的学生，很不自在，只见他脸上飞红，耷拉在藤椅下的两条腿紧紧并拢着，两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毛泽东亲切地向客人们打听起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社的情况，可是他问一句，客人答一句，气氛怎么也活跃不起来。3个客人也感到别扭，暗自埋怨自己：“冇得用！讲见毛主席，劲头那样大，如今真的见到了，有话讲不出。”

　　“乡里人进了城，难怪咧！”毛泽东这样想着，观察着大家的神情，决定转换话题，让他们放松下来。于是他便用地道的家乡话问毛继生：“冲里那两棵大枞树，还在啵？”

　　“一棵早两年死了，一棵还在，如今长到咯样大了。”毛继生知道毛泽东问的是他家旧居附近的两棵大树，一边回答，一边伸出双手做了个合抱的姿势。同时他也感到奇怪，就问道：“主席，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记得那两棵大枞树？”

　　毛泽东嘴边挂着一丝神秘的微笑，风趣地说：

　　“讲起那两棵树呀，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还有不记得的。”

　　他见客人们满脸的疑惑，便把他幼时与小伙伴们如何偷吃被称为“小气鬼”“背时婆”的邻家邹四阿婆树上的果子，邹四阿婆发现后如何冷笑着挥动竹竿追打他们，他们又如何逃跑，如何分头爬上那两棵大枞树这才躲过一劫的故事，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直逗得3人眉开眼笑，拘谨也在笑声中一扫而光。毛泽东见大家乐了，又突然问毛继生：

　　“你是什么派？”

　　“我是贻字派。”毛继生回答完，又随口念出了韶山《毛氏族谱》中派序歌：“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毛泽东笑着说：

　　“这么说，你还是我的族叔啰！”

　　“哪里！哪里！”

　　毛继生红了脸。他虽然比毛泽东长一辈，但年龄却比毛泽东小了近30岁。

　　该吃午饭了，桌子上摆着4盘菜，一碗汤，其中一盘鸡块显然是为客人特意加的，做得特别考究。还有几样小菜则是毛继生他们带来的家乡风味腊肉、火焙鱼和豆豉辣椒。

　　毛泽东招呼客人一一就座，给每人斟满了一杯酒。大家高兴地喝着酒，拉着家常。毛泽东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家乡的小菜，一边谈笑风生。他说起20多年前和邹祖培一起在韶山搞农民运动，两人一起喝过酒，知道邹祖培很有酒量，因此今天特地请人买了白酒，希望他多喝一点。

　　一会儿，毛泽东把江青和孩子们叫了出来，一一介绍吃饭的客人。他还指着毛继生对孩子们说：

　　“快叫叔公。”

　　毛继生怪不好意思，涨红了脸，一面摆手，一面连声说：

　　“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说：

　　“敬老尊贤还是要的，受了，受了。”

　　李敏、李讷、毛远新便亲热地叫了声：“叔公！”

　　吃完饭，毛继生3人被安排在西边一间房里休息。不一会儿，毛泽东来到他们的房间，跟在他身后的工作人员带着3个救生圈。毛泽东说：

　　“你们初次来这里，去的地方不多，我们到渤海湾去游泳，看看海边风光吧。”

　　3位客人感到又新鲜，又兴奋，便随着他一起乘车到了海边。毛泽东见刘**、朱德也在海边上，就叫住他们，把客人一一介绍给他们，尔后大家一起下海游泳。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走进毛继生3人的房间，亲切地问他们休息得怎么样？还说：

　　“你们难得有机会往城里跑一跑，要看个名胜古迹更不容易。今天，我请秘书陪你们到山海关过个瘾。”

　　毛继生等人尽兴游览了一天，归来后3人相商：

　　“主席忙，再不要耽误他的时间了，我们早些回去吧。”

　　商议已定，他们在晚饭后就去见毛泽东，说是明天就回南方去。毛泽东挽留说：

　　“在乡下难得出门，到北方来更不容易，还是多住几天吧！”

　　毛继生说：

　　“我们每人都是代表县供销社来开会的，还要赶紧回去传达会议精神呢。”

　　毛泽东听了这话，点了点头，只好说：

　　“如果从工作上考虑，你们要走我也不能强留。反正权在你们手上，你们自己定。”

　　次日清晨，毛继生3人就要启程了，毛泽东带着工作人员来为他们送行，送给每人半条大前门香烟，每人一篓桃子。又给邹祖培、庞菊中各送了一个箱子，一根手杖，一双皮鞋。

　　“没有好东西，送你们几件衣裳吧。”毛泽东客气地对邹祖培、庞菊中说；他转对毛继生笑了笑，亲切地问道：“过去一个长工好多谷一年？”

　　毛继生想了想，回答说：

　　“精壮劳力12担谷。”

　　“乡里好多钱一担谷？”

　　“6元多钱一担。”

　　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微笑着说：

　　“啊，你现在一个月就相当于过去一个长工一年的工资咧。”

　　毛继生毕竟是年轻人，脑子灵泛，他马上意识到：主席一定是怕我少了一口箱子有意见咧。邹祖培、庞菊中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主席多送点东西给他们，这一番心意我是理会得了的，便说道：

　　“我是年轻人，家里又冇得负担，政府每月给我的钱，我都用不完哩！”

　　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便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

　　“要好好为群众办事。”

　　说罢，与3位客人一一握手。邹祖培深情地说：

　　“主席已经有二十六七年冇得回去了，现在家乡人民生活好了，都念着您，欢迎您回去看看呢！”

　　“难为家乡人的好意啊！”毛泽东微笑着说，接着又摇摇头：“我现在大不大，细不细，是个主席，回去一趟不容易呀！”

　　1954年8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秘书长邓**送来的中共华南分局的一份电报上作了批示。电报中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提案，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主席最高荣誉勋章。毛泽东批道：

　　“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议案。”

　　8月13日，即农历七月十五，毛泽东一夜未睡，待工作完毕，已经是晨光破晓。他要到室外新鲜空气中去散步，带着工作人员到海边去观潮落。

　　大家捡了许多贝壳，而毛泽东则看着水平如镜的汪洋大海，想的是这狂暴的海洋的平息时刻也很有趣嘛！何不下去一游？身边的人劝道：

　　“主席工作了一夜，还未吃早饭，早晨水凉，早点回去休息吧。”

　　毛泽东主意既定，不听劝说就解衣下水，工作人员清早出来，没有游泳的思想准备，穿着衬裤就跟着毛泽东下了海。毛泽东一直游到防鲨网边，工作人员劝他往回游，他说：

　　“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还怕鲨鱼？”

　　说着就游出了防鲨网，还一直向前，时而平卧水面，仰望蓝天；时而滚动戏水，悠然自得。看看旭日东升，不觉已经游出七八里远。毛泽东望见正前方有一只小船，游近一问，方知是一只渔船，叔侄二人捕蟹为生，已捉到两篓螃蟹。工作人员商量说：

　　“主席未吃早饭，腹中空空，正好买了蟹，请主席上岸吃螃蟹。”

　　毛泽东同意了，大家十分高兴，于是请毛泽东上了捉蟹人的小船。毛泽东光着身子，渔民也分辨不清他是谁。毛泽东问起叔侄二人的生活情况，渔民一一道来。及至工作人员照顾毛泽东上岸，两位渔民才认出了毛泽东，惊喜非常，说是这回总算见到人民的大救星了，非要把螃蟹送给毛主席不可。毛泽东表示了感谢，让工作人员收下螃蟹，照价付款，还请他们叔侄二人一同上岸吃螃蟹。渔民说：只知道共产党毛主席帮助我们穷苦人民翻了身，从没有想到还能亲眼见到毛主席；我们请毛主席还请不到，哪里还能让毛主席请吃螃蟹。

　　众人说着话，来到了浴场的大厅里。不久，服务人员就端上来刚做好的螃蟹，毛泽东和大家一边吃一边聊，谈笑风生，好不畅快。

　　吃罢螃蟹，那叔侄二人执意不肯收钱，说：毛主席的恩情我们无法报答，这点螃蟹算什么。我们能不能和毛主席照个相，留个纪念。

　　毛泽东答应了，和他们照了相，又让工作人员说服他们收了钱，两个渔民方才欢天喜地的去了。

　　欲知毛泽东在北戴河期间还有什么惊人之举，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54
第254章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话说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狱中服食大量的安眠药自杀身亡。
　　中共中央以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向苏共中央作了通报。通报中说：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然毫无悔悟表现，反而于8月17日，实行第2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做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实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它各方面所做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8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领的工党访华代表团。
　　英国工党创建于1900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工党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3次执政，对内采取高福利的政策，在一些重要公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对外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英国工党参加会见的还有比万、萨末斯基尔、菲利普斯等；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周**、陈云、邓**、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奚若等。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从第2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接下来，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则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尔后，客人问道：
　　“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笔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
　　毛泽东说：
　　“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不可以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4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
　　客人又问：
　　“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
　　毛泽东说：
　　“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
　　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美国人做的事太不像样子，他们支持蒋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骚扰大陆。所以你们最好劝劝美国人把第7舰队拿走。几条船好办，一拿就走了。他们是违反国际形势、违反历史的。他们只是美国的少数人，如杜勒斯之流。我们希望工党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7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
　　这次长达3个小时的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1954年9月4日，西**大代表**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抵达北京，受到了朱德、周**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9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8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作了最后一次讨论和修改。
　　9月11日，毛泽东在勤政殿会见了**和班禅。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第14世**。
　　毛泽东在谈话中询问了西藏的情况，勉励**和班禅要加强学习，大胆工作，为西藏和祖国人民多做贡献。
　　9月中旬，北戴河一连几天刮着大风，又不停地下暴雨，大海里白浪滔天，那隆隆的咆哮声，在屋子里都能听到，很多人都到海边去观看大海潮，但却没有人敢下海游泳。
　　此时的毛泽东显得很激动，他掷下手中的毛笔，站起身说：
　　“我们去游泳！”
　　“不行啊，绝对不行！”保健医生徐涛吓了一跳，他拦在毛泽东面前说：“主席，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个人的事，我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负责。”
　　卫士们闻声也全都出来挡在前面。毛泽东虽然固执，但他一看全体工作人员像铁板一块，没有一个支持者，也就只好退让了。
　　那几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紧张，生怕毛泽东一个人溜到海边去。汪东兴要求大家看好他，并报告了周**，周**要求毛泽东身边的人一刻不离的监视毛泽东，绝对不许发生意外。
　　这一天下午，雨终于停了，徐涛反而更紧张，他料到毛泽东会闹着去游泳，便匆匆赶往海边去观察，但只见白浪滔天，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负责测量水温的人报告说：水温19度！不到20度！
　　下午4点多，天还阴沉着，北戴河的海面上依然是狂风肆虐，洪波涌起，银山万叠。已经几天没有游泳的毛泽东，坐不住了，他放下笔，对卫士们说：
　　“走，我们到海边去。”
　　李银桥说：
　　“不行！主席，今天还不能游。”
　　“雨停了！”
　　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李银桥说：
　　“天可没晴，随时还会下。”
　　“这个房子还可能地震塌下来呢！”
　　毛泽东生气了，他早已忍无可忍。李银桥忙请徐涛出面，徐涛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对他总是客气一些。徐涛劝道：
　　“主席，水很凉，会抽筋的。”
　　“我不怕冷。就你们怕冷，你们别游嘛。”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边的浪有1米多高，海里的浪会有3米高！”
　　“好么，乘风破浪，正是机会！”他见卫士们不动身，又说：“听见没有？鞋子！”
　　徐涛说：
　　“主席，下海是顶风，几个年轻战士试过了，都被浪打回来，根本冲不过去。”
　　“一个人冲不过去，这么多人还冲不过去？岂有此理！”
　　毛泽东气冲冲地往外走。
　　“不行！”徐涛情急之下，一把扯住他说：“主席，我还没有说完，浪太大，贝壳全冲到岸边了，不少都是又破又尖，会扎伤脚的。”
　　毛泽东甩一下手，说：
　　“我从小打赤脚，就不上山砍柴了？叫你说的！”
　　“我还没说完，贝壳冲上来一堆一堆的，容易绊脚。您岁数大了，摔一跤我受不了，担不起责任。李维汉同志就摔断了腿。今天天气这样恶劣，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徐涛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出来反而更糟，“岁数大”、“摔跤”这些话对毛泽东来说，只能起到一个“激将”的作用。毛泽东动怒了，只听他吼道：
　　“他摔跤我就一定要摔跤？你这么说，我今天就非去不可！”
　　毛泽东那灼灼的目光和紧抿着嘴唇的沉默，吓得卫士们谁也不敢拦挡了，只好匆匆带上泳裤、毛巾和急救药箱，追随左右。毛泽东往身后看了一眼，给游泳高手孙勇使个眼色。孙勇急忙跟上，说：
　　“主席，我们不要走远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
　　孙勇见劝阻不住，只好随着他到海边去看看，以为他一见那狂吼怒号的海浪，就不会下海了。
　　毛泽东和众人来到海边，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只见那排山倒海的巨浪由远而近，冲到海岸，好像那道蜿蜒的长城，铺天盖地的倾倒在岸上，使人眼花缭乱，感觉透不过气来。毛泽东看得特别高兴，嘴里不住地念叨：
　　“这才算得上大风大浪嘛！正好斗它一斗！”
　　他回首对孙勇说：
　　“你先下去看看。”
　　孙勇闻言，不敢怠慢，脱了外衣，纵身跃入海里。卫士长李银桥一看毛泽东要下海了，就劝道：
　　“主席，风大浪大，不要下去游泳吧？”
　　毛泽东豪迈地说：
　　“风浪越大越好，可以锻炼人的意志。”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准备下海。他和几个卫士刚走到海边，猝不及防被突然冲来的一个大浪给打倒了，他们立刻爬起来。李银桥急了，知道自己无法阻止，只好派一个战士去海滨搬兵。
　　汪东兴闻报，马上给周**打电话。周**的卫士张永池拿起话筒一听，是汪东兴的声音，只听他急得嗓子都变调了：
　　“主席下海了！下海游泳去了！我们拦不住！快！快请总理，请总理马上来，我们叫不上来！”
　　张永池扔下电话就往总理办公室跑，他大喘着气报告说：
　　“总，总理，主席下，下海游泳去了！”
　　周**正在批阅文件，闻声忽地立起身，把笔一扔就朝外跑，大声喊道：
　　“快，叫司机！快开车！”
　　周**赶到海边，朱德、杨尚昆也都赶来了，他们远远地使劲喊：
　　“不要下了，不要下了！”
　　他们一边喊，一边向毛泽东跑来。周**声嘶力竭地喊着：
　　“主席，上来吧！我是周**——”
　　可是他们的喊话毛泽东根本听不到，打招呼也看不见，眼见着毛泽东又带着一群战士冲了下去，在一人多高的浪花中钻进海里。
　　此时四处雷声不断，暴雨劈头盖脸地洒下来。周**、朱德等人无可奈何，也只好作壁上观了。
　　毛泽东一入大海，立刻游向大海的深处，在大浪小浪的参差起落中，硕大的身躯时而被浪头举到高空，时而又落入深谷。他对身边的一个战士说：
　　“不要怕，海水就是被子，我们钻进了棉花套里了！”
　　正说着话，他突然被海水冲到了一个战士身上，这个战士正想拉他一把，又一个浪头把他俩打开了。
　　此时，突然有一条破船在浪中翻滚。毛泽东担心地说：
　　“我刚才看见了几个打鱼的，不知道出事了没有？”
　　一个战士说：
　　“不会的，这只船刚才靠到岸边的，上面没人，是被水卷到这里了。”
　　毛泽东说：
　　“那就好。”
　　一个战士说：
　　“主席，雨太大了。”
　　毛泽东说：
　　“没关系，雨大了多在脸上抹几把！”
　　风停雨住了，毛泽东一伙也早已游过了防鲨网，时隐时现。这可吓坏了岸上的人，他们提心吊胆，目瞪口呆。
　　毛泽东一群人不知游了多久，终于像得胜的英雄，尽兴而归。岂知下海不容易，上岸更难。毛泽东被卫士们簇拥着好不容易上得岸边，又一个巨浪扑来。毛泽东还想斗它一斗，站好骑马式，准备用右肩抗过去，谁知浪头一来，一下子竟把他冲到了几米以外，倒在了一个卫士身上。周**见毛泽东身上刮出了一道道血痕，就说：
　　“快上来，快上来！”
　　毛泽东上了岸，甩打着身上的水，不住地说：
　　“今天真畅快！今天真畅快！”
　　众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毛泽东在那一片汪洋中，畅游了一个多小时，上了岸依然精神抖擞，不知疲倦。朱德说：
　　“主席偏偏游了这段风险时间。”
　　毛泽东却说：
　　“秋风萧萧，洪波涌起，算不了什么！”
　　他坐在沙滩上，点着了一支烟，吸了几口，又说：
　　“征服急难险恶，你强它就弱，不能怕，一怕，喝上几口水，就胆怯了，就被海水制服了你！大凡世界上凶恶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你表现的怯懦，你就会遭到凌辱。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样子是可怕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朱德说：
　　“主席善于联想，当年你骑在马背上，就一步三叹：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周**说：
　　“还有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毛泽东说：
　　“那是过去，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大志。”
　　周**说：
　　“今天总算可以了吧？我们叫都叫不住。”
　　毛泽东说：
　　“我一个心思斗海浪，思想高度集中，哪里听见你们叫。”
　　毛泽东在数次游泳中，已经在心中孕育出了一篇著名的诗词。第二天，他欣然命笔，写出了《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9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对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宪法草案做最后审议。
　　毛泽东首先讲话，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两项修改意见作了说明。一是在序言中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面加上“第1次会议”，将“庄严地通过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庄严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是根据西藏代表的意见，将总纲中“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一句中的“和改革宗教”5个字删去。
　　会议通过表决，一致通过了这两处修改。毛泽东说：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500多高级干部讨论，全国8000多人讨论，然后是3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00多人又讨论。宪法的起草算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字都是认真搞了的，但也不必讲是毫无缺点，天衣无缝。这个宪法是适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坚持了原则性，但是又有灵活性。”
　　“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天衣无缝’，书上这样说过，但天衣我没有看见过，也从没有从天上取下来看过。我看到的衣服都是有缝的，比如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有缝的。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就及时修改。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年一次，随时可以修改。”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首次说到了郭沫若在学术上的问题，他说：
　　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是“革命党”。
　　毛泽东所说的郭沫若的论证，源自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该书是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和古代诸子思想的10篇论文集。此书于1945年上半年在重庆首版发行，1954年改排出版。毛泽东最早于何时读过《十批判书》，已经不得而知。但他在此时已经读过《十批判书》，则是肯定无疑的了。
　　后来，《十批判书》于1959年发行新一版，1961年编入《沫若文集》，1976年重印此书。毛泽东的书房中收藏有《十批判书》，他在1959年外出时，还让工作人员带上此书，以便随时查阅。后来，他还经常阅读此书，并在多次讲话中涉及到郭沫若的观点。此是后话，待以后详细表述。
　　再说在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开幕前夕，张治中听说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和彭真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彭真告诉张治中，毛泽东仍然不愿意讲话。于是，张治中就直接去找毛泽东，他说：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
　　毛泽东说：
　　“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
　　张治中说：
　　“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
　　毛泽东还是不同意讲话。
　　9月15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第14世**喇嘛•丹增嘉措和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作为西藏代表参加了会议。阿沛•阿旺晋美作为西藏代表之一和**喇嘛随行官员领导小组负责人，出席会议并协助**喇嘛处理政治事务。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各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代表总数1226人，报到的代表1211人，因病因故请假没有报到的代表13人，报到了因病因事今天临时缺席的代表70人，今天会议实到的代表1141人，合乎法定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热烈鼓掌）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热烈鼓掌）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热烈鼓掌）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热烈鼓掌）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热烈鼓掌）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的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鼓掌）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鼓掌）
　　全中国6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热烈鼓掌）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齐白石老人怀着兴奋的心情，出席了大会，聆听了毛泽东的开幕词。
　　在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幽默地对张治中说：
　　“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这一天，刘**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告》。
　　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张治中交给彭真转交刘**的一份建议。张治中在建议中主张，每一位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毛泽东看后，笑着对大家说：
　　“他这人专做好事，做了很多好事。”
　　他立即批示：“同意。”并把外出视察人员的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后来又加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召见了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他在谈话中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已不多，应该找些人把它整理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还说：
　　“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需求。”
　　后来在10月份，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集了一些历史学家，在中国科学院第3历史研究所开会，研究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决定成立一个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清末民初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的委员会，成员有科学院两个历史所的范文澜、尹达、侯外庐、刘大年，北大的翦伯赞，出版总局的金灿然和高教部、地图出版社的负责人，由范文澜、吴晗领衔。之后又成立了工作小组：标点《通鉴》的具体工作，聘请顾颉刚、郑天挺、王崇武、周一良、齐思和等十来位在京的史学家分担。改绘《杨图》工作的人选，则由吴晗推荐、委员会通过，请上海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担任主编。1956年2月，中国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资治通鉴》标点本。而改绘《杨图》的难度更大，可惜毛泽东生前没能看到。
　　再说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先后两次接见了**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还亲自到他们的住处看望和交谈，毛泽东提议说：
　　“在西藏不再成立军政委员会，直接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为实行区域自治做准备，请你们考虑。”
　　原来，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十七条协议”中的一项规定，可是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有些人担心成立军政委员会，会取代西藏地方政府，使他们丧失既得权益，因此，他们百般阻挠，致使西藏军政委员会一直没有成立。
　　毛泽东鉴于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即将撤消，就向他们提出了这一建议。
　　后来经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多次讨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提议。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3方代表组成的筹委会筹备小组，经过充分协商，提出了成立筹委会的具体方案。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曾志到菊香书屋看望毛泽东，她见毛泽东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唯有书籍更多了：床上一半的空间都堆放着书，有精装的，有平装的，还有报纸和期刊杂志。他的办公桌上，书架上，窗台上，堆集的书本也像一座座小山。曾志好奇地问毛泽东说：
　　“这么多的书，一天要看多少？”
　　毛泽东解释说：
　　“每天送来的报刊杂志就有200多种，我一个人是看不完的。我有几个秘书，他们分门别类的先看，觉得比较重要的，就给我划上。必须要有选择性的看，看书也是要讲方法的。”
　　“看那么多书，不觉得累吗？一天看到晚，能看得进去吗？”
　　“看书也是一种休息嘛！”
　　“我不明白看书怎么个休息法，我认为看书是很累人的事。”
　　“看一种书疲倦了，就换另一本书，调剂脑筋，也就得到了休息，交换看书，也是一种好的休息方法。”毛泽东一说起书，就滔滔不绝：“我没有吃过洋面包，过去也没有去过苏联，更没有去西方留学，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儿子。我根据中国的国情，革命的实际，提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罗宵山脉中段的红色割据，提出游击战术16字诀和迂回打圈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一口，继续说道：
　　“但是那些个吃洋面包的人，就是不信任我，看不起我，认为山沟子里面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从1932年起，实际上就把我摆到了一边，同志们不大愿意同我接近，连贺子珍也不愿理我了。我说组织上决定我服从，但观点要坚持，不是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吗？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是要狠狠地读书。在漳州搞了许多书，又向同志们借一点子，扎扎实实地读书，硬是读了两年的马列主义，后来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这两年的读书心得。
　　我这个人呀，就是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处分，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有了这‘5不怕’，敢将皇帝老子拉下马。”
　　正在此时，工作人员走来说，请毛泽东去怀仁堂观看袁雪芬、傅全香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毛泽东便邀曾志一同去看戏。
　　演出开始了，毛泽东看得很专注，很投入。可是曾志却一直是漫不经心的样子。当戏演到梁祝诀别时，曾志哪能欣赏得了这种痛苦缠绵的情节，她倒忍不住笑了起来，全身心投入到剧情里的毛泽东，侧过头不满地看了她一眼，说：
　　“你都不懂，这是艺术欣赏，现在正是艺术上的最高潮！”
　　曾志一看毛泽东认真的样子，急忙止住了笑声。
　　9月中旬，江青奉毛泽东之命来到《人民日报》社，找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谈话。
　　原来在不久前，刚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学生李希凡、蓝翎利用暑假的时间，写出了一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是于1954年3月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李希凡、蓝翎将文章写好后，写信向《文艺报》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结果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只好又向自己的母校学报投稿。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就把李希凡、蓝翎的这篇文章刊登在9月号上。江青曾看过多遍《红楼梦》，她很有兴味地看了李希凡、蓝翎这篇批判文章，对此大加赞赏，并推荐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曾对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曾志说过：“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由此看来，毛泽东还是相信江青的判断力的。
　　这一次，毛泽东接受江青的建议，认真地看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非常高兴，他让江青出面，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于是，江青就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打电话说了这个意思。邓拓哪里把江青看在眼里，他根本不予理睬。过了两天，江青看看《人民日报》没有动静，就拿着《文史哲》第9期，来找周扬、林默涵和邓拓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她说：
　　“主席十分欣赏刚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希望《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周扬以《人民日报》转载这样“小人物”的文章不合适为由，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他提出可以由《文艺报》予于转载。
　　9月2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1197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由主席团公布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和途径，确立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民主精神贯穿于整部宪法之中。
　　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属国务院；国防委员会主席由国家主席担任。
　　齐白石在人大会议上郑重地投下了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票。他回到家里，高兴地说：
　　“《诗经》上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哪里能和这次大会比？立法立宪，搞了几十年，如今真有人民的宪法了，这是五福临门的宪法，我可要把《诗经》上‘文王以宁’改为‘中国以宁’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写下了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所告诫人们的8个字：“老老实实，勤勤恳恳。”
　　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喇嘛等13人副委员长；（班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提名，决定任命周**为国务院总理，陈云、彭德怀、陈毅等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还任命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会议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任命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于学忠、郑洞国等81人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9月28日下午3时50分，毛泽东在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闭幕式上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会议胜利闭幕。
　　9月28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撤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整个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军委由12人组成，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
　　由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由彭德怀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日常工作。
　　毛泽东在第1次军委会议上宣布说：以后在一般情况下，军委会议由彭德怀主持。
　　与此同时，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几位副总理分工问题，决定由陈毅任常务副总理。
　　9月29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尼&#8226;谢&#8226;赫鲁晓夫率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党政代表团到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赫鲁晓夫刚一走下飞机，就受到毛泽东、刘**、周**和其他中国党政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紧紧拥抱，行贴面礼，呈现出亲密、友好、团结的气氛。后来，赫鲁晓夫说：
　　“毛泽东的热情友好是我未曾预料到的。”
　　毛泽东早在他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就认识了赫鲁晓夫。在他眼里，喜欢玉米棒子的炮筒子赫鲁晓夫，像公牛一样到处乱撞。赫鲁晓夫从那时起，也对毛泽东留有很深的印象，他认为喜欢读书的毛泽东，“行动起来像熊一样沉着迟缓”，思想不轻易外露，但是他才智过人，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
　　当晚，毛泽东在会见赫鲁晓夫的时候，重提他那个“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赫鲁晓夫则认为帝国主义是一只危险的猛兽，他对毛泽东说：
　　“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那一方的部队愈多，他的炮灰也就愈多。”
　　赫鲁晓夫竭力要毛泽东相信：“一两枚原子弹就足以把整个中国化为灰烬。”
　　赫鲁晓夫的观点当然不可能说服毛泽东。毛泽东关于“纸老虎”的论断，是从战略的角度，从正义与非正义、从长远和辨证的观点上看待这个问题的。赫鲁晓夫的一番说道，反而使毛泽东更加认清了眼前的这个大国领袖。伟大的斯大林尚且惧怕美国的原子弹，何况他的追随者赫鲁晓夫呢？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毛泽东也不便与赫鲁晓夫过多理论。
　　国庆节前夕，朝鲜金日成首相来到北京，赠送给毛泽东24箱苹果，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被太阳晒出来的字：“毛主席万岁”。这上面的字是擦不掉的，能吃掉“毛主席万岁”吗？工作人员面对苹果犯了愁。
　　李银桥将此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皱着眉头说：
　　“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1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
　　于是，24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分给警卫部队全部吃掉了。
　　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度乌玛&#8226;尼赫鲁夫人，他在谈话中说：
　　“五项原则应当适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五项原则已经是世界闻名了。”
　　195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建国5周年庆典。
　　上午9点50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金日成及朱德、刘**、周**等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波兰、罗马尼亚、蒙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来宾。
　　毛泽东快步走到张澜面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的。”
　　10时整，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5周年国庆典礼开始！”
　　在阅兵式开始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华北军区兼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阅兵总指挥杨成武的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而后，他登上天安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命令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刻保持战斗准备，加强军事、政治训练，加强集中统一意志，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努力学习苏联军队的一切先进经验，掌握现代化的艺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为争取和保证每一个军事任务的胜利完成而奋斗。”
　　接着，受阅部队的分列式开始了。整个阅兵历时63分钟。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主席团成员黎锦熙，他问道：
　　“六先生还好吗？”
　　毛泽东所说的“六先生”是黎锦熙的六弟黎锦明，字艮甫，号均亮，生于1905年，从小酷爱文学，1925年考入北师大。黎锦明先后创作中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11部，剧本5部。他的小说《尘影》曾经受到鲁迅的称赞，鲁迅说：黎锦明的作品“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
　　“我看过六先生的中篇小说《尘影》。”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是在1927年‘四一&#8226;二’政变以后写的。他以海丰农民斗争为背景，较真实地描写了我国南方一隅在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
　　黎锦熙静心地听着毛泽东的话。毛泽东接着说：
　　“难能可贵的是，六先生在小说中显示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我党没有自己的武装。这真是一针见血。”
　　是日晚，赫鲁晓夫在焰火晚会上像是一个察看庄稼长势的农民；毛泽东则兴致勃勃地观看着焰火。两人的兴致不一样，却是同样愉快，脸上堆满了笑容。
　　周**忽然发现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就走上前去，要把她介绍给赫鲁晓夫，却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带着江青迅速地穿过紫红色平台，走到稍远的角落，夫妻俩在那里一起观看焰火。
　　江青在解放后由于身体不好，曾到苏联治病养病，在苏联的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发现了不少问题。同时，她对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的问题也有察觉。这些都成为毛泽东研究苏联的重要信息。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赫鲁晓夫，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对原子能、**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一听就住愣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他说：
　　“假若你们目前要搞**，那把你们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起来用在这个方面，够不够还很难说呢！这东西你们要搞既费钱，又费力，搞成之后既不能吃，又不能用，储存起来也要钱，更新改造也要钱。你们另搞一摊子太浪费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够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如果你们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的新兴工业打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
　　赫鲁晓夫的“核保护伞”论，毫无疑问又一次刺痛着毛泽东。但毛泽东觉得他的分析也并非是毫无道理，况且他又做出了承诺，便说道：
　　“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10月初，毛泽东翻看《文艺报》第18期上为转载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而由《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根据周扬等人的意思所加的一个编者按，大为不满。只见按语中写道：
　　“这篇文章原来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9期上面。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毛泽东边看边批，他在“他们试着”4字旁边批了两句话：
　　“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他又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旁边批道：
　　“对两青年的缺点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他还在“希望引起大家讨论”和“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两句旁画了两道线，打了问号，批了两句话：
　　“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先是周扬等人公然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继之是冯雪峰又在按语中连俞平伯的错误一个字都不提，反而指责“小人物”，这就惹恼了毛泽东。由此，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那肯定是迟早的事情。
　　1954年的一天，郑洞国突然接到一张套红的金字请帖，打开一看，竟然是毛泽东派人送来的请帖，要在中南海宴请他。
　　原来，郑洞国刚刚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了祝贺他，就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他。郑洞国十分不安，他想：
　　“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想到我，甚至要设宴招待我，一个国民党的败军之将，见了毛主席，说些什么呢？”
　　那天，郑洞国迟到了几分钟。贺龙、叶剑英，还有鹿钟麟等人早已在座。郑洞国一到，毛泽东就迎了上去，同他握手，说：
　　“你还是有功的嘛，如果不是你回电蒋介石，曾泽生的60军就会被蒋介石的飞机炸平了嘛，……而且，你还是一位抗日名将。我们说话算话，只要放下武器，我们一律欢迎。你很年轻，还可以为中国人民做很多的工作。”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拉郑洞国坐在自己身边。郑洞国刚坐下，毛泽东又笑着说：
　　“这下好了，我们终于同坐在一条凳子上了嘛！”
　　在座的客人，都被毛泽东的话逗乐了。郑洞国本来有些拘谨，毛主席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使郑洞国轻松多了。毛泽东又问郑洞国：
　　“你抽不抽烟？”
　　郑洞国应声说：“抽。”说着，顺手就近拿了一支香烟，没想到，毛泽东十分敏捷地擦着一根火柴，站起来给他点烟。毛泽东是那样随和、亲切，彬彬有礼，毫无国民党当官的那种令人生畏、令人讨厌的傲慢派头。郑洞国心想：
　　“我在国民党阵营里20多年，上自蒋介石，下至若干上级，谁曾如此待我！而毛主席——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国家元首、人民拥戴的领袖居然为我点烟，共产党的领导人果真不是官，而是朴实的人民公仆，既平凡又伟大。”
　　毛泽东问及郑洞国全家的生活情况，郑洞国说，儿子还未结婚，刚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在沈阳的一个建筑部门工作。毛泽东说道：
　　“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就得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你今年才51岁，还很年轻啊！”
　　郑洞国闻言，心中暗想：“毛主席怎么这样了解我！”便情不自禁地连声答应，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郑洞国越说越随便，不知怎的，他竟然向毛主席提出了这么一个他自己也觉得不甚得体的问题，他说：
　　“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
　　毛泽东也似乎感到有点出乎意料，怔了怔，望着郑洞国，郑洞国有点不好意思了。毛泽东爽朗地笑了，他回答说：
　　“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副‘学生脸’、‘先生样’，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人的工作。那时，我成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想了很长时间，才有些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嘛！”
　　他又加重了语气说：
　　“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10月8日，毛泽东让叶子龙将表兄文运昌写给他的一封信转交给王季范看，王季范展开此信，只见上面写着：
　　润之老三表弟主席大鉴：
　　湖南燕北，凭书传衷。遥想起居佳胜，为贺且祝。报载，表弟二次当选，足见功德在民，群情爱戴。除专制建共和，七亿友好；按程序而事建设，中华光辉。谊属中表弟兄，尤欢欣起舞地奉告内各弟孙们，眉开眼笑地高歌鼓掌庆贺。本拟出游汉皋，重上都门，瞻仰新规模的建筑事业，以饱眼福，恰与我三姐和王九弟共话家常，时机似是难得，今日的我，以酒养性。学习了宪法草案，破衣洗补，行色拟飞黄河。因大水所困，是未果。小阳节后，当束装上京畅谈，平生愿满，便以所见的地区人们生产救灾各情作介，并祈指示机宜，直赴台湾，扫除残敌，投笔从戎，有赵云雄风宛在，请缨系虏，终军之大志可到，兄虽年已七十，亦间忘其老也，先此布达。并问江青夫人懿康。
　　　　　　　　　　　　　　　　　　　　　　　　　　表兄　　文运昌
　　王季范看罢此信，记起自己也收到了表兄9月20日的来信，表兄在信中似有怨艾，尚未作复。此时，他已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
　　10月9日，王季范提笔给表兄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运昌表兄：
　　前日接你9月20日来信，知你极愿到武汉和北京一游，参观5年来之新建设，且倪志壮。昨日叶子龙同志送来你致主席手书一件，知你决于小阳时节来京欢叙，并想赴台杀敌立功，老来勇气，令人钦敬。中南海方面以你来京甚好。古衡老人，不堪作战，笔谈舌战则可。嘱我以此意代为转达。昨晚，章淼洪来，说及北方冬季天寒地冻，树枯花谢，名胜冷落，绝少游人；南客初来，重哀不暖，不如待之明年中秋来京赏月，犹便参观最伟大热闹之国庆观礼。此话理充。述供参考。总之，你若来京，无论今冬明春，可住舍间，借叙情谊。专此布达。顺致
　　敬礼!
　　　　　　　　　　　　　　　　　　　　　　　　　　表弟　　王季范
　　10月10日，王季范又要儿媳萧凤林给文运昌写了一信，信中写道：
　　运昌六伯：
　　前日叶子龙处长来舍，送来你寄主席的信，家父立即函湘促驾，我家正扫榻迎接也。主席寄来手条，说欢迎你来京一游。不过，只限你一个人来京，住1个月，并指定住在我家。我家无好招待，你是否来住呢？主席寄家父的手条，你到京后，可以看到。家父说，现今火车非常便利，你起程时，须坐直达加快车，以免转车旷时；如行李多，须打行李票。列车照顾老人很周到。你有万里赴台杀敌立功的本领，单身独马，千里畅行，毫无问题，切不必结伴同行。因北京物价高过长沙几倍，粮油限内极度，木床价数十万元，我家无力担负。总之一句话，你一人来京。你来京时，一定要带棉袍、棉鞋、棉被，因为北方很冷，现在一般都着棉衣之故。
　　我有一双新皮鞋在长沙，敬请你至三角格萧八婆处，为我取出带来。麻烦之事，来京面谢。并请带长沙豆豉和好吃的麻菌、玉兰片。太贵则不必带。
　　敬仰旅安，并叩
　　六伯母福安。凤良同志和凤始均此问好！
　　　　　　　　　　　　　　　　　　　　　　　　　　侄　　凤林　　敬上
　　正是：三封来往信，忍俊不禁读。中表衷肠意，最是凤林书。
　　欲知毛泽东不久又有什么重大的政治性活动，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55
第255章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被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话说1954年10月1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第4次农村互助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一年来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制定了农村合作社新的发展计划和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其中，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经过毛泽东修改补充而确定下来的。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30日才结束。
　　10月10日晚，毛泽东翻阅《光明日报》上刊载的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及编者按。
　　《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1952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毛泽东曾经在他仔细阅读过的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书中，差不多从头到尾都画有横线和圈点，还打了许多问号，共有50多处。如今再看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及《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自然有许多联想。只见编者按中写道：
　　“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的进行，而且也亟待开展。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毛泽东在编者按旁用质问的口气一连批了3句话：
　　“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他还在李希凡、蓝翎文章中所引用的俞平伯的“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这些话旁边，批了一句话：
　　“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10月12日，赫鲁晓夫在中国的访问结束。
　　赫鲁晓夫是苏联方面访问中国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在他访华期间，中苏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苏方把旅顺港和中苏4个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给予中国5亿卢布长期贷款；还有关于科技合作及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等一系列问题的协议。
　　苏联还答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帮助。毛泽东深表感谢。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还经常和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边躺着，像最要好的朋友一样，谈论着各种事情，彼此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各抒己见。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但也有许多认识不一致的地方，除了在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外，毛泽东在提到中国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赫鲁晓夫却说：
　　“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栽培，而其余的应砍掉。”
　　他认为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诱骗各种“花”都“开”，然后，将“有毒的花”消灭掉。
　　赫鲁晓夫回到国内后就对他的同事说：
　　“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又向西德总理阿登纳暗示，中国“可能会给西方带来麻烦”。他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潜在势力感到惊恐，提出要与西德重修旧好，“共御黄祸”。赫鲁晓夫这些话，后来都传到了中国人的耳朵里，为中苏关系埋下了隐患。
　　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支持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他还在信封上写了28个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还有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随信又附上了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
　　毛泽东何以将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里来，此事说来话长。
　　原来，自从曹雪芹的《红楼梦》一书在问世以后的200多年中，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对其作了各自不同的评价。《红楼梦》研究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人们称之为“红学”。研究“红学”的学者先后有“旧红学派”和“新红学派”之分。“旧红学派”即为“索隐派”，他们把《红楼梦》看成是影射清朝人物事件和清朝政治的，其研究是为了“索”出“隐”去的真人事件。“新红学派”也称“考证派”，他们则用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方法研究《红楼梦》。俞平伯就是“新红学派”中的著名学者。
　　俞平伯，原名俞铭衡，1900年出生于浙江德清县。他曾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加入过新文化社团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他是闻名文坛的散文小品作家，也是当时著名的新诗人，1922年曾与朱自清、叶圣陶、郑振铎、刘延陵等人共同创办了“五四”以后最早的诗刊《诗》月刊。
　　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是受胡适的影响。胡适是《红楼梦》研究“考证派”的代表。1922年，俞平伯写成《红楼梦辩》一书，并于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此书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成为“新红学”的代表作。
　　早在1951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作为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方针。为了研究和继承祖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国家出版部门整理和出版了一大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红楼梦》就是其中之一。做为著名红学家的俞平伯，将自己于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辩》进行了删改、增订，并易名为《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来俞平伯还应报刊的约稿，陆续发表了一些介绍《红楼梦》的文章。1954年3月，他又将自己研究《红楼梦》的成果作扼要总结，写成《红楼梦简论》一文。发表在《新建设》上。《文艺报》于1953年第4号的“新书刊”栏目内，对俞平伯的新版《红楼梦研究》作了简要报道，并推荐说：“研究《红楼梦》，向来有一个诨名，叫做‘红学’。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隐，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正是由于《文艺报》这样推崇俞平伯，所以它一直拒绝刊登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早在李希凡、蓝翎之前的1952年10月，就有一篇署名为白盾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寄给了《文艺报》，《文艺报》不但不予刊载，还在退稿信中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很有贡献，《红楼梦研究》一书基本上优点多于缺点，文中所提出的缺点，在目前一般读者思想水平已有提高的情况下，人们自会分清。所以，用不着批评。”后来白盾的这篇文章，最终还是在1954年11月1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当然是在开展批判俞平伯以后的事了。
　　前面已经说过，江青发现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后，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江青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看了10月10日《光明日报》专刊《文学遗产》第24期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及编者按，他也按耐不住了，于是就写出了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人员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毛泽东在10月16日的信中写道：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此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被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的这封信，以雷霆万钧之力，无疑给了周扬等人以沉重的打击。
　　10月18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10月19日下午4时1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同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中方参加的人员有：刘**、朱德、周**、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
　　毛泽东一见尼赫鲁来了，就迎上前去，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我们欢迎你，十分欢迎你。”
　　尼赫鲁笑容可掬，连忙说：
　　“我非常高兴地来到中国，这使我非常愉快，我向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抵达北京后，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使我深为感动。我是作为和平和善意的使者到你们这里来的，而我已在这里发现了和平的精神和善意。”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一开始就说：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100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300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中国人民有爱国的感情，有对印度人民和其他东方国家人民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10年20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他合作。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尼赫鲁说：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过去200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受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是有过去的联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主席说得对，我们两国工业落后，这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尽快发展我们各自的国家。”
　　毛泽东说：
　　“我们两国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尼赫鲁说：
　　“是的，我们着重的是共同点。”“在印度，五项原则被认为不仅适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说：
　　“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意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
　　他还说：
　　“对于中国来说，获得和平并不容易。美国变着法不遗余力地排挤中国。不仅如此，它还炫耀武力，把第7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美国飞机飞到中国内地上空，空投特务。他们还加紧援助和支持蒋介石对中国大陆骚扰性战争。”
　　尼赫鲁说：
　　“美国害怕它的利益受到损失，正像一个既得利益者一样，怀着恐惧，神经紧张，四处插手。”
　　“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毛泽东微微一笑，幽默而又鄙夷地说：“它要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
　　尼赫鲁闻言，微笑着点了点头。毛泽东又说：
　　“国与国之间不应当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提议下一次专门谈一谈战争问题，尼赫鲁表示，愿意与毛泽东共同讨论。
　　10月21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出席。席间，毛泽东对尼赫鲁说：
　　“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
　　尼赫鲁点头称是。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
　　钟洛的这篇文章，公布和体现了毛泽东10月16日那封信中的一些内容。
　　10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尼赫鲁举行第2次会谈。刘**、朱德、周**、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在座。毛泽东微笑着问坐在对面的客人：
　　“你们两位总理的会谈进行得如何？发生冲突没有？”
　　尼赫鲁说：
　　“会谈得很好。怎么能有冲突呢？”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同印度好像没有多少架好吵。”
　　接着，他直奔主题，问道：
　　“关于战争问题，不知尼赫鲁总理有何看法？”
　　尼赫鲁谦虚地说：
　　“主席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的意见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
　　“我认为，战争并不那么可怕。”毛泽东说：“从战争最后结果来说，决定因素是人。至于武器，当然某一方拥有先进的武器，就占有优势。但是这是暂时的现象。仅靠先进的武器来赢得彻底胜利，根本不可能，除非一开始就一次性把对手完全毁灭。从现代战争的意义上说，原子弹、氢弹似乎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这是冒极大风险的，侵略者可能由此丧失了自己存活的权利和机会。谁又能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一下子翻个底朝天，然后扔到太平洋或印度洋里去呢？破坏之后的彻底征服，只能作为梦想而无法实现。战争，只会加速人民的觉醒，导致人民的反抗。人民持久的反抗，必将削弱以至打败侵略者。第2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日本，中国得以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站立起来。英国被削弱，印度便获得了独立。”
　　尼赫鲁说：
　　“我认为，你所说的人是战争胜败的最后的决定因素；战争可以使人觉醒，最终获得解放；这一点是对的。但是，战争也可能把人类变得残酷，变得堕落。如果战争消灭了有知识和有训练的人，那么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人类将面临巨大的倒退。”
　　毛泽东知道尼赫鲁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忠实追随者，曾经坚定不移地信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反对一切暴力运动。眼看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便就来了个顺水推舟，说道：
　　“所以，归根究底，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尼赫鲁则说：
　　“终有一天，世界的调整都用协议来完成。”
　　毛泽东问道：
　　“在世界调整以前，从现在起，10年之内没有战争，可能吗？”
　　尼赫鲁依然坚持他的信仰和愿望：
　　“终有一天，人们会承认，战争如果爆发，会把双方都毁掉，谁也打不起战争。不过我并不能提出任何担保。”
　　毛泽东看看谈不下去了，就打算结束这个话题，他说：
　　“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在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
　　毛泽东最后又谈到了在两个月前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情况。这是尼赫鲁所关心的事。他告诉尼赫鲁说：
　　“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谈是好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是谈开了是有好处的。我们热诚地招待了他们，他们想看的都给他们看了。”
　　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一些《红楼梦》研究者和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参加了座谈会。李希凡和蓝翎也参加了座谈会。当然，受批判的对象俞平伯是不可缺的，另外还有他的助手王佩璋；共49人。还有报刊编辑20人作为旁听者。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如郑振铎、何其芳、老舍、王昆仑、启功、舒芜、冯至、黄药眠、聂绀弩、范宁、钟敬文、吴恩裕、杨晦、浦江清等人，在会议上都先后对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观点作了批判性的发言。
　　10月26日，也就是尼赫鲁即将离京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的前一天，他携爱女英迪拉&#8226;甘地夫人（后来成为印度总理——笔者注）及其他的随访官员，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辞行。双方举行了第3次会谈。刘**、朱德、周**、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也在座。尼赫鲁对毛泽东说：
　　“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也得到了很深的友情。我虽然要走了，但是可以说，已经把我的一部分留在中国了。”
　　他又转对周**说：
　　“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法国的一句话：‘离别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
　　毛泽东听他这样说，当即吟诵了屈原《九歌&#8226;少司命》中的两句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吟罢，他解释说：
　　“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他接着向尼赫鲁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他说：
　　“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2200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篇，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入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尼赫鲁说：
　　“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久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适用。”
　　毛泽东说：
　　“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得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
　　“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
　　尼赫鲁表示赞同。
　　10月27日，毛泽东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关于24日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红楼梦研究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批给刘**、周**、朱德、陈云、邓**阅，并告陆定一照办。
　　陆定一在报告中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它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
　　10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袁水拍在文章中写道：
　　“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国广大读者群众热烈欢迎一个新作家李准写的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改编而成的戏剧，给各地展开的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可是《文艺报》却对这个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评，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并承认应该‘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作者，尤其是比较长期地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给予应有的热烈的欢迎和支持’，而且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是说这些活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作者’李希凡、蓝翎，又一次地表示了决不是‘热烈地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毛泽东在袁水拍这段话后面，亲笔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他修改完毕后，将该文批给了邓拓，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接着，毛泽东应湖南省省长程潜的请求，提笔书写了“湖南省人民委员会”8个大字。
　　原来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以后，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统统改称为人民委员会。
　　毛泽东写罢，叫来工作人员，将这幅墨迹寄给程潜。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
　　周扬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给袁水拍打电话，向他询问情况。袁水拍告诉他说，这是毛主席批发的。
　　10月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通过新华通讯社为毛泽东物色一个懂得国际问题和懂英语的政治秘书，新华通讯社决定由林克去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和英文老师。
　　新华社领导找林克谈话，林克毫无思想准备，他一方面感谢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又担心自己能否胜任。领导鼓励他说，相信你能做好这个工作。
　　10月的一天，一辆小卧车载着林克从中南海西门经过怀仁堂，沿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驶去，经过勤政殿和对面的瀛台，在丰泽园大门西边的静谷停了下来。静谷的门呈八角形，4边门框用汉白玉砌成，横额上镌刻着“静谷”2字，两边镌刻着一幅对联，上联是：胜赏寄云岩，万象总输奇秀；下联是：清阴留竹柏，四时不改茏葱。
　　静谷有两重院落，房屋已经破败。前院有高耸的苍松翠柏，还有些假山。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就住在这个院子的3间西屋里。后院也是一个四合院，3间北房是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及其秘书的办公室，他们不常来。耳房是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的居室。林克被安排在3间西房里，这里是两明一暗，家具只有1张办公桌、2把椅子、1个文件柜、1张木床。南房也是前院的北房，是毛泽东临时的藏书室。这个院子有条走廊通往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走出静谷，东侧就是丰泽园的大门。在1957年以后，为了工作方便，林克搬进了菊香书屋的东院，距毛泽东的寝室只有20多米。直到1966年8月离开中南海，林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和生活了12个春秋。
　　林克在见到毛泽东之前，田家英找他谈话说：
　　“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要刻苦钻研，充实多方面的知识，否则也可能在三五年内帮不上主席的忙。”
　　田家英还谈了他自己的工作体会，使林克感觉到毛泽东对政治秘书的工作要求很高，对自己能否胜任不免有点疑虑。
　　10月下旬，粟裕应召来到毛泽东菊香书屋的办公室，毛泽东问他说：
　　“你到总部工作快3年了，各方面都适应了吧？”
　　粟裕回答说：
　　“逐渐适应了。在总部工作和在野战军大不相同，关系全局，压力很大。”
　　“人就是要不断地加压才能有所作为，当然不能压垮了。身体怎么样？好多了吧？”
　　“好多了。感谢主席和中央安排我去苏联治病，基本解决了我的老毛病。”
　　“不过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收支平衡。经常透支，时间一长，身体就会吃不消的。这几年你在总参干得不错，能较好的看出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和军委都采纳了，部队反映很好。”
　　“我是按照主席和中央指示做工作，许多方面做的还不很好，缺点、问题不少。”
　　“很好，很好。当然不是说没有缺点，中央和军委比较满意。”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这次找你来谈谈，是要向你传达中共中央的最新决定，要你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粟裕一听感到很突然，他连忙站起来说：
　　“主席，我不能胜任，这副担子太重了！”
　　毛泽东要粟裕坐下来，肯定地说：
　　“这是我首先提名的！根据我的了解，你可以胜任，能够把这副重担挑起来，而且挑得很好。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都这样认为。”
　　粟裕说：
　　“当总长和当副总长大不一样。副总长我当得还不好怎么能当总参谋长呢？全军比我水平高的同志很多，应该从他们中间挑选。”
　　毛泽东说：
　　“我考虑很久了，相信你可以胜任。中央已经决定，你就干吧。不要有什么顾虑，大胆工作，我和军委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