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214章导读表在36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247

第247章

　　“‘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话说195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

　　“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

　　11月9日，毛宇居第2次来到北京。和他一起来京的还有毛泽东的表兄文梅清。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接待了毛宇居和文梅清。一番寒暄过后，毛宇居便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他说：

　　“乡政府对教育很重视，委托我来向您汇报工作。”

　　原来，韶山乡政府决定将韶山乡第三学校改建为韶山小学，特意委托毛宇居来京请毛泽东为新建学校题写校名。毛泽东听了，问道：

　　“学校建在哪里？”

　　毛宇居说：

　　“建在张家山，规模比原来大，新校舍将更加美观大方。”

　　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点点头说：

　　“那里很好，学校规模还可以扩大。国家搞建设，需要各方面人才。人才从哪里来？靠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不过，办好教育，需要人出力，需要一批教育工作者。你是教书出身的，有经验，要多出力，还要教育人家多出力。”

　　毛宇居见毛泽东兴致很高，当即提出请他为学校题写校名。毛泽东问：

　　“学校的名字怎么取的？”

　　毛宇居说：

　　“乡政府准备叫‘韶山小学’，不过还没有最后定好。”

　　“那题什么名好呢？”

　　“就题‘湘潭县韶山小学’吧。”

　　毛泽东想了想，认真地说：

　　“不，还是题‘韶山学校’吧。现在办小学，以后学校还要发展，还可以办中学、大学，反正都是学校，这一次不就全写好了吗？”

　　毛宇居连连说：

　　“好！好！主席想的真周到。”

　　于是，毛泽东便起身来到办公桌前，铺开纸，提起笔，认真地书写起来，并且一连写了好几幅“韶山学校”，说是供毛宇居选择。毛宇居高兴得合不拢嘴，便将这几幅字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来。此后，他和文梅清被安排在招待所住下了，这一住就是3个月之久。

　　11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做出关于在省委以上领导机关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决定，规定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

　　毛泽东指定由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11月13日，毛泽东在给周**、朱德、陈云、薄一波、邓**、邓子恢、高岗、谭震林、彭德怀、黄克诚、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习仲勋、胡乔木、陈伯达、安子文的信中写道：

　　“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11月12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

　　1952年11月，毛泽东根据贺龙的请求，亲自任命贺龙兼任新中国的体育委员会主任。贺龙说：

　　“我若不能实现三大球翻身，死不瞑目！”

　　自此，贺龙艰苦创业，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很快就在国际比赛中为祖国争得荣誉的体育队伍，功绩卓著。

　　贺龙一生喜爱体育运动，在各类项目中，尤其擅长打篮球，他在红军时期，就亲手组建了“战斗篮球队”。

　　195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通知中说：为了充分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决定于1953年2月5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出的第一个文件。

　　12月2日，美国刚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飞抵朝鲜战场前线视察。

　　艾森豪威尔不同寻常的举动，以及有关“联合国军”频繁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的情报，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应，他马上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朝鲜战场上来了。

　　12月4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形势与明年作战方针任务的报告。

　　毛泽东立即在报告上写出了3段批语：

　　“应肯定敌以5至7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5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4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

　　“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

　　“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

　　接着，毛泽东审阅了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的工作报告，致电班禅说：

　　“感谢你对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的帮助，并庆祝你在爱国团结工作上的成就。”

　　他还电文中交代班禅说，后藏建设需要中央帮助之处，请与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商洽，然后报中央审核。

　　12月5日，艾森豪威尔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朝鲜战争僵局。消息一传开，朝鲜半岛的局势进一步紧张起来。

　　12月7日晚10时，毛泽东单独同从朝鲜战场归国的邓华谈话。

　　12月8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聂荣臻、邓华列席了会议。

　　12月9日，毛泽东致信邓华说：

　　“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

　　12月9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12月10日晚11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有高岗、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战局。

　　12月11日，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志愿军侧后登陆及各项准备工作的报告。

　　是日晚10时，毛泽东又约聂荣臻谈话。

　　12月间，杨步浩到北京参观国营农场，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主席很忙，还是别再安排他跟主席见面了。”

　　另一位工作人员说：

　　“忙，毛主席可以不会客，但来自延安的代耕人，咋能不见！”

　　于是，3天后，毛泽东派人把杨步浩接到中南海丰泽园，两位老朋友一见面，就紧紧握手，久久没有松开。杨步浩说：

　　“毛主席，我们多么想念你呀！”

　　毛泽东说：

　　“我也很想念你们。胡宗南进占延安后破坏的情况，现在恢复得怎样？材料带来没有？”

　　杨步浩说：

　　“带来了，是乡长写的。”

　　因为那位乡长文化低，字写得不整齐，毛泽东看不清，杨步浩就给毛泽东指点着，终于看完了材料。二人正说着，饭菜端上来了，毛泽东举起酒杯说：

　　“祝你回去顺利完成生产任务，干杯！”

　　杨步浩也举起酒杯，说：

　　“祝你老人家身体健康，干杯！”

　　二人相对一笑，一饮而尽。

　　吃过饭，毛泽东又详细询问了延安人民的生活、生产情况，要杨步浩回去好好带动乡亲们发展生产，把长年互助组搞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将来条件成熟了，还可以发展为高级农业合作社。

　　毛泽东见杨步浩衣服单薄，就让秘书安排，给他做一身衣服。过了两天，毛泽东派人给杨步浩送来一套华达呢棉袄、棉裤、棉鞋、棉帽子，还有几丈花布，几丈花达呢，说叫给孩子们做衣服。

　　杨步浩要回陕北了，毛泽东临别嘱托他说：

　　“转告乡亲们，陕北对中国革命贡献太大了，我们绝不会忘记他们的。但要保持艰苦奋斗的延安传统，尽早恢复战争创伤。”

　　杨步浩从北京回去后，又给毛泽东寄来了延安的小米、瓜子和绿豆。毛泽东收到后，给延安地委写信说：

　　“杨劳动英雄给我送的礼物都收到了。谢谢六合乡人民，庆祝1953年大丰收。”

　　不久，毛泽东又指示有关部门向延安派去了慰问团、医疗队，拨去了救济款，慰问陕北革命老区人民。毛泽东还特意差人给杨步浩捎去了白糖、白酒。

　　后来，杨步浩回忆毛泽东说：“毛主席是个重感情的人，是个七情六欲都不少的普通人。”

　　1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致朝鲜前线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电，他写道：

　　“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

　　电文中还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

　　毛泽东在指示电中的最后部分写道：

　　“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取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这正是：耳提面命多谨慎，褒奖激励为一搏。备战缘是求和平，不战而胜是上策。

　　12月24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43次会议。周**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会议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

　　政协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一致通过决议说：

　　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应该依据《共同纲领》规定，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

　　再过两天就是毛泽东的生日了，这一天，毛泽东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活动一下，还没有下台阶，叶子龙就来到了他面前，请示道：

　　“主席，兄弟党和外国首脑为您发来的祝寿电报怎么办？”

　　说着，他将手中的一沓子文稿，稍微向高处抬了一下，亮在毛泽东的眼皮下。毛泽东果断地说：

　　“收下来，都不要见报。”

　　叶子龙转身就要离去，毛泽东补充说：

　　“如果人家要问，为什么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他们的祝寿电文，就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习惯。”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59岁生日。毛泽东醒来后，吩咐值班卫士叫王鹤滨陪他吃饭。

　　王鹤滨来到毛泽东住所的过厅，这里一直是毛泽东用餐的地方。工作人员已经在餐桌上摆好了与往日一样的腐乳、酱菜、辣椒3碟小菜，这些都是厨师老廖按照湖南的风味制作的；还有一盘酱牛肉片。桌上没有放往常的大米、小米混合做成的“二米饭”，也没有摆炒菜，在一个白色的搪瓷小面盆里却盛着半盆刚刚煮好的汤面条。桌子上还摆着两只高脚中型玻璃酒杯，里面盛着半杯琥珀色的葡萄酒。

　　毛泽东从卧室来到过厅，待王鹤滨坐下，就微笑着举着酒杯说：

　　“王医生，来，干杯！今天是我的生日。”

　　王鹤滨急忙站了起来，双手擎着酒杯，与毛泽东伸过来的酒杯碰了一下，激动地说：

　　“祝主席身体健康长寿！”

　　说罢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毛泽东也喝了一口酒，高兴地说：

　　“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是可以吃汤面的，是吧？”

　　毛泽东说着，伸过手将王鹤滨面前的小瓷碗拿过去，要先给王鹤滨盛汤面，王鹤滨急忙站起来，接过毛泽东手中的碗和勺子，先给毛泽东盛上了面条，然后给自己也盛了一碗。

　　毛泽东夹了一点小菜，伴着面条吃了两口，微笑着说：

　　“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喽。哪里有什么万岁呀！”

　　王鹤滨说：

　　“人的正常寿命是应该活到100岁，或者更长一点年龄的。”

　　“是的。人是不会活到万岁的！”

　　毛泽东再次肯定了自己的观点。

　　12月27日，毛泽东将友人蒋泽霖赠送给他的钱东壁临的《兰亭十三跋》，转赠给故宫博物院保存。

　　是年年末的一天上午，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找高智谈话说：

　　“组织上决定调你给主席当机要秘书。”

　　高智一听这话既高兴，又紧张。他怕自己说的一口陕北话毛泽东听不清，而毛泽东的那一口湖南腔有些地方自己也听不懂，弄不好会误了大事。可这是组织上的决定，自己也只能服从了，他对叶子龙说：

　　“我可以试试看。如果不行，就请组织上马上调整。”

　　第二天上午，高智来到菊香书屋报到，毛泽东因睡得很晚，还没起床，机要秘书罗光禄便找出一些文件，让他看，以便让他及早熟悉情况。罗光禄还告诉他，应如何整理存放文件，又指着办公桌后面一个多斗立柜的倒数第二格，轻声交代说：

　　“那里面，放的是毛岸英同志抗美援朝时在朝鲜牺牲的材料，以后你在主席身边工作，不要向主席提起它，这件事由周总理处理。”

　　看看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值班卫士打电话通知罗光禄说：

　　“主席睡醒了。”

　　罗光禄放下电话，对高智说：

　　“走，我带你去见主席。”

　　高智随着罗光禄来到毛泽东的卧室，见他正背靠着床头，一手拿着一支香烟吸着，一手拿着一张报纸在那里看。罗光禄报告说：

　　“主席，给您新调来的机要秘书高智同志来了。”

　　说罢，他将准备给毛泽东看的文件放在床头边的小方桌上。高智也赶忙走到毛泽东跟前，激动地问候道：

　　“主席，您好！”

　　“啊，欢迎，欢迎！”毛泽东边说边放下手中的报纸，缓缓起身，与高智握手，又亲切地问：“你是哪里人？”

　　“陕北佳县人。”

　　“啊！佳县我去过。你在哪里上过学？”

　　高智说他完小毕业后又考入绥德师范学习了1年多。毛泽东眉毛一挑，高兴地说：

　　“绥德师范我是知道的，那是陕北很有名的一座学校嘛。这么说，你还是我身边工作同志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你爱人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高智回答说，他爱人在中央机要局工作，名字叫霍碧英。毛泽东没听清楚，说：

　　“你慢慢讲，是哪几个字？”

　　高智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向他解释：

　　“霍是霍去病的霍。碧是王白石的碧……”

　　“英——是英雄的英。”毛泽东微笑着拉长声调：“霍——碧——英。”

　　高智知道毛泽东还没有吃饭，他看时间已经不早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好吧。欢迎你以后就在我身边工作，帮我做点事，好不好？”

　　毛泽东特别强调一个“帮”字，要高智“帮”他做点事，这使高智十分感动。高智赶忙说：

　　“好，好。”

　　1953年就要到来了，在这一年里发生的一件事由于时间不详，不得不权且记述在这里：在上海的贺子珍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信，请求帮忙查找毛毛的下落。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终于打听到，朱盛、黄月英夫妇曾在1934年10月收养了红军一个小男孩，取名朱道来。贺子珍看到朱道来的照片，说：

　　“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呀！”

　　不久，应贺子珍的要求，王家珍、黄月英带朱道来到了上海。贺子珍仔细端详着朱道来，止不住泪流纵横，声音颤抖着说：

　　“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

　　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提议带朱道来检查身体。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一致。当黄月英把一件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双手颤抖，热泪再一次涌了出来。

　　此时，朱道来的照片早就通过周**转到了毛泽东手上，毛泽东仔细辨认后，没有说肯定的意见，只是说：

　　“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两个月后，应中组部的要求，王家珍、黄月英、朱道来3人，到了北京。然而就在此时，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南京一个中年女干部找到中组部说：

　　“朱道来是我的孩子，你们还给我。”

　　毛泽东听了周**的汇报后，果断地说：

　　“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于是，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收养。黄月英返乡时，中组部代表感谢了她。朱道来与养母洒泪而别。

　　不久，朱道来被送到了清华大学附中读书，后来又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工科，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据说，他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南京死了。

　　毛毛没有找到，娇娇也与妈妈天各一方。贺子珍永远地留在了上海。悔恨过去，毕竟已成历史，那是无法挽回的事了。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中宣布：“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是1953年的3项伟大任务。

　　1月9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份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与薪金制度”。

　　指示要求各总部于3月份以前完成实施军衔的准备工作，4月份全军动员与评定军衔，“6月底以前完成军衔的审查批准与授予手续”。

　　1月11日，毛泽东召集有18位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广泛征求意见。

　　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取得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份。”

　　“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从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是一个高潮。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

　　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以周**为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

　　1月15日，毛泽东给周**、邓**、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原来，这个所谓的新税制即修正税制是由财政部提出，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讨论通过，又经政务院12月26日召开的第164次会议批准的。并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过意见。12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热烈的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收修正的通告。”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而且社论中还提出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1月9日和1月11日，山东分局的向明等3人和北京市委先后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话给中央财经委员会，反映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据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回忆说，他看到毛泽东1月15日的信后：“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2月10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3同志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主席、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同志把税制修正了哪些地方，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一作了说明。毛主席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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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晚上7时，从武汉到达北京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到毛泽东住处报到。毛泽东在和他们谈话中说：

　　“关于农村工作，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文件中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村工作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

　　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更长些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完成这个任务，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就应开始。”

　　1月18日，毛泽东接到赵浦珠的来信，反映他生活困难。

　　赵浦珠是毛泽东舅母文赵氏的侄儿，又与毛泽东同在湖南新军一同当过兵。毛泽东并不因为他是地主成份，让秘书给赵浦珠寄去了300元。

　　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根据中央军委1月9日《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指示，向全军发出了“军衔鉴定工作指示”，并主持研究与草拟“军衔条例”及“实施规程”和“军官服役等条例”。军务部负责主持研究与制定“各兵种的肩章、标章、识别符号的图样、式样。”总后勤部主持研究制定部队之职务薪金与军衔薪金标准及实行军衔后的服装式样。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动员教育的工作指示。

　　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周**在会议上作了说明。他说：

　　“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已向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提出建议，并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讨论，一致同意。特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通过决议，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制定宪法，批准国家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与会者经过讨论，对中共中央的建议和政协的决议表示赞同。

　　毛泽东在会议讨论结束时作了结论，他说：

　　“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同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由朱德、宋庆龄、李济深、李维汉等32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

　　不久，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小组，由董必武、彭真、李维汉、邓**、张际春、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8人组成，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以政务院内务部为主组成的宪法起草办公室，开始收集有关制定宪法的材料。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人组成研究小组。聘请周鲠生、钱瑞升为法律顾问；聘请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专门从法律和文字方面进行斟酌推敲。

　　1月30日，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接到父亲病重的来信，请了15天假回山西盂县探亲。李家骥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站起身来，嘱咐他说：

　　“这次回家探亲，别忘了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掰着指头，亲自为李家骥拟定了调查提纲，他说：

　　“一是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二是群众拥护什么；三是群众有哪些负担。另外，回去不要对人家炫耀自己，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不要摆架子，这样就不好办了。回来以后向我汇报。”

　　1月3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

　　“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缺，这些要解决。”

　　1953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他不同意某一个文件上所写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说：

　　“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已经改组了，其它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远未完成，国营商业零售面有待逐步扩大。从农业上看，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体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2月2日，毛宇居和文梅清在北京已经住了3个月了，就要会湖南了。毛泽东因一些亲友生活比较困难，吩咐秘书支取自己的稿费，又买了一些布匹，请毛宇居带回去分赠给家乡亲友。他怕毛宇居记不住，便在毛宇居的记事本上写了一个便条：

　　谭熙春200万元，邹普勋100万元，蔚生六婶100万元，毛月秋衣料4丈，邹香庭衣料4丈，张四维衣料4丈，毛纯珠衣料4丈。

　　　　　　　　　　　　　　　　　　　　　　　　　　毛泽东　赠

　　2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做出放蒋介石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

　　2月3日，艾森豪威尔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各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的政策。

　　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4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对艾森豪威尔发出了严重警告，他说：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后来在2月22日，美国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由“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试图借机恢复从1952年10月8日起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5个月的停战谈判。

　　2月15日，中共中央将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发给全党试行。

　　2月15日，卫士李家骥从老家山西盂县探亲回来，向毛泽东回报了他父亲的病情，接着又回报了他在家乡调查的情况。李家骥原本打算简单说说就行了，谁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特别是对农村生产、生活、农民的意见，农村政策落实情况，农民对痛苦，问得很详细，还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来了。

　　李家骥说到一个山区的21岁的农民生了病，为了给他治病，老乡3次赶着马车进城请医生都没有请来。毛泽东“噢”了一声，放下笔，沉思起来，停了一会儿，他问道：

　　“这个青年人叫什么名字？当地干部知不知道？”

　　毛泽东又自言自语地说：

　　“为什么医生都集中到城市呢？”

　　他的脸上露出了忧虑的表情。李家骥说：

　　“这个人因抢救不及时就死了。”

　　毛泽东的眼圈立刻红了，他说：

　　“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人民群众啊！”

　　毛泽东听完汇报，放下笔，对李家骥说：

　　“你了解的情况很好，能否写个材料给我看？”

　　李家骥第二天就开始写材料，写出来的东西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像样子，他掂量了还几天，也不好意思交稿。谁知毛泽东办事从来都是认真的，他主动问李家骥要了几次，李家骥没办法，只好将材料递了上去。

　　几天后，毛泽东将李家骥的材料交给了负责卫士组工作的秘书王鹤滨。李家骥一见就要要回来，王鹤滨不给，李家骥想抢也没有抢到手。王鹤滨说：

　　“这个材料暂时还不能给你，主席有批示，等组织同志们学习完了再给你。”

　　后来，王鹤滨组织警卫班和卫士组学习的时候，学习了毛泽东对李家骥调查报告的批语，传达了毛泽东要求战士们搞好调查研究的指示。

　　原来，毛泽东为了了解党在农村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和问题，鼓励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回乡搞调查。

　　这时候，李家骥才见到了毛泽东给他修改过的材料。毛泽东在这个材料上修改了30多处，改了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句子，加上了漏掉的标点符号。有些重要的话，他还划了曲线或双曲线。材料上没有标题，毛泽东加上了“山西盂县情况调查”这样的标题。材料后面没有落款，毛泽东又写上“李家骥”3个字。毛泽东在最后一页上写了批语，他写道：

　　“写得很好，希望全班传阅，但有些错别字。毛泽东年月日。”

　　再说2月15日这一天，正是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视察。随行领导有杨尚昆、罗瑞卿和铁道部第一副部长武擎天，还有汪东兴、叶子龙、罗光禄，摄影师侯波，保健医生王鹤滨，两位正副卫士长李银桥、孙勇及几个卫士，还有一个男护士朱宝贵。

　　专列从北京站出发，沿着京沪铁路干线，经过天津向南驰去，到达德州车站时，缓慢平稳的停了下来。毛泽东下车后，漫步在站台上，一边察看站台周围的景物，一边向车头方向走去。王鹤滨紧紧跟在后面。

　　此时，专列的司机也从驾驶室里跳了出来，弯腰、踢腿、抡臂，不停地活动着。正在此时，一阵铃声响过，绿灯亮了，绿色的小旗子正在摆动。

　　毛泽东一看专列就要开了，返身向后面的车厢走去。司机突然看到毛泽东，一下子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拉的客人竟然是毛泽东。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拙笨而又缓慢地爬进驾驶室，由于过渡的兴奋、激动和紧张，手脚已经不听指挥，竟然不敢开车了。

　　坐在车厢里的武擎天，用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目光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经过去了3分钟，专列依然是一动不动。他急忙跳下车，小跑着奔向车头，大声叫道：

　　“为什么还不开车？”

　　待他看到司机呆呆地坐在那里，就像一个瘫痪的病人一样，也吃了一惊。他问明情况之后，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杨尚昆、罗瑞卿，提出要另找司机。毛泽东叮嘱他说：

　　“要安慰司机，不要紧张。”

　　武擎天跑到调度室，找来一位年轻的司机，专列终于开动了。

　　这天上午，专列路过邢台，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专列上，当着罗瑞卿、杨尚昆和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的面，向毛泽东汇报邢台县的农业互助合作的情况。他说，全县入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7%。毛泽东听了又高兴又惊讶，问他是原因是什么？张玉美回答说：第一，邢台县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第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方针、原则和办法符合民意，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接着，他还介绍了两个村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有70户人家，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在1952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就增产了12%。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他说：

　　“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毛泽东又问在办社中有哪些困难和问题，他有求张玉美一个一个地具体回答。

　　晚饭后，专列快到郑州车站了，毛泽东说：

　　“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

　　张玉美请求毛泽东对邢台县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说：

　　“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的情况。

　　2月16日，毛泽东途径郑州时，在专列上接见河南省委和黄委会负责人，他打开邙山水库、三门峡水库和黄河规划图，一边听汇报，一边在图上一一找出水利工程的位置，详细询问这些地方的现状和怎样安排库区居民。

　　专列到达长江北岸的浦口，通过轮船的摆渡，慢慢地爬上了长江南岸的铁路线。毛泽东计算着时间，整整用了1个小时，他对随行人员说：

　　“必须在这天堑上架起桥梁，那将会节省多少时间啊！南粮北调、北煤南运要快得多了，运输量将会大大增加。”

　　毛泽东在南京车站下车后，由迎接他的南京市领导人接着，乘汽车驶入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他隔着车窗，不断地左顾右盼，要看一看这座解放后的虎踞龙盘的江南古都。

　　毛泽东在南京市委接待处，只停留了几分钟，连茶水也没有喝，又返回车站，踏上了专列，摆渡回长江北岸，向武汉驶去。

　　2月16日晚上11点45分，毛泽东到了阔别了25年之久的汉口大智门车站，早有中南局的李先念、李雪峰及武汉市的领导人接着，住进了与武汉市委大院相邻的一个大院。

　　这个大院原来叫杨森花园，是国民党时期大资本家、大军阀杨森的别墅。院内环境幽静，院墙高似城墙。

　　2月17日，毛泽东带着随行人员参观了紧靠长江江岸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他故地重游，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20多年过去了，宛如弹指一挥间，他抚今追昔，心潮起伏。他站在房子面前，指点着每间熟悉的房间，如数家珍地给身边的人介绍。毛泽东指着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得见的大教室说：

　　“就在这所教室里，举行的开学典礼。”

　　他还向大家介绍说，他在哪个房间办公，还有哪些房间是教室，哪位教师讲什么课程。

　　晚上8点10分，毛泽东与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少数领导人一起吃饭。

　　据王任重的日记记载，毛泽东在饭后的谈话中说：

　　“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福和中学老师

全国解放以后，富农不敢雇工剥削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棉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

　　2月18日上午，已经连续下了几天大雪的武汉三镇，迎来了第一个晴天。这一天是初五，武汉三镇非常热闹，有耍狮子的，有玩龙灯的。

　　毛泽东一行人在湖北省委书记兼省长李先念的陪同下，乘车到东湖疗养院，探视在那里疗养的病人。

　　病员们得知毛泽东到来的讯息，兴奋异常。毛泽东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过去，与大家一一握手，亲切问候。

　　“郑位三同志在哪个房间？”

　　毛泽东走过了一个病区，未见到郑位三，就问疗养院的领导。那位领导人指着另一个病区说：

　　“郑位三同志在那一个病区。”

　　毛泽东来到郑位三的单人房间，郑位三急忙从床上下来，说：

　　“主席身体好！”

　　“你好，位三同志，好好养病，早日恢复健康。”

　　“谢谢主席！”

　　毛泽东从疗养院出来，突然决定要去蛇山。汽车向蛇山驰去。

　　下午3时许，毛泽东一行人没费力气就登上了不太高的蛇山山顶。

　　毛泽东来到蛇山黄鹤楼西侧数十米处，随行人员散立在他的左右，他面对着浩瀚的大江，精神振奋，举目西望。

　　早在1927年，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曾经在蛇山吟出了“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一忧国忧民的著名诗篇。而今旧地重游，他已经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了。

　　一个时期以来，武汉人民设想修一座长江大桥的报告早已送到了毛泽东手里，因为需要勘察设计，方案还没有正式确定下来。这一次他来到武汉来，就是想实地考察一下，长江第一桥修在黄鹤楼旧址处是否合适。

　　这一天，游山踏青的人不多。毛泽东在蛇山上从东头走到西头。此时，山上没有多少人，偶尔有一两个小学生。毛泽东穿着灰色大衣，保卫人员劝他戴上口罩。不一会儿，来到山上的学生越来越多了，有的就跟在毛泽东等人身后不远。毛泽东看见路旁有位卖油炸豆腐的老汉，就上前搭话，他弯着腰，用手指着油炸豆腐问道：

　　“老乡，你这是做的什么买卖？”

　　老汉说：

　　“我是炸豆腐的。”

　　毛泽东说：

　　“这个生意还好吗，能挣多少钱？”

　　老汉说：

　　“好，好，有的时候多些，有的时候少些。”

　　说完，又礼节性地问了一句：

　　“游山来啦？”

　　“对，山上走一走。”

　　毛泽东身边的人，见他聊了几句，就请他继续往前走。走在后面的罗光禄问那位老汉：

　　“你知道刚才和你说话的是谁吗？”

　　老汉摇摇头说：

　　“不知道是谁，不过肯定是个大官！”

　　老汉的话，把周围的人都说笑了。他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今生今日竟然能有机会和毛泽东面对面说话。

　　毛泽东是一位不爱受拘束的人，他戴着口罩觉得很难受，走了一会儿便把口罩取下来了。一个刚吃了油炸豆腐的小姑娘，望着毛泽东，用手扯了一下她的小伙伴，带着惊喜、疑惑的口吻说：

　　“毛主席？！”

　　那个小姑娘也看出来了，惊喜地叫道：

　　“毛主席！”

　　毛泽东听到两位小姑娘的呼唤声，面带笑容，慈祥和蔼地看着她俩。两位小姑娘惊喜若狂了，激动地欢呼起来：

　　“毛主席！毛主席！”

　　毛泽东微笑着，弯着腰，伸出双手，抚着她们的肩膀。两位小姑娘各拉着毛泽东的一只大手，依偎在毛泽东的一左一右。

　　小姑娘们的惊呼声，早已惊动了游山踏青的群众，他们一看，果然是毛泽东来了，都高兴地喊起来：

　　“啊！毛主席来啦！”

　　这一下，众多的游人闻声赶来，离得最近的几个青年飞奔而至，紧紧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赶来的游人都想往前挤，毛泽东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他越往前走，人越多，群众将他团团围住。毛泽东热情地同群众们握手，同他们交谈。

　　毛泽东的手再也收不回来了，人越来越多，伸出的手也越来越多，以至于把毛泽东都拉得摇摇晃晃了。挤不到毛泽东身边的人就激动地喊着：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身边的卫士们一看这情形，顿时急了，他们前后左右拼命地把毛泽东保护了起来。此时，已经是人潮涌动，欢声四起，此起彼伏：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罗瑞卿一看群众越来越多，似潮水般涌来，急忙挤到毛泽东身边说：

　　“主席，到黄鹤楼去休息一下吧，等等再走。”

　　毛泽东抽出被卫士扶持着的手，在胸前倾斜着摆动了一下，带着微笑，继续向前走去。大家都劝毛泽东不要往前走了。罗瑞卿说：

　　“这样的环境，这么多人混杂在一起，万一有坏人怎么办？”

　　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

　　“没啥子关系，我们是有准备的，敌人是没有准备的，怕什么呢？”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往前走。此时下山，谈何容易。毛泽东刚迈出一两步，就动不了啦，前面的群众像一堵墙一样堵住了去路，而且被冲击得不停地倒退着。身高1米8以上的罗瑞卿，拉着比他还要高几厘米的武擎天，迅速插到毛泽东的两侧，一左一右，搀扶着毛泽东，杨尚昆、李先念紧贴在毛泽东身后，其他的随从人员组成了一个不大的半圆形人墙，众人宛如一叶小舟，在人流中向山坡下缓慢地移动。

　　罗瑞卿的衣扣解开了，敞着衣服，满头大汗，焦虑地紧皱着眉头。大块头的武擎天也敞开了衣服，一边开路一边呼喊着：

　　“同志们热爱毛主席，请不要挤！”

　　罗瑞卿也呼喊着：

　　“请让开一条路，让毛主席走过去！”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们也都用同样的话语呼喊着，但是，无济于事。在毛泽东右侧的王鹤滨，因为右手还提着一个应急药箱，别说保护毛泽东了，就连他自己也保护不了，两次被踩掉了鞋子，挤来挤去，终于被挤出了人群。

　　罗瑞卿等人护卫着毛泽东，终于到了黄鹤楼，终于进入轮船码头，终于登上了摆渡船。罗瑞卿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不断地擦着头上的汗，他说：

　　“好险啊！万一毛主席出点什么差错，我这个公安部长怎么向党、向国家、向人民交代啊！”

　　此时游山的群众顺着山势从山脚到山顶，布满了整个山坡，重重叠叠形成了一座人山，千万双手臂挥动了起来，他们热烈欢呼着：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面带笑容，抬起了右臂，不住地挥动着，与山上、岸上的群众告别。

　　毛泽东一回到住地，杨尚昆、罗瑞卿等人马上向毛泽东作检讨，请求严厉的处分。毛泽东把右手一扬，说：

　　“什么严厉处分？我还要表扬你们，这次是我最实际的实地考察。你们是虚惊一场，在人民群众中是最安全的啰！”

　　是日晚上，毛泽东让武汉市管工业的负责人和武昌区委汇报手工业问题。

　　毛泽东说到码头工人的情况时说：

　　“大革命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武汉，乘船到上海去，被搬运工敲了竹杠。”

　　武汉的负责人说：

　　“我们准备在今年秋季对码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消把头，成立统一的搬运公司，现在正在做调查研究，制定方案等准备工作。那些欺压工人作恶多端的封建把头，已经在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打倒了。”

　　欲知毛泽东此次视察还有什么要事趣事？请诸君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前边已经叙述了高岗和刘**及薄一波之间产生矛盾的由来，而在这一时期由中财委和财政部在薄一波主持下制定的新税制，在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不久终于成为中共党内刘**与高岗之间一次重大斗争的导火索，致使薄一波由此丢掉了财政部长的职务，高岗也由此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可谓是两虎相斗，凶险无比，后来者不可不慎焉。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48

第248章

　　“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现在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3个问题。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文盲要扫除；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个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话说1953年2月19日早晨8点，毛泽东让秘书找一个负责街道的人来谈话，于是，大智街的街长陈光中就有幸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询问了街道居民的生活、组织和工作情况后，笑着说：

　　“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和群众打交道，有意思。你们要把经济核算的原则与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国营商业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要关心工人的就业问题，在不赔钱的原则下，应当加工订货、收购。”

　　上午10点，毛泽东吃过早饭，在离开武汉前和中南局的几位领导人进行了简单的谈话，他在谈到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时候说：

　　“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3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3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3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文盲要扫除。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你们在东湖盖的甲所乙所这两座房子，像个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就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大洋房子总比**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对人要和气，说话要和气。你们的人，为什么说话不和气呢？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上边，你们要敢顶、敢抗。对于上边来的错误的东西，要筑坝，要消毒。对于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要分别轻重缓急来执行。对民主人士，要团结，要使他们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

　　上午11时30分，毛泽东在江汉码头登上了来武汉迎接他的东海舰队“长江”号军舰。

　　这一天天气很冷，空中飘着小雪。“长江”号军舰上的指战员，列队站在甲板上，接受毛泽东检阅。这是他首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

　　检阅结束后，毛泽东向指战员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过去你们在陆地上，那时要求同志们要爱山爱土，现在你们是海军，应该爱舰爱海洋。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多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在谈到国际斗争形势时，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要争气，要认真对付。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过去我们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飞机、也有了军舰，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干，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讲话结束后，他站在甲板上向送行的武汉市首脑人物挥手告别。“长江”号徐徐离开码头，由“洛阳”号护航，顺江东下。

　　毛泽东派人请水利专家林一山谈话。林一山匆匆挟上一本《申报》地图，来到毛泽东的临时办公室。毛泽东满面笑容地和他握手。林一山把地图放到桌子上，毛泽东指着地图问道：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林一山说：

　　“这是在东北打汉奸时弄到的。”

　　“这本地图还是不错的，早年我路过湘南时，也弄到过一本，以后打仗行军还时常用它。长征中它给我帮了不少忙。”毛泽东说着，拿起红铅笔，把地图打开，笔尖在地图上移动着，又对林一山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这件事你想过没有？研究过没有？”

　　林一山听他如此说，立刻想起他在视察黄河时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只见毛泽东把铅笔指在西北高原上，指向腊子口，指到了白龙江，然后又指向略阳一带地区，指向西汉水，问道：

　　“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

　　林一山并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后来过了很久，林一山在一次汇报中曾对毛泽东说：“根据查勘资料证实，把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也是可行的。我过去仅仅从地貌的表面现象，就认为不能引水的看法是片面的。”

　　且说此时的毛泽东见林一山说出了不能引白龙江和西汉水的理由，手中的铅笔突然飞越巴山蜀水，一下子指到汉江上，问道：

　　“引汉水行不行？”

　　林一山说：

　　“有可能。”

　　“为什么？”

　　“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一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让汉江的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说：

　　“好！你立即组织勘察，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

　　毛泽东说罢，用铅笔在地图上沿着3000里汉江缓缓移动，顺着汉中盆地、武当山地区，指向均县附近，突然下笔画了一个圆圈，问：

　　“这个地方行不行？这些地方怎么样？”

　　林一山说：

　　“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关键是要在这些地区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地点。”

　　正是：吃水不忘掘井人，南水北调有前因。不是毛公早谋划，何能汲水济京津。

　　且说2月19日下午4点左右，军舰到达黄石港。毛泽东要去大冶钢厂看看，负责保卫工作的人员劝阻说：

　　“黄石连马路也没有，很不方便，不要上岸了。”

　　毛泽东说：

　　“我就是骑驴子也要看看。”

　　毛泽东在李先念陪同下上岸，与黄石市委副书记高芸生一起转乘汽车，沿着长江的一条支流溯源而上，驱车前往黄石大冶钢铁厂。

　　李先念陪着毛泽东坐在后排，汪东兴坐在司机周西林的旁边，叶子龙和王鹤滨坐在后排座前面可以折叠的靠背软椅上。李先念用手指着远处的一座山说：

　　“主席，你看，那就是庐山。”

　　毛泽东伸了伸腰，王鹤滨连忙往右靠了一下，让开视线。毛泽东看了一眼，点了点头，说：

　　“啊，那是庐山。这里是与江西交界的地方了。”

　　说罢，他又开始闭目养神。车子突然颠簸了一下，李先念双目注视着前方，左手扶着车上的把手。毛泽东依旧闭着眼睛，右手握着左手的4个指头，放在大腿上。

　　毛泽东一行来到黄石市大冶钢铁厂时，太阳已经隐没在山后了。毛泽东在招待所里稍事休息就要去厂区，大家都说天已经黑了，他却说：

　　“天黑了，我也要把大冶钢厂炼钢过程从头看到尾。”

　　毛泽东站在钢铁厂扩建、改建的施工现场，非常关注地听着总工程师的汇报。总工程师说：

　　“我们已经在黄石市附近发现了新的铁矿资源，储量丰富，品位也高，给钢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毛泽东笑着说：

　　“你这个巧媳妇，这下可以做有米之炊了。”

　　毛泽东来到高炉车间，只见工人们都穿着防辐射热的石棉衣裤、围裙，戴着防护帽子和手套，脖子上搭着一条擦汗的长毛巾。他们有的双手持着长长的钢钎，捅向炉门；有的把额上戴着的墨镜遮在眼前，察看熔熔的钢水。整个车间井然有序，工人们各就各位地操作着。

　　毛泽东象在阅兵式上一样，把右手扬起，向工人们打着手势。他来到一个适中的位置，这里能观察到高炉车间的全貌。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工人们的劳动。

　　高炉车间里的温度很高，辐射热很强，就像一座巨大的红外线烤箱。从高炉中喷射出来的烟尘和带着硫磺味道的气体，使人觉得呼吸不畅。可是，工人们没有一个戴口罩的。

　　王鹤滨事先准备了不少口罩，足够他们一行人用的。他把口罩从手提箱里拿了出来，首先向毛泽东递过去，毛泽东立即用严厉的目光向他扫了一眼，右手手心向下，果断有力地、水平地摆动了一下。王鹤滨将伸出去的右手立即缩了回去，迅速地将口罩装进了衣袋里。他知道毛泽东是决不让一个口罩将他与工人们隔离开的。

　　王鹤滨想起了一个曾经让他困惑很久的问题，那是他跟随毛泽东一起去医院看望病号，毛泽东问他说：

　　“你们医生看病人时，戴着大口罩，是为了保护病人？还是为了保护你们自己？我看是怕病人把疾病传染给你们，对吧？不然，为什么住在病房里的病人，不都给戴上口罩哩？”

　　王鹤滨想了很久：医生戴口罩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考虑到的是医生的服务对象。是啊！如果说口罩没有防病作用，为什么要戴它呢？如果口罩有防病作用，那么为什么不给医院里的所有病人都戴上口罩呢？自己反复地思来想去，却始终无法反驳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论点。

　　毛泽东在高炉车间站了很久，他看着工人们不时地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珠，转身对工厂的领导说：

　　“要关心工人群众的健康，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厂长马上说：

　　“主席，我们在这方面都有措施。”

　　他指着旁边一个白色搪瓷桶，说：

　　“这是为工人同志们准备的清凉饮料，盐汽水，是工厂特意为工人配制的。工人反映很好，可以随便饮用。”

　　那位厂长走到保温桶旁，用消过毒的白搪瓷茶缸，接了半缸盐汽水，双手捧到毛泽东面前，含笑说：

　　“主席，你尝尝。”

　　毛泽东客气地接过水杯，喝了一口，用舌尖轻轻地舔了一下左右嘴角，品了品味道，说：

　　“很好！”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也都跟着尝了几口，都说感觉不错。

　　毛泽东就要离开了，高芸生问道：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

　　“希望你们把工厂办大办好。”

　　毛泽东走出车间，路灯已经亮了，他在工人宿舍楼前仰视着发光的窗口看了一会儿，大概是想去造访工人家庭，只是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不便去打搅了。

　　毛泽东返回到“长江”号军舰，与指战员们分组合影。有个战士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每人给一张照片就好了。”

　　毛泽东听到了，他回过头笑着说：

　　“好！每人一张。”

　　他又指着公安部长罗瑞卿说：

　　“他不给，找我。”

　　战士们高兴得再一次热烈鼓掌，毛泽东也微笑着鼓掌。

　　尔后，毛泽东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又叫来林一山谈长江问题。他问林一山说：

　　“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的灾害呢？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

　　林一山说：

　　“目前首先要抓紧堤防加高加厚，辅以湖泊综合治理，然后要考虑兴建一批山谷水库综合利用。”

　　林一山展开随身带来的长江流域防洪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的水库说：

　　“我们计划在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蓄洪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来解除洪水的威胁。”

　　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拿起铅笔，在规划图上长江干流三峡水库下面划了一个圆圈，说：

　　“太好了，太好了！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林一山说：

　　“对于长江中下游的防洪作用来说，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

　　毛泽东伸出手指，指着三峡口说：

　　“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就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兴奋地说：

　　“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含笑说：

　　“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是也这样说的嘛。”

　　林一山汇报说，早在40年代美国著名大坝专家萨凡奇博士就提出过一个扬子江三峡工程的初步计划。毛泽东问：

　　“当时的造价是多少？”

　　“约合13亿美元。”

　　毛泽东问罗瑞卿，美元的比价是多少？他自己算了一下，又问林一山：

　　“你们工程师有多少？”

　　林一山说：

　　“有280多人。”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工程师讲百呀！技术员有多少？”

　　林一山说：

　　“有1000多人。”

　　毛泽东笑笑说：

　　“噢，技术员讲千呀！好，我这算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关于南水北调工程，可以立即开始勘察；关于三峡工程，我只是摸个底，你暂且不要向中央管水利的同志汇报。”

　　这天晚上，毛泽东就休息在军舰政委的办公室里，睡的是自带的行李和木板床。

　　2月20日，毛泽东换乘“洛阳”号军舰，继续前行。他在“洛阳”号军舰上与指战员们分组合影。

　　是日晚9时许，军舰停泊于安庆江面上。

　　据时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回忆说：“21日上午，我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同志一起到了舰上。待了一会儿，毛主席起床了。11点钟，我们跟随主席到江岸上散步。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我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又随主席登上军舰到南京去。我们正准备汇报工作，主席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我讲到土地改革后开始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主席讲，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方便。当回报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主席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他形象化地板着指头数着说：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10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7项8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10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

　　谈完了工作，毛泽东突然问傅大章说：

　　“陈独秀是安庆人吧？”

　　“是的。他祖籍在怀宁县，生于安庆。”

　　“陈独秀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陈独秀有个儿子叫陈松年，现在安庆窑厂工作，当技师，家庭人口多，收入低，生活有些困难，据说把北京一所房子卖了。”

　　“这所房子，是不是当年陈独秀在北京的旧居，还是《新青年》的编辑部？”

　　“是的。”

　　“何必卖房子呢？陈独秀家庭生活有困难，地方上可以补助一些嘛！”

　　“事先我们不知道卖房子这件事，以后才听说的。不过，我们对陈独秀这个人还……”

　　傅大章说到这里，有些胆怯而犹豫起来。毛泽东见状，就说：

　　“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的影响也许比别人还大，我是他和李大钊那一代的学生。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对他这个人物要历史地具体分析。对于他的家庭，地方上还是应当给予照顾的，有困难可以帮助解决嘛。”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说：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还是党的早期革命家和活动家，在狱中斗争英勇顽强，被蒋介石杀害，是革命的烈士。对于陈独秀这个家庭，还是要以革命烈士的家庭对待嘛！”

　　自此以后，中共安庆市委统战部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每月补助陈松年家30元。

　　2月22日凌晨3点，毛泽东乘海军“洛阳”号军舰，达到南京下关大兴码头。

　　这一天，毛泽东起床时已经是接近黄昏了。狭小的卧室里一个不大的写字台上，平摊着一张长江流域的大地图，因为空间狭小，那张大地图只有毛泽东看的部位他用左手按着，其它部位只好折叠着，或者垂下去。毛泽东右手拿着红蓝色的粗铅笔，俯视着地图，手指不停地在地图上游动，时而用铅笔在上面记着符号。

　　王鹤滨来了，他见毛泽东停了下来，正在抽出烟点燃，就凑上前去，询问他的身体如何，旅途上适应与否？又为毛泽东测量了血压，听了一下心肺。毛泽东看王鹤滨忙乎完了，就说：

　　“王医生，我忘记告诉你了，有几天不大便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王鹤滨知道这主要是海军式生活的结果，罐头食品加饮料，缺乏纤维多的蔬菜，再加上体力活动的减少，便秘是正常的现象。就说：

　　“最好是灌肠。”

　　王鹤滨认为这种办法比较稳当，他不愿意使用泻剂。毛泽东犹豫了一下，他不愿接受这种疗法，嫌费事，于是说道：

　　“那好，如果明天还便不下来再灌吧。”

　　毛泽东一行人住进了西康路33号省委招待所。（据王鹤滨说：毛泽东一直住在军舰上，没有上岸去住。）

　　2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谭震林、柯庆施、陈毅、罗瑞卿、江渭清的陪同下，乘车专程到位于南京市东边紫金山中部第二峰小茅山南麓的中山陵凭吊孙中山陵墓。

　　中山陵是孙中山亲自为自己选定的墓地。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曾经来到这个地方打猎，他对好友说：“俟他日逝眠，当向国民乞求一块土，以安置躯壳耳！”

　　中山陵坐北朝南，占地8万多平方米，它北依青蜂，南延平川，东边是幽深的灵谷寺，西边有宏大的明孝陵，可谓是气象万千，景色秀丽，场面壮阔，气势宏伟。从大门的石坊到上面的墓室，分10个平台，共339级台阶。在近代世界各国伟人陵墓中，中山陵是一个最为宏大壮观的建筑群。

　　在中山陵两侧，还有终生追随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元老廖仲恺和邓演达的墓地，也可供人凭吊。

　　车队停靠在中山陵墓北侧路西石牌坊的广场上。毛泽东一行沿着宽阔的水泥台阶，向孙中山先生的灵堂走去。众人来到陵墓的第1个大门前，驻足观看，这就是博爱坊。博爱坊样式取明清建筑模式，高10余米，用花岗岩建成。它有3个阙门，中门上方镌刻着孙中山手书的“博爱”两个大字。

福和中学老师

　穿过大门是宽阔的大道，两侧松柏长青，越过广场拾阶而上，便是陵门了。陵门为三拱形，顶上蓝瓦覆盖。门额刻有孙中山手写的“天下为公”4个大字。

　　过了陵门就到了碑亭，碑高6米。毛泽东走到石碑前，观看碑文，但见上面刻着：“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从碑亭这里朝上望，祭堂高高在上，气势雄伟。石阶层层延伸，从碑亭到祭堂共有292级。

　　2点50分，毛泽东一行登上祭堂的平台。

　　祭堂位于平台的正中，两旁的望柱，均用花岗石建成。祭堂成仿古的宫殿式结构，有拱门3座，门楣上分别镌刻有阳文篆字“民族”、“民权”、“民生”，这便是三民主义了。中间门额上还刻有孙中山手书的“天地正气”4个大字。祭堂大厅正中，坐北朝南有一尊巨大的孙中山白色大理石坐像，座基上刻有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浮雕。

　　毛泽东一行人在孙中山坐像前，举行了默哀仪式。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自右向左认真地观看篆刻在四周墙壁上的《建国大纲》。陈毅见毛泽东伫立已久，怕他累着了，便上前说：

　　“主席，还有几个地方呢！”

　　“哎，哎。”

　　毛泽东满口应允，却依然一块一块的读碑文，一直读完，才来到祭堂后面的一个两扇铜门前，只见门眉上刻有“浩气长存”4个字，也是孙中山的手迹。接着是穿过两重独扇铜门，上刻“孙中山先生之墓”，过了这个门就是墓室了。墓室里光线幽暗，气氛肃穆。柯庆施站在毛泽东身边，小声介绍说：

　　“这穹窿状的墓室，直径约16米，室顶图案是国民党的党徽。”

　　毛泽东抬头细细地望了一阵，问道：

　　“那中山先生遗体安放何处？”

　　柯庆施指着孙中山卧像介绍说：

　　“这上面的白色卧像是大理石刻制的，安放孙中山先生遗体的紫铜棺就在卧像下面5米深处。”

　　毛泽东朝孙中山卧像久久凝视，半晌没有说话。他无限感慨地吁一口气，又背着手，绕着墓穴转了一圈。

　　毛泽东走出祭堂，来到外面宽大的坪台上，双手叉腰，举目远眺，良田沃野，尽收眼底；山上山下松涛滚滚，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毛泽东不言语，徜徉良久。

　　此时，中山陵门口突然出现了一大片人群。原来，毛泽东在祭堂瞻仰时，被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学生认出来了，他返回学校报告喜讯，校园里立时轰动了。几辆卡车满载师生员工，飞速驶入中山陵。毛泽东一行来到门口，立刻被热烈激动的人群包围了。陈毅大声说：

　　“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今天已经很疲劳了，要爱护毛主席的健康。”

　　罗瑞卿也大声说：

　　“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也为了大家能够清清楚楚地见到毛主席，我们应该有秩序地站成行……”

　　在警卫人员的安排下，人们排成长长的几行，坐在草坪上。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柯庆施的陪同下，来到师生员工们身边。他披着军呢大衣，摘下草绿色军帽，高高举过头顶，不断地挥着向大家致意。师生们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也呼喊：“人民万岁，祖国万岁！”

　　毛泽东一行离开中山陵，驱车到宋庆龄曾经居住的地方参观。

　　天阴沉沉的，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和两三辆小轿车停在了1950年刚刚修建的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大门口外。毛泽东走下汽车，表情严肃地踏进了烈士陵园的大门。在人行小道的两边，一片片的幼松，在这初春的江南，一片青翠，生意盎然。

　　雨花台烈士纪念碑正面，竖刻着“死难烈士万岁”6个大字。这6个大字，是从毛泽东在1946年为东北烈士纪念馆题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主义不可抵御，死难烈士万岁”中选择出来的。在纪念碑的右侧，堆放着许多花岗石，大概是准备修建祭台用的石块。

　　在南京市领导的陪同下，毛泽东一行来到一个小土坡下的洼地处。据介绍，邓中夏、恽代英等十多个革命先烈先后在雨花台英勇就义，而这块洼地是掩埋烈士遗骨最多的地方。毛泽东取下头上的帽子，低下头，双手垂下，默默地向烈士们致哀；陪同人员，列在毛泽东的身后，也一起脱帽鞠躬致哀。这简单的拜祭仪式，就像是在战场上送别牺牲的战友一样。

　　2月24日上午，毛泽东听取了华东军区、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他对这里的工作表示满意，尤其是对南京市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成绩感到高兴。

　　尔后，毛泽东先后登上了“南昌”号军舰、“广州”号军舰、“黄河”号军舰视察，他还观看了101、104两艘鱼雷快艇的表演。

　　视察结束后，毛泽东为“长江”、“洛阳”、“南昌”、“广州”、“黄河”5艘军舰题词，接连5次题写的都是：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下午，毛泽东一行参观了蒋介石的总统府，随后游览了莫愁湖、玄武湖。毛泽东在玄武湖畔，兴致勃勃地对陈毅说：

　　“陈老总啊，我倒是听得这么一首诗来：‘唐宋元明清，匪盗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

　　毛泽东抑扬顿挫地把这首打油诗念得特别有韵味。陈毅也深受感染，他说：

　　“这是群众的心声嘛。南京是六朝古都，老百姓的体会也许更深一些。”

　　毛泽东一行又沿着东郊公路来到紫金山的脚下。因为山势太陡，道路狭窄，大家纷纷跳下车，换上了越野性能好的吉普车，沿着紫金山的盘山公路缓缓而上。毛泽东的车子正要开动，陈毅忽然来到毛泽东的车前，笑嘻嘻地说：

　　“主席啊，咱们乘一辆车吧？”

　　“你的车呢？”

　　毛泽东不解地问；陈毅说：

　　“在后头呢，不管它。你看紫金山的风景这么好，在一起也好谈谈诗嘛。”

　　“也好，也好。”

　　毛泽东说着便往里挪了挪，但是他身材高大，也没有腾出多少地方。陈毅便挤在毛泽东身旁。

　　位于紫金山第3峰的中国科学院天文台，高耸的白色圆形建筑物突出地矗立在翠绿的紫金山峰顶上，宛如一颗巨大的珍珠，闪着银光，镶嵌在一块祖母绿的宝石之上。

　　毛泽东来到白色的建筑群前，要先拜访一下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因竺可桢事先没有得到通知，不在天文台，天文台的科技人员们就热情第接待了毛泽东。毛泽东站在大观测台上，举目远望，自言自语地念道：

　　“虎踞龙盘今胜昔呀！”

　　毛泽东观看了几件古代天文仪器，他拍拍东汉的浑天仪，对天文台副台长孙尧定说：

　　“这些仪器过去是为帝王服务的，现在回到人民手中了，你们要为人民服务。”

　　科技人员将毛泽东一行引进了一个圆形的建筑物内，只见室内放着许多仪器，中央安置着一台天体望远镜；那圆形的穹顶，像缩小了的天宇一样，罩在头顶。科技人员熟练而又敏捷地启动了机械，于是，穹顶的正中逐渐地拉开了一条缝隙，闪出一条带状的天际。科技人员又把宛如高射炮一样的天体望远镜，调节到适当的位置，使那“炮口”通过穹顶上的缝隙，对准更大的穹宇，又反复看了一下，就首先请毛泽东观看天体望远镜所能观察到的天体，陪同的领导人也依次从天体望远镜中观察了一下。王鹤滨也很想去看一看，但他见毛泽东已经举步向门口走去，只好跟了上去。

　　“天体那么多的星体，需要多少代科学家辛勤的劳动，才能一个一个地研究清楚啊！”

　　“就是数个数，只怕也数不完。”

　　“天体间的距离要用光年来计算，甚至上万光年，上亿光年，这广宇真大呀！”

　　毛泽东听着大家的议论，笑着说：

　　“宇宙是无穷的，但人类总是得一点一点地认识客观世界，有时则发生认识上的飞跃。我们现在是在观察，虽然难免片面，但总得有个观察的方法。”

　　科技人员将毛泽东一行人引入另一个建筑物内，这是一个图片展览室，陈列着中国天文学家们的劳动成果和发现。毛泽东的随行人员站在一张黑白反差很强的图片前，指着一个头部呈圆形，后面拖着一个很长很长而逐渐加宽变薄的大尾巴的星体，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解说员站在图片的一侧解释说：

　　“这是哈雷彗星。英国天文学家哈雷首先计算出了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和运行的周期，因此被命名为哈雷彗星。当它接近地球时，用肉眼可以看到。其实，早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就有了关于这颗彗星的文字记载，在那个历史年代，这个彗星曾两次出现在北斗……”

　　毛泽东笑着说：

　　“看来，哈雷彗星是个庞然大物，其实它是很空虚的！”

　　“是的，”科技人员肯定了毛泽东的见解：“哈雷彗星的质量是很小的。”

　　毛泽东接过话头说：

　　“是哟！幸亏它的质量很小，不然，这个扫把星把我们所在的地球不知早给扫到何处去了。”

　　陈毅听了大家的议论，也感慨地说：

　　“啊！诺大的个宇宙。咱们这个小小的地球，跟着太阳转，太阳系又跟着银河系的中心转，银河系也不知道是跟着哪个更大的中心转，谁知道我们这个地球跟着转到什么地方去哟！”

　　毛泽东来到紫金山山峰上，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俯瞰南京全貌。他对身边的江渭清说：

　　“中山陵的树是国民党种的，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把整个城市都绿化起来呢？渭清啊，这件事你要负责抓，书记挂帅嘛。”

　　江渭清说：

　　“主席，请过几年再来看吧！”

　　毛泽东笑了，说道：

　“好，这就算我们的君子协定。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虎踞龙盘是‘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几十年，结果被人民赶走了。如今，它在人民手中，我看完全是实言，是现实，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毛泽东离开紫金山天文台，兴致勃勃地沿着盘山大道向下走，李银桥、孙勇看到坡路有点陡，就急忙走到他的左右，想搀扶他下山，被毛泽东微笑着拒绝了。不多久，毛泽东解开了上衣的扣子；陈毅等人也敞开了胸怀，有的连白色衬衣的领扣也解开了。

　　陈毅捡起了一条大拇指粗的棍子，制成一个手杖。他不高的个头，胖胖的体态，敞开着外衣。这根木棍既可用来支撑他的身体，更多地是可以用来指点江山，加强说话的语气。有陈毅在，人们不会寂寞。他自然也是毛泽东谈古论今的伙伴。

　　毛泽东一行绕过一个山坳，来到玩珠峰下，在山坡的尽头，有一个很大的土包包，像个大山头一样被围在墓墙之中，这就是明孝陵朱元璋的坟墓。毛泽东一行人从未关闭的东门走了进去。毛泽东在一块高大的石碑前看了一会儿，又转到石碑的背面看了一眼。

　　在朱元璋坟墓的正北面，有一个坐北朝南的祭室，祭室不算大，是清朝同治四年和十二年两次修建后的3间瓦房。在祭室北墙的中央部位，画着朱元璋的全身坐像，工笔重彩，庄重华贵，应是出自名家之手。可是，朱元璋的样子却画得滑稽可笑，一张长长的瘦脸，下垂着很大的下巴，厚厚的嘴唇向前突起，两个鼻孔向前张着。陈毅用右手中的木棍，指了指画像，操着浓重的四川话说：

　　“这个朱洪武啊！怕有人刺杀他，所以故意要画家把他画成这个样子的！其实呀，他长得并不这样难看。朱洪武死后，据说呀，南京的4个城门同时出殡，迷惑人们，不知道从那个城门里抬出来的棺木里装的是他真朱洪武，他怕后人盗他的墓，才想出了这个办法，可谓用心良苦也。”

　　毛泽东笑着看了陈毅一眼，又看了一下朱元璋的画像，对大家说：

　　“这些都是些传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

　　2月25日上午10点，毛泽东在罗瑞卿等人陪同下，抵达徐州。下午3时离开徐州。

　　2月26日，毛泽东经天津回到了北京。

　　2月27日晚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讲话中说到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的谈话。他说：

　　“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10到15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1时才结束。

　　欲知毛泽东如何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制定方针路线，且待下面慢慢叙述。

scii�        Ytf�
� ��mes New Roman";mso-hans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林一山说：

　　“有1000多人。”

　　毛泽东笑笑说：

　　“噢，技术员讲千呀！好，我这算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关于南水北调工程，可以立即开始勘察；关于三峡工程，我只是摸个底，你暂且不要向中央管水利的同志汇报。”

　　这天晚上，毛泽东就休息在军舰政委的办公室里，睡的是自带的行李和木板床。

　　2月20日，毛泽东换乘“洛阳”号军舰，继续前行。他在“洛阳”号军舰上与指战员们分组合影。

　　是日晚9时许，军舰停泊于安庆江面上。

　　据时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回忆说：“21日上午，我和安庆市委书记赵瑾山同志一起到了舰上。待了一会儿，毛主席起床了。11点钟，我们跟随主席到江岸上散步。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他走到群众的菜地，一边走，一边指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我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然后我们又随主席登上军舰到南京去。我们正准备汇报工作，主席说，今天不要你们汇报，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我讲到土地改革后开始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主席讲，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了，人家也不方便。当回报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主席指出，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他形象化地板着指头数着说：假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10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7项8项，那么要不要等到把这10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只要基本条件成熟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

　　谈完了工作，毛泽东突然问傅大章说：

　　“陈独秀是安庆人吧？”

　　“是的。他祖籍在怀宁县，生于安庆。”

　　“陈独秀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陈独秀有个儿子叫陈松年，现在安庆窑厂工作，当技师，家庭人口多，收入低，生活有些困难，据说把北京一所房子卖了。”

　　“这所房子，是不是当年陈独秀在北京的旧居，还是《新青年》的编辑部？”

　　“是的。”

　　“何必卖房子呢？陈独秀家庭生活有困难，地方上可以补助一些嘛！”

　　“事先我们不知道卖房子这件事，以后才听说的。不过，我们对陈独秀这个人还……”

　　傅大章说到这里，有些胆怯而犹豫起来。毛泽东见状，就说：

　　“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的影响也许比别人还大，我是他和李大钊那一代的学生。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对他这个人物要历史地具体分析。对于他的家庭，地方上还是应当给予照顾的，有困难可以帮助解决嘛。”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说：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还是党的早期革命家和活动家，在狱中斗争英勇顽强，被蒋介石杀害，是革命的烈士。对于陈独秀这个家庭，还是要以革命烈士的家庭对待嘛！”

　　自此以后，中共安庆市委统战部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每月补助陈松年家30元。

　　2月22日凌晨3点，毛泽东乘海军“洛阳”号军舰，达到南京下关大兴码头。

　　这一天，毛泽东起床时已经是接近黄昏了。狭小的卧室里一个不大的写字台上，平摊着一张长江流域的大地图，因为空间狭小，那张大地图只有毛泽东看的部位他用左手按着，其它部位只好折叠着，或者垂下去。毛泽东右手拿着红蓝色的粗铅笔，俯视着地图，手指不停地在地图上游动，时而用铅笔在上面记着符号。

　　王鹤滨来了，他见毛泽东停了下来，正在抽出烟点燃，就凑上前去，询问他的身体如何，旅途上适应与否？又为毛泽东测量了血压，听了一下心肺。毛泽东看王鹤滨忙乎完了，就说：

　　“王医生，我忘记告诉你了，有几天不大便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王鹤滨知道这主要是海军式生活的结果，罐头食品加饮料，缺乏纤维多的蔬菜，再加上体力活动的减少，便秘是正常的现象。就说：

　　“最好是灌肠。”

　　王鹤滨认为这种办法比较稳当，他不愿意使用泻剂。毛泽东犹豫了一下，他不愿接受这种疗法，嫌费事，于是说道：

　　“那好，如果明天还便不下来再灌吧。”

　　毛泽东一行人住进了西康路33号省委招待所。（据王鹤滨说：毛泽东一直住在军舰上，没有上岸去住。）

　　2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谭震林、柯庆施、陈毅、罗瑞卿、江渭清的陪同下，乘车专程到位于南京市东边紫金山中部第二峰小茅山南麓的中山陵凭吊孙中山陵墓。

　　中山陵是孙中山亲自为自己选定的墓地。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曾经来到这个地方打猎，他对好友说：“俟他日逝眠，当向国民乞求一块土，以安置躯壳耳！”

　　中山陵坐北朝南，占地8万多平方米，它北依青蜂，南延平川，东边是幽深的灵谷寺，西边有宏大的明孝陵，可谓是气象万千，景色秀丽，场面壮阔，气势宏伟。从大门的石坊到上面的墓室，分10个平台，共339级台阶。在近代世界各国伟人陵墓中，中山陵是一个最为宏大壮观的建筑群。

　　在中山陵两侧，还有终生追随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元老廖仲恺和邓演达的墓地，也可供人凭吊。

　　车队停靠在中山陵墓北侧路西石牌坊的广场上。毛泽东一行沿着宽阔的水泥台阶，向孙中山先生的灵堂走去。众人来到陵墓的第1个大门前，驻足观看，这就是博爱坊。博爱坊样式取明清建筑模式，高10余米，用花岗岩建成。它有3个阙门，中门上方镌刻着孙中山手书的“博爱”两个大字。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49

第249章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

话说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在他的住所得了脑溢血症，摔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

　　据数十年后解密的材料说，正在开会的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得到斯大林患病的消息后，谁也没有说活，而是继续关起门来开了4个小时的会议，尔后才开始组织人员对斯大林救治。

　　3月3日、3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连续发布了斯大林的病情公报。正在苏联治病的江青及时打电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前边已经说过，江青是在1952年去苏联治病的。她在1953年初的情况，苏联翻译卡尔图诺娃曾在《我给江青当翻译》一书中作了描述：江青的病情稍有好转，就在卡尔图诺娃的陪同下去看望在苏联长期养病的毛岸青。卡尔图诺娃回忆说：“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江青却讲起了谢尔盖·远福在朝鲜牺牲的情况（讲到他时显得那么怀旧）。毛远福在大学时就是一个有为的青年，我甚至可以说他是有天才的，又是博览群书。”卡尔图诺娃书中所说的谢尔盖·远福就是毛岸英。毛岸英的曾用名叫杨永福，毛岸青的曾用名叫杨永寿。卡尔图诺娃还写道：“1953年2月底3月初，根据部领导的要求，我每天都带着斯大林的病情报告上她那儿去。”关于此时江青的行踪，维克多也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描述说：“在斯大林逝世的前一天，她被转移到郊区疗养院。”

　　且说3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亲自来到苏联驻华使馆，对斯大林的病情表示关切和慰问。

　　3月4日晚，毛泽东将2月25日的一封群众来信批给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

　　这位来信者是一位参加批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的人，他在信中反映了1月29日中国文联召开的批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的情况，并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和苦恼。

　　毛泽东在这封来信中批示道：

　　“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

　　1953年3月5日晚9时50分，斯大林终因脑溢血症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维克多描述江青说：

　　“负责江青病情的俄国警卫员、医生和护士说，他们的领袖之死至关重要，毛主席应和其它各国首脑一道来莫斯科参加葬礼。江青告诉他们说，那不关她的事，这样重大的决定应由中共中央做出。”

　　卡尔图诺娃描述江青说：

　　“对于他的逝世，她感到十分悲痛，并去过联盟大厦停放斯大林灵柩的大厅守灵。”

　　3月5日晚，斯大林逝世的噩耗传到北京，毛泽东热泪涌流，夜不成寐，数次服用安眠药也不能入睡。

　　3月6日晨，中国人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那低沉而充满悲痛感情的声音里，听到了斯大林不幸逝世的消息，他们流下了热泪，许多人泣不成声。人们自发地在手臂上戴上了黑沙，为斯大林致哀。

　　3月6日，毛泽东向全中国发布命令，命令要求：自3月7日至9日，全国下半旗为斯大林志哀。在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活动。

　　3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发往苏联的唁电中写道：

　　斯大林的逝世，“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

　　毛泽东还亲自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斯大林。

　　到3月7日，毛泽东一连3天没有睡觉，2天没有吃饭。警卫们都很紧张，任何人都警惕着，不允许周围发生任何声响。这几天，毛泽东怀着对斯大林的深切悼念，写下了《最伟大的友谊》一文，盛赞斯大林的光辉业绩和他对中国革命与建设所给予的支持和援助。

　　3月8日，毛泽东派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

　　3月9日，莫斯科为斯大林举行了追悼大会。维克多描述江青这一天的活动说：“举行斯大林葬礼那天，莫斯科的气温下降到零度一下。毛主席虽然没有来，但发来了唁电。在这紧张的情况下，她仍与疗养院的其他病人一道守夜。她从她的窗口看到了殡仪队伍走向红场路上排队行走的人群非常混乱，使她感到非常惊讶。她评论说：斯大林的失败之一，是思想上没有为他死的那天准备群众队伍。”

　　这一天，北京60多万军民也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斯大林追悼大会。毛泽东向斯大林遗像敬献了花圈，朱德致了悼词。

　　3月11日，在莫斯科的周**同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米高扬、库兹涅佐夫举行会谈。苏联领导人在谈话中说，希望在朝鲜战场上恢复停战谈判。

　　3月17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央《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特点的指示》，指示说；

　　“土地是各自私有的，不是共有的集体农庄。每个农民对于生产技术的微小改革，都抱有一种不放心的看法而不敢轻易去试验。”“因此应教育广大干部，使他们深刻认识，在向农村布置任务的时候，在农村进行工作的时候，在领导农业生产的时候，时刻记住并且照顾到小农经济的特点，多强调自下而上集中群众要求，因地制宜，而不可强调自上而下的布置任务，强求一致完成。”

　　中央指示各地对互助合作组织普遍进行一次整顿，凡不具备条件、用强迫方法组成的初级社，一律转为互助组。

　　3月19日，毛泽东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周**发去了一封电报。

　　周**是在3月14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的葬礼的。毛泽东在电报中写道：

　　“关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讲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

　　3月19日晚，毛泽东在给陈云的批示中建议他使用擦澡健身法：

　　“每天用毛巾沾热水擦身，先热后冷，又冷又热，锻炼皮肤毛血管又收缩又扩张，每擦一次可经半小时，多至1小时，擦完全身发热。每天一次至两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试试。用酒似不甚好。”

　　　　　　　　　　　　　　　　　　　　　　　　　　毛泽东

　　3月21日，周**率中国代表团从布拉格返回到莫斯科。

　　是日晚，周**应苏共中央约请，与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立克、库兹涅佐夫商谈朝鲜停战方案。会谈结束后，周**立即致电毛泽东说：

　　“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

　　3月22日，毛泽东复电给周**，他写道：

　　“这实际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即斯大林——笔者注）所提3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3月23日，毛泽东致电代替李克农、乔冠华在朝鲜负有谈判领导责任的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他写道：

　　“关于克拉克2月22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做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

　　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重新修改和补充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毛泽东在决议中一是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二是又加写了两段重要的文字，他写道：

　　“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它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

　　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

　　3月30日，周**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声明中说：

　　“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1953年4月，杨勇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4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士以下人员（含准尉）军衔评定工作指示》。

　　1953年4月3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1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早在1953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由邓子恢任部长，以陈正人为副部长。

　　第1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作基本任务的指示：就是要用10年到1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在全国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会议按照毛泽东这一指示，重新安排了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计划，适当压缩了原来规定的老区和新区发展互助合作的速度。

　　1953年初，毛泽东指着开国大典前给他特意制作的4套黄呢料军衣，对江青说：

　　“黄军衣我不穿了，你看送给谁就送给谁吧。”

　　江青把李银桥叫到她的办公室，桌子上放着那4套黄制服，她说：

　　“银桥，这些衣服主席不穿了，送给你吧。”

　　李银桥“嗯”了一声，动手翻翻那几件衣服，说：

　　“分给孙勇2套吧？”

　　江青说：

　　“好吧。”

　　孙勇是毛泽东的副卫士长。李银桥先挑出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时穿过的那一件，又从3件中挑了一件，剩下的两件就送给了孙勇。

　　毛泽东的衣服特别肥大，李银桥没法穿，就要把衣服改一改。韩桂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你可别瞎改呀，这要是在旧社会，那衣服就算皇帝登基的龙袍呢。”

　　李银桥说：

　　“现在不是新社会吗？主席一再说：‘我是国家主席，是人民公仆，不是皇帝。’你瞎扯什么？”

　　于是，李银桥就把那件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过的衣服，改成了自己合身的衣服。

　　4月15日，全国妇联第2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4月20日，邓华在给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并告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传达了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关于志愿军在谈判期间的行动指导方针，即：

　　“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做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

　　邓华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提出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意见，计划在5月底完成战役准备，战役反击从6月初开始，到7月上旬结束。

　　4月23日，毛泽东批准了邓华的战役计划。他还在批语中提出了另一手准备：

　　“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5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

　　4月23日，全国妇联第2次代表大会选出了全国妇联第二届执行委员会。

　　4月25日，在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会第1次会议上，选出宋庆龄、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史良、章蕴为副主席。

　　4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继续举行。

　　195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批发了一个通知，专门规定说：在庆祝集会的会场上，可以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像，但不要挂成一排，可以挂成两排。在游行队伍中，领袖的像也要有顺序。第1排自左至右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第2排为毛泽东、孙中山；第3排为刘**、周**、朱德；以下为各国的领袖。

　　毛泽东一直坚持着过去提出的原则：他与马恩列斯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他不能与他们并列，而是与孙中山平列。

　　1953年5月2日，毛泽东就堂弟毛泽荣寄来家乡的茶叶、火焙鱼等土特产、要求进京相会一事，给毛泽荣写了一封回信，请人带回韶山。他在信封上写着：带交毛泽荣先生　　毛寄。使用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信封。

　　毛泽东在给毛泽荣的这封复信中写道：

　　泽荣贤弟：

　　4月9日给我的信及馈赠食品，均已收到，谢谢你。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罢，似乎不必来京看我。你有困难，可以相告，替你设法解决。

　　此复。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5月13日，中朝军队为实现毛泽东提出的“消灭敌人，配合谈判”的方针，提前发起了强大的夏季反击作战，重点打击李承晚伪军部队。

　　李承晚曾在4月24日转告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他就将宣布南朝鲜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在必要时继续单方面作战。

　　5月间，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中央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早在4月份，李维汉根据毛泽东在3月份强调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设想，组织了包括国家计委和工商管理局参加的调查组，对上海、武汉等几个城市资本主义企业公私关系进行了调查。李维汉在这个调查报告中，提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办法是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适当的方式，并提出了进一步做好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团结、教育、改造”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

　　毛泽东在李维汉的报告上批示说：

　　“党的任务是在10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1、农业；2、手工业；3、资本主义企业。”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个报告的意见，他还亲自打电话告诉李维汉说：

　　“这个报告将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5月15日，毛泽东给黄炎培送去了有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两个材料，并给他写信说：

　　“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5月24日，毛泽东在萧克关于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第3个草案的报告上批示说：

　　“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5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

　　5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回国任职。6月初，由郑维山接替杨成武担任志愿军第20兵团代司令员。

　　1953年6月5日，毛泽东要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的5个文件，印发给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他还给这5个文件加了一个总题目：“1953年1月至2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这5个文件是：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人关于新税制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的反映；毛泽东给周**等人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的回信；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物价波动原因的报告。

　　6月6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说，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

　　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拖延了将近1年半的战俘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基本实现了朝中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提案。

　　6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有163人。

　　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有3项：一是财政问题；二是“一五”计划的问题；三是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后来，这个会议一直延续到8月13日才结束，整整开了两个月。

　　整个会议由周**、高岗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

　　高岗其人，身材高大，梳一个大背头，浓眉毛，高鼻梁，戴一副近视眼镜，目光闪烁。因他白皙的面皮上有一些浅色麻子，故人们在背地里称他为“高大麻子”。高岗在建国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此人颇有工作能力，遇事敢决敢断，在东北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还很受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欣赏。在1952年8月以后，高岗与邓**，饶漱石（1953年进京——笔者注）、邓子恢、习仲勋5人先后调入北京，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高岗同时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地位显赫，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李维汉所作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是根据李维汉带领的国家计委和工商管理局调查小组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的调查材料提出的，原来的题目是《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毛泽东对这个材料非常重视，后经修改，改名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准备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

　　毛泽东为这次会议准备了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他写的是：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经济繁荣，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1、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2、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3、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1、农业；2、手工业；3、资本主义企业。逐步。

　　对于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份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以教育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则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首次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接着他解释说：

　　“考虑来考虑去，讲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10年到15年是一定需要的。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些人的3种观点：一种观点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原是写在周**1953年2月4日向全国政协一届4次会议的报告稿上的，原话是：“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他在这次会议上说：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阶级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要在10年到15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一种观点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说：

　　“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15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第3种观点是“确保私有财产”。毛泽东说：

　　“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还系统地论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实质和步骤。他说：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1、农业；2、手工业；3、资本主义企业。”

　　“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政治局扩大会议责成李维汉，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对他提交的报告加以补充和修改，然后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进一步讨论。

福和中学老师

　6月15日，李维汉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要求，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6月15日这一天，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

　　中朝军队为了保证停战协定顺利签字，发布命令说：

　　“从6月16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对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

　　此前，中朝军队在强大的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中，歼灭敌军41000多人，几乎是第一阶段战绩的10倍。在这一阶段作战中，第20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张祖琼曾经指挥3500多名步兵，几百门大炮，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长达20多小时，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战斗打响后，志愿军潜伏部队如同从天而降，仅用1小时零10分钟，就歼灭敌人1个团的大部，并占领全部预定目标。为此，第20兵团受到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的通报嘉奖。

　　6月16日，李承晚就艾森豪威尔6月6日对他的劝告，复函给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

　　6月18日，李承晚又强行将27000余名朝鲜人民军战俘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引起世界公愤。印度总理尼赫鲁、英国首相丘吉尔等纷纷谴责李承晚的这一行径。

　　6月19日，彭德怀离开北京，前往朝鲜。

　　6月20日，彭德怀在平壤致电毛泽东，建议说：

　　再组织一个夏季反击作战的第三阶段攻势，“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歼灭伪军15000人”。

　　6月21日，毛泽东电令彭德怀等人说：

　　“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到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做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据此，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队。

　　6月29日，美军总司令克拉克给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司令员复信说：

　　今后“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

　　6月30日，毛泽东接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谈话中说：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3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另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30岁以下的原来只有9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60几个，也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30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60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年轻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6月间，毛泽东已经察觉了高岗的反党阴谋，他认为，刘**在工作中的错误，还没有形成方针、路线性的错误，而只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此时高岗要取而代之，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所以，毛泽东在与罗瑞卿的谈话中问道：

　　“我退到二线怎么样？第一线由谁来主持？”

　　原来，毛泽东早已提出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分工要分一线二线的问题。罗瑞卿见毛泽东重提这个问题，就回答说：

　　“主席退居二线，当然是**同志来主持。不过……”

　　毛泽东没等罗瑞卿说完，就说：

　　“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界上的人睡觉，有些人睡在床上，有些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

　　这个组织地下司令部的人就是高岗。你以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候林彪没有了。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这个人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来。”

　　1953年夏，毛泽东的孩子们都放了暑假，回到了他的身边。毛泽东把王鹤滨叫到他的办公室，说：

　　“王医生，我很忙，抽不出时间来陪孩子们玩玩，请你带他们到北戴河去度暑假。”

　　毛泽东一边审阅着文件，一边说。他没听到王鹤滨的反应，可能是有些迟疑，就把文件放在左手边的桌子上，把头转向右侧，面对着王鹤滨说：

　　“我身体很好，不会出什么事，你能带孩子们去玩，就是对我很大的帮助了。”

　　王鹤滨这才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第二天，王鹤滨与罗光禄带领李云霞老太太，她的儿子王博文，毛岸英的夫人刘思齐，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还有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叶子龙的两个女儿燕燕和丽娅，去了北戴河。

　　王鹤滨作为保健医生，认为毛泽东吸烟是一种不良嗜好，他向毛泽东的儿女们讲述了吸烟的种种为害，大家决定仿照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的样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问题。

　　后来，他们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发动了一次促使他戒烟的“运动”。参加的有医务人员、全体卫士、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有时叶子龙的两位千金也来助威。尤其是李敏、李讷、燕燕和丽娅这4位女娃兵，执行任务坚决、果断，她们可以从毛泽东的口中把烟卷拔出来，使他少吸几口，或者把糖块塞进毛泽东的嘴里，代替吸烟。这些，医生、护士、卫士都做不到。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只好笑着任凭女孩儿们摆布。

　　医务人员和卫士们还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一支香烟截为两段，每次只点燃半支香烟，毛泽东欣然接受并坚持了下来。

　　毛泽东对吸烟的为害是清楚的，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也愿意把烟戒掉，所以，他也同意医务人员、卫士和孩子们采取的戒烟措施，在他的衣袋里放瓜子、糖块，每当想吸烟时，就以嗑瓜子、含糖块代替。经过一段时间的戒烟实践，毛泽东对王鹤滨说：

　　“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香烟在手，或吸上几口，在思考问题时，觉得缺少点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

　　这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言，用瓜子和糖块来戒烟的手段终于失败了。

　　1953年7月7日，毛泽东给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的校长符定一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符定一为再版他30余年苦心孤诣撰写的著作《联绵字典》，写信要毛泽东为其题词。

　　毛泽东在给符定一的复信中写道：

　　宇澄先生：

　　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作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

　　　　　　　　　　　　　　　　　　　　　　　　　　毛泽东

　　后来在1954年2月《联绵字典》再版时，毛泽东为其题写了书名。

　　且说7月9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一个文件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中国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召开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座谈会。他说：

　　“国家资本主义对我们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

　　毛泽东要求中央财经各部门、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都要讨论这个问题。他还说：

　　“资产阶级不走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不走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我们根本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它。”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资产阶级完全孤立起来了。”

　　“实行改造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变私营企业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使其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指示，使全党进一步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最适当的形式。

　　可是此时的高岗等人看到在财经会议的分组讨论中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就鼓动一些与会者对薄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这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战略部署大相径庭。

　　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对周**说，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在桌面上来说，解决问题。

　　7月10日，陈赓来向毛泽东汇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建情况，他说：

　　“军工学院准备在9月1日开学，请主席写个训词，再为学报起个名字吧。”

　　毛泽东说：

　　“我已是一个官僚主义，不常写东西了，交给萧向荣起个草，我修改修改吧。南京军事学院的报纸叫《军学》，你们的报纸就叫《工学》吧。”

　　说罢，他随即在宣纸上写下了在毛体中不多见的近似宋徽宗瘦金体的两个大字——工学。

　　7月13日，薄一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讨。没想到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给薄一波扣了许多不适当的帽子，有人还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

　　7月13日21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两军突然发起“金城战役”，1000余门火炮齐发。不到1个小时，中朝军队就突破了南朝鲜军队的全部前沿阵地。

　　7月19日，美国发表保证实施停战的声明，并向南朝鲜施加压力。中方也同意尽快签订停战协议。

　　7月24日，中朝军队在“金城战役”中，已经将李承晚的首都师、第3师、第6师、第8师全部歼灭，共计78000余人。

　　这一天，朝鲜战场上的谈判双方，最后校正了军事分界线。由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向前推进，交战双方实际接触线有了变化，最后划定的军事分界线比6月17日南朝鲜当局强迫扣留战俘事件前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又向南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

　　7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作战胜利的电报稿上，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做出破坏的挑衅。”

　　7月27日，朝鲜时间10时，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由朝中方面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正式签字。

　　于是，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在朝鲜的一切战斗行动完全停止。中国人民志愿军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历时2年零9个月，至此就胜利地结束了。

　　7月28日，停战双方把停战协议签字文本，分别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签署。

　　克拉克对他的幕僚说：

　　“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克拉克后来还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俱有同感。”

　　克拉克还真的说对了，美军第一任统帅麦克阿瑟后来是这样说的：“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突然昂首推门出屋，他站在台阶上，巡望蓝天，胸膛在急剧地起伏。这是毛泽东喜极或怒极时的一种常见的冲动表现。他运了一口气，放开喉咙唱了两句京剧。

　　毛泽东唱京剧也有忽然记不起唱词的时候，每逢碰到这种情况，他便会急不可耐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所以，久而久之，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将他喜爱的京剧唱词背下来，以便随时提醒他，让他高兴地唱下去。

　　工作人员见毛泽东如此激动和兴奋，一问才知道是美国人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了，朝鲜战争结束了，中朝人民胜利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此次战争中，共歼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09万余人，其中美军39.7万余人。志愿军牺牲和负伤的也多达36万余人。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共击落敌机330架，击毙美国“空中英雄”乔治·阿·戴维斯，击落美国空军“双料王牌驾驶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志愿军防空部队击落美机413架，击伤1559架。美国消耗各种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开支战争费用830亿美元。志愿军也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开支战争费用62亿元。

　　战后，美国远东空军阿尔基准将曾经说过：

　　“在朝鲜的美军司令官们经常说，他们希望朝鲜战争整个结束后能见到一个人，就是共军的后勤部长。”

　　美军司令官们希望要见到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从中央红军3军团调到1军团，又从1军团调到红4方面军，在西路军被打散之后，化装乞讨，千里寻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重任的李聚奎！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给志愿军高级干部授勋，授予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勋章。

　　朝鲜战争结束了，毛泽东终于下决心要把大儿子牺牲的消息告诉刘思齐了。他在一个周末请周**一同来做刘思齐的工作。

　　刘思齐回到家中，毛泽东在谈话中，又一次向她诉说毛家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还有韶山党支部书记毛福轩……

　　刘思齐感到越听越不对劲，朝鲜停战协定都签订了，为何岸英还不曾寄回只言片语，难道他……

　　刘思齐不敢再往下想了，显得心慌意乱起来。周**见状，就委婉地说道：

　　“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无数牺牲了的革命战士，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岸英同志也是其中之一！”

　　周**的声音尽管故意放得很轻，但对于刘思齐来说，这无疑是一声霹雳！她痛不欲生，伏在毛泽东的肩上撕心裂肺地哭呀，哭呀！毛泽东木然地坐着，脸色苍白，无声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周**扶着刘思齐准备让她坐到沙发上，没想到碰到毛泽东的手，吃了一惊！他急忙低声对刘思齐耳语说：

　　“思齐，你要节哀，你爸爸的手都冰凉啦！”

　　刘思齐闻言一愣，忙止住哭声，反而安慰起爸爸来。她为了不引起爸爸的悲伤，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偷偷饮泣。

　　该吃饭了，毛泽东看到刘思齐那又红又肿的眼睛，长叹一声，水米未进就放下了筷子，慢慢地起身离开了。

　　后来，毛泽东看着刘思齐日渐消瘦憔悴，就劝慰她说：

　　“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牺牲。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

　　1953年8月1日，薄一波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第2次检讨，仍不能通过。这样，会议就很难做结论，也结束不了。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道：

　　“以为会议上一切发言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意见是不适当的。”

　　他决定把陈云、邓**从外地叫回来，参加会议。

　　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

　　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说：

　　“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8月7日，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他没有像有的发言者那样声色俱厉，而是把刘**在1947年土改时的一些话，1949年在天津的讲话，1950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1951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都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判，借以影射刘**。

　　8月11日，周**在怀仁堂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全体大会上，对会议作了总结。

　　此前，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周**为全国财经会议所做的结论时，在原稿引述总路线的内容后边，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他还在原稿中关于新税制的错误问题所写的“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句中，将“带路线性”4个字删去了。这一重要修改，涉及到对薄一波问题的定性。

　　毛泽东支持财经会议对新税制、对薄一波的批评，但他不赞成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赞成说是“带路线性的错误”。

　　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本来他在会议结束时是可以不讲话的，但由于高岗等人一闹腾，他有点不放心，还是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写在一份此前他曾仔细阅读和批点圈画的二中全会决议铅印本的封面上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说道：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向全国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都是地方上先搞的。”

　　“‘三反’、‘五反’以后，我们仅仅给了党内贪污浪费方面以基本打击，但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3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在适当时机，召集地区一级领导干部，开展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过渡时期，建设时期，有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二中全会决议就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现在要具体化。”

福和中学老师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帐。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11月搞起，经过1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16万亿是虚假数字，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160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800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

　　“二中全会对利用、限制、改造讲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经济将从几个方面受限制，它和社会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是违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薄一波主张推行的‘新税制’，即对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人企业在税收上，改变过去的做法，实行一律平等的税收制度。这是一个错误，必须坚决纠正。但是，薄一波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是一个点的错误，一个点，构不成一条线。‘新税制’错误，是跟刘青山、张子善的错误不同的。‘新税制’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一律平等收税，只能有利于私营经济，不利于国营经济。”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又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我们曾经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即主观主义，才使革命取得胜利。现在也要这样，建设方能成功。”

　　毛泽东又非常尖锐地警告说：

　　“在领导方面，现在王国甚多，八百诸侯，谁也管不了谁，有极少数人是坚决反对集体领导的。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是主要的关键。”

　　毛泽东接着说：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韧的精神。

　　要坚韧。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是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有人建议要我和他用个人名义在上海命名两条街道，我当时回答说，做一件事，总要想到对人民是不是有些好处，改一个街道名字，就要重新油漆门牌，就要用人民的钱，改了以后，人们也不熟悉，还不方便。你也不要搞你的某某某路，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据萧克回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6年之后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笔者注）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韧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8月13日，历时两个月的全国财经会议正式结束。

　　8月24日，宋庆龄亲自率领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来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朱德、周**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汇报演出。

　　随后，毛泽东邀请小演员们在怀仁堂，为他请来的小客人作了多场精彩演出。

　　8月26日，在由陈赓主持筹建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将开学之际，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陈赓及教职员、学员们发去了一封由毛泽东审阅并修改过的贺电，贺电中写道：

　　军事工程学院陈院长和全体教授、助教、学院工作人员同志们：

　　正当你们即将开学的时候，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在此时机，我并向热诚帮助我们计划和创办这个学院的苏联政府、苏联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向苏联专家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你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专家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专家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

　　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慨，这在你们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办好学院，尊重专家，努力学习，为完**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后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于9月1日正式开学。

　　8月27日，毛泽东给他的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尊恙已愈，甚慰，尚祈注意珍摄。乡间生产、贸易、公粮等项情形，暇时望告一二。

　　顺祝康吉！

　　　　　　　　　　　　　　　　　　　　　　　　　　毛泽东

　　8月28日，毛泽东根据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和国内土匪即将全部肃清，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的情况，发出紧急指示，指示说：

　　军事系统（包括公安部队）应该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费开支。

　　这次精简以有备无患、服从国家大局、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合成战术水平为指导思想，以精简机构、加强业务、因地制宜、平战结合为编组要求。

　　后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军衔制度应待军队组织编制确定、兵役法颁布实施后再予实行。

　　1953年初秋的一个下午，傅连暲请苏联临床医学专家、内科教授、苏联医学专家组长瓦西林柯与米勒大夫，为毛泽东会诊。王鹤滨也在场。俄文翻译是一个混血儿，她的爸爸是东北人，母亲是俄国人。

　　毛泽东说：

　　“我在四十年代初，曾经出现过在空旷的广场有恐惧的感觉，所以，在一段时间内，不愿意去广场参加大会。”

　　瓦西林柯教授说：

　　“您这是恐旷症。”

　　毛泽东说：

　　“我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傅连暲认为，这种一时出现的精神神经失调，不宜下恐旷症的诊断结论，他担心这一结论会引起毛泽东的思想负担，就打断毛泽东的话说：

　　“这种现象就像人登高时出现的腿软、出汗、头晕一样。不少人多登几次高，或者锻炼一下，这种症状就可以消失。”

　　毛泽东误会了傅连暲的好意，他对傅连暲打断他的话非常恼火，但是，他当着苏联专家的面又不好发作，只好暂时忍耐下去。

　　第二天，值班卫士通知王鹤滨说：

　　“主席叫你去！”

　　王鹤滨一进毛泽东的卧室，立刻感到异常的气氛。只见毛泽东左手叉在腰间，在室内激动地走动着。因为空间太小，他走上两三步，又来个急转弯，再走回去。

　　毛泽东见王鹤滨来了，便停住脚步，怒气冲冲地说：

　　“王医生，今后我的事，不要他傅连暲来管！你不要听他的。”

　　王鹤滨不知怎么回事，心想：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呀？于是，他就笑着说：

　　“主席，他是负责中央领导同志保健工作的领导人，是我的业务上级，我不听他的怎么办？”

　　“你不要听他傅连暲的！听我的！他什么也不懂，还装懂。苏联专家来会诊，他不给我讲述病情的机会，他抢着代替我说，说的又不是我的病情！”

　　毛泽东越说越火：

　　“你打电话告诉他，说我正在臭骂他哩！”

　　“好！我去打电话。”

　　王鹤滨说罢就想溜走，他刚一动身，毛泽东一指大木床一侧的电话，说：

　　“你到哪里去打电话？我这里就有！”

　　话里仍然带着浓浓的火药味儿。王鹤滨心想：毛泽东可能不知道傅连暲的电话号码，不然，为什么叫我打呢？他眼睛瞟了一下电话，却不敢把电话拿起来。王鹤滨怕毛泽东正在气头上，电话一打通，他接过电话，训斥一阵，然后宣布撤他的职那就麻烦了。王鹤滨见过毛泽东对高级干部发脾气的情况：“我撤你的职！”他是说了算数的，真撤！

　　王鹤滨呆呆地站在毛泽东面前，不知所措地望着他。毛泽东起初还用两只睁大的眼睛盯着王鹤滨，一会儿，他的视线慢慢变成了茫然的淡淡的光，凝滞在不远的地面上。王鹤滨见毛泽东的怒气消得差不多了，就轻轻地退出了房间。

　　次日，杨尚昆从毛泽东的办公室出来，在菊香书屋大门的北侧遇上了王鹤滨，他说：

　　“王鹤滨同志，主席对我说，他向你道歉。并要我向你解释，脾气不是对你发的。”

　　王鹤滨说：

　　“主任，我知道。”

　　杨尚昆又补充了一句：

　　“主席还说，今后你还是要听傅连暲同志的业务领导。”

　　过了几天，傅连暲见到了王鹤滨，他说：

　　“王鹤滨同志，主席发脾气要你给我打电话，你怎么不给我打呀？”

　　王鹤滨说：

　　“我怕主席当时正在火头上，他若在电话里撤你的职，怎么办？”

　　傅连暲说：

　　“那有什么，主席发脾气是对我的批评和教育嘛。”

　　1953年9月2日，毛泽东在为他和周**起草的祝贺抗日战争胜利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电报中写道：

　　“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

　　9月7日，毛泽东在颐年堂邀请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谈话。周**、陈云、陈毅、李维汉亦在座。毛泽东说：

　　“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需研究。”

　　“有了3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共同纲领第31条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指在次日召开的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笔者注）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毛泽东还具体说明了这项改造的一系列政策，他说：

　　“在形式上，采取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和收购等形式。在利润分配上，实行“四马分肥”的政策，即所得税占34.5％，福利费占15％，公积金占30％，资方红利占20.5％。在时间上，用3年到5年的时间，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在工作方法上，要继续对资本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计划地培养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自愿接受改造，不能像对待地主那样，实行强迫。”

　　“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9月8日，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他在会议上作了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这次会议开到9月11日才结束。

　　欲知毛泽东能否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请看后面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于1953年8月12日在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前的讲话中所作的6点自我批评，至今读来依然使人感动不已。正像在此次会议上一直受到批评的薄一波后来回忆所说：“一位受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给了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的这番话，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就使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减轻了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这次财经会议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斯言良是！毛公从来都是敢做敢担当的，他从来不文过饰非，从来不会言不由衷。伟大领袖率先自我批评的坦诚精神，堪为全党楷模！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50

第250章

　　“那很好，你们家里又出了一个大学生啊！要努力学习啊。要多学一些自然科学，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你是学航空的，国家急需这方面的人才。将来，我们的国家要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啊。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就靠你们年轻一代。在学好自然科学的同时，还要学些社会科学，将来都有用处。”

话说1953年9月8日，毛泽东见到表兄文涧泉的来信，说是他的岳家赵氏有一个亲戚要到北京读书，同时，他也想来北京及去上海等地一游。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涧泉兄：

　　惠书收到。承告乡情甚谢。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办法。此复，顺祝

　　康吉，并祝各戚友安好！

　　　　　　　　　　　　　　　　　　　　　　　　　　毛泽东

　　9月8日，周**召集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有部分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周**在会上做了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

　　9月9日上午，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分小组讨论周**的报告。梁漱溟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也说了一些客套的话，他说：

　　“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先生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对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

　　他还举例说明“人人关心这一事业”：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该主管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

　　下午大会发言，由各小组召集人交流各小组成员的意见。散会时，周**对列席会议的梁漱溟说：

　　“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

　　梁漱溟应道：“好！”

　　9月10日下午，政协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第2次发言。由于发言的人很多，梁漱溟就给周**写了一个条子，说他不准备发言了，改由书面提出意见。散会后，周**对梁漱溟说：

　　“会期还要延长一天，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你可以在明天的会议上发言。”

　　9月11日下午，梁漱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说：

　　“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结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

　　他最后提出的“重点”问题“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他说：

　　“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市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引起重视。”

　　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参加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员列席了会议。到会的人员还不算多，只是个中型会议。在不大的礼堂里，前3排坐着参加会议的人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随行人员坐在第4排和第5排的位置上。汪东兴和叶子龙坐在4排的东侧，王鹤滨坐在他俩后面。这些位置行动方便，距离退场的门口也比较近。因为每次散会时，与会者都要让毛泽东先行，他的随行人员要便于退场。

　　彭德怀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其他与会者也发了言。会议最后，由毛泽东作即席总结讲话。关于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他说：

　　“抗美援朝，经过3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持，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者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4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109万人。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1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门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讯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33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3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毛泽东在他所拟的讲话提纲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

　　接下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出现的一些不正确意见，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他说：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可以说明，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的！不容破坏的！”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什么是最大的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施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梁漱溟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感到意外，同时也不服气。他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总路线，没有损害工农联盟，是毛泽东误解了自己的意思。于是在当晚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在会议上当面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一看，只见梁漱溟在信中写道：

　　“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个雅量。我发言时你不在场，希望你给个机会，让我将原来发言的内容复述一遍，以求指教，解除误会。”

　　毛泽东看了信，当即约他晚上谈话。

　　是日晚，与会人员在怀仁堂观看京剧晚会。在开演前20分钟，毛泽东与梁漱溟开始谈话，梁漱溟扼要说明了他政协会上发言的内容，要求毛泽东解除误会。毛泽东说：

　　“你梁先生就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肯承认罢了，根本不存在误会。假若你梁先生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视农业，虽然见解糊涂，却是善意的，可以原谅。可是，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是不可原谅的。”

　　梁漱溟闻言，更不服气了，他在言语间与毛泽东频频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9月14日、15日继续开会。15日的会议是由李富春作关于建设重工业的报告。尔后，梁漱溟在会议上请求发言，毛泽东同意他在明天的会议上再讲。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在怀仁堂约请工商界著名代表人物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

　　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根据他当天的记忆，追记了这场谈话的内容。现将其全文抄录如次：

　　毛泽东：3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合得来，可以办好。

　　（中间吃饭，以下是吃饭时所谈的。）

　　郭棣活：3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事。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3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工商界是不行的。

　　（包达三讲了一大段关于浙江人民生活情况等。以下是饭后所谈的。）

　　毛泽东：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什么波动？

　　（5人都说不会有什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大家都会同意的。）

　　毛泽东：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如何传达，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31条，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队，不同意就关禁闭。（荣毅仁补充一句：是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对！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底”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90%以上的人赞同；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郭棣活：工商界从1950年初纱厂停工，政府给以支持，认识到国家统一计划的好处。现在鼓励公私合营大家都会想得通。

　（荣毅仁在此说了一段话，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应采取各种方式，说明上海大中小企业的情形很不相同。）

　　毛泽东：同意情形不同的说法。一个企业也不能由一个人决定，还要看董事会等大家的意见。关于大、中、小，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企业越大越好，还是大的重要。

　　（胡厥文在此讲了一段机器工业在加工订货中因变动太多不能保持专业的困难。）

　　毛泽东：你们有问题尽量提出，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很快解决。

　　毛泽东：四分之一左右（指按“四马分肥”的分配方法资本家分得的红利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笔者注。）如果提到工商界里面去，究竟会不会同意？如500亿办纱厂资本家能获利多少？

　　郭棣活：500亿可办1万纱锭，可赚50亿，（资本家）只能分得12亿5千元（表示似少一点）。但目前情况是有利可图，无利可得（意思即如能保住四分之一也可接受）。

　　荣毅仁：现在利润不止此数，锭子价低，因加工订货关系，流动资金用不了许多，所以500亿资金可以办一个2万5千锭的厂，应赚100亿左右。

　　毛泽东：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决定于市场。今年400万件纱，还不致减价，一减价就脱销。各个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律，减低成本，提高产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了前途。如不用此种办法，也可以发展，但小得多，而劳资纠纷无穷。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3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会，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不安排好。

　　9月16日，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登台发言，复述了他9月9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和9月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再三声明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要求毛泽东收回他的话，并且说，看看毛泽东有无雅量。

　　9月17日，周**在会议上就梁漱溟的历史问题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插话说：

　　“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

　　“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人看，你的话，没人听。”

　　毛泽东还说：

　　“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的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梁先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民却靠不住，党、团、妇联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还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你搞了多年的农村建设，怎么样？是农民得到了土地，还是上了九天？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毛泽东越说越生气：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的。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还说他美得很。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

　　毛泽东最后说：

　　“为着治病救人，使梁漱溟改变反动立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时间，此次不做结论。”

　　梁漱溟听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一时按捺不住，不顾一切地要求当场发言作答。周**要他做准备，明日再讲。

　　9月18日下午，高岗主持会议继续进行。中等个头、又黑又瘦、留着平头的梁漱溟，穿着一身质地上乘的藏青色中式长袍，离开座位，站在了第1排前面的东南角上。他掏出准备好的稿子，面对着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又环视着会场，开始了发言，他说：

　　“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的。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在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

　　此时，坐在前排的史良和其他几位部长，看出梁漱溟有点死拼的劲头，有点担心了，他们离开了座位，站在前排的西南角。史良打断梁漱溟的话，说道：

　　“梁漱溟先生，你少说一句吧！”

　　梁漱溟情急之下，便冲着主席台上的毛泽东说道：

　　“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还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个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史良等梁漱溟的话一停顿，立即提高声调再次劝道：

　　“梁漱溟先生，你少说一句吧！”

　　毛泽东见梁漱溟依然是不依不饶的样子，就说：

　　“在你看来，点头承认你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你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毫不退让，他抢过话头顶了上去，说：

　　“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泽东一字一板地说：

　　“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可以当下去。”

　　梁漱溟说：

　　“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泽东生气地说：

　　“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梁漱溟站在原地，稍微仰着头，面对着毛泽东说：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重。”

　　史良认为梁漱溟的话是在挑毛泽东的火，她忍不住高声插话说：

　　“梁漱溟先生！少说一句行不行？！”

　　毛泽东的火气又起来了，他也不客气地说：

　　“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梁漱溟坚持说：

　　“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

　　会场顿时大哗。人们对梁漱溟当面顶撞毛泽东由震惊到愤怒，一些人大声喊道：“梁漱溟胡说八道！”“民主的权力不能给反动分子！剥夺他的发言权！”“梁漱溟滚下去！不能让他胡言乱语！”

　　梁漱溟坚持不下去，望着主席台，听毛泽东发话。毛泽东缓和了一下口气，说道：

　　“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讲好不好？”

　　梁漱溟说：

　　“我刚才说过了，希望主席给我充分的时间！”

　　“你讲到4点钟好不好？”

　　毛泽东说着看了一下手表。梁漱溟说：

　　“我有很多话要讲，让我讲到4点哪能成？”

　　会场再次大哗。有几个人即席发言，指责梁漱溟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许他再说下去。毛泽东说：

　　“让他再讲10分钟好不好？”

　　会场上马上安静了下来。梁漱溟却说：

　　“10分钟怎么够？我要求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里又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过了一阵儿，毛泽东对大家说：

　　“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

　　毛泽东瞅了一眼梁漱溟，接着说：

　　“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再提议让他再讲10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毛泽东话音刚落，又有几个人站起来指责梁漱溟，梁漱溟一句话也不说。毛泽东再次问他：

　　“梁先生，再讲10分钟好不好？”

　　梁漱溟依然坚持道：

　　“我有许多事实要讲，10分钟讲不清楚。”

福和中学老师

会场又是一片哗然。毛泽东让大家静一静，然后对着梁漱溟说：

　　“你这个人呵，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时间不公平，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会上讲，而让你在别处一个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样？”

　　梁漱溟倔强地说：

　“听主席决定。”

　　会场里又是一片谴责声。周**对高岗说：

　　“请付诸表决吧，看让他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

　　高岗接受了这个建议。毛泽东补充说：

　　“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委员会所列的议程，列席的同志也可以参加表决。”

　　高岗点点头，便宣布说：

　　“请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

　　毛泽东首先举了手，政府委员中的中共委员跟着毛泽东也举起了手，但还是占少数。毛泽东巡视了一下，举着手对梁漱溟说：

　　“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呵。”

　　高岗又宣布：

　　“请不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

　　大多数人立即举起了手。梁漱溟还想再说话，但会场里立刻响起一片高呼声：“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去！”高岗也对梁漱溟说：

　　“你不要再讲了，把你要讲的话组织好，你将有机会到另外的会议上充分地去讲。”

　　梁漱溟这才不得不就此打住。不久，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请长假，说是要闭门思过。毛泽东指示李维汉派人告诉他，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样发给你，参加不参加自便。自此以后，有关政协的会议和活动通知果真照样发给了他，工资也是照发不误，可梁漱溟却是什么地方也不去，只在家中闭门读书。

　　为了批判梁漱溟，陈铭枢要求毛泽东明确一下梁漱溟问题的性质，毛泽东说：

　　“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是。只要他自己愿意同我们来往，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

　　李济深和张澜则认为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存在着误会，他们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判了梁漱溟的傲慢，介绍了梁漱溟的性格和为人，说是希望毛泽东宽容梁漱溟的过错。毛泽东对此没有回应。后来李济深、张澜看到梁漱溟不但没有受到什么处分，而且又恢复了各种活动，就不再提及此事了。

　　且说9月23日，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进一步学习和讨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顾虑，从而促进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月27日，毛泽东见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9月16日发来的一封信及附件，他展开来信，方知是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血吸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极快的寄生虫病。这种寄生虫生在钉螺上，人们在有钉螺的水中劳动，病虫就会钻入人体，侵入血液，引起血吸虫病。患者到了晚期，腹大如鼓，丧失劳动能力，以致死亡。小小的血吸虫像瘟疫一样威胁着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

　　毛泽东阅罢来信和材料，双眉紧锁，从座椅上站起来。他点起一支烟，走到窗前，眼望着远方。是啊，早在1949年解放军在渡江前的水中练兵和渡江作战中，也有一些战士感染上了血吸虫病。建国后，党和政府已派出大批医务人员到血吸虫病区进行调查和初步防治，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要彻底消灭血吸虫病，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毛泽东重新回到办公桌前，将此一信件批转给习仲勋处理。他又展开信纸，给沈钧儒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写道：

　　沈院长：

　　9月16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再说9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当年的老同志、现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劳工部部长的易礼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礼容兄：

　　杨家生活问题，待接到杨开智兄的信以后，可以由我处解决。淑一能常去看视两位老人则更好。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提到的淑一即李淑一，所说的两位老人是指向振熙和她的姐姐。

　　9月28日，毛臻接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打来的电话，说是下午5点毛泽东接见他。

　　原来在9月间，毛远耀和胡觉民的儿子毛臻从大连速成中学毕业，来到北京，住在西单魏家胡同舅舅胡锡青家里。他想见见渴望已久的毛泽东，就提笔写了一封信，通过毛岸英的爱人刘思齐带给毛泽东。

　　28日下午5时许，一辆黑色小轿车开进魏家胡同，田家英准时来接毛臻。在车上，田家英不停地询问毛臻的情况：是哪里人？和主席什么关系？在哪里读书？他还交代说：

　　“毛主席工作很忙，谈话时间不能太长，不超过1小时吧。”

　　毛臻终于见到了毛泽东，他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叔公，您好！”

　　毛泽东满面红光，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来，握着他的手说：

　　“你叫毛世美啊，欢迎你来看我。”

　　毛泽东拉着毛臻在沙发上坐下来，从一个小盒里拿出糖果，递给毛臻，说：

　　“吃糖。”

　　毛臻剥了糖果，一边嚼着，一边望望毛泽东那和蔼的面容，心里的拘谨打消了许多。

　　“你今年多大了？”

　　“刚满25岁。”

　　“在哪里学习？”

　　“今年7月在大连工农速成中学高中毕业，考取了南京航空工业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

　　“那很好，你们家里又出了一个大学生啊！要努力学习啊。要多学一些自然科学，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你是学航空的，国家急需这方面的人才。将来，我们的国家要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啊。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就靠你们年轻一代。在学好自然科学的同时，还要学些社会科学，将来都有用处。”

　　毛臻听了毛泽东的话，很受鼓舞，他郑重地说：

　　“我一定不忘记叔公的教导，刻苦学习、钻研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掌握好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

　　“好。”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问道：“学习上，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有困难，可以帮你解决。”

　　毛臻说：

　　“叔公，我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说：

　　“以后有困难，可以找田家英同志帮助解决。”

　　毛泽东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想到了侄儿毛楚雄，便问道：

　　“你怎么到了大连？什么时候离开韶山的？”

　　毛臻就把自己的经历叙说了一番。

　　原来这个年轻人的经历还真不简单。他在父母毛远耀、胡觉民追随毛泽民参加革命期间，以及在1937年、1938年父母又先后去了延安以后，他一直都留在韶山家里。1941年，毛远耀想让毛臻到延安去，他曾请毛泽东写过一份介绍信，毛泽东写的是：

　　八路军沿途各办事处：

　　请协助毛远翔、毛素娥、毛世美来延安为盼。

　　　　　　　　　　　　　　　　　　　　　　　　　　毛泽东

　　后来，因为国民党掀起第2次**高潮，毛臻3人最终未能成行。1944年，16岁的毛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入到中共的地下斗争中。1945年8月，毛臻、毛浦珠、毛楚雄一起参加了359旅湘北支队。抗战胜利后，毛臻和毛楚雄随湘北支队开赴宣化店一带，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会合。

　　毛泽东听到这里，又问道：

　　“楚雄在‘长沙大火’后到了韶山，那时他生活怎么样？”

　　毛臻说：

　　“那时生活很艰难。楚雄和周外婆，还有舅舅周先生，3个人相依为命，没有生活来源，饭都吃不饱，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楚雄后来是怎么牺牲的？”

　　“参加八路军后，我和楚雄在一个班，我当副班长，楚雄是战士。那时，他身体瘦弱，但行军路上表现的很坚强，训练从不叫苦。后来，部队发现他有文化，便叫他去搞宣传工作，他硬是不肯。1946年初，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此时，部队驻扎在宣化店一带。王震、李先念同志考虑到楚雄的安全，决定由毛泽普同志带领楚雄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再由董必武同志送往延安。到武汉后，由于国民党的阻挠，他们没能走成，只好返回新四军宣化店5师驻地。来去相隔1个月，我与楚雄又相见了。4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停战协议，准备发动内战。新四军5师决定突围北上。党组织决定派湖南的几个同志回去加强湖南党的地下工作。于是，我和楚雄就分了手，离开了5师。后来，楚雄随王震司令员参加了中原突围，再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据说他是在突围时牺牲的，详细情况，恐怕要问泽普叔。”

　　毛泽东惋惜地说：

　　“楚雄那时还很年轻啊！真可惜。如果不牺牲的话，楚雄现在也会和你一样，在学校学习文化和技术知识啊！楚雄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牺牲的，死得其所，虽死犹荣。”

　　是的，毛楚雄仅比毛臻大1岁，两人虽说辈分不同，年龄却相仿，是在一起长大的，又一起师从于毛宇居先生，又一起参军。毛泽东沉默了好长时间，这才又问道：

　　“刚才你讲到你离开新四军5师，以后情况怎样？”

　　毛臻说：

　　“离开5师后，我于46年5月回到湖南，在湘潭、湘南一带做地下工作。当时直接领导我的是毛远翥、王以构同志，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反抗地主剥削和压迫，进行减租减息，反对国民党打内战。1949年7月，我接到在香港秘密工作的钱之光同志通过地下党转来的信，要我去解放区。我和舅舅离开湖南，经广州到达香港。这时，东北早已解放，我父母已到了大连。于是，我通过钱之光同志介绍，乘船去大连。到达时，我父母正准备南下，我们相聚1个星期，他们就走了。我便留在大连，50年进入工农速成中学，以后读完了初中、高中。”

　　毛泽东听了毛臻的介绍，赞赏地说：

　　“看来，你还不简单咧，经受了不少锻炼！你十几岁参加了地下党，当过小八路，20来岁读完了高中，现在又考上了大学，这很好。”

　　毛泽东又询问了一些韶山的老人，他说：

　　“这些老人都还健在吗？都还好吧？”

　　毛臻自己也所知不多，有的不是很清楚。毛泽东说：

　　“你也离开韶山好几年了，现在韶山搞了一些什么建设，乡亲们生活怎么样，烈士的后代日子过得好不好，可能不大清楚吧？有时间的话，你回去看看，代我问问他们好。”

　　毛臻满口答应了，他看了一下手表，谈话已接近1个小时，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起身握着他的手，说：

　　“世美，你以后到北京来，要多来看我呀。”

　　毛泽东把秘书田家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毛臻，又嘱咐说：

　　“到了北京，给田家英同志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9月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发布的庆祝国庆4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口号中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纲领，也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总路线和总任务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基本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由此，中国确定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起来就是：

　　“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围绕着这些基本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各项具体任务是：

　　1、大力进行新的工业企业的建设。中国在5年内将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等机器制造工业。随着重工业的建设，相应地建设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建设为农业服务的新的中小型的工业企业，以便适应城乡人民对日用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2、随着国民经济的高涨，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主要是铁路建设，同时发展内河和海上的运输，扩大公路、民用航空和邮电事业的建设。相应地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积极地培养为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干部。

　　3、在建设新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企业，发挥它们的潜在的生产力量。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任务的完成，主要是依靠原有的企业。

　　4、保证市场的稳定。为此，必须继续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增加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应地发展城乡和内外的物资交流，扩大商品流通；对生产增长赶不上需要增长的某些主要的工农业产品，在努力增产的基础上逐步地实施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

　　5、厉行节约，积累资金。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有大量的资金，这要从各方面来积累。而增加生产、降低成本、克服浪费现象，厉行节约，是积累资金的根本方法。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党和政府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任务的同时，也确定了如基本建设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主要指标。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正在向毛泽东汇报改变现行的粮食购销办法。

　　此前，全国的粮食市场还是属于自由市场，在农民缴了农业税之后，粮食就可以自由上市买卖。而经营粮食的，除了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之外，还有私人粮商，后者经营的商品量约占上市总量的三分之一。一遇到灾年，或是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粮食之时，那些粮商便同国家争夺粮源，哄抬粮价，以至于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截至到6月30日，国家收支粮食出现了40亿斤赤字，再加上东北等主要粮食产地遭受了水灾，于是便出现了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对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立即责成中财委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陈云在汇报中建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指示由陈云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由邓**负责起草一个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听取了陈云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报告。尔后，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结论性讲话，他说：

　　“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

　　最后，毛泽东委托邓**到全国粮食会议上去讲话，并嘱咐他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去讲。

　　后来在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议决定：粮食统购统销从12月初开始。

　　10月初，毛泽东接到曾任湖南一师心理学教员李大梁发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家庭生活困难，希望政府能够救济。毛泽东不熟悉这位先生，便向王季范询问情况，然后在信上批示道：

　　“此件请李维汉同志酌处。据王季范先生称：此人希望政府予以招待，请派人了解情况，商量处理。

　　　　　　　　　　　　　　　　　　　　　　　　　　毛泽东

　　　　　　　　　　　　　　　　　　　　　　　　　　10月5日

　　此人系民国初年湖南第一师范的心理学教员。”

　　接着，毛泽东又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说：

　　“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

　　1953年10月初的一天，一封特大的挂号信通过韶山邮局，送到了韶山冲青山坳老地下党员毛月秋家。毛月秋惊喜地打开信，只见落款处赫然写着毛泽东3个草体字，信笺上洒满了一行行潇洒、苍劲的毛体草书，他高兴极了，一页接一页地读着，整整5页。信上的毛体书法，龙飞凤舞，加之多处涂抹、修改，难以辨认。毛月秋又带上老花镜，一遍一遍地读着：

　　月秋同志：

　　你给我的信收到。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这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来京一行。尚有毛翼臣（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唐家圫）2同志过去来信，表示要来我处一看。如你及乡民其他同志同意的话，你可约同他们2位一到来京。除你们3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你们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

　　你们来时，即持此信先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找那里同志帮忙，发给你们3人来京的路费，并请他们派一人送你们来京。你们3人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你们到京时间，以早为好。希望不迟于阳历10月20日至25日。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毛翼臣，系毛锡臣之笔误。毛锡臣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祖，在革命时期资助过毛泽东。文东仙是毛泽东的堂表弟，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会工作。由于毛泽东的笔误，毛月秋无法找到“毛翼臣”其人，于是，他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到大坪乡唐家圫，把消息告诉了文东仙。2人商量好于10月底上京。

　　欲知毛泽东如何接待毛月秋、文东仙2人，且待下一章再叙。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过某某某用笔杆子杀人的话，历史上也有不少人说过用笔杆子可以杀人的话。笔杆子可以杀人，此话一点不假，古往今来用笔杆子杀人的事例确实不少。一般地说，笔杆子杀的人还都是一些好人伟人。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秦始皇、曹操及武则天：一个最有贡献的政治家，在一些笔杆子的笔下，竟然成了千古罪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大诗人，在一些笔杆子的笔下，反而成了白脸奸雄，就连郭沫若为他翻案也是无济于事；一个很有贡献的巾帼女杰，在一些笔杆子的笔下，也成了残忍、自私、**的坏女人。还应该说，最可怕的是那些最巧妙、最具欺骗性的似乎很公正的笔杆子们，他们在行文中往往将笔锋一转，一切历史事实就完全变样变味了。比如，一些笔杆子说，某某某早年如何如何，但是——他的晚年又如何如何。这样一来，似乎某某某的晚年，就成为历史的定论了。这些聪明的笔杆子们似乎都忘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可以随意地耍弄自己手中笔杆子，可他们抹煞的毕竟都是自己的祖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