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214章导读表在36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238

第238章

　　“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

　　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

　　具体的历史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

　　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

　　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话说1951年4月11日，由于“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迫使杜鲁门中途易帅，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4月16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此9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4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4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以上这些及昨付第2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

　　4月21日，历时87天的第4次战役结束，歼敌78000余人。由于志愿军坚持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灵活地运用坚守防御、战术反击、运动防御等多种作战方略，把运动战和阵地战紧密结合起来，不是死守阵地、单纯防御，因而保持了主动，完成了防御任务，成功地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4月22日，为了粉碎美军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实行南北夹击的阴谋，中朝两军发动了第5次战役。志愿军投入了15个军约100万的兵力。

　　此时，“联合国军”投入战场的兵力亦有百万左右。

　　4月22日傍晚，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和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3人，在第18军联络部长乐于泓和平措旺阶的陪同下，从陆路到京。

　　4月26日，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土丹旦达2人由印度乘飞机经香港到京。

　　4月27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官员一行14人到达北京。

　　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车站和飞机场均受到了周**总理、朱德总司令、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及各界代表上千人的欢迎。他们被安排在豪华的北京饭店。

　　4月27日，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司徒美堂先生写了一封复信。

　　南下广东农村考察土改情况的司徒美堂是在4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还说他要在广东农村再参观一段时间。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美堂先生：

　　4月14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6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敬祝

　　健康!

　　毛泽东

　　4月28日晚，周**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和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黄炎培副总理一起，宴请了西藏和谈代表。

　　周**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和谈的全权代表名单，他们是：首席代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全权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全权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全权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

　　周**说：这次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要以‘十条’为准，‘十条公约’规定的内容是谈判的基础。

　　此后，刘**、周**、朱德等领导人又先后接见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向他们耐心解释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孙志远(张国华尚未赶到)，与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及其他4位全权代表，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进行第一次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和谈10项条件和西藏的实际情况，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尽量地听取和采纳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建设性意见。谈判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制定一系列合乎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的过程。

　　4月底，毛泽东特意邀请他在湖南一师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常珍到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他还为袁先生书写了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

　　1951年5月1日，西藏代表团应邀参加了“五一”节庆祝活动。

　　上午10时，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班禅及其他和谈代表们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首席谈判代表李维汉的引导下，西藏代表向毛泽东呈上了**喇嘛的信件和礼品。阿沛.阿旺晋美和西藏代表们按照藏族的风俗习惯，向毛泽东敬献了哈达。毛泽东亲切地紧握着阿沛.阿旺晋美的手说：

　　“谢谢你们啊，欢迎你们到北京来!你们从远道来，一路风尘，一定很辛苦了!”

　　代表们说：

　　“我们在来京的路上，受到各地负责人的热情欢迎和照顾，看到各族人民空前团结的盛况。路过重庆时，邓**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接见了我们，还转达了毛主席对西**民的关怀和对我们的问候。一到北京，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亲自到车站迎接，这使我们深受教育。”

　　毛泽东笑着说：

　　“为了祖国团结统一，你们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首都，你们是应当受到欢迎的。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就能办好。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的愉快，有什么困难就找李维汉同志解决。”

　　5月5日，毛泽东特派江青持亲笔函到张治中家中慰问。

　　原来张治中和邵力子同是治淮视察团的负责人，他在即将动身前却病倒了。毛泽东在亲笔函中写道：

　　文白先生：

　　来信读悉。闻病甚念。视察团有邵先生领导也就可以了，您可以安心休养，以期早愈。即颂

　　痊安!

　　毛泽东

　　5月7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华北局关于镇反指示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兹定于6月1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

　　5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他在《决定》中写道：

　　“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死缓”这一重要刑名，是毛泽东的首创，在古今中外的法典中前所未有，后来被写入中国的刑法之中。

　　5月15日，公安部第3次会议通过了一个镇反工作的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决议。

　　原来，公安部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5月7日、5月8日提出的镇反工作两项重大措施，于5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了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并通过了上述决议。决议为镇反工作提出了一套明确的工作路线，这就是：

　　“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

　　5月15日，毛泽东为了准确掌握镇反运动的发展情况，他在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经验报告的批语中，要求全国2000多个县委和市委书记，都给他写一个报告，与他直接通信一次。

　　5月15日，邵力子率领各民主党派及中央有关各部委负责人共32人，组成“中央治淮视察团”，分赴皖北、河南、苏北三省工地和南京、上海、海宁等地视察。

　　此前，毛泽东为了支持邵力子的工作，特意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几个大字。邵力子命人把毛泽东的题词标在4面锦旗上，准备把4面锦旗分别赠送给豫皖苏3省及治淮委员会。邵力子说，我们走到哪里，就让它飘到哪里。

　　当邵力子来到淮河岸边的时候，眼前依然是疏落的荒村，歪歪斜斜的泥搭茅屋，解放的欢欣并不能冲洗淮河两岸乡亲们脸上的萎色，穿着褴褛衣服的老人和孩子们，在阳光下曝晒着嶙峋瘦骨，妇女们黑色的眼珠中，也缺少那本来应有的闪亮的神采，劳动热情高涨的千千万万民工们，吃的是野菜粗粮，喝的是稀汤。望着这一切，邵力子的心也像淮河的水一样翻滚了起来，他深感人民太苦了，建国的任务繁重啊!他的耳边又响起了毛泽东在1950年深秋对他和傅作义所说的话。是啊，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主席提出要根治淮河，太及时啦!

　　邵力子在安徽的治淮工地上，恭恭敬敬地把毛泽东题写的锦旗，献给了那些勇敢的治淮英雄们。他广泛接触群众，慰问民工，听取意见，勉励大家，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就这样，这位70多岁的老人，奉毛泽东之命，行程6783公里，历时52天，踏遍了淮河两岸的山山水水、大小城乡。

　　且说5月15日晚，一道红色电波划过长空，从北京传到了韶山。只见电报中写道：

　　王淑兰同志：

　　5月9日来信收悉，欢迎文涧泉、文运昌两兄弟来京一叙，请持此电去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见刘道衡同志，请他为两位文先生购买两张快车头等火车票，并请给路上用费，即可来京。

　　毛泽东

　　第2天上午，王淑兰派人前往唐家圫告知文涧泉、文运昌。唐家圫的亲友们欣喜若狂，文涧泉、文运昌立即整装出发，赶往韶山招待所。

　　5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见在朝鲜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无望，便和国务卿艾奇逊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为”的决策，准备与中朝两国进行停战谈判，结束其在全球战略上的不利地位。

　　艾奇逊找到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让他通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请马立克传信给中朝方面：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对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的指示，他写道：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式，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5月17日，文涧泉、文运昌和王淑兰持毛泽东的电文前往长沙，当晚下榻省委交际处。

　　5月18日，文家兄弟在长沙休息1天。19日，湖南省委统战部派人护送文家兄弟，还有毛泽建丈夫陈芬的外甥女、在长沙工作的陈国生，乘开往武昌的特快软卧列车，经汉口直达北京。中央办公厅派人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在惠中饭店住下。

　　几天后，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开车去惠中饭店，把文涧泉、文运昌和陈国生接到中南海丰泽园会晤。毛泽东把夫人江青叫出来作陪，向客人作了介绍。众人寒暄已毕，毛泽东问道：

　　“十七哥怎么没有到北京来?”

　　在毛泽东的5个表兄中，此时仅存4人，文泮香已于1949年作古。文运昌非常直率地说道：

　　“这一次你又没有邀请他来，他怎么好来?”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

　　“那么我再派人去接他来，他总会来吧?”

　　“会来，会来。”

　　文氏兄弟连声说;毛泽东又亲切地问道：

　　“两位表哥来了多久了?”

　　文运昌回答说：

　　“前天到的。”

　　“住在哪里?”

　　“住在惠中饭店。”

　　“北京怎样?习惯吗?”

　　“习惯，这里风景很美，空气很新鲜。”

　　“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吗?”

　　“就是1950年4月那封信么?收到了。”

　　“我没见你回信，所以，又给二十哥写信，特意提到你。”

　　毛泽东所说的给二十哥的信，就是在1950年5月12日写给八舅父文玉钦的三子、他在外婆家最小的表哥文南松的复信。文运昌见表弟再一次提起此事，便说：

　　“我怕打扰主席的工作，所以没及时给你写信。”

　　“原来如此。”毛泽东朗声笑了，他说：“十六哥要求推荐工作的事，我没有办到，还请你多多包涵呐!”

　　文运昌摇摇头，说：

　　“主席工作繁忙，打扰你了，真不好意思，我的工作问题已经托人解决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

　　“解放以来，找我解决问题的亲朋好友很多。解决了你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别人的问题，我干脆都不干预。不过，就是家里有困难的，我都给予一些帮助。我是国家主席，必须为大多数人服务，不能只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因此，对你也不能例外。”

　　“我理解主席的心情。”

　　文运昌顺口说了一句。毛泽东转身问陈国生道：

　　“带了什么东西来?”

　　陈国生闻言一惊，自己来京时走的匆忙，忘记带礼物了。毛泽东一问，她有些窘迫，就很歉意地说：

　　“三舅，真对不起，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带。不知您需要什么?”

　　毛泽东摇摇头，笑着说：

　　“我是问你们带了什么书信报告没有。”

　　陈国生这才想起，毛泽东向来要求来京的亲友不要带任何礼物，而要他们事先准备一些材料，或要求当地政府写一个调查报告，或带几件家乡的书信来，以便了解乡下的情况。陈国生这才说：

　　“我们带了一些情况。准备向您汇报。”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先莫慌，等吃了饭再说吧。”

　　中午，毛泽东和江青与客人共进午餐。陈国生坐在江青身边。江青问道：

　　“你什么文化?”

　　陈国生说：

　　“高小毕业。”

　　“我也是高小毕业。”

　　江青说。陈国生接着说：

　　“我在茶厂的抗美援朝动员会上登台发言，控诉反动派的罪行，表示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江青听了，很感兴趣，就对毛泽东说：

　　“她参加了动员会，还做了控诉报告哩!”

　　毛泽东点点头，他一直关注着两位表兄吃饭。午饭很普通，只做了一些炒肉片、青椒和番茄之类的菜。文涧泉、文运昌还不习惯城镇人的生活，不吃番茄。毛泽东有些不悦，埋怨江青说：

　　“人家喜欢吃的不搞，他们不吃的搞这么多。”

　　江青连忙说：

　　“没有菜，两位表哥多喝杯酒吧。”

　　毛泽东拿起一瓶葡萄酒招待客人，他一边倒酒，一边故意问：

　　“你们看，这是什么酒?”

　　陈国生喝了一口说：

　　“是甜酒。”

　　毛泽东摇摇头，说：

　　“这是葡萄酒。古人说：‘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就是讲的这个。这是你们在乡里吃不到的哟!”

　　文运昌与文涧泉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连说：

　　“好酒，好酒!”

　　饭后，毛泽东详细地向文涧泉等人询问了地方工作，又询问了外婆家文氏诸表兄弟的生活和健康状况。他说：

　　“我小时候住在外婆家，舅舅、舅母待我很好。舅舅教我读书识字，舅母在油灯下纺棉花，我就在旁边听外婆和其他长辈讲故事，就在油灯下看小人书。可惜现在他们不在了。”

　　“难得主席一片孝心!有您这样的外甥，我们的父母在九泉之下，一定欣慰不已了。”

　　文运昌毕竟读过不少书，说话总是文绉绉的。毛泽东又说：

　　“十一哥，十六哥，你们过去为我受过牵累，吃过不少苦头，没有过上好日子。现在人老了，身体差了，应该享受享受。”

　　毛泽东转对陈国生说：

　　“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们，让他们过些好日子。”

　　陈国生忽然想起为舅母毛泽建修墓的事，就说：

　　“泽建舅妈的墓埋在衡山金紫峰麓，只有一块石碑。我们想把墓修一下。您是不是可以跟政府说一声?最好请政府拨一笔钱。”

　　毛泽东想了想，婉转地说：

　　“在革命的艰苦岁月，我们牺牲了很多的同志。现在刚刚解放，政府搞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哪有钱修墓呀，况且全国有那么多烈士!我父母的墓还是一个草坟，当地许多人建议为他们修墓，我都不让修呢!”

　　毛泽东这一说，陈国生便不作声了。毛泽东问起堂弟毛泽峻的情况，文运昌说：

　　“毛五阿公住在林场，婆婆老倌相依为命，没有钱，生活困难，饭都吃不饱。”

　　毛泽东说：

　　“我听泽连说过，毛五阿公想带一个礼，可是他没钱，我准备给他写封信寄点钱去。你们回去后，也代我问问他好。”

　　正在此时，工作人员进来催毛泽东休息，客人们就起身告辞，毛泽东把他们送到丰泽园门外。

　　文涧泉、文运昌、陈国生回到惠中饭店，毛泽东又派人给他们送去一筐蜜橘、鸭梨、红枣等水果。

　　后来在6月间，毛泽东在和陈国生的谈话中谈到了文运昌，他说：

　　“文十六阿公是摇鹅毛扇的。”

　　陈国生不解其意。毛泽东说：

　　“两面派。”

　　毛泽东指的是文运昌在大革命失败后，离开了革命组织，在粤军1师师部担任过咨议和在广东揭阳担任过警察所长这段历史。

　　陈国生于6月份返回湖南;文运昌于6月份在北京给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旅京的情况，他写道：

　　首道主席勋鉴：

　　前月奉毛主席电邀来京，临行匆促，不及辞谒，深以为歉。两月以来，暂游部门，甚得主席优遇。近月更拟游览天津、北戴河、山海关等地，益广识见。

　　文运昌在信中流露出无比的欣喜之情。这是后事，容后再说。

　　1951年上半年，在电影《武训传》上映期间，毛泽东观看了这部影片，文艺界关于这部影片的争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感觉到，1951年上半年电影《武训传》的上映以及对武训的大肆渲染这一事实，说明在旧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思想遗留。他再也按奈不住了，便问江青说：

　　“这部影片的脚本，你看过吗?”

　　江青回答说：

　　“没有，他们拍什么片子是从来不让我参加会议审查的。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霸道得很呢!对武训这个人，我小的时候听说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夸大了。”

　　毛泽东说：

　　“提倡什么‘武训精神’，难道他比共产党还要高明吗?这部电影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要注意了。我看你还是研究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准备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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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江青见了周扬，便说：

　　“《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江青并没有说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周扬听罢，不以为然，她认为是江青在挑刺，便说：

　　“你这个人啊，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武训传》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原来，电影《武训传》是由孙瑜根据历史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编导、由赵丹主演的一部传记片。该片的主人公武训，是山东堂邑人，排行老七，故名武七，绰号“豆沫”。他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训”字是当时清朝政府在武七死后为表彰其“行乞兴学”赐给他的名字，意在“为天下后世训”。

　　武训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随母流浪乞讨。稍长，曾给地主扛活，后一直行乞。年青的武训在扛活和行乞的困苦生活中，十分羡慕富家子弟进学堂念书，有时到私塾学堂附近逗留、观望，往往招来欺凌、侮辱和被逐。由此，他以为没文化是受苦受难的根由，便决心行乞兴学，好让穷人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免受富人的欺压。他为了攒钱“兴义学”，讨得富人的施舍，便装出笑脸，任人拳打脚踢，竖蜻逗人乐，学狗爬任人骑，表演喝脏水、吃屎尿、吞蛇蝎，以博富人的围观、取乐。只要能讨到钱，什么屈辱都能忍受下来。这样积蓄下来的钱，他自己一分也舍不得花，全部委托地主给他放高利贷，购置土地租给农民。30年的行乞生活和放债、收租，终于攒下了一笔钱，办起了3所义学。他的“行乞兴学”，受到当时封建统治者的嘉奖，死后被称为“义乞”、“乞圣”。

　　著名导演孙瑜在叙述编导电影《武训传》的动机时说：

　　“远在1944年的夏天，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温泉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于是就改编成了和现在大致相同的《武训传》电影剧本”。

　　影片自1948年夏开机拍摄，后因淮海战役正酣，南京岌岌可危，制片厂经费困难，被迫停拍。1949年2月，上海昆仑公司买来了《武训传》的拍摄权和部分胶片。全国解放后，上海市文化局和艺术界认为《武训传》仍有拍摄价值，脚本由编导者作了部分修改，在1950年12月由昆仑公司完成拍摄工作。

　　这部从国民党统治时期开拍、到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完成的电影《武训传》，于1951年初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和全国各城市放映。随后，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介文章，这些文章大都肯定了武训和影片《武训传》。这一类文章纷纷说：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文章还颂扬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是人民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武训坚韧不拔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为，是永垂不朽的，是值得学习的榜样;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有某种相同之处——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只不过是一个重在革命武装，一个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武训是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武训这种忘我精神，为广大贫苦阶级服务的精神，任何人都会深深地受到感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3月下旬，上海的《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天津的《天津日报》、《进步日报》等报刊，发表赞扬或者肯定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有30余篇。《大众电影》还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武训热”。 与电影《武训传》放映的同时，1951年还出版了3本关于武训的书，一本是孙瑜的电影小说《武训传》;一本是由李士钊编写、孙之隽绘画的《武训画传》;一本是由柏水撰写的章回小说《千古奇丐》。这些书同样受到赞扬。郭沫若也曾为《武训画传》题了封面，作了序言。

　　电影《武训传》公映后，仅两三个月间，北京各界观众就多达13万人次左右，绝大部分人都为武训“行乞兴学”的“奇行”所痴迷，反映了广大观众比较热烈的情绪。

　　时至1951年3月底，文坛上才开始出现了对《武训传》的不同意见。而此次对《武训传》的批判，是贾霁打响了第一炮。

　　新中国建国后在文艺界对文艺作品的讨论和批判，并非自此始。早在1951年1月，以陆定一为部长、周扬为副部长的中宣部就开始抓批判工作：1月10日，《文艺报》载文批判了3部作品，即《愤怒的火箭》、《驴大夫》和《不拿枪的敌人》。2月10日，《文艺报》刊载陈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4月，各种报刊对电影《荣誉属于谁》，展开了批判。

　　出版于4月25日的《文艺报》第4卷第1期发表的贾霁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说武训和《武训传》对于历史以至于今天，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武训的行为是不值得赞扬歌颂的。5月10日，《文艺报》第4卷第2期发表了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文章提出;陶行知先生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表扬“武训精神”，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危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的吗?”同一天，文艺报还发表了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一文。

　　但总的来看，此时的文艺界对电影《武训传》还是一片赞美和歌颂之声，持否定意见的文章只是占少数。

　　5月15日、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转载10日《文艺报》上刊登的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并且加了编者按，号召文艺界对《武训传》进行深入讨论。

　　5月20日，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的位置上。《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还是头一遭。毛泽东在其中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构成了这篇社论的主题，他写道：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以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它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还开列了长长的名单，点出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位作者，为开展大批判树立了箭靶。

　　毛泽东这一尖锐的批评，同他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述的文艺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即要求革命作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去描写人和社会矛盾，要求革命文艺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革命作家必须和新的时代相结合写出新人物，新世界。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的措辞激烈，批评尖锐，对电影《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和颂扬武训及《武训传》的人们是一个巨大震动，使人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为这篇社论刊发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短评。短评中说：

　　“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和《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批判《武训传》。昆仑影业公司立即通电全国，停止放映《武训传》。自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群众性的讨论和批判运动。这次讨论和批判，集中在3个问题上：

　　1、武训是什么样的人物?2、《武训传》是什么样的影片?3、歌颂武训和《武训传》是什么思想?

　　批判者认为，武训不是什么“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他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历代反动派表彰武训，是想老百姓都象武训那样服服贴贴当“顺民”，不惹是生非，不犯上作乱。这样的历史人物是不值得人民歌颂和学习的。

　　于是，原本为《武训传》叫过好的《大众电影》编辑部以及戴白韬、梅朵等人，纷纷登报公开检讨。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主演赵丹，也作了检讨。郭沫若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一文。

　　然而，此时的周扬却依然说：

　　“武训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进步意义，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要请示**同志，要做调查研究，不能急躁鲁莽。”

　　胡乔木也说：

　　“《武训传》本质上是好的，革命的，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真理究竟在谁手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毛泽东没有想到批判《武训传》的阻力竟然会有这么大，他说：

　　“看到了吧，有人还想秋后算账呢。那好，通知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解决，看看到底武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值不值得如此歌颂?”

　　再说5月21日，中央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经过6轮谈判，双方顺利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案。在这个协议草案中，**喇嘛承认了班禅的合法地位。

　　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案。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为首的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全权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庄严的签字仪式。朱德副主席主持了签字仪式，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4人和西藏地方政府阿沛.阿旺晋美5人，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上签了字。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李维汉和张国华，一见面，他就高兴地对二人说道：

　　“好哇，你们办了一个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

　　毛泽东话锋一转，关切地向张国华询问道：

　　“进藏部队能否吃饱肚子?”

　　张国华汇报说：

　　“部队生活是苦一点，勉强可以吃上饭，但情绪很好，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完成进军西藏的艰巨任务。当然也有个别部队嫌进藏艰苦，不想到西藏去。”

　　毛泽东说：

　　“去年我就讲过，你回去再告诉他们，进藏对个人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但你是共产党员，党需要你去，你去不去?”

　　张国华汇报说：

　　“昌都战役后，等待谈判结果的进藏部队，一面休整训练，一面开荒自救，解决吃粮问题。同时进一步开展了解放全西藏的教育，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并掀起了学习藏语、突破语言关的群众性学习运动。”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说：

　　“好!部队要一面进军，一面建设。要坚持‘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不能增加藏族群众的负担。你们在西藏考虑如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5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门前等候着班禅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成员们的到来。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一行人一到，毛泽东就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班禅向毛泽东献上哈达和礼品。礼品中有红缎锦旗一面，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绣着“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另有绣在黄缎子上的献词一份，镶嵌“毛主席万岁”的金盾一座，藏制长寿铜佛一尊，藏制银满扎(状似银塔——笔者注)一套及金丝缎、藏香等西藏名贵产品，还有20世纪初西藏抗英战士使用过的武器弹药等珍贵礼品。

　　毛泽东把班禅和代表们请进客厅落座，通过翻译一一询问了他们的姓名、年龄及在政府中的职务，还问他们到北京身体适应不适应，生活习惯不习惯。代表们站起来回答时，毛泽东让他们坐下说话，还让他们吃糖、喝茶、抽烟。毛泽东问：

　　“你们和李维汉谈得怎么样?”

　　阿沛.阿旺晋美说：

　　“谈得很好，已经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哇，这是件大好事，大大的好事。”

　　毛泽东又问：

　　“你们怕不怕革命?”

　　有位代表说有些害怕，毛泽东笑了起来，他说：

　　“你们不要怕，革命是解放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进军西藏是解放人民，为人民服务的。藏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我们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在历史上，西藏地区的人口曾达到1千万人，现在藏族人口减少到1百多万人了，这样继续几百年，藏族就会灭绝的。你们希望不希望发展呀?我们共产党要帮助所有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还要帮助发展人口，对藏族人民也是这样，你们怕什么呢?你们不用耽心民族衰亡。”

　　毛泽东又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故事，鼓励代表们为加强汉**民的团结做贡献。毛泽东还对阿沛.阿旺晋美说：

　　“我们共产党是帮助你们发展西藏的文化经济事业，不是为了办坏事，如果有汉族干部欺负你们，你来找我们。”

　　晚上，毛泽东为庆祝协议的正式签订，将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

　　在宴会开始前，毛泽东又同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谈了话。他打开一本国民党时期的地图册，对阿沛.阿旺晋美说：

　　“你看，国民党把工布江达以西也划给西康省，这是不符合历史的。我们把它改过来，今后还是以金沙江为界，金沙江以东为西康，以西为西藏。这样就符合历史，你看怎么样?”

　　工布江达这个地方就有阿沛.阿旺晋美的庄园，他满意地说：

　　“中央的修改符合历史事实，我完全拥护，感谢中央对西藏的关怀。”

　　这天晚上，应邀出席宴会的有班禅大师及其堪布会议厅官员;西藏的5位代表;中央的4位代表及有关人员。毛泽东让阿沛.阿旺晋美坐在他的右边，让第10世班禅大师坐在他的左边。应邀作陪的有朱德、刘**、李济深、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在京的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及首都各界著名人士180余人。毛泽东在致词中说：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接下来，朱德、李维汉、班禅、阿沛.阿旺晋美也先后讲了话。班禅身着黄袍走上讲坛，真诚地说：

　　“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地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与班禅三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毛泽东在宴会上亲自为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大师夹菜，亲切异常。

　　5月25日，毛泽东正式发布训令，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必要兵力进入西藏，以保证协议的实现和巩固国防。

　　毛泽东指示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人说：

　　“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毛泽东将他写给**的亲笔信交给张经武，让张经武转交给**喇嘛。

　　张经武，又名张仁山，1906年出生于湖南省酃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国华，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1929年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谭冠三，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欲知西藏和平解放能否顺利实现，后来情况又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39　

第239章

　　“我国政府的立场是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手段予以解决，只要美国政

　　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我们愿意同美方谈判。但是，

　　不要对谈判有依赖和侥幸心理，必须加紧作战准备，如果敌人大举进

　　攻，你们必须大举反攻，必须明确持久作战的方针，能打几番激烈的

　　战斗，给敌人以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教训，也许敌人会知难而停。”

　　话说在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中，由于中朝军队口张得大了，企图一次战斗消灭美军3个师，但由于美军是摩托化部队，中朝军队靠两条腿走路，不易对美军形成包围。即使志愿军对美军形成包围，也无空军配合，坦克极少，炮兵和反担克武器也不足，对被围之敌也啃不动，吃不掉，部分美军不仅突围跑掉，还使志愿军蒙受了一定的损失。

　　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司令员，他在电文中写道：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1个整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识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1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1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则在几个月内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行大歼灭战的阶段。”

　　5月27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他在谈话中重述了上述作战方针，强调“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1个营为目标”。最后又嘱咐说：

　　“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讲清，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

　　5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重要社论。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加写了许多重要段落，论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和平解放西藏的具体方针、政策。毛泽东写道

　　“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如果他们不守纪律，如果他们欺负西**民和不尊重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么，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就应负责及时纠正。”

　　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正式对外公布和平协议。至此，帝国主义分子和少数阴谋分裂分子企图分裂西藏的梦想彻底破产了。

　　后来，13世**喇嘛丹增嘉措于7月21日由亚东启程，于8月17日返回了拉萨。

　　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说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1951年6月1日，陈赓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兼任第3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6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从朝鲜来到北京的金日成。

　　6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写道：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办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7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

　　6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

　　“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在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

　　6月9日，即农历五月初五日，这一天是傅作义的生日，毛泽东特意请傅作义和华北的几个人去吃饭。进餐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傅作义感到非常温暖和亲切。

　　傅作义回到家里，对人说：

　　“毛主席真细心，真伟大，令人钦敬之至。”

　　此时，有人说民主人士是招牌，有职无权。傅作义反驳说：

　　“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没有感到有什么隔阂。”

　　6月10日，高岗和金日成乘坐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6月10日这一天，第5次战役结束。中朝军队取得了歼敌82000余人的胜利，志愿军也付出了伤亡75000人的代价。自此，双方的战线胶着在“三八线”附近，进入战略对峙阶段。

　　自志愿军入朝以来，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实施战略反攻，经过5次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

　　6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6、7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3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3兵团及19兵团至每军45000人，并有相当训练。丙、13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

　　6月12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听证会，魏德迈在会议上说：

　　“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

　　6月13日，斯大林同金日成、高岗进行了会谈。

　　毛泽东了解了三方的会谈情况后，致电金日成、高岗说：

　　“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1、等待敌人提出。2、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方面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即斯大林——笔者注)同志商量决定。”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提出的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做出反应。

　　6月14日，杨成武应召来到中南海颐年堂。他见了毛泽东，立正敬礼，口称：

　　“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招一下手，说：

　　“坐下吧，请坐。听**、荣臻同志说，你们‘首都兵团’已经做好了入朝准备，这很好。”

　　“指战员的士气很高，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表示不怕牺牲，要多打胜仗。”

　　毛泽东说声“好”，就给杨成武介绍了战场上的情况，他又说：

　　“你去!你要赶赴朝鲜前线，稳定战线。现在是运动战转向阵地战。美国人说我一生不愿打阵地战，这次我就打他一个阵地战!在三八线打!成武啊，不准轻易放弃一寸土地，你莫给我丢脸!”

　　杨成武挺身而起，说：

　　“男儿有志在四方，马革裹尸固其常。主席，我决不辱没京津卫戍部队的光荣!”

　　“呵，是的，老百姓叫你们‘首都兵团’么。”毛泽东起身做个手势：“走，吃饭，今天我请客。”

　　在院子里的凉棚下，方桌上摆着4碟菜，1瓶通化红葡萄酒，4只高脚玻璃杯。毛泽东、江青请杨成武和他的副政委张南生共进午餐。

　　江青斟满酒，毛泽东起身举杯，杨成武、张南生也忙起身，端起酒杯。毛泽东说：

　　“成武啊，我跟你喝一杯酒。”

　　“主席，应该我先敬您酒。”

　　“不，今天我先敬你。希望你们到了朝鲜，一定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主席，尊重朝鲜人民军和人民。要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干杯!”

　　毛泽东一饮而尽，杨成武跟着一饮而尽。毛泽东一口菜不吃，又端起杯说：

　　“再敬你第二杯。你必须守在三八线;你只许在38度线和38.5度线之间机动，多退一步也不行，除非经我批准。干杯!”

　　“干!”杨成武与毛泽东碰了杯，一饮而尽。毛泽东依然不坐也不吃菜，第3次举杯，说：

　　“第3杯酒我要求你们兵团在今后作战，重要电报除发志愿军司令部外，同时还要发北京，发给我。我毛泽东要给美国人打一个阵地战。干!”

　　毛泽东这是第一次用这么大的酒杯，一口菜不吃连干3杯酒。

　　不久，杨成武和副司令员孙继先率领第20兵团入朝作战。

　　后来杨成武回忆说：“毛主席敬我3杯酒，我在三八线坚守阵地2年，创下3项记录：日歼敌最高记录;战役歼敌最高记录和歼敌总数最高记录。”

　　20兵团下辖有以肖新槐为军长的第66军。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不得不说一说，他就是王蕴瑞。

　　在杨成武率部进入朝鲜以后，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由，要求调王蕴瑞出任第20兵团参谋长。这是王蕴瑞第6次出任参谋长，他在朝鲜战场上，先后协助过邓华、杨得志、杨勇3位志愿军司令员。

　　王蕴瑞，1910年出生于河北省巨鹿县一个农民家庭。他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参谋长，先后给陈再道、陈赓当过参谋长。就在王蕴瑞即将到第20兵团上任之际，即将到朝鲜作战的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知道了，陈赓找到周**，硬是将王蕴瑞改任第3兵团参谋长。后来王蕴瑞先后协助陈赓、王近山指挥了上甘岭战役。从1953年起，王蕴瑞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再说1951年6月，毛泽东召见16军政委陈云开。毛泽东说：

　　“我看过你在遵义剿匪的电报，干得不错，你们在剿匪中当了模范，在抗美援朝中要再立新功。”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请16军的领导在全聚德吃饭。聂荣臻对陈云开说：

　　“主席给你讲的时间最长。”

　　陈云开说：

　　“主席知道我水平低，要讲细一些。”

　　6月15日，毛泽东在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的电报中，对于有些区、村干部群众在镇反中以为缓期执行就是完全宽大、以观后效就是一笔勾销的误解问题写道：

　　“缓期2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它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6月16日，《学习》杂志第5期发表了署名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在此前审阅了这篇文章，还在其中加写了一些重要文字，他写道：

　　“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不久，《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准备对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这个调查团由下列13人组成，他(她)们是：

　　《人民日报》的袁水拍;中央文化部的李进，也就是江青;还有钟惦裴，他是周扬的秘书;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的冯毅之;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的宇光、杨近仁;平原省文联的王燕飞;《平原日报》社的陈蕴山;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的司洛路;中共堂邑县委的段俊卿、赵安邦;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的赵国壁;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的韩波。

　　毛泽东在调查团出发之前指示说：

　　“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样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6月21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示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的一些修改问题。

　　原来，胡乔木此前曾受命为刘**准备在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稿，他花了1星期的时间，写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的草稿，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却批示道：“此文以胡乔木同志名义发表。”胡乔木以为不便遵命，他就去找毛泽东，说：这么一来，怎么向刘**同志交代?毛泽东说：**同志那里由我去打招呼，另外找人起草报告。于是，《人民日报》便迅速排印《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定于6月22日见报。

　　毛泽东当即在胡乔木的信上作了批示，原件如下：

　　主席：

　　《三十年》《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1张1次登完，现其余均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1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12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毛泽东批示：可以。)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毛泽东批：“方针”为好。)

　　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毛泽东批示：这样好。)

　　第1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13人，惟李达说是12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泽东批示：是12人。)

　　以上各点请指示。

　　敬礼!

　　胡乔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收到了仇鳌从长沙寄来的一封长信，只见信中写道：

　　“……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宜停滞与腐蚀。从来讲主义、谈革命，在宣传革命的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好如孟子所谓：‘劳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问题未可丝毫忽略得的。”

　　毛泽东看罢，将信放在桌子上，点燃了一支烟，微笑着自言自语道：

　　“到底是亦山先生啊!”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朝鲜战场双方停火谈判，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迫不及待地发表演说，同意马立克的建议。

　　毛泽东把朝鲜金日成首相秘密请到北京协商。金日成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坦率的交谈，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

　　“我们的指导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以和平方式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

　　金日成还想进一步扩大战果，再多收复一些失地。周**说：

　　“我们已经将敌人赶到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是我们的技术装备仍然处于非常悬殊的劣势。现在谈判条件成熟了，应该边打边谈。”

　　毛泽东说：

　　“要做好两手准备，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打。”

　　金日成最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双方还就谈判代表问题进行了研究。

　　6月下旬，毛泽东根据这一新的形势，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思想，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方针。其战略目的是通过积极防御，逐渐削弱敌人，创造条件，准备反攻，或迫使敌人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问题。

　　新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略目的，要求志愿军利用朝鲜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阵地，实行“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方针，以“积极防御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式”，进行固定战线的攻防作战，长期消耗敌人，争取时间，积蓄力量，改善装备和后方运输，为实现战略总目的创造条件。自此开始，朝鲜战争双方进入了“谈谈打打，谈打结合”的新阶段。

　　6月26日，毛泽东在符定一的来信上写了一个批示。符定一在信中汇报了中央文史馆的筹备情况，催促尽快批准成立，以便解决一批旅京老人的生计困难;并提出如果迟延开办，则请政府先发表一批老人名单，先期照单接济。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

　　毛泽东

　　6月30日，美军司令李奇微致信中朝两军司令官，说希望举行3方停战谈判;他还提出谈判地点在停泊于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1951年7月1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完全同意主席提出的方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

　　这一天，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给李奇微说，同意举行3方停战谈判;同时建议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进行谈判。

　　中朝方面确定的停战谈判代表是：首席代表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副代表为志愿军副总司令邓华、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侦察局局长李相朝和张平山。

　　毛泽东因这些停战谈判代表不是专门的外交人员，就又为他们选定了两个谈判高手前往助阵，一个是外交部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一个是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毛泽东亲自找到李克农谈话说：

　　“是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

　　此时的李克农正有重病在身，他表示愿意抱病前往，为国尽忠。

　　7月2日凌晨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并金日成说：

　　“我国政府的立场是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手段予以解决，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我们愿意同美方谈判。但是，不要对谈判有依赖和侥幸心理，必须加紧作战准备，如果敌人大举进攻，你们必须大举反攻，必须明确持久作战的方针，能打几番激烈的战斗，给敌人以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教训，也许敌人会知难而停。”

　　他同时嘱咐彭德怀等人，要布置好在开城谈判的可靠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并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也做了部署：

　　“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打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轰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

　　杨成武两个军及50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38、39及42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

　　7月4日凌晨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

　　7月5日，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出发，前往朝鲜。

　　行前，毛泽东、周**专门接见了李克农、乔冠华等人，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7月7日，毛泽东在空军司令部将派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的报告上批示道：

　　“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

　　7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同周世钊、蒋竹如等人谈话时说：

　　“《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7月8日，朝鲜战场上的双方联络官会议在朝鲜开城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举行。双方交换了代表名单，决定于7月10日上午开始谈判。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其他成员有：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南朝鲜军第1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中方代表为了戏弄美李军代表一下，就说：

　　“为了便于识别，以免误伤，希望你们的代表乘坐的车辆上，挂上醒目的白旗，除代表以外的人员，要佩戴上醒目的白袖章。”

　　美李军方面代表见中方代表说得很认真，还真的就答应了。

　　7月9日，毛泽东仔细地审阅了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谈判中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写道：

　　“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接受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21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

福和中学老师

　7月9日，毛泽东的同窗好友李中逝世于南县。

　　原来在1951年，毛泽东得知李中在故乡从事教育工作，想起1919年初李中在浦口借给他钱的事，仍是十分感激，就先后3次写信给李中，邀请他到北京会晤。不幸的是，李中在应邀赴京途中患了重病，不治身亡。

　　7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同联合国军代表团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来凤庄举行首次停战谈判。这一天，美李军代表来到开城的时候，还真的应中方的要求在车上悬挂了一面白旗，使得中朝方代表忍俊不禁，美李军代表这才感觉不对头。后来他们就要求不坐汽车，而是改乘直升飞机来。

　　10日上午10时，双方谈判正式开始。在谈判大厅里，东西横向放着一张长方形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幅墨绿色的台布。双方代表在桌子两侧相对而坐，彼此都显得有些紧张。

　　美方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长官乔埃，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谈判刚一开始，他便开口说道：

　　“我们双方代表都是军人，我希望大家说话能像子弹出膛一样，直率迅速地解决面临的问题。”

　　乔埃怎么也想不到，中朝方面代表团实际上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3道线，第一线直接出面的是南日、邓华等人，第二线是乔冠华和负责联络的柴成文，第三线则是幕后指挥的李克农。李克农还负责将每天谈判的情况，上报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随时请示。李克农实际上成了中朝代表团的负责人，由于他的身份不便公开，大家就称他为李队长，而把乔冠华叫做乔指导员。

　　第一次双方会谈自然是无果而终，问题就卡在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上。李克农随即将会谈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乔埃则向李奇微诉苦说：

　　“中国人真难对付!他们把朝鲜人推到前面，同我唇枪舌剑地辩论，自己却躲在背后出鬼主意。”

　　7月11日，毛泽东复电给李克农说：

　　“撤兵一条必须坚持。”

　　7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就他修改后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原来武训历史调查团在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20多天调查工作，直接或间接访问了160多名各阶层的人物，还搜集、查寻了各种文献材料，包括县志、晚清民初有关著作、纪念文集、地亩帐、碑文、墓志铭、匾额、土地契约等等，掌握了有关武训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调查团回到北京后，由袁水拍、钟惦裴、江青3人执笔，写出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记》。《调查记》除前言外，分5个部分：1、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2、武训的为人。3、武训学校的性质。4、武训的高利贷剥削。5、武训的土地剥削。《调查记》中关于武训剥削的结论是：

　　“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大地主武训以‘兴义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剥削。我们从被访问的农民口中，知道武训凭借特权，可以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地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给某一佃户续种。武训凭借特权，还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欠收，却有不准有任何减免，而是‘死租子’。农民们说：‘武训的租子不能欠，不交不行。’在我们所能见到的那些地亩文约上，没一处是直书‘武七’这个名字，而是一律尊称为‘义学正’。从这里也看得出当时这个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风不少了。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

　　江青在此处又加了一句话：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个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民也应当觉醒了。”

　　调查团将《武训历史调查记》呈送给毛泽东后，毛泽东从文字上对每一部分都作了认真地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多达15处。他在武训兴办“义”学一处，加写的是：

　　“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才有这种可能。”

　　再说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

　　乔木同志：

　　此件请打清样10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

　　7月12日，美李谈判代表提出要带20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谈判会议区域，并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带了20名记者前往开城采访，遭到了朝中联络员的拒绝。美李代表团便以此为借口中断了谈判。

　　7月13日，美李代表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并称你方如同意这些建议，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

　　7月14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转金日成、彭德怀，他写道：

　　“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

　　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朝方面重新起草了给李奇微的复信，他写道：

　　李奇微将军：

　　你的7月13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它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7月8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想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请贵方新闻记者代表20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1951年7月14日

　　7月15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重新开始。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对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他写道：

　　“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

　　李克农在谈判期间病情日益恶化，有一次在开会时竟然昏死过去了。毛泽东只好派伍修权去接替他，他却说“临阵不换将”，坚决不肯回国。毛泽东只好让伍修权留下来协助他工作。

　　7月17日，周**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往前线。电报中写道：

　　“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因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

　　毛泽东在此处后面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我们提此条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

　　电报中还说：

　　“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7月19日，李克农在谈判会议结束后致电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他写道：

　　“南日又根据发言稿精神，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起进攻，使对方对南日所问为何不同意撤军及停战后将军队留驻朝鲜的目的何在二问题，局促无词，窘态毕露。南日今天在会上发问灵活机敏。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

　　7月20日，美国政府指令其谈判代表说：

　　“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

　　这说明他们也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准备在讨论撤军问题上作出让步。

　　7月23日，周**根据毛泽东对撤军问题提出的新方针，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他写道：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日成首相的同意。”

　　据此，电报中要求南日在25日的谈判会议上，提出增加一项议程，即：

　　“其它有关停战的问题：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

　　7月23日至28日，《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后来，又印成小册子发行。长篇《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实际上为武训历史作了结论。

　　7月26日，停战谈判双方通过了一个5项内容的谈判议程：1、通过议程。2、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3、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4、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5、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终于进入了实质性谈判阶段。

　　7月28日，江青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介绍了武训调查团的工作，她还肯定了4月份报刊上对电影《光荣属于谁》的批判。

　　7月，邵力子从淮河流域视察回到北京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考察报告。没过几天，毛泽东亲自给邵力子打电话说：

　　“先生的报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已研究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

　　1951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文章说，影片用改良主义代替人民革命行动，用个人苦行代替群众斗争。影片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不用触动旧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要破坏旧社会的政治制度，只要在人民中普及文化教育，只要有武训这样的苦行，就可以根本改变人民的被压迫地位，用不着进行群众的革命武装斗争。

福和中学老师

批判者认为，许多人赞扬武训和《武训传》并为“武训精神”深深感动，是由于歌颂者头脑中的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在作怪。他们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不问武训的行为对哪个阶级有利，抽象地颂扬他的“奇操苦行”、“清风亮节”，混淆了革命同妥协投降的根本区别。这种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正是旧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突出特点，也是他们之所以颂扬武训的思想根源。

　　影片把武训的忍气屈辱的“苦行”涂上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色彩，把武训到处下跪磕头的行为同他“办个义学为贫寒”的“高尚理想”结合起来，产生了特别强烈的迷惑性。所谓“武训精神”正是被反动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8月8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迫于舆论的压力，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论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是他在批判《武训传》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为批判运动作了肯定性的结论。

　　后来在 8月26日，夏衍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检讨文章《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工作》。

　　8月间，毛泽东召见刘**、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解决他们和山西省委及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鲁笳之间持续了将近半年的争论问题。

　　原来早在1951年3月间，山西省委在晋东南老区试办了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于4月17日给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山西省委的这一意见，遭到了华北局和刘**的反对。5月4日，华北局在给山西省委的批复中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步动摇、消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5月7日，刘**在中共第1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批评了山西省委提出的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他说，用合作社的办法使中国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6月3日，刘**在同华北局的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和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鲁笳等人谈话中又说：“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

　　山西省委在农村夏收以后，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丰产增收、吸引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事实材料，上报给华北局和中央。7月3日，刘**为转发山西省委的报告，在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消弱直至否定私有制，把农村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7月5日，刘**在中南海春藕斋给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作报告时又说：“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将来富农要以阶级姿态出现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权会被富农操纵。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夺他。现在富农固然有剥削，但也有好处，能稳定中农，有利社会生产。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

　　山西省委和华北局及刘**的这一场争论，毛泽东因为一直忙于指挥抗美援朝的种种事务，所以根本不知情，当他一发现这场争论，马上就把刘**和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刘澜涛叫去谈话，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批评了刘**提出的“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观点。据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刘**、薄一波、刘澜涛马上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至此，围绕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终于结束了。陶鲁笳等人在这场争论中始终能够坚持原则，不唯上、不让步，实在令人钦敬。

　　这正是：直道为良谋，精钢不做钩。为民谋幸福，哪怕风雨稠。

　　浩然有正气，高压难低头。斯人留亮节，千古说风流。

　　后来，陶鲁笳从1953年7月起开始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5月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60年10月任中共华北局书记，1965年9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政治部主任，1973年7月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同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再说1951年夏季的一天，因为无风，天气闷热。中午刚过，毛泽东上穿细沙织成的背心，外面罩着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衣，领口松散着，两只袖子卷到肘弯处。下着一条浅灰色的、宽大而长的单裤，坐在院子南边树下的一张藤椅上乘凉。他那高而宽阔的前额上，布满了细细的小汗珠。

　　毛泽东把双臂放在藤圈椅的扶手上，线装的书卷握在下垂的左手里，右手夹着一个插着半截香烟的烟嘴，苍白色的烟灰已经有1厘米多长了。

　　王鹤滨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用右手朝右前侧的藤椅伸了伸，示意他坐在自己的身旁。王鹤滨怕打扰毛泽东的思绪，轻轻地坐下来，陪着毛泽东静静地坐着。

　　此时，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因为提到了蒋介石而争执起来，李敏说：

　　“蒋介石是中国人。”

　　李讷也坚持自己的看法：

　　“蒋介石不是中国人，因为他太坏。”

　　“他是中国人。”

　　“他不是中国人。”

　　“他坏，他坏也是中国人呀!”

　　“他是坏人，坏人就不是中国人!”

　　姊妹俩争执不下，就想起了爸爸，他们认为爸爸学识渊博，世界上没有爸爸解答不了的问题。李讷说：

　　“咱们找爸爸去，让爸爸评评谁说的对。”

　　李纳说着就从菊香书屋的通道中向院里跑去，李敏也紧紧跟在后面。

　　李讷束着两条小而短的辫子，并排在脑后。李敏也束着两条辫子，浓黑而粗长，辫梢搭在双肩，用蓝色的锦缎带打着蝴蝶结。姊妹俩在白色衬衣的翻领下都系着红领巾，妹妹穿着刚刚过膝的小裙子，姐姐的裙子较长，裙边的下摆拖到了脚面。跑在前面的李讷，白皙透红的鸭蛋型脸庞上，嵌着两只大而发亮的眼睛。跑在后面的李敏，皮肤略黑于妹妹，瓜子型的脸，黑黑的大眼睛，有两道比妹妹浓黑的双眉。

　　李讷先跑到毛泽东跟前，喘着气，蹲下身子，双手扶着爸爸的双膝;李敏来到爸爸的身后，双手搭在藤椅靠背圈上，从爸爸的右肩伸过头去，望着爸爸笑笑。

　　“爸爸，你说，蒋介石是不是中国人?姐姐说他是中国人!”

　　急性子的李讷一边问，一边用两只小手掌使劲地摇晃着爸爸的双膝，急切盼望得到爸爸的回答。毛泽东俯视着膝下的小女儿，面带微笑地说：

　　“蒋介石是中国人!”

　　李敏听毛泽东如此一说，高兴得撑着藤椅背圈，用力向上挺挺身子，有意让妹妹看看她得意的神态。李讷急了，把小嘴撅了起来，不服气地又问：

　　“蒋介石那么坏!他还是中国人?”

　　毛泽东认真而耐心地说：

　　“蒋介石确实很坏，但他还是中国人。现在他跑了，跑到我们中国的台湾省去啰!”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口烟，又轻轻地吐出来。李敏就怕闻到烟味，用手把飘到她面前的烟左右拂开。毛泽东带着沉思，像是对女儿、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蒋介石这个人很坏，外国人想要他，我们还不给哩。”

　　“那为什么不给外国?”

　　“因为，他是中国人!”

　　毛泽东说完，乐呵呵地笑了。李讷这才明白了，中国人里也有坏人。姊妹俩得到了答案，心满意足了，又一前一后地跑开了。

　　关于蒋介石的话题引起了毛泽东沉痛的回忆，他以低沉的语调对王鹤滨说：

　　“蒋介石杀死了我的夫人杨开慧，杀死了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还杀死了我的妹妹毛泽健和我们毛家的毛楚雄。蒋介石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优秀的中华儿女、革命志士!蒋介石也曾悬赏要我的头!”

　　他说着，将手中的烟嘴用食指弹了几下，使烟头上的灰落入烟缸中，将烟嘴放入嘴中，慢慢地用力吸了一口，继续说：

　　“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没有杀他，还是把他放了。”

　　毛泽东凝视着前方，沉思着，从他口中吐出来的烟，在眼前形成了层层上升的薄薄的烟幕。他说：

　　“我在青年时代，有着一个抱负，觉得中国这样衰落下去是不行的;但我那个时候尚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曾在程潜的部队里当过兵，站过岗，放过哨，受过军事训练，在部队里的时间很短，就离开了，我发现那个时候当兵，并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

　　他停顿了一下，吸了两口烟，接着讲：

　　“我到了北平，临时在北大红楼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图书馆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便利，使我能阅读到很多的书籍，在这里我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势是非常好的哟，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了。那个时候，如果党内有个好的领导者，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革命取得胜利就会比现在要早好多年，少牺牲多少革命的同志啊!”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轻轻地吐出，一缕青烟向上袅袅地飘起。他非常痛惜地接着说：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把革命的大好形势断送了。他不要农民，不要武装，当蒋介石向我们杀来时，毫无抵抗力量，许多革命志士死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代价是巨大的啊!大革命的失败，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20多年。

　　那时的革命者尚很幼稚，对当时党内的大人物陈独秀，未能阻止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虽然有很好的革命成功的客观条件，革命还是失败了。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果实断送了，他本人也被蒋介石抓进了监狱。陈独秀出狱后，曾向党中央写过信要求回到中央来……”

　　王鹤滨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忍不住插嘴问道：

　　“主席，中央答应他回来吗?”

　　毛泽东又吸了两口烟，说：

　　“中央接到陈独秀的信后，给他回了信，告诉他，要回来是可以的，但他必须公开地承认错误。”

　　王鹤滨又问了一句：

　　“主席，他承认错误了吗?”

　　毛泽东说：

　　“陈独秀没有公开承认错误，他也未能回到中央来。”

　　欲知毛泽东以后还有那些重要论述，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40

第240章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取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话说在开城实质性谈判中，美方反对中朝方面提出的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提议，他们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对它的“海空军优势的补偿”。中朝方面代表立即反驳说：

　　“如果你们没有海空军优势的话，早就被赶到海里去了。”

　　美方代表恼羞成怒，他们叫嚣说：

　　“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1951年8月18日，“联合国军”果然在东线发动了所谓的“夏季攻势”。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为配合其夏季攻势，依仗其空中优势，对朝鲜北方的工厂、矿山、农田、水库以及运输补给线，实行了大规模的狂轰滥炸，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绞杀战”。

　　后来在中朝军队的奋勇抗击下，“联合国军”在夏季攻势中被歼灭了78000千人。

　　8月25，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向拉萨进发。

　　另外，还有新疆军区入藏骑兵支队、西北军区独立支队在18军之前，云南入藏部队在18军之后，分别向西藏进发。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民的大力支持下，克服无数困难，翻越10余座雪山峻岭，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草原、沼泽地带，克服了高寒缺氧、断粮疾病的袭扰，先遣部队于9月9日到达拉萨。

　　1951年9月3日晚，毛泽东约梁漱溟到菊香书屋谈话。

　　原来在1951年春，中央组织赴西南土改考察团。梁漱溟至此悟出，毛泽东去年要他到南方看看的用意，便主动向中央统战部报名参加。梁漱溟所在的分团有20余人，由章乃器任团长，自5月初出发，到四川考察土改情况，于8月30日返回到北京。

　　且说梁漱溟来到菊香书屋时，章乃器刚刚告退。毛泽东亲切地握着梁漱溟的手说：

　　“土改团的情况，章乃器先生刚才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先开饭吧。”

　　毛泽东知道梁漱溟吃素，就一个人陪他吃饭。饭后，毛泽东问道：

　　“对土改，对四川，你的印象如何？随便聊聊吧。”

　　梁漱溟说：

　　“对土改，我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与要求，土改是深得民心之举，也很必要，很及时。但是，毛病也不是没有，有些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可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儿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后果不好。”

　　毛泽东笑着说：

　　“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于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但愿如此。”梁漱溟把话题一转，又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就出现了安定的情势。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那么快，是我没有料想到的。”

　　此后不久，梁漱溟在10月间写出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和《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他写道：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的自我检讨与反省，说明他在事实面前，终于承认在延安与毛泽东的争论，毛泽东是正确的，他自己是错误的。

　　9月初，江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议上，点了副部长周扬和胡乔木的名，说他们“抗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9月6日，江青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对拍摄电影《南征北战》发表了意见，她表示支持。

　　此后，江青提出去南方参加土改运动，毛泽东同意了。她被安排在湖北农村，使用“李进”的名字，随着李先念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武汉。

　　9月间，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又发动了所谓的“秋季攻势”。

　　在此期间，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兼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指挥空4师，大战美国空军，3天击落美机26架，击伤8架，首创击落美国最先进的F-86飞机的战绩。毛泽东看到战报后，挥毫写上批语：

　　“空4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

　　9月15日，这一天是中秋节，文涧泉、文运昌旅京一晃4个月过去了，毛泽东在丰泽园第3次接见了文家二位表兄，与江青一起和客人共进晚餐。

　　吃过晚饭，大家一起来到颐年堂外的地坪上，毛泽东站在中间，文涧泉、文运昌依次站在毛泽东右边，江青站在毛泽东的左边，4个人面对摄影师的镜头，显得非常亲切、融洽，就像一家兄弟姑娘一样，留下了毛泽东与外家亲人分别数十年之后的第一次合影。

　　第二天，文涧泉、文运昌启程南下，毛泽东派工作人员送给每个表兄合影一张，皮箱一口，羊皮袍一件。另外，还有两大箱礼物。两只木箱又高又大，足有一个成年人高。

　　此前，毛泽东曾对文涧泉说：

　　“十一哥，外婆家有三大房，这几十年来多了很多人，我都弄不清了。你帮我造个花名册，要详细一点，好让我心里有个谱。”

　　文涧泉虽然读书不多，记性却很好，他花了几天时间，按文家的亲疏、辈分排列，造了一份上百人的花名册。毛泽东接过花名册，翻了翻，连声说：

　　“好，好，很详细。”

　　于是，毛泽东让人按名册给外家诸亲人买了两大箱礼物。这些礼品有：所有健在的表兄、表嫂各2丈2尺咔叽布料，纱袜2双，毛巾2条；所有表侄儿、表侄女、表侄媳各蓝咔叽布料6尺，纱袜1双，毛巾1条；所有侄孙辈，在学儿童每人赠笔记本、画册、铅笔文具一套，学前儿童每人赠袜子1双、各色糖果2斤、玩具2件。玩具中有木枪、皮球、洋娃娃、老虎、小白兔等。

　　文涧泉见毛泽东为众多乡亲添置衣料，要求给他缝制一件长袍。毛泽东摇摇头说：

　　“平均每人只有1丈多布票，哪有那么多布来缝长袍。”

　　毛泽东说毕，吩咐工作人员把自己的一件旧长袍拿出来，送给文涧泉。

　　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两名工作人员护送两位表哥回湘，并嘱咐工作人员，回来时护送十七表哥文梅清上京。

　　文涧泉在临行前对毛泽东说：

　　“我汽车、火车、轮船都坐过，只有飞机没有坐了，我想坐飞机回去。”

　　毛泽东劝道：

　　“坐飞机太贵了，坐火车好。”

　　文涧泉不同意，他说：

　　“你一个国家主席，我不相信买不起飞机票。”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十一哥，不是我买不起飞机票，而是国家正在搞建设，缺钱花，大家都要节约，国家主席更应该带头啊！”

　　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里开支，付给文涧泉、文运昌各300元钱作路费，二人这才高高兴兴地上路了。

　　9月17日，文涧泉、文运昌回到家里，按册分发礼品，文家人无不万分高兴，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顿时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

　　这里众人正在热闹着，却有一人兴冲冲地离开唐家圫，来到了韶山招待所，他就是毛泽东的十七表哥文梅清。此时，来到韶山招待所的还有毛泽东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毛泽东少年时的好朋友张有成。

　　9月23日，毛泽东的客人和中央办公厅两名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了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派人接3位客人到中南海作客。他们一行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来到颐年堂。工作人员立刻迎上来，请他们到会客室休息。

　　不一会儿，毛泽东从颐年堂里屋走出来，只见他神采奕奕，满面笑容，缓步朝客人们走来。文梅清等见了，连忙起身喊道：

　　“主席，你好！”

　　毛泽东见到久别的乡亲，兴奋不已，用浓重的韶山口音连声喊道：

　　“哎呀！来访客，来啦客！”

　　毛泽东见客人们既兴奋又有些拘谨，一边同他们一一握手，一边爽朗地说：

　　“快请坐，快请坐！十七哥身体好吗？宇居大哥还蛮健哩！有成兄气色也不错嘛！”

　　毛泽东请文梅清3人共进晚餐，他特意叫厨师做了几道家乡菜，有腊肉、火焙鱼、豆豉炒辣椒、肉片汤等共有9大碗。他将家里人和工作人员都叫来，指着客人向大家一一介绍说：

　　“这是我的十七表哥，这是我的宇居大哥，这是我少年时的好朋友。他们都是我的客人，是从湖南老家来的，你们都叫他们伯父。”

　　李敏、李讷、毛远新等人一一礼貌地称呼了长辈，一一向客人鞠躬。然后，大家一起入席就餐。

　　饭后，文梅清拿出从家乡带来的酸枣饼、辣椒酱，给毛泽东品尝。毛泽东尝了一块酸枣饼，连说：

　　“好吃，好吃。”

　　接着，他又拿起那瓶辣椒酱瞧了瞧，对工作人员说：

　　“很好，很好，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

　　毛宇居拿出家中自制的槟榔，请毛泽东品尝。毛泽东见到槟榔很高兴，拿起一瓣就往嘴里放。一旁的保健医生担心他的牙齿吃不消，连忙劝说：

　　“不要用。”

　　毛泽东笑着说：

　　“这是我们家乡的习惯，我们湘潭人爱嚼槟榔。我的牙齿用了几十年了，从未检查过，嚼一嚼没关系，没关系。”

　　这天晚上，毛泽东派人把文梅清3人送到惠中饭店休息。

　　毛泽东尽管十分繁忙，还不时挤出晚上时间把文梅清3人接到家里叙谈。在谈到1927年国民党没收他家的家业，1930年何健派人挖掘他家的祖坟及杀害他的亲人时，毛泽东非常泰然地说：

　　“咯样又奈我何！”

　　毛泽东问起毛碧珠的情况，毛宇居叹了口气，说：

　　“莫问到他还好点呵，如今划了个富农成份，蛮造孽呢！”

　　毛碧珠，又名毛笔珠，谱名毛泽田，是毛宇居的小弟，生于1895年，小毛泽东两岁，自幼与毛泽东一起玩耍。1925年春，毛泽东回韶山搞农运，毛碧珠参加了农会。后来毛泽东去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碧珠随后也来到广州，在毛泽东身边从事书报管理工作，不久又返回乡里务农。由于他为人精明，经营有方，很快就买了几亩田，生活比较富裕。解放初，毛碧珠家境已经开始衰败，但他还是被划为富农，他的8亩田也分给了穷人，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毛泽东了解了毛碧珠的情况，半天没吱声。他知道，根据毛碧珠的现状，划为富农比较勉强。但他不能干预地方工作，只能对毛碧珠的困难表示同情。

　　后来在毛宇居回乡时，毛泽东让他捎给毛碧珠4丈布料，说是给大人小孩做几件衣服。

　　9月24日，周**主持召开会议，研究确定了党内学习改造运动的内容、目的和方法。

　　9月26日上午，在暑假期间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的张干、李漱清、罗汉溟、邹普勋，一起游览故宫，陪同他们的是一名办公厅干部。11时许，毛泽东派车来接他们到家里吃饭。张干高兴地捋着花白胡子说：

　　“啊！终于要见到润之了！”

　　一辆浅绿色的小轿车进入新华门来到丰泽园，停在菊香书屋门口。毛泽东笑盈盈地迎上前去，与自己的师友一一握手问好，把他们请进客厅落座。张干望着毛泽东说：

　　“润之，你身体还这么好！”

　　毛泽东说：

　　“这是在一师洗冷水澡锻炼出来的。”

　　张干趁机道歉说：

　　“一师闹学潮那阵，我曾主张开除你，真对不起啊！”

　　毛泽东凝望着30多年未见的老校长，缓缓地摆摆手，说：

　　“我那时年轻，看问题片面。当时我虎气太盛，要是像现在这样学点猴气，就不会发动‘驱张运动’了。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

　　张干见毛泽东这么说，感动得流下了泪水，他说：

　　“总之，还是我不对，身为老师，我深感愧疚。”

　　毛泽东诚挚地说：

　　“老校长，您言之过重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这颗‘寸草心’，是怎么也难报答自己老师的‘三春晖’啊！”

　　说罢，他叫来自己的子女，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老校长和师长，诙谐地说：

　　“他们是你们的太老师，你们平时常给我说，你们的老师怎么好，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

　　孩子们去罢，张干问起了萧子璋。毛泽东说：

　　“他么，后来去了苏联，成了国际著名诗人，笔名萧三，现在也住北京。”

　　“我真想看看他。”张干说：“他是湘乡人吧？”

　　“老校长，您记性真好。我把请您到北京的消息告诉他，他一定会请您到他家里做客的。”

　　“谢谢，谢谢！当时你们两个，都是我们一师的才子啊！”

　　李漱清也说：

　　“是啊，润之跟我读私塾时，就已写得一手好文章。”

　　毛泽东递给张干一支烟，说：

　　“次崙先生，您和元鲲先生都没有加入蒋帮，这很好。我从未听人说过你们的坏话。”

　　“明哲保身而已。”

　　“在旧社会，这就很不容易啊。先生现在还教书么？”

　　“在妙高峰中学教几点钟数学。”

　　“您老年事已高，就不要再教书了。学校应该给予优待，薪水照发。”

　　“谢谢你的关照。”

　　12时15分，服务员端上了饭菜，头一道菜是海参，接着是鸡、鱼、肉。毛泽东请张干、李漱清坐上席。张干让着李漱清说：

　　“李老，您是润之童年私塾时代的启蒙老师，请坐首席。”

　　“你是润之的校长啊！一校之长，当然要坐首席。”

　　80高龄的李漱清也谦让着。毛泽东笑道：

　　“好，就依李老的话，还是让我们的老校长坐首席吧。”

　　张干只得坐了首席，毛泽东不断给4位师友夹菜，又端起酒杯一一敬酒。他对张干说：

　　“次崙先生，我祝您老桃李满天下，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好事。”

　　张干赶紧站起身，举起酒杯激动地说：

　　“祝愿我的学生、我们的国家主席万寿无疆！”

　　饭后，毛泽东陪张干、李漱清4人参观了中南海，晚上，又陪他们看了一场电影。送走客人，毛泽东派人给4位老人送去了日用物品，每人一份，有被子、褥子、布毡一床，毛呢服一套，枕头一对，枕巾一方，面巾一条，袜子一双，香皂、牙膏、牙刷各一。工作人员还特意告知客人：

　　“这是主席用他的稿费买来赠送给您的。”

　　张干说：

　　“润之还是青年时期那个脾气，一丝不苟，一尘不染。”

　　9月27日下午3时，毛泽东又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为张干、李漱清、王季范等人，检查了身体。

　　9月29日，毛泽东在章士钊的来信中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章士钊在9月28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他在信中说，张之洞、段祺瑞遗属生活窘困，住宅被法院判归政府没收，生活难以为继，希望政府给予特别照顾等。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彭真同志查明情形，酌量处理。”

　　他又在章士钊的信中写了一些旁批：章士钊在信中说：“曩者传谈偶及前清遗老及北洋军阀皆不是人民敌人，政府可能予以照顾。”毛泽东批道：“因时间已久，人民已淡忘了，非谓过去也不是人民的敌人。”章士钊信中说：“按其征讨复辟、对德宣战以及晚年抗日南下诸节，皆不失为革命荦荦大端。”毛泽东在“晚年抗日南下”处批道：“只此节可取。”章士钊信中说段祺瑞所遗吉兆胡同住宅“所谓经敌人购买一节”，“乞公批交有司彻查，加以了解，能不没收最妙，万一不能亦希别筹照顾方式。”毛泽东批道：“此事可商。”

　　9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军长张祖琼，回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张祖琼，1911年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专门召见了张祖琼，向他说明了国内金门之战和朝鲜战场上第5次战役失利的主观和客观原因。毛泽东说：

　　“打胜仗一帆风顺是好事，但同时也孕育着失败的可能，不谨慎，不把敌人当回事，哪有不失利的？”

　　毛泽东望着张祖琼缺了1颗门牙的嘴，说道：

　　“你晚去几天，到协和医院把牙补上。到朝鲜后，放开嗓门，说话声音大一些，动员部队打个翻身仗。”

　　1951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首都人民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毛泽东让王季范到惠中饭店送来观礼证，用车接文梅清等人参加国庆观礼。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张干、李漱清、邹普勋、罗汉溟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登上观礼台，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这样的礼遇。

　　上午10时，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但见海军、空军、骑兵各兵种和民兵组成的方队，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着，由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各工商团体组成的队伍，如潮水般涌来，场面十分壮观。

　　毛泽东、朱德站在城楼上，向人群频频招手致意，从上午一直坚持到下午4时，始终神采奕奕，毫无倦意。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把湖南同乡粟裕叫到身边，问道：

　　“**和总司令和你谈过了吗？”

　　粟裕知道毛泽东所说的是周**和朱德昨天谈到毛泽东点了他的将，要他到总参做副总参谋长的事，就说：

　　“谈过了。谢谢主席对我的信任，但我担心干不好！”

　　毛泽东说：

　　“我相信你，同时也相信我的选择不会错，你肯定干得了，干得好。当然总部工作不同于战区，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很快就会适应的，掌握了工作规律，一通百通，路路畅通。”

　　粟裕说：

　　“请主席多指示，我一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毛泽东端详着粟裕的长相，突然好奇地问道：

　　“你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

　　粟裕回答说：

　　“我们家乡湘西会同县少数民族很多，苗族、瑶族、侗族、土家族都有，我们家是汉族。”

　　毛泽东的眼光没错，直到粟裕逝世后，经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们严密考证，确认粟裕一家是由湖南省通道县迁到他的家乡湘西会同县的侗族人。这些专家还不无遗憾地说：“早知粟裕是侗族人，1955年授衔，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肯定会出现一位侗族元帅。”

　　后来在11月12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粟裕在总参谋长徐向前及第一副总参谋长之后，为第二副总参谋长。

　　且说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派专车送张干、李漱清等人游览了明十三陵等京津名胜，还乘飞机鸟瞰了长城风光。

　　王季范又将张干接到家里，商谈湖南第一师范建校问题，并赞成张干提出的在长沙城南辟一公园，兴建毛泽东纪念馆。

　　10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确定从5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关，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材；提倡节约，严禁浪费；训练民兵，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

福和中学老师

10月10日，毛泽东给表侄文炳璋写了一封复信。

　　文炳璋是文南松的次子，1949年6月参加中共地下武装——湘中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此时，他在广州中南军区防空部队通讯连服役。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炳璋同志：

　　7月5日来信收到，谢谢你。乡里来人说，你家生活情况有一些改善。你可安心在部队工作。此复，顺祝

　　进步

　　　　　　　　　　　　　　　　　　　　　　　　　　毛泽东

　　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致志愿军党委的电报，他写道：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1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中　央

　　10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给陈叔通写了一封回信。

　　陈叔通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经75岁了，还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看土改，并亲自参加土改。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叔老：

　　10月9日惠示敬悉，谢谢您。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惟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请加考虑，春季去似乎好些，那时还有土改。又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并且看可以多走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还有，不单是土改一事，抗美、镇反、生产、教育、统战等项工作，都宜在视察之列，如果精神上顾得及的话。有一份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致以

　　敬礼！

　　　　　　　　　　　　　　　　　　　　　　　　　　毛泽东

　　后来，陈叔通看到了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分高兴。《中国建设》杂志请他写一篇新中国成就的文章，他就以毛泽东的诗句“敢教日月换新天”为题，对实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大加赞扬。此文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0月22日，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发动的秋季攻势宣告失败。在此役中，中朝军队歼灭“联合国军”79000余人。

　　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致词说：

　　“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现在开会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以外，应邀列席的尚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民解放军、工业劳动模范、农业劳动模范、老根据地代表、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工商业家、各种专家、宗教界、少数民族、华侨、妇女、青年、省市协商委员会及其它方面的代表人物，尚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出席和列席人员中包括了许多为人民所公认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者。我们这次会议的这个规模，充分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战线上都有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

　　在过去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3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外，即将于1952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会议期间，毛泽东召见了黄家泗教授，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是一个有4亿多人口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我国医生的数量在世界上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有一支中医的队伍，中医加西医，我们的力量就大得多了。”

　　10月23日这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周年之际，决定授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彭德怀坚辞不受。毛泽东得知后，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命令他要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

　　10月25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志愿军司令部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彭德怀在致答词中说：

　　“我有什么功劳值得授勋的，我只是在后方作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荣誉和功勋应该归于那些英勇杀敌的战士们。”

　　授勋仪式结束后，彭德怀指着勋章对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说：

　　“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我的指挥再高明再正确，也是打不了胜仗的。”

　　彭德怀所说的高麻子是高岗，洪麻子是洪学智。

　　抗美援朝时期，毛泽东发给志愿军的电报开头多是：“彭邓洪韩解杜”。其中的“洪”就是指洪学智。

　　洪学智，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春，洪学智正在豫东南的深山里放牛，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联庄队找到他，问他愿意不愿意吃“大户？他说：“哪有不愿意的呢！”于是，他参加了联庄队，晚上到地主家里杀富济贫“吃大户”，觉得痛快极了。同年5月6日，洪学智参加了皖西地区立夏节起义，加入了商城游击队，后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0月25日这一天，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又回到了谈判桌上。双方谈判的地点由原来的来凤庄改在位于开城东南8公里的板门店进行。

　　前面已经说过，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同样得不到。“联合国军”经过夏季、秋季两次攻势，以15万7千多人的代价，换来的只是把战线平均北移了5公里。因此，他们不得不又回到了谈判桌上。

　　再说10月12日至26日，人民解放军分4路先后到达拉萨及江孜、黑河、隆子、日喀则、亚东、阿里等边防重地，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插遍了青藏高原。至此，中国所有领土除台湾、金门、马祖等岛屿尚被蒋介石军队占据以外，全部获得解放。

　　早在10月24日，西藏**喇嘛就致电毛泽东，他表示拥护协议并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10月26日，毛泽东复电**喇嘛说：

　　“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26日这一天，进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官员、3大寺活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2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

　　在欢迎仪式上，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致欢迎词，他说：

　　“过去，无论是清朝的军队，美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来到西藏时，我们都没有欢迎过，唯有这次人民解放军到拉萨，我们热烈欢迎，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10月间，江青向中共中央反映，经她在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大量调查”，发现周扬在领导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建议在文艺界开展整风。

　　中央宣传部决定先开“小型整风会”。江青在整风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周扬。周扬在会后说：“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难做。”

　　周扬后来于12月份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不得不就电影《武训传》问题作了检查。

　　1951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根据东北地区揭露出来的一些干部有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从两个月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如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廷琳勾结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帐，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61.3亿余元（旧币——笔者注）。”

　　一叶知秋，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东北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可能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东北的现象充分表现了资本家唯利是图、损人利己韵本质。党和国家政权肌体的腐败已见端倪，不能等闲视之。

　　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增补林彪、高岗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再说文梅清等人在北京住了2个月，毛泽东多次陪同或派人陪护他们外出游览。又让秘书安排他们坐飞机到天津参观。

　　11月8日下午3时，毛泽东邀请张干、李漱清、罗汉溟和邹普勋到中南海瀛台合影留念。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是我头一次和自己这么多老师一起照相，值得纪念。”

　　晚上，毛泽东再一次和4位客人一起吃饭，尔后，又陪他们看了一场电影。毛泽东对张干说道：

　　“次崙先生，将来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老师是一支最重要的力量，请您老回去以后，好好和教师谈谈这个问题。”

　　11月10日，毛泽东派人接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到中南海吃午饭。

　　11月11日下午，毛泽东又邀文梅清等人到家中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笑着对毛宇居说：

　　“今晚，我跟你回韶山去。”

　　毛宇居不禁一愣，前几天毛泽东说过，什么时候有空了要回韶山看看。难道今晚就要动身么？毛泽东观察着毛宇居的神情，诡异地笑笑，又说：

　　“是啊，我们今晚一起回韶山，去看看你自己！”

　　说罢，他和众人来到大厅里，刚刚坐下，电影银幕上就出现了几个大字：解放了的中国。

　　这是一部中苏合拍的彩色电影纪录片，其中有不少韶山的镜头。毛宇居年轻时就留须，是一位美髯公，如今白发银须，笑容可掬，自然是摄影师捕捉的对象，既有他的中近镜头，又有他的大特写。毛泽东笑道：

　　“宇居大哥，我们不是回韶山了么？还看见了你自己嘛！”

　　老先生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形象，那个兴奋劲儿简直是无法形容。他一回到招待所，立即吟诗一首：

　　银幕一开画来传，老夫笑容及苏联。从今四海为家日，几度观光及壮然。

　　11月11日晚，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的电报中写道：

　　“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更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它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

　　11月12日，张干、李漱清等人在北京已经住了60多天，准备回湖南了，一位工作人员提着一包东西来找张干，他说：

　　“张老，毛主席本想亲自来给您老送行，但这几天实在太忙，特地让我代表他来向您老表示歉意。”

　　说罢，他打开包，取出毛泽东送张干的零用钱150万元，还有一瓶鹿茸精，递给张干，并嘱咐他每次饭前20分钟服20滴，一日两次；接着又给其他客人分发了礼金和礼品。

　　张干回到湖南不久，便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后被聘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顾问。

　　且说11月14日，毛泽东安排文梅清等人乘飞机去察哈尔、保定游览。

　　11月15日，毛泽东派人到惠中饭店，送给毛宇居皮箱一个；邀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共进晚餐；饭后在颐年堂外合影留念；还一起观看了京戏。

　　话到此处，不得不说说毛泽东看戏的一段轶闻。

　　在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以及在建国后最初几年的国庆节，各地戏剧界的名优大师，都荟萃于京华，献演于中南海的紫光阁和公安部礼堂，可谓是百花争艳，蔚为壮观，形成了梨园史上的空前盛况。艺术家们认为，能向毛泽东献艺，能在中南海演出，是对自己的最高奖赏。毛泽东对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也都给与了很高的评价。而此一时期，唯独有一位在京的京剧界须生中的佼佼者，还一直没有得到去中南海登台的机会，他就是马连良。叶子龙曾经数次向毛泽东汇报，马连良要求给毛泽东献艺。但毛泽东始终都没有表态，原因就是因为马连良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时期的历史问题。后来，彭真也曾替马连良向毛泽东求过情，由马连良与谭富英合演《借东风》，是谭富英主演诸葛亮，毛泽东才勉强到场观看了演出，这才终于了却了马连良的一桩心愿。

　　11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在关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拟调任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同志为中央宣传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拟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陶鲁笳为文化教育委员会干部教育管理局局长”；“拟任江青同志为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11月16日，毛泽东对上述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乔木同志：

　　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

　　由此，江青的任命被取消了。

　　11月16日下午，毛泽东派秘书徐业夫到惠中饭店，看望文梅清等3位亲友。

　　11月17日晚，毛泽东派人送给文梅清3人被单各1块。

　　11月18日，毛泽东邀请文梅清3人看电影《幸福的生活》。

　　文梅清等人就要离开北京了，毛泽东叮嘱他们说：

　　“你们这次来，在北京、天津参观了许多地方，看到了祖国建设的成就，回去后要好好宣传，把这些情况介绍给家乡的群众，发动大家努力工作，搞好生产，把家乡建设好。”

　　毛泽东又送给3人呢大衣、衬衣、皮鞋、枕头、枕巾、洗脸巾、皮箱等，每人1份。

　　11月20日，文梅清一行3人登车南下。

　　1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局书记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高岗在报告中称：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5亿元（旧币——笔者注）。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批语中还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指示分析了各类学校的政治思想状况，指示说：

　　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抗美援朝运动和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学校已经有了很大的改革，但是，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情况。

　　指示明确要求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用1至2年时间，在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在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基础上，在全国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活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的指示》。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在进入城市后的主要错误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发生的动摇，在某些方面甚至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篡夺了领导权。”

　　欲知教育界的学习运动和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后来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41

第241章

　　“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话说1951年11月30日，北京城寒风凛冽，大雪纷飞。

　　午夜时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的灯光依然亮着，毛泽东皱着眉头，认真地翻阅着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11月29日关于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受贿的报告。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刘青山和张子善都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都曾同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进行过英勇的斗争。

　　出身雇工、年仅15岁的刘青山，在1931年就参加了革命，参加过1932年的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此后历任中共冀中区任河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张子善出生于1914年，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参加了狱中的绝食斗争和卧轨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勇气概。后历任中共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部长、十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天津地委书记。

　　刘青山、张子善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引诱，堕落蜕化了。他们在政治上极力造成一个“惟我独尊”和“挥霍有道”的空气。刘青山说：

　　“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

　　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盗窃、受贿和肆意挥霍公款共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其中有勾结奸商张文义等人，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的损失；动用专区地方粮款25亿元；宝坻县救济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费1.4亿元；贪污防汛款盘剥治河民工工资等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群众房地补价款45亿元；向银行骗贷40亿元等等；情节十分恶劣。他们甚至派人伪装解放军到东北盗运木材牟取暴利，用侵吞的巨款到香港购买高级轿车。刘青山还吸毒成瘾，并且在政治上成为独霸一方的恶棍。这样就完全堕落成为人民的敌人了。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受贿的款项，按当时的币值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可买粮食近2000万斤，棉布800万尺，足够50多万人吃一个月并做一身衣服。

　　多行不义必自毙。正是在1951年秋末毛泽东开始倡导的一场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行为，于11月21日开始的中共河北省党的第3次代表大会上，被揭露出来了。

　　毛泽东再次翻阅了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受贿的报告材料，提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他写道：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尔后，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西南局书记邓**的报告的批语，他写道：

　　“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1951年12月1日清晨，毛泽东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夜，他放下笔，伸个懒腰，搓搓脸，朝门口走去，踏出门槛刚走了一步，便立住了脚，显出异常惊喜的神情。纷纷扬扬的雪花使他激动，他睁大了眼睛，仰天凝视，目光从天空缓缓移向树梢，屋顶，再移向像铺设了白色毡毯一样的庭院，久久一动不动。

　　卫士张木奇抓起一把扫帚去扫雪，毛泽东急切地喊道：

　　“不要扫！”

　　他皱起眉头说：

　　“这是你扫过的吗？她的伤口刚合上你就忍心又割一刀！”

　　张木奇怔怔地立在原地。黎明时，他刚扫过一次，现在又落了薄薄的一层雪，这就是刚愈合的伤口？

　　毛泽东步下台阶，小心翼翼，走出两步，又停了下来，回头看看自己留在雪地的脚印，目光里闪耀着孩童一般的惊喜！他再看看面前的雪地，这位叱诧风云，改天换地的巨人，这位被亿万人欢呼为万岁的领袖，竟然犹豫了。他不忍心再把脚踏向那洁白无瑕的雪地，把已经抬起的脚缩回去，慢慢地落在原来的脚印里，两只脚始终保持着一前一后的姿势，站立不动。他伸出右手，用手背和衣袖去接那些飘落的雪花，欣赏着宇宙这最伟大的创造和最精彩的表演。

　　“主席，走一走吧。站久了会感冒的。”

　　张木奇依然站在原地，远远地提醒说。他不敢过去，怕践踏了毛泽东所迷恋的雪地。毛泽东似乎没有听见，他手背上的雪花在融化，一颗晶莹的水珠颤颤欲滴，他用舌尖轻轻地一触，那水珠便不见了。毛泽东轻轻地咂咂嘴，像饮了甘露一般微笑了。

　　毛泽东终于慢慢地退了回去，站在廊檐下绕着庭院观雪景，久之，步出小门，沿中海散步。他不走已经扫过的道路，而是踏着积雪走，倾听着脚下那咯吱咯吱的声响，似乎是在欣赏一首特别美妙的音乐，时而回头望望自己留下的脚印，时而停留在松柏树旁，观赏枝丫上那千姿百态鬼斧神工的琼枝银花。

　　雪使毛泽东流连忘返，忘却了时间，忘却了一切。

　　李银桥见他在外边呆久了，就追过来劝他说：

　　“主席，该回去了。”

　　“银桥，”毛泽东突然开口问道：“你有没有贪污？”

　　“没有。”

　　李银桥坦然地回答。毛泽东又问：

　　“你现在不贪污，以后贪污不贪污？”

　　“不贪污！”

　　“那就好。你来的时候像这些雪。以后也要保持，反腐蚀，不要让糖衣炮弹打中。”

　　毛泽东说罢，继续在雪地上走。他边走边问：

　　“你喜欢雪吗？”

　　“喜欢。”

　　李银桥回答。毛泽东说：

　　“农民喜欢雪，瑞雪兆丰年。害虫不喜欢。一下雪，苍蝇就没有了。我也喜欢雪，我们都喜欢雪。”

　　12月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3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决定》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开展“三反”运动的号召，要求全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与清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

　　一场全国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12月4日，河北省委做出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

　　12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他写道：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1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要求各地领导要查明情况，“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

　　12月11日，毛泽东在转发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中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12月11日，毛泽东给毛泽连、毛远悌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泽连、远悌：

　　来信收到。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

　　祝你们都好！

　　　　　　　　　　　　　　　　　　　　　　　　　　毛泽东

　　12月12日，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隆重举行，会议致电毛泽东，表示了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和信心。

　　12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这一天，毛泽东要把他收藏的王船山墨迹《双鹤瑞舞赋》赠送给故宫博物院。他在给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信中写道：

　　“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

　　《双鹤瑞舞赋》是毛泽东的友人、著名爱国画家姚虞琴，交由陈叔通转赠给他的稀世墨宝。姚虞琴，浙江余杭人，近现代著名画家。日本侵华期间，他画兰不带土，寓国土沦丧之意。

　　12月间，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兼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指挥空3师，再战美国空军，击落美机F-86飞机9架，F-84飞机4架，击伤F-86飞机2架。此次空战规模空前，战果辉煌。

　　毛泽东看罢战报，欣然命笔，他写道：

　　“向空军第3师祝贺。”

　　12月15日，毛泽东为准备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起草了一个党内通知，他在通知稿中要求把决议草案印发到县委和区委，并要求“在一切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

　　毛泽东在通知稿中还号召各级党委要把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12月17日，毛泽东给王震复了一封电报。

　　王震是在12月14日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就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提出，准备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10个集体农庄。毛泽东看罢王震的报告非常高兴，他在复电中写道：

　　“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10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坊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做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

　　12月1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展，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

　　12月20日，华东局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建议说：

　　“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

　　华东局的这个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思考。

　　12月20日，中共华北局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转报了河北省委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

　　原来在12月14日，河北省委已经向华北局报告了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写道：“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财产，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12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也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材料，报告给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华北局的意见是：

　　“为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2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华北局还附上了河北省委征求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青山、张子善量刑的意见：

　　地委8名委员一致同意处死刑。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中，对刘青山同意判死刑的有535人，同意判死缓的有8人，同意判无期的有3人，同意判有期的有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死刑的有536人，同意判死缓的有7人，同意判无期的有3人，同意判有期的有6人。

　　毛泽东为了慎重起见，请党外人士传阅并听取了他们对量刑的意见。

　　12月23日，毛泽东在给孙嫂陈玉英的第一封信中写道：

　　“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

　　是年冬，胡志明在罗贵波陪同下秘密访问中国。

　　一天下午，罗贵波陪着胡志明来到颐年堂，毛泽东、刘**、周**、朱德迎出门外，他们先后与胡志明拥抱问好，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亲切。

　　胡志明说一口相当流利的带有广东味的汉语，可以不用翻译。他把越南抗法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及中国顾问在越南工作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他还对毛泽东说：

　　“我们中央政治局要求罗贵波同志参加我们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出意见，多帮助我们。但是，他太谨慎了，太谦虚了。我希望你们交给他多提意见这个任务。毛主席，你们是否同意？”

　　毛泽东说：

　　“我们同意，但是他向你们所提的意见或建议仅供你们参考，你们认为他提得对，就采纳，不对，就不采纳，由你们自己决定。”

　　胡志明显然是被毛泽东的真诚感染了，他站起身来动情地说道：

　　“我和越南同志们，从你们的行动中感受到对我们帮助的真心实意。”

　　吃饭的时间到了，周**因有其它外事活动提前告退。毛泽东、胡志明、刘**、朱德、罗贵波一起走向餐厅。餐厅与会客室只用一道屏风隔着，一挑帘就进去了。这间餐厅并不大，只摆着一张餐桌。胡志明看到端上来的一盘辣椒，对毛泽东说：

　　“听贵波同志介绍，毛主席非常爱吃辣椒，是不是没有辣椒就不能下饭？”

　　他见毛泽东笑容满面，就接着说：

　　“我们越南人也喜欢吃辣椒，我们那里的辣椒跟中国的辣椒不大一样，长得像小树，有一两米高，小小的辣椒朝天长着，吃起来可真辣。”

　　“喜欢吃辣椒的不是我一个人，**同志和我是湖南人，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朱总司令是四川人，四川人吃辣椒也很利害。”毛泽东说着，指一指罗贵波：“他是江西人，也是吃辣椒的。离你们近的云南人也爱吃辣椒。可我们这些吃辣椒的人，吃法就各具特色，做法也就有别了。”

　　胡志明说：

　　“我们是把朝天椒放在鱼露（越南人泡制的一种酱油——笔者注）里，再加上一些柠檬，配在一起吃。”

　　毛泽东说：

　　“我们吃辣椒成习惯可不是因为乡土习俗养成的习惯，那是在1932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经济封锁，根本吃不上盐。为了搞到一点食盐，我们不少同志花了很大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候可真艰苦啊！没有盐，下饭才难哩！我和大家一样用辣椒代替盐，用没有盐的辣椒下饭，可算是好菜呀！”

　　饭后送走胡志明，毛泽东把罗贵波留下，继续谈话。他说：

　　“胡志明同志要你参加他们政治局会议时，对他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意见，多给以帮助。你可以提，但是不论是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说明仅供他们参考。你要注意调查研究，不能主观，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经验，不可生搬硬套。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慎重，要考虑好，要准备好，要认真负责。帮助人家就要帮助好，不强加于人。要十分注意尊重胡志明同志和尊重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领导。不能有钦差大臣的架子，尤其不能有大国主义。你持谨慎态度是对的。”

　　刘**补充说：

　　“你要注意，不要超越你的工作任务范围，重要问题事前或事后要请示报告毛主席，报告中央。”

　　毛泽东接着问罗贵波：

　　“长征前你在中央苏区，应该知道李德此人吧？”

　　“是的，我知道李德。”

　　罗贵波回答。毛泽东说：

　　“李德是德国人，苏联十月革命时期他在苏联红军中立过战功，颇受斯大林赏识，把他派到中国来，到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不久，他掌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而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到处吓唬人，包办代替，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强加于人，像个钦差大臣，神气十足。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你在越南工作，一定要切记李德在中国的教训。要向顾问团的全体同志讲这个教训，让大家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告诉顾问们，帮助人家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生搬硬套。帮助人家要帮助得好，只凭主观愿望是行不通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帮助好。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少讲我们是怎样‘过五关斩六将’，多介绍我们是怎样‘走麦城’的，我们也有过失败。在帮助人家的过程中，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3天一次，最少每周一次，来检讨我们哪些做得对，哪些不对。”

　　12月28日，毛泽东就陈毅等人在12月25日和26日电报中汇报的华东军区进行“三反”的情况，复电陈毅等人，他写道：

　　“接到你们12月25日长电及12月26日短电后，认为很好，望即照此执行。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起来，并力争于3月底完成第一期整编。领导上抓得紧，并配合得好，是可以完成的。但如果‘三反’斗争妨碍了整编工作，则宁可稍微推迟若干天（例如半个月）去完成整编，决不可让被整编的人员带着贪污、浪费的精神去转业和进学校。这一点，陈毅同志说得很好。”

　　12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问题。毛泽东神色凝重，目光又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他对刘**、周**、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说道：

　　“对那些有贪污腐败行为的人，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地分别处理。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的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才有可能不再受剥削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会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送审的“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的新闻稿时，郑重批示：

　　“应于30日见报。”

　　后来在公审大会召开前，曾经担任过冀中区党委书记的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找到薄一波说：

　　“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

　　“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一下。薄一波只好将黄敬的意见如实地转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回答说：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当懂得这个道理。”

　　12月30日，毛泽东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1952年1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

　　12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中央、大区、省市3级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他在其中写道：

　　“可以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

　　12月31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的情况。他特别谈到不法资本家经常用给回扣等行贿手法收买拉拢国家工作人员。毛泽东说：

　　“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

福和中学老师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即“五反”运动——笔者注）。”

　　12月31日晚8时，毛泽东因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便提笔在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上，写了一个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的批语：

　　“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直步骤，务必‘在1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

　　毛泽东写完批语后，才看到了刚刚送来的中南军区的两个材料，一个是军区党委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内各级党委的指示，内中提出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个是谭政12月30日15时关于将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给军委主席的电报。他又开始高兴了，立即指示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并给谭政写了一封信：

　　“此件及12月30日15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盼望你们的捷报。”

　　此时已经是1952年1月1日凌晨2时了，毛泽东依然毫无倦意，又在信封上写了“尚昆派人飞送”这几个字。他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说道：

　　“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

　　尔后，毛泽东一直工作到7时半，从12月31日上午11时算起，已经连续工作20个小时了，在卫士们的不断催促下，他这才放下文件，上床休息。

　　1952年1月1日上午8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汉口。

　　1月1日下午5时半，毛泽东邀请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邵力子、茅以升、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到颐年堂聚会。

　　6时半，毛泽东又和上述那些应邀者一起赶到怀仁堂，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新年团拜会。

　　毛泽东在团拜会上发表了元旦祝词，祝贺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胜利。他还说：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团拜会结束后，还有一场晚会。演出开始了，灯光渐渐地暗了下来，刚刚入场的华罗庚跟随服务员正在寻找座位，突然听到有人喊道：

　　“华罗庚，到这里来坐。”

　　他顺着声音望去，隐约看见一个人正在向他招手，便走了过去，定睛一看，叫他的人竟然是毛泽东。毛泽东望着发愣的华罗庚微笑着说：

　　“华先生，你好啊！”

　　华罗庚赶紧说：

　　“好，主席好！我准备了一篇稿子，来得晚了。”

　　毛泽东让华罗庚在自己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一边看演出，一边和他聊天；坐在旁边的梁思成也不时插上几句话。毛泽东聊到高兴处，伸出手拍着华罗庚的肩膀说：

　　“华罗庚先生，你也是苦出身嘛，希望你能为新中国多培养些好学生。”

　　华罗庚十分激动，他连连说：

　　“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一定努力工作，决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镇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他读完初中便进入职业学校学习，由于交不起学费，读了一年半只好辍学，一边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一边自学数学，1930年写出了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刊登在上海《科学》杂志上，轰动了中国数学界。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请还只有19岁的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和深造；后来，华罗庚又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和深造。1938年他回国后被聘为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写下了《堆垒素数论》。1946年华罗庚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客籍教授、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毅然归国，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这一次，他是来中南海参加全国政协一届2次会议的。

　　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调整与建设计划的报告》。聂荣臻提出的计划是：工程部队一共21万人，屯垦部队是19万人。

　　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报告，他在批示上写道：

　　“以40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大有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40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应即刻筹办。”

　　1月间，毛泽东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形势，批准了中央军委提出的《军事整编计划》，把全国的武装力量划分为国防部队和公安部队，要求从1952年到1954年，国防军步兵部队从258万减为135万人，军兵种部队由61万人扩大到84万人，总部和各级机关由112万人减为38万人，军事院校由10.8万人扩大到12.8万人，全军总定额保持在300万人左右。地方部队95万人改编为公安部队。

　　这是自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首次百万大裁军，裁军人数超过了150万人。

　　从1952年初开始，西藏上层中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组织了伪“人民会议”，从事反对“十七条协议”的活动。他们在拉萨策动武装骚乱，进行请愿、示威，包围了中央代表张经武和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妄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之时，把解放军赶出西藏。

　　毛泽东接到报告后，对此时西藏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作了科学的分析，他指示说：

　　“对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挑衅，西藏工委要领导爱国僧俗人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央代表张经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给**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写信，揭露伪“人民会议”的背景和险恶用心，迫使**喇嘛撤消了两个分裂主义头子的司曹职务，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立即解散。

　　张经武等人同时积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十七条协议”，扶持和发展上层中的爱国力量，争取和稳定了大多数思想动荡、态度摇摆的上层人士，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稳定了局势。

　　1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他在这个指示中首先介绍了中央直属总党委的做法和效果。他写道：

　　“中央直属总党委于12月31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1月1日至1月10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1月3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

　　接下来，毛泽东在指示中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俭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

　　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决定组织全国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宗教界人士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

　　这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和文艺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

　　1月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和继续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的报告》作了一个批示。

　　北京市委在报告中说，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展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3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3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这一天，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出《关于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

　　1月9日，毛泽东接到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在元旦寄来的贺年信。罗元贞在信中提出了他对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诗的看法。他认为，第3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已出现一个“浪”字，而在第5句“金沙浪拍悬崖暖”中又出现一个“浪”字，显得重复，且使“悬崖”的“悬”字缺乏诗意，不如把后一个“浪”字改为“水”、把“悬”字改为“云”好。

　　毛泽东觉得罗元贞的意见提得很好，立即把他原诗里的两个字改了过来，又给罗元贞教授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元贞先生：

　　1月1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

　　　　　　　　　　　　　　　　　　　　　　　　　　毛泽东

　　1月14日，毛泽东在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上批道：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

　　1月15日晚8时半，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朱德、陈云、薄一波、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了“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

　　1月17日晚8时，毛泽东约请朱德、聂荣臻、粟裕，一起谈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生产和“三反”的问题。

　　1月18日，毛泽东在向各大军区转发陈毅的报告的同时，又复电给陈毅。

　　陈毅是在1月16日致电毛泽东，汇报华东军区“三反”运动的情况，他在电文中说：

　　“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必须亲自到群众中去进行煽动，将毛主席指示交给群众，使他们从积压之下起来呼吸民主新鲜空气，我们在这方面是大胆地这样做了。”“从这次‘三反’初步斗争中证明了军中群众民主运动极可宝贵，证明了领导脱离群众的危险。”“如何找一个形式来经常保持群众民主的锐气，替部队防腐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将‘三反’纳入经常性的军中民主运动，和华东部队‘三反’是否可以如此分阶段做，不敢擅专请指示。”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三反’斗争应当照你所说的3个阶段去做，但请注意在第2阶段中要集中精力，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既不嫌少也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不应停止。”“我完全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制度，……这个建议极好。”

　　1月18日晚8时半，毛泽东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周**、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天津的“三反”问题。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才结束。

　　1月19日，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召开了一个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宣布要集中力量打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贪污1亿元以下1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此时的1万元旧币折合后来的人民币1元——笔者注）。

　　1月23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电报上，明确要求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

　　1月25日，毛泽东在给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

　　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资产阶级在调整工商业时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时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2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1月27日，薄一波将“东北一党员”的一封信转给了毛泽东，信中揭露高岗和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的问题。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传阅。这件事使高岗大为恼火，他认为薄一波故意给他脸上抹了黑。

　　1月底，毛泽东根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的规定，指示周**亲自安排西北军区调集解放军2000余人，征用马匹、骆驼4000多匹（峰），护送班禅回西藏。

　　不久，毛泽东又特派习仲勋专程到西宁为班禅送行。他还致电班禅说：

　　“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喇嘛紧密团结，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边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并祝你顺利到达目的地。”

　　1952年2月1日，毛泽东发布《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命令中说：

　　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

　　2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饶漱石病休由陈毅代理各项职务的决定》，他写道：

　　华东局、并陈毅、粟裕二同志：

　　接2月1日14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2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饶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中　央

　　　　　　　　　　　　　　　　　　　　　　　　　2月2日上午2时

　　此前，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军区政委。陈毅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的复电稿中加写了一句话：

　　“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这天中午，毛泽东突然对卫士李家骥说：

　　“我的腰不舒服，今天晚上不下雪明天肯定下雪。”

　　李家骥听毛泽东说得这样肯定，心中免不了是半信半疑。第二天早晨，天上果然下起雪来。毛泽东一边观赏着院子里的雪景，一边和李家骥开玩笑说：

　　“小李，如果我们打赌，是不是你输了？！”

　　李家骥只好点头称是。毛泽东又问他说：

　　“你知道雪花有几瓣吗？”

　　“我没有数过。”

　　李家骥如实地回答。毛泽东笑着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数数嘛！”

福和中学老师

　2月8日，李敏因为放寒假过春节，她对爸爸说：

　　“我想到上海看望妈妈。”

　　毛泽东说：

　　“好嘛，你去吧！”

　　“我怎么走呀？我还没有一个人走过这么远。”

　　“买票，坐火车走嘛！”

　　“那，我就一个人去呀？”

　　“那么多人乘火车，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呢？”

　　“我有点怕。能找个人送我去吗？”

　　“你是大孩子了。莫要人送，自己走。”

　　李敏知道爸爸决定了的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只好自己一个人去上海。李敏该动身了，毛泽东又一再提醒她别忘了带上药，还特意让李敏把外国朋友送给他的香烟带给妈妈。

　　以后，每一年放寒假，李敏都要去上海看望妈妈。临行之前，毛泽东不光让别人帮助李敏准备收拾打点行装，还亲自出马，为女儿前前后后的忙活，一会儿让人去买北京的特产品茯苓饼和蜜饯，一会儿又让人去“六必居”买酱菜。就这样左一包右一包，直到李敏拿不动为止。毛泽东知道女儿从不爱吃零食，这都是为贺子珍买的。

　　毛泽东还让李敏带足往返路费、住宿费、伙食费和零花钱。因为贺子珍在上海的房间太小，加上李敏就太挤了。毛泽东每次都让女儿吃住在一个宾馆里，其它时间就和妈妈在一起。

　　再说2月9日下午1时，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稍微松弛一下，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电影，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

　　这是毛泽东自元旦晚会以来的第一次娱乐活动。

　　2月9日晚，毛泽东给刘**、朱德、周**、陈云、林彪、彭真、聂荣臻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很多小贪污分子（约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

　　是日晚，毛泽东针对个别单位打出了一些假“老虎”的现象，在给高岗等人的电报中写道：

　　“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2月10日，在古城保定2万多名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上，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宣读判决书说：

　　“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材，克扣民工灾民，勾结奸商非法经营谋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及贪污受贿……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

　　在空阔的保定东关大校场刑场上，行刑人员奉命向刘青山、张子善宣布说：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行刑之后，你们的家属可以殓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你们的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你们的子女由国家抚养**。”

　　刘青山、张子善听了，无不放声大哭。这哭声，不知是悔恨还是感激；那泪水，浸泡着两个已经腐烂的灵魂。

　　就在此时，两声枪响同时爆出，两名曾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罪犯，从此结束了他们才30多岁的年轻的生命。

　　后来不久，有一位中央机关的领导人趁中央重要机关部门在香山盖房子时，找了一处幽静的山坡，为自己盖了一座两层小楼，尚未住进去就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派人把那位干部叫了来，他双手叉着腰，上上下下打量着那位干部，突然吼了起来：

　　“你的派头真不小啊！我看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我告诉你，你想当那个刘宗敏，我却不肯当李自成呐！你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脊梁骨骂我们呐！”

　　那位干部吓得低着头，颤声说道：

　　“主席，我，我错了。”

　　“你错了？当初盖房子不知道错？我看你是明知故犯，有意拆我的台！”

　　毛泽东越说越气，大手一挥，厉声喝道：

　　“拉出去枪毙！”

　　众人大惊失色。毛泽东见身边的人未动，连声喝道：

　　“拉出去！拉出去枪毙！”

　　在场的领导劝毛泽东说：

　　“念他从小参加革命，一直在中央军事机关搞机要工作，还是有功劳的，就饶他这一次吧。”

　　毛泽东的气还未消，摆摆手说：

　　“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搞贪污腐化。前不久，我们刚刚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难道还没有借鉴吗？这倒好，连我们军队干部都搞起特殊化来了。这样下去，我们的江山要坐不牢哪。”

　　毛泽东说罢，痛楚地坐在了椅子上，十分伤感。在众人的请求下，他终于收回了成命，给予那位干部以严厉的处分。

　　2月12日，毛泽东在转发第66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

　　2月14日下午，天刚下过大雪，位于建国门内路北一个新建院子里的海军司令部接到空军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到了空军司令部，马上就到海军司令部来。萧劲光司令员放下电话，令警卫员到门口看看情况。警卫员刚下到楼梯口，毛泽东就到了。萧劲光和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委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赶到楼梯口，见罗瑞卿、刘亚楼随侍在毛泽东左右，立即恭恭敬敬地敬礼问好，尔后把他们迎入司令部办公室外间的会客室。毛泽东兴奋地说：

　　“瑞雪兆丰年，看样子今年是个好年景。”

　　接着，他先问了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情况，又说：

　　“今天，我来和你们商量一件事，现在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我们打算集中外汇解决一下空军的问题。原来计划了2亿卢布，准备再给海军购买几艘驱逐舰，几十条鱼雷快艇，但这样外汇就不够了。是不是可以先给空军买飞机？你们要买的舰艇再往后推一推，怎么样？国内的钱有，不成问题，就是外汇不够。”

　　萧劲光和刘道生当即表示说：

　　“坚决拥护毛主席和中央的决定。空军、海军都是党的军队，就这么办，把有限的外汇先给空军买飞机吧！”

　　王宏坤和罗舜初也都表示同意。

　　“好”毛泽东高兴地说：“就这样说定了。国内的钱，有。你们是不是买点材料，自己造，打下个基础。上海的江南造船厂过去不是造过一千多吨的船嘛。”

　　萧劲光他们说，江南厂，还有其它一些造船厂，都可以造，先造几十吨的小艇。去年青岛造船厂就已造出了几条小艇，今年打算让江南厂再试制几条大一点的。毛泽东听说国内船厂可以造小艇，就连声说：

　　“很好，很好。造小艇，来得快，花钱也不多，还能起作用，可以积累经验，把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业逐步搞起来。”

　　2月17日，毛泽东在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报告的批语中，告诉各中央局、各大军区说：

　　“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1个月至多1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

　　2月22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上批示道：

　　“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帐，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2月23日，毛泽东就陈毅的报告复了一封电报。

　　原来在2月中旬，毛泽东鉴于上海“三反”、“五反”运动比较落后，就把陈毅从南京调回上海，领导上海的“三反”、“五反”运动。2月20日，陈毅在上海召开2000多人的干部大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上海运动开展不力的现状，当场宣布对一些领导干部给予撤职和停职反省的决定，逮捕法办了少数人。2月21日，陈毅以上海市委的名义将工作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复电中写道：

　　“市委2月21日报告收到。你们2月20日的会议开得很好，我相信你们的打虎作战会开展起来。希望你们从2月25日至3月10日，分为3期，每期5天，共15天，抓紧检查督促，改进方法，基本上完成上海市各系统内部的‘三反’打虎任务。从3月11日起阵容整齐地开展上海市工商界的‘五反’斗争。”

　　2月24日，毛泽东亲临海军司令部办公驻地，他指示说：

　　“要让国内的造船厂来建造军舰，逐渐把我国自己的海军造船工业搞起来。”

　　2月26日，毛泽东在转发中直机关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强调说：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2月26日，毛泽东从一份电报中得知，美蒋特务计划谋害陈嘉庚，以嫁祸于中共和人民政府，破坏“五反”运动。

　　原来，陈嘉庚在1950年把他的全部财产捐献了出来，准备用于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新校舍。几个月后，他回到祖国在家乡集美定居，决心把他创办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发展起来，为新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

　　毛泽东十分关心陈嘉庚的安全，他立即给周**写了一个批语：

　　周总理：

　　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

　　　　　　　　　　　　　　　　　　　　　　　　　　毛泽东

　　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写道：

　　“例如河北境内，第一步，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3月10号以前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步，在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4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的。他们计划在第三步开展通县、泊头、辛集、杨柳青、沧县、邢台、邯郸、汉沽、临清、胜芳等10个城镇中的五反，这是次于上列4市的10镇，也是中等城市，待4市取得经验以后再行开展10镇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领导。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以后再说。”

　　2月29日，毛泽东根据中央的调整部署和派去上海指导运动的薄一波给中央的汇报，复电同意上海关于“五反”运动推迟到3月20日以后进行的请求。他还在复电中写道：

　　“这样既有利于现在的‘三反’，也有利于3月20日以后的‘五反’，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形势。”

　　关于对贪污分子的处理问题，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复电中又写道：

　　“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50万元以下而且是100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做贪污而算做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

　　2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告诉周**说，贪污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发一个指示。

　　欲知“三反”、“五反”运动的斗争结果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