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毛泽东大传——237 第237章 “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话说1951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金日成,他写道: 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就可以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目前的客观形势也可能要迫使中朝军队在2月间就要再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 1月15日,毛泽东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夷初先生: 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中央华东局1月11日电报一件附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敬礼 毛泽东 1月17日,毛泽东将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47军关于镇压一批匪首、恶霸、特务的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分局负责人,他在批语中写道: “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1月18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大使袁仲贤向中央报告说,在亚东滞留的西藏**喇嘛临时政府有到北京谈判的动向与要求。 原来,**喇嘛在亚东收到了毛泽东通过袁仲贤转给他的信,毛泽东在信中祝贺**亲政,并希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毛泽东的信使**及其大多数随员深受感动,经过多次协商讨论,**喇嘛在1月18日这一天,派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由亚东赴印度,给驻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呈交了**喇嘛、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官员会议签署的致中央人民政府的3封信。**在信中说: “过去,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力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素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他2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附赠哈达1条,上等地毯1床。” 1月19日,毛泽东在审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高级军事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大段话,他写道: “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尔后,毛泽东还特意用电报把这段话转告给志愿军党委。 1月22日,毛泽东把中共西南局书记邓**的工作报告送给年近80高龄的张澜副主席,并手书了一封信,他写道: 表方先生: 西南局书记邓**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份,送上请察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掷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月23日,毛泽东在转发广西镇反报告的批语中说: 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 1月25日,毛泽东接到袁仲贤关于西藏**喇嘛临时政府愿意来北京谈判的报告,他确定了“一应接见,二应同意来北京”的方针,立即复电给袁仲贤。 13天后,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从新德里带回了袁仲贤大使给**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复信,信中说: “毛主席令我代表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1月25日,在朝鲜战场上,毛泽东在1月14日电报中的估计果然应验了。“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中朝两国军队立即组织了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4次战役。 1月26日,毛泽东出席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发表了讲话。他说: “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 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写道: “第4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收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 这一天,毛泽东还给张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表方先生: 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80余万,缴枪40余万,残余匪众已不足4万,两三个月内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最近由地面送来之总结报告一件,假如您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以。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951年2月初,春节快要到了,毛泽东问王鹤滨: “王医生,你的老家在哪里呀?” 王鹤滨说: “冀中军区,白洋淀。” 毛泽东听后笑了笑,又问: “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有父亲,母亲。一个姐姐早已出嫁了,哥哥在保定地区工作。” “你回家探过亲吗?” “1949年的初夏,我在香山门诊部工作时,父母来看过我了。” 毛泽东认真地说: “你应该回家去看看父母哟!” 王鹤滨心想,这里只有我一个医生,哪能离得开呀?就说: “主席,工作离不开。” 毛泽东说: “我派你回家去看看父母,另外,回到家乡看看农民们生活得怎么样。” 王鹤滨说: “主席,那我明天就走。” “好嘛!” 毛泽东赞许地点了点头,满意地笑了。 是年2月,毛泽东在谈及纠正文句缺点时写道: “一切较长的电文,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在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中国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 2月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毛泽东提议由王稼祥从苏联回国担任中联部部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有一天,中南海派人来到中联部招待所,告诉在招待所工作的王淑兰说: “王大姐,主席要接见您。” 王淑兰急匆匆赶来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正在客厅里等她呢,见她来了,便从沙发上站起来,迎上前去。王淑兰亲切地喊了一声: “三哥。” “四嫂,请坐。”毛泽东依然按老习惯招呼着弟媳,说:“请坐。在北京生活得习惯吗?” “习惯。托主席的福啊。” “想家吗?” 王淑兰摇了摇头。问道: “三哥有什么事吗?” “回韶山去如何?”毛泽东说:“听说韶山已经修复了我们家的房子,准备对外开放,屋里有很多客人,你回去帮我去招呼客人,莫怠慢了客人。” 王淑兰听三哥如此说,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毛泽东又嘱咐她说: “据说当地人民政府还准备为我修一栋房子,并修一条路通韶山。你回去后了解一下,看是否属实,马上写封信告诉我,并叫他们立即停止此事。” 王淑兰说了一声“好!”,便回到了招待所。几天后,王淑兰离开了居住将近一年的北京,回到韶山,与毛月秋老人一起,当起了毛泽东故居的接待和解说员,接待了成千上万前来参观的海内外宾客。 2月5日是农历除夕夜,北京到处回荡着喜庆的鞭炮声,中南海怀仁堂里欢声笑语。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亲自请昆剧演员韩世昌、白云生去怀仁堂演出《游园惊梦》,而且点名要“堆花”。 著名昆曲演员丛兆桓后来回忆说:“看到毛主席那样喜欢昆曲,重视祖国传统艺术,我们感到,昆曲的春天来到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逢过春节,毛泽东都要看昆曲。 再说是日晚,梅兰芳剧团也在怀仁堂参加了春节晚会演出,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梅氏父子演出的《金山寺》、《断桥》折子戏。 2月6日是正月初一,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家里设宴招待来自家乡的客人。宴会前,他拉着两位老人的手,面朝其中的一位老人,向江青、毛岸青、李敏、李讷、毛远新和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是我九哥,是我的姨表兄,他家住在湖南湘乡十四都。没有他,就没有我。” 不少人听了,都感到惊讶。这位老人就是王季范先生。王季范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九,后辈人都称“九阿公”,毛泽东一直叫他九哥。 2月6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春节团拜会,周**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他见政协委员张恨水穿着一套很不像样的藏青色中山装来了,就上前握着张恨水的手,问道: “张先生近来是否生活有困难?” 张恨水闻言一愣,说: “没有哇。” 他见周**一直盯着自己的衣服看,这才恍然大悟,笑道: “原来总理是看见了我这身衣服呀!总理还记得1945年在重庆时,毛主席送我的延安生产的粗毛呢吗?这就是用那块儿呢料做的。不过,也难怪总理认不出它,因为它老褪色,所以我就把它染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至于生活上嘛,我有固定收入,还有再版书稿费,政府对我很照顾,总理不必挂心,一点问题也没有。” 周**一听哈哈大笑,他说: “不错不错,你把颜色一改,我还真没认出来。好,好,从这一点看出,张先生没有忘旧哇!” 团拜会开始了。周**拉着茅以升的手向毛泽东介绍说: “主席,这位是北方交通大学的校长,茅以升同志。” “知道,知道。”毛泽东满面笑容地握着茅以升的手,借“毛”与“茅”姓读音相同,与茅以升开玩笑说:“咱们是一家人嘛!”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镇江,1916年赴美留学,1926年获得美国卡利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33年8月,年仅37岁的茅以升承接了建造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并任工程处处长,1937年10月建成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早1949年9月,茅以升在新政协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你是造桥的专家,很好嘛!这是为人民做好事呀。”如今茅以升见毛泽东还是这样亲切和蔼,诙谐幽默,便提出请求说: “主席,我们北方交通大学的全体师生,都万分渴望您为我们学校题写校名。” 毛泽东笑着说: “我的字写得不好,我给清华大学题的字,有个同学来信说,你写的算个啥,有的字,我就认不清楚。山东一位老先生,给我一封信,说我有一篇文章中一个字,用的不恰当。一字之师嘛。” 话尽管如此说,毛泽东在几天后,还是让铁道部转送给兼任铁道研究院院长的茅以升两幅在军委信笺上写着的“北方交通大学”墨迹。此后,该校的校名和校徽一直沿用着毛泽东这一亲笔题字。 且说毛泽东在团拜会上谈笑风生,与各界著名人士和社会名流亲切交谈,他对梅兰芳说: “昨天看了《断桥》,你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想得很妙,浑身穿白,头顶一朵红绒球。” 梅兰芳回到家里,高兴地对夫人福芝芳说: “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是日下午6时半,毛泽东登上了南下的专列,从北京清华园车站出发,沿着京广线铁路向南驰去。毛泽东此行是要去石家庄审定《毛泽东选集》的稿件。 此前,毛泽东交代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说: “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 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中的是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 专列到达保定车站时,夜幕已经笼罩了大地,视线缩得很小。毛泽东欣喜地透过车窗向车站望去,只见轻柔的大片雪花在橘红色的路灯光前漫舞,闪着点点反光,纷纷扬扬。 专列驶过保定车站,并没有向石家庄开去,却驰进了保定南郊与飞机场之间的桃上村附近的岔道上,在这里停了下来。毛泽东非常欣赏这个大雪纷飞的美妙夜景,他决定在专列上过夜。 毛泽东夜宿旷野之中,随行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立刻忙乎起来。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加上叶子龙、汪东兴,他们必须把专列的行踪告知北京,还要通知石家庄和保定,安排好明日专列行进的时间,布置好夜晚的警卫工作。专列上的警卫如同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一样,由卫士轮流值班就可以了,专列外的警卫任务,就需要借助于地方武装力量来担任。罗瑞卿带着汪东兴冒着大雪走下车去,检查地方警卫的布置情况。 许久,罗瑞卿、汪东兴回到专列上,罗瑞卿走进了毛泽东的卧室。汪东兴路过王鹤滨等人的车厢时,见他们尚未入睡,便坐了下来。他大概是经过车外的冷风一吹,再加上检查警卫工作,显得有些亢奋,已经毫无睡意,想找人聊聊。汪东兴说: “一个简单的警卫工作,不检查也是不行的,谁会想到他们竟会这样布置警卫哩!” 王鹤滨趴在被窝里,听汪东兴一说,瞪大眼睛不解地问: “发生什么事情啦?” “发生问题还得了!没有发生问题,我还担心得要死哩。我跟罗部长下车去查看一下警卫布置得如何,好家伙!几挺机枪都把枪口对准了专列,机头都打开着,子弹也压上了膛,如临大敌,只剩下搂扳机了。” 原来,汪东兴下车看到几挺机枪,枪口都对准了专列,对专列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便问陪同检查的一位连长: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保卫首长!” 连长立正报告说。汪东兴说: “对!你们的任务是来保卫首长的,那么为什么把枪口都对准了列车?” “因为首长在列车上,如果列车上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好对付。” “怎么对付?射击?隔着车皮你们能区分谁是首长,谁是敌人?如果每挺机关枪都哇哇地叫起来,我们不是全部给报销啦?” “哪……” 连长回答不出来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汪东兴说: “列车上由我们警卫了,请你们来,是为了对付万一有敌人从外部袭击列车,是不是?你们的任务是不让可能的敌人接近列车,对吗?” 连长顿时醒悟了过来,他立刻指挥战士们将枪口转了个180度,指向了漆黑的田野。解除了对专列的“包围”。 故事讲完了,汪东兴又说: “真不知道这些同志是怎么考虑警卫工作的,不检查一下,那还得了。” 说着,起身向他的卧铺走去。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在春雪的陪伴下,都渐渐进入了梦乡,只有他那节车厢里的灯还一直在亮着,从车厢里射出来的灯光,撒在寂静雪夜的旷野里。毛泽东一直保持着夜间工作的习惯。 2月7日清晨5点半,毛泽东的专列到达石家庄市,早有市里领导人员前来迎接。 毛泽东一行被安排在西郊的一所大院内,这处建筑就是汪东兴选中的解放后新建的保育院。毛泽东的居室在院子北侧,是一座青砖红瓦房,中间有高高的砖砌拱门,两侧是窗户。里面的房间很宽敞,有一张双人床,床头放了一个小桌,桌上有一盏台灯。大院的西侧有一座小白楼,工作人员就住在这座楼里。 安排已毕,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返回北京,留下来的是汪东兴、叶子龙、罗光禄、李树槐、王鹤滨、李银桥、孙勇和中央警卫团的张木奇等几个卫士。 2月7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拉到朝鲜战场上,轮番作战。 2月8日下午,毛泽东一觉醒来,立即让值班卫士去找王鹤滨。毛泽东一见王鹤滨就说: “咳呀呀!怎么办?王医生,不得了啦,我快被臭虫吃掉啦,真咬死人哪!”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双手使劲挠痒,还把睡衣撩开,让王鹤滨看他身上被臭虫咬的手指盖大小的疙瘩。 “王医生,你看,快想个办法吧。” 王鹤滨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居室里竟然有这么多的臭虫,为自己没有事先检查一下感到内疚,他马上用碘酒涂在毛泽东身上被咬的部位,一是防止被抓破的皮肤感染,二是也能起到止痒的作用。王鹤滨又叫来卫士们,把床铺和家具抬到院子里,放在阳光下晒,用开水浇,用针尖把隐藏在木板缝里的臭虫挑出来。臭虫的数量可真不少,有大有小,有肥有瘦,一个个吃得肚皮鼓鼓的。战士们把这些臭虫一个个碾得粉碎,替毛泽东报了一咬之仇。王鹤滨又把门窗关闭,在室内喷洒了杀虫剂。众人好一番忙活,终于把毛泽东的居室重新整理好了。 2月8日晚,毛泽东在一份批件中写道: “山东分局在此电中所述恶霸匪首会门特务活动猖獗情形,在华北东北有同样情形的地区务须给以同样的处理,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 次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王鹤滨又来了,他问: “主席,怎么样?还咬吗?” 毛泽东说: “臭虫没有再光顾了,好厉害的东西!” 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很久,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说挨咬的事了。 毛泽东每天埋头审阅稿件,批阅文件。白天有时在院内散步,有时走出大院,到马路上或田野散步。 叶子龙经常背着一支**出去转悠,有时打得一两只斑鸠,便亲自到厨房烹调,改善一下毛泽东的伙食。 2月10日,毛泽东、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指示中说:评级可为“今后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 2月l7日,毛泽东复信给黄炎培,对镇反问题作了重要解释。 原来黄炎培在苏南考察结束后,回到北京立刻写了一个《访察苏南土改报告》,送给毛泽东和周**。他在报告中肯定说:“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同时,黄炎培也坦率地说:“由于群众在几千年专制高压之下,一旦解放出来,行动往往容易过火,苏南的一些地区,短期曾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所幸的是政府发现后,立刻做了纠正。因此,‘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是一句名言。” 黄炎培在报告中还提出建议说:“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党中央纠正前一时期镇反运动中出现‘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镇压反革命这个严厉的趋向,是客观条件的要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依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在镇反工作相当彻底的地方,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 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写道: 黄任老: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它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顺致敬意! 毛泽东 2月18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镇反的报告中批示道: “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做坏事,或未做较大的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刑;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 2月18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对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做出了明确指示。关于土地改革问题,他写道: “积极创造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勉强去做。”
他还提出了一个“3年准备,10年经济计划建设”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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