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214章导读表在36页】

程星龄这才恍然大悟，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在即将举行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之际，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要单独接见他，还亲切地称他为“小同学”，便连声说：

“岂敢，岂敢！我和毛主席在一师是先后同学。他是第8班4级的，时年25岁；我是15班1级的，才17岁。他是高班，我是低班。他当时在一师已经是声名卓著，被杨昌济等老师视为‘柱天大木’、‘当代英才’。我还只是幼学。”

程星龄边说边从手提箱里拿出一本纸张发黄、稍有破损的民国六年十月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翻给程潜看：

“这第10页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就是毛泽东。我的名字是在这26页上。”

程星龄边翻边说：

“出于对毛泽东、杨昌济、徐特立等人的敬仰之情，我一直将这本《同学录》珍藏着。这次带来想给毛主席看看，但又怕没机会，更忌高攀之嫌。想不到毛主席主动来认我这个小同学，还要单独见我。颂公，你说我这《同学录》带去好，还是不带去好呢？”

“带去，带去。保存几十年了，也不容易，也可表达对主席敬仰之情呢！”

程星龄在程潜的鼓励下，带着《同学录》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院内，他留心观察着毛泽东住处的一切设施，只见院内的十字路口处摆了两盆棕树，两盆无花果，会客室也只有几张沙发和茶几，没有字画、古玩和盆花之类陈设。办公室内也只见一张很大的办公桌，上面堆满了文件、图表，办公桌一侧有两张沙发，一个大茶几上面摆着几部电话机。程星龄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要职，经常出入国民党军政大员家里，还到过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办公室和家里。在他的眼里，哪一家不是富丽堂皇，豪华奢侈？而新中国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的会客室和办公室，竟然如此简单朴素，不禁使他大吃一惊。此时给他的印象之深，以至于在他于数十年后谈起之时，依然是记忆犹新。

毛泽东见程星龄来了，立即放下手里的文件，迎上前去，满面笑容地紧紧握住程星龄的手说：

“小同学，请坐，你今天就在我这里吃中饭，我们好好谈谈。”

程星龄的双手被毛泽东那双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时，不禁感到一股暖流遍布全身。他非常激动地说：

“主席，在一师时，您就是我敬仰的人。所以，我一直将我们湖南第一师范民国六年的《同学录》珍藏至今啊！”

“啊！你还保存有我们民国六年的《同学录》？带来没有，给我看看。”

“主席，我带来了，请您看吧。”

程星龄取出《同学录》，双手呈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翻看，一边说对哪些人还有印象，对哪些人印象还非常深刻，在翻到周世钊的名子时，他深情地说：

“星龄，你在长沙与惇元有来往吧？最近我还收到由他领衔，与一些老新民学会会员和老师联名给我发来的贺电贺信哩。我和他不仅是同班同学，还盖过一床被子哩。”

程星龄说：

“惇元兄在我们母校一师任教，现为代理校长。因我从台湾回长沙后主要是在地下党的指导下做颂公和子良的起义工作，因此和他交往不多，但知道他道德文章都堪称师表，深得众望。”

“啊，此兄骏骨未凋，甚有生气。我准备给他写封信去。一师由他当校长，是深得人心的啊！”

程星龄谈到了王季范老师，毛泽东激动地说：

“他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他当时不仅在经济上帮助我，在学业上教诲我，还对我从事的活动也尽力支持。我常常惹出一些‘祸’来，也多是他出面才使我转‘危’为‘安’。特别是那次为驱赶校长张干的事，更给他惹出不少麻烦。他和惇元兄在你们促成湖南和平解放、长沙起义后，都给我来过电报。九哥还给我提出了‘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的很好的治国建议。”

毛泽东说完继续翻看《同学录》，当翻到26页看到程星龄的名字时，一边指着《同学录》，一边笑着说：

“星龄啊，你的名字在这里。你的族兄颂公字‘颂云’，你的别甫却是‘不云’，我的叫‘润之’，你‘不云’，天上没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呀！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程星龄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如此与他开玩笑，不免一愣。但他毕竟也是非常机敏的人，反应很快。便笑着对毛泽东说：

“主席，您比我早生于韶山仙境，我晚生于醴陵山乡。您先我入一师数年，已借得洞庭云雨，滋润着一师和三湘大地。我这没云水的人，也靠了您的滋润，才有今日啊！不过主席，我这别甫，从一师后再也没用了，所以，连我家里人都不知道。而主席‘润之’的别甫，如今已是天下人都知道啊！”

“那我不叫你‘不云’，还是叫你星龄好了。你也不要恭维我了，恭维奉承我的多了，我就可能会晕头转向，搞不好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

程星龄说：

“主席，不是我恭维你，行严先生都说您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呢！”

“哦？有这等事？”

于是，程星龄就把程潜起义前，他两次会见章士钊的经过说了一遍。

本传在前边已经说过，早在1949年3月，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竭力拉拢程潜，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专门宴请程潜和程星龄，妄图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而正在此时，章士钊从上海来到了南京。章士钊和程潜既是密友，也是诗友，相互甚为敬重，无话不谈。经程星龄安排，章士钊和程潜进行了一次密谈。程星龄简要向毛泽东叙述后说道：

“主席，行严和颂公的谈话和写的信，对促成长沙起义、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不小的作用。”

毛泽东说：

“促成颂公和子良的长沙起义，湖南和平解放，行严有功，但你的功劳也不小啊！行严说我是什么伟大人物，有些言过其实了。没有夺取政权时，他那样的赞誉，可以获得人心。现在夺得政权了，说好话的人恭维的人多了，就会变成危险的事，要注意李自成的教训！”

程星龄的所见所闻，使他更感觉到章士钊对毛泽东的颂扬言之不谬。但他还是感到毛泽东的住所和办公陈设太简陋了，便忍不住对毛泽东说：

“主席，败不馁，胜不骄，永远保持创业时期艰苦朴素的本色，是使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但我这小同学感到您这办公室里，连幅字画、连盆鲜花都没有，就有些与这一‘菊香书屋’之名不符了。”

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道：

“我刚到这里时，盆花多得很，简直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你说这行吗？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是为劳苦大众翻身，不是图自己享受，与李自成、国民党不同的也就在此。所以我说，过去我不管，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的花了。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代表来，他们来了，要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在这里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当领导的一定要带好头，不然，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好了，言归正传。我今天请你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想同你商量一下，就是对颂公怎样安排为好。我原先打算请颂公当西南招抚使，后来感到不那么恰当。现在形势发展得很快，更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了。中央决定分设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属4野作战地区。我们有个党的问题，还有个部队的问题，所以准备以4野司令员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活动时，我们还都是学生，林彪比我的年纪更轻。我想请颂公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论班辈又感觉有些为难。请你先考虑一下，再同颂公婉商。”

程星龄闻言又是一楞，且不说毛泽东开口必称“颂公”，就是毛泽东对程潜的安排，也是他和程潜从来没有也不敢奢望的。想当年，程潜在辛亥革命时任武汉前线重要指挥官，讨袁、护法时，任湖南总司令，蒋介石也还是个学生，就是在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府时，程潜就任军政部长，蒋介石还是他的部下，可蒋介石从来就没有像毛泽东这样尊敬过程潜。更令他吃惊的是，毛泽东对于一个刚起义人员的安排，还说什么要请他先考虑婉商，便动情地说：

“主席，您现在是开国元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要再‘颂公’‘颂公’的尊称了。再说程先生这次来京，承蒙主席这么优待，他的感激心情，不是语言所能形容的。关于工作的安排，主席怎么安排，他都会欣然从命，更何况安排如此高位！这一点，我很清楚，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摆了一下手说：

“不，还是要请你先考虑好了，去同颂公商量一下，明日回我的信。”

程星龄禁不住说：

“主席，您对颂公太敬重了，对我也太客气了，使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毛泽东很认真地说：

“颂公是老前辈，我们做晚辈的当然应该尊敬。敬老尊贤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共产党人更应将它发扬光大！”

他还说：

“颂公在军政界搞得久，旧部多。这些旧部，需要安插而又可以安插的，我们尽可能地给以安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老部下，都得替他设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送给他特别费大米5万斤，由他自己开支，不受任何限制。

颂公是老年人了，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所房子，我们在北京也替他准备了一所房子。他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职务，可以在长沙住，也可以在北京住。只要他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

程星龄激动地说：

“主席，您既是亿万人民的领袖，也是敬老尊贤的楷模！我回去给颂公传达，我相信他是会感激不尽的。”

程星龄回到北京饭店，把毛泽东的谈话如此这般地全部告诉了程潜，程潜激动地说：

“我这个多年与共产党为敌之人，刚投向人民，就受到毛主席如此殷切关怀，怎能还有什么意见，只觉自愧！”

他抬头望望窗外，无比感慨地对程星龄说：

“星龄，我同蒋介石共事一二十年，蒋的机密从未让我与闻过。这次一到北平，毛主席就把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的计划给我看，还征询我的意见。这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机密啦！毛泽东对我们这些起义的老人，是既尊重又推心置腹。从这也可看出，毛泽东确实如行严所讲的襟怀宏伟，一代伟人啊！”

后来，毛泽东为了照顾好程潜的生活，特意安排程潜的大女儿程熙在家照顾父亲，要她不要急于出去工作。毛泽东对程熙说：

“将来，一定会给你安排工作。”

欲知后来毛泽东和程潜的友谊如何发展，请耐心慢慢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大传——220

第220章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

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

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

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话说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的家从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了北平城内的中南海丰泽园里（关于毛泽东搬家一事，众说纷纭：有说在5月间，有说在6月；李敏说是在7月，吴冷西说是在9月中；姑且采用多数叙事中的地点经过说，即9月21日说）。

原来，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整修，中南海里里外外已经焕然一新。于是，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打了一个报告，请党中央迁入中南海。叶剑英等了几天，见没有回音，就专门到双清别墅去找毛泽东催他的报告。

“我不搬。”毛泽东还是坚持他的意见。他见叶剑英走了，就对周**说：“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

周**含笑说道：

“你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有原因，这个地方连个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

毛泽东打断了周**的话。周**无奈，便说：

“好，不谈就不谈。”

他见自己无法说服毛泽东，就只好去搬援兵了。

这一时期的情况是：刘**一进北平，就到天津去参观访问，拜亲访友，忙作一团；接着又去苏联多时，才刚刚回到北平。朱德一直忙于参观、游览、访问、谈话。任弼时因病魔缠身，完全脱离工作休养，不多出门活动。只有周**一人几乎每天进城办公，与各方联络，处理问题。毛泽东每天除了要接见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各方面的人士外，还要指导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和处理前方战事问题，经常往来于香山与城内之间，工作很不方便。

周**明白，毛泽东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而且在民国初年，袁世凯、黎元洪、曹锟的总统府，张作霖的大元帅府，北洋军阀的国务院、摄政内阁，都设在中南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李宗仁的“北平行辕”，也是设在中南海里。他希望毛泽东搬进中南海，是为了工作方便，减少从香山到城里路上的往来时间，更主要的还是考虑毛泽东的安全，中南海四周的红泥高墙是天然的屏障。

周**请朱德一起来同毛泽东谈搬迁的问题，他对坐在一边的朱德说：

“老总啊，主席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呵！”

朱德说：

“是啊！否则，我们现在就造办公大楼也来不及呀。”

毛泽东当然也不愿意大兴土木再为党中央新建办公楼房，他听朱德如此说，就只好说：

“这样看来，我还得少数服从多数啊！”

中南海始建于金代，历经元、明、清诸朝，作为封建帝王的行宫和御苑，已有800余年的历史。

中南海坐落在北京故宫的西侧，在文津街北海大桥以南。它有中海、南海之分，合称中南海。明清时期，中南海与北海统称“三海”，又名太液池。总面积约1500亩，其中水面约700亩。

在中南海的红墙内，南海北岸的西侧，从西数第一个建筑群叫丰泽园。丰泽园背靠中海，南濒南海，东与勤政殿相连，西为静谷，景色秀丽而幽静。这里是“西苑”的一部分，是清朝皇帝每年春季举行亲耕仪式之前，来此演习农耕的地方。

丰泽园的正门是一座楠木大门，大门上方横挂着一块棕黑漆底的大匾，上面刻着“丰泽园”3个金色的欧体汉字。横匾上方正中有一块乾隆皇帝的大方印印迹。

在丰泽园大院内，又分为一些小的建筑群，如颐年堂、菊香书屋、春藕斋等建筑，每个独立建筑或建筑群都挂有匾额。

在丰泽园大院内，除了毛泽东一家外，还居住着刘**、朱德、林伯渠、彭德怀、杨尚昆、陆定一、胡乔木各家，住着许多工作人员和战士。在丰泽园大院之外，中南海北面的西花厅住着周**、邓颖超一家；中南海中部住着李维汉一家。

毛泽东一家就住在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内。

最初住进菊香书屋的第一位领导人是林伯渠，他住在北屋。毛泽东和周**进入北平后，也在这里临时休息，毛泽东在东屋，周**在南屋。他们的办公地点则在颐年堂。毛泽东是下午进城，晚上在含和堂吃饭，晚上8点多返回双清别墅。周**比较了中南海的各处房屋，他觉得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综合条件比较好一些，就和林伯渠一起腾出来，让毛泽东一家居住。

挂着“菊香书屋”匾额的地方只是一个过厅，这就是菊香书屋的前门，站在这里可以看到鱼儿游动的清澈的湖水。穿过这个过厅才是菊香书屋的院落。这是一座明代建筑的坐北朝南标准古朴的长方形四合院。进入院内，呈现在眼前的是几株百年松柏，金黄色的琉璃瓦房顶掩映在绿荫丛中；地面上有南北东西两条小径，交叉成十字，把院里的草坪自然地变成了田字形。整个院落的布局很严谨：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

北房5间成一明两暗的形式， 房屋高大，跨度也大，显得非常宽敞。正中挂有“紫云轩”匾额的1间，是个过厅。东侧2间相通，是毛泽东的起居室。西侧2间有山墙相隔，靠过厅的1间，是江青的寝室。不过，她更多的时间是住在南房。另1间与西厢房北侧两间相通，是毛泽东的藏书室，也就是书房。穿过北房的过厅出北门，又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可称为后院，与中海岸边上的马路仅有一墙之隔了。

东厢房5间，中间是过厅，毛泽东和全家人在这里吃饭。毛泽东的衣服和来宾的衣服也都挂在这里。北侧2间相通，且与过厅相通，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南边2间不通过厅，也不在菊香书屋院内开门，而是把门开在东厢房背后的夹道内，是一个储藏室。

西厢房5间，正中一间是挂“菊香书屋”的穿堂过道，是从院里外出的通道。北侧2间相通，且与北房的藏书室相通，是毛泽东的书房。南侧2间是江青的会客室，后来改做活动场所，乒乓球室。

南房与北房的结构相同，也是5间。正中是穿堂，南可去南院，北可回菊香书屋院内。南房东侧2间是江青的起居室，靠穿堂1间是卧室，另1间是洗漱室；西侧2间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曾分别住过。

南院的东房可以说是一个集体宿舍，后来住着江青的姐姐李云霞，她是照顾李讷的，她的儿子王博文住在里屋。李敏、李讷和刘思齐也曾住在这里。毛岸青、毛远新也曾住在南院。

叶子龙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住在一个叫含和堂的院子里，和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紧相连。

毛泽东的书房，简朴而雅致。木雕屏风和丝绸帷帘显示出一种淡雅的情调；像街灯一样的大吊灯，挂在距沙发10英尺高的地方。房间里放着一套沙发、书架和写字台。罩着台布的书桌上，放着一只茶杯和一只放大镜；书籍横着堆放在一起。大木板床的一边，一条长凳上是很厚的一摞书，另一边是痰盂。窗户外是一小块菜地，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或休息时，常去照料他种的蔬菜。

在刚整理书屋的时候，因为书房里的一个大沙发要搬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于是由李银桥指挥着几个卫士来搬沙发。由于沙发太大，门却比较小，李银桥他们几个试来试去，就是搬不出这道门，没有办法，只好又将沙发搬回了原处。毛泽东走了进来，他问：

“怎么没有搬出去？”

一名卫士说：

“门太小，出不去。主席，干脆就留在屋里吧？”

毛泽东看了看卫士，在沙发边来回踱步，他时而望望沙发，时而瞥一眼门，终于停住脚步，慢条斯理地问道：

“有件事我始终想不通。你们说说，是盖起这间房子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起这所房子？”

卫士们听毛泽东如此一说，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毛泽东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出去继续散他的步。

“还愣什么？搬吧。”

李银桥招呼一声，大家又干了起来。卫士们这一次动了脑筋，不时变换方式，终于把沙发立起来，先出沙发背，在某一角度及时转弯，终于将沙发搬出了门。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时，不时笑着望望卫士们。他一见把沙发搬出了门，便走过去问道：

“怎么样啊，有什么感想？”

一名卫士说：

“没错，是先盖起房子后搬来沙发。”

毛泽东笑着说：

“我也受到一个启发，有一点感想。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究认真。”

此时的菊香书屋，还摆着许多盆鲜花。毛泽东对阎长林说：

“过去这里是公共场所，由他们随便布置，我不干涉。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的花儿了，少摆几盆花，再摆一点松柏树就行了。你们知道，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的代表们来。他们来了，就是为了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地方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效仿，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

阎长林马上指挥人搬走了鲜花，在院内的十字路口处，摆了两盆棕树，两盆无花果，凉台上放了两盆绿草。毛泽东满意地说：

“这不是很好嘛。我不是不喜欢花，现在摆的太多了不太合适。”

一切都整理布置好了，唯有厕所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毛泽东的办公室和住室附近，都没有厕所。现在的厕所在后园里，毛泽东要到厕所去，要走上很长一段路；况且来开会的人和来访的客人上厕所也不方便。卫士们和修缮队的师傅们一起研究后，就在毛泽东办公室后窗的地方按卫生间的标准盖了一间平房，再把办公室的墙开了一个口装上门，与卫生间相通，这就方便多了。毛泽东高兴地问：

“你们谁想出的这个办法？”

阎长林说：

“这是我们和修缮队一块研究的。”

毛泽东说：

“这样就方便了，你们费心了，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菊香书屋院里的房子，以前是烧地炉子取暖的，因年久失修，火道都不通了。为了用热水和冬天取暖，修缮队在各房间里安装了暖气片，又在靠近毛泽东办公室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修建一个小锅炉房。这一天，阎长林正在行政科领东西，一个卫士慌慌忙忙找到他，把他拉到屋外，紧张地说：

“主席发脾气了，哨兵被罚站，正在院子里站着呢。”

阎长林一听就说：

“我回去看看。”

“现在你先不要回去，如果你回去了，你也要被罚站的。”

“我不能不回去，罚站也得回去。”

阎长林回到菊香书屋，见值班哨兵果然直挺挺地在院子里立正站着，一问才知道：毛泽东工作了一夜，刚回到卧室休息；哨兵让修锅炉的工人停工，可工人说：“马上就完了，马上就完了。”谁知他一不小心，将一个水管砸在了洗澡盆上，“当啷”一声，把毛泽东惊醒了。毛泽东穿着睡衣走到院子里，怒气冲冲地对哨兵说：

“你知道我睡觉了，你们还用这么大的声音把我惊醒，你给我立正站着！”

哨兵见毛泽东发脾气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只好立正站着。毛泽东见他这样，又说：

“好吧，你就在这里站着，等我起床以后你才能走。”

毛泽东回到屋里，回头往外看了看，见哨兵还在院子里站着，就改口说道：

“你不要站着了，回去吧。你要写检讨，为什么知道我睡觉了，还弄这么大的声音？”

阎长林赶紧走到哨兵跟前，说：

“走吧，再站着主席又该生气了。”

阎长林带走了哨兵后，向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副处长王敬先做了汇报，又召集警卫班开了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完会，阎长林等毛泽东起床了，向他作了汇报，毛泽东笑了笑说：

“让我休息好了，我也就没有意见了。你向大家解释一下，工作中有缺点，改了就好，不要记在心里，不要影响工作。”

后来，小锅炉建好了，毛泽东洗澡也很方便，他说：

“以前我每次擦澡，都是你们用脸盆端水，擦完澡，还得请你们帮我把水一盆一盆端出去倒掉，真是麻烦你们了。现在可好了，已经是自动化了。”

毛泽东从卧室到办公室，必须经过院子中心。阎长林向毛泽东提议说：

“晴天倒挺好，走几步路还可以活动活动，一到刮风下雨，行走就很不方便了；将来到了冬季，冰冻路滑也得从这里经过；如果搞一个走廊是最好不过了，既方便又安全。”

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没有必要。花好多钱搞个走廊，就与艰苦奋斗的作风不相符了。”

丰泽园的大门和外面门柱上的油漆都脱落了不少，有的柱角连里面的麻皮都漏出来了，工人们搭好脚手架，正准备重新油漆，毛泽东看见了，他说：

“告诉行政部门，这里不需要刷油漆，过几年再修理吧。我住的地方不要和公共场所一样花那么多钱，搞那么漂亮。”

就这样，菊香书屋基本上成了毛泽东后半生的寓所。菊香书屋尽管布局严谨，却也有两大不便：一是由于院内松柏的阴影，加上古建筑的飞檐，使得毛泽东的寝室和办公室内的光线很暗，一到秋末、冬季、春季，即使在白天，也须借助灯光照明；二是毛泽东外出开会乘车或接待特殊客人，都必须步行到丰泽园门外，或走出紫云轩东侧夹道北头的便门。尽管如此，毛泽东却一直喜欢这所典型的居民大院式房屋，不愿有任何改动。

9月21日19时，经过政协筹委会3个多月的充分准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怀仁堂过去是慈溪太后的寝宫，曾被称作仪銮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成了联军统帅瓦德西的统帅部。宣统皇帝退位后，袁世凯也在这里办公，在这里做过皇帝梦，他死后，灵堂也设在这里。解放军入城后，延安俱乐部主任钟灵在周**主持下，和美术家张仃一块儿，重新设计装饰一新。

怀仁堂主席台正中的墙上，悬挂着两位伟人的画像，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毛泽东。两边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以及特邀人士共662人。其中有毛泽东的老校长符定一和老师黎锦熙，还有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每个代表胸前都戴着红缎子条条，上面印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的金色大字。

人民政协代表的广泛性，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具有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毛泽东来到了怀仁堂，首先接见了全体代表。他在与茅以升等科学家亲切握手时说：

“你们都是科学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很重要，我们要建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这是茅以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当晚就将毛泽东的话写进了日记里。

且说是日晚7时整，大会主席团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出席会议的单位、代表人数和大会日程。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政协筹委会主任、大会主席毛泽东，从主席台正中的座位上站起来，他胸前别着一枚刚刚赶制出来的代表徽章，面带微笑地宣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

全体代表起立，乐队奏响《人民解放军进行曲》，54响礼炮在场外轰鸣，代表们热烈鼓掌长达5分钟。

毛泽东满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用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以沉稳、缓慢的语调庄严地致词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100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毛泽东简短的讲话，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接下来，刘**和特邀代表宋庆龄、民革代表何香凝、民盟代表张澜、解放军代表高岗及陈毅、民建代表黄炎培、中华总工会代表李立三、新疆代表赛福鼎、特邀代表张治中及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分别发表了演讲。

司徒美堂在演讲中说：

“现在我们大家来共同协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大计，这真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件大喜事。我代表美洲华侨回国出席这个会议，飞越半个地球来到北平，用最热烈的心情，向大会祝贺。”

陈明仁也在会议上发了言，他说：

“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我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

陈明仁的话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陈明仁，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

“你顺利地过了战争关，过来了就是好的。你今后打算干什么？是从政？还是从军？从政，就打算给你拨一笔特别费，由你全权开支。”

“报告主席，我是一个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量。”陈明仁沉思片刻，继续说：“不过，我那个部队还叫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据官兵反映，老百姓见了这个符号，就当是国民党的兵，大家感到不光彩，还是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吧！”

“那好，你还是去带兵吧。我们拟把你的1兵团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当然，今后困难还会很多，要有思想准备。”毛泽东递给陈明仁一支香烟，问道：“你有什么条件吗？只管说罢！”

“报告主席，我现在真正地服了共产党，我一点条件也没有。”

“哎呀，人家有条件的，我倒好办，你这个没有条件的，我倒不好办呀！这样吧，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共产党的军队有衣穿，你也有衣穿。一视同仁，绝不会有半点亏待你的地方。”

陈明仁回去后，越想越不对劲：“毛主席让我提条件，我怎么说一个条件也没有呢？”于是，他就又去找毛泽东，提出了很多条件，他要求打仗，他要求让他参加作战立功。毛泽东笑着对陈明仁说：

“子良将军，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队未整训，马上去前线，逃兵必多。作了初步整训之后，如有作战机会，上前线打几仗是好的。”

再说9月21日晚，毛泽东给张治中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文白先生：

迪化方面复先生两电，今附上。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之弟）已由伊宁于15日至迪化与陶、鲍见了面，谈得还好。关于周、黄两军，自向甘凉肃退后，现在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领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彬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敬问日安！

毛泽东

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

9月22日，张治中遵照毛泽东信中的指示，致电陶峙岳、包尔汉说：

“9月17日两电均悉。兄等态度正确，措置适当，至为欣慰。毛主席阅电亦表嘉许。至于我何时去迪化，当秉承毛主席的意旨，决定行期后再行电告。”

这天下午3时许，正是毛泽东一天工作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他工作日的“早晨”。值班卫士王振海通知刚刚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王鹤滨说：

“毛主席叫你到他那里去。”

王鹤滨马上随着王振海来到菊香书屋，踏上北房的台阶。王鹤滨见北房双开门的门框上方有一块木匾，上面镌刻着3个大字：“紫云轩”。进了大门，王振海把王鹤滨带到东侧的门里，便退了出去。

这里是毛泽东的起居室，毛泽东身穿毛巾布做的旧睡衣，向右侧卧在床上，手持着线装书，正在阅读。因为室内的光线不足，屋顶上的灯和床头桌上灯都在亮着。毛泽东见王鹤滨进来，立即将书放在床东侧的书堆上，移动了一下躯体，面对着王鹤滨斜靠在床头上，以手示意王鹤滨坐在床边西侧的一把靠背椅子上。他伸手从床头桌上拿起了烟嘴，插上一支香烟，点燃后，用手晃灭了火柴棒，放入茶色玻璃烟灰缸内，很有滋味地吸了一口烟，微笑着说：

“王医生，目前我这里的事情不多，有时间你还要多照顾一下其他几位书记。”

福和中学老师

说完又把烟嘴插入嘴里吸着。王鹤滨以前虽然已经和毛泽东见了3次面，但他和毛泽东单独相处，这还是平生第1次，难免有些拘谨。毛泽东见王鹤滨全神贯注地听着，没有什么反应，一副又拘束又认真的样子，就忍不住想笑，于是就提高了声调，粗犷而又嬉戏地说道：

“王医生，你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

这句话一出口，连他自己也失声咯咯咯地笑了，笑得连双肩和颈部也抖了起来。王鹤滨这位出身于农村的孩子，什么粗话、脏话、骂人的话没有听过没有说过，如今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俗语，竟然从毛泽东的口中说出，他听了不由得先是一愣，继而明白了毛泽东是故意用这些直率的、乡野式的语言和自己交谈，用以活跃气氛，于是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就是毛泽东特有的“速成”亲切法。

再说此时，长春市委书记朱光奉调广州任副市长，他借南行之际来到北平看望朱德。

原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光曾在太行抗日前线担任过朱德的秘书兼第18集团军总部秘书长，1940年春，又调任129师宣传部部长，与朱德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

次日清晨，朱光正与朱德在庭中散步，住在不远处的毛泽东信步走来，一见朱光不觉一怔，未等朱德开口，他就似笑非笑地指着朱光问道：

“你，你是哪一个？”

朱光马上进入戏剧角色，拉长声调说：

“我——朱光是也！”

“好，好你个朱光，你还认得我吗？”

“哪个不认识你——中外皆知的伟大人物！”

“那么，你为何看朱总司令而不看我？”

“因为我和朱总司令同宗、同姓，同一宗派山头。”

“你既然把我划为外人，难道你不怕我见外，把你忘记吗？”

“你忘不了我朱光！”

“为何忘不了？”

“因为我还没有给你演出《奥赛罗》呢。”

朱光的回答，令毛泽东想起12年前这位小友“抢书”的事儿，二人禁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朱光自知“理亏”，应邀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书房，一见那琳琅满目的书籍，心里免不了一阵痒痒的。毛泽东看他的神情，便开玩笑说：

“你这个朱光，还想夺走哪几本书呢？”

朱光连忙赔笑说：

“岂敢，岂敢。”

二人侃侃而谈，毛泽东一时高兴，挥毫书写了一幅草书《七律.长征》，并书：“附赠征人”，送给朱光。朱光也乘兴抒情，书写了一首诗：

四载风云塞北行，肩钜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

落款处署的是：“朱光于1949年建国前夕古都中南海书法家之府”。

毛泽东看罢，提笔将落款中的“法”改为“癖”，将“府”改为“家”。朱光见了不以为然，说道：

“主席，何必如此，过不了几日，你就是一国之主了。我尚且故隐其讳，否则，我不该写‘主席府’了吗？”

“你这个朱光上皇，你要给我加封加冕而称为王霸吗？朱光，我们出身草莽，不可忘本！明天也罢，明年也罢，千万代也罢，你我始终如一，要祸福与共，甘苦共尝，同称同志，同叫背枪的，当兵的。多少年，我们当兵的来无踪，去无影，行无定所。时至今日，我们人民，我们党胜利了，这才有了‘家’。我指的不是什么书法家之类的‘家’，或者是这个‘家’，那个‘家’；也不是说以‘府’称‘家’的‘家’；而是人民的‘家’，党的‘家’。人生一世，保全一‘家’，足矣，足矣！”

毛泽东说罢，提笔又为即将南行的战友写下了一幅赠言：

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

朱光同志！

毛泽东

朱光听了毛泽东的话，看着这幅赠言，不禁为之动容。

9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准备在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有关起义人员。在圈定被邀请人员名单时，毛泽东说：

“这次邀请的虽然都是有功的主要起义将领，但不要忘了我一师的那个小同学程星龄，他在促进程潜、陈明仁起义中是有重要贡献的啊！”

这天晚上，毛泽东、朱德在中南海请了五六桌客，被邀请者大多是军方代表。在宴会开始前，张治中对毛泽东说：

“有一件事我想请问你，不过你如不便公开使人知道你的意见，我当保守秘密。”

毛泽东说：

“你说吧。”

张治中问：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同意哪一个国旗图案？”

毛泽东说：

“我同意五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你觉得如何？”

张治中激动地说：

“我反对这个图案。红地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因为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人们很容易认为是分裂了国家。再说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想到是一根棍子。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孙猴子的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一根金箍棒干吗？不如用一幅五星红旗。”

毛泽东听了张治中的一番议论，沉吟着说：

“哦，这倒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五颗星一条黄河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9月23日夜，毛泽东亲自拟出了给包尔汉的电文，他在电文中写道：

“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包主席鼎力促成，望联络各方爱国人士，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接着，他又就沈雁冰请他为《人民文学》书写刊名并题词一事，给沈雁冰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沈雁冰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展读之余，又打开随信附来的一张宣纸，只见上面写的是：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毛泽东

第二天，沈雁冰拿着这一题词来找周扬，他高兴地对周扬说：

“主席这个题词，语重心长，我们的担子可不轻呵！”

9月25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通电全文如下：

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诸代表钧鉴：

我驻新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治中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转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8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

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

副总司令兼整编42师师长赵锡光

整编骑1师师长韩有文

整编78师师长莫我若

旅长钟祖荫  李祖唐  田子梅 韩荣福

郭全梁  朱鳴刚  罗汝正 刘抡才

杨廷英  马平林  同叩

张治中从毛泽东那里看到了这一电文非常高兴，他后来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新疆概要的问题》，送给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新疆民族自治、改组政府、改编军队、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9月25日晚，按照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议程，就要通过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了。毛泽东、周**约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召开座谈会，协商国旗、国徽、国歌问题。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五星红旗，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横杠代表黄河。毛泽东介绍了张治中对五颗星一条黄河旗的意见，然后说：

“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恐怕只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座的不反对这面国旗的，恐怕有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总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体一致通过的才好，大家再想一想。”

《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的38幅图案环列在会场，代表们默默地思量着最理想的方案。田汉端详着第32号由上海一名普通市民曾联松设计的图案，对毛泽东说：

“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只是上面的镰刀斧头是否必要？”

毛泽东说：

“不错，镰刀斧头可以去掉。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着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划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德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我看这个五星红旗好。”

与会者将图案逐一传阅后，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议定以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在大家讨论对5颗星的书面解释时，有人说，中间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颗环绕的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几位代表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说，4颗小星代表4个阶级，恐怕不妥。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国旗不是又要改了吗？毛泽东敏捷地说：

“那我们把说明改一改好不好？不说4颗小星代表4个阶级。这个图案表现我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国旗方案就这样定下来了。后来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曾经先后在1950年和建国30周年，非常荣幸地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亲眼目睹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冉冉升起。

座谈会接下来讨论国歌问题，会议一时冷了场。的确，国歌既要有庄严性，又要有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时代的精神面貌，一时还真不容易寻找这种适合多方面要求的词曲。著名画家徐悲鸿见大家都不说话，就提议说：

“苏联在成立之初，曾以《国际歌》代国歌，我们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马叙伦也主张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周**说：

“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

“我记得我在美国时，听见有美国青年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这说明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就选这支歌吧。”

刚从美国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说：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另外，在国际间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我在美国同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时，他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合还是朋友间都唱。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按一个歌曲本身讲，好坏不靠几位音乐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去下判断。《义勇军进行曲》按它本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希望能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有的委员也说：

“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

还有人说：

“歌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后关头’，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

周**主张用原来的歌词，他说：

“这样才能鼓动感情。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

毛泽东说：

“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难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

毛泽东的结论一出，全场鼓掌表示赞同。

尔后，毛泽东、周**和大家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在这一曲激荡人心的代国歌声中结束了座谈会。

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包尔汉发出起义通电，新疆和平解放。

此时，在国名问题上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起因是因为以周**为组长的第3小组，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考虑到应照顾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后面加注了“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于是，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等代表，在全体会议上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提议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草案中“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之。提案最后说：

“在我们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难道还要对已经走上死亡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吗？”

马叙伦等人的提案一出，各位代表围绕着提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各种意见。

9月26日，周**、林伯渠联名邀请了二三十位年逾7旬的辛亥革命以来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请柬上注明有要事相商，务请出席。

周**作为东道主之一，在午宴上开宗明义地说：

“今天请来赴宴的，除三几个人以外，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各位在讨论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

“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于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会议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说：

“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他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接着发言的是在辛亥革命后归隐了38年、平生不写民国国号的清末进士周致祥，他说：

“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他没什么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发言说：

“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最近22年来，更给蒋介石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

司徒美堂越说越激动：

“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3年以后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全体在座者报以热烈地掌声。大家也顾不上满桌的丰盛菜肴了，纷纷发言。人口学家马寅初说：

“中华民国这个简称，实在是不伦不类，不像话的。”

教育学家车向忱说：

“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的问题，只是宣传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个革命的政权的性质，万万不能因噎废食。何况，老百姓是不是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法学家沈钧儒说：

“有些群众还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它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

陈嘉庚也说：

“大家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当然，落后的人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周**最后说：

“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后，送主席团常委参考，由主席团作出最后决定。”

就这样，大家畅所欲言，边吃边谈，午餐用完了，意见也基本趋向一致。

欲知座谈会上众人的意见能否被主席团常委接受，请看下一章。

��:�^��asci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mso-hans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哎呀，人家有条件的，我倒好办，你这个没有条件的，我倒不好办呀！这样吧，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共产党的军队有衣穿，你也有衣穿。一视同仁，绝不会有半点亏待你的地方。”

陈明仁回去后，越想越不对劲：“毛主席让我提条件，我怎么说一个条件也没有呢？”于是，他就又去找毛泽东，提出了很多条件，他要求打仗，他要求让他参加作战立功。毛泽东笑着对陈明仁说：

“子良将军，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队未整训，马上去前线，逃兵必多。作了初步整训之后，如有作战机会，上前线打几仗是好的。”

再说9月21日晚，毛泽东给张治中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文白先生：

迪化方面复先生两电，今附上。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之弟）已由伊宁于15日至迪化与陶、鲍见了面，谈得还好。关于周、黄两军，自向甘凉肃退后，现在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领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彬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敬问日安！

毛泽东

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

9月22日，张治中遵照毛泽东信中的指示，致电陶峙岳、包尔汉说：

“9月17日两电均悉。兄等态度正确，措置适当，至为欣慰。毛主席阅电亦表嘉许。至于我何时去迪化，当秉承毛主席的意旨，决定行期后再行电告。”

这天下午3时许，正是毛泽东一天工作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他工作日的“早晨”。值班卫士王振海通知刚刚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王鹤滨说：

“毛主席叫你到他那里去。”

王鹤滨马上随着王振海来到菊香书屋，踏上北房的台阶。王鹤滨见北房双开门的门框上方有一块木匾，上面镌刻着3个大字：“紫云轩”。进了大门，王振海把王鹤滨带到东侧的门里，便退了出去。

这里是毛泽东的起居室，毛泽东身穿毛巾布做的旧睡衣，向右侧卧在床上，手持着线装书，正在阅读。因为室内的光线不足，屋顶上的灯和床头桌上灯都在亮着。毛泽东见王鹤滨进来，立即将书放在床东侧的书堆上，移动了一下躯体，面对着王鹤滨斜靠在床头上，以手示意王鹤滨坐在床边西侧的一把靠背椅子上。他伸手从床头桌上拿起了烟嘴，插上一支香烟，点燃后，用手晃灭了火柴棒，放入茶色玻璃烟灰缸内，很有滋味地吸了一口烟，微笑着说：

“王医生，目前我这里的事情不多，有时间你还要多照顾一下其他几位书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21

第221章

“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

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话说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中华民国”去掉，并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

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本年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以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9月28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嘉勉新疆军政要员：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

包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9月25及26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人民的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同时，毛泽东、朱德命令彭德怀、王震：

“尽快进军新疆，早日完成保卫和建设西北边疆的光荣使命。”

后来，陶峙岳的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任政治委员，二人相处共事20来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且说9月28日晚饭前，胡乔木告诉钱三强说：

“今晚毛主席和周**同志宴请意大利团结报记者斯巴诺。报纸是社会党的。请你去给毛主席当翻译。”

钱三强立即来到宴会厅，坐在毛泽东和斯巴诺中间。毛泽东首先向斯巴诺介绍了在座的几位领导人，包括青年团的领导人冯文彬，接着请斯巴诺提问题。

斯巴诺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毛泽东一一作了回答。斯巴诺又提到了新中国的安全问题，他说：

“你们即将成立新中国，美国从大陆上被赶了出去，可能不会甘心。如果他们寻找借口，进行干涉，你们准备怎么办？”

钱三强如实将这一尖锐问题作了翻译。毛泽东略加思索，诙谐而坚定地说：

“他们要干涉，就叫他们来吧！他们要捅一个马蜂窝，马蜂被惹怒了，会飞起来蛰他们的！”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把“蜂”和“烘”说成一个音，钱三强一时没听懂，又不好随便翻译，便转过脸问旁边的人：

“马烘是什么动物？”

旁边的人说是“马蜂”，不是“马烘”。钱三强忍不住笑了，在座的人也都笑了。斯巴诺看到这情形感到莫名其妙，待他听了钱三强的翻译，也被毛泽东这个通俗的比喻和妙趣横生的回答逗乐了。他连连点头，表示赞赏。

9月29日，以赛福鼎为首的新疆代表团，就陶峙岳、包尔汉通电脱离广州国民党政府一事发表声明，声明中写道：

我们在北京正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际，听到了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领新疆军政人员发表通电，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的声明，我们认为这种符合人民要求的声明是正确的，也是新疆人民的愿望。

多年以来，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奋斗的新疆人民，也包括已解放的伊犁、塔、阿山3区人民在内，由于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支持，和平地获得了解放，衷心表示感谢。新疆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行将改组的新疆省政府的领导下，坚决保证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几年来反对迪化国民党反动政府而今后在和平环境下为全疆人民的自由奋斗的3区人民，坚决保证必能和全省人民一道，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新疆而奋斗到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代表：赛福鼎  阿里木江  涂治

9月30日，毛泽东接见30多位国民党起义将领。邓兆祥在谈话中表露出对昔日走错了路而内疚。毛泽东将手臂在空中猛地一挥，说道：

“我们看问题不要割断历史嘛！这是当时历史条件造成的。现在，你们走到革命路上来了，这很好嘛！要坚持下去！”

邓兆祥，1903年出生于广东省肇庆市，1928年到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校、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深造。前面已经说过，邓兆祥参加了“重庆号”巡洋舰起义，他指挥航向，稳定官兵情绪，保证了起义成功。1955年，邓兆祥被授予少将军衔。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在怀仁堂举行，主席台上展现了精心制作的鲜艳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全体与会者起立，掌声雷动。

周**代表筹备委员会作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它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规定了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原则和人民代表大会制。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受会议委托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中说：

“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对政府之后所获得的。”

毛泽东在草稿中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在大会通过宣言时，代表们坚决要求增加这样一句话：

“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之下，我们的会议齐心一致，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会议还通过了《给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和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及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碑碑文。   

会议选举出了180位全国政协委员。符定一、黎锦熙、钱三强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9月30日下午3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

政协委员许广平在发言中说：

“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林伯渠说：

“过去双十日已不是我们现在的国庆日，所以要以10月1日为国庆日，大家有没有意见，最好讨论后决定。”

毛泽东说：

“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

接下来，会议投票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下午6时，毛泽东率全体政协委员，乘车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周**代表会议主席团致词；毛泽东带领全体委员和工作人员向牺牲的人民英雄致哀。致哀已毕，毛泽东用他那雄壮的声音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碑文：

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毛泽东亲笔题写的纪念碑正面7个大字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后来一位美国人对于这一通碑文，曾经评论说：“任何一位毛泽东的同事，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碑文！”

纪念碑的基石，半截已经埋在土坑里，毛泽东和委员们围着土坑站成一圈，彭真将一把铁锨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将第一铲黄土洒向基石，接着，其他领导人和委员们一一为纪念碑铲土奠基。

奠基典礼结束后，毛泽东又率领全体委员返回勤政殿会场。大会选举揭晓：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当大会宣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时候，毛泽东看到委员们都站了起来，他也跟着站了起来。顿时，会场里掌声、欢呼声、毛主席万岁的声音，连成一片，经久不息。毛泽东的表情是是严肃的，一丝笑意也没有，双手下垂者，两只深邃的眼睛平视着前方。

大会接着宣布：朱德、刘**、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其中，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人士各3人。

选举周**、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其中党外人士27人，他们是：何香凝  赛福鼎  陈嘉庚  马寅初  马叙伦  郭沫若  沈钧儒  沈雁冰  陈叔通  司徒美堂  李锡九  黄炎培  蔡廷锴  彭泽民  张治中  傅作义  李烛尘  李章达  章伯钧  程潜  张奚若  陈铭枢  谭平山  张难先  柳亚子  张东荪  龙云

最后，会议由朱德致闭幕词，他说：

“我们既然能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政协会议闭幕后，在怀仁堂后大厅举行第一次国宴，庆祝新中国的诞生。宴会开始前，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到会议室休息。周**说：

“主席休息一下吧，你太累了。”

毛泽东说：

“不累，今天我和大家一样，很高兴。”

修葺一新的怀仁堂里，大厅上已经摆好了餐桌，一瓶一瓶的中国名酒，茅台、通化红葡萄酒，也已经放在了餐桌的一角。

站在怀仁堂东南角过道大厅入口处的汪东兴，还有中央警卫处的副处长李福坤，把检验室主任王鹤滨叫到跟前。李福坤神情严肃地低声嘱咐说：

“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

检验室是在开国大典前的一些日子里，刚成立的一个临时机构，公安部任命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为主任。检验室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食品的卫生、无毒，每次会议前都必须进行检验，以保障中央领导人、各民主党派的首脑人物以及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集中到北京来的知名人士和政协代表们的安全。

王鹤滨听李福坤如此一说，有点发愁了，别说国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时间再从容，自己也是毫无办法。在这种热烈而又兴奋的场合，不可能去劝领导人少饮酒，但也没有解酒的药，将来也可能永远不会有那么灵的解酒药。这可怎么办呢？

宴会开始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按照顺序先后进入大厅，大厅内顿时又响起了欢呼声。毛泽东站在自己的座位前，举起双手向各位代表、来宾示意就座。

领导人和国宾们已经就座，祝酒词一过，就要举杯了。王鹤滨愁肠万转，忽然灵机一动，大概也叫做急中生智吧，他想到用茶叶水代替红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茅台酒，给国家领导人喝，保证不会醉倒一个。王鹤滨将自己的发明专利告诉了汪东兴和李福坤，又经过杨尚昆的同意，就开始实行了。王鹤滨立即办起了临时酿酒厂，他先做了一下试验，倒在高脚杯中的茶水和白开水，用肉眼看与红葡萄酒和茅台是无法区别的，只要不喝是辨不清真假的。于是，王鹤滨和几位卫士利用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了几瓶“特制”的“茅台”和“通化葡萄酒”，倒进了5大书记的高脚酒杯中。王鹤滨和几个卫士不需要化妆，他们穿着和招待员一样的工作服，国宾们是分辨不出来的。

此时，周**满面春风，高举酒杯，高声说道：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请举起杯来，为新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为新中国的诞生干杯！”

大厅里又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端起酒杯，毛泽东也端起酒杯，和大家一样一饮而尽。他饮了此杯酒，不动任何声色，喝了酒像没有任何反应一样。人们都知道他的酒量本来不行，平时只能喝一点葡萄酒，白酒就喝一点点，而且喝了就会脸红。他这一干杯，使不少人很是吃惊，以为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酒量也就大吧。

周**喝了一杯特制的“茅台”酒后，立即转过头来，用严厉而又疑虑的目光向王鹤滨这位临时招待员瞥了一下。周**可能是担心，如果这种错误，也就是让国宾喝了这样的“茅台”酒，那将是多么无礼啊。当他看到客人们并无任何反应，都在兴奋地开怀畅饮，脸上又露出了笑容。他的秘书何谦走到他的身边，轻轻地耳语了几句，周**又回过头来，用温和的眼光看了王鹤滨一眼。

在5大书记中，刘**的酒量是最小的了，在苏联贵宾这些个个是海量的“酒英雄”面前，不能不喝，喝少了有失礼貌，喝多了又没有酒量，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咂了一口特制的“红葡萄酒”，接着就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特别满意地回过头来朝王鹤滨投以满意的微笑。他喝过特制的“通化红葡萄酒”，胆子壮了，举起“茅台”酒杯，主动向苏联贵宾碰杯祝酒，发起了挑战，而且一饮见底，一滴不剩。突然，一位苏联客人手持酒杯，走到刘**面前，举杯祝酒。刘**的卫士长石国瑞马上给刘**斟上了特制的“茅台”酒，刘**刚要举杯，没想到那位客人迅捷地将自己的酒杯送到了刘**手里，又从刘**手里拿过了那杯特制“酒”，一饮而尽。这在苏联是一种礼节，叫做喝换杯酒，表示亲密无间的深厚友情。当他喝到口中之后，稍微皱了皱眉头，侧着头，嘴巴咂了两下，舌尖舔了舔口角，双手向左右一摊，就哇里哇啦说了几句话，因为没有翻译，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

王鹤滨一看糟了，只怕西洋镜被戳穿，急忙给他斟满了一杯茅台酒，又像变戏法一样，用特制的“茅台”将刘**手中的茅台酒换了下来，两人同时举杯喝了下去，这一次苏联人不再说什么了，仍然频频地畅饮如故，王鹤滨等人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就这样，朱德和任弼时也自然不成问题，这一场国宴下来，中央领导人，脸不发红心不跳，个个都是海量。

欲知毛泽东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请看本传第6卷：五洋捉鳖。

东方翁曰：有一个美国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可以肯定地说，日本无意之中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毛泽东不会在1949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无独有偶，蒋介石也曾经说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借国难以自大”。此二公之言，谬之远矣！一些不了解毛泽东及中国历史的人，跟在那个美国人和蒋介石的屁股后头人云亦云，他们也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沾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光。如果这些人不是糊涂的话，那就是像蒋介石一样有意歪曲中国历史。纵观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不管是在政治上或是在军事上，蒋介石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以毛泽东的聪明才智和他独特的战略战术，别说打败一个蒋介石，就是在强大的日本军队的眼皮子底下，他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反复的扫荡中，照样建立起根据地，照样发展壮大。如果他拥有像蒋介石一样的地位、权力和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可以肯定完全是不成问题的。相反，假设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很可能至少会提前8年取得胜利。还应该说，28个半布尔什维克比蒋介石比日本更厉害。假设共产党内部没有各种错误路线的干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不知道会提前多少年就已经取得胜利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22

毛泽东大传之第六卷

五洋捉鳖

第222章

“我们用了28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

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

题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气力。”

话说公元1949年10月1日，是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庆典的日子，天安门城楼披上了红纱。

开国大典开始时间，定在下午3点，这是周**的安排。他考虑到毛泽东总是在夜间工作，上午需要休息。同时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细，使几十万群众和几万受阅部队能够充分做好准备。

凌晨2点钟，周**打电话给聂荣臻，他说：

“过去我们也搞过阅军，但那都是步兵，如今新中国成立了，这一次阅兵的政治意义非常大，我们不仅要有陆军，而且要有空军和海军，这样才算得上是‘三军将士’。务必做好受阅部队的一切准备工作，所有武器一律不准有子弹和炮弹。”

周**又给新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打去电话，询问受阅飞机能否安全正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清晨6时许，周**第3次给毛泽东的卫士值班室打电话，问道：

“主席睡觉了吗？”

“还没有啊。”

“你们要催促他休息嘛，下午两点还要开会，3点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劝他早些休息。”

李银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小声说：

“主席，休息吧？”

毛泽东不做声，继续看文件写东西。

从早上8点开始，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陆续向天安门广场集中。举行30万人的群众大集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由于群众很多，到11点钟，许多群众还没有各就各位，这使得组织典礼的周**十分焦急，他连续给彭真打去3次电话，并要求负责广场警卫的罗瑞卿，调动警察部队，指导群众按规定进入预定位置。

这天上午，毛泽东尚未入睡，叶子龙急匆匆地走来，向毛泽东报告，蒋介石派美国制造的高空侦察机飞临北京上空侦查，被解放军空军击落，驾驶员在跳伞逃生时，因降落伞绳索断开，被活活摔死。经检查，绳索系被人用化学药品腐蚀过，在外观上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毛泽东闻言，面色沉郁，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为这位驾驶员的不幸感到惋惜。

他站起身来，到院子里散步。

毛泽东活动了10分钟后，对身边的李银桥说道：

“银桥，我睡觉吧。”

李银桥服侍他上厕所，洗澡，然后上床。毛泽东说：

“没事了，你去吧。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下午1点，李银桥径直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叫道：

“主席，主席。”

“嗯？”毛泽东睁开了眼睛，看见了李银桥，他又“嗯”了一声，做了一个深呼吸。李银桥说：

“主席，到1点了。”

“这么快呀！”

毛泽东从床上坐起来，揉了揉眼，显然没有睡好。穿衣，下床，刷牙，洗脸，吃早饭。李银桥帮他换上那身参加盛典的礼服——袖子带有黑白条纹里子的呢料黄制服。

这是一套中山制服。料子是叶子龙买来的黄色美国将校呢。李银桥拿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做的。王子清是留法回来后专门做剪裁服装的。后来在开国大典之后，李银桥看叶子龙送的衣料还有不少，他就又请王子清为毛泽东作了3套式样相同的制服。

此时王鹤滨来了，他了解了一下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然后，毛泽东就步行来到了勤政殿大厅。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国家领导人，在勤政殿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次会议。

会议在通过对中外发表的公告时，公告里面有这样几句话，说：“选举了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暨陈毅等56人为委员。”张治中听了，问旁边的李立三：

“这样措词可有问题？”

李立三问：

“什么问题？”

张治中说：

“委员56人一语太简单了吧？这是正式公告，何不把全体委员名字都写上？”

李立三表示赞成。张治中说：你说吧。李立三说：还是你说好。张治中便站起身来，说道：

“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到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同时发表。”

毛泽东马上表示同意，他说：

“好，把56个委员名字都写上去，这可以表示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大家听了都鼓起掌来。

会议宣布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们就职；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宣布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

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

毛泽东任命周**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并责成他从速组成政府机构，执行各项政府工作。

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会议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会议结束了，叶子龙对毛泽东说：

“主席，稍微休息一会儿，按时出发正点到天安门就行了。”

毛泽东笑着说：

“好嘛，事情反正是一个接着一个。我们打了几年的疲劳战，打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又是建国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我没有睡几个小时的觉，到天安门上还要连续站几个小时。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

大家听毛泽东这么说，都笑了起来。周**接着说：

“这是高效率的疲劳战，3年解放战争，消灭了敌军好几百万，建立了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效率还不高呀？主席把这一切仅仅说成是疲劳战，这是多么伟大的气魄呀！”

毛泽东的汽车从勤政殿门口出发，开出中南海的东门，从故宫西华门往南拐弯，在中山公园后面进了故宫阙右门，往南直到天安门城楼的后边。

下午3时，集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30多万军民，热情洋溢地期待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开始。广场上彩旗招展，欢声雷动，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全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率中央人民政府各位副主席和各位委员以及政协常委，沿着天安门北面西侧古砖梯道拾级而上，走了100级台阶，准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早已等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摄影师们，看到毛泽东和其他的领导人来了，立即打开摄像机的旋钮，一边向后退行，一边摄影。

毛泽东身着绿色礼服，左胸前缀着红锦缎飘带，飘带的中央闪着烫金的“主席”二字，飘带的下部，剪裁成了燕尾状；他的脚上蹬着一双肥大的半个月前刚刚按照他的脚定做的被工作人员称之为“礼鞋”的棕褐色牛皮鞋。其他的人身着色调和样式各不同的服装，都在左胸前佩带着红色的锦缎飘带，印着他们各自的职务称号。

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则佩带着绿色的锦缎飘带，上面印有“工作人员”、“服务人员”、“记者”等烫金字样。这就是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标记和证件。

陈明仁和许多起义将领以及参加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则一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两旁的观礼台。

天安门上的播音员丁一岚在扩音器前兴奋而激动地大声喊道：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上下顿时掌声雷动，欢声如潮，如暴风雨一般，经久不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站在天安门城楼前排正中的毛泽东，挥舞着手臂，面对着扩音器，也高声喊道：

“人民万岁——！”

领袖和人民的心声交织在了一起，经久不息。此时，在金水桥边阅兵指挥台上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对着麦克风高声喊道：

“大会全体注意，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今天是首都全体军民各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举行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大会开始。”

广场上沸腾的人们很快静了下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开始。

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一是国家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升国旗放礼炮奏乐；二是国家主席宣读政府公告，三是阅兵式；四是游行；五是观看礼花。

毛泽东向前挪动了两小步，走到麦克风前，朝宽阔的广场环视一下。他的肩膀和胸脯微微起伏，以他特有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

30万集会群众顿时沸腾起来。林伯渠宣布：

“请毛泽东主席升国旗。”

这次升旗是新中国第一次电动升旗，站在毛泽东左侧负责技术问题的周志文悄声对毛泽东说：

“把电钮向右转动一下就可以了。”

毛泽东轻轻地旋转了一下电钮，把它旋到“升”的位置。军乐队奏响了国歌。新中国第一面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冉冉升起。

这面特大规格的国旗，是一位在旧社会靠给人缝补浆洗维持生活、而在解放后被安排到美术供应社工作的女工赵文瑞，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趴在地上一针一线地精心缝制出来的。

闲言少叙，且说在升旗的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组**民政协第一届全体委员会的54个单位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28年历程。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凝望着国旗，谛听着新中国的春雷。他的鼻翼微微翕动，胸脯起伏不已，泪水在眼窝里打转，终于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宋庆龄的眼睛里也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所有的军人都举起右手敬礼，所有的群众都注视着国旗。

五星红旗到22米高的银白色铁杆的顶端，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毛泽东脱口说道：

“升得好！”

接下来，由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

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特此公告。

毛泽东宣读完毕，新华社记者李普走上前去拿稿子，他见稿子上贴着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名字。原来，这个名单是根据张治中的建议临时补上去的。毛泽东指着字条嘱咐李普说：

“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

在这个文件上还有毛泽东用铅笔写的批示：“照此发表。毛泽东”。

就在此时，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开始。

阅兵总司令朱德身着崭新的呢料戎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车从天安门中间的门洞出来，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乘着敞篷吉普车向前，向检阅司令员朱德敬礼报告说：

“报告朱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受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请朱总司令检阅。”

朱德向聂荣臻回了礼，大声说道：

“开始吧！”

在军乐队奏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卫胜利成果》的音乐声中，朱德乘敞篷汽车在聂荣臻的陪同下，驱车沿着长安东街、东单广场、直到东交民巷，检阅陆海空各兵种16400名官兵组成的三军部队。

朱德检阅完毕，回到主席台上，在他的左边站着4个野战军的代表：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他们分别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4大野战军接受命令。朱德十分激动，声音有些颤抖，开始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他大声念道：

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同志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今天和全体人民在一起，共同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消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庆祝和感谢。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迅速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毛主席万岁！

朱德宣读完命令，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火红的“八一”军旗在护旗兵的掌护下，伴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引导着受阅部队。受检阅部队以海军两个师为前导，分列经过主席台前，由东向西行进；一个8000名指战员的步兵师组成12个方阵，在《八路军进行曲》声中开过来了；一个炮兵师在《军队进行曲》声中开来了；一个战车师在《坦克进行曲》声中来了；一个骑兵师在《骑兵进行曲》声中来了，他们分别组成红马连、白马连，5马并行，骑兵们英姿勃勃；各部相继跟进。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微笑着挥手向部队战士致意。

年轻的空军也在以方槐为领队的9架P-51战斗机、两架蚊式战斗机及6架运输机、教练机编队，在会场上低空自东向西飞行接受检阅。其中，安志敏驾驶的是PT-19型教练机。他们同时推拉3次机头，代表空军战士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致敬。

广场上30万群众挥舞着帽子、围巾、甚至报纸，热烈欢呼。城楼上，毛泽东顺着周**的指引，仰望自己的银鹰，挥手致意。他转对刘伯承说：

“西藏问题需要立即解决，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此时的朱德显得异常激动，他挥动着帽子，不断地向天空的飞行员致意，他说：

“从今天起，我这个三军总司令总算是名副其实了。”

张澜老先生含着激动的泪花，说：

“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沈钧儒也激动地说：

“了不起啊！人民的力量就是大，这么多的飞机呀！”

福和中学老师

沈钧儒不知道，也许更多的人也不知道，人民空军建军时间太短，飞机又太少，这次受阅的飞机，大部分都是按照预定的飞行航线，飞过天安门广场后，绕了一个大圈，又重新再飞一次、两次、三次。

整个阅兵式，前后历时3个小时，《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乐曲，伴随着部队的整齐步伐，以强有力的节奏，在广场上空激荡，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英勇雄姿。

在检阅过程中，数十万人一齐拍响巴掌；掌声像波浪一样，一个高潮叠着一个高潮。

阅兵式结束时，天色已是黄昏。一支近百人组成的大学生军乐队吹奏着《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引导着4万名学生汇成的大军向广场中心涌来。学生们抬着1.2丈高的用红纱扎的大五星和8根火炬造型的红灯，30人一横排，走过主席台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在城楼上，一手扶着栏杆，一只手举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突然，他面对扩音器，吩咐工作人员：“把水银灯全打亮！”

天安门广场上，忽地一下子灯光齐明。游行队伍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工人队伍开过来了，农民队伍开过来了，毛泽东时而鼓掌，时而挥手致意，他还不断地在扩音器前高声回应：

“工人同志们万岁！”“农民同志们万岁！”“同志们万岁!”

游行队伍，有秩序地向前行走。毛泽东对周**说：

“新国家建立起来了，你安排一下，我要尽快去苏联一趟。”

毛泽东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周**再三劝他休息一下。毛泽东走进休息室坐下来，一边吸烟，一边和程潜委员交谈。经过工作人员劝说，毛泽东才拿起点心，吃了两口，第二口尚未下咽，周**快步走了进来，为难地说：

“主席，你预料得对，你刚刚离开了主席台，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了，他们都停下来不肯前进了。看来，你还得站下去。”

毛泽东喝了一口浓茶，把口中的点心急速冲下，起身道：

“好吧，疲劳也得去啊！”

他把香烟摁灭在烟缸中，向程潜委员抱歉地笑了笑，在周**的陪同下，匆匆走出休息室，快步向主席台中心位置走去。

此时，游行群众正拥挤在金水桥的南侧，仰首提踵，有节奏地齐声高呼：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播音员齐越、丁一岚在麦克风前一再劝说，指挥游行群众按规定通过天安门，但无济于事。在热烈的气氛中，欢呼着的群众看到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他们听到了领袖的声音，广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他们潮水般地涌向5座白玉石桥，都想近距离看一看开创新中国的一代伟人。他们跳跃着，欢呼着，眼眶里滚动着泪花，恋恋不舍地离去。一批又一批的游行群众，就是这样从天安门前通过的。

毛泽东不断地挥手、举帽向群众致意，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再换右手。他一会儿到主席台西边，一会儿到主席台东边，一会儿向远处的群众致意，一会儿又探着身子向城楼下的群众招手。

警卫处的工作人员尹莘笙是一个小姑娘，她见毛泽东站得太久了，太辛苦了，就从大殿里搬出一把椅子，悄悄地放在他背后，想让他坐下来休息一下。毛泽东感到了触动，回头一看，明白了小尹的意思，便微笑着轻轻地摆了摆手势拒绝了。

毛泽东从午后3点到游行结束，始终与人民在一起，始终举着手，挥手向群众致意。他回到菊香书屋，似乎没有倦意，在院子里踱步，问李银桥：

“今天站了有3个小时吧？”

李银桥说：

“3个多小时。”

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

“还行，我不累。”

李银桥也说：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也有同样感觉。”

群众游行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家中稍作休息。他对身边的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

“胜利来之不易！”

7点20分，毛泽东在叶子龙、汪东兴陪同下，又离开菊香书屋，从中南海东门出去，前往天安门，参加焰火晚会。

夜晚的首都北京城，游行的群众举着大红灯笼，像火龙似地穿梭在全城，使新的首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在苍松翠柏上，在明清的亭殿上，都披挂这彩灯，游园的群众载歌载舞。

东西长安大街的两侧，各竖起一排高大的钢质灯座，每个灯座上都有十来个硕大的球形灯泡，把大街照耀得如同白昼。

广场上灯火辉煌，马恩列斯和孙中山的巨幅油彩画像，排列在广场北边的路边，与天安门上悬挂的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遥遥相对。广播里传出轻音乐，充满欢快气氛。穿着节日盛装的群众，形成了一团团、一簇簇的花朵，在锣鼓声、管弦乐队的伴奏下，舞动着、旋转着、歌唱着。

天安门城楼上，在大殿的前檐下，悬挂着一排每一个直径约两三米的圆形红纱大宫灯，大殿的屋檐、飞檐、翘角以及大殿墙壁的壁角，都放出了彩色的灯光，映出一幅由彩灯织成的大殿和天安门的轮廓。

毛泽东来到天安门后侧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立时响起一片欢呼声：“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无数的群众兴高采烈地一齐涌向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热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在麦克风前，也响亮地高呼：“人民万岁!”

“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

领袖和群众相互祝愿的欢呼声在广场上久久回荡。

毛泽东添了一件棕红色的厚毛衣，在儿女们的簇拥下，面朝广场，坐在轻便的藤椅上，吸着烟，让眼前的烟雾任意地在眼前飘动。他等待着和群众共同观看焰火。

8点时分，大会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发出命令：“现在开始放礼花！”

天安门城楼休息室里临时设置的总机，将命令传到位于东华表内侧的指挥所，指挥所立即把早已准备好的信号弹，代替礼花送上天空。

霎时间，一阵轰鸣震动了大地，施放礼花的6个点烟花齐放，数十门花炮同时轰响，顿时在天安门四周的天空中，升起了火树银花。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焰火，加上礼花腾空的炮声、火花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如百鸟齐鸣，百花争艳，在广场上空竞相辉映。这美妙的景象倾倒了数十万观众，欢笑声、鼓掌声和炮声礼花飞起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动人心魄。毛泽东的孩子们也欢天喜地的指点着焰火，争相叫着爸爸，让毛泽东看。毛泽东坐在藤椅上，仰视着天际，香烟含在嘴里，吐出缕缕烟雾，微笑着应付孩子们的嬉戏。

毛泽东在礼花间断之时，与苏联等国的外宾及华侨代表，进行了亲切交谈。

晚9时25分，焰火晚会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挥动着右臂，在城楼上从西头走向东头，又从东头走向西头，再由西头回到中央，向在观礼台上的外宾、国家干部、各界人士、工人和农民代表，以及解放军代表致意和告别。广场上又响起一阵阵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也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

城楼上下形成了一道千古奇观。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好奇地说：

“爸爸，人民群众喊你万岁，你喊人民万岁，真有意思。”

毛泽东激动地说：

“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

后来，陈毅诗兴大发，一连写了8首诗：《开国小言》，他感慨万千地说：

“看了这个场面，总算不虚此生了。”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黄炎培也即兴吟出一首题为《天安门》的诗篇，并亲笔恭书，呈献給毛泽东。

再说周**在焰火晚会结束后，让秘书告诉应邀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苏联前驻北平领事馆总领事齐赫文斯基，说是等一会儿，有封信要交给他。周**吩咐已毕，急忙驱车来到位于东交民巷玉河桥的中央外事组办公楼，带上王炳南回到北京饭店临时办公室，仔细地审阅着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书，只见上面写着：

阁下：

敬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于本日发表了公告：中央人民政

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现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  周**

1949年10月1日于北京

周**核准无误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王炳南匆匆赶回外事组，召集有关人员赶往各国驻京领事处发送外交部001号公函。

周**的秘书立即将这一公函转交给齐赫文斯基。齐赫文斯基不敢怠慢，马上将公函译成俄文，让领事馆工作人员发回莫斯科。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从天安门回到了办公室，他看到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0月1日从青海发来了一封贺电，只见电文中写道：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钧鉴：

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倍荷优崇。20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亦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心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班禅额尔德尼 叩

原来早在20世纪20年代，藏传佛教的上层**集团和班禅集团失和，1923年9世班禅额尔德尼因不赞成投靠英帝国主义而被逐出后藏日喀则，流亡于青海塔尔寺。因此，在1949年6月继位的年仅11岁的第10世班禅依然流亡于青海。9月间，人民解放军打垮了盘踞在青海的军阀马步芳，进驻西宁。10世班禅在堪布会议厅主任计晋美等人的建议下，派员前往西宁，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

毛泽东看罢贺电，又在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回到办公室，感慨地对卫士说：

“我们用了28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气力，你说对不对？”

已经4点多了，毛泽东仍无睡意，卫士弄的麦片粥，他也忘了吃，后来吃了饭，上床又看《史记》。卫士劝他睡觉，他合上书又说：

“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生命。”

毛泽东两眼发直，含着泪水说：

“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

欲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过后还有何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23

第223章

“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

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

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话说在公元1949年10月2日，参加完筹建新中国政府的一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纷纷离京返回原籍。张元济和他的儿子张树年也向毛泽东辞行。临别时，张元济送给毛泽东一部《林文忠公集》，意在请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后，严禁鸦片。毛泽东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他拉着张树年的手说：

“树年兄，请多多照顾好张老。”

张树年觉得毛泽东贵为人民领袖和国家主席，这样和蔼待人，心中感动不已。

10月2日晚9时，苏联政府外交部副外长葛罗米柯要苏联原驻北平领事馆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将一份照会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称苏联政府决定承认新中国，同时召回其原驻广州的大使；任命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正式外交关系。

苏联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1个友好国家。

周**立即将这一照会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拿着苏联外交部的照会来见毛泽东。毛泽东读罢照会，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个突如其来不同寻常的举动，让这个跟随他多年的机要秘书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

10月3日，周**奉毛泽东之命复电葛罗米柯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此后不久，保加利亚、罗马利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各国，也纷纷致电周**等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

与此相反，美国国务院则在10月3日这一天公开表示：拒绝承认新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称：

“美国在这项政策做任何改变之前，将与其他大国和国会进行磋商。”

10月3日这一天，寓居香港的卫立煌闻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兴奋异常，亲笔给毛泽东起草了一份贺电，经过香港有关组织，直接发到了北京。

卫立煌是在1949年初为躲避蒋介石对他的迫害，秘密前往香港的。卫立煌在贺电中写道：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江

10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单独召见程星龄。程星龄为毛泽东对程潜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不胜感激，他说：

“主席，您对颂公如此殷切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使颂公感激不尽，我也会终生难忘！”

毛泽东摆了摆手，吸了两口烟说：

“星龄呀！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还没有谈对你的工作安排哩，怎么就‘终生难忘’哩！？”

程星龄说：

“主席，我的工作安排用不着征求意见，干什么都可以。”

“星龄呀，怎么你们醴陵人都是如此呢？子良开始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也是说什么意见都没有。我说，提出意见的，我还好办，什么意见都没有的，我更难办。后来，子良对我说，‘我是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量。’我说，那你仍旧去带部队吧！我们已经决定把你的第1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这个他满意了。星龄，你有什么意见，还是对我讲好了。”

程星龄犹豫了一下，说：

“主席，对工作的安排，我真没什么意见。但我早就有个愿望，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不够资格呢？”

“啊！是这么个愿望。”毛泽东想了一下，对程星龄说：“如果说够条件的话，你早就够了。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与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一起，从事反对军阀张作霖的斗争，是最早与我党合作共事的朋友之一。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同情我党，支持我党，早已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起到了我们许多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不过——”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抽了两口烟，继续说道：

“子良提出继续带兵的愿望，我满足了他。但你这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暂缓为好。你最好还是先参加‘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你早年参加的国民党左派一样，是革命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民革、民盟、民建、农工、民进、九三等各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星龄，你参加民革，可能像过去那样，要比参加共产党更能发挥出较大的作用！”

程星龄听毛泽东这么一讲，就谦虚地说：

“谢谢主席对我的过高评价，说不上是什么‘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但从这20多年的实践中，我感到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是国家民主的希望所在，因此我同情支持共产党，作了一些爱国者应做的事情。主席提出要我暂缓参加共产党，先参加民革，我会认真考虑的，但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早就定了，望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啊！”

毛泽东点点头说：

“‘小同学’，我知道你们醴陵人大都有如此坚毅的个性，说了的就要办到，可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子良是这样，你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子良常年带兵打仗，显得更为直爽，你则一直担任文职，甚为婉约。好吧！那就先如此，我相信你的愿望终会实现的。”

不久，程星龄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在这一年加入了由何香凝、李济深、谭平山等一些革命元老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再说建国大业初定，毛泽东即邀徐特立老人到中南海家中作客。徐特立应邀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为老师准备了几样家乡菜。席面上，服务员端来了一碗湘笋，一碗青椒，还有一个汤。这是两人都爱吃的家乡菜。毛泽东抱歉说：

“没有好菜吃。”

徐特立笑着说：

“人意好，水也甜嘛！”

入席时，毛泽东让徐特立坐上座，徐特立谦恭地对毛泽东说：

“您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

毛泽东微笑着说：

“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更应该坐上席。”

毛泽东硬是让徐特立坐了上席。

徐特立在菊香书屋住了几天，要回去了。毛泽东把自己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老师，说：“北方比南方要冷……”

“不敢当，不敢当！”徐特立连忙推辞：“我带着衣服呢。”

毛泽东真诚地说：

“收下吧，以表我人子之心。”

徐特立接衣在手，激动得老泪纵横。毛泽东拉着徐特立的手，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

徐特立回到家里，把毛泽东赠送给他的大衣交由老伴收藏起来，后来，他只在庄重的场合才舍得穿一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几次接老师黎锦熙到菊香书屋家中叙谈。有一次，黎锦熙偕夫人黄鹤寿应邀到菊香书屋赴宴，毛泽东特意给厨师开出了一张纯家乡风味的菜单，有虎皮扣肉、火焙子鱼、香干大蒜炒肉、冬笋腊肉、猪血豆腐汤等等。席间，毛泽东不停地为黎锦熙老师和师母敬酒夹菜，宾主谈笑风生，好不畅快。

还有一次，毛泽东特意邀请黎锦熙到中南海同赏荷花，让老师怡情悦目。

10月4日，毛泽东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叶子龙轻轻走进来，小声报告说：

“主席，138师任昌辉师长派人将你家乡的两位客人送到北京来了。”

毛泽东闻言甚喜，问道：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到的北京。”

“是哪两个客人？”

“据电话里说，一个是你的堂弟，叫毛泽连，一个是你的堂表弟，姓李，叫什么我记不太清了。”

“呵，是九弟润发来了，太好了！”

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随即起身，踱着步连声说：

“好！好！明天叫他们来。”

原来早在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46军138师奉命开赴邵阳作战，部队途径湘潭、湘乡时，师长任昌辉特意派人到韶山打探毛泽东亲属的下落。来人在东茅塘找到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和远房侄子毛远翔，以及毛泽覃烈士的岳母周陈轩等人。他们慰问了周老太太之后，即带毛泽连和毛远翔来到了湘乡县城。任昌辉师长亲切地接见了毛泽连和毛远翔。

毛泽连，字润发，生于1913年，排行第九，是毛泽东堂叔毛尉生的三儿子，即本传第三卷中已经描述过的革命烈士毛泽建的胞弟。

且说任昌辉问毛泽连：

“你想不想见见毛主席？”

毛泽连闻言兴奋不已，连声说：

“想，想，我很想见到三哥呵！”

就这样，毛泽连在9月下旬由138师派人护送，从长沙乘火车到达汉口，稍事休息后，于10月2日登车继续北上，于3日抵达北京。

10月5日上午，毛泽连会同后到京的姑表兄李轲，随着叶子龙一起来到了菊香书屋，成为毛泽东接待的来自家乡的第一批客人。

此时的毛泽连双目几乎失明，他凭借着微弱的目光，对着眼前高大的身影激动地喊了一声：

“主席三哥。”

毛泽东走上前，握着毛泽连的手，凝视片刻，说：

“你是泽连——润发九弟？你的父亲是二叔吧？”

毛泽连泪如泉涌，赶忙说：

“是的，我是润发呀！”

毛泽东提到的二叔，是指毛泽连的嫡亲大伯父毛菊生。毛菊生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二，因没有娶妻，泽连从小就过继给他当儿子。毛泽东又握着李轲的手说：

“你是李轲，父亲叫李新明吧？老人家还在不在？”

李轲说：

“家父去世多年了。”

“那姑妈呢？”

“还在。”

毛泽东对两位客人说：

“几十年没见面，都有些认不出了。我很想念你们，很想念家乡。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

李轲说：

“主席，这次我们来，一是代表家乡问候您，二是向您反映家乡的情况。”

“谢谢。”

毛泽东说着把客人迎进屋里，坐了下来，问道：

“你们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毛泽连述说了他在途中的情况，又说：

“我们一路上看到人民游行，抬你的像，高呼‘毛主席万岁’呢！”

“怎么不抬蒋介石的像，抬我的像干什么？”

毛泽东的话把两位客人逗笑了。

“主席三哥，这次来到北京，我没有带什么东西，真不好意思……”

毛泽连本来还想再说几句客套话，毛泽东截住他的话说：

“农村没有什么，你们来看我就不容易，还要送份么礼物！我们家过去很穷。我们的曾祖父毛四端是一个贫苦农民，靠他勤俭持家，到后来手里有了45亩田，但有了2个儿子、4个孙子。我爷爷毛翼臣，你爷爷毛德臣，兄弟俩分家时，翼臣公分15亩，德臣公分30亩。但是，你爷爷有3个儿子，再分到你父亲手里，田就少多了；我爷爷只有1个儿子。到我父亲这一辈，我家有15亩，你家只有10亩，所以，你们的家底子薄，人口多，家境会比我们差一些。”

毛泽东说罢，见毛泽连流泪不止，就问道：

“泽连老弟，你这是么子回事？”

毛泽东听毛泽连述说了害眼病的由来，惋惜地说：

“年纪不大，坏了眼睛，太可惜了。”

毛泽连问：

“三哥，北京城里有郎中吗？”

“有。”毛泽东说：“你就在这里治一治吧。”

李轲连忙插话说：

“泽连家里生活困难，您能不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语气温和地说：

“泽连的困难我知道，我了解。不过他的困难要靠当地政府解决。我是国家主席，我只解决大多数人的困难，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只解决一个人的困难，只考虑自己的亲属，那么，我这个主席也当不成了。”

毛泽东这么一说，两个客人都不吱声了。毛泽东问李轲：

“你住在哪里？”

李轲说：

“我比泽连后到北京，现在住刘伯承司令员家里。”

“那里太偏远了，不方便。”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说：“你还是到这里来住吧。”

工作人员立即按照毛泽东的吩咐，把李轲安排到警卫连营房，和毛泽连住在一起。

10月5日晚，毛泽东在马叙伦的请病假信上写了一个批语：

“请林老（指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笔者注）去看马先生一次，要他静养。会议暂不要邀他。”

且说在华东战场上，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攻占福州之后，乘敌惊魂未定之时，沿福厦公路向厦门进逼，发动了漳厦战役。至9月25日，人民解放军先后攻占同安、长泰、南靖、漳州和马苍、澳头、集美等地。

在中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夏季作战中，解放了湖南、江西以后，经月余休整，第2、第4野战军，兵分3路，对白崇禧部发起进攻：

以第13兵团为西路军，取道沅陵芷江、直插百色、南宁，断敌西退滇黔之路；以第4、第15兵团和两广纵队为东路军，夺取广州，尔后继续西进，与西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部的大钳形包围；以第12兵团为中路军，在衡阳、宝庆地区发动攻击。9月中下旬，西、东两路人民解放军开始攻击，至10月初，将敌人逃往广东、贵州的道路切断。

中路人民解放军从10月2日发起攻击，到5日，攻占白果、永丰、界岭等地，形成对敌合围之势。

10月5日晚，毛泽东致电第4野战军林彪等人说：

“1、同意5日12时电5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2、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这一天，毛泽东在给华中局林彪和湖南省委的电报中，除了要求他们给陈明仁的第21兵团补充一批人和枪以外，还说：

“请你们注意有可能时，让其参加一、二次作战。”

后来，陈明仁的第21兵团，果然参加了广西的剿匪战斗，取得了巨大胜利。

10月6日，毛泽东请毛泽连和李轲到他家吃饭。毛泽东把毛岸英和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叫来，和客人拉起了家常。毛泽东对傅连暲介绍说：

“这是我的堂弟毛泽连，泽连从小过继给我二叔。我二叔毛菊生去世早，他家很穷。那时候，我父亲毛顺生要买二叔的田，我叫他不要买，拿点钱给二叔用就行了。父亲不肯，我也没有办法，田还是买了。唉！那时我没有权，我母亲也没有权，父亲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过，现在田还是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嘛。我父亲不顾兄弟之情，他只顾他自己。”

毛泽东说:

“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嫡堂兄弟，而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贫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停了停，又问道：

“婶母身体好吗？”

“身体不好，经常有病。”

“婶母会做饭，菜炒得好，要是她身体好，叫她来办伙食，那就好啰。”

“母亲也想来看看主席。”

“她有病，到北京来不好，这么远，要是死在路上，那就糟糕了。我看，先请她在湖南治一段时间，等病治好后，我再接她来北京住一住。”

毛泽连又提起了自己的眼病，说：

“听说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疗条件好，技术高，我想……”

毛泽东说：

“协和医院是外国人办的，现在还没有收回来，不过，那里条件好，你可以去看看。吃了午饭，叫岸英和傅部长陪你到协和医院去一下。”

吃罢午饭，毛岸英、傅连暲、李轲陪毛泽连去协和医院。毛泽东交代毛泽连说：

“去治病，要听医生的话，按医生的安排进行治疗，不要霸死蛮。”

经医生检查，毛泽连的左眼已经失明，右眼还有点光；医生说“要挖掉左眼，才能治右眼”。毛泽连起先不同意，后来想想三哥的话，还是同意了。于是毛泽连就在医院动了手术，医院还专门找了一个湖南籍的医生给他喂饭喂水。毛泽连住了一段时间，病情好转，就要求出院，医院不同意，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电话上说：

“暂时出不了院，要好好休息，以后再做手术。”

第2次手术时，医生说要给毛泽连的左眼安一个假眼球，毛泽连拿不了注意，要求出院跟毛泽东商量。毛泽东来电话说：

“让他出院吧，他住不习惯，外面自由一些。”

毛泽连在医院度过了1个月零7天，右眼基本上恢复了视力，就出院回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见他头上蒙着纱布，想起了上假眼球的事，就对他说：

“视力恢复了，上假眼球就没有必要了，那只是一个模样，没有什么作用，并且那样要花很多钱哩。”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连点点头说：

“我听三哥的，不上了吧。”

自此，毛泽连在三哥家里的进进出出、起居饮食，都由李敏、李讷小姐妹俩搀扶、服侍，生活过得很愉快，他和李轲都舍不得走了。李轲还想请毛泽东批准他留京工作或介绍回湖南工作。毛泽东想了想，严肃而温和地说：

“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我们活下来的人才会有今天，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才是。你们都是作田人，过不惯城市生活，还是回老家作田、种菜、喂猪稳当些。回去把生产搞好，生活搞好。今后大家会有好日子过的。泽连有困难，还是要由当地政府解决。”

毛泽东又转对毛泽连说：

“过几天，你就回去，搞好生产，照顾好母亲。”

10月6日晚，毛泽东复电给美国共产党，他在电报中写道：

亲爱的福斯特同志、但尼斯同志和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全体同志们：

十分感谢你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热烈祝贺。请将我的谢意转达给美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转达给全美国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对中国人民怀有善意的人们。

诚如你们所说，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对于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对于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总的斗争的结果之一部分，在这个斗争中，美国的共产党人和一切真诚的民主分子是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

美国共产党人在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对华政策的英勇奋斗中，享有一个特殊光荣的地位。尽管美国反动政府野蛮地迫害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非法地审讯美国共产党的11位领袖，即但尼斯同志、威廉姆森同志、温斯顿同志、斯塔彻同志、戴维斯同志、温特同志、汤姆森同志、盖兹同志、波达许同志、格林同志和贺尔同志，但是事实已经表明了，正确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胜利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的中国友人，而违反正义并因此可耻地失败了的则是美国现在的帝国主义政府。这个事实，不能不鼓励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主力量，不能不教育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反动派统治和蒙蔽下的人民。

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毛泽东

再说10月6日这一天，白崇禧发现解放军两翼迂回部队以后，全线向广西撤退。人民解放军急速穷追不舍。

10月7日，4野将白崇禧的第7军、第48军大部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林彪将情况报告给中央军委。

10月的一个周末傍晚，毛泽东派人把马海德和他的中国妻子苏菲、儿子小幼马接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高兴地对马海德说：

“祝贺你呀！原来你算是我们中国人的女婿，现在，你入籍了，就完全是中国人了。”

在大人们说话的时候，小幼马把脸贴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毛泽东转过身来要抱抱他，可小家伙把头埋在沙发里，怎么哄也不起来。毛泽东笑着说：

“怎么高鼻子也怕矮鼻子啊？”

工作人员端来了饭菜，毛泽东与马海德一家人围着餐桌一起进餐。饭后，他又请大家去舞厅跳舞。毛岸英走到苏菲跟前，很有礼貌地邀请道：

“苏菲同志，我请你跳一曲吧！”

苏菲开玩笑说：

“你叫我阿姨我就跟你跳。”

毛岸英红着脸不好意思地拉起苏菲进入舞场。没想到苏菲的玩笑话被毛泽东听到了，在第二支舞曲即将奏响之际，他凑到苏菲面前，似笑非笑地说：

“我叫你阿姨，你跟我跳舞吧！”

苏菲立即闹了个大红脸，忙说：

“哎呀，主席——”

“你不要难为情嘛！你刚才对岸英不是很勇敢吗？”毛泽东笑着说：“马海德很勇敢，为真理冲出了国界，你也很勇敢，为爱情敢于冲破世俗观念。我很喜欢你们一家子，希望你们为新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0月9日，毛泽东打电报给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

原来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湖南的不少亲友纷纷给他写信，请求他推荐或安排工作。杨开慧烈士的哥哥杨开智在湖南农业试验场工作，干得不错，但他也不安于现状。在9月初，杨开智的舅舅向理卿的第3个儿子向三立离开长沙去北平。临行前，杨开智托表弟给毛泽东带了一封信及多张照片，他在信中提出要求到北平工作。向三立到北京后，托毛岸英向毛泽东转交了表兄杨开智的信及照片。

毛泽东在给王首道的电报中写道：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毛泽东要王首道派人转送给杨开智的电报是这样写的：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后来在1950年底，杨开智因公进京，夫人李崇德及他们的孩子瑛儿随行。毛泽东知道后派秘书把他们接到了中南海。1952年冬，杨开智进京参加全国茶叶会议，再次去中南海看望了毛泽东。此是后事。

再说毛泽东给亲戚朋友写好信后，都是叫卫士通知田家英来取走发出。这一天田家英来取电报稿，毛泽东对他说：

“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毛泽东在散步时，又和阎长林谈起了他和杨家的关系，他说：

“我对开慧家里的人，都和我家里的人一样，非常有感情。开慧在家乡搞革命工作，他们都支持。开慧被反动派逮捕以后，他们也冒着极大的风险，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开慧被反动派杀害了，他们冒着风险收敛尸体，还营救岸英他们，把他们送到上海交给地下党组织。他们这样做，我是非常感激的。可是，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本来在湖南农场工作很好，现在来信又要我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我如果这么做，不说以后其他的亲友也会提出这类要求，就是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工作问题，我也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群众啊。”

阎长林说：

“机关进城以后，各个部门也招收了许多工作人员，也有许多老同志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说也就参加工作了。”

毛泽东说：

“机关招收新人，那是工作的需要，是完全正常的。我如果把他介绍到机关工作，那就不正常了。”

阎长林说：

“主席对杨开慧同志家里的感情是很深厚的，请他们到北京来看看，给他们谈清楚，他们会理解的。如果主席现在忙，顾不上，过几天再叫他们来可以。最近，机关里许多老同志的家属也来了不少，我的家属也来了，我带着他们看了看故宫，就叫他们回去了。”

毛泽东说：

“是呀，机关干部的家属和亲友来，都是正常现象，应该来看看。我的亲友要来，就可能变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可能形成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这一点是可以想象到的。陈玉英在板仓给开慧当保姆，带着孩子们工作了很多年，受开慧的影响，思想也比较进步。反动派逮捕了开慧，把陈玉英也抓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她表现得很坚定，决不屈服。一个农村妇女，在敌人面前表现得这么好，真值得钦佩和尊敬啊！她现在湖南长沙纺织厂做工，不是很好嘛。她也要到北京来让我安排工作，做什么工作呢？我也不好把她放在我家当保姆，这里也不需要。到北京纺织厂做工吗？那还不如在长沙好嘛。好像有些人在想，只要找到我毛泽东，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了。我们共产党人是有章法的呀，你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啊！

你们都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了，我对你们都很有感情，对你们也都是信任的。你们如果出去做什么重要工作，我都是支持的。但是，我不好说，让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官，去当什么长吧？这样，就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群众了嘛。我搞特殊，群众不拥护，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毛泽东10月9日的电报，虽然使杨开智打消了到北京工作的念头，但他又萌发了在长沙谋取一定职位的想法。他给已经在北京工作的表弟向三立写了一封信，请求向三立替他向毛泽东说情，希望在长沙谋得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向三立接到信后，便给毛岸英写了一封信，转述了表哥的意思和想法。

毛岸英在10月24日给向三立回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

三立同志：

来信提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连同信一齐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它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到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舅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舅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殊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宗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殊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殊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向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舅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舅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舅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经收到了。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办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期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工作了罢，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经碰了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岸英 上

10月24日（1949年）

后来，杨开智在毛泽东、毛岸英父子的开导下，放弃了谋取高官的念头。1949年11月7日，毛岸英收到舅舅杨开智的信后，在给表舅向三立的信中写道：

“舅舅曾有信来，思想似已有些转变。”

正是：少时已立志，旨在求大同。百战生死以，何曾谋私营。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与亲友相处，请看以后诸多叙述。

东方翁曰： 从1927年到1949年，毛泽东经过22年的奋斗，终于成功地训练出了一支数百万人的无坚不摧的为民族生存而战、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战的钢铁队伍。胜利在握，究竟在新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政府？这一课题，已经成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摆在这支队伍的每一个人面前的新课题了。后来的实践证明，在这支队伍中，不要说在中下层斗士们的观念中，就是在不少高层领导人的观念中，也不过是实现梦寐以求的对“旧社会”的改朝换代而已，从而使自己由被统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他们追求的是“几亩土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追求的是“级别”“官位”“将帅”“衣锦还乡”，至于数十年间的为“主义”而战，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并愿意继续为之奋斗呢？自此以后，毛泽东在近30年间的为“主义”而孤军奋战，就远比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败美帝国主义困难得多。他面对的既是一个千疮百孔、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烂摊子，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既影响了他的战友、也影响了他的整个队伍的几千年的传统观念。这就是最后只能以一个他不会愿意看到的结果来结束他那个时代的根源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24

第六卷：五洋捉鳖

第224章

“有海就要有防，要防就要建海军。过去我们是有海无防，受人欺侮。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侮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而且要尽快地搞！”

话说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4野林彪等人说：

　　“1、你们已抓住桂军4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2、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一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依令实行。3、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等商电告。4、现至湘潭之2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

　　10月10日，李宗仁宣布将国民党政府首都迁到重庆。后来，李宗仁在13日将国民党政府仓惶迁往重庆。

　　10月11日，人民解放军将白崇禧部主力第7、第48军大部围歼，解放了衡阳、宝庆等地。

　　衡宝战役，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桂系白崇禧部47000余人，解放了湖南省大部分地区。

　　10月11日晚，周**到黄炎培家，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中国多次拒绝政府的高官厚禄。毛泽东在怀仁堂的一次晚会上曾问他：

　　“北洋军阀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

　　黄炎培说：

　　“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不会盲目服从的。”

　　这天晚上，黄炎培听周**说明来意，就说：

　　“1946年我才68岁，已经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说：

　　“这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黄炎培见周**如此说，便答复道，尚需考虑考虑，等他第二天回话。这天夜里，黄炎培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

　　12日一早，黄炎培叫来了江问渔、杨卫玉和孙起孟等至交好友，征询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说应该接受政务院的职位。

　　12日晚，周**再次登门拜见黄炎培，黄炎培高兴地表示，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的这一举动，反倒使他的子女们感到难以理解。黄炎培解释说：

　　“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此时，周**还在物色文化部长的人选，他动员沈雁冰出任这一职务，他说：

　　“雁冰，我受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准备任命你为文化部长，特向你征求意见。”

　　沈雁冰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闻听此言，不觉一愣，思索了一下说：

　　“我一向都是搞创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生活可以安定下来了，我不想当部长，只希望继续从事创作。”

　　周**说：

　　“你说的有道理，但还是请你再考虑一下。”

　　10月13日下午，周**派人把沈雁冰接到颐年堂，他和毛泽东早已等候在那里，与沈雁冰握手后坐下来。周**开门见山地说：

　　“在人事安排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所以请你来商量。”

　　毛泽东也微笑着说：

　　“我跟**商量过了，还是请你出任文化部长。雁冰，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你是中外知名的大作家，这第一任文化部长，非你莫属啊！所以想请你出来。”

　　沈雁冰说：

　　“那为何不请郭老担任呢？”

　　毛泽东解释说：

　　“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兼任文化部部长，顾不过来。”

　　沈雁冰见毛泽东如此说，就愉快地答应了下来。

　　10月13日晚，毛泽东在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11日关于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的来电报告上批示道：“极为欣慰。”他又将这份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负责人，请他们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并在批示中又写道：

　　“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

　　是日晚，毛泽东又给冯友兰写了一封回信。

　　冯友兰，河南省唐河县人，1920年留美，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30年代，著有《中国哲学史》等书。1949年10月5日，时年54岁的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冯友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要与过去的那套封建哲学、资产阶级哲学彻底决裂，“在5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成，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安！

　　　　　　　　　　　　　　　　　　　　　　　　　　毛泽东

　　10月14日，陈赓率第4兵团解放了中国南部最大的城市广州。

　　10月15日，人民解放军3野一部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强行渡海登上厦门岛，全歼守敌汤恩伯部27000人，其中俘虏25000余人。

　　10月15日这一天，毛岸英和刘思齐在中南海丰泽园举行了婚礼。

　　原来早在9月末的时候，毛岸英和刘思齐商量好，过一些日子就结婚。他们征求了刘思齐妈妈张文秋的意见。婚期初步定下来以后，毛岸英在10月中旬又征求了爸爸的意见，他说：

　　“爸爸，我跟思齐商量好了，我们准备在星期六的下午结婚，不知道爸爸同意不同意？”

　　毛泽东说：

　　“我同意，就这么定了，星期六下午结婚。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呀？”

　　毛岸英说：

　　“我们商量了，越简单越好。为了不给爸爸增加麻烦，我们的婚礼在情报部举行，暂时也住在那里。我们都有随身的衣服，也有现成的被褥，不用花钱买东西。”

　　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

　　“不花钱办喜事，这是喜上加喜。婚事简办，我完全赞成，就是要改一下旧习惯嘛。应该艰苦朴素。但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呀，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你跟思齐的妈妈说说，现在都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她想请谁来都可以，在我这里吃顿饭。”

　　毛岸英和刘思齐一商量，就写了一个请客名单，有邓颖超妈妈、蔡畅妈妈、康克清妈妈、谢觉哉伯伯、陈瑾昆伯伯等人。毛泽东看了名单说：

　　“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朱总司令；请了谢老还应请王定国；请了陈瑾昆，还应请梁淑华。还有**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有病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该请的人由岸英去请，打电话或亲自去请都可以。吃什么也由你们跟他们商量，最好是家常便饭，简单一些。”

　　10月15日这一天下午，毛岸英和刘思齐在情报部机关举行了婚礼。毛岸英身着当翻译的工作服；刘思齐穿着灯芯绒布的上衣，裤子是半新的，方口布鞋是新买的。机关领导和同事们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非常热闹。

　　婚礼结束后，他俩早早赶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打量着刘思齐，笑着说：

　　“思齐，你今天是新娘子，从今天起，你就成了大人，不是小孩子了。”

　　毛泽东像是发现了什么大问题，他“咦”了一声，说：

　　“你是新娘子，为什么头上不插花儿呀？”

　　说得刘思齐不好意思起来。一会儿，张少华、张少林和李讷拿来了两朵鲜红的小绒花，插在刘思齐的头上，大家一齐拍手称赞：

　　“新娘子真美啊！”

　　晚上七八点钟，客人们陆续赶到菊香书屋院内，还带来了小小纪念品。蔡畅和康克清送的是两对枕头套。王光美送的是一件女式睡衣。

　　毛泽东自己出钱，在菊香书屋的西屋里办了3桌酒席。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拼盘，装着湖南的腊肉、腊鱼、腊鸡和香肠，拼盘四周是红烧肉和一些小菜，大部分是湖南的家乡菜。新郎和新娘被安排在正中的一桌，两边坐着周**、邓颖超和张文秋；毛泽东、刘**、朱德坐在左边的一桌，其他客人坐在右边的一桌。大家欢聚一堂，非常高兴，祝贺小两口婚姻美满，也纷纷向毛泽东表示祝贺，说他找了一个好媳妇。毛泽东笑眯眯地致词说：

　　“今天是我家办喜事的一天，也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看到儿子结婚，我非常高兴，感谢大家来参加婚礼。我的孩子，这些年来，在艰难困苦中，自己度过来了，今天终于结婚了。孩子长这么大，我没为他操过半点心。今天的这一切，也是在同志们帮助下，岸英自己筹办的，我非常感谢同志们的帮助。”

　　毛泽东举杯走到亲家张文秋面前，对她说：

　　“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为你的健康干杯！”

　　毛泽东又向各位客人敬酒。周**对张文秋说：

　　“你这个做母亲的，也得说几句话呀。”

　　张文秋说：

　　“我说什么呢？”

　　周**说：

　　“你如果一时想不出新词，把主席刚才说的话变成你的话，不也很好嘛。”

　　于是，张文秋也举杯走到毛泽东面前，说：

　　“谢谢主席在百忙之中为孩子们的婚事操心。思齐和岸英结婚，这是他们的幸福，也是我的幸福。思齐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批评指教。”

　　周**笑着说：

　　“这不是讲得很好嘛。”

　　大家都笑了起来。

　　席间，毛泽东一边把湖南风味的腊肉、腊鱼、辣椒往徐特立、谢觉哉等老人碗里夹，一边说：

　　“孩子们的婚事没有要我操心，也没买这买那。吃了饭，请你们到他们的新屋里去看看。”

　　饭后，毛泽东说：

　　“今天是非常高兴的一天，因为这是岸英和思齐结婚的日子，这喜酒和便饭，是岸英自己张罗的，他办得还可以，我要表扬他。如果办得不好，我也会批评他的。”

　　毛泽东要卫士拿出他的一件黑色的礼服呢大衣，对毛岸英和刘思齐说道：

　　“你们结婚了，我很高兴。可是，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略表我的心意。以后，白天岸英穿也可以防寒，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俩都有份儿。”

　　在场的人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毛岸英和刘思齐同声说：

　　“谢谢爸爸。”

　　毛泽东的这件礼物非同一般，它正是当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穿的那件呢大衣。

　　大家说说笑笑来到毛岸英的新房，那是机关宿舍的一个普通房间，门上贴着大红喜字，屋里有一张大木床，床上只有两条被子，其中一条还是刘思齐带过来的嫁妆，其余的都是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

　　毛泽东对小儿子毛岸青的婚事也很关心。此时的毛岸青进步很快，除了正常上班以外，他翻译的俄文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反映很好。唯一不如愿的事，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恋爱对象。毛泽东听了他在谈恋爱中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儿，就劝他说：

　　“你谈恋爱找对象，就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你就说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是很好嘛。我劝你找一个工人或农民出身的人，这对你可能还有些帮助。你要求条件高了，人家的能力强，看不起你，那就不好了，整天不愉快生闷气，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10月15日晚，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

　　周世钊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曾将1946年写的《书愤》一诗抄寄给毛泽东，其诗云：

　　人士纷纷粉墨场，独惊岁月去堂堂。沐猴加冕终贻笑，载鬼同车亦自伤。

　　卅载青毡凋俊骨，九州明月系离肠。烟尘满眼天如晦，我欲高歌学楚狂。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惇元学长兄：

　　迭接电示，又得9月28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

　　陈泽同先生的意见书已收阅，当交此间工业机关研究，请兄为我代致谢意。他的工作问题请告他直接向湖南当局要求解决，不要等候我的答复。谨此奉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10月15日晚，毛泽东给卫立煌复了一封电报。

　　前面已经说过，卫立煌是在1949年1月31日，和夫人韩权华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逃离南京，寄居在香港的。10月3日，他在香港通过有关组织向毛泽东发来了贺电。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张枫转卫立煌将军：

　　酉江电诵悉，极为感谢。谨此奉复。

　　　　　　　　　　　　　　　　　　　　　　　　　　毛泽东

　　10月16日，是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的日子，周**也将参加了递交国书仪式。

　　这一天，毛泽东为准备接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举行递交国书仪式，在接见前，他必须剃须整容。

　　毛泽东进北平以后，头发稍短了一些，他并不着意修饰，听其自然，只有在外事活动或是大型会议之前，出于礼节上的需要，才叫理发员王会给理理发。

　　王会已经50多岁，是一位“三八式”的老战士，大家都叫他老王头。他剃个光头，矮矮的个子，黑黑的脸庞，大大的眼睛，戴一副老花镜，黑紫色的厚嘴唇，蓄着花白的长胡子，常常微笑着，露出的牙龈也是黑紫色的。他的右腮下面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黑记，上面留着一小撮长长的毛。

　　王会不爱说话，他开心时也会冒出一两句话：

　　“在理发时，毛主席也得听我的。”

　　王会动作慢腾腾的，很不利索了。他在给毛泽东理发或是刮胡须时，往往是用左手按着毛泽东的头顶，右手拿着剃刀，架在毛泽东头上，伸长脖子，眯缝起双眼，左瞧右瞧，半天不动，连旁边的人都有些不耐烦了，他才刷地刮一下。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担心他那不灵活的手，会在毛泽东的面部留下刀痕。毛泽东对于这些，似乎都已经习惯了。

　　这一次不同往常，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

　　“你快点。”

　　王会慢条斯理地说：

　　“别着急，着么急呀。”

　　他换个位置，把刀又架在毛泽东另一侧的脸上，比划着，时间更长，好容易才“刷”了一下。接着退后一步，像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老王，要快一点么！”

　　毛泽东说着欠一欠屁股，却被王会从头顶上按住了，他依然慢声慢气地说：

　　“叫你别着急么，到时候叫你去就行。”

　　王会把毛泽东那颗充满智慧的头颅，就那么扶过来扶过去，时而轻剃轻刮，时而左右端详，严肃认真地为毛泽东把面修好。好不容易才刮完脸，毛泽东想抬屁股起身，又被王会按住了头，说：

　　“怎么不听话呢？你别着急么！”

　　毛泽东哭笑不得，在王会的手掌下强抬一抬头说：

　　“我要你快一点么。”

　　“沉住气，听我的，给您刮干净再去。”

　　王会居然在毛泽东的后脑勺上拍了两下，那么自然。在场的卫士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而毛泽东居然也不发火，只是无奈地用力叹了口气。王会又给毛泽东刮后脖颈，还不知轻重地“教训”毛泽东说：

　　“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我王会也不光彩么。”

　　后来李银桥曾说过：“在我印象中，王会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地位上的伟大而普通的人物！”

　　闲话打住。且说递交国书仪式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递交了国书。毛泽东致答词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即承苏联政府首先响应，愿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相信，中苏之间的友谊，将因贵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

　　就在10月16日毛泽东接见罗申的这一天，尽管经过精心准备，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在这喜庆的氛围中竟然出现了不尽人意的事情。

　　原来，递交国书这还是自中方开国以来第一次举行这样的仪式，由于没有经验，就采纳了苏方的建议，在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举行宴会。苏联人特意在前门外全聚德订购了烤鸭。可是，当烤鸭送到勤政殿后，全都凉了，已经不再是皮脆肉嫩，而是咬不动了。弄得大家兴味索然。自此以后，中国在外国使节递交国书时，再也没有举行宴会。

　　这一天，毛泽东在办公室里又已经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值班卫士王振海急了，就去把王鹤滨从睡梦中叫醒，王鹤滨问：

　　“什么事？老王”

　　王振海说：

　　“王秘书，你赶快起来吧，去劝劝主席休息一下，他工作快一个对时了，还没有出办公室哩，我们劝了几次都没有用。”

　　王鹤滨急忙穿衣下床，穿过澄怀堂前的大院，来到菊香书屋的过厅，见另外3个卫士正聚在毛泽东办公室门前，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张仙鹏见王鹤滨来了，就说：

　　“王秘书，你是管理主席生活的秘书，又是主席的保健医生，我们催了几次，请毛主席休息，都不行，这回就看你的啦！”

　　王鹤滨也不说什么，轻轻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站在写字台东侧约1米左右，只见毛泽东正专心致志地工作着，他的目光在文件上不时的左右摆动着，时而还在文件上写着批语，并未察觉有人进来。王鹤滨趁他手中的铅笔停止写字时，轻声劝道：

　　“主席，该休息一下了，工作的时间太久了。”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闻声侧过头来，看了王鹤滨一眼，微笑着说：

　　“知道了。”

　　话音未落，又转过头去看文件。王鹤滨只好退了出去。卫士们急切地问：

　　“怎么样？”

　　“主席答应休息了吧？”

　　王鹤滨摇摇头，简单说明了一下，就和大家一起等了起来。好不容易又过了个把小时，眼看已经过了子夜，王鹤滨轻手轻脚地再次走进办公室，走近毛泽东，径直轻声说道：

　　“主席，该休息了，工作的时间太久了。”

　　毛泽东听到王鹤滨催请的声音，头也未动，眼皮也未抬，手中的铅笔也未停，就回答说：

　　“工作完了就睡！”

　　王鹤滨瞟了一眼他左手边那沓子文件，心想，这么多文件，什么时候办完呀！没办法，只好又悄悄地退了出去。王鹤滨感觉到了卫士们向他投来的责备的目光，他们似乎在说：

　　“原来你和我们也是一样，没有办法使毛主席休息下来，你这秘书是怎么当的？你这保健医生是干什么吃的！”

　　约摸又过了个把小时，王鹤滨重新鼓起勇气，下定决心，一定要请毛泽东休息，他第3次踏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他加重了脚步，一直走到办公桌旁，刚要张口说话，毛泽东把他手中的铅笔往桌子上一放，随着转椅的转动，他把整个身子转了过来，和王鹤滨来了个面对面。看来他也下定了决心要排除干扰了，目光直逼着王鹤滨，严肃地说：

　　“你又来了，这工作是放不下的，我去睡觉，谁来替我办呀！”

　　毛泽东说罢，看着王鹤滨呆呆地站在那里，一脸窘态，就又用稍微和缓而又无奈的口气问道：

　　“你来替我办？啊？”

　　意思是你看怎么办？是你来办，我休息；还是让我继续办，你不要再来干扰。毛泽东这一招真厉害，有谁能代替他呢！王鹤滨没辙了，只好败下阵来。

　　这一夜，一直到东方泛出了鱼肚白，毛泽东还没有走出办公室。

　　10月间，毛泽东接到小友许志行从上海发来的信，许志行在信中说，新华社捎信的人，因上海尚未解放，慌慌张张把毛泽东给许志行写的信弄丢了。

　　原来，此前毛泽东曾经接到小友许志行发来的信，信中说，20多年未见面，现在上海格致中学教书。毛泽东立即复信一封，让新华社的人带往上海。

　　毛泽东看了信，就又给许志行写了一封信，鼓励他好好工作。这封信直接从邮局挂号寄给许志行所在的学校。此后，毛泽东又和许志行通了3封信，都是他亲笔写的。

　　后来，许志行一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组岗位上工作。

　　10月中旬，毛泽东电令第4野战军12兵团司令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即刻进京。萧劲光交代完手中的工作，急忙启程赴京，面见毛泽东。毛泽东向萧劲光询问了家乡的情况，然后说道：

　　“劲光同志，这次召你进京，是想借用你萧司令员哟。现在全国的作战任务虽然还很繁重，但组建一支空军和海军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中央决定让刘亚楼去当司令员。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想让你当司令员。先给你打个招呼，听听你的意见。”

　　萧劲光一听可急了，连忙摆手说：

　　“主席，这个使不得。我是个‘旱鸭子’，又不懂海军，哪能当海军司令员？我晕船挺厉害，连海船都坐不得。”

　　“我就是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哩。”毛泽东哈哈大笑：“你这个同志，是让你去组织指挥，去当司令，又不是让你去当水手！”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不错，20多年来，我们同日本人打仗，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都是钻山沟，钻青纱帐，主要在陆地上。可是现在要建设空军，建设海军了，总得有人去领个头。我们建设海军、空军，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你和刘亚楼都有很长的斗争历史，又都在苏联学习过，有文化，懂俄语，比较了解苏联军队，又懂得我军一整套优良传统。我看，中央选定你们当司令，还是合适的。”

　　毛泽东看到萧劲光不再推辞，就继续开导他说：

　　“有海就要有防，要防就要建海军。过去我们是有海无防，受人欺侮。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侮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而且要尽快地搞！”

　　10月19日上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贺龙、刘伯承、林彪、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撒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共22人。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朱德、周**、刘**、彭德怀、程潜，共5人。

　　徐向前为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

　　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他们是：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

　　政务院副总理共4名：其中有董必武、陈云；还有党外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

　　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

　　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担任主要职务的是：

　　外交部副部长有：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

　　重工业部部长：陈云，副部长何长工，何长工行代部长职务；

　　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

　　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

　　贸易部部长：叶季壮；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内务部部长：谢觉哉；

　　劳动部部长：李立三；

　　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

　　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

　　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

　　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

　　后来在1954年，由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由董必武任最高法院院长。

　　以下是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共计15个正职，他们是：

　　郭沫若：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兼）；

　　谭平山：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章伯钧：交通部部长；

　　黄炎培：轻工业部部长（兼）；

　　傅作义：水利部长；

　　李书城：农业部部长；

　　朱学范：邮电部部长；

　　梁希：林业部部长；

　　沈雁冰：文化部部长兼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马叙伦：教育部部长；

　　李德全（女）：卫生部部长；

　　史良（女）：司法部部长；

　　胡愈之：出版总署署长；

　　何香凝（女）：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介绍王稼祥出任驻苏大使，他在电报中写道：斯大林同志：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是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给他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当晚，王稼祥一行离开北京赴任。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

　　10月21日，周**召集第1次政务院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正式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院委员以及下属34个机构的负责人正式就职。

　　10月21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份便函，他写道：

　　乔木：

　　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请写评论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的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并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

　　　　　　　　　　　　　　　　　　　　　　　　　　毛泽东

　　　　　　　　　　　　　　　　　　　　　　　　10月21日下午3时

　　10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了新疆代表团。

　　新疆代表团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拟于明日返回新疆。毛泽东关切地问周**：

　　“送他们的飞机准备好了吗？”

　　周**说：

　　“准备好了一架飞机和技术过硬的机组。”

　　毛泽东说：

　　“好。今晚和苏联专家组织一个检查组，对飞机和机组人员再进行一次深入地检查和了解，做到绝对有把握再起飞。”

　　他转向赛福鼎说：

　　“明天，你在未得到**同志可以起飞的通知之前，不要上飞机。你等候**同志的电话。”

　　赛福鼎听了毛泽东的话，极为感动。他拿出早在10月15日就已经写好的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说：

　　“主席，我早就写好了入党申请书，不知我具备不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请你指示。”

　　赛福鼎双手将申请书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显得很高兴，不停地点头，说了声：“好！”就把申请书装进衣兜。

　　第二天，赛福鼎和代表团成员起得都很早，一直等待着周**的电话。正8时，周**打来电话说：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起飞，请你们去机场。”

　　赛福鼎等人赶到机场，周**早来了，他握着赛福鼎的手说：

　　“祝你们一路平安。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入党要求毛主席批准了。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批示，交给你。”

　　周**从衣兜里取出批示，他知道赛福鼎读汉文还有困难，便左手拿着他的入党申请书，右手指着毛泽东在上面的批示，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道：

　　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手续。

　　　　　　　　　　　　　　　　　　　　　　　　　　毛泽东

　　　　　　　　　　　　　　　　　　　　　　　　1949年10月23日

　　周**将毛泽东的批示交给赛福鼎，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祝贺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到了酒泉后，请将它交给彭老总。”

　　赛福鼎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批准了他的入党要求。他紧紧地握着周**的手说：

　　“衷心感谢毛主席、周总理给了我政治生命，今后我一定加倍努力，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我还要感谢毛主席、周总理为我们安全返回新疆，给予的高度重视和为此所做的大量工作。”

　　周**说：

　　“今天毛主席还给彭老总拟了一份电报，通知他你去酒泉，要他和你再具体谈谈新疆的工作。彭老总和王震同志在等着你们呢，好，再见！上飞机吧。”

　　赛福鼎一行到了酒泉，王震、徐立清等人在机场迎接，将他们安置在招待所。不一会儿，彭德怀在王震和秘书、参谋的簇拥下来了。落座后，赛福鼎拿出毛泽东的批示，递给了彭德怀。彭德怀看过后，高兴地说：

　　“好哇，祝贺你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军。今天我们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上面也提到你入党的问题。”

　　彭德怀叫秘书取出电报，接过来说：

　　“先给你念一下有关你入党的部分，‘赛福鼎为代替阿合买提江的领袖人物，曾留学莫斯科，做过新疆省政府的教育厅长。据我们了解，此人是好的，此次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现申请入党，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彭德怀刚读到这儿，王震就带头鼓起掌来。

　　毛泽东在这份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指示电中还写道：

　　“维吾尔族人口300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

　　再说10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的名义给在青海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起草了一封复电稿，他在复电稿中写道：

　　“接读10月1日来电，甚为欣慰。西**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定能满足西**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民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民的团结而奋斗。”

　　10月24日，毛泽东同绥远军区负责人谈话，还特意邀请了傅作义。他在谈话中说：

　　“现在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

　　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80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

　　10月24日至28日，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叶飞、韦国清率领的第10兵团第28军和29军一部，在攻占金门岛的战斗中失利。

　　金门岛位于厦门岛以东、台湾岛以西，距大陆最近处约5.5海里。该岛处于台湾海峡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第12兵团部率第18、19军撤抵金门，守军总兵力40000余人。

　　此时，3野第10兵团的领导人正忙于接管城市，对国民党守军的实力估计不足，便把攻占大小金门岛的任务，交给了第28军的负责人。由于第28军在进攻前的准备不足，没有组织步炮协同，甚至连应变措施都没有，第一梯队82师244团、加强246团3营和84师251团、29军85师253团共计9086人，其中有船工、民夫35人，登陆金门岛，与国民党的2个军激战两昼夜。由于海上刮着3、4级东北风，通讯不畅，各团均失去上级指挥，更重要的是后援不继，致使进攻大小金门岛的指战员，在毙伤国民党军9000余人的同时，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这在解放军战史上是一个少有的重大损失，全军震动。

　　第28军领导人到厦门面见兵团司令员叶飞，他们面色苍白，失声痛哭。叶飞说：

　　“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这次攻金门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由我负责，你们回去吧。”

　　叶飞身材欣长，眉目清秀，理分头，戴眼镜。他虽是书生模样，然而举止刚毅，智勇过人。

　　叶飞随即起草电报，报告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并报中央军委，请求给予处分。

　　军内有人对此次失利，议论纷纷。叶飞再次发电报给中央和毛泽东，请求给予处分。毛泽东说：

　　“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因而，必须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的把握，再行发起攻击。”

　　毛泽东的话极大地感动和鼓舞了前线的广大官兵。

　　欲知后来毛泽东如何处理金门问题，趣事尚多，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与理发员王会的故事，读来令人捧腹。毛泽东的自律与王会的自尊，可谓千古难得一见。这种领袖与工作人员的平等关系，堪为后来者的楷模。

　　本传在第二卷及本卷叙述毛泽东与许志行从初识到数十年间的相交，也是一个一代伟人与一个平民的非常感人的故事。从驱张运动开始，毛泽东在自身艰难困苦之际对许志行的竭力相助，倾心培养，直至大革命失败，终于把一个贫困潦倒的有志青年培养成为一位教育战线上的有用之才，真可谓是贫贱交，毋相忘。笔者写至此处，热泪难禁，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