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194章导读表在32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205

第205章

“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

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

愈坚决，美国干涉的可能性愈小。最近3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

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

话说1949年1月1日，新华社将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正式发表。恰巧就在元旦这一天，蒋介石就发表了求和的《新年文告》，他宣布愿与中国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蒋介石声称：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功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蒋介石的这一声明，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元旦晚上，毛泽东举行招待会招待从国统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他亲自给这些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送烟敬酒。毛泽东知道周建人写过一些科学小品文，鼓励周建人继续写下去。他还说，你将来可以出集子。

在元旦这天，毛泽东还指示林彪等和北平地下党组织，通过亲近的人引见，当面向傅作义说明共产党方面的6条意见：

1、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因为，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军队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方亦不能接受傅作义所想的一套做法，傅作义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2、把傅作义列入战争罪犯名单，一是因为傅作义**甚久，负有战争罪恶；二是宣布傅作义为战争罪犯，加强了傅作义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傅作义可以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方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作义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其战犯罪。3、北平城内全部傅作义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允许编成为两个军。4、他给毛泽东的电报已经收到，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应按上述办法办理，我们才能接受。5、谈判代表崔载之态度很好，希望今后再来联络，以传达双方意见，同时我们还希望傅方派出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同崔载之一道来谈判。6、傅作义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应不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当第二个张学良的危险。

后来，李炳泉通过李腾九的引见，当面向傅作义传达了毛泽东的6点意见，李炳泉回到双方谈判地点八里庄说：傅作义听了6条意见后，如释重负，情绪有很大好转，但仍未表示完全接受，只是说：“为保全北平文化古城，还要继续谈判，希望谈得更具体一些。”

1月4日，郭沫若、马叙伦、翦伯赞、侯外庐一行到达石家庄附近的李家庄，毛泽东立即派李维汉前往李家庄去看望他们。

1月4日，毛泽东就吴晗在3日来信中请求加入共产党一事，在回信中写道：

“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周**同志面告。”

周**在和吴晗的谈话中说，希望他暂时先不入党，便于在党外多做些工作。吴晗表示同意，并说一定要为创建新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后来在1949年11月，吴晗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工作；1952年7月以后，他又提出了入党要求，毛泽东考虑到他还是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就在他的来信中批示道：“我意还是暂不入党为宜。”直到1957年春，吴晗经刘仁和张友渔介绍，这才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且说1月5日，毛泽东为了粉碎美蒋反动派的“和谈”阴谋，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发表了《评战犯求和》一文。

毛泽东首先写道：中国第一号战犯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接着，他对蒋介石提出的“和平条件”进行了逐条的批驳。其中写道：

“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就是说：“‘和平，可以，‘和平’而有害于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万万不可以。”

毛泽东在文章的最后，对蒋介石在文告中所说的“京沪决战”作了辛辣的嘲讽，他写道：

“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么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300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600多万人，十倍就是3000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20倍吧，就有6000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6000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

1月5日，毛泽东以平津前线指挥员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表《告华北蒋军官兵书》，他在《告华北蒋军官兵书》中分析了形势，指明了华北蒋军的出路，阐明了共产党的宽大条件，号召蒋军将领向郑洞国学习，希望蒋军各部派人谈判。

这一天，毛泽东鉴于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对平津守军的分割包围，平津各路国民党军已经无路可逃，立即命令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场上发起总攻。

1月6日，粟裕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指挥华东野战军的10个纵队，分为东、北、南3个集团对杜聿明部发起猛攻。

由宋时轮、刘培善指挥华东野战军第3、4、10纵队、渤海纵队、冀鲁豫军区独立1、3旅，组成东集团，从东部攻击；由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华东野战军第1、9、12纵队，组成北集团，由北向西南攻击；由韦国清、姬鹏飞指挥华东野战军2、8、11纵队，组成南集团，由南向东北攻击。

粟裕另以华东野战军第6、7、13、鲁中南、两广纵队以及第35军，组成外围拦截部队，截击可能突围部队。

1月6日，林彪、罗荣桓给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写了一封劝降书，他们这样写道：

陈长捷司令阁下：

为着不使天津的工商业遭毁及和平居民不遭受战争的灾害，我盼望你们仿效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到，使天津未遭到战争破坏，那么，你们就对国家对人民立了一功。……我希望你在我之总攻击未发动前，迅速派代表出来与我们商谈。

林彪  罗荣桓

陈长捷接到劝降书之后，提出了“只放下重武器，全部人马和轻武器撤往江南”的要求，拒不答复和平条件。

1月6日，傅作义的代表土地处长周北峰少将和燕京大学教授、民主同盟副主席张东荪，来到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部，程子华司令员接待了他们。

这一天，毛泽东闻报，电示平津前线司令部说：只要傅作义让我们和平接受平、津，允许他编2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争罪，其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不受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次日，程子华派车把周北峰和张东荪送到谈判地点八里庄。

1月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说：

“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愈坚决，美国干涉的可能性愈小。最近3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

1月7日，东北野战军决定用5个纵队歼灭天津守敌，由刘亚楼统一指挥。

天津是华北第二大城市，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市区狭长，南北长13公里，东西宽5公里。人口200万，面积150平方公里，这里河流纵横，地形复杂，东临大海，整个市区被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白河、运河诸水切成许多片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市。

国民党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为了固守天津，从1947年起，花费250亿元的巨款，筑了84华里的环城碉堡工事。市区内街垒层层，以海光寺、市政府等为中心，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还挖掘了水深3米，宽5米，长达25公里的护城河。护城河外布置了地雷、鹿砦、铁丝网等。陈长捷企图凭借坚固的防御体系，指挥13万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

为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确定了对天津的攻击实行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然后分割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要求林彪等人在天津其他区域的国民党军均已消灭的情况下，对工厂、学校的守军要尽可能采取劝降的方法，以便减少损失。

1月8日，蒋介石照会美英法苏，请求他们调停中国的内战。

1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说：

“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30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

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

1月8日，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到八里庄与周北峰、张东荪面谈。周北峰说：傅作义要他说清以下几点：一是平津塘和绥远一起解决；二是平津等地允许其他党派和报刊存在；三是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四是军队不要用投降方式解决，可调到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

聂荣臻听完这些意见，要他们休息，约定次日再谈。

1月9日，林彪、聂荣臻一起从孟家楼来到八里庄，同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张东荪会谈。周北峰又提出：

“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做战俘看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由傅负责。”

林彪对傅作义的条件作了答复，他说：

“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聂荣臻说：

“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还有可能为人民作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

周北峰、张东荪听后非常高兴，连连称赞说：

“把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调出城外，开到指定地点，按解放军的编制、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个办法好，傅将军一定能够接受。”

双方将会谈的主要内容整理成《谈判纪要》，其中规定1月14日以前为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期限。傅方代表周北峰在谈判纪要上签了字。张东荪说：

“我不用签字了，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只能在中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我这次不回城里去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学后，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

这次会谈，大家都很高兴。傅作义代表要走了，林彪兴致勃勃地说，应该送点什么礼物给他们，留作纪念。聂荣臻说：

“有什么战利品也行。”

苏静说：

“咱们缴获的高筒皮靴不错，每人送一双吧。”

于是，便送给傅作义的谈判代表们每人一双高筒皮靴。周北峰带着《谈判纪要》回了北平。

1月10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平津战役的领导，电示林彪等人说：

“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有3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同志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与其它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

1月10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在天津战役发动总攻击前，一起研究攻克天津的时间。罗荣桓问刘亚楼说：

“军委限令3天拿下天津，你需要几天？”

刘亚楼回答说：

“我不好讲，3位首长定吧。”

林彪用征询的口气问道：

“48小时怎么样？”

“要我说，30个小时就够了。”

刘亚楼满有把握地说。聂荣臻严肃地说：

“军中无戏言喽！”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不管刘亚楼如何充满信心，他们还是向军委上报了一个保守的作战计划：3天拿下天津市！

1月10日，斯大林把蒋介石政府在1948年底和1949年初，请求苏联充当国共之间调停人的外交备忘录，转告给毛泽东。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

1月1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总前委、前委发出通知说：

“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1月10日，中央军委发出电令，成立军委铁道部，统一领导各解放区铁路的修建、管理和运输，任命滕代远为军委铁道部部长。

1月10日，华东野战军经过4天激战，歼灭了邱、李兵团，击毙邱清泉，生俘杜聿明，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65天，人民解放军以60余万人对国民党军60余万人，以伤亡13.4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个剿总前线指挥部、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计55.5万余人，包括蒋介石的5大主力的第5军和第18军，其中俘虏32万人，起义28500人，投诚35000余人。解放了广大地区，将中原、山东、苏北等解放区连成一片，直接威胁到南京、上海和武汉。

在淮海战役中，地方党组织先后发动了543万余民工参加支前工作。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毛泽东在赞扬刘伯承、邓**、陈毅、粟裕等人时说：

“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1月11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发出对淮海战场大捷的贺电，贺电中写道：

刘伯承、陈毅、邓**、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诸同志，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淮海战役自去年11月7日开始，至今年1月10日已完全结束。在这65天作战中，你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线主力黄百韬兵团全部5个军10个师，黄维兵团全部4个军11个师，杜聿明所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全部10个军25个师，冯治安部2个军4个师，刘汝明部1个师，孙良诚部1个军2个师，宿县和灵壁守军各1个师，以上共计正规军22个军、55个师，加上其它部队，共消灭敌兵力60余万人。至此，南线敌军的主要力量与精锐师团业已被歼。你们生俘了战争罪犯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黄维及国民党其他高级将领多名，击毙了国民党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你们击退了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增援，使淮海一带地区大部入我掌握。凡此巨大成绩，皆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与战斗员、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前后方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的结果，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淮海战役胜利后，毛泽东接见了刘伯承和邓**。

下午4点，刘伯承、邓**来到毛泽东住处，问阎长林：

“主席在做什么？”

阎长林说：

“等你们呢。”

阎长林把刘伯承、邓**领到毛泽东的办公室，转身出去沏茶。毛泽东说：

“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阎长林端来茶水，见刘伯承正向毛泽东汇报战役经过。刘伯承说：

“淮海战役，我们像嘴里含了个核桃一样，咬也咬不碎，吞也吞不进去。”

邓**说：

“打得坚决，也很残酷。”

刘伯承接着说：

“最后到底还是咬碎了。”

毛泽东和刘伯承、邓**谈了2个多小时，没有留他们吃饭。毛泽东对党内的领导人，几乎从不留人吃饭，他待客就是清茶一杯。客人走了，李银桥见毛泽东直揉额头，就说：

“主席，梳梳头吧？”

毛泽东点点头。他喜欢梳头，说是一种很好的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李银桥梳着毛泽东那满头的黑发，梳齿沙沙作响。他突然发现了一根白头发，非常惊奇地说：

“哎呀，主席，你有白头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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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眉梢动了动，没做声。李银桥小声问：

“拔下来吧？”

毛泽东停了停，才说：

“拔吧。”

李银桥小心翼翼地挑出那根白发，捏紧了，猛地一揪，拿到眼前看看，连根拔出来了。他将白发拿到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你看。”

毛泽东没有接，只是瞟了一眼，轻轻地“噢”了一声，说：

“白了一根头发，胜了3大战役，值得！”

李银桥回到家里，对韩桂馨说了此事，韩桂馨立刻叫了起来：

“银桥，你好大胆，敢在主席头上拔毛？”

李银桥深深叹了口气：

“唉，主席太辛苦了……”

1月12日，李济深一行30人从香港乘轮船赴大连，而后到达沈阳，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欢迎。李济深立即致电毛泽东、周**说：

“济深于1月10日抵沈，诸承款待，至以感谢。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妥，乃获今日之成就，无任钦佩。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

毛泽东、周**当即复电给李济深，表示欢迎。

1月13日，新任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赶到石家庄，召开了铁道工作会议，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的行动口号。

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国民党反动派必须承担全部内战责任。声明概述了中国共产党两年半内所取得的成就，提出了和谈的八项条件。毛泽东说：

“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长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

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院；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毛泽东还在声明中告诫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说：

“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再说周北峰回到北平后，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傅作义虽然对谈判的信心增强了，但还是不肯明确表态，只是说：

“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

此时，傅作义在北平城内开辟了天坛、东单两处临时飞机场，南京来的飞机起落频繁。由此可见，傅作义还没有最后下决心。傅作义的盟兄马占山来看他，一进门就说：

“宜生，你怎么办？”

傅作义说：

“大哥，叫你说，我就没办法啦？”

“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我看你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接来，叫他为你分担苦恼，出点点子，你看好不好？”

傅作义听了马占山的建议，马上派飞机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曾经在抗战期间先后4次到延安的邓宝珊接到北平。邓宝珊与傅作义进行了密谈。邓宝珊听傅作义说要他出城与共产党谈判，就说：

“太仓促，太仓促！我对情况一点也不知道，糊里糊涂，怎么谈判？依愚兄观察，战争是靠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取胜的。资本家经营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低进高出，随机应变。作为军人和政治家，何尝不如此？我多年和共产党打交道，深知中共说话是算数的。共产党是要解放全中国，他们胜利后建立新政权，必然要网罗人才。古代开明的帝王懂得为官择人、唯才是举，苟不才，虽亲不用，如有才虽仇不弃的道理。曹操还能唯才是举，选贤与能，中共以解救天下为己任，当然要选拔人才。老弟，你或许也知道，不过，我还想告诉你。朱德是解放军总司令，他说过，他是前半生军阀，后半生革命。远的，在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剿共，26路军赵博生率部起义，后来不都成了工农红军的将军吗？近的，在长春的云南部队曾泽生率部起义，都改编为解放军了，曾泽生仍任原职。”

傅作义说：

“你说的道理，我似懂非懂。最近小女也给我分析形势，说过中共的政策，要我和地下党联系，谈判解决问题。可是她讲的，没有这么深。大哥，说实在的，35军在新保安失利，我曾想用谈判解决问题，可是后果如何，吃不准啊！”

傅作义把周北峰带回的和谈纪要递给邓宝珊，说：

“大哥，你看看，我戎马半生，未曾战败，目前虽然被困，北平仍拥兵40万，不和不战而降，这岂不是身败名裂，千古罪人？再说，不允许保持军队，今后就什么都完了。蒋系部队一些高级将领也不会俯首帖耳听从命令。你我是知己，你和中共有多年的交往，因此，特地请你来，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

邓宝珊看完周北峰带回的纪要，说道：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南京政府也提出了条件，与中共和谈。我看和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一条光明的大道。顺应潮流的人，决不是千古罪人，更不会身败名裂，这个纪要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你们考虑的要保持军队，我看难以实现，中共绝不会允许。对于蒋系部队部分将领要求去南京的，可以网开一面，让他们走。”

“唉，事情难办啊！”

“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那我可以做你的代表，出城谈判。争取和平解决，符合你的想法，保住面子。”

“大哥，我听你的。你和中共是有面子的，希望你能尽量争取一下，不是为我个人，我身后还有跟我多年的弟兄们啊！”

邓宝珊点点头，喝了口茶，激动地说：

“我是甲午那年生的，可以说是生于忧患，也是饱经忧患。我多年来希望中国屹立于世界，中华民族再也不受帝国主义的凌辱。这是我最大的理想、决心和欣慰。”

1月14日，傅作义请邓宝珊为全权代表，与周北峰一起，经清河镇来到五里桥，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3次谈判。

下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从宋庄来到五里桥与邓宝珊、周北峰会晤。林彪对邓宝珊的到来表示欢迎，宾主握手寒暄。聂荣臻说：

“路上好吗？”

邓宝珊说：

“不要紧。我们从北平城出发，先乘汽车，后乘马，到清河镇。稍事休息，改乘吉普，只1小时就到了，没有遇到麻烦，一点也不累，是否可以现在就谈？”

聂荣臻开门见山地说：

“可以。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

邓宝珊再次提出要共产党方面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林彪说：

“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

聂荣臻说：

“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以免北平再遭炮火毁坏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邓宝珊问：

“你们要打天津了？”

林彪说：

“是，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

“你们打天津准备打几天？”

“3天。”

邓宝珊对固守天津非常自信，他认为共产党不可能在短期内攻克天津。这也是受了傅作义的影响，傅作义曾指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说：“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坚定守住，就有办法。”所以邓宝珊说：

“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说：

“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1年，非打下来不可。”

罗荣桓说：

“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邓宝珊将军可以在这里休息，准备继续谈。”

邓宝珊和周北峰就在五里桥住了下来。

1月14日，程潜委派担任湖南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族弟程星龄，与共产党湖南地下省工委取得联系，程潜表示：他对中共中央的8项条件，因自己被列入战犯名单，对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有疑虑，其余都表示赞成。

1月14日10时，刘亚楼指挥东北野战军向天津守军发起总攻。

西面由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指挥第1、2纵队及第6纵队1个师，共9个师，为第一主攻方向。东面由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指挥第7、8纵队，共8个师，为第二主攻方向。南面由第9纵队并附属第12纵队1个师，实施助攻。北面由第2、8纵队各一部及东北野战军总部警卫团，实施佯动。

1月15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来到五里桥，与邓宝珊、周北峰再次会谈。此时，邓宝珊已经将13日谈判的情况发电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傅作义的回电是：“请邓、周酌情办理。”

这次谈判从早晨开始，时间长达3小时，对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的指定地点，进行改编的方法，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受办法等，达成了基本协议。

1月15日15时，东北野战军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天津战役胜利结束，此战歼灭了天津守军1个警备司令部、2个军部、10个师共计13万人，活捉陈长捷和86军军长刘云翰、62军军长林伟俦及天津市长杜建时。

天津之战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也是人民解放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诸兵种的一次精彩协同作战。同时，在执行城市政策、纪律方面，堪称楷模。为此，毛泽东向各中央局和野战军发出通报说：

“所有攻击天津各部队，凡战斗英勇、纪律良好者，应予通令嘉奖，并向我军致庆贺。”

1月16日凌晨，塘沽国民党军第17兵团部第87军等部共5个师5万余人，惧怕被歼，在侯镜如率领下乘船由海上南逃，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追歼其掩护部队3000余人，后于17日占领塘沽。

天津、塘沽、新保安、张家口解放后，百万解放军云集北平，北平守军1个“剿匪”总部、两个兵团、8个军、25个师共20余万人，已成囊中之物。

1月16日清晨，苏静和李炳泉将天津解放、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以及17兵团的侯镜如率部由塘沽乘船南逃的消息，一一告诉了邓宝珊、周北峰两位代表。

16日下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同邓宝珊、周北峰继续会谈。聂荣臻说：

“我方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准备采取一种和缓的方式，留待下一步再解决，请邓将军转告傅作义将军。”

林彪把毛泽东亲自书写的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的一封未封口的公开信，当面转交给邓宝珊，说：

“请邓先生将这封信交给傅先生。”

邓宝珊接过信便要看，林彪以手止之，说：

“请先生待一会儿再看。”

邓宝珊提出要共产党方面也派代表进城去，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说这是傅作义的希望。林彪当即答应由苏静随邓宝珊一起进城。

邓宝珊送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后，急于知道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名义所写的信的内容，就从未封口的信封中抽出来观看，邓宝珊看罢，感到很惊讶，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刁可成说：

“这封信太出乎意料，措词很严厉，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我回城后，打算暂不交给傅作义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

苏静未看到信的内容，不好表态，但觉得此事应该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汇报。

晚饭后，苏静回到宋庄，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汇报了邓宝珊看完信的态度。林彪说：

“是啊，那封信是有些严厉呀，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

1月16日，蒋介石下令，把中央、中国两大银行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

1月16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起草了《关于积极准备攻城部署给平津前线总前委的电报》，电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说：

“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整，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1月17日，苏静把林彪的意见告诉了邓宝珊。他作为进城联络的工作人员，和邓宝珊、刁可成、邓宝珊的副官王焕文一行4人一起回北平。傅作义马上把邓宝珊引至密室，急问和谈情况。邓宝珊说：

“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负责人说：天津已解放，傅作义先生应该坚定下来。可以给他留下一个加强警卫团，其余的部队，调往指定地点，到一定时期，全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进城，这就叫做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将军带领部队起义。这就是你的老友们说的，宜生可以不做俘虏，也可以不投降，更不需要自杀。只要当机立断，接受和谈，率部队起义，就有光明的前途。”

1月17日，苏联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拒绝参加调停中国内战。美英法3国政府也表示拒绝参与调停。

欲知北平能否顺利和平解放，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06

第206章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做一个家庭，它的屋内太脏了，

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

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里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

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

话说1949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刚刚到达西柏坡的民主促进会成员雷洁琼、严景耀夫妇和民主同盟成员费孝通、张东荪，在警卫员的引领下，进入餐厅，等待毛泽东接见。

雷洁琼、严景耀夫妇和费孝通、张东荪都是燕京、清华的教授，他们4人接到东北野战军先遣部队负责人刘道生的通知，应共产党邀请，到华北解放区访问。他们在8名解放军战士陪同下，乘大卡车于第二天傍晚，到达石家庄，受到吴晗夫妇的接待。他们参观了石家庄后，又乘吉普车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

不一会儿，毛泽东、刘**、周**、朱德、任弼时、邓颖超等人步入饭厅，周**将4位教授一一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和教授们亲切握手问好。众人分坐在两张普通的方桌旁，共进晚餐。

毛泽东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席间气氛十分轻松愉快，使教授们初次见面的那种拘谨心情一扫而光。饭后，毛泽东请客人们来到了他的办公室。雷洁琼环视了一下毛泽东的办公室，这原是一间普通农民的住房，家具简单朴素，办公桌椅都是木制的。桌上有笔筒、毛笔和方型铜墨盒，墙壁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屋里有电灯，也备有煤油灯。

毛泽东和大家围绕着书桌坐下。周**、朱德、任弼时也参加了谈话。毛泽东说：

“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正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一手是继续组织残余的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负隅顽抗；另一手是策动中间力量，在革命阵营内部组成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

毛泽东所说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在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存在的“中间路线”，有些人主张“和谈”、“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面。他环视着大家，又说道：

“把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使国民党反动派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杀，使中国又回到黑暗世界。”

毛泽东接着讲了农夫和蛇的寓言故事，之后，他加重语气说道：

“我们决不能怜悯恶人，民主党派必须选择自己应走哪条道路。革命胜利后，要开新政协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同共产党采取一致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动派”和走“中间路线。”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北平西北郊区解放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他特别关心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询问是否还有前清的翰林、进士，请雷洁琼等4位教授推荐人才。他还问起了留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情况。

毛泽东非常仔细地听取4位教授的汇报，不时在关键的地方插几句话，当他听到两校师生坚守岗位，等待解放，并且组织了护校运动时，高兴地说：

“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要革命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问题，他说：

“我国幅员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很落后，一定要建设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

毛泽东谈到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多种派别问题时说：

“通过自由讨论来统一思想，促进艺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

毛泽东最后又谈到了有关美国的问题，他说：

“要把美国政府当权者同广大美国人民区别开来。要警惕美帝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我们要丢掉幻想。但是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同中国人民有传统的友谊。”

毛泽东这一席长谈，从晚饭后一直到深夜才结束。4位教授都感到非常兴奋。

1月间，江青代表毛泽东给在东北解放区的草明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

“我们看了你写的《原动力》和丁玲、周立波他们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无敌三勇士》很感动，我还流了泪。”

江青在信中还写道：

“你在百忙中辅导岸青中文，岸青的信比以前进步多了。我们很感谢你。”

草明接读后，心想此信虽然是出自江青之手，而行文中多次使用了“我们”二字，这其中的意思必定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感到非常温馨。

1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写道：

   “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

1月19日，毛泽东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凡外事问题，“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才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

外交工作指示明确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1月19日，南京政府行政院就其所谓“决议”发表了一份文告，文告中说：

“政府为遵从全国人民之愿望，祈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

毛泽东以共产党发言人的名义对南京政府行政院的文告作了评论。他说：

“南京行政院不但完全忽视中共1月14日的建议，而且直接推翻了伪总统蒋介石1月1日的建议。”

“你们的‘总统’把‘停止战事恢复和平’认为是一件事，声明必定开诚相见，愿与中共商讨实现这件事的具体方法；你们则将战争与和平分割为两件事，不愿意派出代表和我们商讨停止战争的具体方法，而却异想天开地建议，‘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然后再派代表‘进行和平商谈’，究竟是你们的建议对呢，还是你们‘总统’的建议对呢？”

“南京行政院的这个新建议是没有理由的，打了这么久这么大和这么残酷的战争，自应双方派人商讨和平的基本条件，并作出双方同意的停战协定，战争才能停得下来。”

“如果南京行政院，不愿意取消自己的‘决议”，那就是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并无与其对方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

毛泽东的这个评论，一针见血地痛斥了蒋介石的阴谋，使南京行政院不得不于22日推翻了19日的决议。

1月19日，共产党方面代表苏静在北平同傅作义的代表崔载之，根据在城外已经达成的协议基本精神，一条一条地具体化，达成了一个18条的协议。苏静将协议通过电台报告平津前线，平津前线又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条文内容和词句作了一些修改后，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回，成为正式协议。

1月20日，毛泽东致电爱国华侨陈嘉庚，他在电文中写道：

嘉庚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毛泽东

1月20日，毛泽东又致电身在美国的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

原来在数月前，司徒美堂亲笔写了一封《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忠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信中还说：新政协何时开幕，请告之。一接电告，当即回国参加。

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司徒美堂先生：

去年10月23日惠书，因交通梗阻，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摈挡公务早日归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

毛泽东

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此时，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权力仍然操纵在蒋介石手里。他离职前，将其死党安置在江苏、浙江、福建、台湾、江西、广东等省，并加紧调整战略部署，企图负隅顽抗。

午后4时，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故宫机场起飞，他吩咐驾驶员，在南京上空绕行一周，而后向他在浙江的老家飞去。

1月21日，几乎与蒋介石“隐退”的同时，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苏静和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在傅作义和共产党达成的《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了字。

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1、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2、过渡期间双方派人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3、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按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1个月后开始实施整编。4、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守仓库的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5、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司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持现状，不得破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6、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办法。7、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8、保护在平使馆外交人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9、邮政电讯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10、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重新审查登记。11、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12、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21日午后，王克俊拿给苏静一个文件，说明天骑兵第4师从永定门出城，随后是101军准备出城。苏静立即电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当天苏静收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示，内容是：

1、我方所俘傅方高级官员，待北平接收后，可一律释放。傅方所捕政治犯，在联合机构成立后，即应释放。2、盼转告傅，骑兵4师、101军出城后，两个城门仍须傅方派兵控制，不要让中央军接收。3、盼转告傅，自23日以后由北平出发的部队，应分驻沿平汉铁路良乡、徐水之线及其以东之固安、文安、霸县、雄县一带，另一部则驻三河、香河一带。各部开出秩序，盼预先电告，以便我们指定便于就粮的驻扎地点。4、23日约有数名干部可进城。5、你在城内勿回。

1月21日晚，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在归绥从广播里听到了傅作义接受共产党改编、北平实现和平解决的消息，他感到既兴奋又不安，当即向北平拍电报，要求明天派飞机来接他到北平，谒见上司傅作义。

董其武是一位饱经世故而且没有完全沾染国民党军队恶习的正直军人，他十分景仰傅作义的为人，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卧室里，只挂傅作义的巨幅照片，而从不挂蒋介石的画像。

而且他从政以来，还是比较廉洁的，在绥远各界中有较高的威信。

1月22日，天已经亮了，秘书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送给他一份电报，毛泽东一看，忽地站起来，大声说：

“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协议了，这真是了不起的胜利，是一件特大的喜事啊！”

他又对秘书说：

“告诉机关的同志们，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协议了，北平和平解放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减少了敌我双方的伤亡，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历史文物和古迹免遭战争的破坏，对子孙后代大有好处，全世界的友人也都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毛泽东说着走到院子里，对卫士们说：

“你们知道吗？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了协议！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同志。”

他转对阎长林说：

“走，我们到李家庄去！”

阎长林说：

“这些日子你很少睡觉，昨晚又工作一夜，现在该睡觉了。”

“先不睡，咱们去看符定一先生。”

“李家庄离这里很远，坐汽车去吧？”

“好。时间宝贵，坐汽车去，回来再睡觉。”

毛泽东在车上忽然问阎长林：

“张瑞岐同志走了没有？”

“没有走呢。”

“我怕他回陕北心急，不等北平解放就回去。现在可好了，北平已经成为我们的了，我们很快就要进北平了，张瑞岐也很快就可以回家娶婆姨了。”

汽车开到符定一先生的住处，符德芳一见毛泽东下了车，就朝屋里大声喊：

“爸爸，毛主席来了。”

符定一闻声走出房门，亲热地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说：

“你老人家身体还好吗？”

符定一笑着说：

“身体还好。”

“我今天一是来看你，一是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刚接到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经赞成我们的条件，交接即将举行。我军日内进城接管一切，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整编。”

“出人意料，出人预料啊！这都是你胸怀广阔和共产党的英明使然。否则，北平怎能和平解放？”

“这是民心起了决定作用。傅作义这样做很好，北平的人民，北平的古建筑都可以免遭战争的损害。这次傅作义决心与蒋介石决裂，站在人民一边，算他立了一大功，人民不会忘掉他的。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也都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还是主席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创造了伟大的奇迹。”

“你们在城里待惯了，这里的条件太差，再过一些日子，北平稳定一下，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去了，那里还有家嘛。不要很久，我们都要去北平，到那时就可以经常见面了。好了，我不多待了，也该回去睡觉了。”

符定一说：

“这就好了，回到北平也就没有精神负担了。过去，我生活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没有民主，没有生活保障，更没有安全感，生命财产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室内的家具陈设，关切地说：

“这里的条件不好，连一个软座椅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个来。你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疼的。”

他还交代说：

“回北平后，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去找叶剑英同志，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了，你和他很熟悉嘛。”

回到西柏坡，毛泽东亲自挑选了一件沙发，派卫士给符定一送去。

毛泽东想起太原野战军曾经截获阎锡山北平办事处发给阎锡山一份谍报的事，说明阎锡山一直关注着北平事态的发展。如今北平和平解决，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巨大震动，太原和平解决不是没有可能。于是，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打电报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说：

“太原也有和平解放的可能。”

毛泽东指示林彪等人，要善待阎锡山在北平的人员，如长期担任阎锡山的参谋长郭宗汾、山西临时参议会议长王怀明等人，还要求叶剑英进城后，找郭宗汾谈判和平解决太原的问题，郭宗汾的电台也让它存在，不要没收。

1月22日上午，董其武飞抵北平，来到中南海居仁堂，谒见傅作义。傅作义见董其武来了，就把北平和平解决的情况向他作了简要的介绍，并说：

“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问道：

“北平和平解决的条文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

傅作义说：

“绥远的问题你不要着急，等我见到了毛泽东之后再定吧。”

董其武说：

“我多年一直随您做事，对您是言听计从的！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可是，绥远情况相当复杂，不可拖延，应尽早安排。”

傅作义点点头，说：

“你放心吧。你回去给大家讲明道理，认真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

送走了董其武，傅作义立即向北平守军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知》。

1月22日这一天，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在解放区的56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热烈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斥责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意见》中还说：

“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月22日，李宗仁为了达到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趁机倒蒋的目的，继续发动“和平”攻势。他以代理总统身份发表文告，表示愿意就中共中央所提的8项条件进行商谈，并发布了旨在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民主”措施内容。

与此同时，孙科主持行政院会议作出决定：派邵力子为首席代表，与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组成代表团，准备与共产党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

1月23日，《平明日报》发表了共产党和傅作义签订协议的主要条文。傅作义还派人在中山公园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了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月25日，苏静返回平津前线总前委汇报工作，他一进门，罗荣桓就面带笑容地问道：

“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

苏静说：

“不清楚。”

聂荣臻说：

“你今天回去还要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邓宝珊并同他一起去见傅作义，务必要告诉邓宝珊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林彪问苏静说：

“为什么傅作义让他的嫡系部队先开赴城外？”

苏静说：

“协议达成后，傅作义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传达协议并征求意见，除李文、石觉、袁扑态度不好要求走之外，大多数赞同按协议办。傅作义回答李等可以走。傅作义的骑兵第4师刘春芳部首先开赴城外，听说是刘春芳比较听傅的话，对北平和谈比较积极，部队阻力小，工作好做。骑4师开赴城外，可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同时，骑兵部队在城里时间较长了，草料也是一个问题。真正能控制城内局势的，是我军兵临城下的强大的军事压力，并不是靠傅系的那一点力量。城内的局势，在我刚进城那天晚上，驻守在朝阳门自来水厂的石觉部队曾发生一次兵变，被镇压下去了。第二天又发生一起爆炸事件，特务因北平市长何思源进行和平活动，就在他家里放了一颗炸弹，何思源的女儿被炸死，何本人被炸伤。再未听说发生什么问题。傅作义以其合法地位做了一些工作，情况一直比较平静。这几天，来往于南京的飞机也不多了。”

罗荣桓说：

“好吧！你今天回城里去，还要利用时间看看指挥机构进城后驻在哪个地方合适。”

傍晚，苏静回到城里，从联谊处打听到邓宝珊住在亲戚家里，就急忙乘车来到隆福寺孙家坑51号找到了邓宝珊，寒暄已毕，苏静问道：

“你进城时带给傅作义将军的信交给他了吗？”

邓宝珊闻言愣了一下，苏静已知邓宝珊尚未将信交给傅作义，就说：

“我们是否一起去看望傅将军，把那封信交给他？”

邓宝珊踌躇了一下，说：“好吧。”于是，二人一同乘车来到中南海居仁堂，受到傅作义的热情接待。邓宝珊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自然随便一点。他在傅作义和苏静谈话时，来到傅作义的书房，将毛泽东的信交给傅冬菊，让她转交给傅作义。傅冬菊打开一看，也觉得措词生硬，怕父亲接受不了，就压了下来。

1月26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布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予以释放。而南京政府发言人则指责共产党拖延谈判，延长战祸。

为此，毛泽东以共产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重要谈话，他说：

“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

“南京政府现在不是无事可做，应立即逮捕战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只有这样，才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认真地做了一件工作”。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明确了惩办战争罪犯的具体内容，从本质上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和谈”的虚伪性。但是，毫无和谈诚意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毛泽东的警告置若罔闻，他们后来于1月31日将冈村宁次释放回国，并决定把260名日本战犯送回日本。国民党南京政府发言人称这是司法问题，与“和谈”无关，更不能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对毛泽东要求逮捕战犯蒋介石一事，认为态度不够郑重，是节外生枝。

1月26日下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戎子和，即将就任北平市副市长的徐冰等人，在周北峰的陪同下，一起进入北平城。

福和中学老师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要求与共产党和谈，言辞颇为恳切，节录如次：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8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3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22日所发出之声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钧、东荪诸先生之电，计均已早邀亮察。……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决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灭兵革，召致祥和，俾得早卸仔肩，遂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布悃，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  李宗仁  子感京秘印

李宗仁假戏真做的把戏骗得了别人，岂能骗得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即表示欢迎李宗仁派人来和谈。

在此期间，李宗仁还致信宋庆龄，希望“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遭到宋庆龄的拒绝。

1月28日晚，是中国农历的除夕夜。中共中央机关在大礼堂举行盛大的会餐，毛泽东见到从李家沟来到西柏坡的何其芳，就站在何其芳面前停了一下，笑着说：

“何其芳，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

他边说边用右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大问号，逗得周围的人们都笑了起来。

1月29日，毛泽东极为关心宋庆龄在上海的安全，他以自己和周**的名义电邀请宋庆龄到华北解放区。中共中央将毛泽东、周**的电报送给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指示他们将电报“由梦醒译成中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谢”。毛泽东、周**在电文中写道：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甚为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商切，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泽东  周**  

中央为了确保宋庆龄的安全，指示方方、潘汉年，在迎接宋庆龄北上的问题上，第一，必须保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宋庆龄后来在2月20日，极其谨慎地用英文写了一封回信，她写道：

亲爱的朋友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谨祝

敬礼！

宋庆龄

宋庆龄惟恐表达不清自己的意思，又通过秘书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捎来了重要的口信，她说：

“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谢。经长时间的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长顾祝同密令各军，应下最大决心，与共产党“势不两立”，进行长期战争。

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与傅作义的守城部队顺利地交接了防务，担任北平的警备任务。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平津战役历时64天，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个兵团部、1个军部、1个警备司令部、4个军部、24个整师，连同其他国民党军部队约26万人；迫使北平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所属1个剿总总部、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连同其他部队共计20余万人，接受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被歼灭和接受改编的总人数多达52万人。

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到平津战役，历时4个多月，毛泽东一直在他那数十平米的两间房子里渡过。

1月31日，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A.N.米高扬，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秘密访问。

这一天天亮以前，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上，米高扬和在中国东北铁路局担任顾问的格瓦洛夫、翻译格瓦廖夫以及警卫员一行4人，走下飞机，由师哲、毛岸英和汪东兴陪同乘车前往西柏坡。师哲是米高扬的中方翻译，担任中宣部编辑助理的毛岸英是米高扬的生活翻译。

毛泽东在自己的住所迎接米高扬，米高扬刚刚钻出吉普车，毛泽东便面带微笑地迎上前去，伸出一只手，热情而又礼貌地连连说：

“欢迎！欢迎！”

毛泽东身着肥大的补着补丁棉裤棉袄，与米高扬一身考究的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形成鲜明的对比。毛泽东的朴素和平易近人使米高扬感到意外，他看得出来，毛泽东和他的人民一起，完全过着一种艰苦的生活，尽管他们已经解放了半个中国。米高扬也彬彬有礼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谢谢你，主席同志，我带来了斯大林同志诚挚的问候。”

米高扬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那只能够砸烂一个旧社会的手，竟然是那样的温暖而柔软。毛泽东引领客人在他简陋的办公室落座，毛泽东又寒暄道：

“你们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从石家庄到西柏坡这段路程虽说不长，可是很难走。早就提出要修这条路，只是因为打仗，没有人力、财力，只能先打仗，再建设了。”

米高扬坦率地说：

“这点我注意到了，看来你们胜利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米高扬拿出一块毛料，说是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礼物，毛泽东客气地收下了。正在此时，朱德、周**、刘**、任弼时闻讯赶来，农舍里顿时热闹起来。米高扬对众人说：

“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其他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斯大林同志还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就更加伟大。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世界上非常引人注目。”

毛泽东笑着说：

“谢谢斯大林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当面谈是很好的。非常欢迎你们来。”

米高扬闻言，立即解释说：

“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的。我们只带了两个耳朵来听，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中国同志们原谅。”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

“我本来是准备到苏联去的，同苏联同志谈谈，以便你们能很好地了解我们的情况。我等斯大林同志的答复，现在斯大林同志派你们到中国来听取意见，这样安排也很好，非常欢迎你们来，非常感谢。”

米高扬说：

“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往返苏联的时间会很长，不安全，恐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所以斯大林决定派我们来这里听取意见。”

周**说：

“米高扬同志，你们远道而来，一定很疲劳了，肚子也可能饿了。现在就吃饭，晚上你们早点休息，明天下午再谈怎么样？”

米高扬表示同意。对于米高扬的到来，毛泽东是倾其所有，尽量好好招待。这顿饭就此时的条件来说，是非常丰盛的，中餐菜肴有滹沱河里鲜鱼做成的红烧鱼，溜鱼片；有烧里脊、炖鸡块、扣肉，还有凉菜。西餐食品有猪排、牛排、肘子肉、煎鸡蛋、沙拉等，还有黄油和面包。知道苏联人爱喝酒，事先就从石家庄买了了汾酒和葡萄酒。米高扬也带来了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了一桌子。

宾主入席落座，毛泽东首先举杯向米高扬等客人祝酒，他说：

“对你们的远道而来，我们表示欢迎，同时也表示感谢。”

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灌下去了。他对汾酒很感兴趣，夸这酒好。周**在刘**祝酒后，也端起酒杯说：

“我不敢和米高扬同志一样喝那样多酒，我可以代朱老总和弼时同志向你们敬酒。他们两位一老一少，朱老总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同志虽然在我们几个当中最年轻，但他有高血压，也不能喝酒。只好由我代表他们二位敬你们一杯了！请干杯！”

工夫不大，毛泽东就招呼着盛饭，他说：

“吃饭了，吃饭了，请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米高扬指着桌上的红烧鱼，问师哲：

“是新捞的活鱼吗？”

他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吃起来。毛泽东对饭桌上这位苏联人的傲慢行为有些看不惯。米高扬还说：

“在苏联，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但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说：

“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晚餐后，周**送客人到后沟的住所休息。

第二天下午3点，米高扬等人又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说：

“现在，你们来到了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山村，下次你们再来，那就是在北平见面了。北平已经和平解决，傅作义的部队在1周内都开到指定地点，中国人民解放军昨天正式开进北平进行交接。这一切，主要靠的是我们军队的威力，还有我们地下党的统战工作。两者结合起来，就给傅作义将军指出了唯一的光明大道。北平能和平解决，这是最好的办法。北平是中外闻名的古都，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不仅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骂我们，世界一切友好国家的人民，也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任弼时指着桌上的香烟对客人说：

“请吸烟吧，这是美国三炮台的洋货，不是我们花钱买的，是他们送来的战利品。”

毛泽东、朱德、刘**、周**、任弼时同这次来访的米高扬，总共会谈了3次。在会谈中，主要是由毛泽东向客人们作介绍情况，他谈到了未来的政权建设、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原来打算去莫斯科，是想与斯大林同志谈谈我们中国革命的特点。在这个特定的条件下，我们党有一条成功的经验，那就是在各个时期一贯实行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革命的力量，反对当时的主要敌人。在土地革命时期，联合开明士绅和敌对党派中的进步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那就更广泛了，除了汉奸和卖国贼以外，我们都联合，把地主阶级也作为联合的对象，把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在解放战争中，要打倒官僚资产阶级，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担任要职的，很多不是我们南征北战的共产党的有功将领，而是那些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做出了贡献的代表人物，有国民党的左派，有著名的民主党领袖，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有华侨资本家，少数民族中也有这类人物。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民主联合政府的组成，与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形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这一点，希望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和支持，不必有什么顾虑。”

“我们这个政权的性质，概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我们称为人民民主专政，这样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关于政府的组成，它必须是联合政府，名义上可以不这样叫，但必须是联合执政，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和许多民主党派已经合作多年了，这些民主党派力量都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联系和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体上是以共产党为核心，但是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今后对我们最严峻、最重大的考验是群众工作，我指的是组织、安排群众的生活、就业、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中国5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这是我们当前迫切的问题。”

“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建设的进展可能会快些，因为中国的处境要比1917年至1918年的苏联好些，敌人是无法围困我们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多少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料的时间会要短些，就是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再遇到敌人特别顽强的抵抗了。”

“我们的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声中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还几次的，例如：天津城外某地，山东青岛市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是他们出来试探的，一遇到我方的抵制和打击，就龟缩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用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挥作用。但这些可怜虫实现不了其美国主子的愿望，只能起运输队的作用。其它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过去中国是难以得到的。”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做一个家庭，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里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他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我想，打扫干净，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是么？我们的屋里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大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是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为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毛泽东在整个会谈结束时，说：

“你们能来到中国，听听我们的想法，了解一下我们的情况和我们正在做的与将来要做的事情，这比在报纸上看报道实际多了，你们会了解到中国革命为什么能迅速地取得胜利，这是和我们党长期实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分不开的。我们中国有许多具体的政策，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所不同，但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米高扬最后说：

“我们回去以后，一定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由他和苏共中央向你们做明确的表示。”

欲知后来中苏关系如何发展，待后面慢慢详加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历来是超前考虑问题安排工作的，这一点在他的同代人中是无人能及的。这也是他思想一以贯之的体现，因为他的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在革命尚未完全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考虑他和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人口众多，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了。未来的新中国政府，既没有外援，又没有经济实力；国内的黄金白银等大量财富完全被蒋介石所掌控，后来又被运到了台湾。蒋介石留给新政府的只有5亿多饥饿贫困的老百姓和经过数十年战争制造的创伤。毛泽东和米高扬的谈话，已经体现了他思想中工作重心的转移，建国后，他在经济建设中又强调调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发展。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07

第207章

“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

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玩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话说1949年2月1日，毛岸英受命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随同几位领导人首批进入北平。他们的任务是排除地雷、炸药、手榴弹，以保证水电畅通、变压器安全、房屋和桥梁坚固。

北平军管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任命：

聂荣臻为平津区卫戍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叶剑英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程子华为北平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彭明治、吴克华为北平警备区副司令员；莫文骅为北平警备区副政委；刘道生为北平警备区政治部主任。

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登载了毛泽东在1月16日起草的、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给傅作义的那封先后被邓宝珊和傅冬梅压下、傅作义一直没有看到的最后通牒信。原来，毛泽东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先后攻占卓资山、集宁、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丰镇、陶林、兴和、商都、尚义、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涿鹿、阳原、蔚县、广灵、天镇、阳高、怀仁、左云、右玉、山阴、延庆、龙关、崇礼、赤城、沽源、康保、宝昌、多伦、化德、涞水、易县、望都、定县、河间、高阳、任邱、安新、雄县、新镇、容城、肃宁、蠡县、博野、霸县、永清、固安、安次、胜芳、古北口、三河、香河、武清、宝坻、宁河、玉田、丰润、平谷、蓟县、遵化、兴隆、迁安、庐龙、乐亭、昌黎、抚宁、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平泉、青龙、凌源、凌南诸解放区各城、重镇、县城及广大乡村。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

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林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

本军奉命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本军迭次通知贵将军及贵属，顾念两城数百万人民之生命财产，数千年之文化古迹，国家前途所系之轻重工业及贵属官兵之身家性命，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改编两项办法。天津方面，市参议会代表出城谈判，本军当即表示欢迎。并提出下列诸点：

1、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受破坏。2、天津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障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3、本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之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之安全。4、如果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欲抵抗到底，则本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城破之日，守军方面诸反动领袖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本军所俘敌方军官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其处罚。

市参议会代表与本军代表谈判两次，均为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及62军军长林伟俦等所破坏，以至毫无结果。贵将军复于最后时机，命令天津守军坚持匪首蒋介石伪令，抵抗到底。本军迫不得已，乃于本月14日上午10时，开始总攻，至15日下午3时即解决战斗。贵部10余万人全被缴械，匪首陈长捷、林伟俦等均为俘虏。足证守军之抵抗，毫无作用。现在天津业已解放，人民重见天日，欢声雷动，迎接人民解放军。

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加。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得获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1、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2、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l时起，至1月20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施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   林  彪

政治委员   罗荣桓

傅作义见到这份报纸，耐着性子把毛泽东的最后通牒信看完，他非常恼怒，拍着桌子说：

“太不像话了，怎有这等事，部队已经出城了，城防也交接了，我再也没有用了……”

2月1日这一天，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等56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电文中说：

“同仁等已先后进入解放区，迭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

电文中还提议：对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要“任是天涯海角，使奸犯无处潜藏，纵有羊狠狼贪，令阴谋断难实现”。

2月2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复电给李济深等56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2月1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万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心同德，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特电布复，敬表欢迎。”

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古老的城市北平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此前，毛泽东特意强调说：“我人民解放军入城时，一定要经过东交民巷。”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规定并在各单位传达了8个注意事项：1、把党的艰苦朴素优良作风带进城市。2、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3、不准进入民间和不准随便进入戏院等公共场所。4、绝对保守党中央机关的秘密。5、出门不许携带武器和秘密文件。6、进城后3个月不准通讯、会客、访友和外出游览名胜古迹。7、不许贪污浪费，不被金钱、美女收买利用，不被阿谀逢迎迷了心。8、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

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入城部队经过象征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的东交民巷时，各国使领馆一个个大门紧闭。

毛泽东还在2月3日这一天，提出了要做过江的准备工作。

这一天，林彪、罗荣桓收到了傅作义的来函，他说自己在解放战争中负有罪责，应受到惩处。傅作义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请指定时间、地点，战犯傅作义投案自首。

2月4日，林彪、罗荣桓致电中共中央，将傅作义的情况作了汇报：

“傅作义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们，极力争辩他北平之不抵抗，不是为保全个人生命财产的打算，而是为了避免人民的损失。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意。”

电文中还将他们准备与傅作义谈话的具体内容作了汇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

2月5日，毛泽东以共产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声明。他说：

“南京反动政府在要求‘和谈’的同时，宣布冈村宁次无罪，在中共要求对其予以重新逮捕之后，又把他和260名日本战犯送往日本”，这些“不但对于和平谈判毫无建树，而且确确实实地是在不断地节外生枝。”“1月14日，中共提出8条的时候，并没有发生释放冈村宁次这件事情。1月26日，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应提出了，就与和谈有关了。1月31日，你们接受麦克阿瑟的命令，又将日本战犯260名连同冈村宁次一起送往日本，就更与和谈有关了。”

“你们除去两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必须在第1条件中增加惩办日本战犯一个项目。这样，这一条就两个项目，即是：甲、惩办日本战争罪犯；乙、惩办国内战争罪犯。”这完全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

毛泽东最后说：

关于叫国民党在谈判之前逮捕一批内战罪犯和防止其逃跑的问题，不是谈判的先决条件，而“是你们承认惩办战犯一条为谈判基础之后自然产生的要求。叫你们逮捕，是怕战犯们跑掉。”“当着你们辛辛苦苦地派出代表团和我们讨论惩办战犯问题的时候，战犯们已经跑了，那末，还谈什么呢？”

毛泽东的这个声明，再次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和谈”的虚伪性，同时将惩办战犯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了。

2月5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叫嚣要继续进行战争。

2月6日中午，毛泽东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第二天，米高扬便乘飞机回国了。米高扬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

“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2月8日，陈嘉庚复电给毛泽东，他电文中写道：

毛泽东钧鉴：

革命大功将告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敢不如命。惟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尸位，殊非素志，千祈原谅。

后来在4月底，陈嘉庚和庄明理一起动身离开新加坡，经香港回到大陆，一路观光北上。

2月8日，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珊。陪同的还有陶铸、苏静和南汉宸3人。

下午3时许，傅作义的车子徐徐停在北京饭店门前，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快步走下台阶迎接。傅作义急忙跳下车抢先与他们一一握手。林彪等陪同傅作义、邓宝珊一同步入一楼小会议室。林彪说：

“北平和平解放，使文化故都未遭受破坏，树立了北平方式的新榜样，傅将军对此是有贡献的，共产党对所有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亏待他们。我们的理想是建立革命政府，发展生产，必须党内和党外共同合作，才能办到。”

傅作义说：

“过去内心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实际上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深感参加内战是错误的。解放军占领沈阳后，我认为仗是不能再打了，中国今后当以共产党为领导。我过去对共产党关于民主的主张缺乏了解，今后愿为人民服务，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对部队改编和政权接受，中共和解放军领导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办，不要多所考虑。”

林彪说：

“傅将军说得很好，关于《通牒》，是符合傅将军过去的行为和事实的。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对傅将军过去的错误做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开始与傅将军做新的合作。既不因过去之罪而抹煞今日北平之功，也不可因今日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至于平津战役中的失败，并非个人才能问题；在东北、华北战场解放军的胜利，也非个人的才能问题。国民党违反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所反对，必定失败；在任何战场，任何人指挥下，均无例外的要遭受失败，非仅华北一处如此。只有站在人民立场，才会胜利。”

聂荣臻说：

“我们的民主是对90%的人实行民主，对10%的反动分子实行专政。我们的民主是代表绝大多数的。”

叶剑英说：傅将军对政权接受问题的态度，表示钦佩。

邓宝珊说：完全同意大家的谈话，我的心愿与共产党完全一样，只不过我不是共产党而已。今天的话把一切问题都说清楚了。我很满意。

林彪等人在席间与傅作义、邓宝珊互相举杯祝酒，共贺北平和平解决。傅作义乘兴多喝了几杯，说出了他心中的疑问：

“林彪将军，你岁数比我小，经历也不如我，为什么是你们胜利而不是我胜利？”

林彪直率地回答说：

“傅将军，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哪个人，重要的是人心向背。华北这场战争，即使不由我林彪指挥，国民党军队也是要失败的。”

2月9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发表书面谈话，他说：

“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邓文仪还说，要求实现“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

2月11日，毛泽东为了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签署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命令中说：以淮海战役期间由刘伯承、陈毅、邓**、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命令中还说：将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第9纵队和豫西地方部队的一部分及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廖运周师，改编为第13、14、15军，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 野战军第4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志坚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2月12日，北平市20多万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解放大会，叶剑英市长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市人民为建设新北平而奋斗。

2月13日，李宗仁在上海组成了以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黄启汉5人以私人资格参加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由龙华机场乘机飞往北平；秘书张丰胄随行。

2月13日，国民党中宣部发出《特别宣传指示》，叫嚣说：

“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

国民党由“呼吁和平”变为叫嚣战争。为此，毛泽东撰写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高喊“全面和平”？》一文，他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写道：

“这些反动派是今天中国实现和平的重大障碍。他们梦想在‘全面和平’的口号下，鼓吹全面战争，即所谓‘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但是事实上，他们既没有什么力量实现全面和平，也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战争。”

次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撰写了《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评论。他写道：

“国民党反动派两星期以前急于谈判的神气，再也见不到了，由呼吁和平，变成了呼吁战争；国民党死硬派也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人民的新中国即将出现。”

2月，毛泽东致电华北前线徐向前等人说：

“太原如能照北平那样的和平解决，阎锡山又能表示改变过去的立场，还要考虑让其参加新政协。”

福和中学老师

2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

2月17日，彭德怀、王震奉命离开西北前线，前往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

2月18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李宗仁、孙科推卸战争责任的言论，撰写了《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的评论，对其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批驳，使其假和平的阴谋暴露无遗。

2月，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奉命赴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天，就和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王稼祥夫妇和毛泽东相互寒暄后，王稼祥由衷地感叹说：

“3年的解放战争，运用了主席的战略战术，才如此神速获得这样伟大的胜利，主席辛苦了。”

毛泽东也高兴地说：

“这一次蒋介石当了大笨蛋。当初，我们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反对打内战，他不接受。他总以为有美国做后台老板，可以为所欲为，最后落得个单人匹马跑回了浙江老家。”

王稼祥说：

“是的，主席。我们党尽了最大努力避免打内战，你亲自去重庆谈判。可蒋介石太反动，硬要打，我们也不能不还手。这一次一定要追击到底，叫他一兵一卒不留，以免后患。”

毛泽东举起右手，用力地一挥，坚定地说：

“对，要打到底！中央也看到了这一点，各个战场不能姑息，要彻底打倒反动派，取得全国胜利。”

此时，江青走了进来，她很有礼貌地向客人问好，还笑着说：

“听说仲丽在哈尔滨当了医院的院长？”

朱仲丽说：

“是的，这次稼祥叫我辞了工作，一块儿就回来了。”

毛泽东递给王稼祥一支烟，自己也吸了一支，突然问王稼祥：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王稼祥沉思了片刻，说：

“依我看，是不是定在北平？”

“嗯，谈谈你的理由。”

“我认为，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太靠东南，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适合的地方。”

“有道理，有道理。”

毛泽东笑着，不住地点头。王稼祥见天色已晚，就起身告辞。朱仲丽也跟着站起来，临走又说了一句：

“主席，我们在莫斯科经常和岸青在一块儿吃饭。”

毛泽东很关心地问道：

“他长得怎样了？读书好吗？”

“长得真像你啊！又高又大，学习也不错。还有贺子珍和娇娇也不错。”

“她的身体怎么样？”

“身体还不错，没有发疯。娇娇长得很可爱，真像你，只是满口俄语，不会讲中国话。”

江青插话说：

“将来，我可以带娇娇。放在她妈妈身边，只怕教养不好。”

朱仲丽感到自己有些失言，便赶紧告辞。

2月20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说：

“欢迎傅、邓来谈，不要带任何随从，并要对谈话地点保守秘密。”

原来在北平和平解决协议签订后，共产党方面和傅作义议定，由傅作义就北平和平解放向全国、全世界发表一个通电。为此，成立了一个以傅作义的少将处长周北峰为首的“通电起草委员会”。通电文稿草成后，傅作义拖了近1个月，迟迟没有定稿。其原因是因为先前那场误会使他闷闷不乐，精神不振。共产党能否对他宽大处理，仍是他最大的顾虑。他想亲自去见见毛泽东，摸摸共产党的底儿。于是，他就对周北峰说：

“我打算亲自去石家庄拜会毛泽东，你向叶剑英主任委员说一下，是否可以？”

周北峰立即将傅作义的意见报告了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叶剑英也马上电告了毛泽东。

2月21日，叶剑英让陶铸将毛泽东的电示转告给周北峰，并说：

“请告诉傅先生，明天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章士钊、颜惠庆等人飞石家庄，就请傅先生乘这架飞机去吧。”

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和由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黄启汉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由北平乘专机飞往石家庄。

在石家庄机场上，从西柏坡专程赶来的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傅作义、邓宝珊、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等人一一握手。杨尚昆看着身穿普通布衣的傅作义，一脸惶恐不安的表情，手里提着一个大兜子，就笑着问道：

“傅将军拿的什么东西呀，这么重？”

傅作义强颜欢笑，说：

“这是我送给毛主席的10条香烟。”

傅作义说罢，见杨尚昆也吸烟吸得很凶，就非要送给他两条不可，被杨尚昆婉言谢绝了，傅作义不好意思地把香烟又收了起来。

下午2时，邵力子、傅作义、邓宝珊、章士钊等人乘坐美式吉普到达西柏坡后沟招待所。周**早已等候在那里。周**拉着傅作义的手说：

“傅将军，你是俊杰呵，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比蒋介石先生聪明多了。蒋介石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而你却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北平的和平解放，你立了一大功。”

傅作义非常感动，紧紧地握着周**的手说：

“作义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宽恕。”

周**说：

“我们欢迎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敌后合作打日本。那个时候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吗？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合作。原来我们准备在解放区的哈尔滨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我们就可以去北平开会。你也应该参加这次会议啊！你既是有党派的，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就更具有代表性！”

当天下午，周**将傅作义到达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他还说：

“我已经和傅作义交谈过了，看来情绪还好。”

毛泽东听后很高兴，乐呵呵地说：

“情绪好就好，我们希望的就是他有一个好情绪。”

“你什么时候见他？”

“现在就见吧，宜早不宜迟。”

“那就请他到这里来吧？”

“不要让他来，还是我去看他。人家老远来的，不要怠慢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和朱德一起乘吉普车来到后沟招待所，看望傅作义和邓宝珊。

傅作义、邓宝珊、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等人在周**的陪同下，早已等候在门口。傅作义见毛泽东走来，连忙大步向前，伸出双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手。毛泽东也亲切地握住傅作义的手说：

“宜生将军，欢迎你！”

傅作义说：

“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

他由于太激动了，声音略微有些发颤。

“哎！”毛泽东将手一摆，说道：“宜生和平解放北平，功劳很大！”

毛泽东又与邓宝珊等人握手寒暄了一番，尔后挽着傅作义的手，朝客厅走去，边走边风趣地说：

“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义心怀内疚地说：

“毛先生，我是43名战犯之一，我有罪。”

“你有功！”毛泽东说：“我要谢谢你，中国共产党要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傅作义消除了一切顾虑和痛苦。进入会客室，众人分宾主落座。毛泽东对傅作义说：

“傅将军不愧是位军事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当机立断，决心下得很快，没有拖泥带水。傅将军，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本来是想让傅将军在解放军攻城时，能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城就行了。我原来估计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傅将军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可能闹事，不听傅将军指挥；现在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比我们估计的要好得多。”

毛泽东说着，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一边让傅作义，一边自己点燃吸了一口，接着说：

“我将困难估计得多一些，万一中央军闹事，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我们的炮兵在几个地方布置了炮火，只要打十几分钟，就可以打毁几段城墙。我们的部队进城以后，不打紫禁城，不打古建筑，不打居民区，专门消灭抵抗的部队。结果中央军完全服从傅将军的命令，接受北平和平起义，拉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改编。在军队改编的过程中，我始终不放心，每隔2小时，我就给林彪、罗荣桓打去一次电报，问中央军听不听指挥，到指定地点去改编，工作进行得是否顺利？他们从北平前线给我回电报说，中央军除有小部分不听话想闹事，但没有闹起来外，整个改编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毛泽东又板着指头说：

“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可以归纳3点好处：第1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这样双方打起来，势必会把北平这个文化古都打得稀烂。北平和平解放没有打仗，北平城里那些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第2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双方要是真打起来，北平城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严重损失。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住了。第3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要是双方硬打，双方军队就会有很大伤亡。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双方的军队也都保存下来了，双方千儿八百万发炮弹也全保存下来了。这3点，也就是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傅将军立的3大功劳。”

福和中学老师

傅作义闻言，依然深感不安和内疚，他说：

“我从前对毛先生进行过直接的人身侮辱，指名道姓地骂过毛先生，还吹过大话，像我这样一个旧军阀，一个罪恶严重的人，实难宽恕。”

傅作义所说的“吹过大话”是指他在占领张家口以后，曾夸口说：“如果中共在中国真能够取得胜利，我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坐在一旁的周**插话说：

“过去两军对垒，互动干戈，那是难免的事。现在已经坐到一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过去的事情，作为一段历史就算过去了。”

毛泽东说：

“既往不咎，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一贯政策。以前傅将军的屁股坐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打内战是坏事，这是事实。但是，傅将军你现在的屁股已经坐到中国人民这一边来了，这是好事。我们欢迎你，人民也欢迎你，你就不必多虑了。”

毛泽东说到这儿，一边给傅作义、邓宝珊让茶，一边对傅作义说：

“北平和平解放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你带了个好头，立了大功。你为人民做了件大好事，假如说你过去有过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的，也是有功人员。对你的部下来说，也是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保护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家庭完整。傅将军可以向你的部下讲清楚，既然是和平解放，你原来的部队要进行整编，将来你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和其他人一样看待，绝不歧视。你可能不知道，我们部队里的战士，大部分是国民党那里来的兵，连我们的朱总司令，还有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高级将领，过去也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而且是很有名的。我看主要是思想问题、立场问题，思想和立场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办嘛。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八国联军欺负我们，烧毁了圆明园，破坏了许多名胜古迹，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果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再摆开战场，互相杀戮，把紫禁城毁了，闻名古都都破坏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骂我们才怪呢！”

毛泽东指指傅作义，又指指自己，说：

“这个罪名，你傅作义得背着，我毛泽东也得背着。现在好啦，北平和平解放了。而且傅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一位爱国将领，一直没有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傅将军有战功，这些人民都没有忘记。8年抗日战争时期，傅将军抗日也是坚决的，是我们的友军。抗战胜利了，蒋委员长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撕毁停战协定，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发动全面战争。所以说，发动内战的祸首主要是蒋介石。傅将军现在脱离了蒋介石集团，转到人民这一方面来，我们便更有条件合作共事了。”

毛泽东转对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等人说：

“当然，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我们还是愿意和南京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或集团谈判的。”

傅作义突然问道：

“请问主席，我是回北平还是住在这里？”

毛泽东闻言先是一愣，接着就笑了，他明白傅作义这话是在试探会不会把他被软禁在这里，便说：

“你现在住在北平很好，不久我们也要到北平去了。到北平之后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你也可被邀参加会议，也可在政府里工作，你有功，也有代表性。到那时，咱们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设我们的国家。”

毛泽东说到这儿，微笑着转对邓宝珊说：

“邓宝珊将军，我们算是老朋友了。还是在延安时，邓将军在榆林，我们在延安就打过交道，共过事。邓将军曾数次访问延安。今天我们又在一起合作共事了，我再次表示欢迎你。”

邓宝珊不时地点头称是，极为兴奋。傅作义想起平津战役的整个过程，禁不住用十分钦佩的语气说：

“毛先生的战略战术非常高明，真是用兵如神。我原来估计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必须休整补充，才有可能进关参加平津地区作战。一般说像辽沈这么大的战役，部队起码得有数个月的休息，以恢复元气。但是，辽沈战役刚结束，东北野战军就迅速进了关，很快地包围了唐山、天津，这是我根本就没有料到的。”

平津战役，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他说：

“傅将军，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一结束，我们就立即命令他们神速进军平津塘。我们部队不怕减员，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就是不让国民党发现我军意图，给他们造成一种错觉。”

客人们对毛泽东在陕北拖着胡宗南20多万军队转圈，将其一口一口地吃掉，感到很神秘，他们想请毛泽东谈谈陕北战场的情形。一提起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毛泽东的思绪一下子活跃起来，他说：

“胡宗南进攻时，我们主动放弃了延安。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不得不留部队守延安。蒋胡军占了延安，蒋委员长大吹他的胜利。我们说，你占了延安那么个城市，有什么好吹的，过了不多久，延安还要回到我们手里。

我军放弃了延安，丢掉了包袱，就轻装上阵。背上没有包袱了，肩上没有压力了，就能机动灵活地从运动中消灭蒋胡匪军了。事实也是这样，我军放弃延安不到两个月，就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和盘龙镇打了3个胜仗。

在延安的时候，我身体不好，经常有病，连骑马也感觉到有困难。可是，蒋委员长和胡司令长官对我们毫不留情，把我们从延安如同赶鸭子一样，一直赶到葭县。他们占领了葭县城，封锁了黄河渡口。这样，我们只有下定决心在葭县、米脂、榆林一带，打一个决定陕北战场命运的战斗。还好，我们在沙家店消灭了胡宗南1个主力师，就是36师，沙家店战斗成了陕北战场的转折点。

虽说蒋胡军把我们如同赶鸭子那样赶着跑，可倒好，把我的身体锻炼好了，我不但能骑马行军，而且不骑马也能步行走路、爬山；夜间、雨天行军都不骑牲口了，这也算是一件好事吧！”

傅作义听了毛泽东的这一番介绍，连连赞叹说：

“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

傅作义是国民党员，是孙中山的信徒，他对土地改革也非常佩服，他说：

“在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也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对中国人民革命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说：

“实行耕者有其田，不是我们共产党的发明，这也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土地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可惜他没有能够做到，我们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在解放区搞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傅作义提出一些土地改革的具体问题，毛泽东说：

“有关土地改革的一些具体方针、政策问题，这你还是要去问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对土地改革做过详细的调查了解，他是我们土地改革工作的专家，对土地改革很有研究。”

傅作义的心病完全去掉了，他愉快地说：

“回去后，我要传达您的指示，做好部属的思想工作，服从整编，安置好部队人员。”

毛泽东说：

“过去你俘虏我们的干部都放了，现在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此时的绥远，还被傅作义的部下董其武的部队占据着。傅作义对毛泽东的豁达大度十分敬佩，但又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俘虏都给自己？就问道：

“都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

毛泽东笑着说：

“蒋介石、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其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这些人，会很有用呢。”

“绥远问题怎么办？”

“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

“什么叫绥远方式？”

毛泽东解释说：

“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可以先放一下嘛。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我们今天是初次见面，我觉得咱们谈得来，能合作共事。你将来不一定去军队做具体的工作，我们可以合作，共同领导和指挥我们的国防军的行动和建设。我相信，你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是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傅作义说：

“主席高见，宜生不及。我个人无条件服从中央和你的决定，叫做什么，保证做好什么，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好弥补我的过错。”

周**看看谈得差不多了，谈话该结束了，就劝大家喝点茶，傅作义端起茶杯，喝了一小口，对周**说：

“你对我的帮助很大，我非常感谢你。”

周**说：

“咱们从现在起，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不要有顾虑，都可以提出来商量，可以找我谈谈，也可以找毛主席谈。毛主席忙，你可以多找我谈，找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也可以。”

之后，毛泽东又专门与章士钊、邵力子、颜惠庆等人进行了会晤，他在谈话中说：

“南京国民党政府应当识时务了，不要再继续违背民意，搞假和谈真备战那一套自欺欺人的鬼戏法了，要是有诚意，那就效法傅作义将军的做法，当机立断，依我们的八项条件，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就我们共产党方面的诚意，我们一天也不愿意继续再打仗了，但是，这不取决于我们，蒋委员长要打，他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只好横下心来应付这场战争。结果我们打赢了，他失败了。这位蒋委员长自食其果，自己搬起石头砸了他自己的脚，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位委员长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然而，我们还是准备会谈的。”

2月24日，邵力子、傅作义、邓宝珊、章士钊等一行人不敢逗留，自西柏坡返回北平。临行前，毛泽东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说是请邵力子等人带回交给李宗仁。

傅作义在返回北平时，满面春风，极为兴奋。李克农风趣地说：

“毛主席一席话，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

后来在1955年，当毛泽东决定把军衔授予那些身经百战的元帅、大将、上将的时候，一个从没有指挥过火线交锋的神秘人物，也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这个李克农。此是后话。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安排傅作义的工作，请耐心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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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08

第208章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

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

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话说1949年2月25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朱学范等一行35人，在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下，乘“天津解放号”专列从沈阳达到北平。

朱学范，原名朱屏安，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1928年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后任全国总工会第一届主席。他提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口号，提倡互助合作，互相帮助。

2月26日，在中南海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郭沫若作了《巩固人民的光荣，并把它扩展到海南岛》的讲话，他说：

“毛主席所领导的人民武力，使中国人民翻了身，使我郭沫若也翻了一个身，我真是感谢不尽。”

此时，为了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各地区各战场的党政军首脑先后来到西柏坡。其中有的人是第一次来这里，他们见到西柏坡的条件这么差，就说：

“我以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在这里，一定会找一个条件好的深宅大院住，环境也一定很美。没想到他们住的条件这么差，连一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有的人说：

“毛主席和党中央艰苦奋斗的作风，给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

由于房舍太少，参加会议的人只能几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床位摆的满满的。大家都说：

“主席还住那么一个**房嘛，我们这样住，也就很好了。这比在红军路上住宿和在战壕里睡觉，已经强百倍了。”

中央军委卫生部的傅连暲和黄树则组织了医务组，给每一个参见会议的人检查了身体。

中央为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安全，在西柏坡周围部署了防空高射炮阵地。这些高炮都是东北野战军缴获的。不少人去参观了高射炮的的操作表演。有的人说：

“我们有了这些装备，敌人的飞机来轰炸，管教他有来无回。”

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会场布置在食堂的南半截，正面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会场前面摆了几排条桌，上面铺着白桌布；每一排条桌后面都放着靠背椅。食堂的北半截是会议服务、饮水和休息的地方。

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委员有31人，他们是：毛泽东 刘** 周** 朱德 任弼时 林伯渠 董必武 康生 张闻天 彭德怀 林彪 李富春 饶漱石 李立三 张云逸 贺龙 陈毅 蔡畅 邓** 陆定一 曾山 聂荣臻 邓子恢 吴玉章 林枫 滕代远 张鼎丞 李先念 徐特立 谭震林 王明

出席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有22人，他们是：廖承志 王稼祥 陈伯达 陈少敏 王首道 邓颖超 谭政 习仲勋 程子华 王震 张际春 乌兰夫 李葆华 王维舟 万毅 古大存 马明方 吕正操 罗瑞卿 刘子久 王从吾 刘澜涛

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缺席的有20人。

列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有12人，他们是：李井泉 杨尚昆 傅钟 李维汉 李涛 胡乔木 安子文 杨立三 陈刚 刘少文 高文华 廖鲁言

会议记录人员有4人，他们是：曾三 廖鲁言 师哲 伍云甫

毛泽东穿着新棉衣，迈着稳健的脚步，面带笑容地走进了会场，与会人员热烈鼓掌，毛泽东首先向大家招手致意，接着也鼓起掌来。长时间的鼓掌之后，毛泽东、朱德、刘**、周**、任弼时在主席台上就座。

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报告了会议议事日程。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朱德、刘**、周**、任弼时5人组成的会议主席团。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他在这个政治报告中，提出解放全中国可以采取3种方式，即北平方式、天津方式和绥远方式。他肯定了傅作义的北平方式是：

“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益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

毛泽东还说：

“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他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说：

“革命胜利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采用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在关于城市斗争中依靠谁的问题上说道：

“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毛泽东又说：

“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绝大的错误。”“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毛泽东分析和估计了全国形势后，郑重告诫全党：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激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还说：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

华北军区薄一波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商量，想派华北京剧团来给大会进行慰问演出；杨尚昆马上报告了周**，周**表示欢迎。

华北京剧团是由冀南军区京剧团和延安评剧院合并而成的，团长是李和曾，副团长是阿甲。这次来大会演出，地点在东柏坡的大礼堂，这个大礼堂能容纳七八百人。毛泽东在散步时，阎长林说：

“华北京剧团要给咱们慰问演出了，是周副主席同意的。听说这个剧团演得不错，还有一些名角呢！”

毛泽东问：

“有什么名角？”

“听说，主角须生叫李和曾，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名气。”

毛泽东对李和曾一无所知，他说：

“噢，他可能是以后才出名的。以前的老名角，我还知道一些，现在能看到以前那些老艺术家唱戏也不容易了。”

“撤离延安以后，主席就在晋绥军区看过两次演出，这次看华北京剧团的演出，可以比较一下。”

“好吧，到时候咱们都去看。”

晚上演出是7点半开始，阎长林吃了晚饭，就叫周西林把汽车开到毛泽东的大门口等着。此时，毛泽东还没有吃饭，阎长林对值班卫士马武义说：

“你赶快给主席开饭，再晚了，戏就不能按时开演了。”

马武义说：

“我刚才还催主席吃饭来着，他说还要等一等。”

此时，叶子龙手里拿着电报夹子来了，阎长林说：

“哎呀，你现在送电报，主席今天就看不成戏了。”

叶子龙说：

“这个电报不急，不忙处理。我也是来催主席看戏的。”

“那太好了。你快去催吧，我们催过了，你催比我们催效果更好。”

毛泽东一见叶子龙拿着电报夹子来了，就问：

“有急事吗？”

“没有。电报不急，不需要马上回答，更不需要首长们研究讨论。主席吃饭吧，快开戏了，你如果去晚了，大家又要等你了。”

“好吧，吃饭，不要让人家那么多人等我。”

毛泽东这么一说，叶子龙就走出门大声喊：

“小马驹子，快给主席搞饭吃。”

马武义只有18岁，叶子龙爱和他开玩笑，不叫他小马，而叫他小马驹子。毛泽东一吃完饭，阎长林就说：

“汽车等着你呢，主席上车吧。”

毛泽东说：

“不是离这里很近吗？咱们走着去吧。”

毛泽东穿着一身旧布衣，脚上是一双布鞋，来到了大礼堂。他见人都坐满了，一边走一边说：

“这个礼堂比杨家岭的礼堂还好啊，杨家岭礼堂就没有电灯，这里的电灯这么亮。”

毛泽东走到第一排预先留给他的位置，坐在靠背椅上，问：

“**还没有来吗？”

正说着，周**就到了。演出也就开始了，毛泽东端着个白瓷缸子，专注地望着台上。

第1出戏是《宋江杀妻》，李和曾演宋江，出口不凡。毛泽东大喜过望，连连称赞说：

“唱得不错。我很多年还没有看到这种高腔须生唱戏呢。”

周**说：

“唱得好啊！”

毛泽东说：

“这个人唱得好，但这出戏点得不够好，只是逗笑的戏，政治内容虽说也不错，就是没有很好地表现出主角的唱功来。唱哪出戏，最好让主角自报。他认为哪出戏唱得最好，就叫他演哪出戏才好。”

第2出戏是《王佐断臂》，是阿甲的拿手好戏。最后一出戏是《失空斩》，这是李和曾的拿手好戏，他在戏中演诸葛亮。毛泽东可没少鼓掌，他还侧身对周**说：

“唱得真好啊！一个才20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么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无量，大可称赞呀。像这样的艺术人才，应当多培养一些。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劲奋力的感觉。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扎实，表演潇洒，看起来是科班出身。”

周**说：

“你说得对，李和曾是属于高派艺术。听他们介绍，他9岁就进了北平中华戏剧专科职业学校，学了8年，毕业后，又拜高庆奎为老师，跟高庆奎学了3年戏。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他就搭班子唱戏。日本投降前，他到了冀南军区宣传队开始组织剧团。”

“那好啊，我们在这里看他们演出，演得不错。我们进北平以后再看他们的演出，那时候他们一定会演得更好。明天晚上我还来看。”

“主席，明天晚上想看他们演出什么戏？”

“演什么戏由他们自己定，他们认为什么戏演得好，就演什么戏。”

演出结束了，周**走上舞台，对演员们说：

“我代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机关的全体同志，向你们致谢，祝贺你们的演出成功。毛主席对你们的演出很满意，他不断地给你们鼓掌。毛主席说，他很久没有看到像李和曾同志这样高派的戏了。主席很爱好京剧，对京剧艺术有一定了解。明天晚上，主席还要来看你们的演出，他不点戏，让你们自己选择。”

毛泽东在返回的路上问卫士们：

“你们说，今天的戏演得怎么样？”

阎长林说：

“演得不错。扮演诸葛亮的李和曾演得最好。特别是他的唱腔，是那么洪亮、宽厚，听起来真带劲儿，我还没有听过这样好的须生戏呢。”

毛泽东说：

“这就叫高派唱腔。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于高庆奎这一派。我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明天咱们还来看戏，明天早点来，还是走路来。”

张瑞岐说：

“我就爱看秦腔，京剧再好，也听不懂。看京剧，除了武打的戏和逗笑的戏以外，唱的戏都不好看。”

毛泽东笑着说：

“文化生活应该丰富多彩嘛，光看秦腔就太单调了，喜欢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这不仅增长知识，而且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吃了饭就说：

“走吧，咱们还是散步去看戏。走路能锻炼身体，看戏又能休息脑筋，这是一举两得。”

在去东柏村的路上人很多，有的年轻人走得很快，经过毛泽东身边时，打个招呼，又匆匆前行。只有一个人在前边不紧不慢大摇大摆地走着，他是中央军委作战部的李涛。毛泽东开玩笑地说：

“胖子快走呀！你以后要少吃一点，多走路，多爬山。不然的话，再发展下去走路就更困难了。”

李涛笑笑说：

“主席说得对。以后得坚持多走路，多爬山，多出汗，控制自己不要再胖了。”

这天晚上，上演的第1出戏是由吴素英主演的《孔雀东南飞》；第2出戏是阿甲和李忆兰主演的《打渔杀家》；第3出戏是李和曾主演的《哭秦廷》。毛泽东在返回的路上说：

“李和曾真不愧为高派的门徒，他唱戏、做戏、文武功夫都很扎实。京剧界也有好多流派，谭派、马派、梅派、程派、高派，他们都培养自己的艺术家。”

一个卫士说：

“唱京戏分这么多派，那不是乱套了吗？”

毛泽东解释说：

“戏剧界的流派，都有他们自己的独到之处，不是打乱仗闹对立。越是自成一派的，越是注意总结经验，提高艺术水平。你们过去生活在农村，看不到他们的戏呀。就是在大城市里，一般的市民也很少能看到他们的戏，戏票太贵了，穷人是看不起的。”

再说刘**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

“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些错误，中央对此是有责任的，其中，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

刘**在1947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犯了“左”的错误，经毛泽东纠正后，他承认了错误。

任弼时在会上发言。他特地提醒全党说：

不要因为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

任弼时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各地在分工时，一定要把党的组织部门加强。

王明也在会议上先后两次发言，被迫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还说自己“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泽东走。”

二中全会决定：王明应对所犯错误写出声明书。

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他首先讲了党委工作方法12条，他说：

“1、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2、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3、互通情报。4、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同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作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样办，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而且要给以批评。5、学会‘弹钢琴’。6、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7、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8、‘安民告示’，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9、‘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10、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11、要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12、划清两种界限，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住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

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觉得，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较好，应该这样提，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马恩列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要先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现在应该在全国、全世界善于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辨证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政治经济学等等，不要把毛泽东同马恩列斯并列起来。

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学习12本书，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如果在3年之内，有3万人读完这12本书，有300人读通这12本书，那就很好。”

毛泽东对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强调说：

“‘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但这只是可能，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能这样说的。王明同志这样说，那就错了。”

七届二中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6条措施：1、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2、不送礼；3、少敬酒；4、少拍掌；5、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6、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平列。

毛泽东对这6条，以后还多次在会议上作了重申。

七届二中全会肯定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

全会批准了毛泽东在1949年1月14日的声明及其所提出的8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2字。”

全会鉴于七届一中全会以后，有4名中央委员牺牲和病故，决定依次递补候补中央委员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3人为中央委员。

正是：齐家理事条条析，谆谆教诲句句剖。

弟子三千贤七十，古来学生多不肖。

欲知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有什么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倡党内高级干部要读12本书，并且开列出具体的书目；他还说：“如果在3年之内，有3万人读完这12本书，有300人读通这12本书，那就很好。”他的这种做法，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确是罕见的。毛泽东一生在党内干部中多次提倡读书运动，这一次大概是他首次提倡的大规模读书运动。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209

第209章

“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

他们进了北京就腐化变质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

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话说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第1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到中央办公厅去一趟。王震急忙来到办公厅，见毛泽东、朱德、周**已经等候在那里。

“你好啊！王胡子。”

毛泽东笑着首先打招呼。

“主席好！总司令、周副主席好！”

王震慌忙向中央领导敬礼问候。周**招招手说：

“来来来，快坐下，王震同志。”

说着起身给王震倒了一杯开水。毛泽东满面笑容地端详着王震说：

“王震同志，你的胡子刮得真光啊！”

王震笑着摸了摸下巴说：

“来见主席高兴啊！”

毛泽东把桌上的两听三炮台香烟推到王震面前，说：

“你辛苦了，慰劳慰劳你呀。”

王震拿过一听放到鼻子前闻了闻，深吸了一口气，说：

“好香啊！这样好的香烟，还是主席自己留着抽吧。我有‘四美德’抽就很满足了。”

毛泽东将话题一转，问道：

“你对今后的革命任务有什么想法？”

王震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解放全中国，建立革命政权。”

毛泽东起身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说道：

“仗不会打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在胜利后发展经济、生产建设上来。”

朱德插话问王震：

“王胡子，你知道我们请你来干什么？”

王震起身回答：

“报告总司令，不知道。”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挥手招呼他坐下，说：

“快说说你那支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王震便把第1兵团的情况详细地汇报了一番。

“好了。”周**听完汇报，看着王震严肃地说：“王震同志，中央准备把进军新疆的重大任务交给你们，你看如何？”

“太好了。”王震高兴地站起来说：“我们1兵团保证完成任务！”

毛泽东说：

“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呀，新疆问题我们要力争做两手准备，能和平解决最好，因此进军新疆是一个政治仗，只能打好。”

周**在王震临走前，又嘱咐说：

“希望你们在1兵团中开展进军新疆的宣传教育，号召广大指战员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从思想上物质上各个方面做好进军新疆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旦中央命令下达，立即行动。”

毛泽东又召见了彭德怀，他要彭德怀在返回西北途中，先到太原前线看一看。待太原解放后，即可将第18兵团调往西北作战，归彭德怀指挥。

彭德怀后来在归途中到了峪璧村看望徐向前，讲述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徐向前也向他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徐向前恳切地说：

“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没法到前边去，你就留下来指挥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

彭德怀身为解放军副总司令，责无旁贷，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就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毛泽东复电同意了这一请求，并指示说：为了避免影响军心，在下命令写布告时，仍用徐向前的名义签署。

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奉命发表时评，宣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绝不允许国民党反对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基地。

3月18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柳亚子与陈叔通、叶圣陶、马寅初等人与从香港归来的几十位知名人士抵达北平。

柳亚子在行前赋诗云：“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在车站迎接他们的北平市长叶剑英，将他们暂时安排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3月20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以第2、第3野战军的7个兵团24个军及地方部队100万人，准备于4月间发起渡江战役。

3月21日，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薄一波等人在北平六国饭店开会，决定为迎接毛泽东和党中央到北平，筹备庆祝大会。他们还决定：庆祝活动不扩大宣传。会后，林彪等人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中共中央就要进北平了，毛泽东问李银桥说：

“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的怎么样啊？”

李银桥说：

“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他的脑袋，见他还不理解，就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毛泽东又把中央直属单位和警卫部队的干部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说：

“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腐化变质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要学习城市里的有关知识，进行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以及组织纪律性的教育，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

毛泽东在散步时，问身边的工作人员：

“你们的进城工作准备好了没有？”

阎长林说：

“搬迁的工作已经准备好了，在思想上也做好了准备，大家都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都说进城以后，一定保持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毛泽东说：

“早做准备好，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出发，要抓紧时间把准备工作做好。华北军区要派一部分汽车来，送中央机关进北平。因为汽车不多，一次可能拉不完，还有一部分人要步行。这样一来，我们有些牲口还要用上。坐汽车到北平需要两天，骑牲口需要五六天，步行大概需要十几天。我好久也没有骑马散步了，进城以后再不能骑马了，咱们骑马散散步吧？”

阎长林说：

“老青马和大青马都在，就是老侯同志不在了。”

“怎么啦？”

毛泽东奇怪地问；阎长林就把侯登科在1948年冬病死，任弼时主持追悼会，朱德讲了话，还为侯登科送行的事情，一五一十讲了一遍。毛泽东生气了，他说：

“老侯在我身边工作多年，他病故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当时正是三大战役最紧张的时候，为了不干扰主席的工作，几位领导研究决定不告诉你，说等你不忙了，再向你报告。”

“再忙也应该告诉我嘛。老侯可是个好同志啊！他是河南人，从参加革命以后就没有回过家。家中有老有小，为了革命，他把一切都献出来了。告诉他的家中没有？要通知地方政府给优待，他家中有困难，要给于帮助。”

“我一定告诉机关，把这件事处理好。”

毛泽东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了。他对侯登科很有感情，没能参加侯登科的追悼会，很是懊丧。他步行走了一段路，才又对阎长林说：

“老侯干了一辈子革命，就当了一辈子马夫，他从来都没有不安心过，从来也没有看不起自己当马夫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要号召大家向老侯同志学习，干一行，爱一行，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

毛泽东散步后回到大院，走到警卫班门口，进屋看了一下，说：

“你们进城的工作都准备好了，可是看不出你们房间里像搬家的样子嘛。”

阎长林说：

“大家已经把有用的东西打了两个大包，到时候往车上一扔就行了。棉衣和被褥都拆洗过。我们这里没有农民的家具，桌椅板凳都是公家的，到时候交给行政科就行了。”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问大家：

“进北平以后干什么，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

阎长林说：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都认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做好保密保卫工作，要防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对大城市里的花花世界，要做到贫贱不能移，绝不中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们的准备工作都不错，有物质准备，也有精神准备。”

他又问每一个人的想法。一个战士说：

“进城以后，少出门，防止出车祸。”

毛泽东说：

“不对，应当多见世面，这样才能长知识。”

一个战士说：

“进城以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要看表按时间办事了，要买一块手表。”

一个战士说：

“进城以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我吃小米饭实在吃伤了，看见小米饭就饱了。”

毛泽东笑着说：

“看看，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有了钱买手表是可以的。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所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期内也很难完全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

一个战士说：

“周副主席早就给中央机关人员作了指示，所有的人员3个月内一律不准进城。”

毛泽东说：

“好，好。要有纪律作保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你们要守纪律，谁也不准违反纪律。”

3月23日凌晨3点多钟，毛泽东要休息了，他告诉值班卫士李银桥说：

“9点以前叫我起床。”

上午10时，卫士长李银桥叫醒了毛泽东，毛泽东问：

“几点啦？”

李银桥说：

“快10点啦。”

毛泽东埋怨说：

“我昨天要你9点以前叫醒我，为什么现在才叫？”

李银桥说：

“周副主席说，你三四点钟才睡觉，不让急着叫你起床，让你多休息一会儿。怕您休息不好，路上太疲劳。”

毛泽东听他一解释，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刚走到门口，周**就迎上来了，问道：

“主席没有休息好吧？”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

“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好了。”

周**说：

“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嘛！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毛泽东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午饭后，11辆旧式军用吉普车，一长溜儿停在西柏坡村边的大路旁。这些美国制造的战场指挥车，都是前方将士浴血厮杀缴获的战利品。后边是10辆卡车。司机和保卫人员早已整装待命，站在吉普车旁边。

毛泽东和朱德、周**、刘**、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李立三、杨尚昆、陆定一、王稼祥、王明等人，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向车队走来。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

“走啦，咱们这是进京赶考！”

工作人员纷纷把首长们的行囊装入车里。朱德的警卫员把陈毅送给他的从孟良崮战役缴获张灵甫的金属桌子和4把金属椅子装入车中。董必武拄着中央办公行政处副处长赖祖烈送给他的从淮海战役中缴获来的红木拐杖，上了吉普车。这柄拐杖是国民党将领宋席儒给岳父60寿辰的贺礼，上面用白银镶嵌篆书寿字4行，每行25字，共100个寿字，故名“百寿杖”。上面还写着：“岳父大人六十秋荣庆，婿宋席儒叩贺于鲁维军次”的字样。

毛泽东把进北平筹建共和国，诙谐地称为进京“赶考”，他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对周**说：

“走，进京‘赶考’去。”

周**也笑着说：

“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毛泽东一挥手，说：

“决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当李自成！”

浩浩荡荡的车队，告别了西柏坡，向北平方向驶去。走在最前边的是带路的小吉普，第二辆是毛泽东乘坐的中型吉普。路上尘土很大，卫士们让毛泽东戴上了眼睛、口罩，还披上了雨衣。

车子进入华北大平原，大家的情绪都活跃起来，毛泽东的话也多了起来，他高兴地说：

“今天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住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

阎长林说：

“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啊。”

“去年3月呢？”

“去年3月22号，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

“是啊！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1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3年3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大家听毛泽东这样说，都高兴地笑了。毛泽东又说：“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你们想到了吗？”

阎长林说：

“主席讲过，3年到5年打败蒋介石，5年以后打败蒋介石也很好呀。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2年就进北平了。”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点着了一支烟，吸了几口，说：

“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有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他向他的美国主子要钱要物，要新式武器，把在抗日战争时期留在大后方的军队拉出来，用美械装备起来，又用美国海上的轮船、陆地的汽车和火车、空中的飞机，把军队送到前线。他向他的美国主子保证，不合共产党搞联合，利用美国的大量军援，提出3到6个月在中国的土地上消灭共产党，消灭八路军。他们的人多武器好，又有物资保证。我们人少武器差，又是缺吃少穿，什么都没有保证。但是他没有能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打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奥妙呢？道理很简单：这就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是非正义的，人民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人民也反对他再继续残酷地剥削人民，压迫人民。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

汽车在华北大平原的土路上颠簸前进。阎长林隔着车窗看着一个个村庄和一片片田野，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农村里几乎没有青壮年男劳力了，干活的都是妇女、上岁数的老人和小孩子。”

毛泽东显然也看到了，他叹了一口气，说：

“是啊，为了战争的胜利，农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整个解放战争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正在此时，后面的汽车鸣起了喇叭，毛泽东让司机停下车。后边有人跑过来转达周**的话说，陆定一一家乘坐的车倒在坎下面了。毛泽东下车问：

“怎么样，没有伤着人吧？”

毛泽东让阎长林跑步去看看。阎长林跑到出事地点，几个年轻人已经把吉普车抬起来了，幸好大人小孩都没有受伤。周**从后面一直往前走，交代司机们说：

“千万不要出问题，平地上开车也要注意安全。”

他来到毛泽东身边，说：

“陆定一的汽车出了点事，人没有受伤。现在就休息一下吧，吃点东西。”

毛泽东说：

“我早就想休息了。你们要走，我一个人休息也不好啊。”

周**说：

“现在的路程走了一半多了，再有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宿营地了。”

众人纷纷下车，警卫员到井边打水让大家洗脸，然后在地上铺几块雨布，吃东西。吃过饭，司机们开始检查车辆，其他人有的躺在雨布上晒太阳，有的坐着聊天。毛泽东叫上几个警卫员到麦田里转了一圈。周**问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