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毛泽东大传——193
第193章
“历来我党对时局的提法,都说是形势有利于我们和人民,从未
提出肯定‘胜利’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是在
全中国范围内取得全部胜利的时候了。”
话说1947年12月27日,前委“十二月会议”继续进行,与会人员讨论毛泽东的报告。
12月28日,“十二月会议”就要结束了,与会者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这一天,晋绥评剧团演出了江青曾经指导过的新编评剧《恶虎村》,毛泽东、周**、任弼时和其他与会者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和周**接见了全体演职员。毛泽东称赞他们说:
“你们的戏改造得很成功。对于旧的传统戏目,就是要从大处着眼进行改革,把旧戏改造成为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新艺术。”
12月31日中午,毛泽东的饭菜端上来了,他一看就不高兴了,说:
“去把汪东兴叫来!”
汪东兴来了,见毛泽东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在窑洞内踱来踱去,摆在桌子上的饭菜还没有动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小心地问道:
“主席,找我有什么事?”
毛泽东指着桌上的饭菜说:
“这些腊肉腊鱼是从哪里搞来的?”
汪东兴一听是为这事,便松了一口气,他说:
“是贺总开会来时带的,开会时吃了一些。贺总特别关照我,让我留一些给你过元旦时吃。今天中午每个首长都加菜,包括我们的饭桌上都有。”
毛泽东说:
“贺龙同志对我们很关心,带来这些好东西给我们改善生活,搞一荤一素就行了嘛!加菜是不是你出的主意?”
“是我让灶上安排的。”
“陕北老百姓为了支前,小米都吃不饱,哪里还吃得上两荤一素?你算过没有,这腊肉腊鱼要用多少小米才换得来吗?”
“还没有算过账。”
毛泽东看着汪东兴有些不安,语气缓和了些说:
“你们一桌人吃两荤一素是可以的,我这里人少,两荤一素就多了些。这样吧,腊肉我中午吃了,腊鱼留到晚上再吃。以后要学会当家,不要铺张浪费。过年还是要过的,但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
汪东兴说:
“我下次注意,你先吃饭吧,菜要凉了。我一会儿去告诉周绍林同志,留一个菜晚上吃。”
毛泽东这才坐到桌前,拿起筷子,笑着说:
“今天让你立在窑洞里,下次不改,就要罚你站在外面晒太阳了。”
汪东兴看着毛泽东开始吃饭了,就悄悄地退了出去。他回到饭桌上,周**、彭德怀已经吃了饭。叶子龙说:
“快吃饭吧,怎么去了这么久?”
周**也问道:
“主席那里有什么事吗?”
汪东兴就把毛泽东为加菜生气的事儿说了一遍。周**说:
“主席了解老百姓生活艰苦,吃上一点好饭菜,就想起老百姓。”
叶子龙解释说:
“我昨天和东兴同志商量,过年了,把留下的腊肉腊鱼今天吃掉,怕放时间长了,坏掉了。”
汪东兴说:
“咱们想得不周到,下回注意吧。”
叶子龙说:
“好。给你留了点菜,快吃吧,要凉了。菜不够,去灶上再要点。”
1948年1月1日上午,行政处的谢邦宪想法搞来了羊肉和面粉,还给不吃羊肉的人,搞来了鸡蛋和面条。按人头分到各单位自己包饺子自己吃。
北方过年不吃饺子不算过年。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每人只有4两面粉,但还是热热闹闹地包起饺子来,一年吃上这一次饺子,也算是难得的享受。
周**、彭德怀、胡乔木、叶子龙和汪东兴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饺子。彭德怀笑着对汪东兴说:
“今天又吃好的,你不怕说了?”
汪东兴笑笑没吭声。周**说:
“今天过年,全体人员都吃饺子,主席也高兴。”
“亚洲部”机关里的人想组织一个小型舞会,慕丰韵科长也非常热心,他会拉京胡,又找了2个拉胡琴的,还借了一面大鼓,组成了一个小乐队。他给新华社和电台打电话,分别请来了一些女青年。
吃过晚饭,工作人员就忙碌起来,他们把小灶食堂里的桌子搬出来,把房内打扫干净,还在每个墙角都点上一盏灯。阎长林跑去对毛泽东说:
“主席,去跳舞吧?”
“噢,有舞会呀,在哪里?”
毛泽东惊讶地问;阎长林说:
“有哇,在小灶食堂里。”
“和谁跳啊?”
“新华社和电台的同志。”
“这倒新鲜!好吧,我去跳舞。”
毛泽东站了起来,又说:
“你去告诉周副主席他们,就说我说的,请他们也去跳舞,玩一玩。”
毛泽东、周**、任弼时在延安时期,每逢周末都喜欢去跳舞。转战陕北以来,整天忙于指挥打仗,除了有限的散步,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毛泽东、周**来到舞场,与新华社和电台的青年们握手问好。这些青年在行军途中虽然有时也能见到领袖,但那都是匆匆忙忙,一掠而过;今天能欢聚在一起,自然十分高兴,所以大家抢着和领袖握手。毛泽东说:
“咱们都是难友,胡宗南把咱们从延安赶出来,到处流浪,闹腾了大半年,现在算是得到了解放,咱们就用跳舞来庆祝这个解放吧。”
阎长林听毛泽东如此说,就去告诉乐队做准备,舞会开始。乐队刚要奏响乐曲,谁知毛泽东一屁股坐在了一个凳子上,和身边的一群男女青年聊了起来。他问一个女青年:
“行军时你怕不怕?”
女青年调皮地说:
“我害怕。”
“噢,你害怕呀?”
女青年见毛泽东认真了,就笑着说:
“我怕主席有危险。”
毛泽东说:
“我没有危险,这么多警卫员保护我嘛。我真怕你们跑不动,那才危险呢。”
另一个女青年瞪着大眼睛说:
“我们都是挑选出来的身体最好的,在行军中,有时还帮助男同志背东西呢。”
“好啊,你们都是好样的。”
一个女青年说:
“有两次敌人离咱们很近了,领导叫我们把一些机密东西都烧了,可真把我们急坏了,问大队长,主席怎么办啊?大队长说,放心吧,主席不会有危险的。”
毛泽东说:
“战争总有危险的,打仗总要死人的嘛。你要怕它,就可能死得更快,你要不怕它,反倒可能死不了。”
毛泽东这边说得热闹,周**那边跟几个人谈话,也不时传出笑声。阎长林悄悄地要那些青年请毛泽东跳舞,他们也不肯,只顾和毛泽东说话了。阎长林没有办法,就去找江青说:
“你去让主席跳舞活动活动吧。”
江青就走到毛泽东面前说:
“人家组织的是舞会,可是你把舞会变成了座谈会,还是跳一会儿舞再谈吧。”
江青这么一说,毛泽东才站起来,说:
“跳舞吧!”
于是,乐队奏起了舞曲,毛泽东、周**和一部分人在屋子里跳,多数人则在院子里跳,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活跃在这个别有风趣的辞旧迎新的舞会中。
1月2日,毛泽东电令刘伯承、邓**、陈赓、谢富治、粟裕、陈士榘、唐亮说:
“如南面无好打之敌,许昌之敌好打则打许昌之敌;如许昌之敌不好打,则考虑以粟陈唐部攻占南阳,陈谢部攻占襄樊,吸引白崇禧向西,以利刘邓之作战并寻机歼灭向西之敌之一部。”
1948年初,毛泽东先后3次电示华南分局,设法护送李达到解放区。他还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带信给李达。毛泽东在这封密信中写道: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李达因为身体很弱,未能成行。
1月7日,陈毅来到了米脂杨家沟。他见到毛泽东,疾走几步,两脚并拢,行了一个军礼,大声说:
“主席,陈毅前来报到!”
毛泽东伸出手,和陈毅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笑着说:
“走了这么远的路,你辛苦了,辛苦了!”
“我虽然路远,有时能乘汽车,你在陕北才真叫辛苦呢。主席,你瘦了!”
“我觉得身体比以前更好了!”
毛泽东拉着陈毅走进他的办公室,落座后,说:
“今天在这里吃饭,我还给你留着一块腊肉呢。”
毛泽东说的腊肉还是贺龙送给他的,他舍不得吃,只切了一小碟,说,收起来放好,前线来人的时候好招待他们。陈毅听说给他留有腊肉,就说:
“我也给你带来了美国罐头。”
毛泽东说:
“好呀,咱们来个会餐吧。”
毛泽东拿出“十二月会议”的会议记录给陈毅看。他还说:
“根据我们1年作战的经验来看,如果从1946年7月算起,作战5年,建设500万解放军,歼敌750万,就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从根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历来我党对时局的提法,都说是形势有利于我们和人民,从未提出肯定‘胜利’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是在全中国范围内取得全部胜利的时候了。”
不一会儿,周**也来了,3个人谈得忘记了吃晚饭。江青进来提醒说:
“主席,你说请陈司令员吃饭,现在饭做好了,吃了饭再谈吧。”
毛泽东说:
“吃饭,吃了饭再谈。搞腊肉了没有?”
江青说:
“搞了,还按你说的多搞了点菜。”
毛泽东、周**、陈毅一起来到餐厅,边吃边谈。这一晚,他们一直坐到深夜。
1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
1月9日凌晨1时,毛泽东电令刘伯承、邓**、粟裕、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说:
“刘邓集结相当力量,粟裕3个纵队(4纵不在内),陈谢不少于5个旅,于子有(25日)以前休息整训完毕,子有以后,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相机攻占南阳、镇平、内乡、淅川、邓县、新野……诸城镇,相机歼灭该区敌人,并吸引白崇禧军一部西进相机歼灭之。”
9日凌晨3时,粟裕、陈士榘、唐亮接到毛泽东的电令,午时复电军委,提出“向郑陕线行动,破击津浦路和向南阳、襄樊行动两个方案”。
1月10日凌晨1时,毛泽东致电粟裕、陈士榘、陈赓、谢富治、刘伯承、邓**说:
“西南十余县是一个宽大机动区域,有山地,亦有平地,有缺粮区域,亦有富足区域。敌情不甚严重。分几个步骤,争取攻占南阳、淅川……等城。”
1月间,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由林彪任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任第一副政委,高岗任副司令员。
1月17日,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连吃败仗,蒋介石无奈,只好起用赋闲在家6年之久的卫立煌。他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共总司令,专负东北军事全责。
卫立煌后来到任后,将国民党军整编为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另有一些地方保安团。总兵力55万人,分布于长春、沈阳、锦州3个地区。
1月18日,毛泽东针对土地改革和其他一些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他写道:
“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我党必须经过贫雇农发动土地改革,必须使贫雇农在农会中在乡村政权中起带头作用,这些带头作用即是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在老解放区中农占多数贫雇农占少数的地方,中农的地位尤为重要。‘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中农和其他阶层定错了成份的,应一律改正,分了的东西应尽可能退还。在农民代表中、农民委员会中排斥中农的倾向和在土地改革的斗争中将贫雇农同中农对立起来的倾向,必须纠正。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25%(四分之一)以下者,应定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富裕中农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
“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在减租减息时期提出鼓励新富农和富裕中农,对于稳定中农、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是收了成效的。平分土地以后,必须号召农民发展生产,丰衣足食,并劝告农民组织变工队、互助组或换工班一类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平分土地时,对于老解放区的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其土地。”
“地主、富农在老解放区减租减息时期改变生活方式,地主转入劳动满5年以上,富农降为中农满3年以上者,如果表现良好,即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分。其中仍保有大量多余财产(不是少数多余财产)者,则应依照农民要求拿出其多余部分;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主,尤其不应在斗地主上耗费很长时间,妨碍主要工作;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必须依照土地法大纲加以区别;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批准可以执行枪决。但要坚持少杀,严禁乱杀。”
“关于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的宣传,有些地区不够有力,甚至有唯成份论的错误宣传。”
“在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注意了;但在许多地区却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甚至对干部并非群众的、而只是少数人的错误意见,也无批判地接受。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
1月18日晚9点多,在杨家沟参加团以上干部会议的358旅政委余秋里按照彭德怀的通知,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先问了部队一些情况,然后又问他,你们的诉苦、三查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
原来在去年进入冬季以后,彭德怀、习仲勋等人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在西北野战军中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冬季整训运动。余秋里和黄新廷旅长又结合解放区兴起的土地改革运动,在358旅中将这次冬季整训运动发展成为以诉苦(诉旧社会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
且说余秋里见毛泽东问到了诉苦、三查,便汇报说,我们组织诉苦时先做调查,找出苦大仇深的典型,让他们先讲,引发大家诉苦,提高阶级觉悟。这样,每个连队一开诉苦会,大家都争着倒苦水,会场上一片诉苦声。有的还喊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蒋介石!”一边喊口号,一边把枪举起来,表示战斗决心。我们领导上很放手,用典型把群众发动起来,再顺着群众的激情引导群众进一步找苦源、挖苦根,使大家认识到蒋介石是地主老财的总代表,要彻底翻身过好日子,就要跟着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余秋里汇报完,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个对,要顺应群众的心愿,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办事是不会成功的。今天就谈到这里,明天晚上再谈一谈。”
1月19日晚9点,余秋里又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说:
“你谈谈解放战士的情况。”
余秋里汇报说:
“国民党军队的战士,除了个别的兵油子,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出身,有的是被抓来的,有的是用钱买来的。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的压迫,到国民党军队里又受长官的压迫,受不了就逃跑,就被打死。实际上他们的阶级成份跟我们子弟兵一样,有的家里比解放区来的战士还要苦。经过诉苦教育,他们的觉悟提高很快,揭发坏人坏事坚决得很,阶级界限划得很清楚。”
接着,余秋里向毛泽东汇报了解放战士路新理的转变情况:4连有个战士叫路新理,受国民党欺骗教育,中毒很深,从蟠龙解放入伍后,一直怪话怪事不断,谁听了见了都头痛。夜行军走山路,他说:“钻山沟,走夜路,和土匪一样。”发了顶解放军帽子,他见没人便扔到地上用脚踩;发的津贴是边区票子,他一转身就撕了。攻打榆林时,他畏缩不前,把头埋在地下,不瞄准就放枪。诉苦座谈会后的一个深夜,全连都睡熟了,路新理悄悄爬起来,抱着一包东西跑向野外。查铺的指导员发现了,以为他想开小差,就悄悄地跟了上去。他头也不回,一直跑到后沟的一个土崖下,掏出一个纸牌牌,插到土坎上,点燃插好带来的蜡烛和供香,跪下磕了3个头,一边轻轻诉说一边痛哭起来。指导员先在一边悄悄地听,当他听到最伤心处,也触动了自己的血泪史,再也忍不住了,走上去与路新理抱头痛哭。第二天,全连召开诉苦大会,路新理哭着上台,痛诉了自己的苦难遭遇。原来,路新理老家在山东曹县,父亲给地主扛长工,他稍大时也开始打短工。父子俩常年累死累活,也养活不了一家4口人,父亲硬是活活累死了。他和母亲掩埋了父亲的遗体,领着妹妹讨饭到了晋东南的夏县。他去给盐场晒盐,盐场没有防护鞋,脚上布鞋一湿,双脚被盐水蚀烂,疼痛难忍。可为了母亲和妹妹不被饿死,只能咬牙硬撑着。后来母亲也因病饿交加离开了人世,他没钱埋殡,连吊孝的麻布也买不起,一块儿逃难过来的乡亲们凑钱帮他让母亲草草入土。母亲死后,他带着9岁的妹妹继续在盐场干,没想到有一天国民党军队突然来盐场抓兵,就把他抓走了。从此以后,可怜的小妹妹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路新理泪流满面,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嚎啕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