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老菜头 发表于 2014-2-15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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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10

第10章

“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

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

话说在1917年11月中，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参与组织学生志愿军，进行了一次护校斗争。

原来在护法战争开始后，驻守长沙的傅良佐，被桂军谭浩明赶走了。谭浩明的军队还未进驻长沙，长沙城里只有一些维持日常秩序的警察。不久，北洋军第8师王汝贤（贵）的部队，由湘谭、株洲向长沙溃退，长沙城四周秩序顿时大乱。北洋军溃兵三五成群，四处奸淫掳掠。

一天午饭后，第一师范学校院里传来一个消息，说是北洋军溃军的一部分，已经到了离一师南端只有两里多远的猴子石一带，只因他们不知道长沙城里面的虚实，所以不敢再继续前进，就停留在那里休息，到附近的农民家里抢饭吃。

这一消息顿时使学校陷入紧张慌乱之中，有的人就准备躲到城东5里的阿弥岭去。为了保护学校的安全，有着半年军事生涯的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溃兵的情况，他认为溃兵既然不了解城里面的情况，且又早已疲惫不堪，只要把学校一年前进行过训练的学生军组织起来，加上城里的警察，是完全可以击退溃军的。

学校当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他具体负责指挥，组成学生志愿军，“分夜梭巡，警卫非常”。因为没有防御工事，毛泽东就指挥同学们把教室里的桌椅统统搬出来，垒做障碍物，准备作战。

此时，也有一些溃兵前来窥探，他们看到第一师范的学生志愿军戒备森严，也就轻易不敢造次了。

毛泽东了解了这一情况，他认为可以采取“以弱示强”的办法，主动地打溃兵一个措手不及。于是，他迅速组织学生志愿军中胆子比较大的200多人，迅速集合，手里都拿着平时操练的木枪，分成3队，潜伏在校后的妙高峰上，形成居高临下分进合围之势。他又派一些同学去附近警察分所联络，请求他们派一部分带枪的警察，埋伏在学生志愿军的前列。

傍晚时分，溃兵们开始胆战心惊地沿着铁路向北转移，当他们行至离学生志愿军潜伏的地点不远时，毛泽东命令警察鸣枪，手持木枪的学生志愿兵们，燃放起装在煤油桶内的爆竹，并齐声高呼：

“缴枪没事！缴枪没事！”

“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你们赶快缴枪！”

惊慌失措的溃兵们听见枪响，一看四周都被持枪的人包围了，还以为是碰上了敌人的大部队。由于不明真相，他们不敢抵抗了。经毛泽东派人交涉，溃兵们马上全部缴了械。

毛泽东组织全校同学，将缴获的枪枝和其他武器，全部抬到了学校里面。当晚溃兵们都露宿在学校的操坪上，第二天由长沙商会出面出款，将他们遣散了。

由于毛泽东的出色计划和指挥，阻止了溃兵们进入学校行劫，师生们都纷纷议论毛泽东，称赞他“一身都是胆”，无愧于“毛奇”的称号。至此，毛奇之谓成了一个双关语，一是赞誉毛泽东是一个“志向非凡、与众不同”的奇特的人，二是把他比做德国历史上一位很有学问又很会打仗的将军——毛奇。

徐特立为有毛泽东这样的学生而自豪，十分钦佩毛泽东“通身是胆”，他说毛泽东是一个不向恶势力屈服的人。

后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笑着说，他搞军事，恐怕这才真是第一次呢。

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写道：

“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1917年12月24日，一师开始放寒假，毛泽东主持创办的夜校也随之结束。毛泽东和方维夏召集教员们，召开了夜校工作总结会，并“请餐两大席”，答谢各教员的义务教育之功。他们还商定，对在夜校里那些“潜心听讲，缺席甚少学生，分3等发给奖品，以示鼓励。”

毛泽东在这个寒假里第二次出游，他步行来到了浏阳文家市，在铁炉冲陈绍休同学家住了几天。毛泽东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晚上，同附近农民谈心，针对当地没有栽树的习惯，宣传种果树，造福子孙。他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

毛泽东还亲自动手栽了几棵板栗树。之后，他又到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昌家走访。

毛泽东回到长沙，还走访了解了一些长沙市民的生活状况。他的一个本家姑姑毛贵英和姑爹彭华在长沙三泰街开了一家“彭福泰棉絮店”，那是他在一师读书期间经常去的地方。姑妈姑爹没有儿女，毛泽东4岁的远房妹妹毛福清就过继给姑妈姑爹做女儿。

毛贵英对她这位本家侄儿很是喜爱，只当是娘家的亲侄子一样看待，关怀备至。姑妈只要见到是润之来了，总要给他做些好吃的。毛泽东也把毛福清看作是自己的小妹妹一样，教她识字、写字、唱歌。小福清也总是亲切地叫他三哥。

这一天，毛泽东来到姑妈毛贵英家，看到毛福清正在缠脚，一双脚被裹得紧紧的，像包好的粽子一样，就心疼地问：

“妹妹，疼吗？”

毛福清的脚像火烧一样疼痛难忍，经三哥一问，她的眼泪便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毛泽东说：

“那就莫包嘛！”

毛福清十分为难地摇了摇头。毛泽东知道她不敢对姑妈姑爹讲，就直接去找姑妈姑爹，说：

“缠脚是封建社会对妇女的一种束缚，生成的一双脚为什么要缠呢？一个好人为什么硬要她变成一个残疾人呢？这个习俗是很残忍、很不公平的。妹妹的脚疼得那么利害，还是让她放了吧。”

毛泽东能言善辩，直说得姑妈姑爹点头称是，同意毛福清不再缠脚了。

此时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名叫孙俍工。孙俍工毕业于北京高师国文部，他在湖南一师讲授语文学、文字学、中国文学概论、古文选读。孙俍工先生不仅在授课时旁征博引、妙语连珠；而且他的书法飘逸洒脱、笔力遒劲。毛泽东对这位比自己还小1个多月的先生非常敬重。

有一天，毛泽东去孙俍工寓所讨教书法，他欣赏了孙俍工收藏的名人字画和自临的王羲之《兰亭集序》，还提出了他自己的想法，他说他觉得行书容易入门，自己想学习草书。孙俍工说：

“其实，行书比楷书隶书都难。在行书中完成那么多的笔锋的变化，不容易呀。要做到行笔而不断，着纸而不刻，轻转重按，如行云流水，无少间断，方能永存乎生意。”

毛泽东听了，觉得先生所言很有道理，就频频点头，他说：

“这就是了。这行书变化如此之多，但不知有无章法可循？”

“有啊！”

孙俍工说着，取笔在手，在笺纸上写下了书写行书的要诀：疏密、大小、长短、粗细、浓淡、干湿、远近、虚实、顾盼、错落、肥瘦、首尾、偃仰、起伏。

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收起“28字诀”，起身告辞，他说：

“与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孙先生，感谢您了。”

孙俍工起身相送，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依我看，你现在的字是才气有余，功力不足咧！润之，还是要从练楷书开始。楷如立，行如走，草如奔。你站不稳，又怎么能走和跑呢？”

自此以后，毛泽东和孙俍工先生切磋书法技艺的次数更多了，他们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1918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友会职员会议上提议继续办夜学，并获通过。

3月2日，他草拟了《第一师范附设夜学招学广告》，提出，新学生愿入夜学者，不论年纪大小，认字多少，均可报名，听课不收学费且发给讲义。

3月3日，他主持召开夜学前任职教员会议，确定本期夜学职教员组织。他本人兼任夜学“管理”。

3月17日，新一期夜学又开学了。学校附近工厂的许多工友都认识毛泽东，亲切地称他为“毛先生”。

通过办工人夜学，毛泽东与城市人有了广泛的接触，并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时，也取得了同工人接触和联系的初步经验。

1918年3月，湖南一师请上海《教育》杂志主编李石岑来校讲演。李石岑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位游泳专家。毛泽东知道了这一情况，就邀请李石岑先生教授游泳技术。那时天气还很凉，大家还都穿着棉衣。李石岑先生下水做示范，毛泽东等人也都跟着下了水，一直游了三四十分钟才上岸。

岳麓山下周家台子蔡和森的家“沩痴寄庐”，成了毛泽东一批青年聚会的地方。他们这些杨怀中先生的学生，有着共同的理想，所以他们在一起议论的中心问题，往往是如何才能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杨怀中先生多次教诲学生，人贵在有志，“人患无肯立志身，精神一抖，何事不成。”而理想则是立志的基础，树立了根本的理想，才能“立志”。杨怀中先生曾经说过：

“人者，有理想之动物也。人生的目的在于实现理想。”

在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中间，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无数次的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到目前已经成为一个迫切讨论的核心问题了。参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15人左右。他们这些人遇到一块儿就讨论，讨论的次数大概也有百次以上了。但他们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这么突出，这么迫切！

既然自己的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步，求友互助之心早已“热切到十分”，何不有一个正式的团体，为大家的互助提供一个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呢？“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和孤独的生活之非。”如此，应该有“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再者，“诸人士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先生总是告诫大家要有一种奋斗的向上的人生观。为不负先生的殷殷之望，组织一个小团体，不是可以更好地奋斗向上吗？

他们终于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毛泽东根据大家酝酿和讨论的结果，提出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于是，他和蔡和森、萧子升就发起组织新民学会。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的提议一出，“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要成立团体，首先得有章程。毛泽东开始起草会章。

据萧子璋在日记中记载：

3月31日，“二兄萧子升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会云。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

1918年4月8日，“接二兄手书，力主予出洋，付来润之所重草新学会简章。”

4月13日，“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4月14日，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踏着轻松的脚步，兴致勃勃地来到岳麓山下周家台子蔡和森的家“沩痴寄庐”，新民学会成立会议将在这里召开。

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应到21人，实到14人，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陈绍休、萧子璋、邹彝鼎、张昆弟、陈书农、邹蕴真、周名弟、叶兆桢、罗章龙、李维汉。

以上14人中，除罗章龙是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外，其余都是第一师范的学友。

另有7人因各种原因没有到会，他们是：陈章甫、周世钊、罗学瓒、熊焜甫（光楚）、曾以鲁、傅昌钰、彭道良。

何叔衡“自愧年老才退，不配与20岁左右的青年为伍，所以提出不入会。”后来在毛泽东的动员下，于1918年8月加入了新民学会。

萧子璋回忆说：毛泽东在他起草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中，谈到新民学会创立缘起时写道：

“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大家都是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怀中先生的宏论，做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成立会从上午11时开始，首先讨论会章。人们在屋子里，在河滩上，讨论学会的宗旨、名称、章程。”毛泽东首先向大家作了说明和解释，以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平常一样，他的话语浅近、扼要、深刻，意思新颖、明朗、透彻。”

萧子升一直不赞成巨大的激烈的变革，主张点滴的温和的改良。“会章系彝鼎、润之起草，条文颇详。”毛泽东在起草时，写入了他主张大同之世，主张大抵抗、大斗争等内容，“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只好服从了。

中午，蔡畅和她的大姐蔡庆熙帮助妈妈葛健豪做好了简单的午餐，请大家会餐。

饭后，会议通过的会章将这个团体定名为新民学会，据萧子璋解释说，这是“取‘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的字样，有一种反对旧制度，主张革新，为人民的意思。”

会议表决通过的会章共有11条，其条文摘要如次：

“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的通函之义务，报告自己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利；凡经本会会员5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会员有不正行为，及故违本简章者，经多数会员之决议，令其出会；会员每人于入会时纳会费银1元，每年纳常年费1元；本会设总干事1人，综理会务，干事若干人，协理总干事分理会务，任期3年，由会员投票选充之；本会每年于秋季开常年会一次，遇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本简章不适应时，经多数会员决议，得修改之。”

会员守则：“1、不虚伪；2、不懒惰；3、不浪费；4、不赌博；5、不狎妓。”

其中，不懒惰这一条，是由萧子璋提出的。萧子璋在1917年秋已回到长沙，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

“大家推毛泽东同志为总干事。他本是学会的发起人，组织者，但他谦虚地只同意做副干事。”因此，会议又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陈章甫任演讲部主任。

萧子升聪明好学，成绩一向很好，能写诗、赋文章，又能写一手好字，其品德也一直为湖南一师的师生们所赞许；他和毛泽东有共同的志向，治学态度和品行修养也多所相似或相近，同为杨怀中先生的得意门生。杨先生曾经把他列在他在长沙几千名学生中的第一位，蔡和森列在第二位，毛泽东列在第三位。

下午5时，会议结束。“斯时，天气晴朗，微风掀拂江间的碧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会章中没有提出远大的革命目标，所以有的会员说，这时的新民学会只“不过是少数读书人一种读书团体。”

4月，周南女校的向警予和少数女教师女学生也加入了新民学会。毛泽东曾到周南女校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欢迎女会员。

此后的一天，毛泽东到一位富裕的“新民学会”朋友家里去作客，正在他们交谈中，这位年轻的主人突然停下他们谈论的政治话题，叫来仆人，吩咐他去买猪肉，并交代说是什么价格和要买什么样的猪肉。毛泽东以为，这位朋友竟然违反同学之间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的约定，以家庭琐事干扰谈论中国前途大事，他感到极为恼火，一气之下起身离去了，从此，他再也不和这个富家子弟来往了。

就在这1918年4月间，军阀张敬尧部队进入了长沙城。毛泽东领导全校同学组织了由他任队长的警备队，日夜巡逻，严密警卫学校的安全，这才使学校得以仍然照常上课。

张敬尧者何许人也？原来这张敬尧是属于皖系军阀的一个头目。在1917年至1918年间，直皖联军与湘桂联军混战，其结果是北胜南败。驻湖南的湘桂联军司令谭浩明被赶走了，张敬尧于1918年4月率皖军进入湖南，坐上了湖南督军兼湖南省省长的宝座。

自此以后，张敬尧和他的弟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哥儿几个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给湖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从1918年6月开始，湖南各行业的工人，曾经多次举行罢工，反抗皖系军阀的统治。

5月10日，毛泽东将学友会“一切会金、器物、图书及簿据等，移交审计喻恒、皮文光二君，代理保存”。他在移交会务的同时，还对未来的会务工作提出了建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扩充会务经费，用以购置图书杂志、办夜学、救济失业穷民，为筹备学友会独立会所，联络毕业同学，以谋全省教育之研究及发展；二是学友会加设交际部，“谋内外之连络，通新故之情素，图理论与经验之结合”。

最后，毛泽东诚恳地对喻恒、皮文光说：

“今愚等将去矣，惟有望后来同学诸兄，竭力以图其成而已”。

毛泽东还向喻恒、皮文光二人提供了自己草拟的交际部细则七条。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在1918年4、5月间，湖南第一师范就被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部所占领了，他们学校驻扎了一个旅的兵力，学校只好被迫停课，学生大部分离校，学友会的活动也只能暂时告一段落。

毛泽东趁此机会第3次出游了，他同蔡和森一起，从周家台子“沩痴寄庐”出发，徒步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了农村的政治、经济等情况。

蔡和森回来后曾对对家人说：

“这次游学虽然身无分文，但润之会写字，替人写横幅对联，人家就给点酬金。我俩在‘见人说话，遇事帮忙’的八个字之下，得益不少。我想，只要乐于助人，走遍天下就不难了。”

再说新民学会成立后，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会员出省、出国问题。因为会员大多数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地施展他们的抱负？他们不满意湖南这个闭塞的地方，他们认为湖南交通不便，政治文化又比较落后。所以，大家不愿意“堆积”在湖南一地，他们要分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去考察，去开辟一个方面，去打开各方面的阵地。

不少会员认为应当去日本留学，因为，“日本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先生组织兴中会、同盟会和武昌起义，都受到日本的影响。其次，日本是东方和西方科学文化的桥梁地带，维新早，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早。”

不久，会员罗章龙即决定去日本留学。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生于1896年，此时化名纵宇一郎。

罗章龙愿意去日本留学，可是家庭经济困难，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及尚未加入新民学会的何叔衡就资助他。

陈昌也曾考虑留学日本，毛泽东认为他留在国内更能发挥作用，以学校为阵地，培养人才。陈昌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罗章龙临行前，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平浪宫聚餐，为他饯行。大家都鼓励他，消除他的顾虑和忧愁。

毛泽东还到码头为罗章龙送行，当面交给他一个信封，说内有一首诗相赠。罗章龙在船上拆开一看，原来是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的一首七古，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诗云：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毛泽东在诗的后面，又另附临别赠言：“若金发砺，若陶在钧，进德修业，光辉日新。”

后来罗章龙一行到达上海，恰逢5月7日，这一天正是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日子，“忽闻东京发生日警迫害中国侨民风潮”。殴打中国的爱国学生，迫使他们回国。罗章龙一行决定暂停东渡，返湘汇报。

1918年6月，因为皖系军阀张敬汤部依然强占着湖南第一师范的校舍，学校只得提前放假，于是，毛泽东就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从而结束了他“6年孔夫子，7年洋学堂”的整个学生时代。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

“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渡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这正是：提兵布阵试牛耳，乱世学子称毛奇。

新民同气新结社，虎气未彰彰猴气。

欲知新民学会如何开展活动，请看本书第2卷便知详情。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成员“多数赞成子升”的情况下，以少数服从多数，忍痛对会章内容“颇加删削”，删去了他所主张的大同之世、大抵抗、大斗争等等主要内容。这是毛泽东在他一生中第一次体现出其个性中的猴气，应该说这是一次理智的服从。将大目标藏之于胸，待时而发，乃是成大事者必须具有的胸襟。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者是也。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11

毛泽东大传之第二卷   倚天抽剑

第11章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话说1918年5月，杨怀中先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举家迁至北京，出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开慧随全家一起北上，来到繁花似锦的北京，住在地安门鼓楼东大街豆腐池胡同9号。北京是新文化的策源地，杨开慧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刊，眼界开阔了，思想也更加深刻了。杨怀中先生此次进京，也给毛泽东带来了新发展之良好机遇。原来早在1912年初，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就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学俭学会，宣传、组织青年留法勤工俭学。1915年，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又倡导和发起勤工俭学会以及留法勤工俭学会，为国内更多的青年赴法留学开辟广阔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华工赴欧从事军事劳役，其中多数在法境内，人数达15万多。1916年，中法社会名流发起成立了华法教育会，蔡元培任会长。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南方各省组织的反袁军政府同北洋军阀政府达成了和议，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这样，流亡国外多年的蔡元培、吴玉章等，于1916年年底由巴黎返回北京。随之，赴法勤工俭学和留法预备学校又恢复招生。杨怀中支持蔡元培等人倡导的赴法勤工俭学，也时刻关心湖南青年教育问题。所以，他很快就写信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消息，告诉给毛泽东和蔡和森，他希望毛泽东立即到北京去，帮助推动这项运动。而此时的毛泽东、张昆弟这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大多数人也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的“新村”生活遇到了不少麻烦。原来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因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就常常憧憬着一种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理想世界。可是因为学业尚未完成，所以“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实现。现在他们终于毕业了，于是就决定进行自己的试验。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人，一同搬进了湖南大学筹备处，成立了工读同志会，计划找一处理想的村镇，从事半工半读，即一面劳动或工作，一面自修，研究社会改造问题，希翼过一种人人平等、互助的新社会生活。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他在计划中写道：“合若干之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毛泽东为寻找这一处理想的新生活地点，几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小镇、村庄，他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他们理想中的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生活。可是，毛泽东最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试验场所，他们只得住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每天除了自学之外，过着一种脚穿草鞋，自己挑水、自己上山砍柴，自己用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吃的清苦生活。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接到了杨怀中先生的来信，自然是十分高兴。他这才想起来，早在1917年10月的时候，他就曾看到过华法学会广东分会散发的章程和有关资料。华法学会广东分会是华法学会发起者、副会长汪精卫在1917年与黄强、陈其瑗发起成立的，他们和湖南青年罗承鼎、戴勋在长沙散发材料时，毛泽东就记住了汪精卫的名字。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学会在陈绍休、萧子璋任教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召开了一次会议，着重讨论“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璋、陈绍休、周世钊、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李维汉，还有何叔衡，共10余人。大家认为，湖南省政治不宁，军阀连年混战，教育事业摧残殆尽,“莘莘学子，无校可入”。在这种形势下，会友应该向外发展，而留法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尽力进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决定他和何叔衡、陈昌留在长沙，把注意力放在国内，发展新民学会组织。学会委托蔡和森赴北京了解有关情况，进行联系和准备工作，“专负进行之责”，组织向外发展。蔡和森也表示，决心要在“3年之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6月23日，蔡和森动身赴北京。他到京后，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杨怀中家里。经杨怀中引荐，蔡和森很快拜访了华发教育会的蔡元培、李石曾，进一步了解了有关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6月30日夜，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他和蔡元培、杨怀中交谈联系的情况，蔡和森还在信中写道：“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弟以一面办报一面入学为言；师甚然之。前亚细亚报薛某者，今欲重整旗鼓，请师担任学术上之撰述，师颇有羞与为伍之意，辞之；然可荐信绍介，师言惟欲屈节。弟思大仁大勇，普度众生，非入地狱不行，究为所谓屈节。”“大学蔡校长，弟会见一次，伊正谋网罗海内人才，集中一点，弟颇羡其所为。觉吾3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储养练习，或可同时并得。望兄细与子升讨论研究，定其行止，复我一函，是所至盼！”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复信，人们至今尚未发现。但从蔡和森的下一封信中，似乎可以略窥一斑。1918年7月21日，蔡和森再次致信毛泽东，说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一事，他已争取了25个赴法名额。蔡和森还就改造社会的“手段与目的”，即打入恶社会内部与改造社会问题，磋商于毛泽东。起因是由前信所说杨怀中羞于同亚细亚报薛某为伍的那句话。蔡和森写道：“兄若以此为暂时的手段，则何如借路过身，一入地狱。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由此看来，毛泽东把与薛某为伍，只看做是“暂时的手段”，而蔡和森的主张是“入地狱”，勇敢于打入恶社会中，敢于做“恶事”。他说：“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之袖中，玩之掌上。”“将此万恶捣之碎之，烧之溶之，锻之炼之，碎之磨之；神而化之，使成美质之原子，新而明之，使成优秀之国民。”蔡和森在信中再次提出希望毛泽东到北京：“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自由研究以兄为之，必有多少成处，而不至无结果。”“杨师自是喜兄来寓，每日可以学习英日文。弟事殊不好为计，故亦望兄来指教。”“驻京唯有润兄最宜”。蔡和森的信刚刚发出，就于7月23日又收到毛泽东的来信。毛泽东已决定赴京一行。并就“大规模自由研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蔡和森欣喜至极，次日回信说：“昨夜奉读来示，极忠极切！本以待兄主张然后定计，今计定矣。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甚问题。”蔡和森对毛泽东主张的“大规模自由研究”，极表赞成，他写道：“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岁不详说，差能了解。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樃，祛我情瞀，甚为狂喜，自不待言。”“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至其内容，弟尝思非财力差厚不举，非通一二外国文字不行。”“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7月26日，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论及改造社会所需要的“才、财、学三事”。此信至今尚未发现。蔡和森的回信反映了部分内容。蔡和森写道：“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对于毛泽东开展自由研究和兴办私塾的主张，蔡和森说：“兄自由研究及兴办私塾之说，是弟中层之目的。”目前最所急需地，是“求财”，是经营能够有所“基础”。毛泽东主张，要从小学生起，造就新的人才，“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蔡和森说：“弟深以为然。”“3年以来，每觉胡林翼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蔡和森说到新民学会会务，写道：“兄对于会务，本有经伦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以才为基，以财为用，以学为本，此万世之业，不必忧其一时无成也。兄以为如何？望与章甫兄商量之。”罗学瓒的家庭并不同意他赴法留学，毛泽东也劝他留在长沙从事教育，比到法国勤工俭学对于革命工作要好得多。1918年8月11日，毛泽东给罗学瓒写信说：“弟与蔡君等往返商量，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弟又有一言奉商者，兄于从事工艺，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似宜斟酌于远近去住之间，而不宜贸然从事。”“不如从事教育之大有益”。而罗学瓒却说他是为了：“考察强国的情况，学习强国之经验，要见见中国以外的大世面。”毛泽东见他决心已下，就不再勉强，转而支持他。毛泽东和其它会员就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在长沙到第一师范、长郡中学、周南女校等学校宣传鼓动，很快就有30多人报了名。正在此时，毛泽东忽然获悉母亲文氏因患淋巴腺炎正在外婆家养病，他归心似箭，连忙从长沙赶回唐家圫探望母病，为母亲四处求医，侍奉汤药。怎奈母亲病情甚重，短时间内难于痊愈。因赴京之期日近，他只得将母亲拜托给两家舅父舅母和诸位表兄弟照料，自己立即赶回了长沙。8月13日，毛泽东在动身赴京前，致信七舅父文玉瑞、八舅父文玉钦，他在信中写道：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它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莲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甥  叩8月15日，毛泽东向朋友借了钱，同罗学瓒、陈绍休、张昆弟、熊光楚、周世钊、萧子升、萧子璋、李维汉、李思安、罗章龙、曾以鲁、邹彝鼎12名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李富春、贺果、任理、侯国昌、唐灵运等25人，从长沙乘船出发，到汉口后转火车直赴北京。火车行至河南省郾城县漯河寨境内，因大雨沙河涨水，铁路被洪水冲断，一时不能前进。毛泽东一行人便被滞留在了许昌。毛泽东、罗章龙、陈绍休趁机结伴游览魏都旧墟。他们3人在魏都旧墟吟诵曹操的《短歌行》，又吟诵《让县自明本志令》。他们看着眼前颓废的景物，可真是萧条异代，不禁抚今追昔，激情慷慨，不能自已。于是，毛泽东和罗章龙即联《过魏都》七绝一首：罗章龙：横槊赋诗意飞扬，毛泽东：《自明本志》好文章。萧条异代西田墓，罗章龙：铜雀荒伦落夕阳。毛泽东又利用候车的一天一夜时间，组织大家到郾城城郊的农村去考察，了解北方农村的风俗习惯和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毛泽东还邀了两位同伴，到了漯河寨，看到了农村破败不堪的景象，他的心情十分沉重。第二天，毛泽东和同伴们步行到了许昌，继续乘车前行。8月19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新民学会会员多数散居在湖南各县设在北京的会馆里，而毛泽东来京时向同学们借的路费，又已经花完了，身无分文的他，只好到豆腐池9号杨怀中家中暂住。毛泽东的到来，使杨怀中一家人十分欢喜，他们非常热情地款待了他。但是由于杨怀中先生家里的住宿条件也不是太好，只好安排毛泽东和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毛泽东一直和杨怀中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原来的老师现在成了他最知心的朋友。新民学会会员散居在各处，每天都要来往奔波，相互之间的联系、学习、讨论问题，都极不方便。不久，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8个人商量着，就搬到了一起，他们聚居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东巷7号。这是一个破旧的小院子。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房租、吃饭加上冬季买煤烧炕的费用，使得他们手头十分拮据，8个人只好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大炕，大被同眠”。湖南人从来没有穿过大衣，可是在北京的冬季，没有大衣是不行的，每个人都买一件大衣又不可能，他们8个人只好合买一件轮流穿，以抵御迅速席卷北京的严寒。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起了他们这一段十分清苦而又情趣盎然的生活状况，他是这样描述的：“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7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旁边的人打招乎。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再说毛泽东一行到北京之后不久，萧子升很快就接受了蔡元培和李石曾的邀请，出任华法教育会的秘书。他同时又和毛泽东、蔡和森共同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在北京等候赴法的湖南青年，很快就达到了四五十人，湖南成为全国来京人数最多的省份。由于华法教育会工作比较松懈，尚没有创造好出国的条件，那些准备赴法留学的青年一时还不能启程，这就使新民学会会员中的一部分人也出现了急躁情绪。毛泽东一方面安慰大家，反复说明充分准备的必要性，一方面和蔡和森等人一起，频繁奔走于有关方面。在杨怀中的协助下，华法教育会召集了专门会议，研究安排湖南青年学习和赴法的问题。蔡元培同意为湖南先办一个预备班，共60人。预备班在方家胡同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由蔡元培主持，杨怀中讲了话，还邀请一批湖南名流参加。会后，在报纸上发了消息。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其它各省的青年，也陆续来到北京。留学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学习法语。预备班分设3处，萧子升、萧子璋、陈绍休、熊光楚、罗学瓒等人，留在北京大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以及李富春、贺果等，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一面学习法文，一面学习机械学和机械制图。蔡和森到河北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他在学习法文的同时，担任了初级班的国文教员。后来，华法教育会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又增设了一个班。尽管出国留学可以得到资助，但每个学生出国留学还得花些路费。毛泽东早已债台高筑，无法再向有钱的熟人张口借钱。所以，他没有参加预备班，留在北京总揽全局。在这期间，身在河北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的蔡和森，还时常和毛泽东保持通信联系，把他到北京后的那些见闻和想法，一一告诉毛泽东，还特别在信中提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事情，他表示要效法列宁，以列宁为导师。毛泽东感到十分高兴。毛泽东由于生活费用没有来源，因此生活非常拮据，这就迫使他急于谋求一个职业。经杨怀中先生介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写了一个条子，蔡元培写道：“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毛泽东来到沙滩红楼一楼，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长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先辈李大钊。他将蔡元培写的条子交给了李大钊，说明了来意。就这样，毛泽东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毛泽东所住的景山东街，与杨怀中家相距不远，师生之间来往十分频繁。这时，杨开慧已出落成一个婷婷玉立的少女，正值豆蔻年华，情窦已开。它乡遇故知，欣喜自不必说。毛泽东经常把进步书报及自己写的日记、学习笔记送给杨开慧阅读。在这些交往中，他们进一步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于是，两人一起阅读进步书刊，探讨问题，点评时事。在不知不觉中，这对年轻人双双坠入了爱河。女儿心中的秘密自然难逃父母的视线。杨怀中夫妇开始对杨开慧与毛泽东的交往，予以更多的关注。有一次，杨怀中的好友北大教授章士钊来家做客，杨开慧为客人沏茶。章士钊随口问道：“令爱是否已经许配人家？”杨怀中说：“有位叫毛泽东的青年与开慧有些往来。他原来是我的学生，就学识来说是很不错的。就人品来说，也很不错。可有位先生曾对我说，毛泽东行动举止与众不同，劝我不要把女儿许配给他。”章士钊说：“有机会，你是不是让我见见毛泽东？”后来，在章士钊举行的一次讲演会上，有人告诉他毛泽东就坐在几排几号。章士钊在演讲中，总要时不时地瞟一眼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比一般学生要高出半个头，他那长长的头发朝脑后梳去，露出宽宽的额头。毛泽东听课全神贯注，很少记笔记，偶尔记上几笔，动作潇洒利落，举止大方。章士钊结束了讲座，也顾不得回宿舍，就来到了杨怀中家中，他非常认真地对杨怀中说：“杨先生，你不要犹豫了，赶紧把令爱许配给毛泽东。”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秋桐等。章士钊于1881年3月20日出生在湖南善化县，即现在的长沙。早年曾任《苏报》主编。1907年赴英国留学。辛亥革命爆发后，章士钊弃学归国，在上海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兼任江苏省教育司长、都督府顾问。1913年7月，孙中山任命他为讨袁军秘书长。讨袁失败后，亡命日本。他在东京与陈独秀创办《甲寅》月刊。1917年11月，应聘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18年，他推荐李大钊继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且说杨怀中夫妻二人也眼见得毛泽东和女儿爱得越来越深，从此也就默许了女儿的选择。毛泽东和杨开慧形影相随，或漫步古都街头，或相约于美丽公园，故宫、北海、香山，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秋天的红叶，冬天的腊梅，在这一对年轻人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充分体味着初恋的甜蜜。毛泽东在图书馆的工作地点是第3阅览室，也叫“日报阅览室”或“新闻纸阅览室”。他的职责是具体负责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其中有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神州日报》、北京《国民公报》、《惟一日报》、《顺天时报》、《申寅日报》等。毛泽东在上班时，身着褪了色的蓝长衫，穿一双布鞋，或忙碌在大窗户下的三屉办公桌前，或穿梭于书架之间。他在这里的工作既平凡又琐碎，待遇也菲薄，每月月薪只有8块银元。但这对毛泽东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北京是新文化的中心，而北京大学则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战场。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从而使各种思潮在这里传播，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都曾经在这里任过教。这一切都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吸引力。对于矢志要进行大规模自由研究的他来说，这里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毛泽东像在湖南第一师范当学生时的那样，贪婪地读着各种书报杂志。他利用管理报刊之便，不必花钱，就可以把图书馆里的书刊读个够，这里有着许多他还不知道的新鲜的知识和思想，对于捉襟见肘的他来说，实在是太实惠了。毛泽东阅读了大量新出版的报纸杂志，汲取了许多新知识。此时与毛泽东处境很相似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毛泽东在图书馆结识的一个在北大读书的穷学生许德珩。许德珩，1890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许德珩冬衣不能御寒，课余时间他就呆在有炉火的图书馆读书，既取了暖，又获得了知识。毛泽东本是好学之人，对勤奋学习的许德珩很有好感，二人交谈读书心得，研究社会问题，志趣很是相投。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不断增长，思想也越来越激进。他也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常常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同学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并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毛泽东还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经常去旁听他所感兴趣的一些新派人物的课，结交拜访一些名流学者。胡适，字适之，1891年出生于安徽绩溪，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有一次，毛泽东去听胡适的讲座，他斗胆写了一个条子传上去，向胡适提出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问题。傅斯年、罗家伦是北京大学学生中的风头人物。他们主编的《新潮》杂志，激烈地抨击封建文化，提倡“文学革命”，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毛泽东对他们很感兴趣，可是他们却看不起这个来自湖南的“土里土气”的青年。

福和中学老师

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曾谈到他在图书馆的情况：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往来。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试图同他们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我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张国焘，1897年出生于韶山以东的江西萍乡的一个地主家庭。1917年春，张国焘在北京大学读理工预科。他在北大学生的斗争中，逐步成为“狂热爱国的人物”。他同邓中夏等人还在1918年10月20日发起组织了“国民杂志社”。张国焘同“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俨然是北大学生的领袖。

尽管如此，毛泽东却得到了李大钊的器重。这个时候，对毛泽东的思想发生直接影响的就是李大钊先生。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比毛泽东年长近4岁。

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于1917年冬受聘北京大学，1918年5月出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并接替章士钊为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后，积极扩充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少激进的学生常到图书馆来请他介绍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他一起讨论研究各种思潮，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来到北京时，李大钊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因此，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实际上成了北京大学校内的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毛泽东时常到李大钊那里去请教，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与李大钊朝夕相处，自然直接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就很大。李大钊的名气虽然很大，但是他和毛泽东谈得很投机。在工作之余，或是在李大钊翻阅报刊的时候，俩人经常聚在一起畅谈，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认真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

1918年10月，李大钊亲自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协会”。同年冬，毛泽东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在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蔡元培在成立会上发表了演说。新闻学研究会每周活动两次，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研究会的活动。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李大钊穿着棉布长袍，昂首阔步登上讲台，台下数千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毛泽东专程赶到广场，聆听了李大钊的讲演。后来，他还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又参加了李大钊等组织的学生研究各种新思潮活动，开始逐步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放弃了许多他原来赞成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在很短的时间内，毛泽东表现出来的不凡抱负、理想和才干，得到了李大钊的尊重和赞扬，李大钊称赞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新青年的创造”。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

“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国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经杨怀中先生介绍，还认识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通过几次短暂的接触，陈独秀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使毛泽东十分叹服。

毛泽东除了经常拜访杨怀中、黎锦熙、符定一3位老师之外，就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陈独秀等谈学术和人生问题，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等各种问题。以求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在这期间，毛泽东同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邓中夏，还有他的老朋友罗章龙等一些进步青年，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还参加了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进步青年组织的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到海淀、长辛店等地，向工人、农民传播革命思想。

毛泽东一面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学习，一面积极组织湖南学生开展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这时，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有一部分被安排到设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留法预备班，进行半工半读。他先后两次来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对工厂进行了调查。

毛泽东深入了解工厂和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在职工中寻东问西，从生产细节到工厂范围、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做了详尽的调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细致地调查大型现代产业工厂和深入地接触众多的产业工人，对促进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据何长工回忆：毛泽东在解决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国内的学习生活问题之后，就进一步为他们出国做准备。当时，最要紧的是筹备赴欧旅费。

毛泽东为了筹办这批青年赴法路费，在杨怀中先生的协助下，把控制在范源濂、熊希龄等人手中的一笔款子的利息，也就是他们存入大俄国道胜银行的前清户部应该退还给湖南的粮盐两税超额余款的利息，提取了出来，作为湖南勤工俭学学生的赴欧旅费。

毛泽东的热情工作，受到了新民学会会员和勤工俭学学生的好评。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写道：

“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学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钦佩。”

1918年冬，毛泽东和萧子璋觉得没有见过大海是一大憾事，为着看大海，便开始了天津之旅。二人先乘火车到天津，然后转车到大沽口，可下了车到海滨一看，哪里有万倾波涛？连水都没有！只见前面白茫茫的一片，完全是一个冰的世界。既然来到了海滨，就是结了冰，也得在上面走走才过瘾，他俩约定，各向一个方向走去，绕它一周，回到原地集合。于是，毛泽东向西，萧子璋向东，沿海滨走去。萧子璋走了半圈，眼前现出一个木头小屋，见屋内一个中年男子正在生火烧水，便径直走上前去。男子奇怪地问他：你从哪来？萧子璋说，我是南方人，是来看海的。不一会儿，毛泽东也到了，主人给他们泡茶喝。二人坐了一会儿，谢了主人，又分头沿海滨绕去。待萧子璋回到原地，等了许久，觉得脚都冻麻木了，毛泽东才回来。萧子璋问他哪儿了，毛泽东笑道：

“我有意找‘蓬莱仙岛’的，谁知什么也没找到。”

上得岸来，他们乘车返回天津已经是晚上了，街上一片灯光。二人都急着小便，但找不到厕所，毛泽东只好去问警察。警察听他一口湖南话，又见萧子璋抱着一个大皮包，就起了疑心，要检查皮包。毛泽东有意逗他，从萧子璋手里拿过皮包，紧紧抱住。警察愈加怀疑，硬要看，毛泽东硬是不给。警察抢过去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两条毛巾和牙刷之外，尽是些蚌壳之类。毛泽东和萧子璋看着警察一脸的窘态，哈哈大笑，也忘了要办的事，接过皮包，找到一个小摊位买了几个天津锅贴吃了，顺便进店找到了便所才算了事。

1919年1月，毛泽东除了抽空继续在北大旁听著名教授的课以外，又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邓中夏是哲学会的会员，他们一起交流读书心得，研究新思潮、新理论，一道进行社会调查。

毛泽东在参加这些研究会的活动中，又认识了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人。尤其是邵飘萍对毛泽东的帮助很大。邵飘萍此时担任《京报》总编辑，他还是新闻学研究会中有关办报业务的主讲老师。毛泽东由此又参加了新闻研究会。

1919年2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记载：

“新闻研究会于19日午后，在文科第34教室开改组大会，校长亲临演说。是日，会员到会者为毛泽东等24人。”

毛泽东曾在新闻学研究会听邵飘萍讲《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还多次拜访邵飘萍，在新闻理论知识方面得到了邵飘萍的许多教益，这对他后来回湘主编《湘江评论》等刊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19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理科第16教室，又聆听了李大钊对新闻研究会会员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北京期间，最后一次听李大钊的演说。

这正是：牛儿得草鱼得水，马有伯乐自奋飞。

高人尚需高人识，来日春风谁能追？

欲知毛泽东今后将向何处发展，请看下章介绍。

东方翁曰：毛泽东是一个最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尽管生活清苦，捉襟见肘，债台高筑，但他始终兢兢业业地为同学们的赴法勤工俭学而奔走。他自己之所以不去赴法，不是他不想去，而是囿于经济条件不允许他去罢了！事事因人制宜，不可强求。出国深造固然重要，可在国内深造也未尝不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就是一个实例。他在北大期间，尽管多受冷遇，但他并没有妄自菲薄，依旧是依靠旧友，广交新朋，不断地向周围的人们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特别是在他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之后，就开始了他一生中的伟大的转变，由急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变。以至多少年之后，毛泽东还始终念念不忘这两个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大的引路人。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11

毛泽东大传之第二卷  倚天抽剑

第11章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

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话说1918年5月，杨怀中先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举家迁至北京，出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

杨开慧随全家一起北上，来到繁花似锦的北京，住在地安门鼓楼东大街豆腐池胡同9号。北京是新文化的策源地，杨开慧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刊，眼界开阔了，思想也更加深刻了。

杨怀中先生此次进京，也给毛泽东带来了新发展之良好机遇。原来早在1912年初，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就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学俭学会，宣传、组织青年留法勤工俭学。1915年，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又倡导和发起勤工俭学会以及留法勤工俭学会，为国内更多的青年赴法留学开辟广阔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华工赴欧从事军事劳役，其中多数在法境内，人数达15万多。1916年，中法社会名流发起成立了华法教育会，蔡元培任会长。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南方各省组织的反袁军政府同北洋军阀政府达成了和议，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这样，流亡国外多年的蔡元培、吴玉章等，于1916年年底由巴黎返回北京。随之，赴法勤工俭学和留法预备学校又恢复招生。

杨怀中支持蔡元培等人倡导的赴法勤工俭学，也时刻关心湖南青年教育问题。所以，他很快就写信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消息，告诉给毛泽东和蔡和森，他希望毛泽东立即到北京去，帮助推动这项运动。

而此时的毛泽东、张昆弟这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大多数人也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的“新村”生活遇到了不少麻烦。

原来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因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就常常憧憬着一种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理想世界。可是因为学业尚未完成，所以“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实现。

现在他们终于毕业了，于是就决定进行自己的试验。

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人，一同搬进了湖南大学筹备处，成立了工读同志会，计划找一处理想的村镇，从事半工半读，即一面劳动或工作，一面自修，研究社会改造问题，希翼过一种人人平等、互助的新社会生活。

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他在计划中写道：

“合若干之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毛泽东为寻找这一处理想的新生活地点，几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小镇、村庄，他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他们理想中的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生活。

可是，毛泽东最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试验场所，他们只得住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每天除了自学之外，过着一种脚穿草鞋，自己挑水、自己上山砍柴，自己用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吃的清苦生活。

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接到了杨怀中先生的来信，自然是十分高兴。他这才想起来，早在1917年10月的时候，他就曾看到过华法学会广东分会散发的章程和有关资料。华法学会广东分会是华法学会发起者、副会长汪精卫在1917年与黄强、陈其瑗发起成立的，他们和湖南青年罗承鼎、戴勋在长沙散发材料时，毛泽东就记住了汪精卫的名字。

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学会在陈绍休、萧子璋任教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召开了一次会议，着重讨论“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璋、陈绍休、周世钊、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李维汉，还有何叔衡，共10余人。

大家认为，湖南省政治不宁，军阀连年混战，教育事业摧残殆尽,“莘莘学子，无校可入”。在这种形势下，会友应该向外发展，而留法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尽力进行”。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决定他和何叔衡、陈昌留在长沙，把注意力放在国内，发展新民学会组织。学会委托蔡和森赴北京了解有关情况，进行联系和准备工作，“专负进行之责”，组织向外发展。蔡和森也表示，决心要在“3年之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

6月23日，蔡和森动身赴北京。他到京后，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杨怀中家里。经杨怀中引荐，蔡和森很快拜访了华发教育会的蔡元培、李石曾，进一步了解了有关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

6月30日夜，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他和蔡元培、杨怀中交谈联系的情况，蔡和森还在信中写道：

“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弟以一面办报一面入学为言；师甚然之。前亚细亚报薛某者，今欲重整旗鼓，请师担任学术上之撰述，师颇有羞与为伍之意，辞之；然可荐信绍介，师言惟欲屈节。弟思大仁大勇，普度众生，非入地狱不行，究为所谓屈节。”

“大学蔡校长，弟会见一次，伊正谋网罗海内人才，集中一点，弟颇羡其所为。觉吾3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储养练习，或可同时并得。望兄细与子升讨论研究，定其行止，复我一函，是所至盼！”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复信，人们至今尚未发现。但从蔡和森的下一封信中，似乎可以略窥一斑。

1918年7月21日，蔡和森再次致信毛泽东，说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一事，他已争取了25个赴法名额。

蔡和森还就改造社会的“手段与目的”，即打入恶社会内部与改造社会问题，磋商于毛泽东。起因是由前信所说杨怀中羞于同亚细亚报薛某为伍的那句话。蔡和森写道：

“兄若以此为暂时的手段，则何如借路过身，一入地狱。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

由此看来，毛泽东把与薛某为伍，只看做是“暂时的手段”，而蔡和森的主张是“入地狱”，勇敢于打入恶社会中，敢于做“恶事”。他说：

“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之袖中，玩之掌上。”

“将此万恶捣之碎之，烧之溶之，锻之炼之，碎之磨之；神而化之，使成美质之原子，新而明之，使成优秀之国民。”

蔡和森在信中再次提出希望毛泽东到北京：

“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自由研究以兄为之，必有多少成处，而不至无结果。”“杨师自是喜兄来寓，每日可以学习英日文。弟事殊不好为计，故亦望兄来指教。”“驻京唯有润兄最宜”。

蔡和森的信刚刚发出，就于7月23日又收到毛泽东的来信。毛泽东已决定赴京一行。并就“大规模自由研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蔡和森欣喜至极，次日回信说：

“昨夜奉读来示，极忠极切！本以待兄主张然后定计，今计定矣。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甚问题。”

蔡和森对毛泽东主张的“大规模自由研究”，极表赞成，他写道：

“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岁不详说，差能了解。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樃，祛我情瞀，甚为狂喜，自不待言。”

“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至其内容，弟尝思非财力差厚不举，非通一二外国文字不行。”“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

7月26日，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论及改造社会所需要的“才、财、学三事”。此信至今尚未发现。蔡和森的回信反映了部分内容。蔡和森写道：

“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

对于毛泽东开展自由研究和兴办私塾的主张，蔡和森说：

“兄自由研究及兴办私塾之说，是弟中层之目的。”目前最所急需地，是“求财”，是经营能够有所“基础”。

毛泽东主张，要从小学生起，造就新的人才，“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

蔡和森说：

“弟深以为然。”“3年以来，每觉胡林翼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

蔡和森说到新民学会会务，写道：

“兄对于会务，本有经伦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以才为基，以财为用，以学为本，此万世之业，不必忧其一时无成也。兄以为如何？望与章甫兄商量之。”

罗学瓒的家庭并不同意他赴法留学，毛泽东也劝他留在长沙从事教育，比到法国勤工俭学对于革命工作要好得多。

1918年8月11日，毛泽东给罗学瓒写信说：

“弟与蔡君等往返商量，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

“弟又有一言奉商者，兄于从事工艺，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似宜斟酌于远近去住之间，而不宜贸然从事。”“不如从事教育之大有益”。

而罗学瓒却说他是为了：“考察强国的情况，学习强国之经验，要见见中国以外的大世面。”

毛泽东见他决心已下，就不再勉强，转而支持他。

毛泽东和其它会员就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在长沙到第一师范、长郡中学、周南女校等学校宣传鼓动，很快就有30多人报了名。

正在此时，毛泽东忽然获悉母亲文氏因患淋巴腺炎正在外婆家养病，他归心似箭，连忙从长沙赶回唐家圫探望母病，为母亲四处求医，侍奉汤药。怎奈母亲病情甚重，短时间内难于痊愈。因赴京之期日近，他只得将母亲拜托给两家舅父舅母和诸位表兄弟照料，自己立即赶回了长沙。

8月13日，毛泽东在动身赴京前，致信七舅父文玉瑞、八舅父文玉钦，他在信中写道：

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它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莲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甥  叩

8月15日，毛泽东向朋友借了钱，同罗学瓒、陈绍休、张昆弟、熊光楚、周世钊、萧子升、萧子璋、李维汉、李思安、罗章龙、曾以鲁、邹彝鼎12名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李富春、贺果、任理、侯国昌、唐灵运等25人，从长沙乘船出发，到汉口后转火车直赴北京。

火车行至河南省郾城县漯河寨境内，因大雨沙河涨水，铁路被洪水冲断，一时不能前进。毛泽东一行人便被滞留在了许昌。

毛泽东、罗章龙、陈绍休趁机结伴游览魏都旧墟。他们3人在魏都旧墟吟诵曹操的《短歌行》，又吟诵《让县自明本志令》。他们看着眼前颓废的景物，可真是萧条异代，不禁抚今追昔，激情慷慨，不能自已。于是，毛泽东和罗章龙即联《过魏都》七绝一首：

罗章龙：横槊赋诗意飞扬，

毛泽东：《自明本志》好文章。萧条异代西田墓，

罗章龙：铜雀荒伦落夕阳。

毛泽东又利用候车的一天一夜时间，组织大家到郾城城郊的农村去考察，了解北方农村的风俗习惯和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毛泽东还邀了两位同伴，到了漯河寨，看到了农村破败不堪的景象，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第二天，毛泽东和同伴们步行到了许昌，继续乘车前行。

8月19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

新民学会会员多数散居在湖南各县设在北京的会馆里，而毛泽东来京时向同学们借的路费，又已经花完了，身无分文的他，只好到豆腐池9号杨怀中家中暂住。

毛泽东的到来，使杨怀中一家人十分欢喜，他们非常热情地款待了他。但是由于杨怀中先生家里的住宿条件也不是太好，只好安排毛泽东和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毛泽东一直和杨怀中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原来的老师现在成了他最知心的朋友。

新民学会会员散居在各处，每天都要来往奔波，相互之间的联系、学习、讨论问题，都极不方便。不久，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8个人商量着，就搬到了一起，他们聚居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东巷7号。这是一个破旧的小院子。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房租、吃饭加上冬季买煤烧炕的费用，使得他们手头十分拮据，8个人只好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大炕，大被同眠”。湖南人从来没有穿过大衣，可是在北京的冬季，没有大衣是不行的，每个人都买一件大衣又不可能，他们8个人只好合买一件轮流穿，以抵御迅速席卷北京的严寒。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起了他们这一段十分清苦而又情趣盎然的生活状况，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7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旁边的人打招乎。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再说毛泽东一行到北京之后不久，萧子升很快就接受了蔡元培和李石曾的邀请，出任华法教育会的秘书。他同时又和毛泽东、蔡和森共同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

在北京等候赴法的湖南青年，很快就达到了四五十人，湖南成为全国来京人数最多的省份。由于华法教育会工作比较松懈，尚没有创造好出国的条件，那些准备赴法留学的青年一时还不能启程，这就使新民学会会员中的一部分人也出现了急躁情绪。

毛泽东一方面安慰大家，反复说明充分准备的必要性，一方面和蔡和森等人一起，频繁奔走于有关方面。在杨怀中的协助下，华法教育会召集了专门会议，研究安排湖南青年学习和赴法的问题。蔡元培同意为湖南先办一个预备班，共60人。

预备班在方家胡同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由蔡元培主持，杨怀中讲了话，还邀请一批湖南名流参加。会后，在报纸上发了消息。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其它各省的青年，也陆续来到北京。

留学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学习法语。预备班分设3处，萧子升、萧子璋、陈绍休、熊光楚、罗学瓒等人，留在北京大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以及李富春、贺果等，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一面学习法文，一面学习机械学和机械制图。蔡和森到河北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他在学习法文的同时，担任了初级班的国文教员。

后来，华法教育会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又增设了一个班。

尽管出国留学可以得到资助，但每个学生出国留学还得花些路费。毛泽东早已债台高筑，无法再向有钱的熟人张口借钱。所以，他没有参加预备班，留在北京总揽全局。

在这期间，身在河北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的蔡和森，还时常和毛泽东保持通信联系，把他到北京后的那些见闻和想法，一一告诉毛泽东，还特别在信中提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事情，他表示要效法列宁，以列宁为导师。毛泽东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由于生活费用没有来源，因此生活非常拮据，这就迫使他急于谋求一个职业。经杨怀中先生介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写了一个条子，蔡元培写道：

“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

毛泽东来到沙滩红楼一楼，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长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先辈李大钊。他将蔡元培写的条子交给了李大钊，说明了来意。就这样，毛泽东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

毛泽东所住的景山东街，与杨怀中家相距不远，师生之间来往十分频繁。这时，杨开慧已出落成一个婷婷玉立的少女，正值豆蔻年华，情窦已开。它乡遇故知，欣喜自不必说。

毛泽东经常把进步书报及自己写的日记、学习笔记送给杨开慧阅读。在这些交往中，他们进一步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于是，两人一起阅读进步书刊，探讨问题，点评时事。在不知不觉中，这对年轻人双双坠入了爱河。

女儿心中的秘密自然难逃父母的视线。杨怀中夫妇开始对杨开慧与毛泽东的交往，予以更多的关注。

有一次，杨怀中的好友北大教授章士钊来家做客，杨开慧为客人沏茶。章士钊随口问道：

“令爱是否已经许配人家？”

杨怀中说：

“有位叫毛泽东的青年与开慧有些往来。他原来是我的学生，就学识来说是很不错的。就人品来说，也很不错。可有位先生曾对我说，毛泽东行动举止与众不同，劝我不要把女儿许配给他。”

章士钊说：

“有机会，你是不是让我见见毛泽东？”

后来，在章士钊举行的一次讲演会上，有人告诉他毛泽东就坐在几排几号。章士钊在演讲中，总要时不时地瞟一眼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比一般学生要高出半个头，他那长长的头发朝脑后梳去，露出宽宽的额头。毛泽东听课全神贯注，很少记笔记，偶尔记上几笔，动作潇洒利落，举止大方。章士钊结束了讲座，也顾不得回宿舍，就来到了杨怀中家中，他非常认真地对杨怀中说：

“杨先生，你不要犹豫了，赶紧把令爱许配给毛泽东。”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秋桐等。章士钊于1881年3月20日出生在湖南善化县，即现在的长沙。早年曾任《苏报》主编。1907年赴英国留学。辛亥革命爆发后，章士钊弃学归国，在上海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兼任江苏省教育司长、都督府顾问。1913年7月，孙中山任命他为讨袁军秘书长。讨袁失败后，亡命日本。他在东京与陈独秀创办《甲寅》月刊。1917年11月，应聘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18年，他推荐李大钊继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福和中学老师

且说杨怀中夫妻二人也眼见得毛泽东和女儿爱得越来越深，从此也就默许了女儿的选择。

毛泽东和杨开慧形影相随，或漫步古都街头，或相约于美丽公园，故宫、北海、香山，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秋天的红叶，冬天的腊梅，在这一对年轻人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充分体味着初恋的甜蜜。

毛泽东在图书馆的工作地点是第3阅览室，也叫“日报阅览室”或“新闻纸阅览室”。他的职责是具体负责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其中有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神州日报》、北京《国民公报》、《惟一日报》、《顺天时报》、《申寅日报》等。

毛泽东在上班时，身着褪了色的蓝长衫，穿一双布鞋，或忙碌在大窗户下的三屉办公桌前，或穿梭于书架之间。他在这里的工作既平凡又琐碎，待遇也菲薄，每月月薪只有8块银元。但这对毛泽东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

北京是新文化的中心，而北京大学则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战场。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从而使各种思潮在这里传播，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都曾经在这里任过教。

这一切都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吸引力。对于矢志要进行大规模自由研究的他来说，这里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毛泽东像在湖南第一师范当学生时的那样，贪婪地读着各种书报杂志。他利用管理报刊之便，不必花钱，就可以把图书馆里的书刊读个够，这里有着许多他还不知道的新鲜的知识和思想，对于捉襟见肘的他来说，实在是太实惠了。毛泽东阅读了大量新出版的报纸杂志，汲取了许多新知识。

此时与毛泽东处境很相似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毛泽东在图书馆结识的一个在北大读书的穷学生许德珩。

许德珩，1890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许德珩冬衣不能御寒，课余时间他就呆在有炉火的图书馆读书，既取了暖，又获得了知识。毛泽东本是好学之人，对勤奋学习的许德珩很有好感，二人交谈读书心得，研究社会问题，志趣很是相投。

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不断增长，思想也越来越激进。他也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常常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同学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并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毛泽东还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经常去旁听他所感兴趣的一些新派人物的课，结交拜访一些名流学者。

胡适，字适之，1891年出生于安徽绩溪，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有一次，毛泽东去听胡适的讲座，他斗胆写了一个条子传上去，向胡适提出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问题。

傅斯年、罗家伦是北京大学学生中的风头人物。他们主编的《新潮》杂志，激烈地抨击封建文化，提倡“文学革命”，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毛泽东对他们很感兴趣，可是他们却看不起这个来自湖南的“土里土气”的青年。

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曾谈到他在图书馆的情况：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往来。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试图同他们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我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张国焘，1897年出生于韶山以东的江西萍乡的一个地主家庭。1917年春，张国焘在北京大学读理工预科。他在北大学生的斗争中，逐步成为“狂热爱国的人物”。他同邓中夏等人还在1918年10月20日发起组织了“国民杂志社”。张国焘同“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俨然是北大学生的领袖。

尽管如此，毛泽东却得到了李大钊的器重。这个时候，对毛泽东的思想发生直接影响的就是李大钊先生。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比毛泽东年长近4岁。

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于1917年冬受聘北京大学，1918年5月出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并接替章士钊为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后，积极扩充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少激进的学生常到图书馆来请他介绍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他一起讨论研究各种思潮，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来到北京时，李大钊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因此，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实际上成了北京大学校内的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毛泽东时常到李大钊那里去请教，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与李大钊朝夕相处，自然直接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就很大。李大钊的名气虽然很大，但是他和毛泽东谈得很投机。在工作之余，或是在李大钊翻阅报刊的时候，俩人经常聚在一起畅谈，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认真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

1918年10月，李大钊亲自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协会”。同年冬，毛泽东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在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蔡元培在成立会上发表了演说。新闻学研究会每周活动两次，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研究会的活动。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李大钊穿着棉布长袍，昂首阔步登上讲台，台下数千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毛泽东专程赶到广场，聆听了李大钊的讲演。后来，他还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又参加了李大钊等组织的学生研究各种新思潮活动，开始逐步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放弃了许多他原来赞成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在很短的时间内，毛泽东表现出来的不凡抱负、理想和才干，得到了李大钊的尊重和赞扬，李大钊称赞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新青年的创造”。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

“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国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经杨怀中先生介绍，还认识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通过几次短暂的接触，陈独秀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使毛泽东十分叹服。

毛泽东除了经常拜访杨怀中、黎锦熙、符定一3位老师之外，就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陈独秀等谈学术和人生问题，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等各种问题。以求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在这期间，毛泽东同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邓中夏，还有他的老朋友罗章龙等一些进步青年，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还参加了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进步青年组织的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到海淀、长辛店等地，向工人、农民传播革命思想。

毛泽东一面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学习，一面积极组织湖南学生开展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这时，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有一部分被安排到设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留法预备班，进行半工半读。他先后两次来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对工厂进行了调查。

毛泽东深入了解工厂和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在职工中寻东问西，从生产细节到工厂范围、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做了详尽的调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细致地调查大型现代产业工厂和深入地接触众多的产业工人，对促进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据何长工回忆：毛泽东在解决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国内的学习生活问题之后，就进一步为他们出国做准备。当时，最要紧的是筹备赴欧旅费。

毛泽东为了筹办这批青年赴法路费，在杨怀中先生的协助下，把控制在范源濂、熊希龄等人手中的一笔款子的利息，也就是他们存入大俄国道胜银行的前清户部应该退还给湖南的粮盐两税超额余款的利息，提取了出来，作为湖南勤工俭学学生的赴欧旅费。

毛泽东的热情工作，受到了新民学会会员和勤工俭学学生的好评。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写道：

“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学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钦佩。”

1918年冬，毛泽东和萧子璋觉得没有见过大海是一大憾事，为着看大海，便开始了天津之旅。二人先乘火车到天津，然后转车到大沽口，可下了车到海滨一看，哪里有万倾波涛？连水都没有！只见前面白茫茫的一片，完全是一个冰的世界。既然来到了海滨，就是结了冰，也得在上面走走才过瘾，他俩约定，各向一个方向走去，绕它一周，回到原地集合。于是，毛泽东向西，萧子璋向东，沿海滨走去。萧子璋走了半圈，眼前现出一个木头小屋，见屋内一个中年男子正在生火烧水，便径直走上前去。男子奇怪地问他：你从哪来？萧子璋说，我是南方人，是来看海的。不一会儿，毛泽东也到了，主人给他们泡茶喝。二人坐了一会儿，谢了主人，又分头沿海滨绕去。待萧子璋回到原地，等了许久，觉得脚都冻麻木了，毛泽东才回来。萧子璋问他哪儿了，毛泽东笑道：

“我有意找‘蓬莱仙岛’的，谁知什么也没找到。”

上得岸来，他们乘车返回天津已经是晚上了，街上一片灯光。二人都急着小便，但找不到厕所，毛泽东只好去问警察。警察听他一口湖南话，又见萧子璋抱着一个大皮包，就起了疑心，要检查皮包。毛泽东有意逗他，从萧子璋手里拿过皮包，紧紧抱住。警察愈加怀疑，硬要看，毛泽东硬是不给。警察抢过去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两条毛巾和牙刷之外，尽是些蚌壳之类。毛泽东和萧子璋看着警察一脸的窘态，哈哈大笑，也忘了要办的事，接过皮包，找到一个小摊位买了几个天津锅贴吃了，顺便进店找到了便所才算了事。

1919年1月，毛泽东除了抽空继续在北大旁听著名教授的课以外，又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邓中夏是哲学会的会员，他们一起交流读书心得，研究新思潮、新理论，一道进行社会调查。

毛泽东在参加这些研究会的活动中，又认识了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人。尤其是邵飘萍对毛泽东的帮助很大。邵飘萍此时担任《京报》总编辑，他还是新闻学研究会中有关办报业务的主讲老师。毛泽东由此又参加了新闻研究会。

1919年2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记载：

“新闻研究会于19日午后，在文科第34教室开改组大会，校长亲临演说。是日，会员到会者为毛泽东等24人。”

毛泽东曾在新闻学研究会听邵飘萍讲《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还多次拜访邵飘萍，在新闻理论知识方面得到了邵飘萍的许多教益，这对他后来回湘主编《湘江评论》等刊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19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理科第16教室，又聆听了李大钊对新闻研究会会员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北京期间，最后一次听李大钊的演说。

这正是：牛儿得草鱼得水，马有伯乐自奋飞。

高人尚需高人识，来日春风谁能追？

欲知毛泽东今后将向何处发展，请看下章介绍。

东方翁曰：毛泽东是一个最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尽管生活清苦，捉襟见肘，债台高筑，但他始终兢兢业业地为同学们的赴法勤工俭学而奔走。他自己之所以不去赴法，不是他不想去，而是囿于经济条件不允许他去罢了！事事因人制宜，不可强求。出国深造固然重要，可在国内深造也未尝不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就是一个实例。他在北大期间，尽管多受冷遇，但他并没有妄自菲薄，依旧是依靠旧友，广交新朋，不断地向周围的人们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特别是在他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之后，就开始了他一生中的伟大的转变，由急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变。以至多少年之后，毛泽东还始终念念不忘这两个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大的引路人。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12

第12章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话说毛泽东是个大孝子，在双亲中尤其敬重他的母亲。正当他在北京大学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家中的来信，说是母亲在3月初由于淋巴腺炎复发，病情日渐沉重。他心里非常着急，就要赶回湖南为母亲治病。此时正好有一批湖南青年已经做好了赴法准备，于是，毛泽东准备绕道上海，送走赴法同学后就回湖南去。毛泽东在离开北京前夕，前去拜访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终于答应，他将予以支持。毛泽东又去拜别恩师杨怀中先生。杨开慧得知心爱的人分别在即，自有一股难以言传的离别愁绪，她亲自去送别毛泽东，嘱咐他要随时来信。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偕同萧子升等先期赴法的湖南青年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可是当他到达浦口的时候，身上又已经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还没有买车票呢。此时，没有人可以借一点钱给他，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离开浦口。更糟糕的是，他仅有的一双鞋子，也让小偷给偷走了。这可怎么办呢？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毛泽东的运气总算不坏，他在火车站遇到了一个从湖南到上海的老朋友，这个老朋友成了毛泽东的救命菩萨，他借给毛泽东了10元钱。毛泽东除了买一双鞋外，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毛泽东的这个老朋友不是别人，他就是李中。李中，字印霞，生于湖南湘乡县上里村。1913年秋，和蔡和森一起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编入第七班，与毛泽东是老同学。毕业后，李中在上海进了江南造船厂当钳工。后来，李中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又转入共产党。1920年9月，他以工人李中为名，在《劳动界》第七期上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党员。此是后话，按下不表。再说毛泽东一行于3月14日到达上海。毛泽东在上海的20多天中，参加了两次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欢送会，两次到码头送别。3月15日，毛泽东参加了环球中国学生会等组织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3月17日，第一批赴法学生乘座邮船启航，毛泽东又到黄埔江码头为湖南青年送行。3月29日，毛泽东参加了又一批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3月31日，毛泽东又到码头道行。毛泽东在为赴法学友送行时，许多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友曾恳切邀请他同行，但他却断然决定留在国内。他解释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大陆，自己所知甚少，所见亦浅。然而，祖国正在伟大的动乱中过着生活，我感觉着不能站在这样的决战的生活圈外。假若，我把时间花在本国，则对本国有利。”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在上海打起行囊，一路上步行兼乘车船，好不容易回到了长沙。毛泽东一到长沙，就接到了杨开慧的来信，信中的称呼已是一个字：“润”；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回信中，称呼也是一个字：“霞”。此时的毛泽东，思想虽然时时漫游在常人所不能及的世界里，可他的处境却非常艰难，他只能在湖南大学为报考者而准备的学生宿舍里，找到一张床位，安顿下来，每天过着十分清贫的物质生活。他那双大脚上穿的是草鞋，因为草鞋便宜而实用；吃的饭食主要是蚕豆和大米，还得常常依赖好友们的接济。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要继续主持新民学会的会务。有一天，他来到长沙修业小学，看望同窗5年半的好友、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周世钊是在一师毕业后经王季范的介绍，到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国文教员的。老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向周世钊详细介绍了他在北京、上海的活动情况，还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因为外交失败的消息引起了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世钊非常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末了，他问起毛泽东现在住在哪里？毛泽东说，尚未定下来。周世钊便邀毛泽东到修业小学来同住。他还告诉毛泽东说，修业小学高小部正缺少一个历史教师，每周只有6节课，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来教这几节历史课，还不妨碍其它工作。毛泽东正急需一个能够解决生活费用问题的固定职业，一听说竟有如此好事，便欣然应允了。毛泽东来到长沙修业小学后，和周世钊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依然是很清苦。毛泽东的被子特别单薄，天气一变，晚上感到寒冷难耐，就不得不卷起自己的被子，像在一师学习时曾经多次睡在一张床上一样，到周世钊的床上同他睡在一起。毛泽东在历史课教学中每每结合现实斗争，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他的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他还和周世钊共同指导小学生，创办了《小学生》半月刊，内容有小言论、小批评、小文艺和重要新闻等。学生们居然也谈起国家大事来了，他们所写的那些反对日本、抵制外货，抨击军阀统治，申讨卖国奸贼；以及反对旧教育，提倡新道德的文章，经常在《小学生》上刊出。毛泽东除教书外，他利用一切时间，广泛接触长沙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和青年学生，进行各种联络活动，向他们讲述几个月来自己在北京、上海的经历，介绍所接触的一些值得钦佩的人物。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毛泽东便写信让大弟弟毛泽民和妹妹毛泽建把母亲从韶山护送到长沙，住在蔡和森家里，为母亲治病。毛泽东亲侍汤药，精心照料。4月28日，毛泽东给舅父舅母写了一封信，他写道：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曁舅母大人尊鉴：甥自去夏拜别，忽忽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屐瞩多亨，为颂为慰。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因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3月12号动身，14号到上海，因事勾留20天，4月6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肃颂福安！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未另。愚甥  毛泽东禀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约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到楚恰小学开会，在会上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介绍了国内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说明了在新思潮激荡下中国人民逐渐觉悟的事实，并提出了组织青年学生进行斗争的意见。自此，他站在斗争的前列，率领新民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校，拟写传单，动员青年学生起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就在这时，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出了很多代表，分赴各省活动。邓中夏和他的一位同学也于5月下旬来到长沙，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问题。5月23日上午，毛泽东和蒋竹如、张国基等人来到第一师范后山操坪上，商谈如何响应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的问题。他们决定第二天分头行动，要求每个学校推荐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在这几天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到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明德中学等学校进行活动，他向学生骨干们提出：“反帝爱国方向要明确，力争山东主权完整，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要有统一组织，力量集中；要准备对付张敬尧所施加的压迫。”5月25日上午，毛泽东同蒋竹如、陈书农等与各校学生代表在楚怡小学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湖南商专的易礼容、彭璜，湖南工专的柳敏，湖南法专的夏正猷、黎宗烈，明德中学的唐耀章，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李振翩，周南女校的魏壁、劳启荣，楚怡工业学校的朱后郑，长沙师范的缪瑞祥、高标，妙高峰中学的何培元等，共计20多人。毛泽东首先介绍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总干事邓中夏与各校代表见面。邓中夏报告了北京学生运动发生的经过，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爱国学生。毛泽东提出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与会者一致赞成。会议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发动学生总罢课，以推动反帝爱国运动。  这次会议结束后，各校代表返回自己的学校，他们分头进行组织和发动工作。毛泽东也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学生的政治活动上，他亲自拟写传单，与其他学生会会员一道，积极进行串连发动。5月28日，经过几天的联络和协商，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会址设在长沙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法专代表夏正猷被推选担任会长，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担任副会长。彭璜，字殷柏，又作荫柏，1896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长沙商业专科的学生。毛泽东虽然不是学联的成员，但他每天都要到学联去和学联的负责人们研究问题，指导学联的各项活动。他成为这个学生组织实际上的领导者。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湖南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得湖南督军张敬尧深感对自已不利，于是他就开始对长沙进行严密的控制和封锁。他每天派人检查报刊，严禁登载有关五四运动的消息，并责厉管制学生，禁止学生上街“寻事”。湖南省学联不顾军阀张敬尧的重重阻挠，迅速发动全省学生进行总罢课。1919年6月3日，省学联发表了罢课宣言。宣言中说：“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 ”，湖南学生“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罢课宣言还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等内容的要求。6月3日这一天，长沙大多数学校实行了罢课，只有明德中学、湖南法专和几个女校没有行动起来。省学联对于湖南法专迟迟不行动，表示非常不满，夏正猷因此引咎辞职，于是，彭璜就被推举为省学联会长。毛泽东亲自前往明德中学进行说服工作，明德中学随后也实现了罢课。接着，各县学生纷纷响应，学生爱国运动遍及全省。在这次学生爱国运动中，毛泽东和学生们一起，涌向街头进行爱国演讲、宣传，并积极开展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夺回青岛、坚决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开展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日爱国运动，是省学联组织的除罢课以外的一个重要活动。学联组织了许多讲演队、戏剧队和检查队，每天轮流到街道和码头进行活动，并同搬运工人、店员结合起来，监视和揭穿一些商人名义上维持国货、实际上暗暗倒卖日货的行为。再说此时毛泽东母亲的病情日渐严重，尽管毛泽东悉心照料，但是母亲的病终因积重难返，已经不是汤药所能回天的了。文七妹在长沙住了两个月后，自知不久于人世，就要求回故乡韶山。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一起，搀扶着母亲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是文七妹一生中第一次照相，也是她最后一次照相。文七妹在回乡临走前，心事重重地对毛泽东说：“润之呀，我的病治不好不要紧，就是有一件事放心不下。”毛泽东急忙问母亲何事。文七妹拉着毛泽东的手，嘱托说：“你父亲兄弟4人，只有泽建一个女儿，你要把她当亲妹妹看待，带她读点书，日后好在外面找点事做。我不行了，只希望你们好。”毛泽东眼含热泪，连连点头说：“母亲，你放心，我一定把泽建当亲妹妹看。”就这样，毛泽建与三哥恋恋不舍地分手，和毛泽民一起陪同母亲回到了韶山。6月下旬，北京学生再次示威请愿，阻止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一直在北京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的蔡和森，带领陈绍休、贺果、唐铎及北京法文专修馆的湖南同学，参加了这次游行。此一时期，蔡和森极力称道和宣传毛泽东，他常把毛泽东介绍给别的朋友，说毛泽东是“了不起的人物”，“坐定如山，意坚如铁”，“言不及似，只为天下大事”。1919年7月7日，长沙省学联和国货维持会联合各界人民举行了焚烧日货游行示威大会。“游行队伍前面高举着‘烧毁日货游行大会’和‘同胞们注意，切勿买日货’的大旗，学生每人肩负一匹日本布，后面跟着绸布业的店员工人，最后是国货维持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旗帜。到了教育会坪，学生们将布匹摊放坪中，浇上煤油焚烧。直到布匹烧成了灰，游行队伍和参观群众才离开。”7月9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省学联联合工商各界召开会议，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组成了包括20个代表的各界联合会代表团。会议提出，国家前途危险已达极端，号召湖南各界起来，“推翻武人政治”。湖南各界联合会以学联组织的“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7月间，“救国十人团”已发展到400多个。与此同时，毛泽东主持的新民学会也再斗争中壮大起来，夏曦、向警予等新入会的会员多达70多人。新民学会修改了章程，设立了“评议”、“执行”两个部，毛泽东、周世钊等8人为评议员；何叔衡、李思安为正副执行委员。五四运动后，长沙各校学生出版了10多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有《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但大多数锐气不足。为了提高群众觉悟，扩大革命影响，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毛泽东认为迫切需要创办一个革命刊物。省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周刊，并由毛泽东担任主编。于是，毛泽东就在修业小学开始创办《湘江评论》了。7月14日，毛泽东经过10多天的紧张筹备，《湘江评论》创刊号在长沙正式出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启事中说，《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一开始便写道：“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样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毛泽东在创刊宣言的最后宣告：“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文章中热情地赞扬了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散发传单的革命行为，高度地评价了陈独秀的思想和作用。他还写道：“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为有个人，不认为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扑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时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塞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抵了！”毛泽东在文章的最后大声疾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毛泽东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组短文，批驳封建主义，号召妇女们组织起“女子革命军”，冲破封建主义的枷锁，求得自身的解放。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将创刊号寄给北京的朋友们。李大钊看了以后，认为《湘江评论》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一个刊物；他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全国读者推荐说：“能看到这份很好的兄弟期刊，令人非常高兴。”他还在《每周期刊》第36期《新刊评介》中介绍说：“《湘江评论》的长处在议论一方面。”

毛泽东还将《湘江评论》寄给恽代英，请他在互助社举办的贩卖部代为销售，在武昌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

恽代英，字子毅，祖籍江苏省武进县，1895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书香世家。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昌创立了互助社。1918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了新民学会后，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1918年，恽代英在中华大学毕业，留校任中学部主任。1919年，他是“五、四”运动在武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再说毛泽东在7月21日，发行了《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他在“临时增刊”第一号上发表了他所撰写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专门介绍了长沙教育界陈润霖、徐特立、朱剑帆等人在6月15日成立的、“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的健学会。

毛泽东称健学会的成立，为湖南思想界“空前的创闻”；他批评湖南思想界“20年以来，黯淡已极”。毛泽东文章中写道：

“20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行《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慨。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舰。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但是时至今日，湖南却仍然是“自大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思想。表面上热热闹闹，里面却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对于“西学”、“新法”，总是羞羞答答，什么“中国的礼教用于万国，西洋只有格致枪炮利害，学来这一点便得”。“设若议论稍不如此，便被人看作‘心醉欧风者流’，要受一世人的唾骂了。”“对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

毛泽东笔锋一转，为新思潮的兴起叫好，他写道：

“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一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州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到了湖南，而健学会遂以成立。”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对健学会提出了希望，希望健学会要有研究的精神，批评的精神，敢于打破奴隶思想，向权威挑战。毛泽东写道：

“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

毛泽东还写道：

“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什么中国‘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德’、‘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说这独霸，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2000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毛泽东在这一期“临时增刊》上，还刊登了恽代英寄来的《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一文，文章揭露了湖北督军王占元血腥镇压武汉爱国学生运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六.三”惨案，愤怒声讨王占元捕杀学生的滔天罪行。   

毛泽东根据《湘江评论》的主旨和任务，撰写了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又写出了国际、国内大事述评各种杂感30多篇。这些文章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无情地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改革和斗争，宣传解放决思想，冲破迷信和传统的束缚。他在第3期上发表的《不信科学便死》一文中写道：

“两星期前，长沙城里的大雷电触死了数人。岳麓山的老树下一个屋子里面，也被电触死了数人。城里街衢污秽，电气独多，应建高塔，设避雷针数处。老树电多，不宜在它的下面筑屋。这点科学常识，谁也应该晓得。长沙城里的警察，长沙城里30余万的居民，没一人有闲工夫注意它。有些人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知死因。可怜！”

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在1919年7月21日开始在第2、3、4期上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一部分一开头就写道：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他在文章中热情地讴歌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他写道：

“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10万，忽然将鹫旗易成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毛泽东还在文章中介绍了伟大的导师马克思，他写道：

“联合以后，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拼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二部分重点论述了“民众的大联合，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始基”，他还在结尾部分写道：

“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份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三部分写道：

“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他在文章的最后，满怀信心的写道：

“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受到了各方面广泛的好评。李大钊称赞说：“《湘江评论》第2、3、4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的意外的欢喜。”他还在《新生活》第19期上发表题为《大联合》的短论，赞扬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主张，说：“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大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众大联合的基础。”

毛泽东通过《湘江评论》号召人们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作、敢为。湖南军阀张敬尧非常憎恨革命，他极力污蔑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党是“过激党”。社会上一些盲目追随反动派的人们，看到《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后，也跟着张敬尧吠声吠影，他们四处叫喊着：

“湖南不得了，过激党也。”

毛泽东对此在《研究过激党》的杂评中警告说：

“过激党这么利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什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不然，一旦“过激党布齐全国，相惊而走，已没得走处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泽东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帝国主义。他抨击的矛头所向，首先是巴黎和会中的分赃活动。毛泽东写下了一篇篇匕首般的杂文，指斥帝国主义的分赃活动：

“我以为直是不要脸！”

毛泽东还告诫人们，不以为签订了“和约”，就彻底解决了帝国义之间的矛盾，新的战争仍将发生。毛泽东警告那些“高傲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不能旰食的日子快要到哩！”“总有一天会要头疼！”

他嘲笑法国首相克里孟梭是无知的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可怜得很啊！”

毛泽东在《高兴和沉痛》一文中，辩证地分析总结了近代欧洲历史的重大事件，他说：

“我们执因果而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关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

“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

历史的发展果然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一伟大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的铁蹄无情地践踏了法兰西。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毛泽东泼辣而又酣畅的文字，不禁令广大读者感到痛快淋漓。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所表述的主要思想，说明他正在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尽管他曾主张平民主义，地强权要用群众联合的方法，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湘江评论》同当时全国众多的刊物相比，思想性和战斗性都位于最强之列，并且，文风新颖，通俗易懂，气势恢宏，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当时广大青年和爱国进步人士争相传阅的报纸。

创刊号两千份当天全部销完，后来又重新印了两千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从第二期起即改印五千份。这在当时的湖南其印刷量是很大的。

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取得了成功，同时，也引起了统治者的仇恨和守旧派的反对，他们把《湘江评论》说成是“怪人怪论”、“无稽之谈”、“异邦邪说”、“大逆不道”。以张敬尧为首的军阀统治集团，更是把它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摧毁它。

1919年8月中旬，由于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张敬尧的军警包围了省学生联合会，胁迫学联会长彭瑛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张贴布告，解散学联，并查封了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第五号刚刚印出，还未来得及发行，就被张敬尧的军警没收了

这正是：五四湘潮卷长沙，真理在我六不怕。

首倡革命大联合，笔锋恣肆扫天下。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斗争，请看下章分解。

东方翁曰：我观毛公大文，非如椽之笔不能为此也！可以说没有他那10年的苦读，出不了这等文采，没有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难得有如此的政见，正所谓厚积薄发者是也。如此大文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读来，也不免使人心旌摇动！检索20世纪的那些文章大家，除了鲁迅等极少数人之外，还真是少有其匹者也！

毛泽东在《高兴和沉痛》一文中，又有一个惊人的预言，他说：“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果不其然，20年后希特勒法西斯的铁蹄真的践踏了法兰西。正如他所预料的中日关系之结果一样，岂不是神乎其神么！

中国爱和平

毛泽东，千古一帝，恩泽华夏。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13

第13章

“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

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

话说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但它以远见卓识的内容、热情奔放的革命激情和彻底无畏的战斗风格，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有人说它是湘江的怒吼，有人说它是湖南人民的声音。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评价它说：

“著论选材，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

北京《晨报》说它是“内容完备”，“魅力非常足”。

成都出版的《星期日》转载过《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全文，上海的刊物上也介绍过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

杨开慧从《每周评论》载文中，得悉毛泽东是《湘江评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心情也十分激动。

《湘江评论》影响非常深远，许多青年学生是从阅读它才开始觉悟，走向了革命的道路。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郭亮就是从反动派查抄的**中，偷看了《湘江评论》，从家里来到长沙，找到毛泽东后走上革命道路的。

萧劲光在后来悼念任弼时的一篇文章中说：任弼时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的。

毛泽东为办好这个《湘江评论》这个刊物，可谓是全力以赴，呕心沥血。据周世钊回忆说：

“《湘江评论》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写的。刊物在将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常不能收齐，毛泽东同志只好自己动笔连夜赶写。

他在白天事情很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去彼来，所以他写稿子经常是在夜晚才动手。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

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木板。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我劝他晚上早点休息，他又总以约稿未齐、出版期迫、不得不多写几篇、少睡几点钟没有关系来回答。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卖。

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账、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布长衣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朋友想借钱给他添置点必要的衣物，都被他谢绝。”

《湘江评论》是每周一期，四开一张，增刊八开一张，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从创刊到被封闭，一共出版了5期和1期“临时增刊”。

据统计，除了至今尚未找到的第5期以外，《湘江评论》共载有长短文章83篇，其中有56篇是新民学会会员们所撰写的。这些撰稿的会员有毛泽东、萧子璋、蒋竹如、陈书农、萧子升、陈子博等，而毛泽东写的最多，共有40余篇。

再说省学联被解散、《湘江评论》被查封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同留守在长沙的学联骨干分子在何叔衡的住处开会，大家决定联合学生，宣传张敬尧的暴行，并积极准备驱逐张敬尧出湖南。

此时，湖南人民对张敬尧的残暴统治愤恨至极，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民歌歌词说：

“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社会各界一致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湘江评论》虽然被查封了，毛泽东还和学联其他负责人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谋划通过其它渠道，继续宣传新思想。

此时，各学校学生会的周刊，如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女子中学的《女界钟》、修业小学的《小学生》等刊物，仍在继续出版。为了更好地统一步伐，毛泽东倡议和领导成立了“学生周刊联合会”，各周刊派一名代表参加，每周开会一次，研究协商宣传的内容。   

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斗争，基本上是立足于湖南，但他同时也时刻关注着全国。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由此，他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初露端倪，从而挑起了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间的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批驳了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在文章中说，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李大钊还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以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

对政治问题特别敏感的毛泽东，也立即加入了这一争论。9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向全国各有关团体和个人发出他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

邓中夏收到毛泽东寄给他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后，将这个章程全文发表在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并附发了启事：

“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毛泽东发出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共分12条。他在第1条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则应当“先从研究入手”。

毛泽东在第2条中列出了需要研究的大小问题有144个，其中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际等方面的诸多实际问题。

毛泽东在第3条中提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

其它诸如第5条规定：“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第6条提出：“问题之研究，注重有关现代人生者。然后未来而可以预测之问题，亦注重之问题”。

从这个章程看，此时的毛泽东既受到了胡适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但是，毛泽东明显地不同意胡适所主张的不要主义指导的一个个问题孤立地研究，而赞同李大钊提出的问题和主义分不开的观点。他自己的主要观点是要研究问题，必须先研究主义，必须以主义为指导，必须与实地调查相结合。

再说1919年9月初，毛泽东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和《新湖南》周刊主编龙伯坚、编委李振翩、张维的邀请，担任了他们学生会主办的《新湖南》周刊的总编辑。

原来，《新湖南》的思想性、战斗性本来就较弱，办到第6期后因学校放暑假，能为它写稿的人就更少了。龙伯坚、李振翩等极佩服《湘江评论》的战斗精神，于是他们商议着请毛泽东来主编《新湖南》。

这一天，龙伯坚、李振翩、张维约毛泽东在图书馆见面。图书馆里放着一张长桌，几张板凳。毛泽东身着一件很干净的长袍正在阅读报纸，见他们来了，便放下报纸，微笑着站起来迎接他们。经过商量，毛泽东答应接办《新湖南》。自此以后，李振翩与毛泽东常来常往，关系日渐密切。

毛泽东从《新湖南》第七期接手总编后，发扬《湘江评论》的战斗精神，在第7期“刷新宣言”中，提出周刊的宗旨是：

“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

毛泽东还在宣言中写道：

“第7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4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就是一切势力Authoritv也更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省学联骨干再一次酝酿驱逐张敬尧的问题。他在这次会议上就驱驱逐张敬尧的意义和行动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现在北洋军阀内讧正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

毛泽东当场布置了如下任务：

一、尽可能策动教职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的驱张运动；

二、指派学联会长彭璜及商专代表李凤池等人去上海，作反张的宣传，并联络省外的驱张力量共同行动；

三、积极恢复学联，作好由爱国运动转入驱张运动的准备。

1919年10月初，正当毛泽东在长沙忙于发动驱张运动的时候，他接到了弟弟毛泽民寄来的母亲病危的特急信。

毛泽东心急如焚，急忙安排好工作，带着在长沙跟着他读书的小弟弟毛泽覃，昼夜兼程奔回韶山。然而，毛泽东还是回来晚了。当他赶到上屋场时，母亲已入棺两天了。二弟弟毛泽民告诉他说：母亲还是因患淋巴腺炎不幸逝世的。53岁（差4个月——笔者注）的母亲在10月5日临终前，还呼唤着他们弟兄们的名字。

毛泽东心如刀绞，泪如泉涌。那几天，他对着暗淡的油灯，一直守在灵前。回忆着慈母的件件往事，对母亲的思念和缅怀一直萦绕在心中。

10月8日，毛泽东在悲痛中席地而坐，对着孤灯，写出了一篇如泣如诉的《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逝。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亲友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其规。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悃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则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挚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毛泽东写罢，又作泣母灵联两副，其一是：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是：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后来，协助毛泽东办理丧事的表兄文运昌、堂兄毛宇居分别将毛泽东的《祭母文》和挽联抄录珍藏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将抄本作为文物献给了政府。

再说此时的毛泽东因驱张运动正处于发动的关键时刻，他在家仅仅等到母亲过了“头七”，就忍着悲哀，噙着泪水，与小弟弟毛泽覃一起回到了长沙。

不久，毛泽东在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时，又高度地赞扬了母亲的高贵品德。他说：

“世界上共有3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正是这第3种损己而利人的人。

10月间，毛泽东把正在生病的父亲毛顺生和堂伯父毛福生接到长沙休养。在此期间，毛泽东特地和父亲、堂伯父、小弟泽覃一起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10月22日，毛泽东同湖南教育界1272人，联合署名发出一个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选、控制省教育会的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湖南的教育事业。

1919年11月，向警予、蔡畅等在长沙发起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出“实行妇女解放！劳工神圣！工读神圣！”的口号。

毛泽东积极支持女子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给向警予的一封信中说：

“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

11月8日至10日，湖南《大公报》在“要闻”前最显著位置，刊登出：“本报特别启事”、“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布。”

自此，毛泽东又利用《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发表文章，继续揭露张敬尧的反动统治，抨击封建迷信和腐败的社会制度，宣传革命思想。

11月16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原省学联的骨干分子重建学联。成立大会发表了再组宣言，指斥张敬尧控制的湖南政府是：

“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转，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民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无何有之乡，唯一己之骄奢是纵，长此以往，后患何堪！”

省学联重新恢复以后，为了对抗张敬尧的压力，继续坚持反日爱国运动，抵制日货，照旧没收奸商的大批日货。

任弼时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他在1918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在这次斗争中，经受了斗争实践的锻炼。

11月16日至28日。毛泽东就长沙城内新娘子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向封建礼教发起了一轮猛烈地攻击。他在长沙《大公报》上先后发表了《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赵女士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等9篇论述婚姻、家庭的压迫和旧社会的罪恶的论文和杂感。他还在《女界钟》周刊讨论赵女士自杀问题的特刊上，发表了《女子自立问题》一文。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文章，集中抨击了中国的封建礼教和中国的万恶社会，他写道：

“不自由，毋宁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红了怪红的鲜血。柑子园尘秽街中被血洒满，顿化成了庄严的天衢。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

毛泽东激励人们向黑暗的封建社会猛烈冲击，他在文章中激愤地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反诘：

“你在哪里看见有男子贞节牌坊吗？”

毛泽东自此始，终生都坚持反对在任何条件下自杀的思想，他说：“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死。”

11月26日，新民学会41名会员在长沙集会合影留念，第1排6人是女学生，第2排中间有几名教师，毛泽东站在第4排，穿一身朴素长衫，剃一个游泳头，两眼炯炯有神。

11月下旬，省学联召开代表会议，决定于12月2日联合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

也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毛泽东主编的《新湖南》继《湘江评论》之后，对反动军阀张敬尧的虐政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因此，《新湖南》刚刚出到第11号，就又被张敬尧查封了。

11月25日，北京《晨报》在《长沙特约通讯》中，对刷新的《新湖南》评价是“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的‘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一号发表《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其中摘登了毛泽东为《新湖南》所写的“刷新宣言”的主要内容。《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还写道：

“《新湖南》周刊的内容，自从第7号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请列公看他第7号刷新的刷新的宣言就知道的。”

“再看它第7期的内容如何？其中精彩真是不少。最重要的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得很透。又有评中国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

12月2日，长沙工人、学生、教职员、店员约万余人，高举“民众联合”、“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旗帜，如期在教育会坪举行了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

张敬尧为了向日本人献媚，令其身为参谋长的四弟——号称“四帅”的张敬汤、义子张继忠骑马率领1营士兵和1连大刀队前往教育会坪镇压。

正当学联负责人和各校代表讲演焚烧日货的意义时，张敬汤率领人马冲进了会场。此时，张继忠指挥着人马把守着会场，张敬汤便开始向学生们训话，他高声说道：

“你们没有教育经费，张督军拿出钱来办学堂，让你们念书，你们不晓得感恩，反而来瞎胡闹。你们聚众游街，沿途抢劫。你们有书念了，为什么还要到外面来瞎胡闹呢？为什么要来当土匪抢人家货物，扰乱秩序？放火抢东西，就是土匪；男学生是男土匪，女学生是女土匪。对土匪还要讲理么？”

张敬汤说罢，对着张继忠叫道：

“打啦，办啦，这就是道理。”

张敬汤一声令下，几百个士兵蜂拥而上，用刺刀对着学生的胸膛，驱散群众。他还叫兵士把在台子上演讲的人拖下来，“批颊辱骂，并强令下跪谢罪。”殴打学生和群众“至伤十余人”。最后又搬走了群众们准备焚毁的日货。

“12.2”焚毁日货不但没有成功，学生和群众们反而受到了张敬尧弟兄的如此侮辱，长沙人民被激怒了。当天晚上，毛泽东约集学联负责人和一些学生代表开会，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张敬尧已经陷于四面楚歌之中，这次压迫爱国运动，更是引火自焚。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坚决把张敬尧从湖南赶出去，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湖南3000万人的生命。”

12月3日下午，毛泽东、蒋竹如、周世钊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和省学联骨干，聚集在白沙井枫树亭原一师校长易培基家里开会，研究形势，商讨对策。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分析了形势，他说：

“湖南人民对张敬尧恨之入骨，青年学生及教育界人士已经忍无可忍了，驱逐张敬尧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张敬尧劣迹昭著，驱逐他还可以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直、皖两系军阀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驱张有矛盾可以利用。

本来直系军阀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颇有功劳，结果湖南省省长兼督军的宝座，却落到了皖系中张敬尧的手中。而吴佩孚的部队却只能驻在衡阳，冯玉祥的16混成旅只能驻在常德。冯玉祥一直标榜民主政治，要树爱民新风，他对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极为不满。

张敬尧这次镇压反日爱国运动，侮辱学生，更是引火自焚。因而，当前是驱张的大好时机。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是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会议经过大家讨论，一致决定：立即开展驱张运动，动员和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继续游行演说。

12月4日，新民学会成员又在楚恰学校召开长沙市各校师生代表紧急会议，会议由新民学会执行委员长何叔衡主持。何叔衡根据和毛泽东事先商量好的意见，说明了驱逐张敬尧的意义和策略，提出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教师一日不受聘”的口号。

这次会议还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郴州、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一场大规模的驱张运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终于发动起来了。

12月6日，第一师范、商专、楚恰、周南等学校率先罢课；不到一个星期，长沙全部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都宣布罢课，73所学校的1200多名教职员也宣布总罢教。省学联代表长沙13000名学生向全国发出战斗誓言：

“张敬尧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回校。”

12月上旬，在长沙各校罢课的同时，各路代表团也分路出发了。何叔衡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衡阳，彭璜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上海，毛泽东则率领一个100多人的代表团前往北京。李振翩作为湘雅医学院的学生代表，跟随毛泽东进京。  

这正是：张毒祸湘似豺狼，批颊罚跪太荒唐。

自古可杀不可辱，学人一怒要驱张。

欲知毛泽东到北京如何作为，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是最敬爱他的母亲的，他那如泣如诉的祭母文和祭母联以及世上有3种人之说，可以说是对母亲最好的报答与纪念。大孝不顾家者如毛泽东，堪为世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