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前162章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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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毛泽东大传——163

第163章

“我们这次大会，是一次关系全中国4亿5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会，

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中国人民

和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话说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即陕甘宁边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山东区、晋绥区、冀热辽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浙东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建有行政公署24个，专员公署104个，县政府678个。根据地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到9l万人，民兵220万人。北平、天津、太原及全国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要道和大部分海岸线都已经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解放区已经成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基本力量。

1945年3月15日，邓**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关于形势的报告里说：每个共产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在党史上邓**第一次把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

3月31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7次会议，讨论准备向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和提交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及军事报告。刘**说：

“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

会议决定：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一内容写入党章。开始，毛泽东不同意七大党章中“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他说：

“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经过酝酿讨论和修改，毛泽东才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意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命名，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他说：

“你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个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都是从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

会议通过了七大的《政治报告》、《党章草案》、《军事报告》，通过了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确定了七大会议日程。

1945年4月初，罗斯福决定支持赫尔利的对华政策。

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公开谈话说：

“中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支持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

这是美国为了迫使中国共产党让步、打破国共谈判僵局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就采取了对苏联妥协的策略，鼓励国民党政府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签订秘密协议、同苏联举行关于签定中苏条约的谈判，企图通过苏联的影响，压迫中国共产党妥协。赫尔利4月2日的谈话，就是在这些同苏联的不光彩交易之后发表的。

4月5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日苏中立条约》将于4月期满，条约期满之后不再延长。

4月12日，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3大首领之一的罗斯福总统因病逝世。历史终于使毛泽东与这位美国伟人失之交臂。

毛泽东在罗斯福病逝之后与朱德谈起了美国总统的竞选问题。他说：

“美国正在竞选总统。我估计杜鲁门可能当上美国总统。”

朱德也说：

“蒋介石支持杜威竞选总统，我看他的算盘打错了。”

毛泽东的思路跳跃性很强，他没有接朱德的话，而是很自信地说：

“蒋介石投靠他的美国主子打内战，镇压人民，是注定要失败的！”

后来的结果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杜鲁门击败了杜威，由副总统升为总统。他一上台就赤裸裸地支持赫尔利的扶蒋**活动，开始实行向蒋介石一边倒的对华政策。是年6月，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泄密罪，将谢伟思等6名同情中国抗战民主事业的美国进步人士逮捕入狱。

再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8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经过8次修改、向全会提供3次草稿、而且是每一次都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最后定稿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给予极高的评价。《决议》对于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了正确总结。对历史上犯错误的领导人，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进行了诚恳的批评，特别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批判。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

“‘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与全国人民有关系的，对全党全国人民负责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24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

中央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王明还在家中养病。毛泽东先后3次把准备讨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稿，送给王明看，请他提意见。

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一天，王明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弼时。请他阅后转交毛泽东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各位与会者，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赞扬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检查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在信中写道：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意义。”“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3次‘左’倾路线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我郑重声明：中央根据七中全会这一决议的立场和精神，与根据对我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所犯各种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对我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都服从接受。”“我认为中央应立即撤消我在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

王明这一封信是他第一次公开向党中央系统检查自己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所犯的错误，虽然有的问题检查不全面、不深刻，可他能够向党中央承认错误，并拥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维护共产党的团结和召开七大，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此时不管王明是如何打算的，历史的一页总算掀过去了。毛泽东亲自发动、部署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至此结束。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完全就绪。李维汉后来曾深情地说：

“我永远不能忘记，延安整风是我思想解放的学校，毛泽东同志是我思想解放的老师。”

4月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七大预备会议。各地的七大代表都已集中到了延安。萧三也是七大代表之一。

可此时却出现了代表资格审查的问题。原来，在“审干”中又发现了一些有问题的代表。如果不承认其代表资格，要各个地区重新选举代表，那么由于关山阻碍，交通耗时甚多，七大又得延期。

毛泽东在听取任弼时关于代表资格问题汇报后，当机立断，他说：

“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毛泽东在预备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来是准备提交给“七大”讨论通过的。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把历史问题委托给六届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主要是由于党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最近写信也赞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团结全党两点，这是很好的，如果使用大会这个武器，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目标，而结果仍不会超过现在的草案。”

关于七大的工作方针，毛泽东说：

“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4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燥。”

“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但总要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

毛泽东号召全党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得象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预备会议确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通过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新党章和选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选出15人组成“七大”主席团，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刘**周** 任弼时 林伯渠 彭德怀 康生 陈云 陈毅 贺龙 徐向前 高岗 张闻天 彭真

选举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无表决权），代表党员121万人。

此时的王明仍在病中，他是被人用担架抬进会场的。

代表们坐在木制的长凳上，前面是一排绿色植物和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的画像。24面红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走过的路程；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个很大的“V”，表示与盟军一起反法西斯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灰色的砖墙上贴着标语，上面写着：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等等。

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和其他主席团常委刘**、周**、朱德、任弼时在主席台前就座。

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并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3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我们应该庆贺这个成功。”

毛泽东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题，致开幕词。他说：

福和中学老师

“我们这次大会，是一次关系全中国4亿5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存在着两个前途、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个是黑暗的前途，黑暗的中国之命运，这就是“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将中国拖回到灾难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裕的老状态里去”。另一个是光明的前途，光明的中国之命运，“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朱德、刘**、周**、林伯渠及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先后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彭真作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4月2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了长篇口头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大会印发了毛泽东所写的《论联合政府》的全文。毛泽东的口头报告主要讲了3个问题：1、形势与路线；2、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3、关于党的几个问题。

他在谈到党性和个性问题时说：

“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抹煞各种不同是不行的，抹煞差别性也就没有统一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差别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建立在差别性的基础上。”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七大”期间，正当春耕时节，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推动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他于4月27日为《解放日报》写了《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的社论，强调军队生产自给的重要意义，他写道：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集中必要的兵团，离开现在分散作战的地区，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不但不能生产自给了，而且，需要后方的大量的物质供给。照此看来，我们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

从4月30日开始，七大会议在继续讨论政治报告、军事报告的同时，进行了大会发言，周**、彭德怀、陈毅、高岗、张闻天、康生、博古、彭真、聂荣臻、杨尚昆、陈云、李志中、陆定一、刘伯承、朱瑞、古大存、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发了言。

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和彭德怀谈话时，彭德怀因自己在百团大战后期战役指挥上有些失误，他不无愧疚就地对毛泽东说：

“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

毛泽东说：

“华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

彭德怀又说：

“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艰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

毛泽东则说：

“锻炼了部队。”

毛泽东一席话，温暖了彭大将军的心。

1945年5月2日，毛泽东复电河南区党委书记戴季英、河南军区及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员王树声，对他们在4月25日关于河南发展现状和向伏牛山腹地扩大与建立基地的请示报告作了答复。他在电文中写道：

河南区党委：

如果你们觉得向嵩、伊、临、鲁、南召地区进展是有利的，你们可以这样做。文年生等部赴湖南广西的部队本月下旬可从延安出发。

中央   辰冬

5月11日，大会第一轮发言结束。

5月14日至15日，刘**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刘**在报告中说：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蓄了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毛泽东思想不只是在与国内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斗争中，同时又是在与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原则性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这一思想最杰出的代表者是毛泽东。“他在理论上敢于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的最大收获与最大光荣，这必将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欲知中国共产党“七大”接下来的情况怎样，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第8次会议上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可以说，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毛泽东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因为只有了解了毛泽东的整个的真实的一生，才能够正确理解他所说的“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这句话。在那个时候以及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其他人是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一生的终极目标的，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最终要干什么。尽管毛泽东历来都把他的终极目标像宣言一样宣示于众，但在别人眼里看来，那只不过是口号而已，并没有把它当真的。以至于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终极目标表现出来以后，连他的同代人甚至经他亲手培养起来的部下们，绝大多数人也都不理解，不支持，甚至于反对。更有一部分人这才真正感觉到是“狼来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64

第164章

“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即使日本侵略者

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中国人民真是多灾多难的啊！”

话说1945年5月17日，毛泽东支持召开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讨论了中央委员名额和提名方式。

5月19日，毛泽东支持召开主席团会议，通过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并决定印发各代表讨论后，在大会上通过。

5月21日至23日，七大会议继续进行个人发言，冈野进（日本共产党代表）、乌兰夫、朴一禹（朝鲜独立同盟代表）、林彪、马凤舞、刘澜涛、张鼎丞、傅钟、叶剑英先后发了言。

乌兰夫，1906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蒙古族，汉名云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乌兰夫和云继先等人发动“百灵庙暴动”，打响了蒙古族抗日第一枪。

5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召开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对大会选举问题的讨论情况的汇报。

各代表团在讨论中，有的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少而精，有的提出不要照顾山头，有的提出王明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毛泽东就大家所提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少而精的思想是好，但这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拟的名单，形式上看很庞杂，实际上大不同。现在世界形势变了，党有了3个时期的经验，整风以来25个中央委员中起了很大变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见得就很精，多一点也不见得就不精。就是说要照顾山头，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

5月24日，毛泽东代表主席团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他说：

“我们的大会开得很顺利，3个议事日程已经过去了，第4个议事日程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认为选举的标准，应当是要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按这个标准，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犯过路线错误但是已经承认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入中央委员会，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这一条原则。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一掌推开，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地存在着。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党并没有从此就毫无乱子，天下太平了。最近10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一来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

要不要照顾山头？我们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是否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该是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山头，知识也是一样，要尽可能地通晓得方面多一点。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那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团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主席团考虑了很久，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提议70人左右，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七大要选举一个比较大的中央，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25人要扩大，才能够适应目前党的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5月27日，毛泽东接到了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发来的电报。此时罗荣桓肾病恶化，他电告毛泽东说，因健康关系，希望中央能派人去接替他的工作。

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对国际国内形势、若干思想、政策问题及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了说明。他说：

“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势。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农业国中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是不平衡的。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

“世界上有两种势力在斗争，一方面是人民的势力，一方面是反动的势力。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以苏联为主力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希特勒德国就要被打倒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也为时不远了。”

毛泽东在报告中就国内形势列举了可能出现的17种困难，如国外大骂、国内大骂、内战爆发、党内意见分歧、党员散掉三分之一、天灾、赤地千里等等，他提醒全党要警惕内战危险，准备应付内战。他说：

“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中国人民真是多灾多难的啊！”

毛泽东说着，他的声音哽咽住了，热泪流了下来，全体代表深受感动，不少人眼里也溢满了泪花。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各方面困难都估计到，要有发生内战和应付内战的精神准备，有了准备，就好办事。”

毛泽东坚定地说：

“我们要用各种方法，防止内战，揭露内战，使内战愈推迟愈好，对于蒋介石，还是要求他洗脸改造，假若他不洗脸，内战发生了，那我们就看情势，号召群众起来打倒他。”

毛泽东还说：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就是要求猛烈地发展人民的武装。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地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扩大解放区。一切可能攻克的地方，均应进攻，并应准备直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地依靠国民党。”

毛泽东还提醒全党要注意城市工作，注意东北问题，他说：

如果对工人运动、大城市、经济、工业、正规化等问题不能解决，共产党一定会灭亡。东北4省极重要，有了东北4省，我们就有了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要加强党性锻炼，要说真话，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要“不装、不偷、不吹。”不装，就是老老实实，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要‘猪鼻子插根葱——装象。”不偷，就是不要把别人的当自己的，书是人家写的，不要‘抄袭’。不吹，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吹牛，要‘实报实销’。要实事求是，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夺取阵地，为争取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毛泽东说：

“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120万党员就是120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理想的现实主义者，革命的现实主义者。阵地要一个一个夺取，力量要一点一点积累。24年的经验证明，枪是一枝一枝地增加，土地是一块一块地扩大，切切实实地一个一个夺取阵地，合起来就有天下。”

5月31日，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和毛泽东关于中央委员名额70人左右、正式中央委员40人左右、候补中央委员30人左右的建议。

1945年6月9日，毛泽东就罗荣桓5月27日的来电复电说：

“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报。你可于休养中在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不久，罗荣桓在鲁南时，毛泽东又给他发电报说：

“身体重要。能否到新四军检查治疗。”

罗荣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淮南治疗了一段时间。新四军的医疗条件也不能查出病因，有人建议罗荣桓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做彻底检查，并将这一建议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

第二天，毛泽东又发一急电说：

“罗荣桓同志身上有枪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

罗荣桓的病情如何发展，如何治疗？结果怎样，且看下一卷慢慢叙述。

且说6月9日，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始选举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大会选举是根据选举方针和选举条例，充分发扬了民主：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先由各代表小组提出，经过反复酝酿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

毛泽东先后两次讲话，向代表们做了许多说服动员工作，提议把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凯丰等几位犯过严重错误的人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说：

“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现在经过整风，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要太着重个人责任。”

尽管李立三不在国内，毛泽东也没有忘记他在党的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仍然提议选举他为中央委员。

毛泽东还专门提到王稼祥和张闻天，说他们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他说：

“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这样，多数代表才投了王明的票。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代表们可以自由活动。毛泽东在主席台上没有动，一直等到唱票快要结束，他看到王明以320票过了半数，这才起身离去。

博古和张闻天在七大上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再一次做了诚恳地自我检讨，因而得到党和代表们的谅解和信任，都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

博古在延安时期，留下了不少译著，为全党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患病未能参加大会。他是在1944年，因病脱离工作疗养。他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检讨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表示坚决拥护大会的各项决议。有人认为他写得太简单，产生了看法。更主要的是，在整风时期，毛泽东欲请王稼祥担任中央高级学习组组长、国际政策研究室主任。但是王稼祥对整风运动有一些看法，所以，他对这些工作都不积极。1943年秋以后，王稼祥由于身体状况，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参加中央领导工作，许多代表对他缺乏了解。所以，选举中央委员时，他只得了204票，因没过半数而落选。

凯丰在七大上对自己追随王明、博古所犯的错误，也做了深刻地检查，但在中央委员选举时还是落选了。

凯丰在武汉时期，曾坚决反对王明建立第二中央，对此，毛泽东一直记在心上。在整风期间，毛泽东多次叫他主持会议。在张闻天离开延安时，他还担任了一段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这样，大会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包括王明在内的44人为中央委员。

后来，毛泽东曾经说，如果王明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6月10日上午，被编入七大第11组的毛朗明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尚未起床，秘书告诉他说：

“主席昨晚忙了个通宵，直到天亮时，才上炕休息。”

恰在此时，毛泽东醒了，他问道：

“谁来了？”

警卫员进屋报告说：

“主席，毛朗明同志来了。”

毛泽东下了炕，毛朗明已经走进屋来，说：

“主席，我开完七大，还回湖南去，找359旅去。”

毛泽东说：

“你回湖南可以，不过你还是等开完会再说，会后由组织上决定你回去与否。”

毛泽东问毛朗明参加大会的感想，毛朗明说：

“很受教育和鼓舞。”

“是吗？”毛泽东问：“我做的政治报告，你觉得怎么样？”

毛朗明说：

“您的报告写得很好，我反复读了，很受启发。它为革命指明了方向。”

“选举有什么情况？”

毛泽东继续问道；毛朗明说：

“代表们对王明、博古不大满意，不赞成他们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解释说：

“尽管他们犯过严重错误，党内意见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大局着想，选他们当中央委员。会上我已经向代表们讲过，做了代表们的思想工作，大多数代表的思想通了。因此，王明、博古也当上了中央委员。”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继续说：

“他们看过我的政治报告，认为报告很好，承认中央的策略和方针是正确的。所以，代表们还是选了他们。王明、博古分别给我写过信，都承认自己的错误，认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

6月10日下午，大会首先公布了9日选举的中央委员44人的名单。毛泽东作了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他说：

“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意义也是很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

毛泽东特意为王稼祥说了话，他说：

“我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要说几句话。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第一是四中全会以后，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到中央苏区，他参加了2、3、4次反围剿战争；在一些同志受到排斥压制时，他却赞助并信任了我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支持我们的正确主张。第二是他早就开始反对第3次‘左’倾路线，是最先从‘左’倾教条小宗派中杀出来的，在遵义会议这一关键时刻，更起了关键作用，不然，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在又一次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六中全会时，是他及时带回并忠实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旗帜鲜明地参与解决了党内的若干严重问题。第三是在中央工作期间，做了很多好事，中央的许多决策性文件，都是王稼祥同志主持起草的。”

毛泽东扳着手指数着文件的名称。他又让大会工作人员把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中写给他的信发给大家。毛泽东再一次强调说：

“这封信是他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4次反‘围剿’中负伤而引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3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1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毛泽东最后说：

“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大会选举出33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在毛泽东的说服下，王稼祥以第2名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6月10日晚上，鲁艺为七大代表演出大型歌剧《白毛女》。

早在1940年，晋察冀边区阜平一带传出了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经过群众口头创作，故事逐渐完善。不久就出现了有关“白毛女”的小说、话本、报告等。1944年，周巍峙等人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转战晋察冀，服务团成员邵子南把这个故事带回延安，写出歌剧初稿。后来鲁艺对歌剧初稿进行了集体创作，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向隅等人作曲。1945年2月，由王大化、舒强、张水华担任导演，鲁艺开始排练《白毛女》，准备向七大献礼。

且说1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七大代表观看了演出。陈赓的入场票被人拿走了，他没有座位，只得坐在窗台上看演出。当歌剧演到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唱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的歌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同起立鼓掌。毛泽东连声叫好。

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向鲁艺传达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3人的3条意见：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艺术上的创作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

后来，《白毛女》在张家口演出时，根据群众意见作了重要修改。

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大会首先公布了10日下午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候补中央委员的排名是：廖承志  王稼祥  陈伯达 黄克诚  王首道  黎玉 邓颖超  陈少敏  刘晓 谭政……

会议基本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并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朱德、吴玉章、徐特立先后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演讲；接着，由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题致闭幕词，他说：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今后的任务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

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开了50天的“七大”终于胜利闭幕了，期间，一共开了全体大会22次，代表团会议8次及小组会议许多次。大会坚决贯彻了民主和团结的方针。大会主席团尽可能让每个代表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闭幕后，朱德、彭德怀、李富春和陈云都去看望王稼祥，一来探视病情，二来为大会出现的这一反常现象抚慰王稼祥。王稼祥感谢大家的好意，没有一句怨言，连一点不愉快的情绪也没有。他对自己在党内地位的突然下降，竟毫不在意，甚至于无动于衷。

毛泽东始终不忘这位老朋友。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王稼祥被递增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上，他再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此是后话。

6月17日，“七大”代表和延安各界人士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敬献的挽词是：“死难烈士万岁”。

毛泽东主持了公祭。并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说：

“百年以来，特别是自共产党成立以后的24年来，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为了反抗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便是在这种伟大的斗争中牺牲了。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少。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外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中国的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革命人民，虽然被屠杀了几十万、几百万，但是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起来继续革命，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中国今天的广大人民抗日民主运动，1万万人民的解放区，100万的人民抗日军队，120万共产党员，与共产党七大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纲领，就是这些几百万的民主主义者与几十万的共产主义者先烈们的鲜血所创造的，就是他们几十年奋斗的结果。现在中国人民已经更懂得如何团结、如何奋斗了。中国一定是人民的，中国一定要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100年来，特别是近24年来一切革命先烈的志愿，一定要胜利实现。”

6月1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主持召开七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  刘** 周**  任弼时  陈云 康生  高岗  彭真 董必武  林伯渠  张闻天 彭德怀

选举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刘** 周** 任弼时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根据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规定，毛泽东以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领导中国革命，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延安整风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基础和重要条件，可以说，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对党内历史上各种机会主义路线及其代表人物们的彻底清算，就不会有七大的伟大成就。

七大不但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也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正如前面所述，自从他在1918年走上社会以后，在27年的革命活动中，奔走呼号，呕心沥血，出生入死，经历了多少坎坷和挫折，经历了多少痛苦和磨难。艰难困苦的生活且不说，单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来自社会上的非议和攻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来自国民党**的排挤及陈独秀的打击，在土地革命时期来自下级和上级的多次夺权和罢官，在遵义会议以后来自下级的责难和张国焘的威胁，在王明回国以后来自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机和阻碍，真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就是在这重重险阻面前，他以其无比的大智大勇、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坚忍不拔的忍耐力，终于走到了今天，彻底击败了各种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从而结束了他侧着身子两面战斗的历史，令人叹为观止。从此以后，尽管前进的道路还是不平坦的，但在毛泽东来说，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可以说是如脑使臂如臂使指一片光明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65

第165章

“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

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话说“七大”结束后，南下部队和干部就要离开延安了，陶铸也在这批南下干部之列。由于敌后斗争异常艰苦凶险，中央决定此次深入敌后一律不调女干部，也不准带家属。可是曾志下决心一定要随陶铸一同南下。因为她在审干运动中也曾被审查过，所以她在一次舞会上找到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她说：

“我要随陶铸去，死也要死在前线，我要用自己的鲜血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清白！”

毛泽东有些为难地说：

“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任何女同志都不许去，何以单单让你去呢？”

曾志倔强地说：

“不能一律不准去，个别情况个别对待，我做过那么长的地下工作，怎么就不能去敌后呢？你们不要看不起女同志！”

毛泽东见拗不过曾志，便宽厚地笑笑，挥着手爽朗地说：

“好好！我支持你去敌后！回去我同**同志讲讲。”

结果，中央真的特批曾志随陶铸南下了。

毛远耀、毛朗明也于6月19日离开延安南下。毛朗明曾担任359旅9团政治处民运干事。行前，毛泽东对毛远耀说：

“你这次随军南下湖南，到那里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如果有机会回到韶山故乡，见到家乡父老，代我问他们好。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们的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一定会成功的，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团结起来，大家都要有这个信心。”

后来，南下部队和南下干部刚刚走到半路，日本帝国主义就宣布投降了。此是后事。

1945年7月1日上午9时35分，一架美式军用飞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在山城上空盘旋了一圈，向北飞去。飞机上载着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是：黄炎培、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和傅斯年。黄炎培一行是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赴延安访问的。

黄炎培，字任之，1878年生于江苏川沙，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1905年，黄炎培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省议会会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1941年，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派”，以沈钧儒为代表的“救国会派”，以张君励为代表的国社党，以章伯钧为代表的第三党，以左舜生和李璜为代表的青年党，经过协商，3派3党联合组织成了包括张澜、罗隆基等无党派人士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被推举为常委会主席。

抗战胜利在即，国民参政会在讨论“五五”宪法草案时，会内会外有人想甩开共产党，召开单方面的国民大会；共产党方面也表示不再参加。黄炎培极为忧虑，他在参政会上说：

“这份宪草有值得极度重视的一点，就是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气氛中产生。”

国民党元老褚辅成等人相继发言，赞成黄炎培的意见。之后，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7人致电毛泽东、周**，又求见蒋介石，力促恢复国共谈判。3周后，他们得到延安的肯定答复，并邀7人访问延安。王云五因故未能成行。黄炎培在行前发表谈话说：

“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若问我们的使命，只是良心的使命。若问我们的身份，倒是一分子主人翁的身份。”

且说7月1日上午9时35分，黄炎培等6人乘机起飞。下午1时30分，飞机降落在延河畔的简易机场上，黄炎培6人走下飞机，看到迎面而来的欢迎人群，不禁吃了一惊：毛泽东、朱德 、周**、刘**、林伯渠、吴玉章、张闻天、博古、邓颖超、刘伯承、陆定一、林彪、徐特立、李富春、杨尚昆、谢觉哉等30多人，几乎所有的高级领导人都到机场了。

毛泽东与6位客人一一握手，他走到黄炎培跟前，开口就说：

“我们是老相识了！有20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面露诧异之色，他说：

“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

毛泽东笑道：

“先生知道么，我在25年前就有缘见到你。1920年5月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那个杜威博士的大会，你主持会议，你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

黄炎培想想确有此事，便笑了起来，连称：

“不敢当！不敢当！”

黄炎培称赞毛泽东真个好记性。此时的黄炎培，嘴上说不敢当，心里却暗暗得意。后来他回到重庆，每次讲到延安之行，都十分得意地说：“想不到当初我作报告之时，台下大群的听众之中，竟然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毛泽东的风趣话，使场上的气氛，霎时从宾主的客套，变得如久别重逢的家人一般。

毛泽东和傅斯年握手时，自然也说到了他在北大图书馆时期，他与傅斯年及胡适的关系。

7月2日下午，黄炎培等6 人应邀到杨家岭会见毛泽东。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离延水稍远，风景很好。在高高矮矮的山坡上一排排窑洞，就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住所。当中有一所规模比较宏伟的大礼堂，靠山面阳。黄炎培等人从大礼堂的右边走上山坡，绕到后面，便是一个接待客人的会客室，坐落在大礼堂的后身之上。会客室呈长方形，光线充足，中央放着一张长条桌，四周摆满各式椅子，可容纳20余人。毛泽东就在这里会见了黄炎培等人。

黄炎培步入会客室后，惊异地发现在会客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沈钧儒次子沈叔羊作的画，这幅画上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酒壶旁有几只杯子。画上还有黄炎培题的一首七绝，诗云：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说，这幅画是在1943年国民党第3次**高潮中，沈叔羊为其父亲“画以娱之”；叔羊请我在画中题词，我忽然想起，传说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子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就题写了这首七绝以讽喻。想不到，这幅画竟然挂在共产党领袖的客厅里！

此时此地的黄炎培看到自己的作品，一股知遇之感的暖流，涌遍了周身。

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客人，在会谈中，毛泽东一再鼓励黄炎培等人在延安“随便走走，多提意见。”他还说，你们“要到哪里，看哪里，都绝对自由。”

在这6位客人中，天性好动的黄炎培还真的在几天时间内几乎跑遍了小小的延安城，会晤了许多新老朋友。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会见时，对他执弟子礼。

且说是日晚，毛泽东为黄炎培一行举行了欢迎宴会。周**致欢迎词。黄炎培致答词，他说：

“我们来延安的目的，就是想在促成全国团结上努力，我们相信，现今世界有一种好的趋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国家，在由分而合，走向团结的一条路。”“第二目的想来看看延安，我们来到这里，还只有一天半，当然不够资格说什么话，不过就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很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它问题了。”

晚宴结束后，毛泽东陪同客人观看了文艺节目。秧歌剧《兄妹开荒》给黄炎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7月4日下午，毛泽东特地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的家里作客，他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政策，谈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和教条主义的危害。他说：

“中共作风，到民国三十一年那年才转变。那时觉悟到过去的种种错误，错误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毒。当了中共党员，没有看见中国，看见的只是书架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黄炎培作为从事职业教育的教育家，与毛泽东探讨了教育学上的看法，毛泽东说：

“我并没有其它资格，我只是一个师范毕业生。”

黄炎培认真地说，你所讲的话，都是“教育学上的要点”。

毛泽东抽着烟，问黄炎培道：

“来延安考察了几天，你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毕竟是熟读古今历史，有着60多年的丰富阅历，他感悟出中国有一条可怕的周期率，有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支配力。黄炎培坦率地道出了他心中的一团疑惑。他说：

“延安充满勃勃生机，大出我的意料。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国民党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人心所归的革命政党么？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希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忧虑，毛泽东早就有所注意，他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见黄炎培如此说，他略作沉吟，朗声答道：

“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罢，心头的那团疑惑涣然冰释，连连点头，心中暗暗称好。他高兴地说：

“是的，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致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以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4日晚上，毛泽东又单独邀请傅斯年到家中做客，他们交谈了大半夜，情甚融洽。毛泽东称赞傅斯年在“五四”前后的工作，肯定他在反封建、反军阀斗争中的贡献。傅斯年说：

“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毛先生等人才是项羽、刘邦。”

傅斯年临别时，向毛泽东求书法，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此时已是凌晨时分了，毛泽东还没有睡意。他展开宣纸，笔走龙蛇，为傅斯年写了两个条幅，又写了一封短信。他将写好的信和条幅装入一个大信封中，并在信封上写道：

“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转孟真先生  毛缄”

事情办完了，毛泽东方才入睡。

7月5日，工作人员吃过早饭，按照毛泽东的嘱咐，将他装好的大信封按时交给了王世英，王世英又转交给傅斯年。傅斯年拆开一看，只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  旅安

毛泽东

7月5日

毛泽东书赠给傅斯年的两个条幅，一个写的是北宋诗人钱惟演在《始皇》一诗中的两句，他写道：

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宋人诗句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7月5日  

另一个条幅写的是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他写道：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一首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此时，黄炎培等人在延安已经待了5天，其间，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3个半天的会谈，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在和睦的气氛中，达成了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协会议”的一致认识。

短短的五天访问结束了，黄炎培等人就要离开延安了。毛泽东、朱德、周**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为黄炎培6人送行，大家依依握别。毛泽东要傅斯年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

12时50分，飞机飞返重庆。

后来，黄炎培在他的《延安归来》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所见所闻：

“政府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一位女士笑着说：‘连妇女卫生纸都是由公家发的。’”“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等诸位先生，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狙犷傲慢样子。天天见面笑谈，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这一点太出乎我们意外了。”“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7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拟定准备提交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名单：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周**、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刘**；总参谋长叶剑英。

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兼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陈伯达。中央社会部（包括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主任周**。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副主任凯丰。中央职工委员会主任邓发。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蔡畅。中央青年委员会主任冯文彬。

7月21日，毛泽东发表《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文，他写道：

“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

1945年8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向驻扎在安徽大悟山的新四军李先念的第5师下达《关于迅速集中兵力准备迎接新的斗争的指示》。指示中说：

“你们必须在这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将到来的内战局面，方不致临时张惶，遭受挫折……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福和中学老师

8月6日，美国在日本第7大城市广岛扔下了第1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

8月9日零时，苏联红军百万大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统帅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中苏边界，向日本关东军75万大军发动强大攻势。

8月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议还着重讨论了时局问题。朱德、彭德怀、陈毅、彭真、聂荣臻、叶剑英等15人作了发言，毛泽东先后两次讲话，他说：

“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

毛泽东所说的声明，就是他后来发表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中说：

“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8月9日这一天，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2颗原子弹。

至此，广岛和长崎市变成一片废墟，市民死亡多达30万人，受伤者不计其数，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但是，日本当局并没有因此停止战争。第二天，日本大本营通报全军说：“不要惧怕这种炸弹，我们有对策。”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进行广泛的进攻，准备迅速占领所有被解放区包围的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指示还规定人民军队进占城镇时，应宣布纲领，特别严明纪律，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加紧防卫，注意保护各种资财，照顾统一战线。

8月1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决定指示全党全军说：

“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烈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3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

8月11日0时至11日18时，朱德代表延安总部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伪展开全面反攻的7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各解放区抗日部队进入日伪侵占的城镇要塞后，由部队司令员实施军事管制。

此后，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向内蒙和关外进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向辽宁进军；东北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人率所部向东北城市进军。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万毅率领足够建100个团的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开辟地方工作。

毛泽东为了指挥反攻，日夜操劳。他恨不得把1天当10天用。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把办公地点移到枣园的小礼堂，为的是一面处理事务，一面接见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地方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他一面同这些领导人谈话，一面挥笔疾书，发布命令，写委任状，发表文告、声明、宣告等等。每天都要在办公室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有时忙得无暇进食、饮茶。幸而适逢延安瓜果成熟的季节，工作人员就挑选了最好的瓜果送到他的办公桌——乒乓球台子上。台子中央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在工作时顺手抓起瓜果来解渴、充饥；时而啃几口馅饼或面包。

此时此刻，蒋介石听到延安方面的“最新情报”，暴跳如雷，他大声嚷道：

“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伪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和中央军投降。”

8月11日，蒋介石接连发出3道命令：第1道命令发给朱德，要求“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收缴日伪枪械。第2道命令发给国民党军队，要求“各战区加紧努力，一切按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3道命令发给伪军，要他们“负责维持治安”，“趁机赎罪”；将50余万伪军改编成“国军”，成为国民党的“先遣军”。

8月13日，朱德奉命致电蒋介石说：“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军委小礼堂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刘**、任弼时以及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党政军干部和机关干部。

毛泽东走上简陋的讲台，他用洪亮的声音开始了著名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他说：

“最近几天是远东时局发生极大变动的时候，……抗日战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

接着，他讲到了“摘桃子”的问题，他说：

“‘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8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来抢占抗战胜利的果实了。”“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力。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有权力摘的应该是我们。”

毛泽东在这次演讲中，首次说到了原子弹，他说：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么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

毛泽东最后说：

“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那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

这一天，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评论文章：《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

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4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而在8月14日这一天，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正式签订了《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苏联政府在道义上、物质上和军事上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保证不援助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他们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关于旅顺口、关于大连的协定，规定中长铁路、旅顺口、大连港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使用；还互换了关于蒙古等问题的照会，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延安沸腾了，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人们欢呼着，歌唱着，锣鼓声，唢呐声，鞭炮声，汇成了欢乐的海洋。欢快的舞步，雄壮的旋律，在延河两岸通宵达旦，人们唱啊，跳啊，拥抱啊，脸上映着火光。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也来到了狂欢的人群中，他们谈笑风生，与延安军民的大秧歌融为一体，享受着胜利的欢乐。

毛泽东在返回驻地时，问身边的警卫员高富有说：

“高富有，听说你想去前方，有这么回子事？”

高富有也不隐瞒自己的想法。毛泽东说：

“你这个人啊，想到前方，就不想在后方？”

“主席，我不是不想在后方。前方……我现在不想去了。”

“那你可要倒霉了。” 毛泽东缓缓地说：“前方，比后方是好些，你么，起码当个营长、连长的。”

高富有赶紧解释说：

“主席，我不是想当官啊！”

毛泽东说：

“和我在一起，和陕北人民在一起，小米饭好吃啊，我是有感情的啊。”

高富有听着毛泽东的话，知道他又动感情了，就连忙说：

“主席，我哪儿也不去，就跟着你！”

后来不久，高富有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团手枪连副连长。

中国军民在长达8年的抗战中，共伤亡3500万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枝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多门。解放区面积扩大到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多达1亿，人民军队的主力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20余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伤亡指战员60余万人，敌后解放区人民伤亡600余万人。

可是在8月15日这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了第1号通令，他指定中国唯有蒋介石政府才享有中国受降的权力。

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同时在这一天分别向日军发出了命令：

蒋介石致电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状态，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而朱德则电令冈村宁次说：“应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这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眼看着一场新的腥风血雨又要到来了。好一场中原逐鹿，究竟鹿死谁手，请看第五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66

第166章

“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阴谋都要予

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

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

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得礼让。”

话说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发给毛泽东一封电报，他在电文中写着：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蒋介石的这封电报，打破了由陈布雷起草的惯例，它是由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起草的，事先连《中央日报》社的社长、主编都不知道。蒋介石如此保密，是要给延安的毛泽东来一个突然袭击。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是十分清楚的。

8月16日中午，毛泽东为了击败蒋介石的和平攻势，就朱德于8月13日奉命复电蒋介石“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一事，发出由他以朱德名义起草的致蒋介石的电报，接着他又发出给蒋介石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与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毛泽东发完电报，接见了此时国民党政府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和罗伯伦，明确地告诉他们说：

“我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请你们转告蒋先生。”

在此期间，也就是8月16日和18日，斯大林两次致电中共中央，他说，希望和平解决中国国内争端；他还说要毛泽东赴渝同蒋介石谈判，否则内战打起来，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斯大林似乎是和蒋介石一唱一和。

也就是在8月18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向苏军投降了。后来到8月30日，苏军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全境和朝鲜北部，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苏军俘虏。此役，苏联红军歼灭日军8万人，俘虏60万人；苏联红军也伤亡了32000人。

8月19日，山东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向中央军委建议，将部队统一改称为“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立即复电罗荣桓，同意他的建议。

再说蒋介石觉得毛泽东推出朱德为挡箭牌，拒绝来重庆，正好有利于他的和平攻势。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电邀毛泽东赴渝：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抗战8年，全国同胞如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临为感。

蒋中正

这一封电报同第1封密电不同，电波尚未传到延安，中央社已经在新闻电中发表了这封电报的内容。显然，他的这一封电报是为了政治宣传。蒋介石的目的是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蒋介石是要和平的，而他毛泽东却拒绝和平。否则，你毛泽东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邀请，到重庆来共商建国大计呢？

8月2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除了已经设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外，成立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以邓**、刘伯承、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为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常务委员，由邓**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刘伯承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邓**任政委，滕代远任第1副司令员，王宏坤任第2副司令员，薄一波任第1副政委，张际春任第2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王新亭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成立晋察冀中央局，由聂荣臻为书记。

8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华中局，应华中局的要求，将京沪杭地区部队改称“人民解放军”。电文中还对华中局提出发动上海起义的要求指示说：

“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贯彻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它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

毛泽东还致电晋察冀中央分局并告各分局说：

“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的人民武装起义，以便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8月21日，毛泽东根据形势变化，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撤退已经到达上海市郊的新四军部队；同时也放弃了在北平、天津等地准备组织武装起义的安排。

8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的指示》。指示中说：

“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要道集中，而以必要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

8月22日，毛泽东为了揭穿蒋介石的真实图谋，表明共产党的和平诚意，第2次给蒋介石复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派周**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

毛泽东既看清了蒋介石第2次来电意在搞政治宣传，就决定针锋相对，奋力反击：你可以将电报公之于众，我何不来一个对社会的宣言呢？于是，他就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准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举行，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国共谈判问题。明天就要出发到前线的林彪、刘伯承、邓**、陈毅、陈赓、薄一波、萧劲光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中国应该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州、东方都是如此，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不能有第3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我们现在的新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够取得的：苏美英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

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停一下，因为日本突然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然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在讲话中既考虑到和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可能性，同时也清醒地估计到和平的暂时性。他说：

“一场严重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我党必须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军事上的准备。战后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休养生息，应当在不放松武装自卫准备的前提下，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尽可能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中国社会，或者通过谈判，延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如果不能实现和平，也可通过谈判，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使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没有做好内战的准备。在谈判中，我们要有所让步，准备最大的困难，但并不是无原则的让步，要以斗争求团结，对蒋介石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与蒋介石打打停停，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甚至可能打痛蒋介石，逼他让步。”

毛泽东对即将上前线的指挥员们说：

“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打的胜仗越多，我就安全一些，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回延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打得不好，谈判就困难一些，我就危险一些。”

有人问：

“主席，你是否真的要去？”

毛泽东说：

“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出去后，书记处还有5人开会。”

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会议决定：先派周**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

经毛泽东提议，会议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以及不可避免的新的大规模战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组成了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有12人，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  刘** 周**  彭德怀  陈毅 聂荣臻贺龙  徐向前  刘伯承 林彪  叶剑英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4人，他们是：朱德  刘**  周** 彭德怀

由彭德怀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以八路军总参谋长兼任军委副总参谋长；刘**兼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程子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任军委秘书长。后来在9月2日又任命杨立三担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长。

会议决定：为促进国共合作，谋求国内和平，中央军委所属部队继续使用八路军（第18集团军）、新四军及华南各游击纵队番号。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忙着，蒋介石也没有闲着，他断定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就把和平的调子唱得更高了，他要再将毛泽东一军。

8月23日这一天，蒋介石又匆匆忙忙第3次电邀毛泽东，电文中写道：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

在此期间，斯大林先后来了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是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毛泽东看了电文，非常生气，他说：

“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8月24日，毛泽东第3次电复蒋介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 敬

好一番电文斗智，实在精彩。此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他就可以宣布共产党拒绝和平，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他就通过谈判对共产党施加压力，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如果达不到目的，就借此时机，部署内战，赢得准备全面内战的时间。毛泽东历来是洞察秋毫，正像前边所说，他对蒋介石的图谋，事先就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

8月24日这一天，远在美国的胡适也要凑凑热闹，他也给毛泽东发来了一封电报，电文中写道：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22日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18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20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

美国开国之初，吉佛生10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50年前仅得44000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1200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兄谈话要点，今特陈达，用供参考。

毛泽东对胡适的这一封电报，根本不屑于回电。后来，胡适也承认他给毛泽东发这封电报，是一种“天真”的做法。

8月24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高层会议，商讨关于东北地区的问题。

原来在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内部在军队是否进入东北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以白崇禧、戴传贤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放弃东北，巩固国民党在华北的实力地位；而以熊式辉、杜聿明为代表的一派，则坚决主张进军东北。

蒋介石在这次高层会议上，最终采纳了熊式辉、杜聿明等人进军东北的主张，决定将东北列为“国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近的工作”。

后来在8月30日，国民党政府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将东北划分为9省2市，任命了各省省长和市长。

8月24日，准备赶往山东的林彪、李富春、张闻天、高岗和赶往其它战场的刘伯承、贺龙、陈毅、邓**、薄一波、陈赓、陈锡联、陈再道、张际春、滕代远、萧劲光、杨得志、邓华、宋时轮、李天佑等20名高级干部，同乘一架美国运输机，由延安飞抵太行山八路军总部。

陈毅在临行前，毛泽东找他谈话，要他重返华中。毛泽东已经预见到将来要开辟华东战场，非陈毅压阵不可。陈毅说，我回华中无事可做，不如去其它战场。毛泽东坚持要陈毅回华中，他说：

“你到华中，什么事也不要做，只须呆在司令部里下下围棋，摆摆龙门阵即可。”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中说：

全民族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提出了要求国民党政府采取克服内战危险、“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的6项紧急措施：

1、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2、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力，以昭公允。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4、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5、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聚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6、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后来，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宣言，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的主张，强烈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问题。中国民主同盟还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一文中，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方针，并提出了10项主张。

8月2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和他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写给蒋介石的两封电报同时发表，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

8月25日，驻重庆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晚上，毛泽东与政治局成员和王若飞连夜磋商，再次研究关于他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大家同意毛泽东去重庆。

8月25日晚，毛泽东复魏德迈同日来电说：

“鄙人承蒋委员长3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意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自己赴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和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方案作了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蒋介石电邀他到重庆谈判不在于诱捕他，而是要利用和谈，争取备战时间，推卸战争责任。毛泽东说：

“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7同志与若飞同志商谈，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可以彻底戳穿国民党诬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教育和团结全国人民。”

“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

有人提出疑问说，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面？毛泽东说：

“要充分估计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做一些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

毛泽东设想了作出让步的限度，他说：

“第一步是广东至湖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苏联、美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同志到外面去，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4个条件，所以决不怕，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毛泽东提议，在他去重庆期间，由刘**代理党中央主席。

会议正式决定，派毛泽东、周**、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中共中央立即给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发去一封电报，要他派出专机，并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同机前往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

福和中学老师

蒋介石没有想到毛泽东果真要来了，他命人第4次致电毛泽东说：

“顷闻先生偕周**先生同时来渝，至为欣慰。兹派张部长文白偕同赫尔利将军于明天乘专机来延速驾，特电先闻。”

再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和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说：

“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得礼让。”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为了使全党了解他去重庆谈判的意义和方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他在通知中写道：

“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市和要道在一个阶段内暂时不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现在苏美英3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王若飞3同志到重庆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也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3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行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败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毛泽东在《通知》中对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性的指示，他写道：

“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

毛泽东还担心着华中局的事，他致电华中局说：

“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出致中共山东分局及罗荣桓的电文，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彪、萧劲光二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山东军区。分工：罗荣桓为书记及政委，林彪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如因病必须休养时，林代理罗的职务，林、萧均为分局委员，其余不变动。”

这一天，解放区军民得知毛泽东将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都非常担心。各界群众纷纷派出自己的代表，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请求毛泽东不要去冒险。他们说：重庆是国民党统治的窝巢，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时，蒋介石是一个反复无常、极其阴险的阴谋家，人们对他扣押张学良，软禁胡汉民等事记忆犹新。

有些根据地也发来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去重庆。

此时因日军侵入新加坡而流亡在印度的陈嘉庚，听说毛泽东要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也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他打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到重庆去；又打电报给周**说：

“若望国民党官吏放下屠刀，还政于民，正无异于与虎谋皮。”

吴玉章为此专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转达范文澜夫妇的意见，说：

“请告诉毛主席，我们劝他千万别去呀！”

毛泽东笑了笑，对吴玉章说：

“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

是日晚，边区劳动英雄杨步浩也来到了毛泽东家里，毛泽东叫他吸烟，他不吸；叫他喝茶，他不喝；叫他坐下谈，他说：

“我坐不住呀！毛主席啊，你领导我们抗战，大生产，没离开过我们一步。如今要去重庆，延安人民都不愿意你去！”

说着说着止不住流下了眼泪。毛泽东安慰他坐下来，自己坐在他对面，解释说：

“延安人民的心情我很理解。你转告大家，我去谈判好了，很快就会回来的。”

杨步浩说：

“他们既然要来代表接你，那就在延安谈判不一样吗？”

毛泽东笑笑说：

“他们当不了蒋介石的家嘛。”

杨步浩说：

“那你也派代表去就行了呗。”

毛泽东说：

“跟敌人斗争，要讲策略。今天，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渴望和平、民主、团结，我们共产党是最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如果我不去，恰好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会借此欺骗全国人民，说我拒绝和平，想发动内战。因此，这个‘鸿门宴’我应当去，必须去。”

杨步浩明白了，可他还是忍不住说：

“蒋介石这个大坏蛋，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我看太危险！”

毛泽东呵呵一笑，站了起来，说道：

“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有八路军、新四军做后盾，蒋介石即使耍流氓手段，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再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一再保证……”

杨步浩心直口快，他不等毛泽东说完，就说道：

“他们都是一路货色，说话不算数，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毛泽东给他倒了一杯水，又坐下来耐心地解释说：

“为了人民的利益，个人得失不能计较。蒋介石虽然从来不讲信用，但谈判订个‘协议’，以后他再要翻脸，就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人民就会站在我们一边。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杨步浩见说不动毛泽东，就起身告辞，他紧紧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去了要格外小心。你啥时平安回到延安，我们心里这块石头才能落地。”

8月27日晨，蒋介石第4次致电毛泽东，电文中写道：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敬电诵倾复。闻先生可偕周**先生同来渝，至为欣慰。兹派张部长文白偕同赫尔利将军，于今日乘专机来延迎驾，特先电闻。

蒋中正

8月27日下午，赫尔利、张治中乘专机飞往延安。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人，出生于1890年，比毛泽东年长3岁。他只有一点和毛泽东相同，就是典型的农工子弟出身。张治中是完全靠个人的努力，进军校，入黄埔，走上了军旅之途。张治中胆识过人，又严于律己，他在国民党集团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他又是国民党多如牛毛的将军中唯一一位握有重兵、却从未与共产党人直接对抗厮杀过的将军。本传在前几卷中已经叙述过，张治中曾几次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过，有“和平将军”之称。

且说张治中静静地坐在飞机上，一幕幕往事在脑海中重新显现：

张治中与周**曾经长期在黄埔共事，在相互合作中建立了友谊。1925年，张治中向周**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周**表示欢迎，告诉他请示组织后即予答复。后来，中共中央决定，不吸收他加入共产党。因为国共两党有约，共产党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加入共产党。自此，周**与张治中约定：“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此后，张治中一直同情共产党，一贯主张国共合作。自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两党之间虽然不断商谈，但久无成果。张治中是国民党内主和派的代表，他曾多方劝慰，力主合作。在1943年夏季的一天，蒋介石在他的官邸紧急约见张治中。蒋介石开口就说：

“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

张治中很是兴奋，由蒋介石自己先提出这种会晤，这还是第一次。他连忙答道：

“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

蒋介石当即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张治中。此时，在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林彪准备回延安去，张治中当晚在家中为他饯行，并把蒋介石的信，交给林彪带回延安。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邀请未作表示。碍于礼节，张治中也没有向在重庆的周**查询。

抗战胜利后，当人们都在狂欢胜利的时候，张治中却一个人闷在家里沉思：不错，抗战是胜利了，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国共两党的商谈已陷于停顿，内战有一触即发的危险。于是，张治中和吴鼎昌就积极活动，力主国共和谈早日恢复。蒋介石将计就计，这就有了3次电邀毛泽东的举动。

张治中正想着往事，飞机已经到了延安，在机场徐徐降落。毛泽东与朱德、周**、林伯渠等人早已守候在延安机场，热情迎接赫尔利和张治中。

这是毛泽东和张治中初次会面。毛泽东给张治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此之前，张治中对毛泽东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长期欺骗宣传，使张治中对毛泽东还有过怀疑，他怀疑毛泽东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

中共中央为了确保毛泽东重庆之行的安全，特意安排由陈龙和颜太隆负责警卫，还配备了在重庆工作的龙飞虎、蒋泽民、贺清华、舒光才、齐吉树参与警卫；此外，由八路军办事处的刘昂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由李泽纯专门为毛泽东做饭。周**还嘱咐陈龙、龙飞虎、颜太隆这“3条龙”随时跟随毛泽东及其一切外出活动，不得稍离片刻；他还亲自到飞机上检查毛泽东的座位和安全带。

8月28日上午，毛泽东要去飞机场了，江青准备完毛泽东穿戴的衣服帽子，又检查了给毛泽东带的书。她又叮嘱跟随毛泽东去重庆的卫士齐吉树说：

“重庆是个‘火罐子’，热得厉害，主席肯定不习惯，请你多费心，特别是晚上，要催他早睡觉，不要怕他说你。主席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和主席都非常信任你，在重庆，主席的一切都靠你照顾了。”

江青带着女儿李讷挤上了去机场送行的汽车，当她们赶到机场时，看到的是人山人海。

原来在这一天大清早，人们就自发地从枣园、桥儿沟、王家坪、杨家岭等地向延安机场涌来，等着给毛泽东送行，他们的心里像是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沉重、焦虑、疑惑、不安。

时近11时许，汽车的马达声传来了，人们都扭头望着大路，一辆吉普车转过山嘴，驰入机场，周**、王若飞下了车，后面跟着国民党的代表张治中。又一辆吉普车驶来了，从车上下来一个长腿美国人，戴着黑墨镜，叼着纸烟，他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

不一会儿，一辆中型汽车转过山嘴，朝机场驶来，人们不由自主地朝前涌去，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走下车来，环视着送行的人海，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和平日不同，身着崭新的布制服，深灰色的考克帽，整个装束像出门作客一样。站在人群最前面的中央负责人迎上前去。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

江青母女在保育员李若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来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望着江青激动中带着忧虑的脸庞，自信地点点头。他用宽厚柔软的大手，在女儿的小脑瓜上轻轻地抚了一下，又俯下魁梧的身躯，把女儿揽在胸前，在她稚嫩宽净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毛泽东为了争取人民所需要的和平与民主，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含笑举起右手，与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在周**、王若飞的陪同下，朝着停在前面的飞机走去。

一位送行者曾经这样描写那难忘的一幕：“机场上人群静静地站着，千万双眼睛随着主席高大身形移动，望着主席一步一步走近飞机，一步一步踏上飞机的梯子，走到飞机舱口，转过身面向送行的人群。送行的人群又一次像波浪一样向前涌去，拼命地挥手。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色的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主席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做出断然的决定。主席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而用自己的动作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他们无比的决心和无尚的光荣。”

当毛泽东的面容再一次出现在飞机窗口时，人群又一次涌上去。直到飞机升空，在头顶上盘旋，人们还是仰着头，目送着毛泽东渐渐远去。参加送行的萧三用诗歌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时刻，他写道：

毛主席坐车一进飞机场，

千百人立即大鼓掌，

千百双眼睛从此都目不转睛，

一直送他到飞机上。

毛主席站在飞机的门口，

慈祥地望着众人一挥手，

众人鼓掌然后手齐飞，

场中顿时长出千株柳。

人民感谢他救民于水火的精诚，

人民信任他的大智、大勇、大仁，

人民衷心地祝福他康健，

人民用自己的力量维护他的安全！

毛主席飞去了，

脸上含着几分忧色，

他一贯忧国忧民，

今天更加显得深刻。

且说此时的毛泽东，斜躺在机内座位上，神态安详。他问身边的警卫员：

“这次去重庆，你怕不怕？”

警卫员回答说：

“和主席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毛泽东点点头说：

“是的，用不着怕。我们到重庆去，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扣留不放，回不了延安；另一个可能，反动派畏惧人民力量强大，不敢冒险，谈判可能有成果，我们胜利回来。”

欲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如何智斗蒋介石，请看下一章详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67

第167章

“哦，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

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

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话说1945年8月28日，重庆的天气特别好，阳光灿烂，晴空朗朗，彩云栉栉，炎阳虽骄，却并不十分肆虐灼人。

这天一大早，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刘少文、王炳南、徐冰、钱之光、张晓梅、龚澎、陈家康、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等几十个人就来到了重庆九龙坡机场，准备迎候毛泽东并做好接待工作。

下午，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民盟领袖鲜英、黄炎培、冷遹同车来到机场，迎候毛泽东；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几位负责人立即上前打招呼，彼此寒暄一番。隔了一会儿，民盟领袖沈钧儒、章伯钧、左舜生等人先后来到，大家谈笑甚欢。不多时，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副秘书长雷震、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程潜、重庆市市长贺耀祖也到了，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也来了。接着，国民党名人陈铭枢、谭平山也相继驾临。冯玉祥因事不能到机场，特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到场欢迎毛泽东。最后赶到机场迎客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除各界领袖人物外，中外记者数十人也前来机场迎候。

下午3时37分，机场北边远处高空中蓦地出现一个闪光的小点，随着引擎声渐响渐近。3时45分，一架草绿色军用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机舱门慢慢打开了，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第一个出现在舱门口。只见他身着一套合体的蓝灰色中山装，头戴一顶灰色巴拿马式帽子，脚穿一双黑色布鞋，显得异常的雍容凝重，容光焕发。他脱下帽子，高举着，轻轻地挥动着，向欢迎人群致意；尔后满面笑容地频频颔首，徐徐走下舷梯。

走在毛泽东身后的是周**，后面依次是王若飞、赫尔利、张治中等人。5人下了飞机，刚刚站定，欢迎者立刻紧步上前。

张治中把蒋介石的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介绍给毛泽东。《新华日报》经理熊瑾玎抢先赶到毛泽东身边，他们都操着湘潭话，握手问候。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把毛泽东团团围住了。

周**一看，顿时急了，他马上招呼记者们说：

“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吧。”

周**把毛泽东事先准备的机场讲话材料，分发给蜂拥而至的记者们。这边新闻记者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毛泽东的书面讲话材料，那边厢中共中央工作人员、《新华日报》负责人之一的乔冠华，走到毛泽东身边，介绍毛泽东与各方人士见面。正当乔冠华逐一介绍时，毛泽东忽然从人群里发现了张澜。不仅是因为张澜身材颀长、五绺银髯飘拂，更主要是由于张澜的那件麻灰色旧布长袍，挤在华衣衮服中独显寒酸。毛泽东一下子就辨认了出来。他也不顾上乔冠华的介绍了，径自走到张澜跟前，热情地伸出厚实的大手，笑容荡漾地道：

“您是张表老吧？您好！”

张澜，字表方，人称表老；毛泽东神态自然，如见故人。

“不敢！不敢！”

张澜只觉得眼前一亮，立即握住了毛泽东那双温暖绵软的大手掌，一双明眸亲切地凝视着眼前这位魁梧奇伟、威重当代的重要人物，满脸堆笑说道：

“润之先生好！欢迎你光临重庆！”

“大热天气，您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亲热地说着，一双睿智的目光饱含敬意地望着这位眉宇清肃、气骨刚正的“川北圣人”。

“应该的嘛，你奔走国事，才真是辛苦了！”

“哪里，哪里！”

毛泽东与张澜此前虽然素未谋面，却是神交已久，就此寒暄开了。乔冠华走了过来，毛泽东只得松开紧攥着的张澜的手说：

“改日长谈。”

乔冠华继续向毛泽东一一介绍迎候者。毛泽东和邵力子已经近20年未见面了，这次重逢，彼此都十分高兴，握手之后，就在机场合拍了一张照片。时光是无情的，64岁的邵力子头发已经花白了，而52岁的毛泽东也失去了青年时代的英俊，显然发胖了。他与矮小的邵力子站在一起，显得更加高大魁梧。

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已经等候多时，他和毛泽东紧紧握手，互致问候。二人分别18年后在重庆再次相逢，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周**一双锐利灵敏的目光照应着全场，一俟乔冠华介绍完毕，立刻从毛泽东身边绕过去跟张澜握手，请张澜过来与毛泽东并立，又邀张治中、邵力子和郭沫若分站在毛泽东、张澜两旁。摄影记者们早已纷纷上前，忙着抢拍这个历史性的镜头。

毛泽东同赫尔利等人拍完新闻电影及照片后，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谈话，他说：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重庆各界人士和记者们一齐拥了上去，有的提问题，有的报姓名。路透社记者问：

“请问毛泽东先生，假如谈判破裂时……”

毛泽东爽朗地回答道：

“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

欢迎仪式结束了，周至柔请毛泽东一行上车。毛泽东问身边的张治中说：

“我们住在什么地方？”

张治中说：

“委员长专嘱，请毛先生下榻重庆条件最好的山涧林园美国招待所。”

“我是中国人嘛，为什么在中国还偏要住美国招待所呢？”

“政府招待所也在山涧林园，只是相比之下，条件有些差，不知毛先生可肯屈就？”

“我想，总不会比延安的窑洞差吧？你说对不对，文白先生？哈哈哈……”

早在28日这天早晨，《新华日报》就已经预先刊登了毛泽东即将到达重庆的消息。下午5时前，《新华日报》又印发了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号外，整个山城都沸腾了：“毛泽东来了！”“毛泽东到重庆了！”此刻，毛泽东到达重庆的新闻，已经成了重庆市街谈巷议的中心，无数的工人、市民、学生拥上街头，都想一睹毛泽东的风采。

毛泽东抵达重庆，不仅轰动了山城，而且轰动了整个国统区，使国统区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地的报纸社会名流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热烈赞扬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其中成都《华西晚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评论说：

“毛泽东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分别致信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寄以厚望，他在信中写道：

“不惟国人倾耳，静待好音，即盟邦友好莫不期待中国内部问题有一圆满适当之解决。”

毛泽东到重庆的当晚，《新华日报》就收到一封由许多人签名的写给毛泽东的致敬信，信中说：

“你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蔑完全粉碎了，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希望谈判成功。”

中外舆论一致称颂毛泽东“一身系天下之安危”。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谈判，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正如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所说：

“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共产党拒绝和谈，我们更有文章可做。”

下午5时，毛泽东一行抵达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单位举办的欢迎会。

晚上8时，蒋介石在山涧林园官邸设宴为毛泽东等人接风洗尘。

林园位于重庆市西郊歌乐山南麓的槽谷之中，山上古柏青松，峰峦叠嶂，曲径通幽。这里原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故称林园。1943年8月林森病逝后，蒋介石于第二年搬进林园，在这里又新建了3栋楼房。

毛泽东在张治中、邵力子的陪同下，与周**、王若飞出席了欢迎宴会。已经18年未晤面的毛泽东和蒋介石握手了，一个看起来不修边幅，一个则是衣冠肃整。毛泽东尽管穿了一双新皮鞋，但他那皱巴巴的新衣服，好像是从衣堆中随意取出来的一样；蒋介石的制服笔挺合身，而且还带满了勋章。

国民党方面作陪的还有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赫尔利和魏德迈也出席了宴会。

蒋介石端坐在椅子上。毛泽东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说：

“蒋先生，我们大概有18个年头没有见面了吧！”

蒋介石受不了毛泽东的吞云吐雾，下意识地挥了挥手，说：

“是呀！18个年头已经足够建设一个中国了。”

毛泽东见蒋介石在说话前轻轻地挥挥手，他立刻意识到，蒋介石是受不了这浓浓的烟味。于是，他默默地将手中燃着的香烟掐灭了。从此以后，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10余次会面中，一直克制着没有抽烟。蒋介石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对他的政治亲信陈布雷说：

“毛泽东的自制力真强，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一天要抽50支烟。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对不抽一支，无怪乎他能成为我最强的对手，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在这次宴会上，当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老对手举杯共酌时，双方都笑容可掬。毛泽东的镇静透出他内心的自信，面对蒋介石，每每以坦诚相见；蒋介石的矜持则遮掩不住他内心的奸诈，在毛泽东面前，往往是虚以委蛇，阴遮阳盖。宴会上的其他人，都关注着这种不可思议的场面，看着二人的表演，他们的脸上都没有一丝笑意。

当人们为毛泽东敬酒时，周**一一接过来，替毛泽东喝下。毛泽东尽管饮酒甚少，但吃饭很多，蒋介石见了，不无讥讽地说：

“你的肚子真大啊。”

毛泽东一边吃，一边随口答道：

“是啊，我的肚量大。”

是日晚，毛泽东留宿林园2号楼底层东屋。王若飞住底层西屋。周**则住在林园3号楼。

周**亲自检查了毛泽东的住处，他叮嘱警卫人员要机警、细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不能有任何一点疏忽。毛泽东的副官蒋泽民、贴身警卫龙飞虎、陈龙和衣躺在毛泽东卧室前的客厅沙发上，以应付突发事件。

毛泽东虽然旅途劳累，却辗转难眠。一是他骤然间不习惯这暑热的山城气候；二是他睡惯了硬板床，不习惯林园的软床。思考问题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一向晚起的他，在8月29日清早5点多，就下了床，轻轻走出卧室。警卫员随即也从沙发上起来了。

毛泽东信步走出2号楼，沿着林间小道，慢慢踱着。警卫员在他身后紧跟着。猛然间，毛泽东见到一个人从对面踱过来。4目相对，彼此都感到意外。

“蒋委员长。”

毛泽东脱口而出。他熟读历史，自然是深谙韬光养晦之计，此时此刻，他一改在公众场合叫蒋介石为“蒋先生”的称呼，蒋介石自然很高兴，就亲切地说：

“润之，睡得好么？”

两个人在小道旁的石鼓凳上坐了下来，中间隔着一张蘑菇型的石桌。蒋介石说起了林园，提起了林森。毛泽东也说起了他和林森的交往。毛泽东说，林森去世时，他曾去电致哀。蒋介石说，林森病危时，周**曾去医院探望。两人居然谈得很得体，彼此都在寻找共同的话题。该进早餐了，方才从石凳上起身道别。

林园的西式早餐，就是黄油、牛奶、面包、炸牛排，跟毛泽东的口味相距甚远。毛泽东笑着对警卫说：

“蒋介石吃的是美国饭！我们是中国人，以后请他们还是给我吃中国饭。”

8月29日上午，毛泽东、周**、王若飞和张治中等人，在林园3号楼进行了初步会谈。

下午，国共双方会谈正式开始。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宣布了谈判代表名单：蒋介石的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王世杰、四川省主席张群及张治中、邵力子。毛泽东的谈判代表是周**、王若飞。

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意听听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他说：

“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毛泽东说：

“中共方面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和平能够实现……”

蒋介石截住毛泽东的话说：

“中国没有内战。”

毛泽东反驳道：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8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摩擦。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

至此，毛泽东新来乍到的热烈和谐气氛戛然而止，双方在谈判桌旁开始了唇枪舌战。最后，蒋介石提出了谈判3原则，他宣布说：

1、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2、政治与军事问题整个解决，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实整个解决一切问题；3、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就在8月29日这一天，何应钦密令国民党备战区重印蒋介石1933年编的所谓《剿匪手册》。

晚饭后，毛泽东、周**、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邵力子继续商谈，双方同意先做一般性的交换意见。

是日晚，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继续住在林园。

这一天，黄炎培，傅斯年等6位赴延安的参政员，到毛泽东的住所拜访。

毛泽东在林园又住了一夜，便决心离去。他对周**说：

“此处戒备森严，我简直成了‘笼中之鸟’。”

周**说他也有同感。于是，周**就向蒋介石提出说，还是住红岩好。蒋介石同意了。

自从毛泽东到重庆后，周**很是为他的住宿和安全问题伤脑筋。原来，共产党方面在重庆有两处宅院，一是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是在市区上清寺曾家岩50号的机关所在地，因周**住在那里，人称“周公馆”。红岩村一是太偏僻，远离市区，山坡陡石级多，来访者诸多不便；二是国民党特务早就盯住这片红区，监视着进进出出的人物。而曾家岩50号又太狭小，起居很拘束。2楼又住着国民党一位官员。显然也不便于毛泽东居住。为此，周**只好去找张治中商量，他向张治中说明了他的苦恼，没想到张治中当即把自己离“周公馆”只有一箭之遥的的官邸上清寺桂园腾出来给毛泽东住，他一家则搬到了复兴关中训练团的一所平房里去住。

桂园是一处极理想的地方，距离红岩村也不远，而对面就是蒋介石的官邸德安里3号，对内对外都很方便。自30日起，毛泽东白天就在桂园办公、会客和休息，晚上则回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为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工作和生活方便，共产党方面派朱友学负责警卫，伍全奎、宋福生、王东森负责招待来宾和做饭。国民党方面在桂园则派驻了宪兵，负责保卫。他们对所有来客进行登记和监督，并不断调换负责人，每天还要向上司做报告。

自此，桂园、林园和得安里3号成了重庆谈判引人注目的3个轴心。

张治中为了给毛泽东创造一个工作和休息的最佳环境，他对自己的家人反复交代：不要去桂园打扰。对在郊外南开中学的女儿素我、素央、素初，叫她们连周末也不要进城了;对在城内上学的小儿一纯和小女素久，则让他们住在桂园后面的平房里。张治中还安排张家的服务人员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不让外人有任何插手机会。尽管如此安排，张治中仍不放心。当时重庆散兵游勇比较多，袍哥帮会也多，而毛泽东身边仅有几个警卫员，在桂园办公或外出都不安全。张治中与周**商量，拟增加警卫力量，但一般警卫又无济于事，最后决定请宪兵担负警卫。张治中立即找到宪兵司令张震落实了这个问题。

8月30日上午，柳亚子接到何香凝女婿李少白送来的一封信，他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今晚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与一些老友聚会，望先生拨冗莅临。毛泽东”

柳亚子是在1944年9月12日从桂林飞往重庆，与共产党领导人接触频繁。1945年1月，他在《新华日报》创刊纪念会上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并赋诗《延安一首》寄毛泽东，云：“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相反，他对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发动3次**高潮极为不满，在《口号二首》里，直指蒋介石：“顽旧可怜仍**，滔滔举世欲安之。”

8月30日上午，周**告诉张澜、鲜英说：

“主席下午要来特园看望你们。”

张澜说：

“主席刚到重庆，国事繁忙，应该由我们去拜望他才是。”

周**说：

“毛主席的意思是要自己来，你们就不要客气了。”

周**走后，鲜英马上吩咐家人打扫宅院，迎接毛泽东的光临。

下午3时，毛泽东、周**乘坐的小车开进了特园的大门，张澜、鲜英马上迎了上去。几名警卫人员先下车，打开了周**、毛泽东的车门。张澜、鲜英见毛泽东、周**下了车，就急步上前，4人热烈握手，谈笑甚欢。

特园的名字出自鲜英的字——特生，建于1931年，位于嘉陵江南岸上清寺，占地20余亩，住宅面积7亩半左右，正房是三层楼房，大小20余间，主楼名“达观楼”，前后是花园。整个宅院依山傍水，结构严谨，布局典雅，居室宽敞，庭院深静，景色秀丽宜人。毛泽东环顾四周，观赏特园的风景，赞道：

“这宅子坐落在山弯弯里，碧山、翠林、绿水萦绕，楼房庭院错落有致，真是幽静典雅，出尘拔俗。”

张澜、鲜英迎接客人步入前花园，4人边走边谈，穿过葡萄架，来到花园台阶前，这儿的一家人都正站在台阶上迎候客人。鲜英的小辈们一边亲昵地向周**这位特园的常客齐声叫着：“周伯伯！周伯伯！”一边又屏息静气，怯生生地争睹毛泽东的丰仪神采。周**向他们点头微笑；毛泽东则是满面含笑，举起厚实的大手，伸向前方，频频挥动着，招呼着。

福和中学老师

这当口，全宅仆佣等人，也想看一看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姿。他们放下手里活计，纷纷前来瞻仰。毛泽东走到他们的面前，一一握手问好，神态自然随俗，风度平易近人。张澜见此情景，一个念头在脑际翻滚：

“这才是真正的老百姓的领袖啊！我自己出身农家，至今恐怕脚上还闻得出泥巴的气息，可多年来弃农、读书、从政、奔走国事，沾染上了士大夫习气了啊！比之于润之先生，能无赧乎！”

4人来到二门口，毛泽东忽然站定身驱，仰面观看门额上的一块匾，只见上书“民主之家”4个大字，口中喃喃道：

“民主之家，民主之家，这里确是一个民主之家啊！”

毛泽东又觉得这一笔隶书，清劲秀逸，看落款处，霍然入目者，是冯玉祥的大名，便笑着对张澜说：

“冯将军行伍出身，能写得这样一笔好字，不简单啊！既武既文，亦俗亦雅，不虚儒将风范。此公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了。”

张澜笑道：

“是啊，冯将军也是民盟的知己。”

鲜英在一旁解释道：

“毛先生，因为表老住在这里，民盟总部亦在这里，各界人士共商国是的聚会、宴请也常在这里，董必武先生乃赠此徽号。冯玉祥将军间来作客，听到这个名字，欣然命笔写了这块匾。郭沫若先生还为之题诗呢。”

毛泽东笑道：

“原来这是董老赠的名，还有郭沫若先生题的诗，那加上冯将军的书法，也堪称三绝了。”

众人点头赞许。毛泽东的视线转移到两旁的楹联，轻声念道：

“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

毛泽东读毕上联，侧首问鲜英：

“谁的手笔？”

鲜英笑答：

“表老所作。”

毛泽东赞道：

“意义好，词好。”

“哪里，哪里！”

张澜谦虚道。毛泽东又笑对鲜英说：

“你不仅古道热肠，任侠好义，还如此雅达，数风流人物，还看我鲜特生啊！”

“毛先生打趣了。”

鲜英谦虚着。毛泽东侧首含笑，打量着鲜英：

“哪里话，这是表老对你的评价嘛，你这位儒将文武全才，又如此潇洒，如此慷慨大度，还不配称风流？”

原来，鲜英乃四川西充县人。同盟会会员。1912年，张澜任川北宣慰使，配备了一个支队的兵力，委任鲜英为支队长。杨森、刘湘均属鲜英的部下。鲜英还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之役”。1925年他任四川陆军第10师师长。1939年以后，鲜英看到国事日非，遂谢绝仕途。

且说毛泽东接着念出下联：

“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

他读罢下联，又反复诵吟“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一句，赞道：

“威武不屈，其气浩然！”

在众人的赞美声和笑声中，张澜、鲜英引领客人穿过二门，转弯抹角，进入张澜卧室。

这是一间仅有14平方米的小房间。张澜到重庆，应鲜英之邀，住在此处。张澜素来简朴，不喜奢华，鲜英曲承其意，不事铺张，只一床一桌几把椅子点缀其中而已。张澜笑对毛泽东道：

“斯是陋室。”

毛泽东随口答道：

“惟吾德馨，何陋之有！”

4人坐定，女仆送上香茗。鲜英打开上等听装香烟，递给毛泽东一支，并替他点燃了。周**看了一下手表，对张澜说道：

“表老，我今天下午还要同国民党代表继续会谈，先行告辞了。”

张澜忙说：

“公事要紧，公事要紧。”

鲜英送走周**，毛泽东对张澜说道：

“表老，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转达朱德同志对您这位老师的问候。”

原来大约在38年前，张澜担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监督兼任讲授修身课，朱德在这个学校曾受过他的影响和教诲。张澜说：

“谢谢他！回延安后，请代我向他问好。”

毛泽东点点头，又道：

“其次，您的老朋友吴玉章同志托我向您问候。”

“岂敢，岂敢！烦请代致谢忱，幷颂安康。我们一别多时，彼此南北相乖，无缘会面，时在念中，是在念中。”

毛泽东说：

“一定都替您转达到。”

张澜话头一转，感叹道：   

“润之先生，此次您竟会来重庆，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您现在来了，我们又不能不为您的个人安危而忧虑啊！”

鲜英也说：

“我们这些人都在为您的安全担心啊!”

毛泽东神情坦荡，悠然一笑，感激道：

“多谢关怀！多谢你们各位的关怀！此次单刀赴会，来之前我们是做了充分研究和布置的。按目前形势看来，可以说有惊无险，或者是有险不危。我现在不是甚好吗？毫毛无损，我一下飞机，没有把我扣留起来啊！我是诸葛亮到东吴，身在虎口，安如泰山啊！”

张澜从毛泽东的眼神里体察到了这位共产党领袖处危若安、宁静致远的胆魄，但他心中仍然有所不安，他说：

“润之先生，国共两党要谈判，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动您的大驾呢！”

“表老，这次他们连发3封电报邀我，做得颇有诚意，我如不来，其必大放谣言，说我们不要和平，不要团结。这种调子已经在唱了，不得了，罪名一大堆往你头上浇下来！现在我来了，他们哑口了，谣言不攻自破，统统烟消云散，以后再也造不出来了。”

张澜连连点头，又郑重地说：

“润之先生，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曾当面告诉蒋介石说：‘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了，邀您来谈判，我看他演的是民主的假戏。”

毛泽东笑着说：

“哦，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张澜咀嚼着毛泽东的话，稍顷，肃然问道：

“润之先生，您看此次谈判前途究将如何？”

毛泽东一皱眉头，眉尖起了个疙瘩。他接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大口，吐出团团浓雾，说道：

“国民党一方面要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我们进攻，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大军不算，仅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已有80万大军。”

张澜“哦”了一声，露出惊讶和愤慨的神色。毛泽东继续说：

“所以说蒋介石的主意是老早定了，他要消灭我们，而且是越快越彻底越好，不如此，他是不舒服的。”

“足见此人根本无诚意谈判，他在骗人。”

“是啊，他总是骗人，他没有诚意，他是靠不住的，积多年之经验，我们深知是这么一回事。不说别的，此次他们三请四邀，诚意惊人，可我来了，他们却毫无准备，看来，今后一切提案还得由我们提出呢，岂非笑话？”

“这就足证其假了，我看他们根本就没想到您真会来的，故而，我认为谈判很难有什么真正结果。”张澜忧心忡忡道：“内战危机重重啊！”

“表老，您说的是有道理的，是有根据的。”毛泽东停了停又说：“但是，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表老，蒋氏要打内战，有3大顾虑：1、我们解放区现放着人民一万万、军队120万、民兵200多万，这个力量，他是不敢小看的。2、大后方人民反对内战。今天，民盟在广大人民中已有很大影响，民盟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为团结、统一、建国，为反对内战，起着重大作用。现在民盟在您的领导下，正合我们共同奋斗。蒋氏对此岂敢轻视。3、国际上的有识之士也不满意中国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民主。有此3条，蒋氏要实现其妄想，决非易事。这就迫使他不能不讲点现实主义。他邀请我，我就来谈判。至于结果如何，到时再看，但我们还是要力争，以成其好事。他来两手政策，我们也早有准备，谈则谈之，以此求和平；打则打之，消灭他个干干净净。他要这么干，你有什么办法！但我们不先动手，后发制人，还要怎样呢？”

张澜十分赞赏毛泽东透彻精辟的剖析。他想了一想，郑重说道：

“现在既然国共谈判了，蒋氏是从来不讲信义的，承认了的也会赖掉，为了不让他赖，我说应该有第三者参加。”

“这恐怕他们是不会同意的。”毛泽东摇了一下头。稍歇，他又说道：“我看这样吧，以后我叫**他们随时向您和诸公报告谈判情况，如何？”

“那也好。”

此时，门咿呀一声打开了，一位雍容端庄的妇人出现在门口。妇人向毛泽东、张澜莞尔一笑，托着盛满糕点的红色漆盘子，款款走到书桌旁，放下盘子，将糕点分摆在3人面前，笑道：

“粗点心，请随意用一点。”

张澜向毛泽东介绍说：

“润之先生，这位就是鲜夫人。”

毛泽东满面笑容，起身和鲜夫人握手致谢。

“不敢当，不敢当！”

鲜英夫人忙答礼退去。毛泽东接着就中共中央8月25日《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的6项紧急措施，进行了详细地解释。张澜听后，连声称赞说：

“很公道，很公道！抗战8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解放了大批土地和人口，不给几个受降区是不公平的。这6项，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全部采纳施行。”

他说到这里，忽有所悟，捋着胡子笑道：

“您刚才说假戏真演，看来，这场戏倒是很有看头哩！”

毛泽东、鲜英都笑了。毛泽东又介绍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面貌、生产、教育，以及人民福利等情况。张澜为之兴奋、激动，说道：

“上个月，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几位参政员从延安回来对我讲了一些，真是‘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啊！”

正在此时，一名警卫人员敲门进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今晚宴会的时间快到了。”

毛泽东一看表，笑对张澜、鲜英说：

“我们谈话忘记了时间，晚上张治中先生邀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要告辞了。”

“他也邀了我。”

张澜接口道。

“那好，我们晚上再见。”

毛泽东欣然离去。鲜英对着毛泽东的背影赞叹道：

“毛泽东真伟大，真了不起啊！”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做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蒋介石在8月29日下午国共双方初次正式会谈中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毛泽东知道蒋介石说话历来是言不由衷，不管他说什么都要反着听。他在与张澜、鲜英这些民主党派人士谈话中，关于蒋介石的这一番表白说道：“我来了，他们却毫无准备，今后一切提案还得由我们提出呢。”毛泽东这样说，完全是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是出于宣传和争取民主党派人士支持的需要。可是自此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就一直沿袭了毛泽东的这一说法，说由于蒋介石对谈判未做准备，拿不出任何具体的方案，因此谈判的一切提案均由共产党提出。这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但实际上蒋介石除了在8月28日的日记中已经记下了他所定下的谈判方针外，他还在毛泽东抵达重庆3个小时以前，就召集要员们商讨对策，准备同共产党进行谈判。后来张治中曾经这样说过：“蒋介石从来不做蚀本生意，从来不做没有准备之事。重庆谈判他采用后发制人，所以常被误以为他没有准备。”由此可以看出，历史本身是多彩的，我们后人对于历史做结论，还是应该好好用用脑子，否则就会在有意无意之中贬低了前人。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68

第168章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怀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

中共中央认为，无论如何，现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完全必要

的。不管困难多大，尽量争取和谈成功，苟能求全，不惜委屈。”

话说1945年8月30日晚，毛泽东出席张治中的宴会，作陪的有于右任、孙科、邹鲁、叶楚伧、张澜等人。晚饭后，于右任辞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来见毛泽东，众人晤谈多时方罢。

8月30日夜，毛泽东一行回到了红岩，尽管这里的房舍比林园差得多，但这里是被称为共产党驻重庆的“大使馆”，毕竟是重庆的“红区”。毛泽东在这里如鱼得水，好像回到了老家。

此时，柳亚子应毛泽东上午之邀，来到了红岩村。重庆文化界的郭沫若、沈雁冰、马寅初等一大批知名人士也已经在会客室等候多时了。不一会儿，毛泽东在周**、王若飞的陪同下来到会客室。周**一一介绍着来宾。毛泽东走到柳亚子面前，握着柳亚子的双手，说：

“不用介绍了，不用介绍了。亚子先生，您还好么？我们好像有19年未见面了。”

柳亚子连忙说：

“是的，是的！还好，还好！”

“19年的变化真大哟，我们都好不容易走过来了，特别是您。今晚是和大家初次见面，结识新朋友，探望老朋友。亚子先生，我如果有暇一定要到府上去探访您，咱们要好好聊聊。”毛泽东说罢又问道：“你老先生最近有大作可供拜读么？”

柳亚子闻言，立即兴奋起来，随口吟道：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建新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柳亚子吟罢，抄写工整，递给毛泽东，说：

“匆匆作了一首，请润之先生雅正。”

毛泽东接过柳亚子的诗作，凝神朗诵一遍，赞道：

“嗨，好诗，好诗！只是把我夸得太过了。”

接着，毛泽东和柳亚子、郭沫若、沈雁冰、马寅初等人促膝谈心，畅谈对国内外时局的看法。沈雁冰问毛泽东：

“你高瞻远瞩，对形势的看法如何？”

毛泽东说：

“蒋介石是要打仗的，但是，他不得人心，和平的旗帜在我们手里，他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有准备。”

柳亚子一回到家，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赋诗两首，其中几句是：

“最难鲍叔能知管，尚用夷吾定霸齐。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

周**在送走客人后，安排毛泽东住在最凉快的2楼右手第一间。他对南方局秘书处处长兼机要科科长童小鹏等人说：

“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要再穿皮鞋。楼道、过道全是木板铺成的，穿皮鞋会发出‘噔噔’的响声，影响毛主席休息。”

童小鹏和在3楼工作的电台人员，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上下楼干脆都打赤脚。

8月30日夜已经深了，毛泽东将他和周**、王若飞等人拟出的、准备于下月初向国民党提交的11条意见，电告刘**并转中共中央。这11条意见是：

1、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2、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3、承认国共两党及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方针。4、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与合法地位。5、严惩汉奸，解散伪军。6、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7、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8、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9、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5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10省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上海4个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10、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部队编成16个军48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委会及其各部的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地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11、党派平等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等。

8月31日上午，毛泽东同周**、王若飞前往国民参政会，出席邵力子的宴请。

8月31日下午，毛泽东约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屈武等负责人。

原来早在是日上午，王炳南就通知屈武说，近日不要离开重庆，周**已请示了毛泽东，将要会见你们。

下午3时，屈武和王昆仑、许宝驹、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于振瀛、倪斐君8人，相继到达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大家先在客厅里等候，陪同接见的有王若飞、王炳南、徐冰；周**也在座。毛泽东来到客厅，笑容满面，挥手致意，连声说：

“欢迎！欢迎！”

王炳南把屈武等人一一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以手示意说：

“请坐！请坐！”

毛泽东坐下后，大家就围着毛泽东成半圆形坐下。屈武和王昆仑坐在毛泽东左边，周**坐在毛泽东右边。毛泽东说：

“今天和大家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也可以说是老朋友相聚。虽然南北相隔几千里，我知道你们这个组织。你们提供的材料和意见，供延安分析时局动向帮助很大，首先要感谢你们。我这次来重庆谈判，很希望听到你们的意见。重庆各界人士特别是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这次谈判有何反应，对谈判的前景如何估计，对我们中共，对我本人有什么希望，请大家随便谈。”

周**要王昆仑先发言，于是，王昆仑说道：

“毛主席来到重庆，举国欢腾。人民遭受了8年苦难，希望和平，毛主席来进行和平谈判，全国人民无不拥护。重庆市拥到新华书店瞻仰毛主席照片的人群，就表现了他们的心愿。我们祝毛主席身体健康。雾都重庆的气候不知主席适应否？山城气候变化无常，尚请主席保重。”

毛泽东环视着大家说：

“谢谢你们。我这个人在哪里都能生活得好。”

王昆仑谈到了5月5日至2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大的情况，他说：

“蒋介石对一部分中央委员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到我们的任务。”

大家提起蒋介石在六大上骂王昆仑的事，纷纷发言说：

“5月10日下午，蒋介石大发其怒，指着昆仑兄骂道：‘你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公然在国民党大会上替共产党说话，你还像国民党的代表吗？你王昆仑吃着国民党的饭，在家里却暗通共产党。’蒋介石所说的共产党，指的是昆仑兄的夫人曹孟君。当时会场上一片哗然。昆仑兄从容退出会场，以示抗议。事后，蒋介石自知失态，在中央纪念周上承认语言不当，他说：‘请同志们不要在意。’他还派黄少谷向昆仑兄解释误会。于佑任先生很幽默地说：‘王昆仑10年中委无人问，一骂成名天下知。’”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道：

“很妙！这也是一个战场嘛！”

王昆仑说：

“这次我虽然未遭杀身之祸，候补中委已被一笔勾销。从我的切身体会来看，蒋介石之为人极不可信，他3次电邀您来重庆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诚意。这个人只有独裁之念，而绝无为人民谋幸福之心。贯弄权术，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食言而肥，是他的习性。目前这样做，为了掩盖他的内战阴谋，欺骗全国人民，以应付中共和平建国、制止内战的倡议。如您不来，他就将破坏和平之责推到中共身上。他蒋介石没有想到您敢于冒险犯难、大义凛然地来到重庆。打破了他的阴谋，已经取得一次胜利。您到重庆，使举世皆知中共谋求和平诚意，气势上就压倒了反动派。毛主席今天和我们谈话，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

大家见毛泽东态度随和，也就无拘无束了，纷纷劝毛泽东说：

“蒋介石心狠手辣，还要请主席注意安全。”

侯外庐笑着说：

“这次和谈，好像老头子和少女的联姻，恐怕好事难成。”

毛泽东用右手把下巴一抹，笑道：

“不行的话，老头子把胡子刮一刮不就行了吗！”

毛泽东这么一说，全把大家逗乐了。毛泽东接着说：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怀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中共中央认为，无论如何，现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完全必要的。不管困难多大，尽量争取和谈成功，苟能求全，不惜委屈。第一，由于和平、民主、团结是战后全国人民强烈的愿望。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当通过和平的途径求得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第二，通过谈判，可以使全国人民看清楚国民党反动派究竟是真要和平民主，还是以和谈为幌子实际仍旧是搞独裁内战。这可以用事实教育人民，提高人民觉悟。我们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尽力阻止内战。内战不仅会使中国人民遭受灾难，而且又危及世界和平。”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继续说：

“中国今天只有一条振兴之路，就是和为贵，其它打算都是错误的！至于说到我个人的安危，昨天下午我在‘特园’看望张澜、鲜特生二位先生时，作了长谈。二位老先生都不相信蒋有和平诚意。张先生指出蒋在表演‘鸿门宴’，是假戏。我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教育意义了。我谢谢大家关心。不过也请大家放心，对于蒋先生要贸然违反人民意志可能加害于我，我料想他还不敢，有国内国际的舆论压力，有强大的革命力量，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既来了，他不会那么做。”

毛泽东掏出怀表看看，已是下午5点30分，望了一下王若飞说：

“看来，我同民主革命同盟的朋友们有缘分。我们谈得很投机嘛！”

王若飞征询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宣布说：

“毛主席请大家共进晚餐。”

这是一顿很简单的晚餐，毛泽东举杯向大家敬酒。不久，毛泽东因有别的事情要应付，说声“失陪”先行退席。

饭后，王炳南告诉王昆仑、屈武和许宝驹，要他们3人留下，说是毛泽东还要和他们谈话。

晚上8点，王昆仑、屈武和许宝驹被召到另一个房间里，周**、王若飞、王炳南也在座。毛泽东说：

“对不起，劳你们久等了，请坐。”

待客人就座后，毛泽东说：

“我很想再听听你们的谈话。你们可以畅所欲言。讲讲国民党元老的看法及其它方面的反应。”

屈武说：

“主席这次来重庆谈判，各方面反应都非常强烈，称赞主席大智大勇，很得人心。国际反应也很强烈。昨天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彼德罗夫对我说：‘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是中国和平的曙光，将会轰动世界。在对日作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分歧，阻碍了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动员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和创造新的民主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中共的力量有很大增长。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有关中国前途。如果和平谈判成功，对于中国实现人民民主制度将起推动作用。对亚洲和平、世界和平也将起重大作用。’因此，他们也希望和谈成功。”

毛泽东说：

“屈武同志是于右任先生女婿，又是蒋经国好友，请谈谈他们的看法。”

屈武说：

“主席这次谈判，出于国民党元老的意料之外，很多人都以为主席不会亲自来，而是派人来谈。于右任先生对我说：‘蒋介石很可能是单相思，毛泽东未必亲临重庆。’主席抵达重庆后，于先生说：‘真没想到，毛先生如此顾全大局，可以舌战群儒，笔扫千军。’张治中也说：‘毛泽东这一行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于右任对张治中说：‘你陪毛先生来重庆，将来史书上要记上：秋八月，张治中陪毛公飞渝。’孙科和邵力子等人也都表示，毛先生能来，中国前途就大有希望。至于蒋经国，他说：‘谈得好是好事。’但他这句话含义是怕难得谈好，这中间就有文章。总之，举国上下、国民党的有识之士，都极望和平。但一些掌实权的人，他们怕中共得势于他们不利，妄图消灭共产党，才能保持其既得利益，扩大他们的权势，使中国仍像抗战前一样，由他们统治。蒋介石是这些人的总代表。他们认为可以消灭共产党，因为他们保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方针受到美国的支持；已取得全国胜利果实和美国军援。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这一股反动势力是蒋介石的中坚力量。他们不想和平，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他们不愿听。他们想的是内战独裁。”

毛泽东说：

“他们想在内战中捞得好处，但中国共产党也不是无还手之力，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要是那样好摆布，他也不会请我来谈判了。敢入虎穴，就不是畏虎之人。

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这是战后人民的普遍愿望。即使前进道路会迂回曲折，斗争会十分复杂，有时要委曲求全，但仍然有利于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所要力争的。”

王昆仑说:

“在民主人士中，大家企望和平，总希望共产党尽量让步。牺牲人民利益来求得和平。他们没想到，今天中国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势力，如果没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军事力量，做为人民的后盾，蒋介石不会让民主人士说半句话的。这种想乞讨民主的想法，我看很天真。所以在民主队伍中，也还要进行宣传，使大家明白不能牺牲人民的根本利益，任凭中国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所以，共产党的让步也应是有限度的。”

王昆仑3人又谈到了国民党内部矛盾方面和国民党口蜜腹剑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

“蒋介石内战之心不死，但他内战的部署一时难以完成。我们和全国人民有可能争取实现和平的局面。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该积极争取。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想利用时间做内战部署。我们革命力量尽力争取和平，能争取和平是福。蒋介石发动内战，革命力量也有一个应变准备的时间。要尽力团结争取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使他们看清形势，为和平团结出力。”

毛泽东看了看表，对屈武说：

“请问候于右任老先生。于先生书法、诗词功底都很深，他为新华日报写刊头，听说写了十几张，可见他认真的态度。”

屈武说：

“于右任先生几乎天天写字。”

毛泽东说：

“可惜我没他那么多时间。快天亮了，谢谢你们。”

于是，王昆仑、屈武、许宝驹3人与毛泽东握手告别。

1945年9月1日下午7时，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副会长邵力子、陈立夫举行酒会，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并生效。由于毛泽东的参加，实际上开成了一个欢迎毛泽东的盛会。

此时天上下着细雨，过往行人都被文协门前的热闹情形吸引住了，不约而同地冒雨伫立。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了，众人都在谈论着毛泽东，大家猜想他会来出席酒会。周谷城在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张西曼带领下，也早早赶来，站在离会场入口处几十步远的地方等候。不一会儿，毛泽东在周**、王若飞的陪同下经观音岩向文化协会稳步走来。只见他身着蓝布衣服，头戴一顶灰白色礼帽，手里握着一根手杖，神态自然。大门外立刻欢声四起，人们怀着崇敬而好奇的心情拥集在他的周围，场面十分动人。诗人臧克家也一直追随在后边。

周谷城一见毛泽东，急忙快步上前，握住了他的手，激动得半晌说不上话来。多年不见，音容邈渺，但毛泽东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老朋友，他用带有陕西口音的湖南话大声问道：

“你是周谷城先生吗？”

周谷城赶紧回答：

“是的。”

毛泽东打了一个手势，说：

“18年了！”

说着眼里也涌出了泪花。毛泽东念旧情深，使周谷城非常感动，也禁不住流了泪。周谷城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关切地问：

“您从前胃出血的病好了吗？”

毛泽东爽朗地说：

“我这个人啊，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来当‘土匪’，病就没有了。”

说罢，他仰面大笑起来。周围的人都被他这句风趣话逗笑了。大家紧随着毛泽东，一齐拥到楼上来了。

宋庆龄、冯玉祥、沈钧儒、覃理鸣、董必武、郭沫若、史良、谭平山、马寅初、王昆仑、李德全、沈雁冰、侯外庐出席了酒会；出席者还有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陈诚、王世杰、张治中等人；来宾多达500余人。中苏文化协会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都挤得满满的。

毛泽东进入会场，各界名人争先恐后围上去和他握手，洋溢着真情的问候。冯玉祥在宴会上首先讲话，他说：

“今天这个大会，正是实现了孙总理所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时又显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在这激动人心欢欣鼓舞的时刻，一定要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严防有人要从中破坏！”

冯玉祥的话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共鸣，大家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在会场总共有1个小时左右，他自始至终成为与会者注目的中心。冯玉祥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来来，为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实践干杯！”

干杯之后，冯玉祥背过身去，用手帕拭泪。覃理鸣也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只是流泪，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很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毛泽东、周**、王若飞巡历各个会议室看望与会者，每个人都向他举起了祝福的酒杯。毛泽东告辞时，又是一连串的热烈握手，许多人恋恋不舍地一直把他送到门口。毛泽东上车时，聚集在大门的上千群众鼓掌高呼：“毛先生！”“欢迎，欢迎！”

晚上8点，毛泽东同周**应张群、王世杰、吴铁城的邀请，赴吴铁城府邸出席宴会，冯玉祥、邵力子、甘乃光作陪。

席间，大家畅谈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谈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在谈到抗战胜利后对汉奸的处理时，毛泽东说：

“溥仪已经被苏联拿住了，将来送回来归谁审判？”

大家都说，请冯先生审判。冯玉祥笑着点头，说：

“那好极了，这34年的文章就算定了。民六为他，民十三也是为他。若真能这样办，也是一件痛快事。”

散席后，冯玉祥送毛泽东回桂园。由于天黑路滑，毛泽东、周**乘坐的车子掉在道沟里卡住了。冯玉祥及其随行人员帮着推车，却怎么也推不出来。冯玉祥笑着说：

“好了，既然推不出来，你们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

说罢，不由分说拉着毛泽东和周**到自己的车上，一直送到桂园门口。此时，已经是11点多了。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梅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9月2日上午10时，毛泽东约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对国共两党谈判提出了8项原则性意见：

1、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2、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3、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受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4、应给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5、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6、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7、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8、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欲知国民党能否接受毛泽东提出的8项原则性意见，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按照毛泽东在8月30日所拟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11条意见，国共两党之间几乎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南北分治。这的确是一着妙棋！毛泽东非常明白，你姓蒋的要后发制人么？要我提条件，那么好吧，我就来个漫天要价，看你如何就地还钱？斗勇尚需斗智，智者无形，智者不逞匹夫之勇而能屈人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