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134章导读表在21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159

第159章

“对国民党谈判不要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

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宣

传民主，争取他们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

人常住陕甘宁边区。”

话说1944年4月10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为朱德的母亲举行了追悼会。

朱德的母亲钟老夫人，是在1944年2月15日以86岁高龄在四川仪陇县马鞍场逝世的。蔡畅在“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宣布了钟老夫人不幸逝世的消息。3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朱母钟太夫人传略》。

在朱德母亲的追悼会上，各界人士敬送了花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党校及刘**、任弼时、周**、林伯渠、王若飞、谢觉哉、陈云、邓**都送了挽联。毛泽东在挽联中写道：

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毛泽东说：

“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我们要承担起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任务。”“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目的和方法。他说：

“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做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另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完全是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

“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毛泽东还说：

“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他向全党发出号召：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有许多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么我们就会胜利。”

毛泽东还特地讲到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他说：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为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4月，陈毅到延安已经1个月了，毛泽东请他谈新四军的情况，陈毅汇报了新四军和他在华中的工作。毛泽东听后说：

“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战斗经验很值得参考，你准备一下，向中央作一个专门报告。”

过了几天，毛泽东告诉陈毅说，黄花塘的问题可以结束了。

原来，毛泽东和中央已经给华中局打电报说：

“陈毅、饶漱石的争论，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不属于路线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应再提。陈毅同志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不能对他发生误会。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与毛泽东同志的争论，是属于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路线性质，而且已经正确解决，不应再提。”

陈毅听毛泽东如此说，便道：

“本来我的意见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4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党对国共谈判的方针。周**说：

“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10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

毛泽东说：

“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住陕甘宁边区。”

4月29日，共产党方面谈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一行离开延安，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谈判。

4月下旬，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将陕西米脂人李健侯所著的《永昌演义》转交给毛泽东审阅。

李健侯出生于书香门第。从1926年开始，他着手写作《永昌演义》一书，历时4年，6易其稿，终成大作，共计40回34万字。书中描写了他的同乡、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全过程。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将书抄存了一份，又给李鼎铭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多为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已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

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两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敬颂

大安！

毛泽东

4月29日

毛泽东写毕，吩咐工作人员拿出200元边币，以示对李健侯的奖励，将信及边币一并送给李鼎铭。李鼎铭立即让他的四子将毛泽东的手书及200元边币一并转交给李健侯。李健侯激动不已，即赴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又奖励他两石大米。

建国后，毛泽东指示陕西省政府将李健侯安排在省文史馆当研究员，修改《永昌演义》。李健侯不幸于1950年病逝，没有完成《永昌演义》的修改任务。实属可惜。

且说4月30日晚，毛泽东邀请续范亭和另外几位同志到他住的窑洞里小宴，毛泽东亲切地询问续范亭的病情和治疗情况，还给他讲了一些有效的疗养方法。举座叙谈甚欢。

饭后，毛泽东与续范亭等人坐在院子里的丁香树下，一边品茗，一边叙话。续范亭问毛泽东多大年纪，毛泽东说：

“光绪十九年癸巳生。”

续范亭又问是何月何日，毛泽东说：

“旧历11月19日，公历12月26日。”

续范亭的出生时间是旧历10月19日，正好比毛泽东大一个月，他想到去年农历11月19日是毛泽东的50寿辰，而延安各界并没有举行庆祝活动，感到很遗憾，便即席赋诗一首，献给毛泽东，以祝愿毛泽东健康长寿，诗曰：

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

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

毛泽东和在座的客人听了，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天夜里，续范亭和毛泽东谈话的情景，久久萦绕在他的脑际，他对毛泽东的学识、人品、才能都很钦佩。他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写了一首《五百字诗》，并在长序中详细地记述了这次难以忘怀的会见，抒写了他那无比欢欣的感触：

“毛主席身体健康，器宇雄厚，脚踏实地，眼光向下。至于毛主席的智慧，究竟在哪里？我看他的智慧就是群众的智慧，同时群众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此其所以为大智慧。古人说：‘大智慧亦寿考’，不祝亦必寿考也。30年奔走无成，见到如此领袖，使我心悦诚服，中国革命，从此再不会走冤枉路了。”   

续范亭把毛泽东看作自己最好的老师和朋友，他在《赠毛主席》诗中写道：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

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续范亭解释说：

“这首诗的前面三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几天，拿毛主席比喻历史上哪个人好呢？有一名记者问斯大林，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谁更伟大，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说列宁是大海的话，彼得大帝就是沧海一粟。所以我说‘先生品质难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刘邦的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但觉得不够全面，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是杜甫赞颂诸葛亮的。‘万古’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品清质虚而体积小，惟其清虚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

194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对在整风中的受害者讲话说：

“整风的问题，我有责任，因为我在延安。这次整风同志们洗了个澡，但是水太烧了，火太大了，伤了同志们的皮肤，同志们有怨气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党伸出手来和同志们握手，同志们要不和党握手，党的手就收不回来。”

毛泽东在向与会者鞠躬时说：

“如果你们不接受我的道歉，我将不再抬起自己的头，并且，一定要鞠第二次躬。”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说：明日将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你。

由于国民党方面拿不出谈判方案，而要共产党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毛泽东就指示林伯渠以公函形式将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交给张治中和王世杰，以此作为谈判的内容。毛泽东在《意见》的说明部分写道：

“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全国政治的有3条：

“1、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2、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3、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毛泽东提出关于两党悬案的有17条，主要内容是：

允许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每师1万人，目前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平均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

5月17日，共产党方面谈判代表林伯渠等人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从西安同机到达重庆。

在此期间，董必武自重庆给在桂林的柳亚子寄去一首贺寿诗，内有“诗能报国应长寿”句。柳亚子就作了一首律诗：《次韵和必武贝寿新诗，分寄毛泽东、周**、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张曙时、邓颖超诸同志》，自云：

“誓以心肝酬党国，岂贪姓字上旗常？平生管乐襟期在，倘遇桓昭试一匡？”

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于5月21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会议确定了全会的议事日程和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会议决定向全会提议：由毛泽东、刘**、任弼时、朱德、周**5人组成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

5月21日下午2时，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

七中全会一直开到1945年4月20日才闭幕，历时11个月，期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这是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在党的历史上、也可能是在世界历史上经历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

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从1931年初到1943年底这一时期的历史问题；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为“七大”的召开做充分的准备工作。

出席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幕式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17人，他们是：毛泽东  刘**  任弼时 朱德  周** 康生 彭德怀  张闻天 邓发 陈云  博古 李富春 吴玉章  杨尚昆 孔学 陈郁  李维汉

列席会议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有：高岗  彭真 贺龙  林彪 叶剑英 陈毅  刘伯承 聂荣臻 朱瑞  徐向前 谭政

应该出席会议而请病假的有4人：王稼祥  王明  凯丰 关向应

原定出席会议而外出的有2人：林伯渠  董必武

会议根据书记处的提议，选举毛泽东、刘**、任弼时、朱德、周**5人组成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期间，由会议主席团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听取了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

会议就召集七大的准备工作，通过了《召开党的七大的决议》，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七大”政治报告；成立了负责起草七大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4个文件的各个委员会，其中以任弼时为召集人，由刘**、周**、张闻天、博古、康生、彭真、高岗7人组成负责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委员会。

且说5月2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发展工业，打倒日寇》的讲话，他说：

“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侮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不一定拥护我们。”

“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我们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做工业，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便是个工业的短期训练班。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边区教育已经开始走上轨道，而这是与边区各个抗日根据地工作的进步有联系的。我们所有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日本打出去，没有根据地就不行。

今后延大的具体任务：在政治上要学习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的方针，要学习各项政策与方法。在经济上要学习如何发展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要帮助35万家农民做到耕三余一，要帮助老百姓订一个植树计划，10年内要把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秃山都植上树，还要使边区工业做到全面自给，达到每年出产31万匹布，470万斤铁。还有文化建设，要使边区老百姓每一个人至少认识1000个字，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1000多个乡每乡设立一个小医务所，还要教会老百姓闹秧歌，唱歌。要达到每个区有一个秧歌队，家家有新内容的年画、春联。

要为实际服务，不要闹教条主义，人总要落在一个地点，像飞机早上出去，晚上也得回来，落在一个地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就是不落地的，它是永远挂在空中。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

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招待职工代表会上讲话说：

“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作技术。”

“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

福和中学老师

“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

5月26日，西北局、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联合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会议号召一切工业技术人员回到工业战线上来，迅速集中专门技术人才到各工厂去，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技术，提高效率，保证在两年内做到边区工业品的完全自给。

5月底，因为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拒绝接受毛泽东提出的20条谈判意见，并不肯把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党政府，毛泽东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20条改为12条，其余8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

5月31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说：

“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屈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

结果，国民党方面仍然不接受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他们拟定了《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和由陈布雷起草的《林祖涵来渝事件之应付要点》等秘密文件，企图通过宣传，以逐步令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

1944年6月5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提示案》中规定：“第18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4个军10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张治中、王世杰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进行谈判。

6月5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城市工作问题。会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城市工作极为重要，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就不能驱逐日帝出中国。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担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

6月12日早上，毛泽东给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发来了一份浅红色的请柬。送请柬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希望先生们下午4时就去，为的是在晚餐之前可以和毛主席谈谈。

这个参观团来到延安，说起来也有一段缘由。原来，国民党长期对边区的封锁，反而增强了边区的神秘感，从而激发了外国记者们探密的欲望。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多次公开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也起到了鼓励外国记者的作用。1944年2月16日，以《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为首的驻重庆的外国记者，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去延安访问。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于2月23日不得不同意记者们的请求。共产党方面迅速作出积极反映。3月19日，周**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位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向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周**还请董必武通知驻渝《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安。

在记者团中，国民党增派了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报》的中国记者，并规定由国民党官方代表担任记者团的正、副总领队和中外记者统一行动等纪律。1944年5月17日，中外记者一行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离开重庆，前往西北。参观团中有6名外国记者，除1人是塔斯社记者外，其余5人全是美国记者。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途经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时，阎锡山大放厥词，恶毒攻击山西新军、八路军和共产党。

毛泽东看到阎锡山的谈话后，向贺龙提议，请当年山西新军的领导人续范亭、薄一波、韩钧等人写文章予以驳斥，向公众说明真相。贺龙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给续范亭，续范亭欣然接受了。

参观团于5月30日进入陕甘宁边区，先在固临、延长参观访问，后到南泥湾参观了359旅的军事训练和生产建设；于6月9日到达延安。

且说这天下午近4时，中外记者先后登上汽车。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发现自己穿着新买的凉鞋，又是赤足，觉得未免不郑重，便要回去穿一双袜子。招待人员告诉他说：

“先生，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

赵超构只好上了车。过了延河，行驶了10分钟，车子在中央大礼堂前停下来。大礼堂大门前站着两名着装非常整齐的卫兵。客人们被引入大礼堂后面的客厅休息。

赵超构感觉这个客厅是延安最漂亮的，又宽又长，两边陈设沙发，中间是一排摆成丁字形的桌子，可以坐40个人，洁白的桌布，上面放着鲜花。墙壁上除了4大领袖的肖像外，还有两幅巨大的油画分挂在两边，一幅是斯大林的，另一幅是毛泽东的。

赵超构靠在沙发上，习惯地伸着赤裸裸的两只脚，点上一支延安最名贵的曙光牌烟卷。过了半支烟的功夫，毛泽东昂然走了进来。只见他身材颀长，穿着一套陈旧的毛呢制服，领扣照例没有扣，露出白色衬衣。他那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宽阔的前额，隆起而端正的鼻梁，显示出一副尊贵的气概。周**向他介绍着客人，他握着客人的手，眼睛却盯着介绍人和每一个客人，好像是在极力地记取着对方的姓名。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首先即席致词，他说：

“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各位到延安时，正遇欧州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州，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议发展而来的，在这些会议上决定了从东、西、南三面打击敌人。第二战场现在是实现了，三面打击希特勒的计划是实现了，我们谨祝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斯大林元帅的健康！

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州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关于中国国内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历次文稿及其报纸，今乘诸位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如此，抗战中期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但是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外关系和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赵超构感觉，毛泽东虽然是满口的湖南口音，“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且说毛泽东致词结束后，不少记者纷纷提问：

斯坦因问：“毛主席能否谈一谈，林伯渠先生在重庆谈判的情况？”

夏南汗神父问：“上述问题为大家所关心，可否尽先答复？”

斯坦因说：“为使问题明了起见，我请毛主席将1936年国共谈判的情形与今日谈判情形做一比较。”

爱卜斯坦问：“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否引起了一个新阶段？中共中央对此是否准备发表宣言，阐明中共中央之政策？”

谢爽秋问：“为着加强团结，中国共产党希望于各方面的是什么？”

赵炳烺问：“为使问题明了起见，我增加问，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其其他各党派做些什么？中国共产党本身又准备做什么？”

毛泽东答复说：

“诸位的问题可综合为3个：第一个问题，关于国共谈判，谈判已进行了许久，但是今天还在谈判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其它今天还无可奉告。

第二个问题：关于第二战场。日前《解放日报》社论已说明是一个新阶段，我们不准备再发表宣言。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同盟国战争合作的结果。其总的性质，现在与过去比较，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第二战场的开辟有与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种相同的意义。1942年11月以前，是法西斯凶焰高涨、反法西斯力量被打与退却的时候，赖有苏联的进攻结束了过去的阶段，开辟了新阶段。北非和太平洋相继有了进攻，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转变。第二战场开辟，在进攻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现在欧州已进到了决战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军事方面，我已说过，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州，将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们可以看见，外面的情况虽然很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靠中国人民自己去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央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外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现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州已进入了决战阶段，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及抗战7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军队相互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国家，并发展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在中国的朋友以民主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的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和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的会议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

先生们来到边区已经十几天了，今后还要有若干时间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人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些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战胜敌人，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

今天时间已晚，今后还可以相互交换意见。我要说的，就是如此。”

谈话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之久，日色渐渐向晚。毛泽东和客人们一起共进晚餐。

是日晚，毛泽东请客人们到大礼堂观看延安评剧研究院的演出。毛泽东坐在赵超构的右侧，大概是吃了几杯酒，两颊微微红润。他殷勤地向两边的客人们让茶让烟，像朋友一样和他们谈着话。

演出开始了，演的是京剧《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4场戏。毛泽东自始至终非常有兴味地观看着，不时地发出笑声，不是微笑而是恣意尽情的笑。当看到张飞自夸“俺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他竟是捧腹大笑。他还对身边的赵超构说：

   “我对于京剧没有研究，很喜欢看看。”

演出结束时，已经是夜里11点了。毛泽东微笑着送走了客人。在归途中，有朋友问赵超构，今天有何感受？赵超构回答说：

“完全出乎意外的轻松。”

6月21日，因为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的大溃退，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到中国。华莱士在与蒋介石首次会谈中，告诉蒋介石说：

“罗斯福总统认为，你们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若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你们可以找一个朋友从中撮合。罗斯福还表示说，他可以充当这个朋友。”

此时的美国，急于利用它的影响促成国共谅解，目的是为了让共产党的力量“充分发挥用途”，一是挽救国民党的军事危机，二是利用共产党的军队和根据地配合美军对日作战。可是蒋介石不同意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也反对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采取任何联合行动。蒋介石要求将史迪威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调回美国。而华莱士则一再说明罗斯福、马歇尔、史汀生都希望美国军事观察团早日到延安去。蒋介石被迫允许美军以观察组的名义去延安。

华莱士回到美国后，向罗斯福汇报了他的中国之行，他说：蒋介石政府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广大民众普遍不喜欢国民党政府”。华莱士又认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来取代蒋介石。他提议由魏德迈将军换回史迪威，影响蒋介石采取进步政策。他还说：“除支持蒋介石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6月28日，毛泽东非常重视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延安的事情，他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说：

“美国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问题。会议决定：要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同美国人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美军观察组。

欲知毛泽东如何接待美军观察组，请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60

第160章

“美国政府是否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以防国民党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打内战。”

话说1944年6月30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报告文学《田保霖》，文中叙述了陕北靖边县城区合作社主任田保霖的先进事迹。

欧阳山在同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报告文学《活在新社会里》，文中记述了合作英雄刘建章的事迹。

1944年7月1日早晨，毛泽东看了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这两篇报告文学，立即写信给两位作者：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7月1日早

这天上午，住在延安南门外边区文协的丁玲、欧阳山接到了毛泽东这一封书法甚佳的亲笔信，他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

下午傍晚时分，丁玲和欧阳山来到枣园毛泽东住处晤谈。毛泽东留他们吃晚饭。席间，毛泽东对丁玲的新作仍赞不绝口，他说：

“我一口气读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

毛泽东也同样鼓励了欧阳山。饭后，他与丁玲、欧阳山二人谈了许多合作社方面的问题。

晚9时，宾主尽欢而散，毛泽东送走了两位客人。

后来，毛泽东还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不同的场合表扬了丁玲，他说：

“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出好文章。”

丁玲对于毛泽东的赞扬很清醒，她说：“这是毛泽东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作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平一条平坦宽广的路。这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许多的文艺工作者。”

以后，毛泽东又读了丁玲的《三日杂记》，文中记述了丁玲深入农村时，到一个叫柳拐子的村长家里，与这位村长的老婆躺在一个炕上聊家常的情景。毛泽东见到丁玲时高兴地说：

“哎！丁玲，你能够和柳拐子婆姨聊天了。”

7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指示说：

“为了适应我军发展、准备战略反攻及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突然事变的需要，整训现有部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为军队将来发展一倍至数倍准备条件。

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应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

7月1日和2日，萧三所著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连续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看到后，几次传话让萧三停止写他个人。毛泽东还亲自当面劝萧三多写群众。萧三分辩说：

“我这是自己补课，并且写你和党的斗争，二者是不可分的，有重大教育意义。”

毛泽东闻言，便不做声了。自此，萧三成为党内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第一位专家。

7月4日，毛泽东为庆祝美国独立168周年，与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晚上，毛泽东又出席了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礼堂举行的庆祝晚会。

这天晚上，毛泽东为准备和安排美军观察组飞机在延安降落的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告知他们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时应注意的事项，包括雨季飞机不能超过的重量，跑道的长度、宽度和降落方向及机场标记等。

7月初，延安评剧院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由编导室任桂林、魏晨旭和李纶组成的《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他们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120回本的《水浒传》，又请齐燕铭在构思上给予指导，尔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建议说：

“这个戏要写好3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

7月14日下午3点钟，毛泽东接受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美联社记者史坦因的采访。在史坦因眼里，毛泽东是一个“穿着肥大裤子，操着浓重乡音，精力充沛的农民知识分子”。史坦因问毛泽东：

“你在长征以前是否发觉自己是少数派而不能占上风？”

毛泽东说：

“是的，我曾是少数派。那时候，我所做的唯一事情是等待。”

史坦因又问：

“你现在以什么权利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

毛泽东答道：

“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

毛泽东一直谈到吃晚饭时才停下来。他们走出窑洞，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共进晚餐。晚餐后他们回到窑洞，一边喝酒一边继续交谈。

毛泽东仍然不停地抽烟，史坦因则继续在纸上记录有关共产党及其在抗战中的一些目标。毛泽东看到史坦因写字的桌子不稳当，就走出去，在院子里捡了一块小石头，弯腰垫在摇动的桌脚下面。

毛泽东在谈话中，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他说：

“中国共产党在它的23年历史中，没有改变其根本的或基本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就是新民主主义——由中国广大亿万群众，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进行民族独立、民主和改变人民生活的革命。”“我们制订的没收土地的纲领，在战争年代不合适了，因为，地主想抗日而没收土地政策可能会把他们赶到其它阵营去。农民看清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即减租既可使地主继续存在下去，又会帮助孤立日本人。减租政策是切合时宜、唯一可行的政策，如果在全国实行，自然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战争结束后，恰当地对付资本，是一件有利的事情。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我们需要发展工业。我们要用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原则，去取代日本使中国殖民化的原则。”

史坦因几次站起来想离开，毛泽东像是没有看见。他同这位敏锐但毫无名气的新闻记者，一谈就是12个小时。毛泽东最后谈到国共两党的关系，他说：

“如果国民党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愿意后退一些。如果他们继续进攻，我们就要战斗。我们必须自卫，我们决不打第一枪。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防止偶发事件。中国人民、国民党的大多数和盟国，应设法制止它们发生。蒋介石不会欢迎盟国调停的。”

直到凌晨3点，当史坦因最终站起来离开的时候，他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而毛泽东还像下午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有理。

外国记者们由于史坦因带了头，就不顾参观团统一行动的纪律，先后单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坦率的交谈。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门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毛泽东家里的情形：

“毛泽东在他居住的小院门口迎接了我。院内是一字排开的6个普通的窑洞，这里住着毛泽东一家及其贴身侍卫。毛泽东那年轻美丽的妻子同他在一起，她就是以前大上海闻名遐迩的影剧演员蓝苹。这是一个极为聪慧的女人，并且在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她毅然放弃了她的电影事业，转赴延安，在延安鲁艺学校从事戏剧艺术教育。”

“夫妻二人的穿着都很平常。妻子的一身像睡衣裤一样宽大的劳动布服装穿在她那纤细的腰身上，使她的身段愈显苗条。丈夫穿着一件粗糙的带补丁的上衣和短得不能遮住小腿的裤子。

我被带到了‘客厅’，这是一间用砖铺地、用白灰刷墙、摆有几件结实但很粗糙的家具的窑洞。时间已经到了晚上，洞内仅有的几点光线，来自一支被固定在倒置茶杯上的蜡烛和几支抽着的烟头上。

谈话期间总有几个儿童跑进跑出，这些儿童站下来盯了我几秒钟，然后剥一块糖放在嘴里又跑出去玩了。毛泽东好像根本不在乎她们的存在。”

这几个儿童，就是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叶子龙的两个女儿。

再说毛泽东对于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卫生状况，始终挂在心上。他经常从边区政府工作汇报和同农民的交往中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他逐渐地了解到边区人民习惯喝生水，生了病不去找医生，而是找巫神，许多人因误了医治的时机、又被巫师折磨而丧了性命。他还了解到，边区妇女生孩子时还用旧的接生法，不讲究卫生，造成婴儿成活率特别低，仅有百分之四十。有的妇女一辈子生十几个孩子，只有一两个成活下来。**的死亡率也很高。

有一天，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说有要事相商。张汉武以为一定是关于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事，于是一路小跑来到毛泽东住处，见面第一句话就问：

“主席，有什么紧急任务？”

毛泽东让他坐下，请他喝茶、吸烟。毛泽东问他：

“你知不知道，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为什么不生娃子？”

张汉武被问得瞠目结舌，他说：

“不知道。”

毛泽东马上把脸一沉，严肃地说：

“市委书记连人民群众不生娃子的大事都不关心，算不上是人民的好公仆。”

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是不是水有问题呢？请中央医院的同志，去把水化验一下好不好？”

张汉武说：

“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情人家中央医院不干。”

毛泽东生气地说：

“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人民群众的疾苦决非小事。我马上打电话请中央医院派人去化验，请你带路。并将化验结果告诉我。”

谈话后不几天，张汉武正准备派人去侯家沟调查，中央医院的负责人来了，是毛泽东亲自下了命令，要他们去侯家沟验水。经过化验，果然发现那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医院帮助群众对水进行了处理，帮助群众治病。后来在10个月后，侯家沟那两个村子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哭声。毛泽东得知后，高兴的合不拢嘴。

毛泽东还指示边区和中央各医务机关说，要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开展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7月17日，延安市卫生展览会，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在杨家岭大礼堂开幕了。会场上，挂着阿罗夫大夫的画像和白求恩大夫的遗像，还挂着毛泽东为展览会手书的题词：“为全体军民服务。”

这次展览会上的展品有：延安市和延安县人口出生，及因病死亡人数统计表；有反巫神斗争、防疫卫生、妇婴卫生、营养以及各医务机关为群众看病治病情况统计表；还有边区自制的药品、器械等。整个展览，图文并茂，用形象生动的方法说明，疾病、迷信的危害和防治方法。

观看展览的人络绎不绝，周**、李富春、杨尚昆等前往观看，徐特立整整看了一下午还没看够，第二天又接着去看。

7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毛泽东首先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传统和外来事物问题上的态度。他说：

“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诸如在俄国的那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还不存在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是，如果某些东西有用，我们不会因为害怕批评就拒绝接受它。科学无国界。”

“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3000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于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其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

毛泽东回顾了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演变，指出造成目前两党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他说：

“国民党的根本政策必须修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它必须采取团结人民的政策。只有这样，军事形势才能改观。我诚恳地盼望你和其它愿意援助中国人民的朋友们，帮助国民党认清新的形势。我们一切希望都是团结和民主。”“自然，委员长是公认的中国主席。我们一直坚守诺言，并且还要坚守下去。第一，不推翻国民党。第二，不没收土地。第三，我们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都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地方政府。第四，我们的军队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管辖下的国民军的一部分。”

7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战略区指示电，要求调查并电告天主教、耶稣教的教徒在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分布的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和对共产党的态度。他在电文中说：

“据云单是天主教全国有教徒400万，华北有150万，绥远有22万。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及国民党均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

7月22日，一架满载美国外交官和士兵的C-47飞机在延安的黄土地上降落，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飞抵延安。

毛泽东乘坐用救护车充当的轿车，到机场欢迎“迪克西使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握手。

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接触及相互关系说来话长。早在1938年，美国设在中国为专门搜集有关中国冲突资料的情报官卡尔逊对边区的两次访问以及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同共产党驻国统区代表的接触，在美国方面来说，只限于对共产党一般的了解情况。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的美国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打算。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成为美国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公开向国民党表示“美国政府决不接受在中国以‘战争对付共产党’的政策”。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明确表示，愿在各种场合与美国等盟国进行诚恳坦白的合作。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指示周**，向美国驻华官员发出欢迎美国官方代表访问延安的邀请。1942年和1943年，以约翰.戴维斯和约翰.谢伟思为代表的一批驻华美国官员，在美驻华大使高斯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的支持下，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军事合作关系，并给中国共产党以有限的军事援助的建议。由于美国政府那时的对华政策主要是依靠国民党进行对日作战，企图通过全力扶持蒋介石政府，以保证在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控制。所以美国驻华官员的建议未被采纳。1943年开罗会议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之一是，要求蒋介石“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以避免战后内战的发生。美国开始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一定的联系，以便从中调停国共关系，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统一。

开罗会议后不久，约翰.戴维斯在给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的报告中，再次提请白宫加快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的步伐。他说：

“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团到共产党中国去，在政治上争取中共，削弱中国依附俄国的趋势，使美国能够在战时和战后适应中国所能出现的改组。”

戴维斯的建议，白宫马上有了反映。1944年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派一个美军观察团前往“山西”和“陕西”观察军事的问题。蒋介石回电愿意“提供方便”，但又提出考察应限于国统区内。罗斯福认为，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应在不损害美蒋现存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由此，美国同共产党正式接触的问题又被搁置。1944年春、夏，国民党战场出现的严重军事危机，促成了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接触。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让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7月26日，中共中央为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举行晚宴。毛泽东与坐在他身边的谢伟思亲切交谈，他说：

“美国政府是否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以防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打内战。”

谢伟思表示可以把这一问题反映给上级，他又说：

“我有许多话题愿在你闲暇时和你交谈，虽然其中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是公事的。”

毛泽东说：

“等我安顿完以后，我们会有机会交换意见的。”

谢伟思生长在中国四川成都，并长期在中国工作，且对共产党抱有友好的态度。毛泽东对他很感兴趣。毛泽东将谢伟思的情况告诉了陈毅，要他也参加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

7月28日，毛泽东给谢觉哉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觉哉同志：《明季南北略》及其它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到，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它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

敬礼！

毛泽东

1944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召见王震，交给他一个任务，让359旅派1个团长率领1个加强营，护送干部团经鄂豫边新四军5师根据地，到广东抗日游击区，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王震回到部队找几个团长商议此事，大家都感到这次护送干部要通过日伪顽军占领区，长途行军，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王震找到毛泽东，主动提出由他自己率部队护送干部团。毛泽东说：

“你去嘛，我就另有打算。党中央研究一下，我们再谈。”

隔了一天，毛泽东把王震找去谈话，他说：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所以，中央的部署：一是由晋冀豫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由太岳区抽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由新四军5师抽7个连沿平汉路北上河南，由新四军4师西进豫皖苏地区，力争控制中原，扩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把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二是由华东新四军分批派部队过长江，逐步向苏南、皖南和浙江发展。三是由广东的东江纵队向前发展，琼崖纵队力争占领海南全岛并和东江纵队取得联系。四是由你们南下支队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

毛泽东还说：

“359旅要全部南下，再加上一批地方干部，包括从广东、广西等地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分成两个梯队。你带领第1梯队先走，等你们与东江纵队会合了，第2梯队再继续南下。”

毛泽东和王震谈话后不久，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359旅一部主力部队，由中组部选调一批工作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一游击支队”，即南下支队，准备开辟新的根据地。

毛朗明获得这些消息后，欣喜万分，远离故土几年了，他是多么希望回到家乡看看乡亲。许多从湖南来的人和他一样，也纷纷要求跟随359旅南下。毛朗明打定主意，就去枣园和毛泽东道别。

这是一个星期天，毛朗明从中央党校步行来到毛泽东家里。毛泽东正在看文件，一见毛朗明，便高兴地把他迎进屋里。

“主席，我想回湖南去。”

毛朗明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在延安不习惯？”

“习惯。”

“是不是想家了？”毛朗明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随王震司令员的第一梯队南下。”

毛泽东想了想，点头说：“可以。”

正说着，朱德、康克清夫妇来了，毛泽东起身向他们介绍说：

“这是我的本家，从韶山来的，叫毛朗明，现在中央党校学习。”

朱德立即走过去和毛朗明握手。毛泽东说：

“他要跟359旅回湖南去。”

“那好啊！”

朱德一口四川话，和蔼可亲。这时有人进来叫毛泽东接电话，毛泽东向朱德打了一声招呼，就去了隔壁办公室。

“回湖南好！”朱德和气地对毛朗明说：“这次情况比以前大不相同，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有利。革命一定会取得成功。”

毛朗明觉得自己不便讲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朱德接着说：

“这次回去，困难还是很多的。战争是艰苦的，要取得胜利，还很不容易，要准备进行长期斗争。不过现在的形势比以前好多了，斗争的经验也多了。只是南方的力量还单薄了一点。”

朱德看着毛朗明一直不做声，以为他可能是害怕困难了，便改口说：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中午，毛泽东留毛朗明吃午饭，饭菜很简单，没有什么荤菜。

后来，正当毛朗明准备南下时，中央组织部帅孟奇找毛朗明谈话说，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他是湖南派来的代表，要求他暂不南下，等参加了七大以后再说。就这样，毛朗明又留在了延安。

再说在延安市的卫生展览会上，最吸引人的内容，一是妇婴卫生，二是反巫神，三是显微镜下的细菌和一只苍蝇。

1944年8月1日，天下着小雨，观看的人仍然多达3000多人。白家坪一位姓殷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冒雨前来参观，她看了妇婴卫生部分，听了讲解员的解说，激动地说：

“我活了一辈子，生了13个娃，只活了两个。要是现在的话，我那13个娃都可以长大了。”

殷老太回去以后，立刻拉着毛驴赶到已经出嫁的女儿家里，接女儿回来看展览，她对招待员说：

“这是我女娃，再穷么，这会儿我也要送她去医院接生。”

在反巫神部分，摆着三山刀、表旗、神剑、铃子、麻鞭、神牌位等等什物。几位改邪归正的巫神正在现身说法。一位老巫师用粗犷的声音不停地向人们说着：

“我是柳林区的一个老神官，以前骗过人家不少东西和钱。我劝你们不要再迷信鬼神，那些鬼神都是人搞的，不信，你们看。”

老巫师说罢，马上表演起来。许多观众后来都把栓在腰里辟邪的红布条扯下扔了。

展览会上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防疫部门显微镜下的细菌。有些村里传说着这样的故事：展览会里关着一只绿苍蝇，拳头那么大，会说人话，全身长着毛毛，可厉害了，它飞到哪搭，哪搭就死人。许多人专为看这只苍蝇赶到展览会，拳头大的苍蝇没看到，却看到了显微镜下苍蝇身上那些到处乱动的细菌和水中游动的微生虫。一些人喊起来：

“苍蝇最可怕！”

一些人则说：

“以后再也不敢喝生水了！”

在延安的外国记者参观团的爱卜斯坦、福尔曼等人，也参观了展览，目睹了当地的群众卫生运动，他们连声说：

“这样的展览会，在中国任何其它地方都未见过，这样的展览会，容易为群众接受。”

展览会原定于7月30日结束，由于参观的群众太多，不得不一再延期。后来又改作移到各乡村巡回展览。边区的卫生运动也随着迅速开展起来。

1944年8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途径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阎锡山大放厥词，恶毒攻击山西新军、八路军和共产党。毛泽东看到阎锡山的谈话后，要贺龙转请新军领导人续范亭、薄一波、韩钧等人写文章予以驳斥，向公众说明真相。续范亭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他抱病卧床口述，由秘书记录，写出了《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痛斥了“左手提着同志头，右手拿起一等侯”的阎锡山勾结日寇、投敌卖国、压迫人民的罪行。内中还写道：

“我虽不是共产党，但我十分同情并拥护共产党的办法，因为他们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我所以反对你，是因为你背叛了三民主义，做了山西的土皇帝，勾结日寇，背叛祖国，压迫山西的人民。”“我这一封信虽然批评你、骂你，但是很公正、很确实的。三国时诸葛亮骂死王朗，我今天并不是想把你骂死，我也不是诸葛亮，当然骂不死你。因为你比王朗的程度高得多，王朗还讲些廉耻，挨了骂以后就羞愧而死，你是个自私自利不顾一切、阴柔奸诈、顽钝无耻成了精的老怪物，当然把你骂不死的。”

续范亭派人将文章送给毛泽东指正。毛泽东读了续范亭的《五千言书》，给他回信说，读了大作“振奋人心”，并称赞这是一篇“檄文式的文章”。

毛泽东指示陆定一，将续范亭的《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

欲知续范亭能否骂死阎锡山？诸君看完本传自然明白。

n �Re'� �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月17日，延安市卫生展览会，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在杨家岭大礼堂开幕了。会场上，挂着阿罗夫大夫的画像和白求恩大夫的遗像，还挂着毛泽东为展览会手书的题词：“为全体军民服务。”

这次展览会上的展品有：延安市和延安县人口出生，及因病死亡人数统计表；有反巫神斗争、防疫卫生、妇婴卫生、营养以及各医务机关为群众看病治病情况统计表；还有边区自制的药品、器械等。整个展览，图文并茂，用形象生动的方法说明，疾病、迷信的危害和防治方法。

观看展览的人络绎不绝，周**、李富春、杨尚昆等前往观看，徐特立整整看了一下午还没看够，第二天又接着去看。

7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毛泽东首先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传统和外来事物问题上的态度。他说：

“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诸如在俄国的那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还不存在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是，如果某些东西有用，我们不会因为害怕批评就拒绝接受它。科学无国界。”

“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3000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于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其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

毛泽东回顾了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演变，指出造成目前两党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他说：

“国民党的根本政策必须修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它必须采取团结人民的政策。只有这样，军事形势才能改观。我诚恳地盼望你和其它愿意援助中国人民的朋友们，帮助国民党认清新的形势。我们一切希望都是团结和民主。”“自然，委员长是公认的中国主席。我们一直坚守诺言，并且还要坚守下去。第一，不推翻国民党。第二，不没收土地。第三，我们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都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地方政府。第四，我们的军队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管辖下的国民军的一部分。”

7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战略区指示电，要求调查并电告天主教、耶稣教的教徒在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分布的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和对共产党的态度。他在电文中说：

“据云单是天主教全国有教徒400万，华北有150万，绥远有22万。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及国民党均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

7月22日，一架满载美国外交官和士兵的C-47飞机在延安的黄土地上降落，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飞抵延安。

毛泽东乘坐用救护车充当的轿车，到机场欢迎“迪克西使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握手。

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接触及相互关系说来话长。早在1938年，美国设在中国为专门搜集有关中国冲突资料的情报官卡尔逊对边区的两次访问以及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同共产党驻国统区代表的接触，在美国方面来说，只限于对共产党一般的了解情况。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的美国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打算。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成为美国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公开向国民党表示“美国政府决不接受在中国以‘战争对付共产党’的政策”。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明确表示，愿在各种场合与美国等盟国进行诚恳坦白的合作。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61

第161章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的影

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

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在建

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

话说1944年8月7日，美军观察组第二批人员到达延安。

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由美军中缅作战司令部和驻华使馆的军官、专家18人组成，组长由史迪威将军的顾问戴维.包瑞德上校担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雷蒙特.卢登和约翰.谢伟思担任政治顾问。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军观察组，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充分的重视。毛泽东明确指示有关方面说：

“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的既定方针。”

8月10日，陈毅奉命和美军观察组会见。包瑞德在回忆中说：

“8月10日，后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成了共产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军，给我谈了新四军的事。”“陈将军不但公开抨击国民党，而且在几杯白干下肚以后，还在一定意义上一般地排外，有时也特别指出美国的不足之处。”

毛泽东听说陈毅在学习班上和谭余保两人又闹了别扭。

原来在1937年，陈毅奉命下山到湘鄂赣边区传达中央指示，劝说谭余保率领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陈毅带队的是一个叛徒，陈毅的手续也不全，引起谭余保的疑心，他命令把陈毅捆绑起来，用烟袋锅敲打陈毅的头，多次说要枪毙陈毅这个叛徒。陈毅毫不示弱，据理力争。谭余保为了弄清真相，派人到吉安、南昌打听，得知确实是国共合作了，了解到陈毅不是叛徒，才把陈毅放了。这支部队终于下山改编为新四军。从此，陈毅和谭余保在心里却结下了疙瘩，陈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这一次两人闹别扭的起因，是陈毅在学习班上强调农民党员要多读马列主义；谭余保见陈毅又旧事重提，也不高兴，后来和陈毅见面连招呼也不打了。

毛泽东就把王震找来，笑着说：

“王胡子，你同他俩都是好朋友，你还是陈毅的‘崇拜者’，你请他们吃个饭，讲个和嘛。”

王震一听，满口答应。第二天，王震上山打了两只野鸡，又亲自下厨房做了一桌丰盛的佳肴，请陈毅、谭余保赴宴。王震见他俩来了，一边让座，一边解下围裙说：

“今天，我请你们来尝尝我做菜的手艺。陈军长，你可不要把桌子推倒了。”

陈毅、谭余保二人为王震的诚意所感动，互相看了一眼，放声大笑起来。从此二人成为至交。

再说参加会见的谢伟思对陈毅这位老乡发生了兴趣，几天之后，他便登门拜访了陈毅，二人谈了3个小时。陈毅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是这样的：

谢伟思问：到了反攻时期，国民党军队进入新四军地区，他们是一定要打的，你们怎么办？

陈毅答：以国民党在日军进攻之前招架不住的现状来看，他们的军队是绝对实行反攻的，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在盟军联合之下进行反攻，一定需要调整一下全国国共关系和在华中与新四军的关系。如果没有新的调整，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区，我军有各种理由拒绝他，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后来不承认我们。

谢伟思说：即使有个调整，但恐怕国民党将来还会食言又打你们的。

陈毅说：如果国民党又食言向我们进攻，我新四军单独的力量就可以制止其反动行为。

谢伟思问：有把握吗？

陈毅说：有的。

谢伟思在听取了陈毅举出的各种理由后，又问：国民党在反攻未到来之前会不会塌台呢？

陈毅说：我们是以坚持抗战、实行民主、要求战后和平的中国和平的世界为目标的。无论国民党如何反动，改变不了中国民主和平的发展方向，我们党有力量打破逆流！

谢伟思说：我一定到华中去看一看，你们的办法和成绩很好。

在这次谈话中，谢伟思约请陈毅把《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写出来给他。

8月12日，周**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谈话，他扼要介绍了国共双方自5月份以来谈判的经过。他说，由于国民党方面的无理态度，在谈判中“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8月14日，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我认为通过少量的弹药、自动武器、大炮和通讯器材援助他们，将会发生直接的效果。如果中共应该得到美国的援助而我们不给，我们也许将失掉更多的东西。”

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党充分认识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意义，要求对美军人员给予“热情而适度的接待”。指示说：“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做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包瑞德上校提请陈毅尽快把他与谢伟思谈话中约定的两个文件，即《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写出来。

8月21日，陈毅写好后，又给包瑞德写了一封信，一并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材料中的错误进行了修正，并在《皖南事变的真相》中加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我们曾于某部分友军处获悉，蒋介石于1940年12月初即已下令各军，叫他们不要截击新四军首批通过的辎重行李，让他们安全通过，以便待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通过时，各军合击，一网打尽。当时许多人不相信，直至袭击事变发生，方才证实。”

毛泽东改毕，当天就派人又送给了陈毅。陈毅看到毛泽东的复信是这样写的：

陈毅同志：

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请再酌。在《苏北事件》第6页所称1929年的均是1940年之误，均已改正，请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

敬礼！

毛泽东

8月21日

陈毅深深感到毛泽东的精细，为自己的粗疏感到惭愧。

8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华中整训部队的指示中强调说：

“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4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这4项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大大提高，有利于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

指示中同时强调要开展城市工作。

8月23日，毛泽东约见谢伟思，二人谈话持续了6个小时。毛泽东首先谈到国共关系问题，他说：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反民主，压迫人民；在经济上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假如让这个国家在目前领导下听任自流下去，看来不可避免就会发生一场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我们懂得，对中国来说，它将意味着常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所有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将蒙受影响。所以，我们共产党人怕内战。我们憎恶内战。我们不愿发动内战。我们愿全力避免它。”

毛泽东谈到了美国在防止内战问题上的作用，他说：

“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日益增长的力量，已经大到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了。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府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因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已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美国人民的问题，也是对民主的中国人有最大利害关系的问题。”

毛泽东希望美国政府在防止中国内战方面起积极作用：第一，运用美国的影响，促使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关于召开由各党派、各界群众代表参加的临时国民大会的建议，以加快真正的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第二，美国应承认共产党军队是一支积极的抗日军队，承认共产党人在争取中国民主中的影响。为了确保国民党不使用它的新式美国武装来打内战，美国应当把它的援华武器，划分给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美国可以运用援华物资及其它方式，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使得国民党不能够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愿望。

毛泽东最后谈到美国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他说：

“不仅在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会和美国有很好的合作，在战后，中国的工业化也需要同美国合作。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须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你们美国人在想什么，计划什么，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谢伟思将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做了详细的谈话记录。

8月29日，谢伟思把他所写的报告交由驻华大使转呈华盛顿。他在报告中说：

照现在这样援助“只会助长目前国民党不民主的趋势。当援助能帮助国民党延续不稳定的政权时，国民党一直拒绝改革，它甚至会助长有法西斯思想的国民党领导人去发动一场内战。这场内战不仅会给中国及战后世界在这个地区的和平带来灾难，而且会给我们在这个地区平时的利益带来灾难。”

8月31日，毛泽东在给博古的信中谈到了工业发展对社会的意义，他写道：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1944年9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建立城市工作部：

“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务。其负责干部，应根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的原则统一配备，要能负担起发动和组织群众，瓦解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的艰巨工作”。

9月5日，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了开辟东北的重要性，他以中共中央名义分别向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发出指示，指示中说：

“满洲工作的开展，不但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局面，而且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

指示中说，中央决定：由晋察冀分局、冀中区党委、冀热区党委和山东分局、胶东区党委分别成立一个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各个委员会之工作，分头进行，都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指示还要求各个分局和区党委，应用极大力量给予满洲工作委员会指导和帮助。

战略反攻须有一系列配套工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适时部署，为反攻作战提供了充足的准备。

9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有的人觉得，一个普通警卫员死了，不必惊动毛泽东。毛泽东闻知张思德的死讯后，对身边的人员说：

“张思德同志职务虽不高，但他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象这样的同志，不管职务高低，都要为他们开个追悼会，表示对他们的纪念。”

毛泽东指示为张思德召开追悼会，并亲自致悼词。

9月8日下午2点多钟，中央机关在枣园口的操场上，举行追悼张思德大会。全体指战员们集合在大会场上，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们也抬着花圈参加了大会。

会场的土台子上搭着布棚，台前挂着“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的横额，台里正面挂着一面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党旗下面挂着张思德的遗像。土台周围放满了各色各样的花圈，正中间放的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着“永垂不朽”的花圈。

会场上一派肃穆的气氛，毛泽东缓缓走来了。他穿着长征时的那件青色粗布夹袄，衣袖上和裤腿上补了好几个补丁，已经褪色的八角帽上，还依稀可以看到五星的痕迹。他一句话也不说，微微低着头走向主席台，慢慢地登上台子，静静地站着。

追悼大会开始了，全体肃立，唱起了庄重的《国际歌》。在向烈士默哀后，毛泽东亲手将卫士们递给他的由他自己题名的花圈，敬献在张思德的遗像前，向烈士的遗容瞻仰沉默了许久。此时，台下很多同张思德一道长征过来的人都流下泪来，与张思德共同战斗多年的老友胡德山竟哭出声来。

政治处张主任报告了烈士的生平简历和牺牲经过。毛泽东慢慢地走到台前，用沉痛的激动的语气致悼词。他说：

“我们的共产党员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用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而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呢？”

毛泽东最后说：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9月，新四军第4师进入萧县、永城、宿县地区，恢复了豫皖苏根据地。

9月11日，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地区与日伪顽作战时不幸为流弹所中，英勇殉国，年仅37岁。

彭雪枫在军中享有“德才兼备，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战功卓著”的盛名。

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彭雪枫举行追悼会。毛泽东痛挽爱将，为彭雪枫撰写了一幅长联，其词云：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成，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

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熟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毛泽东还为彭雪枫题写了挽词，他写道：

“雪枫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牺牲了，全民族和全党都悲痛这个损失。为了补偿这个损失，应该学习雪枫同志的英勇精神，更加努力扩大解放区，扩大八路军、新四军，促成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使日本侵略者在有效的联合打击下早日消灭，使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9月15日，共产党方面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

9月22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国共关系、审查干部等问题。与会者都认为，不管蒋介石是否改组政府，我们可以先成立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刘**提出，还可以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应了。

9月24日，各党派负责人及社会名流董必武、冯玉祥、覃振、邵力子、张澜、沈钧儒、王昆仑、邓初民、黄炎培、张申府、胡子婴、李璜、左舜生等500余人，在重庆集会，要求改组政府，实行民主。

9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谈到1943年审查干部工作中的一些偏差，他说：

“今天要行个脱帽礼，脱去给人家带错的帽子。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后，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

9月27日，中央军委指示新四军说：

发展东南敌后，控制苏浙皖边区，以便尔后“破敌、收京入沪”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

1944年9、10月之间，有两位美国记者在得到国民党书面批准后，先后访问了延安。他们是《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和《时代》与《生活》杂志的西奥多.怀特，后者又叫白修德。

福和中学老师

阿特金森和怀特通过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发出了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同行们相似的报道。怀特是这样描述毛泽东的：

“高大的身材，向后斜分的发型，上嘴唇上散乱几根虚弱的胡子，下嘴巴上长着一颗小痣，不管怎么说，他算不上美男子。他一讲话，发出的声音是干脆的、柔和的，既不同于讲台上的姿态，也没有规劝的企图。他对于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所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是个诲人不倦的圣人。当他走起路来时，一拖一拉的，轻松自如，有点熊的步法。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平静地坐着，让他的智力从那懒散的躯体产生出来。他的知识看来不象是科班的，从他的谈话可知，他是那种自修型的人才。先是狼吞虎咽地读书，然后再咀嚼消化。这个人是懂得他的国家的。这个人懂得理想可以使人民扛起枪来，权力是从枪口里喷出来的。就对他的人民认识程度而言，和我交谈过的任何领导人都比不上他。用一句最简单的历史术语来说，他不是在同蒋介石竞选，他是在同孔夫子竞选。”

怀特的真实报道，却遭到了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反对，赫尔利说：

“象怀特这样的记者，是成功推行美国对外政策的障碍，他们那些不利于国民党的评论，将危及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

1944年10月9日，毛泽东与谢伟思谈国共关系，他认为国民党还不准备妥协，因此眼前没有希望召开拟议中的紧急国民大会和改组政府，他说：

“我们愿意等待，我们在耐心方面有过长期等待。”

10月11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召开边区文教大会。会场两边贴着两幅巨大的标语，右边写的是：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要武装部队与文化部队相结合；左边写的是：文教工作与生产结合起来。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450人，其中有工人、农民、士兵中的文教工作者；有学者、诗人和热心文化建设的士绅、国际友人等。

毛泽东对文教大会非常重视，他在会议筹备过程中曾经多次过问。

10月13日，毛泽东亲临文教大会，他走上主席台，等热烈地掌声停下来，开始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他开门见山便说：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毛泽东强调说：

“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斗争，不能不有广泛地统一战线。”“我们的任务是联系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艺人、医生，帮助他们，感化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

“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90%的旧秧歌队。”“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个人良好的愿望出发。”

文教大会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通过了《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

刚从重庆赶回来的林伯渠，在闭幕式上兴奋地说：

“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是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在全国来说，这样的大会，从来也没有开过，现在，也只能在边区开。有这样一个边区，中国便有希望。”

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一份指示，派八路军一部挺进豫西，“建立河南解放军，以解放被日伪军统治下的河南人民。”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统帅部在电文中首次使用“解放军”这一称号。

且说在这10月间的一天，陈先瑞接到通知说，要他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陈先瑞立即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毛泽东住处，一进门，就看到385旅770团团长张才千也来了。毛泽东向陈先瑞招招手，让他坐下，然后笑着对二人说：

“你们不是早就想到前方去吗？这次就答应你们的要求。中央决定，尽快在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决心把警1旅2团（陈先瑞带过的部队——笔者注）和770团放出去。这两个团都是红军老部队，在西北搞了七八年，这回要老虎出山显显威风了。”

接着，他向陈先瑞、张才千分析了河南的形势。他说，1944年4月以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河南会战，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在河南的40万大军不战而逃，使郑州、洛阳、许昌、南阳等30余座城镇沦入敌手。为了驱逐日军，开辟中原根据地，从战略上将华中、华北、陕北联系起来，中央在7月间发出了向河南进军的命令。9月，由太行军区抽调两个团组成豫西抗日第1支队，渡过黄河，从新安以西进入日军占领的箕山、嵩山地区；尔后，又从太岳军区抽调两个团进入陇海路、新安、渑池地区。中原李先念部也派部队向西进入嵖岈山地区。这次中央决定由王树声、戴季英组成河南军区，进军豫西，创建豫西抗日根据地。

分析罢形势，毛泽东又强调说：

“河南地处中原，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能否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关系到能否把华中、华北和陕北联系起来的战略全局。因此，你们肩负的任务很重要。你们这两个团改编为两个支队，你们各率一支，迅速进入伊川、登封、汝阳地区，战略目标是三点（开封、郑州、洛阳）一线（陇海线）。这两个支队虽然人数不多，但红军骨干多，部队素质好，战斗力强。到达预定地区后，要迅速扩大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站稳脚跟。脚跟站稳了，就有了开展工作的根基，就能打开局面。”

陈先瑞、张才千进入河南就要归王树声、戴季英为首的河南军区领导。毛泽东担心他俩对曾经在陕北犯过错误的戴季英信心不足，便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说：

“有的同志过去犯过错误，中央的方针还是团结教育他们，给他们在斗争实践中改正的机会。犯错误并不可怕，改了就是好同志。中央相信他们会改正错误的。你们去后，要尊重、服从河南军区的领导，主动工作，注意团结，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好这一任务。”

毛泽东还告诉他们说，你们以后可以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使中央及时了解和掌握河南的斗争情况。

此后，警1旅2团改称为豫西第3支队（又称第3分区），由陈先瑞任司令员兼政委，并担任地委书记。陈先瑞率3支队进入豫西后，很快在登封、汝阳一带站稳了脚跟；不久又进军伏牛山，在伏牛山东南地区，成立了鲁山、南召两个县级政权和5个区的区政府，使两万多人口获得解放；并与占据南召的国民党11战区副司令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达成了双方之间停火、互不侵犯、互通情况的协定。

且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讲到干部要提高原则性和警惕性，要善于识别叛徒、自首变节分子问题。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

“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护送刘备的夫人来到古城，当他叫张飞出来迎接时，张飞却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向关羽便打，直叫道：‘我今与你拼个死活。’

张飞与关羽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羽，是有很高的原则性。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了，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学张飞的原则性、严肃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

1944年11月1日，天气分外晴朗。延安新机场上红旗飘扬，鼓声震天。八路军总部在这里召开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南下誓师大会。

游击支队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副政委王恩茂、参谋长朱早观遵照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率领359旅主力7个大队4000余人，党政军民干部900余人，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和全新的衣服被褥，组成南下支队，整装列队在新飞机场上。

毛泽东、朱德、任弼时、贺龙、叶剑英都在大会上讲了话。毛泽东说：

“一个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弱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子。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是特殊材料呢？就是松树和柳树结合起来，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

毛泽东握着王震的手说：

“我们走了10年了，那里的人民在想着我们，盼着我们，你们回去后一定要站稳脚跟，再打出一个苏维埃政权来，中央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王震非常激动，他向毛泽东立正敬礼，说：

“请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不辱使命。”

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再次当选为总统。

这天下午，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飞抵延安。赫尔利到达延安的一幕颇具戏剧性。包瑞德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周**，我，和一大群中国人和美国人到飞机场接机。飞机着陆后，门一打开，梯子上赫然出现一位身材高大、头发灰白、军人模样、非常英俊的人物，他穿的是我历来所见剪裁最漂亮的制服，胸前佩着的绶带在我看来足以代表美国参加过的每一场战争。他就是美国总统特使巴特立克.赫尔利少将。他访问延安，显然事前没有人通知我们。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此行目的是要在国民党政府和中共之间担任调停工作。

周**一看这位军人气派十足、服装异常漂亮的人物，显然吃了一惊，立刻问我，这位贵宾是谁？我告诉他，这就是赫尔利将军。好几年前他是陆军部长，我曾在纽约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周说：‘你留他在这儿，我去请毛主席来。’接着就在滚滚沙尘中扬长而去。

一会儿，比我所料想的还快，毛和周坐着中共在延安唯一的汽车来了。这辆司机室关闭着的破旧卡车至少是我在延安所仅见的一辆汽车。紧跟着他们而来的是一连步兵，显然是在飞机场附近兵营临时匆匆召集的。毛以正式的礼节欢迎赫尔利将军，一连步兵排列成为仪仗队，接受赫尔利将军的检阅。赫尔利将军回敬步兵连长的敬礼，然后挺直他的高昂的身躯，像中毒的小狗一般鼓足气，发出一声印第安人的长啸。毛和周看见这位贵宾的怪异行为后的脸上表情是我毕生难忘的。

检阅仪仗队之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将军爬进破旧卡车的司机室内，我也跟着挤进去做翻译。赫尔利将军语言泼辣，说话奇特，因此翻译相当困难。此外，他的谈话缺乏条理分明的思路。他看到路上的乡下人，就回忆往事，联想俄克拉荷马州的老朋友——这些对毛都是没有意思的。他看见一个老农夫使劲扯着一只被我们的卡车惊吓逡巡不前的骡子，大声叫嚷：‘差利！打它的另一边。’我必须有敏捷的思想，才能把这种自然流露出来的谈话大意翻译出来，使毛主席和周**了解他的说话的一些内容。”

中共中央为赫尔利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毛泽东在宴会上把江青介绍给包瑞德，他指着江青说：

“包瑞德上校，这是江青。”

包瑞德后来这样描述了江青：“她的举止体态优雅端庄，俨然一个传统女明星形象；像其她所有中国女演员一样，她的普通话说得也十分可以。我记得她在其他中共领袖们的夫人中间，是最为出众、最为漂亮别致的。”

毛泽东欢迎了赫尔利以后对朱德说：

“这家伙是个小丑。”

从此，‘小丑’就成了赫尔利在延安的绰号。

欲知赫尔利这个小丑还有什么拙劣表演，请继续往下看。

bao88

福和中学老师 发表于 2014-6-19 09:43
阿特金森和怀特通过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发出了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同行们相似的报道。怀特是这 ...

{:soso_e113:}

说多了都是泪

福和中学老师 发表于 2014-6-17 08:07
1943年9月初，彭德怀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彭德怀到了毛泽东那里，他要就毛泽东对他4月7日在太行山发表的《 ...

全都是老毛的贴子啊{:soso_e153:}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62

第162章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

的事，我不干涉。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

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

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话说赫尔利来到延安的原因和目的，还得从美国军事观察组说起。前面叙述过毛泽东同观察组成员的谈话，给观察组成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观察，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强大的和成功的”，将在未来中国占主导地位。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尽管它愿意保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但是也十分重视同美国的友谊与合作。因此，美国应当同中国共产党发展友好关系。他们向美国政府建议，对国共双方实行不偏袒的政策，并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提供一些武器援助，以帮助其对日作战。但是，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不愿意接受观察组官员的这些明智的建议。

斯诺在会见罗斯福后说：“罗斯福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罗斯福可能想把中共当做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权，成为统一、进步的中国的核心。”

这样，赫尔利实际上是带着罗斯福总统交给他的调解国共关系、在中国组建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的联合政府的使命来到中国的。9月初，赫尔利到达重庆，他会见了蒋介石，说明“维护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经过一系列准备后，赫尔利飞往延安。

且说1944年11月8日上午，毛泽东和赫尔利举行第1次会谈。包瑞德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这次会谈的情形：

“我觉得赫尔利将军在开场白中竭力做出一种姿态，表示他对国民党政府和中共都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强调美国无疑干涉中国的内政，只愿竭尽全力最终击败日本。他进一步表明，他坚信蒋委员长和毛主席都是忠心爱国的中国人，都希望中国统一和平。接着，他递给毛主席一份声明，说蒋委员长愿意根据其中的条件和共产党达成协议。

声明内容如下：

1、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统一中国全部军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2、中共军队将遵守并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国民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3、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遵循孙中山之原则，在中国建立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两党之政策应促进进步与民主政制之实施。

4、中国只应有一个国民政府与一支军队，共军所有官兵经中央政府改组后，将按军队接受与国军相等兵饷与津贴，所有部队皆应获得武器及物资之平等分配。

5、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存在。中国各政党皆享有合法地位。

以上条文的措词无疑带着美国口气，其中‘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以及‘促进进步与民主政制之实施’等字眼尤为明显。这些不平常的措词显然逃不过毛主席的眼光。条文一念完，他立即询问这5点内容代表谁的意见？赫尔利将军回答，这些要点是他的意见，‘但我们大家都参加起草工作’——大概他指除了他自己之外，还包括蒋委员长及其顾问。赫尔利将军继续说：这些条件并非‘不容讨价还价’的建议，而是要和毛主席及其他中共领袖坦诚进行磋商的，我觉得这是合理的态度。根据史密斯军曹（赫尔利的秘书——笔者注）对会议的报告，我当时告诉赫尔利将军，我认为毛主席想要知道蒋委员长是否同意所提出的全部条件，赫尔利将军回答，他都同意了。

当时我觉得毛询问这些条件代表谁的意思似乎有些唐突。但是，我后来阅读这些文件，感到这个询问是合理的，因为其中有些措辞不像蒋委员长普通的语调。”

这天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2次会谈。包瑞德记载道：

“在第1次会谈中，多半时间是由赫尔利将军发表声明，我看他的目的是要表示美国政府真心诚意促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第2次会谈的经过情形和上午的会谈不同。第1次会谈由赫尔利将军扮演主角，第2次会谈则由毛主席支配。

毛主席首先有礼貌地作了一番最简短的挖苦，接着就对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政府进行抨击。他提出好多点指责，直截了当地指出，正是国民党顽固地拒绝与中共妥协，因此阻挠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他宣称，中国必须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政党的联合政府，为此目的，现政府必须加以改组。毛强调，蒋委员长决意拖延政府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之后，如果情形如此，结果会造成政府的崩溃。毛坦率地宣称，国军已经失去战斗力。在195万大军之中，77.9万人用来监视共产党，而最近在所有对敌战役中，其余的士兵都逃跑了。他说，在另一方面，中共竭尽全力进行抗战，牵制了大批侵华日军。对于共军应领取与国军相等兵饷以津贴之建议，毛指出国军每位兵士的兵饷只足够买一包中国香烟，共军士兵吃得好，穿得好，身体强壮，而蒋军士兵却饿着肚子，衣衫褴褛，许多人羸弱多病，甚至短程行军都不行。

毛主席关于国军的一些说话，我是同意的。我知道他们所领取的贬值货币根本没有购买力，他们的口粮少得可怜，人体必要的维他命尤其缺乏，而且他们的制服的质地甚差。我自己曾亲眼看过一些士兵走了短短一段路程之后，就倒下来死了。但是，我仍然认为，在会谈中过早对国民党进行抨击，对他本身利益而言是一项错误，因为我感觉这种做法会使赫尔利将军对整个共产党的运动产生偏见。

赫尔利将军对于毛抨击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谈话做出了迅速的反应，他指出国军最近在缅甸北部和萨尔温江赢得几次重大胜利，为此目的不得不在事前由华中前线抽调兵员物资，结果在华中地区战事失利。他说，他感觉主席所说关于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话，好像是中国的敌人或者希望中国继续分裂的人所说的。

赫尔利对毛抨击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话做出反应之后，我感到毛有些震惊。但是，他犹豫片刻之后，就进行有力的反击。他说：‘将军，我所说的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话，是罗斯福总统、丘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和孙中山夫人都说过的。你认为这些人士是中国的敌人吗？’

毛否认他的言论有如中国之敌人的言论后，赫尔利将军的回答在我看来表现了充分的谈判技巧。显然他感到继续争辩毛对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抨击并没有好处。或者，他大概承认这位中共领袖的回答是有力的，于是他改变了语调。他说，他误解了主席谈话的意思，而且，他回答毛的一项具体指责，承认国民政府确有些贪污现象。赫尔利将军明确表示承认毛真诚希望中国和平并且继续有效进行抗战之后，气氛缓和了不少。赫尔利将军接着声称，蒋委员长愿意在全中国军队的最高管制机构——国民军事委员会中让中共占有一个席位，这是他有意与中共达成协议的明证。

毛立刻嘲笑这个建议，断然声言这是毫无意义的。赫尔利将军进一步说，它至少让中共一只脚踏进门来。毛加以反驳，说如果双手给人绑在背后，一只脚踏进门户是毫无意义的。赫尔利将军又说，中共在国民军事委员会占有一席，就能了解所有重要的军事计划和行动。毛再嘲笑这个建议，指出许多军事委员会委员对军事行动毫不知情，而且整个委员会好久没开过会了。

赫尔利将军于是采取一个我认为是明智的步骤。他说：‘主席，如果你认为蒋委员长邀请你参加联合政府的条件不公平，那么你在什么条件下才愿意参加呢？’

赫尔利将军要求毛提出达成协议的条件，毛表示他需要花一些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和党的其他领袖讨论。他较早时已经在会谈中声明，在不破坏抗日根据地军队与不放弃民主原则的前提之下，中共愿意与国民党谈判以解决分歧。他建议下一次会谈在明日下午举行，那时他会提出达成协议的建议。”

11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3次会议，讨论毛泽东与赫尔利谈话的问题，拟定答复意见。

与此同时，包瑞德则驾驶着观察团的吉普车带赫尔利参观了延安和郊外的一些地方。

11月9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3次会谈。他代表中共中央把修改充实后的5点建议递交给赫尔利，其内容如次：

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同合作，统一中国一切武装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2、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代表的联合政府，颁布及实行用以实施军事、政治、文化的新的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3、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确立思想、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及向政府请求平反冤狱权力，实行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的各项政策。

4、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5、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接下来的情形，包瑞德是这样记载的：

“赫尔利将军念完了条件，接着这么说：‘我认为这些建议是完全合理的，但我以为它们还不足够。如果毛主席不反对的话，我想要加以详细研究，并且在明天上午提出一些建议。’中共代表听说赫尔利将军要研究各项建议以便扩大其范围，似乎吃了一惊，但是没有人提出反对，于是宣布休会，并定次日上午开最后一次会议。”

11月9日晚上，因毛泽普、毛远翥即将随南下支队出发，毛泽东就把他俩请来窑洞，为他们饯行，特意叫厨师炒了几个家乡菜，还让江青作陪。毛泽东指着毛远翥二人向江青介绍说：

“他们是我老家韶山的，玩泥巴出身，现在他们参加革命了。回南方去。”

江青打量着看上去很斯文的毛远翥，说：

“现在像个文化人样子了。”

毛泽东问毛远翥说：

“部队明天就要出发，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毛远翥高兴地说：“我早就想到南方去了。”

“是不是想家了？”

毛远翥点点头。

“去吧，到家乡去看看父母，看看乡亲们，顺便也代我问问他们好。”毛泽东说：“你们这次去南方，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南方大片土地还未解放，敌伪顽固势力还很猖獗，各种各样的困难都可能出现。因此，要充分依靠白区的党组织，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壮大我们的力量。千万不要脱离群众，回去要像松树一样，经受风雨的考验，百折不挠；要像柳树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生长。”

11月10日上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4次会谈。赫尔利提交了修改后的5点建议。包瑞德记载道：

“这些条件后来称为中共之5点建议，内容如下：

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统一中国全部军队，以便立即打败日本，重建中国。

2、目前之国民政府应改组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政党与中立政治团体代表，实施新的民主政策，有效地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之改革，同时国民军事委员会亦应改组成为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包括所有抗日军队之代表。

3、联合国民政府将按照孙中山之原则，在中国建立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联合国民政府将执行进步与民主之政策，确立公理、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保证向政府申诉之权利、申请人身保护之权利与居住权利。联合国民政府之政策亦将保证免于恐怖之自由及不虞匮乏之自由。

4、所有抗日军队皆必须遵守并执行联合国民政府与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将受到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承认。外国供应之物资将予以公平分配。

5、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

当赫尔利将军把以上条文拿给中共代表看时，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明显看出他们非常高兴。由于他们知道赫尔利将军在来延安之前曾与蒋委员长举行冗长的商讨，因此他们预料他会力求削弱他们的条件，却料想不到他居然会加以扩大，简直把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每项权利都包括在内。

经过修改的条件在11月10日上午递交中共领袖后，余下的会谈好像联谊宴会，在座者皆大欢喜。只有观察团的一位指挥官讲了一句不开心的话，他说现在遗留下来的全部工作就是争取蒋委员长接受这些条件。

在会谈中提出条件和接下来的喜气洋洋的聚会花了很长的时间。时候不早了，我们来不及吃午餐，就准备去飞机场。正当我们要离开会谈场所时，赫尔利将军提出一项最后建议。我们站在会堂外的美丽的灿烂的秋天阳光下，他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和我应该签名，表示我们承认这些条件公平合理，我以为这样做才妥当。’于是，他们把几份有关文件摆在一块不高不矮的扁平石头上，在上面签名。我清楚记得毛签名的方式好像美国人签支票，而不是在两份文件上盖印。文件上还特意留下一块空白，下面用打字机打上蒋介石的姓名。如果蒋介石日后同意的话，就可以在文件上签名。

为了对赫尔利将军表示公平起见，我要在此提起一件事。正当他和毛准备签名的时候，他说：‘毛主席，你当然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件公平合理，我不能保证蒋委员长会接受它。’这时，周**提出一点警告，我认为是明智的警告，大意是说应该先把条件直接递交给蒋委员长，不能先让宋子文和其他国民党政府官员阅读。

毛主席拒绝了赫尔利将军所提出的毛主席应亲自飞往重庆与蒋委员长讨论条件的建议，但周**和他的秘书陈家康将飞赴重庆。在赫尔利将军的建议之下，我也要随机前往重庆。”

这里尚需补充的一件事是，其间，毛泽东接受赫尔利的建议，给罗斯福总统拟了一份电文搞。他写道：

“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3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8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标之所在。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

毛泽东还对罗斯福连任总统表示祝贺。罗斯福在回电中说，他期待着在反对日本这个共同敌人的事业中，与中国各派力量通力合作。

11月10日下午，延安各界人士在延安飞机坪为南下支队开欢送大会，王震和王首道率部在延安飞机坪接受毛泽东和朱德的检阅。

王震临行前，毛泽东嘱托他到湖南后，将在韶山冲的毛泽覃和周文楠的儿子毛楚雄带到部队上。王震非常爽快地接受了任务。

大会结束后，南下支队由延安出发。后来，南下支队两次渡过黄河，穿越同蒲路、陇海路，转战鄂南、湘北、湘南，在通城、崇阳、彬县、宜章地区，开辟了南北130多公里、东西180余公里的湘鄂赣根据地。

11月10日这一天，汪精卫因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

汪精卫在临死前1个月，曾写下了《最后的心情》一文。他写道：“铭盖自毁其人格，置40年为国家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好一个大卖国贼，竟然是至死不悔！可谓死心塌地也！

1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东江纵队，要特别注意西江，迅速向桂林、柳州发展，以便能与南进部队取得联系，琼崖纵队要派得力干部向南路发展和东江纵队取得联系，并占领整个琼崖。

11月15日，毛泽东为追悼邹韬奋题词，他写的是：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11月21日晚，毛泽东因周**要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就给沈雁冰写了一封信让周**捎去重庆。他在信中写道：

雁冰兄：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上

接着，他又给郭沫若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早在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托林伯渠从延安带给他的在延安出版的历史剧《屈原》与《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郭沫若在10月底写信给毛泽东、周**等人，对于毛泽东如此重视他的《甲申三百年祭》，表示感谢。他在信中还盛赞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与丰功伟绩。同时也对共产党也提了一些建议。毛泽东读了郭沫若来信，非常高兴，他在复信中写道：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是会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及精神焕发！

毛泽东

1944年11月21日，于延安

1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给柳亚子写了一封信。

此前，周**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将柳亚子的近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转交了柳亚子的近照。柳亚子是在11月间接到郭沫若赴宴的密邀，由此认识了周**。在宴会上，郭沫若提议柳亚子讲几句话，本来就口吃不畅的柳亚子，沉思片刻后终于说出了两句话：“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写道：

亚子兄：

广州别后，18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吧？没有病吧？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敬祝

健康！

毛泽东

再说赫尔利从延安回到重庆后，试图说服蒋介石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成功了。”

11月22日，蒋介石对赫尔利已经签字的5条协议既不表示反对，也只字不提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事，而是提出了一个3点反建议草案，要求共产党将所有的军队改编为国军，交给国民党指挥，这样才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蒋介石这一招太极推手，顿时把赫尔利弄了个180度大转弯，他哪里明白中国人的把戏，又转而支持蒋介石了。赫尔利派巴雷特上校带着5点协议，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协商，看是否有修改的可能。毛泽东发了脾气，他怒骂蒋介石是“杂种”；又对着这位美国人吼道：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当把特雷回去向赫尔利汇报时，赫尔利也是暴跳如雷，他骂“毛思同”先生是“混蛋”。

美国政府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者之间，再一次选择了偏袒国民党的政策。赫尔利在白宫的授意下，出尔反尔支持国民党作为反建议的3点草案。国共谈判形成了僵局。

赫尔利为迫使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3点草案，他下令美国所有驻华机构中止与共产党商谈军事合作问题。同时，又把他认为有“倾向共产党”嫌疑的外交官和军官，或撤职或调离，驻延安观察组的主要负责官员均被撤换。

且说1944年12月1日，陈毅就自己的思想变化，给毛泽东写信说：

“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做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1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理解这一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情懑。近事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毛泽东接到陈毅的信边阅读边点头，自然十分高兴，在12月1日这一天，他在给陈毅的复信中写道：

陈毅同志：

来信已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一切不公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一关节，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毛泽东

1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4次会议，听取周**关于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报告。

12月8日，毛泽东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包瑞德会谈，他在谈到与国民党的会谈时说：

“由委员长向我们提出的3点建议的首要之点是，共产党的军队必须服从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改编。这意味着把我们的军队完全置于委员长的控制之下，其结果将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那时，我们将任其摆布。”“与这种相当于完全投降的交换条件相应的是，总共才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名额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当年的重要将领冯玉祥、李济深二位将军也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们对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毫无影响。”

福和中学老师

“我们被告之，要我们牺牲自己以拯救局势是高尚的事情。我们看不出把我们置于任蒋介石摆布的境地，能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让步，我们将获得世界的赞许。但是，如果我们让委员长绑住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

毛泽东给包瑞德上校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包瑞德后来说：

“他给我留下了一个极为好的演说家的印象：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说家，通过他的手势吸引他的观众，那么，他就是毛泽东。”

包瑞德后来还承认：中国共产党“给予美国陆军的合作和实际协助的程度，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12月9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5次会议，讨论成立解放委员会的问题。

12月12日，毛泽东致电周**说：

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们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讲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必须把敌人一切守备薄弱的和在我现有条件下能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包围得紧紧的，等待战略反攻阶段到来，就将敌寇全部消灭或驱逐出去。他说：

“1945年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

12月，粟裕率新四军第1师主力南渡长江，挺进苏浙边，创建了以天目山为中心的苏浙抗日根据地。同时，东江抗日纵队派部队北上，开辟了粤中和粤北抗日根据地。

陕甘宁边区军民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克服困难，又办起了许多工厂，使边区出现几百个大小工厂，做到了一般生活用品的自给或大部分自给。在成绩面前，有一部分人自满了，产生了急于“下山”，去前方开辟根据地的情绪。

12月15日，毛泽东针对这一情绪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说：

“今年绝大多数地方都进行了生产运动，有了显著成绩，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件大事。1945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

毛泽东为了鼓励生产，他还说：

“在公营经济中，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是很多部门可以实行并应该实行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两个原则，必须注意不要违背。”

毛泽东又说：

“1943年到现在为第三阶段。我们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正告大家在成绩面前不要骄傲，要“建立起自己的家务”，这是迎接未来革命的需要。

12月22日，毛泽东在给邓宝珊的亲笔信中说：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8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抗战时期邓宝珊在榆林任职期间，蒋介石、胡宗南一再企图把他统辖的国民党军队推向**第一线。邓宝珊面对重重压力始终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日，拒不参与**阴谋。

12月26日，贺龙见到住在和平医院养病的毛远志，招呼她说：

“今天是你伯伯的生日，你要去看看他呀！”

毛远志说：

“这儿离枣园那么远，我去不了。”

“就搭我的车子一起去嘛！”

贺龙带着毛远志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见朱德早已来了，便和二人打了招呼。毛泽东指着毛远志对朱德说：

“这是我的侄女，泽民的女儿，叫远志，志向远大啊！就是头痛个要死。”

这一天，毛华初、章淼洪、还有胡觉民带着女儿海英都来了。吃饭时，毛泽东和朱德、贺龙、江青坐在一起，毛远志、毛华初、胡觉民、章淼洪带着海英和李讷在另一间窑洞里。毛泽东走过来看望他们，毛远志等起身祝贺老人家生日快乐，毛泽东也高兴地说：

“祝你们身体健康。”

12月28日，周**代表中国共产党致函赫尔利，拒绝了蒋介石的3点反建议。周**在公文中还写道：

“如果国民党政府欲向国外表示其与民更始之决心，应先自动实行：1、释放包括张学良、杨虎城、廖承志等大批爱国政治犯。2、撤退包围边区及抗日根据地的军队。3、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4、停止一切特务活动。”

1945年1月7日，西北局和边区的主要负责人高岗、林伯渠、贾拓夫、刘景范、李维汉，在毛泽东处谈劳模大会总结问题，刘**也在座。他们向毛泽东反映，党外对区乡干部有意见。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原因：一是区乡干部文化水平低，缺乏理论修养，独立执行政策的水平差；二是区乡干部处在第一线，工作任务重，上级机关在下达任务时，有时不考虑实际，下达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毛泽东非常生气，他说：

“热过头了，要泼点冷水。”

稍后，毛泽东平静下来，接着说：

“上级指示行不通的，打个招呼顶回来，才是真正对革命负责。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上级指示也不可生硬。”

1月9日，毛泽东为了使初步建立起来的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不致破裂，他又打出了一张牌，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表示，如果罗斯福把他们当作中国主要政党发言人接待的话，共产党愿意派出毛泽东或周**，或者他们二人，前往华盛顿同总统本人会谈。

毛泽东在信中还要求，如果罗斯福不打算邀请他们，请予以保密，以免激怒正在与共产党进行不愉快谈判的蒋介石。

第二天，周**又函告魏德迈，嘱咐他务必不让赫尔利知道此事，因为共产党对他持不信任态度。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将毛泽东和周**的信，送给在重庆的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可惜事不凑巧，此时的魏德迈并不在重庆，而魏德迈与赫尔利之间有代为拆信之约，因此毛泽东和周**的这两个信件全落在了赫尔利的手中，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赫尔利电告罗斯福说：“国民党是能治理中国的唯一力量，中共势单力薄，不成气候。”赫尔利建议罗斯福总统不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对话。

这正是：事缘不机巧，并非一边倒。

交恶数十年，始自小丑捣。

1月1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向与会代表和463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作了题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话，他说：

“劳动英雄有3大作用：1、带头作用，把生产和工作指标提高了，做出了一个榜样；2、骨干作用，人常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要团结群众，开展生产和工作；3、桥梁作用，将群众的意见和经验带上来，然后将上级的指示带回去告诉群众。

劳动英雄最好天天打扫灰尘，灰尘就是毛病，希望大家都注意改毛病，努力学习自己没有学到的东西，年年当劳动模范。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

毛泽东提出了经济工作的奋斗目标，他说：

“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

1月31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又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题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的社论。毛泽东针对当时存在的“游击区战斗那样频繁，军队从事生产、恐怕要影响作战”的错误倾向，以晋察冀游击区在1944年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实际例子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他说：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要求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1945年整个解放区，必须全体一致地从事一个比过去规模更大的军民生产运动。”

1945年2月12日，毛泽东读了《解放日报》刊登的《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后，当日写信给博古说：

“今天报载张平凯《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谁人写的？”

2月13日是农历新年大年初一，毛泽东起得很早，他对朱德说：

“今年赶个早，咱们到老乡家去拜年吧！”

朱德表示赞同，他说：

“是要早些去，不然，他们又要抢先了。”

枣园人刚吃过饺子，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提着年礼，来到乡政府给乡长、文书拜年。乡长杨成福见毛泽东和这么多领导来了，笑嘻嘻地迎上来。毛泽东大步上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杨乡长，你们辛辛苦苦一年了，年可过得好吗？”

杨成福连连说：

“好，好！毛主席过年好！首长过年好！”

他把毛泽东一行人迎进屋里，又是拿烟沏茶，又是张罗酒席。朱德笑着说：

“杨乡长，我看你不要忙乎了，毛主席要到乡亲们家里去拜年，你就领我们挨家走走吧。”

杨乡长心想，枣园山高路窄，怎敢劳领袖大驾，便脱口说道：

“使不得，使不得！挨家拜年就免了吧！毛主席的美意，我一定转告乡亲们，我回去开个群众会，代您向群众拜年就行了。”

“拜年要乡长代理，你这个注意可出得不好。还是领我们去吧。”

毛泽东的风趣话，逗得大家乐呵呵的。杨成福想了想，他说：

“现在去，他们不一定都在家。我看，可以把一些群众代表请到乡政府来，一来主席能见上面，二来这样更热闹些。”

毛泽东问朱德：

“你看怎么样？”

朱德笑着说：

“这样也好！”

毛泽东转身对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说：

“那你就和杨乡长一起去请老乡，能来的都请来。”

杨乡长转身就去通知人，毛泽东几个人动手收拾桌子，摆上了他们带来的烟、酒、茶和花生。

在乡政府的团拜会上，世代受苦的百姓们，受到了领袖们的热情款待。毛泽东几人敬茶敬酒，无微不至；乡亲们一个个喜形于色。毛泽东询问大家：干部战士砍柴时，砍了老乡的树没有？借东西还了没有？损坏东西赔了没有？对老乡态度好不好？乡亲们争着回答说：

“他们好着哩，说话和和气气，哪年不帮咱耕耕种种，收收割割，亲热得像一家人。”

毛泽东还是请大家多提意见，他说：

“批评他们，就是帮助革命。只有通过批评，才能改正错误，把工作做好，革命就能早日胜利。”

不知不觉中两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一行人要走了，乡亲们依依不舍地把他们送到枣园门口。毛泽东对大家说：

“我是这里的一户居民，和你们接近得少了。今年，得和大家多接近，希望你们常到我那里去。”

毛泽东回到住处，板凳还没暖热，新市场、柳树店、裴庄、杨家岭、桥儿沟乡亲赶来拜年了，他和朱德、任弼时围坐成一圈，观看他们扭秧歌、吹拉弹唱。

2月16日，国共谈判仍无结果，且无法再进行下去，周**便从重庆回到了延安。

2月22日，毛泽东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萧三送来的作品《第一步——从参加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归来》后，在给萧三的信中写道：

萧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与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这些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2月22日，延安评剧院公演《三打祝家庄》。前边已经说过，该剧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评剧院编导室任桂林、魏晨旭和李纶等人集体创作的。他们几易其稿，历时7个月之久，终于拿出了剧本并排练演出。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彭真观看了演出后说：

“《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了评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即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3幕，对我们抗日战争中收复敌占区城市的斗争，是有作用的。”

毛泽东、朱德看了《三打祝家庄》以后，也写信向作者、导演、演员们祝贺。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作成功，巩固了评剧革命的道路。”

在2月份，王观澜的病又复发了。毛泽东去看望他，见他病情好转，非常高兴，鼓励他坚持锻炼身体，争取参加“七大”。王观澜身体稍有好转，就拼命地看书学文件，导致病情愈发严重，生命垂危。

毛泽东在王观澜几度处于生命危急的关头，几次写信告诉他说：

“你的病不一定没有希望，要鼓起勇气来，争取有效办法，同死亡做斗争。”

毛泽东的话，对王观澜发生了特殊的效果。几个月后，他的病居然又开始好转。毛泽东知道他肠胃功能很弱，就把自己土法烤面包的铁鏊子送给他。因为他手脚发凉失眠，毛泽东又将自己的一只热水袋送给他；还把仅有的一点点营养品送过去。

2月25日，毛泽东穿着一套打着补丁的灰色布军装，站在中央党校礼堂的正中央，给党校5部、6部的学员们做《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报告，他一讲就是3个多小时。在讲到“审干”问题时，毛泽东再一次主动地承担了在审干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的责任，他说：

“这个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人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

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

“错误也有两重性，一个叫坏处，一个叫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

他那幽默、风趣而又含义深刻的话引起全场一片笑声，会场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毛泽东又说：

“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人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也得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过这个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个方法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情况就会好得多。”

“这次大家都洗了个澡，就是水热了一点。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改正，坚决平反！”

他的话博得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不少受了委屈的人眼里涌满了泪花。毛泽东接着说：

“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什么要紧的。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

说着，他顺手把坐在他旁边主持会议的负责人的帽子摘下来放在桌子上。全场顿时又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毛泽东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主要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陪个不是，向大家陪个礼。”

说到此处，他立正身姿，把右手举到帽沿下，给被错戴帽子的干部敬礼。他一边敬着礼，一边巡视了一下会场，说：

“你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我向你们陪礼，你们应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

全场的与会者，被毛泽东严以律己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见大家高兴了，就微笑着说：

“你们该给我还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还是放不下来喲！”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全场的人们纷纷起立，举起右手向毛泽东敬礼。就这样，台上领袖的陪礼，台下部众的敬礼，来而有往，使领袖的心与干部的心贴得更近了。

毛泽东也激动了，他放下手，继续说：

“我说，在审查干部过程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的，都要修正，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

2月28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6次会议，听取周**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

2月28日，赫尔利回到美国。尽管此时已经有一份由美国驻华使馆全体政治官员联合谴责赫尔利对华政策的电报，已先期到达华盛顿，可是赫尔利大言不惭地向罗斯福总统保证说，只要美国坚持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到4月底，就可迫使中国共产党屈服。

欲知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能否有转机，请继续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