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134章导读表在21页】

1940年，毛泽民到苏联动了手术，回到新疆后与一个在新疆做统战工作的地下共产党员朱丹华、又名朱旦华的姑娘，结为伴侣。朱丹华从此成为“周厅长”夫人。

1941年2月14日，朱丹华在新疆迪化生下了她和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

1941年，蒋介石发动第2次反攻高潮，盛世才逐渐撕下了“亲苏拥共”的假面具。1942年8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到迪化与盛世才谈判，达成了**协议。因此，陈潭秋、毛泽民鉴于这一重大变故，立即给党中央发出了急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责成他们制定一个分期分批撤离党员的计划。

陈潭秋和毛泽民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因新疆与延安的道路被国民党封锁，就决定暂时撤退到苏联。他们在和苏联取得联系以前，组织了117名准备撤离的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开展气节教育，以便应付突然事变。

1942年9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中说：

“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的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决定强调坚决贯彻三三制政权的原则，决定中说：

“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关于厉行精兵简政政策的问题，决定中说：

“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此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

此外，决定还强调要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运动，加强解放区党政军民的团结；审查干部，进一步纯洁巩固和提高党的干部队伍；进行时事教育，提高军民的抗日热情，促进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

在夏秋之交的某一天，舒群通知华君武、蔡若虹、张谔3人说，毛泽东邀请他们到枣园去见见面。

这天午后，华君武3人在清凉山会齐后，由舒群陪着他们来到了枣园毛泽东的住所。院子里有几棵枣树，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四周摆着几把椅子。毛泽东穿着一身洗得很干净的蓝布制服，从窑洞里出来，与华君武他们一一握手，请他们围坐在桌子四周，亲切地问华君武是什么地方人，华君武回答说：

“江苏无锡。”

毛泽东又问了蔡若虹、张谔的籍贯。大家随便交流了一会儿，毛泽东请大家吃饭。华君武见桌上摆着一盘生煸青辣椒，想起人们传说的毛泽东吃辣椒的故事，便问毛泽东：

“外面传说主席连吃西瓜都要就辣椒，有没有这回事？”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说：

“那是在长征时到了甘肃的一个村子里，吃饭时桌上也有辣椒，正吃着，又送来切好的西瓜，就又吃了西瓜，大概就是这样传开去了。”

说罢，他把谈话切入主题，问华君武：

“有一幅画，叫《1939年植的树林》，那是延安的植树吗？”

《1939年植的树林》是华君武的一幅漫画，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画的是在长着野草和野花的延河旁，有一棵已经种了三四年的树，枝干伸向天空，树叶被马啃得光光的。

“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

没等华君武回答，毛泽东又这样说。华君武心想，清凉山是《解放日报》所在地，知识分子多，我的意思也是讽刺知识分子植的树不会好好管理。只听毛泽东接着说道：

“不好好植树应当批评。但是延河哪一段植树不好应该注明，如果王家坪植树不好就应该注明王家坪，延河很长，否则就变成整条延河两岸植树都不好了。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

华君武频频点头，觉得毛泽东说得很有道理。

“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毛泽东建议说：“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枝叶都被马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画家为难呢？”

华君武说：

“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能每幅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

毛泽东转向蔡若虹和张谔，问道：

“你们说，漫画是不是本身就有局限，有片面性？”

华君武不等二人回答，就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

毛泽东喝了一口酒，说：

“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要发表在全边区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从整个边区来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更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以前，有一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骂他，他改不了。后来，他的小学老师看见他有一天没有拖鼻涕，就表扬了他，从此，小孩就改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潮，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

毛泽东的意见使3位漫画家心悦诚服。大家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话，时而讲些道理，时而讲些故事，时而又说些笑话，华君武还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他说：

“如果我在前方，叫我冲锋，我是敢冲锋的。但如果敌人把我抓去了，用严刑拷打，我怎么办？”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道：

“你要想到为人民！”

吃罢饭，华君武他们看天色已近黄昏，便起身告辞，结束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毛泽东陪着他们走了一段路程，才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毛泽东握着华君武的手又说了一句：

“你要想到为人民。”

9月5日，周**就毛泽东准备见蒋的问题复电毛泽东说：

“1、见蒋的时机尚未成熟，蒋介石的政治解决是要中共屈服，我屡次请求回延安，蒋皆不准；蒋继续派人欲劝降狱中的叶挺，说明蒋介石仍包藏祸心，不能不防。2、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顽固派欲借苏联对德战争处境困难之时妄图压中共屈服，若主席来此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公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我估计晤蒋前途有二：（1）、表面上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2）、约主席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主席长住，不让回延安，如此于我损失太大。”

周**建议：由林彪出来打开谈判大门，视蒋介石的态度如何再定。

9月7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向全党分析了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阐明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迫切性。毛泽东写道：

抗战5年后的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既接近着胜利，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

共产党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后阶段，还将遇到比目前更加严重的困难。除了政治上的困难，即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问题，还有就是物质方面的困难。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实行精兵简政之所以十分必要，十分迫切，是因为：第一，解放区“鱼大水小”矛盾突出。好比“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不懂这个常识，冬葛夏裘，是要闹出病来的。现在，根据地的情况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能轻轻快快地同敌人战斗。而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怎么能同敌人作战呢？”第二，日伪对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其目的正是企图扩大我们“鱼大水小”的矛盾，把我们困死。这也迫使我们必须是严格地、彻底地、普遍地，而不是敷衍地、不痛不痒地、局部地实行精兵简政。

毛泽东针对有的人担心精简以后无法对付敌人的庞大结构。他写道：

“问题的要害并不在大与小。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9月间，毛泽东为自然科学院题写了院名。原自然科学院学员毛雪华回忆说：

“194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根据领导的嘱托，到延安枣园找毛主席为我校题校名。我到枣园见到了毛主席，把来意对他说了，他很高兴，他停下工作为我校题校名。勤务员为他准备了纸墨，纸是《解放日报》旧报纸代用的。每半张纸写一个字，写了‘自然科学院’5个大字。共写了两套，让我带回供选用。回校后，学校把毛主席所写的校名一比一地翻写到一块长木板上，挂在杜甫川我校的大门口。”

9月15日，毛泽东给谢觉哉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谢觉哉由于繁忙的政务，大量的写作，加上生活条件不好，积劳成疾，在1942年元月，毛泽东让他搬到枣园休养。最近，他的好友王凌波在延安病逝，谢觉哉于9月6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他沉痛的心情。毛泽东在给他复信中写道

谢老：

6日函悉，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谢觉哉收到信后，即复信给毛泽东说：

“示悉。于公于私都需要活下去，至少还想活10年以上。然鉴于凌波的死，知道活下去也不易。上次到你处不知道路上有那么热，脑筋昏胀了。你似乎看了不对叫我睡，我还能够马上静下来，否则就要发生病。我执行4小时工作制已数日，很好”

9月15日，毛泽东写信给凯丰说：

“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200余人作了报告，据舒群说，影响很好，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解放日报》第4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不知能办到否？”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十几个人，有陈荒煤、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陈伯达、蔡畅、吕骥、吴玉章、冯文彬、艾思奇、周扬、董纯才等人。中共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通知说，晚上，毛泽东要在枣园宴请他们。

是日晚，毛泽东所邀请的人如期而至，他在宴席上举杯致词说：

“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

毛泽东当众宣读了他亲笔拟订的征稿计划，要求某人在某方面每月写出多少字。柯仲平的名字下写的是：“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它附之，每月一万两千字”。念完计划，他接着说道：

“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4版负责，当仁不让，所求必应，全力以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诸人欣闻毛泽东相约是为了征稿的事，皆乐于接受，纷纷表示说，为办好党报，愿尽全力而为之。众人边吃边交谈，直到很晚方才尽兴而散。

毛泽东送走客人，见柯仲平一个人仍然坐在那里又吃又喝，兴致正浓，便叫来文艺版编辑舒群，又让警卫员添上两个碗，连柯仲平面前的酒碗里都一一斟满了酒，说道：

“喝吧，老柯、大舒，‘酒逢知己千杯少’，”

柯仲平接口吟道：

“话不投机半句多。”

毛泽东吟道：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柯仲平抢着说：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吟罢，3人各饮了一碗。毛泽东见柯仲平对答如流，非常高兴，他说：

“老柯，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慰劳酒！”

柯仲平说：

“感谢你，是你——毛主席批给我300块钱，让我搞起这个剧团。”

毛泽东说：

“让你去受苦受难。”

柯仲平说：

“过惯了，我愿意和老百姓在一起。”

月光如水，夜色已浓。舒群悄悄写了个纸条，背着毛泽东递向柯仲平，欲劝他罢饮归去，不料却被毛泽东截住了。毛泽东看了一眼，笑了笑，撕掉纸条，劝二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了，这才散席。他把客人送到屋门口，望着柯仲平和舒群远去。

柯仲平喝多了，骑在马上左摇右晃，行至半道从马上摔了下来，舒平下马搀扶，两人东倒西歪，没走多远，竟卧地呼呼大睡。不一会儿，毛泽东带着两个警卫员又赶了来，叫醒二人，扶上汽车，亲自送他们回机关。

9月17日下午1时，盛世才突然以“共产党4.12阴谋暴动案”为由，派出军警特务，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住处包围，将他们5人软禁在刘公馆。接着，又逮捕了共产党在新疆的所有党员。

毛泽民怒火满腔，当众把盛世才的特务头子、警务处处长李英奇痛骂了一顿。李英奇被迫打电话请示盛世才，毛泽民抢过话筒，大声斥责盛世才说：

“你背信弃义，竟敢把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人关押起来。你必须无条件地立即释放我们，把我们送回延安去，否则，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盛世才支支吾吾，企图为自己开脱。毛泽民知道盛世才已经无可救药，一怒之下，把电话机砸成了碎片。

欲知毛泽民等人性命如何？请诸君继续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53

第153章

“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为了

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也不公

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从‘双十二’算起。”

话说1942年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刘**说：

“安抵129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做周密布置。”

原来刘**在山东分局停留了近4个月，为了减小目标，原来一起来延安的100多名华中干部重新返回新四军军部。刘**只带了几个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在9月上旬到了129师师部河北涉县赤岸村。

是年9月，中共中央派李维汉到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李维汉走马上任前，毛泽东把他约到杨家岭，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说：

“罗迈同志，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你到任后，务必抓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毛泽东还嘱咐他，到任后务必加强团结，边区内部要团结在以林伯渠为首的边区政府周围，边区党的组织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的周围，使边区能在最佳状态下运转。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李维汉走出窑洞，再三叮嘱，方才道别。李维汉到任后，协助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对前几年建立起来的 1340所小学和10所中学进行了改革。

毛泽东又指示留守兵团和西北局、边区政府，要积极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活动。后来，部队经常帮助群众生产，请群众联欢，看电影、看戏，帮群众打水、劈柴等；地方政府组织慰军活动、优待军人家属，形成了融洽的党政军民关系。

延安的工作和生活是紧张的，气氛是严肃的。从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留守兵团的战士到各院校的师生，都过着军事化生活。

每天从起床到熄灯，工作和生活既紧张又有节奏，任何懒惰、腐化、特权现象，在这里都是不允许的；贪污、失职、通敌等，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紧张的生活，并没有压垮聚集在黄河之滨的这群民族骄子。边区到处呈现出蓬勃生机。

有关部门想尽一切办法，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让人们在一周紧张的工作之后，有一个充分放松的机会。每到周末，延安市内，最吸引人的要算大大小小的舞会。一到晚上，舞会就会传出中西合璧的乐队所奏出的古老的舞曲。未经修饰的男女工作人员，穿着一色的灰布制服，走进“舞场”。在这里，无所谓职务高低，大家都是平等的。负责服务的勤务员小鬼放下盘子，也加入到了跳舞的人中跳了起来。中央的领导人也来跳舞，周**的华尔兹跳的漂亮、标准，但他过于拘谨；朱德的一步舞就象在长征一样，稳健、朴实，千变万化的舞曲，无法影响他的步伐。

朱德除了跳舞，还喜欢跟抗大篮球队的小伙子们挤在一块打球。毛泽东则喜欢看戏，每逢有戏只要能抽出时间就去看，他喜欢悄悄坐在后边看，不愿意惊动大家。看完戏再到台上去看望演员们，聊上一会儿。有一次，主持演出的人知道毛泽东也来看演出了，但前排又已坐满了老乡，就说：

“毛主席今晚也来看戏了，前排哪位同志给毛主席让个座？”

他刚说完，前排的人哗啦一声，全站了起来。毛泽东一看，再坐在后排不行了，赶紧站起来走到前排，让大家都坐下，他走到一个小孩前，抱起来，放在自己腿上，跟大家一块儿坐下看戏。

毛泽东因忙于理论研究，要写文章，又要批阅文件，坐得时间太长，肩关节炎由急性转慢性。经医生会诊后，给他开了一个特殊的药方：学跳交谊舞。毛泽东对跳舞毫无兴趣，经医生们连劝带磨，才答应试一试。晚饭后，在窑洞外的一块空地上，大家教他摆好脚式和手式，告诉他站直，不要弓着腰。开始跳舞了，毛泽东却心不在焉，跳起来和士兵操练差不多，引得大家偷偷发笑。经反复练习，他不仅治好了肩关节炎，而且学会了跳舞，且舞步纯熟，能跟着音乐的节奏变换步伐。他深有感触地说：

“跳舞这个运动不错，能休息脑子，使双腿有力，还有一个联系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好机会。它补了游泳之不足，在水里就无法和别人说话了。”

舞会的伴奏任务是由文工团担任，毛泽东每次都特意向文工团的演奏员致谢，他说：

“没有你们，我们就搞不成啊！”

毛泽东大多时候不跳舞，只是坐在一边跟大家聊天。有一次，一曲舞毕，毛泽东问伴舞的杨泳实：

“你是无锡人，我出题考考你，无锡有座庙，庙门有一幅楹联，上联是：‘无锡有山山无锡’，下联是什么？”

杨泳实摇摇头，说：

“不知道。”

毛泽东笑了笑，说：

“那你回去想一想。”

延安各种各样的歌咏、戏剧和体育比赛也是大家欢迎的项目。抗大的救亡室经常组织各种文艺晚会，搞得生动活泼。

有一次，在他们组织的晚会上，李富春和蔡畅演唱了法国的《马赛曲》，李先念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救亡室的活动在群众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表扬。

这里顺便说一说王树声“遭遇爱情”的故事。在延安的一次周末晚会上，已经年满38岁的“大龄青年”王树声，遇到了中央门诊部的一枝花杨炬。晚会结束后，王树声急中生智，跟着杨炬，说自己的脚后跟裂口子，跨进了中央门诊部的门坎。王树声向杨炬吐露了自己在16年前的一桩婚事。王树声说，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按照父母之命结婚了，这是一桩从小定的“摇窝亲”，女方叫胡静贤，是个小财主的女儿，人品和长相都不错，思想也挺开明，但是，王树声心思没再这上面，婚后没过3天，他就溜回了部队。有一天，胡静贤手捧几双她亲手做的鞋找到了部队，王树声递给她5块大洋说，你日后自己想法混个生活吧。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抗战在晋冀豫边区太行山，王树声与一位县级女干部结了婚，因感情不和，经组织批准，解除了婚约。王树声的坦诚，打动了杨炬的心，在一个中秋节的夜晚，两人喜结良缘。

1942年10月，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解放日报》出版了《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特刊》，毛泽东为特刊题词：“推陈出新”。

朱德题词：“宣扬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光荣传统”。

林伯渠题词：“通过平剧使民族形式与革命精神配合起来”。

10月9日，毛泽东将刘**撰写的《论党内斗争》一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他在为该文起草的编者按中写道：

“这是刘**同志于1941年7月2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究。”

10月13日，于10月7日到达重庆的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与蒋介石会谈。林彪说：

“毛泽东主席很愿意见蒋委员长，惟适患风寒，未能前来。”

蒋介石也表示了对毛泽东的问候。

10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可进军事学校或党校。**同志现在何处，是否还在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望告。”

10月19日，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943年1月14日，前后一共80余天。毛泽东在开幕、闭幕之日都到会讲了话。毛泽东讲话说：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敌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敌人，闭着眼睛捉麻雀，就会亡党亡国亡头。”

会议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着重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批判了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对当时党内闹独立性、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等倾向，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深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会做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王实味坚决予以否认。

后来在1947年3月，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在转移到山西兴县时，有人提出，带着王实味行军，是个拖累，不如把他给收拾了。结果，王实味还真是被错误地枪决了。

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京以后，听说王实味早已在行军途中被杀了，大为震怒，他厉声说道：“要还我一个王实味来！”

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并转林彪说：

“第一次见蒋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李宗仁对李先念打得很凶，请找张治中一谈，要求停止进攻。”

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关于陕甘宁边区整风情况，他在电文中说：

“边区正开高干会议，实行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民、整学、整关系，大整顿、大检查。”

敌后“大施精简，统一领导”，整风已见成效，困难可以克服。

10月底，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参事郑延卓受行政院赈委会派遣，携款30万元到陕甘宁赈灾，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郑延卓返回重庆时，毛泽东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介公委员长政席：

前承宠召，适感微痒，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郑兄返渝之便，特肃寸楮，借致悃忱。

1942年11月7日夜，毛泽东致电国民党第38军中将军长赵寿山，要他派人到延安汇报部队情况。

赵寿山，原名赵生龄，1894年12月出生于陕西县一个佃农家庭。1924年投奔坚持靖国军旗帜的杨虎城部队，历任营、团、旅、师、军长，成为第17路军著名的爱国进步将领。1936年，身为西北军17师11旅少将旅长的赵寿山，对杨虎城建议说：“目前的形势是处于国家兴亡的紧急关头，对我们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还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漩涡，甚至会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介石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1938年1月，在山西坚持抗战的赵寿山秘密访问了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向他提出了“培养干部、改造部队”的建议。赵寿山当即向毛泽东表示，他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共产党的指示。赵寿山还和共产党方面约定了联系办法。1938年秋，蒋介石把原17路军编为第38军和第39军，由赵寿山任38军军长。

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林枫、周士第、甘泗淇说：

“**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11月22日、23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讲解报告。他在报告中还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强调与错误路线斗争的必要性；又批评了目前边区党内存在的搞独立和自由主义的偏向。他说：这些偏向虽然不是路线问题，但也是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

11月23日，毛泽东给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是年秋季，120师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了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晋察的乡村》、《荒村之夜》等剧目，很受观众欢迎。毛泽东和许多领导人在杨家岭中央礼堂也观看了这些戏。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一直站在台下鼓掌，并向台上谢幕的演员挥手致意。贺龙得知自己部下的剧社演出如此成功，便要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副社长朱丹、政治指导员成荫给毛泽东写封信，请他对剧社的工作给予指示。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同志：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敬礼！

毛泽东

1942年12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郝克勇在欧阳钦的陪同下，来到枣园毛泽东的住所。

原来，国民党军第38军军长赵寿山奉毛泽东11月7日的电令，派郝克勇于11月中出发，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郝克勇是共产党在第38军的地下工委委员、统战部部长。他是在11月底到达延安的。

毛泽东尚未起床，欧阳钦和郝克勇就在传达室和胡乔木等人闲聊。不一会儿，江青和叶子龙的夫人蒋英从窑洞里出来了，江青非常和蔼地对郝克勇说：

“主席还没有起床，先到里面坐吧。”

郝克勇和欧阳钦就随着她们进了窑洞。房子中间摆着一个方桌，四边各放着同样大小的小方凳。江青让他们坐下后，为他们倒了茶，说：

“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到下午4时起床，请你们等一下。”

江青说着，取来一副扑克牌，要郝克勇和她当对家，玩扑克，打所谓统一战线。江青洗牌快，分牌快，出牌也很刁。郝克勇配合得也很好，两个人一下子就赢了500分。

苏联记者彼德.伏拉迪米罗夫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1942年的江青：

“她是一个瘦小的、有着柔弱身段与机灵黑眼睛的女人，她站在丈夫身旁的时候，同丈夫那伟岸的身躯相比，显得是那样弱小。”“极端的自觉性是她杰出的品质，她的理智胜过她的秉性，她好不仁慈地驾驭着自己，她的事业就是她自己的一切。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急于要获得她最终得到的东西。”

蒋英见江青和郝克勇一下子就嬴了500分，很不服气，就说江青和郝克勇有暗号。江青说：

“没有暗号呀，他是做统战工作的能手，最能了解对方意图。你要打听你父亲的下落，他一定会知道。”

蒋英一听立即兴奋起来，她对郝克勇说：

“叶子龙也给我说过，你肯定知道我父亲的下落。他叫蒋听松，听说在第1战区司令官卫立煌处当什么参议，但一直联系不上，你是否知道？”

郝克勇由于做秘密工作的习惯，警惕性高，纪律观念也强，见江青和蒋英如此一说，有些为难。坐在旁边的欧阳钦说：

“你如果知道的话，说说也无妨。”

于是，郝克勇告诉蒋英说：

“你父亲蒋听松确实在卫立煌处当参议，和赵寿山有关系，也和我们党有间接的统战关系。”

蒋英一听，喜极而泣，拉着郝克勇的手说：

“这就好了，以后别人就不能骂我是特务羔子啦，请你给我写个证明吧！”

郝克勇望了望欧阳钦，欧阳钦点点头。郝克勇就说：

“好吧，回头由组织部出面找你时，我再写。”

正在此时，毛泽东身披一件延安生产的呢子上衣，从另一个房间里出来了。江青一看毛泽东要谈工作了，就拉着蒋英立即退了出去。毛泽东首先问郝克勇现在用什么名字？他说：你回到延安，应该改个名字。我给你起个名字，就叫范明吧。于是，郝克勇马上改名为范明，而且此后一直使用范明这个名字。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范明在国民党38军的统战工作情形，范明汇报说：

“赵寿山军长提出要求，他想加入我们的党组织。”

毛泽东“哦”了一声，高兴地说：

“要求入党好啊！好吧，这是一个严肃的组织问题，请你详细地讲一讲。”

范明汇报说：

“赵寿山军长要求入党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在我来延安之前，接连和我谈了几次。他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出乎我意料地向我详细地谈起了他的身世和历史，谈了他多年来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和主席与中央领导同志关心他教育他的情况。他对我说，在西安事变后，他们部队曾和1、2方面军在三原会师，与红军领导人朝夕往返，获益甚多。有一次，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等同志由云阳到三原会见他，当时，他对放蒋一事不大理解，心存疑虑。经过彭总、弼时同志耐心解释后，他的疑虑顿释，心情格外高兴，随即叫来照相馆的人，就在司令部的院子里同红军领导人合影留念。照相毕，彭总握着他的双手说：‘赵司令，这一下你可叫蒋介石抓住啦，你这是通匪有据啊！’赵寿山认真地说：‘我不怕，请你报告毛主席，我不仅通匪，我还要上山参加哩！’”

毛泽东听到这里高兴地笑了。范明接着汇报说：

“赵寿山还说，从那时起，他不仅与共产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而且实际上是保持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入党的答复。为此事，他曾问过他的参议、我们的党员杨明轩同志。杨告诉他说，共产党不是青红帮，随便说一下就可以入党的，你必须郑重地提出申请，历行党章规定的入党手续，才算入党。”

毛泽东插话：

“讲得好！”

范明说：

“他听杨明轩一说，这才明白过来。所以，他在最后一次和我谈话结束时，很严肃很郑重地委托我，代表他正式向主席提出入党的要求。”

毛泽东听到这里，欣喜地笑道：

“还有这样生动的故事啊！”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然后对范明说道：

“赵寿山军长的入党问题，是一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大问题。你可以根据你所了解的情况，讲讲你的意见嘛！”

范明略加思索，胸有成竹地说道：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看，他有3条可以入党。”

毛泽东蛮有兴趣地“哦”了一声，伸出他那宽大的左手掌，问道：

“这第1条。”

范明说：

“赵寿山是17路军中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他最早响应我党《八.一宣言》，不仅是参加西安事变的重要将领，而且在抗战中与八路军密切配合互相支援。主席在延安接见他之后，他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进步，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在部队中大量吸收和重用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他还学习八路军治军经验，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把38军这支国民党的旧军队改造成团结进步、联共抗日的劲旅，赵寿山的觉悟和进步是实实在在的。”

毛泽东屈了1个指头，说：

“好，这是第1条。再往下讲。”

范明接着说：

“赵寿山与我们党在巩固部队、保存实力、争取生存、外抗日本、内斗重庆诸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他之所以能由11旅旅长当上17师师长，又由师长当上38军军长，表面上是当的国民党的官，实际上当的是由我们共产党员撑腰的官。”

毛泽东又屈了1个指头，说：

“在北伐战争时期也有过这样的先例。你讲第3条。”

范明说：

“赵寿山也清楚地知道，38军的人事权、财权以至兵权，绝大部分都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里。而这些共产党员又都是他亲自培养出来的拥护抗日、团结、进步方针的中坚力量，赵寿山只有依靠共产党继续坚持抗日，才能在日蒋两种力量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否则，要么被国民党分化瓦解掉，要么被日寇消灭，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毛泽东听完，屈了第3个指头，许久没有伸开，只是不住地吸烟。待了一会儿，他才缓缓地说：

“事情正是这样的，38军军长赵寿山和我们党有两个共同的利益基础，一是要共同抗日，二是要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吞并以至消灭的阴谋。所以，赵寿山领导的38军和八路军的利益是一致的，和我们共产党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对赵寿山应当完全相信，决定不向他保密，要向赵寿山全部公开38军的党员名单，党的重大决定都要和他商量，使他安心。”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抽了一口，郑重地说：

“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为了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也不公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从‘双十二’算起。”

毛泽东把烟灰轻轻地弹入烟灰缸里，又嘱咐范明说：

“你回到前方后，请代我向赵寿山军长问好，要向他转达党中央的指示，请他不仅要做好38军的工作，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做好孔从洲、李兴中、陈硕儒等西北军将领的工作，还要鼓励孙蔚如出面向蒋介石做工作、作斗争。对国民党的腐化堕落现象和社交应酬，要同流不合污，防止部队腐化。又不要标新立异，孤芳自赏，以免暴露。同时，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做好群众工作，这是你们能否生存的根本条件。”

这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反复踱步。停了一会儿，他走到窗口，朝外望了望，说：

“啊！黎明前的黑暗，天快亮了，肚皮也饿了，该吃饭了，喂饱肚皮再说。”

江青应声端上来饭菜：一盘辣椒炒肉片，一盘辣椒烧豆腐，一盘辣椒炒土豆，一盘辣椒红烧小鱼，中间放了一碗菠菜豆腐汤。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请吃饭吧！朱夫子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咱们今天反其道而行之，黎明即起，喂饱肚皮，请放开肚皮吃饭，回去好好睡觉，明天再谈。”

范明、欧阳钦也都笑着拿起碗筷，随着毛泽东盛了大米小米混合饭，埋头吃了起来。

欲知赵寿山和38军后来情况怎样？容后慢慢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54

第154章

“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讲丰衣足食，还得讲艰苦奋斗。没有

艰苦奋斗，哪有丰衣足食？丰衣足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话说1942年12月，国民党中央召开十中全会，详细讨论了国共之间的关系问题。蒋介石在会议总结中说：现在一般盟国以民主政治为基础。过去苏联对我们不满意，英美批评我国不民主，即在中共问题上发生疑虑。今后应适应国际环境及抗战局势，对中共应采取宽大政策。

12月16日，蒋介石约见林彪说：

“中共是爱国的，是国家的人才，国家爱护人才，不会偏私。”

林彪一直在重庆滞留了9个多月，与周**一同多次与蒋介石、张治中谈判，终至无果而返。

12月16日，康生在会议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

由于在夏秋之间国民党发动第3次**高潮，延安发现了特务，中共中央决定开始审干运动，由此，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查干部阶段。于是，在共产党内部除了没有脱离过红军队伍的干部以外，对其他干部一律都要进行审查：即凡是在白区工作过的、曾经被捕过的、掉过队或被俘虏过的干部，均在审查的范围之内。

此时，江青作为一名军委机关的干部，自然也要过这一关。江青这是第3次接受组织审查了。这次审查江青的材料依据主要有3个：

第1个材料：早在1939年，国民党的报纸借助江青的历史问题，大做文章，发表了《蓝苹小姐弃艺从政，江青活跃延安“舞台”》等一系列报道，目的是指桑骂槐。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看到了国民党的报纸后，指着报纸问扬帆：“你是否知道蓝苹其人，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扬帆是在1937年3月，也就是江青离开上海的前两个月到上海进入戏剧界的；在江青走后的8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扬帆见项英问起蓝苹，就把他所听到的关于江青在上海的一些传闻告诉了项英，他还说：“江青是一名影剧演员，原是党员，被敌人逮捕过，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项英要扬帆把他所说的情况写了1份书面材料，他自己又拟了1份电报，在电报末尾说：“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然后让李一氓将电报发给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康生。

第2个材料：1939年周**给江苏省委发去电报，询问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是在1937年5、6月间来到上海的，此时江青已经离开了上海。刘晓是在到了上海后，先建立了上海临时委员会；后于1937年11月成立了江苏省委。刘晓接到周**的电报，就和其他省委负责人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联名回电，反映了有关江青的一些绯闻，结论是江青历史不清白，“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妻”。

第3个材料来自于严朴。严朴在1928年参加党的“六大”后，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江青来到上海时，他已经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所以，严朴的材料也是源于传闻。

此外，来自上海的周扬、袁牧之也提供了一些材料。

有一次，江青要让毛泽东替她说句话，毛泽东不赞成，他对自己的妻子也一样严格按原则办事。他说：

“既然没问题，你怕什么？为什么要让我说话？”

江青不高兴了，说：

“他们搞的不是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

毛泽东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

“党员接受组织审查，任何人都不能特殊！”

江青说：

“反动报纸的宣传能相信吗？他们还骂你和朱德是土匪呢，多少次登报说你被击毙，能信吗？有些人和反动派唱一个调，那是为了攻击你！”

毛泽东突然吼起来：

“你这个人混！你给我滚，滚出去！”

实际上，审查江青的那些材料都是一些旧传闻，组织上早已调查过两遍了，没有可以佐证江青有历史问题的新东西。关于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过强硬的态度，也早已结了婚，更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江青过关是很容易的事。

1942年，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带来了喜人的成果。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为168万石，棉花产量为1403600斤，养殖牛209700头，驴162000头，羊1873100只。并先后办起了纺织厂、兵工厂、炼铁厂、造纸厂、农具厂、印刷厂、火柴厂、被服厂等。在绥德、延安、子长、关中等地开发了许多煤矿，保证了军需民用。由于军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人民群众的公粮负担逐年减少。1941年边区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的13．85％。1942年降到了11．14％。

1942年底，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向他们询问冯雪峰的情况，当他得知冯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时，立即和陈云商定，一定要想办法将他营救出来。

毛泽东通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请他们设法营救。在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找到与共产党有关系的胡秋原先生，请他帮忙，未能成功。后来，由第3战区《前线日报》主编宦乡保释，冯雪峰这才出了狱，留在南方局工作。

这年冬天，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来到延安演出了该社政治指导员成荫创作的、反映敌后生活的《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剧目，该社正副社长欧阳山尊、朱丹和成荫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征求他对这些剧作的意见。

是年冬季的一天，在军委二局工作的毛远志从安塞出发到延安医院看病，顺路到杨家岭看望伯伯。毛泽东和几位客人刚吃完饭，警卫员正收拾碗筷，毛远志忙说：

“不要拿走，我还没吃饭呢！”

毛泽东看着风尘仆仆的侄女，心疼地说：

“赶了50里山路还没吃饭？那就赶紧吃吧！”

他又吩咐警卫员再拿个好菜来。不一会儿，警卫员端来3个烤辣椒，这的确是毛泽东最爱吃的好菜。毛远志就着辣椒，将伯伯和客人们剩下的二米饭和一个炒黄豆芽菜一扫而光。警卫员收拾了碗筷，抹干净桌子，转身去了。毛泽东亲切地望着侄女说：

“学了文化，会写信了，你写的信我收到了。你经常头痛，我听说了。”

一位客人问毛远志多大了？是否入党了，毛远志得意地说：

“我已经是正式党员了。”

“你入党了？什么时候加入的？”

毛泽东有点半信半疑。毛远志说：

“1938年10月我就是预备党员了。只因为年龄不到18岁，硬要我做了2年半的预备党员。”

“哎约，你好辛苦哟。”

“辛苦倒不辛苦，就是有些着急。我想，不成为正式党员就不来见您。”

“噢，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不来的。”毛泽东高兴地拿了一叠纸和两支铅笔送给侄女，又嘱咐道：“你今天看完病不要回去了，就在我这里住上两个礼拜，一面就近看病，一面学习。正好你妹妹李讷和她母亲住医院去了，你就住在她的窑洞里，吃饭就同工作人员一道吃。”

毛远志到医院看完病回到杨家岭，毛泽东又问起她在二局的工作、生活情况，毛远志便将谁是她的科长、谁是她的股长、工作怎样忙、几乎天天开夜车等等讲述了一遍。毛泽东又问她：

“你们伙食怎么样？”

“唉——”毛远志叹口气说：“净吃土豆。吃多了就吐酸水。有时酸水还从鼻子、眼睛里往外流。”

“哎约，那样厉害呀！你做过饭吗？”

“我帮厨呀！”

“那你会做什么菜？”

“会切土豆丝、胡萝卜丝呀！”

“炒菜放多少油？”

“放油很少。一大锅白水熬菜，菜煮熟了，才浇上半勺油，漂在上面。”

“你们那里年轻人多，工作紧张，看来伙食是差了些。我认识的3个人就病倒了两个半。”

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半人，一个是毛顺义，一个是毛华初，半个则是毛远志。后来，他从自己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了三分之一给二局做本钱，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将赚的钱补贴在工作人员的伙食里，伙食果然有了明显的改善。

再说这天晚上，毛远志就睡在了李讷的床上。夜已经很深了，她正睡得迷迷糊糊的，警卫员把她推醒了。原来，毛泽东此时才吃晚饭，让警卫员送来一个小猪蹄让她吃。毛远志迷迷糊糊地啃完猪蹄，倒头又睡。

过了两天，毛泽东问毛远志：

“头痛是不是好点了？”

毛远志回答说：

“不加夜班，是好多了。”

“那好，你就再养一段时间。”

大约一个星期后，江青回来了。这是毛远志第一次见到江青。尽管江青对她很亲热，很体贴，但她看住的地方实在紧张，又怕影响伯伯工作，就不愿再住下去了，便去向伯伯告别：

“伯伯，我想回去了。”

毛泽东不解地问道：

“咱们不是有君子协定，你住两个礼拜吗？”

“我觉得头痛好多了，我要回去工作。”

“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住在一起可能过不来吧？”

尽管毛泽东一再挽留，毛远志还是告别伯伯回到了二局。

后来在1943年，毛远志被调到了西北局工作。有一次，她跟伯伯说：

“我想去前方工作。”

毛泽东笑着拍拍侄女说：

“你还想远走高飞呀？我看你还是先把病治好吧。”

果然，没几天毛远志的头痛病又复发了，而且比较利害，组织上把她送到西北局农场养病。农场就在枣园，离毛泽东住的地方很近。毛远志住在一间干打垒平房里，自己做饭吃。毛泽东关照警卫员拿来了一些旧报纸，帮她把墙湖上，还送来了两只别人送给他的风干鸡，让她补补身子。江青也经常来看望她，非常关心她的身体健康状况。

且说12月21日，毛泽东为了使已经兴起的大生产运动不断发展，他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思想和作风。他还说：

“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毛泽东精辟地阐述了经济与财政的关系，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他强调说：

“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毛泽东认为，要发展经济就要解决好公私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说：

“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

他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财政部门注意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广开财源，增加收入。

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说：

“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

12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续范亭说：

“大示敬悉。我近日忙着，你又有病，迟一下我们再谈更好。你身体差些，望维持。我右臂比上一年好一点，中医似乎有效。又是一年了，真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啊！其余不尽。”

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茶坊”工厂厂长毛远耀按照军委总后勤部军工局的通知，和沈鸿一起从安塞策马启程，奔向延安，到达大砭沟军工局驻地时已是中午。午饭后稍事休息，毛远耀陪同沈鸿来到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临时窑洞。他们一进门，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微笑着和沈鸿亲切握手，又把沈鸿介绍给旁边的彭真和高岗。落座后，毛泽东对沈鸿说：

“你来了几年，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咧，真抱歉！你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来的，见多识广，我们这里可困难呢，除了黄土地，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克服困难，才搞出现在这种手工业的自给经济。沈先生在这里一定遇到了许多不便吧？”

沈鸿连忙说：

“领导上对我的工作安排得很周到，有些困难也能克服。”

“沈先生是从哪里学会机器制造的？”

“我没有上过专科学校，我原是布店学徒，因为喜欢，先做锁，后来胡乱做一些机器，说不上好，能用就是了。”

毛泽东听罢大笑起来，他说：

“啊呀，你同我一样，我也没有进过军校，人家来打我嘛，逼得我只好从打仗中学打仗。我们现在只能发展自给经济，以保障供给，支持抗日战争。看起来这种特殊的经济似乎不合理，但它是符合现实要求的唯一办法。有人建议在这里搞重工业，搞大军工计划、大盐业计划，这是办不到的，那将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我们现在开这会，开那会，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怎样办工厂。最近我们开了一次讨论经济（包括工业）政策的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初稿已印出，请沈先生过目。你是行家，希望多提意见。”

说罢，他从书桌上拿出一本小册子递到沈鸿手中，又笑着说：

“当前的中国是七分封建三分资本主义。战后就是七分资本主义三分封建了，到那时你还可以回上海当你的资本家去！”

是日晚，毛泽东设便宴招待了沈鸿和毛远耀。沈鸿回到“茶坊”后，仔细认真地读了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稿，并对有关工业方面提了一些建议。

12月30日，刘**在毛泽东的关怀和周密部署下，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1943年元旦这一天，毛泽东发出了继续战斗的号召，他向前方和后方的军民提出了不同的战斗任务。他说：

“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在后方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生产、学习。”

他号召后方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工作，发展生产和教育，援助前方，争取胜利。

元旦节夜晚，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1000余人的干部团拜会，庆祝新年，并欢迎刘**自华中归来。毛泽东、朱德莅临并讲了话。刘**报告了华中及华北敌后各根据地艰苦奋斗坚持抗战的情况。

刚刚于42年底回到延安的吕振羽，在团拜会上见到了毛泽东，他喜不自支，随酿成小诗一首：

回到圣地心花开，八州翘首向延安。

欢迎晚会红光闪，亲聆音容乐无边。

1月8日，在延安召开的边区经济工作会议，遵照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确定1943年各机关的中心任务是生产，生产目标是达到丰衣足食。

1月14日，是西北局一直开了80多天的高级干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表扬了359旅的全体指战员，奖给他们一面锦旗，上写“发展经济的前锋”。

王震、何维忠、罗章、晏福生4人受到奖励，荣获毛泽东亲笔题词的奖状1张。毛泽东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

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西北局、留守兵团都积极部署了1943年的大生产任务，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劳动竞赛，形成了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村庄与村庄、军队与民众、部队与部队及各机关之间竞相开展生产竞赛的热烈场面。

有一天，毛泽东问部队负责人王近山说：

“部队对自力更生、生产自给有什么反映？”

王近山回答说：

“战士们对丰衣足食的口号兴趣很大。”

毛泽东说：

“有兴趣就好。不过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讲丰衣足食，还得讲艰苦奋斗。没有艰苦奋斗，哪有丰衣足食？丰衣足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毛泽东又说：

“蒋介石净做坏事，但他不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倒算做了件好事。我们经济上受到了封锁，我们少了几十万块饷钱，使原来对蒋介石还有点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应该谢谢这位‘委员长’，他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的道理，这比任何饷、任何援助都可靠。”

1943年初，毛泽东迁往离城10公里的枣园居住。枣园的正名叫延园，这是延安西川一个僻静的山村，横卧在山坡和平川之间。村内村外长满了枣树、梨树、杏树，以枣树居多，故俗称枣园。

1943年2月5日，是农历大年初一。一大早，枣园乡的农民们穿着新衣服，吹着唢呐，捧着油馍馍、年糕、寿桃，提着米酒，抬着“为民谋利”的锦匾，来给刚搬进枣园不久的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拜年。

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其他人，也早早地等在他们各自的门前，迎接拜年的乡亲们。

中央小礼堂一排排长桌上，铺着延安生产的粗线花条子桌布，摆放着红枣、苹果、香烟、瓜子。毛泽东把乡亲们领进小礼堂，和几个老年人坐在中间的桌子旁，连连招呼着老乡抽烟、吃果子，笑着问大家：

“年过得好啊！”

福和中学老师

枣园乡乡长杨成福上前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

“乡长叫成福，有福气，居民才有福气。你是枣园乡的乡长，我是枣园的一户居民，以后你们开居民会可别忘了我，也要叫我哩！”

毛泽东的话逗乐了众乡亲。他问乡亲们说：

“枣园有多少户人家，过年杀几头猪？”

众人抢着说：

“全村24户，杀了18头猪。”

“不多啊！今年还要多养猪，明年过年，争取每户都杀1头猪才好哩。”毛泽东笑着说。他又问大家：“今年是大生产年，你们能不能做到‘耕三余一’？”

众人说：

“不但能做到‘耕三余一’，还要争取做到‘耕二余一’哩！”

“有什么措施？”

“多耕地，多上肥，多锄草。”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很好！但这还不够，还要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实行变工互助。在自愿参加的原则下，大家组织起来，实行人力、畜力、工具互助，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将来还要组织生产合作社，实行集体化，这是农民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

他又问枣园村的谢村长：

“现在老乡们卫生搞得好不好？害病的人多不多？”

谢村长一边用手比划，一边笑着说：

“今日枣园村的卫生可好得很，每家都修了一个厕所。在中央警卫团的帮助下，还设了个接生站呢，婆姨们可欢笑死了！从前养娃娃不卫生，养不活，现在讲卫生，养一个活一个。”

毛泽东也笑着说：

“咱们搞革命就是要人财两旺嘛！以后每个村庄都要修一个小医院才更好。”

毛泽东最后跟大家说：

“咱们都是老邻居了，今天中央请老乡们吃顿年饭，喝杯年酒，但要多吃多喝，不准客气。”

宴会开始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一桌分一个，轮流给乡亲们敬酒夹菜，大家也不断地给毛泽东等人敬酒敬菜。

大年初二，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到枣园回拜，毛泽东见到区乡干部，都道声：

“辛苦了，过年好哇！”

毛泽东拉着李区长9岁女娃的手，问她几岁了，上学没有？当他听说女娃还未上学时，就对李区长说：

“陕北地薄人穷，文化不发达，教育儿童是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将来总不能常住延安，今后的地方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2月6日上午，延安文化界70余人，在青年俱乐部与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3位劳动模范座谈。3位劳动模范分别讲述了他们的翻身历史和生产的现实。文化工作者听了，深受感动。历史学家范文澜说：

“象我们这样只知道吃救国粮的文化人，对于自己应负的责任实在太惭愧了。”

哲学家艾思奇说：

“文化的源泉是生产实践，我们要好好地向你们学习。”

作家丁玲感慨地说：

“过去总有些伤感的心情，今天几位新的英雄，已经给予我们新的健康的题材了。”

文化界人士，一致接受3位劳模“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他们表示说，要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

春节期间，杨步浩带着延安六合乡的群众代表和秧歌队200多人，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抬着春节为毛泽东绣的“人民救星”的金匾，给毛泽东拜年。杨步浩代表乡亲们讲话，他说：

“毛主席领导我们穷苦人闹翻身，过上好日子，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给毛主席送个‘人民救星’的金字匾，表示我们六合乡人民的一点心意。”

毛泽东在乡亲们的热烈掌声中接过金匾，转给工作人员抬着。他说：

“延安县川口区六合乡人民，经常和中央机关来来往往，象亲戚一样，今天又送来了金字匾，对中央这样关切，谢谢六合乡的全体人民，祝贺六合乡人民今年夺取更大的丰收。”

毛泽东说完，观看乡亲们表演的文艺节目。毛泽东和杨步浩及乡亲们坐在一起，边看节目边交谈，亲如一家人。

中午，毛泽东和杨步浩及乡亲们一起吃了午饭。下午，乡亲们还要去慰问朱德，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这里有汽车，送你们去！”

于是，乡亲们坐着毛泽东的小汽车和军委的大卡车，敲锣打鼓，吹着唢呐，热热闹闹地向朱德那里去了。

鲁艺秧歌队也在春节期间演出了《兄妹开荒》，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等人看后，认为很好。毛泽东边看边连连点头，笑着称赞道：

“这还象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你们觉得怎样？”

朱德说：

“不错，今年的节目与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

2月9日，毛泽东高兴地电告在重庆的周**说：

“陕甘宁财政难关已经渡过。今年决定大力发展农、工、盐、畜产品的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

春节期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359旅。延安县的慰问团也来到了南泥湾，慰问开荒种地的模范部队359旅的指战员们。杨步浩是县慰问团的代表，他在与战士们的交谈中，听说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分配有生产任务，心头一热，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他向县慰问团长要求道：

“毛主席、朱总司令日夜操劳国家大事，那么忙，还分配有生产任务，那怎么能行。这任务得由我来替他们完成。”

后来，延安县的领导向毛泽东、朱德报告说：延安县农民杨步浩要求替毛主席、朱总司令完成生产任务。毛泽东、朱德为杨步浩的热心所感动，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2月18日是元宵节的前一天。据蒋秦峰记载，元宵节前夕的延安市灯火辉煌，锣鼓喧天，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此起彼伏。

下午3时许，毛泽东来到枣园前面的田野间散步，枣园村候老汉、胡老汉正在那里抽着旱烟锅子拉家常。毛泽东走到他们面前，亲热地问候道：

“你们辛苦了。”

老乡说：不辛苦。毛泽东询问他们高寿多少？一个老汉说：

“咱们都60多了。”

毛泽东又问：

“这大年纪的老人，村里有多少？”

两个老汉回答：

“有24个。我们两个是同年同庚的，明天正月十五就是我俩的生日。”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那很好呀，你们正是‘六十花甲年高有德’的人，应该给你们贺寿才好。”

胡老汉“唉”了一声叹了口气，说：

“咱们这号受苦人过生日，还贺个啥寿哩。”

毛泽东笑着说：

“咦！如今咱们都翻身了。生产又搞得好，真是人寿年丰呀！正好明天是元宵节，请你们到我那里去玩玩，咱们大家一起来贺寿！一定都要去，千万不要讲客气。”

一个老汉说：

“哪敢领毛主席的情。”

毛泽东说：

“今非昔比，正是后生给老人贺寿的好时辰。”

毛泽东回到住处，吩咐管理员明天下午2时准备3桌酒席，还要做一些又细又长的面条，再备24份礼物。他又派人到枣园的24个老人家里，挨门挨户通知他们，说是明天毛泽东要给他们贺寿。

老汉们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个欢天喜地，奔走相告，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议论，说：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遭的稀罕事。

2月19日下午，还不到2点钟，枣园村24位老汉陆续来到毛泽东的会议室门前。毛泽东早早地站在门口，笑眯眯地迎接他们，一个个握手，不断地重复着祝贺生日的话。寿星们见到毛泽东都很感动。刘老汉情不自禁地流了泪，哽咽着说：

“咱祖宗3代，没人看得起，是毛主席把咱推到人前来了。”

不少老汉也都流了泪。毛泽东说：

“咱们今天都翻了身，生活大改善，自己又当了主人，以后每个年老的人都要贺寿。”

毛泽东把老人们让进会议室，分宾主坐了，陪他们抽烟、喝茶，拉着家常。3桌酒席上来了，毛泽东请众人入席，挨个给他们敬酒敬菜，每个人端了3杯酒，还不住地祝贺着：

“晚年幸福，寿比南山！”“延年益寿，老当益壮！”

当24碗长长的面条上席之后，毛泽东站起来，笑嘻嘻地说：

“祝贺各位长寿，像寿面这样长久地健康地生活下去！”

众人酒足饭饱，已是黄昏时分。毛泽东又敬烟敬茶，还给每人赠送了一份寿礼：一条毛巾，一块肥皂。

毛泽东又在会议室门口，专门给老人们放了一场《列宁在十月》的电影。直到夜深了，有些老汉还恋恋不舍地和毛泽东亲热地拉话谈心。

2月21日，苏联红军挫败了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进攻，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联共中央和红军将士们，祝贺苏联红军成立25周年及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2月25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人的指示中说：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和教育3个方面。毛泽东殷切地期望敌后军民乃至全党，以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奠定胜利的基础，促使抗日战争的发展。他多次告诫八路军、新四军指挥员说，抗战尚需2至3年，必须努力奋斗。

1943年3月，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纪录片制作完成，反映了359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历史功绩。

3月，中央文委和中组部召集文艺工作者会议，贯彻党的文艺政策，与会者有50余人。

凯丰和陈云先后讲话，他们详细说明了作家到群众中去的重大意义和几个在认识上彻底转变的根本问题。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必须“深入群众，改造自己”。

会后，延安作家纷纷下乡。诗人艾青、萧三，剧作家赛克，到南泥湾了解部队情况，进行劳军；作家陈荒煤赴延安县工作，高原、柳青到了陇东等地；鲁艺有30余位文艺工作者也到了农村和部队。在这一批文艺工作者中，作家柳青在米脂县吕家俭乡一呆就是3年。

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他说共产主义思想是“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不适合中国国情。蒋介石还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他还说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2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决定将方案修改后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书记处会议决定：王稼祥、陈云因病休息3个月；在陈云病假期间，中央组织部日常工作由王鹤寿负责，重要问题请示刘**处理。

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任弼时、朱德、康生、凯丰、博古、邓发、张闻天、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时局与方针的讲话。

会议依据整风后期的形势，着重讨论了从组织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此时的中国共产党高层核心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任弼时、周**、朱德、彭德怀、康生、王稼祥、陈云、张闻天、博古、王明、刘**、邓发、凯丰。

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与会者表示同意中央组织机构调整和精简的草案。康生介绍了机构调整的酝酿过程，他还说：

“**同志意见，书记处应有1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会议一致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任弼时3人组成，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主席；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

周**因在抗战初期的战略方针问题和在南方局工作上的错误，在整风期间为党内所不理解，因此未被推定为书记处书记。

会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

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

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组成，刘**为书记，负责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和海外工作委员会。

会议决定：刘**参加中央军委工作，任军委副主席。

会议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归刘**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负责管理。

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刘**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

刘**到中央工作后，找王明谈过几次话，其中谈到一些政策问题和国共关系中的一些问题。王明不但坚持自己的错误，还企图拉拢刘**支持他。刘**严厉地批评了他，王明立即宣布放弃个人的意见。

欲知刘**在党内如何开展工作，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从1941年10月3日开始，一直到1942年11月16日，毛泽东为了使刘**能够从新四军军部安全地到达延安，先后12次打电报给刘**本人及其他领导人，不厌其烦地详细地交代安排刘**在路途上的安全问题，可见毛泽东此一时期是多么急切地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历史促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刘**，除了其它一些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因为刘**一直不受“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重用，甚至直接受到了张闻天的排斥；二是因为刘**于1941年7月2日在华中局党校所作的《论党内斗争》的演讲中，公开表明了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反“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立场上。所以也可以说，刘**之所以能够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跃而成为党内最显赫的第2号领导人，与其说是毛泽东有意栽培了他，倒不如说是党内顽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人的态度和延安整风运动的需要成就了他。这正是：“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55

第155章

“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

话说1943年4月1日，毛泽东为抗日殉国的国民党军将领戴安澜写了挽辞和挽诗，从延安发给戴安澜治丧委员会。

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任国民党赴缅甸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师长，1942年5月18日，他率部突围，在密林中遇伏受重伤，不幸于26日下午7时壮烈殉国。1943年4月1日，国民党在广西全州香山寺举行戴安澜追悼会，由李济深主持。

共产党人毛泽东、朱德、周**、彭德怀都撰写了挽诗、挽联和挽幛，遥奠忠魂。毛泽东书写的挽辞是：海鸥将军千古！毛泽东挽

其挽诗云：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1956年9月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毛泽东向戴安澜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且说4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说：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实行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足以惊人。”

“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为着指导的便利，今后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归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归任弼时管理。

会议同时决定：中央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

4月9日至12日，延安召开2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开展反特斗争。

4月，毛泽东对于反特工作指示说：

“反奸斗争要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原则上不要抓人杀人。镇压反革命要公开进行。”

4月22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写了一封信。

这一年毛泽东已经50岁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报告毛泽东说，延安一些负责人要在年底为毛泽东做50大寿并宣传他的思想。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许多不良影响。且当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墓由瓦窑堡迁葬于志丹县新建的陵园。毛泽东为刘志丹题写的挽联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毛泽东还为刘志丹陵园纪念碑题了字，正面是“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的碑文是：“我到陕北只合刘志丹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鉴于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各国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建议解散共产国际。

5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公布《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声明中还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是日晚，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一出现在会场的讲台上，全场与会者立即报以长时间的热烈地掌声。

任弼时宣布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及中共中央关于解散共产国际问题的两个文件。接着，李富春宣读了这两个文件。

继之，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主席的身份向大会作报告，他说：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解散呢？难道它不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尽力的么？是的，共产国际是列宁手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端巨大的功劳。”

毛泽东又说：

“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国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有22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3次伟大的革命运动。”“马列主义的原则是，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即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

“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担任了极大的责任。从这个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创造力。”

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在决定中写道：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作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为抗大建校7周年题词：“站在最前线。”

6月初，江青看了彭德怀于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山区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一文；又看到了邓**在太行地区干部会议上，号召人们学习这篇谈话的讲话；而且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刊登了学习这篇谈话的文章。她感觉很不正常，就把这些东西交了给毛泽东。她说：

“你看看你这位老乡，越发鼓吹得起劲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会造成严重影响。他的这些东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没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德怀同志：

你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策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的。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从思想、自由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为着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它任何政治权利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个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曾在去年11月发布关于宽大政治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对，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它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之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着一种为着打倒共同的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有废止压迫（例如**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这并不符合事实。等等。

你前所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泽东

1943年6月6日

彭德怀看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很不是滋味，他对北方局的领导人说：

“老毛就是多事，咬文嚼字地找毛病。有什么错误？我就看不到我有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还指示他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把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中有关批评他的段落删去，再予于转载。

还是邓**转得快，他在毛泽东批评彭德怀之后，马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在太行分局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德怀，他说：

“彭德怀的错误，就是中央所指责的闹独立性和严重的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3个月后，彭德怀回到延安，还专门去找毛泽东要理论此事。详情容后再述。

这正是：人非全才百路通，古来事异有分工。

诸葛何尝耍大刀，关公未曾祭东风。

老彭若是好汲取，庐山焉能走麦城。

6月17日，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第3次到达延安。邓宝珊是应蒋介石之召，到重庆开会途径延安的。蒋介石惟恐他再到延安，电令他绕道宁夏赴渝。邓宝珊说：“不指定路线还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

6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作陪的有朱德、贺龙、高岗、李鼎铭、续范亭等党内外人士数十人。宴会开始前，邓宝珊一见毛泽东就高兴地说：

“毛先生发胖了！”

毛泽东风趣地答道：

“是啊，我们边区军民扩大生产、丰衣足食了嘛！”

邓宝珊这次在延安一住就是20多天。毛泽东第2次为他设宴，大家围坐在院内乘凉漫谈。毛泽东说：

“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法西斯行将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走投无路了。”

邓宝珊说：

“毛先生比我大1岁，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乃民族之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我们一定要为毛先生祝寿。”

续范亭为邓宝珊一直和毛泽东保持着友好关系所感动，即席赠诗一首给邓宝珊，诗曰：

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

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

与邓宝珊、续范亭这些国民党将领相反，蒋介石又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说要“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特区”，他指令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研讨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

6月18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秘密布署剿共作战，调动驻守河防的一部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

6月20日，枣园的枣树绿叶婆娑，新结的青枣密密麻麻地点缀在枝头。一天下午，毛泽东和江青来到王稼祥夫妇的窑洞门口，王稼祥和朱仲丽连忙迎了出来，王稼祥说：

“请主席和江青同志到里面坐吧。”

毛泽东指着院子里的小石凳和小石桌说：

“我们就在这儿坐坐吧，比窑洞里空气好些。”

毛泽东和王稼祥分坐在石桌两边的石凳上，江青和朱仲丽坐在一边陪着。警卫员张志送来了茶水和香烟。毛泽东点上了烟，笑着对朱仲丽说：

“你的麻将牌打得好啊，可惜赢得少，总是输，将来衣裳输进当铺里怕赎不回来哟！”

毛泽东此言一出，逗得大家笑了起来。朱仲丽笑着说：

“是的，我欠你的‘债’大约有几千万了。”

原来，医务人员看到毛泽东不是坐着或者躺着看书，就是批文件写东西，为了让他多活动活动，大家就想法要和他打麻将。毛泽东说：

“打麻将是很浪费时间的呢。”

尽管毛泽东不想停下手头的工作，但他还是经不起工作人员们的软磨硬缠，只得答应了。于是，他和叶子龙、江青、朱仲丽便噼里啪啦地打起麻将来。朱仲丽为了让毛泽东保持一个好心情，不时地故意将好牌给他，果然，毛泽东一连“和”了好几盘。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是开赌场，只要朱仲丽坐在我的上家，我敢下赌万万元，必成大富翁。你这同志是不是在收买我？给我金钱炮弹，叫我当资本家呀？”

朱仲丽也连忙笑着说：

“不，主席，我不善于打麻将，所以不会扣下家的牌。”

毛泽东依然是一脸的灿烂：

“你要是在赌场里打牌，恐怕连裤子也要送进当铺喽！”

说笑已毕，毛泽东吸着烟看着王稼祥，以商量的口吻说：

“党成立22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我们应该写篇理论性的文章，是不是请你抽空儿写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和抗战6周年的文章？”

王稼祥说：

“是，我可以写一篇。纪念党成立22周年，又值抗日战争进入第6个年头，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不是轻而易举取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果。”

王稼祥说罢，问毛泽东应该从哪方面写，他还说：

“我还没个准备哩！”

毛泽东说：

“我看从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方面作为文章的中心内容。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争历史，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针对世界局势和全中国的局势，可以抓住目前党内思想上的几个问题来谈，你看如何？”

王稼祥说：

“好的，主席。我可以马上动笔，然后请你审稿。”

毛泽东见王稼祥如此痛快地接受了任务，非常高兴，转头对朱仲丽说：

“听说你很会照顾稼祥呀！他的身体每天能够负担这么繁重的工作，全靠你的照顾，功劳不小啊！”

朱仲丽忙说：

“不，是党和同志们的关怀。”

毛泽东起身要告辞了，他又笑着对朱仲丽说：

“稼祥即将付出大量的劳动，希望你朱仲丽医生批准！”

朱仲丽说：

“我会照顾好他的。”

王稼祥经过五六天的努力，一篇七八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脱稿了，他又逐字逐句地反复修改，润色了几遍，直到自己感到满意了才将它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又在大信封的正面上郑重地写下：“呈主席亲阅”，并附一短笺：

主席：

关于纪念党的22周年和抗日战争6周年的文章，已拟好了初稿，请审阅修改。

布礼

王稼祥

1943年6月26日王稼祥让警卫员马上送给了毛泽东。

6月28日，毛泽东指示周**离开重庆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

6月28日，刘**给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续范亭写了一封回信，就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谈了他的看法。刘**在信中提出人有两种基本特性——自然性和动物性。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在信上批道：

“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即说人，它只是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自然性，一是动物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它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动物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毛泽东在刘**信中所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这一段话旁边批示道：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

他又在刘**信中总结的“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做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一段话旁边批示道：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毛泽东最后还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一气看完你这一篇，前后看了3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提出了防奸工作的9条方针。毛泽东还写道：

“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毛泽东在信中建议，把这几句话刊登在《防奸杂志》第6期上，要让全党都知晓。

7月4日，中共中央授命朱德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等人，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活动，呼吁团结，避免内战。

7月5日，毛泽东审阅了王稼祥所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他非常满意，稍加修改后，给王稼祥打电话说：

“文章看过了，写得很好，准备交《解放日报》发表。”

毛泽东还亲自到王稼祥家里，和王稼祥谈心，他说：

“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和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第二天，毛泽东就批给《解放日报》立即发表。

7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上发表王稼祥所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概念。王稼祥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后便积极参加中国民族解放战争，22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抗日战争。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在这3大革命斗争中生长和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毛泽东思想与党内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教条主义与机械照搬的公式主义，曾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由于中国革命运动正在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7月6日，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他在文中写道：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

7月6日，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358旅主力4个团由晋西北调回边区，八路军前委筹调机动兵力，做好应变准备。

7月7日，胡宗南指挥6个师的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炮击鄜县柳林区和关中区，发出了第3次**高潮的信号。

7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少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内战危机。

宋庆龄写信给美国《新群众报》，向国际舆论揭露国民党封锁、进攻抗日根据地，使抗日部队得不到医药、供给，中国正处在分裂内战的危险之中。

7月9日，延安召开3万多人的纪念抗战6周年军民大会，并发表了通电，反对内战，紧急动员，保卫边区。

英美苏3国对中国国内的局势表示不满，各国大使会晤、警告重庆政府，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各国将停止其援助。

7月10日，国民党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命令胡宗南从陕甘宁边区撤退军队。第3次**高潮就这样被制止了。

7月11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央总学委关于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中说：

“目前紧张时期内，必须更加防止和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9条方针，这是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任何时候都应遵守的。”

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大礼堂举行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宣布说，经过3个月的抢救，已经有450人向党坦白。

会后，整个边区机关、单位、工厂、学校都掀起了“抢救运动”，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情况。有不少人在前一天还抢救别人，第二天就成了被抢救者。

7月16日，驻重庆谈判代表周**、林彪等100余人乘汽车自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任弼时、张闻天等人的热烈欢迎。

欲知延安整风运动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56

第156章

“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审干的方针政策应

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

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

话说1943年7月间，著名音乐家、作曲家贺绿汀来到了延安。不久，他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

一天晚上，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举行文艺联欢晚会。毛泽东也来了，他穿着灰布中山装，敞着领扣，左手夹着烟卷，正与旁边的人谈论着。周扬把贺绿汀领到他面前，介绍说：

“这位是《游击队之歌》的作者贺绿汀同志，刚来不久，湖南邵阳人。”

毛泽东握着贺绿汀的手高兴地说：

“还是老乡哟。贺果这个人你认识吗？”

贺绿汀说：

“他是我三哥。”

“啊！贺果是我在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毛泽东显然很兴奋：“你的《游击队之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7月23日，杨步浩把打下的小麦，选最好的装了500斤，用4头毛驴驮着，带着他的亲戚李志明，高高兴兴地赶着毛驴来到枣园，把粮食送给毛泽东和朱德。

自从毛泽东、朱德同意杨步浩为他们完成生产任务后，杨步浩感到非常荣幸，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起早贪黑，也不觉得累。到了夏季，杨步浩种的小麦果然获得了丰收。

当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杨步浩。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杨步浩同志，请坐，请坐！”

杨步浩就紧挨着毛泽东坐下，心里“突突”直跳，满肚子的话，激动得不知从何说起。毛泽东问他：

“杨劳动英雄，你为什么要替我代耕？”

杨步浩向毛泽东讲述了自己的苦难经历，说道：

“毛主席，要不是你来得快，我全家早就饿死了，一辈子也翻不过身来。你是我们劳苦人的大救星，又是人民的领袖，一天到晚为国家安危操劳，还有生产任务，我实在放不下心，就想为你代耕，公粮由我给你交。”

毛泽东感慨地说：

“这才象无产阶级闹革命啊！”

毛泽东接着问：

“你的麦子为什么种得这样好呀？”

杨步浩就把自己不违农时，如何施肥、锄草等等重要环节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很高兴，当即提笔给延安县长曹扶写了一封信，希望他重视与推广杨步浩的生产经验。

晚上，毛泽东请杨步浩在家里吃饭，给他讲了边区建设和打败日本鬼子后，建设新中国的事情。杨步浩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咧开嘴幸福地微笑着。

第二天，毛泽东请杨步浩到他住地附近的山坡上，看自己种的蔬菜，随手摘下一些西红柿送给杨步浩。毛泽东还送给他一些熏肉、饼干，让他带回去给娃娃们吃。

杨步浩临走前，毛泽东让他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那里，给林伯渠谈谈农村的情况。毛泽东在给林伯渠的信上介绍道：

“兹有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石家畔劳动英雄杨步浩及其亲戚李志明二位，由延安县曹扶县长介绍来谈，获知乡村情况，很有兴趣。兹转介至尊处，倘有时间，乞为接谈，他们极愿晋谒领教。并望招待他们住一晚，第二天回家，因他们离此70里之远。”

毛泽东经常到延河滩上去散步，遇到人就和人家聊天，问寒问暖，拉家常。

有一回，毛泽东在河滩上散步时，遇到一个从城里回来的文人，只见那人手中持一根拐杖，不住地在手中打转玩，他跟毛泽东打招呼时，拐杖还在手中不停地转来转去地挥动着。说来也巧，正在此时，有老乡的驮盐的毛驴队从这里经过，那人的拐杖还是不停地转动着。乡下人一向对读书人有钱人谦恭，一见此人如此傲慢，自己被挤到一边也就忍气吞声地赶着毛驴队过去了。毛泽东非常气愤地对身边的人说：

“真是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只比老百姓多这么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

7月30日，毛泽东和康生谈到了抢救运动中的扩大化问题。

原来在不久前，毛泽东发现一些在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被怀疑，受到审查，感觉有些不对头，他说：

“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特务。”

他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情况，让有关人员将一些人的口供材料找来，认真审阅，材料还没看完，便派人将负责复查案件的李克农、师哲叫了来，问道：

“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供词？”

李克农说：

“还有三四十份。”

“你们觉得口供的真实性如何？”

“基本没错，个别地方可能有偏差。”

“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啊！”毛泽东说罢，接着列举了在江西搞逼供信的那一套，他又问：“现在是否也是这样办的？”

师哲回答说：

“一些具体的做法还不太清楚。”

“你们送来的6份口供材料，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送给我了。”毛泽东看着二人疑惑不解的样子，解释说：“为什么不想看？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话不实在。你们怎么看？”

师哲解释说：

“一句两句错话，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

毛泽东认真地说：

“如果有1句假话，会不会有10句假话？有10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我写了一篇文章，不到1000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回去对写口供的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但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我们要弄清楚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

师哲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向写口供的人一了解，才知道其中果然有假，有的口供竟然全部是假的。

不久，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抢救运动中的混乱现象。毛泽东听后说：

“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做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做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做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

再说毛泽东在7月30日和康生的谈话中说：

“这样搞肯定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指示说：立即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

1943年7月，日军由于太平洋作战失利，在华北撤退了一些次要据点，收缩兵力，八路军乘机进行反攻势作战。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阶段。

7月30日，毛泽东在关于党的政策、任务问题致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电报中，要求各地应加强对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强调“在群众中普遍的、经常的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三项”。

后来到年底，晋察冀北岳区恢复并开辟了平汉路西3600个村庄；平西区抗日武装伸向察南，恢复与开辟了怀来、涿鹿、蔚县、宣化、阳原地区2000多个村庄；冀中区恢复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的局面；冀东、平北开辟了察北、热南及辽宁西部大块地区；晋冀豫的冀南区恢复、发展了10余县；太岳区打开了高平、晋城、长子、沁水、曲沃、沁县等边沿区局面；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于7、8月间发起卫（河）南战役和林（县）南战役，歼灭日伪军1．2万人，开辟了卫南、豫北广大地区。

晋西北已将敌人挤到主要交通线，恢复了根据地。

山东根据地军民，发动了夺取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的战役，基本控制了上述地区，打通了鲁中、滨海、胶东解放区之间的联系。

华中新四军基本制止了日伪的“蚕食”和“清乡”。苏北的淮海、盐阜区基本恢复；苏中、苏南、浙东区经过长时间反“清乡”斗争，击退了敌人；淮北、淮南区基本恢复并开辟了部分地区；鄂豫边恢复了襄西，发展了襄南，开辟了洞庭湖滨。

华南抗日纵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东莞、宝安沿海地区和海南岛地区的围攻、“扫荡”和“清乡”，巩固和扩大了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

1943年8月2日，周**在中央办公厅欢迎他回到延安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没有比这3年来的事态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的了。”“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此后，周**参加了高干整风和研究党史的活动。他在整风会上，为自己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做了诚恳地检查。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少发言者批评了周**。

8月15日，中共中央在《总学委关于进行认识国民党本质和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中宣布说：

“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亦告一段落。”

8月1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工作的9条方针。《决定》还说：“这一次我党审查干部，不称为肃反，不采取一切特务分子和可疑分子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法。”

决定还说：“不能给群众泼冷水，运动已搞成这个样子，纠正起来也不是一日之功。”

此后，江青接到了柯庆施的一份申诉材料，她向毛泽东汇报说：

“**同志在华北局时，审干工作处理得不太好。”

毛泽东问道：

“有什么问题？”

江青说：

“他支持彭真在运动中打击了许多人，有不少人是被冤枉的，柯庆施就是其中的一个。据他们搞的材料说，柯庆施是国民党的特务，主要证明人是张秀岩。而张秀岩是彭真同志老婆的亲妹夫，是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人。他们已将柯庆施同志关押了两年了，连柯庆施同志的老婆也被逼得跳了井。柯庆施在拘留室写给我的信中说：真正写了‘**启示’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刘**、彭真同志包庇了。柯庆施同志在莫斯科时，是我们共产党员中唯一见过列宁同志的，他要是国民党的特务，那简直不可思议。现在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这个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这么严重吗？”

毛泽东立刻叫来康生，了解柯庆施的案件。康生说：

“不错，柯庆施的案子是彭真同志亲自抓的，**同志也过了手。我虽然负责中央的审干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经过我这里，大量的案子处理，是由各单位自己来抓。”

毛泽东指着江青说：

“江青向我讲了柯庆施同志的案子有出入，你把这个案子的全部材料调来，我要看一看。在没有弄清问题之前，你通知有关方面先放人。**的工作由我来做。总之，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审干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单位自己处理大多数的问题，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康生马上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求他们认真执行。

柯庆施终于获得平反昭雪。他后来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流着泪一个劲地说：

“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真伟大！要不是毛主席救我，我也要上黄泉路了。”

毛泽东说：

“是江青同志向我报告了你的情况，我才知道的。”

柯庆施感激地对江青说：

“毛主席有了你这样的贤内助，是我们党的幸事。”

柯庆施又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刘**在华北局时期的问题，毛泽东说：

“这些问题先不要再讲了，事情复杂，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你要学会忍耐，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共产党员不学会顾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初秋的一天下午，天高气爽。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刚刚开学上课，学员们正在窑洞里复习功课。一辆美式吉普车驶进了柳树店的山沟，旋即停在医科大学的操场上。当车上的主人走下车来时，被附近的几个学员发觉了，他们立即欢呼起来：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在宿舍里自习的学员们，听到欢呼声，都跑出了窑洞，奔向操场，把毛泽东围了起来。

“当当当……”一阵清脆悦耳的集合钟声响了，学校领导指示各大队集合，整队到大礼堂听毛泽东讲话。学员们席地而坐，礼堂被挤得满满的。老师们和校领导都挤在礼堂大门口内的东侧，紧靠着墙站立着，几乎是站在了主席台上。

主席台上放了一张学员上课用的书桌。毛泽东的随行卫士穿着一身灰色的军装，瘦小的个儿，显得精干利索。他从腰带上解下用布袋装着的军用白搪瓷茶缸，持着耳把，又从挎袋的布口袋里拿出一个无提手的小暖水瓶，倒了半杯水，把茶缸放在书桌的西侧。

当毛泽东出现在大礼堂门口时，学员们热烈地鼓起掌来，随着掌声的节奏，学员们齐声欢呼：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毛泽东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和战士难以区别的灰色军装，松散着裤腿。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那1米8以上的魁伟的身材，高大而宽阔的前额，深邃的眼神。一头浓黑的头发使他那黝黑的面孔显得更加消瘦。他微笑着举起了双手，手心向下，接连轻轻地按了几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坐在第一排的王鹤滨看着毛泽东的样子，立即想起了他在华北联大时学生中流传着的一句话：“毛主席像个老妈妈。”他正想着心事，突然听到毛泽东说道：

“枪是可以杀人的！”

毛泽东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他讲演的第一话，顿了顿，他接着说：

“同志们，我们革命党人认识这个真理，代价却是惨重的，花去了无数个革命志士的生命，是以革命遭到了失败的教训才认识到的。于是，我们革命党人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也拿起枪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我们继续战斗了。”

毛泽东顿了顿，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问道：

“那么，我们手里的枪是从哪里来的呀？”

毛泽东启发式的提问，一下子把学员们的思维集中了起来。一个学员大声说道：

“大概是通过地下工作者送来的吧？！”

毛泽东微笑着亮出了底牌：

“是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运来的嘛！蒋介石给我们当运输大队长，还是很称职的哟！他既不用牛车拉，也不用毛驴驮，而是用火车载汽车运的呀！运来了嘛，我们就统统地收下，但是，不开收条的哟！”

毛泽东的话音刚一落，会场上立即迸发出爽朗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也笑出了声音，他随手拿起小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道：

“从前我们就是这样，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的飞机和大炮，现在，我们对付日本鬼子也是这个办法……”

福和中学老师

1943年9月初，彭德怀从华北前线回到延安，

彭德怀到了毛泽东那里，他要就毛泽东对他4月7日在太行山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批评意见，准备和毛泽东辩论一番。毛泽东不想就此问题纠缠不清，就让江青跟他解释一下。江青接待了彭德怀，她说：

“主席为你讲的话，两天没有睡好觉。你代表中央讲这类意见，应该事先请示中央，而不能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这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毛主席说，希望以后再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彭德怀一听就火了，他很不耐烦地说：

“你是代表谁来和我这样谈话？老毛呢？他为什么不能和我来谈？还要你来出面？我认为你还不够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其它的事情不要你来操心。好不好？”

因为事先毛泽东有交代，江青有思想准备，就耐着性子说：

“我是没有什么资格，可是我们共产党人是讲真理的，对的听，错误的批评。毛主席让我把他的意见转告给你，这有什么够格不够格的？你的封建残余思想也太多了。如果你认为毛主席的批评有道理，还是尽快改正为好。”

彭德怀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后来，刘**和彭德怀去看望病中的关向应，关向应留着眼泪说：

“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

此时，聂荣臻也根据中央的指示，离开晋察冀，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

聂荣臻在抗战时期，长期独立领导一个大战略区的党政军群工作，卓有成效，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毛泽东在他行前，特意致电给他，要他带一支部队，兵力起码4000人，保证路上安全。恰好，吕正操率部同行，一路安全抵达延安。

毛泽东、刘**、任弼时、周**、朱德和彭德怀等人，都到聂荣臻住处看望他，久别重逢，大家见了面，都很激动和高兴，互问别后情形。

吕正操作为七大代表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见他就笑着说：

“你给我写的信我是看了的，就是你那个签字为难了我，猜了半天，才认出是吕正操。”

毛泽东又问他道：

“干嘛要把3个字连成1个字呢？”

吕正操不好意思地笑了。两天后，毛泽东派人用一辆大汽车把吕正操和林枫接到枣园吃晚饭，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吕正操和林枫告辞出来，毛泽东还端着蜡烛照明，送他们走下山坡，上了汽车。

9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任弼时、朱德、周**、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共11人；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胡乔木，共19人。

王明、王稼祥、凯丰因病未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历史上称之为第2次“九月会议”，会议断断续续一直开到年底。

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地批判了王明在抗战以来的右倾错误路线。许多干部都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彭德怀在会上报告了华北的斗争情况，总结了各阶段的经验教训，检查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他还总结了自己对毛泽东认识的三部曲：大哥——先生——领袖。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会议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会上提出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是“入股革命”，一贯反对毛泽东，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帮了蒋介石的忙。

有人提出百团大战是否有问题，毛泽东解释说：

“在群众中应该说打得好，在高级干部中也要说明百团大战是英勇的，只能在战术上加以说明。”

毛泽东很不满意有关方面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据聂荣臻说：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批评了这件事。毛泽东说：

“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100多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宣传百团大战，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还有，在战役第2阶段，讲扩大战果，有时就忘记了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去死啃敌人的坚固据点，我们因此不得不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死啃敌人坚固据点的做法，是违背游击战争作战方针的。”

1943年秋，任弼时郑重嘱咐萧三说：

“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祝他的50大寿。”

任弼时希望萧三在12月下旬完成。胡乔木也极力赞成此事。萧三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说：

“我曾荣幸地和毛泽东同志在小学和师范学校同学过，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海也曾一道活动，直到他亲自到码头送我们上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我倍受阳光雨露的哺育，领袖良师益友的教导熏陶，自然有许多亲切的珍贵的回忆。”

后来，萧三为此遍访了在延安的许多人，有周**、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谭政、陈正人、何长工、郭化若等人，搜集了大量的素材。

后来，由于毛泽东坚决不肯做寿，萧三所写的那本传记也未能如期完成。

1943年秋季的一天傍晚，毛泽东请中宣部长张闻天打电话把民众剧团的柯仲平、马健翎和抗战剧团的杨醉乡请到枣园住所谈话。

窑洞里的陈设极为简单，办公桌紧靠窗口，桌上摆满了书刊、稿纸和文具。西南角放着一张木板床，床上折叠整齐的被面上打着一块约二尺长的补丁。

毛泽东见客人来了，和他们一一握手，示意他们坐下，点亮办公桌上的小马灯，笑道：

“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插秧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到哪里。”

他指着柯仲平说：

“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日剧团成立晚好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诞生的。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工的写剧本，靠大伙节衣缩食搞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

他又指着民众剧团编导主任马健翎说：

“‘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拿台刘》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柯仲平、马健翎、杨醉乡汇报了两个剧团演出的情况，大家边说边笑，气氛非常活跃。谈话快要结束时，毛泽东指示说：

“抗战进入了新的时期，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且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新国家中，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作为观念形式上反映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经济力量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具体一点说，抗战剧团和民众剧团的创作和演出，就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新文化。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9月底，毛泽东接到从新疆传来的噩耗，四弟毛泽民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了。

前面已经说过，盛世才于1942年9月将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干部全部囚禁。后来他在1943年2月7日把软禁的共产党人投入监狱，从4月10日起，开始动用“抽皮鞭”、“坐飞机”、“老虎凳”等种种酷刑，残酷折磨共产党人。

9月27日深夜，新疆警务处李英奇与审判委员会主任富宝廉，拿着盖有盛世才印章的秘密处决手令，来到第2监狱。他们指挥9名刽子手，手拿棍棒、绳索，把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从牢房中唤出，先用大头棒将他们击昏，然后用绳索勒死，装进麻袋埋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过了3天，盛世才又下令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的尸体挖出来，一个一个进行拍照，把照片送给宋美龄，向蒋介石报功邀赏。

1943年秋，邓宝珊自重庆返回延安。他因为长期身心兼劳，到延安后，突然患病。毛泽东非常关心他的疾病，多次亲自慰问叙谈，还请精通中医的李鼎铭先生为他治疗，旬日而愈。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对党内的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指示要求：

“各根据地，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

“明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各级党政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

为了使党政军民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毛泽东号召在明年正月开展“拥政爱民”的群众运动。

10月5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评国民党十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社论，他在社论中写道：

“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九月会议”结束，毛泽东作了关于党的路线问题的讲话，他说：关于路线问题的结论要到“七大”再做。

刘**、朱德、周**相继发言。朱德说：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同志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同志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同志办事的本事。”

10月9日，毛泽东在批转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时写道：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这一指示，对中央纠正审干和肃奸中的错误，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及时得到纠正。

是年10月，在九月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视察了南泥湾，他的贴身勤务员齐吉树记述了这一活动：

这一天，毛泽东起了个大早，精神格外好，他喊道：

“齐吉树，今天我们到南泥湾，9点出发，告诉贺清华通知德怀、弼时同志。”

毛泽东此去南泥湾，有3个目的，一是视察生产，二是检查战备，三是借此机会做做彭德怀的思想工作。

毛泽东就百团大战问题批评过彭德怀，彭德怀有点想不通。所以，此次南泥湾之行，毛泽东还特意安排，由江青陪同任弼时夫人陈宗英、彭德怀夫人浦安修一起去。

9点整，司机周西林把一辆大卡车开到枣园大门口。毛泽东拿着一本书，钻进了驾驶室。其他人员坐在由杨成洋开的另一辆大卡车上。

一路上，毛泽东都是专心致志地在那里看书。在那一辆车上，江青、陈宗英、浦安修凑到一起，有说有笑，可热闹了。只有彭德怀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沉默不语。他身边的几个小鬼都知道他不高兴，都晓得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以，谁都不敢和他搭讪。

车子爬上蟠龙山顶，突然停了下来。毛泽东从车上下来，朝大家说：

“山下就是南泥湾了，大家休息一下好不好？”

大家都说：“好！”齐吉树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脚还未站稳，就听“咔嚓”一声，糟糕，挎在身上的暖水瓶碰碎了。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怎么回事？”毛泽东回过头来问道。齐吉树心情紧张极啦。毛泽东看了看，赶忙说：“坏了就坏了吧，以后办事小心一点就是了。”

齐吉树下车后本来是想请毛泽东喝水，没想到这一下把瓶给弄砸了，又是急又是恨自己，心中骂道：“齐吉树呀齐吉树，你怎么这么笨！”

欲知毛泽东在视察中如何做好彭德怀的思想工作，请看下一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57

第157章

“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

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

国民党他们那样，连棉布都靠外国人。”

话说10月的南泥湾，正是遍地黄金、丰收在望的时候。毛泽东望着眼前的景象，高兴地说：

“好一派南国风光哟，咱们走走看看。”

毛泽东走进田间，一会儿掂掂沉甸甸的谷穗子，一会儿用手捻捻，看看颗粒的成色，一会儿又与劳动的农民和干部战士们交谈，了解情况。

毛泽东一路上走走停停，不知不觉过去了好长时间，他问道：

“几点了？”

身边的人说：

“快12点了。”

“哟，我们要晚点喽。”

中午，毛泽东一行来到了南泥湾的垦区政府所在地阳湾，王震和团级以上的干部已经等候多时了。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大声赞赏说：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你们的庄稼长得蛮好啊，看起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王震说：

“如果没有天灾的话，问题不大。”

毛泽东说：

“这就好。”

开饭的时间到了，王震请毛泽东到新盖的房子里吃饭。毛泽东笑着说：

“刚来就吃饭，可见你们的粮食多得很喽。”

新房子是一座全用木头盖成的会议室。董廷恒在桌子上摆满了丰盛午餐，有炖山鸡，还有用土豆、南瓜、玉米、毛豆角做成饭菜。毛泽东说：

“怎么搞这么多菜呀，我们尝都尝不过来，这得花多少钱？”

董廷恒说：

“这些菜和粮食，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王震也自豪地说：

“1分钱也不花，菜是自己种的，野味是自己打的，这些都是咱们自己生产的。”

毛泽东品尝着用玉米黑子做的菜，说：

“这个黑乎乎的东西很好吃哟，有些竹笋的味道。”

他又问王震：

“战士们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

王震说：

“每人每天5钱油，菜随便吃。”

“星期天改善伙食吗？”

“午饭多半是吃大米，白面。”王恩茂副政委回答说：“有时还杀头猪，有时宰只羊，几个单位分着吃。”

“有没有发生柳拐子病的？”

“没有，一个也没有。”

“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子病都消灭了。”

毛泽东的风趣话把大家逗得笑了起来。

饭后，毛泽东听着王震的汇报，不时地点头微笑。王震说：

“刚来的那年，平均每人种3亩地，今年每人种30亩。去年的口号是：‘不领公家一粒米、一尺布、一文钱’；今年的口号是：‘耕二余一，每人生产指标是6石1斗细粮、6斤皮棉，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

毛泽东说：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那样，连棉布都靠外国人。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尔后，毛泽东来到通讯连视察，他看到一孔孔新开的窑洞，窑顶和四壁都刷得雪白，就问石灰是那里来的？战士说是自己烧的。他高兴地说：

“真是了不起呀，你们不但会打仗种田，还会烧石灰。”

战士们睡的是通炕，炕沿是用平滑的石板和木料拼成的，炕上铺着用茅草编织的草垫子。窗前整整齐齐地摆着学习用的书桌书架。毛泽东随手拿起一个学习本，翻开看了一下，说：

“你们的字写得不错嘛！”

战士不好意思地说：

“不行，不行。”

毛泽东摸摸本子问：

“这是桦树皮吧？看，倒真像纸哩。”

王震说：

“同志们都叫它不花钱的油光纸。”

任弼时说：

“这很好，你们多搞点，送到延安，让他们也用点。”

毛泽东说：

“你们这里什么也不用花钱，就靠你们的两只手和聪明才智，克服了困难。看起来，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啊！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诸葛亮，这样，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毛泽东从通讯连出来，走进厨房，老炊事员李金山正在切菜，他一见毛泽东来了，连手都忘了擦，迎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亲切地问：

“做些什么菜？”

“炒北瓜片。”李金山连忙回答：“还熬了个粉条、菠菜、萝卜汤。”

“你一个人做多少人的饭菜？”

“不算多，40几个人的。”

“辛苦啰！”

“同志们每天下地，手都磨了泡，比我辛苦得多。”

毛泽东最后鼓励李金山说：

“大师傅的工作很重要，同志们吃得好，营养好，才有劲搞生产，打敌人，你说对不对？”

他从厨房出来，又到了养猪场。饲养员老杜正在猪圈里掏猪粪。毛泽东站在栏外，看着那一群肥猪和一窝活蹦乱跳的小猪仔，笑呵呵地说：

“老同志，你养的猪好肥啊！”

老杜只顾在忙活，没注意来了这许多人，更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到这里。王震提高嗓门说：

“老杜头，毛主席夸你猪喂得好呢！”

老杜这才抬起头来，左手依然拿着铁锨，对着毛泽东，抬起右手敬了个礼，还不好意思地说：

“过去没养过猪，没经验。”

毛泽东亲切地和他握了手，问他多大年纪了，身体好不好，老家在什么地方！还说：

“老同志，你的工作也很光荣哟，把猪养得肥肥的，好给同志们改善伙食，你说对吧？”

老杜连连回答：“对，对。”毛泽东向老杜挥挥手，向营地西边田里走去。

不远处的田地里，一群战士正忙着收割，毛泽东向他们走去，提高声音和他们打招呼：

“同志们辛苦了！”

战士们直起腰，齐声回答：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掂起沉甸甸的谷穗，用手捻一捻，看着黄澄澄饱满的谷粒，说：

“这是你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果实啊！”

这天晚上，毛泽东就住在阳湾北面山顶上的两孔窑洞里，一间是寝室，一间作会客室。任弼时、彭德怀各住了一个窑洞。

齐吉树准备去给毛泽东倒水，走到会议室外面，听见毛泽东、彭德怀、任弼时3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争论得很激烈。他走进会议室，只见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彭德怀坐在一把木凳上，脸色非常严肃。毛泽东说：

“百团大战，固然成绩突出，但我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啊！”

任弼时接着说：

“彭总，毛主席说得很对呀，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吧！”

齐吉树不敢多耽搁，倒罢水就出去了。

第2天，毛泽东在操场上检阅了部队，观看战士们刺杀、投弹、越障碍等项目的军事表演。检阅结束后，毛泽东走进交通沟，察看新修的作战工事，他对王震说：

“你们生产是模范，练兵也是模范。我们的军队既要能打仗，又要会生产。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如果做到这些，我们就会是孟夫子所说过的‘无敌于天下’了。胡宗南还在我们门口，随时准备进犯边区，同志要一面备战，一面生产。”

王震汇报了军事工作，毛泽东说：

“好啊，你们这个地方还能放几个旅几个团？你们首先要把兵练好，你们有吃有穿，就站住了脚，这么好的地方，如果需要，再给你调几个团来。”

毛泽东走到718团驻地，在窑洞里和指战员们交谈。毛泽东问：

“这么大的窑洞，几天挖1个？发生过倒塌没有？砸伤过人没有？”

他摸着战士们的被褥，感到有些潮湿，就说：

“你们的被褥，要经常晒晒，可以减少疾病。”

彭德怀也说：

“没有一个很好的身体，怎么能打胜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齐吉树见彭德怀的脸色逐渐好起来，已经有说有笑了。他心想：看来，彭总的思想已经通了。

周**、王震为了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特意挑选了一位烹调技术高、思想作风好的蔡师傅为毛泽东服务。据说蔡师傅是南洋归侨，还在法国开过西餐馆，周**当年在法国留学曾吃过他做的饭。

这一天中午，蔡师傅给毛泽东做的中餐有鸡鸭肉，还有青菜和辣椒。蔡师傅问毛泽东饭菜可口不可口？毛泽东说：

“做得很好，我很爱吃。”

饭后，毛泽东对齐吉树说：

“你转告蔡师傅，饭菜做得很好吃，但数量多了。延安还很困难，吃不了不就浪费了嘛。让他给我做得和延安的标准一样就可以了。”

719团驻地附近有个九龙泉，九龙泉有不少美丽动人的传说。这个地方方圆几十米，有几口泉眼昼夜不息地汩汩流淌泉水，晶莹透彻，清甜纯净。

下午，毛泽东来到九龙泉，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弯腰用手捧起九龙泉水喝了几口，说：

“这里的水又清又纯，真好呢！”

毛泽东来到战士们刨土豆的地里，拿起铁锹挖开了黑黝黝的土，挖出了一个很大的土豆，高兴地喊了起来：

“你们来看，这土豆长得这么大，长得真顽固哟！”

任弼时问身边的一个战士：

“小同志，你们的土豆长得这么好，主要靠什么呢？”

“上级领导的好。”

“小鬼，你回答的还不全面，我看有3个原因，一是九龙泉的水好，可说是天时；二是土地肥沃，可谓地利；三是战士们不怕辛苦，上肥多，这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你们都有了，这土豆哪个能有长不好的道理？”

彭德怀问王震：

“听说你们这里出了一个郝树才，外号叫气死牛。”

毛泽东好奇地问：

“什么气死牛？”

王震说：

“郝树才1935年参加红军，曾参加过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平型关战役，在大生产中，他创造了一天开荒4亩3分地的最高记录，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被评上特等劳模。”

“1头牛1天能耕多少？”

“最多3亩多一点吧。”

“好，好，真了不起！真了不起！要在边区报纸上好好宣传郝树才同志，号召大家向郝树才同志学习。”

毛泽东一行又参观了359旅办的打铁厂、食品加工厂、家属纺织厂。毛泽东说：

“你们组织起来了，生产自给，很了不起。这些工厂虽小，但解决了大问题。359旅同志们穿的、用的都比过去好多了。革命胜利后，要搞合作社，搞集体农庄，妇女都可以参加集体劳动。”

毛泽东对家属纺织厂的负责人说：

“你们那里有女工、女同志，半边天嘛，应该同工同酬。”

晚上，蔡师傅给毛泽东做了1盘辣椒、3个小菜，1碗大米饭。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嘛！”

毛泽东问警卫员们在什么地方吃饭，伙食搞得如何？齐吉树说：

“我们在阳湾上口的饭庄里，吃得很好，每天都有肉，青菜也很多，吃的是大米白面，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说：

“在这里，你们要多吃一点，回到延安就吃不上了。”

毛泽东一行已经在南泥湾视察了五六天了，在回延安的头天晚上，毛泽东到外面去散步。他看着从山头上一排排窑洞里透出来的灯光，映得整个山头犹如空中的楼阁一般，就对齐吉树等人说：

“你们看这些窑洞多像高楼大厦啊！将来解放了，我们要建好多好多漂亮的楼房。在南泥湾我们亲眼看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了敌人的封锁。可见战争不但是军事的政治的斗争，还是经济的斗争。要最终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还要会做经济工作。中国靠我们来建设，要建设新中国，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努力学习。”

此时的南泥湾垦区，包括延安、延长、甘泉、鄜县、宜川等县的一部分，垦区政府设在阳湾村。在南泥湾一带垦荒种田开办农场的还有：中央组织部、中央管理局、后勤经理部、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边区文协、中央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大学等10多个单位。

10月1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论合作社》的报告。他风趣地说：

“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不能去，里面有工农商业，有牛羊鸡犬，有女子娃娃，有生产班，这要好好计划一下，要如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的搞一个革命家务。”

毛泽东高度地赞扬和肯定了合作社，他说：

“陕甘宁边区生产，1943年发生了一个革命，就是用合作社的形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发展了生产。”

他还肯定了合作社按股分红的分配原则和办法。他说：

“这一套办法，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是不能做的，只有我们才能做。因为我们不以剥削人民为目的，我们贯彻公私兼顾的方针。”

1943年11月初，毛泽东获悉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激化了。原来在1942年底，饶漱石代替刘**出任新四军代理政委后，陈毅认为饶漱石没有政治、军事经验，对这位代理政委不太满意，在干部会上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饶漱石因此对陈毅怀恨在心。1943年10月26日，饶漱石利用整风之机，在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召开干部会议，搞突然袭击，发动干部们斗争陈毅，翻出了井冈山时期“八月失败”和红4军七大陈毅二度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老账，列举出陈毅10条错误。饶漱石斗争了陈毅还不解恨，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份1500字的电报，罗列陈毅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要求中央另派干部取代陈毅。他还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11月8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和饶漱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1、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2、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1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做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它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转达七大方针。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后来，陈毅于11月25日愤而离开新四军军部，赴延安向毛泽东陈述原委，要讨回公道。

11月10日，邓**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讲话说：

“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9年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11月13日至27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批判王明在10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说：

“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然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2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

福和中学老师

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1937年12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12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做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同志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4个原则错误，即速胜论、运动战、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

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做总结，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

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用改良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在他的敌人面前是警觉的、坚定的、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资产阶级政治家。

大革命时，我们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我主张反击，因为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联共党史》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

11月15日，王明的夫人孟庆澍给中央写信说：

“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花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

“最后，我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泽东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和对金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以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

这封信显然是由王明授意而以孟庆澍的名义书写的。以“十万分的热忱”对毛泽东和党中央为其千方百计治病表示感谢的王明夫妇，时隔30年之后，就完全变了一副嘴脸。王明在他所写的《中共五十年》中一口咬定，他此次生病是由于毛泽东的“蓄意谋害”。

11月下旬，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于浚都、杨令德等人在由西安返回榆林途中，第4次到了延安。

此前，邓宝珊曾在重庆3个月，蒋介石几次找他谈话，让他列席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邓宝珊离开重庆在西安逗留期间，曾向共产党代表表示，愿意到延安看看。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到交际处看望养病的续范亭时，对交际处金城等人交代说：

“邓先生不久就要来延安了。他是国民党里面联共抗日的进步人士，我们对他的帮助团结方针不变。对国民党里的进步派和反动派，我们历来是区别对待的，不能等量齐观。对进步派，我们要真心实意地帮助。1933年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代表与我党谈判，然而由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坐失有利战机，最终导致19路军失败，红军也只剩下突围长征这一条路。从这一历史教训看现在，我们对邓宝珊这样长期合作的朋友，还是要坚持争取、团结的方针，并尽可能予以支持和帮助。”

不久，邓宝珊一行果然来到了延安，下榻在交际处。毛泽东在和他的会晤中，谈到了国民党的第3次**高潮和胡宗南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问题。毛泽东幽默地说：

“胡宗南不过是以卵击石，不过是挑两筐鸡蛋招摇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个石头过去，就全部砸烂了。”

此后，邓宝珊游览了不少地方，还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出席了劳动英雄大会。

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3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会议。会议着重讨论3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通过了在缅甸北部发动反攻作战的方案。会议决定打败日本后将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蒋介石向丘吉尔提出要求，要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遭到丘吉尔的拒绝。会议签署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

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告诉蒋介石说：你们必须和共产党合作，美国“不准备卷入中国的任何内战趋势，我们希望中国一致抗日”，你们“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11月26日，金城在电话里报告毛泽东说，今天发现邓宝珊偶感风寒，可他又不愿到医院里去。毛泽东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交际处探视、慰问邓宝珊。他还请来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为邓宝珊把脉诊治。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后，又派工作人员送去了一些狐皮。他在给金城的信中写道：

金城同志：

狐皮10件，送邓总司令作衣料，请转交为盼！

毛泽东

邓宝珊病愈之后，交际处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周**、林伯渠陪同观看。此时还处在国民党第3次**高潮的余波中，节目中安排有《血泪仇》和一些表现边区军民反对胡宗南进攻、坚决保卫边区的节目。邓宝珊看着表演显得很不自然，他始终没有鼓掌，但又不得不随着群众的掌声而表示赞赏。杨令德看到话剧中蒋介石从桌子上倒栽下来，说道：“这样的节目对我们压力太大了。”

演出结束后，周**严肃地批评交际处的金城等人说：

“你们为什么弄这些节目给他们看？他们感到有压力嘛！”

林伯渠赶紧打圆场，他说：

“明天可以另外搞一台戏，再请他们一次。”

第二天晚上，交际处又组织了一台由延安评剧院演出的一些老戏，其中有一出《棒打薄情郎》。这出戏演到金玉奴被丈夫莫稽推下水就结束了，没有再演金玉奴在许公帮助下与莫稽团圆一节。邓宝珊称赞说：

“这出戏改得好，阶级调和改成了阶级斗争。”

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半个月，一直到12月初才回到榆林。他曾经这样对人说：“在延安，同毛先生长谈，谈得很好。边区正在开荒生产，要做到自给自足，我看能办到。胡宗南想封锁边区，此人志大才疏，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再说11月26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首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并举办了第二届生产展览会。

11月29日下午，毛泽东把杨步浩等20多位劳动英雄请到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同朱德、刘**、周**等人一起接见并宴请了他们。

毛泽东在招待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他肯定了去年高级干部会议所制定的“把群众组织起来”的方针。他说：

“这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

“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跨”，“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毛泽东认为把群众组织起来的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他说：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他在讲话中还说：

“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

毛泽东对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们诚恳地说：

“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去，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

1943年12月1日，王明让其妻子孟庆澍代笔，口授了一封由他签名的给毛泽东和政治局的信，信中写道：

“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地加以检讨。”“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

王明所说的他承认的错误，只是他在1941年9月底10月初同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而对于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推行的“左”倾主义路线错误和抗战初期在武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则闭口不谈。接下来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提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9日，毛泽东参观了生产展览会，委托西北局邀请吴满有、申长林、阎开增、李位、冯云鹏、张振财、田荣贵、张清益、高仲和、孙万福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

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高岗、贾拓夫陪同下，走进西北局办公厅会议室。正在室内交谈的劳动英雄们马上起立，纷纷走上前来。在贾拓夫的介绍下，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然后聊了起来。毛泽东一会儿同冯云鹏谈移民问题，与张振财等谈变工问题，与田荣贵谈合作问题；一会儿又与李位谈部队生产问题，与张清益谈义仓问题，与高仲和谈打盐问题。

每当劳动英雄们谈自己的生产经验时，毛泽东都仔细地听着，并不时的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经验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使之成为指导边区生产的方针。这些劳动英雄们，还兴奋地谈起了他们是怎样从贫困和饥饿中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的，他们说：

“我们在你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大翻身了！”

陇东老英雄孙万福说起这段历史，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近毛泽东，用两只有力的大手，抱住毛泽东的双肩，沾着吐沫的胡须因兴奋而不断颤动。他连声说：

“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帐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些都是你和共产党给的，没有你和共产党，我们这些穷汉子趴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

12月20日，毛泽东给他的秘书胡乔木写一便函，他写道：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耶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毛泽东

毛泽东所说的“猴子变人的小说”，就是苏联作家伊林和夫人谢加尔合写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

12月24日，毛泽东派人给刘**送去了一本书，并附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同志：

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它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毛泽东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请看下一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58

第158章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

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

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

话说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彻底清算王明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指示中要求各地在一定范围内对王明“左”的和右的错误，进行传达、讨论和批判。

指示针对王明对毛泽东和中央正确路线的攻击，明确说：

“自遵义会议以来6年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污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的一切领导同志，都是一致的。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中央路线而奋斗。”

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指示说：

“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式、四中全会的篡权、五中全会的到达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克服。

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要彻底清查内战时期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清查抗战时期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受其影响时期的损失）。这后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1、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3、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4、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在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党法。”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正在研究“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也讨论了王明的问题，希望他认真作检讨，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省。

1943年，蔡和森、蔡畅的母亲葛健豪老人病逝，毛泽东为老人题写了挽联，他写的是：

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是年底，江青听说中央党校由学员组成的京剧组正在排演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就到党校观看了演出。她看后高兴地说：

“这出戏的主题非常好，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我们革命都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但是，剧本显得粗糙，不集中，我来参加你们的修改，好吗？”

江青把剧本拿回家后作了部分的修改。

1944年元旦，中央党校首次演出了由杨绍萱、齐燕铭等人集体创作、由齐燕铭导演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演出获得了成功。

此时也有一部分人对《逼上梁山》冠以新编历史剧有不同看法。胡乔木说：

“历史上恐怕没有这回事吧，这出戏起码是反历史主义的，还是不要演。传出去好像延安再没有人才了。连戏也是胡编乱造的。”

彭真也说：

“我同意胡乔木同志的意见，这出戏还是不演为好。因为不符合真实情况。京剧就得反映历史，话剧可以反映现实。《逼上梁山》历史不历史，现实不现实，算什么东西！”

争论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剧本，说：

“他们懂个屁！舞台上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两回事。如果演戏变成演历史，我看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戏了。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好，不能结合也可以编戏，只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就行。”

毛泽东还对剧本的个别地方进行了修改。

1944年1月1日，根据敌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适时地部署抗日军民展开了局部反攻。

早在1943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被迫停止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与日军颓萎现象成鲜明对比的是，敌后抗日力量进一步发展了：除陕甘宁边区外，敌后大的解放区有14个，有华北的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和山东区；华中的苏北区、苏中区、苏南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鄂豫皖等。正如毛泽东所说：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根据地的面积又扩大了，根据地的人口又已上升到8000余万，军队又有了47万，民兵227万，党员发展到了90多万。”

中共中央在给敌后军民的贺电中，号召敌后一切共产党员和全体军民说：

“更好地把一切力量组织起来，巩固根据地，取得对敌斗争的重大胜利”

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各解放区：“在适当之时出击日伪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自此，敌后军民普遍开始了局部的反攻。

1月4日，延安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张金才，来到即将到重庆去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班威廉等人住的房间里，他那孩子气的脸上充满了兴奋，他告诉客人说：

“毛主席来了！他就要在我们食堂里和你们喝茶！”

班威廉颇感意外，惊异地问：

“已到了这里吗？”

“对呀！现在正在办公室和秦主任谈话。马上就要会见你们了。”

班威廉等人来到食堂里，等了不大一会儿，毛泽东就来了，他的翻译是黄华。他和客人们一一握手问好，招呼大家坐下。班威廉见工作人员摆好了茶，便向毛泽东表示谢意，他还说：

“你是一个大忙人，居然还亲自来看我们。”

毛泽东说：

“你们都在我新年拜客的名单中，还有我们党内的老同志林祖涵、徐特立等。你们到延安已有3个月了，一直到现在才有机会来看你们，很是抱歉。关于你们提出的问题，我没有预备答复的时间，也很抱歉，只想在喝茶时和你们随便聊聊。”

接下来，他询问了班威廉等人这次旅行、在河北教授学生无线电技术以及战前在北平的生活状况和对英国、中国将来的看法等等，他自己则很少表示意见。

茶后，毛泽东起身与客人们握手告别，来到一辆写有“纽约华侨洗衣工人救国会谨赠”的敞篷汽车前，在10余名警卫员的护卫下上了车，回头向班威廉等人挥手致意。

此次会见，班威廉对毛泽东的印象是：“他有动人的、和蔼的微笑，敏锐的幽默感，谈话时会把坚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别人脸上。他给我们一种绝对诚恳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此祖国危急时期，他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他没有大言不惭，居之不疑的神气，偏激的革命狂热是完全没有的。”

且说1月9日，毛泽东请董必武转交给郭沫若一封电报。

早在1943年底，毛泽东收到了郭沫若寄来的新剧本《虎符》。《虎符》是郭沫若的6个剧本之一。该剧以魏安槱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影射“消极抗战，积极**”的国民党政府。

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后来《虎符》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先后上演。

1月9日晚，毛泽东和江青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观看由党校学员业余演出的新编京剧《逼上梁山》。毛泽东看完演出，当晚给党校三部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杨绍萱、齐燕铭二人写了一封信（丁玲后来说：演出组全是党校的学员。这封信在60年代被说成是写给评剧院的，与事实不符——笔者注），他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第二天早上，毛泽东派人把信送到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手里，彭真把信转给了杨绍萱、齐燕铭。后来，毛泽东这封信还在演出组当众宣读了一遍，大家倍受鼓舞。

1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开展甄别工作，分清是非，为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发生的冤假错案平反。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反特扩大化”的主要责任。他还说：

“抢救失足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

自此，审干转入彻底纠正逼供信和进行甄别工作。毛泽东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及时补救，拨正了运动方向。

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延安农村到处张灯结彩，呈现一派欢乐气氛。杨步浩心里惦记着毛泽东，他拿着自己做的油糕、黄馍馍、白馍馍，提着鸡，到枣园给毛泽东拜年，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

杨步浩回到村里后，向乡亲们传达了毛泽东对乡亲们的问候与关怀，乡亲们都很激动，憋足劲儿要搞好生产。

这一年，村里每户喂了两头猪，还搞起了变工队，办起了粉坊，日子开始过得红火了。

1月27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赞扬艾青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

原来，艾青在1月中将他所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修改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读后，就给胡乔木写了这封信，提出了他对艾文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乔木：

此文写的很切实、生动，反映与具体解决了近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子，起教本的作用。

1944年初，毛泽东请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的杨得志到枣园吃饭，他交代警卫说：

“我要留这位客人吃饭，给我们加个菜吧。此人是我的家乡人，多搞些辣子就可以了。”

杨得志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毛泽东问他长征后是否专门学习过。杨得志说：

“东渡黄河后，到干部学校学习过，1937年初又到抗大学习过，两次都因为打仗，没学完就到前方去了。不过，我在抗大时听过你几次讲演。”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打仗创造了经验，我来讲演，如此而已。不过，我还是建议你有机会到党校去住一段时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呀！”

后来在“七大”闭幕后，杨得志果然去了党校学习，可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又到前方去了。

且说在1、2月份的某一天，彭德怀在枣园毛泽东处，谈起四中全会问题，他说：

“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

原来，彭德怀听说不是三中全会决定要开四中全会，而是从莫斯科回国的一批人在党内进行秘密活动，对三中全会中央突然袭击，迫使中央召开的。毛泽东解释说：

“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了国际的批准。”

有一次，毛泽东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一起，过延河去杨家岭，走到女子大学的河坝时，萧劲光向毛泽东讲起一件事：女大有一女生，在石坝下洗衣服，一个战士把一块石头踢了下去，正好打在女生头上，双方争执起来了。女生说战士是有意打的，战士说自己是无意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毛泽东听后，立即说：

“不管怎样，我们的战士要做自我批评，毕竟是打了人家的头嘛。遇到问题，首先要批评自己，然后再去批评别人，别人也才能做自我批评。这要成为一个原则。凡处理内部团结问题，都要这么做。”

后来，留守兵团的战士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作了自我批评，顺利地解决了问题。

1944年2月4日，毛泽东因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转达了蒋介石希望共产党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愿望，就在给董必武的电报上写道：

    “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

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2月8日，毛泽东在给罗荣桓的信中写道：

“你的病况，中央同志都很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

罗荣桓是在1942年冬患了严重的肾病，连续1个多月尿血不止，他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带病工作。1944年初，山东分局将他的病情，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十分关心罗荣桓的病情，一方面担心他的病，另一方面更担心他到敌占区治病的安全问题。结果，罗荣桓哪里也没有去，仍然以超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坚持繁重的工作。

2月17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告诉他说，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1944年3月7日，陈毅到达延安，这是他在分别10年之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这一次毕竟是饶漱石告状在先，陈毅不知道毛泽东对他会是什么态度，心中有些不安，所以，见到毛泽东，表现得毕恭毕敬。毛泽东对他这个样子很不满意，发了脾气，说：

“你这个陈毅，我们从1934年在江西分别，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老战友，老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能跟你说话吗？”

陈毅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感动，他要求毛泽东召开中央会议，谈一谈新四军的问题。毛泽东却给他浇了冷水，说：

“如果你要谈3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很赞成。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3天3夜。至于你跟小饶的这次争论问题，我看还是不提为好，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电报发到中央来，这个电报在我这儿，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你最好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马上说：

“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满意地说：

“这就很好。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毛泽东给陈毅讲了许多党史上的问题，逐渐使陈毅的心情平静了下来。他开始给中央和军委写一份《1938年至1943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

3月15日，毛泽东看到陈毅的心情有了进一步的好转，就对他说：

“你经过1个多星期的考虑，我认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做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可以打一个结了，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

“这样也好，我照你的意见办。”

于是，陈毅给饶漱石及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起草了一份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情，重旧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与彼此协和工作以大的障碍……我自惭最近1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尽我最大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

陈毅还在电文中表示，自己愿意在“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看了陈毅的电报稿，很高兴，于是他也起草了一份电报稿，他写道：

“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会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

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是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战争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见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毛泽东将电文交给陈毅看，陈毅自然为毛泽东对他的总结和评价十分感激。毛泽东遂将两电于当日发给华中局和饶漱石。谁知饶漱石接到毛泽东和陈毅的电报后，仍然对陈毅不依不饶。

3月16日，饶漱石即以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复了一份电报，电文主要内容是：

“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念。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毅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饶漱石还告诉毛泽东说，他将另外也给陈毅回一份电报。饶漱石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上，尚且没有表现出对陈毅的宽容态度，他在给陈毅的电文内容就可想而知了，电文内容究竟如何，容后再述。

3月19日，郭沫若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写的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郭沫若在他的文章中，总结了1644年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的惨痛教训：由于若干起义军领袖因胜利而骄傲，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错杀了起义军的功臣李岩，对清军进关掉以轻心，导致起义军最终失败了。

国民党《中央日报》认为郭沫若是在“影射当局。”而毛泽东在延安看到《新华日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后，连连击掌叫好：“好文章，好文章！”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文章，他指示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还被列为整风文件，在延安和各解放区都印成单行本大量发行，供全党学习。

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写了一篇序言，送给毛泽东审阅。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是在1943年底到1944年春由周扬在鲁艺主持编写的理论丛书，共分五辑。书中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高尔基、鲁迅有关文艺的理论。

1944年4月2日，毛泽东写信与周扬交换意见，他写道：

周扬同志：

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后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毛泽东

4月上旬，毛泽东召集中宣部、西北局宣传部和边区政府负责人以及边区5个区的地委书记进行座谈。毛泽东说：

“1943年我们把经济搞好了，但文化问题还未提到日程上来。我们有些宣传部门不知如何干法。有的同志只会搞军事、政治，不会搞经济、文化，这不行。军队需要文化，才能战胜旧军队。战士没有文化，不可能提高战斗力。不发展文化，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此时，陈毅接到了饶漱石发给他的复电，正患感冒的他看了饶漱石的复电，顿时怒火中烧，激愤难平，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人马上送去。

4月9日，毛泽东看了陈毅的信，复信开导他说：

“来信已悉，并抄送**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第二天，毛泽东找来陈毅在他的住处面谈，询问了他的病情，然后又开导他说：

“你现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说：

“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愉快地笑了，他又问陈毅对《学习与时局》那篇文章有什么意见。陈毅说：

“我曾提了一个意见，并对任弼时的意思亦认为有考虑的必要。”

毛泽东说：

“好，还有什么意见随时告诉我。”

陈毅知道毛泽东这段时间正忙于修改《学习与时局》，不便多耽搁，就告辞退出。

4月12日，陈毅经过1昼夜的思考，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

“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

欲知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能否化解？容后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让陈毅到延安参加七大，一方面是借机化解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另一方面还在于，此一时期延安正在清算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要让陈毅到中央参加整风运动，也受一点教育。此后，他不愿意让陈毅看到那些华中的告状电报，目的还是要化解矛盾，以免干扰延安整风运动的大方向。尽管他于3月15日在给饶漱石的电报中，对陈毅在井冈山时期及红4军七大两度取代他前委书记及工作上的错误，做出了宽容的总结和评价，但是在整风运动中，在清算“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陈毅也难免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后来的历史证明，陈毅也免不了对这些批评耿耿于怀。否则，他就不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闹怀仁堂时说，“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