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134章导读表在21页】

毛泽东也在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同志们：

今天大家都很高兴，我也高兴，……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两万万三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须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女大现在办起来，将来还要维持下去。要维持下去，就要经过更大的持久的奋斗。我们办女大，有些人不赞成，首先就是那些“顽固分子”。他们不赞成，他们设关卡，阻止各地学生到延安来学习，不愿妇女得到彻底的解放。其次，还须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只有克服这些阻碍，才能使现在的女大发展起来。

我希望女大教职员同志们，要安心工作，准备长期工作的决心，我们党应该有很多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1939年8月1日下午5时，延安党政军民各界万余人，沉痛悼念在平江惨案中牺牲的6位干部。毛泽东怀着悲愤的心情，撰写了挽联，他写道：

日寇凭陵，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对外；

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

毛泽东在追悼大会上讲话说：

反动派“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

8月7日至12日，刘**在马列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长篇演讲。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后，江青觉得刘**的一些提法有问题。她问毛泽东说：

“主席，刘**这个人怎么样啊？”

毛泽东说：

“据大家反映还可以，我对他不是太了解。他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听说取得了很大成绩。不过，他是反对王明和李立三的，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介绍他长期受王明等人打击的情况，并表明坚决支持我，在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上表现还不错。对下面来的同志，我们要有谦虚谨慎的作风，不要以老大自居，不能求全责备。”

8月26日，毛泽东因毛岸英于8月间插班进入苏联10年制学校的6年级学习，就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喜欢！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的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1939年9月初，毛泽东同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谈话。林枫问：

“主席，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嘛！”

1939年秋季的一天，军委二局的战士们发现安塞河滩上有一辆小汽车抛锚了，他们跑上去一看，是毛泽东在外参加完会议后回延安，刚到真武洞汽车就走不动了。毛泽东被大家接到戴镜元所在的机要工作人员驻地，听取了戴镜元的汇报，并应邀给全体工作人员讲话，他说：

“你们在二局工作要有长期打算，准备干100年，你们不能干了，儿子、孙子接着干下去。”

他还说：

“古时候人们修了一座拱桥，合龙后就差那么一块小石头。这块小石头虽不大，但要求很结实，并且缺它不可，非常难找。最后找到一位打草鞋的老人，他有一块打草的小石头，长年累月的磨砺，既光滑，又结实，拿来放在桥上正合适。你们二局的工作就是这种性质。不管做了多少工作，立了多少功，都是不会通报嘉奖的。你们只能默默无闻地做贡献，像那块补桥的小石头一样，不显眼，但却非常重要。”

“你们的工作是一门科学，科学事业的成功，是靠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忍不拔、顽强钻研创造取得的。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登山不怕高，只要肯登攀。只要有毅力，有钻劲，不怕挫折，敢于走之字型路，就能步步胜利。不要怕困难，只要苦干实干，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不怕难，只怕不干。”

是年秋季，周**去苏联治疗臂伤，李德与周**同乘一架飞机从兰州出发，经新疆去到苏联。

9月3日，英国、法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9月9日，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路过延安。延安各界举行了欢迎晚会，毛泽东致欢迎词，冼星海指挥合唱团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9月13日，江青撰写的《我与娜拉》一文，载于《中国艺坛画报》上，她写道：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地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家庭。虽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却要照着娜拉所说‘做一个真正的人！’”“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回到家里吧’，不，我们决不能畏缩的退了回去，无声无息的被毁灭了。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但是必须认清努力的目标：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切不移的地位。”

9月15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派八路军344旅旅长徐海东到华中，以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原来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后，4支队的干部们觉得名声不好，党不相信他们了，思想很不安定。第4支队原是由来自鄂豫皖地区的红28军余部改变而成的，所以，毛泽东就派来自鄂豫皖的徐海东前去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任第4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带着毛泽东的重托，将要到4支队去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化名胡服，以徐海东中校副官的名义在徐海东的掩护下，同时离开延安南下。

9月15日，从国统区到达延安的重庆《新民报》记者张西洛、《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找到一直陪同他们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金城，说要见毛泽东。在这3个人中，刘尊棋与共产党有关系，张西洛是个进步分子。金城心里明白，他们就是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摸摸共产党的底儿。

金城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作了汇报，柯庆施让金城告诉他们，让他们拟一个访问毛泽东提问题的提纲。他们3人推举刘尊棋、张西洛负责起草，很快就拿出了提纲。问题分为3个部分：1、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2、关于两党的摩擦；3、关于统一战线问题。这3个问题，都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他们迫切了解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金城把这份访问提纲马上交给了毛泽东。

9月16日，张西洛3人刚吃过早饭，金城迎面走来，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话：“我十分欢迎记者来到延安，可以同记者谈一次话。”金城还告诉他们说：会见的时间就在今天下午6点，地点就在他们所住的交际处窑洞。

下午，张西洛3人按照原来的安排，参观了一个工厂。还不到6点钟，他们3人就返回了交际处，当他们快要登上土坪的时候，猛然间看到一个高大的人站在土坪上。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边同记者们紧紧握手，一边热情地说：

“欢迎你们，请到窑洞里面坐吧！”

这孔窑洞是交际处5孔窑洞中居中的一个，窑洞里面有一张木长桌，十几个小木凳，两盏油灯已经点着了。桌上摆了清茶、瓜子和延安生产的香烟。毛泽东坐在长桌的上方，3位记者紧靠着坐在左右。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的负责人柯庆施、肖向荣，以及新华通讯社的向仲华和《新中华报》的李初梨等人，参加了会见，另有两位青年担任记录。不大的窑洞里坐得满满的，大约有十七八个人。

毛泽东待众人坐定之后，把记者提出的访谈提纲放在桌子上摊开，一一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他在谈到第2个问题时说：

“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的确是一个人人注意的问题。不仅两党中间，就连社会上一般人士中间，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切。”

“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国民党搞的那个所谓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是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反动行为的根源。”

毛泽东说到这里十分激动，站起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望着大家说：

“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作‘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分清敌我，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毛泽东对蒋介石国民党向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再次提出警告说：

“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抵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泽东鉴于9月间国民党湖北保安司令程汝怀部在湖北东部围攻新4军后方机关，残杀500多人的事实，形象逼真地告诫顽固派说：

“不要吃磨擦饭，吃了磨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磨擦要同日本帝国主义磨擦，将他磨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内窝子磨擦。”

毛泽东按照访问提纲讲完后，同3名记者合影留念，还送给3个记者每人一本签上记者名字和他的名字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3个记者记录毛泽东的谈话，以刘尊棋的记录为主，张西洛和耿坚白加以补充，共同整理出了一份完整的记录，寄给了范长江主持的重庆“国际新闻社”1份。

后来在10月份，延安的《新中华报》、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重庆《新华日报》，都刊登了毛泽东的谈话；香港、新加坡及南洋的华侨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国际新闻社发到海外的毛泽东谈话记录稿。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却一字未提毛泽东会见3记者的事。就这样，蒋介石见到10月19日刊登毛泽东讲话的《新华日报》，大发脾气，他骂新闻检察官是饭桶，责令其检查失职之责。

欲知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关于周**坠马受伤一事，作者引用的材料，源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传》的记述，这个记述是根据周**坠马时在场的蒋泽民于1985年3月20日致胡耀邦的信、以及周**坠马时在场的王来音于1979年6月口述的材料。从时间上看，毋庸置疑，蒋泽民的信和王来音的口述材料，都是为了揭发批判江青而提供的。但是在这些记述中，蒋泽民和王来音却并没有提及江青。而与此相反，关于周**坠马的原因，是因为江青在与周**同去党校时所骑的骡子惊了周**的坐骑导致的说法，却有大致相同的三四个版本。在这三四个版本中，尽管表述不一，归纳起来却也只是两个问题：其一是说，周**曾经说过，毛泽东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与江青有关；其二是成仿吾的版本说，说是毛泽东勃然大怒，责怪江青不慎使周**受伤，江青吓得不敢回杨家岭，直到第二天毛泽东气消了，她才敢回去。而在这三四个版本的提供者中，没有一个人是周**坠马事故现场的当事人。尽管其中之一的成仿吾在党校处理了这件事，但他也不是事故现场的见证人。况且，关于成仿吾的版本说，还是来源于叶永烈1992年访问延安革命纪念馆时的研究人员米世同，而米世同又是根据成仿吾1965年回延安时的回忆提供出来的。因此，这三四个版本也都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40

第140章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3个主要的法宝。”话说1939年9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在卫士蒋泽民陪同下出去散步，信步走出了沟口，只见坡上坡下种的谷子都已经成熟了，沉甸甸的谷穗低垂着头。毛泽东被这丰收的景色陶醉了，他解开了外衣的口子，深深地呼吸着，又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个年头不错嘛，农民们又有饱饭吃了。”他突然问：“泽民，你说说，农民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是……是……”蒋泽民赶紧集中注意力，憋了半天这才吭哧出一句：“是不是土地问题？”“对，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微笑了。他接着说：“这个问题和中国革命是连在一起的。实行统一战线后，我们进行减租减息，农民们得到了实惠。以前土地都在地主手里，农民要种点地，种点好地，得花很多钱。减租减息后，我们有明文规定，农民种地是要交一些钱，但是不准地主土豪们多要钱。这样，地主们也就无话可说了，社会尚能安定，大家共同抗战，而广大农民能种上地了，也能种上好地了。农民积极性上来了，纷纷要求参军参战。”9月2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说：“看不起劳动人民是不对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9月28日，延安各界为欢迎中国和外国朋友举行盛大晚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致欢迎词，介绍了不久前第二次来到延安的斯诺，并介绍了斯诺在1936年秋冲破层层封锁，克服重重困难第一次到边区进行采访的情况。他还说：“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通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冼星海在晚会上指挥合唱团演唱了他为纪念“九一八”8周年而创作的《九一八大合唱》；又指挥演唱了《黄河大合唱》。会后，毛泽东热情地款待了斯诺，还多次和他交谈，向他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毛泽东还说：“延安比保安好。从你1936年访问我们以来，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给我们一点时间，如果我们按目前的速度不断进步，到1945年，我们就可以给你一点成绩了。”此后，斯诺再次对边区军民进行了采访，回到北平不久，写出了《为亚洲而战》一书。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他依旧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奇特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不同寻常地结合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土气的常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他象以前一样，深信他的共产党最终将在中国取胜，而且，照常通宵为这个目的进行着工作。”且说9月30日，《文艺突击》于9月20日和这一天出了两期之后，受到了各方的好评与祝贺，大家都希望将《文艺突击》油印版改成铅印版。正当编辑部门为经费犯愁之时，毛泽东带头捐款二三百元，许多党政军领导人随即响应。不久，《文艺突击》在1939年10月16日改为铅印出版。1939年10月4日，关于共产党的建设问题的专门刊物《共产党人》创刊。毛泽东为《共产党人》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针对抗战以来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进入党内，不可避免地把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来的情况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们还能顺利前进吗？显然是不能够。”“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从思想上整顿，需要开展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3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3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3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10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张国焘叛变后国民党军统内设立了以他为主任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专门开展对共产党的特务活动，并派往延安百人之多的特务，经过研究，做出了《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号召全党说：“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10月27日，毛泽东对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警告国民党**顽固派，他说：“收敛一点，不要太横行霸道了。”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杨家岭沟下修建一座大礼堂，所需的木材要从劳山运来，而要用的石头则是就地取材。这采石场离毛泽东的窑洞很近，仅一沟之隔，大声说话都能听到，一放起炮来动静就更大了，直震得窗户抖抖索索嗡嗡作响。采石民工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就根据他的作息时间，改在上午10点才开工，下午3点以后才放炮，晚上8点就收工。一天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卫士蒋泽民随着毛泽东来到了采石工地。准备收工的民工们有的收拾工具，有的坐在石块上抽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毛泽东走过去，和他们打着招呼，在几个民工旁坐了下来，询问他们是哪里人，都做过什么工？民工们有的说是当地人，有的说是附近农村的，给边区政府修过银行，大多数活是打窑洞，农忙时就回家种地。毛泽东问：“你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一个民工乐呵呵地说：“共产党和八路军来了真好，我们有饭吃，有活干，还有零花钱，这日子越过越红火。”毛泽东笑着说：“你们不错呀，出来干活，家里还有零花钱。你们村子里的人怎样呢？他们也有零花钱吗？”“他们平时没有零花钱，秋后卖粮能换回一些钱。有的人家秋后卖猪也能换回一些零花钱。家家都能有点儿，有的多些，有的少些。”“你们农田里的收成怎么样？”“只要天不旱，就有好收成。自从边区政府成立后，地主减租减息了，荒地都是国家的了，如果开荒，政府两三年内什么也不要，这日子越过越稳当。”“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吗？”“大部分孩子都上学了，只有偏远地方人家的孩子有的还没有上学。”毛泽东点了点头，又指着山坡问道：“在这里修大礼堂行吗？山水下来能不能冲坏？”一位老成一些的民工回答说：“这里山水不大，山下的河沟很宽，保险没事。”毛泽东故意问道：“你们修这个大礼堂干啥用？”民工们说：“给毛主席开会用的。毛主席就住在北边山上，那个站岗的地方就是，只是我们还没有见着他。”“你们为什么上午不放炮呢？”“你这个老爷子还不知道哩！毛主席是上午休息，夜间工作。他太累了，我们是想让他多睡一会儿，所以他一睡觉我们就休息，他一工作我们就干活。”一位年轻的民工悄悄地问蒋泽民：“这老爷子是干什么的？”蒋泽民告诉他说：“他是管盖房子的，没有经验，到这里向你们取经来了。”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观看了由侣朋编导、冼星海配曲、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烽火剧社演出的歌舞活报剧：《庆祝十月革命节》。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向毛泽东介绍说，演出花钱很少，布景是从鲁艺借用的。毛泽东便找来队长陈明和侣朋、冼星海谈话，留他们吃饭，还赞助他们200元，用于开展活动。11月11日，国民党确山县长许工超率军警特务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杀害伤病员和家属200多人。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白求恩大夫在河北完县不幸以身殉职。消息传来，毛泽东悲痛万分，白求恩的形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原来在10月29日，白求恩带领卫生巡视团亲临火线救治伤员。他在给伤员做手术时，因劳累过度，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划破。11月1日，白求恩受伤的中指发炎，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在处理一名颈部丹毒发作的伤员时，受到感染，链球菌侵入血液，转化为败血病，发高烧。11月11日，白求恩在给聂荣臻的信中说：“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白求恩还是想着八路军伤员。他在给朗林的信中说：“我认为林大夫应率领一个手术队，立即北上协助工作。”“假如我还有一点支持的力量，我一定回到前方去，可是我已经站不起来了。”这天晚上，白求恩写了遗嘱，交给身边的人，对他们说：“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过了一会儿，白求恩又说道：“请转告聂司令员，建议他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接近前线，收容伤员。”11月，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指挥八路军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歼灭日军1500多人。在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击毙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第一个高级将领，他就是号称“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日军哀叹说：“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11月间的一天早饭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党派科科长寒光从杨家岭后沟出发，去找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赵毅敏，他刚转过山坳，就看到毛泽东窑洞前摆着十几条长凳，毛泽东吸着烟，在窑洞前的空地上散步。寒光很想走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握手，可又想到毛泽东日夜忙于抗日救国大事，不能打扰他，便准备从一旁快步走过去。此时，毛泽东已经看见了他，健步向他走来，还伸出了手。寒光是第一次与党的领袖面对面站在一起，既兴奋又紧张，紧紧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青年同志，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寒光赶忙回答说：“主席，我叫寒光，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是韩信的‘韩’吗？”“不，是寒冷的‘寒’。我正想改为韩信的‘韩’。”毛泽东风趣地说：“寒冷的‘寒’，不改也可以。不是有一首古诗说：‘寒光照铁衣’嘛。”说罢，他又问寒光上过什么学，做过什么工作。寒光回答说，在东北打过日本鬼子，后来到苏联学习，1938年五六月间回国到了新疆，在邓发同志领导下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刚到延安不久。“好。”毛泽东说：“在东北和日本人打过仗，又在苏联学习过，还与盛世才打过交道，做统战工作很合适。统战工作很重要。统一战线是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之一。我们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千百万人，共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说话间，一些中央领导人陆续来了，看样子是来参加会议的，赵毅敏也来了。寒光赶紧向毛泽东道别，又去与赵毅敏打过招呼便离开了。后来，寒光还是将他的姓氏改成了“韩”字，由“寒光”变成了“韩光”。且说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追悼大会，各界人士沉痛悼念白求恩的逝世。在会场主席台的上方，高悬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和工作热忱。”追悼会开始后，参加追悼会的人们以低沉的声音，唱起了《纪念白求恩歌》：“秋风吹着细雨，延水奏着哀曲，从遥远的五台山，传来了悲痛的消息。我们用无边的哀悼，来纪念您！这里——河边的石头，山上的野草，也在为您流泪。但是，亲爱的白求恩大夫，您静静地安息吧！在您的后面，被压迫的兄弟，已经起来了，我们将追随您的光辉，高举新医学的旗帜，向着白求恩开辟的道路，勇往直前。”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说：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2月初，在蒋介石授意下，山西军阀阎锡山集中6个军的兵力，由陈长捷指挥，突然进攻驻防晋西隰县、孝义地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6个县抗日民主政权，残杀共产党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接着，晋西北阎锡山的两个军，在赵承绥指挥下，进攻抗日决死队第4纵队，提出饿死、困死八路军，消灭彭八旅，即120师彭绍辉358旅。驻晋东南的阎军孙楚、金宪章部，也配合蒋介石军队，南北两面夹攻上党地区的抗日决死队第1、第3纵队及附近的八路军，摧毁阳城、晋城、浮山、高平、长治、陵川、沁水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亡团体，屠杀、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近2000人。“十二月事变”即“晋西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前往秋林，当面向阎锡山讲明利害关系，做调解工作。毛泽东又连续向八路军总部、120师和晋西南区党委发出指示，指示说：“这将是牵动华北全局、关系全党的重大斗争。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的枢纽，若投降派掌握上述地区，是很危险的。因此，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日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是目前的中心问题。”“不公开刺激阎锡山。”“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击阎的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毛泽东在指示中作出了粉碎顽军进攻的军事部署。同时电令罗贵波、彭绍辉率所属部队，接近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命令120师主力由冀中星夜赶回晋西北，支援反顽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拥阎讨逆，打倒汉奸”的统一战线口号下，以防御姿态反击围攻的阎锡山旧军。晋西抗日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苦战数旬，给予进犯的阎军重大打击，随后转移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决死第2、第4纵队在八路军120师主力协同下，全部肃清了晋西北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尔后，抗日决死第2、第4纵队经过整顿，编入了八路军。晋东南的抗日决死第1纵队，在陈赓率领的八路军129师386旅配合下，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顽军中最反动的孙楚部。随后，八路军主力在榆社歼灭阎军的薛文教部1500人，巩固了太南、太岳根据地。决死第3纵队除被反动军官拉走3个团外，其他部队仍坚持斗争，尔后打破阎军多次阻击，与决死第1纵队会合，正式编入八路军。至此，阎锡山发动的**军事进攻被彻底粉碎了。12月13日，毛泽东在为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准备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12月21日，毛泽东为了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战士白求恩医生，满怀激情挥笔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一文。他写道：“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视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道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2月25日，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向边区进犯，先后侵占八路军驻防的旬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5座县城和边境的16个区、48个乡。诸君有所不知，在此之前，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还设有县政府、县党部、邮政局等党政通讯机关，在榆林设有地方部队常驻机关，从事**反边区的摩擦和破坏活动。因此，国民党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也组织了绥德、清涧、吴堡3县保安队，攻打八路军，煽动叛乱，迫害根据地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扰乱陕甘宁边区。

福和中学老师

朱德、彭德怀等人在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后，奉命通电全国，强烈反对国民党军枪口对内进攻边区。同时指挥八路军发起反击，很快就平息了国民党绥德行政专员何绍南的叛乱，驱逐了绥德分区5县的国民党官吏，取消了所谓“统战区”及其政权，使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一带的50万人民获得解放，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这正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偷鸡蚀把米，请君入我瓮。  

1939年冬，毛泽东和中央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任命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统一领导指挥新四军江南部队。

1939年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驻地设宴招待来自南方参加七大的各位代表，宴席摆了六七桌，40多位代表都参加了。

毛泽东、朱德、张闻天、林伯渠、博古、王若飞等中央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各位代表。宴会开始后，毛泽东叫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他端起酒杯致辞说：

“同志们旅途辛苦了，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各位致意，敬大家一杯酒。”

说罢端起酒杯逐一到代表席上敬酒，一一问好，询问代表们的姓名和籍贯，询问他们是怎么来到延安的，到了延安是否习惯？他又走到一位代表跟前，问道：

“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那位代表激动地起身答道：

“我是韶山的，叫毛朗明，派名毛泽林。”

毛泽东惊喜地说：

“呵！你是韶山哪个屋场的？”

“我是龙坝湾的。”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毛秋阶，派名毛贻桂。”

“呵，你是秋阶二叔的儿子。嚯！好呀！老弟你也当上代表了。”

毛朗明是韶山区委书记，他于12月下旬到桂林，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由李克农安排和香港地下党几位代表一起，经过千辛万苦才到了延安。毛朗明见毛泽东如此亲切，就说：

“主席，韶山的父老乡亲要我代表他们向您表示问候。我还有许多情况要向您汇报。”

毛泽东说：

“好，谢谢乡亲们。我正想知道一些乡里的事情，你什么时候有空，到我家里来谈一谈。”

“我一定要来看您的。”

此后毛朗明留在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由于他水土不服，也不习惯吃小米，得了胃病，不久，又得了疟疾。毛朗明只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不久，毛朗明收到转来的一封信，他以为是毛泽东的回信，仔细一看，却是自己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信封上写有几个字：“有意见请自己来。”原来，毛泽东并未见到此信，他的秘书不知情，怕影响他的工作，就在信封上批了这句话，退了回来。

再说毛泽东在11、12两个月的时间里，按照原来的计划，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全书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了认真地推敲；尤其是对他自己撰写的第2章，进一步分析、论证，并征求了杨松和陈伯达等人的意见。

原来，全党范围的学习运动发展起来以后，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育普遍反映缺乏教材，迫切需要党中央解决这一问题。干部教育部决定：以陈昌浩的《近代世界革命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做为教材；另由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由毛泽东、李维汉、杨松、吴亮平、陈伯达编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召集几次讨论会，几经商讨，拟出了细纲。9月开始动笔，计划在10月底完稿。第1章《中国社会》由杨松、吴亮平、陈伯达负责；第2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负责；第3章由李维汉负责。后来由于李维汉工作忙，没有如期完成。已成的两章由毛泽东负责修改、统稿。

毛泽东在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2章的同时，考虑到有些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问题，因受该书结构和篇幅限制，不能充分展开，不能进行更为深刻地分析和论述，故有必要在该书完成后，再写一书。所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脱稿后，他又全力投入《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中。

这一天清晨，贺清华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收拾东西。毛泽东正伏在桌子上，手中的笔不停地挥动着。桌子一旁的那盏煤油灯还在亮着。贺清华轻声说：

“主席，天都亮了，怎么还不休息呢？”

“噢，天亮了？”毛泽东向窗外瞥了一眼，一边写字，一边说：“好，好。再等一会儿就睡。”

该吃早饭了，毛泽东还在工作。贺清华从厨房打来饭菜，说：

“主席，该吃饭啦。”

毛泽东应了一声，没有抬头。贺清华轻轻地把饭菜放在一边，便出去了。约摸半个小时后，贺清华去收拾碗筷，却见饭菜原封未动，就说：

“主席，快吃吧，饭都凉了。”

“呵，我这就吃。”

毛泽东嘴里说着，身子却不动。贺清华只好端着饭菜，送到厨房热了再端来，毛泽东总算吃了几口。

这天晚上，毛泽东依然在煤油灯下写作。秘书来了，说：

“主席，你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党小组决定让你休息，请你停笔吧。”

毛泽东微笑着说：

“好，好。再有几个字就写完这一段了。”

卫士们等了好一会儿，见毛泽东桌上的灯还亮着，贺清华就又去劝了一回，还是没有结果。于是，大家商量着让只有十几岁的勤务员王来音去一趟。王来音是甘肃人，原名叫王来英，天生的大嗓门，常常是未见其人便闻其声，毛泽东说，你还是叫“王来音”吧，自此，王来音便将“英”字改为“音”了。他虽然年纪轻，个子小，可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人又勤快、活泼，毛泽东很喜欢他。

这个王来音可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带着大家的期盼，走到毛泽东跟前，坚决地说：

“主席，夜深了，你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觉了，该休息了。”

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

“噢，是来音呵，一会儿再睡……”

王来音不等毛泽东说完，固执地说：

“不行！我们要为组织负责。你的身体累坏了，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

说着伸手就把桌上的煤油灯端起来，放在炕头上。毛泽东无可奈何地笑了，放下毛笔，慢慢地站起身，说：

“好吧，我马上就睡。你这个小鬼，快去休息吧。”

“不！我要等你上了炕才走。”

王来音坚决地说。毛泽东没有办法，只好移动着他那高大的身躯，走向炕边，躺在炕上睡下了，说：

“我睡下了，你们也该回去睡觉了吧。”

王来音灭了灯，掩好了门，这才高兴地从窑洞里跑了出来。他笑嘻嘻地对大家说：

“主席这回躺下睡觉了。”

一个警卫员也高兴地说：

“嘿，还是这个办法行。”

第二天早晨，贺清华和王来音起床后，听到下一班的卫士们议论说：

“嗨，主席昨夜又是一夜没睡觉！”

王来音急得直申辩：

“看他睡下，我才走的么！”

大家说：

“你们刚睡下，主席窑洞里的灯又亮了，一直到天明。”

就是这样，毛泽东历时10天，在岁末拿出初稿，初名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给吴玉章写了一个便条，他写道：

吴老：

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  毛泽东

吴玉章读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对个别文字做了订正，对一些问题也提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说：1940年1月，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希望毛泽东将大作在会议上演讲，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

12月的一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信，他拆开一看，非常惊喜，原来是在漳州分别已经8年的曾志已经到了延安。只见曾志在信中写道：

“毛主席啊，自1932年漳州一别，我常常想时时盼，希望再见到您，1936年我就想来延安，想回到您的身边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已来到这里，期待着您的接见。”

毛泽东看罢信，立即提笔写道：

曾志同志：

你来延安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去接你，见面再长谈。

毛泽东

第二天午饭后，曾志在一位警卫员的带领下，来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地。警卫员让曾志在叶子龙的窑洞里等候，他自己先去通报一声。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过来，紧紧握着曾志的手，高兴地说：

“你终于来了，很好，很好！走，到我那里去！”

曾志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见窑洞虽然比较大，可是非常简朴。窑洞的前半截是石砌的，里面摆着个小书桌，几张木椅凳，还有一张吃饭用的四方小矮桌，再就是几个木头架子上放满了书，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正像毛泽东身上打着补丁的军装一样，有点寒酸。毛泽东示意曾志坐下来，关切地问：

“这么多年，你们在哪里？蔡协民呢？你们还在一起吗？这几年上海那边有人来延安，我一直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潘汉年从白区来延安时，我也向他问起你和蔡协民，但他同样没有你们的消息。我还以为你不在人世了！今天见到你，好高兴噢！”

是啊，8年来在白区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啊！4次蒙冤，一度丢失党的关系，蔡协民惨烈牺牲，与陶铸的悲欢离合，真是百感交集！曾志向兄长般的毛泽东倾诉了别后8年的坎坷经历，最后，她告诉毛泽东说：

“这次来延安准备进马列学院学习，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条件系统学习过。”

毛泽东吸着烟，一直静静地听着曾志的倾诉。后来见曾志这么说，就点点头，他说：

“很好，很好！你已经有了实际工作经验，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实践，总结经验，再上升到理论，这种学习方法很重要。你一直在苏区、游击区、白区工作，经验是有，但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

曾志说：

“主席，我打算在马列学院学1年。”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行，要学3年，至少也要2年。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一定要精读，读了还要结合中国国情和自己的实践，去理解它，分析它，将理论变为行动指南。《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止100遍了，但遇到实际问题还要去翻，有时只看一两段就会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不知翻阅了多少遍《共产党宣言》！就是要这样经常读，重复翻阅才行。你现在有时间坐下来读书，读它个两三年，将来对你会有好处的。”

毛泽东说着指一指窑洞内的书架，又对曾志说：

“我这书架上有不少马列主义理论书，你随时可以来拿。”

不知不觉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毛泽东留曾志共进晚餐，他说：

“今天就在我这里吃饭吧。”

曾志高兴地说：

“那好啊，我就吃一顿好的！”

毛泽东一听，愣了愣，立刻又笑了，说：

“哦，吃好的，吃好的。”

饭菜端上来了，大米小米加土豆的三合饭，1碗炒白菜，1碗烧土豆和一盘豆芽，豆芽上还带着豆壳子，只有那碗烧土豆里有几片薄薄的肉片。毛泽东把江青叫来了，陪同曾志一起吃饭。曾志回忆说：

“我们3人一起吃饭，延安没什么好东西吃，我至今记得那盘豆芽菜，不去皮也不掐根，白水煮煮就端上来了。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我才明白她为何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原来是怀孕了。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

饭后，曾志不便久留，就起身告辞：

“天晚了，我该回去了。”

毛泽东说：

“以后每个礼拜天你就上我这里来，在我这儿吃饭。我有很多书，愿看哪本就拿去，看完后再来换。”

曾志也不客气，就说：

“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

后来曾志在马列学院学习不足1年就中断了，原因是她东奔西跑惯了，心也野了，一听课就走神，一看书就犯困，那些马列主义理论词句根本进不到脑子里去。1940年春陶铸也来到了延安，不久，他们的女儿陶斯亮就出生了。

欲知毛泽东和曾志后来的交往和友谊，请继续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41

第141章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话说1940年1月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女子大学大礼堂召开。冼星海报告了音乐工作在抗日战争中发展的情况。毛泽东在大会上带病讲演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会者一致认为，毛泽东的讲演十分深刻，要求他整理后马上发表。后来，该文在正式发表时，题目定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总结了100多年来反帝反封建斗争、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科学地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他写道：中国民主革命已经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新民主义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种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的主要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的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无产阶级也只有同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共产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新的社会制度。“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毛泽东驳斥了“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的谬论。他写道：“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顽固派要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不仅毫无道理，而且说明他们所讲的三民主义，并不是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是冒牌的三民主义。他们叫嚣‘一个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否定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地位，坚持‘一党专政’是专制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倒行逆施是根本行不通的，坚持‘剿共’、‘**’的顽固派，其前途并不美妙，如不觉悟，只能自寻死路。”毛泽东还写道：“在中国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是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就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的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来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文坛巨匠鲁迅，他说：“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王明与别人的反映不同，他看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后，写了一首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1月5日，毛泽东电示新四军说：“陈毅仍应力争江北。”1月12日，毛泽东、江青、冼星海等人在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1940年初，毛泽东亲自安排3岁的毛娇娇去苏联找她的母亲贺子珍。黄土高原的气候是“夏日热得慌，下雨泥汪汪；冬天透心凉，刮风漫天黄。”这时候的大西北，风还是格外的狂，格外的冷，吹得人们浑身起鸡皮疙瘩，风卷起来的细沙碎石，打在人们的脸上、额头、鼻尖上，像刀割一样疼痛。那天早上，娇娇坐在毛泽东怀里，朱德、康克清带着去苏联学习的朱敏，还有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王若飞的儿子王继飞，同乘一辆轿车向飞机场驶去。机场里满地都是枯黄的杂草，风在呼呼地叫，飞机在轰隆隆地响。娇娇不住地向四周张望，拉着爸爸的手，紧紧地依偎在他身旁。这是一架苏联的轰炸机，几个孩子看见这个庞然大物，竟然忘记了寒冷，一个接一个往飞机上爬。娇娇松开爸爸那温暖的大手，也跟着他们高兴地往飞机上爬。此时的娇娇根本不懂得离别的悲伤，也不知道离开爸爸后会孤独，会恐慌，只一味地跟在大哥哥大姐姐后面，在飞机上东摸摸西瞧瞧，感到好玩极了，她和大孩子一样开心地笑着。毛泽东、朱德、康克清把孩子们的行李放好，悄然离去。飞机舱门也慢慢地关上了。娇娇觉得飞机一阵颠簸，等她明白过来，飞机已腾空而起。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爸爸呢？他坐在哪儿呢？左瞧右瞧，都没有找见爸爸。她伤心地低下头，一声不响地坐在朱敏身边。这架飞机转到甘肃、新疆，最后到了苏联莫斯科。当有人把娇娇来苏联的消息告诉贺子珍的时候，贺子珍摇摇头，根本不相信。“莫逗嘛，她怎么会来？”贺子珍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想，也许是真的。当她见到娇娇的时候，一把就把娇娇搂在怀里，问着，亲着，亲着，问着：“你是谁呀？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娇娇。”“娇娇干什么来了？”“来找妈妈呀。”“你妈妈叫什么名字？”“我妈妈叫贺子珍。”“你给妈妈带来什么礼物啦？”“我把娇娇带来了。”贺子珍激动得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娇娇，我的孩子，我就是妈妈呀！”娇娇也紧紧地搂着她，哭喊着：“妈妈！妈妈！”离别2年的母女，终于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聚在了一起。毛娇娇也见到了亲她爱她的大哥毛岸英和二哥毛岸青，一家人虽说是在异国团聚，其乐也融融。1月15日，毛泽东在庆祝吴玉章60寿辰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么可贵的人就太多了，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利于人民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60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40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终于不变，这是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人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饥饿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定性。”1月1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发表了讲话。全文如次：同志们：这个农展会，我还没去看，好不好还不知道，但我听到说还好，比去年的好。去年我是看过的，今年比去年更是好，这是老百姓同志的努力、是政府工作人员努力的结果。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老百姓从几百里拿来一包两包面送来展览，这对打日本有大道理，这是老百姓同志的热心。边区政府受老百姓的拥护，做出许多好事，这也是热心做出来的，我们要发展这个热心。但还有一条，只有热心还不行，还要力求进步，今年的展览会就有进步。我们要奖励这些劳动英雄们，因为他们不但热心，而且求进步。这是有八路军，但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在座的有许多八路军同志，你们要向老百姓敬礼，不要骂人。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我们边区有23个县，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但有些摩擦分子，派了兵来一打，打过我们几个县，这是不行的。你们到外面去的同志更要同他们讲一讲，我们要吃团结饭，不要吃摩擦饭，吃了摩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有许多同志，还有张先生及蒙古同志，我们大家要吃团结饭，不要吃摩擦饭。摩擦要同日本帝国主义摩擦，将他磨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的窝子摩擦。1月18日，毛泽东、张闻天召开书记处会议，研究了新四军发展问题。1月19日，毛泽东委托王稼祥起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及东南局的电报稿，电文中说：“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3连人发展到12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9000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10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1个到两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1月25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题词：“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百折不回，再接再励。”1月，毛泽东为了纠正党内存在着的右的、特别是开始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为中共中央写出了《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党内指示，指示说：“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全党同志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要认识这些现象的严重性，坚决反抗之，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1月27日，中共中央以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电文的大意是说：虽然陈士榘支队被攻，吕梁山八路军兵站线被消灭，八路军伤兵被残杀，晋东南7县八路军军政人员被残杀70余人，但八路军仍愿意与阎锡山团结抗战。同时，山西新军领导人薄一波、戎子和、续范亭等人也连续致电阎锡山，痛陈：虽然赵承绶、陈长捷、孙楚等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残杀抗日人员的罪行，我们还是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续范亭早在1939年参加了秋林会议后，曾通过延安交际处，单独拜会过毛泽东，那次会见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教育。1940年1月续范亭开始担任山西新军总指挥。就这样，阎锡山在**失败、自身削弱和蒋介石乘隙而入、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与共产党代表谈判。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说：“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武装自卫反顽进攻的指示》，指示中说：“对河北和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如果他进攻八路军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再次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自然科学界和各机关、各学校的代表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成立大会召开前夕，于光远和屈伯传曾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向他汇报延安自然科学办公室筹备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情况，请他参加成立大会并在大会上作报告。且说大会开始后，首先由筹备人员致开幕词，报告研究会的筹备情况；宣布由吴玉章担任研究会会长，于光远、李苏、阎沛霖、孙鸿儒、屈伯传、丁仲文等7人为驻会干部。大会推举蔡元培、曹菊如、饶正锡、李强、马海德、李世俊、祝志澄、傅连暲、刘景范、周扬、陈康白、屈伯传、武衡和于光远为名誉主席团和大会主席团成员；蔡元培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名誉主席。在这次大会上，研究会发表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陈云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我们共产党对于自然科学是重视的……”陈云正讲着，见毛泽东来到了会场，便很快结束了自己的话。与会者们热烈欢迎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站起身来，发表了即席讲话。可惜他这个讲话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会后，《新中华报》只刊登了讲话的一段摘要。3月15日的《新中华报》刊登的《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则比较全面地记载了毛泽东讲话的内容。毛泽东说：“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改造社会是更好地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这从边区的生产运动和农工业展览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边区经济是落后的，但是干起来也更有意义，只要大家努力，一定可以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

福和中学老师

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不研究自然科学，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2月7日，毛泽东为《新中华报》一周年纪念题词，他写的是：

“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

1940年初，国民党97军朱怀冰部和69军石友三部，向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进攻，被八路军击退。

朱怀冰又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俣如墉等部，分3路大举进攻太行山区，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石友三部，亦从冀南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

彭德怀、刘伯承遵照毛泽东指示，先后到冀，同国民党冀察战区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等人会谈，申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严正立场，劝告他们以大局为重，停止**冒险。但朱怀冰置若罔闻，继续发起进攻。八路军忍无可忍，奋起自卫，利用顽固势力之间的矛盾，力争其他部队保持中立，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石友三部。

2月9日，在平汉路东，八路军冀中、冀南和冀鲁豫部共17个团，由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发起冀南战役，反击通敌**之石友三部。至18日，石友三部溃逃，八路军共毙伤俘石友三部2800人。

2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电令八路军、新四军说：

“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2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方针，他说：“这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

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示说：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指示要求领导干部要努力领导部队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

2月20日，毛泽东发起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告成立，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义的宪政》的报告，蔡元培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成员。

2月间，毛泽东写出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他在第8点中写道：

“8曰取缔贪官污吏。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治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愤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为挽救国家崩溃之危机起见，亟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

2月25日，毛泽东派萧劲光、王若飞，持他的亲笔信到秋林面见阎锡山，面陈党的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毛泽东要萧劲光、王若飞告诉阎锡山说：

“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是软弱可欺”，“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阎锡山由于在**摩擦中损兵折将，偷鸡不成蚀把米，被迫和解。

后来，阎锡山与太原日军高级人员往来甚密，大有投降之意。毛泽东、周**派王世英对阎锡山苦劝，抑制了他的投降活动。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毛泽东在延安发出唁电，向蔡元培的家属表示慰问，他写道：

香港九龙奥斯甸道蔡孑民家属礼鉴：

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

毛泽东叩。阳。

3月5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冀部队13个团，在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邓**指挥下，在平汉路西发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反击屡次进犯、破坏抗战的朱怀冰部。

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指示说；

我们所建立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联合专政。

毛泽东在指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抗日民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心和决心。随后，毛泽东又具体阐明了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纲领。主要有4点内容：1、只要不**并和共产党合作，任何人，不论有无党派，任何党派，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别的党派，均有合法存在的权利。2、凡年满18岁的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中国人，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政权由民主选举产生，组织制度为民主集中制。4、统一战线政权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镇压汉奸和反动派，保护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利益，改善工农生活。

3月8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冀部队，在陈赓指挥下，消灭朱怀冰部及其主力两个师的大部万余人，朱怀冰率残部2000人南逃。

为了争取蒋介石继续抗战，八路军在粉碎朱怀冰部的进攻后，毛泽东命令八路军“适可而止”，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主动后撤，并提出休战。

3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八路军总后勤部召开的技术干部座谈会，他在谈话中说，技术工作在过去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来会更加重要。他高度赞扬科技人员工作积极，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技术工作的地位。

3月11日，八路军在4日发起的卫（河）东战役结束，毙伤俘石友三部3600多人，石军败退河南民权以东陇海路两侧。八路军完全控制了冀南地区。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对党内外的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全面地总结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和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基本经验，明确概括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毛泽东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是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毛泽东强调说：

“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

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回击国民党发动第1次**高潮的过程中，依然清醒地注意到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仍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基本情况。

3月14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指示说：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对全国的影响和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目前山西、河北反磨擦斗争，即需告一段落，不应再行发展。为了抗日大局，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停止磨擦。

3月中旬，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朱德前往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表明共产党八路军同友军长期合作抗日的愿望。双方达成协议，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防区。

3月1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说：

“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现正派部队向彭雪枫、胡服两区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的联系。我军将来出路，是在中原，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344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部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面，使蒋、汪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立巩固。”

3月21日，蒋介石批准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常指导方案》：方案说：“必须用最迅速之移动与之一网打尽。”

3月22日，毛泽东出席中央秘书处召开的技术干部会议，他在讲话中阐述了经济和技术工作与整个革命工作的密切联系，强调了吸收技术人才的重要性。

3月，王明重新出版了他那本“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发行全党，造成了党内的思想混乱。

1940年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中国代表团成员座谈时说：

“王明不是一个老实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别人，是毛泽东。”

3月26日，任弼时根据中央在2月的决定，结束了驻共产国际的工作，和周**等人一起乘飞机由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

不久，中央决定任弼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工青妇和西北局的工作，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

3月30日，鼓吹“曲线救国”的卖国贼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以陈公博为立法院长，温宗尧为司法院长，梁鸿志为监察院长，王揖唐为考试院长，陈群为内务部长，褚民谊为外交部长，周佛海为财政部长，鲍文樾为代军政部长。

3月31日和4月1日，毛泽东根据国民党的**新动态，连续指示各地必须动员广大社会舆论，广泛暴露**投降分子的阴谋；无论华北、华中一律采取政治上的攻势，以打退反动进攻，扩大抗日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1940年4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4万至5万人的兵力，在3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根据地。

4月1日这一天，朱德、彭德怀发布命令，要求各部配合，从4月10日起，对敌人的交通线发动一次总破袭。

4月3日，毛泽东急电彭德怀、贺龙等人说：

“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目前对我最威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

毛泽东告诉彭德怀和晋西北的贺龙、关向应，需要以主力对付威胁延安的国民党军第90军，同时要彭德怀除343旅外，再抽调三四万兵力南下华中，打通与新四军陈毅部的联系。

朱德、彭德怀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原先发动总破袭的计划便暂时搁置下来。

4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同意由周**赴重庆谈判。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黄克诚、刘**的电报上说：

“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奋斗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

4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维护山西新、旧军团结和拥阎抗日主张面前，经过谈判，阎锡山与共产党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敌的协议。双方商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该线以南为阎军活动地区，以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地区。

至此，中国共产党打退了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所发动的第1次**高潮。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除山东和冀鲁豫外，基本上结束了两个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

经过此番打击，阎锡山这个第1次**高潮的急先锋，后来在国民党发动第2、第3次**高潮时，就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欲知国共关系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42

第142章

“在国民党**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话说1940年初，陈毅命令江南新四军一部组成挺进纵队，渡江北上，开辟扬州、泰州地区。读者诸君也许有所不知，此时的陈毅不但在军事上有大行动，而且在爱情方面也有一个独特的行动。有一次，陈毅在云岭看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的演出，从武汉参军的演员张茜扮演《一年间》中的新娘子。这位新娘子一亮相，全身红妆素裹，体态柔姿盈盈，竟然使年近不惑的陈毅出乎意料地激动。演出结束后，陈毅以一首小诗向张茜求爱，他写的是：“小箭含胎初出岗，似是欲绽蕊露黄。娇颜高雅世难觅，万紫千红妒幽香。”这封特殊的求爱信，果然征服了年轻貌美的张茜。1940年春，陈毅和张茜在江苏省溧阳县水西村结为夫妻。有人说陈毅和张茜的结合，无论是新婚时的“郎才女貌”，还是多年后的爱情忠贞白头偕老，都可以说是他们那一代高层领导人中的理想夫妻。闲言打住。且说1940年4月，国民党军事当局连续制定了两个压制八路军、新四军的方案，颁行《防止异党兵运方案》，并令国民党江苏省主席、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整顿武力，“驱逐新四军”，“限本年底完成消灭苏北中共部队并建立苏北中央军事根据地之计划”。此后，韩德勤在苏北、冷欣在江南、国民党52师在皖南频频袭击新四军，包围封锁、断绝交通，大搞摩擦。4月7日，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部署下，延安《新中华报》为国民党不断进攻新四军，发表了《加紧团结，反对枪口对内》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和团结的事实。同时，新四军公布了国民党安徽当局兴兵武装进攻，搜捕共产党和抗日进步人士、断绝各路交通的罪行。叶挺、张云逸等人又连续致电蒋介石、白崇禧及安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艺成立两周年纪念日，为鲁艺题写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校名和8个字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4月26日，毛泽东在《关于苏北皖南军事部署的指示》中写道：“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顽固派。”毛泽东还指示说：皖南新四军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陈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项英建议说：军部撤出皖南，东进苏南；苏南主力进入苏北。项英不听。陈毅说：“你们不东进，我们江南主力一定得北上。”陈毅要求同中央建立直接的电台联系。4月30日，新四军以全体将领名义，致电浙、闽、赣、苏、皖各省国民党军政人员，重申坚持大江南北抗战的决心，呼吁加强团结。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王明到会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此时的王明，见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与他抗衡，于是就一反目空一切傲慢自大的习惯，带头唱起了歌颂毛泽东的高调。他在讲演中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5个字：‘学习毛泽东’。首先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第二，要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第三，要学习毛泽东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的指针，同时，也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第四，要学习毛泽东长于工作的精神。”“第五、要学习毛泽东善于团结的精神。”王明几乎把所有好听的名词都用上了，如此动听的讲演，如此颂扬毛泽东，在当时党内外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延安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备委员会，向各界发起有奖征文活动，收到来稿150件，其中绝大部分为文艺作品。评选结果，有23件作品获奖。甲等奖金40元，乙等奖金20元。所发这些奖金，全部是由中央领导人捐赠的。毛泽东捐的最多，他捐了300元。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中，进一步将中间派划定为7种，即：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他在指示中还说：只有向顽固派采取强硬的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毛泽东在指示尖锐地批评项英说：“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地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毛泽东告诫项英等人说：“在国民党**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毛泽东在指示还明确规定：此一指示由项英在皖南传达，由陈毅在苏南传达。5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2纵队344旅和新编第2旅主力5个团12000人由冀鲁豫边区南下，进入豫皖苏根据地。黄克诚，1902年10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永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时，父亲和叔父等长辈从祭田里每房抽出一担谷作为他的学费，送他进私塾读书，由于家庭贫寒，常常交不起学费，黄克诚只好时读时辍，断断续续读了8年私塾。1924年，黄克诚加入国民党。后来，黄克诚最终选定了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的一天，周扬向冼星海传达了中共中央准备派他去苏联考察的决定，还告诉他说：“晚饭前，毛主席请你到杨家岭去一趟。主席还说，要带着钱韵玲和你们的‘蜜果’小妮娜。”这天傍晚，冼星海偕妻子钱韵玲带着女儿妮娜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非常高兴。不一会儿，袁牧之也来了。毛泽东说：“星海同志，党派你们到苏联，有啥困难吗？”冼星海笑了笑说：“困难，我还没有想过哩。不过我怕完不成任务。”“俄语会讲吗？”“我们会学会的，主席。”冼星海和袁牧之都这样说。毛泽东点点头，又说：“斯大林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抗日战争以来，在最艰难的今天，是斯大林同志援助了我们。这次，你们如果能见到他，要代我向他表示问候。”冼星海说：“我们一定做到。”该吃晚饭了，工作人员端上了饭菜，还有一只鸡。这是毛泽东特意让警卫员去老乡家里买来的。毛泽东用筷子指着鸡杂炒辣椒说：“辣椒很好，我可以多吃一点饭。”冼星海用筷子撕了一块鸡肉放在毛泽东的碗里，毛泽东笑着说：“这不是喧宾夺主了吗？”毛泽东殷勤招呼钱韵玲母女吃饭，还频频为她们夹菜。饭罢，毛泽东关照冼星海和袁牧之说：“目前，还只有国民党和苏联有外交关系，你们到西安由统战部办理出境手续，但是护照不要写你们的真实姓名，因为你们是共产党员。”钱韵玲拉了拉冼星海的胳膊，低声说：“我倒想了个主意，你的名字可以随你的母姓，随我的母名，并起来就是黄训。”毛泽东高兴地大声说：“好得很，就叫这个名字。”5月26日下午，沈雁冰一家人和张仲实等，跟着朱德一起来到了延安。沈雁冰是在1938年底应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的邀请，到新疆从事革命文化教育工作的。1940年5月间，他离开了政治形势险恶的新疆，经兰州到了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遇到了周**和朱德，提出了奔赴延安的想法，周**、朱德表示热烈欢迎。5月31日，延安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就是著名的华侨领袖和教育家陈嘉庚。陈嘉庚是应毛泽东电邀，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驱车到达延安，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一个华侨世家。1910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支援辛亥革命。陈嘉庚从20年代起就倡导民主，抵制日货。“九.一八”事变后，他召集新加坡侨民大会，致电国际联盟表示强烈抗议。抗战爆发后，他组成“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被推举为主席，从此，确立了华侨领袖地位。1938年南京失守，汪精卫发表主和言论，陈嘉庚不顾与汪的私人交谊，痛斥汪精卫是“卖国求荣”的汉奸。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陈嘉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赞扬。1939年冬，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于1940年3月，到达重庆。陈嘉庚在重庆的考察，使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挥金如土，感到非常震惊和失望。当时驻重庆的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和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人员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特地去访问陈嘉庚，并赠送他陕北出产的羊皮衣三件。请他去参加驻重庆办事处的欢迎茶会。陈嘉庚向叶剑英表示，想去访问延安。叶剑英立即报告给毛泽东。两天后，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的消息，给予蒋介石很大震动。5月间，陈嘉庚从重庆到了成都，蒋介石也来到成都，他立即组织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宴会，请陈嘉庚参加。宴会结束后，蒋介石又邀陈嘉庚第二天同进午餐。饭后，陈嘉庚告辞，蒋介石又留他谈话。蒋介石说：“陈先生到成都后，是否它往？”陈嘉庚说：“还要去兰州、西安。”蒋介石又问：“尚往别处否？”陈嘉庚率直地告诉蒋介石：“如果延安交通方便，也要去看一看。”蒋介石一听就不高兴，便大骂共产党如何如何，分明是不愿让陈嘉庚去延安。陈嘉庚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本来就没有理由阻止陈嘉庚，又不好引起这个“财神”的反感，只好说道：“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就这样，陈嘉庚费了不少周折，才经西安到了延安。5月31日下午5点30分，延安城南门外人群沸腾，3000多名来自各个单位、学校、商店的干部、学生、职工、八路军官兵和市民，集聚在公路两旁，欢迎陈嘉庚。当陈嘉庚与同行的李铁民、侯西反走下汽车时，“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延安！”“向陈嘉庚先生致敬！”“向海外爱国侨胞致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边区卫戍司令萧劲光和吴玉章等人迎上前去，与陈嘉庚一行一一握手，陪同他们到边区政府交际处。陈嘉庚稍事休息后，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的欢迎大会，陈嘉庚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早就希望到延安访问，能够实现这一愿望感到很高兴。”“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欢迎大会结束后，高自立、萧劲光设宴，为陈嘉庚一行洗尘。1940年6月1日上午，一批留在延安的归国华侨男女青年，前往交际处看望陈嘉庚先生。陈嘉庚问他们参加共产党参加八路军的感受。他们告诉陈嘉庚说：蒋介石节节败退，半壁江山顷刻奉送日寇，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则向敌后挺进，给人民带来信心和希望，要抗战救国就得依靠中国共产党。在归国华侨中，已有几千青年投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和前线浴血奋战，不少归侨已在血战中献出生命，抗日女英雄、印尼归侨李林的事迹，已传遍延安和敌后战区。陈嘉庚听着频频点头，对华侨子弟为国奋战表示赞赏。陈嘉庚向这些华侨青年反复地问：“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是真的打日本还是打内战的？”“共产党是否不讲伦理道德？”“毛主席共产党关心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陕北老百姓拥护不拥护共产党？”6月1日下午，陈嘉庚一行到延安女子大学参观。朱德和康克清在女大迎候陈嘉庚。朱德赞赏陈嘉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合作，反对磨擦”的立场，他说，在这方面，嘉庚先生的立场和我们共产党是一致的。陈嘉庚在朱德、康克清的陪同下，参观了女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观看了他们居住的窑洞和露天上课的情景，还参观了女大附设的缝纫、制鞋车间，边参观边提问题。当陈嘉庚和女大的华侨学生交谈后，了解到还有不少华侨学生在延安鲁艺、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陈嘉庚作为一个教育家，对此表示由衷地赞赏和钦佩。参观结束后，陈嘉庚一行拜会了毛泽东。陈嘉庚没有想到，共产党领袖住的窑洞里竟然如此简朴，只有一张陈旧的木制写字桌，另有十余张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还有一些乡村居民用的旧式家具。他更没有想到，毛泽东的衣着也非常朴素，神态安详，亲切和蔼，温文尔雅，思路敏锐，和下属的关系很是融洽，实行的是真正的平等无阶级制度，这真是他前所未见，闻所未闻。一番客套之后，陈嘉庚向毛泽东转达了海外侨胞的慰问，又询问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毛泽东说自己习惯在夜间工作，鸡鸣后睡觉。陈嘉庚劝他改变作息时间，保重身体。说话间，朱德、王明夫妇和一位南洋女学生先后来到，参加了座谈。日落时分，毛泽东、朱德等人陪同陈嘉庚共进晚餐，吃的只是白菜、咸饭，另配有一味鸡汤。毛泽东微笑着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席间，毛泽东还说：“我们大批的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地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陈嘉庚说：“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凡有政治上不快事项，待抗战后解决，此乃内部意见，稍迟无妨。”毛泽东满口应承，他说明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孤立顽固派势力的必要性。他又强调说，对国民党顽固派不经过斗争，是不能到达团结的。毛泽东还托他见到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陈嘉庚表示说，一定负责到底。他也希望共产党能够宽大为怀，做出让步，不要和国民党搞磨擦，以至妨碍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以及全国各界合作抗战的局面。毛泽东最后诚恳地说：“共产党将不负海外侨众的厚意。希望先生回南洋后，向海外华侨如实报告在延安的见闻。”晚上，毛泽东、朱德陪同陈嘉庚来到中央党校内的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欢迎陈嘉庚先生晚会”。大礼堂里既没有沙发，也没有椅子，所有座位都是钉在木桩上的长木板。提前来到礼堂里的沈雁冰见毛泽东来了，激动地站起身来，向毛泽东走去。他们已经有14年未见面了，老友相见，分外高兴，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致问候。毛泽东又与张仲实等人一一握手问好。晚会开始了，毛泽东和陈嘉庚互相致词。尔后，陈嘉庚毫无拘束地同毛泽东并排坐在木板上观看了由鲁艺演出的《黄河大合唱》。

福和中学老师

陈嘉庚原定在延安只住三四天，因为他的秘书李铁民在参观女子大学时被汽车撞伤，送进医院治疗，一时走不了，所以，他就有了更多的时间，了解延安各方面的情况。

6月2日上午，陈嘉庚到医院看望李铁民，遇见了亲自为李铁民治病的卫生部长傅连暲，傅连暲告诉陈嘉庚说，他原来是闽西一家天主教医院的院长，红军到达闽西时，他参加了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陈嘉庚对他经历很感兴趣，接连向他提了不少问题。傅连暲向他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缺少军饷、弹药和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抗战；介绍了白求恩、柯棣华大夫等国际友人在敌后同军民一起抗战。陈嘉庚、李铁民深受感动。

2日下午，陈嘉庚应邀到抗大第3分校参加抗大师生欢迎朱德总司令返回延安、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欢迎沈雁冰、张仲实从新疆来到延安的大会。

6月3日至7日，是陈嘉庚在延安随意活动的时间。他每天从早到晚参观，不断思考，毫不疲倦。陈嘉庚对于延安市面上看不到乞丐，看不到无业游民和衣着破烂面黄肌瘦的灾民，感到奇怪，一再询问是为什么？

这期间，毛泽东、朱德一再邀请陈嘉庚到毛泽东住处晤谈。毛泽东还多次到交际处，同陈嘉庚会谈，并共进晚餐。

有一天晚上，毛泽东和陈嘉庚共进晚餐后，又到陪同陈嘉庚来延安的一个国民党科长的住处，同这位科长交谈到很晚才回去。陈嘉庚对此感触很深，他说毛泽东能与一个小科长“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

6月6日，朱德又陪同陈嘉庚到数十里外的安塞钢铁厂参观。

陈嘉庚经过考察，一再说收获良多。他相信共产党言行是一致的，团结抗战的立场同侨胞的愿望是一致的。他说：

“亲眼看到陕甘宁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这是克敌制胜之本。”

6月7日晚，延安各界千余人举行集会，热烈欢送陈嘉庚。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欢送词。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相继致词。陈嘉庚兴奋地说：

“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方面对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奋。通过访问，对抗战胜利有了绝对的信心。”

6月8日，陈嘉庚悄然离开延安，要到山西战区“慰问考察”。陈嘉庚一出延安，就感慨地对随行团员们说：

“我未来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毛主席。”

后来在7月25日，陈嘉庚应重庆“国民外交协会”之邀，作了题为《西北之观感》的演讲，如实地报告了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说他是“为共产党火上浇油”。陈嘉庚回答说：

“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以后，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到陕北延安，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毛主席的办公室设在一个窑洞内，布置很简单，……毛主席的烟瘾很重，可说烟不离口，他拿出一罐英国的香烟对我说，我每个月薪俸有限，不配抽这样名贵的香烟，这一罐是美国华侨司徒美堂送的。有一次我看见他一根烟抽过一半了，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把半截烟蒂丢掉，却把烟头的火灭了，搁在烟灰碟上，然后去会客，及至会客回来，再把那截烟蒂吸完。”

后来他还回忆说：

“中国人民的希望在1940年我去延安时就看到了，去延安之前，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不知道要再过几十年，中国才会出一位伟人来治理好国家，振兴中华。到了延安后，开了眼界。延安没有见到一个乞丐，而在重庆乞丐满街都是；延安的老百姓吃穿虽不是很好，但人人都有工作，有秩序，治安好，精神好，这就是政治好。去延安前周**副主席告诉我，延安有以10万计军队。但是到了延安几天都没有看到军队，我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工农红军是人民子弟兵，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军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因战备和生产需要都很少出来，有的战士所穿的衣服与老百姓的衣服同样，一时要认也认不出来。如果你需要去看看军队，可以请朱老总陪你去看看。’当晚我睡不着觉，一直在想，世界上哪有用不着老百姓供养，而是当兵的自己养活自己的军队？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才有这样的军队。在朱总司令陪同我去检阅部队时，我看到了战士队列整齐，步伐有力，个个精神饱满，指挥员口令如洪钟，真是好军队呀！而想到国民党军队不顾民生，军风不正，四处强行抓丁，有的地方成为散兵游勇，变为侵扰百姓的兵痞。在延安毛主席请我们几位吃便饭，为了照顾客人多了一两个菜，虽然吃的不是很好，可是我很高兴，这才是为人民着想。而在重庆，大官们设宴请我们，花了很多钱，在那国难当头，在大后方大吃大喝，是吃人民的血汗，我心里深感难受，吃也吃不下去。通过那次回国参观的对比，我早就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在此处叙及：在陈嘉庚到延安以前，延安还没有小汽车，中央领导外出都是骑马或步行。管理人员将陈嘉庚赠送的两辆小汽车，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说：

“分车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

毛泽东坚持把一辆让管军事的朱德用，一辆给延安的5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用。大家认为应该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再三坚持不要，众人只好作罢。

后来，毛泽东有一次骑马去枣园开会，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左手受了伤。朱德和5老都要把车让给他坐，车开来了，毛泽东仍然坚持骑马回去。

毛泽东的伤还没有痊愈，他又要去中央礼堂作报告。机灵的警卫员悄悄地把车叫来了，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胳膊摔伤了，不方便，就坐这一回吧。”

毛泽东风趣地说：

“胳膊摔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走！”

说完就大步向中央礼堂走去。

再说6月7日，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副部长谢振华一行离开延安赴西安。

谢振华是受命带领100多名干部到苏北敌后开展工作的。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找谢振华谈话，再三嘱咐他说：

“到敌后发动群众，要讲策略，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爱国力量，共同坚持抗战。”

谢振华一行化装成中央军校学员，穿着国民党军服，谢振华佩带上校军衔，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经洛阳、开封等地到达皖北。

6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沈雁冰正在住处阅读吴玉章主编的《中国文化》，毛泽东突然来访。

“雁冰在家吗？”

沈雁冰听出了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忙把他迎进窑洞落座。毛泽东乐呵呵地说：

“直到今天才来问候你和夫人、孩子，实在是太忙，请你们原谅。”

说罢，拿出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送给沈雁冰，又说：

“刚刚出版，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

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沈雁冰惊叹不已。毛泽东又问起沈雁冰今后的创作计划，沈雁冰说：

“在新疆呆了一年，使我深感大大落后于沸腾的生活，非常需要补课。我想多读点东西，再到前线后方走走，体验体验生活。我今后仍想搞我的创作。”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想法，很好。我建议你搬到鲁艺去住。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

沈雁冰听毛泽东如此说，十分感动，他连连摆手，说：

“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前几天有人叫我去全国‘文抗’延安分会，因为丁玲他们都在那里。今天你劝我去鲁艺，我还是听你的。”

说话间已经到了掌灯时分，沈雁冰的夫人孔德沚端上了晚餐，招呼毛泽东吃饭。毛泽东笑着说：

“那好，就打扰雁冰兄了。”

毛泽东饭量不大，吃了一些，便放下筷子，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孔德沚劝他戒烟，他却摇了摇头，说：

“戒不了啰！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

毛泽东风趣的自嘲，引得大家笑了起来。

后来不久，沈雁冰就把家搬到了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

6月15日，陈毅决定率新四军主力部队渡江北上，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上说：

“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苏北。”“到苏北后，皖南军部方面速布置。”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领主力北渡长江后，根据中央指示，改为苏北指挥部，陈毅仍担任指挥。

韩德勤企图趁陈毅在苏北立足未稳，围而歼之，苏北形势顿时紧张。毛泽东对陈毅部极为关怀，为了支援遭顽军围攻的新四军，毛泽东和王稼祥指示八路军总部派出部队南下华中；命令新四军第5支队迅速东渡运河增援；要求陈毅部依托黄桥，坚持独立作战半个月。

6月21日，由毛泽东发起的由艾思奇、何思敬牵头的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在延安北门外的文化俱乐部召开。毛泽东、张闻天和刚从前线回来的朱德及其他成员5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何思敬致开幕词，艾思奇作会务报告，开幕词和报告的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哲学上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在会议讲了话。他说：

“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了，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

在这次年会上，艾思奇演讲了孙中山的哲学思想，陈唯实演讲了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演讲了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演讲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何思敬演讲了黑格尔的逻辑，郭化若演讲了军事辩证法，和培元演讲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陈伯达演讲了中国近代哲学思潮。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和众人来到沟口新开张的胜利食堂聚餐。毛泽东问坐在他身旁的于光远：

“你是学什么的？是不是学自然科学的？”

“是。”于光远回答说：“我是学物理的，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

毛泽东说：

“搞哲学的也要搞自然科学，也要搞社会科学，因为很多问题是联在一起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不能不研究自然辩证法，因为哲学本来就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概括出来的。希望你多注意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自然科学研究会也要多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6月下旬，黄克诚率部在涡阳的新兴集与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率领坚持当地斗争。

6月，中共中央派周**、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举行谈判。

1940年7月的一天下午，毛泽普所在的马列学院开荒队在收工时，突遇暴雨，学员们飞快地跑回住处。毛泽普慢悠悠地走在后面，雨水淋湿了全身。他走到毛泽东的窑洞前，毛泽东招呼他进屋躲雨，叫服务员找衣服给他换上，留他吃了饭。毛泽东说：

“刚下暴雨，延河涨水，不好过去。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吧，很方便，行军床一架就行了。”

晚上，毛泽普向毛泽东汇报了开荒竞赛和步行百里背柴的情况。毛泽东问他：

“累不累？”

毛泽普老老实实地说：

“有点累。不过我们受得住。”

毛泽东说：

“敌人卡我们，我们不能坐着等着饿死。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要用两只手制服它。现在多打1斤粮食，就等于多生产一颗子弹，多打一个鬼子。”

后来毛泽普从马列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第一秘书处，与另一名教员共同担负警卫人员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有一次，毛泽东找到他，问某某警卫员最近有什么心事，某某公务人员学习如何，毛泽普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批评他只顾埋头讲课，不注意调查研究。毛泽东还说：

“据反映，你的课量太大，大道理太多，学生们受不了。讲课要注意效果嘛。”

7月16日，国民党提出《关于陕甘宁边区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即所谓“中央提示案”。

早在6月份，中共中央为解决国共两党关系，派周**、叶剑英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陕甘宁边区以现状划界，包括23县；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建制，八路军编为3个军9个师，新四军编为3个师；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人民在敌占区进行游击战争的权利；划给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5省足够的战区；保证八路军、新四军足够的补给；承认共产党在冀察的行政领导及其它游击区的行政权。

而国民党16日出台的这个《提示案》，则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公署”，隶属陕西省政府。要求缩编八路军为3个军6个师，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设支队；新四军编为两个师，限制其防地和抗日活动。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这一狭窄地区内。

欲知国共两党之间后来斗争如何？请看下一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43

第143章

“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高潮是在着着上升，

何、白19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

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

话说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3人名义向晋察冀军区、120师、129师下达了破袭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规定战役目的是：

“1、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2、打破敌军西犯西安的企图，振奋抗战军民，影响全国战局，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这一命令用电报发给晋察冀军区、第120师、129师和所属各区；同时上报中央。

毛泽东看到彭德怀等人破袭敌人交通线的预备命令，还以为这只是他们部署的一个游击战中经常要进行的战役行动，不会涉及到战略问题。对于这样的作战计划，他当然是不会反对的。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战役竟然会发展到了百团大战的规模。

1940年8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对彭雪枫、黄克诚的部队进行改编，以新2旅、南下的苏鲁豫支队等部为八路军第5纵队，辖3个支队9个团，2万余人，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东渡运河，开辟淮海根据地；由第4纵队辖9个团，17000人，仍以彭雪枫为司令员，执行坚持豫皖苏边区和向西防御任务。

毛泽东指示中原局说：苏北反摩擦，应严格坚持自卫立场，可向韩德勤公开提出：“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

8月3日，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出生了。此时，江青26岁，毛泽东47岁。小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这是他的第10个孩子，以前杨开慧所生的3个男孩，只有毛岸英、毛岸青存活，毛岸青在上海流浪时还被打伤落下了病症，且现在都不在身边。贺子珍所生的6个儿女，除了夭折的，唯一留下来的一个女儿娇娇也远在异国他乡。如今江青生了这个小女儿，怎不使他爱怜有加？毛泽东让小女儿随了母姓，起名叫李讷，取意于《论语.里仁》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毛泽东特别欣赏这句格言，因为它与自己的“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理论有些相似之处。

李讷相貌清秀，宽额方脸，酷似乃父；而眼神和嘴巴，尽像其母。江青从不溺爱孩子，她认为从小就应当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当李讷刚会跑时，她就坚持不让人去扶，跌倒了让她自己爬起来；一会说话，就让她见人问好；两三岁时，开始教她学唱京剧，有时随着留声机唱，有时亲自教，还教她学习表演各种动作。

据徐明清说，江青后来在1941年又怀过一次孕，她和毛泽东都不想这么快再要孩子，于是去做了人工流产。结果，由于医生的疏忽，把纱布忘在了子宫里，造成发高烧，生命出现危险，不得不进行了子宫摘除手术。徐明清到医院去看望江青，才知道了这一情况。此后，江青为恢复健康，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3人名义发出破袭正太路《战役行动命令》和《破击战术之一般指示》，明确规定这次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的程度，破坏工作为这次战役成果最中心的环节。

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指示说：

“研究对待友党友军及各阶级阶层的策略问题，是各级干部、尤其是中级高级干部的中心问题。”“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则是达到胜利的保证”。“在策略上，对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我们只反对当时直接向我进攻的极少数人，而联合其中极大多数人，以便各个孤立与各个击破那些坚决的投降派与**派。”因此，反顽斗争中要注意“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8月20日晚8时，八路军各部破袭正太路的战役开始了，彭德怀在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人协助下，组织晋察冀军区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共计22个团，以正太路为重点，向华北地面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同时展开大破袭，攻克日军重要据点娘子关、井陉、涞源、东团堡、榆社等，断绝日军交通。

这次战役一打就是3个半月，八路军陆续投入了大量兵力，后来实际参战的部队，已经由最初的22个团增加到了105个团，近40万人，终于发展成为规模浩大震动国内外的百团大战。

8月31日，彭德怀在向部队发布的命令上是这样写的：

贺、关、荣臻、刘、邓诸同志并报毛、朱、王：

此次百团战役胜利中已暴露敌之严重弱点，是兵力不够分配，华北战场上之兵力缺乏，已抽调出去不少，因此引起我们考虑以下问题，彻底毁灭正太路和彻底毁灭全同蒲路之忻县、朔县段，并可引起华北战局某些变化，你们认为可能时请电告并同时准备继续扩大之。

彭德怀

1940年9月1日，中共中央社会部发出《关于锄奸政策与锄奸工作的指示》，《指示》说：

“不放过一个敌探，不错办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敌人，不制造一个敌人，不放过一个内奸，不冤枉一个同志。”

9月5日，毛泽东给历史学家范文澜写了一封信。

原来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开始后，学术研究的每一场学术报告，毛泽东都要到场，吸取别人的长处，学习自己未精通的学问。他最感兴趣的是范文澜讲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听完报告，他还要向范文澜索要演讲提纲再读一遍。范文澜在9月初的第3次演讲，毛泽东因病未能参加，他读了范文澜的演讲提纲后，就给范文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

第3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毛泽东

9月5日

范文澜，字仲潭，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世家，仅比毛泽东大40天。1917年，他在北京大学毕业后成为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1926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一度脱党，“七七事变”后，在河南大学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封沦陷后，在河南省委领导下进入桐柏山区打游击，1939年底抵达延安。

初秋的一个上午，延安马列学院的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通知教育处长邓力群、院务处长韩世福、教育干事安平生和宣传干事马洪，要他们去杨家岭接毛泽东到学院作报告。邓力群一行4人刚走上延水河桥头，就和毛泽东相遇了。毛泽东开口问他们：

“你们4个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

邓力群答道：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

毛泽东笑了笑，说：

“接我？嗯，我晓得了，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邓力群不好意思地说：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啦，很不像话。”

毛泽东扬起手摇了摇，说：

“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4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

毛泽东故意环视一周，好像很认真的样子，说：

“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个人，来个8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

邓力群4人都笑了，谁也不说话。毛泽东看看他们，也笑了，一个劲地摇手，说：

“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8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嘛。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毛泽东这一次在马列学院了解了许多情况，他作了报告后，在和马列学院的负责人分手时说：

“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

9月10日，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八路军以一部分作战部队转入休整，准备参加第二阶段作战。

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百团大战时，他告诫大家说：

“不要说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是游击性的反攻。”

9月11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中央七七宣言与七一宣言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打击敌人，应按照华北百团大战役，先向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的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将以缩小占领区，扩大根据地，打破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并在山东、华北方面，继续扩大我军之数量，而给予200万友军，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千万万人民以良好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以延缓作用。”“一切大规模行动，应是更加有计划、有准备的，不应轻率举行。”

9月20日，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开始，中心任务是扩大第一阶段战果，在继续破击交通线的同时，歼灭交通线两侧及深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

此一阶段，八路军打了一些得不偿失的攻坚战，给根据地带来了一些破坏，部队也受到了一定的伤亡。

1940年秋，边区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向边区政府反映，留守兵团在恳荒时，占了他们的田地，并发生了其它一些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

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极为关注，他准备约见留守兵团及所属部队的十几位领导，到杨家岭一谈。恰好此时留守兵团的领导来到了杨家岭，要求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

“好啊，我正要请各路诸侯来谈谈。”

毛泽东把大家招呼到会客室里，热情地拿出烟请大家吸。毛泽东说：

“你们有什么意见都谈一谈吧！”

留守兵团的领导们听毛泽东这么一说，立刻无拘无束地说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有一位望了望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说：

“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动不动就说要和我们去找毛主席评理。”

毛泽东听了，看了看在座的人，意味深长地说：

“我看这是天大的好事！”

他点燃一支烟，看着面露惊讶之色的各位领导人，接着说：

“开天辟地以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侮，他们敢怒而不敢言。他们现在敢向我们提意见，敢批评军队，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诸位想想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批评军队的，哪有民管军这样的好事啊？这说明我们边区的民主，已经深入到群众中去了。”

毛泽东反问大家：

“你们谁懂得历史，说说看，是不是这样？”

他又递给每人一支烟，接着说：

“我看咱们边区政府民主建设工作，做得很有成绩，我们的军队有广大群众当老师，你们搞军队工作的，就不会犯大错误，边区就大有希望。”

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叶挺，他命令新四军：

“在江北之部队速调江南执行作战任务。”

同一天，蒋介石电令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说：

如江北新四军不“遵令南移”，即“以违抗命令，破坏抗战论罪”。

9月26日，国民党国防委员会委员徐谦在香港病逝。徐谦是国民党的元老，他积极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曾和他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共过事。毛泽东获悉徐谦逝世的消息，为他撰写了一幅挽联：

存亡攸关，抗战赖持久，而今正是新阶段；

死生同慨，团结须进步，岂能再炒旧文章。

在秋季的一天，毛泽东到中央医院看望病员，见到了老战士肖玉壁。毛泽东对肖玉壁的病情很关心，就向医生详细询问了他的病情。医生说：

“说起来百病缠身，其实非常好治，只要能给他吃1个月的饱饭就行了。”

“营养极度欠缺？”毛泽东非常惊讶地问：“到了难以维持生命的地步？”

医生点点头。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

“目前我们还很困难，把伙食全部提高做不到啊！”

自此，毛泽东把中央特批给他的每日半斤牛奶和取奶证，一起交给医生，叮嘱医生每天到中央机关管理处取奶给肖玉壁。

肖玉壁打过多少仗，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了，他的身上，留有90多块伤疤。肖玉壁出院以后，上级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他嫌官太小，坚持不去。他来见毛泽东，毛泽东也不答应他的申述理由，肖玉壁急了，撩起衣服说：

“你数数我身上有多少伤疤！”

毛泽东坐在办公桌前，眼珠动也不动，平静地说：

“我不识数。”

肖玉壁没了招儿，只好前去上任，没承想这次竟掉进了钱堆里。他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并经营私人生意，腰包很快鼓了起来，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偷偷地卖给国民党破坏队。案发之后，边区政府判处肖玉壁死刑。肖玉壁不服，写信要向毛泽东求情。林伯渠只好来见毛泽东，说明了原委。毛泽东问：

“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

林伯渠说：

“3000元。”

毛泽东问：

“他服不服？”

林伯渠掏出一封信递过去，说：

“肖玉壁给你写了这封信，请求看在他以前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去，战死在战场上。”

毛泽东没有看信，问道：

“你准备怎么答复他？”

林伯渠说：

“据法院统计，贪污腐化的犯罪率已占百分之五，这股风非刹不可。不过，怎么处理肖玉壁的问题，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你的意见。”

毛泽东反问林伯渠：

“你还记得1937年枪毙的那位黄克功吧？”

“忘不了。”

毛泽东口气坚定地说：

“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

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了枪决。

1940年10月6日，华北日军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反扑，发动报复性的“扫荡”作战。日军在扫荡中，对根据地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彭德怀即指挥八路军进入百团大战的第3阶段，也就是反“扫荡”作战阶段。

10月3日至6日，陈毅、粟裕指挥黄桥决战，击败韩德勤顽固派的进攻，共歼顽军主力89军、独6旅12个团，保安第16旅全部，保安第33师第5旅1个团，计11000余人；中将旅长李守维、中将旅长翁达及团长数人毙命，俘师旅团军官1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缴获长短枪3800余枝，轻重机枪189挺，迫击炮59门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黄桥决战为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把陈毅在苏北通过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迅速打开抗日局面的经验，转发全军团以上干部学习，启发帮助一些人破除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逞英雄而少办法”的错误倾向。

此一时期，毛泽东看到国民党顽固派阴谋进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就连续电令项英等人，要他们丢掉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下决心尽快北移。

皖南新四军北移，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由皖南原地经铜陵、繁昌就近直接北渡皖北，这一地段长江以南是3支队活动地区，长江以北是游击队活动地区；一条是经苏南，然后从镇江过江到苏北，这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往来的一条路线。

10月8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项英等人，关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移动方向，指示说：

“蒋介石令顾祝同、韩德勤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3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应决心移皖北。”

10月10日，沈雁冰偕夫人孔德沚随董必武的车队离开生活、工作了5个月的延安，奔向重庆新的工作岗位。“鲁艺”全体师生在桥儿沟西边、延河北岸列队欢送他们。沈雁冰夫妇微笑着挥手向同志们告别。

此前，毛泽东在和沈雁冰的谈话中说，中央希望他能去重庆工作，担任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沈雁冰爽快地答应了，并决定把一双儿女留在延安。临行前，他在向毛泽东告别时说：

“我把两个孩子都交给了党，请党来教育他们吧！”

“这很好嘛！”毛泽东风趣地对老朋友说：“你现在把俩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刘**、陈毅、黄克诚说：

因为蒋介石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就是证明。“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皖东决不可失，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

10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刘**、陈毅说：

“为对付日寇进攻，为巩固国内团结，华中摩擦在韩进攻失败后，我应加紧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与整训自己的部队，对韩不应进攻，而应在韩再向我进攻时各个反攻击破之。否则会妨碍我在重庆之统一战线工作，但胡服建议控制旧黄河以南阜宁一带战略要地，是必要的，可执行。对李品仙应力求和解，这是有关桂军与我们的整个关系。”

10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告项英、叶挺、刘**、黄克诚，电文中提出了同韩德勤谈判的主要条件，并请韩德勤及李明扬、陈泰运转告国民党中央及顾祝同。谈判条件是：

“1、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2、撤退皖南对新四军之包围；3、撤退苏南对新四军之包围。”

14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陈毅并告刘**说：

“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工作。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注意苏北与皖东打成一片，不要使中间有间断。尊重李明扬、韩国钧等中立态度及其利益，注意收集蒋、顾、韩的**证据（人证物证），注意收集知识分子，注意调节各阶层利益，实行政权中的‘三三制’，预防‘左’的危险，注意组织财政经济问题，从长期战争出发，勿使人力物力浪费。”

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总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在华中坚持游击战争是“自由行动”、“自由扩充”、“破坏行政系统”、“吞并友军”。“皓电”最后以“中央提示案”的形式提出：限令大江南北坚持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1个月内”，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集中到冀察两省和鲁冀晋一隅，受阎锡山指挥，不得越境和武装民众。还要求将50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

10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临时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和问题。会议决定，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这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时局的指示。

10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粟裕说：

“关于军部北移与胡服会合、统一领导华中问题，我们已屡电叶、项，你们可去电催。”

10月25日，毛泽东将周**的来电转发给彭德怀、刘**、项英，并说：

“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19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

10月25日，毛泽东复电周**并发彭德怀、刘**、项英说：

“目前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向国民党及中间派及广大人民说明，贝当路线与英美路线两者的危险性，强调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再坚持1年，世界形势就大变了，目前是准备待机时期。”

10月2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并发彭德怀、刘**、项英说：

“国民党现在发动的反苏**新高潮，一方面是放弃独立战争参加英美同盟的准备步骤，……一方面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国民党愿意替日本担负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将加入英美同盟恐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故何应钦等**活动特别起劲，日本也正在拉蒋、何。”

10月29日，毛泽东收到周**的电报，电文说：“1月期满后，国民党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八路军、新四军在各地的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亦即东讨北锁的高压政策。”

毛泽东立即将这一电报转发给彭德怀、刘**、项英、陈毅。

这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准备发给周**、彭德怀、刘**、项英的电报稿，他写道：

1个月来，英美与日德意在中国的斗争中是异常激烈的。前者要求中国政府变为戴高乐政府，加入英美同盟。“英国的开放滇缅路，美国的借款，尤其是撤侨，都向中国表示英美的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跑到德意日路线，而英美两使坐镇重庆，紧紧拉住蒋介石不让跑掉。”后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抵抗，加入日德意同盟，变为贝当政府。“运城、鄂北两飞机场的停开，阿部的回国，南宁的撤兵，海通社在重庆正式开设，则是表示日本让步和德国劝和的开端。

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在七八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9月已动摇，至10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同盟对华积极化的结果。”

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将上述这份电报稿作了一些修改，只发给八路军、新四军有关部门负责人。

欲知蒋介石究竟要对新四军采取什么措施，请看下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44

第144章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

响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

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

话说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加紧准备粉碎蒋介石严重进攻的指示》中，再次要求华中和皖南，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电文中说：

蒋介石“用武力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严密封锁之，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故我们有考虑应付办法之必要。”

同一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项英的《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行动方针》中，又写道：

“1、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2、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3、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电复。”

项英至此仍迟疑不决，他在复电中说：

“军部北移困难，3支地区太小，也不便移3支区域。”

11月2日，毛泽东致电周**说：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

11月3日，毛泽东又将2日给周**的电报发给刘**、彭德怀。

11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和缓态度，以期延缓**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说：

“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3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做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

毛泽东指示周**说，要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告知他们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介石政权崩溃。“是否适当时机，请求见蒋面陈一次，亦请你考虑”。

毛泽东还指示周**、叶剑英在重庆，李克农在广西，南汉宸在西安加强反对投降宣传，迅速动员各方面舆论，呼吁停止内战。毛泽东要求：“尤要向粤桂军队说明**和投降是一回事，要他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

11月7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示中说：

“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我们过去对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移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以此为中心而痛击之；亲日派从拥护蒋之**政策着手，极力助蒋**，目前蒋还站在投降、加入英美集团或继续独立战争的交叉点上，还要争取他，以期延长抗日的时间，那怕是最短的时间也好。”

11月9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的给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复电“佳电”。“佳电”驳斥了“皓电”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无理要求，揭露了亲日派的**投降阴谋，电文中说：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惊心动魄，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事甚者。”

毛泽东在“佳电”中警告国民党说：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协调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做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在“佳电”中还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考虑到中间势力“希望中共取缓和和缓转的政策”的愿望，中国共产党采取必要的退让政策，允将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11月9日，毛泽东致电周**，说明了“佳电”采取的基本立场是：

“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称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

11月14日，国民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共军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以第3、第5战区主力避免与日军作战，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

第一步，以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再用兵力“肃清”苏北八路军、新四军。

第二步，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属之李品仙、冯治安、王仲廉各部，及由平汉路以西调来之汤恩伯部，分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4区，限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

11月1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今冬华北各部队任务的指示》，规定华北部队的任务是：1、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2、进行一次冬季扩兵运动；3、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4、强化政策工作；5、加强干部之团结及党的团结。

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李克农、项英、刘**、彭德怀说：

蒋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到，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辞以释之，我除在文章（佳电）上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让，有进攻，必粉碎之。“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周**、叶剑英在重庆，陈毅在苏北，李克农在广西，南汉宸在西安，通过各种渠道揭露国民党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明察真情，奋起阻止，形成反对破坏抗战**内战的政治攻势。

11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1、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2、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3、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叶挺、项英说：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物资势必被打散。”

11月27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经多方研究与考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不如由第3支队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妆过封锁线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请中央电示是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以及叶挺与项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进，何人先走？

11月2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1、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2、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

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公布了汪精卫与日本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

11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获此消息，电示周**、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说：

“日军从24日起向鄂北、鄂西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汤恩伯北进**，敌人却西进反蒋，算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1940年12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毛泽东针对这一年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有所放松，粮食没有实现自给比例的问题，在会上强调说：

“经济工作要适应当前的环境，要团结多方面的人，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2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要他回答下列各项问题：

“1、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2、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3、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有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4、某方在第3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竑态度如何？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上准备？”

12月5日，彭德怀指挥的华北百团大战结束。八路军连续作战历时3个半月，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余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047人；拔除据点2993个，毁坏桥梁、车站、隧道260余处；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煤矿5座，割走电线40万公斤。

八路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共计伤亡17000余人。根据地人民死伤无数，仅太岳区沁源1县，群众被杀者就多达5000余人，牲口损失近万头，大部房屋被烧毁，不少村庄完全毁灭。

12月7日，蒋介石批准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下达各部队遵照执行。

12月8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朱德、叶挺发出“齐电”，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在12月31日以前，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941年1月底以前，华中的新四军也要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齐电”还宣称，国民党政府决定：八路军军饷暂发至1940年12月，新四军军饷暂发至1941年1月，以后看是否北渡再定。

12月9日，蒋介石下达手令：

“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18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蒋介石密令第3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说：

“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华，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新高潮，我们当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12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电，电文中说：

“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1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叶、项2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子昆、小姚负责指挥。”

毛泽东在电文中所说的小姚，就是饶漱石。

12月16日，毛泽东电示刘**、陈毅等人说：

“皖南新四军，务须迅速渡江”

12月18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刘为章，要求将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时间，“暂缓移动时间至明春2月半”。

18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重庆形势严重，项英和曾山暂勿离开部队，叶挺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做部署，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12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叶挺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求蒋介石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云逸联系，在对岸做准备。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陈毅说：

“据叶、项电，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处须在江边做周密布置。与韩谈判条件不可过苛，并尊重李、陈各部利益。兴华、高邮地区应保留给韩，我军应停止于兴、高地区，苏北应全部休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

12月25日，皖南新四军渡江受阻。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周**、叶剑英说：

“据项英电称，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舰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退两难等语。请速向蒋交涉下列各点，并电告结果：1、须分苏南与繁、铜两路北移。2、许由1个月时间。3、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4、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4县撤出，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5、保证不受李品仙的袭击。6、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关于目前时局与政策》，即《论政策》。他在《论政策》中提出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过“左”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写道：

“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毛泽东指示全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警惕这两种错误倾向。他说：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毛泽东为了使广大干部和党员全面地统一地了解党的政策，克服右的和“左”的错误，在《论政策》中对政权组织、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人民权利、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军事政策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

关于“三三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论政策》中写道：

“实行‘三三制’，是为了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调动一切力量，争取抗日的胜利，并不是机械地凑足数目。在苏北等处，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党员的数量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以便于吸收广大非党人员参加政权。而在一些最下层的政权，如乡村政权中，中间分子的数量可以有所变通，以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把持政权。”

毛泽东强调：在军队中，尤其是共产党军队的主力中，“决不能实行‘三三制’，要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中共中央在讨论毛泽东起草的这一指示时，发生了严重分歧，突出表现在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政策看法不一致。不仅王明、博古等人否认他们所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就连其他一些领导干部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上的错误。

毛泽东为了等待这些领导人的觉醒，又一次做出了让步，在后来的正式文件《论政策》中，不再提“路线”2字，只说是过左政策。

《论政策》最后虽然通过了，但党内这一批人不认帐甚至赖帐的事实，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全党对过去党的历史，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正确的认识。二是必须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学风、党风、文风不正，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全党才有巩固的团结，才能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部队。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必要研究一番党的历史，把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把正确与错误弄明白。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全党认识，才能在未来的斗争中保持步调一致，保证党的事业健康向前发展。所以，毛泽东决定着手编辑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他决心把这些历史的东西展示出来，要让全党都了解共产党的历史。

会后，毛泽东开始筹划并主持编辑《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部大型历史文献。毛泽东呕心沥血，阅读了大量历史文献。他在王首道、陈伯达和胡乔木的协助下，历时将近两年，终于编辑完了这两部历史文献。其中，《六大以前》收入了1922年3月至1928年6月各类历史文件199篇。

是年冬，毛泽东的警卫员高富有的父亲从山西老家来延安，硬要拉他回家结婚。高富有陪父亲逛完延安市场返回杨家岭，毛泽东乘吉普车在他们面前戛然而止，车上的警卫员招手让高富有上车。高富有知道毛泽东在车上，不肯上。毛泽东拉开车门，探出头，指着高富有的父亲问：

“这是你什么人？”

“是我父亲。”

“你还有位老人家，上车，上车。”

毛泽东显得特别亲热，他下了车，不由分说推着高家父子上了车。毛泽东问问他们家乡的生产和他们家的生活情况，高富有的父亲说着说着扯上了高富有的婚事。毛泽东笑着对高富有说：

“你不回去，他老人家就不走，这可怎么办呢？再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

在杨家岭分手时，高富有的父亲高兴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真好，你真好！”

几天后，毛泽东想出了一个办法，安排高富有到清涧县的裕里村，又派人把他的未婚妻从他们老家的敌占区接来，为他们办理了婚事。

1940年底，博古从南方局奉调回延安，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职务。

12月下旬，顾祝同即以7个师8万余人在泾县、太平间布成袋形阵地；第2游击区冷欣也做好了截断苏南、皖南共军联系的准备；李品仙以第176师准备在江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

12月25日，蒋介石约见周**，他说：

“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今天是4年前共患难的日子，还是和你谈谈话为好。”

周**明白蒋介石所说的共患难的日子，就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被释放的那一天。只听蒋介石接着说：

“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抗战4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打内战吗？愿意塌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16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开到河北，其实是我为你们着想。如果非留在江北，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我这些话没有向外人说，我可以向你说，你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同志：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

多么经典的一段台词！蒋介石这一番表演可真叫绝，他正是靠着这一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征服了中国大大小小无数个军阀头目，也把共产党内不少的领导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这可真是：古来名伶代代出，唯有今朝出得绝。

抚肩挎肘虎哥们，摩顶拍腚狼外婆。

再说周**从蒋介石那里出来，一回到住所，马上将他的谈话报告给中央，他说蒋介石承诺说：

“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保证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

周**又说，蒋介石的话是靠不住的，他是在吓、压之余，又加哄之一着。而此时的项英已为严重的敌情所吓到，迷惘自乱，不敢下定北移决心，反而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

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人的复电，他在电文写道：

“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1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项英说：

“关于销毁机密文电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

欲知皖南新四军能否顺利突围，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中共中央在讨论毛泽东起草的《论政策》时发生的严重分歧，是毛泽东决定进行延安整风的主要起因。时至今日，中共中央中的多数人不承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路线错误，这一批人对此讳之莫深，一触即跳。可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时期采取的策略，是多么的具有远见。可见毛泽东要以史为鉴，教育全党汲取历史的教训，不要在新的条件下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是多么的艰难。死老虎也挡道，由这些人占着茅坑处处掣肘，正确的方针政策自然是难以推行。于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计划在毛泽东的心中酝酿形成了，提拔新人！整顿党风！终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场战略决战。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45

第145章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

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话说1940年12月27日，毛泽东仍然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最后的努力，他一面让周**继续同蒋介石交涉，要蒋介石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新四军江南部队遵令北移，祈饬庐、巢、无、和、含、滁地区贵属勿予妨碍，并予以协助，以利抗战，特此电恳，敬盼示复。”

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给项英的电报中，再次严厉批评了他犹豫迟疑的态度，电文中说：

“若不迅速北移，必然遭到极大损失。”

12月29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和第3战区的计划，国民党第32集团军，制定了《进剿匪军计划》。计划明确规定：

“以策应苏鲁友军作战，决先扫荡苏南、皖南一带匪军匪党为目的，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

12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说：

“目前时局还不能说**高潮已开始下降。”华中我军部队应统一指挥，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为政委，党的工作统一于中原局。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转达周**29日来电意见说：

“据**电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4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2月31日，毛泽东在为书记处起草的《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还转》的电示中说：

“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令江南部队迅速北移。自朱、彭、叶、项‘佳电’发出后，不论其如何谩骂与进攻，党中央与朱、彭、叶、项暂时都不去理他。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态度。”

毛泽东在电示中还说：

“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有误。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和华中。”

12月底，蒋介石下达密令将新四军皖南部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此时，顾祝同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采取“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的方针，已经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

1941年1月1日，新四军军部致电中共中央说：“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电文中没有说明他们转移的具体路线。

1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1月4日夜，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1个教导团、1个特务团和第1支队、第2支队、第3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分3路由军部所在地泾县的云岭及罗里村等地向南进发。

项英提出要“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他命令部队向东南走，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到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从镇江以东渡江北上。这条路线对新四军非常不利：在政治上，向国民党后方行动，无异于授柄于国民党，他们可以说新四军是要进攻他们；在军事上，向国民党重兵扼守方向行动，无异于自投罗网。

此时，国民党利用有利地形，布下了重兵，计有新7师、40师、52师、79师、108师和临时从苏南调来的62师、从太平调来的川军144师，以及从铜陵、繁昌调来的原为江防用的两个炮兵旅，共8万余人。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的部署是：

以国民党第25军军长张文清，为“剿匪右翼军指挥官”，以国民党第32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为“左翼军指挥官”，率部堵截新四军东去之路；以第23集团军司令唐式遵指挥的79师、62师，堵截新四军南去之路。这些部队分别于1941年1月3日之前到达指定地点，修筑碉堡工事，早已形成了对皖南新四军的袋形包围。

1月5日下午，皖南新四军到达大康王、茂林、潘村铜山等地，先头部队1个团在山口隘路遭到国民党第40师阻击，双方发生争夺战。

1月6日，国民党军第40师主力投入战斗，第144师、52师、79师迅速向新四军进逼。

1月7日，毛泽东获悉新四军被围后，立即与朱德、王稼祥电示叶挺、项英说：

“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国民党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毛泽东将皖南新四军被围情况转告在重庆的周**，指示他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

1月7日下午，新四军3个营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于黄昏时分攻克了星潭，乘胜向廊桥河进击。3个纵队只要会师廊桥河，部队就可以冲出包围圈。可惜的是，新四军军部与前方部队没有拉电话线，此时军部不知道星潭已经被前锋拿下，项英还在百户坑主持召开临时军事会议，而且一讨论就是7个多小时，丧失了宝贵的突围时间。

项英在袁国平、周子昆的支持下，否定了叶挺坚决攻下星潭突围的正确主张，改令部队立即后撤，向西南方向行动，走高岭绕道去天目山，坚持游击战。

1月8日凌晨，皖南新四军向石井坑方向转移，遭到国民党军第79师和新7师的拦截。项英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经与叶挺、周子昆、袁国平、李一氓、饶漱石研究，决定重返云岭，从铜陵、繁昌间渡长江北上。由叶挺亲赴第一线指挥战斗。

1月8日夜，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擅自离开了军部。深夜11点左右，叶挺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离队的情况报告了中央。

1月9日凌晨3时，中共中央复电说：皖南新四军全体同志，现在你们的处境十分危急，希望全军同志团结在叶挺同志周围，克服困难，急取胜利。“新四军皖南部队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

1月10日下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回到石井坑大园村军部。项英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

“我们的事中央知道吗？”

“已经知道了。”

“中央的意思呢？”

饶漱石没有回答，拿了一份电报给他看，电报上说，一切军事指挥由叶挺负责，政治工作由饶漱石负责，要想尽办法突围，保存革命力量。项英把电报还给饶漱石，说：

“好吧，既然中央有命令，那你们就负责指挥吧。”

袁国平对叶挺说：

“军长，我向你检讨，我犯了右倾的错误。”

项英说：

“这一切由我负主要责任，如能生还，我将向中央检讨。”

1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刘**、叶挺：

“叶挺等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等指挥，执行北移任务。”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指示叶挺等人，速谋突围东进或北进。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连续致电周**、叶剑英说：

“新四军在茂林地区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有全军覆没之可能，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最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

1月12日，新四军军部秘书、《渔光曲》的作者任光，在突围中牺牲。下午，东流山失守。晚上，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叶挺作了最后一次讲话，他说：

“现在全面突围，走西北角穿过凤村，向铜、繁挺进。集中突围如果不成，就分散突围，过江后到无为会合。明月有缺也有圆，人生有散也有合，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突围开始后，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又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由于国民党军已经封锁了山口，饶漱石主持召开新四军党组织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挺、李一氓、张元寿、钱俊瑞、余立金、王聿先等人。饶漱石对叶挺说：

“你是否可以到3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新四军去？”

叶挺说：

“现在谈判是没有条件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10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再也不能有第二次了。”

饶漱石说：

“过去的那些暂时不谈。这一次，是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派你去的，我自应向党中央报告，在座的同志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回到部队，就可以证明是党派你去的。”

叶挺沉思良久，说：

“好吧，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的，我就服从。”

叶挺先派了两个参谋，拿着他的名片下山联系，被国民党军扣留。叶挺又带着王聿先、黄炳生、徐冬梅和几个侄子叶育青、叶一舟、叶钦和、叶天流、叶福如，还有两名警卫员和副官、秘书，一行13人下山前去和国民党谈判，被上官云相扣押。

1月13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通电，抗议蒋介石包围皖南新四军的无耻行径。蒋介石一面诡称：已电告顾祝同查询真相，一面密令国民党部队，切实执行已定的“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计划。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周**、刘**、陈毅、彭德怀等人说：

“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高潮。”

就在14日这一天，皖南新四军指战员们经过七昼夜的英勇拚杀，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阵地完全被国民党军占领。除黄火星、傅秋涛、江渭清等约2000人突围外，其余7000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和失散，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来查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等20多人突围后，转到内覃仓东面的田坑里。一天中午，天气晴朗，项英脱了衣服晒太阳捉虱子，暴露了他身上保存的黄金、银元、钞票和首饰。一天晚上，军部副官刘厚总借着雷雨先打死项英，又打死周子昆，打伤警卫员黄诚，把项英身上的财物揣进怀里逃跑了。

后来中共中央在《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里说：“项英口口声声服从中央，实际上是阳奉阴违。”

皖南事变发生后，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在南京召开庆祝大会，他说：“蒋介石近来没做过一件好事，只有这件事做得不错。”

1月15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周**、叶剑英说：

“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裂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1月15日，刘**提出“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的建议。

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等人根据国内外的形势，研究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击，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2次**高潮。

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同时，他又下令调集20万军队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国民党发动的第2次**高潮达到了顶峰。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即致电周**说：

“蒋1月17日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因为他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破裂是他发动的，我们应该捉住1月17号命令，坚决反攻。”“蒋以为我们怕破裂，我们须表示不怕破裂。”

1月17日，周**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他又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在《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被国民党当局扣发后，指示报纸刊出了他写的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的谈话》。同时决定：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介石呈报任何文电。

《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说：

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

指示决定对于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事变提出严重抗议，彻底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的政策。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刊物、报纸、会议无情地揭破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倒行逆施的反动罪恶。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做好作战的充分准备。

1月18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的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痛斥蒋介石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呼吁一切爱国军民同胞、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与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少数亲日分子及民族败类，打破他们的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无耻阴谋。”

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华中各解放区军民严阵以待，并纷纷发出通电，强烈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八路军也做好了随时配合新四军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进攻的准备。周**和南方局工作人员，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多种方式，向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各界群众和外国记者、外交官等宣传皖南事变的真相，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暴露在国内外人士面前。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支持。

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宋庆龄等人多次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剿共”内战，指出已“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部疑虑”，要求他们“慎守总理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宋庆龄还指示在1939年1月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给新四军送去大批物资、医药和资金。毛泽东很是赞赏。

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行动表示不满和愤慨。章伯钧等同共产党代表交换意见，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推进民主改革和反对内战。

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等致电国内，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制造分裂。

1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发出《关于皖南事变后在政治、军事、组织上所采取的步骤问题》的指示。指示说：

中央根据蒋介石计划各个击破、先打新四军后打八路军的情况，确定陕甘宁边区军事不作新的调动；华北方面照原计划按步去做，惟增加紧张性；华中准备打长期的游击战，以有利我军不利**军为原则。

指示还说：

“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的步骤。在政治上全面揭露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手。在组织上，拟准备撤消各办事处。”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命令他们：“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说：

“此次皖南**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4个字来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7个师的围歼计划出现了，于是1月17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1月2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人通电宣布就职，呼吁全国人民“拒绝内战，一致对敌”。

1月24日，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集中全力**，日军乘虚向河南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仓促应战，丧师失地。日军连续侵占了确山、驻马店、遂平、西平、舞阳、项城、沙河店、象河关、蒙城、涡阳、周口等地。

1月25日，新四军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在苏北盐城组成新的军部，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扩编为新四军，共有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其建制是：

第1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主要活动于苏中地区。

第2师师长张云逸（兼），后由罗炳辉接任，政治委员郑位三；主要活动于皖东地区。

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主要活动于苏北地区。

第4师师长彭雪枫，政治委员邓子恢；主要活动于皖东北及津浦路以西地区。

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主要活动于鄂豫皖地区。

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主要活动于苏南地区。

第7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主要活动于皖中地区。

1月25日，中共中央在给周**的通报中说：

我们的方针是“政治上取全国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我们1月20日的策略，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我党的方针是捉住皖南事变和‘一.一七’命令不放，除非蒋取消这个命令，并实行我提出的12条。”

1月25日，周**将毛泽东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12条，当面交给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冲，要他转交蒋介石。

国民党顽固派的**高潮，在国际上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因为要中国继续抗战，也表示不满。各国使节纷纷往访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反对中国分裂。美国政府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强有力的反击，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呼声和压力，使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们不得不收敛**活动。

1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发表演说，他力图缩小皖南事变性质的范围，辩称：“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他问题。”

蒋介石被迫提出妥协办法：允许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允许将新四军编入八路军，增编一个军。中国共产党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办法。

1月30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说：

“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日，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国事件。”“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党到华北，破坏日本利益。”

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说：

“在蒋介石未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但必须坚持十二条，不再谈北移、扩军、边区等问题。”“只有这种尖锐对立的政策，才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因为，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能团结全党全军，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争取中间派，才能孤立已经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才能抵抗日寇与亲日派的联合进攻，才能抵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步骤，才能经过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之后，克服蒋介石的反动，达到争取新形势下的时局好转之目的。”

欲知毛泽东如何进一步斗败蒋介石，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项英该死！这个一贯自诩为“游击战专家”的党内蠹虫，聪明反被聪明误，以其一己之愚，累及一代名将，坑害了九千工农子弟，葬送了七千壮烈之士。饶漱石该死！他明知事不可为而强为之，继项英之后，竟然以党自居，白白将叶挺送入了虎口。叶挺也是命多乖舛，一生坎坷，正像他所说的，南昌起义失败后，离开了党组织；如今回到了革命队伍里，以一个党外人士负责军事指挥，又处处受到掣肘，遇上的净是一些虎狼之徒，奈何？他倒霉的事还多着呢，请诸君继续往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