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100章导读表在16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130

第130章

“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小米饭养人哩！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

话说1938年2月27日，王明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王明、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这次会议一直开到3月1日才结束，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推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应召在2月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

2月27日，王明在会议上作主要发言。王明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上，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他说：

“反对不要中央政府的倾向。”“现在边区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公开活动。”“八路军新占的区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中央政府。”

王明在军事上提出了7个统一：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供给，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王明主张八路军、新四军要进行正规战，他说：

“确定和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此时，国民党正在华中拼命抵抗，中国共产党内对如何抗战也没有统一意见。王明的意见，引起了在王明回国之前就主张打大仗打运动战的那一部分人的共鸣。所以，王明的主张再度为与会多数人所拥护。

就在这紧要关头，跟着王明一起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康生，却反对王明的意见，他当着王明的面说：

“我们这些人谁也比不上毛泽东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我们这些人怎能够坐在这里开会呢？还不和张国焘一样断送了红军？这个历史的错误，我们再也不要犯了，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2月28日，毛泽东作了《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作用》的长篇讲话。任弼时、张闻天、康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1938年3月1日，王明作了长篇总结。毛泽东作了另一个演讲。

王明、博古等人在武汉的活动，对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事业已经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是时，武汉战事吃紧，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在会上提议说：

“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了。”

会议在表决毛泽东的提议时，只有康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其余人都同意王明继续去武汉。

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再度获得成功。其主要原因，一来是他是由共产国际派回国内的，有着耀眼的头衔。他还声称，他所说的都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主张。二来是此人一谈起马列著作就滔滔不绝，善于蛊惑人心。所以，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一时蒙蔽了不少人，政治局中绝大多数的与会者都赞同或附和他，致使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占了统治地位。但由于毛泽东及其他人的抗争，王明虽然在两次政治局会议上占主导地位；可这两次会议却都没能通过一个正式决议或形成一个统一文件，这就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限制在局部范围和地区。

任弼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受毛泽东派遣，立即赴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情况，清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国际所形成的错误影响。他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请求苏联政府给予八路军武器援助。

再说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后，已是昏昏然飘飘然了，他认为，到七大时自己坐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宝座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他在武汉的工作中，便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目无党规党法，随心所欲，乱来一气了。他经常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将个人凌驾予组织之上。这正应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就在此时，另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了一件大事，以至于影响了他整个一生。这个人就是林彪。

3月2日，林彪穿着在战斗中缴获来的日本军大衣，骑着东洋大马，带着115师直属队的十几个人，路经阎锡山第19军防区内的山西隰县千客庄，驻防的19军哨兵误以为林彪一行是日本的骑兵来了，慌乱中也来不及辨别真假，对着他们就开了枪，其中一枪打中了身经百战而从未受过伤的林彪的胸部。

115师政委罗荣桓立即将林彪受伤的情况，电告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毛泽东马上回电指示，将林彪送回延安疗伤；命令343旅旅长陈光代理林彪师长职务。

林彪的伤势看起来并不算很严重，在进行简单的包扎后，一直到黄河边，林彪都是自己走的。林彪一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人多次到医院看望他。延安各机关、各学校的负责人和师生们也纷纷到医院慰问他。

林育英得知堂弟受伤回到了延安，也立即到医院看望他。林彪一见到林育英，吃力地握着他的手，说：

“日本人没打着我，却意外地被国民党的哨兵给伤了。真没有料到。”

林育英惋惜地说：

“当初，咱们弟兄离开延安的时候，都下了决心，一定抓住这次到前线的机会，多消灭一些日本鬼子，为中华民族争口气。没有想到几个月的时间，我因病回了北方，你又因伤回了延安。”

林彪难过地说：

“我这回伤得比较重，恐怕一下子难以上前线了。”

林育英安慰他说：

“养伤不能急，还要心情愉快。你个性内向，不爱讲话，养病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此后，林育英每隔一两天总要去看看林彪。

林彪本来就有神经衰弱症，这一枪又伤及他的脊神经，日后给林彪带来了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由于长期使用一些吗啡和杜冷丁之类的药物，久而久之，反而服药成瘾，还逐渐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此是后话，容后再叙。

再说3月3日，毛泽东参加了陕北公学6至10队的毕业典礼，他给学员们的临别赠言是：

“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的缩影，是进步的中国缩影，有陕北公学中国就不会亡。”

3月初，有人从苏联给毛泽东带回来了两个儿子的照片，毛泽东高兴得一遍又一遍地看个没完没了。

原来，冯雪峰于1936年在上海费尽许多周折，终于找到了流落在上海的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毛岸英哥仨原是安置在董健吾家里的，因白色恐怖日甚一日，董健吾只好去了武汉工作。这样，毛岸英兄弟3人的生活就无着落了，他们终日流浪街头，居无定所。岸英、岸青到烧饼铺当学徒，因为受不了老板的打骂，就又靠卖报、捡破烂、帮助推人力车维持生活。老三毛岸龙年纪尚小，终于与两个哥哥失散，从此杳无音信。一种说法是他经不起多次折腾，病饿而死。究竟是死是活，后人不得而知。他唯一留在世上的是一张在大同幼稚园与小朋友们的合影，透过那张泛黄的照片，他那充满稚气的脸依稀可见。

有一次，毛岸青在街头卖报时看到了一则让他十分震惊的消息，上面写着：

“军息：伪中央区所属之伪师长毛泽覃（系毛泽东胞弟）前因我军积极搜剿，乃率领残部，鼠匿瑞金东之黄鳝口东北大山中，本月26日，经我毛炳文部24师汤团，在该处搜获，该匪顽抗拒捕，遂为我击毙……”

毛岸青看着看着，眼泪模糊了双眼，心里想：妈妈死了，小叔叔死了，小弟弟失踪了，这是谁的罪过，我要报仇！他从口袋里掏出半支粉笔，在漆黑的电线杆上写下了“打倒帝国主义”几个字。突然一个巡捕和一个便衣特务跑过来，对他一阵拳打脚踢，岸青倒在水泥地上。在另一处卖报的毛岸英闻讯赶过来，见弟弟已经昏了过去，鼻孔、眼角流着鲜血。一个黄包车工人帮忙把他们送到他们居住的破庙里。没有钱请医生，同在一个破庙里的流浪儿搞来了姜汤、红药水。毛岸青苏醒了，可他的耳朵听不见声音了，他被打成了脑震荡。1936年6月底，地下党组织通过张学良介绍，趁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祺一同带出国。1937年初，李杜一行人几经辗转，又经巴黎，终于到达了莫斯科，先后在莫斯科郊区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和伊万诺夫城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

再说3月4日，毛泽东请去苏联的人带给儿子一封信，他在信上写道：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的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地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给我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

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

此时的毛岸英、毛岸青不仅得到了父亲的关爱，同时也得到了贺妈妈的关心。这是在3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贺子珍去看望毛岸英和毛岸青。

一位叫阿烈耶夫的老师领着一个30岁上下的女干部模样的人，来到毛岸英、毛岸青在儿童院的住处。阿烈耶夫叫着他们的俄文名字说：

“谢廖沙，戈勒，你们瞧她是谁？她是专门来看你们的。”

毛岸英哥俩一愣，心想，我们没有亲人在这里，怎么会有人专门看我们呢？他俩打量着来人，只见她浓眉毛，大眼睛，瘦长的个子，温和的脸庞上带着微笑。她回头问阿烈耶夫说：

“他们就是岸英、岸青吧？”

阿烈耶夫说：

“是的，他是哥哥岸英，又叫谢廖沙；这是弟弟岸青，叫戈勒。”

阿烈耶夫介绍罢，又对毛岸英哥俩说：

“她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刚从中国来，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是的！我就是贺子珍，到苏联后改名叫文英。”贺子珍脸上洋溢着笑意，亲昵地说：“你们的爸爸可想你们哪！”

毛岸英哥倆从妈妈杨开慧牺牲后，便失去了母爱，“妈妈”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说是太生疏了。他们既不向贺子珍喊妈妈，也不向她打听爸爸的事儿。

“你们父亲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他常常念着你们呢！”

贺子珍见两个孩子不说话，又这样说。阿烈耶夫见他们已经接上了头，招呼贺子珍坐下来，就走了。

贺子珍见他们哥俩的床铺又脏又乱，就把拎来的水果放在桌上，为他们收拾起来。整理好后，又弯腰把床下清理好。把他们的脏衣服卷起来，拿到河边洗净、晾开。毛岸英哥俩看到贺子珍忙里忙外，觉得过意不去，也就跟着干起来。忙完了，3个人才坐了下来。贺子珍把削了皮的苹果送到毛岸英和毛岸青手里。毛岸英也忙泡了一杯热茶送到贺子珍面前。

贺子珍所在的东方大学离儿童院不远，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她总要带些物品去看毛岸英哥俩。她把每月发给她的红军干部70卢布的待遇费，除了自己的必需开支之外，剩余的全用在了小哥俩身上。渐渐地，小哥俩也就到贺子珍住的共产国际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去玩。1938年5月，毛岸英、毛岸青感到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贺子珍，不知道她是生病了还是回国了，就决定去看看她。哥俩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刚出生的小男孩，他们明白，这是父亲的又一个儿子。

“哎唷，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

毛岸英盯着那小脸上打着褶的小男孩，左端详右端详，那高高大大的额头，很像爸爸，就连鼻子眼睛也都像爸爸。

“对，小弟弟还真像爸爸。”

毛岸青说着就去轻轻地摸他的小手腕，逗着他玩。贺子珍见小哥俩高兴，就说：

“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

从此，贺子珍的小房间，就成了贺子珍和毛岸英哥俩团聚的家，贺子珍给他们讲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讲他们的爸爸，也讲自己负伤的痛苦经历，还给他们唱江西民歌。毛岸英也帮助贺子珍学习俄语。

贺子珍满月后，就把孩子送到了婴儿室，自己则进了东方大学读书。孩子在10个月的时候，患了感冒。那几天，孩子的情况不太好，贺子珍怕影响学习，不想请假，仍然把孩子送到婴儿室。婴儿室的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孩子转为肺炎，还没来得及送医院抢救，就夭折了。贺子珍流着泪把孩子葬在郊外的一处公墓里。

有一天，毛岸英哥俩再次回到这个温暖的家里时，发现贺子珍变了，她变得衣衫不整，也不梳洗，无力地和衣躺在床上，好像突然间苍老了许多。再一看，贺子珍泪流满面，两只眼睛痴痴地、呆呆地，没有了往日的一点神色。毛岸英诧异之际，突然发现小弟弟也没有在房间里，就急切地问：

“弟弟呢？小弟弟呢？”

贺子珍闻言，忍不住悲痛地嚎啕大哭起来。毛岸英这才知道可爱的小弟弟因感冒转成肺炎，还没等送到医院就夭折了。毛岸英哥俩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如涌泉般地哭了起来。毛岸英劝贺子珍说：

“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

贺子珍闻言，突然停止了哭声，从床上起来，一把将毛岸英哥俩紧紧地搂在怀里，“儿呀，儿呀！”不停地叫着。毛岸英、毛岸青感受到了母亲的温暖，也忍不住叫着“妈妈”，3个人顿时抱成一团，哭成了一团。

后来，毛泽东再婚的消息，隐隐约约地传到了毛岸英哥俩和贺子珍的耳朵里，贺子珍还不怎么相信。毛岸英和弟弟想方设法，使她高兴，有时说故事，有时讲笑话。但是，他们俩谁都闭口不提他们总会想到的一个人——他们的爸爸毛泽东。此乃一段人间悲情，容后再叙。

3月6日，毛泽东给彭雪枫回复了一封电报。

彭雪枫是在3月1日致电毛泽东，他建议说：从目前山西战局及陕北三边形势看，我军有以陕南、豫西及川北之通南巴这一地域做大后方的必要。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雪枫：

电悉。甲：观察甚当。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望以大力发展该区工作。乙、干部可从抗大、陕公毕业生酌派一部给你们，并望从豫南各县优秀青年中挑选最好的40名送抗大学习。丙、经费不足可否斟酌考虑向民众募捐。河南局面不久将变化，熬过短时期就有办法。丁、你们中心根据地在何县何区？派人来走何路到何地与何人接触？即告。陇海路即将隔断，要指出走商南、淅川、唐县至泌阳、桐柏这几条路。

毛泽东

1938年3月，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和毛慎仪与文静纯的女儿章淼洪，在表哥文赐生的护送下，通过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辗转来到了延安。

原来，王淑兰在1937年突然接到了多年中断关系的毛泽民从延安的来信，他要毛远志到延安学习和工作。是年年底，王淑兰把女儿送到长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安排毛远志和表姐章淼洪同赴延安。

毛远志来到延安时，她的爸爸毛泽民和钱希钧已经去苏联治病去了。她在到延安的第二天，只好先去看望伯父毛泽东。毛远志带上了妈妈托她带给毛泽东的云片糕，毛泽东见到远道而来的侄女，非常高兴，他吃着云片糕，说：

“好吃，好吃！多年没有吃到家乡的东西了。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毛远志回答说：

“妈妈送我到了汉口，又折回湖南去了。”

“那里工作需要，就回去吧。”毛泽东边吃边说：“四嫂是很会说话的，死人也会被她说活。你还有个大哥，你知道么？”

“不知道。”

“可惜他活到7岁时，得了肝炎，发高烧，送到长沙医院治疗，不料洗了个澡就死了。”

毛远志想起妈妈嘱咐的话，便对伯伯说：

“临行前，妈妈一再交代我说，伯伯干的是大事，要我到了延安后要好好学习，要靠自己奋斗，不要打搅您。”

她还说要参加八路军，要去抗大学习。毛泽东说：

“你年龄还小了点。”

说着顺手在纸上写了5个字让毛远志念，毛远志连一个字也不认识。毛泽东笑着说：

“你应该先补习基础文化，有了一定的文化，再去抗大或别处学习。”

“我就是盼着能上学读书。”

“那好！”

毛泽东提笔给滕代远写了封信，请他送毛远志去延安鲁迅小学读书。毛远志又和伯父说了一会儿话，不便久留，就要告辞。临走前，她向大伯讲述了妈妈讨米干革命的经历，向大伯提出建议说，组织上是否可以给予妈妈一点资助。毛泽东没有立即答应，要她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向上级反映。

后来，毛远志将她妈妈的情况反映到陈云那里，陈云说：

“需要寄多少钱？”

毛远志说：

“20元就够了。”

陈云说：

“不算多。你提出的要求太低了。”

毛远志刚到延安，不习惯吃陕北的小米饭，加上她有胃病，有时就到食堂找米饭锅巴，用热水泡泡吃。毛泽东的一位秘书看到了，给了她一块钱，叫她每天花5分钱买碗粥喝。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把毛远志叫去，说：

“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小米饭养人哩！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

毛远志听了伯父的劝告，开始练着吃小米饭，很快也就适应了。

欲知毛泽东的亲人们后来的情况如何？请看后边的叙述。

东方翁曰：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及“三月政治局会议”可真够凶险的！张闻天要让出总书记在先，周**让出长江局书记在后。更严重的是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除了在国外的王稼祥之外，在国内的只有康生、任弼时、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作用》的讲话精神；而在关于王明去武汉的问题上，只有康生一个人支持毛泽东，其他绝大多数高层领导人几乎全部反水，站到了王明一边，毛泽东又处在了十分孤立的地位。遵义会议后刚刚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却又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毛泽东为挽救危局，不动声色地派出了任弼时，后来又派出了刘亚楼，他要来一个釜底抽薪，的确是高明之举！也是中华民族之幸！

说多了都是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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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毛泽东大传——131

第131章

“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胜利的道理。”

话说1938年3月11日晚，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办公厅主任，为准备第二天将要召开的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请郭化若去书写几副挽联。郭化若看了几位老领导写的挽联稿，觉得有的写的不妥，但他又不敢擅自修改，就派人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

晚11时，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稿子送回来了，郭化若看着改动过的稿子，既符合挽联的格式，又讲究平仄，还有新思想新风格。他开始挥笔书写。毛泽东新改的稿子又送来了，郭化若觉得一幅比一幅改得好。

大约凌晨1时半，毛泽东办公室又陆续送来了稿子。郭化若一看，这稿子是毛泽东亲自拟的，一幅接一幅地送来，一共有3副。郭化若非常惊叹毛泽东过人的精力，愈是到深夜，精神就愈旺盛，挽联也一副比一副更精妙。郭化若兴奋地写了起来，等他写完了，毛泽东的手稿一副也找不到了，这些手稿都被大家抢光了。

毛泽东亲拟的3副挽联，郭化若当时都能背诵出来，可是后来，他只记得其中的一副挽联内容是：

国共合作的基础如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3月12日，延安各界召开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

“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东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已经打了八个月，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

有人请毛泽东为他题词，毛泽东写道：

“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胜利的道理。”

3月21日，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王明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不经中共中央批准，就将提议同时送交中共中央和国民党。

毛泽东接到这个提议后，他认为王明起草的提议，有许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没有明确。

3月21日这一天，萧军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延安，他一走进陕甘宁边区招待所，就迎面碰上了昔日左翼文化运动时期的老朋友丁玲。丁玲问起他的情况，萧军说：

“年初以来，我应李公朴的邀请，一直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艺指导，如今要去五台山参加抗日游击队，可惜有战争，路不通了，只好先住下。”

萧军，东北流亡作家。他青年时期曾在张学良的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九.一八”事变后，萧军、萧红夫妇从东北辗转到了上海，在鲁迅的帮助下，两人在文学上进步很大，其作品《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呼兰河传》在全国和上海有一定的影响。“七.七”事变后，两人又回到了北方。后来二人分手后，萧红去了香港，萧军辗转来到了延安。

3月22日上午，丁玲与聂绀弩一起来见毛泽东，汇报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情形，顺便提起了萧军不请自来延安的情况。

毛泽东对萧军闻名已久，知道他是鲁迅亲手培养起来的左翼作家，以中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震动文坛，于是就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到招待所看望萧军。

和培元来到招待所，向萧军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并提出可以安排时间让他见一见毛泽东。一向以武人自居的萧军一来是年轻孤傲，从不愿与政治人物打交道，二来是对毛泽东缺乏了解，所以就婉拒道：

“我是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的，到延安是路过，呆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

丁玲回到招待所，见到萧军，不无责备地说：

“既然来了延安，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当去见一见的。”

萧军闻言，也觉得自己有失礼貌，便点头答应去见毛泽东。正说话间，毛泽东已经来到了招待所，只见他身着一套半旧的灰色军装，亲切地与丁玲、聂绀弩、何思敬等人一一握手。丁玲把萧军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上前一步，紧紧握着萧军的手，关切地问长问短。尔后他邀请众人与他一起在招待所共进午餐。

年轻气盛而又十分自负的萧军，深深地为毛泽东这种礼贤下士、谦恭友好的态度所折服了。

在几十年以后，萧军面对记者的提问，依然感慨万分地说：“毛主席主动来访，是看得起我，那伟大的不是我，而是他。”

且说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宴会，欢迎新来延安的何思敬、萧军、徐懋庸等七八个人和从前线归来的丁玲、聂绀弩等人。

徐懋庸曾任上海“左联”常委、秘书长。1936年“左联”解散后，在上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他在8月1日给鲁迅的信里，说了一些错误的话，于是鲁迅就发表了题目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严厉地批评了他。此后，徐懋庸心情很苦闷，处境也很困难，他只好于1937年底从上海出发，奔赴陕北，辗转了数月，终于在1938年3月间才来到了延安。

且说宴会开始后，张国焘首先致词，然后请萧军等人发言。萧军、徐懋庸和丁玲推让了一番，徐懋庸就开始发言，他说：

“我来到延安以后，感觉延安人与人的关系与上海不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使得是非容易分清，并能增强团结，不像上海那样，很多嘁嘁喳喳，是非难分，不易团结。在上海的‘两个口号’之争中，我虽然觉得有错误，但是非的界限还是很模糊的，所以要在延安很好地学习。”

接着，丁玲报告了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情况。然后是萧军发言，其大意是不同意延安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说是这一方针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

最后是康生讲话，其主要内容是阐述党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政策。萧军竟听不下去，中途退席了。

3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8项建议。其中第2项建议是：“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

中共中央要求王明将此8项建议提交给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3月下旬，由李宗仁指挥的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台儿庄战役开始了。毛泽东在此时又提出了新的战略计划：八路军在山区游击战争蓬勃开展的同时，还应该将游击战争扩展到平原地区，建立平原根据地。他在致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说：

“河北全境及山东境内乃到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因此考虑八路军进入河北，转入山东及安徽敌后作战。”

3月下旬，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说，抗大一些担任党政工作和教学任务的干部，不安心留在后方，纷纷要求上前线去。他请毛泽东去给干部们做做思想工作。

毛泽东来到抗大召集了干部会议，他首先说，大家的工作很辛苦，向大家表示问候和感谢；然后说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各界一致拥护党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目前一件迫切需要办的事，是办一所全民性的大学校，培养我党我军的抗日战争的领导干部，这个任务落在了你们抗大全体干部的肩上，你们是干部的干部，工作岗位十分重要，也十分光荣。

现在全国人民心向延安，因为清凉山上有3面大旗：一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二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爱国的进步人士，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跋山涉水，向延安涌来，要求学习抗日救国的本领，要求学习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要求学习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应该怎样接待他们呢？我们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把他们培养成革命的骨干。

你们要求离开学校到前方去，直接参加对日寇的作战，这种精神可嘉，主观动机很好，但是不符合革命形势的客观需要。学校是母鸡，下出来的蛋是干部，允许你们上前线，把学校关门停办，等于杀鸡取蛋。前方确实迫切需要大量的领导干部，可是要把帐算清楚，究竟是你们这一两百人去前方起的作用大，还是经过努力工作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干部去前方起的作用大？是留着母鸡下蛋好，还是杀鸡取蛋好？请大家做结论吧！”

毛泽东最后鼓励大家说：

“希望你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下决心在抗大工作20年，不要辜负人民的期待，不要使那些等待进抗大学习的男女青年们失望。”

这一时期，毛泽东要罗瑞卿为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写一本书，论述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作为抗日战争丛书的一部分。毛泽东为了使罗瑞卿专心写书，让罗瑞卿搬到凤凰山与自己同住。罗瑞卿也非常高兴同毛泽东在一起，这样，他在写作中，遇到难点和疑问，就可以随时向毛泽东请教。

在罗瑞卿写书期间，毛泽东常常主动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对他的写作进行指导，使罗瑞卿在思想上、理论上受益非浅。这本书写成付印时，毛泽东又为他提写了书名：《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罗瑞卿平时对己对人都要求得非常严格，使一些人对他敬而远之。毛泽东开导他说：

“你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还要有必要的灵活性，注意团结同志。”

后来，毛泽东还在一封信中告诉他说：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3月29日早上，毛泽东已经工作了1天1夜，他告诉警卫员翟作军说：

“下午我要到陕北公学去作报告，你在两点钟叫醒我。”

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翟作军轻轻推开毛泽东的房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只见毛泽东侧着身子睡得正香，就不忍心叫醒他。翟作军心里想：“主席太辛苦啦，叫他多睡一会儿吧。”便又蹑手蹑脚地退了出来。

3点钟的时候，毛泽东睡醒了，隔着房间问：

“警卫员，几点钟啦？”

翟作军赶紧过去回答说：

“主席，3点了。”

“到时候了为什么不叫醒我？”

他嘴里嘟哝着，赶快起身穿衣服。翟作军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便支支吾吾地说：

“我，我忘了。”

毛泽东看出来翟作军是有意叫他多睡一会儿，就说：

“少睡会儿觉没有关系，耽误了报告的时间可就误了事了。记住，下次不可以这样。”

翟作军连连允诺。毛泽东匆匆洗过脸，吃了点饭，就到清凉山陕北公学去了。他在陕北公学演讲了抗日游击战争问题。

3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的宣言，表示了国民党抗战的决心。大会又制定公布了《抗战救国纲领》；同时还决定国民党实行总裁制，选举蒋介石为总裁。关于党政关系，大会决定：“中央采取以党统政形态，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形态，县采取党政融化，即融党于政形态。”为加强党内独裁及国民党对政权机构的控制，大会决定扩大特务机构，成立中央调查局，即“中统”，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和训练委员会。

3月30日，白求恩率领的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抵达延安。

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他是著名的外科医生，于1935年在美国加入共产党，在1936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曾经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军民做战场救护工作；1937年5月回到加拿大。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白求恩决定到中国延安参加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

3月31日晚上11时，白求恩身着八路军灰布军装，应邀来到毛泽东住所的院子里，毛泽东迎上前去，白求恩庄重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军礼。毛泽东微笑着说：

“欢迎你们来延安。”

说罢握着白求恩的手，把他请进窑洞里，分坐在桌子的两边。白求恩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皮夹，捧在手中，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打开皮夹一看，里边是一个加拿大共产党员的党证，愉快地点点头，说道：

“你们来解放区，说明了加拿大人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团结和战斗友谊，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

白求恩向毛泽东转达了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的问候。毛泽东询问了他们一路上的旅行情况，询问了白求恩在西班牙从事战场救护的情况。白求恩一一作了回答，他还说：

“在中国的抗战中，我觉得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照顾重伤员。”

毛泽东说：

“很不幸，目前重伤员中死亡的人太多了。”

白求恩说：

“他们有很多是可以救活的。这就是说，医疗队必须到前线去，到战壕附近去。根据我在西班牙的经验，如果能在战场上立即给伤员们治疗，我敢说，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一定可以得到抢救。”

“百分之七十五？”毛泽东惊奇地重复了一句，又高兴地说道：“这个办法好极了，那就请你立刻组织战地医疗队吧，前线很需要你这样医术高明的大夫。”

他接着向白求恩介绍了八路军和敌后战场的情况，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变化。他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白求恩对毛泽东的观点深信不疑，要求马上到前线去，他说：

“在那里，我将使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迅速恢复健康。”

毛泽东答应由八路军卫生部安排他的工作，并关切地说：

“前线很危险，任务重，条件差，生活艰苦，请你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毛泽东还说：

“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毛泽东和白求恩谈了3个多小时，一直到深夜才结束。毛泽东把白求恩送出窑洞，在门口握着他的手说：

“请你向加拿大和美国朋友转达我的谢意！你们到前线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一定要写信来。”

这次会见，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求恩在3月31日谈话后的日记里写道：“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里和毛泽东同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32

第132章

“你们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话说1938年4月中旬，刚从中央党校毕业的江青，曾到陈正人为厅长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为了加强对鲁艺的领导和教学工作，中央派出一批党员干部来到鲁艺。于是，江青又从教育厅来到鲁迅艺术学院教务处工作，兼任戏剧课的指导员和教师。在这里，江青又和张庚相遇了。现存的《鲁艺通告》上载有这样的内容：

“戏剧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

江青再一次发挥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在鲁艺的演出活动中，她先后饰演了崔嵬编导的话剧《被糟蹋了的人》中的女主角和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

毛泽东观看了话剧《被糟蹋了的人》和京剧《打渔杀家》后，上台与演员们亲切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毛泽东和江青的接触越来越多了，他已经了解了江青在上海有4年的亲身经历，所以，他和江青谈论的话题最多的是30年代的上海。毛泽东说他对左翼联盟的情况不甚了了，江青就尽自己的所知和体验，一一详细地作了介绍。在谈到鲁迅时，毛泽东插话说：

“我对鲁迅先生始终有个遗憾，就是没有见过面。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谋面嘛。实际上，鲁迅也是反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的。有人告诉我，当年大概是1930年夏天，李立三亲自去找鲁迅，推行他的路线。鲁迅对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要在文化上有成就，则非韧不可。’你看，鲁迅说得多策略啊。”

江青又谈到了周扬、田汉等人，谈到了鲁迅和郭沫若之间的分歧。毛泽东说：

“这些文章你替我找来好好地看一看。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当代奇才。一个重在革命的气节和勇往直前的理论，一个重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造诣上，两个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对于鲁迅，不仅是尊敬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到老的楷模。我们要培养像鲁迅那样的文化干部，用鲁迅的精神教育人们，特别是文艺青年。”

江青从领袖的谈话中，找到了知音。她把自己写的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在她的文章上批道：

“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声音，是向整个黑暗的社会宣战的火花。”

江青看着毛泽东的批示，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高兴得一夜没有睡好觉。后来，毛泽东又向江青问起1936年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争。江青的分析使两人的心贴近了。毛泽东联想到党内的一些领导人，不怎么赞成鲁迅，他们认为周扬等人和鲁迅的论战，是一场“个人之争”，甚至是“宗派之争”。

江青告辞时，毛泽东把刘**1936年化名莫文华，发表在《作家》第2卷第1号上的文章《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找出来交给江青，让她带回去看看，考验一下她的分辨能力。江青连夜看了这篇文章，只见刘**写道：

“我以为现在我们的文学，无论‘国防文学’还是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是以前几年文学的发展来做出发点的。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的，有着历史性和现实性而已。其实，两个口号并不是矛盾的，并没有截然相反的意义，大可不必如此对立。还是团结到一起吧。”

江青不同意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各打50大板的说法，她仿照毛泽东批示的办法，提笔在这本杂志上写道：

“抹煞了两个口号的实质区别，是阶级的调和论观点，不足为凭。”

毛泽东看着江青的批语，禁不住笑了。江青的字写得很好，一笔一划显示出良好的楷书功底；文章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才气，展示出较深的文学造诣和敏锐的洞察力。

毛泽东再看看眼前的江青，头发乌黑浓密，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明亮，鹅蛋形的脸庞，不施脂粉依然清丽白皙，腰肢苗条，笑声动人；加上微翘的鼻子和稍厚的嘴唇，表情真是迷人。这样的文字出自这样的女子之手，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心中一股爱慕之情油然而生。毛泽东说：

“中央准备变动一下你的工作，把你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你愿意吗？”

江青高兴而平静地说：

“安排什么工作我都愿意，现在，我已经感到十分幸福了。”  

4月14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大纲。任弼时在报告中说：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革命的领袖。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讨论任弼时提交的报告时，任弼时还作了口头说明与补充。王稼祥也补充说：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它与第一次统一战线的不同点，就是这个统一战线是与国民党第一次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国共两党都有武装。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不会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为在中共中央有毛泽东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听了任弼时的报告和王稼祥的补充说明，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此后，任弼时又和王稼祥分别到各国代表团介绍中国的情况。他们向各国共产党人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详细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八路军发展壮大的情况。许多其它党的代表听了以后说：

“毛泽东真伟大，中国革命有希望，我们要向中国同志学习。”

4月17日天一亮，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的车队，从黄河西岸的延水关经延川县直奔延安而来。走在车队最前面的是两辆黑色的小汽车，第一辆车中坐的是卫立煌和参谋长兼第9军军长郭寄峤及副参谋长文朝藉，与司机并排坐在前排的是戴着金丝眼镜、白手套，佩带着左轮手枪的交际副官罗香山。第二辆车中坐的是一位参谋和第9军军部参谋长杜凤翥，还有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和随从副官张学诚，与司机并排坐的是一个佩带盒子枪的卫士排长。紧随其后的十几辆大卡车，满载着总指挥部里几个大处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个特务营和一个新成立的战地工作团，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卫杨村一个贫农家庭。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卫士。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4师师长。1932年任国民党第14军军长，积极追随蒋介石“剿共”，曾经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蒋介石为奖励卫立煌的功勋，在安徽省金家寨设立一个新的县治，以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在1931年7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3次“围剿”时，卫立煌率1个师作为中路军，向苏区进攻，遭到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军的沉重打击，仓皇败退，领教了毛泽东和红军的厉害。抗日战争爆发后，卫立煌先后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率部在山西忻口战役中，重创日军。他在太原，数次会晤过周**、朱德，对共产党人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他一不是蒋介石的同乡，二不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天子门生”，蒋介石在需要人为他卖命时，想起了他；在提拔封赏时，他就不如黄埔系吃香。卫立煌对此常常耿耿于怀。

卫立煌这一次是自山西永和县指挥部去洛阳参加军事会议，借机到延安参观，拜访慕名已久的毛泽东。

延安军民在离延安城二三十里处，就贴出了红绿纸标语，上面写着：“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在延安城外，欢迎的队伍排列在道路两边。许多机关都来了人，各学校差不多都来了。卫立煌的车队一到，欢迎人群中立刻响起了震天的锣鼓声，欢迎的口号此起彼伏，充分表达了延安人士盼望国共合作的热忱和对于同八路军并肩作战的友军的热情。礼遇之隆可能是延安城中空前未有的，卫立煌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热烈欢迎的场面。

车队在离城门不远处停了下来，卫立煌等人走下车，前来迎接他们的滕代远参谋长、18集团军陕北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人迎上前去。

滕代远等人陪同卫立煌一行走进贴满标语的城门，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来到城中一个接待处。这时，毛泽东已跨出客厅房门，和每个客人亲切握手寒暄，表示欢迎。毛泽东陪同卫立煌进入客厅，分宾主落座。卫立煌说：

“贵军对日作战，机智勇猛，深表钦佩。卫某此次到延安，有机会与润之主席见面聆教，荣幸荣幸。”

毛泽东说：

“卫长官抗日坚决，与我军相处友好，我们深表感谢。我们要沿这样的道一直走下去。”

毛泽东分析了国内政治、军事形势，谈到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目前国际国内均有投降主义的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他说：

“卫将军，我们决心抗日的人都忽视不得的哟。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毛泽东对日军的动向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毛泽东说：

“如果我们不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就可进一步压迫国民政府。据我们判断，日军从山西打不到陇海线，华东日军可能很快就要进攻徐州的。”

卫立煌是行伍出身，听了毛泽东的分析，连连说：

“有理，有理。”

毛泽东又告诉卫立煌说：

“卫将军，我们八路军深入敌后，困难很多，弹药消耗就极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我们的卫生医药器材缺乏，战士负伤无法及时医治，希望卫总司令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一下。还有，现在已经要到5月，快夏天了，夏装还没有着落。这些问题，只好麻烦卫副司令长官了。”

卫立煌当即表示一定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参加宴席的还有两个参谋长和一个参谋及秘书赵荣声。作陪的有滕代远、萧劲光。

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是共产党地下党员，他已经是三到延安了。1937年4月，他第一次到延安。半个月前，他在西安受林伯渠嘱咐，随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到延安时，要见一见滕代远。10天前他来到延安，停留了3天，秘密地向滕代远汇报了自己怎么进入卫立煌司令部，以及在那里的所见所闻。滕代远又带着赵荣声向中央军委统战部的刘向三作了汇报。

且说毛泽东的午宴非常丰盛。延安向来有一个好客的风俗，平时自奉虽然极其清苦，可是一旦来了客人，主人便将最美好的食品都拿出来飨客。这卫立煌、郭寄峤前些日子在山西受日寇追击，给养补充不上，有什么吃什么，体重都减轻了，现在他们对每一道菜都感到很满意。毛泽东酒量不大，却谈笑风生，宴会历时甚长。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就与卫立煌合影留念，并和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员合影留念。

赵荣声借机在客厅外面的过道上偷偷地把预先写好的一个新情报交给了滕代远，并且告诉滕代远说，卫立煌已经背熟了到抗大演讲的稿子。滕代远就临时更改了接待卫立煌的日程。

下午，毛泽东安排卫立煌到抗日军政大学讲演，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罗瑞卿向卫立煌介绍了抗大的历史和现状，又领着他们参观了学员们住的窑洞，看了学员们的课堂。卫立煌称赞道：

“中国各地都像你们这样搞起来，还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吗？”

罗瑞卿请卫立煌去大操场演讲，卫立煌登上讲台，学员们立即高呼：

“国人两党紧密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妥协！”“和卫副司令长官一起打到鸭绿江！”

卫立煌立刻激动起来，丢开事先背熟的讲稿，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讲演。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只有和八路军合作，才能战胜日本，表示今后要继续与八路军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坚持华北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他每讲一段，下面就呼口号，越呼口号，他讲得越起劲。

晚上，延安举行盛大欢迎晚会，当毛泽东陪同卫立煌步入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李富春主持大会，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他说：

“卫副司令长官是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路过延安，希望对边区工作加以指导。现在，请卫总司令讲话。”

全场欢声雷动，卫立煌在不断地掌声中发表了讲话，他说：

“此次奉命赴西安，系指挥黄河南北两岸部队，继续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灭了。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陕甘宁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

卫立煌讲完后，毛泽东和他并排坐在一起，观看了延安鲁艺艺术剧院演出的文艺节目，两人一边看节目，一边交谈。

第二天，卫立煌一行离开延安赴洛阳。途中，卫立煌告诉随行人员说，他对这次延安之行感到满意，尤其是对毛泽东极为敬佩，他说：“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方法。”

卫立煌在经过西安时，批了一个手谕：“即发第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发。”他还吩咐发给第十八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这批物资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及时取出，转送八路军各部。

后来在7月7日，卫立煌让赵荣声陪他细细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认为毛泽东的见解是正确的，改变了他的速胜论和唯武器论。7月，卫立煌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信和在延安时的照片，其中有他和毛泽东的合影及他在抗大讲演的照片，卫立煌把这些照片珍藏了起来。1938年冬，卫立煌突然问他的秘书赵荣声：

“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

赵荣声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他说：

“我只参加过民先，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怎么参加，我真说不上。朱德总司令常来，你跟朱总司令谈谈不好吗？”

卫立煌说：

“朱玉阶一时来不了，你到延安去问问吧。”

赵荣声说：

“也用不着到延安。我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问问林伯渠老先生吧。”

于是，赵荣声秘密到了西安，将卫立煌要求入党的事情，向林伯渠作了汇报。林伯渠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你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心实意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邓**、杨尚昆在1939年初途经河南渑池，过黄河去太行山根据地，曾经与卫立煌见过面，卫立煌又向他们表示愿意参加共产党，因为邓**和杨尚昆了解不多，不知虚实，只感到奇怪，就没有发表意见。

由于卫立煌同情共产党、八路军，蒋介石在1942年1月下令撤消了他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务，调任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西安行营只是一个转呈公文的空架子，卫立煌被剥夺了军权，赋闲在家。这是后话。

再说1938年4月17日，张国焘向周**提出了3个要求：1、到上海治病；2、回江西老家；3、在长江局工作。周**立即将张国焘的要求报告给毛泽东，在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后，他告诉张国焘说：

“中央不同意你的3点要求。但你可以从下面3条中选择1条：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大家最欢迎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想通后，再回党工作；3、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你的党籍。这3点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两天后答复我们。”

张国焘马上说：“好！”周**等人一走，张国焘慢慢掏出纸和笔，写出了自己的选择：“兄弟已决定采取第3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周**将这一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

“捆绑不成夫妻，由他去吧。”

李克农奉命放了张国焘。1小时后，张国焘提着他的一口皮箱步出了旅馆。他公开向蒋介石认错，彻底背叛革命事业，他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

4月18日，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全国解放后，张国焘逃往香港。1968年，他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市，1979年，在贫困潦倒中因病冻饿而亡，成了一个流落异邦的孤魂野鬼。这正是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立刻就报。

4月20日下午，毛远志和表姐章淼洪一起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起毛远志在学校的情况，毛远志说：

“学校里有个民族先锋队组织，要我参加，我不愿参加。因为那不是共产党，我只想参加共产党。”

毛泽东笑着说：

“参加‘民先队’也不错嘛！你现在年龄还小，将来长大了才可以加入共产党。”

说罢，他问毛远志是哪一年生人？毛远志回答说：

“民国12年，农历三月二十日。”

毛泽东随手翻了一下日历，说：

“今天不正是你的是日？”

“是吗？我还不知道呢，这真是碰巧了。”

“好嘛，你们就在这里吃饭。”

毛泽东说罢，吩咐警卫员烧了两个猪蹄，还煮了挂面，和毛远志、章淼洪一起吃了饭。在返回学校的路上，章淼洪提醒毛远志说：

“你知道吗，伯伯今天给你过生日了！”

毛远志闻言，心头一热，心想，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给我过生日呢，是伯伯第一次给我过了生日！

4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向八路军发出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指示说：

“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广大地区，大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八路军各师根据这一指示，先后派出部队挺进平原地区，协同地方党和当地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和发展平原根据地。晋西北120师派出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开辟了绥南、绥西和绥中区。晋察冀边区派出宋时轮、邓华纵队，进入冀东，配合冀东人民大起义，开辟了冀东区。129师派出东进纵队、骑兵团和第769团等部，进入南宫，开辟了冀南区。115师一部与129师一部进入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冀鲁边地区。

4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开幕式晚会上，观看了业余剧团演唱的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等传统戏。他对工会负责人齐华说：

“你看老百姓来的这么多，老年人又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

齐华指着坐在后排的柯仲平说：

“文协的柯老在那儿呢。”

毛泽东转身对柯仲平说：

“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

“应该！应该！”

柯仲平连连表态。毛泽东说：

“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

柯仲平说：

“好！我们马上动手去办。”

柯仲平说干就干，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很快就开始了筹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工作。

4月间，有些从大城市来到抗大的青年学员，因为校舍简陋，教材教员缺乏，更没有教具，衣食住行都很困难，劳动又多，他们受不了苦，就发牢骚说怪话，个别人甚至还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吧。”

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为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他就到抗大第3期学员毕业典礼上讲了话。毛泽东没有批评发牢骚讲怪话的学员，他首先从劳动创造人、创造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道理讲起，然后话锋一转，说到了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他非常诚恳地说：

“抗大不断在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增加，而学校又要办好，缺乏经费，好的法宝只有一个，这就叫艰苦奋斗。抗大学生几千人，编了几十个队，每个队都已配了一些必要的勤务人员，不够用也不能再补充了。那么大家的吃、穿、用、烧，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呢？如果从前线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来代替抗大的学生担任这些日常的劳动，这样做是增强了抗战力量，还是减少了抗战力量呢？我们办抗大是为了抗战，那么那种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我们是能办还是不能办呢？”

毛泽东要求学员们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用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作比喻，勉励学员们要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他说：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地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很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机灵，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西游记》中的那匹白马，他说：

“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1938年春，毛泽东去二十里铺开边区党代表大会，当他归来走到延河河滩上时，忽然停住脚步，指着一种长着圆圆叶子的小草，对警卫员说：

“你们看，这是一种能吃的野菜，你们给我搞一点回去炒炒吃，叫老周减少一个别的菜。”

毛泽东见警卫员有些迟疑，又说：

“这叫冬寒菜，很好吃，我过去吃过。”

警卫员们这才和毛泽东一起拔起野菜来。毛泽东回到住处，接连吃了好几次冬寒菜，他见警卫员们仍然不吃，就说：

“这菜很好吃，你们也可以拔一些来当菜吃，不是现在没有菜吃吗？”

警卫员这才明白过来，毛泽东是教育大家以野菜代替蔬菜，解决吃菜难的问题。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读而三思

值得慢慢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33

第133章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话说1938年4月，项英、陈毅组织了以粟裕为司令员的先遣支队，准备深入到江南敌后执行战略侦查任务。先遣支队在皖南潜口祠堂门前举行了誓师大会。陈毅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说：“先遣支队的任务是为主力部队挺进江南敌后实施战略侦查。了解江南敌后情况，确定战场位置，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而又非常光荣的。”4月24日，毛泽东得悉新四军派出粟裕先遣队这一消息，致电项英说：“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查甚妥。”4月28日，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从潜口出发，向苏南敌后出动，进行战略侦察，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4月28日，毛泽东在给鲁迅艺术学院学员作报告时说：“《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生活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一件小事都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你们不能终身在这里学习，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实际斗争中去，正如你们唱的《游击队员之歌》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们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实际地去那样做。没有实际地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文艺工作者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要把中国考察一番，淡淡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4、5月之交，抗大1大队大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带着1大队要开到瓦窑堡去，毛泽东应邀来到城北门里的一个广场上给学员们讲话。他说：“同志们，瓦窑堡那里还有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也有我们的党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还不很了解。同志们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过你们来观察共产党。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和作风带去，使得老百姓拥护我们。同志们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二万五千里，这很光荣。但是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包袱，可以使人骄傲。背上这个包袱，而骄傲起来，老百姓就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脱离群众。”1938年5月1日晚，一弯新月如钩。从清凉山下一孔整洁的窑洞里传出了阵阵的笑声。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和他新婚妻子余修的婚礼正在隆重举行。毛泽东来了，陈云、罗瑞卿、凯丰也来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对大家说：“告诉诸位，朱光、余修的婚事是经过我的审查后同意的，我的眼光不会看错，二位可谓天生的一对才子佳人。”“莫夸口，莫夸口。富春同志，我这个判官倒要细细审来。”毛泽东笑嘻嘻地来到煤油灯前，对着煤油灯吸着了一支自产的烟卷，先注视了一下余修，又故意看看朱光，慢条斯理地说道：“朱光，你这个土包子是如何把这娇娃子从香港骗到此地的？定要从实招来！”喜不自禁的朱光赶紧把毛泽东安排就座，接着招呼其他人坐下，又是端茶，又是斟酒，自己也抄起一碗土烧酒呷了一口，对着毛泽东躬身一揖，拉长声调念了一句白：“判官大人莫急，且听小生慢慢道来。”大家看着毛泽东正襟危坐，俨然一副判官的模样，又见朱光戏剧化的一番表演，无不哈哈大笑。5月的一天，傅连暲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正在写东西，一见他来了，就放下手中的笔，招呼他坐下。傅连暲到延安后担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还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几乎天天都要到毛泽东这里来一趟，算是常客了。还在1937年的时候，毛泽东知道傅连暲老家来信说家中生活困难，他就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每季度往傅家寄一笔钱，以供养傅连暲的孩子们学习和生活，一直到共和国建立后才停止。傅连暲坐在一把椅子上，毛泽东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十分严肃和关切地说：“傅连暲同志，我看你可以入党了。”“入党？”傅连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他埋藏在心里十几年的愿望，一直没有说出来。他自从结识了毛泽东，就一直想着，既然自己了解了共产主义是伟大的事业，就要把全部的力量献给这个事业，才算没有白白活一生。他相信：只要自己全心全意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总有一天，党会把他吸收到她的行列中去。没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期望的事儿，今天却由毛泽东首先说出来了。只听毛泽东又说：“现在没有什么阻碍了，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谈谈。”傅连暲激动得眼眶热热的，呆呆地望着毛泽东，心里却在沸腾着，好一会儿才说：“我就去。”后来，傅连暲在自己的入党申请书证明人一栏里，工工整整地写着“毛泽东”3个字5月，康生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职务。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话说：“我们过去和国民党分了十几年，现在又合起来了。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那本书一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5月4日，毛泽东给项英等人发了一封指示电。原来，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苏南后，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给先遣支队指定了一个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在指示电中写道：“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查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5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毛泽东告诫项英等人说：“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须不断积极出击。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然而项英对这一正确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在毛泽东多次催促和陈毅的劝说下，才命令陈毅、张鼎丞率领第1、第2支队相继东进江南；仍把第3支队留在皖南。5月5日，延安马列学院成立，张闻天任院长。毛泽东参加了马列学院成立庆典，张闻天当众向毛泽东介绍了他在苏联留学时期的老同学陈伯达。他说：“这位是从北平来的陈伯达同志，他是北平‘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这是陈伯达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前，陈伯达在北平担任过北方局宣传部长，担任过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在1937年9月从北平来到延安，因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安排他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在筹备马列学院时，张闻天又把他调到马列学院任教员。5月6日，毛泽东应邀到陕北公学作关于张国焘开小差问题的报告。在山沟边的露天广场上，积聚着数千人。刚到延安不久的话剧艺术家欧阳山尊第一次看到了讲台上的毛泽东，只见他身材瘦长，唇边真的没有胡须，与自己早先听到的传说完全一样。毛泽东开始演讲了，他说起话来抑扬顿挫，使人听得非常清晰，声音洪亮，却不是声色俱厉，他那生动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谈笑风生，显得特别平易近人。他说：“张国焘自命是个革命的‘老资格’，他的资格究竟有多老呢？打个比方，譬如革命道路好比从延安到西安，有800里路，可是他只走到十里铺就开了小差。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过小差，现在又在组织上开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在历史上不‘左’就右。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的右倾。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另立中央，以后又主张到新疆去建立根据地。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一块鸡骨头，吃之无油，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风，但是张国焘没有看到。他开小差以后做什么呢？你们不是看过演剧队演的那出《放下你的鞭子》吗？”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张国焘开小差是放下革命的旗帜，他放下革命的旗帜就拿起了鞭子，拿起鞭子干什么呢？拿起鞭子来打人民。他开小差以后，在报上发表声明，说我们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可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半夜敲了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处以极刑。”说着，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接着将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放在桌子上，引得全场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了。“你们不要以为张国焘不在，我就随便乱说。有人可以作证，当夜‘独眼龙’就在场，张国焘要杀老蒋的话他全都听见了。”毛泽东说着把脸转向主持大会的陕北公学负责人周承全：“独眼龙，你说是不是？”周承全一只眼在作战中受过伤，大家都戏称他是“独眼龙”。现在毛泽东当众也叫起他的绰号来，喜得他咧开嘴巴笑着直点头。只听毛泽东接着说道：“张国焘开小差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吗？我看没有。他是个胖子，吃得很多，他开了小差，边区可以节省些小米，这倒是有好处的。”毛泽东的演讲给欧阳山尊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仍然记得清清楚楚。且说5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说：“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即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就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问题作了回答。第二天，毛泽东为施方白题写了赠言：“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才能达到目的。”5月12日，毛泽东到鲁艺讲话，他说：“我们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5月13日，毛泽东致电王明、周**、博古、凯丰说：“《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做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5月，以刘白羽为首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在延安组成。毛泽东约刘白羽等人谈了话，并亲自写了一封信，以他和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名义，通令八路军所属各政治部说：“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派去抗战文艺工作团一组计5人，由刘白羽率领，经榆林、晋西北，赴战区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讯网。敬希接洽，并予以帮助。”1938年5月，美国设在中国为专门搜集有关中国冲突资料的情报官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第2次到陕甘宁边区考察访问。他一直到8月才离去。早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就首次考察访问了陕甘宁边区。卡尔逊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是一个职业军人。他做为罗斯福总统的总统卫队指挥官，同罗斯福总统有十分密切的私人交往。卡尔逊在两次访问边区前，曾与罗斯福约定，将以秘密通信的方式，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通报给总统本人。卡尔逊到共产党地区的计划，得到美国海军和蒋介石的批准；并通过斯诺取得了毛泽东的默许。卡尔逊在这第二次访问期间，同毛泽东进行了两次长谈。卡尔逊称毛泽东是“孤独的天才”。这或许是受了史沫特莱的影响。因为，他和史沫特莱有很深的友谊。两次考察的所见所闻，使卡尔逊激动万分，他除了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外，还不顾自己是外交官的身份，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度赞扬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组织制度。当一位记者就他提供的关于红区的情况向他表示感谢，并保证不会在报纸上披露他的姓名时，卡尔逊说：“你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讲的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半点虚假，为什么非隐去我的姓名不可呢？”卡尔逊的表现，受到上级的严厉指责，他不顾别人的劝阻，愤然辞去军职。他回到美国后，向公众发表演讲，为几家杂志社撰稿，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还出版了《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双星》两本书。《中国的双星》一书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有评论说，卡尔逊笔下的共产党人，似乎更象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兵，是无私的爱国主义者和仁慈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或纳粹极权主义者。5月间，毛泽东预见到东南沿海地区将变成战区或敌后，他指示闽粤赣省委和浙闽边区省委，要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区指导工作，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与创立游击根据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省委发动东江人民和一些港澳爱国青年组织了东江抗日游击武装，建立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琼崖特委领导创建了琼崖抗日根据地。5月的一天，国民党将领、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及其随行人员首次路过延安，悄悄地住进了城里的骡马大店里。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在电话里指示边区交际处处长金城说：“一定要给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和优待。”晚上，金城来到骡马大店，迎面碰上了邓宝珊的副官长于浚都，金城告诉他说：“邓军长远道而来，我们没有得到通知，有失迎迓。我们边区政府有几个招待所，房子虽然小，但总比这个骡马大店好一些，我们欢迎邓军长和诸位到招待所休息。”于浚都说：“邓军长明天就要赶路回榆林，现在既然已经在旅店住下了，就不再惊扰贵党和政府了。”金城无奈，只好回到办公室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说：“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第二天清晨，金城早早来到旅店，在门口又遇到了于浚都，他请求面见邓宝珊，说是有要事相告。于浚都依然是借故推脱。正在里边洗脸的邓宝珊听到二人说话，就走了出来，和气地对金城说：“这次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有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金城说：“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多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邓宝珊感觉盛情难却，就答应今天不走了。这天上午，毛泽东和萧劲光一起来到骡马大店，看望邓宝珊，一番客套之后，毛泽东邀请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到交际处吃午饭。交际处在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了几桌酒席，邓宝珊及其随从分别落座，延安方面另有李富春、萧劲光、周小舟作陪。毛泽东殷勤招待客人，和客人边吃边谈，他说：“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搞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邓宝珊说：“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毛泽东再次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说是请他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此后，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1星期，到毛泽东住处拜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5月的一天，陈先瑞在抗大教室里听完课刚回到住室，就接到了毛泽东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只见信上写着：“你那个部队的政委李隆贵带着几百块大洋跑了，请你速回部队处理善后工作。行前来我这里一谈。”陈先瑞不敢怠慢，立刻向毛泽东的住所跑去。毛泽东见他来了，放下手中的文件说：“别急，坐下来谈。”他向陈先瑞了解了李隆贵的情况后，严肃地说：“这个人思想品质不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迟早要跌跤子。”他接着说：“当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所以我们党要同国民党联合抗日。我们是真心同国民党合作的，因为我们要拯救中华民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总是千方百计地同我们争领导权，争地盘，限制我们的发展。过去那种真枪真炮、面对面的、公开的武装斗争少了，他们用武力征服不了我们，就采取另外一种手段，利用吃吃喝喝、金钱美女来拉拢、腐蚀我们队伍中间的意志薄弱者。李隆贵就是被这种手段征服的。你回部队后，要向干部战士讲明当前我们党同国民党联合的目的和斗争的形式，使干部战士对新形势下的斗争的尖锐复杂性有个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说罢，他站起身，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嘱托道：

福和中学老师

“你们要开一个干部大会，讲讲在统一战线中同敌人斗争的艺术。我们联蒋抗日，这是大局，在联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同国民党斗争，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在政治上一定要站住脚，不能失理。这样我们就会掌握主动，就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也就会充分暴露。”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警钟，就会犯错误，还会出李隆贵一类的事。红军改编，只是形式变了，我们这支军队的性质始终不会变，我们党的总目标也是不会改变的。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实际上也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国民党利用统一战线，变换各种手法来溶共、**，想慢慢地削弱我们的力量，进而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我们要与他们针锋相对，在统一战线中发展壮大自己，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说到这，毛泽东用力地挥了一下手：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接下来，他又用很和缓的口气结束了这次谈话：

“我讲的这些道理，通过你要让广大干部战士都明白。这样，部队的工作就好做了。”

陈先瑞告别了毛泽东，马上赶回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妥善地处理了李隆贵携款逃跑这件事，对干部战士进行了一次深入地政治思想教育。

5月19日，徐州失守。

5月20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说：

“徐州失守后，判断敌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如果欧州发生战争或重大危机，敌将迅速进攻广东。”“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

接着，毛泽东拆看了徐懋庸写给他的一封信，徐懋庸在信中说，请求毛泽东接见他，他想谈一谈发生在上海的“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复信给徐懋庸说，愿意同他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

5月21日晚，毛泽东为抗大第4期学员开学题词，他写的是：

“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5月22日，毛泽东派他的两个秘书培元、华民来找徐懋庸，了解了一下“左联”的情况。

5月23日下午3时许，徐懋庸随着华民来到延安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刚午睡起来，感觉比较凉，就披了一件旧棉袄，招呼徐懋庸在办公桌前和他面对面坐下，客气地让徐懋庸抽烟。徐懋庸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

“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

他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又说：

“现在就谈谈吧。”

徐懋庸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讲了“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写给鲁迅的信及鲁迅驳斥他的长文，还有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等人对他的态度等等。当徐懋庸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二字误听为“路线”，马上就问：

“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

徐懋庸解释说：

“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徐懋庸接着表示，自己来延安就是要弄清是非的。他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他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徐懋庸讲完了，毛泽东表态说：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我认为：一、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二、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三、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四、但是你们是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五、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

徐懋庸说：

“今天我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激动，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的工作分配了没有？”

徐懋庸说：

“还没有，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

“那么，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

“我不想去。”

“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

徐懋庸想了想，说道：

“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搞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

徐懋庸坚持说：

“我是要到陕北公学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

毛泽东说：

“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

徐懋庸见毛泽东说得甚是有理，便高兴地答应了。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抗大”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他徐懋庸去抗大工作的事。放下电话，他又问徐懋庸：

“你是不是党员？”

徐懋庸说：

“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时期就追求党，但‘四一二’政变后，失去机会。后来加入‘左联’，也就是为了想入党。我曾听说，上海‘左翼’组织的干部，本来是可以转党的，但是自从我写信给鲁迅遭到鲁迅公开驳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党员也疏远我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是决心要跟着党走的，像鲁迅那样，虽不是党员，却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我要学习他。”

毛泽东说：

“既要革命，有条件还是入党的好，你也不是没有入党的可能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决。你还可以找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去谈一谈。但入党要有了解你的党员做介绍人，你有这样的熟人吗？”

徐懋庸说：

“我只知道周扬是党员。”

毛泽东说：

“艾思奇你也是熟悉的嘛，他也是党员，可以去找他。”

5月间，毛泽东要写一部论述抗日战争的著作，他为了搜集资料，准备向萧劲光借书作参考。这一天，毛泽东来到萧劲光的窑洞，笑眯眯地说：

“萧劲光，听说你这儿藏有宝贝，借给我看看如何？”

毛泽东把目光扫视在萧劲光桌上的一摞书上，萧劲光知道他是来借书的，就说：

“我这里只有几本旧书，以前是有几本好书，可惜长征时都丢了。”

毛泽东一边“嗯嗯”地应着，一边翻书。他拿起《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说：

“我想研究一下军事问题，这两本书我拿去看看。”

萧劲光没有吭声。毛泽东看了他一眼，笑着说：

“怎么？舍不得？好小气哟。”

萧劲光有些不好意思，说：

“是有些舍不得，我就这样两本军事书，部队教育还靠它们当拐棍哩。”

“噢，那就也给我当当拐棍吧。借你的，一定要还的，怎么样？”

“主席一定要借，那就借呗。”

毛泽东听出了萧劲光的意思，就笑了，说：

“放心，是借，不会不还的。”

毛泽东要写的这部军事著作，叫做《论持久战》。他一动笔，就连续奋战了7天。他每天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昼夜不停地写着，每天只休息5个小时左右，每至深夜，只累得他是不住地扭腰捶背。

这一天，他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也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还一个劲地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感觉热了，就用毛巾擦把脸而不顾全身的汗水。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写作而酸痛时，就握一握那块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他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值班卫士翟作军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椅上闭目养一会儿神。

天傍黑的时候，翟作军走进房间，照例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在写字桌的两头各放1支。

已经是半夜光景了，毛泽东也该吃饭了，翟作军端来炊事员准备好的饭菜，说：

“主席，吃饭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吃完饭，睡会儿吧。”

“你们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工作没有搞完，睡不着啊。”

毛泽东说着，头也没有抬，手中的笔还在唰唰地写着。翟作军又说：

“主席，你身体不大好，像这样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饭，睡睡吧！”

毛泽东抬起头，看了翟作军一眼，微笑着说：

“好，等一会我就睡。”

翟作军约摸过了一顿饭功夫，准备回到窑洞收拾碗筷，好让毛泽东睡觉。谁知他进窑洞一看，毛泽东还在聚精会神地写着，放在桌上的饭菜动都没动，已经连一点热气都没有了。翟作军只好把饭菜端回去，放到火上热了热，再给他送去。翟作军说：

“主席，你吃饭吧，天冷，一会儿就凉了。”

“啊？我还没有吃饭？”毛泽东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像不大相信，又说：“好，就吃就吃。”

天快亮了，翟作军回到毛泽东屋里去看看，毛泽东还在那里写着呢，饭菜呢，依然是一动没动。

5天以后，密密麻麻地写着那些不受拘束的草体字的稿纸，已经积满了一书桌。此时的毛泽东一天天消瘦下来，体重减轻了，颧骨凸了出来，眼睛布满了血丝。每当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便把这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到了第6天，毛泽东突然感到头痛并有些晕厥，累得病倒了。医生赶来给他进行了诊断，说没有别的病，是累坏了，开了点药，劝他好好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没多久，就起来了，喝了一杯烧酒，然后坐下来一手托着头，继续写《论持久战》的结尾部分。他的那些秘书们也开始编辑和校订这些手稿。

到了第9天的半夜，毛泽东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80个印刷页的论文。他把翟作军叫来，交给翟作军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说是要送到隔着延河的清凉山解放社去。

隔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毛泽东又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赫然印着《论持久战》，毛泽东捧着书，脸上露出了微笑。

5月26日，毛泽东给堂兄也是他少年时的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此前，毛泽东收到毛宇居的来信，信中叙说了家乡及亲友们的情况，并说亲戚谭季余想到延安找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宇居兄左右：

5月10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而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移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远耀等在此甚好。此复。即颂

时绥！

弟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周先生，大号周自娱，是毛楚雄的舅舅。毛泽东还找到中央组织部李富春谈过话，让组织上设法给周自娱一家寄一些生活费，维持艰苦的生活。信中所说的远耀即毛远耀，是毛宇居的侄子。

5月26日，毛泽东开始在延安抗战研究会上做《论持久战》的演讲，一直到6月3日才讲完。

《论持久战》一书全面、系统、深刻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一客观规律。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

“中日战争不是别的任何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次战争，中日双方具有以下4个特点：1、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是中国抗战不能速胜的基本依据。2、日本进行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进行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3、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4、在国际上，日本失道寡助，中国得道多助。”

毛泽东据此得出结论说：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而最后胜利则属于中国。

毛泽东预见到抗日战争将出现3个阶段，即：1、敌之战略进攻，我之准备阶段。2、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3、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毛泽东强调说：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高度，广泛开展人民战争。

二战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在研究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他写道：

“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在物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1938年6月2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说：

“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口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地区扩大，已不患于回旋余地，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

6月初，日军进抵开封外围。国民党军队30万人稍作抵抗后，放弃开封，向西溃逃。

6月9日上午，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进占郑州，竟然命令国民党部队在郑州以北花园口和中牟赵口炸开黄河河堤，水淹日军。这一炸非同小可，造成了骇人听闻的连年灾荒的“黄泛区”，豫皖苏3省40余县、700多万亩耕地被淹没，89万人民死亡，中原600多万人民挣扎在泽国汪洋之中，生命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

有道是：倭寇铁蹄践开封，吓煞了当年日本士官生。

士官生，头发懵，脚底轻。

慌乱中兀自生出水淹七军计，轰隆隆炸得黄河倾。

休怪俺不得已而为之，俺也是为抗日，为民生。

欲知蒋介石还有哪些愚蠢之举？请看后边将要叙述的长沙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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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和中学老师 发表于 2014-6-3 19:19
“你们要开一个干部大会，讲讲在统一战线中同敌人斗争的艺术。我们联蒋抗日，这是大局，在联合中有斗争，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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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34

第134章

“我们党的会议怎么能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话说1938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14次常委会议，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恢复毛泽东、周**、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叶剑英等26人的国民党党籍的决定。6月15日，周**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说：日军主力进攻陇海、津浦，山西、平汉及津浦北段较为空虚，提议应抓紧有利时机扩大我军我党的政治影响，鼓励和坚定友军的抗战决心。周**在此电中婉转地提出了要八路军配合武汉会战的问题。毛泽东当天即复电周**等人说：“周电提议是正确的。”“我上月26日电已大略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目前为配合中央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发展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也就在6月15日这一天，王明等人在武汉发表长篇文章，主张与日军大战，以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武汉，片面地强调保卫武汉的重大影响。与王明等人相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6月中旬制定的保卫武汉的作战方针是，要点不在于死守武汉，而在于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此时，上海、南京、徐州失守，国民党在苏、皖、浙等省的政权瓦解，日伪政权尚未建立和巩固，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情绪空前高涨；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丢弃了大批**；大江南北有共产党领导的14支抗日游击队，有一批长期在这些地区还坚持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群众关系好的干部。因此，华中是可以迅速发展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创建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但是，由于王明只注意与国民党上层的工作，注意大城市所谓合法斗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党丧失了在华中迅速开展抗日斗争的大好时机。不久，国民党军警、官吏卷土重来，大好时机丧失了。后来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华中只建立了苏南、皖中两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使党在华中敌后的工作比较薄弱，许多自发的抗日武装未能得到共产党的领导，新四军未能得到更快更大的发展。6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演讲《论持久战》。初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参加了边区印刷厂工人文艺小组发起组织的文艺晚会。柯仲平在晚会上朗诵他创作于5月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朗诵了一半，感到下面还有很长，怕耽搁毛泽东的时间，就停下来问道：“还要不要念？”毛泽东听得正高兴，兴致勃勃地说：“把它朗诵完吧！”柯仲平又挥舞着手臂，大声地朗诵起来。待柯仲平朗诵完了，毛泽东走到台边，与他亲切地握手，赞扬他把工农兵大众作了诗的主人，赞扬他为民歌的吸收融化和形成诗的大众化风格所作的辛勤努力。晚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柯仲平的诗稿带回去审阅，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还写出了一个批语：“此诗很好，赶快发表。”后经毛泽东推荐，《边区自卫军》很快就破例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第41期、第42期上连载了。1938年7月初，柯仲平、马健翎等人筹建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正式成立。剧团的团旗上绣着8个大字：“大众艺术野战兵团”。剧团团歌的歌词中有这样两句：“你们从哪搭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剧团演出舞台两边的对联是：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批是：“团结抗战”这个剧团是仅仅靠着几十元钱起家的，剧团成立后，没有汽灯、幕布，甚至没有必不可少的舞台用具。柯仲平为筹措经费，四处奔波。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纷纷相助。毛泽东拿出300元，买了毛驴、汽灯等；周**、博古从蒋管区回来，每人给剧团50元法币；陈云送了一台小电动机；贺龙从晋西北回来，不仅给了70元法币，还托刘白羽、林山从山西前线带回一批缴获日军的军用物品如钢盔、皮鞋、军刀、军大衣等等，赠给剧团做道具；张鼎丞也送了许多战利品。后来，民众剧团常年坚持在陕甘宁边区巡回演出，颇受陕北人民欢迎。7月3日，中共中央接到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转来的彭雪枫发自6月9日的报告。彭雪枫在报告电文中写道：“统战工作在豫省开展，程潜、李世璋、戴民权、孙殿英、何基沣及各区行政专员，均与我有联系。豫西之别廷芳在南阳、镇平、内乡、淅川（为我于陇海路断后入陕大道）有武装近10万，已派代表与之见面，别表示只有共产党不逃，将来只有共产党天下。”毛泽东阅罢彭雪枫的报告，即以他和张闻天（化名洛甫）、刘**（化名胡服）的名义，复电全文如下：雪枫、理治：来电已收到。你们对游击战争的布置一般同意，但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须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方发动。对于伏牛山脉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工作基础，干部准备在这期抗大毕业生中派400人到河南及安徽北部，惟有游击经验的干部甚少，现正物色中，可派数人来。苏鲁边区郭子化已与山东省委郭洪涛接上头。洪涛现在蒙山建立根据地。以后请将河南游击战争发展情况随时电告。毛  洛胡7月4日，彭雪枫立即致电毛泽东，报告豫东及南阳的军事情况。他在电文中写道：毛主席：1、河南自开封失守之后，各县难民之较先进者，纷纷前来联络以图揭竿而起，甚至团、旅、师长，及今在乡村间之军人，亦前来求得联系，要求指导者甚多。2、宛西之别廷芳在镇平、内乡、淅川，为我陇海路断后入陕之大道，握有极大兵力，单武装即有8万之多。目前曾派人赴内乡与之联络，别认为：（1）、敌人一到，只有共产党不走。（2）、将来为我党天下。对保卫家乡及前途发展，愿与我们切取联络。又豫东之西华民众运动，做得极好，男女老幼均有组织，一声呼唤，即可集合武装力量之脱离生产者约计7000人，**齐全，并在我党绝对领导控制之下。又如遂平三区一个学校武装数百人，均在我党领导之下；舞阳县青年救国会约3000人，南召武装3000人，杞县1000人，均在我党领导之下。另外各县之零碎武装以统一战线关系及同情于我之武装力量，均不在内。3、形势现已好转，惟所缺者军事政治干部，各地前来要干部者日内数起，无法应付。根据晋冀经验，各地武装之发展壮大为我党干部领导之力。我党对中原前途应加以重视，必须派来大批有经验之团营连各级军事政治干部，方能应付目前局面。4、抗大学生毕业来时，请另送一个保卫局干部，即来工作为要。彭雪枫7月5日，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7月6日，第一届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开幕。参政会是根据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制定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设立的；《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200名，各地选100名，由国民党和省党部提名，由国民党中央圈定；其余100名为社会领袖，亦由国民党中央指定。参加参政会第一次会议的全国知名人士有：张伯苓、王造时、黄炎培、史良、邹韬奋、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许德珩、杜重远、王云五、谭平山、梁漱溟等100余人。共产党员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邓颖超7人被选为参政员，其中部分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7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召开纪念“七.七”抗战1周年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下午安排的是文艺演出，鲁艺演了3幕歌剧《农村曲》，主演是丁里。接着演出3幕话剧《流寇队长》，最后的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据此时在延安的翟林椿后来回忆说：“江青扮演的萧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领导们和广大观众致谢。之后，江青和演员们回到后台卸妆。临时化妆室是一间残破的小屋，点着一盏汽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来到化妆间慰问演员，江青上前握着毛泽东的手，亲切地交谈。7月10日，毛泽东为《解放》周刊题词，他写道：“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7月中旬，王淑兰的养子毛华初和毛泽普、沈宁、胡觉民及6岁的女儿毛海英等人一起，从韶山来到了延安。毛华初非常渴望尽快见到伯伯毛泽东。毛泽东住所的院子里整齐清洁，中间有几棵碗口粗的枣树。靠山是一排4孔石窑洞，毛泽东只住了两孔窑洞。外间是会客室，里间用一块蓝布帘从中隔开，被别作为寝室和办公室。寝室里架了一张单人床，铺盖和战士们一样，是粗布被面。办公室也十分简陋，谈不上有什么陈设，只在靠窗户边放了一张又长又宽的大桌子，上面堆满了公文和书信。靠蓝布帘的外端，摆了一张长凳做洗脸架，上面放着两个盆。毛华初等人由族兄毛镇周领着，在会客室里见到了毛泽东。他打量着眼前这位从未见过面的伯父，只见他穿着一套和战士一样的灰色军装，戴着一顶已经摘去了五星的五角红军帽，身体显得很单薄，脸也有点黄，眼窝有些凹陷，但他的精神充沛，两眼炯炯有神。他没想到，伯伯当了这么大的官，住的、穿的还是这么普普通通。他激动地站在伯伯面前，遵照妈妈的嘱咐，喊了一声：“伯伯”，又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毛泽东微笑着走过来，用右手摸了摸侄儿的头，又端详了一会儿，说：“你这么小也来了。还是回去吧。”毛华初听伯伯如此说，信以为真，顿时急了，说：“妈妈说这里有书读，妈妈还要我问您好。”毛泽东笑着说：“这里是有书读，但敌人不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读书。还要打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延安；要躲飞机，要跑路。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和窝窝头，还要背柴背米，又不发饷，你能吃得消吗？要做好思想准备啰。”毛华初毫不犹豫地说：“我不怕苦，我讨过米，跟妈妈坐过牢，又给地主放过牛，砍过柴，什么苦都吃过。这些苦我吃得消。”毛泽东风趣地说：“哟！原来你吃过苦，那就打收条吧。”毛泽东见毛华初高兴了，又说道：“不过，要记着，你过去吃的是旧社会的苦，地主压迫农民的苦，那是阶级苦。从今天起，你就要为革命吃苦了，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胜利。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一个革命队伍的同志，能够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一种美德，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你要学会为革命而吃苦。”毛泽普说：“湖南还有许多进步青年向往延安，想来投奔延安。”毛泽普比毛泽东小26岁，是毛泽东堂伯父兼塾师毛麓钟的儿子。他在1岁时父亲就死了，是母亲把他拉扯大，又供他读完了中学，是韶山冲少有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见他这么说，便笑道：“无湘不成军嘛！干革命要过两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些人经不起考验，就离开了革命队伍。”他兴致勃勃地问道：“韶山到延安来的人不少，一共来了几批？”“大概有3批。”胡觉民说：“不过，中间可能还有人来过延安。”毛泽东说：“你数给我听听，来了那些人？”胡觉民掰着手指算道：“第一批到延安的是远耀、远翥、泽全叔、泽青叔；第二批是远志、慎仪和章淼洪；第三批就是我和泽普叔、华初、沈宁。一共是11个人。另外，韶山还有一些人想要来。”毛泽东笑着说：“他们都来了，都是毛家人，那我来当这个族长吧。”客人们见毛泽东还是这么风趣，也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说：“你们来了，我表示欢迎。不过，延安条件艰苦，一要吃小米，二要住窑洞，三要背柴背米，还没有薪水，没有官兵等级之分，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都是一样的待遇。到延安了，只有一心一意干革命，为人民服务。去年，谭天民烈士的父亲谭季余先生，搭宇居大哥的信，要来延安过年。我的表哥文运昌，又写信给我要到延安谋职。我都劝他们不要来，他们家累重，不能瞻顾，免得耽误他们。”毛泽东向胡觉民、毛泽普问起家乡的情况，特别询问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成员毛福轩、毛新梅、庞叔侃烈士牺牲后其家属们的情况。当他得知家属们遭受迫害生活极为困难时，当即吩咐秘书给毛福轩的父亲毛俊明寄去400大洋。后来，毛泽普、毛华初被编入抗大学员班学习。毛泽普后来转到马列学院学习。毛华初毕业后被分配到机要部门工作。7月20日，白求恩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他在晋察冀的工作情况，他提出了设立一个正规的后方医院的建议。毛泽东看了白求恩的电文后，给聂荣臻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请每月付白求恩100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需款，请令照其计划执行。同意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聂荣臻向白求恩传达了毛泽东的电文内容，白求恩非常高兴地说：“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现在的职务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白求恩谢绝了每月给他100元的津贴费。聂荣臻劝他接受毛泽东的一片好意，他却说：“我从延安来，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津贴都很少，八路军的官兵每天只有几分钱菜金。我愿意过中国革命队伍里普通士兵的生活。”白求恩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说：“我谢绝每月百元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我本人若需少数款项，当随时向此间司令部支取。”后来，白求恩于1938年8月21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做了一整天手术，确实很累。共10例，其中5例很严重。”“我从早晨5点半直到晚上9点，每分钟都有重要工作。”“我确实累了，但我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高兴了。我很满意，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为什么不该高兴呢？”再说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应邀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举行的建军节纪念活动，在会餐时，和他同席的有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还有徐懋庸。毛泽东问徐懋庸：“你结婚了没有？”徐懋庸回答说：“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儿女呢。”“你爱人现在哪里？”“在浙江黄岩。”“哦，”毛泽东笑着说：“牛郎织女嘛！那么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徐懋庸摇摇头，说：“太不容易了。”毛泽东对滕代远说：“这件事，你想想办法吧。”“可以办到。”滕代远说罢，转向徐懋庸，嘱咐他说：“你开个地址，再给你爱人写封信，我们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去接。”过了两天，滕代远见徐懋庸还没有回音，就派通讯员去把地址和信要了来。就在这8月间，徐懋庸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由艾思奇和张庚做为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的妻子刘蕴文在内侄刘仁德陪同下，带着两个儿子执提、执模于10月间来到了延安。

福和中学老师

8月6日，毛泽东致电王明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和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

在一天的午后，毛泽东睡觉起来对贺清华说：

“告诉老周，我们到中央医院去看看关向应政委。”

周西林开来了汽车，拉着毛泽东向中央医院驰去。中央医院在延安城北一二十里的地方。这个医院位于一座大山上，从下到上，是一排排整齐的诊疗室和病房。关向应的病房在最高一排的窑洞里。

毛泽东下了车，向山上走去。山高坡陡，又正是炎夏，毛泽东和警卫员们吃力地走着，中途休息了2次才来到关向应的病房前。毛泽东轻轻地推开房门，走进病房，正躺在病床上的关向应看到毛泽东来了，要坐起来，毛泽东赶紧走上前握着关向应的手，亲切地问道：

“身体好些了吗？”

毛泽东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忽然从门外进来一个小姑娘，穿着洁白的衣服，戴着白帽子，她看到毛泽东，觉得很面熟，可又想不起来他是谁，就走到毛泽东面前说：

“同志，对不起，医生说了，病人需要安静，现在不能会客。请你马上出去。”

“啊，对不起，小同志，我不知道医生有这个吩咐。医院的纪律应当遵守，我马上就走。”

毛泽东谦和地微笑着，又对关向应说：

“好吧，你一定要安心养病。”

毛泽东走出病房，转身进了护士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他就问随身跟来的小护士：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小护士回答：

“我姓刘，人家叫我小刘。”

“噢，小刘同志，我有一点事想和你谈谈。”

小刘移过一张凳子，请毛泽东坐下。毛泽东询问了关向应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又询问了医院的工作，询问了医生和护士的生活学习情况，与小刘握手告别，向山下走去。小刘又回到关向应的病房，去看望关向应。关向应说：

“小刘，你干的好事，你把他赶走了，你知道他是谁吗？”

“外面站着警卫员，反正是位首长。”小刘理直气壮的说：“不管是谁，我有责任执行大夫的吩咐，不准别人扰乱你的休息。”

“好嘛，”关向应看着小刘的那副脾气，不由得笑了，他说：“他是毛主席！”

“啊！”小刘听说是毛泽东主席，不由得怔住了。

8月份，徐海东在前线患肺病吐血。毛泽东电令他回延安治病。徐海东回到延安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

“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毛泽东安慰道：

“你要好好养病，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养好病可以更好地参加抗战嘛！”

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说：

“你学到100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50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为了指导中国革命，订阅了全国各地三四十种报刊杂志。他每天把这些报刊杂志浏览一遍，发现有自己需要的信息，就粗读或精读。后来，他觉得有些信息，必须让全党和根据地人民都有所了解，做到知己知彼，就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让秘书和培元、陈伯达等人，把所需的信息分类整理，择重要的汇集起来，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交流；二是在他负责的中央政治研究室，让陈伯达等人组织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负责搜集和整理材料，编辑时事问题研究丛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等人从1938年动手，在抗战时期编辑了大量的丛书，教育了中国人民，留下了大量的重要的史料。

在8月间，欧阳平在抗大6大队任政治教员，他将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的一张照片寄给毛泽东；毛泽东给欧阳平题写了4个大字：“奋斗到底”。后来毛泽东见到欧阳平，他说：

“敢给知识分子上政治课，你可算是工农干部知识化了呀！我们就是要提倡工农干部知识化。”

1938年8月，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当秘书，来到了军委主席毛泽东身边工作。从此，这个24岁的女青年，加入了军籍，正式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员。

有一次，毛泽东派江青代表他去医院看望陈士榘，还让她带去了一封亲笔慰问信，送去了200元钱。

原来，陈士榘是于3月份在晋西午城井沟战役中，身上9处负伤，左耳膜被震破，变成了聋子。他在8月回到延安拐峁军医院治疗休养。

此时的江青在延安的女青年中还是比较出众的。她个子高挑，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头发乌黑浓密。头上有时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刘海，有时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在肩上，有时梳着两条辫子，戴上一顶薄薄的灰色军帽，帽顶推向后面，使不太高的前额全部显露出来。她眉毛如柳叶，不浓不淡，鼻子挺秀，抿着稍大的嘴巴，那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时时流露出欣喜的光芒。江青不但能写文章，字也写得好，特别是楷书写得好。她还会剪裁，自己动手做衣服，做出来的衣服很漂亮。她又会织毛衣，能织出各色各种花样的毛衣。

江青还比较注意和群众的关系，她常常给工作人员剪剪头发，教教女青年针线活，给警卫员们讲一些科学文化知识。江青的另一面也与众不同，她在学会骑马以后，反而喜欢上了骑烈马，训烈马，马越凶她越爱骑。

8月份，上海出版了200套编号发行的《鲁迅全集》“纪念本”，毛泽东得到了第58号。他收到这部书后，常常秉烛夜读，认真地圈圈划划，批批点点。

8月底，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从成都到了延安，住在西北旅社。

1938年9月初的一天，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穿着新发的灰布制服，一起应邀来到凤凰山下两间石头窑洞前。此时，身着蓝布制服的毛泽东正坐在窑洞里一张质地粗糙、没上油漆的小木桌前看书。警卫员将客人们领进屋内，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站起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微笑着说：

“欢迎你们到延安来！”

何其芳说：

“我们来是要写延安的。”

“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毛泽东话语幽默：“延安只有3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

他一边说一边举起右手，说一座山弯下一个手指头，环视了一下客人们，又爽朗地说道：

“当然，也有一点点可写的。”

毛泽东的神态和话语，一下子把客人和他的距离拉近了。

9月4日，毛泽东约了十来个人在他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参加的人有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郭化若、萧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

此后，哲学座谈会每周日开一次。何思敬懂德文，毛泽东请他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何思敬是照着本子一边翻译一边讲，讲得实在算不得高明。尤其是在他自己发挥的时候就常闹笑话，有一次他说：“一个指挥员，从战略上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甚至战士在战场上拉屎拉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然而毛泽东却听得很认真。他一边听，一边用一支红铅笔在本子上做着记录，有时还要插话，说明自己的观点。

9月7日，毛泽东亲自为傅连暲的历史做证明，傅连暲由一个基督教徒转变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38年秋，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开展了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缝衣等生产活动，改善了部队生活。毛泽东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把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把抗日部队改造成为工农商学兵集合的部队，我们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8年秋，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影响下，傅作义派周北峰到延安晋见毛泽东，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帮助他做抗日工作。

毛泽东接见周北峰后不久，即派潘纪文为党的驻傅作义部的代表。王一然等几十名青年学生，也从延安前往河曲傅作义部。这支共产党骨干力量到达后，傅作义学习八路军的做法，在团以上设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多由延安来的和从西安招来的青年担任。潘继文任35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主持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傅作义热心研究毛泽东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组织干部学习《论持久战》。因此，引起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怀疑和不满，阎锡山说：“傅宜生赤化了。”

1938年9月，王稼祥从苏联乘飞机经新疆回到了延安。

王稼祥作为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疗伤和工作了一年多，他提出要回国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派他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在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和任弼时谈了话，他说：

“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同志，不要竞争了吧！”

斯大林也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这个时候开始，苏联每次举行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上，都要悬挂毛泽东在保安照的那张头带红星帽、身穿黑蓝红军服的大幅照片。

毛泽东终于十分巧妙的拆了王明的台。正像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王明像一位从莫斯科来的御使，拿着尚方宝剑，他谈话的口气就像御使传达皇帝命令一样。然而他毕竟还是一位没有经验的小伙子，有极大的野心但缺乏才能，喜欢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同时缺乏实现他理想的能力和技术。”

此时国内局势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随着抗日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国民党蒋介石开始消极抗日积极限制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武汉一陷落，国民党一改变态度，王明的那一套理论和实践一下子成了泡影，闹了半天，原来一切都是空的。而毛泽东提出的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越来越显示出其重大意义，华北根据地建立起来了，仗越打越精，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大。两相比较，毛泽东无疑是正确的。

处理王明问题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稼祥如实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会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中央让王稼祥打电报通知在武汉的王明等人，要他们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明接到通知后，马上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提出要毛泽东等全体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到武汉或西安去，在那里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对王明目无纪律、目无领导、有意抬高自己的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毛泽东讽刺王明在国统区是自己涂了胭脂，抹了粉，送上门去的。他说：

“我们党的会议怎么能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又提出要王稼祥到武汉单独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即遭到王稼祥的严词拒绝。经毛泽东同意，王稼祥复电王明：

“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你本人自负。”

王明无计可施，只好按照中央的要求，乖乖地回到了延安。

9月下旬的一天，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领着一位从五台山辗转来到延安的青年作家拜会毛泽东。这位青年作家虽然与毛泽东是初次相见，但却似故人邂逅，激动不已，他将挎包里装着的莎士比亚名著《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和笔帖《石索》、《三希堂》，一并拿出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喜出望外，连连称好。哪承想眼疾手快的朱光一把将莎士比亚的名著夺了过去：

“这些归我。”

“岂有此理！”

毛泽东勃然大怒，面红耳赤。朱光却笑嘻嘻地说：

“见一面分一半么。字帖先不说，剧本理应归我。”

“谁说应该归你？莎士比亚是一代戏剧大师，马克思就喜欢读他的书，《资本论》里还有大段引用他的名言。他的二女婿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家中有一种真正的莎士比亚崇拜热。他的小女儿说莎士比亚作品是家里的《圣经》。我毛泽东不是教徒，莫非我不能阅读《圣经》吗？固然，也有人反对，拿破仑说过，莎士比亚的杂剧是不可说的，是可怜的。至于我，我主张公道，马克思正确！我是马克思的党徒，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所有权问题，怎能与你朱光善罢甘休！”

朱光依然是面无愧色，强词夺理：

“我是南国社元老，当然有权决定莎士比亚的剧本归谁。书帖归你，剧本归我。”

那位青年作家见二人互不相让，急忙进行调停，说是让他们平分秋色，各得一半。朱光得到的是《奥赛罗》、《李尔王》和《石索》碑帖。他对毛泽东说：

“这样分配总算合理了吧？”

毛泽东看了一眼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朱光，无可奈何地点点头，说：

“权既在你手，我只得服从。但我要问你，你虽是南国社元老，而今你还能演莎士比亚的话剧吗？”

“怎么不能？”朱光说：“你先听我背诵一段独白：‘且慢，在你们未去以前，再听我说一两句话。我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绩，这是执政诸公所知道的，那些话现在也用不着说了。请你们在公文上老老实实照我未来样子叙述，不要徇情回护，也不要恶意构陷。’”

他的语言节奏及表演神态无不恰到好处，只是粤音有点浓重。毛泽东说：

“你的口音不够国语化。”

朱光毫不谦虚地说：

“我的表演，超群出众，精彩绝伦。”

“如此说来，你演出《奥赛罗》，我必须到场欣赏领教？”

“岂敢！岂敢！”

就这样，毛泽东眼睁睁地看着朱光把书给夺走了。这才叫：

一个是嗜读如命，见书眼开。

一个是闻剧起舞，横刀夺爱。

一边厢小友耍赖，说是见面就要分一半；

一边厢领袖侧目，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很无奈。

且说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说：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于29日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其主要议程是：1、张闻天主持开幕式；2、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3、毛泽东做政治报告。

欲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结果怎样，请看下一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