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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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自古儿女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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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和中学老师 发表于 2014-2-12 17:55
第1章“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为什么非要我站起来背书呢？”话说湘中丘陵地带有一座山，名叫韶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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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05

第5章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话说毛泽东被迫离开定王台后，又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在费用已无保障的情况下，他又去查阅广告栏。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登出一则不收学费、膳食费用低廉的招生广告，自然引起了他的兴趣。毛泽东认为自己的职业是最适合于教书的了。此时他的两个朋友也来鼓励他，他们是指望毛泽东在入学考试的时候帮帮他们。毛泽东答应了，于是便写了3篇文章备考。他并不认为自己捉刀替朋友写文章是不道德的行为，他说，他只是把这这种小活动看做是事关友谊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小事情而已。于是，年届二旬的毛泽东报考了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看到他的作文考卷大加赞许，对同事们说：“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能够做得出来？”毛泽东和他的那两个朋友都被录取了，顺利地进入了第四师范学校。毛顺生同意了儿子的这一选择，又给他寄来了钱。从此以后，毛泽东抵制了一切吹嘘未来前途的广告的诱惑，在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一班学习了一年。毛泽东在这里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其中一个是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两人关系非常好。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他在第四师范结识的他的恩师杨昌济。他在第四师范所做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所记录的修身课，即是杨昌济所教。杨昌济看到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好学深思，成绩优异，十分赞赏；毛泽东对杨先生的渊博学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也非常敬佩。周世钊，1897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字惇元，又名敦元、东园。杨昌济，字华生。1871年6月8日（清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隐储山下板仓冲下屋的一个书香门第，其高祖、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一个“邑庠生”，父亲杨书祥捐过一个“例贡生”。他自幼受到中国正统文化的熏陶，1889年参加长沙县学试，一举考上“邑庠生”，1890年、1893年两试“举人”不第，1898年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了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1903年3月，杨昌济同陈天华、刘揆一、李傥、石醉六等人一起去日本留学，启程前改名为杨怀中，表示自己虽然身在异邦，却心怀中华。他先后入东京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09年，他赴英国进修，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1912年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他先后在德国、瑞士考察了9个月。考察活动结束后，他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在省城，这位过激的绅士因为提倡寡妇改嫁而震动了整个长沙。他谢绝了湖南都督谭延闿聘他为湖南省教育司长的邀请，立志于教育救国事业。他当时写的一幅对联是：自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1913年，杨怀中成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又应第四师范之邀，兼任该校的修身课和心理课。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那时候的杨怀中把全家人从乡下迁到了长沙，住在天鹅塘。他在自己寓所的门上，挂着一块1尺来长、3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3个大字。在长沙5年多的时间里，这块铜牌跟随他先后换了四五个地方，不管这块铜牌挂在哪里，都有一批青年学子寻踪而来，登门求教。在天鹅塘杨宅，毛泽东认识了杨怀中的爱女杨开慧。他第一次到杨怀中老师家，一进屋看见天真文静的杨开慧对着自己微笑，便不由自主地说：“你就是小霞？”他们之间似乎是早已认识了一般。杨开慧，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乳名霞，字云锦。父亲希望她像朝霞一样灿烂、火红、美丽。在父亲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远涉重洋留学日本时，杨开慧还不满3岁，她跟着母亲向振熙在板仓乡下度过了童年。稍长，她便帮助妈妈干些家务活，还跟着哥哥杨开智上山扒柴。杨开慧7岁那年，父亲从国外来信，嘱咐向振熙让女儿上学读书。山冲里本来是不让女孩子们读书的，在向振熙的斡旋下，与杨家斜对门的杨公庙官立第40初级小学破例为杨开慧和另外6个女孩子办了一个班，首开了板仓女孩子上学读书的先河。杨开慧在杨公庙只读了3个学期，便转到了离板仓5里多路的隐储学校。隐储学校比杨公庙小学大，图书也多。辛亥革命后，杨开慧根据父亲来信的要求，和妈妈向振熙一起到离家20多里的衡粹实业女校读书，母女俩同校学习，妈妈读实习班，她读附设小学班。后来她们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杨开慧聪颖好学，10岁时已读了许多诗歌小说，她最喜爱的是古文诗歌《木兰辞》。后来她又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功底，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1912年深秋，她曾写过这样一封信，可见她的文字功底之一斑：我最爱之姐姐鉴：许久未晤，甚以为念。近维起居多祜，学业日增为颂！妹现发头昏，且生痱子，请医诊治，总难见效。校中的课堆积，偶一思及，颇为之焦灼也。妹与吾姊至好，素承规劝，有暇望赐教行，以慰系念。天气将寒，惟珍重不一。此问大安愚妹 杨开慧书上后来杨开慧随着父母迁入长沙后，就没有再进入学校，而是在父亲的辅导下进行自学了。且说在1914年2月，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并入了第一师范，毛泽东、周世钊和其他三四百名身穿蓝色毛纺制服的学生，跟着恩师杨怀中及历史教员黎锦熙、国文教员袁仲谦等人一起转入了第一师范学校。此时的杨怀中除了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授课外，还到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过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座落在湖南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的书院坪，它的对面是滚滚北上的湘江水，隔江放眼，西岸便是那有名的郁郁葱葱的岳麓山。这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教育基地，历史上叫做城南书院，是南宋理学家张南轩讲学的地方，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湘江相望。1903年，有关方面在城南书院的基础上创办了湖南师范馆，辛亥革命以后，湖南师范馆这才正式定名为第一师范学校。校园内树木葱郁，环境十分优雅。校舍是清一色的仿西式建筑风格的两层楼房，圆柱、拱顶；正中一座大楼的顶端镌刻着“湖南第一师范”几个醒目的大字。这是一所免费的公立中等学校，主要培养小学教师。它和中国的其他中高等学府一样，是一所比较民主的开明的新式学校。学校外墙上书写的校训是“实事求是”；在管理方面，校方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包括“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活动”在内的“三育并重”；学校还有校歌，还制定了校旗、制服。每当集会的时候，身着一色制服的莘莘学子们那雄浑的校歌之声，就飘荡在校园的上空：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才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此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可谓是人才荟萃，不仅拥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而且还招收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堪称为湖南省培养新青年的摇篮。一师同四师的春季招生不同，是秋季招生。因此毛泽东和四师转来的同学一样，须要读半年预科，这样他就被编入了预科第3班。到了1914年秋，毛泽东才和周世钊一同被编入了本科第8班。此时的毛泽东仍然很瘦，常常穿一件灰色的长袍，留着长长的头发，一双大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的言谈举止还是慢条斯理的。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指手画脚的学生，尤其是在师生或同学们聚会时，他更是很少说话。在学习上，他依然非常用功，在课堂上静心听讲，认真做笔记；在课余时间或是进图书馆或是进阅览室，或是找同学和老师交谈学问。他与学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罗学瓒、萧子升、萧子璋、周世钊等交往密切，志趣相投。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农村，非常了解农民的疾苦。他们聚在一起，研究治学做人的道理，讨论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问题。罗学瓒，号荣熙，189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马家河南岸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他在长沙明德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南第四师范，不久转入第一师范，和毛泽东同在第8班。蔡和森，湖南湘乡县永丰镇人，生于上海，原复姓蔡林，名和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1913年秋，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被编入第6班，他和毛泽东一样，长于作文，而且词高意远，有独特见解。陈昌，又名章甫，1894年7月14日出生于广西梧州，1902年随父回到故乡湖南省浏阳县陈家大屋。他是毛泽东一师的同学和好朋友。陈昌学习刻苦，自强不息。课堂之外，不是在阅报室读报，就是在自习室读书。他好学深思，读书思考有所得，必记笔记，并写进日记，深得杨怀中老师的厚爱。张昆弟，1894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江县板溪乡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和蔡和森同在第6班。萧子升、萧子璋兄弟则是在1911年、1912年先后从东山高等小学堂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在长沙湘乡中学时，萧子璋曾去看望过他。毛泽东在一师期间，受杨怀中、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王正枢等教员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杨怀中、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这几位老师的住处，是毛泽东常去求学问教的地方。前面已经说过，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哥。他1884年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父亲王文生曾在东北当过小官吏，母亲文氏乃文芝仪的次女，排行第六，是毛泽东母亲的同胞姐姐、毛泽东的二姨妈。王季范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九，所以毛泽东一直叫他九哥。王季范从小熟读经书，打下了良好的古典文学基础。他在长沙优级师范毕业后被聘到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来到一师，他们既是亲表兄弟，又是师生关系。王季范对表弟不仅在经济上常常给予帮助，而且还在学业上认真指导，他先后辅导表弟阅读了《楚辞》、《昭明文选》、《韩昌黎全集》、《资治通鉴》以及曾国藩《家书》等经典书籍，为表弟不断提高古典文学素养打下了基础。黎锦熙，字劭西，亦作邵西，号鹏庵；1890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晓霞山下一个人称“长塘黎氏”的书香世家。他曾师从于齐白石。1906年黎锦熙在长沙组织了“德育会”，辛亥革命前，他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长沙办过《湖南公报》、《公言》等报刊；在湘省人士中有“湘潭之东，秀毓钟灵，周围十里，代出三英。白石艺术，邵西语文；平子（湖南《大公报》社长张平子——笔者注）办报，《大公》风行”之赞誉。毛泽东和黎锦熙常在一起谈论历史，臧否古今人物。二人真诚相交，情同挚友，形成了一种介乎师友之间的友谊。在第一师范这一批教师中，杨怀中对毛泽东的影响最深。杨先生的口才并不是很好，但他人品高尚，学识渊博，又比较注重实际，所以他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学生的普遍尊重。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经常一起到天鹅塘杨宅向杨怀中先生请教各种问题。杨怀中打心眼里喜欢这些好学的青年，特别是毛泽东这位农民出身的学生，两代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隔阂，纵论天下大事，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其乐融融。徐特立对毛泽东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徐特立先生一名懋恂，又名立华，字师陶，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五美乡一个贫农家庭。他只读过6年私塾，又读了4个月的“宁乡师范”，尔后在长沙城东创办了“梨江学校”，后应好友朱剑凡邀请，到长沙周南女校教书，1910年赴日本考察教育。辛亥革命后，他当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不久辞职，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在长沙创办了两个高小，一个初小，一个男子师范学校，一个女子师范学校，被誉为教育界的“长沙王”，而有些人则讥笑他傻，说他是“徐二镥锅”。后来从1913年10月到1919年8月，徐特立一直在一师任教。此时在长沙的中等学校教师们，多数都还保持着绅士派头，冬裘夏绸，衣冠楚楚，到学校去上课还要坐轿子；而徐特立却总是夹着讲义，从荷花池到书院坪，徒步往返10余里，就是遇到风风雨雨，他也从不以轿代步。徐先生最初给毛泽东所在的8班上课时，就以他创办长沙师范的经历作为艰苦奋斗的例证。下课后，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起来，毛泽东说：“徐先生办长沙师范，不顾利害，不怕困难，牺牲自己的一切，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这是那些自命聪明善于计算的人所不肯做的，所以笑他傻。徐先生常常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担在自己肩上，惯于摆烂摊子，在没有一个钱的情况下，居然能创办出一个规模不小的师范学校，这真有镥锅的精神！这种对他的讥笑，实际上是对他的赞扬。”有一次下课后，徐特立回到休息室看书，毛泽东走了进来，问道：“徐先生，要想知识渊博，就得博览群书，要博览群书，主要是一个快字，而快了，又不能吃透内容，理解不了，等于白读。有什么方法才能快读书，读好书呢？您读书的经验可以谈一些出来让我们仿效吗？”徐特立亲切地说：“润之，我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摘录书中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读书的结果，虽然进程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得牢固，而且懂得透彻，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效果自然比贪多图快好。”毛泽东连连点头称是，把徐先生的话牢牢记在心上，以至于影响了他一生；而他与国文教员袁仲谦的师生关系就有些不同了。袁仲谦，又名袁吉六，人称袁大胡子。袁吉六先生是湖南宝靖县人，清末考中进士，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古文，在第一师范教书多年，也连续教了几年毛泽东所在班的国文。袁吉六先生教风甚严，他要求学生的作文必须写桐城派的古文。毛泽东原来极推崇梁启超的文体，因先生反对梁启超的半文半白的文体，他这才不得不改变文风，改作古文，为此就需要熟读韩愈的文章。他从旧书店里买来了一套《韩昌黎全集》，可这套书纸张既不好，错字又很多，他不得不又借来了一个好的版本，一一校正，将书补充好。毛泽东极称赞袁吉六先生提倡的“四多”，即多谈、多写、多想、多问，还赞赏他“文章妙来无过熟”的读书方法。袁先生也最喜欢他这个学生，夸奖毛泽东的文章“大有孔融之意”，周末还找他到自己的书房里谈话。毛泽东起初还比较听袁先生的话，后来却对他守旧而又专制的作风越来越反感了。有一次刚开学，袁先生在教室里监督学生们做作文，毛泽东在题目下面写了一句：“某年某月某日第一次作文”。袁先生看见了，极不赞成，他说，我没有要你写这句话就不要写。他命毛泽东重抄一页，催了两次，毛泽东都没有理会。袁先生气冲冲地跑过来，一把将那一页撕掉了。毛泽东也生气了，站起身质问先生，并要同他一起到校长那里去讲理。袁先生无言以对。毛泽东重写了一遍，仍然坚持保留了那一句话。尽管如此，由于毛泽东的古文写得好，袁吉六先生对他还是很器重的。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有才华、有胆识的“特殊学生”，所以还是照常辅导毛泽东做作文，并借书给这位特殊学生阅读。建国后，袁家还保留着毛泽东当年借书的两张便条。毛泽东学习十分认真、刻苦，他听课时做有大量的课堂笔记，课后自修时写有读书录，还全文抄录过一些他喜爱的书籍。这些课堂笔记、读书笔记累积下来有几网篮之多。后来，他把这些笔记和抄写的书籍都送回了韶山。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要抄毛泽东的家，附近的族人听到风声后，立即将这些本子和书籍搬到后山焚毁。一位曾经教过毛泽东的私塾老先生，从火堆中抢出了一个笔记本和两册教科书，并保存了下来。现存的《讲堂录》就是他抢出来的那本笔记，成为现在唯一可以看到的毛泽东学生时代的课堂笔记了。《讲堂录》共47页，后36页主要是听课笔记，也有一些读书札记，内容涉及哲学、史地、古文、数理等；其中对古今名人治学、处世、治国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论记录比较多一些。如：“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高尚其理想，其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为学之道不得不重现在。”“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为流欲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毛泽东对于他喜欢的课程，如撰写文学或伦理主题的文章和社会科学课程，学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独到见解，常常得100分。可他也有一些很丢面子的事，因为他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很少去光顾，所以经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当然完全放弃枯燥的静物写生课，也不是毛泽东的做事风格，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一下。在绘画考试时，他在试卷上潦草地画了一个椭圆，题名为“鸡蛋”，然后就离开了教室，其成绩可想而知。还有一次，他在上课时一个简洁的构思使他得以提前离开了教室，那是他先画了一条水平线，接着在水平线上画了个半圆，又将李白的一句诗题写在上面：“半壁见海日”。结果他的绘画成绩是不及格。除了在学习上，毛泽东在生活上也有一些丢面子的事。有一次，他读书读到深夜，由于被子离油灯太近，就引发了一场小火灾，烧坏了几张床铺。还有一次，一位同学因父母为他包办婚姻而苦恼，毛泽东深表同情，就到这位同学家里劝说他的父母放弃这种安排，不用说他是一位不受欢迎的人。毛泽东还喜欢和友人一起游览山河、谈诗论文，有时也要联联句作作诗。1914年深秋的一天傍晚，他和肖瑜也就是萧子升一起到湘江畔散步，共同欣赏黄昏时分的风景。肖瑜突然来了诗兴，首先吟道：晚霭峰间起，归人江上行。云流千里远，毛泽东也不甘落后，随口吟出：人对一帆轻。落日荒林暗，肖瑜接吟：寒钟古寺生。深林归倦鸟，毛泽东就来了一个结束语：高阁倚佳人。在1915年春节前夕，第一师范放寒假了，毛泽东这才回到了故乡韶山。一天傍晚，他满面笑容地问菊妹子：“你认得字吗？”这个叫菊妹子的小姑娘，是母亲收养的一个干女儿。菊妹子摇摇头，不解地说：“三哥，大家都讲，女人家读书有啥子用？”“那你取了大名没有？”毛泽东又问。菊妹子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毛泽东思索了一会儿，在桌子上写下了“毛泽建”3个字，说：“菊妹子，今后，你就叫‘毛泽建’吧！”菊妹子瞪大眼睛，好奇地望着三哥。“‘毛’是我们的姓，‘泽’是排辈，‘建’是你的名，是设立和建筑的意思。”毛泽东耐心地解释着，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你可要为穷苦人建功立业啊！”“毛泽建，多好听的名字呀！”菊妹子从心底里感激三哥为她取了个正式的名字，可她毕竟还只是一个不到10岁的小姑娘，对三哥讲的道理似懂非懂，只是瞪大眼睛点了点头，然后兴冲冲地跑了出去，口里喊道：“我有大名了，以后我就叫毛泽建了！”这天夜里，毛泽建兴奋地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她想起了自己的身世。毛泽建是毛泽东堂叔毛尉生的女儿，1905年10月出生于韶山冲东茅塘，比毛泽覃小将近一个月。因为她是在金风送爽菊花飘香的季节里降临人世的，所以父母就给她取了个“菊妹子”的乳名。毛尉生年轻时，因为劳累过度得了肺病，经常咳血；菊妹子的母亲毛陈氏也有眼疾，一家人的生活贫困不堪。后来毛尉生39岁就去世了。1912年韶山冲发大水，庄稼颗粒无收，毛陈氏只好带着仅有7岁的菊妹子和菊妹子的3个小弟弟，沿街乞讨。善良的文七妹看到他们一家如此艰辛，就把菊妹子从东茅塘接到上场屋，作为自己的女儿收养了。毛顺生和文七妹把菊妹子视作亲生一般，疼爱有加。毛泽东兄弟3人也把这个苦命的堂妹当作亲妹妹一样看待。且说这天夜里，毛泽建心里一直在念着“毛泽建”三个字，还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模仿着三哥写的这三个字。第二天一早，毛泽东见了她，笑着问：“菊妹子，你的名字还记得不？”“当然记得了，我叫毛泽建。”“哦，不错。”“三哥，我还会写了呢。” 菊妹子兴奋地说。“是吗？那你写给我看看。”毛泽东颇感意外，只见菊妹子拿起一个小木棍，在地上歪歪斜斜地写出了“毛泽建”3个字，居然是一字不差。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说：“菊妹子真有出息，以后我们就叫你毛泽建了。”1915年的春节很快就过去了，2月24日是正月十一日，毛泽东再次来到外婆家，看望了七舅父、八舅父，顺便归还了借文运昌表哥的书，这是他在手里放了整整5年已经读过无数遍的《盛世危言》、《新民丛报》及其它书籍，因文运昌不在家，他便留下了一张“还书便条”：咏昌先生：书11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 敬白

福和中学老师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2本，信一封。

眼看就要开学了，毛泽东离开韶山又回到了湖南一师，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杨怀中先生倡导同事黎锦熙和学生毛泽东、蔡和森、萧子璋、陈昌、罗学瓒等人在自己的住处——浏正街李氏芋园——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他们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就在杨先生家中由两位先生轮流介绍和推荐读物，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有关读书心得和哲学，探讨人生哲理，纵论天下大势，畅谈相契政见，谋事今天，计虑将来，就这样，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以杨怀中为核心的思想学术团体。这个研究小组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15年9月间。萧子璋曾经回忆说：

“杨先生并不善于辞令，也不装腔作势，但他能得到听讲者很大的注意与尊敬，大家都佩服他的道德学问。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每逢星期日，便相率到杨先生家里去讲学问道，杨先生也很器重毛、蔡、陈等学生。”

杨怀中通过与这些学生的接触，对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品德学问都十分了解。

1915年4月5日，毛泽东曾和杨怀中先生谈起了自己的家世和经历。杨怀中问道：

“韶山，就是南岳72峰之一呀，距湘乡不远吧？”

毛泽东回答说：

“对，我的家离湘乡一山之隔，我外婆家就在湘乡。”

杨怀中微笑着说：

“难怪你的语音里带有湘乡口音。”

“是的。”

毛泽东笑着点了点头，又说：

“我们那里语言差别很大，当地有句俗话叫做：‘隔山不懂话，隔江难辨音’。”

这一天，杨怀中先生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载：

“毛生泽东，其言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然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黎锦熙先生也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了他和毛泽东的交往：“4月4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4月11日星期日，上午萧子升、润之及焜甫至，讲读书法。”“4月18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等相继至，共话宏文书社事。”“4月25日星期日，上午游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

毛泽东在学习上喜欢广泛而虚心地向他人请教，共同探讨问题，他认为，“学问”两个字组成一词是很有道理的，既要虚心好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与人交谈讨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学问。同时，因为他早已开始忧国忧民，因此他的学习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学习掌握救国救民的本领。他说：

“今之天下纷纷……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如此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毛泽东决心学习“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的精神，“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他与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谈论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的宏大志向深深地感染着他周围的好友们，罗学瓒为此曾作诗一首，表明心志：

开怀天下事，不谈家与身。登高翘首望，万物杂然陈。

光芒垂万丈，何畏鬼妖精。奋我匣中剑，斩此妖孽根。

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

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在5月9日下午6时之前的48小时内，答复他们早在1915年1月18日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

原来在1915年5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两大军事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正打得不可开交，日本帝国主义就趁着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这个“二十一条”要求，是日本帝国主义趁袁世凯想当皇帝之机，向他抛出的诱饵，以解决中日“悬案”为名，提出的旨在独霸中国、灭亡中国的秘密条约。

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在5月9日答复中，除了“二十一条”第五号（7条）：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有在武昌和九江、南昌间，南昌和杭州间，南昌和潮州间的筑路权，有在福建省内进行铁路、矿山等投资的优先权这些要求“容日后协商”外，其它的要求全部接受了。

袁世凯这一卖国的消息一经传到湖南，湖南一师的师生们无不义愤填膺，他们为了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修正案，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目叫《明耻篇》。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和资料。他在封面上写道：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他又在《明耻篇》卷首《感言》篇里批注道：

“此文为第一师范学校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之倾，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爰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

他还在《明耻篇》那些文章和资料中的许多地方加了圈点和着重号，并作了批注，在不少地方写着：“此文作得好！”“说得痛快！”等等。

后来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袁世凯的皇帝梦也破产了。

且说5月23日，湖南一师校长张干、学监王季范、教员杨怀中等人倡导并主持了一个为病逝学生召开的追悼会。这个学生就是易昌陶。

易昌陶又名易永畦，湖南衡阳人；他品学兼优，是毛泽东的同班同学和挚友，此前在3月份病逝于衡山县家中。

在这次追悼会上，杨怀中先生为易昌陶题写了一幅挽联：

遗书箧满，铁笔痕留。积瘁损年华，深悲未遂平生志；

湖水长流，岳云依旧。英灵怀故国，没世宁灰壮士心。

毛泽东痛失交往密切的良友，又感到国家命运艰难，生者责任重大，他悲痛交织，也提笔为好友写了一幅挽联：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他还写了一首五言古风长诗，悼念亡友：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煞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腮。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毛泽东的悲怆和惋惜跃然纸上，这挽联，这悼亡诗，无不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对亡友的怀念和爱国之情，可谓是文理俱佳，真挚动人，令人垂泪，催人上进。

后来，这些挽联和挽诗均被收录在一师的《易君永畦追悼录》中。

从1915年夏季开始，毛泽东参与组织了第一师范进步师生开展反日、反袁斗争。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声甚嚣尘上时，毛泽东团结进步师生，公开进行反袁演说，写文章，和帝制派劝进的丑恶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杨怀中、徐特立等先生也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参加了反袁斗争。先生们一起写信，斥责了一位鼓吹帝制的教师，扫除了在校内宣传帝制的邪气。

后来张勋复辟，军阀各据一方，混战连绵不断；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掀起了一场尊孔复古的逆流。专制与共和、复辟与反复辟、民主与法制、尊孔与反孔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  

在这样一个新的方生、旧的未死的充满矛盾的年代里，毛泽东怀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时刻关注着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思索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主要是依靠报刊杂志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一师有一个可容纳几十人的阅览室，那里是他天天晚上都要去的地方，那里面有湖南、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报刊。他在阅览室里全神贯注地翻阅长沙和上海的报纸，直至深夜。如果有人要找他，别人就会说：“可能在报纸阅览室里。”

同学们都喜欢听毛泽东讲一周的动荡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动向，一时间，他成了一师校园内闻名的“时事通”。

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同学们经常议论纷纷，对一些问题也常常困惑不解，而毛泽东则看得清楚，而且能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萧子璋说：

“我也是天天看报，每次到阅览室，差不多都会遇见毛泽东也正在那里看报。有一个星期天，我在街上同他相遇。返校途中，我们边走边谈，他给我详细分析了奥国皇太子为什么在塞尔维亚被刺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什么出兵；德俄、德法、德英为什么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乘机大发横财；日本又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讲的有时间、有地点，有根有据。使我听了又钦佩，又惭愧。”

毛泽东除了在阅览室阅读以外，还要自己花钱买报刊杂志，他曾回忆说：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1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毛泽东读报刊非常认真，常常随身带着中国和世界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凡是不熟悉的地名，他就对着地图，找出位置；凡是重要的消息、文章、资料，不论长短，总是从头到尾认真读完，并做摘记，写出心得。

毛泽东常常把自己订的报纸中的重要资料，剪辑成册。他有时还在报纸的空白边上，写出报纸中提到的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等地理名词，并写出英文。他说，这样既了解了时事，又熟悉了道理，还学习了英文，是一举三得。

且说毛泽东在不断接触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国内革命运动和救亡活动的同时，也因为一些小事惹出了麻烦。

1915年春期末，湖南省议会发布了一项公告：决定从下学期开始，师范类学校的每个学生须交纳10元学杂费。第一师范校长张干自然是忠于当局的，他对这一决定表示坚决拥护。张干的态度首先遭到了家境贫寒和那些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学生们的强烈反对。校园里纷纷传言，这个“增费”的决定是张干为了讨好当局向省议会提出的建议，于是，学生们纷纷罢课，在校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张干其人，原是数学教师，为人精明能干，言辞练达，很有社会活动能力，且善于与上司结交，不到30岁就当上了校长。

一天傍晚，毛泽东和萧子璋看到同学们在布告栏里贴了不少传单，揭发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劣绩”。毛泽东说：

“子璋，我看这些传单没有击中张干的要害。”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并非反对张干当我们的家长，而是反对张干当我们的校长。”

“依你之见呢？”

“要赶走这位校长，就要制造舆论，说他如何未将我们一师办好。走，到君子亭去。”

两人来到君子亭，毛泽东拿出纸和笔，不一会儿就草成了一份《驱张宣言》。萧子璋拿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张干自到我们一师任校长以来，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他连连称好。毛泽东说：

“马上派人进城去印，今晚一定要印好。”

第二天清晨，《驱张宣言》已经撒遍了一师校园，整个学校沸腾起来了，“驱除张干”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此事惊动了湖南省教育厅，很快就来了一名督学。督学让张干把学生们集中起来训话，他说：

“你们不要再胡闹了，立即给我复课！”

毛泽东让同学传递一个纸条给台上的督学。那督学接过纸条，见上面写着：“张干一日不离校，我们一日不上课！请督学马上给我们答复！”督学这才知道这些学生是不好对付的，他怕事情再闹大，就换了一种口气说：

“诸位，这个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你们还是上课吧，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督学走后，袁吉六与同事们评价毛泽东说：

“挽天下危亡者，必斯人也。”

一位学监却向张干告密说，《驱张宣言》是毛泽东带头写的。张干大怒道：

“反了！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学生要开除老师这还是第一次。”

他下令彻查带头闹事的学生，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主要闹事者。身为学监和数学教员的王季范非常着急，他找到杨怀中、徐特立、方维夏、袁吉六、符定一、王正枢等教员商量对策，又一同出面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们鸣不平，对张干施加压力。这样一来，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对毛泽东等改为记大过处分。

此后，杨怀中辞去了一师的教学，整整一年没有到校上课。

欲知毛泽东后来在一师的情况如何，请接着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不仅以德报恩，而且对于要开除他学籍的张干校长，后来也曾经以德报怨。此事载于本书第6卷，诸君不可不读。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此乃人之常情，世之常理，而以德报怨者，历代几乎不可多见也！特别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之类的人物就更不可与胸怀博大的毛泽东同日而语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06

第6章

“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于图存！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话说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的回信中写道；“读君诗，调高意厚，非我所能。同学易昌陶君已病死。昌陶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此前，毛泽东得到了长沙高等师范的一封招生函件，得知该校设文史两种，而且是“重自习，不数上讲堂。”于是他便准备从一师退学，报考高等师范，所以他在这封信中就谈到了关于学习方面的认识和转校的想法：“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其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适得高等师范信，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其制大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毛泽东十分赞赏康有为、梁启超的治学方法，他说：“康尝言：‘吾40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40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源，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这时候，眼看就要放暑假了，毛泽东因为手头拮据，就没有回韶山，住入李氏芋园，在杨怀中、黎锦熙等先生的指导下进行自学。随着时局的发展和对社会问题的认真思索，毛泽东逐渐感觉到，要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就需要更广泛地结纳有志救国青年，联合更多的同志。6月末的一天，毛泽东来到了校园后山的君子亭上。这是一座四柱八角琉璃瓦小凉亭，四边都设有坐凳。他坐在凳子上起草了一个约二三百字的《征友启事》，末尾借用《诗经》里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启事中还特别强调，要结交对救国感兴趣的青年，特别是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最后的署名以“毛泽东”3个字的繁体28画，署为“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回到住处，用蜡板刻好油印好，分装在各个信封里，在信封上注明：“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又写上“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尔后向长沙各主要学校都发了一份。原来此时的陈昌已经从一师毕业了，被聘请在一师附属小学任教。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博览群书、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和他那超凡的胆略和才华，使陈昌无限钦佩。他们二人志同道合，朝夕相处，交往甚密，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因之毛泽东将这件事托付给这位密友。且说毛泽东的《征友启事》一经贴出，还真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应，一般人看了，都很难理解，认为“二十八画生”一定是个怪人；有的人甚至还认为这种征友是不怀好意的。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姓马的女校长，就认为这个启事是在找女学生谈恋爱，她按照启事上写的通信处，找到了陈章甫，还找到了一师校长那里。陈昌和一师校长告诉她说，“二十八画生”的真实姓名叫毛泽东，是个品学兼优、胸怀大志的学生，马校长这才消除了疑虑。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这次征友活动，最初“只得到3个半人的响应。”在这3个半人中，一个是罗章龙，另外两个后来变成了极端反动分子，而那半个人则是李立三。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1899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1915年在长沙长郡联立中学读书。据罗章龙回忆说：“1915年5月中旬（应为农历五月中，即公历6月底；毛泽东在这一年11月9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也说是在‘夏假后’，即放暑假后；二者是相吻合的——笔者注）的一天，我赴司马里第一中学访友，在该校会客室门外墙上，偶然发现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一则。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启事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词语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我将信寄出去3天后，果然得到了毛泽东的回信，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庄子》语——笔者注），愿趋前晤教云云。”此后，罗章龙经浏阳籍学友陈昌、陈绍休（赞周）联络约定，邀同好友李立三在下一个星期日（当在7月4日——笔者注）上午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与毛泽东见面，手持报纸为记。“同学陈圣皋也欣然前往（罗章龙语——笔者注）。”这一天，天气晴和。毛泽东和罗章龙、李立三、陈圣皋在图书馆见了面。罗章龙回忆说：“上午9时左右，我们到达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在走廊处有一少年仪表端庄，气宇轩昂，心知即所欲晤见之人。我们乃趋前为礼，彼此互通姓名，方知少年姓毛名泽东，字润之。二十八画生乃其名字的笔画数。略谈数语后，圣皋去阅览室看书，润之建议到院内觅一僻静处倾谈。进得院内，寂静无哗，我们就坐在一长条石上。”李立三在谈话开始后不久没有发表意见就告辞了。毛泽东和罗章龙却整整谈了3个小时，“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我们对于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关于治学问题，润之认为，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均属茫然！主张在学问方面用全副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做穷源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所涉及较少（罗章龙语——笔者注）。”这次谈话直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方止，临别时，毛泽东对罗章龙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他还叮嘱罗章龙，以后要常见面。第二天，罗章龙和同学黄昆吾及一师的彭道良谈及此事。彭道良笑道：“昨日之事可称三奇会。”罗章龙不解地问：“何为三奇会？”彭道良说：“圣皋与兄为联中二奇，益以毛奇，岂非三奇？”黄昆吾问起毛奇之名的原由，彭道良从容解释说：“我与二十八画生同班同学，颇知其为人品学兼优，且具特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男子要为天下奇（此乃毛泽东引用宋代王庭珪送胡邦衡诗句——笔者注），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他毛奇。”罗章龙以彭道良所言又求证于他的同乡陈绍休（赞周，亦陈圣皋之弟——笔者注），陈绍休说：“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他择友甚严，居恒鹜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俯视之慨。观其所为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直谅多闻，堪称益友。”自此以后，罗章龙和毛泽东每到周末常常约定到天心阁相会，他们绕着旧垒城堞散步；或到城南书院、长郡中学、韩玄墓、杨怀中寓所晤谈；有时又相约去郊外云麓宫、自卑亭、水陆洲、猴子石、东南渡等处远足游览。每次晤面，二人多是检讨所思所学，析疑问难，究所未知。且说1915年7月5日，杨怀中全家迁往湘江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来家里学习和讨论，他在家中专门辟了一间客房。毛泽东在杨怀中搬家后，应数学老师王正枢之邀，来到他在长沙高正街19号的居所住了一个假期，给老师家添了不少麻烦。从高正街19号可以直通长沙的古城墙，毛泽东时常带着王正枢的儿子王人路兄弟几人登城到天心阁观光游玩，他还曾为王家兄弟吟诵了不久前写的悼念学友易昌陶的诗，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并以此激励王氏兄弟。毛泽东有时也到杨怀中家里看望先生，师生们在一起无所不谈，社会、政治、学术、理想、人生等等，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大家坐在一起，不分彼此，亲如一家。7月末，黎锦熙记载假期中他和毛泽东第8次接触的日记中写道：“7月31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黎锦熙所说的“章甫”就是陈昌。在1915年8月底，黎锦熙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追记：从4月4日至8月29日，毛泽东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到芋园黎锦熙住处拜访求教近20次，内容包括“读书方法”、“研究科学之术”、“改造社会事”、“学与政”等等。这正是：群贤毕集是名苑，读书论道赴洞天。胸有半壁见海日，开口便是三不谈。再说在1915年8月间，萧子升从一师毕业后被聘到长沙楚恰学校任教，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说：“人获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征而广识哉？”“不先有言，何以知失？知失则得，非言之功乎？”因此，他主张朋友间充分交换意见，“互质参观”，提倡说话，反对讳言，通过交流讨论取得“真知”、“真理”。在讨论中，既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又要坚持自己正确的观点。他说：“夫人之生所遭不齐，惟豪杰之士知殊趋而同至。不强人以合吾之轨，亦不迁己轨以合人之型，以诚至公彻理之谈也。”8月间，毛泽东还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抄录了他最近写的一篇名曰《自讼》的日记：“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1915年9月，黎锦熙已经调到北京教育部任编纂处编纂员，毛泽东与先生仍时有书信往来。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到了黎锦熙，他写道：“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问邵西，学乌科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毛泽东在信中又说，黎锦熙在回信中批评他这种先古后新的次序是“先后倒置”，黎锦熙说：“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犹贵肆应曲当。”毛泽东还说，他认识到不能舍通识而专攻，乃“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但他仍然认为：“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杨怀中自己出钱订阅了几份《新青年》，除了自己阅读，还分赠给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等人。《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唤起了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点燃了追求真理的火焰，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向对新鲜事物极为敏感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毛泽东，一开始就认真地阅读它，并热心地宣传介绍它。在他的思想意识里，《新青年》取代了《新民丛报》；陈独秀和胡适取代了康有为与梁启超，成为他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毛泽东还曾经说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他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谱名同庆，学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9月27日，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说：“此日如金，甚可爱惜！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仆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已有得，未尝敢不告示与人；有人善，虽千里吾求之。所以，效嘤鳴而求其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毛泽东也经常到楚恰学校萧子升处，通过萧子升认识了曾经先后两次同校同学而不相识的何叔衡。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学名瞻岵，1876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县杓子冲，成年后考中晚清最后一批秀才。1913年春，37岁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与比他小17岁的毛泽东同校，后来他们又一起转入一师。1914年7月，何叔衡在一师只读了半年就退学了，受聘于长沙楚恰学校任主任教员，教高年级国文课。毛泽东认识何叔衡后，没多少时间便对他产生了敬意，特别为他的办事热情、感情热烈所吸引。毛泽东常说“何胡子”是一头牛，是“感情一堆”。何叔衡对毛泽东的学识也非常钦佩，常向人介绍，“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后起之秀”。毛泽东曾当面评价何叔衡：“不能谋则能断”；何叔衡心悦诚服地说：“润之说我不能谋则能断，这话是道着了。”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信，他写道：邵西仁兄足下：前月从熊君传来足下一书，教诲良多。兹有欲为足下言者：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收揽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元凯臣舜，服善也；扬刘臣莽，附势也。辨夫今之为舜欤抑莽欤者，则所以自处明矣！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来书言速归讲学，并言北京臭腐，不可久居，至今不见征轺之返；又闻将有所为，于此久居不去。窃大惑不可解，故不敢不言，望察焉，急归无恋也。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孽孽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情稍快惟此耳。岁将晏，气候日寒，起居注意，道路珍摄。不复一一。润之 弟毛泽东顿首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毛泽东长期访求和多方通信联系，在他的周围终于逐渐地聚积了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和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少数是长沙市中小学的青年教师。在这一批青年中，除了前边已经说到的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陈昌、陈书农、罗章龙等十余人外，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到，他就是邓中夏。原来，蔡和森在1915年秋考入了湖南高等师范，结识了邓中夏。邓中夏，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1915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与蔡和森同班。蔡和森沉默寡言，终日伏案用功；邓中夏则性情豪爽，喜交游，善谈论，温和中带有一种刚毅之气。毛泽东在杨怀中先生家里经蔡和森介绍，认识了邓中夏。三人志同道合，很快就成了真挚的朋友。毛泽东和这一批志向远大的青年经常在岳麓山、桔子洲、平浪宫等处聚会，臧否人物，畅谈国事。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道：“我逐渐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毛泽东除了广泛结友外，还积极地参与学校的学友会活动。在11月间，毛泽东被选为学友会文赎，负责起草报告、造具表册和会议速记。这一职务他一连任了四届。第一师范的学友会始创于1913年9月，初名“技能会”，以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为宗旨；1914年改名为自进会；1915年秋正式定名为学友会。学友会的宗旨是：“砒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学友会的成员包括在校学生和已经毕业的校友。学友会下设教育研究、文学、演讲、竞技等15个部。会中设有会长一人，由校长兼任，总理一切事务；总务一人，由学校学监兼任，主持日常会务；各部部长各一人，另有庶务、会计、文牍各一人。1915年冬，毛泽东以学友会的名义，将昔日保皇派中的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人有关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言论编印成册。毛泽东知道萧子升的书法比较好，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为这本书题写书名，信中写道：“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大小真草，随兄为之。需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萧子升慨然应约，立即写好送来了。小册子印成后，毛泽东和学友会成员们在校内外广泛散发，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陈昌在日记中写道：“上午8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而讥帝制，其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云幸矣！”这些课外活动并没有影响毛泽东的学习，他每天总是在天色未明时就起床，晚上熄灯后还要借着外面的一点微弱灯光苦读，这一良好习惯始终能够持之以恒，从不稍怠。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经之类13种，史之类16种，子之类22种，集之类26种，合70有7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10年莫完，购之非200金莫办。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二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191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国耻日”1周年追悼大会上为吴竹圃题写了一幅挽联。吴竹圃，湖南汨罗市桃林寺镇青山人，他是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各科成绩出类拔萃，而且关心国家大事，指斥时政，与毛泽东志同道合。吴竹圃于4月间一病不起，年方20岁便撒手人寰。毛泽东为他题写的挽联是：吴夫子英气可穿虹，夭阙早知，胡不向边场战死？贾长沙胜俦堪慰梦，永生何乐，须思道大肿方深！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死去了。6月24日，一师已经放暑假了，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话别之后，滞于雨，不得归；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五六日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母病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加之校中放假，同学相携归去，余子碌碌，无可与语。早起晚宿，三饭相叠。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明日开霁，决行返舍。”6月25日，毛泽东离开长沙踏上了返乡的路程；26日9时，到达湘潭，又步行70里，夜宿离韶山30里的银田寺。沿途的大好景色和乱世景象，使他感慨不已。当晚，他忍不住“捉管为书”，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述说途中的所见所闻。他写道：“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近城之处，驻有桂军，招摇道涂，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细询其人，殊觉可怜，盖盼望给资遣散而不得者也。其官长亦居饭铺，榜其门曰某官，所张檄告，介乎通不通之间焉。”6月27日上午，毛泽东回到了故乡韶山，回到了母亲的病榻之旁，一颗“游子之心”得到了极大的宽慰。然而，他仍系念着中国的战局，尤其是湖南的局势，半月之后，便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母亲。7月12日，毛泽东在返校途中到了湘潭，又忍不住给萧子升写信，述说感受。不久，毛泽东回到了湖南一师，由杨怀中先生介绍，与其他同学一起寓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内学习。7月18日，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了一封长信。他对湖南军阀和都督走马灯似的更替，由此而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愤愤不能平于心”，于是便激扬文字，针砭时弊，指点江山，申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他在信中写道：“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芗铭）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更紊矣。何以云其冤也？汤在此3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任张树勋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市政之饬，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在这一个时期，毛泽东不断看到《大公报》上所载的日、俄在1916年7月间，为再次瓜分在中国满蒙的权益而签订协约的消息；报端还披露：日本内阁行将改组，因此，不少中国人就寄希望于炮制《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大隈重信首相下野后，日本对华关系有望趋于缓和。7月25日，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了一封长信，主张对曾经附和帝制的罪魁祸首严加惩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他在信中还说，新大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洪宪帝制祸首杨度等8人，是“人心奇快”。“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故最愚者袁世凯，而8人者皆次也。”毛泽东对新总统黎元洪也表示了不满，他写道：“此次惩办，武人未及，如段芝贵、倪嗣冲、吴炳湘等，皆不与于罪人之数，舆论非之，即8人者，闻亦多逃矣。”

福和中学老师

接下来，他分析和预测了中日之间的关系，他写道：

“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且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见人也。”

“大隈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20年内，非一战不足于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它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在校颇有奋发踔励之慨，从早至晚，读书不休。”“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

这正是：忧国忧民开慧眼，未卜先知超先贤。

交友结党小试手，道义未担练铁肩。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将自身历练，请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中日两国之间关系之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发生了；而他那“20年内，非一战不足于图存”的预言，后来也果真成为了事实。请看：15年之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其结果是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21年之后，日本又挑起了卢沟桥“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斯时尚不足23岁的青年毛泽东，岂不是料事如神么？但毛泽东可能还没有想到，在20年之后动员全国老百姓奋起抗战、统帅千军万马、运筹帷幄于抗日疆场之上的领袖，竟然会是他自己。

连载：毛泽东大传——007

第7章

“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话说在1916年暑假期间的一天，毛泽东步行60公里来到板仓杨先生家中。这是他第一次到板仓看望先生。杨怀中先生的老家板仓在长沙城北面，那里是一个丘陵地带，周围青山环抱，其中有两座山，一个叫隐珠，一个叫飘峰，这两座山遥遥相对，板仓就是夹在这两座山之间的一个偏僻山冲。这板仓还不是一个山村，它分为上下板仓，杨怀中先生的家就在下板仓屋。毛泽东在板仓期间，以极大的兴趣浏览了杨先生的藏书，特别是杨先生订阅的那些新书报刊。他一边看，还一边和先生探讨一些学术问题。有一次，杨先生在和毛泽东闲谈中，说到距离板仓20多公里的地方住着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午亭先生，说柳午亭先生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毛泽东这一时期正在悉心研究体育问题，一听说附近竟有体育方面的高人，就按捺不住了，第二天就让一位农民带路，去拜访了柳午亭先生。这位柳午亭先生不是别人，他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柳直荀的父亲。柳先生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毛泽东，他们两个人就体育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毛泽东一回到板仓，就同杨怀中先生谈起了此行的印象，他称赞柳午亭先生在体育研究和实践上有很高的造诣，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效法的。毛泽东不但善于结交长者和同龄朋友，而且还善于结交年龄比他小得多的朋友，任弼时就是其中的一个。1916年秋期，毛泽东在学生阅报室里首次认识了任弼时。任弼时，原名任培国，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1916年秋考入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入学的新学期，他在一师学生自治会组织的讲演会上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演讲，使他对毛泽东产生了好奇心和敬仰之情。在阅报室里，任弼时主动和毛泽东攀谈起来，毛泽东向他介绍了学生自治会的情况，勉励他好好学习，锻炼身体，要能文能武，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自此以后，任弼时学习更加勤奋，经常到阅报室和图书室读严复、李大钊等人的著作，还多次参加毛泽东等人组织的学习和讨论。1916年冬的一天，毛泽东约罗章龙去游麓山。二人自清晨8时启程出南门，冒着严寒，准备从朱张渡过湘江。朱张渡，因朱熹和张南轩而得名。朱熹、张南轩都是宋代有名的学者和诗人，还都在长沙讲过学。湖南知识青年对他们的故事都很熟悉。毛泽东和罗章龙在朱张渡口的茶亭里坐了下来，他们讨论了朱熹、张南轩在湖南所留下来的思想影响。尔后他们就去攀登岳麓山的麓宫，傍晚时分才下山。在过赫曦台时，毛泽东看到了朱熹和张南轩的联句，忽有所感，吟成了《五律》一首，诗云：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写了一封信，他写道：邵西仁兄大人阁下：去冬曾上一函，所言多不是，得书解责，中心服之。前之所言，诚自知其不当。袁氏笼络名士，如王、梁、章、樊诸人，均坠其术中，以此联想及兄。其实兄尚非今所谓名士也。事务之官，固不同乘权借势之选，而兄之所处，不过编书，犹是书生事业，并事务官而无之，于进退之义何有？此弟之甚妄言也。辱教：学宜自造，不必因人；心情求全而去偏。此诸义者，皆书诸绅矣。又嘱以常常通信，心中无所见，有之矣，又以为不足质诸左右，增笔墨裁答之劳。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又念于此道并无研究，一隅之间，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今乃有进者：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且观自来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短也，或以其身体之弱然也。颜子则早夭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33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此其言固也。然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拔矣。反观世事，何者可欣？观卢升之集，而知其痛心之极矣。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之下。有身而不能自强，可以自强而故暴弃之，此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可惜孰甚焉！兄之德智美矣，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免少缺。弟意宜勤加运动之功。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弟始闻体魄、精神不能并完，且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今乃知其不然。心身可以并完也，而官骸亦无时不可改易也。愚意如此，不知合兄之心否？余不多言，敬请教安！小弟 泽东谨上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身心可以并完”，是他坚持体育锻炼的亲身感受。长期以来，他为了强壮身体，磨励意志，同时也是为了保持学习的旺盛精力，一直坚持着体育锻炼。第一师范前面那条宽阔的湘江就是毛泽东常去游泳的地方。为了结伴游泳，他曾经贴出过一张启事，上面写着：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汪。深浅合度兮，生命无妨。凡我同志兮，携手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同学们看了这则启事，纷纷报名。毛泽东很快就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游泳队伍，其中便有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等人，他们经常和毛泽东一起来到湘江游泳、畅谈。罗学瓒在毛泽东影响下，潜心学习游泳，逐步认识到了游泳的好处。小小年纪的杨开慧也感到很好奇，就总是跟着这群大哥哥们到江边观看。毛泽东不但可以横渡湘江，他还常常从猴子石游到相距几华里的牌楼口。在那深秋时节，万山红遍，岳麓山下的枫林披上了嫣红的新装。湘江的碧波，更加清澈晶莹。江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这正是毛泽东游泳的大好时节，他和同学们时而向前劈波斩浪，时而仰卧在水面上，观察着天空中那展翅飞翔搏击苍穹的雄鹰。此时的毛泽东，身心充满了力量和信心。就是在那寒风刺骨的冬季，很多同学不敢下水了，毛泽东也毅然坚持到江中去游上一番。1917年3月，日本友人宫峙寅藏来到了长沙城，专程参加黄兴的葬礼。宫峙寅藏自号白浪滔天，他曾经积极支持和帮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黄兴等人有着很深的交往。毛泽东获悉宫峙寅藏来长沙的消息后，邀请1916年毕业后在外地教小学的萧子璋一起联名写信给宫峙寅藏，请求宫峙寅藏当面赐教。他在这封信中写道：白浪滔天先生阁下：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恸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睹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  萧植蕃毛泽东 上毛泽东执笔的这一件书迹，宫峙寅藏十分珍惜，他和他的后人相继收藏至今。1917年4月1日，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所撰写的一篇长达7000余字的《体育之研究》，经杨怀中先生推荐，陈独秀将其发表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这篇长文是毛泽东在体育锻炼的同时，对体育理论进行探索性研究的重要成果。《体育之研究》开头有一个前言，正文分为8个部分：第一、释体育；第二、体育在吾人之位置；第三、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第四、体育之效；第五、不好运动之原因；第六、运动之方法贵少；第七、运动应注意之项；第八、运动一得之商榷。毛泽东在前言中写道：“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也；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精神随之。意志者也，因人生事业之先驱也；运动而有恒，第一能生兴味，第二能生快乐。”接下来，他对当时学校不重视体育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毛泽东还认为，体育关系着卫国力量的强弱：“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他还写道：“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皆有练习耐久之益，若长距离之赛跑，于耐久之练习尤著。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面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要皆可于日常体育之小基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三育并重，然昔之学者详德而略于体。”“偻身府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夭，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毛泽东分析了“今之学者多不好运动”的原因：一是“无自觉心”。“今日不为，他日将无以谋生。”二是“积习难返”。“我国历来重文，动有‘好汉不当兵’之语。”三是“提倡不力”。四是“以运动为可羞”。“忽尔张膊露足，伸肢屈体，此何为者邪？宁非大可怪者邪？深知身体不可不运动，且甚思实行，竟不能实行者；有群行群止能运动，单独行动则不能者；有燕居私室能运动，稠人广众则不能者。”他总结了自己从事体育运动的经验，认为体育运动“不重言谈，重在实行。”他提出“运动所宜注意者三：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运动既久，成效大著，发生自己价值之念。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以之修德则日起有功，心中无限快乐。”毛泽东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运动之一得之商榷”中，介绍了他创造的“六段运动”。这6段是：手部、足部、躯干部、头部、打击运动，调和运动。在杨怀中的学生中，毛泽东年龄比较大，思想也比较激烈深刻。因此他留给杨开慧的印象也最深。杨开慧秀外慧中，举止温文尔雅，性格坚强，喜沉思，有理想，有追求。她非常钦佩毛泽东的抱负和见解。有一次，她在一篇作文中写道：“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所阐述的中心思想。毛泽东的学问品行也同样吸引着杨开慧。每当毛泽东等人来向父亲请教时，她总是搬一条小凳，静静地坐在一边，成为一名沉默而热心的听众。一开始，她还只是默默地听，听他们谈论治学、做人之道，听他们研讨朝代兴衰，听他们探寻救国救民真理。杨怀中对这个聪明的女儿很是看重，对她的介入也极为赞许，并不时向毛泽东等人推荐女儿的学问。时间一长，杨开慧也逐渐加入到了他们的讨论之中，自然成了这批学生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起议论时事，抨击时政，并和毛泽东等相互传阅笔记，交流心得体会。频繁的接触，使杨开慧情不自禁地萌发了对毛泽东的倾心爱慕之情。毛泽东也象兄长一样喜欢比他小8岁的小师妹。杨开慧除了向毛泽东学习一些思想方法外，还慢慢地接受了他的生活方式和锻炼方法，坚持进行深呼吸，常吃硬的食物和洗冷水浴等等。说起这洗冷水浴，原是杨怀中先生常年进行的锻炼项目。毛泽东一开始只是模仿先生，他遵照先生的嘱咐，先从秋天开始，使皮肤逐渐适应冷水的刺激，这样从秋到冬，就可以一直坚持下去了。一师学生宿舍旁边有一口清凉的水井，每天清晨天蒙蒙亮，许多同学还在睡梦中，毛泽东就起了床，带着罗布浴巾，来到水井旁，在这里进行冷水浴。他脱光上身衣服，吊上一桶桶的井水，往身上浇，然后擦，擦了又浇，浇了又擦，一遍遍地浇着，欢呼着，一遍遍地擦着，舒展着，这样反复一二十分钟，直到全身发红发热为止。他洗完了冷水浴，这才穿好衣服进教室自习。同学们问他洗冷水浴有什么好处，他说：“冷水浴好处可多哩，最主要它有两大好处：1、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抵抗力，并能强壮筋骨；2、可以培养勇猛无畏的气魄和战胜困难的精神。”有同学问：“洗冷水浴的好处虽多，但在冬天搞冷水浴实在太难受了，你是不是一开始就不感觉到难受呢？”毛泽东回答说：“最初是感觉难受的，但只要下定决心，突破了这个难关，也就不那么冷了。任何一项体育活动，要把它坚持到底，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关键在于一个人有没有决心和毅力。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会由勉强到不太勉强，由不太勉强到不勉强，就会坚持到最后，就可以习惯成自然，不会感到有什么困难了。所以重要的问题在于持之以恒。”在一师进行冷水浴锻炼的学生起初只有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瓒几个人，后来逐渐发展到了20多人。大家光着膀子，只穿裤衩，各人从井里提一桶凉水，一声令下，从头淋遍全身。有时他们还互相对着淋。欢声、笑语，伴着这泼水声，显示着青年人的勃勃生机。杨开慧正是受了父亲和毛泽东等人的影响，便也开始常年坚持冷水浴了。且说1917年4月16日，黎锦熙自北京回到长沙。他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上午到社（指宏文图书社——笔者注）晤毛润之，谈学。”1917年6月间，湖南一师在学生中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的目的是考察他们的学业与操行，促进他们积极向上，培养更多的人才。据1918年编印的一师校志记载：这次互选的标准包括德育、智育、体育三个方面。其中德育又分为敦品、自治、好学、克俭、俭朴、服务等项；智育又有文学、科学、美感、职业、才具、言语等项；体育又分为胆识、卫生、体操、国技、竞技等项。互选的方法是每个学生只能投3票，每张票上只能写1个人，且被选人不以同级和同班同学为限；投票采用双记名法，被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端之右，选举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下端之左；选举人还要按照互选的标准，将被选举人的一些事例及自己对被选人的评语详注在票内。检票的结果是，全校11个班有400余名学生参加了“人物互选”，当选者有34人。其中毛泽东在德、智、体三方面的6项中，“敦品”得11票，“自治”得5票，“文学”得9票，“言语”得12票。“才具”得6票，“胆识”得6票，共计49票，为全校之冠。周世钊以47票名列第二；张昆弟名列第四。在这当选的34人中，在德、智、体三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仅有毛泽东一人。毛泽东成为一师最优秀的学生。他的全面发展，他的进步言论、高尚道德、过人胆识、进取精神和超群才智，无不受到同学们的钦佩和推崇。     1917年盛夏，毛泽东和罗学瓒等同学一起在湘江中游泳。时江水大涨，几死者数。毛泽东在水中迎风劈浪，欢畅淋漓，豪气顿生，不禁吟道：“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与一师隔江相望的岳麓山，还有江中的水陆洲、牛头洲，是毛泽东常去锻炼身体的地方。他除了爬山外，还在这些地方进行雨浴、日光浴、风浴、雪浴等活动。在这炎炎的夏日里，在大雨倾盆之时，毛泽东常常脱去衣服，冒雨跑步，这叫做“雨浴”。在烈日当空的之时，他总是脱去衬衫，穿一条短裤，赤膊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任凭阳光直射；有时也会在江中游泳后走上水陆洲、牛头洲，躺在沙滩上，让太阳晒遍全身，这叫做“日光浴”。而在那寒冷的冬季里，他也常常脱去棉衣，穿着单薄的衣服，或在山麓，或在山峰，或在江边，迎着寒风大声呼叫，做跑跳运动，任凭寒风侵袭，这叫做“风浴”。在那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一团团、一簇簇的白雪，铺天盖地，他却站在雪地里，一任自己的思绪神驰遐想，这叫做“雪浴”。有的同学对毛泽东的这些活动很不理解，觉得他的行动有些怪异，便在背后批评议论他。毛泽东可不管这些，依然是我行我素。长沙周家台子蔡和森的家“沩痴寄庐”，是毛泽东和同学们经常聚会交流心得、讨论国家大事的一个场所。毛泽东到蔡家就象到了自己的家一样，一来就先到菜园拔草、浇水，然后一起吃饭，有时讨论起来通宵达旦。有一次，在一个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晚上，毛泽东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爬上岳麓山顶，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到了蔡和森家。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老人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是为了体验《诗经》上所说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句话的意境，锻炼自己的意志和胆量。葛健豪，原名兰英，1865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荷叶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她不顾族人反对，变卖了嫁妆，带领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外出求学。1913年，葛健豪高小毕业后，回乡创办一所简易小学，自任校长。不久，她又进入湖南女子教员养习所，1915年毕业后，创办了湘乡第二女子简易职业学校，自任校长。且说1917年10月8日，罗学瓒在日记中记载了关于洗冷水浴的一些情况，他写道：“余前数日，因浴冷水，致身痛头昏。休养数日，少饮食，多运动，今日已痊愈，复与毛君泽东等往河边洗擦身体一番，大好快畅。”毛泽东除了上述锻炼项目外，还进行野外露宿锻炼。一师校园里的君子亭和岳麓山的爱晚亭、白鹤泉以及桔子洲等地，是他经常露宿的地方。在寒霜时节，当夜幕降临时，他就邀请一些同学来到野外高谈阔论，直到夜深人静，然后各自找个地方，露宿至天明。有一天清晨，几个游人来到岳麓山，见庙旁露天底下的一张长板凳上睡着一个人，头脚都用报纸盖着，他们就好奇地凑过去察看。睡着的那个人听到游人的脚步声，翻身起来，收拾好报纸就走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毛泽东有半年时间不在宿舍里就寝，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只吃一顿饭，故意饿肚子。1936年，他在同斯诺谈话时对在一师的体育锻炼作了回忆，他说：“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中，我们徒步穿村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迎着狂风朗读唐诗，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这正是：奔走呼号卧霜野，独立特行骇俗尘。浪里击水发浩歌，练就惊天动地身。欲知毛泽东还有哪些非常之举，请看下回分解。东方翁曰：毛泽东1916年在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论述了德智体三者之间的关系，立意甚高。他旁证以“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使德智体三育并重的说服力愈发动人了。毛泽东之对于体育，研究既专，心得必多，于是乎，一篇由体育论及民族兴衰、国力强弱、教育积弊的洋洋洒洒的七千言《体育之研究》，便借《新青年》这一载体问世了；其文采其例征其深意，今日读来，亦令人觉得是中国体育史上殊为难得的一篇大作。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08

第8章

“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话说在1917年夏，萧子升请毛泽东为其学习笔记《一切入一》作序。毛泽东欣然命笔，写出了自己治学的经验，他写道：“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台积面高，学积而博。”这一时期，他还写有这样一幅有关学习心得的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毛泽东不仅刻苦攻读“死书”，而且还善于读“活”的书本。他常说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因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有一天，毛泽东从《民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是有两名中国学生自费旅行全国，一直走到了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他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很想效法这两名学生，可自己口袋里却没有钱，想来想去，只能采用“游学”的方式，先在湖南游历一番。所谓游学，是在旧社会中一些有志读书的穷书生用寻师访友获取资助的方式，以达到求学的目的；也有一些没有出路的读书人，他们既贫困又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便利用“游学”的方式写字作对联送人，靠这种变相的行乞过活。1917年7月中旬，毛泽东利用暑假，邀同在楚恰小学教书的老同学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假的同学萧蔚然，在这稻谷吐金山果溢彩的季节里开始了第一次游学。毛泽东身上分文未带，只穿着一件白色旧上衣，带着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布包，布包里装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与萧子升、萧蔚然一起从楚恰小学出发，经长沙小西门渡湘江，经白若铺，向宁乡县城走去。一路徒步走来，走着走着，他们就感觉饥饿了，而且是越来越难以忍受了，便打听附近有没有什么文化名人。路旁的人告诉他们说，附近住着一位姓刘的老乡绅，是前清的翰林。萧子升高兴地嚷了起来：“润之，刘先生今天就是我们要去见的主人了！我们首先向他进攻。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写一首诗给他，用象征的语言表示我们拜访他的目的。”毛泽东十分赞同，他说：“好主意。让我们想想。这首诗开首第一句可以是：翻山渡水之名郡，”萧子升说：“很好！第2句：竹杖草履谒学尊。接下去可写：途见白云如晶海”，毛泽东环顾了一下他们三人的形象，笑着说：“末句可是：沾衣晨露浸饿身。”诗联成了，他们又细细读了几遍，感到相当满意。毛泽东高兴地说：“刘翰林应该佩服我们的勇气。我们马上就能看到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学者了。”三人一路打听，来到刘家宅院，70多岁的刘姓老翰林接待了他们。毛泽东说明来意，萧子升借着书案将联诗誊写好，呈给老先生。刘老先生看他们的诗写得好，书法也挺不错，不但款待了他们，还赠了他们40枚铜元。毛泽东和萧子升、萧蔚然辞别了刘老翰林，又去欣赏了城郊玉潭河边的风景。这玉潭河比较宽，河上有一座精巧的小桥，桥附近聚集着许多小船；站在河边远远望去，可以看见一座小山岗，那就是狮固山，山坡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松树，生机勃勃，景致如画。毛泽东、萧子升坐在河岸边，观赏着玉潭河和周围美丽的景色，诗兴顿起，又联诗一首：云封狮固楼，桥锁玉潭舟……很遗憾，后来萧子升在回忆此事的时候，只记起了以上这两句，因之此诗便成了残篇。且说毛泽东一行三人到了宁乡县城，在同班同学王熙家里住了两天，走访了劝学所和玉潭高小，还到香山寺游玩了一番。毛泽东在离开王熙家时，留赠对联一副，他写的是：“爱君东阁能延客；别后西湖赋予谁。”毛泽东三人来到宋家潭，找农民宋冬生了解了生产和生活情况；又走访了一位老先生，同他探讨了一些有关经书方面的问题。他们上了回龙山，给白山寺的和尚送了一副对联；在黄材镇了解了农村小市镇的贸易情况，还为一些店铺书写了招牌。尔后他们经横山湾步行100多公里，来到杓子冲何叔衡的家里。前面已经说过，何叔衡曾是毛泽东在湖南公立四师和一师的同学，他于1914年7月提前毕业后，受聘于长沙楚怡学校，任主任教师，和萧子升是同事。毛泽东一直与何叔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到来，受到了何家人的热情款待。毛泽东观看了何家的猪栏、牛栏、菜园和稻田，了解了何家的经济状况和家庭历史。经何叔衡介绍，他还走访了何叔衡的堂兄弟和附近的农民。在一户贫苦农民家的桐油灯下，主人告诉毛泽东说，他是佃农，交的是“三七租”，一年累到头，生活苦得很，遇到灾荒，日子就更难过了。在杓子冲附近的宋家潭，毛泽东又访问了一位老农和一位青年农民，听了这些贫苦农民的诉说，对中国农民的状况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毛泽东自游学以来，每天早起都要到野外做“六段操”，然后是看书，追记笔记，在何家期间也不例外。何叔衡的父亲见他如此，高兴地说：“毛先生能文能武，玉衡跟着他会有出头之日的。”毛泽东三人离开何家时，何家人要送他们一些路费，毛泽东坚辞不受。他们向着沩山方向信步而行，经沙田到巷子口，一路上海阔天空地聊着，不知不觉来到一座不知名的小山上。山坡上有一棵古老的松树，长势茂盛，他们卸下包袱，坐在岩石上，背倚古松，讨论着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说着说着就困了，竟然睡了一觉。“”肚子开始饿了，他们向山脚附近的一座房子走去，房主人拒绝给“叫花子”饭吃。他们无奈，只得继续向前走。走了约摸一里路，来到另一户人家，一对和善的老夫妇给了他们足够的饭菜。老人姓王，问道：“你们看上去并非乞丐，天气这么热，你们出来干什么？”毛泽东回答说：“我们的家境不好，都很穷，但我们想旅行，看看农村的情况，没有路费，只好游学。”老人说：“游学并不坏，游学的人往往是正直、诚实的。只有那些当官的人最不正直，多数当官的人都不廉洁。我曾经在衙门里当过门房，亲眼看到，谁想打赢官司，谁就得送钱送礼，谁送的多，谁就可以打赢官司。这就叫做“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如果输官司的一方告到省城，那就更没有打赢的希望了，因为在省城里打官司比在县城里花费更大。在县城都没有足够的钱去行贿，哪有足够的钱去省府行贿更大的官哩。官官相护，谁人不晓。”毛泽东说：“这是什么世道！”老人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联想，深感世道不公平。告别老人后，毛泽东的心情依然沉重。一路上与萧子升，萧蔚然热烈地讨论着社会上那些不公平的事。3人来到了宁乡县伪山，暮色已经降临。这里是佛教史上的名山，山上的密印寺是自唐代起就很有名气的佛教寺院，里面住着一百五六十个和尚。毛泽东很想了解一下僧侣的生活状况。在寺院山门前，两个和尚见毛泽东3人的装扮，还以为他们是远道而来的香客，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陪着他们走进寺院。毛泽东见和尚如此热情，为免除误会，就告诉和尚说：“我们本是为乞讨而来的”和尚见他如此说，也就随口说道：“拜佛和乞讨本就是一回事。”毛泽东一行随着和尚穿过二门，来到后面的禅院。禅院里约有100多名僧人在踱步。毛泽东等被领进一间禅房，和尚叫他们放下包袱去沐浴。毛泽东3人高高兴兴地洗了一个澡，刚穿好衣服，和尚来了，说是让他们去进香。毛泽东说：“我们并非为进香而来，而是为了见见方丈。”和尚重新打量了他们一番，说道：“方丈拒绝见任何人！在方丈讲经说法时，你们也许能够见他。”毛泽东说：“我们不但想见他，而且想和他谈谈，就在今晚！”毛泽东说着递给和尚一张便条，让和尚交给方丈。大约10分钟后，和尚回来说：“方丈现在就请你们过去。”毛泽东3人随着和尚，进了方丈的禅房，只见那方丈50上下年纪，面目还算和善。他的禅房里四壁都摆满了书籍，除了佛教经典之外，还摆着老子和庄子的著作；禅房中央的桌子上摆着一高一矮两个花瓶，高的装着鲜花，矮些的装着兰草；此外别无它物。毛泽东3人与方丈谈论了一些中国古典经典著作，方丈显得很高兴，邀他们共进晚餐，无非是一些素食之类。聚集在大殿里的许多僧人，见毛泽东3人从方丈的禅房里出来，也把他们当成了方丈的贵客，而且是很有文化的人，于是，不少僧人纷纷拿出扇子或经卷，请他们题字留念。毛泽东和萧子升本就练就了一手好字，也不客气，提起笔来着实忙活了好一阵子。他们又参观了佛殿，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历代僧人的遗迹和遗物。次日一早，毛泽东3人正要离去，和尚来说：“方丈挽留各位施主在小住几日，下午还要再见见你们。”毛泽东等人只得留下，在和尚的引领下，观看了寺里的菜园子、大厨房、斋堂等地方。下午，毛泽东3人来到方丈的禅房，方丈和他们谈了一些佛教的善事，又谈到了毛泽东等人熟悉的孔子和老子。毛泽东想了解寺庙的情况，就问寺里有多少僧人？方丈说，大约有百余名是属于本寺的，其他的都是来自远方的游僧。平时寺里住有三四百人，前些年一度住过800余人，这是建寺以来最多的了。不过，这些游僧一般住上几天就又上路了。毛泽东又问：“数千里之外的和尚，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呢？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呢？”方丈说：“他们是来听经和受戒的。本寺方丈素以说法著名，全国僧人大多知道本寺。这里寺产甚丰，招待他停留数日，是不成问题的。你们也知道，和尚是出家人，所有的寺院都是他们的家，云游四方，在寺内谈经论道，彼此都得到启示。”毛泽东闻听此言，想到自己征友的目的，不也正是要和朋友“谈经论道”彼此启发吗，于是，频频点头称是。萧子升问：“全国有多少和尚？”“这没有确切的数字，”方丈解释道：“除蒙古和西藏之外，全国至少有几万和尚。蒙古和西藏的僧人比例极高，加上他们，就恐怕有几十万，甚至更多。”萧子升问：“全国有多少像沩山这样的讲经中心？”方丈说：“至少也有百余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地方，那大约有千余处左右。”毛泽东问：“有什么佛教方面的书籍出版吗？”方丈说：“有的，而且还很多，尤其是在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讲经中心。”萧子升说：“我们打算探访一些大寺院，您是否可以给我们写一些介绍信？”方丈说：“这不必要。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你们所到任何一处，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毛泽东3人向方丈道了谢，说明日就要动身。方丈说，既然要走，也不便强留，但希望你们离去前，再见上一面。毛泽东说：“我们喜欢一早动身，就不再叨扰了。”次日天刚破晓，毛泽东3人离开了密印寺，走出了宁乡县境，到达安化县的司徒铺。这是萧蔚然的家乡，萧蔚然回到了家里。毛泽东和萧子升2人继续游学，来到伏口罗驭雄同学的家。在此吃过中饭，然后，上横坡仑去久泽坪，给当地秀才吴幼安送了一幅对联。以后，又经清塘铺、太平段，去安化山区的县城梅城。一路上，他们俩曾露宿河堤。毛泽东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他还指着身边一棵大树说：“还有衣柜。”说着就把衣服和随身带的东西挂上树枝。睡前，萧子升要到河底洗脚，毛泽东笑着说：“你还要保持那绅士习惯。你是一个要饭的绅士哩！今晚试试不洗脚，能否睡得好。”一路上，萧子升都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第二天途中，他们到一家小店吃饭，听老板娘诉说了她家的苦难遭遇。他们听说附近有一座刘邦庙，便对刘邦的评价问题进行了讨论，边走边谈，不觉到了梅城。毛泽东在梅城查阅了安化县志。安化县梅城，始建于宋代，是一座古老的山城，洢水环抱，双塔对峙，风光十分秀丽。毛泽东2人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还走访了一些贫苦农家；到安化县劝学所拜访了安化饱学先生、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夏默庵是安化县羊角乡大岩村人。他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贡院，学识渊博，经、史都好。晚年任安化县教育会长。他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1917年，他64岁时、在安化县劝学所当所长。夏老先生善吟诗作对，性格高傲，一向不理游学先生。毛泽东在学校时，就向安化同学罗驭雄打听，安化有些什么宿学？罗驭雄就向他介绍了夏默庵。因此，毛泽东到安化后，便慕名前往拜访。毛泽东来到夏宅，求见夏所长。夏家门人通报主人说：有个年轻的游学先生求见，夏默庵不愿见客，他叫门人回复说他不在家。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夏宅，夏默庵又同样回避。两次都遭到夏默庵的拒绝，可毛泽东并不灰心，他第三次登门求见。夏老先生心想：平日的游学先生一次不理，就扬长而去，这位年轻的游学先生究竟与众不同，我倒要探探他的学问深浅。夏默庵命门人开门相见，他还挥笔写下了半幅对联置于书案之上。毛泽东进门一看，只见书案上放置着半副对联，墨迹尚未干，上写着：“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看过，已知其意，心中暗笑：原来是要考我呀！他略一思索，也不客气，挥起笔来写出了下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老先生看着毛泽东书写完毕，大吃一惊，觉得对句胜过出句，而且还带有火辣辣的批评味道哩！自感有愧，连声称赞：“写得好，写得好！”夏默庵马上笑脸相迎，请毛泽东吃饭，留毛泽东住宿。是夜，两人谈话十分融洽，成了忘年之交。第二天，夏默庵还赠送了毛泽东8元银洋做旅费，亲自送到大门口，依依握别。毛泽东和萧子升在梅城，游览了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古迹，观赏了祭孔用的“铜壶滴漏”。毛泽东在这里写了一首诗，只可惜留下来的缺失了5、6两句：骤雨东风过远湾，滂然遥接石龙关。野渡苍松横古木，断桥流水动连环……客行此去遵何路？坐眺长亭意转闲。毛泽东二人还给城中的“鼎升泰”、“谦益吉”、“云祥吉”等店铺送了对联，对方就给几个钱，作为路上的费用。他俩离开梅城后，经仙溪、山口、长塘、马迹塘、桃花江，到达洞庭湖畔的益阳县城。一路上渴了，就讨口水喝，或在路旁喝几捧冷水。累了，就到池塘里洗澡。有时，就在野外露宿。毛泽东和萧子升在益阳县城，游览了市容，走访了一些学校和人士。后来找到了一家小客栈，吃了晚饭，就打算在这里过夜。客栈主人是一位20岁上下的漂亮女子，因为客栈里没有别的客人，过来收拾了碗筷，抹着桌子搭讪道：“二位先生从哪里来呀？”毛泽东说：“我们从益阳来。”“二位没有益阳口音呢。”“我们是湘潭县和湘乡县人。”“哎呀，那地方远着呢。”毛泽东说，大概有1000里路。她又问，两位先生要到哪里去？毛泽东说，没有目的地。她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我们是乞丐，所以没有地方去。”女子闻言一愣，显出很吃惊的样子，瞬间又开心地笑了起来，说：“你们是乞丐？不可能！你们这样斯文，能是乞丐吗？”萧子升说：“我们并没有骗你，我们从长沙一路走过来，像乞丐一样。”她还是感到莫名其妙，毛泽东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的话呢？”“因为你们一点也不像乞丐。”萧子升说：“乞丐有特别的样子吗？你怎么看我们不像呢？”女子又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两人，说：“我知道二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知道一点看相术，也会测学可以预知吉凶。这是我爷爷教我的。我爷爷是个诗人，出过一本诗集，叫《桃园曲》。我父亲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们俩在3年时间里相继去世了，只剩下我和母亲在这世上相依为命，为了活命，就开了这个小店。”萧子升说：“那你还没有出嫁吗？你能借我看一下你祖父的诗集吗？你无疑也是一位有学问的人。”“我跟着父亲读了七八年的书正要开始学写诗的时候，他去世了，我祖父的《桃园曲》收藏在箱子里，明天我找出来。”毛泽东问：“你说你会相面，可以给我们看一看吗？”女子犹豫了一下，说：“可以是可以，不过说错了二位不要生气。”此时，女子的母亲在屋里说道：“茹英，不要胡闹，不怕得罪客人？谈点别的吧。”毛泽东对那女子说：“不，没有关系。请你直言，看到什么说什么，我们绝对不会生气的。”于是，这位女子便认真地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把他们今后几十年的功名利禄、婚丧嫁娶、福禄寿喜以及吉凶祸福一一道来。毛泽东和萧子升虽然并没有太在意她所说的那些话，只当是开开玩笑，但听她如此娓娓而谈，倒也觉得十分有趣。女子说完了，又提出二人为什么做乞丐的话头，毛泽东二人就以实言相告。没想到女子说，她对这种做法非常感兴趣，如果不是家有老母需要服侍，她也打算这样做呢！第二天一早，毛泽东二人吃过早饭，要离开了。女子说要他2人再住一日。毛泽东要给她食宿钱，她坚辞不受。问她姓名，她说叫胡茹英。萧子升说：“日后毛先生要是发达了，他会写信来请你做参谋的。”胡茹英闻听此言，咯咯咯地笑了起来，说：“到那时他也许早已忘记我了。”毛泽东和萧子升告别胡茹英母女，离开益阳去沅江。他们走了3个小时的路程，渐渐看到沅江县城了，可是走近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县城周围到处都是水。一个酒店的老板告诉他们：因为长江发源于高原，一到夏季，高原上冰雪消融，洪水就从西面汹涌而来。由于这里地势低，县城里的街道很快就被淹没了，再过几天，这座县城就会与外界隔绝了。毛泽东、萧子升见不能继续前行了，就决定结束这次活动，搭乘民船返回长沙去。船上已经挤满了人，人声嘈杂。毛泽东、萧子升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两个位置坐下来。前面两个人突然打起架来，看样子这两个人都在50上下年纪，一个脸上刮得很干净，戴副眼镜；另一个是络腮胡子。两人穿着都比较讲究，看样子都是体面人，也听不清他们嚷嚷的地方方言是什么意思，络腮胡子一把扯下对方的眼镜，恨恨地摔在船板上，他似乎还不解气，又用脚把它踢到河里；失掉眼镜的一方狠命地撕扯络腮胡子的袍子，居然被他撕成了两半。风波终于平息了，络腮胡子把被撕破的袍子围在身上，走到毛泽东、萧子升放东西的角落坐下来。萧子升问道：

福和中学老师

“怎么回事，那个人为什么撕你的袍子？”

“这个恶棍！”络腮胡子依然满脸怒气：“没有把他扔到河里去，算他运气！”

“他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真是个无赖！”络腮胡子愤愤骂道：“这个家伙过来找地方坐，我给他挪了个地方，让他坐在我的右边，他似乎很感激，自称是常德县衙门的文书。不一会儿，我把我买的两包香烟放在右手边上，等我抽烟的时候，香烟不见了。这时他手里拿了一包香烟正抽出一支，另一包在他口袋里。我看得很清楚，因为他的口袋也不深，他坐下时手里和口袋里并没有东西。而且，我的香烟牌子也少见。不用说，他肯定是偷了我的烟。我问他：我的烟呢，他倒对我大喊大叫起来，后来，我们就打起来了。这家伙不知道我是沅江衙门的捕快，抓这种小偷是易如反掌的。”

“好了，好了，别再生气了，”萧子升想安慰安慰他，就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嘛！”

连载：毛泽东大传——009

第9章

“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话说在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黎锦熙老师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他在信中写道：“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以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深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昨16日回省，20日入学，22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义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具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公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未得志。”“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和今学校二者之长……怀此理想，四年于兹矣。”“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则斯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917年8月27日，毛泽东又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将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间，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1917年8月31日，黎锦熙在北京接到毛泽东8月23日写给他的信后写道：“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野游是一项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还可以接触社会和了解社会的活动，深受毛泽东的喜好。1917年9月16日，毛泽东和张昆弟、彭道良趁星期天的机会进行了一次野游。彭道良，字则厚，浏阳人，与张昆弟同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6班的学生。他们这一次野游的目的地是昭山，昭山乃潇湘8景之一，即“山市晴岚”。张昆弟在日记中，生动细致地记述了这一次野游的经过。这种史料尽管后人读起来有点艰涩，但因为它极其稀少珍贵，笔者不忍妄加改写，只好抄录如次：“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二日之旅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同至渔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到渔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此议发自蔡君，余诺之，并商之于彭、毛二君也。事之难合，诚莫能料。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边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休息于一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性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告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缓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语，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丞然之。彭君以清夜之惑，久有为僧之志。且云数年后邀余辈同至该邑名山读书，余与毛君亦有此志，毛君之志较余尤坚。余当时亦有感云，风吹树扰声天籁，欲报无从悟弃形。但未出以相示。夜深始睡。”彭道良虽有“久有为僧之志”一说，可能是是一时之戏言，后来彭道良、张昆弟不但没有出家当和尚，他们还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多贡献，而且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张昆弟在1917年9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游，人多言西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全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不谓运动中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1917年9月23日，张昆弟在日记中写道：“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光明思想。余甚然其意。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点钟矣。”1917年9月26日，毛泽东的同班同学罗学瓒在日记中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论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足足看了两个多月。1917年9月30日，这一天是中秋节，夜晚，毛泽东和张昆弟、贺培真、罗学瓒、陈绍休等同学，在长沙水陆洲的船上，比赛背诵唐诗中带有“月”字的句子，看谁背得最多，赢者为船长，输者罚划桨。毛泽东吟出：“青天有月来几时”、“欲上青天揽明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昨夜月同行”、“游人日月长”、“中天悬明月”、“月是故乡明”……众人数着句子，毛泽东一口气经背诵出100多句，不禁啧啧称赞。1917下学期开始，一师本科毕业班开设了修身课，杨怀中先生所用教材是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在读这本12万字的著作时，对全书的每字每句，几乎都留下了用红、墨笔画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他又在书中的空白处写下了150多条多达12000多字的批语，有的批语长约800多字。这些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对书中一些哲学、伦理学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个人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和专制主义的束缚和压抑。毛泽东因为受到这本教科书的启迪，还写出了一篇题目为《心之力》的作文。杨怀中看了他这篇作文，忍不住拍案叫绝。兹将其全文敬录如次：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博古观今，尤知人类之所以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心力最致力于进化者也。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作俑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自身与天地万物间精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与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古中华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的挥洒自如，何等的英杰伟伦。然天妒英杰，愚昧丛生，国人于邪魔强盗阴险心力渗透、攻击治下，渐渐失忆，泱泱中华众生却败于甘愿自卑沉沦、散弱。有德者心力难济，无德者霸拥民众所赋世权以为私势，神器私用，贪腐国贼举家富贵，万众民脂民膏皆被劫掠。则国力日衰，国力衰则国家民族之心力衰竭，内可诱发天在兵祸，朝代更迭，官僚、商贾、农工、学者尽难免沉沦；外可诱引强盗来犯，到头来看，国贼、汉奸、军民、学生均家破人亡。近年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不平等诸般条约引狼入室，资敌来犯，实为召唤、鼓励诸多蛮夷强盗分食华夏之举。与蛮夷通商者使洋货泛滥，居高居奇，国人尽被盘剥，泱泱中华竟无力生产民众生活诸品。多年来世界强盗在中国多有斩获，故恶敌觊觎长存、忘我之心不死。太多国耻未雪，蛮夷、豺狼、凶魔纷沓而至，国民皆因腐败汉奸、军阀、买办所欠洋人无尽之亡国债务而自危。国债深陷，物价飞涨，民众食宿艰难，灾厄连连，何日可止？今满清鞑虏虽败，可恨国、政、经济均被愚昧独夫、洋奴把持，国民心力沉疴羸弱，蛮夷恶敌肆意分割、吞并华夏，万民为奴，国资殆尽。若欲救民治国，虽百废待兴，惟有自强国民心力之道乃首要谋划，然民众思维心力变新、强健者是为首要之捷径！心力变新、强健者首应破除封建、官僚之愚昧邪道，惩治卖国、汉奸、洋买办之洋奴愚众，明戒不义浮财绝善终。以国家民族之新生心力志向缔造世界仁德勇武文明之新学，新学为思想理论之基石、栋梁，新学不兴，御敌难成。中华古国之敌皆为西方邪恶之魔盗与汉奸，万勿混淆。力主洋务借鉴“师夷之长以制夷”之道，尽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族者其性必恶”之祖训。留学列强之同胞须警惕邪魔强盗对我正义灵魂之误导、侵扰，则各类洋奴、汉奸将无处安身，中华栋梁亦生自主自强之睿智。开设抗御蛮夷强盗杀戮预防国策，弘扬神州民众自强富国雄军壮志，恤农商并滋养工业。为抗击西方蛮夷列强剿灭中华神圣传承之奸计，执履行万国大同目标之正义道德教化优靖之使命。夫闻“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志者，心力者也。民之志首推举国民众个性之天然强健，则国家栋梁层出不穷。数百年外侮内斗中民众个性屡被君主官僚残害之重弊，举国凡有压抑个人、违背国民个性者，罪莫大焉！故我国三纲所在必去，愚民愚治尽除，方有优塑民众强盛希冀。自中国开埠以来，封建、洋务祸国殃民，究其缘由，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卖国贼四者，同为天下恶魔强盗者也。四贼之中，尤以执掌政权之官僚最为紧要！盖国之神圣重器以民为先，决不可助长恶私贪欲窃为己用！国之中枢如有愚昧肤浅肖小之徒窃而居之，则外魔必侵，国民必衰亡。自满清鞑虏洋务运动之后，贪墨腐败家族皆以盗取、盘剥民脂民膏逃逸海外为家族享乐之诡计。假以时日，神州中华亿民之血肉、骨髓乃至福祉将被尽数剥夺转送西方魔盗！国人如寒冬之时又堕深渊，农业落后之国民众必将沦落为亡国之奴。今无人于海内查处、治罪，于海外统计、堵截，故国贼趋之若鹜。吾辈倘若不能惩戒，又与国贼、禽兽何异？千古圣人，教化为根。我辈恰逢此乱象当前之世，人皆逐物欲而迷心，循末节而忘真，醉娱乐轻国志，谋小私绝大利，认蛮夷做乃父，拜魔盗为师尊，毁文明于无耻。你我何必苟且偷生，熟视无睹？有志者呼吸难畅，应以天下为己任。今愚者忘本堕渊，竟争先自掘其坟，却不思危亡之计。苟活于当下，遗失神圣之使命，忘却民族之重任；背离于真理，违逆人本之慧根，蔑毁先民之道德；醉心于享乐，不知当世之惊变，甘当媚外之洋奴；沉迷于自我，罔顾危机之四伏，轻信魔盗之谗言！故西方强盗可肆意侵杀、奴役中华。普看当今，世界格局风云激荡，人类文明之前途扑朔渺茫，天下苍生之幸福岌岌可危。虽有科技带来物质之充足，仍难满人欲之巨壑，各派皆为私利而竞相奔走，人人皆被牵入滚滚洪流。强盗流氓制订裁决世界法律，邪恶魔鬼公然成为人间领袖，万国不思兴道义之师，竟全然拜魔盗为导师，此星球之一草一木万物生灵涂炭、灭绝之期不远矣。虽有智者、勇者愿做中流之砥柱，却犹如闹市之人语，瀑下之鱼鸣。请问周边，还有几人执著于真理？还有几人探求于本源？一句开心就好，便甘愿随波逐流；一句事不关己，便通行四海愚夫；一句莫谈国事，便据民权为私器。孰不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试问为天地立心何以立？为生民立命何以立？为往圣继绝学何以继？为万世开太平何以开？若我辈之人此心已无，则中华即将亡亦！中华亡则人类必亡亦！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改朝换代，为民谋福，惩治贪墨汉奸，又有何难！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有志之士可不勉哉！人生于天地之间，形而下者曰真心实性。血肉者物质之所成，心性者先天地之所生。故而有唯物唯心之论说。人活于世间，血肉乃器具，心性为主使，神志为天道。血肉现生灭之相，心性存不变之质，一切有灵生命皆与此理不悖。盖古今所有文明之真相，皆发于心性而成于物质。德政、文学、艺术、器物乃至个人所作所为均为愿、欲、情等驱使所生。故个人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生活，团体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事业，国家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文明，众生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业力果报。故心为形成世间器物之原力，佛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西方强盗宗教亦有旧约主神虐民之邪暴，后有耶稣新约爱民之改良。神魔心性之变幻如此，故世人多为耶稣所迷。耶稣明之故说忏悔，懂耻而不恶；孔子明之故说修心，知止而不怠；释迦明之故说三乘，明心而不愚；老子明之故说无为，清静而不私。心为万力之本，由内向外则可生善、可生恶、可创造、可破坏。由外向内则可染污、可牵引、可顺受、可违逆。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心之伟力如斯，国士者不可不察。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确立伟志，发其动力，奋发踔历，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大如大风之发于长合，如好色者朱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者。尚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大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众生心性本同，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故当世青年之责任，在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精研奇巧技器胜列强之产业，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破教派之桎楛，汇科学之精华，树强国之楷模。正本清源，布真理与天下！愿与志同道合、追求济世、救世真理者携手共进，发此弘愿，世世不辍，贡献身心，护持正义道德。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戒海内贪腐之国贼，惩海外汉奸之子嗣；养万民农林之福祉，兴大国工业之格局；开仁武世界之先河，灭魔盗国际之基石；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为不可。杨怀中为有这样的得意门生，深感庆幸，于是大笔一挥，在上面评了个100分。此时的毛泽东特别喜欢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十分感兴趣，所以他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因此，他将功夫多数都花在社会科学上，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他博览群书，凡是能够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小说、近人文集等，无不浏览。他经济拮据，没有钱买书，只能买一些折价书，大量的都是向老师同学借阅，并把他喜爱的内容抄录下来。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突出特点。他每天从早到晚，读书不止。毛泽东很注重自学。课堂上有限的时间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他就精心安排自学计划。晚上熄灯后，他就捧着书本，坐在走廊的路灯下，或者茶炉房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苦读，经常到深夜，有时通宵不眠。为了锻炼自己的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有时只身到学校后面的妙峰山顶学习，“为静中求学”；有时则来到车水马龙的长沙城南门口读书，要在“闹中求静”，磨练意志。1917年10月，第一师范的学生团体学友会进行改选。毛泽东被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被选为文学部部长。在此之前，总务和各部部长均由学监和教员充任。毛泽东开创了由学生担任总务职务的先例。毛泽东担任总务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学友会的工作特别活跃。显示出了他的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学校课外活动开展得生气勃勃，从而促进了一师同学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1917年10月13日，学友会召开大会，到会的有62人，讨论了各项会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本届学友会工作的八项议案，并被通过。八项议案为：一、本届会金如何征集；二、开演日期；三、各部开演次数；四、教员聘定；五、预算编制；六、成绩保存；七、作学友会纪事录；八、筹设学友会图书馆。10月14日，学友会召开各部部长会议，毛泽东又提出六项议案。内容为：确定部员，聘定教员，添派录事，规定考题，开演次数，进行程序。毛泽东在会后积极组织各种课余的学术和体育活动。他积极倡导各种学术研究活动，督促各部制订切实可行的学术研讨计划，为各部聘请义务指导教师。他还认真督导各部举办同学演讲辩论和各种专门的学术研究会，邀请名人演讲。从1917年10月15日至11月16日，32天内，学友会各部的活动达64项之多。毛泽东注重图书资料工作。他精打细算地从学友会经费中挤出钱购买一些新杂志，如《新青年》、《太平洋》、《科学》、《旅欧杂志》、《教育周报》、《教育研究》等，使学友会图书馆办得大有起色。1917年，湖南一师虽然实行了10分钟的课间操制度，但有其名而无其实。一场传染病在学校蔓延，8班傅传甲等7位同学染病后，不治身亡。学校在为他们举行追悼会时，毛泽东痛失学友，写了一幅挽联：为何死了七位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毛泽东利用担任的学友会总务的职务，大力倡导体育运动，并主持开展了全校性的各种体育活动。针对学校雨天没有运动场地，晚上不能开展体育活动的情况，他积极创造条件，发动大家打乒乓球。学友会制做了1两个乒乓球架，12片竹布网，分发给各班，指定学友会事务室、礼堂、会客室、洋楼等处为打球地点。于是，“乒乓之声一时聒耳，或谓之乒乓狂云。”毛泽东在主持一师学友会工作期间，特别推崇徐特立编写的《教育学》、《各科教学法》中的《平民教育》、《如何举办夜校》等章节。他受此影响，就满腔热忱地主办了工人夜学。此时在一师附近，集中了长沙几个新式的企业：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石厂、铜元局等。此外，粤汉铁路的武昌至长沙段和长沙至株洲段的工人也都住在这一带。聚居在这里的产业工人、人力车夫、小商小贩及其他劳动者，生活都十分贫困，绝大多数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成为文盲或半文盲。第一师范于1917年上半年开办了一所夜学，由教职员任职，但是办得不成功。学友会改造以后，毛泽东总结了办夜学的经验教训，认为工人夜学还继续办，而且要办好。在学友会研究工作计划时，毛泽东说：“师范本以教育为天职。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而欲达此目的，不可不去为此目的之阻碍。此创设夜学之意，一也。”第二，“欧美号称教育普及，而夜学与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等不废；褓姆有院，聋盲有院，残废有院，精神病者有院，于无可教育之中，求其一线之可教者，而不忍恝置也。”帮助偶因天赋之不济，境遇之不同而失学者，“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第三，“设此夜学可为吾等实习之场，与工业之设工场，商校之设商市，农校之设农场相等。”第四，“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而兴办夜学，正可以“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长此以往，“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毛泽东还提出，工人夜学要由由一师三四年级的学生来办，归学友会教育研究部负责。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学友会和教职员的一致赞成。由周世钊担任夜校的管理员。校友会立即行动，夜学开始了紧张的组织筹备。夜学广告第一次编印出来以后，“除张贴通衢外，并函托警察分发，令国民学校学生带归劝告，久之无效”。第二次的夜学广告编印出来以后，“除印刷分贴外，另书大张张贴显处，亦无结果，报名者并前次9人而已。”毛泽东召集校友会部分成员，及时分析研究了原因，认为这是由于：一、请工人来夜学读书，不要钱，这是一桩新鲜事，“盖社会不熟悉学校内容，虽有广告，疑不敢即入”。二、“仅仅张贴，无人注意，彼等不注意于此，犹之吾人不注意官府布告也。”“并未遍散，彼等未能手受而目击之。”三、让警察分发也不妥，“其已否奉行属疑问；即分发矣，人民视警察俨然官吏，久已望而畏之，更何能信？”10月30日，毛泽东用白话文起草了一份《夜学招学广告》，他写道：

福和中学老师

列位工人来听我们说几句白话：

列位最不便利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利的。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到过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

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作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们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的。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广告写好后，毛泽东组织一批同学，拿着数百份的白话文《夜学招学广告》，一边到处张贴，一边挨家挨户分发，并进行口头宣传，从“铜元局一带，铁路两旁到洪恩寺一带，左至大椿桥，右至社坛岭、天鹅塘，共发去600张，”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争相询问夜学的情况，奔走相告，都说“读夜书去！”不到3天，报名的人就达到102人。两天以后，又增加了20人，陆续来补报的还接连不断。由于名额有限，只好截至报名。工人求学之情，直如“嗷嗷之待哺也”。

为了及时总结办学和教学经验，积累资料，毛泽东特地设置了夜学日志，并带头写日志。从他所记的11月5日至11月14日的学友会夜学日志中，可以看到他为办好夜学所做的精心组织，以及对夜学各种大小事情非常周到的考虑：

11月5日晚，召集国民高小和一师部分职员及三四年级同学共十余人开会，就夜学问题“商议实行办法”。

11月6日，出版布告通知学生，“定阴历九月二十五日（11月9日）晚上七点钟，在师范下首国民学校内头次上课，各带笔墨纸砚，齐到为要。”

11月7日，“晚上开会磋商进行办法。学生报名又增二十余人。”

11月8日，“晚上教员十二人开教务会议”。决定了课程设置、老师分配、授课时间、授课内容等。毛泽东自己担任历史课。

夜学学生按程度高低，分为甲班乙班，开设国文、算术、常识三科，每班每周三夜，每夜二时，共六时，分配国文三时，算术一时半，常识一时半。

教员每班国文2人，算术1人，常识3人。

教授内容：“分认字、写纸、短文、便条、信礼等项。”算术，“先期尽教珠算，入后稍加笔算。”“常识为与以普通之知识及精神之安慰，如历史，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精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

“常识注重内容，讲义宜少”，“常识注重精神，与国文、算术之近于技能者相别，故作为余兴，每晚以半点钟，用演讲之形式教授之。”常识教授历史、地理、理科、修身、卫生、实业、政法、经济、教育等，“内容多而时间少，宜择其重要及与夜学学生有密切关系者。”教授方法，“大部取注入式，间采启发式。”

1917年11月9日，工人夜学在第一师范附近的国民学校教室里正式开学。晚六时半，夜学教职员陆续至国民学校，学生逐渐报到。

“此次报到，既极踊跃，而秩序又甚为整齐，出乎意料之外。此次学生中，十三四岁小儿竟占十分之三数，有在初小读过一年及二年者。夫儿童失学如此其多，使无此夜学稍从补救，将永远废学矣。其中年失学者，前日截止报名后，仍有无数要求补报者。以碍于名数不能许，而彼等固如嗷嗷之待哺也。”

毛泽东和教职员把一批批穷苦的学生领进了教师，教室里一片欢快的景象。为了教学的方便，首先对学生们进行了文化水平摸底测验。测验结果，“有清楚不误全行写出者，有略写街名二三个及姓名住所者，有姓名不能写好者。”

毛泽东他们根据成绩，评定甲、乙，把学生分为两班。甲班44人，乙班41人。接着，举行了开学典礼。学生们“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

师范学监主任、代理学友会会长方维夏先生致训词，勉励学生好好学习；夜学主任周渭航也致了训词。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就夜学上课说明书，逐条作了解释。他说：

“讲义及抄本由学校发给。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每次上课须带笔墨。本校已函请警察保护，来往尽管放心。”

11月10日，“购来参考书十二种”，晚上召集夜学管理12人，在学友会事务室开会，就夜学管理的一些事项作了研究，决定：

“一、教室设灯四盏，头门设灯一盏，三门设灯一盏。二、本校派定工役一名，司送茶水灯油等事。国民部派定工役一名；应随时呼唤。三、教员与管理员同赴夜学上课，以免学生久待。四、管理取严格主义，以坚持学生信仰。五、学生雨具，令拂干，置于讲堂椅下，自为照料。六、学生大小解，天晴另就街厕所。……”

11月11日，“晚上7时补试。计前夕报名未到者44人，今晚到10人。”

11月12日，甲班上课，“课毕，由毛泽东报告：不可喧扰；宜每次上课，3次不到者，开缺不补；解手赴外边厕所；雨时雨具，自置椅下看管；今次有未带笔墨者，下次宜都带来；习字纸带归书好，下次带来，评定甲乙记分等事。”

这天的日志还记道：

“教授两点余钟，学生听之颇能娓娓不倦。”

“教室洋油灯4盏，有2盏不明，中间颇暗，应添1盏。”

“此次地理讲义不善，字嫌小，又不明白。”

11月13日，乙班上课。日志中记道：毛泽东告诉学生，前一天晚上，甲班学生放学后，“又在铁路旁喧呼者，警察以此为言”，要求大家注意：“省城特别戒严，步哨及社坛岭”，“报告学生提早上课；一面由学校行文省署，邀求保护。”

“乙班学生程度颇低，国文多不深懂。”

11月14日，“甲班上课，算术罗宗翰出席，教以数之种类加法大略及阿拉伯数字码，历史常识毛泽东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学生有4人未带算盘，从小学暂借，为戒严早半时下课，管理者李端纶、萧珍元。

实验3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大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之间）。常识分量亦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

本日算术却觉过浅，学生学过归除者，令其举手，有十几人之多。此则宜逐步加深。”

“说理宜深，语言、文字出之以浅。”

11月16日，张超给甲班上物理常识课，他讲得太深，许多学生坐不住。课后，毛泽东对学生们说：

“物理一科，极有趣味，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电灯之所以能明，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

这正是：身在草莽论天下，闹市读书有几人？

白话巧请夜学者，满座皆是褴褛身。

东方翁曰：毛泽东点评近现代历史人物，他认为段祺瑞、黎元洪、张勋、冯国璋等官僚政客，你争我夺，人人欲得天下，造成了“天下纷纷”的局势，这些乱世奸雄皆不知“倡学”，故“本源未得”。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最厉害的一手，就是以倡学攻心。一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战争，被曾国藩巧妙地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可谓是匠心独运。所以，毛泽东曾在一封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斯言诚为智者之识也。

老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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