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得意门生张维杰为和平做贡献

张长兴

张维杰：您让《红旗颂》 倾倒学生
                  
                ——沉浮舌耕之14

    张维杰先生是和平县东水中学1978年毕业生。他是主动来信到兴宁找我的学生之一，以后我们便一直联系了。二十年之后的1999年第一次见面，他万分慨叹：“张老师，我真忘不了你的口才，忘不了你的作文辅导课！”
   “真的吗？你能否讲点具体细节？”

   “好啊，比如你给我讲的《红旗颂》。铃声一响，高高大大的你进入近百学生的大课堂。起立完毕，你说：‘同学们，今天是作文辅导课。大家都见过红旗吧？’说完，你在黑板上写下‘红旗’两个大字。‘见到红旗，大家总有感触吧？总不会无动于衷吧？对啦，感触大，豪情满怀，心潮澎湃，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写文章就是要‘有感而发’，千万不能无病呻吟。大家见‘红旗’而豪情顿生，说明大家对毛主席最忠，最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张老师你接着在‘红旗’后面再加一个‘颂’字：‘假如我们要作《红旗颂》之文章，怎样构思？大家先议论一下……”
     张维杰先生接着告诉我，说我视野开阔，由法国巴黎公社起义之红旗，俄国十月革命之红旗，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举起红色大旗，然后讲北伐、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五星红旗在太平洋西岸、亚洲东方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上迎风飘扬，“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紧接着，一次又一次的路线斗争，是毛主席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修防修大旗，乘胜前进。最后讲到同学们要身在东水，放眼世界，永远高举红旗，为革命作出最大贡献！
     
     现在回忆起来，我说的这些，都是大话、假话、空话、屁话、套话。不过，那时我的普通话尚流利；我自幼喜欢读书，报刊上《全国山河一片红》之社论及汗牛充栋的大赞大颂文章，见“豪言壮语”也有意去记忆，最主要的还是写得多。天天写，写得多了，则“文学语言”会自然从口中冒出来，给人感觉是“张老师口才好”。正当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时，我再话锋一转，介绍自己刚才讲话的思路：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特点，注意纵向、横向的联系，让“神”(中心)把许多看似“散”的材料串连起来……
    不过，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来，我这堂课也确有点特色，先是口头作文示范——这没有良好的基本功及“捷才”是不可能的。在和平东水山乡，我这个华师中文系毕业的老师，可能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吧。这就给学生一个神秘感、崇拜感，学生的求知欲望必然到了巅峰状态；然后，顺藤摸瓜，讲抒情散文的写法，可谓“正中学生下怀”！这也应了自古以来的“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则要一桶水”的说法。学生急于跟着“有本事”的老师学，这也是一种层次较高的启发式。怪不得时光流逝了整整二十年，相当于两个半的“八年抗战”的漫长岁月，在学生头脑中还留下深刻印象。
    “忘不了啊，忘不了！张老师你的‘红旗颂’！”张维杰，我这个二十年前的穷学生，还在感慨。他还告诉我：“你怕我们记不了那么多，课后又把《红旗颂》范文贴了出来，让我们反复细看。大家都说张老师真有本事，真负责啊！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因为大家喜欢你的语文课，结果三分之二以上的学生报考文科。那年高考，186分即可录取上大学，我仅差23分。在163分中，语文一科便占了73分，差不多占了一半！虽然过去了二十年，我怎能忘记老师的栽培呢？”
     在张维杰这样的学生面前，我是无限的自豪与亢奋！我永远感谢这样的好学生，是他们给了我施展才华的机会，是他们承传了我的智慧，是他们为我扬了名声。人们说当老师清贫，没地位，没权力，但是，我永远是无怨、无悔、无憾！  
                                                                            （写于1999年）

张长兴

原来是叫我吃番薯！
             ——沉浮舌耕之41
   
    “张维杰，到我房间来。”没两下子，他便来到。
    “张老师，是不是我的作文又有问题，又要辛苦你个别辅导？”
    “你的作文大有长进，我准备拿去贴堂。当然，问题还是有的；不过‘此乃后话’。现在是给你一个任务——‘解放台湾’，‘民以食为天’，先帮我把这几条番薯吃掉，不得推辞！”我性格天生干脆，加上在潼湖部队农场当了差不多二年的“耕田兵”，我说话做事更利落了。
    “张老师，怎么好意思呢？你去东水墟买来的番薯，好宝贵的，怎么好意思呢？”他知道“师命不可违”，“恭敬不如从命”。带十分尴尬、十二分感激，不好意思拿起了较小的一条番薯，悬在空中，还不敢往口里送哩！
    “你是中‘刘修’的毒太深，还是中‘孔老二’的中庸之道毒太深？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番薯我蒸多了，吃不完，若浪费掉是‘极大的犯罪’，是对他老人家‘不忠’！你把它吃了，就是帮我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不便是‘犯罪了’！”我这个老“红卫兵”——广州地区第一批上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是赤诚与狂热，让我把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加上我长期读书，记性好，脑瓜灵，因此，我的确有办法把什么事情都与毛主席联系起来，“上纲上线”，叫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当然，我叫维杰吃番薯已是七七年的事了。我刚才叫维杰吃番薯的动员语，照潼湖时解放军某指导员的说法是“阴阳话”(那时，我们可与《沙家浜》中“不阴也不阳”的刁德一同类项了)。
    维杰抓起番薯，到底往嘴里送了！在我的催促、鼓励下，让这位八岁即丧父的、高高大大、品学兼优的穷学生多吃几条番薯，对我来说，的确是眼前“最大的政治”与最大的满足。维杰一到我班，我这个班主任见他家庭如此贫困(借米上学是理所当然的了；从没有吃过像样的菜——能有“豆角干”蒸来吃是十分“幸福”；星期天去打柴，寒暑假去打工，才有办法交学杂费入学)，学习如此刻苦：最早进去课室的是他，夜里最后离开课室的是他；他高大，与他一样高大的张伟达偏与他共床。深夜钻进被窝，还要点灯看书。床太窄，这两个大汉便“打横床”躺下继续“苦战能过关”。他劳动如此拼命：什么时候都是他完成任务多，是出色的“劳动模范”，而且，他指挥全班工作，井井有条。的确是最好的指挥员与战斗员。他对人如此谦虚：隔老远老远，便能听到他呼“张老师”的声音，然后是赤脚少年的灿烂的笑容；操场边，校道旁，花前月下，我不时受到“突然袭击”——他会提出问题向我这个“本家先生”请教；我这个视书如命的书呆子往往有机会“露一手”，我不时的连珠妙语与海阔天高式的联想，既让学生满足，也让“自我满足”，仿佛成了世上最有用的人，——严格来说，是张维杰、曹小元、朱裕鉴、张伟达、殷欢天、骆伟达等他们这一班好学的学生让我有机会表现才华，让我显示了人生价值；在时光逝去整整二十年的今天，我倒要感谢他们才对，自然格外怜爱！能为这样的学子帮点忙，实在是幸事。但遗憾的是，我这个“远方的游子”，工资低，待遇差；老婆在家，还是年年“三荒四月”，为几斤“救济粮”、“返销粮”与人“当年鏖战急”；就如我这个华师毕业的本科生吧，平日要往东水街买点肉“幸福”一下，还得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然后才有“壮举”！每当夜深人静、饥肠咕咕之际，吃上几块番薯，然后抽上一根“自制烟”，的确是“最大的幸福”！

    以上吃番薯的事是维杰二十年后的今天，在豪华的深圳横岗宾馆里告诉我的。维杰也是怪，老师二十年前给了你几条番薯吃，到底算什么呢？世上受了人家天大好处过后则不认账者，多得很哩！而且，你与二十年前的张长兴老师早失去联系，张长兴老师也未找上门“评功摆好”以换取几许“回报”，你为什么总在心头不放而梦牵魂萦呢？又为什么往兴宁许多地方乱写信、乱打电话去寻当年的“张老师”呢？不可思议呀，不可思议！我多次与老婆讲：“这是怎么回事呢？专门请我们夫妇去深圳度假，到了深圳，次次作上宾招待，亲自驾车，天天陪同，礼物、‘红包’如此丰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老婆答：“可能是上辈人积了德，在你身上回报吧？”我则说：“吾祖上清白传家，世世书香，倒也不假；不过，他们究竟积了什么善德，今已无可考查了。死生两诀，殊不同路；因果报应，自属虚幻。连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亦‘子不言怪力乱神’，且‘敬鬼神也远之’。我看，还是老天爷见我可怜，皓道穷经而无官无权无钱，送了个张维杰来报答我！”妻听得出我的“话中话”，特“笑而不答”。
   “维杰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呢？你这个大经理，怎么对我那几条番薯念念不忘呢？”在豪华的宾馆里，我无论如何也要找出答案来。因为，纵观我几十年教书生涯，尤其是这十年内外，可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基本上任高三毕业班教学工作，为学生日夜操劳自不必说；就私人交往而论；长期在我家吃住者有之，长期生病在我家煎中药者有之，来我家喝水、炒菜、冲凉者比比皆是；而且，每年我任教的学生，考上大学者，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我只在高考时见过他们；考上大学的则自己往教育局领通知，也未见几个跟老师打个招呼，道声“谢”！(以1999年为例，我任教的班考上几十名大学生，其中不少人是重点、本科大学，有的还得梅州市“姚美良奖”！但只有两位同学打了电话给我，有两位学生来拜访我。)是我与张维杰这两代人观念过时，还是如今世风日下，道德沦丧？
   “对老师就是要尊重！”维杰斩钉截铁，“古人说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接着，大家默不作声。他为我斟茶，头一低，头上白发更明显。他白白净净的脸上，爬上了皱纹。两眉之间的“川”字，明明显显的。但对老师的恭恭敬敬，却与以前比未减丝毫。斟罢茶，他坐下与我相视良久……
   不知何时，从街上不知哪间音像店里飘来《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