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100章导读表在16页】

毛泽东为防止国民党军队可能进攻西安，提议在复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中强调说：

“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17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西安事变报告给共产国际后，又通报给在前线的红军领导人。此时刘伯承正在前线制定作战计划，听说抓住了蒋介石，图也不绘了，铅笔也扔了，他说：

“蒋介石也有这一天！”

这次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13日凌晨，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提出了“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交给人民审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会议确定由周**率领代表团去西安。

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8项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切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首先说：

“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是反对？应该明白确定，这是不容犹豫的。”“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它的自卫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

毛泽东还说：

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

“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我们的政治口号应该是：召集救国大会。其它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

张国焘说：

“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张闻天说：

“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联合非蒋系南京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毛泽东说：

“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最后，会议决定了如下方针：

1、保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办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战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3、同情西安的事变，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与政治上），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沉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会议决定，由周**、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立即致电张学良说：

“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为重要。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运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义举才能确定地发展其胜利。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地政治动员，此着是最要紧任务之一。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拟去与兄协商尔后大计。如何？盼复。”

12月13日，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讲话说：

“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放弃过去主张，依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服从他。”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宣布取消“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由张学良任委员长，杨虎城任副委员长。

此时，西安事变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把事变引向国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英美帝国主义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在南京政府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欲置蒋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他在《讨伐令》中说：

“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乃犹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军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纲纪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清凶氛，而维国本。”

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主张暂不下令讨伐，也不要轰炸西安，先派人去西安看一看具体情况，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径。

两派明争暗斗，异常激烈，而且各行其是。张冲则建议约请共产党在南京的秘密代表潘汉年商量，请求共产党方面出面调停。

各地方实力派和各种政治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宣言，阐明自己的立场。

12月13日这一天，冯玉祥致电张学良说：“请先释放介公回京。”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洛河畔的坪地上召开了300人的活动分子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报告，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贺龙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延安人民抗日剧社的文艺工作者，强烈要求处死蒋介石。毛泽东来到剧社做工作，他说：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做逼蒋抗日嘛！你们见过驴子上山吗？它不上怎么办？不外乎三个办法：一是前面拉，二是屁股上推，有时还得用第三个办法，那就是用鞭子抽。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做赶驴子上山、逼着蒋介石抗日这件工作。相信你们能够把我们党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宣传好。”

12月14日，由毛泽东、朱德、周**、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电文中说：红军完全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爱国行动。电文中又说，红军可以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以张学良为总司令，将东北军、17路军、红军分别编为3个方面军。三军主力集中于西安、平凉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各个击破敌人，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大大开展战局。

电文中还通知他们说：红军已开始集中，向三原等地移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中央军的进攻。

14日这一天，毛泽东、周**又致电张学良说：

“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17路军上面。”

中革军委也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内部指示电，电文中说：

“西安的抗日义举，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式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东北军、17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这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援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12月14日下午4时，宋美龄让蒋介石的顾问美国人端纳，乘飞机在西安上空投下一封英文信，说是奉蒋夫人之命来看少帅，如同意他来，就请在飞机场放一把火，不同意就走。

张学良同意让飞机在机场降落。端纳带来了宋美龄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你和委座的深交要好好处理。”宋美龄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南京的情形戏中有戏。”

端纳从蒋介石的口中得知，张学良并无害他之意，就劝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意见。蒋介石听了端纳的话，又看了宋美龄的信，态度就转变了。于是，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由新城大楼搬到了金家巷高桂滋公馆。

高桂滋是国民党第84师师长，他已经接受了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毛泽东在写给高桂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我党我军“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

高桂滋在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12月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电文中首先肯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电文中说，张学良、杨虎城此次发动兵谏，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电文中又说，如果南京政府决定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将会引起“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煎涤”。电文中还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

电文中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说，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12月16日凌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保安为代表团周**、博古、罗瑞卿、李克农一行18人去延安送行，毛泽东对周**叮嘱道：

“**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

周**一行人将从延安乘飞机去西安。

欲知西安事变如何解决，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革命”一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翻遍人类历史，提出革自己命的人，唯有毛泽东。蒋介石也常常把革命挂在嘴边上，他在训斥张学良的时候还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但他所说的“革命”，是革别人的命，而不是革自己的命。谚语云：乌鸦落在煤堆上，只看见别的黑，看不见自己黑。所以，当那些既得利益者在别人要革自己的命时，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不惜一切手段，颠倒黑白，甚至篡改历史，把对手说得如何如何的不堪，一无是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16

第116章

“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

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

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

话说1936年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说：

“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义举，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

16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致电阎锡山说：

“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于宁、陕之间。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刻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秩序不加丝毫干涉。”

12月17日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说：

“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俟**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此时，中共中央已经收到了共产国际于16日发来的指示电，但是由于译码错误，电文完全翻译不出来。毛泽东只好复电张学良说：

“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

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马上搜集苏联报纸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和评论文章。

也就在这一天早晨，蒋介石给南京的何应钦写了一个手令：

敬之吾兄：

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中正手启

12月17日晚，周**、博古、罗瑞卿、李克农在延安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达西安，他们与在西安的叶剑英会合后，立即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说：

“据我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

周**表示同意，他说：

“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确实符合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的，它对全国抗日战线的形成，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张学良与周**商定：将东北军、17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防务，必要时侧击甘南的胡宗南，支援关中。为了便于三军统一行动，红军加入由东北军、17路军已经宣告成立的抗日联军西北军委。

周**等人又同杨虎城进行了长谈。

当晚，周**将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在电文中说：

“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动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毛泽东同意周**报告的这一意见，并据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蒋政策，由罢蒋和平转变到保蒋和平。

12月18日上午，蒋鼎文奉命回到南京，将蒋介石的手令交给了何应钦，果然发生了效力。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讨论了两天。毛泽东说：

“西安事变的发展无非是两个前途：一个是引起新的大规模内战，推迟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扩大侵略的顺利条件。另一个是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因而，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就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第2个前途，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策略，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政府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决定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

毛泽东说：

“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

会议决定：当天即对外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这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宣言向国民党中央宣布说：

“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希望贵党：1、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2、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派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抗日要求。3、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4、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5、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

12月19日，中共中央对内也发出了由张闻天执笔起草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示中说：

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主张的结果。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因为事变采取了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一部分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任何打击，所以如果处理不妥，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张闻天还电告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让他们找人疏通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并作宋子文的工作，请他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还要了解亲日派何应钦的态度，以便确定对策。

毛泽东为了使根据地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有明确的认识，他专门在红军大学给学员们作了一次报告。有人担心地问：

“如果放了蒋介石，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风趣地说：

“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路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战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

12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工作人员搜集来的苏联《真理报》等报纸自14日以来对西安事变的评论。这些评论认为扣押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应该立刻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使事变“迅速和平解决”。

毛泽东又拿起那份翻译不出来的12月16日来自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审定和签署的指示电，哈哈大笑，一下子把它撕得粉碎。

12日20日这一天，陕北红军应张学良的要求，以红1方面军的红1、红15军团和红4方面军的红4、红31军，由定边地区南下。

12月21日，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说：

“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

12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电告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5项要求：

1、吸收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2、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3、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4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5、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毛泽东同时将以上提案电告周**，并要他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公开与蒋介石、陈诚、宋子文、宋美龄、阎锡山、于右任进行谈判；还嘱咐周**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以及红军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12月21日，彭雪枫、周小舟致电中央，将阎锡山在西安事变后联共抗日态度开始明朗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彭雪枫是在接受毛泽东交代任务后，于11月12日途径绥远辗转到太原的，他代表中共中央开始与阎锡山正式谈判。阎锡山对彭雪枫的到来，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只限于他本人和他的外甥、政训处长梁化之参与其事，连他的老搭档赵戴文也被蒙在鼓里。

彭雪枫抓住与梁化之频繁接头的机会，催促阎锡山答复共产党方面提出的问题，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彭雪枫的努力下，双方的徒步通讯站、通商及共产党方面人员交通过境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不久，毛泽东又派周小舟以他的秘书身份，到太原协助彭雪枫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彭雪枫、周小舟还报告说：阎锡山在12月21日绥署省府扩大纪念周上说：“国人必须抛弃主观的成见，以远大的国家民族利益利害为前提，缩小异点，扩大同点。”后来他还说：“我们今天不应当分两条战线，应当都走到一条战线才对。”

12月22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对他在西安事变中表示反对内战的态度给予赞赏，告之共产党方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希望阎锡山能“出有力之调停手段，调停于宁、陕之间”。

12月23日上午，在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中楼，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安方面以及周**为代表的延安方面，正式举行3方会谈，周**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21日来电精神，提出共产党的六项主张：

1、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宋子文认真看了共产党的提案，他表示个人同意，同时说还要将此意见向蒋介石传达。

下午，3方又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兵、释放政治领袖、放蒋问题进行了讨论。宋美龄对周**说：既然延安方面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说：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我党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周**还说，除了蒋介石，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

宋子文、宋美龄、周**、张学良、杨虎城约定次日接着谈判。

12月24日，3方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出席，西安方面是张学良、杨虎城，延安方面是周**。宋美龄说：

“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了让西安方面早日放出蒋介石，他们在谈判中做出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承诺。周**等人非常高兴，立即把这些承诺归纳为12条，电传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全文如下：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撤）。寅、蒋允许归后释放政治领袖，我们可先发表消息，宋负责释放。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3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做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午饭后，宋子文、宋美龄把蒋介石安抚张学良的6项承诺交给了张学良，全文如下：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7领袖。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辰、蒋意开国民大会。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至此，双方意见已经非常接近，最后3方达成了6项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具体的救国方法。

谈判达成协议后，蒋介石提出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做书面签字，回南京分条逐条执行。

周**及时把蒋介石答复张学良的6项承诺及最后达成的6项协议，报告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并说蒋介石不愿意在协议上签字。毛泽东回电同意可以不签字，他说：

“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用。”

12月24日晚，宋美龄、宋子文带着周**会见了蒋介石，一见面，周**说：

“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蒋介石勉强从床上坐起来，请周**坐。他说：

“**，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说：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说：

“不是已经说好了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只要你们都听我的指挥。我让美龄、子文、汉卿代表我和你谈判一切问题。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谈判。”

12月25日，张学良因为蒋介石不签字，他怕夜长梦多，蒋介石有变化，要亲自护送蒋介石由西安回南京。他不听夫人的劝说，独自冲下了楼。张学良的车子开到大门口，遇见了杨虎城，急忙刹住车，他说：

“虎城兄，委员长要走了，快到机场去送送。”

于是，两辆桥车向机场疾驶。机场外早已有一两千学生和群众在等候。杨虎城下车后，与蒋介石握手告别。蒋介石怕群众不让他走，急急忙忙地对张学良、杨虎城说：

“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说一遍，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决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也得承认。”

他说完又重复了一遍。这时，张学良已经坐进了飞机驾驶舱。周**赶到飞机场，飞机已经升上了天空。他惋惜而无奈地说：

“晚了，汉卿成了窦尔敦了！”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

12月26日，红军各主力部队先后进至庆阳地区待命；红81师东进延安，接替了东北军两个师的防务。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马上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将军。

12月27日，蒋介石发表《对张杨的训话》，训话称：“离开西安之前，张杨不再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

12月28日，毛泽东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嘴脸，敦促蒋介石实践在西安达成的协议，他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在声明中写道：

蒋介石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话》，“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中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些好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

毛泽东在声明中驳斥了蒋介石所谓西安事变的发动是受“反动派煽惑”的谎言。他写道：

“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1、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2、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3、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4、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5、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6、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

毛泽东在声明中还特意全文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承认的六项协议。他接着写道：

蒋介石正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必席卷蒋氏而去”。

毛泽东在声明中再一次要求蒋介石立即撤兵，释放张学良回陕，保证西安协议之实行。

这正是：老蒋一生耍猴子，小张着道又入笼。

有道是权术本是双刃剑，谁人凭持事有成？

君不见，新莽持之尸身碎；项城持之帝梦空。

古来山中无虎猴称王，到头来冰山遇着火山融。

欲知毛泽东后来和蒋介石如何斗智斗勇，请看下面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因共产国际来电翻译不出来，复电张学良说：尚未接到远方来电。后来他从其它资料上才了解到了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瞎指挥，一怒之下，把16日那封翻译不出来的电报撕得粉碎。事后他又指示答复共产国际说：“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地采取了这种方针。”人们常常把没有恶意的谎言称之为善意的谎言。据此，我们也可以把毛泽东给张学良和共产国际的复电，称之为策略的谎言。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智慧的确非同一般！中共中央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想当初，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不满意却不敢反抗；以瞿秋白和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奉若神明；而以王明和博古为首的中央则是把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当成了尚方宝剑。此时若非毛泽东主持大局，中央再按照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去做，岂不是又要坏了大事么？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17

第117章

“延安是个大地方，比保安大多了，好多了，咱们要到陕北的大城市啦！延安长期由国民党统治，群众不了解我们，我们可要注意与群众的关系。”话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毛泽东决定：让红军大学第1批学员提前毕业，回部队奔赴抗日前线。听说一些人可能被留在红大当教员，学员中有不少人便写信给总政治部，要求到前线去。一天，  毛泽东又来给学员们上课。他首先环视了一下教室，慢条斯理地说：“我听说有不少同学写报告信，不想留在学校里。翅膀硬了，想去寻找更广阔的天空。鸟翼蓝天，鱼翔水底。好嘛！不过，”毛泽东突然提高了语调：“这里我郑重宣布：凡写报名信的，统统留下。没写信的可以出校。”刘亚楼、张爱萍等一些写报名信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哭笑不得。只听毛泽东又说：“你们都想走，学校就办不起来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学校要继续办，并且要扩大，教员就从你们中间出。这里也是广阔的天空，有你们的用武之地。”不少写报名信的学员，还真的被留下来了，其中就有刘亚楼、张爱萍。组织上安排刘亚楼担任红军大学的训练部长。他看着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整点行装准备返回部队，很不高兴，嘴里嘟嘟囔囔地说：“我这个没有理论的人，只能在战场上冲杀，怎么能办学校呢？”毛泽东闻知此事，立刻找刘亚楼谈话，他说：“刘亚楼哇，听说你有一种理论。”刘亚楼一听，十分惊讶，说：“主席，我可没什么理论。”毛泽东说：“有理论的办学校，没理论的上战场，这就是一种理论。听说是你发明的。”刘亚楼连忙解释说：“我是说我到前线去可能更合适些。”毛泽东认真地说：“工作合不合适，要看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要知道，办学校是一项根本的建设，培养干部的干部，我们是认真挑选的。有意见你就来找我谈，不要随便发明什么理论。军委决定了，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办好。”毛泽东的话，在刘亚楼听来，字字千斤，他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惭愧地低下了头，表示服从毛泽东的决定。12月30日，毛泽东给在红1军团的丁玲发了一个电报，内容是他新作的一首词《临江仙》。1937年1月1日，丁玲在庆阳前线收到聂荣臻转来的毛泽东发给她的电报，她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手捧电报，读了一遍又一遍，其兴奋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1937年元旦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在南京的代表潘汉年，要求他与陈立夫、宋子文接洽，督促蒋介石制裁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尽快撤兵，以免爆发新的内战。1月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关于巩固张、杨两军与红军团结，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指示中说：“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要求在两军中发展党的组织，深入政治工作，主要的在团结干部。”1月4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示他与国民党恢复谈判。1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博古，要求他们在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时，要坚持3个条件：1、立即撤兵；2、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3、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1月6日，潘汉年在南京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人，就国共两党关系的政治纲领问题进行磋商。1937年初，毛泽东为傅作义在1936年11月15日为收复日伪盘踞的战略据点大庙而发动的“绥远抗战”胜利结束，给傅作义发去贺电，称赞傅作义将军发起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毛泽东还派遣南汉宸秘密前往绥远慰问，向傅作义赠送锦旗一面。1937年初，毛泽东鉴于王稼祥病情严重，决定送他赴苏疗伤，还亲自指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护送他到苏联去。1月初，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娇娇出生了。为贺子珍接生的是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同桂荣曾经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冬季的早上，毛主席的警卫员贺清华气喘吁吁地跑到同桂荣家里，对同桂荣说：“快！快！贺子珍要生孩子啦，毛主席叫你快去。”同桂荣赶紧拿上前些日子就准备好的小被子、小衣服，跑到毛泽东住的地方，老远就听到贺子珍在院外的岗楼里喊叫。毛泽东看见同桂荣来了，说：“刘嫂子，快来呀！”同桂荣走进岗楼，见贺子珍面色蜡黄，消瘦的身子躺在地铺上，冻得直打哆嗦。岗楼的墙是石头垒起来的，顶子是用高粱秆子抹着泥巴搭起来的，岗楼里四面透风。同桂荣很生气地埋怨说：“怎么能挑选这个地方生娃呀！”毛泽东说：“石窑里太潮了，是子珍跑到这里来的。”毛泽东焦虑地问同桂荣怎么办？同桂荣先让贺子珍喝了半碗开水，让她的身子暖和些，然后扶住她，替她按摩腹部，使她减少些痛苦。不一会儿，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了。毛泽东听到婴儿的哭声，走过来风趣地说：“哟，就生了？真快呀，像鸡下蛋一样，一滑溜就下来了。”一句话逗得同桂荣与贺子珍都乐了。这时，急急赶来的医生为娃娃扎了脐带，将贺子珍抬回窑洞。同桂荣用半盆热水洗了娃娃的身子，包裹好，也抱回了窑洞，双手托着娃娃，仔细地端详着她的长相，看看娃娃长得像毛泽东还是像贺子珍。这娃娃生在苦难的岁月里，又瘦又小，一对小眼睛睁着看人，真叫人心痛。同桂荣看了一会儿，就笑吟吟地把娃娃放在了贺子珍的身边，她跑回北山坡家里，去取前几天就准备好的鸡蛋。半年前刘志丹的牺牲，使同桂荣的脑子受到很大刺激，影响了她的记忆，慌忙中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把鸡蛋放在哪里了，一直翻到中午才找到那碗鸡蛋。当她推开毛泽东的房门时，看见贺子珍正在吃鸡蛋，不知是谁送来的。同桂荣端着鸡蛋，木呆呆地站在贺子珍身旁，一个劲儿地落泪。毛泽东尽管已经是4个儿子、3个女儿的爸爸了，可是在这种动荡的年代里，孩子们一个也没有在他身旁。杨开慧生的岸英、岸青、岸龙，一直没有确实的消息。贺子珍在苏区生的小毛，一直托给毛泽覃、贺怡寄养，现在也不知道情况怎样。贺子珍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都送了人。现在，43岁的毛泽东亲眼目睹了娃娃的诞生，听到了娃娃的第一声啼哭，对这个小生命格外爱怜。他抱起娃娃，仔细地端详着：小脸蛋，小嘴巴，小鼻子，小额头，像谁呢？他又看看疲惫的贺子珍，自言自语地说：“像，像！像子珍的清秀、文静，是个好娇娃。”康克清、邓颖超、刘英、钟月林闻讯都赶来祝贺。毛泽东笑眯眯地招呼她们进窑里坐。她们问：“子珍生了？顺利不顺利？”毛泽东笑眯眯地说“生了，生了，像母鸡下蛋一样，生了个大鸡蛋。”邓颖超抱起娃娃，看看她那瘦小的身子，产生了爱怜之心，连声说：“真是个小娇娃呀，一个小娇娇。”毛泽东闻言，忽然记起了《西京杂记》中的一段话，便诵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对，就叫娇娇！”后来，有人叫娇娇为“毛娇娇”，有人叫娇娇为“贺娇娇”。娇娇长大了，就叫同桂荣“同妈妈”，或者叫“刘妈妈”。在新中国建国前夕，娇娇从苏联回国，还托人送给同桂荣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敬赠刘妈妈留念，毛娇娇。”1月1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保安迁往延安市。延安城具有1300多年的历史，城墙环绕，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城周围有嘉岭山，俗称宝塔山，还有清凉山、凤凰山和万花山。清凉山又称太和山，位于延安市东北部；凤凰山是延安的西北屏障与主要依托；万花山位于延安西南15公里处。毛泽东在3天的行军途中，精神很好，一路上有说有笑。快到延安了，他对身边的人说：“在陕北，延安是个大地方呵，比保安大多了，好多了，有飞机场，有汽车，咱们要到陕北的大城市啦！延安长期由国民党统治，现在刚解放，群众不了解我们，我们可要注意与群众的关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警卫员们马上回答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记住。”1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一行走到杨家岭沟口时，延河对岸大砭沟一带已经挤满了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和各界代表一一握手。有一个老乡怕毛泽东走不了结了冰的延河，牵来了一匹头扎红布花球、脖子上挂着铃铛的高头大马，请毛泽东骑着过河。毛泽东婉辞后，还是踏着冰走到了河对岸。早已集结在这里的延安、甘泉、鄜县的万余名市民农民顿时欢呼起来。毛泽东与贺子珍带着尚未满月的毛娇娇，住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城隍庙边李家石窑洞里。这个窑洞和陕北其它的窑洞一样，就是在土山上打一个洞，前有拱形门廊，装上纸糊的花窗格，地面铺着灰石头，后面是在黄土山腹中整理出来的平面。这是3间用石灰水刷白了的窑洞，其中的一间作为毛泽东的书房，桌上点着蜡烛，近处有一瓶烧酒，还有一个装满书籍的书架。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个木制洗盆了。毛泽东一直不适应北方农民睡的炕，尽管他在保安时曾经尝试着睡过。所以，他的卧室里还是摆放着一张南方式的木床，用四个杆子挂着一顶蚊帐。1月14日，延安各界隆重集会，欢迎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红军到陕北是为了北上抗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要抗日，单靠红军是不行的，必须有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处处以维护人们利益为根本宗旨，执行铁的纪律。希望各界父老兄弟加强监督，增进军民团结，坚决把抗日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会议结束后，抗日救国会在“三仙园饭馆”设宴为毛泽东接风洗尘。自此以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在逐步变化，直接参与打仗的日子对他来说已经成为过去。有一天，他对马夫侯登科说：“老侯啊，你喂的那匹马，在长征中为我们帮了大忙，这功劳要给你记上。现在你愿意改行吗？”老侯舍不得离开毛泽东，他实实在在地说：“如果工作需要的话，我仍然愿意跟着主席当马夫。”毛泽东问：“许多人都到前方当干部去了，你还在这里喂马，你愿意做这个工作吗？”侯登科说：“别人当干部，人家年轻有文化，我年龄大了，又没有文化，我愿意给主席当一辈子马夫。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很光荣的。主席现在虽然不骑马了，可眼下通讯员送电报送信件送报纸，还需要这匹马呀。”毛泽东非常感动，他说：“你愿意干这个工作，我也欢迎你在我身边工作。那你就再喂一段马吧。”毛泽东到西北几个月后才能听懂当地老乡讲的话，他听到了上百种发音不清的方言，几乎很少见到会讲中国官方话的人。陕北根本不出产大米，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把金黄色的小米作为自己的主食，偶尔吃一顿羊肉作为补养。毛泽东热心地关照他的警卫员们进学校。陈昌奉给毛泽东端来了洗脸水。他对陈昌奉说：“你已经跟着我6年了，一直没有很好的学习机会。”陈昌奉说：“一想到将要离开自己的首长，就感到非常难过。”陈昌奉说着，大颗大颗的眼泪就滴到了洗脸盆里。毛泽东把准备好的本子和铅笔送给了陈昌奉。毛泽东刚到延安不久，按照李富春提出的建议，搞了一个流动图书馆。毛泽东第一次投入10本书流动，先由李富春读；3天后转给彭德怀；1个星期后，由彭德怀转给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刘晓；刘晓读1周转给周**；周读1星期后，再转给博古。由于当时书太少，只能采取这种办法促进高级干部的学习。毛泽东见手头和延安现有的有关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根本不够用，就建议中央多拨一些经费，从西安、上海、南京等地，购买图书。同时在延安创办延安解放社和其它出版社、新华书店、图书馆等，把从江西苏区带来的书、从各城市买来的书，统统收归中央图书馆管理。1月间，毛泽东致电李克农说：“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历史的演义。”李克农从西安等地把中国历史演义弄到延安后，毛泽东爱不释手，连续阅读，对其中精彩的部分反复翻看。1月20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由林彪任校长兼政委，罗瑞卿任副校长兼教育长。毛泽东只在抗大教育委员会担任主席。抗大设3个科，学员大多是来自部队，除少数是团级干部外，大多数是师、军及军团级的干部。抗大的教员阵容相当强大，毛泽东作了很多著名的讲演，张闻天讲授战略学，博古讲授哲学，凯丰、吴亮平讲授战术学，徐特立讲授中国文学。1月21日，红4方面军西路军受到重大挫折，徐向前、陈昌浩电告中革军委，决定率领仅存的14000余人东返。1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在西安的周**、博古说：“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20日晨高台被马步芳、马步青部攻破，董振堂同志牺牲，5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路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原来，红5军军长董振堂是在37年1月20日从高台县突围的。出城前，董振堂召开了50人的干部会，他号召说：“英勇战斗，把尸首留给敌人，后人是会给我们报仇的！”董振堂率部突围时，跳城而下，摔断腿部，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41岁。马步青割下董振堂的头颅，送到武威，用酒精泡在玻璃盒内，准备送往南京请功。

福和中学老师

1月2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潘汉年，要求他在谈判中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保证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

潘汉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进行了多次协商。

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周**、博古说：

“西路军已于21日晚开始向东急进，以10天行程到达黄河边，能否设法停止二马追击？于学忠能否策应西路军？至低限度请查清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帮助西路军顺利渡过黄河右岸。”

1月28日，周**向毛泽东报告说：蒋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进逼西安，东北军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准备与蒋介石决一死战。毛泽东复电周**说，同意红军支持东北军打一仗。他还说：

“已经交好的朋友不能放弃，搞好原朋友的关系，不会影响将来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我们要维护‘三位一体’。他们两个军要打仗，我们同意联合打，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失败也在一起，不能丢下张、杨，失去张、杨这样的朋友。”

1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带着翻译吴莉莉在丁玲的陪同下，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说起这个史沫特莱，也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她1892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16岁那年，开始了长期的半流浪生活。她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她依靠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自学，考入了一所师范学院。1916年，史沫特莱到了纽约，开始投身于激荡地政治活动。她一方面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的刊物《节育评论》撰稿，一面参加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1928年3月，史沫特莱因被指控为企图煽动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而被捕。出狱后，被迫离开美国，前往柏林。史沫特莱在德国期间，继续参加支持印度独立和争取男女平等权利的活动，成为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中十分活跃的人物。1929年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1933年，史沫特莱的第一部反映中国人民生活和革命斗争的著作《中国人的命运：今日中国速写》，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1934年，她的又一部著名报告文学集《中国红军在前进》，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这部书是史沫特莱根据在上海期间接触到的来自江西苏区的人们的叙述，和在她家养病的红军军长周建屏提供的资料写成的。这是第一部正面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著作。这两部著作，使史沫特莱在中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史沫特莱在上海期间，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卫人权同盟”；她和鲁迅等左翼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曾经暗中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并把自己的家作为通讯联络和聚会的场所。1931年2月，柔石、殷夫等5位作家遇害后，史沫特莱应鲁迅要求，将他写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译成英文，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发表。1936年春，史沫特莱在鲁迅家中会见了从西北苏区来的冯雪峰，听他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随后，她参加了为红军募集药品的工作。她西安事变前，前往西北采访。在西安，红军驻西安的代表接见了她，并为她安排了住处。在西安事变期间，她曾在电台用英语把事变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作了广播，并会见了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1937年1月，史沫特莱离开西安，进入苏区。她首先在红1军团司令部所在地，受到了左权和陆定一的热情接待，也见到了她在上海时结识的朋友丁玲。在丁玲的陪同下，史沫特莱又先后会见了贺龙、萧克、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领导人。随后，她就和丁玲一起到了延安。

且说丁玲一回到延安，就在下午去看望毛泽东，她对毛泽东说：

“我收到《临江仙》词的几天里，都沉浸在快乐之中。”

她还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前线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很满意，问道：

“丁玲，你还想干什么？”

丁玲还是初识毛泽东不久的那句话：

“当红军。”

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就给后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写信，指定由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并签发了丁玲任职的命令。丁玲深知毛泽东对她的信任和希望，但她又感到为难，她说：

“当主任，我能行吗？”

毛泽东鼓励她说：

“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你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学会了。”

丁玲仍然觉得有困难，就说：

“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

毛泽东说：

“当领导也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我看当好主任无非是抓那么几条嘛！首先的是要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的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

丁玲被毛泽东说服了，她说：

“那我就试试吧。”

毛泽东还告诉她说：

“你开始做工作，就是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

毛泽东语重心长的一番教育，深深打动了丁玲的心，她鼓足勇气，决心到中央警卫团去走马上任。丁玲到晚年还兴奋地说：

“我现在仍然珍藏着毛主席亲笔签发我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任职命令，我把它当作激励自己在新长征路上不断前进的号角。我时下虽已耄耋之年了，但我仍愿以我有限的人生为中国文学事业和祖国四化做出贡献。”

丁玲就是在这一次和毛泽东会见时，毛泽东又手书《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词，送给了她。这是毛泽东平生中唯一创作书赠给女作家的词作。后来在1939年陕甘宁边区河防一度紧张，丁玲为了珍藏这份文献，就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寄给了在重庆的胡风保管，这才使后人有幸看到这首词章。

再说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后，对她来说，延安最吸引她的正像斯诺所写的那样：“毛泽东是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1号赤匪，蒋介石悬赏25万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昂贵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

史沫特莱是这样描述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形的：

“我初到延安的第一个晚上，有幸见到了朱德将军。就在同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我还有幸见到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我决定在午夜去拜访他。掀开一个棉门帘，进入了一个黑乎乎的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间一张粗糙的桌子上点着一根长蜡烛，照耀着一堆堆书籍和文件报纸，也照着低矮的窑洞里低矮的泥土天花板。隐约可见一个男人站立的身影，他一只手按在桌子上，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正好处在背光的地方。我看到一团黑色的衣物上覆盖着一件摊开的棉袄大衣。他站在泥土地面上一块稍高的地方，使他的身材显得更加高大。黑暗的窑洞中只点燃一根孤零零的蜡烛，使洞中的景物显得阴森美静，如同岁月侵蚀的古代壁画景象。

那颀长而又令人生畏的身影向我们姗姗走来，大声说道：“欢迎，欢迎。”说着便伸出他那修长、纤细、柔嫩有如女人的手，紧紧握住我们。他不握紧也不摇动你的手，而是让你把手放在他的手里，然后再把你的手推开，互相打量着对方。毛泽东有一副黝黑的国字大脸，表情深不可测，天庭饱满，嘴唇是富于女性美的嘴唇。他也许还具有别的什么品质，但无疑是个唯美主义者。我对他的倜傥气质和洞中阴暗的景色极不适应，以至毛泽东当时说了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

且说1月30日，毛泽东让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把他的老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徐特立从绥德接回延安，准备为这位老战士举行60大寿庆祝会。

1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为祝贺徐特立2月1日60大寿，给老师写了一封祝贺信。他在信中写道：

徐老同志：

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的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的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是“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不是处处表现自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责任的紧要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937年1月30日于延安

正是：祝寿古来信万千，唯有此信不一般。师德人病两相照，毛公高意字行间。

再说这一天下午，丁玲和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一起来到徐梦秋的住处，他们3个人买了一块红缎子，正在那里凑句子，要写一首诗，为徐特立祝寿。正在此时毛泽东来了，看到3个人那个认真的样子，高兴地笑了起来。丁玲把他们写的诗念给毛泽东听，毛泽东说：

“前边两句写徐老长征时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尾两句也好：‘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

1月31日晚，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到徐特立的窑洞，按照当地风俗习惯，为老人“暖寿”。毛泽东送给老师一盒寿糕，盒子上有他亲笔书写6个字：“坚强的老战士”。众人在欢乐的气氛中和徐特立一起吃了“长寿面”。

1937年2月1日，《解放日报》出版了庆祝徐特立60大寿特刊，刊发了毛泽东的贺信和题词，还有周**、朱德和彭德怀等人的题词。

这一天，延安各界人士冒着严寒，从瑞雪纷飞中来到中央会议厅，参加中共中央为徐特立祝寿的大会。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会祝贺。

朱德主持会议，毛泽东发表了热情而真挚的贺词，他说：

“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佩服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徐特立在答词中恳切地说：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毛主席。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但是，那不过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的终身之师。”

徐特立还说：

“泽东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他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非常渊博。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自以为是。”

欲知毛泽东和徐特立后来的友谊，请继续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18

第118章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

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

话说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发生了内讧，少壮主战派军官枪杀了主和派军长王以哲。

2月4日，毛泽东和朱德等人致电王以哲的家属，对王以哲将军因“力主和平，力求团结统一”而遭杀害表示痛惜和哀悼。

2月6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博古、罗瑞卿的陪同下，离开西安，乘车前往延安。车上装载着军鞋、军衣等物，还有《左派幼稚病》等小册子。范长江在路上和博古谈起红军长征的经过，他细心地倾听着，一一写进了《陕北之行》的通讯中。

早在1935年，范长江在川北、甘南一带采访，发表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如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西北的近况，分析了红军的动向及未来的前景。这一系列报道，轰动了全国。

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被震惊得不知所措，他很快从傅作义那里获悉，中国共产党已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周**已到达西安。他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就只身前往西安。1937年2月4日，范长江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周**说：

“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范长江提出要求，希望到延安采访，向毛泽东请教。周**当即表示向延安请示。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他的请求。这样，范长江就成为第一个进入陕北苏区的国内记者。

2月9日，范长江等人经过3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延安。范长江在进入延安的途中和在他落脚的抗日军政大学门上，看到有很多欢迎他的标语，他想不到中共中央对他访问竟然如此重视。

范长江在抗日军政大学见到了吴亮平、刘伯承、廖承志、林彪、林伯渠、朱德、张闻天等人，范长江将他们的音容笑貌、仪表风采，一一写进了通讯之中。

中共中央为欢迎范长江举行了宴会。

晚上10点，范长江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他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是：“他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走路象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似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毛泽东和范长江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说：

“走上宪政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以放弃土地革命、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中国将来当然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是，共产党不放弃工农生活之改革运动。”

范长江在北平读书时，见到过一些小册子，那里边强调说，反对日本侵略必须首先武装保卫苏联，必须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他对这种主张疑惑不解，便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说：

“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停止阶级斗争，是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在矛盾大过内在矛盾。所以，先缩小内在矛盾，解决外在矛盾。”

毛泽东的谈话，使范长江明白了中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日本侵略者进攻面前，阶级矛盾应当服从民族矛盾。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

最后，范长江提出要求说，他希望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搜集材料，准备写书，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和事迹。毛泽东说：

“为了尽快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宣战，希望你立即回上海，最重要的是，设法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范长江这才意识到自身使命之重要，便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当他起身告辞时，东方已经发亮。

范长江回到抗大，稍事休息，便匆匆南返。

2月10日，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该电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5项要求和4项保证。5项要求是：

“1、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

4项保证是：

“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领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彻底普选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9日、10日、12日，毛泽东3次致电在西安的代表周**，其主要内容是：

1、坚持我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政治立场。“勿要再让”。2、关于军事问题：可提出红军改编为12个师4个军，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按中央军待遇领受。我党参加国防委员会、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规定我军防地。南方各省游击队可改为民团，但不能调到陕北。拒绝政训员、联络员的设置。3、关于党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我党参加各党派代表会议和国民大会。求得我党不被逮捕不受破坏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就在2月15日这一天，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蒋介石闻之大怒，他严厉申斥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说，范长江的文章是替共产党作宣传，《大公报》不应当发表。

2月21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一个停止剿共内战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决议案要求共产党：1、彻底取消红军。2、彻底取消“苏维埃政府”。3、“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4、“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2月间，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丁玲走马上任。她在部队严格要求自己，不吃小灶，与战士们一起吃小米杂粮，深受干部战士的尊敬和喜欢。在此期间，她写下了《警卫团生活一斑》一文。

这一段时间，丁玲和毛泽东的交往比较多。毛泽东每周到红军大学讲哲学，警卫员都通知丁玲去听课。丁玲也时常到毛泽东的窑洞和毛泽东聊天，他们都爱好中国古典文学，话题除了工作、学习外，常常从李白、李商隐谈到韩愈、柳宗元，谈到苏轼与宋词，谈到曹雪芹与《红楼梦》。毛泽东学识渊博，妙语惊人，丁玲自愧弗如。毛泽东与丁玲谈话，也能引发他的的文学情思，他常常谈着谈着就诗情逸飞，朗声背诵他喜爱的诗词，挥笔抄写自己以前的诗词。

后来丁玲离开了警卫团，专门从事文艺创作活动。毛泽东认为她不深入实际了，批评她的住处“有点象文化人的俱乐部”，说她是“名士气派”。丁玲认真总结了她在警卫团的那一段工作，后悔地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好条件啊！我实在应该从这里开步走，好好当红军。毛主席教导我，首先要认识人，一个个地去认识。我在政治部当了一个月的副主任，那里的团长、政委、主任同我朝夕相处，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这一个月的经验，却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影响。”

2月26日，红4方面军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又陷入马步青、马步芳的重兵包围。

2月27日，中革军委为了接应西路军，将红4、红31、红28、红32军及骑兵第1团组成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援西军自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西进。

毛泽东同时电告周**说：通过政治谈判和重金收买，寻求马步青、马步芳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

此时在西安的代表周**、博古、叶剑英，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2月中旬重新开始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进行谈判的。

周**等人重申了中共中央2月10日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5项要求和4项保证。

国民党代表则根据2月21日五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停止剿共内战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强硬地宣称：“中共武装必须解除”，“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要把共产党的军队缩编为3000人，继之增加为5000人，后来又提出编为两个师8个团1.5万人，“不能再多”。而所编“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关于陕甘宁边区，国民党代表提出要划归相关各省。后来又允许成立一行政区，由国民党派任正职长官。还提出要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朱德出国留洋。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等人说：

“红军编5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50万元，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此数。27、28、29、30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5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费内开支。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

毛泽东电报中还针对西安及全国反蒋派的活动指示说：

“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一方面向蒋建议，去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的政策，改为实际的全国团结一致的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的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除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

3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同史沫特莱进行了一次正式谈话，回答了她提出的关于西安事变的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和西安发生枪杀王以哲的“二.二”事件作了评述。

3月5日，毛泽东就谈判中的军事、政党和边区问题致电周**等人说：

“1、总部直属队可编为两个特务团，每团1500人。2、在我党发表合作宣言的同时，国民党也发表宣言，承认我们之合法地位。3、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制为宜；经费每个月30万。4、周**、叶剑英两人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不参加。林伯渠为特区主席。”

3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抗大题了词，他写的是：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你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   毛泽东”

3月10日，国共双方在西安的谈判中，共产党的意见遭到国民党的拒绝。周**把谈判情况报告给中央。毛泽东指示周**说：

国民党提出的条件“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做起”，要求与蒋介石面谈。

西安谈判遂告结束。周**返回延安，叶剑英仍留西安进行联络。周**率领代表团由西安回到延安，毛泽东和朱德、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及红军领导人，到机场热烈欢迎周**一行归来。

3月10日，毛泽东在写给斯诺的信中，附上了3月1日他与史沫特莱谈话的记录稿。他在信中写道：

斯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毛泽东

3月10日于延安

3月间，彭雪枫将他在太原的工作情况电告毛泽东：

经彭雪枫与阎锡山多次协商，在太原新满城街30号设立电台，彭雪枫以上海某公司副经理的身份活动，对外称“彭公馆”，从此正式沟通了太原与陕北的空中联系。阎锡山暗示说：“鉴于眼下情况，与贵党的关系尚不能公开化。”

毛泽东看了彭雪枫的报告，十分高兴地对周**说：

“可以答复彭雪枫，应当尊重阎百川先生。”

3月11日，西路军在突围撤退中遭受重大损失。此时由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各部已经抵达镇原、固原地区，得悉西路军失败，按照中革军委指示，停止西进，就地待命，派人四处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

3月12日凌晨1时，徐向前、陈昌浩向中革军委告急说：

西路军人员已经“不满3000……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全军决死战斗待援，希望适时反攻。”

3月13日，西路军在石窝召开会议，决定将剩余的2000多人编为两个支队，分散到祁连山打游击：

以红30军余部为主体编为左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率领。以红9军余部为主体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率领。

会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为书记，王树声、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黄火青为委员，统一领导两个支队的行动。

会议根据陈昌浩的提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西路军情况。

到1937年3月下旬，西路军由1936年10月的21800余人，已经有1万多人战死，有8000余人在弹尽粮绝和负伤后不幸被俘或失散，幸存下来的仅仅只有700余人了。

大病缠身的王树声在踏上西征之路时，他率领的是千军万马，回来时仅剩下8个人。王树声是只身一人，一路乞讨才跑回延安。

王树声，1905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原名王宏信，1923年春考入麻城县公立高等小学，加入马列主义研究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王树声10多岁时，就结识了董必武，受到不少新思想的启蒙教育。王树声闹革命是首先从自家亲人身上开刀，与家族中的恶霸地主毫不留情地作斗争。1927年黄麻起义，新生的人民政权仅存在21天，起义失败后，只剩下9名党员，和9个绿林似的人物，枪口对着枪口，王树声好不容易脱险。王树声打游击、反围剿，5次负伤，雪山翻了两次，草地过了3次。

西路军中沦为乞丐的领导人不止是王树声一人，李聚奎、朱良才、方强、杜义德、郑维山、陈明义等人，无不沦落为乞丐、谁人能够想到，他们这一批未来共和国的将军们，是一路沿途乞讨，历经了一次次的惊险，方才回到了延安。西路军的领导人尚且如此，而那些千千万万的战士们，特别是女战士们，又是遭到了何等残酷的杀戮，何等不堪的蹂躏。

在红4方面军西路军彻底失败的消息传来后的一天晚上，一阵哨声，把抗大学员集合在操场上，校长林彪走上讲台，面色严肃，声音低沉，他传达了西路军失败的情况。林彪还未说完，整个会场已经是一片哭声，许世友和红4方面军的学员们，个个哭得泪人一般。林彪用手敲击着桌子，要求大家安静，可是无论如何，会场里还是无法安静下来，会议不得不在哭声中草草结束。

西路军的失败太惨了，2万多人几乎是全军覆没。那些死难者大多是红4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红1方面军的干部战士。

许仕有被搀扶到宿舍里，他和衣上床，以被蒙头，又是一场大哭。王建安、陈赓红着眼睛苦苦相劝，许仕有还是绝食了一天。

毛泽东感觉到，彻底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张国焘在会议上痛哭流涕，口头上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保证“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

3月下旬，周**应邀到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张冲到机场迎接。周**提出：国共合作必须有一明确共同纲领，作为双方行动的准则。蒋介石要周**起草这一纲领。

周**说到红军及边区问题。蒋介石故作轻松地说：

“这是小节，容易解决的。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要开。你们可以担任正职，以应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们推选，自己干，我们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你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们决不来破坏你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可以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确定，我也决不再打共产党了。”

蒋介石还说，只要共产党认他为领袖，提出他认可的条件，在合作大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

周**见蒋介石如此坦诚，心情宽松地离开了杭州。

3月29日晚，毛泽东在延安看了范长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非常高兴，他给范长江写了一封信：

长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仅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字，匡我不逮。

致颂

撰祺！

弟  毛泽东

3月29日24时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谈话”和祭黄陵文，是指同史沫特莱谈“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的记录和毛泽东撰写的清明节祭黄帝陵的祭文。

原来，国民政府在3月份决定在清明节派员祭扫黄帝陵，并通知共产党派边区政府人员参加。毛泽东感觉这是一个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极好机会，于是，他挥笔写下了一篇极其精彩的四言古体祭文。其全文待后详录，以飨诸君。

3月底的一天，抗大师生列队在广场召开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大会，毛泽东和张国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在前排就座。延安地区的不少群众组织也列席旁听。

会议在8点开始，毛泽东先讲了话，他提出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会议一开始秩序井然，当发言人说到西路军的惨败时，突然有两个学员闯上主席台，不由分说，将张国焘的双臂向后一扭，按着他的头要他认罪。毛泽东立即站起来制止。会议又恢复了平静。

许仕有的师弟钱钧站起来要求发言，毛泽东允许后，钱钧清了清嗓子，说出了张国焘一段鲜为人知的桃色新闻。钱钧说：

“我们军中有一个女宣传员，才16岁，是四川人。张国焘身为党的重要干部，竟和她乱搞。她在军部当科长，擦屁股的事尽让我处理；她生病，我及时把她送到医院。她对我很感激，把事情全告诉了我，说她和张国焘搞了十几次腐化……”

“不许你污蔑我！”钱钧尚未说完，张国焘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大声喊道：“同志们啊，我张国焘是搞马列主义的，怎能搞这个呢……”

此时，会场上已经是群情激愤，人们纷纷振臂高呼：

“打倒假马列主义者张国焘！”“张国焘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剥去画皮，还其真面目！”“让他讲清楚！”……

口号声淹没了张国焘的辩驳，他摇摇头，显得无可奈何。

“妈拉个屁，你还赖账！”

钱钧见张国焘不认账，立时火了，冲上去，随手脱下一只鞋子，对准张国焘的长脸，“啪”地就是一击。张国焘的眼镜立时落地，他慌忙伏地摸眼镜，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毛泽东，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我抗议！我抗议！”

张国焘以手捂着脸，大声叫喊。此时，毛泽东正在点烟，一支烟还没点上。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身手敏捷的钱钧已经回到原位，坐在地上了。毛泽东看了一眼张国焘，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打，高声问道：

“谁打的？”

钱钧嚯地站了起来，朗声答道：

“报告主席，是我打的。”

“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动口不动手嘛。”毛泽东说着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门：“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脑袋。”

钱钧又一次立正：

“报告主席，下次改正。”

一度中止的批判会又继续进行了。许仕有再也难以平静下去了，他的心里好像开了锅。他是了解钱钧的，他相信钱钧绝不会扯谎。没想到张国焘的生活竟是这样的腐败，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又想到张国焘在大别山“肃反”中的政治错误，想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弟弟许仕胜和许许多多被害的战友，这些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可是，错误归错误，也不能墙倒众人推啊！他更接受不了那些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的观点。

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3月3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给张国焘改正错误的机会，决定对他暂时不做组织结论。

欲知张国焘能否改过自新，请看后边详述。

东方翁曰：与其说红4方面军西路军2万多名红军战士、优秀的中华儿女，是惨遭国民党军队的杀戮，倒不如说是葬送于张国焘的罪恶之手。西路军指战员们英勇悲壮、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革命斗争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难怪他们的引路人张国焘这个以肃反名义屠杀了无数革命先烈的叛徒，后来在叛党投敌之后，身无立锥之地，最终流落在异国它乡，落得个冻死加拿大的可悲下场，这才真正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快哉！快哉！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19

第119章

“请你立即转告许仕有，可以带枪来。再加上一条，也可以装上子弹。你们怕死，我可不怕死。”话说在抗日军政大学批判张国焘错误大会的第2天，抗大分小组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1队的批判会上，许仕有听着听着就听不下去了，他要求发言：“报告队长，我讲几句。”在鄂豫皖曾经当过许仕有师长的陈赓队长，熟知他的秉性，见他要放炮，就含而不露地劝道：“仕有同志，不要急嘛，想好了再讲吧！”许仕有根本不理会陈赓的好意，走上讲台，着着实实放了一炮，他说：“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吗？中央红军不也是从中央苏区撤出来的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4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4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休要讲了！”有人出来制止许仕有。许仕有怒目圆睁，吼道：“我的舌头我的嘴，谁敢说不让讲！有人说张国焘搞分裂，我不那么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间走没了，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没跑的倒是搞分裂？这是哪家的道理，真让人想不通……”“许仕有，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有人喊道。许仕有也针锋相对：“不准你胡说八道！”许仕有终于把众人惹怒了，不少人振臂高呼：“你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你是托洛茨基！”“你是大别山的土匪！”“打倒张国焘！”……众人的呼声盖过了许仕有的声音，气得许仕有心血潮涌，暴跳如雷。他指着一位年轻的学员吼道：“呸，你有什么资格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的时候，你还没有生下来呢！我反对中央，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我是托洛茨基，我是土匪……”许仕有突然说不下去了，双手捂着胸口，口中喷出一股鲜血。陈赓赶紧让人把他送进了医院。有一天，抗大警卫连在清算“国焘路线”时，连指导员问战士：“到底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有人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有人说毛泽东的学问大。于是大家围绕“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关领导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这是战士们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对认为“张国焘学问大”的战士进行了批评。他们将此事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闻言站了起来，诙谐地对在座的负责人们说：“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呀！张国焘在批判毛泽东时，没有批战士，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时，却连战士都给批了。张国焘的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怪罪下面，不能加到4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毛泽东当即决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该负责的4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1937年4月4日，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在抗日军政大学突然发生了。原来，延安的公安部门给中共中央打报告说：为了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除了警卫人员以外，其他在延安一带的军人不准私自带枪，随身枪支由原单位封存。中革军委批准了这一报告。于是一场收缴**的运动在延安地区迅速展开了。抗大当然也不例外。本来红4方面军的学员就憋着一股子气，对立情绪很大，这一来就更紧张了。住在医院的许仕有不但首先带头拒绝缴枪，而且还破口大骂，弄得收枪者下不来台。此时，红4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到医院看许仕有，都是牢骚满腹，一个个哭成了泪人，这样一连几天，对许仕有触动很大。他看着这些老同事，一起为穷人打天下，眼下却都感到没有了出路。他左思右想，终于做出了一个出乎常人意料的决定。许仕有对看望他的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等人说：“你们就知道淌眼泪，哭有什么屁用！”大家都说：“被人家捏在手心里，往后的日子咋办呐？”“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走？到哪？”许仕有胸有成竹地说：“回四川找刘子才去！他们还有1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缴枪！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经过秘密串联，愿意走的人越来越多。到第3天时，已经有20多个团职干部、两个营职干部、6个师职干部、5个军职干部愿意走。他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许仕有作了详细的计划，准备于星期天也就是4月4日夜10时，趁人们熟睡之时出发，从城北墙下的一个水道里出城，步行7天7夜，通过陕北，到达四川汉中靠巴山与刘子才会合。许仕有还亲自画了一张路线图，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都藏在自己的身上。转眼就到了4月4日，准备出走的学员们不动声色地整理行装，采购食品。许仕有也悄悄地从医院回到抗大，安排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提前携枪，准备夜间在北门外接应。一切准备工作都在顺利地进行，许仕有对这次行动充满了自信，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意外就发生在了他最信任的战友、前红4军政委王建安身上。王建安在这关键的时刻，幡然醒悟了。他对于此次行动，一开始就有些迟疑，由迟疑到动摇，由动摇到否定。他感到不能这么干，但他又深知许世友的脾气，单凭自己是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这次行动的。事不宜迟，否则将铸成大错，他马上在下午3时左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抗大保卫处长，这位处长看了看表，大惊失色，赶紧报告了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骅。莫文骅感到事情重大，不敢怠慢，急忙又找到校长林彪。林彪听了莫文骅的汇报后，显得异常冷静，当即说道：“此事不许声张，我去请示主席。”说完，径自向毛泽东的办公室走去。毛泽东听了林彪的汇报，有些愕然，心想，现在刚刚开始批判国焘路线，今晚许世友却要带着几十个人出走，这影响太坏了。他越想越感到事态严重，随将手一挥：“这还了得，全部给我抓起来！”下午4时，一阵刺耳的哨声，响彻了抗大1、2队的驻地。臂戴红袖章的值班员站在院子中央，口中喊道：“紧急集合，不准带枪！”此时的许仕有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听到哨声，觉得情况反常。但他仍然自信自己的计划不会泄露。于是，他随着1队的学员们走出宿舍，进了一个教室。他注意到2队的学员也进了另一个教室。就在此时，中央警卫团荷枪实弹冲进校园，缴了抗大警卫连的枪。因为这个连原是红4方面军的警卫连。接着，警卫团又迅速地包围了1、2队的教室，两个警卫战士抱着一捆麻绳走进1队的教室，“呯”的一声关上了门。许仕有见状，方知大祸临头了。早已等候在教室里的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简单地说明了原委，就一个一个地宣读名单，喊一个，捆一个，包括王建安在内，一连捆了30多人。许仕有是最后一个被点到名字的，他走出前排，冷笑一声道：“你们来啊，上来绑吧！”两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一边一个，刚抓住许世友的手，不意许世友突然发力，将两个警卫战士打倒在地。学员们大哗。许仕有傲慢地将双手反剪背后，得意地说：“你们来捆吧！”说是迟那时快，8名警卫战士一拥而上，将许仕有按倒在地，瞬间捆了个结结实实。许仕有破口大骂：“娘日的，你们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你们是强盗！你们是土匪！只要我许仕有不死，总有报仇雪恨的一天。”“快堵上他那狗嘴，别让他满嘴喷粪！”一声令下，警卫战士立即用手绢塞住了许仕有的嘴巴。许仕有在晚饭后被押进一间审讯室，接受了第一次审讯：“密谋出走是犯法的，你知道吗？”“出走是他们逼的，我们成了军阀，我们成了土匪，还要枪毙，我们受不了这窝囊气，要说犯法，首先是他们犯法，应该先审讯的是他们。”“够了，够了，你们要到哪里去？”“到四川，我们要打一块根据地，让他们瞧瞧，究竟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我不是3岁的伢子，容易受人利用。要杀要斩，由我一人负责。”“张国焘知道你们要走吗？”“他想跟我们走，我还看不上哩，包括何畏、周纯全。”“你知道还有那些人想走？”“谁告的密，你就去问他吧。”“这次行动听说是你策划的？”“是，一切计划都是我做的，跟其他人没关系。”许仕有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过去：“给，这是我准备留给毛泽东的信，是我写的，拿去吧，算作证据。”许仕有回到关押室，已经是10点左右，正遇上同班学员小张给他送行李来了。“谁让你送的？”许仕有冷眼相向。小张说：“陈赓队长。”“外面有什么风声？”小张小声说：“陈赓队长让我转告你，要你小心点，现在外面讲得好厉害，说你组织反革命集团，领导暴动，还要抢去张国焘，打死毛主席，炸平延安。”“娘的屁，全是胡说八道。”“不要乱骂，还是小心点好。我要走了，有没有要我帮忙的事？”许仕有想了一下，说：“如果你要有空的话，带个口信给我老婆雷明珍，叫她来一趟。”自此许仕有度日如年，天天盼望着雷明珍的出现，可是半个月过去了 雷明珍还是没有出现。雷明珍是许仕有到延安后经人介绍认识的的一位投奔延安的革命女青年，不久便结了婚，他们夫妻之间每到周末才能相聚一次，正在如胶似漆的爱恋之中。许仕有盼望老婆来，是要当面向她陈述这次出走的事实真相，要为不能陪她白头偕老向她道歉，他相信雷明珍是会理解自己的。许仕有盼来盼去，雷明珍始终没有来，还是上一次的那位小张又出现了。“这是陈赓队长送给你的1条烟。”小张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许仕有问：“上次的口信捎到了没有？”小张叹了一口气，说：“雷明珍已经提升为延安县妇女部长，昨天她到抗大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给你。”说着，就拿出一封没有信封的公开信，递给许仕有。许仕有急不可待地展开一看，犹如五雷轰顶，只见雷明珍在信中写道：许仕有：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卫革命的纯洁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请你看后签字。   雷明珍许仕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所爱的人，竟然这么不理解他，恨恨地说道：“我许仕有今生今世算是瞎了眼！”他抖动着手，连划了3根火柴才点着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理智，他要骂娘，骂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你不要我，我还看不上你哩！”说着掐灭烟头，在雷明珍的信纸上刷刷地写着“坚决离婚！ 许仕有”，写罢交给小张。众人的指责，战友的背叛，老婆的离婚，许仕有把这一切都记在了毛泽东的账上。他像一头困兽一样，大骂中央，大骂毛泽东。许仕有以为，自己这样一骂，一定会有人报告中央，自己就能快点死。然而，人们似乎把他遗忘了，既没有人提审，也没有人来探望他。此时，中央专门成立的“许仕有反革命集团”高级军事法庭，经过初步审讯，一些大的问题基本弄清了。在如何处理这些人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方案：有人认为枪毙算了，少个后患；有人认为，事情并非那样简单，不能枪毙。毛泽东感觉许仕有的问题决非是他个人的问题，在看了许仕有写给他的信后，更坚定了他对这件事定性的认识。他为此还批评了不少人，他说：“许仕有固然有他个人的问题，而我们一些同志也不起好作用，把事情做绝了，把人家逼上了梁山。”毛泽东掐灭烟头，拉开窗帘，天色还灰蒙蒙的，他走到门前拉开了门，对着门外的哨兵说道：“通知司机出车！”哨兵问：“主席，这天还不亮，你要到哪里去？”“到抗大！”天将破晓时分，许仕有似睡非睡，隐隐听到门外传来了脚步声，片刻间，“哗啦”一声门被打开了，进来两个持枪的战士，其中一位高个子战士说：“许仕有，你自由了。毛主席看你来了，请跟我们走一趟。”不提毛泽东则罢，一提起毛泽东，许仕有顿时怒火中烧，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不去!”此时，抗大值班室的值班员，还没有来得及将毛泽东要来的消息告诉校方主要领导，毛泽东的车子已经驶进了校园大门，罗瑞卿紧随着毛泽东走了过来。值班员急忙迎上去，敬礼问好：“主席，您早！”毛泽东问：“电话接到了吧？”“接到了，校方领导我还没来得及通知。”“不用惊动他们啦，过后通知他们一声。我来看看许师长，他住哪儿？”值班员用手一指一片丛林说：“不远，就在那儿。我给你们带路。”恰在此时，奉命通知许仕有的那两位战士跑了过来，向毛泽东敬礼报告说：“主席，我们已经通知许仕有了。”毛泽东边走边纠正道：“不，你们应该叫他许师长。”“是！主席”两位战士吐了吐舌头。毛泽东一行人来到窑洞前，值班员说：“到了，许师长就住在这里。”说着紧走几步先进了窑洞，对许世友说：“许师长，毛主席来看望你了。”许世友两眼充满了敌意，不肖地说：“他来就来呗，何必大惊小怪。我许仕有是被抓的人，还有什么看不看的。”毛泽东低着头进了窑洞，立在许仕有面前，说道：“许师长，让你吃苦啦。我代表党中央，向你和4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赔礼道歉！”毛泽东说罢，脱下八角帽，向坐在炕上的许仕有连鞠3个躬。许仕有可不吃这一套，在他看来，毛泽东这样做，完全是虚假和做作。他攥紧拳头，瞬间起身冲向毛泽东，挥拳就打。幸亏卫士们眼疾手快，上去便抓住了他的拳头。许仕有一边挣扎一边骂道：“可惜我手中没有枪！要有枪，我不毙了你才怪哩！”罗瑞卿也不等毛泽东发话，吼道：“还愣住干啥？还不快给我抓起来！”卫士们一齐动手，三下五去二就把许仕有捆了个四蹄倒栽葱。许仕有还不住地吼叫：“你们捆吧，捆得越结实越好！你们杀吧，杀头不过是碗大个疤！反正我许仕有这口气非出不可！”吼罢又是一阵狂笑。毛泽东对许仕有在红4方面军的情况了解的还不是很多，只是从徐向前那里，得知他善打恶仗硬仗。毛泽东对许仕有的初步印象是：敢作敢当，粗莽而勇敢，自信而武断。文化低了一些，是一个讲义气的草莽英雄。许仕有现在要动手打他，更加深了他对许仕有的这种看法。不过，风言风语传说许仕有与张国焘有勾结，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得而知。心想，且看一看他的下一步表现再说吧。许仕有经过这一番闹腾，被再度关了禁闭，他心里反倒平静多了，每当休息以后就在屋里练起了功夫，他抡起室内唯一的木凳舞了起来。后来，他提出要见毛泽东一面，要当面和毛泽东理论理论。主管许仕有这一案件的康生，将许仕有的要求告诉了毛泽东：“主席，许仕有要求见你一面，要当面与你理论。”毛泽东说：“让他来，我现在等他。”康生告诉许仕有说：“许仕有，你准备一下，主席要见你。”许仕有闻听此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尽管是个粗人，却也有细心处，心想：他毛泽东既然要见我，我何不再试一试他的诚意，于是就又提出了一个让人十分震惊的要求，他说：“既然毛泽东给我面子，我领情。你再问一问毛泽东，我许仕有是军人出身，可不可以带枪去见他？”许仕有此话一出，不要说康生，就连其他在场的人也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大家都想到了同一个问题：许仕有上次与主席见面，他要打主席，这一次若是让他带枪去，他还不毙了主席？恰在此时，值班员走来说：“毛主席来电话，请康生同志去接。”康生来到值班室，拿起电话说：“我是康生，主席有何指示？”毛泽东在那一端说：“情况怎么样？”“这里情况有变，许仕有又变卦了，说是要带枪见你。”“请你立即转告许仕有，可以带枪来。再加上一条，也可以装上子弹。你们怕死，我可不怕死。”“主席，这……”“就这么办了！”毛泽东的语气不容辩驳，说完就放下了话筒。康生感到事情重大，立即给罗瑞卿挂电话，嘱咐他做好毛泽东的安全工作。罗瑞卿接了康生的电话，顿感如临大敌，许仕有的粗鲁他已经领教过，让他带枪见毛泽东，岂非儿戏，闹出大乱子如何了得？他马上和属下商量，在毛泽东办公室内外加强警备。再说康生来到许仕有的住处，如实将毛泽东的话告诉了他：“主席说你可以带枪去，按主席的意见，也可以装子弹。”康生让警卫员将许仕有的驳壳枪和子弹还了给他。毛泽东的胆量和大度，完全出乎许仕有的意料之外，这一次却是他感到震惊了，自己本来是给毛泽东出一个难题，试探他一下，没想到毛泽东竟然是如此的光明磊落，这绝非是一般人的心胸和气度。许仕有在接过驳壳枪的一霎那，任他是再粗鲁的汉子，手也禁不住微微抖了起来。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子弹推上了枪膛。康生已经观察到了许仕有那微妙的变化，但是他还是忍不住交代了一句：“请你对毛主席的安全负责！”许仕有也不说话，将驳壳枪插入腰间，抬腿上了日式吉普车。康生将许仕有送到毛泽东的住地，许仕有下了车，从腰间拔出驳壳枪，握在手中，径自朝毛泽东所住的院子里走去。许仕有以为，此时院子里一定是卫士林立，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可是一路走来，并未见有一兵一卒，院子里静悄悄的。许仕有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门口，只见毛泽东正坐在办公桌前，燃着一支烟，徐徐地吐着烟雾，那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彻底征服了这位大别山里的汉子。“是许仕有同志来了吗？”许仕有听到毛泽东的呼唤，心如潮涌，进得屋来，“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毛泽东面前，双手高举着驳壳枪，说：“主席，我把枪交给您！我没有谋杀主席的意思，有的只是对您的歉意。”许仕有低下头，泪流满面。毛泽东赶忙上前，用双手将许仕有搀起来，拉着他的手，让他坐下来，把一杯水送到他的面前，说：“许师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你许仕有是武将，没有你们这一班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噢！你说是不是？也请你理解我，理解我身边的同志。单枝易折，多枝难断。没有团结，什么事也难成啊！包括4方面军的同志，我们也应谅解。他张国焘是他张国焘的事，与4方面军的干部无关。”毛泽东此时也非常激动，他吸了一口烟，接着说：“4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4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我向你们表示敬意。”许仕有还是不放心，他问道：“主席，我的错处您能谅解吗？”毛泽东笑着说：“我不是说过了嘛，你的性格很可爱。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我送你几句话，请你记住。”许仕有问：“哪几句话？”毛泽东很认真地说：“单用鼻子闻，认不出好菜；光发暴脾气，找不到好朋友。当然喽，除我例外。”许仕有说：“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毛泽东说起许仕有的名字，他分析道：“在你的名字中，‘仕’字的官味太浓，‘有’字的财气太重，是否将‘仕’改为‘世’，将‘有’改为‘友’？这样，意思就是共产党人希望世界和平，人民世代友好。”许仕有听了毛泽东的建议，从此改名叫许世友。许世友看看天色不早，就要告辞了，他对毛泽东说：“对反对分裂主义斗争，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内，还认识不清。回去以后，我要向4方面军的干部讲，把您的话向他们宣传，让那些不讲团结到人站不住脚。”后来，许世友在1941年3月，受毛泽东的委派，第一次踏上了山东大地。山东分局指定由许世友带领清河独立1团，由清河地区挺进胶东，统一指挥第5旅和第5支队。从此，许世友就战斗在这块土地上，一直到全国解放。许世友在山东期间，遇上了一个美丽的山东姑娘叫田普。有一天，田普对许世友说：“旅长，这双特号鞋送给您，做的不好，请提意见。”从此，这位山东姑娘走进了许世友的情感世界。欲知毛泽东与许世友的友谊如何发展？且待以后慢慢叙述。东方翁曰：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有两个不可同日而语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蒋介石。他们两个不但一生交恶，而且在性格、学识、为人处事方面都截然相反。蒋介石是以狡黠见长，而毛泽东则是以坦诚著称。蒋介石是以权术谋事笼络人，而毛泽东则是以其个性及其才智征服人。正像毛泽东对许世友所说的那样：“咱们是不打不成交。”岂止是许世友，且不说国民党和民主党、民主人士及那些外国人，单就共产党内早期的领袖人物，前面已经讲过的，后边还要讲到的，除了像张国焘、王明等一类人物外，哪一个不是在斗争中打出来的战友和朋友？毛泽东一生充满了激情，为革命理想而斗，为人民事业而斗，这大概就是根源于他所说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吧！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20

第120章

“你要大胆地进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

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话说1937年4月5日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祭祖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厮杀了10年的两个阵营的领袖，分别派出自己的代表来到黄陵，一起祭奠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黄帝。

毛泽东的代表是林伯渠，蒋介石的代表是邵力子。

黄陵县位于陕西中北部，原称中部县，因黄帝陵在其境内而得名。黄帝陵在县城北面1公里处的桥山上，南距西安约150公里。

这一天，林伯渠乘车由延安到达黄陵，与各界代表共同举行了隆重的祭拜典礼。

在祭奠仪式上，邵力子诵读的祭文，国民党报纸没有公开发表，历史上也未见有记载，其内容不得而知。而林伯渠诵读的就是前边已经说过的，是毛泽东在延安亲自撰写的《祭黄帝陵文》，其全文如次：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载，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虚。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4月25日，周**、张云逸等25人在赴西安途中被土匪包围，刘伯承集合100多名干部战士出发救援，毛泽东闻讯赶来，向警卫团长招招手，急促地说：

“什么也不要考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接回来。”

毛泽东边说边挥手，示意部队立即出发。

原来，周**受中共中央委托，赴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判，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

25日上午8时许，周**、张云逸、孔石泉一行25人，乘坐一辆德国造奔驰牌柴油敞篷卡车，出延安南门驶上通往西安的黄土公路，一路上黄尘滚滚，卡车上笑语阵阵。张云逸和孔石泉在车厢里分坐在周**两旁。张云逸是这支队伍的最高军事首长，主要任务是护送周**。孔石泉是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秘书。车上还有周**的副官陈友才以及负责护送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警卫战士、记者和翻译。

当汽车行至延安30公里外的甘泉县劳山下时，突然遭到当地200余名土匪的袭击。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用机枪、步枪同时扫射。两个警卫班和随行人员来不及隐蔽和抵抗，有不少人都牺牲在汽车上，司机也受伤不能开车了，情况十分危急。

此时，驻守在劳山的红军通讯班，听到枪声立即向延安总部报告。刘伯承马上派人给三十里铺的驻军打电话，要他们即刻出动，赶往救援。刘伯承又命令中央警卫团长把身边的人员集合起来，把首长的马匹统统牵来，向劳山进发。

在劳山那边，周**、张云逸、孔石泉、吴涛在几名干部战士的护卫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密林中，沿着一条小山沟，安全抵达三十里铺。张云逸的手被子弹擦伤一块皮，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个洞。

这场战斗一共牺牲了11名干部战士。事后才弄明白，劳山事件是国民党和土匪策划的一个阴谋，潜伏在延安城里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在前一天就已经将情报送出了。

周**等人返回延安后，中央领导纷纷前来慰问他们。毛泽东和周**见面时，两人都很激动，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互相注视许久，才说出话来。周**在谈到殉难的干部战士时，眼中涌出了热泪。他对张云逸说：

“云逸同志，我们不仅是战友，又成了难友了。”

周**、张云逸和幸存者一起合影留念。后来张云逸把这张照片保留在身边，一直到去世。

有一天清晨，红军野战医院的医生给毛泽东打来电话说，拐峁医院来了一名重伤员，子弹打在胸部，伤势很重，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也很难挽救伤员的性命。这个伤员在昏迷状态下，不时地以微弱的声音呼唤着“毛主席，毛主席”。在伤员偶尔清醒时，医生才弄明白，他参加革命几年，从未见过毛泽东，非常渴望能见一见毛泽东，哪怕是只看一眼也好。医院的领导担心毛泽东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况且他住的地方又比较远，在山边大路上要走大半天才能到医院。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还是打个电话吧，让毛泽东知道这事就好。谁知毛泽东得知此情，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策马赶往医院。他对身边的人说：

“伤员很危险，不知能不能赶上看看他？”

毛泽东平时不骑马，而这一次他跨上小黄马，放马直奔。小黄马喷着热气，毛泽东也热得满脸是汗。他一到医院，连忙走进病房，轻轻地来到伤员身旁，伤员激动得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脸上浮现出微笑，慢慢地合上了双眼，停止了呼吸。在场的人们，无不流泪。毛泽东含着泪，十分动情地说：

“你是我党的好同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毛泽东参加了烈士的追悼会，埋葬了烈士。他顾不得休息，马上赶回医院，走遍了医院的每个病房，和伤病员们一一握手，亲切慰问。

毛泽东从清晨到黄昏，一直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一点东西。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街上有卖东西的小店，就让警卫员买了几个烧饼。警卫员把烧饼递给他，让他吃，毛泽东仍然沉浸在悲痛之中，他说：

“我让你买烧饼，不是买给我吃的，我不饿。你们累了一天，你们吃吧。”

一个落日时分，史沫特莱请毛泽东去聊天，毛泽东欣然前往。他来到史沫特莱住处，看到吴莉莉穿上了色彩鲜艳的羊毛衫和裙子，就笑着说：

“吴小姐穿这身衣服越发漂亮了！”

    吴莉莉装着不高兴的样子说：

“这身衣服可招来了许多人的指责和议论，说我是资产阶级小姐的作风。”

毛泽东依然微笑着，他说：

“啊，这身衣服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还真不简单哩！”

史沫特莱说：

“你还笑哩，我看你领导下的那些机关干部，都是些清教徒。红军是些斯巴达式的军队，应该好好改造。教你们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现在清教徒式的生活。特别是你，应该学好外语，了解外国生活，学会跳交谊舞。”

毛泽东说：

“学外语，我很愿意学。但学跳舞，我不喜欢。”

史沫特莱说：

“你真是个清教徒主义者，连交谊舞都不喜欢，那你将来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后，你出国访问怎么办？”

毛泽东随口说：

“到那时，我也不出国访问，我这个人一生不准备出国去。你说我们是清教徒主义，红军是斯巴达式的军队，鄙人不同意你的看法。吴小姐穿这身衣服，对延安就是个改造。”

他又对着吴莉莉说：

“你要大胆地进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史沫特莱和毛泽东聊着，吴莉莉烧菜做饭，三人共进晚餐。

吃过饭，史沫特莱打开留声机，放出了《西波涅》舞曲，说：

“主席，跳舞吧，放松放松，这是最好的休息。”

毛泽东说：

“我不会跳，也不喜欢学跳舞。”

史沫特莱只好先同吴莉莉跳了一曲，然后，她走到毛泽东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伸出双手说：

“主席，我教你跳。”

毛泽东感到盛情难却，只好站起身来。史沫特莱就手把手地教毛泽东如何迈步，如何跟紧音乐节奏。毛泽东跟着史沫莱特跳来跳去，别扭得出了一身汗，只好歇歇再跳。渐渐地，他对这种狂热的活动产生了兴趣，才感觉到跳舞确实是一种放松精神、换换脑子、运动休息的好方法。

周末到了，史沫特莱在延安举办了第一次舞会，引起了轰动。毛泽东、周**、朱德出现在门口时，乐队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笑着说：

“史沫特莱小姐，你真不简单哩！把咱们的彭大将军也请来跳舞了。”

彭德怀连忙摆手，认真地说：

“主席，我不是来学跳舞的。我是来看热闹的。”

在轻快的舞曲中，人们翩翩起舞，史沫特莱和朱德，海伦和周**，原本都是跳得比较好的。而毛泽东还不老练，就跟着吴莉莉学，贺龙也有舞伴带着。唯有彭德怀说啥也不肯跳。

跳舞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场接着一场地跳着，一直跳了3个小时才结束。史沫特莱不无骄傲地说：

“我也许会因此得一个‘败坏军风’的恶名，但是交谊舞在延安兴起来了，这是我的一个胜利。”

史沫莱特通过和毛泽东的深入交往，改变了原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她后来曾经写道：

“我最初在他身上强烈感觉到的那种阴森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朱德为人所爱，毛泽东为人所敬。少数的他很熟的人，喜爱他。但是，他的精神内向，使他落落寡合。在他身上，毫无朱德的那种谦卑。尽管他具有女人气质，但是，他象骡子一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我的印象是，他会观望和等待若干年，但是，最终将为所欲为。

他的幽默常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

“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都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语言思考问题，有些人以能够引述他们著作中的章句，或能就这些章句发表三四个小时的长篇大论而自豪。毛泽东也能。但他难得有这样的打算。他在抗大讲课，或是在大会上演说，象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的现实生活和以往的历史为根据。千百名涌入延安的学生，已经习惯于仅仅从苏联、或是德国、以及其它国家少数作家的著作汲取精神营养。然而，毛泽东对他们谈论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本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引述《红楼梦》和《水浒传》这一类小说的典故。他熟悉古代诗人，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合格的诗人。”

“每一个其它的共产党领袖，都可以和另一民族或另一时代的某个人物相比，但是，毛泽东无与伦比。有人说，这因为他是个纯粹的中国人，从未出国游历或留学。无论是彭德怀、贺龙、林彪，或是其他红军将领，也都不曾出过国，然而他们都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对应人物。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但是，他的理论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战场经验。”      

与毛泽东和斯诺的交往相比较，毛泽东同史沫特莱的交往，更富于私人朋友之间交往的性质和轻松活跃的气氛，史沫特莱可以拍毛泽东的肩膀。史沫特莱这样记述了她与毛泽东的交往：

“我写条子去邀请毛泽东来聊天，他会很快就过来，还会带来一袋花生。然后是中国人要求我唱歌，在他们尽力而为之后，中国人或是唱，或是讲故事，或是全体参加一次讨论。”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女秘书所住的窑洞来，我们3人就会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谈上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他从未迈出中国国境，他提出了上千个问题。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是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1任妻子的，她已经由于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

毛泽东还要向史沫特莱和她的秘书吴莉莉学习英语和普通话。史沫特莱认为，把《红河谷》之类的民歌记住，是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好方法。根据史沫特莱的提议和要求，毛泽东很努力地想要掌握这些不熟悉的调子和歌词：

“人们说你将从这个河谷离去……”

毛泽东用低沉的声音哼着：“我们将怀念你那明亮的眼睛和甜蜜的微笑……”

毛泽东唯一缺乏的是歌咏的天赋。这位将要担当他英语教师的史默特莱有点失望，面有不悦之色。她请求毛泽东不要再唱下去。

毛泽东积极支持史沫特莱为改善延安卫生条件所做的种种努力。他与史沫特莱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他能派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结果，促成了诺尔曼.白求恩的中国之行。

毛泽东对史沫特莱消灭老鼠的热情表示赞赏。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对各种各样的灾祸挑战。她作为一个倡导者，在延安发动了一场灭鼠战斗。

她给上海的朋友、给在西安的朋友王安娜、 北平的朋友斯诺写信，物品清单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捕鼠器。

起初，延安的人们对史沫特莱这种象传教士一样的热情并不理解，只觉得好笑。后来，毛泽东也要了一只捕鼠器灭鼠，共产党其它有名望的党员也就开始学毛泽东的样子，参加灭鼠战斗。

精力充沛的史沫特莱在延安做了许多工作。她除了继续写文章和报道，还为鲁迅图书馆筹建外文部；向上海的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秘密邀请函，敦促他们访问延安；她还种花种菜。

在史沫特莱的鼓励下，《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和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很快就穿越国民党的封锁，来到了延安。厄尔.利夫和毛泽东会谈以后，他这样写道：

“毛泽东决非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至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

毛泽东等人的献身精神，令人愉快的不拘礼节，以及苏区良好的社会风尚，给这些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地印象。

后来，还有不少人来到延安。史沫特莱这样写道：

“访问红军归来的新闻工作者们，没有一个不认为他们所接触的是现代人，是和他们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毛泽东，会说出一些关于毛泽东的离奇古怪的故事。”

他们称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中国的斯大林，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是最无私的人。”甚至形容他象高居于奥林匹克之巅的阿波罗神。

在这些美国人看来，毛泽东又是一个谦虚的、直率的容易相处的“好伙伴”。他会随时走到你的住处同你聊天、玩牌；喜欢“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观看演出”，或在舞场上“和其它客人一样，平等地站在队伍里”，等待姑娘们的邀请。他生活简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毛泽东“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他说：“辣椒是穷人的大荤”，并宣扬“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

有一次，毛泽东用辣椒招待客人，他边吃边谈，纵论辣椒的特性，进而发挥到了吃辣椒人的性格。他说：

“大凡革命者都爱吃辣椒，因为辣椒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所以，吃辣的人也爱造反。我的故乡湖南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也就多。”

毛泽东说罢，朗声大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那首他很喜欢的《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请坐，听我唱支《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天天可不少。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便都能说出这几十条：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油煎爆炒用火烘，样样味道好。没得辣子不算菜呀，一辣胜佳肴。”

毛泽东嗜好烟草，长征路上曾“遍尝各种叶子，要寻出烟叶的替代品来”，到延安后，则自辟一块烟田，以保障他那“无节制”的烟瘾。“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

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无拘无束的个性，在征服了无数人的同时，也引出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麻烦。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和她们接触频繁，谈笑风生，由此引起了贺子珍的不愉快。贺子珍尤其是对吴莉莉特别反感。

吴莉莉本名吴广惠，又叫吴光伟，河南人，出生于1911年。吴莉莉的英语讲得很好，她既是史沫特莱的中文教师，又是史沫特莱的秘书兼翻译。这是一位非常招眼的女子，她风姿绰约，涂着口红，烫发披肩，而且很有天分，又有自己的见解。她本来是一位演员，来到延安，还不时地客串戏剧表演。

毛泽东是一个以文会友的人，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接待。他同史沫特莱和吴莉莉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接触自然就多了一些。这本是极正常极普遍的事情，但在一些“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看来，就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了。还有一些人把无中生有的话，传到贺子珍耳朵里，甚至还有人向她提出了忠告。本来对这两个新派人物看不惯的贺子珍，顿时心乱如麻，无法平静下来。毛泽东和史沫特莱、吴莉莉接触越多，贺子珍越反感。由此，她与毛泽东的情感交流越来越少了，争吵也越来越多了。贺子珍本来一直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由此，她赌气不再当家属，她要求独立工作。此时的贺子珍，觉得生下娇娇这个女儿不是时候，她一气之下，便把4个月的娇娇送到了老乡家里，自己要去学习。很多人劝贺子珍说：

“孩子太小，你身体太弱，等一等吧。”

贺子珍固执地摇摇头，坚决地说：

“孩子拖累我，我要工作。”

组织上满足了贺子珍的愿望，她高高兴兴地到抗大学习去了。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果不其然，就在这个时候，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又出现了，她就是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

尼姆原名叫海伦.福斯特，尼姆.韦尔斯是斯诺为她起的笔名。1907年，尼姆出生于美国犹他州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她从记事的时候起，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大作家。1931年，尼姆在犹他州大学毕业，并通过文职人员考试。8月，尼姆到达中国。1932年底，尼姆和斯诺结婚。婚后住在北平，是《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的记者。同时，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尼姆同情中国革命，她是斯诺西北之行的最积极的支持者。当斯诺在他来苏区之前有所犹豫的时候，是尼姆鼓励了他，她说：

“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必须去。”“如果我能去，我会同你一起去的。”

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这位意志坚强的美国女性，可能连毛泽东也没有料到，在向世界介绍宣传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方面，她的贡献是可以与斯诺相提并论的。

尼姆是在1937年初从黄敬那里得知，5月初将在延安召开一次有各地共产党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她认为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采访机会。

黄敬就是本传后边将要说到的青岛学生领袖、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的俞启威。1933年7月，俞启威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后，由其家人保释出狱，到北大数学系学习，改名为黄敬，成为北平学生领袖，现在是北方局的领导干部。

且说尼姆在黄敬等人的安排下，由北平出发了，她于4月23日到达了西安。当时的西安已由胡宗南控制，外国记者由西安进入苏区，受到严格禁止。尼姆设法与驻西安的红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由于此时党中央正与国民党就合作问题谈判，不愿在一些小事上同国民党当局发生争执，所以，他们对尼姆的请求，不敢贸然答应。他们向延安发电报请示，毛泽东得知这位要求赴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就是斯诺的夫人，马上表示同意尼姆的请求。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将接头人的姓名和住址告知尼姆，要她设法前往三原。

尼姆.韦尔斯4月30日于到达陕北苏区的三原，她机智地摆脱了监视她的密探，在一个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帮助下，终于踏上了苏区的土地。尼姆一到延安，就急着要见毛泽东。毛泽东安排在第二天会见了她。

陪同尼姆的王福时，将他和斯诺夫妇合作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和尼姆等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尼姆这样描绘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

“当毛泽东在那个古老的砖砌的院子里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来的时候，他是随便的，冷漠的和疑惑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而朱德不是。朱德走了额外的里程，自己并不注意，而毛泽东则是呆在自己的省份里，有自己的主张，有一种神秘的统治权。毛泽东拉过他的椅子，离开方桌，脱下带红五星的帽子，一簇浓密的黑发垂到耳朵周围，他把他极美丽的、有权力的、贵族式的双手交叉起来，带着疑问地看着我，还带着好脾气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权力。它完全不象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手，也不象工人阶级的手。毛在中国人里是不寻常地高大，身材很好。他的手正适合他的体型。”

尼姆告诉毛泽东说：斯诺返回北平后，她就全力投入斯诺采访资料的整理工作。“埃德从红区带回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毛泽东亲自给他讲述的他的生平。埃德还采访了周**、彭德怀和其它几个人的简要生平。”“我丈夫一回到北平，我就立即把你的自传打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典著作，它将影响每一个阅读的人。”

“在编写埃德的材料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忙碌，又是多么幸福啊！当我从哈同那里把他照的相片取回来时，我们又有多么激动啊！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认识了相片中的每一张脸，并能叫出名字。我坐下来，依据埃德七零八碎的笔记，给每张相片都写下了颇长的传记式的说明。我把埃德带回来的绝大多数材料整理成文，然后，他把它们改写成了一本书。为了感谢我为他打字，埃德把毛泽东自传的手稿作为礼物送给我。”

尼姆说：她在整理材料时，就材料的取舍同斯诺发生了争论：

“埃德叫我删节毛的生平事迹，然后，把摘要揉合到他的书中去。他说他反正打算要把这个生平的一部分，用他自己的语言改写。我吓坏了。这是经典，是无价之宝啊！我抗议道。这个生平将成为埃德要写的那本书的核心和精髓。它叙述毛的全部经历，形式完美。我主张埃德不应该动它，而应一字不漏地引用毛的讲话。这就如乔治.华盛顿在福奇谷讲述革命经历一样。不管怎样，我还是坐下来，一字不差地把别人讲给埃德听而他用手记下的笔记，包括名单和其它一切，全部誊写一遍。虽然这也许会使某些读者感到枯燥，但这却是一部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历史。”

正是在整理斯诺的材料的过程中，尼姆萌生了去苏区的念头，她说：

“我和埃德就是否要把整个平生事迹都包括到书里去的问题，有许多争论。我是那样强烈地认为，应保持平生故事的完整性，以至于我怕在我第2年4月份独自去红区，恐怕在我离开时，埃德会把它的大部分删掉。后来，当我从红区回来重新跟他见面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件事。事实上，埃德尽管有些担心，但仍然发表了几乎是平生的全部。不过，我想他删掉了不少的名字。我也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使这本书失去销路。但另一方面，我知道这也会使这本书在以后的岁月中保持其永恒的价值。埃德的想法是要让人知道，要人去读。而我则想要人受教育。我想，让读者了解毛和他的问题是有益的。”

“当我读着这些事迹时，我意识到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一次和埃德一样的旅行，把其它一些传记材料搜集来。”“于是，我决定将不惜任何代价，来访问你的地区。我丈夫让我从你这里获得最后一章。”

毛泽东和尼姆的这次的谈话记录，后经王福时整理，发表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

欲知毛泽东和尼姆后来的谈话内容？请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21

第121章

“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

蛋。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他们没有子弹，

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话说贺子珍在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要学习马列、政治、军事，每天早晨还要出操。贺子珍同其她的学员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毛泽东虽然搬到了凤凰山下一个老乡家的一个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抗大的学员是集体宿舍，贺子珍除了星期日外，很少回家。

毛泽东与贺子珍此前的10年夫妻生活，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谁家的烟囱不冒烟，谁家的夫妻不拌嘴，再好的夫妻也免不了来一场舌战，来一次干戈。以前，毛泽东生起气来，就对贺子珍以“武力威胁”、“政治威胁”，说要开除贺子珍的党籍，或者是给贺子珍一次口头处分。可是事后他一冷静下来，又往往主动停战求和，化干戈为玉帛。他往往笑着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块儿响叮当。”贺子珍见毛泽东如此，也就破涕为笑了。可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贺子珍对毛泽东的猜忌越来越重了。

有一天晚上，毛泽东去拜访史沫特莱，恰好吴莉莉和尼姆正和史沫特莱在一起用餐。吴莉莉和在延安的年轻的政治狂热分子一样，也十分崇拜毛泽东，她在酒酣耳热之际，大胆地要毛泽东拉着她的手。这一绯闻传到贺子珍耳朵里，贺子珍就非常愤怒地指责毛泽东是移情别恋。毛泽东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

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的误会，只要两人冷静下来，本来是可以解释清楚相互理解的。只是贺子珍太倔强了，她心里掀起了狂涛巨浪，却不愿意和毛泽东沟通。她认为毛泽东变了，和在井冈山与瑞金的时候不一样了，因此，她的火气就越来越大了。

有一次，贺子珍回家路过一个窑洞门口，她看见毛泽东的警卫员在门口站岗，就料想到毛泽东一定在里面，她推开门就往里闯。毛泽东果然在里面，和他在一起的是史沫特莱和吴莉莉，3个人谈兴正浓，个个神采飞扬。贺子珍见到这般情形，脑海里立时浮现出以前所听到的那些传言，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屋子里本来热闹的气氛一扫而光，安静得没有一点声响。此时性格活泼的吴莉莉本想打破这一尴尬的局面，就笑着拉贺子珍坐下，没想到贺子珍嘴里说着：“你少来这一套”，手上又连推带甩，力气大了一点，一下子把吴莉莉推得立足不稳，几乎摔倒。吴莉莉立即嚷了起来，连哭带闹。史沫特莱看不下去了，就为吴莉莉抱打不平，她对着贺子珍气势汹汹地指手画脚。站在门外的警卫员听到屋里一片嚷嚷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推门进来。也是贺子珍气昏了头，她对着史沫特莱就是一个耳光。没有劝架经验的小伙子一看这种架势，本来是想保护贺子珍的，却拉着了贺子珍的手，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在贺子珍的右眼上，贺子珍的眼睛顿时充血，黑了一圈。史沫特莱正要再次出手，毛泽东看不下去了，他立时发了话，对贺子珍说：

“子珍，你干什么？你疯了！”

他又对史沫特莱说：

“你不能再打！你有什么话，你对我说！”

说罢，拉着贺子珍就走了。贺子珍被打的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无法出门，别人问她眼睛怎么啦，她只是说自己不小心撞的了。

由此，吴莉莉被“逐出”了延安。

再说1937年4月底，红4方面军西路军的左支队余部到了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中共中央派在苏联的陈云、滕代远，带领满载衣服、药品、食物的40辆汽车，赶往星星峡迎接这支尚存的400余名红军指战员。

而此时的陈昌浩，已经从河西民乐县花家寨回了他的湖北老家，徐向前则到达了援西军驻地。

1937年5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徐向前说：

“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后来在5月7日，左支队指战员们被拉到了迪化，仅存的师级以上干部有：

西路军总部参谋长李特，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一局局长郭天民，三局局长宋侃夫，五局局长欧阳毅，卫生部长苏静观，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红5军政委黄超，红9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发言，他说：

“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地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后来，毛泽东又在会议上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发言。他分析了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国内的形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他说：

“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因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为了停止国内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改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去解决土地问题”。

毛泽东号召全党加强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

5月7日，刘**在会议上作了《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发言。

朱德在党代会的几天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带领着红军高级指挥员们去看望尼姆，他为了支持尼姆准备写作的《中国共产党人》，交给尼姆34份领导人的简单自传。尼姆还在会议期间，进行了多次采访。

尼姆看出这些活动都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她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从礼节到对外政策，毛是每件事的主宰。”

史沫特莱在会议期间则是担任了红军指挥员们的舞蹈教师，她在《中国的战歌》中这样记述：

“在延安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期间，我曾试图教他们中间一些人跳舞。他们的反映富有启示意味。朱德是个希望能学会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从不让自尊心妨碍他做这种努力，他配合我作出了最初的示范。跟上来的是周**，但是他象是个研究数学问题的学者。彭德怀宁愿作壁上观，而不愿挪动一下腿，他是和革命结了婚的。贺龙简直是节奏的化身，不在那活动的砖块铺砌的场地上，从一头跳到另一头，就无法控制住他自己。

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了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这种名声变得坏到使我有一次拒绝再给朱德上一次舞蹈课，他却反驳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于是，我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课。”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工部长刘**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对准备提交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讨论的报告《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作了说明。他的报告分3个部分，在第1部分中，特别批评了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盲动主义、冒险主义。

会议主持人张闻天对刘**的报告很不满意，他当场宣布说，详细的讨论以后再召集会议，在白区代表会上，第1部分内容暂不报告。

就在5月16日这一天傍晚，罗荣桓和林月琴的新婚典礼在延安举行。延安的春夜是迷人的，新婚之夜更是难忘的。巧的是新郎新娘都属虎，罗荣桓比林月琴大12岁。35岁的罗荣桓为能找到林月琴这样的伴侣非常高兴。

罗荣桓最初结识自己的妻子林月琴时，林月琴才22岁。她端庄秀丽，而且已经有了七八年的革命经历。爱情是个非常甜蜜的东西。罗荣桓在恋爱的日子里，常常夜不能寐。正值青春芳龄恋爱季节的林月琴，也为能找到罗荣桓这样淳朴厚实的如意郎君，眼睛里常常闪着异彩。

5月17日，中国共产党白区代表工作会议在延安中央会议厅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属的北平、天津、山西、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共20多人。

上午，刘**受中央委托向会议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他只讲了第3部分的提纲。

5月20日至24日、26日，白区代表大会对刘**的报告进行了激烈争论，先后有24人发言，多数人对刘**的报告提出批评，有的十分尖锐。也有人不赞成对报告全盘否定，不同意某些过激批评。

在此期间，周**、林伯渠于5月23日携带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去见蒋介石。

5月24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蒋介石以个人谈话方式承认：1、开放言论；2、集中人才；3、赦免政治犯。同时，蒋介石还密令所属：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

5月24日，毛泽东电告周**，会见蒋介石时，要谈下列两个问题，即：

“第1方面，关于纲领及苏区、红军、共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第2方面，关于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

中央要求周**拟定具体意见电告中央。

5月25日，毛泽东接到周**的复电，他在回电中同意周**等人的意见，又提出下列各点：

“1、特区政府委员9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2、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可以并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4个师，1师长林彪，2师长贺龙、3师长徐向前，4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6个人，余俟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也准备让步设政训处。”

5月27日，中共中央为迎接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宣布白区工作会议休会。

5月29日，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欢迎会上致词，阐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重大意义，并表示了对合作的诚意。

此时，林月琴与罗荣桓结婚已有半个月了，毛泽东的警卫员找到她说：

“主席请你到他那里去一趟。”

林月琴随着警卫员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来招呼她坐下，说：

“你就是林月琴同志，打过仗吗？”

林月琴自豪地说：

“在4方面军，我有1营妇女工兵哩！”

毛泽东笑了，说：

“噢，还是个营长哩。你们结婚吃了什么？”

林月琴说吃了一顿面条。毛泽东笑着说：

“好啊，吃面条也不请我！”

林月琴忍不住笑了。毛泽东说：

“罗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他原则性强。他这个同志爱吃辣椒，你们在一起生活习惯不习惯？”

林月琴笑而不答。毛泽东谈到了形势，说罗荣桓很快就要到前线去。他还开玩笑说：

“你们新婚就别离，我是不是有点残酷？”

林月琴马上说：

“我坚决支持。”

“好！”毛泽东说：“长征路上你是宣传员，提着石灰桶刷标语，动员人家送郎参军。今天你自己送郎参军啰！”

1937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白区工作会议上的争论，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朱德、刘**、关向应、凯丰。

张闻天提出他准备提交白区党代会的报告，以取代刘**的报告。他准备提出的这份报告说：刘**的报告和刘**在3月4日《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都是错误的。

在与会者的讨论中，多数人都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对刘**提出了许多批评。

6月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讲了7个问题：

1、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这个问题在今天提出是因为什么？3、**对这个问题的回答。4、**的错误。5、党的路线是否正确？6、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7、几个问题——合法非法问题，**过去的问题，今后对付这类问题的态度。

毛泽东在以上提出的问题中说道：

“**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

“**写给中央的几封信上”，“他也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6月4日，白区工作会议在毛泽东讲话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扭转了对刘**不利的局面。

6月4日，周**抵达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张冲进行谈判。周**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蒋介石对中共中央的草案不屑一顾，他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就放在了一边，对周**说：

“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则共产党隐藏在国民党内来发展，不是好策略吗？”

“共产党应避开实干，不要太大，不必力争目前不能实现的要求，以便将来发展。”

“化多党为一党，国民党可以改变名称，各党派均取消，加入这一党，党内是可以有派的。你们可以进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

蒋介石设计的方案是：由国共两党干部共同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成员由他指定，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之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决定，然后执行。将来视情况允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的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凄凄惨惨地说：

“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周**力争红军改编为4个师，45000人，地方部队10000人，工兵10000人，部队设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为正副司令。

蒋介石说只给3个师的番号，45000人，在3个师上面设立政治训练处指挥之。蒋介石还说：

“红军改编后，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

周**提出中共中央拟定的边区政府组**员，他们是：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

蒋介石坚持要由国民党方面人士担任边区政府正职。周**向中共中央汇报后，毛泽东指示说：

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中国共产党包办，绝不让步，领导机关人选不能让步，“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坚持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不要国民党任何人”。“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周**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据理力争。他们在谈判中明确告诉蒋介石说：

“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作，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但是，共产党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任何政党。”

不久，国民党派出高级参谋4人，副主任1人，到达西安。毛泽东果断决定：

“全部坚决拒绝，不许其踏入营门一步。”

6月6日，张闻天在复会的白区党代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加进了毛泽东对刘**评价的一部分内容。

6月9日至10日，刘**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结论发言，被大会通过。

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北方局工作，刘**列席会议。毛泽东说：

刘**同志提出的“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来进行政治动员，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6月18日，周**等代表因国共双方谈判依然没有结果，就奉命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6月18日这一天，徐向前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延安。一些人埋怨说：徐向前把几万人马都搞光了，他一个光杆司令回来干什么？

徐向前顶着巨大的压力，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红4方面军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失败的经过。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毛泽东深知西路军的失败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造成的，不能全怪徐向前。他爽朗地安慰徐向前说：

“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徐向前被毛泽东充满信任、关怀、爱护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思想包袱一下子卸掉了。

6月25日，毛泽东在窑洞里正在看一本书。这是何香凝托人送来的廖仲恺所著的《双清词集》。毛泽东在集子的扉页，看到了柳亚子为何香凝组织的“寒之友社”成员的画题写的一首诗，对柳亚子顿生思念之情，他立即写信给何香凝说：

“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两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

毛泽东在信中倍加称赞的这位老朋友柳亚子，是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彻底失败后逃亡到了日本。1929年，柳亚子从日本回到上海居住，当他获悉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十分兴奋，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旗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诗人自注“两列宁”为“孙中山、毛泽东”。这是最早运用诗歌形式歌颂毛泽东的诗句。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柳亚子协助何香凝组织国难救护队，担任副主席兼经济部长，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1932年，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柳亚子写下了《怀人三载》，诗云：“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以此歌颂毛泽东，并对老朋友寄以厚望

再说6月25日，中共中央为推动国共谈判之进展，又提出新方案15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再次做出让步。蒋介石仍然坚持红军改编后设立政治训练处，由它指挥红军，意在剥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指挥权。谈判仍无进展。

6月下旬，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组织委员会书记彭泽湘到达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最初接触。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就是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彭泽湘是以其中央特派员的名义，由香港到北平视察党务并联络知识界策动抗日的。他到北平后，同老朋友李锡九过从甚密，并结识了杨秀峰、张友渔、张东荪一批教授。6月中旬，李锡九告诉彭泽湘说：

“毛泽东先生知道你到了北平，他请你到延安去一趟。”

彭泽湘闻言，非常高兴，欣然启程。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一路顺利到达延安。彭泽湘在延安受到了热情款待，张闻天首先接待了他，将他安排在延安饭店休息。

第二天，毛泽东接待了彭泽湘，毛泽东说：

“欢迎你到延安来看看，希望你多住些日子。”

彭泽湘说：

“我向往延安已久，现在能到延安来，衷心感谢毛先生的邀请。”

从次日起，毛泽东连续4个晚上到延安饭店去看望彭泽湘。他每次都带上一包前门香烟，同彭泽湘一边抽烟，一边恳谈。毛泽东分析了国家和目前的形势，谈到了中国的历史；询问了上海、北平和两广的情况，以及李济深、白崇禧对抗日的态度。毛泽东还谈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想法，及有关的方针政策。

一个星期后，彭泽湘要离开延安了，林伯渠送来了毛泽东书写的几封信，托他转交给北平的教授张东荪、郭大中、张友渔、杨秀峰等人。

1937年7月5日，彭泽湘回到北平，转交了毛泽东的信件，又召集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华北局和北平市的负责人何世琨、王一帆、张云川、周惠生及全体干部、部分骨干会议，介绍了延安之行的情况，介绍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又谈到了自己的亲身感受。他说：

“我这次去延安见到毛泽东先生，开了眼界，很有收获。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侵略我们，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只要我们坚持抗日，中国人是可以打到底的。”

7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这是抗战时期在根据地和全国最早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随后，各敌后根据地也相继建立起了这样的抗日民主政权。

由于抗日民主政权注意更广泛地吸收工农和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参加政权的管理，重新调整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人士间的关系，就使得这个政权比以前的工农革命政权更具有群众性和代表性。

欲知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如何开展工作，请看后边叙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22

第122章

“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总之，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话说1937年夏，美国记者、斯诺的夫人尼姆，送给毛泽东一个提问的长单子，作了几次访问。毛泽东对尼姆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因为这些问题，许多是请求解释一些看起来互相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带着听得见的微笑说：“你看，在中国有些事是很奇怪的。”毛泽东有时在椅子上转动着询问尼姆：“你的意见是什么？”毛泽东的反问，使尼姆有些不安。后来尼姆才明白，毛泽东真的是想知道，对这些问题，象尼姆这样的外国人是怎样想的。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毛泽东安排时间，让尼姆做了一次采访，以表示友好。题目是“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欣赏智力的挑战，他知道尼姆学过黑格尔，他在尼姆的采访中同她讨论了一些哲学问题。毛泽东还说，他愿意和尼姆一起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这使尼姆非常高兴。尼姆心想：“这将是怎样的独家新闻啊！”令尼姆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日本在7月7日进攻了中国，毛泽东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个计划就不可能再亲自做下去了，只好让他的助手吴亮平和张闻天帮助完成其余部分。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期，也就是在7月份和后来的8月间，在延安的窑洞里把他所学的哲学著作，经过认真地思考、消化、研究、发挥，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新的哲学论点。他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亲自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然后组织学员讨论，以发现其中的问题。他每讲一次课，都要认真地补充、完善一下授课大纲。如是多次反复，他对哲学基本理论有了深刻地理解和创造性的发挥。《实践论》、《矛盾论》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最精彩的部分，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在《实践论》中写道：“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法，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赞扬国民党第29军的抗日行动，要求国民政府切实援助29军。通电中还呼吁说：“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这一天，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等人的名义，致电蒋介石。他在电文中写道：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29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毛泽东 朱德彭德怀 贺龙  林彪 刘伯承徐向前 叩  庚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率代表团，再次赴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又派南汉宸以红军代表身份，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7月9日，毛泽东又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等红军指挥员的名义，致电林森、蒋介石、汪精卫说：“勿使忠勇的29军陷于孤军作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一文中写道：“关于撤退河防，包围边区，准备进攻一事，原来是秘密进行的。但因调兵遣将，运输络绎，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形势，已经闹得中外皆知，国民党宣传机关虽然还是讳莫如深，但是已经无法掩盖云。”7月13日，延安市共产党员与机关工作人员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说：“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7月13日，中共中央代表周**、博古、林伯渠到达庐山。蒋介石正邀请各界代表会谈，他对中共中央代表极为冷淡。7月14日，毛泽东派周小舟给阎锡山送去了一封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分析了全国局势，再次表示了共产党的抗战决心，提出与阎锡山商谈进一步合作抗日的办法。7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在庐山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双方约定：该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时局的谈话，他说：“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蒋介石在谈话中还说：中国已临“最后关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7月17日，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同中共中央代表周**等人谈判，蒋介石虽然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但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问题上，转而采用哄骗手段，答应将红军改编为3个师，45000人，3个师的参谋长、所有副职均由南京委派；其管理教育必须属于国民党军队行营；师上面只许设政治部指挥军队，由周**为主任，蒋介石的亲信康泽为副主任；要求朱德、毛泽东出洋。周**等人据理力争，毫无效果。同时，蒋介石对国共合作宣言，也借故拖延发表。7月18日，延安市召开社会各界声援平津将士大会。这一天，天气很好，数千人聚集在宝塔山下。大会主持人宣布开会，首先要刚刚来到延安准备去中央党校学习的天津市委副书记刘澜涛介绍平津的情况。刘澜涛讲了华北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以及日寇对平津、华北侵略的种种暴行。他还说：“必须坚决抗战，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刘澜涛讲完后，毛泽东同他亲切握手。这是刘澜涛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接着，毛泽东在大会上报告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和最新情况。他还深刻地分析了形势，尔后大声疾呼道：“不起来抵抗，就不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幻想，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日子到来了！”会场上群情激愤，口号声此起彼伏。发言代表们纷纷要求奔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20日，毛泽东在收到周**的汇报后，明确回电指示：“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的方针”。此时在共产党内部和红军中出现的右倾现象，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重视：7月，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在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后，丧失警惕，轻信允诺，将游击队集中于闽南漳浦，致使历经3年游击战争考验的近千人的部队，被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军包围缴械，造成惨重的损失。成为痛彻人心的“何鸣事件”。何鸣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正在庐山与南京国民党谈判的周**、叶剑英、博古，要他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使之责令制造事端的广东军阀余汉谋，交还何鸣部人枪。7月22日晚，彭雪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拜会阎锡山。彭雪枫问：“我红军即将入晋开赴抗日前线，阎主任准备如何指挥晋军协同作战？”阎锡山说：“此事我已反复考虑，拟用两个原则：1、事先商量。2、临时拟定计划布置，即时通报贵军，由贵军自行酌情行动。”阎锡山说罢，也郑重其事地问彭雪枫说：“将来平绥败退，平汉败退，甚至晋军败退，贵军是否南下？或采取适当战略？彭将军现在不必回答，请你将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先生及延安诸公考虑。”第二天，彭雪枫将与阎锡山会晤的结果电告毛泽东，并报告说：阎锡山欲赠我军七九子弹、中正子弹各50万发，冲锋机关枪200支，并为八路军住晋办事处配备汽车。7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抗大操坪上给学员们作报告，他说：“只要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线去的机会，你们准备看好了，哪一天命令来，哪一天就背着毯子走。延安不需要你们，不需要这么多的干部。我们欢送你们出去，到前方去也好，到后方去也好，把中国弄好起来，把日本赶出去，那时再欢迎你们回来。”7月23日晚，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中写道：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种方针和两套办法，因而，也就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其办法是依靠群众，结果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与此相反的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其办法也就不能不是压迫人民，结果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7月26日，周**等人根据毛泽东7月20 日的指示，离开庐山，返回延安。此时，彭雪枫再晤阎锡山，向阎锡山提出红军向山西开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建议，阎锡山表示赞成。他要彭雪枫转告毛泽东说：“请求贵军会合进军1个集团军，在五台山周围建立根据地。”7月28日，阎锡山复信毛泽东说：“周小舟君抵并，持诵大札，并及先生抗日主张，至为敬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也。”7月29日和30日，北平和天津相继为日寇攻陷。此时，也就是在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和国防建设费用已经达到13.7亿元以上，占财政总支出的65.5%。到7月份，中央军已经整训了50个步兵师，每1个步兵师下设2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1个野炮兵团，加上工兵、辎重、卫生、特务等兵种，每师计13854人，马3508匹，各类火炮84门，并配备了坦克等重型武器。同时，中央军将空军整编为9个大队，全国设262个机场，拥有各类飞机600余架。军事工业也有了显著发展，已经能够制造德国1924式步枪、仿捷克式轻机枪、德国式重机枪、仿法国式迫击炮及各类炮弹。加上其它各地的武装力量，应该说，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可观了。7月31日，阎锡山会见彭雪枫，他说：“从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1937年8月1日，蒋介石闻讯北平、天津陷落，顿时着急了。他命令张冲急电毛泽东说：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速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驻守西安联络处的叶剑英急电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说：“毛不必去，朱必须去。”8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利用减租、减息、减税等合法斗争方式，以求得群众生活的改善。8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八一”抗战动员大会上讲演，他再次号召说：“现在全国无论何处，都应该紧急动员起来。”“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从8月3日起，大批人员从延安出发，开赴抗日前线。在此后的一天晚上，张爱萍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叫他去一趟。张爱萍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问他在抗大的工作怎么样？还有没有其它想法？张爱萍说：“我还是想到前线去。但我绝对无条件服从组织上安排。我现在是边学边教，边教边学，这的确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只是感到越读书越觉得自己懂得的太少，不像过去那么有信心了。”“学然后知不足嘛。”毛泽东说：“觉得自己懂得少，是好现象，是进步的表现。只是不能以此减弱了信心。学识是无穷尽的，要活到老学到老。”毛泽东接着向张爱萍传授了他读书的方法和技巧。隔了两天，毛泽东派人给张爱萍送来一封信，叮嘱张爱萍不应该感觉到自己懂得少而降低信心。他在信中还说：“一般地讲，信心过高，容易犯‘左’的错误；信心不足，容易犯右的错误。”末了，毛泽东还叫张爱萍再去他那里一趟。张爱萍不知毛泽东还有什么安排，要谈什么话题，便一溜小跑赶到了他的窑洞。毛泽东一见面就说：“今天叫你来，要分配你出去。怎么样？”张爱萍以为毛泽东是在试探他，便坐下来望着毛泽东，只是笑，没有说话。“这是真的。我不是逗你。”毛泽东非常认真。张爱萍兴奋地问：“真的？去哪个部队？”“怎么样，你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吧？”毛泽东笑着说：“到上海去。”张爱萍的高兴劲儿一下子无影无踪了，他想离开抗大是为了到部队去，到前线去。而到上海又是干地下工作，就像“犍牛掉在枯井里”。他说：“我不愿意到那里去。”毛泽东说：“到那里不能甩开膀子干是吧？不哟，同志！那里很重要，日本人很快就要占领它，我们必须加强那里的工作。我们要成立浙江省军委。你去当军委书记。现在浙江省委书记刘晓同志在那里，你去协助他把省军委组建起来。”张爱萍还是不愿意去，嗫嚅道：“我有困难，干不了。”“干得了，干得了！”毛泽东说着扬了扬右臂：“我们研究过了，你在那里做过秘密工作，你去最合适。”接着，他详细地分析了日本人必将进攻上海、蒋介石则一定会撤逃的原因；还讲了上海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说明张爱萍去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工人群众，在市郊区开展游击战争；最后问张爱萍还有什么要求。话说到这个份上，张爱萍再推辞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了，便提出要带几个人一同去。“可以，可以。”毛泽东满口应承着，当即给罗瑞卿打电话说明此事。罗瑞卿在电话那端说：“让爱萍自己挑，他要谁给谁。”张爱萍后来回忆说：“几天之后，我同余立金、彭林、吴克华等同志离开了延安，奔赴上海。途径西安时，便听到上海打响了的消息，更加钦敬毛主席高远的战略眼光，从而进一步感受到肩头上的重负。”且说8月9日，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委派朱德、周**、叶剑英飞赴南京，与国民党共商国事。这一天，毛泽东写出了他的一篇重要哲学著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8月11日，周**、朱德、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南京国防会议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战略思想，指出持久战乃战胜日本的唯一途径，告诫国民党，不可因外交谋略而动摇持久抗日思想。8月12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朱德、叶剑英同南京方面的代表张冲、邵力子、康泽，一起商讨中共中央为国共合作起草的合作宣言。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全，电请她撤离上海。宋庆龄于12月23日离沪赴香港。8月13日，尼姆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拯救中国”的10点主张告诉了她。在采访快要结束时，毛泽东站了起来，重重地敲击着桌子，他的脸变得红起来，眼睛里闪着光亮，他说：“如果能得到南京政府的合作，使这10点得到承认，我们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毛泽东愤怒地重复了最后一句话，给尼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姆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是忍耐——他一直等到那个转折点。他等待着那个最低点，然后，在车轮向上转动时，采取行动，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着历史来引导历史。”“毛泽东作为平民是高大的，作为中国是微小的。”8月中，尼姆打算去山西前线当战地记者，她就此事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起初怀疑尼姆是否能胜任这种工作，后经尼姆反复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写一封证明信，把她介绍给在前线的邓**。8月，中国文协主任丁玲和文协的吴奚如响应毛泽东关于文学家也应到前线去、配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号召，准备组织一个战地记者团到前线去。由于参加的人多，后来扩大组成了一个30多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要到前线巡回演出。丁玲和吴奚如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正副主任。丁玲思想准备不足，她认为，让她这个写文章的人来带队伍，是不合适的。毛泽东在和丁玲研究西战团的工作方针时，几次找她谈话，毛泽东对她说：“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线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要向群众和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的和军队的政治影响。”毛泽东兴致非常高，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组织上嘛，在延安属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管。出发以前需要什么，就找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同志。宣传工作问中宣部。组织机构可以小一点，你们几个领导同志，称呼团长可以，称呼主任也可以。下面就不要设‘部’、‘科’，我看叫‘股’就行了。”丁玲连连点头称是，又问毛泽东说：“团里有几个人的历史、政治面貌不清楚，让他们去前线是否合适？”“这不要紧。对他们，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不要有成见，更不要轻易下结论，要帮助他们。”“明白了，主席。但现在我们的节目还不晓得怎么搞才好。”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说：

“宣传要做到使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群众，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但可以领导，没有搞过，可以学会。”

由于史沫特莱的勤奋工作，受到共产党人的好评。毛泽东在与丁玲的谈话中，提出要丁玲向史沫特莱学习。

8月中，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举行出发前汇报演出。丁玲亲自登台，在诗人张天虚的新剧《王老爷》中，扮演剧中一个红军工作人员。

此前，中央领导人如果看戏来晚了，都习惯从后台进来，从前台跳下去就座。“西战团”为了树立新风建立舞台秩序，规定在演出中谁也不能从后台上下，以免影响观众。

这一次毛泽东迟到了，工作人员既兴奋又为难，兴奋的是毛泽东不请自来，为难的是谁也不敢让毛泽东从后台进去。没办法也只有硬着头皮向毛泽东讲了团里的新规定，说是让毛泽东等这个节目结束后再到台下去看戏。毛泽东一听，笑嘻嘻地说：

“好嘛，遵守你们的规定。”

于是，毛泽东就站在一侧，准备到闭幕时再到前台去。

此时演出正在进行，丁玲身穿着原来的一身灰军装，系皮带，打裹腿，也没有怎么化装，薄薄地在脸上涂了一点油彩，门帘一挑，就上了台。台下观众都是干部，平日里彼此之间都很熟悉，出其不意地见丁玲出了场，轰地一声，满场皆笑。丁玲偷眼一瞥，看见台下一张张笑脸，一下子懵了。

毛泽东听到丁玲在台上的道白和台下的笑声，忍不住走到台前一角，从侧幕的缝隙中静静地望着台上。丁玲说台词，一脸的窘迫样，湖南口音很重，毛泽东看着她本色的表演，不禁哑然失笑，喜滋滋地自言自语说：

“这个丁玲哇，这个丁玲——”

丁玲表演完了，下台时看见毛泽东正站在戏台侧幕旁边，更觉得不好意思了。毛泽东却笑着对她说：

“啊，丁玲也上台演戏了，好呀！节目可以，就这样搞下去。”

丁玲听了，很是惭愧。

8月，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准备缔结军事合作协定。苏联以军事物资和专家的形式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在新疆、甘肃等地相继建立了军事基地，苏联空军只供国民党政府调遣，苏联军事顾问、专家帮助国民党军队学会使用他们提供的武器。

苏联对延安分送的主要是急需的药物和医疗器械以及政治读物，以至在延安出现了刻薄的讥讽：“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应之。”

8月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将全国划为4个战区：平汉、津浦两线为第1战区，蒋介石任司令长官；晋察冀为第2战区，阎锡山为司令长官；江苏、浙江为第3战区，顾祝同为司令长官；闽粤为第4战区，余汉谋为司令长官。

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晚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从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从此覆灭下去。”

丁玲代表西北战地服务团全体成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宣誓，她说：

“我们的服务团虽小，但她好像小河流水一样，慢慢地深入大河，聚汇成若干河的水，变成一股洪流，把日寇完全覆灭在我们的洪流中。我们要誓死打倒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各位见面。”

8月18日，国共南京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

原来，“八.一三”事变的发生，使中日之间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受到严重挫折，蒋介石这才开始对共产党方面做出了让步，被迫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共45000人，不再要求国民党委派参谋长、政训部主任和各级副职，军中一切职务均由共产党方面自行安排。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

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北的冯家村红军指挥所，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洛川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他们是：张闻天  毛泽东 周**  博古  朱德 任弼时  关向应  凯丰 张国焘

出席会议的还有红军和各方面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是：彭德怀  刘伯承 贺龙  林育英  林彪 聂荣臻  罗荣桓  张文彬 萧劲光  林伯渠  徐向前 周建屏  傅钟  李富春 周子昆

张闻天主持了会议。会议议程是：1、政治任务问题；2、军事问题；3、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原则是：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的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建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

关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

“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总之，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对国民党必须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蒋介石是想通过抗日战争，消灭和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诡计。必须保证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洛川会议着重讨论毛泽东的两个报告。张闻天、周**、任弼时、博古、彭德怀、朱德、林伯渠、林育英、林彪、凯丰、聂荣臻、张国焘等人，都在会议上发了言。

大家基本同意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方针和原则，有的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彭德怀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表示疑义，提出要以运动游击战为主，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周**、林彪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争。有的人提出红军要早出兵，而且要全部开出去，不同意要选择时机、分批出兵和陕甘宁边区要留守备部队的主张；有的人主张对蒋介石要多尊重，在部队指挥上要多集中。

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委分会，后来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以彭德怀为副书记。还决定建立长江沿岸委员会，以周**、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由周**任书记。

8月24日，毛泽东就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做总结报告，他进一步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还说：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抗战爆发后党的方针政策没有原则分歧，这次会议是一次团结的会议。

8月25日，中共中央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指导方针。其要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6、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建立抗日的民族团结。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规定：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对这一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执行办法等作了完整的规定和具体说明。毛泽东深谙中国农民和各阶级状况，他极其精辟地说：

“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因此，为了减少共产党在农村发动抗日的阻力，团结一般地主一致对外；同时又适当地调整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改变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将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实行这项政策，是符合整个民族抗战利益的，也符合地主和农民双方利益。对地主来说，实行减租减息，虽然削弱了封建剥削，但并没有消灭封建剥削，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归地主，地主还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这比亡国对他来说，损失要小得多。实行减租减息，是要使“地主也能过活”。因此，大多数地主是能够接受的。对农民来说，实行交租交息，这虽然还保留着封建剥削，但比原来的封建剥削已经减轻了，农民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能够实现“农民有饭吃”。因此，广大农民也是愿意接受的。

随后，减租减息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有的是操作上的困难，有的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首先是减租减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到底该减多少呢？毛泽东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原则规定和重要指示。他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中说，减租减息政策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地主应该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农民应该交租交息”。

“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帐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此时，一些过去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地区，有少数顽固分子，趁机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配的土地和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从而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留守处写了一份布告，严正声明，坚决保障农民已经从土地改革中所取得的果实，以前“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一概“不准擅自变更”。对于汉奸的土地，毛泽东主张区别对待，实行阶级路线，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大地主为汉奸者，坚决没收其土地；中层分子为汉奸者，在未得到民兵同意以前，不应急于没收。工农有被迫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少数大汉奸卖国贼；便于把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都争取过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这个纲领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它把实行抗日和争取民主紧密地结合起来，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的方向发展。此是后话。

再说8月25日，洛川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育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11人组成。其基本结构是：徐向前来自红4方面军；任弼时、贺龙来自红2方面军；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来自红1方面军；周**、林育英、刘伯承、叶剑英来自原中共中央。

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周**为副主席。萧劲光为总参谋长，任弼时为总政治部主任。

张国焘在会议上表示同意党的政治路线，愿意做点实际工作。中共中央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欲知洛川会议后红军如何实施改编，请看下一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