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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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毛泽东大传——101

第101章

“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而骂

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

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

话说1935年9月20日上午10时，红军陕甘支队主力部队开进了哈达铺。哈达铺群众倾城出动，他们以欢呼、笑脸和各种食物欢迎这些跋涉了2万4千里的男女战士。

哈达铺只有二三千居民，男人们看到红军战士讲究礼貌，行为端正，纪律严明，就高兴地说：“真是好战士！”而哈达铺的女人们见到女兵，觉得十分惊奇：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着手枪的人真是女人吗？她们把女兵请到自己家里，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确信她们真是女兵后，又缠着她们讲战斗故事。

由于陕甘支队出其不意地夺下腊子口，翻过岷山，进抵哈达铺，国民党军一时摸不清红军的底细和意图，所以不敢轻举妄动。陕甘支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了几天休整。

在哈达铺的小吃摊上，谢觉哉的警卫员买的食品是用一张《晋阳日报》包裹的，谢觉哉打开一看，只见沾满油渍的报纸上面记载着：

“陕北刘志丹赤匪，连攻6城，拥有正规军5万余，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20万余，密切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

谢觉哉马上拿着报纸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这条消息说：

“看来刘志丹在陕北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我们先到了陕北再说吧！”

毛泽东马上找来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向他了解陕北红军、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情况。

贾拓夫原在陕北工作，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作为陕北的代表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就留在中央苏区工作。据贾拓夫介绍：陕北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

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共产党员，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26年毕业并随军东征。从1928年9月清涧起义开始，陕甘地区人民在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下，创建陕甘游击队，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1931年创建了红26军，坚持了长期的游击战争。到1935年7月，先后粉碎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成立了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工农民主政府和许多县区级革命政权，建成了人口七八十万，面积三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听了贾拓夫的介绍，与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研究决定，陕甘支队去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

在哈达铺这座古城里，每个红军战士都领到了2块闪闪发光的银元，这些银元是被他们背着经过了雪山、草地保存下来的。哈达铺物价低廉，5元钱可以买到1头七八十斤重的猪，2元钱买1只肥羊，1元钱买5只鸡，1毛钱买20个鸡蛋，5毛钱买七八十斤蔬菜。毛泽东交代说：

“大家都要吃好。”

陕甘支队的指战员们确实吃得不错：他们没收了1吨盐，6吨面粉，还有许多大米、麦子和小米。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每顿饭有3荤2素，比过大年还吃得好。这里简直是天堂，大家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以致于有的战士吃得太多，撑坏了肚子造成减员。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开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走进会场时，会场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走上讲台，静静地扫视了一下会场，目睹眼前这1群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抑制不住悲喜交加的心情，两眼溢满了泪花，他说：

“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1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2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就是个伟大的胜利。”

许多红军干部还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深情地当众流泪。会场上又一次爆发出热烈地掌声。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

我们虽然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堵截、追击，也顶住了天上敌人飞机的轰炸。但是，在胜利面前，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形势，估计形势，现在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还有30多万人。朱绍良、毛炳文、王钧等部在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在陕甘；在宁夏、青海、甘肃边境还有“四马”，就是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和步兵。至于蒋介石本人，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3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仍醉心于打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国民党反动派把30—40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与会的红军干部们听到这里，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热烈地鼓起掌来。毛泽东挥挥手，要大家安静，他说：

“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而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4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5、9军团的同志们和4方面军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也许就在明年这个时候。”

毛泽东的预言将再一次被历史验证。此时会场上又是一片掌声。毛泽东笑笑说：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

会场上顿时安静下来。毛泽东接着就宣布了编制委员会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做出的整编方案，他说：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林彪同志当副司令员，我兼政委。下属3个纵队：

1军为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兼），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

3军为第2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政委李富春，参谋长萧劲光，政治部主任罗瑞卿。

军委纵队为第3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蔡树藩。

中央直属机关编为直属队。”

毛泽东深情地看看静静的与会者，又说：

“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8000多人，人员少了一点，但少有少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更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4军下井冈山时人数还多哩！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说到这里，举起1个手指头，说：

“现在我们应该坚持以打土豪、筹粮筹款为主，又不能侵占工农利益。这是人民军队的一条重要纪律！”

毛泽东最后说：

“经过2万多里的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你们不要看我们现在人少，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了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1个可以当10个，10个可以当100个。特别是中央直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

红色鼓动家的激情，点燃了红军陕甘支队指挥员们胸中的火焰，大家无不激动万分，不少人高声喊道：

“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到陕甘根据地去！”“前进！前进！”“和25军、26军会师！”

会议结束后，陕甘支队各部都按照中央的决定，进行了整编。

这时，集结在甘肃境内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二三十万人马，准备在渭水堵截红军。在渭河沿岸，从和政、临洮、陕西武山到天水一线，驻扎着国民党第3军一部、东北军51军于学忠部和鲁大昌的新编第14师。

9月23日，毛泽东指示陕甘支队以一部兵力，离开哈达铺，东进闾井镇，佯攻天水，以造成敌人的过失。

中共中央把进入甘肃后的胜利和各方面的情况电告了张国焘等人，希望他们立即率队北进，同陕甘支队会合。

但是，张国焘继续坚持反党分裂活动，公然诬蔑中共中央北上方针为“机会主义”，煽动左路军对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怀疑和不满。陕甘支队在哈达铺一直等了几天，毛泽东确知张国焘已率军南下，即决定率领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向陕北根据地前进。

毛泽东和彭德怀随林彪的第1纵队司令部行动，毛泽东还把贾拓夫带在身边，随时了解敌情，掌握行军路线。陕甘支队以每天60余公里的速度，在1天1夜又两个半天里，赶到了渭河。

由于陕甘支队一部兵力佯攻天水，国民党守军信以为真，便将主力集结于天水一线，只剩下部分兵力占领着渭水河沿岸的武山、漳县。

9月26日，陕甘支队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顺利北渡渭河。红军战士们既欢欣鼓舞，又感到有点遗憾，因为未经过什么战斗就过了河。等全军到了渭水河北岸，从两翼赶来的国民党守军才打响了机关枪和迫击炮。有的战士说：“老子过了河，你们才来，晚了点。”有的战士说：“他们是送弹药来的，我们应该欢迎。”

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叶剑英、邓发、贾拓夫登上一座土山，观察敌情，纵队部正在军号声中集合上山，彭德怀问毛泽东：

“主席，你看怎么办？”

毛泽东看了看将要落山的太阳，从容不迫地说：

“让他们打好了，随便派两个连分头还击，放几声冷枪，吓唬吓唬他们。他们是不敢怎么样的。”

毛泽东的话，听起来简直像开玩笑。可是，结果正如他所料，两翼的守军，很快被派出去的小股红军的冷枪吓跑了。红军战士们都说：“毛主席神机妙算，料敌如神。”其实，毛泽东早已算定，渭水河边不可能有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只是遇到了小股守军，再加上天色已晚，武山、漳县的守军也不敢趁夜出来追击了。

9月27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占领榜罗镇。至此，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的渭河封锁线。

陕甘支队在榜罗镇的一所小学里获得了很多报纸。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北方的很多材料，报纸也登载了从鄂豫皖来到陕北的红25军与陕北红26军、红27军会合的具体情况。他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当夜写出了《七律.长征》。

毛泽东后来在批注中写道 ：

“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9月28日，毛泽东根据获得的新材料和贾拓夫介绍的情况，在榜罗镇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会议正式决定：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陕北去，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同当地红军一起，巩同与扩大陕甘苏区。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陕甘支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这一天，风雨交加，因参加会议的人多，没有合适的会场，大会便冒雨在露天的会场里举行。毛泽东首先说：

“我刚写好一首诗，现在就读给大家听听吧，不知行不行？”

在大家的叫好声中，毛泽东便用他那清脆的湖南乡音，朗诵了他昨夜写出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朗诵完毕，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接着，他在讲话中阐述了5个问题：一是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是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是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是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五是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等。

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要到陕甘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红25、26、27军的同志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去！任何反革命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当亡国奴，奋勇前进！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看到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些，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所在，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以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

9月29日，陕甘支队离开榜罗镇北进，当天占领通渭城，歼灭国民党守军300余人。部队在这里休息了两三天，进行政治动员，检查行军纪律，组织会餐和游艺联欢会，做通过西安至兰州大道的军事准备。

1935年10月1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于1935年8月1日草拟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正式发表。

八一宣言是根据季米特洛夫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写出来的，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蒋介石政府卖国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号召全国同胞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用一切新旧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张闻天、周**、博古、叶剑英、王若飞一齐骑马来到1大队。政委萧华问大队长杨得志：

“毛主席来了，搞点什么欢迎他呀？”

杨得志看到街上只有卖梨子的，就说：

“就买一些梨子吧。”

说话间，毛泽东一行来到了大队部，他拍拍身上的尘土，与杨得志和萧华握手，萧华、杨得志向毛泽东问好，还不住地说：

“你瘦了，瘦了。”

毛泽东询问了部队的情况。杨得志请大家坐下来吃梨子。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看着铁盆里削了皮切成块的梨子，说：

“梨子呀，好东西，你们有辣椒粉吗？”

杨得志感到奇怪，但还是马上让人去找了一些来，心想，他要辣椒粉干什么？毛泽东看出了杨得志的心思，望着他说：

“杨得志同志呀，你这个湖南人吃没吃过辣椒粉拌梨子呀？”

杨得志说没吃过。毛泽东就把辣椒粉撒在梨子块上，说：

“嗳，好吃得很呀！不是说有酸甜苦辣4大味吗？这一拌，是酸甜辣，没有苦了。来，你们尝尝。”

说着，他蛮有兴趣地吃了起来。杨得志也尝了尝，确实别有风味。杨得志要毛泽东给部队作指示，讲讲形势。毛泽东说：

“你们这个1大队的前身是红1团，红1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前面，情况了解得比我多，要讲，应该你们讲嘛！不过我今天要超过你们，走到你们前面去。”

杨得志就说：

“那我们就请领导们吃吨饭吧。”

杨得志、萧华引着毛泽东一行人，来到通渭城内一家西北风味十足的饭馆，萧华找到老板，交给他10块光洋，说：

“请办2桌酒席，你尽力办，有好东西全拿出来，菜的份量要大，杯盘要干净，酒要足，而且多放辣子。”

福和中学老师

老板连连说：

“解得，解得。”

因为人比较多，本来安排的是2桌，可是到吃饭时，毛泽东连声说：

“合兵！合兵！”

于是众人便将两桌并到了一起。大家端起酒碗，连连碰着说：

“为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干！”

毛泽东兴致很高，他端起大碗，和眼前这些大难不死、走过万水千山的人都干了一次，微微有些醉了。眼看着两坛酒就喝完了，萧华让老板撤去残席，搬上西瓜。毛泽东一看有西瓜，便让把一盘辣子留下，他把辣子、酱油、醋都抹一些在西瓜上，说这叫“五味俱全”，一再劝张闻天尝一口。张闻天咬了一口，连叫：

“太辣，太辣！”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吃辣子的人最革命嘛！”

大家看看张闻天，又看看毛泽东，都被逗得哈哈大笑。这一天晚上，毛泽东一行人就在部队驻地休息。

10月2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离开通渭。兵分3路北上，第1纵队为右路，第2纵队为左路，第3纵队为中路，向西兰公路挺进。

第1纵队在静宁以西击溃国民党军一部，控制了西兰公路东西10余里。第3纵队进占静宁县的界石铺；第2纵队进至界石铺以西的公益铺。至此，西兰公路被陕甘支队拦腰斩段。

蒋介石闻讯陕甘支队就是由毛泽东率领的从江西出发的红1、红3军团组成的，暴躁异常，叹道：“我6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亡毛，非人力之所及也。”他急令毛炳文、马鸿宾和东北军在隆德、平凉、固原一线严密堵截，紧追不舍。

10月4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进入平凉、固原大道。

10月5日，陕甘支队兵分两路，从甘肃静宁界石铺出发，第1纵队为右路，第2、第3纵队为左路，向宁夏西吉县的公易镇、兴隆镇一带前进。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随第1纵队行动。

西吉县与海原、固原两县相连，靠近六盘山区，是一个回民聚居地。回族人民信奉伊斯兰教，亦称穆斯林，他们喜欢清洁，禁食猪肉，富于团结斗争精神。中革军委颁发了《回民地区守则》，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对尊重回民风俗习惯提出了具体要求。

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在甘肃通渭县城买了一些猪肉炸制食品，装在布袋里，准备路上给毛泽东吃。毛泽东知道此事，坚决让陈昌奉处理掉。陈昌奉只好将食品送给了附近的汉民群众。毛泽东一边行军，一边对工作人员说：

“回民有回民的规矩，比如他们不吃猪肉，不说‘猪’字，这不奇怪。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直至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规矩。你尊重那些规矩，他们就欢迎你，搞得不好，就要打架闹事。我们到了这些地区，一定要注意处理好和回族群众的关系。尤其是路过清真寺和回民的家，不能冒冒失失地进去。”

此时，国民党军第37军毛炳文部正在陕甘支队后面尾追。陕甘支队走后，他们于当天就到了界石铺。

毛泽东倒没有把尾追的国民党军毛炳文部放在眼里，但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成了党内比国民党军更凶狠的张国焘的通缉犯。

就在10月5日这一天，张国焘在理藩县的卓木碉一座喇嘛寺庙里，正在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场上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标语。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余天云、许世友等军以上干部，约有四五十人。

张国焘在长篇讲话中说，中央领导人被国民党军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直接发展到“私自率红1、3军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中央领导人是“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他们是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侍候，才来参加革命的；一旦革命困难，就悲观，就逃跑。

张国焘的结论是：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他要仿效列宁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与会者一听张国焘说要另立中央，感到特别突然，顿时都傻了眼。就连尽说中共中央坏话的陈昌浩，也没有思想准备，所以他也没有立即发言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第一炮。张国焘一看这情形，就指定红1方面军原红5军团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的地方工作部部长邵式平发言。邵式平曾经和方志敏一起开创闽浙赣苏区，他以一些具体事例，非常激动地说原中共中央如何如何，发泄了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不满。邵式平所讲的事例，红4方面军的人是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此时的张国焘得意洋洋，他要朱德表态。朱德吸了一口烟，心平气和地说：

“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硬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事。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老蒋看我们的热闹。我拥护北上，你们坚持南下，我就只好跟着南下。”

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刘伯承说：

“从全国形势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还有川军，向南就会碰到他们，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走。”

张国焘接着就宣布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他自封为“临时中央主席”；宣布“毛泽东、周**、博古、洛甫被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还发出了一个通缉令，通缉毛泽东、周**、博古、张闻天。

彭绍辉当夜就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说出了他的反对意见。没想到他的信中途被张国焘的人截获了，张国焘就把他软禁了起来。军长董振堂怒不可遏，径直去找张国焘，他说：“你又立一个中央，这算个啥？这不是同中央闹对立吗？”

郭天民、陈伯钧也表示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后来何长工回忆说：

“我们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跟随张国焘钻进了死胡同，这里不管经过多少曲折和政治上的压力，但最主要的是我要从主观上认识这些问题，跟随张国焘南下犯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当时我任军团政委，又是军委书记，作为军团的主要领导者，我们军团参加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南下，为拉拢我们还把我委以所谓‘中央委员’，这就影响和损坏了9军团广大指战员的政治热情，其责任由我个人负，红9军团其他领导同志及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

尽管张国焘在那边又是另立中央，又是要通缉毛泽东等人，毛泽东却是率领陕甘支队离他越来越远了。

5日傍晚，毛泽东一行人宿营在兴隆镇以东约3公里的单家集。回民群众听说红军来了，都高高兴兴地走出家门，在街道上摆上桌子，放满水果和食品，热烈地欢迎红军。戴着白帽子、留着白胡须的老人，双手捧着小瓷碗，恭恭敬敬地给红军战士敬茶水。

毛泽东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在1个月多前，红25军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下，曾经路过这里，他们严格执行民族政策，给回民群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他夸奖说：

“25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的很好。”

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博古一起去单家集清真大寺拜访阿訇。这清真大寺因这里的回民是从山西迁徙过来的，所以又名陕义党清真寺，是当地砖木结构的古建筑之一，既有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又有穆斯林建筑艺术特征。寺院很宽敞，前有大门楼，内设大殿及厢房。伊斯兰教徒只信仰真主，不崇拜偶像，所以寺内没有供奉神像，只铺了一些拜毡和拜垫，陈设十分简朴，显得庄严肃穆。

阿訇姓查，是一位留着白胡须的老人，他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他听说毛泽东等人是红军的大领导，口中连称：“色俩目”，表示欢迎和敬意。毛泽东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主张保护清真寺，保护回文经典，主张民族平等。”

阿訇非常高兴，马上吩咐下去，让回民给陕甘支队腾房子，粮食也照市价卖给红军。阿訇还盛情邀请毛泽东等人在清真寺吃饭，毛泽东说：

“不打扰了。”

便和张闻天等人一同出了清真寺。这天晚上，毛泽东被安排在清真寺北侧一位姓海的回民家里休息。

10月6日拂晓，正被张国焘通缉的毛泽东率领部队离开单家集，向固原方向进发。陕甘支队经新店子、什字路、杨家磨、黄河湾，于当晚到达固原县张易堡一带宿营。

这一天，毛炳文部已经逼近公易镇，国民党军的飞机在空中侦查轰炸，向单家集一连投下多枚炸弹。

10月7日晨，陕甘支队离开张易堡不久，就踏上了西兰公路，一面阻击第37军毛炳文部李英的24师，一面向六盘山急进。从西兰公路到六盘山，隆德县是必经之地。

此时，陕甘支队后面有李英的24师紧追不舍，前面有东北军何柱国骑兵第7师门炳岳部在六盘山东麓驻守。毛泽东为了不惊动驻扎在隆德县城的国民党军队，决定部队向东南绕过隆德县境后，从六盘山主峰之一的牛头山北侧过山。

陕甘支队终于来到了位于宁夏南部、甘肃东部、海拔2928米的六盘山前。林彪的第1纵队在青石嘴发现了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第7师第19团，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决心要消灭面前的第19团，他派人去找林彪。聂荣臻策马赶上林彪，说：

“主席在找你。”

林彪、聂荣臻调转马头，回到队伍后面。毛泽东见2人来了，开门见山地说：

“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很厉害，你们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怎样砍6条腿，得亲自对部队指导。”

林彪、聂荣臻领命而去，他们组织参谋人员研究骑兵的战术，相应地制定了一套打骑兵的办法，编成歌诀，印发全军传唱。

不久，林彪、聂荣臻、左权爬上山坡。聂荣臻用望远镜察看地形，他叫道：“有情况！”顺手将望远镜给了林彪。林彪一看，有一队骑兵散坐在青石嘴的村子里，正在那里大吃大喝，而村子四周毫无戒备。林彪大喜过望，命令通讯员去请毛泽东。

不一会儿，毛泽东来了，他要林彪、聂荣臻立即召开第1纵队大队以上干部开会。毛泽东在会上说：

“隘口下面有个村子叫青石嘴，据确切情报，那里驻扎着敌人东北军骑兵第7师的1个团，有几百匹马，别小看它，我们要消灭这股敌人，不然，它拦着我们的去路。”

毛泽东转身从警卫员手里接过两块饼子，一边把它分成小块，一边问：

“都还没吃午饭吧？”

大家点点头。毛泽东笑着说：

“那好，分而食之，打下了青石嘴，再吃好饭。”

在场的人都从毛泽东手里接过一小块饼子，吃了起来。毛泽东也嚼着饼子，又说：

“一定要消灭它们，搬开拦路石，1大队、5大队左右迂回，记住，一定要迂回，由4大队直接从正面冲锋。”

“是！一定遵照毛主席指示，猛打猛冲！”

毛泽东又从警卫员手里接过水壶，拧开壶盖，将水倒在壶盖里，说：

“你们每个人喝一口，喝完了就去打！”

“是！”

大家一个一个接着喝水。杨成武望望林彪，问：

“首长还有什么交代的吗？”

林彪摇摇头，说：

“没有，照主席的命令执行。”

毛泽东痛快地说：

“那好，交代完毕，分头执行，我在这里看着你们打！”

1纵队的3个大队在六盘山前的青石嘴上，好似猛虎下山一般，仅仅用3个多小时，就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缴获战马100多匹，还有10辆马车装载的子弹、军装和布匹。东北军骑兵第19团一共有500多人，除了被击毙者之外，全部当了俘虏。毛泽东喜不自禁，对林彪说：

“这些马就交给你了，回去组织个骑兵队。”

结果，第1纵队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1个骑兵侦察连，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

欲知陕甘支队能否顺利到达陕北？且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02

第102章

“长征是历史上第一次伟大创举。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

征是播种机，它把共产主义的种子，播种在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

话说毛泽东跟随第1大队行军，他们沿着小水沟向六盘山上爬去。毛泽东身穿一件蓝布长袍，精神焕发，健步前行。他一边与战士们谈古论今，一边观赏六盘山的美景。毛泽东还对耿飈说：

“听说西北有‘4马’，今后要注意这些‘6条腿’了。你这个政委要发动参谋到战士中去，调查一下他们打骑兵的体会，还要向当地的老乡了解敌人骑兵的特点，进行研究，总结出一套打骑兵的经验。”

耿飈报告说：

“敌人骑兵速度很快，但是只要把马打趴下了，骑兵多半摔个半死。”

毛泽东笑着说：

“这叫‘射人先射马’嘛！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有一长必有一短。所以你们要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你们可以编一个‘打骑兵’的歌子，让大家学。”

毛泽东在越过一道山岗之后，转身招呼身边的人员说：

“休息一会儿吧。”

此时，千军万马云集在六盘山一带，先头部队已经登上了六盘山山顶，红旗迎着西风，飘扬在最高峰。

六盘山山峰奇特险峻，山路盘旋多重，传说六盘山从山上到山下，共有34个盘旋弯道，主峰高达2942米。此山过去有鹿，人们上山顺着鹿的足迹走，故名鹿盘山。久而久之，被叫做六盘山了。

毛泽东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习惯地用右手摘下帽子，伸开双腿，挺直腰板极目远眺。六盘山的景色实在太美了。他望着眼前的景色，心情异常兴奋，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呀，以后可以好好写一写。你们看，天高云淡，红旗漫卷，大雁南飞，六盘山的景色多好呀！”

毛泽东坐在那里久久不忍离去，心中的诗句不断涌出，于是便作了一首通俗的鼓动诗《长征谣》：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

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

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

六盘山呀山高峰！

赤旗漫卷西风。

今日得着长缨，

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长征谣》很快就在红军队伍里传开了。后来，毛泽东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的窑洞里，用铅笔将这首《长征谣》修改成了著名的《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燕。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且说毛泽东和战士们又出发了，走了不一会儿，天空布满了乌云，疾风也一阵紧似一阵，竟然哗啦啦地下起雨来，众人的衣服全都淋湿了。

陈昌奉前几天不知怎么腿又肿了起来，这两天虽然消了肿，身体还是很虚弱，快要到达山顶时，他觉得头昏眼花，一步也挪不动了。毛泽东问他怎么啦，他说：

“主席，这座山恐怕我过不去了。”

说着一头栽倒地上。毛泽东赶忙把他扶起来，以为他又犯了疟疾，便让警卫员把卫生员叫来，拿药给他吃。陈昌奉要毛泽东先走，他说他休息一会儿就走。毛泽东说：

“陈昌奉，这里空气稀薄，又在下雨，你不能在这里休息，无论如何要坚持翻过这座山。”

毛泽东说罢，便要和曾先基架着他走，可是陈昌奉浑身发抖，一步也迈不开腿。毛泽东又问他：

“你是不是冷啊？”

陈昌奉说：

“冷，全身直哆嗦，骨头缝里也发凉。”

毛泽东拿出自己的大衣，说：

“来，你把我的大衣穿上，再喝一点热水，暖和暖和就好了。”

陈昌奉一把抓住毛泽东的手说：

“不，我不穿，我能走。”

陈昌奉挣扎着想走，终因身体太弱，刚迈一步又昏倒了。当他醒来时，看见曾先基端着一碗水在他面前，自己身上已经穿上了毛泽东的大衣。毛泽东就站在旁边，问他：

“好些了吗？”

陈昌奉说：

“好了，走吧。”

毛泽东说：

“好样的，这才是红军的战士。走！”

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和战士们走下了六盘山，宿营在一个小村子里。

1935年10月7日这一天，陕甘支队一鼓作气，全部翻过了万里长征中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

10月8日，驻扎在老爷山的红26军骑兵团，团长康建民、政委高锦纯、参谋长刘约三听到一个令他们极为兴奋的消息，消息说共产党毛主席率领的天兵天将在六盘山前青石嘴子，一举消灭东北军骑兵第7师19团，还有人在打听刘志丹的情况。

原来，这老爷山上有座古庙，在陕甘宁3省都很有名气。据庙里的老和尚说：老爷山的鸡一叫，3个省都可以听到。所以，老爷山又称为“鸡叫三省山”。庙里经常有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烧香拜佛。今天，这些人向老和尚说起红军打骑兵团的事，更显得神乎其神。

康建民、高锦纯、刘约三听到这一消息，便在一起商量，决定以刘志丹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欢迎红军和毛主席进入陕北。高锦纯用半张麻纸很快就写好了信，刘约三叫上李志俊，带着6名战士就出发了。他们不分昼夜，马不停蹄，终于在甘肃省镇原和环县毗邻的游击区三岔镇找到了陕甘支队。

中央警卫部队的哨兵远远发现了刘约三这一小队骑兵，大声喊道：

“你们是干什么的？站住！”

刘约三勒住马，大声回答说：

“我们是刘志丹派来给毛主席送信的！”

李志俊接着说：

“我们是迎接毛主席来的！”

于是，警卫战士就领着他们来到三岔镇天主教堂内毛泽东的住所。此时，毛泽东刚洗过脚，鞋袜还没有穿上，刘约三将信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信一看，立即赤脚拖着鞋子走出门，站在台阶上大声喊道：

“好消息！好消息！刘志丹同志派人给我们送来了信！”

住在天主教堂隔壁房子里的周**和彭德怀，闻声赶来了。众人围坐在毛泽东的住房里，刘约三把情况向毛泽东、周**、彭德怀作了口头汇报。

当晚，周**将刘约三安排在老年队休息，老年队长肖劲光和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高兴得连饭也忘记吃了，一直和刘约三聊了大半夜。

后来，陕甘支队来到老爷山，和红26军骑兵团一起向吴起镇南面方向移动，以阻击国民党军骑兵从南面包围吴起镇。

10月11日，陕甘支队第1纵队收到了陕北红军独立师为欢迎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发来的电报，电报上说：

“我陕北红军独立师热烈欢迎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愿做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敢死队，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宣战，用实际行动，欢迎红军北上抗日，巩固抗日的西北阵地。”

原来，早在7月份，徐海东率领红25军逼近西安附近时，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和红4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开始北上。徐海东提出红25军应离开陕南西征北上，迎接红1、红4方面军。他说：

“只要能牵制敌人，保证主力红军顺利北上，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

鄂豫陕省委同意了他的提议，决定红25军立即北上。1935年8月，红25军到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9月17日，红25军与陕北红26军、红27军组成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聂鸿钧任西北军委主席。

10月19日清晨，毛泽东率部由头道川张家湾子动身，将要到达陕北吴起镇时，迎面看到山上有一块大石碑，上刻“分水岭”3个大字。毛泽东走近去弯腰看看碑文，兴奋地说：

“走下山，就是陕西了，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就是长征走过的第11个省了！”

吴起镇地处陕西省西北部，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属地，它南界甘肃省华池县，东邻靖边，西边北边接定边县。这里因为白色恐怖严重，老百姓不知道来的是红军还是白军，能躲的都躲起来了，镇子里已经是十室九空，但墙上留下来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和乡苏维埃政府的牌子，还是令先头到达的战士们欢呼雀跃：“我们到家了！”

部队指战员们见多数群众不在家，就一面进行宣传，一面自觉地露宿于老乡的窑前、窑后、荒坡、野岭，“天明始觉满身霜”。一些老乡看到这样一支来自远方的红军，非常高兴，敲着锣，满镇子吆喝：“毛主席来了！中央红军来了！”

三三两两的群众陆续返回镇子，把红军请到自家的窑洞里。

中午时分，3架国民党军飞机追踪骚扰。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也到达了吴起镇。

张村长将毛泽东安排在一户长工的窑洞里。这是一栋面宽4间的大窑洞，窑洞顶上是高高的山坡，山坡上长着稀疏的松树和灌木。不远处是一个残缺的古城堡和烽火台。

毛泽东住在窑洞左侧第1间，没有门板，只是扎个高粱篱笆遮风挡雨。毛泽东由于劳累过度，刚一住下就生病了。他在病中接待了谢觉哉领来的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和赤安游击队的张明科。龚逢春、张明科向毛泽东汇报了游击队的情况。毛泽东问张明科说：

“你是哪里人？”

张明科回答说：

“就是本地人。我曾在刘志丹家当过长工，后来，又跟上刘志丹参加了革命。”

毛泽东又问道：

“刘志丹现在哪里？”

张明科顿时显得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毛泽东觉得蹊跷，在他的追问下，张明科看了看龚逢春，这才说刘志丹已经被关押起来了。毛泽东忙问：

“什么时候关押的？为什么？”

张明科说：

“关起来十几天了。到底是啥原因，我也不知道。”

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周**问道：

“关在什么地方”

龚逢春这才开了口，他说：

“关在瓦窑堡。听说关押了好几百人，很快就要处决。”

毛泽东闻言大吃一惊，这使他坐卧不安。他让张明科拿着他的“鸡毛信”，马上去四下追寻先期入陕的鄂豫皖红25军领导人徐海东、程子华。

再说蒋介石早在陕甘支队即将进入陕北的时候，命令东北军和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进行堵截，歼灭红军。当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后，这些骑兵也就跟踪而来了。他们自恃人多势众，装备精良，以骑兵为主力先行，步兵随后跟进，气势汹汹向吴起镇杀来，准备一举歼灭陕甘支队。

毛泽东认为，若让国民党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陕北苏区十分不利。为此，他对第1纵队的林彪、聂荣臻说：

“要想办法打它一下。”

毛泽东在苏维埃镇政府的窑洞里，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听取了有关的情况汇报后，定下了打击尾追之敌的决心。他对支队以上的干部们说：

“后面的敌人是条讨厌的‘尾巴’，一定要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能引狼入室，不要把敌人带进陕甘根据地，祸害老区人民。是的，正如蒋介石所料，我们的确很疲劳，本该休整一下，但敌人不答应，不过他们也疲劳。”

毛泽东号召大家坚决打好这一仗，作为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见面礼。他亲自进行了战斗部署：

以第3纵队干部团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的集结和展开；以第2纵队为左翼；以第1纵队在正面，向吴起镇西北部的敌骑兵进行突击。

毛泽东还亲自给战斗部队进行战斗动员，他说：

“敌人如此猖狂，我们要狠狠打击消灭他们。”

第二天，带兵出征的毛泽东，躺在担架上，由警卫员抬着过了洛河川，爬上平顶山大峁梁，亲自指挥一场步兵打骑兵、疲劳对疲劳的入陕第一仗。

国民党军骑兵分两路，由头道川、二道川进入陕甘支队阵地。

10月21日清晨，彭德怀遵照毛泽东不把追兵带进陕北苏区的“砍尾巴”部署，在吴起镇西南山上设置伏兵，将马鸿宾的35师骑兵团打了个措手不及，纷纷落马溃逃。

这时，东北军白凤翔部来犯，彭德怀率部分头迎击，击溃其骑兵先头团，又击溃其3个骑兵团2000余人，缴获了大批轻重武器，俘虏600余人，抓获战马千匹。

毛泽东、周**在巡视战场时，获悉前线捷报。毛泽东高兴地说：

“步兵打骑兵，步兵追骑兵，实是军家一大创举。”

他在兴奋之余，吟诗电复彭德怀：

山高路险沟深，大军纵横弛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接电后，复电毛泽东，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

这次战斗，迫使国民党“追剿”部队停止了对陕甘支队的追击。至此，红1方面军主力在一年的时间里，行程二万五千里，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的历史任务，胜利地到达陕北，结束了伟大的长征。

这一天，吴起镇军民召开了庆功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

“我们从瑞金算起，长征的时间，是1年零2天，总共走了367天。如果连夜行军就不止这个数了。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桂、黔、湘、滇、川、康、甘、陕11个省；走过了五岭、乌蒙、夹金山、岷山、六盘山和渡过了潇水、湘江、乌江、金沙江、白龙江、赤水河、大渡河、渭水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经过了苗、瑶、彝、回、藏民族地域；攻占过60多座城，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起几百个县区乡苏维埃政府。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我们完成了空前伟大的使命。长征是历史上第一次伟大创举。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把共产主义的种子，播种在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8万人，现在只剩下1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

在毛泽东讲话之后，红军宣传队随着庆功会的锣鼓，唱起了自编的《胜利到吴起之歌》：

九月里来刮秋风，红军来到吴起镇。为了救国救人民，打罢步兵打骑兵。

吴起镇人和赤安游击队，也在庆功会上唱起了《运盐歌》：

绿绿的大地，蓝蓝的天，赶着毛驴去运盐。

白盐产在定边县，它是咱老百姓的生命线。

组织起来去运盐，骆驼毛驴几百头，跟咱红军一搭走。

毛泽东在庆功会后指示红军部队，给游击队、赤卫队、乡村干部、地下党员，发了缴获来的**。毛泽东不忘张明科的功劳，特意赠给他一支手枪。

定边县、赤安县人民送给红军300只羊，50头猪，还有衣服、毛毯、羊毛。乱石川地下党员贾生才、金进石、梁荣，组织群众，不分昼夜给红军运来了3万斤粮食。

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博古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他说：

“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经走了2000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就放在这里，敌人对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3省是发展的主要地区。

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以后可向东。要极大地注意同西北同志的关系。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帝国主义到处冲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粉碎敌人围剿还需有好的领导。”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又作了结论，他说：

“结束1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群众的意见，不要自高自大地压制他们。动员群众，主要依靠地方工作，不依靠他们没有办法。”

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所作的报告和结论；还正式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部署，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10月25日，毛泽东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会议上讲话说：

“1、胜利地到达目的地，1年来的奋斗能得到如此成绩，并获得粉碎新的‘围剿’的个性条件，是由于党的领导正确。2、目前革命形势是已经到了拂晓前夕。3、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

这25日一天，徐海东率领的红15军团发起榆林桥战斗，全歼国民党东北军第107师的第619团等部，俘获其团长高福源。

此时，徐海东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毛匪流窜固源、西峰镇等地骚扰。”他立即派手枪团战士到西峰镇一带侦察，与陕甘支队取得了联系。徐海东喜出望外，找来经济部长问道：

“我们现在有多少钱？”

经济部长答道：

“有1万元边币。”

徐海东说：

“中央红军到了，他们一路上很辛苦，把这些钱都送给他们，一点也不要留。”

徐海东又让财务科长傅家选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写信，信中说：

“中央领导和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我们内心无比喜悦，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领导，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

徐海东在信中，向毛泽东汇报了红25军到陕北以后的情况。徐海东派手枪团侦察员，将钱和信送到了吴起镇。

徐海东，1900年6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一说黄陂县）一个窑工家庭。他有5个哥哥、3个姐姐，全家10多口人，只有几间破草房，过着贫苦的日子。父亲和哥哥在窑厂里拼命干活，赚的钱只够吃饭糊口。徐海东9岁时才进了由本家舅舅当教师的一间学堂。老师给他起个学名叫徐元清。徐海东性格刚烈，从小争强好胜，因在学堂里和地主家的少爷发生摩擦，遭到教师的训斥，从此离开学校，12岁便进窑厂干活，这一干就是11年。1925年4月8日，在武昌卖水的徐海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参加了“黄麻起义”，在红军中历任游击队长、团长、师长、副军长。徐海东在戎马生涯中，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先后9次负伤，身上有17处伤疤，可谓遍体鳞伤，左腿为二等残废。1934年12月10日，徐海东率主力团向国民党军反击，一颗子弹从他的左面颊穿进，又从左耳后面穿出，一枪留下两个弹孔，由于失血过多，被抬到医院时已昏迷不醒。徐海东整整4天都处于昏迷状态，呼吸困难，生命垂危，由于医疗条件简陋，医生束手无策。经过18岁的女护士周东平的精心照料，徐海东才转危为安。周东平，原名周少兰。1935年9月15日，已任红15军团军团长的徐海东和周东平结为伴侣。

毛泽东会见了红15军团派来的联系人。第二天，侦察员返回部队，带回了毛泽东以他和彭德怀名义写的回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同志：

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支援。我们很早就了解到了26军同志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25军同志在鄂豫皖英勇斗争的历史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了群众对你们优良的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又听到了你们会合后不断取得消灭白军、地方武装的胜利，这使我们非常喜欢。现在中央红军、25军和陕北红军这3支部队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此致敬礼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司令员 彭德怀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此时，蒋介石胁迫东北军组织了5个师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3次围剿。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转移到陕北，已经溃不成军，乘其立足未稳，重新调整部署，一举消灭之。蒋介石的部署是：首先构成由合水至鄜县（后改称富县）的东西封锁线，而后，北接甘泉、延安，构成洛河南北封锁线，逐渐向北压缩，限制红军向南发展，围歼红军于葫芦河、洛河西北地区。

东北军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兵分两路：西路的第57军董英斌指挥106、108、109、111共4个师，自甘肃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葫芦河向鄜县东进；东路的67军王以哲指挥117师由洛川西进至鄜县，接应57军。

10月27日，毛泽东、张闻天、周**、博古4个政治局常委在吴起镇开会。毛泽东说：

“我们的部队大量减员，现在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现在环境改变了，2万里长征结束了，将来再不会有2万里长征了，应当向我们的干部解释发展前途。

目前主要作战方向是南边，要先将董英斌4个师消灭。25、26军在甘泉、鄜县集中配合作战。如能再对杨虎城、孙蔚如由南城开渭水的一路，继续给予打击，能打两个胜仗，即可打破围剿。要在严冬之前粉碎敌人围剿。”

会议着重研究了在常委之间的党政军工作分工问题，最后确定：张闻天负总责，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周**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

会议决定：在吴起镇留下1个开辟边区的工作团，并安顿200多个伤病员。非战斗单位和战斗部队分开行动。

10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发布《告红25、26军全体指战员书》，《告红25、26军全体指战员书》中写道：

“陕甘支队经过2万余里的长征，与红25军、红26军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发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

10月30日，陕甘支队所有非战斗单位，前往陕北苏区中心瓦窑堡，毛泽东率领战斗部队离开吴起镇，则向甘泉前进。

欲知毛泽东率部如何打败张学良的东北军，请接着看本传第四卷《风流人物》。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03

第103章

“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

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话说1935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陕甘晋省委和苏维埃的驻地甘泉县下寺湾。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并转杨尚昆，说：

“沿途群众热烈欢迎，须准备回答的口号，并注意与红15军团见面时应说的话；要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力求部队清洁、整齐，有礼貌。”

此时，红15军团政委程子华和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从稻左堡赶回下寺湾，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他们先碰见了贾拓夫，后来又见到了李维汉。

程子华闻讯毛泽东准备在下午到红15军团部会见徐海东和他，就立刻派人到前线张村驿，要军团长徐海东马上返回甘泉道佐铺的军团部。

徐海东自从读了毛泽东的来信后，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他迫切希望马上见到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为了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红15军团决定打个胜仗，庆祝两军大会师。此时，战斗刚刚打响，徐海东立即命令停止进攻。他骑上马向军团部急驰，由于心急，把警卫员和通讯员远远地甩在后面。

从张村驿到军团部驻地道佐铺有65公里，徐海东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赶到了。当他跳下马时，大白马如从水中捞出来一样，他自己的衣衫也湿透了。他走进窑洞，刚洗过脸，毛泽东就到了。

毛泽东、周**、彭德怀、林彪、聂荣臻一行人，是从下寺湾越梢山来到道佐铺红15军团部的，和毛泽东等人同来的还有贾拓夫、李一氓。毛泽东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人。

毛泽东不等别人介绍，就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亲切地问道：

“你是海东同志吗？”

徐海东激动地说：

“报告毛主席，我是徐海东。”

毛泽东说：

“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不辞劳苦地来接我们。”

徐海东连声说：

“还是毛主席你们辛苦啊！”

这是毛泽东和徐海东的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很喜欢徐海东朴实、爽朗的性格。毛泽东一直面带微笑地看着徐海东，赞扬红25军在陕南的活动，还赞扬红15军团在劳山和榆林桥的战斗打得好。徐海东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毛泽东主持召开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军事会议。徐海东首先向毛泽东汇报陕北的敌情，毛泽东要看地图，张池明马上送来一张军用地图。

张池明，学名张家相，后改名张赤民，抗战后期才更名为张池明；1917年8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新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非常激动。

毛泽东和众人认真研究了直罗镇一带的地形：直罗镇位于葫芦河中段，两边是高山，中间是隘道，东距鄜县、西离合水各约50公里，形同锁钥。如果张学良的东北军占据该地，就可以以此为据点，东西互相沟通，完成其构筑葫芦河封锁线的计划，因此这一带是其必争之地。但是，直罗镇距东北军后方比较远，它如果深入此地，又势必疲劳孤立，补给增援也会发生困难。据此，红军可乘其立足未稳，有把握将其歼灭。所以，直罗镇也是有利于红军围歼东北军的一个好战场。

毛泽东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计划，决定在直罗镇布下口袋阵，歼灭东北军。其作战原则是：将东北军先头部队诱入直罗镇，乘其立足未稳，集中红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之，得手后，继续围歼其后续部队。同时，派出兵力牵制东北军，阻击其西援，以保证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说：

“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的第3次围剿，现在要消灭直罗镇方面的敌人。在直罗镇战役前，必须先拿下张村驿一带的反动据点，创造战场，打开我军向西出击的通道。”

他又引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话说：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军队打到哪里，根据地就发展到哪里。现在到了陕北，根据地就建立在陕北。”

徐海东表示，一定要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第3次“围剿”。

毛泽东临别时，送给徐海东一部电台。他对徐海东说：

“先照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甘泉县的下寺湾，听取了程子华和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政治、军事情况的汇报。程子华汇报了军事情况，郭洪涛汇报了陕北苏区肃反运动的情况。

原来，北方局特派员朱理治和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在苏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以“肃反”为名进行夺权。1935年10月6日，西北军委保卫局副局长戴季英将刘志丹秘密逮捕，宣布他的罪名是：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是**是反革命。郭洪涛对这种过火的做法，也表示反对。当时朱理治征求郭洪涛的意见，郭洪涛说：“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反革命。”

早在10月25日榆林桥战斗以后，“左”倾主义者把红26军从前线调到安塞县的高桥，将红27军调到鄜县的阳泉。他们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会议布置肃反，把高岗、刘景范、习仲勋、马文瑞、杨森、张仲良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26军营以上干部、陕甘边县上的主要领导，几乎无一幸免。他们大搞逼供信，杀了200多个干部。

毛泽东听了汇报，当即指示说：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立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

毛泽东马上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共中央，去陕北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瓦窑堡，接管陕北苏区保卫局，首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他嘱咐王首道：

“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从事。”

后来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刘志丹等出狱了，消息传出后，陕北根据地军民奔走相告：“陕北得救了！”这是后话，容后再叙。

汇报会结束后，政治局4位常委召开会议。周**鉴于西北“左”倾主义乱抓乱杀的严重局面，提议召开一次大型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把遵义会议未解决的总的方针问题详细讨论一下。毛泽东说：

“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尚未被粉碎，最迫切的事情是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我们马上就要上前线去，中央机关也要向瓦窑堡转移。政治问题以后再说。”

周**的提议被搁置下来。会议接着讨论了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问题。毛泽东说：

“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比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作战方针，应在这个月解决第3次围剿问题。同红15军团会合后，红15军团编制应保存，红26、27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1军团，成立红1方面军。”

众人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建议。组织分工是：“军委方面毛泽东，组织局周**，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少共凯丰，组织部李维汉，工会刘**”。

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  彭德怀

成员有：王稼祥  聂鸿钧  林彪 徐海东  程子华  郭洪涛

会议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

根据陕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会议决定中央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博古、邓发、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刘**、李维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去安定县瓦窑堡；另一路由毛泽东、周**、彭德怀率领作战部队南下和红15军团会合，准备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3次围剿。

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发布布告说：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以博古为主席，由林伯渠、邓发、王观澜、崔田民、徐特立、蔡树藩、李振询分别担任财政、粮食、土地、国民经济、教育、司法内务、劳动部部长，由罗梓铭担任工农检查局局长。

毛泽东又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周**、彭德怀的名义发布通令：

“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兹委任毛泽东、周**、彭德怀、王稼祥、聂鸿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9同志为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周**、彭德怀为副主席。”

毛泽东在下寺湾召集陕甘支队战斗部队和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直罗镇战役。

毛泽东详细地分析了东北军的情况，讲解红1方面军的战斗部署，给各部下达了作战任务。他援引《水浒传》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拳打洪教头的故事说：

“林冲对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了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的主力。”

毛泽东这番深入浅出的话，使大家充满胜利的信心。

11月4日，毛泽东率红1军团南下到达桥家庄，他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彭雪枫、李富春并转周**，通报董英斌第57军向直罗镇前进的动向，要求各纵队为消灭该敌继续前进。

11月5日，毛泽东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周**、彭德怀的名义，发布第1号命令：宣布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任命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副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

将陕甘支队第1、第2纵队合编为红1军团，共7200余人，由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朱瑞为政治部主任。

红15军团归入红1方面军建制。下辖刘志丹的红26军近3000人，徐海东的红25军亦近3000人；以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调中央红军的周士第为参谋长，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

任命萧劲光为陕甘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委。

还任命了各师、军分区、骑兵团、独立团负责干部共22人。

全军共5个师又4个团，约1万多人。

徐海东从红15军团每个连队抽出3挺机枪和一部分其它**，又从经理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药品，支援红1军团；将在劳山、榆林桥战斗中入伍的解放战士，全部补充给红1军团。徐海东还强调说，红15军团要学习中央红军的好作风，要搞好团结，不要搞宗派、拉山头。

在11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到达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他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说：

“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1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毛泽东致电徐海东，要求红15军团尽快消灭张村驿团匪，派游击队两个连进驻直罗镇，并对黑水寺方向游击，调查直罗镇以北地区和以南地区的道路、地形、人家及葫芦河能否徒涉的情况。

11月6日，毛泽东率红1军团到达鄜县西北的老人仓、秋井子地区。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要求部队次日各在原地休息一天，加紧教育战术及政治鼓动；还要林彪对直罗镇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地形、道路详加调查。

当晚，毛泽东收到林彪关于调查的电报。

11月7日，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攻下了张村驿、东村等据点，并以一部兵力加强围攻甘泉，以调动东北军东进。徐海东用电台向毛泽东报告了胜利消息及军事行动。

11月7日，张闻天、博古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

11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徐海东，要他们迅速肃清国民党坐探，并要红15军团在消灭张村驿团匪后，继续消灭久原、套通、金村一带团匪。

晚上，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徐海东，询问张村驿地域打土匪的情况。毛泽东在得到徐海东的答复后，同彭德怀复电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注意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以利将来作战。

11月13日，毛泽东就举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问题，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彭德怀、周**说：

“拟于18日在张村驿开军委会，请彭、周等候，并已函告朱理治来参加。军委会议拟总结并讨论下列问题：1、方面军及游击队的部署；2、军事政治教育；3、军区、军分区组织与工作；4、地方工作计划；5、筹粮计划；6、筹款计划。”

11月13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1月16日，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大军与毛泽东率领的红1方面军的情况正相反，正遇到了前所未的困境。他们以15个团与川军十几个旅开始争夺百丈关。到22日，经过7昼夜血战，毙伤川军15000人，红军也伤亡了近万人。百丈关之战，成为南下红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他们在国民党军跟踪追击、重兵压迫、堡垒封锁下，南下或东进都已经不可能了。

11月18日，毛泽东在鄜县直罗镇以东的东村主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彭德怀 林彪 程子华 徐海东 李富春 聂荣臻 杨尚昆 张云逸 萧劲光 郭述申 朱理治 朱瑞 张纯清

毛泽东在工作报告中说：

“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根据地，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将红军集中于南线，出中部洛川，切断西安与延安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夺取甘泉、延安。”

11月19日，毛泽东组织红1、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在张村驿以西会合后，骑马前往约15公里的直罗镇查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

彭德怀、林彪、徐海东、聂荣臻、程子华、贺晋年、周士第带领众人，不到1个小时，就到了直罗镇西南面的一座山前，下马登上高山，俯瞰山脚下的直罗镇。

这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十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有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过镇子中央。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子，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用石头砌的寨墙却大部完好；在镇子的北半面，有一条小河流过。

指挥员们几十架望远镜对着山下，从左到右，从东往西，仔细地观察着道路、山头、镇子及河流，一个小山包、一条小沟，一家孤立房屋，都是他们观察研究的对象。他们一面观察，一面小声交谈：“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了直罗镇，就如同钻进了口袋一样。”

大家一致认为，为防止敌人利用镇东头倒塌的寨子做固守的据点，最好预先把它拆掉。

这天晚上，红15军团派出1个营，连夜去拆那个寨子。而后，留下1个排在直罗镇警戒。

红15军团主力集结在张村驿一带，积极投入战前准备工作。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胜仗庆祝会师！”，“以战斗的胜利欢迎毛主席！”“在战斗中向中央红军学习！”

就在11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的另一支大部队也开始了一个大的战略行动。这一天，贺龙、任弼时根据毛泽东的电令，与关向应、萧克、王震、甘泗淇、夏曦等人一起，率领红2、红6军团近2万人突围北上。

前边已经说过，红6军团是在任弼时、萧克、王震、夏曦等人的率领下，从中央苏区出发，历时78天，行程2500多公里，于1934年10月24日在黔东地区与贺龙的红2军团会师。后来，他们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就在红2、红6军团这一次突围开始前后，有3个故事不得不说：一个是两位将军的美满姻缘；一个是历史上绝无仅有惊心动魄而又非常巧合的两位断臂将军的故事；最后是一位著名的儒将著述立传的故事。

在突围前的一天，贺龙将一个个子不高、留着短发的女干部叫到跟前谈话。这名女干部就是红2军团的组织部长李贞。贺龙对李贞说：

“中央红军长征已经走了很久了，我们也要开始长征了。长征很远很苦，我给你介绍个伴吧。他叫甘泗淇，是红18师的政委，是留苏的学生，文化高，人也很正直。”

李贞说：

“长征路上这么多人，还要找什么伴嘛？他文化那么高，我却大字识不了几个。再说，现在是行军打仗，子弹又不认得人，要是我死了，他就得担心，他死了，我也要担心。我看还是等长征以后再说吧！”

李贞，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她6岁时就当了童养媳，名字一直叫“旦娃子”，直到18岁参加革命，才有了自己真正的名字李贞。肃反扩大化时，她的丈夫张启龙被扣押审查，一封要求离婚的信交到了她手里，李贞哭得很伤心，不同意离婚。可是，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离婚，李贞只得服从组织的决定。

贺龙见李贞不答应，就又找到甘泗淇，他说：

“红2军团有个女同志叫李贞，她作战勇敢，又会做饭，女同志不多，不能错过了这个机会呀！”

甘泗淇，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原名姜凤威，别名姜炳坤。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更名为甘泗淇。甘泗淇回国后，受党中央派遣到湘赣苏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党代表。

贺龙为了撮合甘泗淇与李贞，不久便将李贞调到了红6军团，与甘泗淇在一起工作。他们接触的机会多了，相互了解也多了。甘泗淇几次主动找李贞长谈，谈工作，谈理想，一直谈到了爱情。甘泗淇还帮助李贞写了一篇总结工作情况的报道。李贞见知识渊博的甘泗淇平易近人，又关心她的工作，就特意做了一双布鞋送给他。两颗心靠得越来越近了。

在突围开始前，甘泗淇和李贞愉快地接受了贺龙的安排，有情人终成眷属。在一个老百姓家的1间房子里，由贺龙主婚，甘泗淇与李贞结成了一对情深意笃的革命伴侣。1955年授衔，甘泗淇为上将，李贞为少将。李贞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1位女将军。

这可真是：月老热心牵线，将军夫妇千古彪炳；

战友情深结缘，革命史册佳话流芳。

在红2、红6军团突围开始后，红2军团红5师师长贺炳炎率部担任前卫。他率领第18团在翻越瓦屋塘的东山时，遭到国民党军的阻击，他本人第6次负伤。

贺炳炎过去负伤，包好绷带，照样冲锋杀敌，就像没事一样，而且伤口也好得快，战友们开玩笑说他是血性好。可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他的右臂被炸成了肉泥，骨头全碎了，只有一点皮肉连着肩膀。医生说：

“师长的右臂完全断了，看来保不住。如果不立即截肢抢救，就有生命危险。”

此时，医疗器械已经驮运走在了前边，手术锯一时无法取回。医生无奈，就从老乡家里借来了一把锯木头的锯子来做手术。眼看就要动手了，医务人员将药箱子翻了遍，也没有找到**。有人提出用吗啡，贺炳炎对在他身边的贺龙笑着说：

“老总，你放心，那吗啡我是绝不吃。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

医生找来4个力气大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炳炎。贺炳炎对医生说：

“不用他们，我挺得住。”

说着，他就把一条毛巾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医生开始用木锯锯他的残肢，那只握木锯的手禁不住微微发抖。贺炳炎说：

“我自己都不怕，你怕什么？锯吧！”

贺炳炎忍着剧痛，嘴里紧紧地咬着毛巾，用左手死命地抠着床边。周围的人们咬着牙看着他，忍不住掉下泪来。

医生将贺炳炎的残臂锯下后，又用钢锉锉平了骨面，最后缝合了皮肉。手术终于做完了，贺炳炎的汗水像水浇的一样，湿透了全身。因为战况紧急，他躺在担架上就继续前进了。

贺炳炎后来又见到贺龙，他含着眼泪说：

“总指挥，我以后还能打仗吗？”

后来，贺炳炎伤口未愈，就坚持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行军作战。

无独有偶，贺炳炎是由第18团政委升任红5师师长的，接任他团政委一职的是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的余秋里。贺炳炎在离开第18团3个月后，失去了右臂；而余秋里却是在贺炳炎断臂3个月后的1936年3月，失去了左臂。这可真是历史的巧合。

那还是在黔西北乌蒙山的战斗中，余秋里的左臂被一排子机枪子弹击中，喷涌而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伤势非常严重，他的左手腕关节、次骨、臂骨之间已经被击碎。可是他不顾伤痛，咬牙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战士们把他硬捆在担架上，才送下山去。

这天晚上宿营时，余秋里的左臂肿得明晃晃的，疼得他无法入睡，就叫勤务兵打来一桶冷水，将负伤的左臂放到冷水中镇痛。

余秋里因连续行军作战，得不到及时治疗，他的伤口开始溃烂化脓，竟生出了蛆。每一次换药，都疼得他咬紧牙关，大汗淋漓。祸不单行，在抢渡金沙江时，他又从担架上掉入水中，引起高烧不止。

余秋里的左臂日渐干枯发黑，神经已经坏死。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左臂已经彻底不行了。如同贺炳炎一样，医生在为余秋里做截肢手术时，也没有**和专用的截肢器械。于是，医生又一次使用了木工锯，剧烈的疼痛使余秋里几次昏了过去。他醒来之后，对守候在身边的贺龙说：

“老总，敌人打断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有一口气，我就革命到底！”

更巧的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贺炳炎和余秋里这两位大难不死的独臂将军，再次并肩战斗，他们在八路军独立第3支队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冀中大地的人们，对这两位独臂将军指挥的第3支队，亲切地称之为“一把手”的队伍。而日伪军只要一听说对手是“一把手”的队伍，往往是闻风丧胆。1955年授衔时，贺炳炎被授予上将军衔，余秋里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正是：一对难兄弟，两个铁将军。

人称一把手，麾下三军神。

再说萧克在井冈山时期就跟随毛泽东创建革命根据地，成为一名著名的年轻指挥员。他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于运筹帷幄浴血奋战的间隙中，还在酝酿着文艺创作的事。为此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像研究作战一样，研究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研究鲁迅、郭沫若、沈从文，即使在沙场上也手不释卷。他后来从1937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浴血罗霄》。他的创作过程虽然断断续续写写停停，但他却矢志不渝。初稿写成后，先后4次删改。这一部浸透着萧克心血的书稿，在战火中两次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有一次，萧克的夫人在古北口一个团里，发现书稿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大家纷纷去找，找了一整天零半夜，才将书稿找回。萧克的《浴血罗霄》出版时，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这部整整创作了50年的著作，最终获得了第3届矛盾文学奖，这也算得上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欲知红2、红6军团突围结果如何，请看后边详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04

第104章

“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

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

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话说1935年11月19日，东北军第57军109师师长牛元峰带着他这一支西路军先头部队，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沿着葫芦河及南北山地向东推进。

11月20日下午，红1方面军在阎家村北山的警戒部队，有意识地“惹牛”、“牵牛”，且战且退，将109师诱入直罗镇。东北军的后续部队第57军军部和111师主力及106师也到达黑水寺一线，进到张家湾附近地区。

牛元峰占领直罗镇后，一面向上级报捷，邀功请赏，一面杀鸡宰羊，大吃大喝。

这天晚上，毛泽东下达了战斗命令。按照预订部署，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主力由北向南，彭德怀、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和红13团由南向北，连夜向直罗镇方向奔袭而来。

21日拂晓前，红1方面军各部包围了直罗镇。毛泽东、周**亲临前线指挥。毛泽东的指挥所设在离直罗镇不远的北山坡吴家台北端高地几个破窑洞附近，在这里能够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战斗。毛泽东在战斗打响之前，一再指示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人说：

“一定要打歼灭战！”

11月21日拂晓前5时半，红1方面军的冲锋号吹响了，南北两路部队对被围的109师发起了猛攻。南面红军的枪声一响，109师立刻向北撤，北边的红军攻下来了，109师又掉头往南跑。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1方面军就歼灭了109师师部及其两个多团，牛元峰率残部1个多营的兵力，逃入镇子东头曾经被红军拆除而他们又连夜修补过的寨子里，固守待援。

毛泽东遂以红15军团一部兵力围困109师残部，并阻击由鄜县西援之敌117师；以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第57军第106、第111两个师。

徐海东派红15军团的一支部队攻了一次寨子，没有攻下来。徐海东便组织了6挺机枪，决定沿着一条沟再次进攻。就在这个时候，周**来到了前沿，他询问了情况，说：

“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有粮食，也没有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请求董英斌解围，他哪里知道，董英斌派出的援军还没到直罗镇，其中的106师就被红1军团击溃了。

11月23日下午，第57军增援的两个师见势不妙，惧怕被歼，立即沿葫芦河向西撤退。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一部跟踪追击，在张家湾到羊角台途中歼灭106师1个整团，其他各部及111师仓皇退回到太白镇。

毛泽东因106师师长沈克过去跟红军有些关系，就让前线释放几个俘虏军官，让他们回去捎话说，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我们俘虏的所有人枪，日后可以如数归还。

11月23日晚，牛元峰待援无望，便收拾残兵败将500余人，趁着夜色向西逃跑。头部负伤的红15军团参谋长周士第，带着红75师的战士，跟踪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头牛追回来！”

他们一口气追了十几公里，在直罗镇西南一座山上，全部歼灭了109师残部，活捉了其师长牛元峰。就在这天晚上，牛云峰被打死。

这时，红军主力回师东进，117师见57军主力后撤，亦急忙撤回鄜县县城。

红1军团第1师政委黄苏在这次战役中牺牲。

直罗镇战役全歼109师和106师1个团，活捉师长、参谋长、团级以上军官10余人，毙伤1000多人。俘敌5300人，缴枪3500余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2架，子弹22万多发，补充和改善了红军的武器装备。蒋介石运输大队长的名头也由此开始。

此后，徐海东和毛泽东、周**、彭德怀一块住窑洞，一块行军、开会、吃饭，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了。有一天，毛泽东问起徐海东的家庭情况。徐海东说，我家7代人都做窑工，一家人中有66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徐海东还说，我的母亲为我受了许多苦，我十分想念母亲。现在为革命尽忠，不能尽孝呀！

毛泽东说：

“你是一个好党员，又是一个大孝子。”

徐海东喜欢和毛泽东在一起，他觉得毛泽东既没有官架子，也从不显摆领导威风，说话亲切随和，生活更不讲究，和他这个粗人没有什么不同。他非常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英明伟大的领袖。

徐海东向毛泽东汇报说，由于鄂豫皖苏区和陕北苏区肃反扩大化，红15军团还有300多人背着“改组派”、“第三党”、“AB团”、“反革命嫌疑”的黑锅。他还说：

“这些人也不象反革命，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

毛泽东自从进入陕北后，一直牵挂着那一批被关押的西北地方干部。如今他见徐海东如此说，就当即表态说：

“要统统释放，这些同志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他们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要立即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

徐海东没有想到这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竟然看得这样清楚。他非常敬佩毛泽东如此干脆彻底地纠正戴季英、聂鸿钧的错误。

徐海东回忆说：“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300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300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觉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11月下旬的陕北，天气已经很冷了，红15军团准备把仅有的7000块钱用来改善部队的伙食和添置冬装。而这时红1军团的供给部长杨至诚，却为解决红1军团的过冬问题急得团团转，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是要解决过冬问题，至少缺2000到3000块银元。

毛泽东看了报告，叫来杨至诚商量说：

“我们是不是先向徐海东同志求助一下，以解燃眉之急。”

杨至诚说：

“主席，他们有这个能力吗？”

毛泽东说：

“他们在鄂豫陕边经营了几个月，或许会有点家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同志一定会帮这个忙的！”

他点着一支烟，继续对杨至诚说：

“我写个借条，你拿着先去跑一趟，咱们不借3000，也不借2000，来一个折中2500。不过，你要注意，千万不要使海东同志为难！”

说罢，提起笔写道：

海东同志：

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

毛泽东

杨至诚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纵马来找徐海东。二人寒暄过后，杨至诚将借条递给徐海东，徐海东看了毛泽东的信，十分不安，连连说：

“哎呀！都怪我太粗心了！”

杨至诚说：

“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很困难，要是……”

徐海东说：

“不！不！我们再困难，也比你们好得多。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马上派人给中央红军送款过去。”

徐海东送走杨至诚，找来供给部长，将毛泽东的借条递给他，要他留下2000块，拿出5000块钱送给红1军团。供给部长看了借条，说：

“老军长，这钱是该借，可是我们过冬也需要钱，你连一件大衣都没有……”

徐海东打断他的话，动情地说：

“我知道，我们的日子过得也很苦。可你想想，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走了整整一年，跨了11省，爬雪山，过草地，他们的日子比我们更苦。现在，革命需要我们，但更需要党中央！更需要毛主席！我们哪怕就是冻死饿死，也要抠出钱来，保证他们熬过陕北这第一个冬天。”

供给部长见徐海东如此坚决，便不再说什么啦，他匆匆告辞，带人将5000块大洋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后来彭德怀见了徐海东，说：

“你送的那些钱，真是雪里送炭，解决了大问题。”

再说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原陕西省委兼军委负责人、红26军政委汪锋，毛泽东对汪锋说：

“这次调你来，是想让你去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国内的形势，阐述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治路线。他说：

“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员接触，要注意策略和方法，同他们往来，我们根据地革命同志相处的一套方法就不行了！做他们的工作，可以用一些旧形式，用旧瓶子装新酒。我们是在抗日的前提下，先接近他们，逐步提高他们，达到政治上的一致，然后去掉旧形式。

对于地方军阀，我们红军不能只顾自己发展，去拆他们的台。而是要团结他们，支持他们，一起发展。我们党在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工作发展再快，搞得再好，也不能把部队从张学良、杨虎城那儿拉出来，不能打红旗起义。只有在蒋介石要消灭异己的情况下，才能起义，打红旗。对那些最右的反动势力，要坚决打击之。”

“我们的方针就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原则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搞好关系，然后推动全国的大联合。”

毛泽东还一再叮嘱汪锋：

“对杨虎城和西北军要具体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毛泽东与汪锋整整谈了两个多小时。

汪锋在红军前线总指挥部住了4天，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祝捷大会。

就在这时候，陕北根据地来了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就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他是由莫斯科取道蒙古国归国到达陕北瓦窑堡的。

关于林育英本书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他字祚培，又名林仲丹，1897年出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是林彪的二堂兄。林育英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恽代英和他的大哥林育南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经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次年夏回国，先后在上海、湖北、湖南工作。1929年初，化缘乞讨到了上海工作。1930年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东北工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3年至1935年，林育英在莫斯科担任这个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林育英回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

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宣言说：

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愿与一切抗日反蒋的任何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且愿意与他们组成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出现了微妙的重大变化。原来，国民党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压力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冲击下，不得不考虑同共产党谈判的问题。所以，蒋介石从1935年11月起，通过多种渠道，寻求与共产党谈判。于是，国共两党开始接触，国民党方面有曾养甫、谌小岑；共产党方面有长江局、北方局的吕振羽、周小舟、翦伯赞、左恭等人。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东村出席红1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他在会上做了《直罗镇战役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总结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是：

“1、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2、战略与战役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3、战斗准备的充足。4、群众与我们一致。”

毛泽东说：

“如果没有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中央与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与初步解决‘围剿’的总方针，由于方面军各级首长与战斗员的坚决执行，已经完满实现。这次胜利，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的‘围剿’的时间和地区的条件，巩固了苏区，可以去猛烈地扩大红军和扩大苏区。这次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战，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现时起用极大的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分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5个省份去。”“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5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

毛泽东鉴于打死牛元峰一事，提出了改变对俘虏军官的政策：那就是一律不杀、优待释放。

红1方面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教育和释放了这次战役中的俘虏，对后来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良好作用。

1935年12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通报了直罗镇大捷。电文中还说：

“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第3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

12月5日，张国焘复电中共中央，他在电文中故意夸大南下途中的个别胜利，并且还宣称：“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三、1、4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告，以便批准。”

12月5日，毛泽东分别写了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3封信，交给了汪锋，要他立即动身去西安绥靖公署见杨虎城。

杨虎城，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以后，杨虎城结识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大革命时期，杨虎城坚守西安孤城8个月，策应北伐战争。蒋介石、冯玉祥叛变革命后，杨虎城向贺龙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组织，未被批准。在杨虎城的西北军里，有不少共产党员，魏野畴担任过杨部的政治主任。1931年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1933年日本军队占领热河省，杨虎城向蒋介石要求，将他的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汪锋与杨虎城见面后，转交了毛泽东致杨虎城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锥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

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

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提出两军联合抗日反蒋的主张，坚定了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后来，汪锋与杨虎城3次会谈，多次与杜斌丞会谈，又做邓宝珊军长的工作，沟通了中共中央与杨虎城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由天津派王世英也到西安与杨虎城会谈，就西北军与红军合作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再说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患了病，毛泽东几次催他去看病治疗，可是吴吉清却满不在乎，他以为是不服陕北水土，自己这么年轻，顶一顶就能过去了。谁知到了第5天，他一躺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毛泽东疼爱地责备他说：

“强汉抗不过病！”

毛泽东马上派医生给吴吉清打针吃药，可是到了第2天，病情仍然不见好转，他就又派人用自己的担架，把吴吉清送到红军野战医院。经医生诊断，吴吉清患的是重伤寒。毛泽东知道后，赶到医院看望吴吉清，吴吉清怕毛泽东被传染，苦苦请求他赶快离开，没想到，毛泽东却坐了下来，安慰鼓励吴吉清同疾病作斗争。

吴吉清入院七八天，病情加重，被医生误诊为死亡，送往太平间。前来探望的同事发现后，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生气，他拿起电话，对野战医院负责人说：

“不管是马夫，还是伙夫，凡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吴吉清同志，哪怕是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抢救过来，把他治好。”

毛泽东搁下电话，立即赶到医院，把自己的备用药也拿了过来。吴吉清终于获得了第2次生命。

12月13日，毛泽东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前线由鄜县经甘泉、安塞到达瓦窑堡。

瓦窑堡地处陕西省北部，东邻清涧县，西连安塞县，南接延川县和延安市，北界靖边、横山、子洲县。县城内只有三四百户人家。

毛泽东一回到瓦窑堡，听说张闻天和刘英已经在11月10日结了婚，就立即赶往张闻天夫妇的家里，非要闹一闹洞房不可。毛泽东一进窑洞，就大声嚷开了：

“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

张闻天是一个文文气气的书生，一碰到开玩笑的事，嘴就笨多了，不知该如何说好。还是刘英伶俐泼辣，她说：

“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

“那就不承认！”

毛泽东不依不饶，闹了一阵子，又说：

“我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你们这叫做：当今皇帝张闻天，既爱江山又爱美人。”

刘英说：

“我可不是美人啊！”

毛泽东说：

“怎么不是？洛甫是开明君主，你就是开明娘娘。我就自封个毛大帅吧！”

毛泽东在瓦窑堡开始住在二道街，后来又搬进中山街北侧中盛店院内。这座院子共有窑洞8孔，分为两排。第1排靠东侧第1孔窑洞是通向后院的通道。毛泽东住在第2排靠西侧的两孔窑洞中，两孔窑洞之间有一通道，西侧第1孔为会客室，有木桌、木椅、条凳和地炉，第2孔是卧室兼办公室，有炕，窗前有木桌椅。

安排已定，毛泽东和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了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5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的情况汇报，他说：

“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一天上午，周**带着刚刚被释放的刘志丹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早早站在门外迎接，他一见刘志丹来了，就笑着走上前去和刘志丹握手，拉着他往里走，边走边说：

“志丹同志，快请到窑洞里坐，里面有火。”

刘志丹热泪盈眶地说：

“毛主席，你好啊！我们终于盼来了主席！盼来了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救了我们，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把刘志丹让进窑洞，落座后，他说：

“志丹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刘志丹说：

“主席，我前些年已经坐过一回国民党的牢，坐牢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毛泽东说：

“我们找你可费劲啦！原来你却在牢房里，听说他们在牢房里还给你戴上了手铐脚镣！”

周**看着刘志丹憔悴的样子，也说：

“‘左’字号的班房也厉害得很嘛！”

刘志丹说：

“没什么了不起，我不是好好的吗？”

毛泽东说：

“革命道路总是曲折的，对革命者来说，坐牢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休息。”

刘志丹点头称是。毛泽东接着说：

“志丹同志，感谢你们！是你们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有了落脚点。是我们回到家了嘛。”

刘志丹说：

“我们搞了这块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没有经验，也得不到中央的直接领导，走了不少弯路。”

毛泽东说：

“不。我们一来到陕北，就看到这里的群众觉悟很高，陕北红军的战斗力也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们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然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正说话间，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背着5岁的女儿真娃（即刘力贞——笔者注）来了。刘志丹看到多日不见的女儿，抱起来亲了又亲。毛泽东吩咐贺子珍接待同桂荣母女。贺子珍因病正躺在床上，忙起来招呼客人落座，端上茶水。细心的同桂荣问贺子珍：

“毛主席为啥冬天还拖着单鞋？”

贺子珍说：

“他的脚在长征时冻下病，天冷就发肿，有双棉鞋太紧穿不成。”

同桂荣向贺子珍要了张纸，剪下毛泽东的鞋样，说是要为他做一双棉鞋、棉垫。

就在此时，刘志丹要告别了，他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感谢毛主席对我的信任，我一定要跟着主席和党中央革命到底！”

后来在半个多世纪后，习仲勋、马文瑞回忆起这段经历，依然是无限感慨，他们都曾这样说过：“那时，多亏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挽救了苏区，解救了一大批同志，不然，我们哪会有今天啊！”

再说毛泽东在此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之前，为慎重起见，征求了各军团对于下一步发展战略的意见。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要求带部队到陕南打游击。他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他不仅提出了周密的作战计划，还附上了干部名单。彭德怀则致电毛泽东说，他主张红军应向北发展。

欲知政治局会议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05

第105章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

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话说1935年12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召开。

田家院内共有砖窑5孔，坐北朝南，左起第2孔是张闻天的住室。会议就在中间的窑洞内召开，会场里有2张并列的八仙桌，有6条木条凳，炕上还有1张小桌。

参加瓦窑堡会议的有：毛泽东  张闻天周** 博古  王稼祥刘** 邓发  凯丰

列席会议的有李维汉  林育英杨尚昆 吴亮平  郭洪涛李德等

张闻天主持会议，林育英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及军事战略。

与会者在张国焘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会议很顺利就在12月22日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说：

“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关于在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特别是红1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上出现了多种意见。

此时，中共中央、红1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北根据地，仍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1方面军的兵力只有万余人。根据地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粮食和工业品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而且根据地周围的敌情也仍然比较严重：在南面、西面，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有10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兰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第84、第86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这些国民党军，正在加紧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

因此，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东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线，国民党军的兵力虽多，但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与会者有的主张，红军应“巩固向前发展”，以巩固陕北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寻找蒋系军队和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有的主张，立即北出宁夏或五原、包头，同日军争先机。

12月23日，毛泽东做军事问题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着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满洲、哈尔滨、江苏、陕南、山西、甘肃等。做好白军和白区工作。

关于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几年来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诱敌深入，以退为进。战略进攻时既要夺取先机，反对机会主义估计不足，又要适可而止，反对冒险主义和冒险政策，要波浪式地发展，实行发展中的推进政策。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一个拳头打人，反对分兵主义。实行战役的内线作战和战略的外线作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斗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改善红军的技术条件。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割指挥，军委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

行动方针是分3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渡过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5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15000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入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

阎锡山正在与日寇勾勾搭搭，东征讨阎，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苏区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太穷的问题。只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才有出路。”

毛泽东在报告中表扬了胡耀邦。这个时期，毛泽东和胡耀邦有了进一步的接触，毛泽东见了胡耀邦，总是热情地叫他“小胡”，询问他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不断地给予鼓励和指点。据红3军团的报告说：胡耀邦在长征到达贵州某地，向一位彝族部落首领筹粮，那位首领坚持说没有粮食。胡耀邦发现那位首领和他谈话时，眼睛不时的盯住一个地方，胡耀邦心中有了数。经过耐心说服，为部队筹到了一大批粮食。毛泽东说要像胡耀邦一样善于筹粮。

毛泽东在详细说明了东征山西的有利条件及好处后，最后说：

“当前的军事行动方针是要在40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

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说：

“防御应站在主动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地位，宁都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应当使全党了解，并作活的运用，集中主力于一个主要方向。”

林育英说：

“泽东同志将9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

毛泽东作结论时，建议在决议中将周**所主张的“主动”两字加上去。

这一天，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他所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地提出党在目前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宣传和实际行动上，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在此方针下，红1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以前者为中心任务。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确保下一步东征时的后方安全，并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渡黄河东征的准备。第二步，实行东征，进入山西作战，求得击破同日军勾结的阎锡山之晋绥军主力，开辟晋西5县以上地区成为初期的苏区，扩大部队和筹措给养，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的渡河船只。第三步，依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况，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

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集中统一领导，决议赋予“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完全的权力”。

接下来，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在对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他说：

“在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严重的新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当然，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博古不同意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他引经据典地说：

“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它们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

毛泽东对博古的理论进行了反驳，进一步展开自己的论点。他说：

“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确实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因为，他们中间除了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中间势力’是危险的。但这只能说明它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至于说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他们的软弱性，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是这样，那么，1924年至1927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我们已经看到，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这又恰恰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

自然，问题的另一面，我们也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在会议讨论中，也反映出党内有这样一种论点：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即国民党的营垒是不会发生破裂的。

毛泽东对此论点也予以反驳，他说：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19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这没有错吧？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这也没有错吧？可是大家不会忘记，他们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

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就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当然，这种例子不止于蔡廷锴他们，还有冯玉祥、马占山等的抗日行为。”

毛泽东不无幽默地批评持这种论点的人说：

“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12月24日，毛泽东、周**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拟定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计划中规定：

第一，打击南北两面进犯之敌，使东征作战有较巩固的后方。红1方面军主力向南进击，给鄜县、洛川进犯之东北军以打击，制止敌人的北犯。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以刘志丹为军长的红28军和以萧劲光为军长的红29军。由新组建的红28军刘志丹部等部队，在北线给进犯之敌第86师以打击。第二，扩大红军，充实东征部队的实力。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5000人扩红计划。第三，中央调集300名地方干部，准备随军东征，开展新区的工作。第四，大力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加强技术训练。第五，各部队指挥员实地勘察渡河地点，拟订渡河作战计划。第六，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动员。

是日，毛泽东、周**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要求以40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夺取甘泉、宜川2城，赤化宜川、洛川2县。

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代表团成员林育英担任白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负责国民党军队中的统战工作。

这一天，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中说：

“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阵线是扩大了。”

决议规定：

“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决议还强调说：

“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命令他为东渡黄河开辟新根据地考察渡河点和敌情。

彭德怀接电后，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二是怕不能保证撤回陕北根据地。他复电毛泽东说，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必须绝对保证同陕北的联系。毛泽东看了电报很不高兴，回电说：

“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彭德怀只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带着电台到无定河以北的大相村，在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考察渡河点和敌情。

12月27日，毛泽东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彻底批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同时，注意防止右倾错误的出现，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说：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求抗日的，他们和工人农民一样，处于受压迫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两重性的阶级，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他们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当中的左翼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由于他们所依附的帝国主义的不同，他们的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

上述情况表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

毛泽东还说：

“目前中国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大于革命力量，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聚积雄厚的力量。敌人力量的强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及由此规定的革命的长期性，就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比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根本不同的策略路线，对“左”倾关门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说：

“关门主义策略同统一战线策略是根本对立的。统一战线策略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关门主义策略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

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于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只有统一战线策略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毛泽东在批判“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同时，又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要注意担负起争取领导权的责任。他告诫全党必须记取1927年革命由于缺乏革命中心力量而招致失败的血的历史教训，警惕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为了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扩大红军和巩固根据地，他说：

“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

毛泽东还始终牵挂着跟着张国焘南下的数万红军指战员，他和张闻天、周**商请林育英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做张国焘的工作。林育英按照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致电张国焘，告知他已经从共产国际归国，又通报了瓦窑堡会议的情况及会议决议内容。

1936年元旦，毛泽东复电朱德，通报说：

“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1月2日，张国焘接到林育英的电报，也不敢再托大了，就复电林育英、张闻天说：“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但他心有不甘，又生一计，在电文中提议说：“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

1月4日，林育英奉中央之命电告张国焘说：

“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林育英在电报中，要求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可即成立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关于张国焘和中央之间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的电报在南下红军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它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

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东征山西问题。周**报告了兵员补充、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了分析对比。

此时，红1、红15军团兵力已经增至12700余人。

会议决定：东征从2月开始，到7月结束，时间为半年。

1936年初，周**带着邓**拜访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和邓**的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在谈话中突然问道：

“你们这些人在法国学了些什么？”

邓**说，他在法国工厂做工。毛泽东说：

“据说法国女人很漂亮，是不是？”

周**闻言目瞪口呆。邓**从容答道：

“不怎么漂亮。女人都一样——特别是在暗处。”

毛泽东听邓**如此一说，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周**也跟着笑了。

1月初，国共双方的接触更加频繁了。共产党方面周小舟、吕振羽同国民党方面的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多次接触。周小舟带去了以毛泽东、朱德、周**名义写给曾养甫、谌小岑的信。双方就避免军事冲突、停止攻击对方的宣传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也正在做争取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张学良和杨虎城一样，都是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中的地方实力派，他们是受蒋介石的驱使，不得已而“围剿”红军的。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张学良损失近3个师的兵力。同样，杨虎城的部队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也损失了3个旅之众。蒋介石对他们不仅毫无关切之意，反而乘机削弱他们。东北军一些部队的番号被撤销，军饷停发，张学良大受奚落。杨虎城也备受申斥。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张学良、杨虎城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与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夺地之恨的张学良，这才认识到，红军深得人民的拥护，有坚强的战斗力，是围剿不了的。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联共抗日，他们个人和部队才会有新的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他们就分别积极寻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系，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

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说：

“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   

前边已经讲过，在直罗镇战役后，红军释放了东北军的全部俘虏。此时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首先开始于教育释放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

高福源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15军团俘虏的。他原是北平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和张学良关系好。有强烈的抗日要求，红军待之如宾。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高福源自愿担负起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

彭德怀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红军包围在甘泉的东北军110师看看，彭德怀同意让他去。

数天后，高福原从110师回来了，他对彭德怀说：

“抗日救亡大事只能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红军和人民的关系，表现了共产党是真正的爱国爱民。”

一天晚上，高福原在彭德怀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说他们都要求抗日，东北军将士们普遍要求打回东北去。关键在张学良，如果张学良能够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彭德怀说：

“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

高福原闻言，高兴极了，问：

“你们真敢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

彭德怀说：

“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高福原迫不及待地说：

“明早可以吗？”

彭德怀说：

“好吧！欢送你。”

第二天一早，彭德怀送给高福源200元钱，派骑兵把他送到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的防线以外。高福源首先见到了王以哲，随后，高福源回到西安，向张学良痛哭陈词，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大概过了1个星期，高福原乘坐运送给养的飞机到甘泉，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附近上空，掷下大批报纸刊物。

高福源受张学良之命再赴陕北，请红军代表到西安会见张学良。

欲知红军和张学良如何谈判，请看后边详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06

第106章

“本会接受山陕两省人民的请求，命令我英勇的抗日主力

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打倒阎锡山好同日本直接开

火，把日本帝国主义快些赶出中国去。”

话说1936年1月16日，回到陕北的高福源在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的陪同下，受到毛泽东、周**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紧握着高福源的手说：

“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又说：

“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应该认清，你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是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这是东北军的希望所在。张学良将军表示愿意与红军谈判，实行联合抗日，很好。”

继高福源之后，毛泽东还接见了在直罗镇战役中曾经被俘的东北军109师参谋长刘德裕。刘德裕被放回西安后，也向张学良做了一定工作。

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 张闻天 周** 邓发 刘** 凯丰 李维汉 林伯渠 吴亮平 郭洪涛 李德

毛泽东、周**分别做目前行动方针和组织问题的报告。

会议再次肯定1936年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现有苏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

会议决定：彭德怀、林育英参加政治局工作。

会议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随红军主力行动。周**、博古、邓发、凯丰留在后方组成中央局，由周**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参加后方工作。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到天津指导北方局的工作。

会议决定，东征开始的具体时间为2月中旬。决定由毛泽民担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保障后勤供给。

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和彭德怀，联名签署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为严守行动秘密，这项命令暂不公布。

毛泽东提议周**在陕北做好东北军的工作。毛泽东、周**研究决定，派李克农为红军代表同张学良谈判，请高福源先回洛川，做好相互之间的电台联络。

1月25日，因为彭德怀此时仍主张向北而不是向东发展，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彭德怀说：

“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向北是没有出路的。”

1月25日，毛泽东为了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早日踏上联合抗日的道路，以他和周**、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徐海东、刘志丹等21位红军指挥员的名义，用公开信的方式发出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毛泽东在这封公开信中，揭露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恶和企图瓦解消灭东北军的阴谋。他针对东北军的处境和现状写道：

“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

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1月26日，毛泽东离开瓦窑堡，踏上东征之路。

1月28日，毛泽东到达延长县城。彭德怀在无定河以北的大相村考察，已经忙了1个多月，他向毛泽东等人汇报了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很高兴，批准了彭德怀的渡河计划。

毛泽东在延长县古峪村主持召开东征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东征形势与任务的动员报告中，明确提出东征的任务是：

“1、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调动他在陕北的4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苏区新的‘围剿’。2、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3、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会议宣布：东征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领导成员有：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织部长黄克诚，宣传部长陆定一，后勤部长杨立三，敌军部长李涛，民主部长刘晓。

参加东征的红军主力部队是：

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辖红1师，师长陈赓，政委杨成武；红2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红4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

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下辖红75、78、81师。

红28军：军长刘志丹（兼），政委宋任穷。

总兵力共约20000余人。

会议部署了兵力，确定统一渡河时间为2月20日20时，还确定了东征路线。

会议结束后，红1军团渡河先锋师师长刘亚楼，向彭德怀提出红1军团渡河时间问题，他说：

“司令员，统一时间这很重要，可是我们师部的几块表总走不到一起，其他几个团长的表也快慢不一。我们常常为确定一个人是否准时，发生争执。”

刘亚楼一句话点出了一个被大家忽视的大问题。因为此时部队负责人所戴的表，都是缴获的旧表，没有几个走时准确的。彭德怀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也一时无法表态。彭德怀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一商量，就向红1军团发出一个特别命令：“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从20日20时开始，以聂荣臻的表为准。”命令一传达，部队里立时流传出一个笑话，说是：“谁的官大，谁的表准”。因为林彪不戴表，在红1军团除了林彪，那就是聂荣臻政委官最大，他那只忽快忽慢的旧表居然成了掌握渡河时间的标准表。

1月28日这一天下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在临镇举行东征誓师大会。会后各部从政治思想到战术技术、组织编制，进行整顿训练。

1月29日，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刊登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对《红色中华》社、即后来的新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谈话称：

“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

1936年2月3日，毛泽东率领东征总部机关，从延长向西北的清涧进发。他身穿青色棉布大衣，拄着一根树棍，走在队伍前面，马夫牵着一匹枣红马，跟在后面。

在一个小山沟休息时，毛泽东召集随行秘书、机要人员、警卫班和电台工作人员开会，他说：

“今天我向你们讲两件事，第一，要注意保密；第二，大家要搞好群众关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多了解群众情况，多向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2月7日，毛泽东到陕北清涧县铺子洼村黄河岸边考察地形，适逢一场大雪。他面对雪花纷飞的壮丽山河，心情格外愉快，诗思泉涌。

毛泽东回到袁家沟一个地方干部家里，挥笔写下了气势磅礴、雄浑豪放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弛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月12日，毛泽东为保证红军主力东渡后渡口的巩固，与彭德怀联名致电周**，拟调红28军第1团由刘志丹、宋任穷2人中1人指挥，由河东向军渡、柳林、中阳行动；以阎红彦、蔡树藩所部巩固东岸沿河地区，以便集中主力向正东并在以后转到东南方向作战。

2月14日，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分两路集结于黄河西岸。

2月17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革命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东征宣言》，阐明了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发出了“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的战斗号令。

2月18日，毛泽东、彭德怀在黄河西岸的袁家沟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为：

“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渡船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

2月1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东北军张学良、王以哲说：

“我方代表李克农等4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2月20日，毛泽东、周**、彭德怀正式公布在1月19日签署的讨伐令。这是毛泽东以其在1920年为文化书社售书起草广告那种特有的极通俗的笔调，书写的一篇文告。敬录全文如下，供读者诸君欣赏：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一、英勇的抗日红军同志们，英勇的抗日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同志们，英勇的抗日民众，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日子吗？现在是中华亡国灭种的日子了，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把北京及华北占去，他还要占全中国，要把四万万人都当亡国奴。亡国灭种的大祸压在我们头上了，危机情形到了极点了。

二、四万万同胞都不肯当亡国奴，偏有一班汉奸卖国贼丧尽天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来灭自己的中国。没有这班汉奸卖国贼，我们中国的地方是不会亡到日本手里的，不打倒这班汉奸卖国贼，是不能保护中国地方的。汉奸卖国贼的头子是蒋介石，还有阎锡山、宋哲元一班子，他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三、阎锡山同蒋介石、宋哲元搭伙，出卖华北给日本帝国主义。他在山西、绥远卖了24年地皮，害得两省人民怨天恨地，他养了许多兵不去打日本，单来打同胞。他指挥孙楚、李生达等拼命进攻抗日根据地的陕北苏区，害得陕北人民妻离子散。最近得到惊人的消息：阎锡山接了日本皇帝的命令，秘密把山西卖去，又在太原开会，要趁着黄河结冰，要大举进攻陕西省。因此，黄河两岸人民纷纷告急，纷纷请求本会，出兵讨伐卖国贼阎锡山，救山西救陕西。

四、本会接受山陕两省人民的请求，命令我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打倒这个万恶的阎锡山，打倒阎锡山救山西，打倒阎锡山救陕西，打倒阎锡山救华北，打倒阎锡山救东三省，打倒阎锡山剪除蒋介石的爪牙，打倒阎锡山响应抗日运动，打倒阎锡山好同日本直接开火，把日本帝国主义快些赶出中国去。

军委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  周**  彭德怀

这一天，毛泽东为红1军团的指挥员们送行，他随口吟出一句诗：“涉远祁连外，来从晋地游。”

众人不知毛泽东所云何意，面面相觑。有一个指挥员询问毛泽东，毛泽东笑而不答。邓华略思片刻，说：

“主席是改用李白《渡荆门送别》诗的前两句，为我们送行呢。”

说罢便背诵道：“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冷放乡水，万里送行舟。”

邓华，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郴县一个3代书香世家，原名多华，字秋实。邓华幼好古学，博览群书，与他人儿戏时，常持扁担作长矛，口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1928年初春，邓华随工农革命军第7师2团进郴县做宣传工作，已经初显其文才。他书写标语曰：“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灿烂光明”、“如今世界太不公，富的福来穷的穷。富人高楼饮美酒，穷人赤膊喝北风。”邓华在长征途中，率部突破西安至兰州的公路，歼敌一部，缴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白金龙牌香烟5箱。一天，邓华到陕北延长县临真镇参加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见到邓华，问：

“你那个‘白金龙’还有没有？”

邓华从军衣右上口袋里摸出一支，递给毛泽东。他见聂荣臻、朱瑞也站在一旁，就又摸出了两支。毛泽东笑着说：

“邓华同志，财不露白呢。”

邓华说：

“否也，是细水长流嘛！”

2月20日晚8时，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率领早已集结在黄河西岸的红1、红15军团指战员，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沿黄河西岸50余公里的各个渡口，用小船、羊皮筏子同时渡河。

红15军团渡河先头部队在东岸登岸后，用了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便一举将河边守军歼灭。阎锡山在义牒的守军望风而逃。

红1军团从沟口下面的牛锦钵渡河，由红2师第5团的24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在三交镇的坪上村首先登岸。拂晓时分，5团进占三交镇，全歼阎锡山军1个营，乘胜进占留誉镇。

2月21日凌晨，毛泽东随红15军团出发，赶往渡口。他在7时、8时20分、12时、20时先后对前线部队发出电示：

“截敌追敌”；“乘胜向石楼急进，相机占领该地”；“下决心速进，夺取中阳”。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东征军并分3路，一路沿黄河北上，袭击军渡，围攻柳林；一路进逼中阳，继续东进；一路进占义牒，猛攻石楼。

2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人说：

“不论中阳、石楼等城能否攻克，不论阎锡山向我进攻之力量与时机如何，方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200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为迎接阎锡山向我进攻之战场，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迎接更大战斗的基础上。”

23日这一天，东征军全部控制了辛关至三交镇之间的各个渡口，毛泽东随刘志丹、徐海东的15军团到石楼，彭德怀随1军团到留誉镇。

此时，东征军已经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横宽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

东征军突然渡河东进，令阎锡山恐慌不已，他一面急令孙楚迅速率军由陕北返回河东、东柳林、离石、中阳、石楼一带，与东征军作战；一面电令中阳、石楼守军固守待援。

2月2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为打破晋军的封堵，建立作战根据地，又决定：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以外，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以内的有利阵地，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的支持；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晋军1路至2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作为东征第二步任务。

2月27日，红1军团发起总攻。阎锡山调派增援中阳的晋军，是被他称为“满天飞”的王牌之一的独2旅，一色的外国装备。当独2旅行至中阳县的关上村、刘家坪一带时，被红1军团层层包围，成了瓮中之鳖。独2旅旅部、两个团及其炮兵连全部被歼。红1军团俘虏400多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山炮3门。

此时，还有3个消息令毛泽东非常高兴。

第一个消息是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于2月25日抵达洛川，与第67军军长王以哲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口头协定：1、互不侵犯；2、建立交通和通商；3、供应第67军所需粮秣。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与彭德怀致电李克农，通报了东征军战果，电文中说：

“我方所组织抗日东征军，连日突破东岸200里封锁线，消灭与击溃杨耀芳、杨澄源、李生达等部队共3个旅，占领石楼、中阳、孝义、永和等县广大地区。”

第二个让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是，董健吾作为南京的密使，于2月27日这一天到达了瓦窑堡。

原来，蒋介石打算打通与共产党的联系，他找到宋子文，要宋子文找一合适人选为密使，传递国民党要求与共产党谈判的信息。宋子文又去找宋庆龄，宋庆龄就推荐了董健吾。

董健吾的公开身份是牧师，实际上他不仅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而且还是中共中央机关特科的成员。此人既与蒋介石有交情，也与毛泽东有交往，与宋子文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交情颇深，又与宋庆龄有着密切的联系。就这样，他这位中共中央机关特科成员，竟然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密使。

国共双方在协商派遣董健吾为密使一事上，特别慎重，所以双方各自的出面人员，都自认为是绝对可靠的。国民党派出的大都是CC系，如陈立夫、张冲等人，共产党派出的大都是特科的人，如李克农、刘鼎等。

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专门接见了他，提出了与共产党谈判的条件：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宋庆龄则交给董健吾1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就托董健吾将此药带给中共中央，还要他将关于国共合作的一封重要信件，面交给毛泽东。

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1913年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威斯里安女子大学。同年冬到日本担任孙中山秘书，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结婚。毛泽东和宋庆龄是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认识的，此后，他们在同国民党新老**的斗争中，有许多意见是一致的。

董健吾是在1月份与一位22岁的小伙子张子华一同赴陕北的，到了西安，董健吾自称姓周，名继吾，是一位牧师，求见张学良。他见到了张学良后，出示了一份重要证件，是孔祥熙亲笔签署的“财政部调查员”的委任状。他对张学良说：“希望通过东北军防地，进入红军的防地进行调查。”

张学良见此人来历不凡，当场没有答应他。送走董健吾后，张学良马上发密电到南京。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方面进行联络。张学良又用电台跟瓦窑堡共产党方面联络，瓦窑堡回电说，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他前往瓦窑堡。

2月19日，董健吾与张子华2人乘坐1架“波鹰”飞机，从西安飞往延安。驻延安的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派出1个骑兵连，护送董健吾2人前往瓦窑堡。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亲自迎接他们。

2月27日，林伯渠、李维汉、吴亮平、袁国平在窑洞设宴，为董健吾2人洗尘。董健吾急于要见毛泽东，可毛泽东正在山西前线指挥作战；周**和刘志丹也在瓦窑堡东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一人在瓦窑堡。

当晚，董健吾2人由林伯渠陪同，去见博古，将国民党愿意和共产党谈判的信息，告诉了博古。博古于深夜将南京来人及谈话结果，电告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他说：

“董系上海特科人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10余人。”

毛泽东收到电报时，北方局情报部长王世英正在向他汇报和杨虎城密谈的情况。这就是令毛泽东高兴的第3个消息。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与林彪同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是资深的情报工作负责人。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派汪锋去做杨虎城的工作，王世英是有北方局南汉宸派往杨虎城部的。汪锋与王世英在2月一起回到了陕北苏区。毛泽东得知后，立即电召他到山西前线汇报与杨虎城会谈的情况。

毛泽东听了王世英的汇报，完全同意他和汪锋与杨虎城商定的与17路军建立统战关系的各项原则：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17路军签订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红军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3、17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共产党方面人员的往来。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毛泽东派王世英返回华北，要求他在路过西安时，将上述原则转告杨虎城。请杨虎城提前建立交通站，愈快愈好。毛泽东还特别指示王世英，要转告杨虎城，请他注意搞好同东北军的关系。

这正是：覆巢无完卵，统战当为先。

毛公识大义，群贤着先鞭。  

欲知中国共产党与张、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请看后边详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07

第107章

“既然象张学良这样已经在联合抗日道路上迈出了巨大一步

的人，对反蒋都不能接受，如果继续坚持反蒋口号，势必对

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妨碍。”

话说红1军团在关上村一战，打得阎锡山心惊胆战，他急忙调动7个师的兵力，要在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灵石、蒲县一带组成第2道防线，阻止东征军继续东进。

1936年2月2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等说：

“关上、水头之线，即石楼、中阳、孝义、隰县4县交界处，是我军作战枢纽，在地形上又是最好的临时后方根据地。望下创造作战根据地的决心，努力进行东南西北4方面各50里地区的群众工作。”

1936年3月2日，毛泽东复电博古、周**，要他们和董健吾一起赶往山西石楼，与他见面。董健吾因急于回南京复命，表示不能去石楼。张子华说，他可以留下来去见毛泽东。

张子华其实也是一名中共中央机关特科的成员，董健吾并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张子华却知道董健吾的真实身份。

在3月2日这一天，中国工农红军第30军在晋西组建，由阎红彦任军长，由蔡树藩任政委，全军有600人左右。

3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军委2局局长曾希圣，褒扬2局的工作“是表现了大成绩的，这一工作虽属技术性质的，但其意义与结果都是军事政治上的一大助力，前方的胜利，你们是有劳绩的。”

原来曾希圣领导的2局在东征战役开始后，对阎锡山军队进行了技术侦查，控制了晋军的各部电台密码，及时掌握了晋军、东北军、西北军及入晋增援的中央军的动态，为毛泽东的决策及时地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彭德怀特地从缴获的物资里，选了一批斜纹布送给2局作为奖励，让他们每人做了一套制服。

3月4日中午，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复电博古：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2、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4、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 毛彭

4日12时

博古将毛泽东3人的复电转交给董健吾，又交给他3枚苏区银币和一套布币，作为回赠宋庆龄的礼物。

董健吾回到上海的当天，向宋庆龄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问候。宋庆龄非常高兴，她称赞董健吾做了一件“益国非浅”的事。

至此，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国共两党终于打通了已经中断将近10年的联系。

3月4日，张学良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张学良说：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

张学良除了同意李克农与王以哲达成的口头协定外，还希望会见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双方约定：为了进一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中共中央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是由毛泽东或周**与张学良再次商谈，地点以延安为宜，时间由共产党方面决定。

李克农在会见结束后，立即将会谈结果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完全同意洛川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并指示李克农赴山西石楼，向正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周**详细汇报。

此时，毛泽东和东征军总部随红15军团前进至孝义以西的大麦郊；1军团也向这一带靠拢。而驻守孝义、介休等地的阎锡山部队也正在向这一带集结，企图阻止红军于同蒲路以西。

3月10日，东征军总部指挥部设在大麦郊北郭家掌的一座小山上，毛泽东在阵地上亲自指挥战斗。

郭家掌对面左前方就是晋军据守的兑九峪，晋军打过来的炮弹不断落在指挥部的后面。警卫人员劝毛泽东暂时隐蔽一下，他却依然神色自若地站在山头上观察前方战况。

下午3点多钟，一科的余参谋忽然发现前面山沟里出现了一股晋军，他们正利用死角极端隐蔽地朝郭家掌山上偷偷地摸过来。毛泽东身边什么部队也没有，情况十分危急。余参谋急忙组织几个警卫人员，到前面山坡上进行阻击；他又劝说毛泽东到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土洞子里暂时避一下。

不一会儿，山坡下响起了枪声，子弹哗哗哗地打到山顶上。山沟里的晋军突然受到打击，回头就跑了。

兑九峪战斗，东征军击溃了晋军第2、第3两个纵队，阎锡山怕蚀老本，急忙命令他的部队缩回汾阳、孝义、介休几个县城，一面组织地方民团，配合其主力沿同蒲路、汾河设防，一面致电蒋介石火速增援。

3月10日晚，毛泽东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起草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布告中说：

“照得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无人制止。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奴颜婢膝，媚外成性。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

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

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的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的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

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黄炎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

几天以后，东征军总部转移到双池镇。毛泽东与彭德怀根据晋军的部署，决定东征部队展开北上南下作战：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15军团北上作战；由林彪、聂荣臻率红1军团沿着同蒲路南下作战；打乱阎锡山的防御部署，使晋军首尾不能相顾。

而由叶剑英率领的只有两个连兵力的特务团，带着一部电台和少数参谋警卫人员，一共不到500人，准备跟着毛泽东离开东征军主力部队，向晋西一带转移。毛泽东召集特务团和电台的干部开了一个动员会，他说：

“左右两路军已经胜利地打出去了，我们是‘中路军’，中路军队伍虽小，但是要做大事情。”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微笑着说：

“现在敌人驻守汾阳、孝义、介休等地的二十几个团，将来要‘扫荡’我们，要把我们晋西的红军赶回陕北。好！就让他来扫荡！可是我们暂时还不准备回陕北，而要在晋西一带跟敌人兜圈子。我们要准备多跑些路。”

3月16日，李克农赶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周**等中央负责同志，汇报了洛川会谈的详情和张学良的要求。毛泽东与周**经过认真研究，商定由周**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同李克农一道赴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此后，毛泽东带着特务团几乎天天行军，路线飘忽不定，时而向南，时而向北，在孝义、灵石以西，中阳以南，石楼、隰县以东的范围内转来转去。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发动群众，打土豪、扩红、筹款。

有一次，部队在一个小山村宿营，刚要在拂晓出发时，晋军突然打起炮来，小山村内外尘土飞扬，炮弹震得人们耳朵嗡嗡直响。一位负责人跑来催促毛泽东说：

“主席，敌人朝我们打炮了，快走吧！”

毛泽东却镇定地说：

“慌什么！过一会儿再走，等他们把炮弹打光了就不打了。”

果不其然，晋军打了一阵就停下了。毛泽东这才从容地起身上路。

此后，敌我双方像捉迷藏一样，晋军追得紧，毛泽东率特务团就走得快；晋军追得慢，毛泽东他们就走得慢；晋军停下来，毛泽东他们就休息。双方宿营地常常相距不过七八公里。

一天宿营后，毛泽东专门去看望电台的工作人员，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之后，笑着对大家说：

“这些天，你们有点提心吊胆吧？阎锡山的队伍战斗力不强，看来是名不虚传。我们一渡河，他们就把沿河堡垒丢掉了。石楼城里敌人4个团，被我们的叶剑英总参谋长带领的一个小团围住，就不敢出来。他的‘满天飞’部队跟我们1军团一碰，就变成了‘满山飞’，看来也不经打。我们摸到了他这点底，所以敢欺侮他。

只要你们电台的工作做好，把所有的来往电报，能及时地收进来发出去，使我能够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就不会出问题。”

后来，有一个新战士掉了队，被晋军俘了去。由此，晋军知道了毛泽东的行踪。第二天，太原和南京电台便广播说：“晋西共匪已被国军击溃，据俘匪供称，毛泽东仅率少数残匪落荒而逃……”

晋军对毛泽东率领的这一支小部队追的是越发的紧了。毛泽东给红15军团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徐海东等人晋军的活动情况。不久，就听到了红15军团在中阳县东南的师庄村歼灭了晋军1个团和1个炮兵营的消息，连晋军的团长也活捉了。

毛泽东了解了红15军团的情况后，致电南线的林彪说：北线红15军团伤亡大，扩军困难，兵员缺乏，希望1军团拨一部分兵力给15军团。

林彪看了电报，对聂荣臻说：

“1军团也缺员，没有多的几个兵！”

聂荣臻到部队下边了解情况，下边反映说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于是，林彪、聂荣臻复电毛泽东说：1军团也严重缺员，请求免拨。毛泽东看了电报，非常生气，他认为林彪是严重的本位主义。

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孝义县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晋西会议”。

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华北的形势，讨论了政治、军事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个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

“过去提‘巩固向前发展’是对的，今天则是‘以发展求巩固’。现在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为此，在战略上必须采取大胆的方针；在战役上要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实行以多胜少，力求减少错误。”

会议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以发展求巩固”为全党全军的战略方针。“以此一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3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党和红军当前的方针是经营山西，在山西已占区域的主要工作“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式决定派周**与张学良会晤。

会议决定：张闻天等政治局成员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会后即回后方瓦窑堡。

3月下旬，上海地下党代表刘鼎奉命到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

3月29日，毛泽东根据晋西会议精神以及蒋军入晋的情况，他以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周**、彭德怀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通电中再次声明说：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为了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联合抗日，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全国红军首先集中河北，阻止日军迈进。

如今最大卖国贼蒋介石，丧心病狂，不顾民族存亡，甘为日本帝国主义奴隶，不允红军抗日要求，竞以六七师之兵力入晋，阻拦抗日红军前进。为了民族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红军愿争先驱，誓与全国爱国同胞共同奋斗，反对卖国贼阻拦抗日红军道路。”

1936年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王以哲说：

“甲、敝方代表周**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毛泽东在电文中所说的肤施，是延安的别称。

4月8日，周**、李克农一行抵延安东北之川口。因风雨交加，张学良未能按时赶到，且电讯中断。

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带着王以哲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刘鼎飞抵延安。

晚8时，周**、李克农一行人入城，与张学良正式会淡，张学良说：

“我自欧州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的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该包括在内。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战线里来的。”

周**应允把张学良的意见向中共中央汇报。

双方还就抗日战争的形式和前途，停止内战，红军的战略方向，联合苏联，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事项，进行了友好坦率的商谈。直到次日凌晨4时，会谈才结束。

张学良在周**告别时，赠送给他一册《申报》60周年纪念大地图。他还握着周**的手说：

“共同保卫中国！”

周**立即将张学良的意见电告毛泽东。毛泽东根据周**和李克农的汇报，经过对国内形势反复认真的分析研究，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他说：

“既然象张学良这样已经在联合抗日道路上迈出了巨大一步的人，对反蒋都不能接受，如果继续坚持反蒋口号，势必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妨碍。”

4月9日晚，毛泽东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在致张闻天的电报中，建议说：

“目前应团结抗日，不应发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

毛泽东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这是在政治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特务团转移到赵家沟，这是一个深山里的小村庄，离大路比较远。他们在这里休息了1个星期。毛泽东在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

“我们到山西1个多月了，歼灭了阎锡山1万多人的兵力。左路军深入晋西北，右路军控制了同蒲路南段，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扩大了7000余名红军，筹款50余万元。左右两路军获得了这样大的成果，我们‘中路军’成绩怎么样呢？我们牵制了敌人，便于左右两路军顺利地发展。”

毛泽东一语道破了他于3月中旬在双池镇分兵的天机。

原来，红15军团受命北上，威胁太原，调动晋军。阎锡山怕他的老巢被抄，就急忙派了十几个团尾随追赶，红15军团就牵着这股晋军一直跑到岚县、兴县一带，而后与后来渡河的红28军会师，突然掉头南下，在康宁镇、金罗镇歼灭了一部分晋军。

毛泽东率领的只有500人的“中路军”，一方面“办大事”，一方面吸引着一部分晋军主力兜圈子，打游击。

北路军和中路军的行动，迷惑了阎老西，从而使他在人烟稠密、物产富饶的晋南一带，兵力十分空虚。这就给林彪的南路军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会，红1军团横扫过去，从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襄陵，一直打到晋南重镇侯马，一路上消灭民团，宣传抗日，打土豪，筹款，扩军。就这样，红军计划半年东征的目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达到了。

毛泽东这一招，使阎锡山胆战心惊，他接二连三地向南京发电报，请求蒋介石救援。于是，蒋介石就派出10个师增援山西：5个师由正太路西进，阻挡红军继续向东发展；5个师由风陵渡北渡黄河，沿黄河东岸向北推进，企图截断红军退路，与阎锡山主力形成夹击之势。

4月15日，毛泽东决定“回师西渡，逼蒋抗日”。

这正是：军政事，抗日救国前锋东征，红军处处占先机；

谈笑间，统一战线首倡大义，元戎每每筹良谋。

欲知东征军回师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08

第108章

“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

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

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

话说1936年4月15日，陕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刘志丹在陕北因伤势加重而不治身亡。他是不久前在东征中受了重伤，被送回到了陕北治疗。

4月间，毛泽东接到了鲁迅先生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鲁迅在2月份听到毛泽东率领的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后，不顾重病缠身，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

鲁迅将信写好后，交给了他的美国朋友史沫特莱，请史沫特莱设法转交。史沫特莱又托人转道巴黎，好不容易才送到了陕北瓦窑堡。

鲁迅在信中写道：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的斗争，你们的伟大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和拥护。

对于你们，我们那最英勇的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是抱着那样深刻的敬仰，那样热烈的爱护，那样深挚的期望，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只要想到你们在中国……英勇的、顽强的、浴血苦斗的百折不屈的精神，就是半身不遂的人也会站起来笑。”

鲁迅为了庆贺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又特地买了两只火腿，托人从上海捎往陕北，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毛泽东非常感动，他是了解鲁迅的。就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读了不少鲁迅的著作。

那是他在陕西第4中学只有两间房子的图书馆里，发现了鲁迅著作的选本，非常高兴，当下，就借走了3本。几天后，秘书替他还书时，又借走几本新的。第3次，秘书把鲁迅著作的选本全部借走了。毛泽东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读完了这些著作。

毛泽东决定派与鲁迅关系很密切的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去工作，由他担任党的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毛泽东自从与冯雪峰相识后，关系一直很好。在长征的艰苦日子里，毛泽东深知冯雪峰和自己一样嗜好纸烟，曾经多次派人将自己弄到的纸烟，特意送给冯雪峰。

毛泽东、周**在冯雪峰临行前，分别找他谈话。毛泽东交代他到上海后，要先去看望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先生，然后再去联系党员，开展工作。

冯雪峰到上海后，按照毛泽东飞吩咐去看望了鲁迅。他在谈话中把毛泽东等人介绍给鲁迅，还向鲁迅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当冯雪峰谈到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才能和统一战线思想时，鲁迅总是静静地谛听着。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央领导人，鲁迅总是不知不觉地表露出亲切、信任的神态。

冯雪峰在拜会宋庆龄时，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受到宋庆龄的赞赏。

此后，鲁迅又委托冯雪峰，将他在病中所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及购买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周**。冯雪峰自己则买了十几条半线半毛的长围巾，送给毛泽东等领导人，以抵御西北高原的风寒。另外，他还特意送给毛泽东几听纸烟。

在这个4月份，还有两件事需要交代：一是中共中央通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选派了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留德学生王炳南回国，到杨虎城部做联络工作，沟通杨虎城与张学良的关系。二是王世英受毛泽东之命，于4月下旬途径韩城再度与杨虎城会晤，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杨虎城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承诺立即设法建立交通站。

4月24日，刘志丹追悼大会在瓦窑堡举行，周**主持了大会。大会结束后，刘志丹的遗体被送到瓦窑堡南门外桃树坬安葬。中央派人把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用担架抬了来。同桂荣要开棺再看刘志丹一眼，周**劝道：

“刘嫂子，你身体不好，见了更难过。”

1936年，中共中央为了纪念刘志丹，把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改为志丹县。

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和各军团负责人说：

“目前在山西方面，阎军和蒋军共51个团，采取堡垒主义，稳步向我推进。在陕西方面，蒋介石强令东北军、西北军向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而在神府地区，在靖边、安边、定边地区和环县、合水及其以西地区，均较空虚。

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同时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这也是红军当前的重要任务。因此，我军决定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

4月底，国民党救援山西的先头步兵师，在风陵渡渡河北上，已经插到东征军左右两路军的前头，迫近尚在河东等待红军主力部队的毛泽东所部和东征军总部，企图抢占黄河渡口。

毛泽东为了避免在渡河以前与这个先头师纠缠，延缓整个渡河计划，就和彭德怀商量说：

“德怀，我想给敌人先头师师长写一封信，要他就地扎营，不准再向前移动，你看如何？”

彭德怀说：

“要得，要得。诸葛亮抚琴一曲退魏兵，主席的信也会使敌人停止前进的。”

于是，毛泽东就给那个先头师师长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的大意是说：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国共两军一兵一卒的损耗，都是我国国防力量的损失。毛泽东在信的最后还警告他说，贵部必须就地止步，不准再向前移动。否则，我军以数万之师，南北夹击，贵军就有被歼灭的危险。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国民党军先头师师长看了他那封晓以民族大义的信后，不知是出于爱国心之发现，还是害怕中计被歼，真的乖乖地遵从了毛泽东的“命令”，终于不敢再前进一步。

毛泽东闻报，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用湖南口音唱起了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的一个唱段：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1936年5月2日，毛泽东、彭德怀下达了渡河命令，规定全军利用夜晚分批从山西省永和、大宁地区的清水关、铁罗关等渡口西渡黄河。

于是，东征军各部于当晚开始西渡黄河。

5月5日，东征军全部渡河完毕，进至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东征战役历时75天结束。

是役，东征军不但迫使围剿陕北根据地的晋绥军撤回山西，还歼灭了晋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枝，其中轻重机枪数十挺及大批弹药，山炮3门，扩红8000余人，筹款30余万银元及大批物资。

东征军在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产生了重大影响。连日本驻华北军参谋长石井也承认：“红军入晋，非同小可，红军不独武装齐全，而且士卒用命，纪律严肃，勇敢善战，晋军屡为所挫，实使人有特别注意之价值。”

5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起草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以他和朱德的名义正式发表。毛泽东在通电中写道：

自从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浦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10师以上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阻拦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于迅速执行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1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为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及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监督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前方举行政治局会议，于是，张闻天同在后方的政治局成员一起来到延长县交口大相寺。

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说：

“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地步！中间分子的态度也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做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么你就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方向。”

毛泽东就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说：

“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4中择1，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受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去，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容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毛泽东又提到了干部的培养问题，他说：

“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张闻天和彭德怀也在扩大会议上讲了话。

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决定红1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决定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就在此时，受毛泽东委派的王世英电告中共中央说，他已经和杨虎城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络，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第17路军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从此以后，杨虎城的第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鄜县一线的部队，与红军之间处于休战状态，再未发生实际上的冲突。不久，杨虎城在西安、鄜县建立了交通站，为红军转运了大批军用物资，双方率先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5月13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主持召开红1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东征，动员西征。

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他说，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他还批评了红1军团不愿调出新兵补充红15军团的本位主义。

聂荣臻代表红1军团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接着说明西征的3大任务是：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促进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博古、林育英出席了会议；吴亮平、李德列席会议。

会议讨论了红军大学的组成和教育方针等问题。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林彪、罗瑞卿、杨尚昆5人组成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毛泽东推荐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周子昆为校务部主任，袁国平为副主任。

罗瑞卿是在第4次反“围剿”结束后，受“左”倾路线的排挤，被免去红4军政委职务，调到红1军团部担任保卫局局长。

毛泽东知人善任，他选择林彪出任红军大学校长，是因为他最了解林彪。林彪也确实是最佳人选，因为林彪对部队对下级指挥员的教育独具特色。据杨成武回忆说：

“第3次反围剿结束后，我应召跑了七八十里去见林彪，他要搞‘围点打援’和‘网开一面’的教学课。我到了那里，也没课本，只有十几个战士。一个战士是‘白军’，几个红军各代表一支部队迂回包围，而后‘攻打白军’。‘白军’叫喊救命，另一个‘白军’开始出动增援，另几名红军埋伏出击，将‘援军’在旷野里一举歼灭。接着是‘网开一面’。3名红军包围‘白军’，留下一条路，路上几名红军埋伏于两侧。红军攻击得猛烈，‘白军’只好弃城逃跑，在路上一下子就被歼灭掉了。这时林彪说：‘今天演习完了，下去多想想这堂课内容。’这一课真胜读10年书。”

林彪的这一堂课，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演习。杨成武后来还曾经回忆说：

“还有件事印象深。我从‘红大’毕业后，中央军委任命我为红1师师长，林彪同我谈话，教我‘怎样当师长’。我有记录的习惯，从当兵到现在，开会或同上级谈话，全记录。这次林彪的谈话我做了详细的记录，共9条内容，厚厚一本。陈光、罗瑞卿、刘亚楼当时都知道，并且都拿去看过，认为对部队建设很有价值。后来我将这个记录发表了，题目是《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

5月18日，毛泽东、周**、彭德怀在大相寺联名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征战役计划》：

以红1方面军红1、红15军团和红81师、骑兵师等共17000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聂鹤亭任副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

全军共分为3路：以红1军团为左路军，由左权任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下辖红1、红2、红4师，另有1个骑兵团，1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约8000人。以红15军团为右路军，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下辖红73、红75、红78师，另有1个骑兵团，1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约6000人。中路军由聂鹤亭指挥，下辖红28、红29、红81师和军委直属骑兵团。

《西征战役计划》另以红29军主力、红30军和陕北地方部队、游击队，留在南线、东线，牵制蒋介石的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原在陕西的其它国民党军。以红28军出陕南，会同在陕南坚持斗争的红74师在鄂豫陕边开展斗争。

战役计划颁布后，毛泽东去看望电台工作人员，他说：

“做任何工作，都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你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嘛！红军缺少了电台，就好比缺了一块鲁班石一样。你们知道‘鲁班石’的故事吗？”

接着，他讲起了鲁班石的故事，他说：

“很久很久以前，有条河上要修一座石桥，招聘了不少能工巧匠，连夜开山取石。他们辛辛苦苦地干了好多天，桥身修好了，拱形桥洞也砌得差不多了，只是桥洞的脊梁处，还缺少一块既坚固又合适的石头嵌进去。这块石头很重要，没有它，桥就砌不成了。于是，匠人们便四处寻找，不知找过多少山，涉过多少河，才在一个打草鞋的老公公家里发现了那块垫着捶草的石头。搬去一试，大小正好合适。一打听才知道，这块石头是鲁班留下来的。原来，鲁班从此路过时，他量了桥身，又看了看准备的石料，就知道缺少这样大小的一块石头。于是，他就悄悄地按照规格尺码凿好了这块石头，然后扬长而去。从此，人们就给这块石头起了个名字，叫做‘鲁班石’。”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革命根据地，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桥连接起来。大家想一想，你们不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

毛泽东知道有一些工作人员不安心工作，不愿待在后方，想到前线去，他就说：

“我们干革命的，就要听党的话。党需要我们在哪里工作，就要到哪里去。革命的事业总要有个分工嘛，不能随个人挑挑拣拣。如果有人对革命工作还有贵贱之分的想法，这是不对的。”

5月19日，西方野战军兵分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后来，左路军红1军团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集结；右路军红15军团经永坪、蟠龙之间到达新城堡集结。

毛泽东也要离开延川县大相寺了，他交代警卫员贺清华等人说：

“我们走的时候，要认真检查群众纪律，把老乡的窑洞、院子打扫干净，把东西放整齐，把水缸挑满水。”

5月20日，大相寺的老乡们有的站在窑畔上，有的站在山坡、沟旁、路边，等候欢送毛泽东。毛泽东一走出院门，老乡们就自觉地形成了长长的欢送队伍。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向老乡们挥手告别。

毛泽东一行告别了大相寺的老乡们，沿着沟川和蜿蜒崎岖的山路向瓦窑堡进发。这是一支小小的队伍，和毛泽东同行的只有贺清华几个警卫员及挑夫班和马夫。挑夫班挑着毛泽东的铁皮文件箱和简单的行李；马夫牵着毛泽东的小黄马；警卫员们就在毛泽东身前身后警卫着。

毛泽东的小黄马是在长征路上一次战斗中的战利品，它体形很好，身长适中，高矮相宜，身上除了脊背上的长毛是黑色以外，通身上下都黄得闪光。小黄马走起路来稳似行船，爬山涉水不费劲，枪炮轰鸣不受惊，的确是一匹好战马。毛泽东每到一处宿营，都要嘱咐工作人员好好照料它。

陕北的5月天，一早一晚还是寒气袭人，当午的太阳却是火辣辣的。毛泽东行军时，一般都是和大家一起步行。贺清华跟在毛泽东身边，他看见毛泽东脸上已经冒出了汗珠，就把身上背着的伞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抬头看看太阳，说：

“我不用，你打上吧。”

贺清华说：

“主席，你刚到陕北不久，我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早就习惯了，还是你打上吧。”

毛泽东仍然没有接伞，他微笑着摇摇头，迈开大步向前赶路了。这一天，毛泽东一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下。毛泽东简单地吃过饭，就在小油灯下办公。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一行人就开始赶路了。这一天天气凉爽，毛泽东一路上给贺清华等人讲了不少有趣的事情。眼看快到永坪了，他对贺清华说：

“一会儿路过永坪的时候，你可以回家去看看。”

贺清华说：

“永坪离我家还有十好几里呢。”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那等咱们到了瓦窑堡之后，给你几天假吧。你不是到过瓦窑堡吗？”

贺清华说：

“到过，在城里二道街给一个杂货铺老板当过小伙计。”

毛泽东初到瓦窑堡时就住在二道街，那里他熟悉，就问道：

“你对瓦窑堡很熟悉嘛！给那个老板干活好不好哇？”

贺清华就把他在杂货铺挨打挨骂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以及家乡“闹红”，自己如何参加红军的情况，说了一遍。

说话间，众人已经过了永坪，到了源流湾。这里是川道，比较开阔。突然，从远处传来了飞机的嗡嗡声，警卫员们不约而同地喊道：

“敌机！”

毛泽东抬头看看飞机来的方向，说：

“找个地方歇一歇，不要让它发现。”

贺清华跑进路旁的一孔废窑洞，看看没有坍塌的危险，就请毛泽东到里面隐蔽，留几个人在外边担任警戒。毛泽东坐在地上喝了几口水，飞机的轰鸣声逐渐小了，就走出窑洞，说：

“敌机飞走了，我们也歇好了，继续上路吧。”

走过新寨河，翻过黑山子梁，就是瓦窑堡。毛泽东一行走进枣树梁的时候，远远就看见骑兵列队在那里迎候。毛泽东检阅了骑兵后，就向山下走去。

先期从大相寺回到瓦窑堡的周**，与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等人一起，在山下迎候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

路两边站满了欢迎的群众和部队，学生们敲着洋鼓，吹着洋号，欢迎口号也此起彼伏。毛泽东微笑着向欢迎的群众、部队指战员招手示意。他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了南门。

毛泽东回到瓦窑堡，住在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的一个巷子里，一排5孔窑洞。中间的一孔是他的卧室，挨着左边的一孔有门相通，是他的办公室，室内地下有一个不到2平米的小防空洞。

欲知毛泽东在他的新家有何作为，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可谓是一篇难得的政治文告之佳作。其用词虽不华丽，行文也并不算特别优美，但就其内容及思想来说，却是在当时国共两方面任何一个大手笔都难以写出像这样义正词严而又精到的通电。毛泽东以这篇通电向全国昭示：红军东征，师出有名，名在抗日救国：我要抗日，你要卖国，我不得不打你！红军回师有因，因在我们要去直接同日军开战，你却以重兵拦路。红军为了顾全救亡大局，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为了不损伤“违反自己良心”来进攻红军的“爱国军人们”，不得不以大义为先，主动回师，以示诚意。接下来，毛泽东在通电中的“进言”里，不再称蒋介石、阎锡山为卖国贼，而改称为“蒋介石氏”、“阎锡山氏”；不再称国民党军为反动军队，而改称其有不少是“爱国军人”；不再称蒋介石集团为反动派，而改称其为“南京政府当局诸公”。且不说他以“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相警告，但就这种政策上的重大变化，就已经是高妙之极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09

第109章

“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管这个党，那个派，这个旅，那个军，这个部，那个会，都应该搞抗日统一战线。中国不亡，中华民族不亡，才有希望。”话说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因为红1方面军西征地区是回民聚居的地方，就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瓦窑堡中山街南侧下河滩巷子里的窑洞内一张古式旧方桌旁挥毫疾书。此时，被东征军俘虏的晋军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在警卫员的带领下，来到了窑洞前。毛泽东把郭登瀛让进窑洞里坐下，询问了晋军的素质、军事装备以及官兵的思想状况，又谈到了阎锡山晋系派与蒋介石的矛盾，然后诚恳地对郭登瀛说：“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管这个党，那个派，这个旅，那个军，这个部，那个会，都应该搞抗日统一战线。中国不亡，中华民族不亡，才有希望。”郭登瀛听着毛泽东的一番大道理，连连点头，表示赞同。毛泽东指着即将写完的信说：“郭团长，我要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郭登瀛说：“有什么事需要干，我愿意效劳。”毛泽东说：“我们准备放你回去。我想请郭团长把我给阎锡山先生的这封信送到太原去，你看怎样？”“可以，可以！”郭登瀛满口答应。毛泽东又嘱咐说：“另外，还有一些意见在信上没有写得那么具体，请你代为转达。敝党敝军进入山西，只为抗日，别无它求。但抗日得有块地盘，否则，打完了仗，没个睡觉的地方怎么行呢？因此希望能在绥远让给我们十几个县，作为红军的抗日根据地。如果不行，那么在雁北让给红军一条路，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我们是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共产党共同抗日。我们之间化干戈为玉帛，联合起来共同打日本。”郭登瀛在陕北这一段时间，亲眼见到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与士兵一样穿补丁衣服，吃一样的饭菜，毫无个人私利，已经特别赞赏他们的人格。现在又听了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很受感动。他说：“我已经把您的话一字一句都记下了，回去一定劝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再也不打内战了。”郭登瀛回到太原后，立即求见阎锡山，当面报告了他被俘后的情况，面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阎锡山打开信一看，只见毛泽东写的是：百川先生：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5月5日）通电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带回，即祈审览。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顷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在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之公敌。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专此。即颂勋祺。不一！毛泽东阎锡山看完信，不禁佩服毛泽东的眼力，蒋介石压迫日甚，确实是他的一块心病。最令他头痛的是国民党中央军不但赖在山西不走，而且，陈诚还拉拢收买他的高级将领李生达，又在晋南策动河东道独立。阎锡山后悔当初不该一再邀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晋，现在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他对身边的亲信说：“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毛泽东为了从阎锡山的内部逼阎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又分别致信晋绥军中对阎锡山有影响的高级将领、第66师师长杨效欧和第19军军长兼第72师师长李生达。毛泽东在信中说：“日事相斫，停战议和，共赴困难，实为今日之天经地义。”“盼商之百川先生派遣代表，共商大计，以利于国家民族。”毛泽东还给阎锡山的老搭档、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写信说：“红军者，抗日讨逆之先锋，非欲与晋军为敌人。”毛泽东在信中向赵戴文解释了共产党抗日的主张，希望赵戴文在抗日降日之间“熟图而择之”。5月27日，徐海东率领红15军团各部，从新城堡地区分两路西进。5月28日，红1军团从吴起镇出发西进。马鸿逵、马鸿宾发觉红军有“进攻宁夏”的迹象，立即调其第35师一部由庆阳经曲子、环县、洪德城回援，其防地交由东北军派部接替。毛泽东立即致电东北军说，不要妨碍红军去占领曲子、环县、洪德城。他又致电彭德怀，要红1军团立即进至无城镇，派一部向庆阳方向游击，阻止东北军由庆阳北进，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毛泽东在电文中又嘱咐说，在执行此项任务时：“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后来，西方野战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6月间相继取得了曲子、阜城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陕甘宁边境的广大地区，完成了西征作战第一阶段的任务。5月29日早饭后，中央军委通讯员来找张爱萍，说：“毛主席请你去一趟。”张爱萍听说毛泽东叫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脚步不由自主地沉重起来。原来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张爱萍奉命到军委骑兵团工作。为配合红军主力东渡黄河，骑兵团在盐池、定边、靖边、榆林一线，接连打了些胜仗。可他们在奉调回瓦窑堡休整的途中，在青阳岔听说县政府被国民党井岳秀部队抢去了一些衣物，还抓走了人。群众纷纷要求骑兵团为他们报仇。“追！”张爱萍当即下了命令。部队追出很远的路程才追上了敌人，消灭了一部分，抓了40多个俘虏，还夺回了东西。不料在他们返回的路上，却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张爱萍也负了伤。且说张爱萍边走边想，同志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打胜仗去见毛主席！”如今自己打了败仗，有何颜面去见主席呢？见了主席该说什么好呢？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正在看书，抬眼看了看他，把翻开的书本扣在桌子上，平静地问道：“怎么听说你在谈‘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这声音不大，却使张爱萍的心率顿时加快了，心想：糟了！这句气头上的话，主席怎么知道了！那还是在两天前，张爱萍在招待所门口碰上了曾经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那人皮笑肉不笑地问他：“过去是百战百胜，这回怎么掉进落马湖了？”张爱萍本来心情就不好，怎能容他如此讥笑，当即顶了一句：“有什么了不起，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张爱萍见毛泽东一见面便提起此话，只好如实地承认说：“那是说的一句气话。”“气话！”毛泽东抽着烟，沉吟片刻，又说：“我看，你还没接受教训，没承认错误吧？”“组织上给我处分都接受了，怎么还会不承认错误呢？”毛泽东看张爱萍有些委屈，便说：“坐下谈。”待张爱萍坐定，他的口气温和多了，说：“你呀，过去的仗都打得不错嘛，这次怎么在打胜仗的同时又打了败仗呢？你应该很好的总结一下，找到吃败仗的原因。是的，是没有百战百胜的军事家，‘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这句话也是不错的。但作为我们带兵的人，不能用这句话为自己开脱。你说不是吗？”张爱萍点了点头。毛泽东开始问起部队的情况，又问张爱萍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张爱萍说：“我想到红军大学去学习一段时间。”“很好嘛！”毛泽东说：“要达到智勇兼备，重要的途径是学习。红大正准备开学，去学几个月吧！”说罢，他提起毛笔，给罗瑞卿写了一封信，递给张爱萍：“拿着它，我是你入学的介绍人。”3天后，张爱萍就进入了红军大学学习。1936年6月1日，毛泽东倡导的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正式创办，简称“红大”。毛泽东亲自兼任学校政委，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毛泽东、周**、朱德、任弼时等人参加了开学典礼。红军大学一科的36名学员，全像刘亚楼、耿飈一样，属于师团级以上的干部。由罗荣桓担任政委。学员们年龄最大的是30岁，最小的刚满20岁，平均年龄27岁。红2师师长刘亚楼是26岁。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他把红大称之为共产党的黄埔军校。他又说：“你们现在是上山学道，学成之后下山济事。学道练道，重在个人修行。在这里，我们大家都是学生，我们大家又都是先生。”毛泽东还说：“形势发展很快，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大家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读书，研究些问题，学习时间不超过半年，真正做到学有所成，炼出正果。”话分两头，再说贺龙、任弼时等人率领红2、红6军团突围。6月3日，北上的红6军团先头部队，在甲洼与红4方面军的红32军会合。前边已经说过，张国焘率领的南下红军，在2月15日至16日遭到了国民党军薛岳部6个师的猛烈进攻，天全、芦山、宝兴、灵关相继被占。至此，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彻底失败了。中共中央及时给他们提出了3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北上陕甘，二是就地发展，三是南下转战。中央认为，第一方案为上策。红4方面军经过讨论，中央提出的第一方案获得通过。他们在北上到达甘孜、新龙等地时，已经由南下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4万人了，不得不将部队整编为5个军28个团；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在红2、红6军团于4月28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后，朱德向贺龙、任弼时等人致电祝贺，他在电文中说：“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2、6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敬礼。”徐向前也总结了以前的教训，他对其他领导人说：“我们几个方面军就像兄弟一样，是一家人，上次我们同老大没有搞好，吵了架，这次要注意。现在老二就要上来了，我们要学他们的长处，取长补短。”于是，红4方面军又像上次迎接中央红军一样，派出了红32军一部保证红2、红6军团的侧翼安全，准备迎接红2、红6军团。6月初的一天早上，贺子珍请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和她的女儿刘力贞吃饭。毛泽东一见到同桂荣就关切地问道：“刘嫂子，病好些了吧？”“好多了。”同桂荣说罢，又不好意思地说：“主席，您的年龄比志丹和我都大，我不敢当这称呼，你再不要叫……”毛泽东却微笑着说：“革命同志如同弟兄，大家都叫你刘嫂子，我怎能不叫呢？”说罢，招呼同桂荣坐下，他又打着手势说：“没有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我们还没个落脚地哩！”同桂荣说：“如果主席不来的话，陕北革命也早被‘肃反’完了。”说话间，贺子珍端来了饭菜，对同桂荣说：“大姐，没什么好吃的，随便吃一点吧。”毛泽东亲切地给同桂荣母女夹菜，劝她们多吃一点。此时的毛泽东，还牵挂着红军大学的事，红大开学几天后，他给学员们讲的第一课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由于这个题目太大，他只能边写教材边讲课。有天晚上，红大几个学员散步经过毛泽东的窑洞门口，看他点着小马灯，正写着什么，大家便走了进去。毛泽东正写着讲课提纲，见学员们来了，就放下笔，询问他们在学校的生活情况，学习情况，还征求了对他讲课的意见。学员们都说他讲得好。“你呢？”毛泽东问张爱萍：“我倒想听听你的感受。”张爱萍说：“我觉得你有许多话是针对我讲的。”“喲嗬，是吗？”毛泽东笑了。张爱萍说：“你批评指挥员鲁莽时，我头都不敢抬。”“还这么严重呀！”毛泽东又笑了：“那也很可能是针对你讲的。不过，我有些话也不一定就指哪个人。红军中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打仗很勇敢，心也不错。总怕放走一个敌人，怕敌人打烂群众的坛坛罐罐，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就顾不得其它了，就鲁莽蛮干了。你们说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学员们齐声回答。毛泽东最后说：“听说你们读书都很用功，联系实际的精神也很好。不过也要注意休息和娱乐。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每天吃饭后可以出去跑跑嘛，不要老蹲在窑洞里。我已经给林彪、罗瑞卿同志讲了，要他们每天到窑洞里去赶你们。”他说着伸开两臂，做了个“赶”的姿势。学员们都笑了起来。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他的第二中央。6月7日，毛泽东决定红28军参加西征作战。6月8日，毛泽东就“两广事变”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原来在不久前，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他们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帜，将粤、桂军改称为“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毛泽东在谈话中说：“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6月10日，毛泽东为了向甘、宁广大回汉人民宣传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报告中提出了“停止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抗日”、“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创立抗日联合战线”等20条救国救民的主张。在瓦窑堡市的街头上，到处都贴有“团结一致，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全城一派抗日气氛。6月14日，西方野战军领导人提出西征作战第二阶段的基本任务是：“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的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据此，西方野战军各部先后攻占定边、盐池、豫旺堡及豫旺城，歼灭国民党军和民团千人以上。正当西方野战军胜利进军的时候，瓦窑堡出现了严重危机。也就是在6月14日这一天，东北军分3路向瓦窑堡进攻。毛泽东决定“出瓦窑堡准备作战”。6月15日，毛泽东、周**电告彭德怀说：“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定搬出瓦市，准备作战。”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其中写道：“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行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碍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幷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6月20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规定对东北军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对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纲领，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工作。”指示要求，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要采取争取上层和下层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下层统一战线工作，是使下层广大官兵团结在抗日政治目标下，给上层以推动。6月21日，东北军高双成部乘虚向瓦窑堡市袭来。这一天中午，毛泽东正在休息，忽然从瓦窑堡西北的安定县川里传来枪声。贺清华一时摸不清情况，急忙跑进窑洞，报告说：“毛主席，可能有敌情，安定县川里在打枪。”毛泽东说：“请参谋长来。”贺清华跑到隔壁去找张云逸，没有找到，留守人员说：“张参谋长一听到枪声，就亲自带领通讯连、保卫队、红军大学的学员以及保卫局凡是能参加战斗的同志，赶往西门外同敌人作战去了。”不一会儿，张云逸回来了，报告毛泽东说：“敌人是石湾的1个营和一部分地主武装。我们的红军西征走了，在瓦窑堡的只有一个通讯连和保卫队以及红大的学员，人少，枪少，子弹也不多，每人只有两三粒土造的子弹和手榴弹。主席，敌我力量悬殊，最好现在就转移。”正在此时，周**也赶来了。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很镇静地说：“不要急，等后方机关全部转移了，我们再走也不迟。”此时，西门外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更加激烈，听起来已经很近了。几个警卫员早已把毛泽东的文件、用具收拾好，还牵来了小黄马，单等毛泽东出发。贺清华见毛泽东和周**、张云逸一点不急的样子，就走进窑洞说：“主席，该走了吧！”毛泽东慢慢侧过身子，不慌不忙地说：“没有关系。敌人从西门进来，我们从南门出去嘛。”贺清华只好回到院子里，心里直发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摸摸小黄马，看看毛泽东的行装，又爬上毛泽东住的窑洞顶上，向枪声最激烈的米粮山望去，只见那里不断冒起股股尘烟，看样子敌人快要冲进城里来了。他急忙下了窑顶，把情况报告给毛泽东，请他快动身。毛泽东平静地问：“机关都走了没有？”“早走了！”周**、张云逸也说：“主席，动身吧！”毛泽东又扫视了一遍窑洞，看看没有落下什么东西，说：“好，咱们现在走吧。”大家离开下河滩，穿过二道街，子弹“啾啾”尖叫着，从头顶上空掠过。贺清华和其他警卫员们环卫着毛泽东，手心里捏着一把汗。当他们刚走到南门时，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来犯之敌已经进了西门。毛泽东刚走出南门，发现有一个战士从半山腰上顺着城墙根背下来一名伤员，他立刻迎上前去。贺清华认出那位伤员是保卫队的李科长，只见他伤势非常严重，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已经昏迷过去了。毛泽东不顾头顶上空飞掠的子弹，在伤员身旁停下来，招手让担架队把他的担架抬过来，把李科长放在担架上，察看他的伤口。李科长身上不断地滴着鲜血，把铺在担架上毛泽东的被褥都染红了。李科长慢慢睁开眼睛，一见是毛泽东站在他面前，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还留在后边，因为说不出话，急得他吃力地摆着手，意思是请毛泽东赶快离开火线。毛泽东安慰了他几句，转身交代说，路上小心一点，好好照顾伤员。毛泽东看着担架在前边走了，这才移动了脚步。毛泽东在向保安撤退途中，抵达阎家砭。秘书告诉他说：“保卫队李科长牺牲了。”毛泽东一听非常难过，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沉痛地说：“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个牌子，通知他本单位开个追悼会。他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老干部。对于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应该好好地纪念他们。”再说6月24日，贺龙、任弼时等人率领红2、红6军团抵达甘孜，与红4方面军会师。红4方面军举行了欢迎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讲话说：“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困难，到陕北和毛泽东同志、周**同志率领的1方面军会合。”不久，任弼时从红4方面军那里要到了电报密码本，直接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沟通了联系。6月25日，李先念率红30军89师和骑兵师组成北上先遣军，经两倾寺出阿坝，为全军过草地做物质准备。6月27日，红4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决定分为左、中、右3路纵队北上。6月2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绝密电报中说：“以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由1或15军团担负。”1936年7月1日，毛泽东在去保安途中，以他和林育英、张闻天、周**、王稼祥、博古、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68位在陕甘的党政军负责人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及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指战员，庆祝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电文中说：   “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1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你们尚保存伟大的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7月1日，贺龙、任弼时会见红4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任弼时与张国焘进行了个别谈话。张国焘要任弼时散发污蔑中共中央和红1方面军的材料，任弼时毫不含糊地拒绝了。张国焘企图以多数压少数，采取欺骗拉拢、挑拨离间、封官许愿，控制红2、红6军团。张国焘提出两个方面军首先要一致。任弼时说：“惟有在党中央12月会议决定的基础上，才能一致。”张国焘提出要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企图用红军总政委的名义迫使红2、红6军团同他同流合污。任弼时质问张国焘说：“谁做报告？发生争论谁做结论？不能以多数压迫少数。”任弼时又告诉张国焘说：“我们2、6军团的同志，很多是从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很熟悉的，有感情的。即使不是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也有最高信仰。你如果要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那么，他们就要翻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贺龙烧毁了张国焘派人送到红2军团中的反党小册子《国焘讲座》，制止了张国焘派到红2军团“工作团”的反党活动。贺龙对红2军团的干部们说：“同志们，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他在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真中央是毛主席同志在领导，已经到了陕北。为了抗日，我们必须马上北上，与真中央和红1方面军会合。我们大家都要听毛主席的，跟着毛主席的脚步走。谁要不听毛主席的，反对毛主席，他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朱德和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人共同努力，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7月2日，徐向前率领由红9军、红4军第12师、红31军第93师、独立师及方面军总部组成的中路纵队，从炉霍地区出发，向毛儿盖前进。7月3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率领红4军第10师、11师，红30军第88师和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率领的红2、红6军团组成左路纵队，从甘孜出发，经东谷、两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由董振堂军长率领红5军、红31军第91师组成右路纵队。7月5日，毛泽东等人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电令：由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2方面军。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按照军委电令，组成了红2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红2军团：军团长贺龙（兼），政委关向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红6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红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7月6日，任弼时致电中央和军委，报告了红2、红6军团长征的情况：费时7个多月，行程1万余里，伤亡约5300人，出发时17000人，现有14000人，红2军团9000人，红6军团5300人，武器比在从湖南桑植出发时稍有增加。7月10日，由董振堂率领的右路纵队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发，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欲知红军3大主力能否会合在一起，请看下一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