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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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前63章导读表在11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093

第93章

“由于敌人的强大，我们不可能有固定的作战路线，大方向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中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可以变更的嘛。下一步，我们要开动两条腿走。走，也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打嘛。”话说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大发脾气，他在发给薛岳的电报中说：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今后在前线作战，不论是追是堵，是攻是防，如不与阵地城池共存，未奉命而逃避者，一律治以失守纵敌之罪。”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带上宋美龄及陈诚、晏道刚一众人等，由武汉飞往重庆，住在范庄川军师长范绍增的公馆里，亲自策划对中央红军新的围攻。蒋介石发布命令：以川军的3个旅由桐梓扑向遵义；由上官云相的两个师从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对遵义的进攻；由周浑元、孙渡部分别至仁怀、鲁班场、大定、黔西地区堵截；由王家烈部主力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由已遭重创的吴奇伟部和部分黔军在乌江以南从贵阳、息烽一线配合行动；由湘军的3个师沿乌江东岸构筑碉堡，阻止中央红军东进。蒋介石的目的是：以堡垒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实行南北夹击，压迫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一带狭小地区，围而歼之。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县鸭溪镇汪家屋召开军事会议。为了加强领导和统一军事指挥，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员，由毛泽东任政委。3月4日18时，中革军委以朱德、周**、王稼祥的名义发布命令，命令中说：“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被彻底罢黜军事领导职务以来，再一次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扩大遵义战役的战果，他和中革军委商量决定：将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在鸭溪、白腊坎、长干山一带进击周浑元部，以决战的胜利，争取在遵义地区站住脚跟，赤化贵州，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3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粉碎敌人的围攻赤化贵州告全党同志书》，说明了要在云、贵、川3省实施战略机动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就在3月5日这天，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作战命令：中央红军大部主动撤离遵义，集中主力西进，寻歼国民党军第2纵队周浑元部。中央红军主力刚刚开拔到鸭溪、青坑地区一带，遵义城已经被川军袭占。没有后方的中央红军只有向前击破周浑元的主力，才能打开整个局面。可是周浑元部在长干一带不但畏缩不前，反而向西撤退了。这就使部队中一部分领导人产生了急躁情绪。3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中革军委扩大会议，研究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已经回到了中央红军的领导岗位上，可是在党内军内存在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依然严重地影响了他在军事方面的决策。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在消除以往李德等人专横作风的同时，又形成了凡属重大的作战行动、每一次都要召开20多人的中央会议进行讨论方能决定的这一局面，不适当地发扬了民主，而缺乏应有的集中，这显然是与形势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不相适应的。在10日的中革军委扩大会议上，所有的军委委员和军团负责人，都一致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理由是红军士气高昂，打鼓新场地区敌人较薄弱。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他说：“打鼓新场情况不明，可能集结有敌人重兵，如果发动这场战役，肯定对我们不利，甚至有断送红军前途的危险。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这个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见大多数人依然赞成进攻打鼓新场，争执的双方各不相让，就决定实行民主表决。这一表决不打紧，不但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甚至连他那个刚刚被任命的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也给表决掉了。会议最终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毛泽东还是坚持个人意见，他并未因为会议的决议而放弃自己的努力。这天晚上，他来到周**的住处，要周**再好好考虑考虑，并建议周**推迟发布作战命令的时间。果然，侦察部队不久就送来了有关打鼓新场地区国民党军的情报，如果按照原来的决议，坚持进攻打鼓新场，将对中央红军十分不利。3月11日，周**重新召开负责人会议，研究作战计划。毛泽东终于说服了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鉴于军情多变，部队需要集中指挥，方能随机应变，抓住战机，他提议成立“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3月12日，中共中央在贵州苟坎附近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3人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成员有周**、毛泽东、王稼祥。会议还恢复了毛泽东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自此，毛泽东在“三人小组”内成为核心人物，王稼祥是他的有力支持者，周**则成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和执行者。如此一反复，他在全党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三人小组”成立后，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组织的又一轮围攻，决定仍然以黔北为中央红军的主要活动域区，控制赤水河上游，以消灭薛岳所部和王家烈残军为主要目标。3月14日，中央红军在长干山区域多次设伏诱周浑元部，均未如愿。3月15日拂晓，“三人小组”同朱德的前敌司令部移至坛场附近指挥作战。中央红军主力向仁怀县东南20多公里的鲁班场守敌周浑元纵队逼近。此战目的是要扫除西部最大的一个障碍，实现党中央“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根据判断，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周浑元的第5师和第96师是不成问题的。前敌司令部提出的口号是：“把蒋介石的主力周浑元纵队消灭，取得比遵义战斗更伟大的胜利”、“赤化贵州”。中央红军的战斗部署是：以红1军团及红3军团第11、第12团和干部团为右翼，取道坛场，从北向南突击周浑元部第5师之左面；以红5军团及红3军团第10、第13团为左翼，向鲁班场东南、南、西南周浑元第96师攻击。清晨，红1军团率先发起攻击。10时许，中央红军各部陆续按既定目标发起攻击。下午3时，中央红军发起总攻。此时，周浑元部第13师6个团由三元洞急速回援，他的3个师集结在了一起，红军总攻击未能奏效。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对鲁班场的进攻，于晚上10时后撤出战斗。是日晚，毛泽东决定转兵西进，向茅台地区机动，从贵州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以调动敌人，寻求新的战机。此时中央红军在遵义以西的活动，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他认为：红军之所以徘徊于此种绝地，乃系大政方针未定的表现。于是，他立即命令各路“追剿军”，要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蒋介石还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3月16日晨，朱德根据三人小组的决定，以他和毛泽东的名义，颁布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由陈赓和宋任穷担任全军的渡河司令和政委。在陈赓和宋任穷的指挥下，王耀南的工兵连迅速修好了国民党军炸毁的浮桥，还架好了新的浮桥。3月16日晚，中央红军在盛产名酒的贵州茅台镇开始渡河。毛泽东的警卫员黄泽九因肚子痛行走困难，他对班长胡昌保说，想走在队伍后面，胡昌保同意了。毛泽东来到河边等候渡船，照例清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少了黄泽九。当他得知黄泽九肚子痛时，立即吩咐把担架留在河边让黄泽九坐。胡昌保想到毛泽东身体虚弱，工作又繁重，就说：“担架还是留着你坐吧，把马留给他就行了。”毛泽东摇摇头，说：“肚子痛怎么能骑马呢？让他坐担架好好休息休息吧！”就这样，毛泽东徒步上了船，随着军委纵队过了赤水河，他在浮桥桥头对刘伯承说：“工兵连还真有办法。”刘伯承说：“这一次工兵连干得好，三渡赤水要是论功，应该给工兵连记第一功。”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沿着河边的山峦向西走了约摸七八公里，在陈福屯的密林中隐蔽休息。3月17日天明，毛泽东住进了半山腰一家农民的茅草棚，他对陈昌奉说：“快点弄些吃的来，我心里饿得慌。”陈昌奉说：“主席，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知道你要吃东西哩。”他说着，拿出那只上面缀着星星点点小黄花的蓝色搪瓷饭盒，倒出一点冷饭，又从另一层里拣出几个油炸朝天椒。毛泽东拿起竹筷，夹起辣椒就往嘴里送。陈昌奉说：“主席别急，还有好吃的东西呢。”只见他从铁皮箱里取出一个酒瓶，接着说：“昨天我在茅台镇上替主席买了一瓶茅台酒，你走累了，喝一点，舒筋活血。”毛泽东高兴地接过酒瓶，仔细地端详着，这是一个棕色的土陶瓶子，像一节粗而短的筒子，瓶口用一块猪尿泡皮子紧紧包裹着，酒瓶的商标上印着“赖茅”2字，还有一个飞鹰图案。他说：“这个酒好喝，我以前在长沙见过这个东西，只有富贵人家才买得起。”说罢呷了一口，又朝嘴里送进一只小辣椒，“咝咝”地吁一阵气。“困得很，我睡一会儿，半个钟头叫我。”毛泽东在门板上约摸睡了20来分钟，周**就到了，他闻声坐起，说道：“**来了。”周**看看毛泽东身边的酒瓶子，笑笑说：“你喝酒啦，这屋子里还有一股酒味。”毛泽东用手梳理了一下蓬松的长发，说：“到了酒乡，岂有不饮之理，李白到此不须归嘛。”周**微笑着说：“昨天李德喝得酩酊大醉，让人扶上马后还东倒西歪的，惹得大家好笑。”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吮吮嘴唇说：“李德不但是个烟鬼，而且是个酒鬼。西洋人一般不喝烈性酒，60度的茅台，当然要把他放倒啰，何况他又贪杯。论喝酒我没有他的量大，只有甘拜下风。”周**掏出两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信笺，递给毛泽东，说：“根据咱们的部署，野战军于昨日晚间到今天12时前，全部渡过了赤水河，我同总司令已经拟好明日部队的行动部署，你看看怎么样？”毛泽东接过来，看着周**用毛笔写的红1、红3、红5、红9军团及干部团过河后的位置和任务，说：“没有意见。**你看看这个，是1局刚送来的。”毛泽东说着，从枕边取出几页纸，递给周**。周**一看，原来是蒋介石看到红军三渡赤水河，接连以巧亥、皓戌、哿戌等电令，重新部署了国民党军队，决心在赤水河以西的古蔺、叙永地区聚歼红军。蒋介石在电令上说：“川军刘、达、袁、魏、周各部，在天堂、叙永、站底、赤水河镇防堵于西，周、吴两部队担任追剿。孙渡部亦向赤水河镇堵剿；郭部由茅台河追击。以如许大兵，包围该敌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周**连声说：“好，好！把敌人全调动啦。”毛泽东说：“看来咱们三渡赤水，渡得好，下步棋是如何甩开敌人大步走的问题了。”周**说：“抓住时机，部队得赶快东渡赤水，把敌人甩在赤水西岸。”毛泽东问：“过河后，部队又怎么办？你考虑过没有？”周**说：“在黔中一带活动，看能否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摇摇头说：“我们不能老在云、贵、川一带和敌人兜圈子，捉迷藏。况且，离敌人的追兵太近，不易生存，不如走远一点好。滇军孙渡的部队，在我们前次西渡赤水的时候，不是已经被蒋介石调到贵州的毕节一带了吗？咱们再次东渡赤水河以后，来一个行动，把孙渡再往贵州腹地调一调，让他离老家再远一点。咱们朝云南钻，从长江上游金沙江渡江北上，实现战略方针。”周**说：“那要兜一个大圈子。”毛泽东接着说：“不要紧，由于敌人的强大，我们不可能有固定的作战路线，大方向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中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可以变更的嘛。下一步，我们要开动两条腿走。走，也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打嘛。”周**点点头，他已经理解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毛泽东站起身来，掐灭手中的烟头，朝地上一掷，说：“调出滇军就是胜利！”毛泽东决定：中央红军在川南古蔺县境内隐蔽集结主力，以红5军团在太平村一带阻击国民党军，派红1军团的1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模样，向古蔺县城方向前进，佯做北渡长江之势，以迷惑和调动国民党军。因为蒋介石最害怕的就是中央红军北上与红4方面军会合，毛泽东也正是恰如其分地利用了蒋介石的这种心理。国民党军的飞机在天上呜呜叫，忙着给蒋介石报信说：“共军要北渡长江。”蒋介石果然信以为真，他判断红军主力集结于古蔺东南地区，一定是要渡江北上，就高兴地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他急忙召集部下，调整军事部署，命令川军、中央军、滇军、黔军，向川南调动，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古蔺地区。第二天，毛泽东对张闻天说：“部队马上就要掉头东渡赤水，准备来个大的迂回，插到云南去，再寻机渡过金沙江北上，建立川西根据地，向张国焘、徐向前靠拢了。不知**同你谈过没有？”张闻天说：“**把你的想法讲了，我没有意见。川黔边山高岭大，交通不便，地瘠民贫，老在这些地方徘徊，也不是个办法，来个大的迂回，也决非下策。只是三渡赤水后又来个大迂回，要走不少路，恐怕部队情绪会更大，有些指挥员已经有牢骚了。”毛泽东说：“一路上我也听到些意见，老这么转圈是苦啊，可是敌人大军包围有什么办法，我们只有打通指战员的思想，说服他们不要怕多走路。”张闻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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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怕不容易说服，林彪就有些意见，说部队老在川黔边来回转圈，尽走弓背路，不走弓弦路，弄得全军疲劳不堪，埋怨指挥失当。”

毛泽东说：

“林彪年轻，不懂事。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嘛！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死打硬拼只能鱼死网破，第5次反‘围剿’不是有教训吗？我们只有靠走路，打运动战，高度机动，在机动中寻求战机，在机动中甩开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多跑一点路，有什么稀奇，走是为了更好地打。世界上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在一段时间里多走路，走弯路，走弓背路，是难于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林彪的这种牢骚，有一定的代表性，适当的时机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这种牢骚不满，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会产生右倾悲观情绪，动摇军心。”

毛泽东鉴于各路国民党军纷纷赶往川南，围歼中央红军的部署还未完成，当即决定：

“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3月20日，中革军委以朱德和毛泽东的名义，秘密发布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布置》。

毛泽东见工兵连长王耀南来到总司令部，就对刘伯承说：

“总参谋长，把那个事给他讲一讲。”

刘伯承即问王耀南说：

“你知道太平渡、二郎滩架的桥还在不？”

王耀南回答说：

“据了解，还在。”

刘伯承说：

“那好。你赶快派几个得力的人，每人带两条短枪，多带手榴弹，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一下。如果桥还在，留几个人把桥看起来。并把情况向我报告。”

王耀南立即派1班长李景富带六七个有经验的老战士，骑马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侦察。

王耀南回来向刘伯承汇报说：

“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到那里，地主武装也不敢动，老百姓主动把桥看起来了。桥都是好好的。”

“好，好，好！”刘伯承非常高兴，他又嘱咐王耀南说：“带上几十个人插小路赶到两个渡口，对几座浮桥全面检修一下。”

王耀南把工兵连一分为二，一部分战士留在茅台渡口维护浮桥，他亲自带着另一部分战士向太平渡、二郎滩赶去。

3月21日夜至22日晨，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主力在二郎滩、太平渡、淋滩、老鸹沱等地东渡赤水河，再次进入黔北。

此时正是蒋介石调遣各路大军纷纷向古蔺前进之时。薛岳在这一天的军情通报中称：共军“大部尚在镇龙山、铁石。”龙云继续命令各部“聚歼该匪于叙永、古蔺以南，赤水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防匪盘旋西窜”。

就这样，中央红军十分巧妙地从国民党军重兵之间，分路与其相向而行，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严密部署、尚未完成的包围圈，一下子将他的几十万大军甩在了古蔺周围赤水河沿岸地区，置于无用之地。

聂荣臻曾经回忆说：“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再说毛泽东在中央红军到达黔北地区后，决定迅速挥师南下，抢渡乌江。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从太平渡、老鸹沱四渡赤水，刚刚回到贵州地界，还来不及喘气，就接到了中革军委的电令，要他们率部队急行军南进至遵义怀仁大道北侧地区，穿越遵义西面的鸭溪、枫香坝、白腊坎之间的国民党军封锁线，于3月底在大塘河渡口南渡乌江。林彪虽然有些想法，还是执行了命令。红1军团在他和聂荣臻的指挥下，迈开双腿，急行军绕圈子。当红1军团进到遵义、仁怀中间地区时，国民党军的辎重物资还在源源不断的北运。红军战士们看着国民党军耳目失灵的行动，讽刺地说：

“你们去好好地封锁吧，我们走了！”

3月24日，正当红9军团迅速东进穿越贵州中部，抵达乌江北岸准备渡江时，毛泽东突然命令他们停止渡江，原地待命。

毛泽东命令9军团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的样子，摆开东进湖南的架势。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尽管摸不透毛泽东要他们这样做的用意，他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于是，红9军团开始大造声势，散布红军将攻取仁怀的消息，迷惑了国民党军好几天，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下。

3月24日下午，蒋介石扬言督师，偕夫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随行的还有他的美国顾问端纳和陈诚。随后何成浚、吴稚晖、陈布雷等人也乘专机飞到贵阳。蒋介石在贵阳对党政军人员发表了一通非常乐观的训话，他说：

“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堡垒星罗棋布。共军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

3月25日，中央红军已经渡过赤水河三四天了，龙云仍然命令各纵队务将红军聚歼于“铁厂、镇龙山、石宝寨、大村间地区”。

3月28日，中央红军主力红1军团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3月29日，红1军团先遣团红1师红3团，在行进中消灭了援助乌江渡口的国民党军1个营的大部，又消灭了乌江渡口国民党守军1个连，夺取了乌江渡口。

3月31日上午，军委纵队正在乌江边的梯子岸渡口渡江。毛泽东来到了红1军团前卫红2师，他在路旁一棵大树底下，摊开了云、贵、川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向红2师领导人面授机宜。他边说边在地图上用红色铅笔画了一道由贵州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大迂回的杠杠，说明了中央的战略意图。

这一天，曾经在危难中挽救过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中革军委2局副局长钱壮飞，在渡江时牺牲，时年40岁。

也就在这一天，红军主力分别经江口、大塘、梯子岸南渡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把蒋介石又一次纠集起来准备在遵义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的集团重兵，甩在了乌江北岸。

中央红军南渡后又兵分两路，一路兵力佯攻息烽，而主力经息烽以南的潮水场、九庄、石洞、底寨等地，直指贵州省会贵阳，沿途虚张声势，扬言要攻打贵阳，张贴了许多标语：

“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

毛泽东部署威逼贵阳的作战行动，是为了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将滇军调出云南，以便红军乘虚进入云南。

滇军是云南军阀的部队，他们为了维护云南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地盘，是不愿意远离云南边境的，因之也是不容易调出来的。毛泽东的办法是“攻其所必救”。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只有滇军是离贵阳较近的一支部队，红军直逼贵阳，可以借蒋介石之手调出滇军。毛泽东说：

“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毛泽东如此一将，蒋介石着实慌了手脚。此时驻守贵阳的只有郭思演第99师所辖的4个团，其中大部分还在外围担任守备，城内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

3月31日，蒋介石给滇军孙渡部连发两份“限即刻到”的万万火急电报，命令孙渡速率所部向清镇前进，保卫清镇机场和贵阳的安全，防止红军夺取机场，断了他逃跑的退路。蒋介石还命令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务必在3天之内把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加固。他一面下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一面准备好了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蒋介石这一着，正是听从了毛泽东的“指挥”。

1935年4月2日，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占领扎左，前锋直逼贵阳，急忙召集陈诚、薛岳、何成浚等高级将领，商讨对策。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行动企图有两个：一是乘虚袭占贵阳，一是或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尽管两者中后者可能性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因此以确保贵阳为急务，同时严令前线各军对红军衔尾疾追。

毛泽东为了继续调动滇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出红军一部兵力向东佯攻瓮安、黄平。

4月5日，红军佯攻部队声言要东渡清水江，摆出了要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姿势。

蒋介石又一次上当了，他除了命令孙渡率领滇军追击佯攻贵阳的中央红军以外，还电令湘军到黔东防堵，令桂军在平越线防堵，令吴奇伟纵队尾追。一时间，各路国民党军齐向黔东奔去。

4月6日，滇军孙渡部先头部队经过急行军，在三四天里走了200多公里路，终于按照蒋介石的电令赶到了贵阳清镇，固守飞机场。蒋介石闻报，以拳击桌说道：

“这种军队才算得是真正的军队。”

薛岳马上用汽车把孙渡接到贵阳，又领着孙渡及陆续到达的各旅旅长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喜上眉梢，嘉奖他们动作迅速，作战勇敢，当场宣布提升孙渡为中将，犒赏孙渡部2万元，其它赶到贵阳的各旅也各赏1万元。

孙渡部被蒋介石由滇黔边调往贵阳以东后，云南境内的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了，这就为中央红军西进提供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看到调出滇军的目的已达到，西进云南的道路已敞开，便决定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

欲知中央红军如何渡过金沙江，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四渡赤水在红军长征中是极其惊险而又精采的一幕。从第1次渡赤水到第4次渡赤水，前后50余天，战斗极其频繁，生活非常艰苦，形势变化莫测。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又是堵，又是追，又是围，天上有飞机助战，蒋介石还亲自出马，恨不得一下子把中央红军消灭干净。但是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象长了翅膀一样，在国民党军中间迂回穿插，忽东忽西，“飘来飘去”，处处主动，始终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把国民党军弄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毛泽东终于使中央红军化被动为主动，跳出了包围圈，迅速北上，可谓用兵如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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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毛泽东大传——094  

第94章

“让他们炸吧！让他们剿吧！让他们堵截吧！我可以告

诉他们，就是他们再加上几十万人，也挡不住我们北进！”

话说1935年4月7日晚，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抓住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调动、云南和黔西南地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命令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命令此时在乌江北岸负责佯攻仁怀掩护主力的红9军团，由沙土地区向“毕节、大定前进”。

朱德、毛泽东致电各军团负责人，部署行动，电文中说：

“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

4月8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控制了贵阳、龙里间公路的黄泥哨至观音山一段，掩护主力南移。军团以一部兵力开始佯攻龙里。红3军团以1个团占领贵阳以东梨儿关、黄泥哨有利地形，佯攻贵阳。

一时间枪声不断。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真的来攻打贵阳了，便亲自命令守城部队加强防守，还派出了侦察机进行轰炸。

4月9日，中央红军在贵阳、龙里间所控制的约30里宽的地段上，由北向南，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一下子甩开了尾追的国民党军，每天以120里的速度，经青岸、广顺、鸡场、定番、长顺、紫云等地，向云南方向急进。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使蒋介石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成为泡影。

中央红军出其不意的行动，使蒋介石气急败坏，急忙调整部署，命令周浑元、吴奇伟所部再掉头向西，在红军右侧沿黔滇公路向西急进；命令滇军孙渡率部在红军后面尾追。由于各部往返奔波，已经疲惫不堪，士气非常低落。

4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在贞丰县的白层渡口、望谟县的者坪地区，西渡北盘江。全部渡过北盘江后，又分路西进，向云南境内进发。

4月23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境内，把尾追的国民党军甩在后面远隔几天的路程。

蒋介石看到中央红军一部由贵州进入了云南，而未渡乌江的红9军团正在黔西水城地区活动，他由此判断：

红军主力可能由平彝北进会合红9军团，然后，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进入川南。于是，他又开始部署，企图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为了，利用蒋介石的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决定由红9军团继续单独行动，从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以吸引追军向北；而红军主力则在林彪的指挥下，经平彝向沾益、曲靖、马龙西进，前锋威逼昆明。

这样，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的计划又落空了。

4月23日傍晚，毛泽东得到急报，贺子珍受伤了，而且非常严重。

原来，董必武率领的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行军途中，来到了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太阳下山后，大家就在村边靠着山边田坎休息。因为连日来行军比较顺利，毛泽东兵逼贵阳之计很成功，加上不久前遵义大捷所激发起来的欢乐情绪还没有过去，所以大家的兴致十分高。于是，董必武便提议大家唱唱山歌，轻松轻松。

贺子珍于2月中在白沙生下一个女儿，还未亲上一亲，就被迫送给了老乡，此事不过月余，心痛犹在。可是大伙儿首先公推她唱一个歌。贺子珍再三推辞，终因盛情难却，还是强打精神站了起来，她刚唱了一句“哎呀嘞——”，突然从远处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一架又大又黑的国民党军轰炸机机，突然从山后窜了过来，一阵狂轰滥炸之后又扬长而去。

大家休息的地方，顿时被粗黑的烟柱所笼罩，经清点，有2人牺牲，多人受伤。董必武虽没有受伤，但他的大半截身子被泥土埋住了，头上肩上全是泥土。贺子珍为了掩护一位在攻打遵义时受伤的师政委，被炸倒在一个小山坡上，董必武和战士们找到她时，只见她遍体鳞伤，血流如注，已经昏迷了过去。医生孙仪之和李治马上为她进行包扎，这才知道贺子珍的头上、胸脯上、臂膀上竟然有17处伤口。

大家难过得一时不知如何才好，毛泽东派来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洁清，急得流着眼泪说：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董必武和休养连的领导反复商量，认为比较妥当的办法，就是将贺子珍安排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伤。他们一面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派骑兵通讯员飞奔总部，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正在指挥部队，一刻也不能离开。他听到这个消息，果断地说：

“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

毛泽东马上派傅连暲到休养连去，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抢救。他还把自己的担架也调了去，让他们抬着贺子珍走。

贺子珍苏醒后，看到弟弟毛泽民和他的夫人钱希钧在身旁，就对他们说：

“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

后来，贺子珍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到老乡的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毛泽东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了，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我自己苏醒过来后，怕增加同志们的负担，也曾经多次向连里提出把我留下来的意见，他们都没有同意。我这才活过来了。”

再说直到贺子珍受伤的第3天，毛泽东才终于抽出时间，急匆匆地赶到了休养连。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他一跳下马，便一把握着董必武的手，关切地问：

“董老，你这次很危险啊，没有事吧？”

然后，他快步走到担架前，弯着腰细细地察看贺子珍的伤势，只见贺子珍的头部、脖子上和身上缠满了雪白的绷带，脸色显得更加苍白了。毛泽东难过地拉着贺子珍的手，哽咽着连声呼唤：

“子珍，子珍……”

一向从容镇定的红军统帅，终于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滚滚热泪。贺子珍对毛泽东说：

“润之，把我留下吧，我不能工作，还要别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我跟连里说了，不要抬我了。把我放到老乡家里等伤养好了，我会找你们的。”

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把贺子珍留下，留下就必死无疑。他安慰贺子珍说：

“子珍，你不要想那么多，会治好的。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你安心地休息吧。”

对亲人的爱，对敌人的恨，就像在地下翻腾的岩浆一样，狂怒地喷发出来。愤怒已极的毛泽东向空中打了一个强有力的手势，指着北方吼道：

“让他们炸吧！让他们剿吧！让他们堵截吧！我可以告诉他们，就是他们再加上几十万人，也挡不住我们北进！”

4月27日，奉命单独行动的红9军团由水城地区西进，攻占宣威。

由于中央红军仅有一份云南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光依靠向导，只能探明两三天的路程，有时还要走弯路。于是，中革军委指示各部队要想方设法，搜集小比倒尺地图和向当地群众进行调查，迅速找到供大部队渡江的地点。

中央红军直进云南，兵临昆明，即将抢渡金沙江。

此时的蒋介石如梦初醒，他判断红军“必渡金沙江无疑”。于是他又赶忙部署围歼计划：命令薛岳部及滇军尾追红军，命令川军在金沙江北岸阻截，将中央红军消灭于金沙江畔。

4月28日，主持中央红军总部机要科工作的吕黎平和侦察队长陈育才，在率领小分队从曲靖到马龙的行军途中，截获了一辆从昆明开往贵州的薛岳部的汽车，俘获了薛岳的1名副官，缴获了龙云赠送给薛岳的十万分之一的云南省军用地图及大批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名茶等等物品。

28日晚上，军委纵队行至昆明以东50公里的马龙一带，毛泽东获悉缴获龙云的军用地图了，他特别高兴地说：

“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

毛泽东立即召集张闻天、周**、朱德、王稼祥、博古、陈云、刘伯承、李富春等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在红军总部作战科办公室召开会议，研究如何部署兵力、抢占渡口、北上四川等问题。

吕黎平奉命在刚刚缴获的地图上，用红铅笔标出军委纵队和各军团从驻地到金沙江的龙街、皎平渡、洪门3个渡口的距离和行进路线；最近的有200公里，最远的有230 公里。

如何抢占渡口，与会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毛泽东讲了3条意见：

“1、自遵义会议后，我军由于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经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蒋介石在贵阳已发现我主力从贵州西南向云南的东北方向急速前进，因而，正调集近70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其先锋部队万耀熿的第13师，离我军后卫部队5军团仅有两三天路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人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有利。

2、从进入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图上看，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象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尤其以避开省城昆明为好。

3、根据上述的敌情地形和我军今天所到的位置，对我们过去决定北上进入四川西部，同红4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军尚有三四天的行程，争取先机，迅速抢渡金沙江。”

毛泽东还就具体的兵力部署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1军团为左纵队，从现驻地出发，经嵩明、武定一线西进至元谋，然后急速北进，抢占龙街渡口；3军团为右纵队，从现驻地出发，经寻甸然后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纵队和5军团为中路，提议由刘伯承率领，以干部团为前锋，经石板河、团街，直插绞平渡口。

以上3路，从翌日拂晓起，均应日夜兼程前进，先头部队每天必须行程50公里以上，沿途不与敌人恋战，更不要费时强攻县城，务必在5月3日前抢占上述渡口，收集船只。北渡之后，要不惜一切牺牲巩固与坚守阵地，为后续部队渡江北进创造有利条件。”

毛泽东又进一步分析说：

“我军在5月3日前，若能抢占龙街、绞平、洪门3个渡口是上策；能占领其中的1个到两个亦有办法。最忌的是：龙云先我通风报信，下令把各渡口船只在我军到达以前烧毁或撤到北岸。所以，务必限定在4天之内，赶到江边抢占渡口，这是全军胜败最关键的一着棋，一定要把这步棋走活！

9军团作为钳制部队，独立行动，以分散尾追之敌。该军团应在会泽、巧家之间自行选择渡江的地点，渡江以后再同主力会师。”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

毛泽东果然料得不错，蒋介石在这天晚上正在紧锣密鼓地部署阻止中央红军过江，他密电“云南王”龙云说：“凡金沙江上游自巧家至元谋一段之船舶及一切可渡河之材料，严令该段之各军民长官与地方区、保长等，全部移置于绥江以下、叙州附近，集中管理。”他还严令在渡河点附近实行“坚壁清野”，“竹木板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

龙云接到这份密电后，当晚立即下令有关各县封锁金沙江各渡口，藏匿和毁坏所有渡船。

4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示》中说：

“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个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一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党中央和军委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坚决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

29日这一天，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兵分3路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红1军团为左路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川滇的主要通道龙街渡；红3军团为右路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攻占洪门渡；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为中路纵队，经小仑街、海龙塘、石板河进军皎平渡。

红1军团1师1团3营当日进抵离昆明仅有50公里嵩明城，这里的守军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战斗力很弱，3营长尹国赤指挥部队，很顺利歼灭了守军，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崭新的军装。红1团团部抵达嵩明城时，3营大部分指战员穿上了缴获的军服，一个个神气得很。部队刚住下，国民党军的飞机就飞来了，转了几个圈，既没有轰炸，也没有用机关枪扫射，投下些传单就走了。红军战士们捡起来一看，传单的内容竟是要嵩明城驻军死守待援的命令。

与红1师1团3营攻占嵩明城的同时，红1军团2师4 团和红5军团一部奉命佯攻昆明，他们乘胜直取离昆明仅有50公里的杨林；在杨林虚张声势，到处张贴标语：

“打倒云南军阀龙云！”“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

他们还利用有线电话与昆明通话，扬言要打进昆明。红4团又派出先头部队到达离昆明仅有15公里的大板桥，在城郊高喊“活捉龙云！”的口号，发动群众打造攻城云梯，大造进攻昆明的声势。

此时，龙云仅有的滇军主力6个旅早已外调，昆明仅有卢汉指挥的一些团防及警卫部队担任守备，龙云感到昆明危在旦夕，急电在曲靖以东的孙渡所部取捷径直奔昆明，同时，调集各县民团防守昆明。这样一来，国民党军在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进一步削弱了，这就为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4月30日，红3营完成任务撤退下山；周**、刘伯承率领的中央机关供给部、卫生部的队伍，也沿着山下一条大路走来，两支队伍刚好碰头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部队一看见穿着国民党军服的红3营，便开了枪。红3营也以为是撞上了国民党军，摆开架势，机关枪一架，吹起了冲锋号。供给部、卫生部的老干部多，掩护部队少，只得往对面的山上撤退。红3营营长尹国赤这才看出对方不像是国民党军；中央机关也从红3营的号声中听出了对方是自己的部队，连忙发出信号，这才避免了一场“三岔口”恶战。

这一天，中革军委纵队到达寻甸县柯渡的丹桂村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进一步讨论部署抢渡金沙江的战略行动，决定加快速度，抢占金沙江渡口。

1935年5月1日，毛泽东来到小仓街，经勘查，依然按照原计划兵分3路：红1军团为左路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3县，直取龙街渡口；红3军团为右路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口；军委纵队、红5军团由刘伯承率领，以干部团为前锋，为中路纵队，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口。

金沙江上接通天河，它是长江的上游，从海拔5000～6000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之间，奔腾而下，一泻千里。

从龙街到洪门渡江面宽阔，水流湍急。禄劝县皎平渡则是这一段中一个较大的渡口，这里两岸是悬崖绝壁，江中是激流滚滚，形势极为险要，是个名副其实的天险。毛泽东把这里选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入川的主要渡口，蒋介石确实没有料到。

毛泽东对夺取皎平渡相当重视，决定把攻占皎平渡的任务交给能征惯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很强的干部团，并派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率领，还派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克农，带领一个工作组，共同去执行任务。

5月2日，干部团尚未到达皎平渡口，孤军作战的红9军团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他们在这一天已经攻占了东川。

5月3日，薛岳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主力“向元谋急进”。

也就在5月3日这一天，干部团在刘伯承、陈赓率领下，30个小时急行军280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几百里外直扑皎平渡口。

干部团3营的前卫连，在连长萧应棠和一名副营长的带领下，轻装前进，于晚间抢占了渡口，还扣住了从江北过来打探消息的两只船。他们从船夫口中得知，金沙江对岸叫做中武山渡，集镇不大，原来只驻有1个负责收税厘金的卡子和三四十名保安队员，这天又刚来了国民党军1个连。萧应棠和副营长决定立即过江。

此时天色已晚，萧应棠留下1个排在渡口掩护，带领两个排顺利到达江北岸，缴了渡口守军的枪，赶到厘金局，里面正在呯呯啪啪打麻将。萧应棠叫当地群众上前叫门，说是来纳税的。里面正玩的热闹，有人吆喝道：

“深更半夜来纳税，不开门，明天来！”

群众向来痛恨厘金局，上去一脚把门踢开了。红军战士进去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厘金局的全部税款。接着，萧应棠和副营长率部在集镇上全歼了川康边防军的1个连。就这样，先遣连完全控制了渡口两岸，无一伤亡。信号传到对岸，刘伯承十分高兴，很快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毛泽东同周**、朱德等人这一天骑马整整走了90公里，此时也已经来到了皎平渡。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高兴地说：

“找到2条船，就会有若干条船。”

他命令干部团快速渡江，到北岸继续前进，扩大纵深，确保大部队顺利渡江。当晚，干部团在北岸又全歼了守军川康边防军1个排和江防大队一部，抢占了北岸制高点。

5月4日，天将拂晓，毛泽东乘船过了金沙江。

江岸坡面上有几代船工打出来的11个砂石洞，红军总部就设在这些洞里。毛泽东、周**各占了一个石洞，其他指挥员、电台报务员、警卫人员以及中央机关其他人员也都分住在砂石洞里。

毛泽东来不及休息，就又找刘伯承研究问题去了。陈昌奉看到洞子里潮湿得很，没有木板，连稻草也找不到，只好在地上铺了一块油布放上毯子，算是给毛泽东打了铺。可是毛泽东的文件、地图等办公用具还没法摆放，一是没有办公桌，二是平时和他一块儿摆弄办公用具的黄有凤还没有过江。沙石墙挂不上地图，开水还没有烧。陈昌奉心想，毛泽东回来连一口热水也喝不上怎么能行呢？于是，他就先找地方烧水去了。

天大亮了，毛泽东回到石洞前，叫不应陈昌奉，就派人去找他。陈昌奉回来了，毛泽东问：

“都弄好了吧？”

陈昌奉说：

“好了，这地方连块木板都没有，铺只好打在地上了。你先休息一会儿，水马上就开了。”

“办公的地方呢？”

“黄秘书还没有来，这里连张小桌子也找不到。一会儿你先喝点水吧。”

毛泽东有点不高兴了，说：

“现在重要的是工作，吃饭喝水都是小事。江那边还有我们两三万同志等着哪！这是几万同志的生命呀！”

毛泽东看看呆呆地站在面前的陈昌奉，上前几步，用手拍拍他的肩膀说：

“先去找块木板架起来也行。”

陈昌奉飞也似地跑了出去，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小木板。毛泽东和他一起动手将木板架起来，摆上了办公用具，说：

“跟我这么多年了，难道还不知道工作的重要。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把办公的地方搞好，然后有空才是吃饭，休息。记住，无论现在和将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作。”

5月4日，战士们在皎平渡口又发现了2条船。

这一天，蒋介石严令国民党军各部加速追堵，“否则以纵匪论罪”。

而此时的红3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正向洪门渡急进。红3军团以13团为前卫，前往洪门渡口夺取船只，架设浮桥。洪门渡是个小渡口，没有守军，可是船只已经被人沉没或拉走了，仅剩下1只小船供通行使用。红13团虽然得到了这只小船，但是架浮桥却遇到了问题，水流太急，浮桥还没有架成就被冲毁了。这么多人仅凭1只小船渡江是不行的，况且每往来一趟就很费时间，形势十分不利。

毛泽东立即决定：除红3军团红13团在洪门渡口渡江以外，其他主力部队赶往皎平渡渡江。彭德怀不敢怠慢，立即率部向皎平渡前进。

此时，红军在皎平渡已经先后找到了7条船和36位艄公。

红1军团的情况也和红3军团差不多。一开始，红1军团以2师4团为前锋。红4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为了争取时间赶到金沙江畔，决定智取3城。他们让3个连的指战员穿上了攻占遵义时缴获的国民党军服，让侦察连连长王友才扮演先头连连长，开路先行。结果，这一支“中央军”，不费一枪一弹，在1天之内智取途经的禄劝、武定、元谋3座县城，解除了民团的武装，缴获大批武器、物资，为红1军团直插金沙江畔，争取到了充分的时间。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大加赞扬，他说：

“4团打得好！”

可是当红4团到达龙街渡口时，国民党军已经把所有的船只有的烧毁有的拉往对岸了，并在对岸控制了渡口，封锁了交通。

红1师师长李聚奎指挥部队架设浮桥，由于水急江宽，浮桥架不到三分之一就被冲走了，连续2天毫无进展。

李聚奎发动大家出主意，杨得志提出，用牲口拉着铁丝泅渡过江，然后派人顺着铁丝过去。大家觉得可以试试。

杨得志把他骑的一头黑骡子拉到江边，把铁丝一头栓到骡子的身上，然后把骡子赶下水，让它朝着对岸游去。无奈江水太急，骡子游到江心，划了个半圆，又返回来了，一连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正在此时，李聚奎接到林彪打来的询问电话，他就把金沙江的河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器材的情况报告了一遍，并请求说，是否可以另选渡口，转到军委纵队的皎平渡去。林彪说：

“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5月6日凌晨，林彪接到朱德于5日晚发来的电报，电报中称：“军委纵队在本日（5月5日）已渡江完毕，3军团7日上午可渡毕；5军团在皎西以南任掩护，定于8日下午渡江，敌人11日晚有到皎西的可能。我1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日兼程赶到皎平渡，8日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

林彪不等电报翻完，简单和聂荣臻交换了一下意见，匆匆吃罢饭，率部向皎平渡口进发。

5月6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万耀熿的第13师，追到团街附近，红5军团后卫红37团依托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并乘其孤军冒进发起反击。万耀熿便在团街构筑工事固守。蒋介石命令万耀熿从团街向皎平渡口全力追剿，“如要违令，按军法从事”。万耀熿无奈，只得尾追红军，在石板河一带，向红5军团阻击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红5军团英勇还击，双方形成了相持局面。

5月6日，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示红9军团渡江后要彻底焚毁沿金沙江渡口所有船只，阻止国民党军于江右岸，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会理地区休整。

5月7日，红9军团在东川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了金沙江。

这一天，红1军团赶到了皎平渡口。

5月8日，薛岳再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主力“向元谋兜剿”。

此时，周浑元、吴奇伟、孙渡纵队已经陆续向石板河涌来。红5军团在兵力异常悬殊的情况下，顽强战斗，始终牢牢地坚守着阵地，保证红军主力安全渡江。

5月8日黄昏，红1军团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5月9日，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红5军团，迅速脱离国民党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并毁坏了所有船只。帮助红军坚持摆渡到底的艄公，每人得到了30块银元。只有一条船是艄公自己的，他获得了80元的补偿。

5月10日，国民党军各部追到金沙江边，已没有了船只和渡江材料．只好望江兴叹了。

红5军团在第3天到达会理附近，与久攻会理不下的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各部在会理县城附近进行短期休整。

部队宣传工作者为了庆祝渡江的胜利，根据渡江情况，编排了《一只破草鞋》的话剧，轮流为各部队演出，热情地歌颂了红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胜利，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军追击千里，只拣到红军战士扔下的一只破草鞋的可怜相，大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们的士气。

欲知中央红军能否与红4方面军会合？请看下一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95

第95章

“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话说一个时期以来，红军长时间的频繁作战和大踏步的进退，部队十分疲劳，有一部分人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产生了急噪和埋怨情绪。此时的林彪，也对毛泽东的指挥表示不满。他要带头倡议撤换领导，撵毛泽东下台。林彪对聂荣臻等人说：“红军行动的路线，尽是在弓背上，而不是在弓弦上，走的冤枉路太多，官兵被拖得精疲力竭。”林彪又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吧，我们跟你走。”林彪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等人都在旁边，聂荣臻听不下去了，毫不客气地说：“你是什么地位？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要部队不执行。”林彪不听，又给“三人小组”写信。他在信中写道：近一两个月以来，部队走的路太多，太疲劳，在云贵川绕来绕去，走了很多冤枉路，是否改变一下指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不然，像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的。建议毛泽东、周**、朱德最好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前敌指挥最好由彭德怀负责。林彪把信写好后，要聂荣臻签名，聂荣臻劝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背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被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1个小本子又1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数字翻出来，说你缴获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能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今天，我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要负责。”林彪依然我行我素，他在信上单独签了名，派人送交中共中央。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以北10公里处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解决林彪的信和刘**、杨尚昆在二渡赤水后发给中央的电报所提出的问题。参加扩大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外，还有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等人。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随军主持大计、而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的意见，是彭德怀指使林彪搞出来的。彭德怀在会议开始前，也看到过林彪写的这封信，当时他没有想到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也不在意。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同志。他最近提出了‘不走弓背而走弓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中革军委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弓弦，谁还愿意走弓背？问题是敌人的重兵寸步不离地紧紧尾追我们，能允许我们走弓弦吗？这是幻想，战士有这种想法，这不奇怪，而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毛泽东以更严厉的口气接着说：“林彪同志还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团结的话，挑拨离间，这是一种反党活动。”毛泽东对林彪没有深究，只是训斥他说：“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你太狂妄了，今后你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尚昆的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彭得怀听了毛泽东和与会者的批评，没有作解释。他认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是想把事情办好；自己也没有同意刘**、杨尚昆的观点。他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心想，等林彪、刘**、杨尚昆将来自己去申明吧。所以，他只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因为长干山、鲁班场两仗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他也批评了林彪，他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更是不妥当的。”林彪在会议上也没有说明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彭德怀又不做解释，所以，毛泽东对于彭德怀指使林彪写信反对他，深信不疑。在以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先后4次向彭德怀提出这个问题。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才开口说话了，他说他写信与彭德怀无关，此事至此才算了结。此是后话。再说会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将继续北上，准备越过大渡河，与红4方面军会合。5月12日，蒋介石飞临昆明，策划和指挥聚歼中央红军的新计划。龙云向蒋介石献计说，要像当年清军在大渡河边消灭石达开一样，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蒋介石闻言十分高兴，立即急电四川刘湘派兵堵截；命令川军20军及21军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赶往大渡河北岸防堵；命令刘文辉将24军在大渡河以南的部队交由刘元璋率领，归薛岳指挥，掩护薛岳主力部队北上堵截红军；命令24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约有500公里，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经登相营、越嵩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福林，这是走雅安、成都的大道；另一条路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的小路，而且还必须经过彝族聚居区。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走第一条路无疑，于是，他就把兵力重点部署在富林方向。蒋介石此次布防，投入中央军十几万人，川军五六万人。布置完毕，他又2次飞临川康前线视察。5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说：“我军目前的战略任务是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在蒋介石企图围歼我军于大渡河南岸的情况下，我军应迅速北进，争取渡河先机，首先进达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机动作战，争取赤化。为实现这一方针，各军团须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族群众，以高速度急行军到达大渡河边，迅速以序渡河，并准备渡河后与川敌进行连续战斗，开展川西局势。”当晚，先头部队红1军团开始行动，攻占泸沽。毛泽东在部队行进到西昌县锅盖梁地区时，提议组织一支先遣队，并提议由刘伯承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因为罗瑞卿有病，又改为聂荣臻任政委，由他们带领红1军团红1师以杨得志为团长的红1团为先遣队，为中央红军主力开路。红1师师长李聚奎、红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来到刘伯承、聂荣臻处接受任务。聂荣臻说：“这次渡河，关系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刘伯承说：“许多年前，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石达开率数万人在清军追击下，就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现在蒋介石叫嚣，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共军插翅难飞，必成石达开第二。”黎林说：“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的前面，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突不破的天险。我们一定要在大渡河上，为中国革命史写下光辉的一页。”红1团的战士们从梦中被叫醒，准备冒着毛毛细雨，摸黑前进。正当先遣队整装出发之际，冕宁地下党派人来到先遣队所在地泸沽，向刘伯承、聂荣臻汇报了国民党军布防的情况。刘伯承结合红1团侦察组报告的两条行军路线的里程、居民、给养和国民党军布防的情况，说：“敌人显然已经判定我军走西昌与富林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御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宜成功。我们可以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小路。”聂荣臻说：“我同意。另外，还可以提出让左权、刘亚楼带第5团往越西、大树堡方向佯动，迷惑和钳制敌人。”刘伯承当即起草电报，发给军委。因为军委正在行军途中，电台联络不上。刘伯承、聂荣臻果断决定，先遣队改道前行。不久，军委回电同意这一方案，并强调说：“绝对保持改道秘密”，“严密搜捕敌探”。5月21日，毛泽东、朱德电示在冕宁城的刘伯承、聂荣臻：先遣队“务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5月22日，先遣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的带领下，开始进入彝民区。彝族是中国西部缅藏系民族中的一支，彝族人身材高大，肤色较深，信奉黄教。此时的彝民区仍然处于奴隶社会，称为“黑骨头”的彝族人是贵族，其他民族的人又称他们为“黑彝儿”；称为“白骨头”的战俘——汉人、苗人、西**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则是奴隶。先遣队一进入彝族区，山上山下的彝民们，成群结队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都围了上来。工作团的负责人萧华、冯文彬通过请到的一个通司，也就是翻译，向彝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萧华大声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彝族人民的兄弟，和国民党的官兵不同，我们是去打国民党的军队的，不是来抢劫彝族群众的，我们希望彝民与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人民的军阀，打倒汉人的财主，分财主的衣服粮食。红军来此，只是借道北上，不在此常住。”尽管如此，彝民还是把工兵连携带的架桥器材和其它用具，一抢而光。只是他们并没有伤害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严守纪律，也没有伤害一个彝族群众。萧华又通过通司告诉小叶丹的四叔说，红军部队的首长要找他谈话，他欣然同意。萧华告诉他，红军是替受压迫的人们打天下的，并不打扰彝族同胞，只是借路北上。萧华又说，红军刘司令亲率大批人马北征，路过此地，愿与小叶丹首领结为兄弟。彝族人十分重义气。小叶丹的四叔看到红军的纪律严明，又听说刘司令要与首领结为兄弟，就欣然答应了。刘伯承没想到谈判就这样顺利地成功了，他听了萧华的汇报，当即上马，去和小叶丹歃血结盟。这天晚上，先遣队返回15公里，在汉民地区的大桥村宿营。次日清晨，先遣队再次进入彝民去，受到了彝民的热烈欢迎。小叶丹率领许多人欢迎先遣队，他们举着1面红旗，在旗套的边上写着：“中国夷民红旗沽基支队小鸦头”。刘伯承送给小叶丹1支手枪和一些步枪，小叶丹也把他的一匹高大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还挑了几名彝族向导为先遣队带路。毛泽东在冕宁会见了县城附近的彝族头人沽基达涅，请他与从冕宁到大渡河一带的各个沽基家支及其头人联系，并转送中央红军给他们的礼品。就这样，中央红军全部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区，而且还有一批彝族青年加入了红军。5月24日黎明前，红1团在杨得志、黎林的率领下，到达离安顺场七八公里的一个小村子里停了下来，进行敌情侦探。他们了解到安顺场是位于大渡河边的一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镇，守军有两个连，只有1条船，其余船只均被烧毁或抢走了。渡口对岸有守军1个团，该团1营驻在安顺场渡口，其团部和主力则在下游8公里处的安庆坝。此时，由左权、刘亚楼率领的佯攻部队红5团也到达了大树堡，他们进行了非常逼真的佯攻，把国民党军的主力引到来了富林一线。蒋介石闻报，大喜过望。为了“确保河防，困厄共军”，他严令河防守军立即做到：收缴南岸的所有船只以及可做渡河的材料，搜集南岸民间的粮食，全部集中到北岸，实行坚壁清野；烧尽南岸一切可供红军用以掩护接近河边的民房，扫清守军的射击地段。这天晚上10点多钟，刘伯承、聂荣臻也赶到了安顺场附近。毛泽东、朱德电令红1团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大渡河。刘伯承、聂荣臻、红1师师长李聚奎、红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商定：由黎林率2营到安顺场渡口下游佯动，吸引对岸国民党军那个团的主力；由杨得志率1营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由3营为预备队，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刘伯承让警卫员去找第1营营长孙继先。孙继先一到，聂荣臻就问：“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继先回答说不知道。聂荣臻就给他简单地讲了石达开的故事，然后说：“现在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来，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国民党有几十万军队围截，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让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刘伯承对杨得志说：“我们会不会变成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孙继先说：“请总参谋长交代任务！”刘伯承说：“安顺场守敌不多，也是一个营，不是刘文辉的正规军，是当地的地头蛇、民团一类的武装。你们马上率领1营去完成3个任务：第一，歼灭安顺场的全部敌人，歼灭后，点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部队占领安顺场后，迅速找到船，找到船，再点一堆火；第三，要在黎明前开始渡河，把一切渡河工作准备好后，再点一堆火，我们后续部队马上就到。”此时的天漆黑漆黑的，雨也下个不停，杨得志、黎林分别带着部队踏着泥泞的小路出发了。1营靠近安顺场，分3路包抄上去，不到半个小时，两个连的守军就全部被打垮了。大渡河是岷江的支流，古名涐江，当地人又叫铜河，历来以险要著称。在安顺场渡口，河面有300多米宽，流速每秒4米，水深30米。河底乱石嵯峨，使水面形成无数漩涡，可使鹅毛沉底，即使水性再好的人也不能泅渡。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就是用船横渡，也必需先将船只拉到上游1公里许再放船，还须要有经验的艄公掌舵，10余名船工篙橹并施，与水的流速形成一种合力，使船体沿一条斜线冲到对岸的码头上方可。倘若一旦对不准码头，碰上河边的石壁，立刻就会前功尽弃，船毁人亡。红军战士在河边发现了1只小船，这是南岸唯一的1条船。原来这条船是从西昌逃回家来的一个国民党营长留下来的，他准备风声一紧就乘船逃到北岸去，没想到还是被红军缴获了。杨得志在河边观察水势，考虑各种渡河方案：让战士们凫水不行，架桥也不行。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依靠那只缴获的仅能容纳十几人的小船进行强渡了。孙继先指挥战士们推船，谁知逆水一推，船就转一个圈，急得他满头大汗。此时的刘伯承和聂荣臻比孙继先还着急，他们一次又一次派警卫员站在山坡上看信号，一直等了大半夜，听到了枪声，但不见火光。派人侦察了一下，说敌人已经被消灭，1营占领了渡口。他们马上赶往河边，刘伯承一边走一边喊：“孙继先！孙继先到哪里去了？”孙继先听到喊声，赶紧回答：“我在这里。”刘伯承说：“孙继先啊，你该死！你为什么不发信号？”孙继先这才醒悟过来，光顾推船了，竟忘了点火报信！此时，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3点多了。杨得志将自己的观察和想法报告了刘伯承和聂荣臻，刘伯承、聂荣臻站在岸边看到大渡河如此凶险，也想不出别的办法，相互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组织一支精悍的敢死队，乘坐那只唯一的小船，实行抢渡，夺取敌人的工事。杨得志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孙继先决定在2连里选派。于是，2连指战员们就集合在屋子外面的场地上，静静地听着营长宣布被批准的名单，他们是：连长熊尚林，二排长曾令明，3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4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光吉、肖桂兰、宋祥云、谢良朋、丁流明，16个名字叫完了，16个勇士跨出队伍，排成新的一列，一个个神情严肃，他们都是2连最优秀的干部和战士。突然，一个小战士“哇”地一声从连队里冲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嚷：“我也去！我一定要去！”孙继先一看是2连的通讯员陈万清，他激动地看看杨得志，杨得志也被感动了，他朝孙继先点点头。孙继先对小战士陈万清说：“去吧！”陈万清高兴地抹了一把眼泪，赶忙排在16人的队列里。一支由2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的17个勇士，组成了强渡大渡河的敢死队，他们每人配备了1把大刀，1支冲锋枪，1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还有作业工具。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17人，于是决定：第一船由熊尚林带领；为了加强领导，第二船由营长孙继先亲自掌握。聂荣臻面对勇士们进行了政治动员，他说：“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我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你朱毛红军插翅难飞，要让你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同志们，我们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们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和吃苦精神，我们要渡过河去，我们也一定能渡过河去！”敢死队眼看就要出发了，可是此时部队携带的迫击炮没有炮弹了。红1军团供给部部长赵尔陆，马上带领供给人员到处奔波，好不容易筹集到了几发炮弹，及时送到了前沿阵地。赵尔陆，1905年6月4日出生于山西省崞县。1931年红4军为了加强后勤工作，将红29团团长赵尔陆调到军部，担任军需处处长。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赵尔陆把红4军的后勤工作搞得井井有条。因此，他很快被红1军团领导选中，调任为军团供给部部长。5月25日拂晓，强渡的时刻就要到了，熊尚林首先带领8位战士上了小船。杨得志说：“同志们，万千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几名船工撑着满载勇士的小船，在热烈的鼓掌声中离开了河岸，在波涛汹涌中颠簸前行。突然，对岸的守军向小船开火了。“开火！”杨得志一声令下，1营机枪排排长李得才的重机枪和团里其它的5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一齐向对岸实施压制射击。嘹亮的冲锋号也吹响了。刘伯承、聂荣臻也走出工事，站在岸边观察。战士们为了首长的安全，停止了吹号。刘伯承说：“号声为什么停了？继续吹！”萧华马上跑过去，从司号员手里夺过号，鼓起胸膛就吹。团里的冲锋号响了，各连的司号员也跟着吹起来。岸上的干部战士们，情绪激昂，都争着朝前站，把刘伯承、聂荣臻挤到后边去。此时，大家都是一个心情：打吧，朝我们打吧，只要别打中我们的船就行！小船离对岸越来越近了，渐渐地，只有五六米远了。突然，从对岸的村子里冲出一股国民党守军，涌向渡口。杨得志立即命令全军闻名的神炮手赵成章开炮。赵成章射击的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轰！轰！”两声巨响，不偏不斜在守军群中开了花。那股涌向渡口的守军立即溃退，四处逃窜。在轻重火力的掩护下，渡船终于靠拢码头，勇士们跳上岸去，一阵猛烈地冲锋，抢占了渡口工事。第二船的勇士们过河后，加强了渡口防御力量，多次打退守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阵地。这时，天色已晚，船工们加快速度，把一船又一船的红军战士送过对岸，战士们乘胜追击到渡口下游。已经过了河的赵尔陆又带领供给人员，到处搜寻渡船，终于又意外地缴获了2只船。后续部队连夜不停地摆渡。5月25日深夜，毛泽东入住在一个小镇的中药铺里，李富春告诉他小镇里有个清末老秀才，名叫宋大顺，83岁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时，他已经11岁了，曾耳闻目睹了当年石达开部近万人被杀上千人跳江的悲剧。毛泽东当即派两名警卫员提着灯笼去请宋大顺。宋大顺一进门，毛泽东亲自为他倒开水。寒暄已毕，毛泽东言归正传，问道：“老人家，你知道石达开当年是怎样失阵落马的吧？”宋大顺见问，便摇头晃脑地说出4句话来：“朝西走松林河千户阻拦，往东退陡坎子百仞高山，向北进唐总兵虎踞铜河，欲南撤黑彝儿檑木蔽天。”宋大顺临出门时又言道：“此地凶险，勿停留！”正在此时，毛泽东接到红1团抢渡成功的消息，他和红军总部命令部队连夜向安顺场急进。命令中还说：为了在大渡河架设浮桥，每人必须携带2根毛竹。毛泽东在队伍出发前，已经为自己找好了4根毛竹。在行军途中，毛泽东看到背负过重的战士和上了年纪的炊事员，替他们又是背枪又是背米。警卫员要求为毛泽东分担两根毛竹，毛泽东边走边说：“执行命令人人有份，我有多少力气就使多少，你们背的东西也不轻了。”前方进入一片山林，天上突然落下一场大雨。警卫班战士把毛泽东围在中间，为他撑起了纸雨伞。毛泽东不住地随着风向的变化，将雨伞推向战士们的头上，结果，大家无一不是淋得落汤鸡似的。毛泽东的帽檐上、袖口上、裤腿上，都在不住地往下滴水。毛泽东带领后续部队急行军来到离安顺场二三公里的山脚下休息。附近一个地方立有一块石碑，很多人都去观看碑文，毛泽东也走过去观看，看完了碑文，他向战士们解释说：“这块石碑是记载太平天王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的。太平天国因为内部分裂，石达开带领四五万人马，离开南京，在1856年4月间来到这里，打算在安顺场渡河，正遇上山洪暴发，渡河不成，四面受困：前有大渡河，后有彝民，左有山峰绝壁，右有清兵。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为石达开的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后来，清兵又占领了对岸。因此，石达开的人马在安顺场一直被围困了40多天，也没有渡过河去，石达开本人动摇，军心不固，以致全军覆灭。”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又从战略上分析说：

“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后，再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

毛泽东又说：

“近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也来到石达开失败的地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有很大的幻想，他们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石达开的命运，这已是注定了的，因此，他们幻想把红军也消灭在安顺场。你们说，我们能走石达开的老路吗？”

一个战士“哼”了一声回答说：

“敌人是在做梦！”

毛泽东高兴地说：

“同志们，你们说得对！现在，我们的先遣队已经渡过大渡河了！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了！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渡河算不得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能够渡过河去！”

5月26日上午10时，红1团才全部渡过河去。因为3只船每次最多只能坐40个人，往返一次还需要1个多小时，所以渡河速度特别慢。而此时，红1师2团和3团也已经开到了安顺场。

中午时分，毛泽东、周**、朱德、林彪等人来到了安顺场。毛泽东赶往渡口，他沿着通往渡口的沙地，边走边观察大渡河的情况。

中午，毛泽东和周**、朱德一众人等在先遣司令刘伯承处吃饭，刘伯承让警卫员端上缴获来的米酒。毛泽东首先端起大碗米酒，向刘伯承、聂荣臻带领的先遣队强渡成功表示祝贺，接着，又问起与彝族首领结盟的情况。刘伯承简单地叙述了之后，毛泽东问：

“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彝族首领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

刘伯承说：

“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又突然问：

“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

刘伯承回答不上来，他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周**怕毛泽东没完没了地问下去，刘伯承招架不住，就赶紧岔开话题说：

“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

朱德也说：

“先锋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

刘伯承说：

“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发愁呢。”

他就把工兵连劈竹扎排架桥的失败，以及用8根二号铁丝系上3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冲断的情况，说了一遍，末了又说：

“照目前这样渡河，全军需要1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

毛泽东对红军渡河的多种可能早有筹算，他胸有成竹地说：

“船少人多，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而薛岳纵队敌53师目前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20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毛泽东因时而谋，他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飞夺泸定桥。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因此，我们必须兵分两路，迅速夺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一路由林彪率领1军团军团部、2师和5军团为左纵队，从大渡河西岸赶往泸定桥。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李聚奎为师长的红1师和军委干部团为右纵队，在此渡河后，在大渡河东岸北上。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由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伯承、聂荣臻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毛泽东如此分兵，是从最困难最危险的局面出发而设想的。他暗暗盘算着，万一中央红军主力真的过不了泸定桥，相信刘伯承、聂荣臻带着红1师及干部团，也仍然可以坚持斗争。毛泽东最后又强调说：

“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4方面军会合。”

毛泽东吩咐已毕，又给王观澜写了一封信，派人火速送往越西县。

原来在遵义会议后，王观澜以中央工作团团员身份，到红3军团帮助和检查工作，随3军团渡金沙江后进入大渡河以南的越西地区。中共中央提出“赤化云贵川”的口号，留一部分领导干部在那里建立游击根据地。就这样，王观澜离开红军大队，带一部分人留了下来，建立了越西县革命委员会，王观澜任主席。

后来的一天下午，侦察员带着一名青年来见王观澜，交给他一封急信。王观澜拆开一看，是毛泽东的亲笔信，指示他火速率队北上追赶中央，并说明红2团将在大渡河的福林渡口接应他们。王观澜深深体会毛泽东的意图，马上交代地方工作，率队出发。王观澜赶到泸定河边，遇到何长工率领的后卫部队的接应。直到天亮，才赶上了主力部队。王观澜一见毛泽东，激动地两眼湿润，说不出话来。这是后话。

再说泸定桥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防区，他的第4旅在那里防守。第4旅旅长袁国瑞的旅部驻守在飞越岭下的龙八步，以团长李金山率38团（缺1营）防守泸定河上的铁索桥；另外以团长杨开诚率11团驻防于海子山、冷碛一带；以团长谢洪康率10团驻守于飞起岭，做为总预备队。由于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蒋介石大为震惊，立即把防御重点放在泸定桥上，调兵向泸定桥增防；刘文辉也命令第4旅死守泸定铁索桥。

林彪受命之后，立即决定派红2师王开湘、杨成武的红4团为前卫团，要他们在3天之内夺下泸定桥。

杨成武自第4次反“围剿”之后，一直担任红1军团第2师4团政委。杨成武率领红4团作战勇敢顽强，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他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打过不少硬仗、恶仗，屡建奇功。毛泽东每次见到他，都亲切地称呼他“白袍小将”。

5月27日清晨，王开湘、杨成武率红4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直奔泸定桥。按照林彪的规定，全程160公里，他们必须要在3天之内赶到。他们这一天爬了一天的羊肠小道，还打了两仗，先后消灭了1个连和1个营的守军，活捉营、连长各1人，俘虏200多人。

5月28日清晨，红4团提前1个小时吃饭，5点钟就出发了。部队刚走出村子1公里许，军团1个通讯员飞马赶来，带来了林彪新的命令，杨成武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黄、杨：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快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项战斗中突破过去在道州和5团夺鸭溪一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1军团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此一任务。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林

明天就是29号，这里离泸定桥还有120公里，也就是说，2天的路，红4团必须1天走完。

王开湘、杨成武不敢怠慢，一边行军一边召集营连干部、政治处干部，研究如何完成这一紧急任务。会后，大家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杨成武和总支书记罗华生，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连队的党支部和党小组也是一边行军，一边开会，他们在进行军中讨论如何完成任务。

在通往泸定桥的咽喉猛虎岗的隘口上，川军有1个营在此扼守。王开湘、杨成武组织部队，利用大雾的掩护摸上去，用手榴弹和刺刀击溃了守军；红4团先头营在后面猛追溃军，在接近磨西面村时，又与住在村里的川军1个营和1个团部遭遇。红4团先头营乘胜打垮守军，占领了村子。

入夜以后，天上突降大雨，电闪雷鸣。部队已经一天没有吃上饭了。团里命令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因为来不及做饭，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就这样，红4团以一昼夜行军120公里的高速度，于29日晨6时进抵泸定桥西岸，占领了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

战士们一边生火做饭，一边准备战斗。王开湘和杨成武则集合了所有的营连干部来到桥边察看地形。

这泸定桥可真是一个险要所在。下面是禇黄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峡谷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乱石，其声如雷，飞溅起1丈多高的白色水花。上面是高高悬空的一座铁索桥，从西岸到东岸扯了13根用粗铁环一环套一环连成的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那么粗，其中两边各有2根当桥栏，底下并排9根为桥面，真是名副其实的铁索桥。桥长101米，宽2.6米；原来桥面上铺有木板，现在那些木板已经被守军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那一条条悬挂着的铁索了。

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里驻扎着两个团的守军，山坡上修筑了很多的工事。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才可以到达泸定桥。王开湘和杨成武当即决定：组织1个营的火力，封锁对岸援军必经的那条小道。

29日中午，红4团在天主教堂召开干部会议，研究确定抢夺泸定桥的突击队人选。会议刚开始，对岸打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教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杨成武趁机说：

“敌人来给我们作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该让哪个连担任突击？”

平时不爱说话的2连连长廖大珠站了起来，他说：

“1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我们要向1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泸定桥的英雄连。”

“夺桥任务非给我们3连不可，”3连长王友才抢着说：“我们3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

王开湘和杨成武见大家争上了，就交换了一下意见。王开湘站起来宣布说：

“大家都别争了，这次夺桥就由2连组织突击队。”

杨成武也补充说：

“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渡乌江是1连打的，这次轮到2连，由2连的2两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任突击队长。”

杨成武指着王友才说：

“3连的任务也不轻，你们连担任二梯队，跟着2连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

杨成武一说完，会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

红4团总攻的时间定在下午4点。双方尚未开战，就先打起了口水仗。对岸的守军见红军跃跃欲动，就用讥讽的口味大声喊：

“你们飞过来吧，我们缴枪啦！”

红军战士也不示弱，大声回击：

“我们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

正在此时，王开湘一声令下，全团的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22位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身背马刀，腰缠12颗手榴弹，由廖大珠带头，一只手攀铁索，一只手持枪，脚踏着铁索，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向对岸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跟在他们后面的王友才的3连，每个战士还都扛着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对岸的狙击手瞄着桥上的红军战士射击，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下去了，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就在这十分凶险的时刻，先期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的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着红2团、红3团也从东岸赶来了。他们的先锋营夺取了守军4个碉堡，摧毁了守军一些临时工事。2连的指战员夺取了两个暗堡后，在桥头与守军展开了混战。率领先锋营的总支书记肖锋，突然发现桥边有3根导火索“嘶嘶”地冒着火星，他大吃一惊，喊了一声：

“敌人要炸桥，跟我来！”

4班长徐有林和两名战士跟着肖锋就扑了上去。他们用铁镐迅速地砸断了导火索，保住了铁索桥。奉命炸桥的川军28团2营营长徐涌泉，没有听到爆炸声，却做了红军的俘虏。

泸定桥守军眼看炸桥不成，就改为烧桥。霎时间，桥头上烈火熊熊，成了一片火海。1营指战员兵分两路，一路与守军拼刺，一路到桥头灭火，并寻找木板、门板铺桥。

就在这个时候，西岸廖大珠带领的突击队员迎着大火来到了桥东头。红4团和东岸的先锋营经过两个小时的并肩作战，川军两个团被消灭大半，其余溃逃。到黄昏时分，红4团和东岸的先锋营全部占领了泸定城，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

红4团派出配属其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那里尚有川军的几个团。晚上10时，教导营尖刀排打响了，他们组织了一次冲锋，中途遇到一个伤兵，一问却是红3团的战士，这才知道红1师主力已经赶到了。

后半夜2时许，聂荣臻、刘伯承带着红3团主力从大渡河东岸赶到泸定桥。杨成武提着马灯，带着刘伯承、聂荣臻在铺了门板的桥上走了一遭。刘伯承在返回到桥中间时，情不自禁地在木板上跺了3脚，激动地说：

“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

聂荣臻也连连说：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5月30日晚上，毛泽东住在磨西面村；

5月31日，杨成武在西岸迎接周**和朱德。一行人来到东岸，与刘伯承、聂荣臻等人会合。

黄昏前，毛泽东到了泸定桥西头，他走过了东摇西晃的泸定桥，来到东岸，与周**等人会合，一众人等开进了肮脏不堪的泸定城，坐下来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毛泽东对众人说：

“我们英勇的红4团和红1师的同志们，已经完成了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夺下了泸定桥，为红军渡过大渡河开辟了道路。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这一天，刘文辉在成都发表谈话说：“杨森部由东面调来，未及赶到，共军已过了大渡河。”“吾军人少于彼，乃不得不撤退。”

蒋介石则在昆明大发雷霆，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1次，要他“戴罪图功”；还命令刘文辉对其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

1935年6月2日，林彪来到桥头，翻身下马，步行过桥。王开湘、杨成武带领2连长廖大珠及勇士们列队，在城门前接受林彪检阅。林彪宣读了中革军委的嘉奖令，把毛泽东授予的“奖给飞夺泸定桥的红4团”的锦旗授予王开湘，每一个指战员还有一套写着“中革军委奖给”的列宁服。林彪代表红1军团为活着的18名勇士，以及王开湘和杨成武，发了钢笔、日记本、搪瓷碗、搪瓷盘子和一双筷子。

林彪没有多说话，他重重地拍着王开湘、杨成武的肩膀，颤声说：

“打得好，不愧是铁军……”

而此时的蒋介石，马上飞到成都，下令枪毙了刘文辉部在大渡河交战中败北的两个旅长，一个是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琼，一个是刘文辉的同乡余松林。

杨成武在1997年回忆说：“当时我写了一篇《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稿件，派人送到《红星报》，稿件中记载了22名勇士的姓名，后因该报拖期，将稿件遗失，使勇士们的名字未能流传下来。50年后，当人们要建纪念碑、纪念馆时，经多人追忆，也只回想起8名勇士的姓名。……冲过铁索桥的18名勇士，以及王开湘，在以后的长征中、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陆续牺牲了。最后一个牺牲的是刘梓华，当时他是副师长，是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牺牲的。”

惜哉，惜哉！

欲知中央红军前行还有什么艰难险阻，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评价石达开失败原因一节不可不读！人们形容看戏的人有这样两句话，叫做会看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史学家们评价石达开的失败，一般都是从客观因素上进行评价，而没有从主观因素上去找原因。毛泽东一鸣惊人，一语中的。作为一个大谋略家，一个大战略家，识见自是与众不同。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96

第96章

“今天胜利会师了，我们1、4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

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话说中央红军过了泸定桥后，主力又掉头南下，阻击薛岳部北渡大渡河，在汉源地区与其进行了激战。

毛泽东认为不能在此与国民党军纠缠，立即改变原计划，尽快占领天全、芦山，北上向红4方面军靠拢。于是，中央红军又折而向北前进。

1935年6月4日，毛泽东率领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因为山高路窄，部队行进缓慢。毛泽东走到了半山腰一段开阔地段，突然，他的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因为他的耳朵灵，已经听到了飞机的嗡嗡声。毛泽东急忙仰望天空，只见国民党军的飞机已经飞临头顶了，他急忙喊：

“大家隐蔽！”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飞机“呜”地一声尖叫，便俯冲下来，机关炮咕咕咕地扫向地面，树木被一排排地拦腰击断，呼啸的炸弹落地开花，顿时一片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其中一颗炸弹就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眼疾手快的胡昌保，大喊一声：

“主席——”

他猛扑上前，用力将毛泽东推向一边，“轰”地一声巨响，掀起数丈高的尘土。警卫员陈昌奉被气浪推倒了，警卫员吴洁清惊惧地喊着“主席——”，不顾一切地冲进了烟柱。此时的胡昌保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一声不响地倒在地上。幸免于难的毛泽东满身尘土，正蹲在不省人事的胡昌保身边，一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急切地呼唤着：

“昌保，胡昌保……”

胡昌保在毛泽东的呼唤声中，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泽东就在自己身边，问道：

“主席好吗？受伤没有？”

“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

毛泽东急切地喊卫生员钟光：

“快给小胡包扎！”

来到一旁的钟光急忙打开药箱。胡昌保却说：

“主席，我不行了，把药留下给同志们用。你们继续前进吧。”

“没关系，你会好的！”毛泽东一边安慰胡昌保，一边与钟光为他包扎伤口。毛泽东坐下来，用双手把胡昌保抱在怀中，鼓励他说：“胡昌保同志，你不要紧，你要挺住，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

胡昌保的头在毛泽东的怀里转动了一下，不无遗憾地说：

“主席，我知道，血全流到肚子里了。我没有什么牵挂的，只可惜不能再跟你向前走了……我不行了。主席……您要多保重！”

停了好一会儿，胡昌保又转过脸望着围在身边的警卫班战士们，缓慢地吃力地说：

“同志们，不要难过……我不能继续保护主席了。我们的任务很重要，很光荣。你们一定要好好保护主席，祝——革——命——成——功……”

胡昌保在毛泽东的怀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毛泽东和战士们急切地喊着：“昌保！昌保！”“班长！班长！”但是无论怎么喊，再也喊不醒他了。毛泽东再也抑制不住悲伤，他伤心地哭了，警卫班的战士们也全都哭了。

毛泽东缓缓地从胡昌保脖子下抽出手来，将胡昌保轻轻地放在地上，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胡昌保的遗体上，他又缓缓地站起身，摘下自己头上的红星八角帽，默默地站在胡昌保的身边，向胡昌保致哀，泪水从他那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良久，毛泽东沉痛地说：

“胡昌保同志，你是个好同志。安息吧！”

他又吩咐警卫员们说：

“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个牌子，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大家含着眼泪，掩埋了胡昌保。毛泽东慢慢地举手摘下红星帽，默默地站在胡昌保的坟前，不说一句话，站了很久很久。

大家又继续前进。毛泽东突然从一名战士手中拿过一把小小的工兵铁锹，又返了回去，再一次为胡昌保的坟头培土。毛泽东一锹一锹地把土培在高高的坟堆上，又用铁锹拍打拍打。然后，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地离开。

胡昌保牺牲以后，毛泽东在几天里很少讲话，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在行军中，还不时地回头望望，总以为胡昌保还在身边。

6月7日，毛泽东在水子地指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在天全、芦山、宝兴防线，占领了天全。

红1军团在天全、芦山接到中革军委发布的命令，命令中说：全军迅速北上，与4方面军会合。这是战略总任务，而全局的关键是要翻越夹金山去夺取懋功。

中革军委把先锋任务交给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红1军团命令红4团充当全军前卫团，由师长陈光亲自率领，必须在12日赶到懋功。

6月11日，红4团进抵宝兴县的跷碛镇，来到了夹金山下。夹金山地处四川省西北部，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要翻越的第1座大雪山。

此时，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只知道红4方面军在岷江边的茂县一带活动，还不知道红4方面军由李先念率领的一部，为迎接中央红军正在向懋功前进，前锋已经到达夹金山北麓。

红4团组织了几个工作组，深入居民访问夹金山的情况。年长的老乡告诉他们：早晨、晚上切勿过山，因为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山风四起，遮天蔽日。要过此山，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上山，下午3时以前下山；而且还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身；还得拿根拐棍，借力爬山。

6月12日9时许，师长陈光、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红4团沿着河旁的小路，向夹金山进发。4团2营为前卫营，6连为前卫连。战士们手执木棍，在雪中探路，利用刺刀、铁铲在雪上挖着脚踏孔，为后面的部队开路。越往上走，空气越来越稀薄，雪也越来越深，气温也骤然下降。队伍刚到山顶，突然下起一阵冰雹，核桃般大的雹子劈头盖脸打下来，战士们无处藏身，只好用手捂着脑袋继续朝前走。冰雹过后即是万里晴空，举目一望，只见银峰环立，到处都是一片冰的世界。团长王开湘在山顶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没有一个掉队的。

红4团下得山来，山脚下突然响起一阵枪声。王开湘和杨成武派出3个侦查员前去探查。王开湘又让司号员用军号和对方联络，但是，光听军号声也分不清对方是敌是我。对方的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对方在喊：“我们是红军！”

陈光、王开湘、杨成武也有点纳闷了，对方是红军？4团是前卫团，怎么前面还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4方面军的？正在此时，一个侦查员飞奔而来，边跑边喊：

“是红4方面军的同志！”

同时，对方也传来了清晰的喊声：

“我们是4方面军！”

顿时，整个山谷响起了一片欢呼声。红4团指战员们蜂拥而下，与红4方面军红25师一部的指战员们紧紧握手，长时间的沉浸在欢乐之中。

原来，红4方面军总部派红30军政委李先念、副军长程世才率领红30军88师和红9军25师、27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迎接中央红军。李先念率部已经到了懋功地区，而韩东山率领的红25师在抢占懋功后，又奔赴达维镇，另派出一部寻找中央红军，结果还真的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相逢了。

6月14日，红2师师长陈光率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4团，与红4方面军红9军韩东山师长率领的红25师，在达维镇会师。

红4方面军在1927年崛起于鄂豫皖地区。1931年春，张国焘、陈昌浩奉中央之命到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徐向前任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树声任副总指挥。

前边已经说过，张国焘参加筹备过党的一大，在国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始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六大”后，做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回国，后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在鄂豫皖苏区推行王明“左”倾政策，开展“大肃反”，借机极力打击与他意见不同的人和反对过他的人，借助肃反先后杀掉了2500多人。徐向前和倪志亮在他们所著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史》中这样写道：

“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完了，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外来的党的军政干部被杀得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领导者也被杀了。这一肃反的危害，不仅捕杀了大批大批的党政军群众的领袖，而且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未被肃反的同志终日惴惴不安，不知死亡何时将至。由于大肃反，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知识分子有军事知识，有战斗经验勇敢而机智的大批干部被肃掉后，使红4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队中造成极端反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乎使红军成为一支愚蠢的军队了。”

红4方面军在1932年10月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在川陕建立了根据地；3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成功后，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造成极为有利的斗争形势。张国焘既不请示中央，也未经任何会议讨论，在4月下旬，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带领8万大军和原定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渡过嘉陵江、涪江，5月进驻岷江地区，5月18日在茂县成立了西北特委。5月31日，成立以张国焘为主席的“西北联邦政府”。

张国焘采取这一错误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他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他把中央红军退出江西看成是红军战争的彻底失败，因而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他还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

此时的红4方面军有主力部队5个军10个师30个团，加上党政机关人员共10万余人。

红1、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镇会师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说：请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

6月16日2时，毛泽东与朱德、周**、张闻天联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奉，发出《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4方面军电》，电文内容写道：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1、4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3省，建立3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丁）我野战军12号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18号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电文明确地强调说：

“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3省广大地区，是此后野战军与4方面军的共同行动的基本任务。”

6月16日，张国焘派秘书长黄超到彭德怀处，送了几斤牛肉和几升大米，还有几百块银元。黄超按照张国焘的意思，利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一事，挑拨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反对红军北上。黄超还说，中央实际主事人是毛泽东而不是张闻天。彭德怀十分警惕，认为这话决不是一个不到30岁的黄超自己说的，肯定是从老奸巨滑的张国焘的嘴里吐出来的，这一套完全是旧军阀的手法。

6月17日，毛泽东就要翻越夹金山了，他一大早就喝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未穿棉袄，只穿着夹衣夹裤，脚上穿着黑色布鞋，手持木棍就上路了。不久，他的棉布裤子和布鞋便湿透了。

毛泽东把自己的马让给一位体弱有病的女战士骑。那位女战士说啥也不骑。毛泽东说：

“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

该上山了，机要秘书黄有凤突然得了疟疾，发高烧，他担忧怎样才能爬过雪山。毛泽东知道了，亲自找卫生员给他服药治疗。毛泽东让黄有凤骑上他的大白马，他自己蓬着头，拄着棍子，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滑又陡的雪路，向山顶攀登。

毛泽东看到有的战士陷入过膝没腰的雪窝里，就伸出大手把他拉上来。警卫员吴吉清脚下一滑，掉进了齐腰深的雪坑里，戴天福把他拉了起来。吴吉清发牢骚说：

“这叫什么鬼山？我宁愿翻10座山岭，也不愿走这么一座雪山！”

毛泽东听他这么说，就笑着问：

“吴吉清，你没见过雪山吧？”

吴吉清说：

“没有。”

毛泽东说：

“那你应该走走。这艰苦对于年轻人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很有乐趣嘛！”

毛泽东刚走到半山腰，气候突然变化，狂风骤起，乌云密布，在震耳欲聋的雷声中，鸡蛋大小的冰雹呼啸而来。毛泽东拉着战士的手继续前进，他还一再嘱咐大家：

“低着头走。低着头走，莫要往上看，也莫要往山下看，眼睛要向前看。千万不要撒开手呀！”

不一会儿，狂风冰雹骤然停止。毛泽东问：

“这一仗战斗怎么样？有负伤的没有？”

饲养员老余诉苦说：

“雹子把我的手打肿了。”

毛泽东叫卫生员钟光给老余上药，老余说“不上不上”，拉着马就走了。

越往山顶走，空气越是稀薄，呼吸越是困难。这时候，千万不能坐下休息，否则，就再也不能站起来了。戴天福实在走不动了，他说：

“我想坐一会儿。”

说着，就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毛泽东到了戴天福的身边，说：

“戴天福同志，你坐在这里是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

吴吉清见毛泽东要背戴天福，顿时急了，心想，说啥也不能让毛主席背啊。于是，他抢先一步，背起了戴天福就走，毛泽东只好在一边搀扶着他们向山顶走去。

毛泽东登上山顶，极目四望，容光焕发。他自然想到这夹金山只是岷山的一个山脉，真正的大山应该说是昆仑山。昆仑山分为北支、中支、南支，西起帕米尔高原的葱岭，向东沿着新疆、西藏延伸到内地，其中包括着青海、甘肃、四川的许多山脉，全长约2500公里，多是雪峰和冰川，而岷山也不过只是昆仑山的一个中支而已，眼前这小小的夹金山又算得了什么！

毛泽东置身于冰天雪峰，遥望着西边天际，蕴藏于胸中的那股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雄心顿时勃起，情不自禁地吟出了：“横空出世，莽昆仑……”的诗句。

后来，毛泽东在10月间终于整理出了那一首气势磅礴的《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再说此时，战士们实在太累了，这个说想坐在雪地上休息休息，那个说想躺在雪地上闭着眼睛养养神。毛泽东对大家说：

“不能在这里休息呀！这里空气稀薄，有危险。再加一把劲儿，下山去我们就和4方面军会师啦！”

战士们一听毛泽东如此说，就坚持着向山下走去，许多人坐在雪地上，顺着山坡往下滑，大家叫做“坐汽车”。毛泽东见战士们如此可爱，便也加入了“坐汽车”的行列。

中央红军这一次过雪山，像贺子珍那些女红军以及像徐特立一些老人，都是拉着马尾巴才爬上了山头。

6月17日下午，张闻天、毛泽东、周**、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红25师指战员的夹道欢迎，战士们高呼：“欢迎1方面军老大哥！”“向中央首长致敬！”。

在当天晚上召开的联欢会上，周**主持会议并致词，韩东山代表红4方面军讲了话，毛泽东和朱德也讲了话。毛泽东说：

“这次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力量的表现。我们在中央苏区就知道4方面军的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作战英勇，创造了川陕苏区，消灭了很多敌人，各方面都有很大成绩。”

“我们红军是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是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队伍。我们从离开中央苏区那天起，每天都是同超过我们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仅没能消灭我们，而我们却大量消灭了敌人。战斗中虽然有一些伤亡，但我们却锻炼得更加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撤下了革命种子。”“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今天胜利会师了，我们1、4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红25师为中央红军准备了丰盛的晚餐，送了很多的慰问品。

在6月17日这一天，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复电中共中央，不同意中央的战略，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认为川北地区地形、给养条件不利，红军没有粮食吃，国民党军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而应向川西北，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经阿坝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

张国焘提出这样的方针，其原因正如徐向前后来所说的：

“作为第4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故意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他看不到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对当时的形势做出极端悲观的估计，认为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他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向我国荒僻的西部地区青海、新疆或川康等地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苟安一隅，逃避斗争。”

徐向前，1901年11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曾祖父时徐家是村上的大户人家，有人做过官，盖了一座瓦房，被称作楼院徐家。徐家虽然也说得上是书香门第，可是因为家道衰落，徐向前一直没有上学的机会，长到八九岁时，父亲才教他背几首唐诗。10岁那年，徐向前进入永安村私塾。后来他又读了2年高小，因家庭贫困失学。几十年后，年迈的徐向前得知女儿考上了大学，就对女儿说：“很多年以前，我想进学堂，总不能如愿。你就要进大学堂了，要珍惜呀!”徐向前的第1位妻子叫朱香婵，这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朱香婵是一位温雅、勤快、会体贴人的姑娘。1924年，徐向前去投考黄埔军校，她忧急交加，因患重病怀着一腔忧思离开了人世。1925年，徐向前考入了黄埔军校，成为第1期1队的一名学生兵。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第1队军校生作为孙中山的贴身卫队保护孙中山、宋庆龄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徐向前也成了孙中山的护卫队队员。在黄埔军校期间，校长蒋介石每月要找10多个学生当面测试和谈话，从学生中发现了不少人才。一天，轮到徐向前了，他被叫进去谈话。徐向前生性少言寡笑，不善辞令，蒋介石只简单地问了他几句，就认定他是个没出息的学生。1929年，徐向前和第二个妻子程训宣结婚，程训宣比徐向前小10岁，两人结婚不到一年，程训宣就在张国焘所搞的肃反运动中被当作AB团分子关押和审查，她被杀害时年仅21岁。在那恐怖的肃反岁月里，徐向前力所能及地挽救了一些战友，却最终未能挽救住自己的妻子。后来，徐向前终生都在怀念着那位大别山的女子程训宣。

至此，毛泽东已经预料到张国焘的这种右倾思想和行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的一系列问题。因此，他说什么也高兴不起来了。当他郁闷地想到和张国焘汇合时，焦虑再一次成为他生病的前兆。艰苦的生活，再加上将要与张国焘汇合的而引起的焦虑，毛泽东又一次生病了，他感到浑身软弱无力。医生傅连暲、姬鹏飞去给毛泽东看病，毛泽东再一次患上了疟疾。

毛泽东的健康观是：精神的作用更重要。他和两位医生谈起了因为心理因素的原因，而可能引起身体出现疾病的问题。毛泽东相信，有时人们不需要任何药物，单靠极大的希望也能生存下去。

6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懋功县城，会见了在这里迎候的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第30军政委李先念。毛泽东问李先念：

“你今年多大？”

李先念说：26岁。毛泽东说：

“你真是前途无量啊！”

毛泽东又仔细地询问了红4方面军的情况，并征求李先念的意见：能不能打回川陕苏区？

毛泽东反复考虑着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的下一步行动。他把一幅军用地图铺在地上，向李先念等人详尽地分析了目前形势，他说：

“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1、4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今后1、4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这一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朱德联名再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重申了北上方针的正确，不同意张国焘提出的向大西北或向南发展的错误方针。电文中说：

“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特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6月20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向西发展，他们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无良策。”

6月24日，毛泽东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的名义给张国焘个人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国焘同志：

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请你再仔细考虑！……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朱、毛、周

1935年6月24日4时

张国焘看看电报上的4个人，都是他认识的，他沉思了一会儿，决定前往懋功一行。他对政委陈昌浩说：

“我打算明天到懋功去。”

这才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聚头成冤仇。

欲知毛泽东会见张国焘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97

第97章

“张国焘要的是军权，你让他当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

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宁可交出总政委，不能交出总书记。”

话说1935年6月24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一起到达懋功县以北的两河口。

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为了欢迎从茂县来的红4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和举行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大会，在距离两河口镇3里外通向虹桥山方向的抚边村一小块平地上，布置一个会场，搭起了演讲台，路两边都插上了旗帜和标语。

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中央和红1方面军领导四五十人，冒着大雨欢迎张国焘的到来。

下午5时左右，张国焘和秘书长黄超骑马在30多名骑兵卫队的护送下，飞驰而来。毛泽东身边的人不知是哪一位称赞张国焘的马队，毛泽东笑着对身边的人说：

“不要羡慕那些马。”

毛泽东和朱德急忙迎上前去，张国焘却骑在马上在原地等着，连半步都不肯往前走。张国焘见毛泽东到了跟前，这才下马和毛泽东握手拥抱。这是2人在分别8年后的亲切拥抱。而此时的两个人已非8年前的书生模样了。毛泽东显得瘦削、憔悴，眼含血丝，面带烟容，穿的军衣既不合体，又皱皱巴巴的；而张国焘身体肥胖，脸色红润，衣着也十分合体整洁。

张闻天、周**、朱德等人的穿着，也都和毛泽东差不多。张国焘和大家一一握手拥抱。

朱德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旁，向张国焘和红4方面军致欢迎词；张国焘也致了答谢词。欢迎仪式结束后，众人一同向两河口镇走去。

晚上，毛泽东等人在喇嘛庙里举行了宴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人陪同张国焘坐在主桌，另外还有4桌，住在两河口的各方面负责人都到了。毛泽东举起酒杯，说：

“1、4方面军经过许多艰难曲折，今天，终于走到一起来了！现在我提议，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胜利，为张国焘同志的到来，干杯！”

张国焘也举起酒杯，说：

“感谢中央同志对4方面军的一片热忱，向百战百胜的1方面军老大哥学习致敬！我提议，为了红色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干杯！”

应酬过后，毛泽东指着一盘炒辣椒招呼大家，说：

“想不到这里还有这种好东西，清心泻火，生津解渴，请用，请用。”

博古摇着头，笑一笑，说：

“不敢受用。”

毛泽东笑着说：

“辣椒还能攻毒，不吃辣椒的人不革命。”

张国焘因为不能吃辣椒，他还以为毛泽东的话是影射他的，没想到博古接着毛泽东话头说：

“你们湖南的那个曾国藩也是个吃辣椒的吧？他也是革命的吗？”

毛泽东笑呵呵的说：

“我们的博古同志认真起来了。不过，曾文公是个有才的反革命。”

张国焘见毛泽东既没有和他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甚至连听他介绍红4方面军情况的兴趣也没有，心中有些不快。其实，毛泽东通过李先念，早就已经摸清了他的家底。足智多谋的毛泽东那些闲谈碎语，使张国焘有些烦躁不安。

晚饭后，朱德陪同张国焘来到了为张国焘安排的住处。朱德是个实在人，他在闲谈中无意之间把红1方面军的家底抖了出来：中央红军突围8个月以来，从8.6万人锐减到不到2万人，林彪的红1军团人数最多，约为3500人，彭德怀的红3军团约3000人，董振堂的红5军团不到2000人，而罗炳辉的红9军团只剩下几百人。所有的重炮都丢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几乎都是空筒子，每只步枪平均只有三五颗子弹。而此时的红4方面军除了拥有8万人的作战部队外，还有2万名政府工作人员，共计10万人。二者的比例是1：5，且红1方面军衣衫褴褛、疲劳过甚，军容军纪都和红4方面军相差甚远。

张国焘听了朱德的话，暗暗得意。自此，他自恃人多枪多，个人资格又老，更重要的是他不相信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还能够实行正确的领导，所以，他就不再把毛泽东等人看在眼里了。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镇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张国焘、周**、博古、朱德、王稼祥、刘**、凯丰、林伯渠、李富春、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参加了会议；刘英做会议记录。

周**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报告，他分析了红1、红4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又说，在岷江西岸的懋功、松潘、理番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我们如陷在懋功、松潘、理番，就没有前途”。向大西北，向东、向南进攻，均不可能，今后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从地域便于机动和群众条件、经济条件都比较好的北方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红军目前应该迅速前进，攻打在松潘的胡宗南，首先占领甘南。

张国焘在发言中主张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一部向西康发展，红1、红4方面军就地向北稍微扩张一些。他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也不同意先打松潘向甘南发展。理由是川陕甘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有胡宗南20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他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他说：

“那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毛泽东在发言中，表示同意周**的报告。他还说：

“1、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4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1、4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2、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领甘东南，迅速向北发展，建立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3、我们必须高度机动，这就是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4、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们打野战，我们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6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5、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

会议经过3天的讨论，与会者都表示赞成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的战略方针，张国焘陷于孤立，只好表示赞成。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一个决议。

6月28日，会议正式通过了张闻天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起草的《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全文如下：

1、在1、4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2、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3、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4省的广大地区，有力地向东发展。4、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5、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地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各政治部把这一决议一直传达到团一级，但要求绝对保守战役部署的秘密。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不得不承认：两河口会议上“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

6月29日，中共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刘伯承、李维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4方面军进行慰问。

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考虑到必须尽快解决红1、红4方面军会合后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常委会还听取了博古关于华北事变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发言说：

“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

常委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

这一天，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张国焘、王稼祥名义，颁布了由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拟订的《松潘战役计划》。计划规定，两个方面军分为左、中、右路军和岷江支队，分别由黑水、芦花、懋功、卓克基和岷江东岸之平夷堡向北开进。

晚上，张国焘在其住处请彭德怀和聂荣臻吃饭。张国焘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他已决定拨两个团给红1、红3军团。

聂荣臻在南昌起义时就认识张国焘，对他的印象不好。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说：

“他为什么请我们俩人吃饭？”

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笑着说：

“拨兵给你，你还不要？”

6月30日，张国焘回到杂谷脑红4方面军总部，立即对两河口会议决定采取了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态度。他策动一些人给中共中央写信伸手要权。又以“统一指挥”及“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发布的《松潘战役计划》。

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7月初翻过了第2座大雪山，抵达卓克基。

周**带病爬雪山。他患的是肝脓疡，连日发高烧，不能进食。毛泽东对他的病情极为关心，天天看望，亲自派人为周**找医生治疗，千方百计想使周**早日恢复健康。

1935年7月6日，张国焘向中央慰问团李富春等人提出解决组织问题，要求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军委设常委以解决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李富春感觉问题严重，立即向中央报告。

7月9日，川陕省委在张国焘的授意下，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改组总司令部和中革军委的要求，还提出了具体的人员名单，点名要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

7月10日，中央红军到达黑水地区的芦花。

这一天，张国焘又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共中央说：“宜速决统一组织的指挥问题”。毛泽东当即执笔，以朱德、毛泽东、周**的名义联名致电张国焘说：

“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毛泽东还在电文中要求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7月16日、18日，陈昌浩接连两次致电中共中央说：

“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仍请国焘任军委主席，朱总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央政治局决定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的权力”

7月18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来到芦花，毛泽东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劝张国焘说：

“部队不宜在藏区久留，希望4方面军及早行动，攻打松潘，打开北上通道。”

张国焘说：

“松潘不是不能打，但总不能让4方面军的同志们憋着一肚子气去打吧？4方面军10万人，在组织上却没有他们的代表。向前怎么不可以当副总司令？昌浩怎么不能当总政委？还有一些同志可以到中央工作么！只要心开气顺，打松潘还不容易嘛，何劳你们跑这么远的路？”

毛泽东闻言，已经彻底看清了张国焘的真面目。他知道，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不作让步就打不了松潘，打不了松潘就难以北进，建立川陕甘的计划就要落空。对张国焘这样的人，再说什么也没有用处了。

于是，毛泽东立即去找张闻天商议，他说：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个相当的职位，1、4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他是要当军委主席，但这个职务现在由朱德同志担任，他没法取代。可只当副主席，同**、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

张闻天说：

“那就把我这个总负责让他当好了。”

毛泽东断然说道：

“不行！张国焘要的是军权，你让他当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宁可交出总政委，不能交出总书记。还是让他当总政委吧。”

毛泽东找到在病中的周**商议，周**表示同意。

18日这一天，中共中央立即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毛泽东说：

“提拔干部是必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还需要人嘛。”

中央政治局常委经过讨论，决定让周**辞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职务，调中共中央常委工作；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对中革军委总部负责，在张国焘未熟悉情况以前，由周**暂时帮助；中革军委常委由4人增至5人，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博古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中革军委当天即发出通知说：

“1、4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事行动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

历史学家们曾经评价说：毛泽东不叫张闻天让出中共中央总负责职务，当时所有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没有明白过来。试想，如果真的让掉了中共中央总负责，张国焘以总负责的名义召集中共中央会议，那么，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就是合法的了，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7月21日，朱德、张国焘、周**、王稼祥联名签发中革军委《关于1、4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兼任参谋长，杨尚昆兼任政治部主任。决定规定：“前方一切作战部队，统归其统帅指挥，并即以4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

决定宣布：将红1方面军的军团改称军：红1军团改称红1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红3军团改称红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红5军团改称红5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参谋长曹里怀；红9军团改称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红4方面军的第4、9、30、31、33军番号不变，从原红1军团抽调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分别到第4、9、30、31军任参谋长。这样，5个军的任命是：红4军军长许仕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红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红33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经徐向前提议，从红4方面军中抽出3个建制团3800人，补充到红1方面军。

因为杨尚昆已经调任前敌总指挥部兼任政治部主任，他在红3军的政委一职由李富春接任。毛泽东在杨尚昆赴任时，交代他说：

“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像吃‘牛皮糖’一样，要有韧性，不要像玻璃，一碰就碎。”

正像毛泽东预料的那样，张国焘当上总政委后，为了达到独断专行的目的，立即设法控制红1方面军的部队，收缴了原各军团之间互通电报的密码本以及原各军团与中革军委通报的密码本。

彭德怀回忆说：“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1、3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1军团也隔绝了。”

7月底，毛泽东率部来到毛儿盖地区。这一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藏族，毛泽东住在一家藏民的家里。这是一栋两层的木制房子，一层喂养牲畜，二层住人。

此时，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已经失去了进取松潘的有利时机。胡宗南主力已经集结于松潘地区，薛岳部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向胡宗南靠拢；川军进占了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他们企图围歼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如果仍然坚持原计划由松潘北上，有可能陷入国民党军重围。于是，毛泽东等中革军委成员举行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

1935年8月3日，中革军委根据这一决定，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计划规定：

“攻取陈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军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夏洮战役计划确定后，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8月4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喇嘛寺里召开政治局会议。

沙窝喇嘛寺附近都是红4方面军第11师的驻地，周围戒备森严，气氛十分紧张。陈昌浩和红4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在会前拿了一个名单来找毛泽东和张闻天，上面写着哪些人进中央委员会，哪些人进政治局。他们还说：这是张国焘提的名单。毛泽东知道张国焘的目的是要向中共中央要党权，他笑着对张国焘说：

“你这是开的督军会议。”

张闻天在会议上首先作了《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接下来，与会者开始讨论。张国焘在发言中吹嘘自己如何如何的正确，他对中共中央和红1方面军提出了种种指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要求红1方面军领导检查缺点错误。张国焘说：

“我很惋惜我们没有在两河口初次会面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下，摧毁整个中央；也有人引经据典地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杀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

张国焘还说：

“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我们也许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毛泽东从张国焘的发言中，清醒地看到了本来就是“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者的张国焘，如今摇身一变，要清算错误路线，他的目的是要借此否定遵义会议决议，改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如果此时要真的清算政治路线的错误，势必会落入张国焘的圈套。所以，毛泽东在张国焘发言之后，也作了长篇发言。他全面驳斥了张国焘的观点。他同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一样，仍然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因为军事问题具有最紧迫的意义。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

张国焘在政治局里毕竟是少数派，他1个人正应了“独木不成林”的这句老话，没有人会支持他的意见。所以，除了毛泽东之外，其他与会者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纷纷重申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而军事路线的错误经过遵义会议，已经得到了纠正。

8月5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驳斥了张国焘悲观主义的形势估计，指出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白区群众的革命斗争继续前进，许多老根据地仍在坚持斗争，“尤其是1、4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发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堆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决议再次否定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主义，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决议中说：“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1、4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

针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决议中明确写道：

“必须在1、4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1、4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会议决议最后写道：

“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内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动摇具体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于1、4方面军的力量不信任”，“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明显的在部队中存在着，而且部分的生长着”，“是最大的危险。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

这个决议没有点张国焘的名，目的是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是为了团结他一起北上。

张国焘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出于宗派主义的考虑，要求增加红4方面军9人进入政治局，以形成他在政治局的多数。因为这时在川西北地区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总共也才只有10个人。

8月6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团结和争取红4方面军的干部，在组织问题上作了让步，同意在红4方面军工作的一些干部进中央，但不能进这么多。最后增补3人为中央委员，3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其中陈昌浩、周纯全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这样，即使是召开中央委员会，毛泽东等人与张国焘等人的比例也仍然是9：7，就是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也只有3个人。张国焘当然不会满足，他说：

“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几个人嘛。”

毛泽东说：

“4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的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嘛。”

张国焘还不罢休，又说：

“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出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践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说：

“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将来可以将这些好同志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

政治局会议决定恢复红1方面军总部，由周**担任红1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因为陈昌浩、周纯全不久就要随中央一起行动，为了加强领导，另以陈昌浩任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以周纯全任副主任。

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他后来骂毛泽东说：

“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是“独裁者”，“由于毛泽东等死守教条不稍让步，会议终于无功而散”。

欲知张国焘还有什么花招？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智斗张国焘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除了红4军七大以外，陈独秀剥夺他的表决权，瞿秋白等人免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等人批评他，“钦差大臣”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罢免他的军事领导职务，都是居高临下。而今他在数年的斗争中已经确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的军事的领导核心了，是他说了算了。况且他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嗜血如命、杀人如麻的恶魔，一个徒具野心而缺乏谋略的一介匹夫！诸君试想，两河口张国焘是单刀赴会，他虽然骄横傲慢，企图以强凌弱，但共产党历来是以少数服从多数，所以他第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张国焘学聪明了，在沙窝会议上就提出要把他的人塞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没有到毛泽东棋高一着，让你进可以，但不能让你占多数席位。于是张国焘又以微弱的少数败下阵来。张国焘智不如人，就只好耍赖了，表面同意会议决议，翻脸就不认账。这样的人岂有不败之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98

第98章

“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险路。”话说沙窝会议后，中革军委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将红1、红4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以红1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和4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为左路军，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地域，向阿坝地区开进。以红1方面军的第1、第3军与红4方面军的第4、第30军为右路军，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地域，向班佑、巴西北上。约定左右两路红军在巴西会合。为此中国工农红军还成立了总供给部，毛泽民担任副部长。混合组编后，林彪、聂荣臻被通知立即去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会议结束后，陈昌浩请林彪、聂荣臻吃饭。饭后，陈昌浩要林彪先走，说是还有事要同聂荣臻谈一谈。陈昌浩在谈话中单刀直入，问聂荣臻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有何看法，聂荣臻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陈昌浩见聂荣臻如此说，便把话引到其他方面，谈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聂荣臻回到军部，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他已经感觉到红军内部的气氛不正常，因为他已经获悉张国焘准备把他调到31军当政委，还要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这个方案的目的，就是要把原红1军团拆散，只是命令还没有发出。他当着左权、朱瑞的面对林彪说出了张国焘的方案，还特别提醒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林彪说：“你这是宗派主义。”聂荣臻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当想一想，这是路线问题。”林彪不以为然，他说：“什么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呢？”聂荣臻生气了，猛地一拍桌子，一个盘子被震掉地上，他说：“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左权、朱瑞见聂荣臻动了怒，都没有说什么。自此，林彪也似有所悟。1935年8月7日晚间，毛泽东去看望高烧不退的周**，当即派人到红1军请来最好的医生为周**医治。8月15日，左路军先头部队开始由卓克基地区经查理寺向阿坝开进。这一天，中革军委电示张国焘说：“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毛泽东对此次草地行军极为重视，因为中国有史以来还从没有那支军队在这草地上走过。他到前敌总指挥部，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一起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部署和行军路线。草地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地方呢？原来，红军所要经过的草地，是在从四川北部阿坝的马尔康、黑水到甘肃玛曲的一大块沼泽地，又称水草地。它纵横数百里，人烟绝迹，飞鸟不行，很多地方常年积水，淤泥深不可测，不管是人是牲畜，一旦陷进去，绝无生还之可能。毛泽东决定派叶剑英为过草地的先遣司令。在讨论组织先遣部队时，毛泽东说：“还得叫杨成武来，他可以。”于是决定由红1军2师4团为过草地的先遣团。8月17日，毛泽东在毛儿盖召见杨成武。杨成武在他的侦察排十几个骑兵的护卫下，来到毛泽东在毛儿盖的住处，登上一座藏式木架小楼。毛泽东正在俯看地图，闻声转身看了一眼杨成武，说：“你来了，很好。就等你来挂印呢，坐。”杨成武说：“毛主席，林军长要我直接到你这里接受任务。”毛泽东指着木头墩子说：“坐下来，慢慢说。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这一次你们红4团还是先头团。”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让杨成武看：“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几个师，大筑碉堡。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经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会断送革命。”毛泽东右手往前一挥，说：“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险路。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你们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向导找到了没有？”杨成武说：“我们找了一个60多岁的藏民当向导，准备以8名战士用担架抬着他带路。”毛泽东说：“这样好！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还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4方面军的294团已经编入你们团，你们必须搞好团结。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1、4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毛泽东嘱咐完了，就让杨成武到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去一下，接受具体指示。杨成武从徐向前和周**那里回到毛泽东住所，中央保卫局长邓发问他吃饭没有？杨成武说，没吃。邓发便回到毛泽东房里，端出来一个盘子，盘子里盛着6个小鸡蛋大的青稞面馒头，递给他说：“毛主席说，你一天没吃饭，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饭给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工作。”杨成武心想这是毛泽东的晚饭，自己怎好意思多吃呢？所以他就只吃了两个，说什么也不再多吃了。他临走对毛泽东说：“毛主席，等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毛泽东还亲自过问右路军部队有关粮食和衣服的准备工作。前方部队给中央送来一头牦牛，警卫队把它宰杀后，将牛皮和内脏煮好分了，将牛肉晒成牛肉干当干粮，每人分一块。毛泽东吩咐说：“要首先照顾修养连的伤病员和老同志。”警卫队长分好后，让人一份一份的送到每一个人的手里。因为贺子珍重伤后身体虚弱，警卫队长分给她的就比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几位老人稍微多了一点。毛泽东知道了，他非常生气，立即把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找了来，问她：“这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多呢？”刘英说：“这事不是我管的，是邹队长分的。”毛泽东说：“你替我找他。我可不能特殊，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刘英不敢怠慢，马上去找邹队长，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了他。邹队长很为难地说：“哎呀，现在全都分完了，剩下的就是毛主席、张闻天同志他们几位了，这可怎么办呢？”刘英说：“毛主席说要补，可不敢不补啊！”邹队长没有办法，只好从几位领导人的份子里割了些下来，补给了几位老人。刘英将处理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这才放了心。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几位成员开会，研究工作分工问题，决定由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工作。毛泽东提议，政治局成员每周至少开1次会议。就在此时，张国焘又公然违反沙窝会议决议，他提出要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左路军西出阿坝，北占夏河、洮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发展。在张国焘的授意下，陈昌浩在右路军这边，也对东进提出异议，他也提出了右路军要西进，要占领西宁。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成员，不得不再一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贯彻沙窝会议精神。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周**因病没有参加。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均在左路军；叶剑英将要带领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出发，彭德怀率红3军殿后；他们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首先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说；“根据中央关于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我军首先要北进夏河地区。而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个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向洮河流域东岸发展；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我的意见，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向西去，无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极其不利。敌人的部署，正是逼迫我军向黄河以西。向东发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邻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至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做战略退却，也是好的。因此，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于将来的行动。我军应出敌不意，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相继在会上发言，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报告。王稼祥强调说：“不应把向东向西看成一个小问题，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要达到夏洮战役的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而转移。”徐向前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西突击。”陈昌浩也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的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的方针。会议气氛良好，意见一致。毛泽东很高兴，他在会上作了结论，他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首先，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红军于不利境地。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全国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这一路线．可集中3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昌浩同志所说最大限度集结兵力的意见，是正确的。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第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绝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报告，以补充6月28日政治局在两河口会议上作出的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最后，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决定说：“在目前敌我具体的情况之下，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此时，蒋介石判断红军东出四川，也可能向西北行。如出西北，“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屏障，飞度不易，因此北堵南追，集中兵力封锁，红军插翅难飞。”薛岳也说：红军要想“通过软沙没人之草地，势有不能。”由此可见，“横跨草地，北出甘南”，是毛泽东布下的一招险棋，也是一招妙棋。8月20日和21日，毛泽东让徐向前、陈昌浩以他们2人的名义2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告以毛儿盖会议做出的决定，提出左路军在占领阿坝后，不必肃清该地区之国民党军，可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力量灭国民党军，北出甘南。徐向前与陈昌浩商量说：“张主席总与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于是，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把北出甘南的计划告诉他们，并说：“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有备之敌，必须左路军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出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张国焘没有想到陈昌浩、徐向前不但没有执行他的指示，反而站到毛泽东一边说话，一时无奈，于是就按兵不动。毛泽东在这个非常时期，最担心的是具有分裂红军野心的张国焘拉走林彪，因为林彪还年轻，才只有28岁，最容易上别人的当。队伍马上就要出发了，毛泽东亲自找林彪谈了话，他分析了目前的局势，鼓励林彪，让林彪率领红1军作为过草地的先头部队。8月21日清晨，王开湘和杨成武率领红4团向无边无际的水草地进发了。紧随先头团之后的右路军3万多大军，也踏上了生死莫测的草地。走在大部队前面的是林彪的红1军主力，继后是中央机关、红军大学；中间是红4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和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前敌总指挥部。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第30军行动；生病的周**、王稼祥随彭德怀的红3军殿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想办法也要把病重的**、稼祥同志抬出草地。”红4团在王开湘和杨成武的带领下，首先进入草地，不久，他们就知道了草地的厉害。这里没有夏天，只有漫长的冬天。年平均气温刚过摄氏零度，每天夜里都是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六七度。而且草地的天气也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一会儿冰雹盖脸，一会儿大雨瓢泼，一会儿浓雾弥漫，一会儿雨雪交加，一会儿狂风怒吼，它就像魔鬼在搞恶作剧。王开湘和杨成武带领红4团，经过4个昼夜的艰苦行军，终于走出了草地，又经过2天行军，到达了目的地班佑。再说毛泽东随着第30军向草地出发，他们进入草地的第一天，正遇上风雨交加，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都湿透了衣服。这天晚上，大家在一条小河边宿营。战士们想让毛泽东避避雨，就把一条被单试着往一棵小树上栓。此时，毛泽东来了，他让警卫战士们把他担架上避风雨的油布支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来，咱们挤在一起睡吧。”警卫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毛泽东知道他们的心思，就说：“你们是怕影响我睡觉吗？”有个警卫员回答说“是”。毛泽东指着正患痢疾的陈昌奉说：“假如让他淋在雨里，我能睡得着觉吗？你们想想，是大家好好地过草地好呢？还是影响我一晚上的睡觉好？”警卫员们见拗不过毛泽东，只好和他一起挤在油布下面睡了一夜。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一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底灰刷过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小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似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8月24日，毛泽东在草地行军途中，见张国焘依然按兵不动，就和张闻天反复商量，如何才能使张国焘转弯。毛泽东主动找到徐向前、陈昌浩说，如何催促张国焘带左路军上来。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1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于是，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要他率左路军速出墨洼，向右路军靠拢。并令4军31团准备粮食，待命前去迎接。任是老谋深算的张国焘，至此也不得不率领左路军向草地前进。毛泽东在一次行军中，发现路边的沟壕里有一些被人扔下的羊下水，他就让炊事员捞上来，收拾收拾煮熟了，与身边的人一起津津有味地打了一次牙祭。警卫员王七九想给毛泽东找一点有营养的东西吃，他从一个喇嘛庙里找了一副腊羊架子，兴高采烈地说：“找到好吃的了，给主席改善伙食！”毛泽东问明情况后，严厉地批评了王七九，命令他马上把东西送回喇嘛庙里，还要摆放到原来的位置上。吴吉清回忆说：“几天来，主席不仅把担架和马让给伤病员乘坐，而且每天在行军八九十里途中，还要坚持工作。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挥员、战士们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鼓励医务工作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医疗护理工作。并且一旦了解到伤病员因缺粮而造成的危难，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处，利用中途休息的时间，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而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负责杀马的副官处的工作人员想让毛泽东吃一点马肉，可他们知道毛泽东的脾气，就趁毛泽东不在的时候，悄悄地把一块巴掌大的马肉送到了警卫班。到了宿营地，警卫员拿出马肉，正想混着野菜煮给毛泽东吃，毛泽东瞧见了，责备他们说：“你们又打埋伏了！”他吩咐把这块马肉留给后边的病号戴天福吃。警卫员说：“小戴是重病号，一定能分到一块马肉的。”毛泽东说：“还是留下的好，万一他分不到马肉，不就可以补救啦！”正在此时，一位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向毛泽东报告说：“主席，小戴同志牺牲了。”说着拿出一块用纸包好的马肉递给毛泽东，流着泪说：“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把他分到的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主席。他说，他没有什么好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早日成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他还让我转告警卫班的同志们，好好照顾您。”毛泽东抑制着悲痛，紧紧地盯着那块马肉，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慢慢地摘下军帽，低下头为戴天福志哀。少顷，他把马肉包好，抬起头沉痛地大声说：“成千成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而这种正义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过草地的第5天，是长征中最艰苦的时候，部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已经断了几天炊，红军指战员们粒米未沾牙，个个饿得头晕眼花；毛泽东也只剩下了几小块青稞饼，这还是他一路上吃野菜节省下来的。毛泽东正行之间，发现两个战士无声地倒在路边。他弯下腰去，温和而又亲切地拍拍他们，说：“同志，不能倒下去。”一个战士说：“我们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实在走不动了。”毛泽东闻言，默默地掏出仅有的那几块饼，他不顾警卫人员阻拦的目光，把饼送到两个红军战士手中，一字一顿地说：“吃吧，再走一天，就可以出草地了，无论如何要走出去。”毛泽东让警卫员牵过自己的马，让其中最弱的那个战士骑上去，另一个让人搀着向前走。聂荣臻在到达班佑的前一天，对同事和部下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1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不然我们就要完了。”他又给殿后的红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发电报说：“1军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同志身体太弱，以致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8月27日，右路军全部胜利地走过了草地。10天后，聂荣臻收到周**发给他一份电报，周**在电报中说：“据3军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1军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人以上。”至于红3军自己掉队与牺牲的人数到底是多少，已经无法计算了。欲知红4方面军能否过草地，且看下一章内容。东方翁曰：此次分兵，毛泽东特意把朱德、刘伯承及一批忠诚于革命的骨干安排在左路军，为的是要钳制张国焘；而把徐向前、陈昌浩安排在右路军，目的是可以随时教育他们，同时也拆散了张国焘的核心力量；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张国焘之所以同意这样安排，是因为他认为由徐向前、陈昌浩直接控制了右路军，而他自己又控制了左路军，已经是稳操胜算了。后人评价毛泽东，说他是用兵如神，智慧超人。他往往在红军最艰难的时候，把方方面面的问题和可能性都考虑到了，不愧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此言不虚也。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99

第99章

“既然要南下嘛，中央政治局要开个常委会统一一下思想，

还要把1军调回来呐。**同志和稼祥同志病在3军军部，

我和洛甫、博古今晚找他们开个会吧。”

话说距离巴西、班佑50公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那里有胡宗南的部队把守。胡宗南得知红军北出的消息后，急调驻守漳腊的伍诚仁第49师，星夜向包座增援。

1935年8月28日，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后，毛泽东、张闻天和中央机关住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的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巴西。

此时，右路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之前，攻占包座，出师甘南。如果丧失战机，右路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

徐向前鉴于红1、红3军减员较多，就向中央建议说：由第30军、第4军攻打包座。毛泽东和中央批准了他的建议。

于是，前敌总指挥部立即致电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说：

“敌胡宗南部已进占包座，并以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阻击我军北进。根据中央的指示，要占领包座，尔后歼灭49师。你部立即转向东行动，以最快的动作强占包座，尔后歼灭49师，保障全军顺利北进。”

程世才、李先念接到命令，马上命令红89师为前卫，全**速向包座进发。2人部署已毕，策马直奔中央驻地，向毛泽东、徐向前汇报情况。毛泽东和徐向前决定，速战速决，首先拿下上下包座，尔后集中兵力打援。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等人抓住有利时机，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

按照预定计划，左路军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下，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东进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南前进。此时，左路军前卫部队红5军，已经抵达了黄河支流葛曲河边墨洼附近。

8月29日至31日，红4方面军的30军和4军攻占了上下包座，又毙伤其援军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0余挺，电台1部，七八百只牦牛和马匹，以及大批粮食和弹药。毛泽东高兴地说：

“4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蒋介石接到败报，顿时大怒，他立即下令将受伤的49师师长伍诚仁撤职查办；又急电兰州朱绍良，令新编第14师鲁大昌扼守岷县及腊子口；令胡宗南部速回甘肃西固堵截；令王均部在岷县、天水、武山地区防堵。

此时，国民党军在甘南的兵力比较空虚，正是红军出击的好机会。

1935年9月1日，毛泽东和徐向前、陈昌浩联名把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说：目前的敌情、我情、地理情况，极有利于红军按原定的计划向甘南发展。右路军正准备派部队送马匹、牦牛和粮食去接应你们。

张国焘接到电报后，拒绝执行中央的指示，又提出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要把右路军和左路军全部拖回到天全、芦山、丹巴地区。

9月3日，张国焘要朱德和他一起发电报令右路军南下，遭到朱德的拒绝，他就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电报中说：

“葛曲河上游侦查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只能吃3天，25师只2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3路全部返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事实上，朱德、刘伯承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他们派人骑马测试河水的深浅，最深的地方也不过到马肚子的部位，证明部队完全可以过河北上。何况4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有经验的造船队，随左路军行动，完全可以就地取材，营造渡河工具。他们就向张国焘提出，部队应该按原计划北上，与右路军会师。张国焘根本不理睬。

张国焘要求南下的错误主张和行动，当然是中共中央不能同意的。毛泽东等人决定：按照原定计划率部北上。

9月4日，毛泽东派前锋红1军出发北进俄界。

9月5日，张国焘擅自命令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还强迫已东进到葛曲河边墨洼的前卫部队红5军返回阿坝。

这时，在左路军中有一个人公然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他就是前面说过的红9军的陈伯钧。陈伯钧原来一直是跟随毛泽东的，他在井冈山时，因摆弄手枪，误伤战友吕赤致死，是毛泽东救了他一条性命。

陈伯钧在中阿坝听到一些人攻击红1方面军的言论，他明白是张国焘从中怂恿挑拨的，非常愤慨。吃过晚饭，他立即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要说明他对红1、红4方面军会合后纠纷问题的意见。

张国焘把陈伯钧的信扔在一边，置之不理。

9月8日上午，陈伯钧直接找到张国焘，慷慨陈词，直抒胸臆，他说：

“我深感个别以及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巩固，无中生有，言之过度，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听闻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党中一切事件，红军中党员可当面提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

张国焘托词改日再谈。

第2天，陈伯钧又去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避而不见。以后陈伯钧多次找张国焘，张国焘都拖延不见。直到9月13日，陈伯钧才得以见到张国焘，结果是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不久，张国焘要陈伯钧离开红9军，“休息”一段时间。陈伯钧离开9军时，遭到一些不明真相战士的围攻，望远镜和一应物品均被抢去。11月，陈伯钧写信给张国焘，要求到前方作战，张国焘不许。陈伯钧面对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迫害，始终坚定乐观，有时忍不住引吭高歌，以歌解忧。此事后事，读来令人拍案！

再说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在巴西多次同陈昌浩、徐向前商谈，争取张国焘北上。

9月8日，毛泽东让徐向前、陈昌浩给朱德、张国焘发了一封特别讲究斗争策略的请示电，电报中说：

“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最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1军是否速占罗达？3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

“中央政治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毛泽东与张闻天、周**在研究这封电报稿时，颇费了一番心机。首先，此电说明右路军已经扫清北进通道，向俄界探进的1军是否占领罗达，3军是否向1军跟进，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请总政委“飞示”；其次，以“正考虑是否南进”来表示中央尊重张国焘南进的主张；特别是毛泽东知道张国焘对自己持有成见，便违心地将自己和张闻天说成是“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而将周**抬出来将张国焘一军，因为张国焘自视甚高，而周**是党的“六大”选出来的5位常委之一，看看能否镇住张国焘；最后，又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呼吁团结的重要，并提出上、下两策，张国焘不至于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动机。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确是用心良苦。

但是，此时的张国焘已经铁了心，他立即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1、3军暂停向罗达行进，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

张国焘接着又向左路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詹才芳发出电令：

“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陈昌浩首先接到张国焘的电令，他拿着电令去找徐向前商量。徐向前说：

“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这样，陈昌浩就去向张闻天、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当即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因为周**患病未愈，起不了床，会议地点就选在周**的住处，并让陈昌浩打电话通知徐向前到那里参加会议。

深夜时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来到周**驻地， 7人召开紧急会议，着重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

毛泽东在会前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他在会上念了一下，要求徐向前、陈昌浩表态。陈昌浩说：

“我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

徐向前表态说：

“我同意中央的意见。”

就这样，徐向前、陈昌浩当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将这一份以7人名义致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的电报，发给了张国焘，电报中写道：

朱、张、刘3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1、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700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定开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8000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丁）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2、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3、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25、26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  洛甫  博古 向前

昌浩  泽东  稼祥

9月8日 22时

9月9日上午，彭德怀来到前敌总指挥部。

此时彭德怀在阿西的红3军部，离在巴西的前敌总指挥部和毛泽东处，相距8到10公里远近，彭德怀每天都要到毛泽东处去一趟，他还秘密地派红11团隐蔽在毛泽东住处不远的地方，以防万一。

彭德怀在总指挥部和徐向前、陈昌浩一起谈论了一会儿有关北进的事。他刚一离开总指挥部，陈昌浩、徐向前就接到了张国焘的电报。

张国焘在致陈昌浩、徐向前并转中央的电报中说：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做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25、93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10天行军，左路20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2、若停夏、洮，能立稳脚跟？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深思明告。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25、93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6天行程，沿途有2000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6000户口，苞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2、6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陈昌浩一看张国焘的来电，一反常态，表示同意南下。徐向前也不愿把4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表示愿意南下。于是，陈昌浩拿着张国焘的电报来见毛泽东等人，并说明了4方面军愿意南下的意见。毛泽东看了电报，听了陈昌浩的意见，立即对他进行了批评。

陈昌浩回到驻地很不高兴，他对徐向前说，挨了一顿批评。

毛泽东待陈昌浩走后，立即和张闻天再电张国焘，说：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这天午饭后，彭德怀再次来到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已经改变了口气，他对彭德怀说，阿坝比通、南、巴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说了。

彭德怀一听，就猜想可能是张国焘又来了什么新指示，右路军改变了行动方针。于是，他也不再说什么，只是听。

彭德怀离开前敌总指挥部，马上到毛泽东处告知此事。毛泽东说，中央已经知道了。于是，他就把陈昌浩将张国焘发来的电报交给中央、中央又如何致电张国焘促他北上一事，说了一遍。彭德怀这才明白陈昌浩何以前后判若两人。他就问毛泽东：

“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1军已经走了2天，4方面军如果要解散3军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在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说：

“不可。”

彭德怀心想，如果张国焘强制3军南进，1军也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1军就是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如果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想到此，心中不免有些懊丧。

彭德怀走后不到1个小时，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就给毛泽东送来了张国焘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密电。

原来，前敌指挥部在午后召开军事会议，陈昌浩在会上做长篇讲话，译电员拿来一份新电报，见总政治部主任正讲得兴起，便把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一看，是张国焘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上面除了命令右路军南下外，还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内容。

叶剑英不动声色地将电报装入口袋，借口上厕所溜出会场，疾步来到仅数百米外的毛泽东住处，将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立即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将电报内容抄了下来，他说：

“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

叶剑英赶紧跑回会场，会议还没有结束，陈昌浩还在讲话。叶剑英就把电文交给了陈昌浩的秘书。

毛泽东在叶剑英走后，立即找到张闻天和博古，又找来彭德怀，将抄件传给他们看，众人大惊失色。此时，离彭德怀与毛泽东密议还不到两个小时。

毛泽东提议，今晚中央要员要赶到红3军军部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议如何离开这是非之地。

黄昏时分，毛泽东若无其事地来到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的住处。陈昌浩见毛泽东来了，就说：

“张总政委来电要我们南进。”

毛泽东平静地问道：

“你的意思如何？”

陈昌浩说：

“我看我们还是一道南下，有不同意见，与老张见面后再议。”

毛泽东沉吟片刻，说：

“原来我们曾考虑过南下这种可能，如果南下走不通，以后还是北上吧。既然要南下嘛，中央政治局要开个常委会统一一下思想，还要把1军调回来呐。**同志和稼祥同志病在3军军部，我和洛甫、博古今晚找他们开个会吧。”

“好，就这么办吧。”

陈昌浩同意了。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这正是毛泽东的金蝉脱壳之计。

毛泽东借着月色来到徐向前的院子里，也不进屋，叫出徐向前，问道：

“向前啊，现在要南下了，你看怎么办啊？”

徐向前说：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4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见徐向前心意已决，就不再说什么，只说请你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彭德怀在离开前敌总指挥部时，找到叶剑英，两人商量如何取出军用地图并带出军委2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红3军部，叶剑英同意想办法。彭德怀刚走，张闻天、博古也来找叶剑英，对他说：

“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

叶剑英非常清楚，如果自己一走，整个中央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于是就说：

“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毛泽东回到住处，立即和张闻天、博古一起去红3军部所在地阿西。毛泽东一到红3军部，马上就给林彪、聂荣臻发电报，电报中说行动方针有变，命令红1军在原地待命。

原来，彭德怀早已让人编写了一套新的密码本，派朝鲜籍的武亭带着指北针寻找红1军走过的行踪，务必把电台密码送给林彪和聂荣臻。恰巧这天武亭刚刚送到红1军部，就派上了用场。

毛泽东发完电报，就和张闻天、博古、彭德怀一块儿来到周**、王稼祥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阿西会议”。

毛泽东分析了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倚仗优势兵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为了贯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会议决定：立即率领红3军和军委纵队一部连夜转移，脱离险境。由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1部组成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会议决定：以后右路军归军委副主席周**指挥；会议还决定：委托毛泽东起草一份《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阿西会议一结束，脱离险境的准备工作立即迅速而秘密的开始进行。毛泽东要求红3军派一支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彭德怀亲自向红10团政委杨勇交代了这一任务。杨勇小心地问：

“这样一来，红军不就分裂了吗？”

彭德怀说：

“那也没有办法，我看这是暂时的，以后还会走到一块儿。”

杨勇又问：

“他们人多势众，会不会来找我们？”

彭德怀说：

“有可能，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但尽量避免冲突。”

深夜12点过后，红3军及军委纵队三更吃饭，准备在五更时分先后从巴西及其附近出发，由红3军在山上警戒，担任后卫。

李德在凌晨时分，紧急通知红军大学党总支书记莫文骅，让他马上组织大家随中央北上，嘱咐他密切注意红军大学教育长、原红4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的行动，防止他把部队带走和整人。

毛泽东和彭德怀为了能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情况，随着杨勇的红10团走在中央机关的最后面。彭德怀问毛泽东：

“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杨勇说：

“那我们就坚决同他打！”

毛泽东忙说：

“打不得，打不得！如果真是那样，那我们就只好跟他们一起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正在此时，徐向前、陈昌浩得到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陈昌浩和徐向前大吃一惊，到底是怎么回事？红4军军长许仕有也打来电话说：

“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红军大学的何畏又打来电话问：

“是不是有命令叫走？”

陈昌浩急了，连忙对着话筒说：

“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

徐向前见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情，他也愣了神，呆呆地坐在床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此时，许仕有又打来电话问：

“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

“怎么办？”

徐向前说：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按照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他马上派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说中央率军南下；还让李特带给彭德怀一封信，要红3军停止北进，回头南下。

天快亮了，红军大学师生已经集合起来，正准备出发，矮胖子李特果然带着一队骑兵赶来了，他们绕着部队喊：

“停止前进！4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

“不要跟毛泽东、周**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

“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

集合起来的队伍即刻炸了窝，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一些4方面军的学员也跟着喊：“我们不走了！”“不能跟他们走！”

红1方面军的学员听到有人骂毛泽东和周**，十分气愤，可又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儿。前面已经出发的学员也停下了脚步。

李德见状，急忙窜上去拉着李特的马，斥责他的分裂言行，三言两语之间，竟把李特从马上拉了下来。于是，两人激烈地争吵起来，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李德骂李特是“流氓”，他要拉着李特去见毛泽东，说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把部队拉走，他坚持说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

欲知中央红军如何脱离险境，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我读党史数十年，均不解左路军以数万之众，除了朱德、刘伯承之外，何以竟无一人自觉地、勇敢地站出来，坚决地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今读陈伯钧上将一卷，始知在左路军中，并非没有胆识兼备、耿直忠勇之士。诚然，陈伯钧此举是基于对毛泽东和红1方面军的朴素感情，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完全了解和爱戴。善哉，陈上将！壮哉，陈上将！然而下一章将要说到，另一个同是出自红1方面军的军级领导人，却与陈伯钧相反，他不但不反对张国焘，反而助纣为虐！自古以来，有道是愚忠盲从者，误己误人，明哲保身者，误国误民，诚不虚妄也。假如在左路军中，多一些像陈伯钧将军这样的人，张国焘的阴谋还能够得逞吗？红4方面军数万红军将士还会惨遭杀戮、惨遭蹂躏吗？哀哉！痛哉！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100

第100章

“我们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先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

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不出1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

会来的。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

话说正当李德和李特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毛泽东赶了过来。有人喊了一声：

“毛主席来了！”

骚乱的人群蓦然安静下来，毛泽东和几位领导人从西南边走来了。在人们的簇拥下，李德扭着李特朝毛泽东走去，一路推推搡搡，吵个不停。毛泽东说：

“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

李特怒气冲冲地说：

“现在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说：

“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竖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李特一听就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泽东是逃跑主义，数落中央红军丢掉江西苏区的罪行。李德担心李特已经控制不住情绪，一下子就把李特紧紧抱住，任凭李特怎样挣扎，也摆脱不了李德的控制。毛泽东让李德松手，他正告李特说：

“彭德怀同志率领的3军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李特闻言，有所顾忌，就未敢轻举妄动。毛泽东又说：

“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根据地是困难的。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的出路。希望他能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正在此时，彭德怀也赶来了，李特把陈昌浩写的信送给彭德怀。他让步说：

“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4方面军的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说：

“可以，红军学校4方面军学员回去跟4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先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不出1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会来的。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

毛泽东转对彭德怀说：

“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去，放他们去！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毛泽东又指着李特对彭德怀说：

“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此时已经是1935年9月10日上午8时，红军大学中红4方面军的学员大部分随着李特回去了，只有工兵科的4方面军学员一个也不愿走，他们跟着毛泽东又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天到这般时候，叶剑英还没有到来，大家都担心他出了什么问题。不久，叶剑英和二局局长曾希圣带着二局的全部人马赶来了，他们连军用地图也都拿来了。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剑英同志你来了，好！好！”

中共中央在行军途中，向部队发布了毛泽东在9日连夜起草、用蜡板刻印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毛泽东在告同志书中写道：

“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

毛泽东在告同志书中号召红军指战员：

“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这一天上午，前敌总指挥部像是开了锅，师长、军长们都来了，许仕有跳着脚骂了起来：

“他娘的，住店的临走还要告诉一下房东。他们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搞什么突然袭击！”

几个师长也随声附和，你一言我一语，唠叨个没完。

许仕有，小名有德，1906年2月2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许家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许存仁是一个勤劳忠厚的种田好手，母亲李氏，是有名的贤妻良母。许仕有少年放羊时，扒了恶霸李静轩地里的两个红薯充饥，被李静轩打了一顿，李静轩还牵走了他家两只羊。母亲上门评理，也被李静轩打了一顿，许仕有发誓要报此仇。他从嵩山少林寺学武归来的一个晚上，手提大刀闯入李家，将李静轩的头颅砍下来挂在山头的树枝上示众，然后摸黑跑上后山，从此参加了革命。许仕有在1924年农历三月初八，经当地一位妇女介绍与朱锡民成亲。红4方面军第2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西迁转移。1932年8月，许仕有在转移途中路过许家洼，回到家中见到了母亲和妻子朱锡民。朱锡民含泪送别了许仕有后，被迫改嫁给一个以杀猪为业的王姓青年。

正当前敌总指挥部一片混乱之际，陈昌浩、徐向前接到了中共中央发给他们的指令，指令中说：

“8日张国焘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屡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取消该电。”

上述电文中所说的“中央已另电取消该电”，就是指这一天中共中央发给张国焘的电报内容，电文中说：

“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调令，中央认为完全不合适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是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迅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9月11日，毛泽东率领红3军等部队陆续到达甘肃迭县的俄界。

俄界是岷山脚下的一个藏族地区。毛泽东率部刚进入藏族地区的时候，藏族群众都躲起来了。部队先是断了食盐，接着是严重的粮荒。毛泽东和战士们1天只能吃两顿半饱的青稞、苞谷。

有一次，部队做的是青稞面混合着野芹菜、豌豆叶子熬成的汤，警卫员端着这样的伙食，犯了嘀咕，心想，让主席吃这样的饭怎么行呢？毛泽东见他面有难色，就接过碗说：

“现在全军都在吃青稞混野菜，我们也要吃。你没有听说上古的时候，神农氏为了给人治病，他尝过百草吗？我们今天为了北上抗日，也得吃点苦。吃苦是光荣的事，没有今天的苦，就没有明天的胜利。当然，这种苦只有我们才能吃得下去，因为我们深信革命一定能够成功。”

说完，他大口大口地吃下了这碗饭。

俄界由一个杨姓的土司控制。这位土司是杨家的第10代传人，藏名谢代。自从杨家第1代祖先从14世纪开始向明朝皇帝纳贡以来，这个地区一直由杨家的子孙掌管。这位第19任土司，向国民党贡献盐巴、粮食以及采炼出来的粗糙的金银。

经过红军做工作，谢代在国民党和红军之间保持中立，粮食也向红军敞开，不用任何书面协定和手续，只需要红军回送一些**以装备他自己的武装。

人困马乏的中央红军，在俄界得到了极好的休整和补充给养的机会。好在中央机关、红3军与红1军会师后，队伍不算十分庞大，总共不过六七千人，在这里住上三五天也不成问题。

这一天，毛泽东等人以中共中央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刻率左路军北上。电文写道：

国焘同志：

1、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2、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同志指挥。并已令1、3军在罗达、俄界集中。3、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张国焘又一次抗拒中共中央的命令，他在阿坝召开了“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会场上高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他在会议上大批“毛周张博”的“右倾逃跑”。还威逼朱德、刘伯承表态，“反对毛泽东、周**他们北上抗日的决议”。朱德说：

“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定，我举了手，是赞成的、拥护的。如果硬要我声明，那我就声明一下：我坚决拥护中央作出的北上抗日的决定。我还要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会后，朱德对刘伯承说：

“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革命，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9月12日22时，张国焘直接发电给红1、红3军，电文中说：

“1、3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1、3军的。”“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9月12日晚，中共中央在俄界高吉村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邓发；列席会议的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还有红1军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3军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一共是21人。

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与4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首次点名批评了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的机会主义错误，他说：

“我们坚持北上的方针，但张国焘却反对，坚持机会主义方针。1、4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起初是按兵不动。7月初，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张国焘从中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4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又动摇了。到了阿坝以后便不愿北上，又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周**处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决定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北上。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决定，拒不执行北上的方针，这是不对的。

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来源，战略退路也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很明显，中央不能把1、3军带去走这条绝路。

党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

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1、3军单独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争取苏联的帮助，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

在会议中间，有人对于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处理办法，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我不同意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做法。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和通江县、南江县与巴中县时，已经犯了部分的严重错误；在粉碎四川敌人6路进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便形成了一条错误路线。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应当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4方面军的干部。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想到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也关系到1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人，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应尽一切可能做工作，争取4方面军北上，向南是没有出路的。”“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4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对于张国焘的处理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说：

“4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塞维克的方针”。

这个决定还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与反党行为。

会议讨论了北上部队的组织问题，决定把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为副司令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

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会议还建立了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以叶剑英、邓发、李维汉、蔡树藩为委员，研究部队整编方案。

9月13日，毛泽东率红1、红3军、军委纵队继续北上。毛泽东随红1军走在前面，彭德怀和叶剑英率红3军、军委纵队走在后面。

9月14日，党中央根据俄界会议决定的方针，为了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又致电张国焘，在电文中恳切地说：

“中央先率领1、3军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30军、4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

9月15日，张国焘与陕甘支队背道而驰，发布《大军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率部队向着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一带进发。

9月16日，毛泽东到达黑朵寺，他与林彪、聂荣臻接连3次致电彭德怀，部署行动路线和夺取腊子口战斗的计划。电报说：

“顷据2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1营驻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

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腊子口，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部，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此地古称天险，民谚云：“人过腊子口，像过老虎口。”而此时国民党军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以1个旅部又3个团的兵力，扼守着腊子口及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直至岷县，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着红军陕甘支队的去路。红军陕甘支队若要北上甘肃，除了通过腊子口，别无它路。

红1军红2师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先头红4团，接受了夺取腊子口的任务。从地图上看，从红4团所在的位置莫牙寺到腊子口足有100公里，红4团决定连夜行动。

9月16日下午4时，红4团集合在路边的草坪上，政委杨成武对大家说：

“同志们，军部命令我们担任先头团，在3天之内，必须夺取腊子口，为大部队的前进道路扫清障碍，以便早日到达抗日前线。同志们，能完成任务吗？”

“能！”“坚决夺取腊子口！”“坚决完成先头团的光荣任务！”

战士们以雷鸣般的声音回答着。部队在晚饭后，趁着夜色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到第二天黄昏，他们一直走了60多公里路程才宿营。

9月18日凌晨2时，红4团饱餐一顿又冒雨出发，途中击溃守军1个营，俘虏20多名军官。下午4时，来到离腊子口几里远的地方，前方传来密集的枪声，红4团先头营1营已经与守军打响了。王开湘和杨成武策马疾驰，来到腊子口前，见1营攻不上去，又退了回来。

此时，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已经来到距离腊子口300米远的朵里寺，等待红4团的消息。

林彪、聂荣臻、陈光、王开湘、杨成武立即带领全团的营连长，来到前现观察地形。只见在腊子口前，两山之间有一条腊子河，水深流急，3米宽的河面上横架一座东西走向的独木桥，要通过腊子口，除了通过这个独木桥别无它路，而守军在独木桥东头顶端丈把高的悬涯上修筑了几个碉堡。据俘虏称，这个工事里有1个机枪排，4挺重机枪对着红军必经的一片30—40米宽、100米长的开阔地。只有通过了这片开阔地，才能到达两边是悬崖峭壁、宽仅8米的腊子口的隘口。

林彪看了多时，面有难色，他心里想：这仗只能智取，不能硬打，可是又怎么个智取法呢？他转身问聂荣臻：

“腊子口还有何处可进？”

聂荣臻觉得他问得太奇怪了，明明知道腊子口只有一条路可走，哪儿还有其它路好走呢？就没好气地说：

“除非，除非飞过去。”

林彪闻言一震，他马上从聂荣臻的话里找到了突破口，不但不生气，反而拍手叫道：

“好，飞过去！”

王开湘和杨成武听林彪如此说，感到莫名其妙。这么险峻的山峰，我们又没有翅膀，怎么上得去？

林彪回到军部，一直琢磨如何飞过去的问题，他又给杨成武挂了个电话，命令杨成武在“飞”字上下功夫，叫他只能智取，不能硬拼。

杨成武、王开湘也是反复琢磨地形，终于发现了守军也有两个弱点：一是守军的炮楼上没有顶盖；二是隘口上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山顶上没有人。

王开湘、杨成武回到部队，立即召开红4团士兵大会，反复研究如何夺取腊子口，最后决定由政委杨成武在正面指挥红6连组织突击队攻击；团长王开湘率两个连迂回到敌后，由只有十七八岁在贵州入伍的苗族战士、也是飞夺泸定桥勇士之一的绰号“云贵川”，领头攀缘绝壁，实行奇袭。这就是林彪所说的“飞过去”。

王开湘、杨成武将作战计划报告给陕甘支队副司令林彪和红2师师长陈光。林彪、聂荣臻、陈光又观察了地形，马上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

黄昏前，迂回部队集中了全团所有的绑腿，拧成几条长绳，每个战士身背冲锋枪，腰插十几颗手榴弹，在王开湘团长的带领下首先渡过了腊子河，在太阳落山前，开始攀登悬崖。

正面的攻击也即将开始，毛泽东同陈光、萧华、杨成武亲自看望了20个突击队员。

夜间，战斗开始了，在6连连长杨信义、1营政委胡炳云的指挥下，突击队长王良太带领战士们手持大刀和手榴弹，悄悄向隘口独木桥边运动，有恃无恐的守军躲在工事里一枪不发，等到红军战士接近桥边时，突然投出一大堆手榴弹。进攻失败了，只剩下王良太和另一个战士。王良太负伤7处。

王良太，1917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1933年1月参加红4方面军川陕保卫营，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候，毛泽东和林彪又一次派人来前沿了解情况，询问突击部队现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

杨信义和胡炳云又指挥6连重新组织火力和突击力量进攻，可是，连续攻了几次，还是接近不了桥头。杨成武命令停止进攻，只进行牵制性射击，等待迂回部队发出信号，再一齐总攻。

参谋长李英华指定3个通信员专门瞭望右岸悬崖上空，怀表上的时针指向3点、4点……右岸高峰上突然升起了一颗红色信号弹。“砰、砰、砰”正面阵地也接连发射3颗信号弹。山上山下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6连和山上的迂回部队同时发动了猛烈地进攻。

9月19日，红4团在晨曦中终于攻占了天险腊子口。他们当天穷追猛打45公里，缴获了粮食数十万斤和食盐2000斤，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红军自从过草地以来，第一次吃上了饱饭，同时也打开了北上甘南的门户，大家欢欣鼓舞。

毛泽东登上腊子口，对战士们说：

“就是这样的‘天险门户’，也经不住我们红军的攻打。”

红1军参谋长左权，对军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说：

“你们连立即出发，目标是前进到哈达铺，具体任务是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

毛泽东接着说：

“我补充一点，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粮食’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

梁兴初和曹德连接受任务后，两人一商量，决定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朝哈达铺进发。

9月19日，毛泽东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离开腊子口，向哈达铺进军，途中需要翻越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雪山——岷山。

岷山和夹金山一样，山上终年积雪，气候恶劣。从山下到山顶必须攀登近15公里的陡峭山路。

整个部队在宣传队的鼓动下，情绪很高，大家唱起了《上前线歌》、《反攻胜利歌》和江西民歌。队伍爬到半山腰时，空袭警报响起来了。紧接着，天空出现了几架飞机。毛泽东命令道：

“大家散开！就地坐下，用步枪、机关枪对空射击！”

国民党军的飞机扔下了20多枚炸弹，因为它不敢低飞，只炸死了两匹马和1头驮粮的牦牛，就飞走了。毛泽东望着身边的战士们，打趣地说：

“敌人又做蚀本生意了，他们要是不走，我们就有飞机肉吃了。”

当天下午3时，红军胜利登上岷山山顶。下山时，红军陕甘支队指战员们都因最后脱离了雪山草地感到无限欣喜。毛泽东后来写出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著名诗句，正是这种心情的充分表露。

此时红1军先头部队侦察连已经抵达了昆仑山东部脚下的甘肃小镇哈达铺。说来也是巧合，梁兴初、曹德连率领的侦察连到达哈达铺时，鲁大昌的1个少校副官从兰州回来，路过哈达铺，带着几驮子书籍、报纸、衣物，曹德连带着战士们把他给截获了。

聂荣臻骑着李先念送给他的骡子，随红2师进驻哈达铺，曹德连便将这一应物品交给了聂荣臻。聂荣臻一看，这些报纸还都是近期的报纸，其中一张天津《大公报》上登载着徐海东的红军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的消息，还有被称为“匪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报纸上还说：“全陕北23县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卫队者20余万，赤军者2万”，“匪军军长刘志丹辖3师……枪有万余”。

聂荣臻看罢非常高兴，立即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送到毛泽东手里。

李维汉骑马来到河边的一个圩场上，看见毛泽东、周**、彭德怀、刘**等人在一起休息。毛泽东见李维汉来了，就打招呼道：

“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

李维汉下了马，凑近一看，毛泽东几个人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刊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在中央苏区时，也仅仅是知道刘志丹、谢子长在陕北闹红，由于陕北与中央苏区一直没有无线电联系，至于他们发展如何、是否还存在，毛泽东也茫然不知。早些时候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听到了有关刘志丹的一些传说，那也只是传说而已。现在毛泽东看了报纸，这才知道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不小的苏维埃根据地，而且著名的群众领袖、红26军军长刘志丹还仍然统率着他的部队；红25军和徐海东居然也到达了陕北。他笑容满面地说道：

“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

欲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以后情况如何？请看下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9月12日晚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此时真的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也就不会有以后2、4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1、2、4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