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63章导读表在11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086

第86章

“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

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

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

敌。这样，出敌不意，打破第5次围剿仍有可能。”

话说在中央红军突围以前，毛泽东在3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少数孤立地位。此时，他敏锐地感觉到，挽救党和红军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而要挽救党和红军，唯一的办法就是撤换博古和李德；要做到这一点，他还必须非常谨慎地将这一活动限制在政治局成员内进行，必须首先取得已经有所觉悟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和政治局常委张闻天的支持。于是，毛泽东在突围前夕和张闻天进行了几次长谈，张闻天把对博古、李德等人的不满都倾诉了出来。张闻天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

与毛泽东策划和准备的同时，李德和项英等人也在活动与密谋。

李德在他后来的《中国纪事》中说，就在突围转移的前夜，他和留守在中央苏区的项英进行了彻夜长谈：“他（项英）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泽东暂时服从不过是处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这可真是：物极必反是天道，事到转折犹耍奸。

不管博古、李德等人后来如何打压毛泽东，请诸君往下看一看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从其内部攻破了机会主义的堡垒，如何挽救了党和红军，便知毛泽东的策略是何等的高明了。闲话打住，且说中央红军大突围大转移的情况吧。

1934年10月10日傍晚时分，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共86000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了艰难困苦地突围转移。

这次突围，一开始就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组织了十分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后方机关，各军团也是机构臃肿，人员众多。在10000多名的非战斗人员中，有7000余人是中共中央和军委各单位与地方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有2000余人是后勤部门如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此外，各部还携带有大批的辎重和各种器械，连造币机、石印机、油印机、野战医院的X光机、用于印刷宣传品的纸张等等，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带上了。为此，还动员了5000名民夫来搬运；有些机器的底盘，需要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才能抬得起来。

毛泽民和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全体人员被编入第15大队，由他担任大队政委。15大队携带着黄金、白银和苏区的钞票，共计160多担。他们还负责接受沿途没收的土豪的财物。

10月14日下午3时，贺子珍等29名女干部从瑞金随总卫生部修养连出发了。在这支女干部队伍中，除贺子珍以外，其她28人是：邓颖超、蔡畅、李坚真、刘英、刘群先、康克清、金维映、钱希钧、李伯钊、邓六金、危秀英、刘彩香、李桂英、陈慧清、吴富莲、王泉媛、周越华、丘一函、吴仲廉、甘棠、谢飞、廖似光、萧月华、谢小梅、钟月林、杨厚珍、李建华、危拱之。

此外，还有一个女红军曾玉，她虽然没有被批准随部队转移，可是她坚持要跟着丈夫走，一路追到了遵义。党内最显赫人物的妻子们，几乎都在这30名女红军中，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走完了长征的路程，堪称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怀着第4个孩子的贺子珍，就这样踏上了突围的道路。她在10个月的长征路上，一直没有和毛泽东在一起。艰难的跋涉对贺子珍的身体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同时也损害了她和毛泽东的婚姻关系。

10月15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参加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3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议上说：

“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0月16日傍晚，按照中革军委下达的《野战军渡河计划日程表》，中共中央、红军总部和红1军团的先头部队率先踏过了于都浮桥。

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随着中革军委系统改编成的、代号为“红星”的军委纵队一起行动。

傍晚的余霞宛如暗红的血色，洒在于都河上。

毛泽东走过于都浮桥，迈开了他长征的第一步。他头戴八角红星帽，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背着斗笠。他的全部行装是一条薄棉被，一条布床单，一块旧油布，一件旧外套，还有一把旧的油纸伞，挎包和干粮袋系在一起。他身旁跟着几个工作人员，挑夫挑着两个铁皮文件箱，一副特制的担架跟在后面。

毛泽东站在旧河堤上，眼前呈现的情景是：于都河上人头攒动，一队队红军战士身背背包和斗笠，行进在用数百艘渔船搭起的5座浮桥上。毛泽东对王稼祥说：

“这是大搬家！”

王稼祥觉得毛泽东的讥讽十分贴切，苦笑着摇了摇头。

成千上万的老表拥在河堤上，沙滩上，浮桥边，为自己的子弟兵送行。老人、孩子和妇女们，把煮熟的鸡蛋、蒸熟的红薯、竹叶包的饭团、一把把炒米，装进亲人、战士和男人们的口袋里。

“你们可要回来呀！”

乡亲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着。大军一开走，他们面临的将是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的血腥屠杀。

“放心吧，我们会回来的！”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自师长以下的红军指战员们，无人知道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目的何在，他们显得兴奋和轻快，回应着乡亲们的呼唤。

毛泽东伫立观望着军民送别的情景，心潮澎湃。他听着乡亲们的呼唤，问身边的战士们：

“听见了吗？”

战士们说：

“听见了，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毛泽东重复着战士们的话说：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这时，领导人中有人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毛泽东闻言，便朗声诵道：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李德不熟悉中国的古籍，在他看来，毛泽东是引用了老子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毛泽东引用的是《庄子》“庖丁解牛”这则寓言里的一句话。李德也更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是在提醒人们：在突破敌人封锁线的问题上，不要盲目，应当认真摸清情况，以达到游刃有余的目的。

本来中央红军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可以抓住有利时机，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打几个歼灭战，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可是由于李德、博古等人原来确定的目标，是到湘西与贺龙部会合，重新建立根据地。所以，他们僵化而又错误地认为：红军一定要到达预定地区湘西，在放下行李后，再开始反攻，消灭敌人。因而他们就一味地强调行军、突围，只求到达湘西会师，而不顾其它一切了。这样就一改第5次反“围剿”中所奉行的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避战主义。

在军事部署上，红军总部命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为左翼前卫，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的红9军团随后跟进；命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3军团为右翼前卫，周子昆、黄甦率领的红8军团随后跟进；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及负担着大量辎重物资的后勤机关，则位居两侧大军之间；而令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红5军团殿后护卫。

如果说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及后勤机关是一顶轿子，那么在它前后左右的5个军团则是5个轿夫，这完全是一副“大搬家”的阵容。而且这种甬道式的前进，行动非常迟缓。全军80000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能翻过一个山坳。每遇爬山涉水和险崖隘路，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地。

中央红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根本不可能进行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而且还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彭德怀气愤地说：

“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象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

毛泽东看着走走停停拥挤不堪的队伍，不无担忧地说：

“象这样的战略转移不用敌人来追，自己就会被拖垮。”

10月18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赣南作战的命令》，要求各军团应于20日夜半，完成一切攻击部署；总政治部也下达了《关于加强战时工作的命令》，命令中说：这次战役将决定革命战争及每一个红色战士的生命。命令要求各部队要尽一切努力，完成当前的战斗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全部进入了突围地域。

中央红军为了冲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选择了与红军“明打暗和”的南线作为突破口。那里是粤军3个师又1个旅的防线。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早已感到，蒋介石只所以未能侵入广东地盘，就是因为中间横隔着一块共产党的根据地。如果共产党的根据地一旦被蒋介石攻灭，不但他早已垂涎的赣南领地会被蒋介石占去，而且红军很可能会被赶入广东，那么蒋介石的中央军也会乘机而入。这样，他的广东地盘就很难保住，他的“南天王”的宝座也就坐不成了。另外，陈济棠也深知，蒋介石要他进攻红军是“借刀杀人”、“一箭双雕”。可蒋介石握有中央大权，他也不得不暂且俯首从命。陈济棠又不想替蒋介石卖命，消耗自己实力，所以，他就在表面上作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以此来获得蒋介石供应的饷械，却在暗地里派人同红军作试探性和谈，终于求得了与红军“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局面。

10月21日夜，中央红军突围战役开始。先头部队从赣州以南的王母渡和新田之间，在粤军默许下顺利地越过了他们的第一道封锁线。

10月22日，意外事件突然发生了，红军竟然歼灭了粤军1个团，引起了陈济棠的强烈不满。尽管双方有协议在先，但因双方发生了战斗，已经无法停止了。由此，粤军在延寿圩、珊瑚岗附近与中央红军激战了近2天时间，双方才再次会盟。

陈济棠借此向蒋介石告捷，说是发现了红军第1、3、5、9军团番号，已经俘获了共军多少多少人；他还虚报了粤军在战斗中的伤亡数字。

这就叫：假途灭虢义不周，盟友反目又成仇。

一着不慎全盘乱，天机泄露血水流。

在此之前，蒋介石南昌行营一直命空军侦查红军动向，总是查不出红军的行迹。蒋介石接到陈济棠的捷报，兴奋地说：“延寿战役是弄清共军情况最有意义的一仗。”

蒋介石与杨永泰、熊式辉、贺国光、晏道刚等人判断说，红军的行动方向有4个：一是入广东，二是入湘南，三是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再北进，四是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

杨永泰认为：要考虑红军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而入川西的可能性。蒋介石说：

“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蒋介石认为，不论红军南下或西进、北进，只要离开江西，就是除去了心腹之患。他说：

“共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是不成问题的。”

10月23日、24日，毛泽东在信丰县古坡以东的杨坊宿营。

10月24日，贺子珍随中央纵队行军到达古陂杨坊，看望了毛泽东。贺子珍向毛泽东讲起瑞金县的男女老少送别红军的情景，她说：

“乡亲们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我们的亲人’……”

毛泽东看着贺子珍难过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他说：

“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

在江西信丰、安西和安远三点一线的封锁线上，担任防守任务的粤军余汉谋纵队，在得到陈济棠的示意后，只是稍事抵抗。双方实际上是假打，为掩蒋介石的耳目，双方都做出攻防之势，枪弹却是朝天上放的。

10月25日，红军大部渡过了信丰河（桃江），越过赣州、南雄间的公路，进入粤北。

毛泽东的身体十分虚弱，他虽然每天都躺在担架上，可他的大脑却在不停地思考着判断着。他不无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

“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10月26日，8万多人的中央红军，以3700余人生命的代价，全部越过了蒋介石吹嘘的第1道“钢铁封锁线”。尽管双方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战斗，但毕竟还是为中央红军保存了实力，争取了一定的时间。这一天，中央红军总部吸取了教训，电告各军团说：

“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的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敌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应勿“俘其官兵”。

10月30日。蒋介石已经察觉到红军的行动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立即电令粤军陈济棠、湘军何健火速出兵，沿着湘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布署了第二道封锁线；电令北路军薛岳担任追剿总指挥，调集薛岳的第5军、第4军吴奇伟部、第36路军周浑元部及刘建绪的3个师，总兵力10万人，由江西沙溪、龙冈等地，向万安、遂川地区集结，协助西路军、南路军向西追击中央红军。

由于陈济棠执行秘密协议，只图自保，没有派重兵阻截；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远在湘赣边，又鞭长莫及；所以当中央红军奔向蒋介石部署的第2道封锁线时，担任湘南汝城守备的只有湘军第26师陶广部的1个旅，驻守广东仁化城口的也只有粤军李汉魂、叶肇部的部分部队，而其它守军，多是地方的保安队。

红2师6团在团长朱水秋、代政委王集成率领下，负责奔袭城口。城口临河有一座木桥，公路从上边经过，守军在桥上设有岗哨。

1934年11月2日晚，负责主攻的红2师6团1营，到达距桥头尚有数百米远，就被桥上的哨兵发现了，他们喝令1营停止前进。1营佯称是自己人，一部分上前夺哨兵的枪，一部分涉河包抄。

11月4日，6团2营也迂回过去了，歼灭了城口的粤军，生俘100多人。

与此同时，红3军团以一部监视汝城湘军62师陶广部旅，而以其它部队全部从城南绕了过去。

红5军团在延寿一带，与尾追之粤军相持数日，掩护军委纵队。

11月5日晚，中央红军开始跨越国民党军第2道封锁线。

11月6日，毛泽东鉴于此时国共双方的军事部署，在城口提出建议说：

“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这样，出敌不意，打破第5次围剿仍有可能。”

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对于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从根本上摆脱被动挨打的境地十分有意义。但是又一次被博古、李德等人拒绝了。

到11月8日晨，中央红军以9700余人的代价，全部通过了湘南汝城到广东城口间的第2道封锁线，分3路继续西进：

左路：红1、红9军团，沿九峰山向宜章边境前进。

中路：由红1师为先锋，随后是军委第1、第2纵队，红5军团殿后。

右路：红3、红8军团，经延寿、文明司向宜章进军。

11月8日这一天，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在红军主力突破第2道封锁线后，颁布了紧急“堵剿”电令。该电令还判断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

于是，国民党军队的第3道封锁线，就设在粤汉铁路两侧沿粤边湘南境内的郴县、宜章、乐昌之间。在这道封锁线上，湘军刘建绪、李觉部驻守郴县，王东原师在郴县、宜章之间的良田，陶广师在汝城以西的文明司一带。

此时，韶关一带的铁路还没有完全修通，但火车可以在短距离内通车，而且公路上来往也很方便，这就十分有利于国民党军调兵。在这一地带，国民党军还利用修铁路的水泥器材，修了不少碉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薛岳、周浑元部，也从江西赶到了，他们紧紧追赶在红军之后。

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中革军委依然部署红1军团从乐昌、九峰山之间突破第3道封锁线，命令红1军团派部队占领九峰山要点，以掩护红9军团和中央纵队西进。

也就在此时，在红1军团内部围绕着要不要占领九峰山，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原来，九峰山是粤汉路东面约10多公里的一个制高点，它对于中央红军突破第3道封锁线关系重大。时年29岁的红1军团司令员林彪，把作战命令看了又看，举着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九峰山，他对站在一边的政委聂荣臻说：

“荣臻同志，我们完全可以不去占领九峰山，一直从平原突过乐昌。”

聂荣臻说：

“那可不行！广东军阀的部队正在开赴乐昌，军委命令我们必须占领九峰山呀！”

林彪说：

“广东军阀的部队还没有到达乐昌，我们完全可以避开九峰山。”

聂荣臻说：

“那也不行。我们离乐昌也还有一段路程，敌人是坐汽车，我们是用两只脚走，我们的两只脚怎么能和敌人的车轮比呢？等我们用两只脚走到乐昌，也可能就和敌人在乐昌碰上了。”

林彪说：

“既然知道两只脚跑不过敌人的汽车轮子，去占领九峰山不是更耽误时间吗？”

聂荣臻说：

“占领九峰山，是军委的命令。我们也不能只管自己在平原上跑过乐昌就算完，还有军委纵队在后边，我们担任的是掩护任务。如果我们不去占领九峰山，敌人把我们后面的部队截断怎么办？所以，我认为还是应当按军委命令办事。”

左权参谋长见二人意见不统一，就建议派陈光带一个连到乐昌去侦查一下。聂荣臻说：

“侦查也可以，不侦查也可以。你去侦察时，敌人可能还没有到，等你侦查回来，敌人可能就到了。担任如此重大的掩护任务，我们可不能干这种没有把握的事。我同意派人去侦查，但部队要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的命令，派部队控制九峰山。”

林彪以不言语为默许。不久，陈光侦查回来报告说：

“在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了敌人，他们正在向北开。”

11月8日下午3点，红1军团部到了麻坑圩。林彪利用民团的电话线，装作自己人的口气，和乐昌道上赖田民团团长通了电话，只听电话那端说：

“红军到了何处，我不知道。乐昌前日到了粤军邓龙光部的3个团，1团今日开往九峰山去了。”

林彪放下电话，立即命令红2师4团昼夜奔袭九峰山，抢占阵地；同时命令红1师师长李聚奎带1个团在前头开路，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九峰山的敌人，掩护全军通过粤汉路。

欲知中央红军如何突破第3道封锁线？请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87

第87章

“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击道县和江华，应沿潇水

东岸经过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

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

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话说李聚奎随即命令红1、红2团在粤汉路以东继续防备粤军的进攻，他亲自带红3团撤出阵地，急行军来到了红1军团的前面。李聚奎率部赶到乐昌时，看到毛泽东、周**、朱德3个人在路边谈话。周**见李聚奎来了，就说：

“你们来得好快呀！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毛泽东也对李聚奎说：

“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监山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领这两个城或其中的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自己在前头决定，我们就跟着你们来。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边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

这是李聚奎在长征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听着毛泽东的指示，心里百感交集。周**、朱德连忙说：

“对，对！照毛主席说的办。”

李聚奎，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自小家中贫寒，曾读过一段私塾，务过农。参加平江起义之后，曾救过彭德怀的命。是彭德怀的一员爱将。后来，他从老部队红3军团调到红1军团红1师当师长，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对从红3军团来的他不太放心，问他怎么才能当好红1师师长，他只一句话就说服了林彪，他说：“红1师师长就是红军第1师师长！”

1934年11月11日，中央红军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红3军团在右翼先后攻占了宜章、良田等城镇。

就这样，红1、红3军团两大主力，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等后续部队继续前进。

11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部署第4道封锁线，其计划是：第一步，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区，把红军消灭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万一此计不成，第二步就阻击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在湘江东岸、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3县，构成一个三角形口袋，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之滨。

蒋介石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全部和北路军的薛岳部、周浑元部、李韫珩部、李云杰部，共16个师77个团；同时电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黔军王家烈各派有力部队分别到湘粤、湘桂、湘黔边堵截。至此，蒋介石共动用了26个师100个团近40万大军，利用湘江天险构成第4道封锁线，要求把中央红军“务须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

11月14日，何健走马上任，将追剿军分为5路：

以刘建绪为第1路军司令，率4个师出湘赣边向全州以北的黄沙河地域集结，筑碉堵截。

以薛岳为第2路军司令，率4个师又1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域集结。

以周浑元为第3路军司令，率4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县方向追击。

以李云杰为第4路军司令，率两个师同第3路军周浑元部配合，由桂阳经嘉禾向宁远方向追击。

以李韫珩为第5路军司令，率1个师协同粤军和桂军由郴县、桂阳经临武、蓝山、江华方向追击。

11月15日，中央红军以8600余人的生命代价，终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3道封锁线。此时，庞大的后勤部队的“坛坛罐罐”的拖累，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了，由于他们的行动特别迟缓，以至于使整个部队经常失去到达预定地点的先机，给国民党军造成了围追堵截的机会。红军主力部队不仅根本不可能进行主动的攻击战，反而还要处处为他们掩护，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样一来，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了，前面有波涛滚滚的湘江阻挡，后面和左右两侧有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重围，已经关系到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了。

11月18日，中央红军分2路西进：红1、红3、红8军团及军委第1纵队为右翼；红5、红9军团及军委第2纵队为左翼；经嘉禾、蓝山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前进。

部队到达宁远地区后，毛泽东面对险恶的形势，反复研究了敌情，他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新建议，他说：

“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击道县和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过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毛泽东这一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又一次被“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拒绝了。

中央红军右翼向道县，左翼向江华，继续前进。道县、江华两个县城紧靠潇水西岸，是这一带的2大渡口。

11月20日，右翼红1军团派出1个团，在红2师4团团长耿飈、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以日行百里的速度，于22日拂晓占领了道县县城。左翼红9军团先头部队也占领了江华。

尽管毛泽东的多次建议未被博古、李德等人理睬，但他始终还是以革命利益为重，抛开个人所蒙受的委屈．密切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与前途。在红4团占领道县、红9军团先头部队占领江华后，他再一次提出建议，他说：

“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他的建议依然没有引起博古、李德等人的重视。

11月21日，中央红军各部在从道县至江华之间架设浮桥，准备渡潇水。

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又一次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他说：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潇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可惜的是，“左”倾领导者博古、李德等人仍然拒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顽固地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从桂北渡湘江，夺路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红2、红6军团会合。

原来，正当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间准备突围的时候，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6军团，已经在黔东北地区与贺龙所部会师了，他们共同创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贺龙是在1927年8月1日，率领中国革命军第20军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8月下旬，经周**、周逸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带领余部在湘鄂西创建革命根据地，由于缺乏经验，几起几落。1929年3月17日，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周**，在他起草的中央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介绍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经验，在井冈山建党建军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贺龙开始整顿部队，在士兵中发展党员，把党支部建在连队，团以上单位设立政治部，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使湘鄂西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

11月23日，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渡过了潇水，朝广西东北部进发，朝着全州、灌阳、兴安进发。

实际上，博古、李德等人要走的这条路，早已被蒋介石算定了。原来蒋介石在第一步计划失败后，正在纠集李宗仁等部20个师的兵力开往全州一线，要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之滨。博古、李德等人的谋划，无疑是硬叫中央红军往蒋介石布置好的那个三角形“口袋”里钻。

就在这时候，中央红军还曾有一个有利的战机，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抢渡湘江。原来在广西境内的全州，原是由桂军驻守，因为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矛盾很深，跟湘军何健也是矛盾重重，所以，李宗仁、白崇禧眼看红军日益逼近，为了保卫要地桂林，就下令驻守全州的桂军撤往恭城、平乐一带，这就造成了全州、灌阳一带兵力空虚。此时的军委纵队已经到达文蒂、桂岩一带，距离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假若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但是“左”领导者却仍然让人们抬着从苏区带来的“坛坛罐罐”走，加上李德在过了潇水之后，又错误地命令中央红军左翼变成右翼，右翼变成左翼。这样一改变队形，又延误了行军时间，加上本来的行军速度就慢，就这样，红军足足走了4天时间，才到达湘江江边。当红军前锋侦查部队到达全州城下时，湘军已经抢先一步入城了。原来，何健一得知桂军撤防，就致电蒋介石说：“全州以上，无兵守河。”他立即派湘军参谋长刘建绪率主力部队急行军抢占全州。原本是由于蒋桂矛盾而松动的铁三角，又被湘军给补上了。红军晚了一步，就陷入了被动。这样，国民党军队在灌阳新圩、全州咸水一线又是重兵麇集，红军再要想渡过湘江，已经是非常艰难的了。这不仅丧失了有利的战机，更严重的恶果，只能是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血染湘江了。就连李德后来也不得不承认：

“这期间又过去了2天宝贵的时间，出敌不意的时机也失去了。而且，由于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向我们的左翼发起进攻，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11月25日，湘江战役打响了。中央红军红3军团和红1军团的先头部队从兴安、全州间，分为左右两翼抢渡湘江，跟湘军刘建绪所部打了2天。

11月27日夜，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4师和红2师各一部在兴安、全州间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间湘江两岸的渡河点；紧接着，红3、红1军团同时在湘江两岸从左右两翼抢占要点，相继控制了界首与屏山渡之间30公里的江岸，只等后续部队过江。

界首是一个有400多户人家的小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中央红军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由博古、李德坐镇指挥，周**在对岸组织渡江。朱德虽然是总司令，也只有遵令行事的份儿。

此时湘江水位正浅，有些地方还可以趟过去。只有那些辎重令人大伤脑筋，不得不借助于木船。就在此时，蒋介石发出了总攻击命令，乘红军“半渡而击”。

11月28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骂他们是“纵匪西窜”，严令李宗仁、白崇禧“速以大军压迫”。李宗仁、白崇禧不得不又重新调回5个主力师回防堵截红军。

至此，蒋介石的铁三角又猛烈地收紧了：由北向南推进的是欲立大功的何健的湘军；由南向北推进的是奉命回师的桂军；而由东向西冲过来的则是尾追红军的中央军。

就在28日这一天，湘军第1路由全州向觉山铺地区的红1军团红2师阵地发起进攻；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兴安、灌阳以北进攻，与红3军团先头部队展开了激战。湘、桂两军在飞机的支援下，相互策应，企图夺回中央红军的渡河点，聚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国民党军队用几百门大炮轰击红军阵地，加上蒋介石调来大批飞机，把红军阵地炸成了一片火海。他们的炮火每一次延伸，成营成团的部队就向红军阵地轮番发起冲锋。

一时间，在整个湘江至潇水100公里内的战场上，天上是飞机横行，来往穿梭；地面是枪炮轰鸣，人喊马嘶；喊杀声昼夜不绝。

林彪、聂荣臻率领红1军团，抗击着从全州扑来的刘建绪的湘军。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在20多里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

杨成武后来回忆说：

“敌人像风暴摧折的高粱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了；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3军团，主要对手是战斗力很强的桂军。社会上一直流行的说法是：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

红3军团所属的红5师，原是由红7军所编成。他们负责坚守在灌阳附近距离湘江不到40公里的新圩、杨柳井一带，全力阻击桂军，保障向界首进发的中央纵队的左翼安全。中革军委给他们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4夜。”

红5师阻击的是桂军精锐第7军的两个师和湘军第15师的一部。红5师师长李天佑在百色起义时，就是桂军第7军的老对手。然而，他现在要以1个师对付近3个师的劲敌，困难可想而知。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一起到红5师检查他们的战前准备和工事构筑情况。李天佑师长和钟赤兵政委表示说：“人在阵地在。”

桂军以7个团加6架飞机反复冲击，却拿不下新圩、杨柳井一线阵地。白崇禧感到非常奇怪，是红军什么部队在阻击？他们经过了长途跋涉，哪儿来这么强的战斗力？他的部下说：是彭德怀3军团的红5师，自师长李天佑以下，很多都是参加过百色起义的广西人。白崇禧这才恍然大悟，他说：

“真是冤家路窄啊。”

李天佑直到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才奉命将阻击任务交给了红6师，率红5师撤出阵地，向湘江西岸转移。这一场战斗下来，红5师伤亡的人员多达2000有余，将近占全师的一半人马。

此时在红1、红3军团掩护下的界首渡口，也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

渡口乱极了，人喊、马嘶，与枪炮声交织成一片。待机渡江的指战员们，一个个脸色发灰发黑，一双双眼睛充满迷茫的神色。许多人绑着血迹斑斑的绷带，穿着沾满泥土的破烂军衣或便衣，有的背着斗笠，有的戴着红五角星帽子，有的光着头。

江边上到处散乱不堪地扔着行李、挑子、辎重、印刷机、缝纫机、笨重的山炮、伙食担子、担架、各种书籍、野战医院的屎盆、尿盆以及从苏区扛来的磨刀石等各种物品。

河滩上布满了人体、马匹的残骸和大大小小的弹坑。在一个2米多深的弹坑旁边，竟然躺着30多具尸体。许多伤兵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有的一动不动，多数人却在那里痉挛、哼哼、呻吟。

国民党军的飞机轮番轰炸着红军架设的浮桥，炮弹在江水里激起巨大的水柱。迫击炮弹不断地向红军江边阵地袭击，机枪子弹雨点似的向正在渡河的部队倾泻。

国民党军的飞机刚一飞走，红军的工兵部队就冒着枪弹抢修浮桥。浮桥刚刚架好，工兵们还没有爬上岸，飞机又来了。炸弹把新架设的浮桥炸成数段，断裂的竹竿、木棒、木板，混合着尸体，在波涛中沉浮，江水里泛起一缕缕暗红色的血污。在整个江面上，漂浮着一具具戴着八角帽穿着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漂浮着一匹匹战马的尸体，漂浮着一顶顶斗笠，漂浮着很多散乱的文件和书页，也漂着一页页“蒋委员长劝降令”。

11月30日，毛泽东随军委第1纵队渡过了湘江，他对谢觉哉说：

“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怎么得了啊！”

就在这11月底，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开始了对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路线的公开批评。

1934年12月1日，湘江战役结束了。中央红军余部在湘江西岸渐渐聚集。此时的中央红军，已经由长征出发时的86000余人，只剩下3万多人。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国共双方劲旅激战长达1个星期之久。中央红军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共计死、伤、被俘3万余人，其中被俘的人员就多达7000余人。

在此次战役中，发挥“铁拳”作用的红1军团减员不少。红3军团第18团整整1个团被国民党军切断，未能过江，大部战死。红5军团红34师负责湘江之战掩护任务，部队正要过江时，被数十倍国民党军包围，最后全师覆没，少数突围出来的红军战士，也大都遭到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毒手。红8军团这支刚刚诞生于突围前夕的部队，在渡江战役之后，仅仅剩下了1000余人。

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博古、李德等人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

“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

他们痛心地问：

“照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

历史评论家们说：湘江战役标志着“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进一步破产。事实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被“左”倾机会主义所排斥的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人们是在失败中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刘伯承后来回忆说：

“广大干部眼看第5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4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的博古，也感到了事情不妙。聂荣臻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突破第4道封锁线这一仗，是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这正是：博古年少气如虹，纸上谈兵敢称雄。

忍看满江血如碧，湘水便是赵长平。

欲知中央红军余部前途如何凶险？请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88

第88章

“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哟，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骨鲠在喉，不得不吐。”话说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4道封锁线湘江，余部继续向西转移。蒋介石看到他精心部署的第4道封锁线又被突破，立即重新调兵遣将，部署新的追堵计划。此时他最怕的是中央红军北上与红2、6军团会合，于是就把防堵中央红军北上作为兵力部署的重点，在红军去湘西地区这个方向上，摆放了五、六倍于红军余部的兵力，布置好了口袋，单等着红军去钻。要围歼红军余部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东地区”。1934年12月2日，国民党追堵军总司令何健下达命令，将原来的5路军马改组为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1兵团总指挥，薛岳为第2兵团总指挥。主力由黄沙河、全州一线分别向新宁、城步、遂宁、靖县、会同、洪江、芷江、黔阳地区急进；另以一部分兵力配属桂军进行追击。同时电请黔军王家烈部配置在锦屏、黎平一线，阻止红军西进贵州。毛泽东多次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论及这种危险局面，他主张中央红军绝不能再被国民党军牵着鼻子走了，绝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绝不能自动“入瓮”，自取灭亡。王稼祥在谈话中多次指斥李德，张闻天谈论较多的则是他和博古的争论。自长征开始以来，毛泽东经常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互相谈心。特别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朝夕相处，他们常常是一边行军一边交谈。每次谈论的中心内容，都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们一起分析总结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一起研究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毛泽东不断地把自己的想法讲给王稼祥听，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分析“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与危害，反复阐明了自己的主张。王稼祥颇有同感。这时的王稼祥，已经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他在斗争实践中，已经认识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张闻天是拥护“左”倾路线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实际工作中，在一些问题上，与博古、李德等人发生了分歧。由于他不同意博古、李德等人的做法，并且发展到了公开争论，所以他的权力便被博古逐渐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除了直接和他交流外，还通过他的女朋友刘英做他的工作。张闻天很快就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等人的斗争。张闻天的行动，对于配合在中央基本上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进行反对“左”倾路线的斗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这样，在军委纵队中，慢慢地秘密地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三人团”错误领导的3人集团。此时，毛泽东就红军的行军方向，又向周**提出建议说：“红军已经失去到达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先机，建议红军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都表示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但毛泽东的话在博古、李德、周**那里，却依然不起任何作用，他们不顾国民党军的重兵堵截，仍然坚持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方针。12月11日，红1军团2师5团打开了湖南省西南角的通道县城。此时的桂军在左后侧继续追来；何健指挥的国民党军第1、第2兵团已经进至城步、绥宁、靖县、黔阳、洪江、芷江等地，在通往湘鄂西的道路上构筑了4道碉堡线，企图在这里以重兵将中央红军余部一网打尽。红军如果继续按原计划前进，必将再次钻入国民党军的口袋里，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说：“不能再这样了。要斗争啊！”12月12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入通道县的老县城县溪镇。县溪镇是一个狭长又不太大的镇子。在镇子东面的山峦上，有一片树林，林木间有一条清清的小河，沿河下来就是一排排的木板房，有一些吊脚楼就挂在河边上，长长的小街，全铺着不规则的青石板，被人踩得光溜溜的。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住在县溪镇南边一家染坊里。这是一栋木结构的临街房屋，屋前有几级石阶，进门是一个小厅，后面是一间比较宽绰的中堂，中堂两侧是王稼祥和张闻天的住室，喜欢清静的毛泽东则住在楼上。张闻天稍事休息，便上楼来到毛泽东的住室。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些旧报纸，他见张闻天来了，就放下手中的报纸，问道：“有事吗？老张。”张闻天“嗨——”了一声，说：“渡湘江损失这么大，现在困难重重，怎么办呢？”毛泽东说：“根据报纸上敌人公布的材料，现在湘军、桂军和中央军已经集中20万人马，准备消灭我们，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呀。会合湘西2、6军团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应该放弃原来的计划，改道贵州。贵州兵力单薄，我们可以到贵州休整一下，再做计议。”张闻天点头称是，他说：“昨天稼祥同志又详细地向我陈述过你的这个意见，我们都认为应该这么办。”毛泽东说：“要改变原定计划，必须召集军委会议，大家统一认识才好行动。”张闻天听毛泽东如此一说，便道：“事不宜迟，我立即去告诉博古，要他召集会议。”于是，中共中央临时决定在通道县县溪镇的“恭城书院”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恭城书院坐落在县溪镇东边一个小丘上，是一座十分壮观的独立房子，房子的四周是一人多高的青砖院墙，军委总部就驻在这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周**、洛甫、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以及李德等人。周**见通知参加会议的人都来了，就与博古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道：“同志们，今天这个碰头会，也是军委会。请大家来，议议我军的去向，想听听诸位的高见。”坐在博古旁边的李德首先说：“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和那些正向西面战略要地赶去的国民党军队，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2军团建立联系。这样，我们依靠2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与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怎么样？”伍修权将李德的话翻译出来后，会场上一片沉默。博古见没有人接李德的话，就说：“华夫同志的意见怎么样？这完全是我们的原定计划，我看也只有如此，我们与贺龙、萧克、任弼时、王震会合后，放下行李挑子，才好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周**用一双疲惫而又强打精神的眼睛注视着大家，心事重重。他明白在场的不少人都对这个计划有非常尖刻的反对意见，而这个计划又是自己参与制定的；更重要的是，博古和李德的意见还听不听了？他犹豫了。张闻天有意识地看了看坐在离自己不远的毛泽东，似乎在催促他讲话。王稼祥也从担架上欠起身，目光透过近视镜，凝视着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一眼李德，不慌不忙地说：“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了解？”李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掷下手中烟蒂，大声地说：“不去那里创建新苏区，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改变原来计划？”周**见李德发了火，赶忙站起来，对大家说：“我们还是心平气和地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毛泽东依然是不紧不慢，说道：“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哟，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骨鲠在喉，不得不吐。”周**向毛泽东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两口，说：“目前会合萧、贺、任、王，让部队喘口气，倒是上策，但能行吗？我们的北面有多少敌人，顾问知道吗？”李德盯着周**，意思要周**回答。周**刚要启齿，毛泽东说：“还是让我来给大家报告吧！”于是，他便将在路上搜集到的国民党军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大家听。最后又以调侃的语调说：“国民党布置的那个口袋，反正我是不去钻的，谁要自投罗网，听便。”平时因伤痛不大讲话的王稼祥，首先表态，他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前应当改变战略方向。”张闻天也说：“毛泽东刚才讲的都是事实，他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我们要认真考虑。”李德一脸不高兴，大声说：“不按原计划办，你们准备到哪里去？”毛泽东说：“黔省防御力量差，我们可趁机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与会的多数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是从当前敌情出发，实事求是，比较可行。周**在会前已经通过别的渠道听到了毛泽东的意见，现在见多数人支持毛泽东，于是就站了起来，望着大家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我军才有一条生路。”“粗暴！”李德愤怒地说。一向被他视为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周**，竟然转而支持毛泽东，这使他非常吃惊。在李德看来，周**的军事主张一贯与毛泽东相左。如今听到周**这样表态，他真的很生气了，大声地叫着：“毛泽东简单而又粗暴地否定了我的提议，你周**还支持他！”周**竭力控制着情绪，他说：“华夫同志，我们的决策要面对现实，现在情况变了，我们应当跟着变嘛。”李德恼羞成怒，红着脸，瞪着眼，叽哩哇啦地冲着周**说：“去湘西与2、6军团会合，是你周**的计划。”他一面说，一面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不停地翻着，翻了几页就停了下来，指着一页上的内容对大伙说：“今年6月10日，在你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你周**指出：向西南的赣粤边突围，越过湘粤边区后，沿湘桂边区北上进入湘鄂西区与贺龙的第2军团会合，然后向湖南的衡阳、长沙方面进攻。后来的突围计划，就是在你的这个意见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今天，你竟出尔反尔。”周**瘦削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他说：“华夫同志，是的，在那次会议上，我的确有过这个建议，什么时候，我也不会否认。可是当前敌情发生了变化，无法去会合，我们也得改变一下计划嘛。”李德被周**不软不硬地顶了回来，只好转而向博古问道：“博古同志，你的意见呢？”此时的博古，虽然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但他“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李德心中十分不快，心想，我这个顾问的话是没有人听了。特别是周**开始与他不一条心，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于是，他对着大家声色俱厉地吼道：“你们不执行原定计划，胆小！右倾！怕死！”一向镇定自若的周**，也有些激动了，他说：“华夫同志，你的态度好一点。”彭德怀也站起来说：“以理服人嘛，少扣帽子。”李德见众人态度严肃，有些动气了，于是只好缓和了口气，说：“我保留意见，到了贵州后，再开会讨论，到底能否去湘西，那时我们再议。”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第一次被动摇了，他忍无可忍，起身离开了会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通过了，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西进贵州。历史学家们评论说：通道会议的决定，是毛泽东被排挤3年多以来，特别是自第5次反“围剿”开始以来，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人的尊重，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发生重大的影响。西进贵州的主张，不仅挽救了处于危难之中的党和红军的命运，同时也表明了人们越来越认清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是战略转变的一个良好开端。尽管如此，在中央领导人之间，北上与西进的争论还没有完全解决。博古并没有放弃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师的计划，李德也仍然耿耿于怀。李德于39年之后，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回顾这件往事时，心中仍然充满了愤懑。他在书中叙述了自己坚持北上与红2军团会师的计划之后，写道：“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2、6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4方面军会师。”12月13日，也就是在通道会议第二天，李德见到周**，非要他详细说说在会议上为什么要改变主张。周**显得很不耐烦，说：“我们的部队累了，需要休息。”

福和中学老师

就在12月13日这一天，中央红军根据通道会议的决定，开始西进贵州。

12月14日，“左”倾领导者博古等人又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电令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以接应中央红军北上。

这一天，毛泽东在途中闻讯傅连暲在快到贵州时，因不谙骑术，连人带马掉进了河里，幸而被警卫人员救了出来。他马上派人把自己的棉被送给傅连暲。

12月15日，中央红军越过了广西与贵州交界的老山界，然后进入贵州省雷山县境内，经过与黎平县交界的骷髅山和八宝山，一举攻克了黎平县城。

毛泽东闻讯，非常高兴。他想起这一带的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3尺3。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不由得引发了诗兴，吟出了《十六字令3首》：

其1：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2：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3：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中央红军西进贵州的举动，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一下子就把他部署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他要想再重新调整部署，就需要多费时日了。中央红军自10月份开始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了休整的机会。

中央红军在一个地方停留休息，李德把红8军团军团长周子昆找来，将他痛骂了一顿，训斥他带的什么兵，把部队都给带垮了，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

红8军团的大多数士兵，是长征前新编入部队的地方赤卫队和农民，他们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和实战锻炼，在连续的行军作战中，几乎整个部队全打散了，只剩下千把人。

此时的李德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所以他常常一筹莫展，喜怒无常。毫无自知之明的这个外国佬，不但不检讨自己的失误，反而还要迁怒于人。他命令警卫班把周子昆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可是警卫班的人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十分恼火，很尴尬。博古、毛泽东都在一旁，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就走上前去，问周子昆说：

“你是周子昆同志！怎么搞的？”

周子昆说：

“猛烈地扩大红军，我们是刚成立的新军团。军团部机关和各级指挥机构都缺干部。不照过去逐步锻炼逐步提升的方法扩大红军，军队里没有骨干。我坚辞不当军团长，不准，只好服从命令。部队一出发就担任侧卫，每天跑上百余里，不断遭到敌人的侧击。新兵不惯艰苦，很多人掉队，跑散，还没有过4道封锁线，全军团就减员不少人，过了湘江，就只剩下1000余人了。”

毛泽东转面对李德、博古说：

“周子昆交给我处理。”

他又对周子昆说：

“跟我走。”

说完，就把周子昆带走了。他接着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周子昆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毛泽东是“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12月16日，军委纵队进驻黎平城。

12月17日，中革军委将部队部署在黎平附近休整。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城内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博古、周**、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李富春参加了会议。

李德因患疟疾没有参加会议，周**在会前征求了他的意见。博古和李德的意见是坚持要红军从黎平北上，经黔东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创建新根据地。

毛泽东、王稼祥、周**在发言中公开批评了李德。

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他还建议说，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召开一次正式会议。

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申明大义，谆谆善诱，使与会不少人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观点，绝大多数人都同意他放弃北上方针的正确意见。

周**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西渡乌江北上，到川黔建立根据地。更为重要的是，黎平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明确说：

“鉴于目前形成之状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也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

这个决定不仅用正式决议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主张，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重大战略转折；同时也表明，“三人团”的最高决定权和最高军事指挥权正在消失。

黎平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5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样，黎平会议就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会议结束后，周**将会议决定的译文带到李德下榻的地方，将会议的情况转告给他。李德闻言大怒，大发雷霆；向周**提出质问，一向颇有涵养的周**也显得格外激动，厉言厉色地和李德闹了一场。

据周**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周**后来也曾经说过：“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为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12月19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议》，决议说：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至遵义西北地区；政治局并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第5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口号是：“首先消灭贵州军阀，赤化贵州！”“为创建新苏区而奋斗！”

中革军委同时对部队进行了部分调整和缩编：

第1、第2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以陈云为纵队政委，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钟伟剑为参谋长。

军委纵队下辖第1、2、3梯队。纵队司令员、政委、参谋长兼任第1梯队司令员、政委、参谋长；以何长工为第2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以李维汉为第3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干部团、保卫团合编为独立作战部队，归军委纵队直接指挥。

撤销红8军团建制，将其编入红5军团；陈伯钧为红5军团参谋长，罗荣桓为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

12月20日，中央红军以红1、红9军团为右纵队，以红3、红5军团和军委为左纵队，分2路西进。

红军路过剑河县的一个村子时，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子在严冬季节里还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战士们簇拥在那里久久未散。这时，毛泽东来了，他问是怎么回事，一个战士说：

“刚才问过，这位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在前几天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当了兵。她没法活下去，就和儿媳妇分两路四处讨吃的。今天天气太冷，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上东西，又冻又饿，就跌倒在这里了。”

毛泽东闻言，已是热泪盈眶，他从自己身上脱下一件毛线衣，从自己行李袋中拿出一条布被单子，又叫警卫员吴洁清拿了两袋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起送给那位老太太。毛泽东蹲下身，亲切地对老太太说：

“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队伍。”

毛泽东怕老太太听不懂，又用贵州方言重复了一遍。老太太想不到遇到了这么好的队伍，嘴里不住地念叨着“红军，红军”，拉着小孙子走了。

毛泽东看着远去的老太太，久久地沉默着，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对战士们说：

“我们从这位老妈妈身上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绝不是这位老妈妈一家的遭遇，而是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缩影。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地步！祖国和人民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正是从水深火热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拯救出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同志们！这个光荣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惊涛骇浪的天险乌江，还有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我们要勇往直前，在大风大浪之中踏出一条路来！”

中央红军一路上连克剑河、台江、镇远、施秉等城。

12月28日，中央红军进至黄平、余庆地域，直逼乌江。若要占领遵义，必须要强渡乌江。

12月31日下午，毛泽东和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猴场是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所经过的一个较大较繁荣的小镇，商业发达，物资丰富。

此时，中央红军各路大军已经云集在乌江南岸，即将渡过乌江进入黔北。因为博古、李德对于黎平会议决议一直有争议，对于下一步的行动方针还有不同意见，中央政治局不得不于1934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在猴场下司宋家湾一个宅院里召开了一次会议，没想到这次会议一开就开到了1935年1月1日。

博古、李德在会议上坚决反对中央红军过乌江，他们仍然坚持过去的方针，主张回头东进转而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

如果按照博古、李德的主张改变行军路线，中央红军仍然要钻进中央军和湘军主力部署的“口袋”里，仍然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毛泽东再次重申在黎平会议上所阐明的正确主张，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

会议还做出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新行动方针的决定》。决议明确说：

“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现在的第2兵团或其它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5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中央政治局在会议上还决定说：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一决定实质上是强调了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是对第5次反“围剿”以来李德、博古等人把持的军事指挥权在组织上做出了限制，打破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统天下。同时也表明“左”倾领导者的地位与作用正在逐步下降和削弱，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思想，正在为越为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所接受。

欲知毛泽东如何进一步斗败博古、李德，请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89

第89章

“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话说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提出了夺取遵义、进军黔北、开创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方针，特别是猴场会议提出的“打到遵义去，创造新苏区”的口号，使广大红军指战员人心振奋，斗志倍增。中革军委在猴场会议后根据会议的决定，立即命令红1、红3军团分别向乌江南岸的指定渡口前进，并侦查对岸敌情，准备架桥渡江。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早已整装待发的红1军团红1师在回龙场渡口、红2师在江界河渡口、红3军团在茶山关渡口，分3路强渡乌江。乌江是贵州境内的一条大江，它从西南到东北贯穿于贵州省境内而流入四川。江面宽约200米，流速每秒1.8米。1935年1月1日，陈光师长率领红2师首先抵达江界河渡口。以耿飈为团长、杨成武为政委的先头团红4团，立即在渡口用搜集来的竹子、门板扎成竹筏，以佯渡迷惑对岸守军；另以连长毛正华带领8名水性好的战士，在上游拉着1根准备架浮桥用的粗绳索进行泅渡。当他们快要游到对岸时，被守军发现了，绳索也被打断了。他们只好重新游回来，有1名战士牺牲了。夜晚，红4团又组织18名战士分乘3只竹筏实施偷渡，结果只有连长毛正华等5人成功，他们便在对岸潜伏了下来。1月2日凌晨，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率领干部团工兵连赶到江界河渡口，组织了60个竹筏实施强渡。强渡部队在南岸炮火和北岸潜伏的毛正华等人的配合下，终于夺取了渡口阵地，搭好了浮桥。不久，位于下游回龙场渡口的红1师，在先头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指挥下，也强渡成功。1月3日，红3军团也从上游的茶山关渡口开始渡河。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突破了国民党军吹嘘的“重叠而坚，官兵勤劳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的乌江防线，江防司令林秀生逃往遵义地区。中央红军一过乌江，离遵义城就不远了。王稼祥向毛泽东提议说：“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毛泽东说：“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一些会前的活动工作。”于是，王稼祥马上去找张闻天谈话，他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说，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书记处书记，他在中共中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时他也正在考虑这些问题，当王稼祥说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时，当即支持了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到了其他一些负责人，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他在一次行军途中，又和因腿伤化脓坐在担架上的聂荣臻一起交换了意见，王稼祥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第1、2、3次反“围剿”，取得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指挥的结果。因此，应当由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到时候要开会，我们要把他们轰下来。”聂荣臻因为也是坐在担架上行军，有充足的时间考虑问题。他回顾中央苏区的斗争历史，也早已感觉到只有毛泽东的主张得势革命才会大发展，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应该改组领导。他见王稼祥如此说，便表示完全支持，他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此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也在党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被采纳，与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他的支持对促进遵义会议的召开，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此外，朱德也是召开遵义会议的积极支持者。自从井冈山会师以后，特别是在红4军“八大”以后，他逐步了解了毛泽东，而且越来越敬佩毛泽东那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对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早已有了认识。所以，他和王稼祥及其他领导人一样，也希望请毛泽东出来领导中央红军。就这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在大量的工作中，说服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许多负责人，一场关系到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政治大决战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1月6日下午，中央红军红1军团的先头部队已经进抵遵义城，奉命攻打遵义的是红2师红6团，他们是在渡过乌江之后就接受了任务。总参谋长刘伯承对红6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说：“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这就既要求我们仗要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啰！”驻守遵义的是王家烈部侯之担指挥的第3团；此时，王家烈又派柏辉章部前来增援。红6团离遵义尚有半日路程，侦查员来报：“离遵义30里地的地方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敌人1个营，是敌人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指示朱水秋、王集成说：“你们要先歼灭这股敌人，还不要让敌人知道。要秘密，要全歼，要保证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给遵义的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打遵义的困难。”下午3时，红6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冒雨对遵义外围据点深溪水进行了奇袭，全歼了1个营的守军，果然做到了无一漏网。红6团指战员立即对俘虏开展争取工作，决定借助俘虏乘夜智取遵义城。晚上9点左右，红6团1营长曾玉堂带着第3连和侦察排以及全团的20多个司号员，还带着经过教育的十几个俘虏，冒着大雨出发了。这支队伍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军打扮，在他们后面，紧紧跟着其他部队。作战计划是如果智取不行，便强行攻城。曾玉堂率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来到了遵义城下，指战员们愈发装出败军的慌乱模样。“干什么的？”城头上的哨兵突然问道。一个被教育好的俘虏连长用贵州话答道：“自己人。”“哪一部分？”“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匪包围了，庄子丢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跑了出来。”“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俘虏连长如实回答。其他俘虏兵也用贵州话乱糟糟的喊着：“快开门哪！”“救救我们吧！”“共匪马上就追来啦！”“吵吵什么！”城头上的哨兵气冲冲地大喝一声，城下顿时安静下来。城上几只手电光束在他们身上照来照去，好一会儿，说了一声：“等着，这就给你们开门。”厚重的城门打开了，哨兵还问道：“怎么共匪已经过乌江啦？来得好快呀！”“是的，现在已经进遵义城了！”侦察排的几名战士用枪口对着他们：“告诉你们，我们就是共军！”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红军大队人马一下子拥进城去，后续部队也跟了进来，冲上街头。侯之担的不少守军来不及穿上衣服就当了红军的俘虏，柏辉章部有两个团的官兵狼狈不堪地从北门逃走了。1月7日早晨，红2师占领全城，智取遵义大功告成了。聂荣臻和刘伯承步入遵义城，看到红2师的部队已经准备宿营了。他们和红2师的领导商定，改由红4团为先头部队，追击逃敌。聂荣臻对红4团政委杨成武说：“杨成武同志，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道路上去吃干粮，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杨成武说：坚决完成任务。带起队伍就出发了。此时，由于中央红军突然转向遵义，国民党十几万追剿军一下子被甩在了乌江以东。而且追剿军总司令何健，也已经率20个团到常德地区与红2、红6军团作战去了。摆在长江沿线的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由于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也不敢轻易冒进。贵州的国民党军不是红军的对手，一触即溃。加之因红军动向不明，蒋介石已经批准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1纵队吴奇伟部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令第2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在遵义的红军警戒。这样，就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在长征以来有了一个难得的休整机会。1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我军9日行动的部署》，部署中通知各军团说：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纵队司令员刘伯承任警备司令，陈云任政委，由干部团担任警卫工作。部署命令红1军团红2师前出遵义北面桐梓、松坎一线；军团主力驻守遵义东面老蒲场、青神桥、虾子场地域。命令红3军团在遵义南面的刀靶水、尚稽场，控制遵义通贵阳的公路，扼守乌江北岸。命令红5军团驻守遵义的湄潭；红9军团驻守遵义东南的猪场。1月8日这一天，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还颁发了《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八项注意通令》。1月9日上午，天气晴朗，军委纵队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部队在居民欢呼声与爆竹声中进驻遵义城。遵义是贵州的第2大名城，是黔北的首府。这里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也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市面繁华，物产丰富。这是红军突围以来所夺取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毛泽东头戴军帽，身穿军装，和朱德、周**等人在南门外的丰乐桥边下了马，他们不断地向群众挥手致意。毛泽东走到旧城的府街口，还向群众讲了话，对欢迎的群众表示感谢，向群众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和主张。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一同住进了位于新城古寺巷、桃源山东麓的易宅。易宅是“川南边防军”第2旅旅长易怀芝又名易少荃的私邸，坐北朝南，是一栋砖木结构的旧式洋房，建筑面积约580平方米。毛泽东住在一间雅致的楼上卧室里，夜已经深了，他在明亮的电灯下，读了很长时间的书，还是无法入睡，便吟诵起鲁迅的《亥年残秋偶作》一诗。吟罢，又提起笔将诗中的几个字改动了一下。这便是后人看到的毛泽东改鲁迅《亥年残秋偶作》的新貌：曾惊秋萧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很晚才起床。1月12日，中央红军总部在县立第3中学的操场上，召开了有工农学商各界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此时的遵义城内有男女中学校56所，尽管各校均未上课，但红军一律不在学校驻兵，以示维护教育。毛泽东、朱德参加了万人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讲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说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毛泽东着重讲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实行全民选举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大会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当选的几十个工农学商及教育界代表，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一连几天，红军一面宣传，一面招募新兵，约有5000余人参加了红军。他们多系川黔滇籍的贫民或退伍军人，这些新战士对后来红军转战黔北做出了重要贡献。遵义会议就要召开了，李克农的任务是警卫会议的安全，他指挥警卫人员，自始至终都守护在会场外。李克农，又名漫梓，1899年出生于安徽省巢湖县，因他前半生从事特殊的工作，所用曾用名和化名很多。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钱壮飞从南京向李克农告警。李克农协助中共中央迅速转移。他后来担任江西省保卫局执行部长，在瑞金时期和在长征中负责中央的保卫工作。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城内位于琵琶桥边一个大宅院里，召开了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这座宅院，原是黔军第25军第102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宅院大门临街，门西侧是8间铺面，是柏家经营酱和纸张的商店。进入大门，穿越过大厅，迎面是一座砖砌牌坊，前后各用彩瓷嵌字，前为“慰庐”，后为“慎笃”。跨过牌坊是一个青石铺砌的小天井，南侧有小门通往四合院，那是柏家的住宅。天井北侧即为主楼。这座主楼坐北朝南，为中西合璧建筑，占地面积582平方米。遵义会议就在这座主楼2楼的一个不大的厅子里召开。这个会场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桌子，20多张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还有一个小火盆。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政治局委员5人，他们是：博古  张闻天  周** 毛泽东  陈云有政治局候补委员5人，他们是：王稼祥  朱德  邓发 刘**  凯丰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他们是：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1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3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红5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还有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为会议作记录是陈云和伍修权。彭德怀是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毛泽东把刘**介绍给彭德怀：“这是刘**，很早加入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前面已经说过，刘**于1930年夏再赴莫斯科，1931年秋回国，在王明的临时中央任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冬，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春任福建省委书记。同年10月，参加长征。因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军委成员白天都要处理日常事务和战事，所以每天的会议一般都是在晚饭后才开始，一直开到深夜。有一次，毛泽东在一次宴会上当着洋顾问李德的面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是很能呷辣椒的。谁不能呷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一阵轰然大笑，惹得李德一脸的不高兴。遵义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集中全力解决此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主要内容是：（1）检讨在反对第5次“围剿”中与突围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2）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主持。博古首先作了第5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由于他对所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及严重危害缺乏认识，对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所以，他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说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敌人的强大以及白区和其它苏区的工作配合不够，极力为三人团和自己的错误辩护和解释。

福和中学老师

周**接着作了关于第5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周**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第5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重点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对李德、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周**还对他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

张闻天开始讲话了。他手里拿着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一个提纲，侃侃而谈，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了在第5次反“围剿”中和在突围路上的错误的军事领导，彻底否定了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伍修权曾经回忆说：“事后我了解到，所以由张闻天首先发言，正是出于毛泽东的计划安排。会前他就和张闻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发言的内容，最初的发言提纲实际是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主要的观点论据也都是由他提出的。但是他却执意不首先发言，再三推举张闻天在会上放第一炮。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却超过了博古，他与博古同样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由他来带头批评博古，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力量，别人听来也更有说服力。张闻天发言以后，毛泽东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来是对张闻天发言的补充和发挥，实际上却是作了归纳概括和结论定性。”

且说毛泽东的发言大约讲了1个小时左右。他在发言中系统地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及其表现，说他们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还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说他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他说：“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他还批评李德说：也不问走的是山地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毛泽东又用1、2、3、4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5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他说，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而不是其它原因。因此，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特别系统地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他说：“左”倾教条主义在战略战术上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搞什么6路分兵，全线出击。第3个错误，在军事上不知利用19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第4个错误，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这样重大的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说李德、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恶劣”，他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在军事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杀了”，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但这对于博古、李德却是“徒然的”。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在博古和周**讲话之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事实上这是主要报告。他一反往日的习惯，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份显然是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

第一个发言支持毛泽东正确意见的是王稼祥。他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旗帜鲜明地拥护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由于王稼祥是从教条宗派集团中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是在遵义会议上继毛泽东之后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主张的第一人，所以，后来毛泽东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功绩，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张闻天也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还说，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他推举毛泽东担任政治局常委。

凯丰马上表示反对。他狂妄地对毛泽东嚷道：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反问道：

“请问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既然说我是按《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

其实，毛泽东只是在学生时代看过《孙子兵法》，后来也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过。凯丰被毛泽东这么一激，竟被弄得哑口无言。毛泽东又转对大家说：

“凯丰同志说的好。马列主义，我确实是门外汉，种田作物，倒算是行家里手，不及你出国留学，我是个土包子。不过，《孙子兵法》我确实认真研究过，这有什么害处哩？战争规律，古今中外皆然。现在的不过比古代的内容丰富一些罢了。我们祖宗好的东西，又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呢？一定要弄些教条来束缚住我们的手脚，鄙人真有点大惑不解。”

朱德在发言中说：

“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我从井冈山开始，就是跟着毛泽东同志革命的。今后，我永远跟着毛泽东同志革命到底。”

周**再次发言，他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今后红军的行动。他说：

“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聂荣臻因为脚伤，是躺在担架上发言的，他很气愤地说：

“李德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都要做指示，而这些细节，是连军团指挥员也无须过问的。”

林彪是在湘江战役之后就公开批评博古和李德了。他在这次会议上讲了很多意见，表示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的职务。

刘伯承、李富春发言也对李德提出批评，表态支持毛泽东。

彭德怀发言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他提议彻底清算博古等人执行的“左”倾路线的政治错误。因为此时在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沿乌江警戒的红3军团红6师，遭到了国民党军吴奇伟部的进攻，彭德怀必须马上赶往前线指挥，所以他在会议刚开了一半，就走了。

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从桐梓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在毛泽东卧室见到了正在感冒发烧的毛泽东。毛泽东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仍然认真地听着李卓然的汇报。李卓然说：

“5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1个师的兵力，指战员们浴血奋战，却连连失利，大家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

毛泽东说：

“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

第二天晚上，李卓然在会议上就部队情况作了发言，对博古、李德进行了批评。

由于遵义会议前的准备工作没有让李德参与，所以，会议一开始，李德就处于没有发言权的被批判地位。他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神情沮丧，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翻译伍修权紧挨着李德坐着，他处于这样的地位也不舒服，心烦意乱，显然不乐意再给李德当翻译。所以，他翻译的内容也就不完全了，有时就完全停了下来，李德只能吃力地跟上两天会议。他在得到会议记录或者是尚待做出决议的文字材料之前，没有表明态度。当他明白过来之后，马上为自己及博古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李德说：我本来只是做为顾问提提意见，“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至此，“左”倾教条主义的营垒已经彻底坍塌了。

接下来，毛泽东提出的下一步行动方针被会议所接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聂荣臻和刘伯承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目前提出的方针，他们还建议说：中央红军还可以北渡长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他们说，四川省比贵州好得多：一是比较富裕而交通极不便利，这就使靠两条腿走路行动迅速的红军占了优势；二是四川的军阀一般来说对蒋介石怀有敌意；三是四川省人口多，可以补充兵源。

会议采纳了聂荣臻、刘伯承的建议。

周**也建议说，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的工作。

遵义会议经过3天的讨论，做出决定：1、毛泽东同志补选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党支部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为军事指挥者。周**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泽东发言说：

“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

刘**因拥护毛泽东的路线，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凯丰反对撤消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对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不理解，因此，他对会议决定提出保留意见。

会议结束后，凯丰对博古说：

“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进行分工时，周**等人要毛泽东接替博古的职务。毛泽东正色说：

“不！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

这个问题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博古仍然保留了总书记职务，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作为周**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分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同时，还采取各种方式向部队指战员传达会议精神。毛泽东在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堂红军干部大会说：

“我们再也不能像长征开始那样‘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了’。”

那些在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泽东的干部们，高兴得热泪盈眶。大家都说：“党和红军得救了！”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干部召集起来，向他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和他们进行了谈话。随后，原红22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干部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开除党籍的干部，经过审查，也都恢复了党籍。

在北线松坎的红4团，收到了红1军团发来的一份电文，电文中说：“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一起指挥红军。”

杨成武将这一消息传遍了全团，指战员们兴奋异常。

聂荣臻在仁怀县一个镇子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此时天上正下着小雨，谭政帮他撑着伞，他用了几个小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其间竟没有一个人走开避雨。

中央代表刘**和红5军团长董振堂，在乌江边一个村子里召开红5军团红37团排以上干部会议，刘**说：“报告大家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已经胜利结束，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在欢欣鼓舞的干部中，当然也有不少人对遵义会议犹感不足，他们对这次会议只谈军事路线而不谈政治路线不能理解，尤其是对没有明确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深感不安。

后来还有人曾经私下里问毛泽东说：

“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4年之久呢？”

毛泽东解释说：

“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欲知毛泽东如何领导中央红军走出困境，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从1931年1月项英进入中央苏区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惨遭无情打击和排挤长达4年之久，在这整整4年里，毛泽东在逆境中从来不颓废，不让步，坚持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间断地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直至取得胜利。此种毅力、韧劲和苦斗精神，历史上实在罕见。

在遵义会议上和遵义会议后，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深意，毛泽东引导遵义会议集中解决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是为了减少阻力，保证会议的成功。试想，如果连政治路线问题也一块儿清算，必然会涉及到周**、张闻天、王稼祥等等很多人，如果那样的话，遵义会议的结果又会如何呢？政治路线问题的帐不是不算，只是时机不到，毛泽东是有足够的忍耐力的。这个谜底到了延安整风才算揭开了。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90

第90章

“土城不能再打了，这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为了打乱敌人的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前进，从土城渡过赤水西进。”话说在遵义会议期间的几天里，毛泽东每天晚上总是很晚很晚才回家，贺子珍一个人身在家里心却随着毛泽东走了。她焦急地等啊，盼啊，总是坐卧不宁。这一天，贺子珍听着熟悉的脚步声而且是轻快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就急忙打开房门，她还未等毛泽东跨进来，就急切地问：“会开完了？你，你怎么样？”毛泽东笑笑说：“不错，今后有发言权了。”此时与中央红军一块儿突围的徐特立、谢觉哉，得知遵义会议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都异常兴奋。徐特立说：“从此中国革命又有了新的希望。”谢觉哉也高兴地说：“毛泽东同志回到中央的领导岗位，事情就好办了。”再说在遵义会议结束的时候，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与川陕张国焘的红4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实现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区的战略目的，调兵遣将，在中央红军周围组织了一个大包围圈：东面是湘军刘建绪的4个师，西面有滇军参谋长孙渡率领的6个旅，南面有中央军薛岳兵团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北面有四川军阀刘湘的1两个旅。再加上王家烈的滇军，一共有150多个团，40余万人。他们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先进武器，加上飞机和大炮，对红军在空中狂轰滥炸，在地面进行围追堵截。而此时的中央红军不仅武器装备很差，在兵力上也只有16个团，共30000余人，与国民党军兵力相比极其悬殊。1935年1月19日，蒋介石亲自下达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主要意图是，压迫中央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合剿而聚歼之”。他命令薛岳所部、湘军大部和黔军渡过乌江，向遵义前进，担任“追剿”任务；命令川军、滇军和徐源泉一部，担任“堵剿”任务；以徐源泉部的主力及上官云相部的主力为预备军，在指定地区待命。蒋介石还在中央红军与红4方面军会合的方向上，部署了2道封锁线：第一道是在泸州、叙永、毕节一线的封锁线；第二道是以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及宜宾与泸州间长江一线的封锁线。也就在1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了摆脱10余倍于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彻底冲破他们的围追堵截，改变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决定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分兵3路北进：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为右路纵队；以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3军团为左路纵队；以刘伯承、陈云率领的军委纵队，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红5军团和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的红9军团为中路纵队。3路大军向川南挺进，以图西渡赤水，在四川的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红1军团的任务是攻占赤水县城，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创造条件。由于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脚伤未好，军事上主要由林彪和李德指挥。1月19日这一天凌晨，毛泽东和干部团一起离开了遵义城。毛泽东在行军途中显得整洁潇洒。警卫员发现他穿上了一套特制的合体灰军装。他虽然有一匹马，但他只是在十分疲劳的时候才骑上去休息一会儿。人称贵州是“天无3日晴，地无3尺平”，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在春寒料峭中，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毛泽东走了80多里山路，晚上到达川黔路上叫做泗渡的小集镇宿营。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渡江作战计划》，计划中说：“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4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2、6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计划还提出了另一个方案，那就是：“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经叙州上游渡河。”1月21日，中央红军依然按原来的3路纵队继续向赤水方向前进。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发出了《为红军主力入川给4方面军电》，要求红4方面军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翌日凌晨2时，毛泽东离开泗渡镇，策马继续向北前进。大约行了五六公里，来到了云贵高原上著名的娄山关。毛泽东登上娄山关，只见那里高树一碑，上书“娄山关”3个阴文大字。他便停下来观赏，向警卫人员讲解这3个字的书法艺术特点，称赞书家运笔如飞，写得苍劲有力，像峻峰挺拔屹立，石刻也非常精美。他又将手指放进笔道中，反复比划，不断揣摩，还感叹说： “可惜不知道这几个字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建于何代？”不一会儿，朱德也登上了关口，来到毛泽东身旁下了马，站在一块岩石上，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四周险峻的山峰说：“润之，你看，娄山关人称天险，今日一看，果真是名不虚传。”毛泽东“嗯”了一声，说：“在这里摆开战场，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记得明史上就是这么讲的。”朱德“哎”了一声，说：“真乃兵家之地。”毛泽东陷入了对历史的回忆，他缓缓说道：“是啊，这里是有名的古战场。据《遵义府志》记载，明万历年间，遵义的土司杨应龙，反抗明王朝中央集权统治，在关上排栅挖坑，构筑了13座木关，企图设险拒守。明廷派蜀将刘廷率部从间道进兵，攀藤缘壁，迂回关口，终于毁栅入关，从而大败杨应龙，明兵乘胜直追，直捣杨应龙的老巢海龙囤，迫使杨应龙自缢身亡。从此，结束了杨氏在播州700余年的世袭统治。自明朝中叶以来，有好几次农民起义军，曾经通过这里，与朝廷的官兵浴血奋战，每每大败官军。我记得在清朝初年，由李定国统率的大西军，由北而南，攻下此关，横扫西南。大约在咸丰甲寅年间，关北的梓潼县城有个叫杨隆喜的，也高举义旗，率领一支农民起义军，一举攻破此关，直捣遵义府。清末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翼王石达开曾破此关，直捣遵义府。石达开的曾广依部，也率军夺下此关，同活动在西南的太平军一道奋战，大军纵横捭阖所向披靡。”毛泽东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朱德深深为毛泽东博览群书通晓历史而感叹不已。1月24日，左路纵队红3军团到达土城东面的回龙场地区。中路纵队红5、红9军团分别到达习水和三元场。右路纵队红1军团击溃黔军1个师的抵抗，进占土城，又相继夺取赤水城东面的旺隆场、复兴场。1月25日，红1军团抵达猿猴，以图占领赤水县城，为全军打开向川南进军的通路。毛泽东在1月25日率干部团出娄山关，行进在桐梓至习水、土城的山路上。时值隆冬，天上纷纷扬扬飘着大雪，道路泥泞而光滑。毛泽东在桐梓西门外滑了一跤，跌入泥坑中，被警卫员拉了出来。只见他自两脚及膝，全是污泥，大衣上面也是泥点斑斑。荒郊野外无法更衣，警卫员只好找来一根竹杖，让他拄着继续上路。一路经吼滩抵达东皇殿。1月26日，毛泽东与朱德、周**、刘伯承在由东皇殿向土城进发的途中，边走边观察沿途地形。他们发现道路两边都是山谷地带，如果国民党军孤军深入，进至土城以东的屋基坝、黄金湾一线，红军就可以利用两边山谷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而歼之。这时，侦察部队汇报说：尾追的国民党军是两个旅4个团，正向土城方向前进；而北边的四川军阀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师已渡过长江，正从綦江方向南下，企图阻击中央红军北上。1月26日下午，毛泽东率领中革军委即将抵达土城，他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笑话，他说：“土城的酒很多，大家可不要吃醉了。”土城位于习水西部的赤水河畔，几十家木板房依山临水错落在一条石板路两侧。这里是商贾集散之地，川盐常用木船从产地运到镇上，然后由盐商雇佣苦力，用尖底敞口喇叭形的背兜，穿山越岭，运往黔北一带的县城或集镇销售。红军指战员们进了土城一看，果真是酒多，商店里摆满了一缸缸茅台酒。还有许多酿酒的作坊和厂家，有的酒店前门卖酒，后面就是酿酒厂。这一下可把大伙乐坏了，这哪里是土城，简直就是酒城啊！中革军委在土城一住下，后勤供应部门就把买来的茅台酒抬来了。指战员们纷纷掏出小搪瓷碗、小瓷缸，从酒坛子里舀出清香甘醇的老窖酒，也不用什么下酒菜，“咕咚，咕咚”就喝起来了。有的人干脆或坐或站，划起拳来，口里喊着现编的词儿，什么“一定胜利呀，毛主席”，“双枪兵呀，倒大霉”，“3年整呀，见光天”，“4方面军呀，大会师”……真像过大年一样，好不痛快！周**也酒兴大发，他用那种超过1两的酒杯子，竟然喝下了整整25杯茅台酒。不会喝酒的人们与那些会喝酒的人不同，他们用脸盆盛了酒，轮流泡脚疗伤。这茅台酒不但喝起来醇香甘美，它消毒疗伤的作用也是一流的，而且还可以治感冒。后来红军指战员们在离开土城时，把凡是能盛酒的东西，都用来盛满了茅台，在长征路上还真是派上了大用场。此时红5军团进入土城东北地域。左路纵队红3军团也到了土城。为了防止敌机空袭，毛泽东住在土城街上“爱华”绸缎铺后面的一个天然岩洞里。这个岩洞大约有八九平方米，像一间小屋，里边寒气逼人，有的地方还慢慢地渗着水珠。毛泽东笑着对身边的陈昌奉说：“诺，这个天住进来，就是冷一点，要是夏天，这儿是个避暑的好地方。”警卫员陈昌奉是一位年仅20岁的年轻人，他在跟随毛泽东的日子里，渐渐地知道了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喜欢独处的生活方式。队伍一停下来过夜，毛泽东马上就要开水。如果情况紧急，毛泽东会通宵达旦地工作而不休息。陈昌奉就要赶紧为毛泽东布置好工作的地方——一个岩洞或一块干净的石头。有时毛泽东发现他的休息处有点奢侈的东西，那是他的工作人员有意把他安排在某个有院子、床上铺有稻草、还有置放文具和电话书桌的地主家里，在这里休息或者工作上一两个晚上。如果能够找到香烟的话，那就更好了，毛泽东即使在最晦气的日子里也能够振作起来。在没有烟草的日子里，毛泽东就只好把各种各样的带有刺激性的树叶子当作替代品了。毛泽东刚在岩洞里安排好，周**、刘伯承就来了。毛泽东起身相迎，笑着说道：“总政委、总参谋长光临寒舍，可是这里连个凳子都没有，怠慢之处，请多包涵。来，请坐我搭的铺上来。”周**未及坐下就说：“我们向赤水河移动，川军来的好快，大有阻我北渡长江之势。”毛泽东说：“我们好好商量一下。”说着，他就打开铁皮箱，取出一幅地图，小心展开，铺在铁皮箱子上。周**、刘伯承凑过身子，目光盯着地图，认真地审视了一番。毛泽东拨动着床铺前的一盆炭火，用火钳夹起一根火炭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说：“根据一路之上我看到的报章杂志，当我们向赤水河进军之际，四川的刘湘惟恐我军被老蒋驱赶入川，老蒋会趁此机会插足巴蜀，一统天下。所以刘湘立即召开四川军政要员联席会议，刘湘说，剿共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事情，共军进逼四川，乃是燃眉之急，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拒共军于四川之外。于是，刘湘就把他的水、陆、空军，集结于长江沿岸，企图全力阻我北渡。另外，他又加派先头部队郭勋祺的教导师，开赴赤水一线。”刘伯承说：“据二局侦察报告，郭勋祺已经抢占了土城外青杠山一带的高地。”毛泽东有点意外的“啊”了一声，说：“来的好快呀！”周**补充说：“据二局急报，当我军向土城集结的时候，川军前线总指挥潘文华急忙率兵向土城奔袭，郭勋祺部也衔尾追来，现与我军对峙在土城地域。”毛泽东问：“阻我渡江北进的川军，到底有多少？”刘伯承说：“据二局侦察报告，约有2旅4个团。”毛泽东说：“川军既是2旅4个团，那么，我们集中3、5两个军团打他，行吗？”毛泽东说着站了起来，踱着步接着说：“我想川军不比王家烈的双枪兵厉害好多，西南的军阀大体都差不多吧。老刘，川军的实力，你应该了解啦。”刘伯承说：“我离开川军多年，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刘湘到底如何，我也说不清楚。”毛泽东停下来坐在床铺上，手指地图说：“先头部队1军团2师，正在奔袭赤水县城途中，不能参战；9军团呢，让它担任这次战斗的预备队吧。只有叫3军团和5军团去打了。”周**问道：“谁担任战场指挥？”毛泽东不假思索便道：“当然让老彭和尚昆挂帅喽。”他转对刘伯承说：“你赶快通知军委的几个负责人，叫他们在总部等着，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具体的作战方案。”毛泽东在红军总部会议说：“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也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胃口太大了，想一口是吃不下的。”经过研究，毛泽东决定：由红1军团红2师继续北上，夺取赤水县城。以红3军团3个师、5军团两个师及红1军团一部，占领土城镇以东2至4公里处两侧有利地形，以痛击来犯之敌。由彭德怀统一指挥，以便迅速歼敌。为了打好这一仗，为北上渡江创造条件，由朱德亲临红3军团前卫第4师指挥，由刘伯承到红5军团督战。

福和中学老师

毛泽东集合军委纵队的负责人为朱德、刘伯承送行。毛泽东口吟：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

1月28日凌晨5时左右，土城战斗打响了。红3军团、红5军团、军委干部团及红1军团一部，根据昨晚8时军委命令，从南北两面向盘踞在离土城4公里远的青杠坡高地上的川军发起猛攻。

川军也分3路抢占了靠东皇一面的韩棚坳、猫苦、凤凰嘴、银盆顶高地。红3、红5军团则从尖子山、石糕嘴、老鸭山、猴子垭高地，向川军主阵地银盆顶发起数次攻击。双方为争夺小坳口高地，进行了肉搏战，互有伤亡。

红军一鼓作气拿下了银盆顶，乘胜直追，将川军压到韩棚坳。正在此时，川军增援部队赶到了。红军各部连续激战三四个小时，未能扩大战果。

毛泽东亲自审问了被押下来的俘虏，这才发现对川军情况判断有误。原来情报部门说川军是两个旅4个团，约六七千人，现在川军实际上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后面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不断而来。

毛泽东同时发觉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临战前认为刘湘部队的战斗力和黔军“双枪兵”的战斗力差不多，实际上川军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要比黔军强得多。更重要的是红1军团红2师已经沿河右岸北上，奔袭赤水城。红军分散了兵力，没有形成打歼灭战的拳头，情况相当危急。

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通知红1军团红2师急速返回增援。

在红1军团红2师未返回的两三个小时内，战斗打得仍然十分激烈。红5军团阵地已经被川军突破了，部队伤亡很大。川军抢占了山头，向土城镇步步进逼。

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一条山谷时，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下来1个连的川军，中央机关人员只好躲进一条流水沟里。这1连川军吹起了冲锋号，高喊着“活捉朱毛！”，俯冲而来。从后面赶来的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见情势危急，高喊一声：

“通讯排跟我来！”

他带着1个排的战士冲上了南面的山坡，集中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川军还击。川军遭到阻击，摸不清红军底细，不敢再往下冲。双方对峙了一会儿，川军退去。

毛泽东见贺子珍、邓颖超在内的修养连尚未撤出，就派警卫员吴吉清前去察看。吴吉清好不容易在一个山头找到了修养连。总卫生部警卫连的两个排，在贺诚部长的指挥下，正同一股川军激战。修养连指导员李坚真握着手枪，指挥警卫员们掩护修养连的老首长往山下撤。吴吉清急忙一手握驳壳枪，一手拉着将要临产的贺子珍，和黄亚堂一起，搀着她就走。众人刚刚走到山坡下，另一个山包上的川军发现了他们，立即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道路，后面山上的敌人也已经赶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干部团的1个营顺着大路从土城方向赶来，以密集的火力压住了川军的进攻，修养连终于顺利地赶上了大部队。

此时，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所在的镇东面的白马山，也出现了危机。川军一部已经打到了山前，山后就是赤水河，如不能顶住川军的进攻，其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在这紧急关头，毛主席命令干部团发起了反冲锋。

干部团是在长征出发时由公略、彭杨两个步兵学校合并组成的部队，其成员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连排干部。他们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率领下，发起了猛烈的反冲锋。

陈赓，1903年2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二都柳树铺的羊吉安，原名陈庶康，乳名福哥，是陈家的长房长孙。陈赓生性活泼，其祖父是解甲归田的湘军将领，幼年时爱听爷爷讲故事，还喜欢玩胡琴、唢呐一类的乐器，6岁时开始读私塾，12岁时就到离家10公里、毛泽东曾经就读过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1916年底，他的家庭要包办婚姻，强迫他跟一个大他2岁的女子完婚，13岁的陈赓在新婚之夜愤然离家出走，到湘军第6团当兵，成为逃跑的新郎。后来，陈赓给了女方一笔钱，及时解除了婚约。20年代初，陈赓曾入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他在何叔衡、郭亮帮助下，于1922年12月加入共产党。1923年，陈赓遇到了他第一个珍爱的女人王根英。那是在上海平民夜校，陈赓看上了王根英，他毫不犹豫地写了一张纸条：“我爱你！”递给了王根英，王根英看了一眼，在纸条上啐一口，“啪”地贴到了墙上。陈赓一看更来劲了，一张纸条接一张纸条地递过去，王根英就接一张啐一口唾沫望墙上贴。结果他俩还真是“不打不成交”，终于结成了恩爱夫妻。

陈赓在1923年12月底，与左权、袁仲贤、宋希濂一起入程潜在广州创办的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蒋先云、贺衷寒并称“黄埔三杰”。陈赓性情豪爽，诙谐幽默。周**是陈赓在黄埔的教师，陈赓开玩笑称呼邓颖超为师娘。蒋介石非常喜欢他，认为他是一名不可多得的虎将。陈赓毕业后留校当连长、副队长，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及第二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在第二次东征中，他身背绝望的蒋介石脱离险境，救了蒋介石一命。1926年秋赴苏联学习，1927年2月回国，8月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4月，陈赓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化名王庸，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隐蔽斗争。陈赓因腿部受伤秘密潜往上海治病，其间两次会见过鲁迅。1931年9月赴鄂豫皖苏区，历任红4方面军团长、师长。1933年被捕，严正拒绝了蒋介石的诱降，经党组织和宋庆龄的营救，脱险后到了中央苏区，担任彭（湃）杨（殷）步兵学校校长。在长征中任干部团团长。

陈赓从北伐战争的硝烟，一直到延安的宝塔山下，他和妻子王根英两人恩爱有加，幸福甜蜜。一次，日军对冀南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王根英为照顾伤员，主动留在后面做收容工作，不幸英勇牺牲。陈赓发誓说：“我要为她守节3年！”

宋任穷，1909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再说正当干部团发起反击的时候，跑步返回增援的红1军团红2师赶到了白马山阵地。此时日已过午，红2师与干部团协同作战，川军受到重创，退却固守。

这次反击战，干部团立了一功。毛泽东称赞道：

“陈庚行！可以当军长！”

此时的红3军团也牢固地控制了道路以南的观山高地。

毛泽东立即召集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开会，他果断地说：

“原定在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不行了。土城不能再打了：一是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是敌人的援军已快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三是这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为了打乱敌人的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勋祺师继续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前进，从土城渡过赤水西进。”

与会者都赞同毛泽东的这一主张。

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布了《关于渡过赤水河的行动部署》。

红1军团长林彪根据军委的部署，打电话给红1师参谋长耿飈，要他到渡口指挥渡河。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东北镇雄县乌蒙山北麓大湾，经贵州赤水县至四川合江县流入长江。河水奔腾湍急，蜿蜒曲折。土城镇位于赤水河东岸，这一带河面窄处为七八十米，宽处则为二三百米，最深处达十余米。

耿飈立即带领工兵来到赤水河边，在河上架设两座浮桥。

就在此时，毛泽东派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找来红1师师长李聚奎和黄甦、谭政，他说：

“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成团。你李聚奎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行？”

李聚奎回答说：

“行！没有问题！”

“对呀，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1个师，实际上只是1个团。你们1师还有多少人？”

李聚奎回答说：

“还有3000多人。”

毛泽东说：

“3000多人缩1个团又太多了一点，这个到时候根据情况再定吧！”

毛泽东见耿飈因负责架设浮桥没来，就让李聚奎给耿飈捎回去一封短信，信中表扬了耿飈和他以前领导的红4团在长征初期在潇水河和乌江上的架桥工作中，任务都完成得很好，保证了大部队顺利通过。耿飈读罢毛泽东的信，心中无比激动，愈发勤勉督促部下架桥。

1月29日，中央红军及军委纵队分成左、中、右3路，在土城的浑溪口、猿猴一带，利用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搭起的浮桥，在红1军团红4团等部的掩护下，急遽渡河，轻装前进。

红3军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笨重的山炮也丢进了河里；陈云率领卫生、供给部门的人员，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一些笨重的物资推入河中。红军全部渡过了赤水河。当川军追到赤水河边时，只见到被破坏掉的浮桥和被毁掉的船只，只能望河兴叹，目送红军远去了。

中央红军第1次渡过了赤水河，进入四川南部，并随即分成左右2路，军委纵队、红3、红5、红9军团为左路，沿赤水河而上，渡过古蔺河，进入叙永县境。红1军团为右路，经古蔺境内，向叙永县三岔河挺进。

1935年2月1日，红1军团红2师在围攻叙永县城时受阻。同一天，红1师在抵达三岔河时，与川军刘兆藜旅遭遇，前进受阻。随即被迫撤出战斗，改道前进。

2月2日，红2师仍未攻下叙永县城，而川军增援部队则陆续开到，城内城外川军对红2师形成夹击之势，激战数小时之久。

这时，左路主力也抵到叙永县城内，军委纵队进驻叙永县古厢子。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其他领导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鉴于敌情急剧变化，右路军先后在叙永、三岔河遭到川军截击，且川军援军不断增加，情况十分危急。他说：如果继续北上硬攻，正合乎蒋介石的“川江南岸围剿计划”，钻入国民党军布下的口袋。于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当即决定：改变进军方向，进抵川南古蔺县境，沿古蔺的摩尼一线转移到古蔺、兴文、长宋地域，向国民党军设防薄弱的云南扎西挺进，以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然后再寻找机会渡江北上。

欲知中央红军在扎西能否渡过长江？请看下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91

第91章

“这个时候，还是洛甫恰当。他虽然不满意博古，但他们毕

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

第三国际那里，也好交代。”

话说1935年2月5日，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来到了扎西地区境内。

扎西地区地处云南省的东北部，属于云、贵、川3省的交界处，所以，俗称鸡鸣3省。

傍晚时分，毛泽东来到水田寨。水田寨深入川黔之间，状若鸡嘴，由花房子、高坎、芭蕉率、楼上4个小村寨组成，方圆二三百米，有一条凹凸不平的小街。整个寨子由赤水河上游的大河、毕索河、果哈河几条小河怀抱着。

张闻天在水田寨住的地方，与毛泽东住的小屋很近，他一安顿好，便来找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

“老毛，从遵义出发，我就想一个问题，博古若再继续领导下去，怕没有人服了，我看应该改变了。”

毛泽东从小床上站起来，背着手踱着步，一时没有说话。他现在考虑的是军事方针问题，而不是博古的问题。博古的问题本来应该早一点解决，而现在张闻天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有两个担心：一是土城一战失利，在高层领导干部中有人想不通；二是博古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批评后，现在思想上是否想通了？他若有抵触情绪，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会不会引起麻烦？

毛泽东考虑了一会儿，并没有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只是说：

“等一会儿找**商量商量，听听**的意见。”

张闻天说：

“好！如果**同意，在这里就可以定下来了，事不宜迟。”

张闻天走后，毛泽东马上找来了周**，将张闻天的意见转告给他。周**马上说：

“洛甫的考虑是对的，遵义政治局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

毛泽东问：

“那么，谁来接替他呢？”

周**说：

“我看，你恰当。”

毛泽东正色道：

“不！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

“为什么？”

毛泽东见周**不理解，就慢慢地解释说：

“洛甫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会上，他又做了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大家对他的反映很好。他有头脑，有水平，有能力，有地位，又能团结人，这第一把交椅，理应让他来坐。我嘛，戎马出身，起身草芥，怕负不起这个责啰！”

毛泽东说罢，嘿嘿地笑了起来。周**没有说话，他在琢磨毛泽东的话。毛泽东见周**不吱声，就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摘下马灯上的玻璃罩，偏着蓬松的头，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又说：

“这个时候，还是洛甫恰当。他虽然不满意博古，但他们毕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第三国际那里，也好交代。”

周**听毛泽东如此一说，似乎明白了毛泽东的深意，就点点头说：

“好，听你的，就让洛甫接替博古好了，我立即找博古谈一谈。”

周**从毛泽东的小屋出来，提着马灯来到博古的住所。博古整理着床铺，正准备休息。他见周**进来了，就问道：

“**，有事吗？”

周**将马灯吹灭，放在一张小方桌上，说：

“我们慢慢谈。”

周**说着，在一条长板凳上坐下来，朝着放在窗户下面的两对铁皮文件箱瞥了一眼，不紧不慢地说：

“从遵义出来，土城一仗没有打好，几个军团负责人有些意见，政治局的同志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你是知道的。我嘛，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中央的领导没有解决好，大家认为也有关系……”

周**的话还没有说完，博古已知其来意，马上说：

“**同志，今天你来就为谈这个，我已经想通啦，交权。党中央的大印、文件、政治局开会的记录，全在铁皮文件箱里。”

博古起身将箱子打开，取出自己的几本书籍和笔记本，放在床上，又说：

“我的家当简单，就这几样东西。”

周**见博古如此爽快，感到好笑。心想，这可真是个书生，就想宽慰他几句，说：

“你领导这几年，还是有成绩的，遵义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不是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对的嘛。主要是军事策略方面的问题，我也有份嘛，可能比你还严重。”

博古笑笑，扶了扶鼻梁上的玳瑁眼镜，说：

“半月前，我的确思想不同，现在通了。我知道，我再领导下去，没有人听我的了。谁接替？”

周**说：

“几个政治局常委碰了一下头，叫洛甫负责。”

博古说：

“好！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

周**又说：

“野战军政治部的工作，稼祥身体有病，没有人管，你管一下好吗？”

博古立即表态说：

“可以。今后有事，尽管分配我博古干。”

2月6日，象征着中共中央最高权力的两个铁皮公文箱，离开了博古，随着张闻天一道前行了。自此，张闻天代替博古担负起中共中央总的责任。

这一天天气晴朗，军委纵队从水田寨到大河滩，整整走了一天时间。大河滩是一个有一二百户人家的集镇。集镇中间有一条河流通过，集镇四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

2月8日，张闻天召集毛泽东、周**、博古、陈云、刘**、朱德、王稼祥、邓发、凯丰到他在大河滩的住所开会。毛泽东低着头进了那间低矮的小屋，他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到齐了，就笑着对张闻天说：

“新官上任三把火！今天你把大家找来，看你烧第一把火。”

张闻天说：

“大家抬我出来，是看得起我，勉为其难呵。今后，还得靠大家，我一定按大家的意见办事。我不过起到一个开会召集人的作用而已。”

张闻天一番客套之后，拿出他用自来水笔写在毛边纸上的一大叠子稿子，接着说：

“半个多月前，大家要我起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现在总算把草稿弄出来了。请大家看看，通过一下。另外，想再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张闻天首先将草稿递给周**，周**端详着稿子的第1页，第1页的正中间写着“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然后另起一行，在一个波折号后面有一行小字：“检讨博古、周**、李德同志军事路线的错误”。

周**表情非常严肃，没有说话，又翻着正文浏览了一下，没有吭气，遂将稿子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直注视着周**的表情，他接过稿子，看了标题和副标题，说：

“是否在正题前面加上‘关于’二字？”

张闻天“嗯”了一声。毛泽东又说：

“这个副题就不要了吧。”

周**马上插话说：

“要！这样意思明确，主题突出。”

张闻天说：

“副题要不要，可以考虑。”

毛泽东看见正文里有博古、周**、李德以及几个军团负责人一大串的名字，就对张闻天说：

“作为文件，指名道姓，无可非议。如果向下传达，是否将姓氏名字隐去，代以某某某同志为宜？”

陈云插话说：

“这样好些，至于李德的名字隐不隐去，可以斟酌。”

毛泽东断然说道：

“李德的大名留着，他是一个代表人物嘛，不然，没有一个针对性。”

几个政治局成员轮流将草稿看了一遍，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意见。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

“洛甫同志把我在遵义会议的发言，几乎全写进去了。经过洛甫同志笔下生花，我的那些看法，一下子便系统了。有些问题，当时我只是提了出来，缺乏深刻的认识，通过张秀才一发挥，好像还更明白啦。看来，决定让洛甫同志起草这个决议，是恰当的。”

周**也高兴地说：

“那是当然，哪个不知道洛甫是支笔杆子。”

张闻天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说：

“我不过将大家的发言做一个汇总，条理化。写的全是大家的东西。如果没有意见，就算通过了。”

毛泽东说：

“这个决议很重要，应该及时向干部传达。这些问题，不光让我们知道，还应该让广大干部都知道。”

张闻天说：

“只要我们赢得一个较为充裕的时间，就立刻向营、科以上的干部传达。现在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研究一下目前的行动方针。我认为我们不能老在川滇边来回徘徊，如果改变原定的北渡长江的计划，应向何处进军？”

朱德说：

“我们在土城碰了一下刘湘，这块骨头有点难啃。如果还按原计划渡江，势必还要与川军作战，不如放弃那个计划，改在川滇边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周**说：

“我也这么考虑，即使付出很大代价战胜川军，长江天堑也难飞越。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如不下来接应，那就更麻烦了。”

王稼祥说：

“同意**的看法，目前我们应变动一下方针。看来目前要渡江，确有困难。”

毛泽东说：

“诸位言之有理，现在我们还没与张国焘联系上，不知4方面军策应的情况如何？而川军为防止我们入川，死力拼堵，土城一战，就表现出他们拒我军入川的决心来。”

张闻天说：

“现在不讨论土城一战的得失，主要是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说：

“下一步行动方针，野战军应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扎西集中。因为原定的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那么，野战军应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新的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

周**说：

“如果这样，1、3军团就应赶快向扎西靠近，最适当位置应在长宁通扎西道口及扎西西北，以便迅速集中，便于机动。左纵队5军团也要向扎西及其附近靠拢。9军团一部和军委纵队的2、3梯队到达扎西后，要派出侦察部队前进到麻园、大落脚、雨河、两路口，向镇雄方向侦察敌情。以保证我军在这一带的活动。”

毛泽东说：

“**说得具体，看来已经有安排，我同意这么布署。”

张闻天见陈云一直没开口，就问：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陈云摇摇头。张闻天总结说：

“看来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根据目前敌情，我们暂时不宜北渡扬子江，都赞成把这个计划放一放，改变一下作战方针。”

周**插话：

“对，野战军转移到了扎西后，再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行动计划，让部队有一个新的转机。”

张闻天接着说：

“今天就研究到这里吧，请**同志根据大家意见拟定一道军委命令，立即下达各军团，遵照执行。”

在2月8日这一天，中革军委电告各军团说：

“根据目前情况，原定的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人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会议精神。

2月9日清晨，毛泽东骑着黄骠马，随着干部团由大河滩向扎西镇进发。部队走了30多公里的滇边小道，来到了扎西镇。

中央的几个领导人与总司令部都住在镇北的江西庙小学里。

江西庙小学，又称江西会馆，建于清光绪二十年，是一幢纯木结构的建筑物，深庭大院，连接着庙前的小街。整座建筑的前半部分，是四面各有3间木瓦房的天井四合院。后半部分也是四面各有3间木瓦房的天井四合院，只是在这个四合院的后面，还有几间小屋，毛泽东和张闻天就分别被安排在这些小屋里。

这一天是农历大年三十，大雪纷飞，山岭沟壑银装素裹。中央红军决定在这一带休整。

2月10日黎明，毛泽东穿好衣服，步出房门，只见旷野一片银白，情不自禁地念道：

“扎西鹅毛雪，茫茫景多娇。山山春意动，万里看冰消。”

“老毛，你又在作诗？”

刚好走出小屋的张闻天，轻声问道。毛泽东回头看看张闻天，说：

“噢，你也起来了。刚才那句顺口溜，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在进扎西的路上，从一本闲书上看到的，见到这雪景，自然就想起来了。”

“你的记忆真好，这首小诗还有点意思。‘山山春意动，万里看冰消’的日子，对于我们来说，不会太远了吧？”

毛泽东肯定地说：

“只要我们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认真研究，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局面就会改变的。”

张闻天说：

“好！政治局的同志应该抓紧碰碰头，研究一下日后的行动计划。”

毛泽东说：

“老张，你首先应该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向干部们做一次传达，让大家对今后的军事策略有个明确的认识，特别是要改变过去那种打阵地战的思想。今后主要是打游击战，或是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把这个扭转过来，部队就不可能摆脱敌人，就不能打胜仗，也就说不上战略转移的胜利。今天你既然已在中央负起责任，就应该代表中央，向广大干部发表发表‘施政演说’，亮亮相嘛。”

张闻天笑笑说：

“如果要我传达，必须准备一下。”

毛泽东说：

“不需准备了，你是理论家，这个决议又是由你起草的，材料熟悉，我看今天就通知开会，你赶快去讲。”

张闻天说：

“那我立刻去和**商量一下。”

这一天，张闻天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后，又召集了政治局会议。

博古在这次会议上对自己的错误有了一个较好的认识。凯丰也承认了错误。于是，会议决定恢复凯丰的职务，继续担任9军团的中央代表。

有人提出，遵义会议结束至今快1个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虽然已经明确取消，但却未曾通知他本人，一些重大军事决策，也不让李德参与制定，恐有不妥。这个问题大家议而未决，都同意放在适当的时机解决。

接着，中革军委也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首先总结了土城战斗的教训，他说：

“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

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4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多；二是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1军团2师北上。我们要吸取这次教训，今后力戒之。”

毛泽东又开导大家说：

“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我军的作战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上去。转移到哪里去？现在要转移到黔北去。为什么？这是由于我军的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使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消灭敌人。”

毛泽东的观点和主张，使与会者茅塞顿开。毛泽东又接着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原来在土城之战前，蒋介石的兵力部署是：以湘军为第1路军，在湘西围剿红2、红6军团，其中一部策应第2路军；以薛岳兵团和滇黔地方军阀部队为第2路军，以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吴奇伟4个师为第1纵队，周浑元4个师为第2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3纵队，黔军王家烈部4个师为第4纵队。

土城之战后中央红军突然改变进军方向，西进扎西，蒋介石和川军一时不知红军去向。后来蒋介石得到中央红军主力已经进驻扎西，就急急忙忙地调整兵力：

以嫡系吴奇伟部为第1纵队，周浑元部为第2纵队；以滇军孙渡部为第3纵队；以黔军王家烈部为第4纵队；以湘军李云杰部为第5纵队；以川军郭勋祺部为第6纵队；另以湘军李韫珩部为第7纵队。

他要以这几十万大军，合围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其中以中央军第1、第2纵队从扎西东面和东南方向向中央红军攻击；滇军孙渡部从扎西西南方向的镇雄攻击；川军各旅从扎西的东北和西北方向袭击。

毛泽东正是在国民党军从各个方向扑来的严峻形势下，在国民党军还没有完成合围部署的时候，和中革军委制订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计划。此时，黔北地区只有黔军防守，中央军吴奇伟部远在乌江南岸。黔军又是国民党军营垒中最薄弱的一部分，中央红军出其不意，避强击弱，挥戈东进，重返黔北，就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劣势转为相对优势，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打乱蒋介石的部署，把蒋介石纠集起来的重兵，甩在川南和滇东北扎西周围一带，从而跳出包围圈。

中革军委会议还决定整编部队机构，除留下一支部队组建川南游击队以外，其他部队精简机关，干部层层下放，充实基层，精简掉笨重物资，以便轻装前进，提高部队的机动性、灵活性，增强战斗力。

中央红军的指挥机构以朱德为总司令，总政委周**，总参谋长刘伯承，副总参谋长张云逸，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部队整编后的战斗序列为：

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保留两个师的建制，只在师直进行了精减；共计6个团。

红3、红5、红9军团取消师一级的编制，师长、团长、政委绝大多数层层下放，充实基层战斗单位，加强基层的领导：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刘**；原两个师编为4个团。

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属编为3个团。

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下属编为3个团。

整编后的中央红军4个军团共计为16个团。

军委纵队编制基本不变：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陈云，副司令员叶剑英；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保卫团团长姚喆，政委张南生。

后勤保障部门整编为先遣工作团。国家银行所在的第15大队，合并到先遣工作团，毛泽民担任先遣工作团副团长兼没收征集处处长。

2月10日晚，中革军委开始部署“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争取渡河先机”。

2月11日，中央红军离开滇边扎西小镇，分3路沿数日前西进的路线，复经大沙滩、石坎子、水田寨、水潦、石厢子、营盘山、摩尼等地，向东南转移。

修养连正要准备翻越贵州境内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时，贺子珍在一个苗族的村庄要分娩了，这是她第4次分娩。修养连的连长侯政马上让人找了一间房子，让连里的医生和护士留下来准备接生。

这是一间既没有床也没有锅灶还没有门的破房子，贺子珍只好在担架上生产。她生下了一个女孩。医生和护士用警卫员吴吉清背的脸盆盛上水，给孩子洗了洗。因为没有给孩子准备衣服，只好用白土布把孩子包了起来。对于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处置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用大衣把女婴包裹好，贺子珍用虚弱的手掏出仅有的4块银元，交给钱希钧，流着泪对钱希钧和吴吉清说：

“孩子不能带，你们想办法把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吧。战争是残酷的，不能怪我们不喜欢孩子，让孩子在人民中长大也好，她长大了会找我们的。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养活孩子用吧。”

此时后面的国民党军队马上就要追过来了，担架员抬起贺子珍匆匆上路，还没走多远，钱希钧抱着婴儿又追了上来，她对贺子珍说：

“你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或者留下个什么东西，日后好相认。”

贺子珍摇摇头，说：

“不用了。孩子是革命的后代，将来她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钱希钧和吴吉清拿着钱，抱着孩子，在山沟里转了好长时间，才在山坡上发现一点昏黄的灯光。他们来到一座小屋前，推门进去，屋里只有一个瞎眼的老太太。老太太听说要把孩子留给她，为难地说：

“我年纪老了，带不了哇。”

钱希钧说：

“不要紧，做点米汤喂她就行，等村子里的人回来，向他们讨点奶。孩子说大就大了，您老人家收下吧。”

就这样，毛泽东的这个苦命的孩子，就留在了荒僻的行军路上了。由于他正忙于军机，根本不知此事。

欲知中央红军能否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请看下一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92

第92章

“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打得赢就打，打

不赢就走。战争环境嘛，不得不如此。何况又是敌大我

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何足怪哉。”

话说1935年2月15日，军委纵队到达古蔺的白沙。张闻天在白沙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提在扎西会议上关于李德指挥权问题的议论。会议决定，正式通知李德，停止他的军事指挥权。

在白沙的中央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政治局的几位成员和军事指挥人员已经到齐，由周**主持研究作战问题。周**说：

“人到齐了，咱们开会吧，今天主要研究东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请大家说说意见。”

毛泽东说：

“突围出来，两三个月，大家都很疲乏，想尽快找个落脚的地方，好好喘一口气。既然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不成，咱们到了遵义，自然离张国焘的距离近了，于是又有了北上入川渡江作战的计划。谁知川军实力雄厚，不同黔军，我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土城一仗，未能获胜，幸亏及时改变了计划。我们从土城迅速西渡赤水，完全是主动的，可以说是有计划的。这种有计划的战略退却，从形式上看，是被逼出来的，但在内容上却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不知在座的诸位是否如此认识？”

朱德说：

“老毛讲得对。土城真是一场恶仗，部队有一些损失，下面的指战员有一些怨气，我们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毛泽东说：

“总司令说得好，当前我们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我们要说服教育下面的指战员，不为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到，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而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心灰意冷，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保持一定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说到这里，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慢慢地划着一根火柴，点上烟，咂了一口，吮吮嘴唇，继续说道：

“我们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残酷的环境，都需要热烈而镇静的情绪，紧张而又秩序的工作。军事指挥员，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我们应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下次还是失败，别无选择。刚才有人说，下面的同志不理解当前战略方针的改变，我们同样要做解释工作，让大家心里明白。今天请大家来，就是研究这个。不过，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战争环境嘛，不得不如此。何况又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何足怪哉。”

周**点点头说：

“战争就是这样，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做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改变不利于自己的局面。我们今天研究东渡赤水的计划，就是力求摆脱这种被动局面，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条件和情势来。”

刘伯承说：

“从土城西渡赤水，我们进到云南扎西地区，实际上起到调动敌人的作用，这完全是一次主动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说：

“是的，我们暂时放弃北渡长江，折而向西，把敌人的目光引向滇东北去，造成黔中空虚，仅有王家烈的一点部队。这时我们再趁此机会迅速向东渡过赤水，回师贵州，以孤立无援的王家烈为作战对象，打他一个回马枪。孙武子说得好，‘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周**总结说：

“泽东同志刚才讲的，实际上已为我们制定了东渡赤水的战略方针，根据他的意见，请刘总参谋长赶快拟出具体的行动计划，最后请朱总司令审阅。”

2月15日晚，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计划中说：

“1、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先由淋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河，然后分由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

2、基于上述作战目标，决区分3个纵队向桐梓地域前进：其一，第3军团为右纵队，由回龙场经亚铁厂到太平渡上游的顺江场地段过河，准备取道回龙场、江场（赤水河右岸的）直往桐梓。其二，军委、第5、第9军团为中央纵队，由白沙经丫叉、鱼岔到太平渡，渡河以后，东岸的取道看情况决定。其三，第1军团为左路纵队，由松林经白沙、锅厂坝、镇龙山、石夹口到悦来场、淋滩地段渡河，并相机占领土城以后，则取道东皇殿、温水、新站迂回往桐梓。”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毛泽东在告指战员书中写道：

“由于党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地区创立根据地。”“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18日下午2时，红1军团红2师占领了赤水河西岸的太平渡渡口，抢得强渡过河的先机。

太平渡是赤水河边的一个小镇，依山傍水，一条蜿蜒的青石板路，从河谷一直铺到半山腰，店铺、人家点缀其间，房屋层叠，错落有致。

镇上的穷苦老百姓在红2师指战员们的宣传下，立即开仓分盐，打土豪分财物。红2师也开始搜索渡河器材。老百姓听说红军要过河去打贵州的“双枪兵”，有的就把自家的门板送给红军搭浮桥。工兵部队在群众的支援下，很快在太平渡的手扒岩、老鹰岩等处搭起了几座浮桥，接着在九口也搭起了几座浮桥。

2月19日晚上八九点钟，毛泽东随干部团到了太平渡渡口。他和陈赓、宋任穷等十几个人乘着一条木船渡过了赤水河。

这一天，红1、红5、红9军团及军委纵队，从太平渡渡过赤水河；红3军团从二郎滩过了赤水河；大军从容进入国民党军力量最薄弱的黔北地区。

此时，中央红军的主要进军目标是桐梓和遵义，一些指战员不理解为什么又要打回遵义去，发了牢骚，就是在军队高层领导人之中，也有人对中革军委的部署持不同看法。刘**向彭德怀谈了他对红军行动的意见，他主张中央红军应该按照遵义会议的决议，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彭德怀也颇有同感，他说：

“现在，部队的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害病掉队，没有根据地不行。”

刘**把他自己的看法和彭德怀的意见，综合在一起，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电报稿，送给彭德怀和杨尚昆签字。彭德怀觉得电报中有些看法与他自己的看法不完全相同，就没有签字。于是，刘**就以他和杨尚昆的名义，把电报发给了中央。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看到刘**、杨尚昆的电报后，很不满意。无独有偶，不久，林彪也给中央写了一封内容相似的信，一场历史的误会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此是后话，容后详述。

先说此时在中央红军回师东进后，蒋介石、薛岳以为中央红军是要东去与红2、红6军团会合，或绕道黔东空隙地带南下迂回攻击贵阳，所以，薛岳经蒋介石同意，就把主力配备在贵阳及乌江南岸地区，确保贵阳，相机出击；以周浑元、吴奇伟所部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而滇军发觉中央红军东进后，本想追击，但因他们与川军发生了矛盾，无法前进。川军虽然派出了3个旅，由扎西附近慌忙向东追击，但也已经落在红军后面3至4天的路程了。

贵州军阀王家烈见红军主力重返黔北，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部队自娄山关、桐梓增援。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及时抓住了国民党军内部利益不一致、指挥不统一、兵力分散、便于各个击破的有利时机，决定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  

毛泽东为了打好这一仗，亲自做动员报告，他说：

“敌人就象手上的5个指头，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把它割掉。”

毛泽东发出了消灭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的号召，大大提高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和斗志。

若要占领遵义，必须首先攻占桐梓和娄山关。

2月24日，红1军团先头团在杨得志率领下突然攻击桐梓，号称“双枪兵”的黔军第4团两个连弃城向娄山关溃逃。

杨得志，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1928年1月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同年4月参加井冈山会师，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春，杨得志担任红1军团红1师第1团团长，此后，杨得志率领红1团参加了第5次反“围剿”和长征。

娄山关位于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雄踞大娄山脉的最高峰，是川、黔交通的要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国民党第20军军长、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亲自到遵义坐镇指挥，令其精锐杜肇华旅把守娄山关，凭山据险，以待援军。

彭德怀奉命率领红3军团主攻娄山关，他命令所部第10、11、12、13团共4个团全部投入战斗。其部署是：第12、13团担任正面主攻，力求迅速突破守军阵地。第10、11团从东面迂回到板桥，截断守军后路，并阻其增援。

2月25日，红3军团两个主攻团夺得点金山后，已经是傍晚时分。黔军杜肇华和刘鹤鸣退守关南黑神庙，因为有柏辉章的命令在，他们不敢再往南撤，检点人马，节节抵抗。红3军团两个主攻团与黔军在娄山关关口上下一线，形成了相对峙的局面。

彭德怀和邓萍正在前线指挥所研究战况，突然，电话铃响了，邓萍拿起电话，一听是毛泽东打来的，赶快将话筒交给彭德怀，说：

“军团长，毛主席找你。”

彭德怀接过听筒，只听毛泽东在电话那一端大声说：

“老彭，今天的仗，你们打得好！**、玉阶、洛甫、稼祥、博古看了你们报来的材料，都非常高兴，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做好充分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估计明天还有一场大战。”

彭德怀在这一端“嗯，嗯”地回应着，问道：

“主席，你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

“我和**作了研究，命令你们明天一早除以1个团正面攻击外，1个团从右翼迂回打击关口至黑神庙一线的敌人，另外1个团从左面迂回板桥之敌，断敌退路，剩下的1个团做预备队。为了策应你们，军委已命令林彪的1个团配合你们从侧翼迂回包抄，打击从侧翼增援关口的黔军，这是运用太平天国打曾国藩的战术，叫做‘五瓣莲花抄尾阵’，这里正好用得上。你们在攻克关口之后，要乘胜直追，猛打猛冲，一气拿下遵义城。”

彭德怀说：

“主席，请你转告军委，3军团竭尽全力完成任务。明天一定拿下娄山关！”

彭德怀放下电话，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邓萍作了研究，命令传令兵迅速飞告各团。

红12团接到从中路突破娄山关的任务后，团政委鈡赤兵问2营营长邓克明说：

“怎么样，邓老虎？”

邓克明说：

“打不下来，你们叫我邓老狗！”

2月26日拂晓，大雾弥漫。红1、红3军团向娄山关及其附近地区发起了总攻。

黔军在王家烈和柏辉章的命令下，从黑神庙方向反扑过来，采取集团冲锋，气势凶猛。

担任正面攻击的红3军团由团长耿光、政委鈡赤兵率领的红12团的指战员们，冒着早春的烈烈西风，抢占战略要地娄山关。战斗打响后，由周猛指挥的主攻营受阻，团政委鈡赤兵和2营营长邓克明率领2营迅速占领了左侧高地，侧击黔军主阵地。鈡赤兵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的右小腿上被枪弹撕开了1大块肉，还没等卫生员为他包扎好伤口，就拖着伤腿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流血过多昏了过去。红12团一举拿下了娄山关。

此时，1军团主力从娄山关东西两侧向板桥地区迂回，攻占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残敌退往遵义。

娄山关之战，王家烈的8个团被歼灭。

毛泽东、周**、朱德、彭德怀相继策马走上娄山关关口，毛泽东下了马，手里捏着军帽，缓步朝镌刻着“娄山关”3个阴文大字的石碑走去。他用手摩擦着冰凉的石碑对来到身边的周**说：

“好一座铁关啊，终于被我们敲开了。”

周**笑着对彭德怀说：

“功劳应该记在3军团身上。”

彭德怀也笑着说：

“还不是执行军委指示的结果。”

朱德指着四周险峻的峰峦说：

“真是易守难攻哇，3军团有功。”

毛泽东拨开丛木杂草，登上关口旁边的一座小涯，立在岩石上，放眼山外，百感交集。他对周**说：

“**，革命要成功，真不易啊！娄山关被我们攻下来了，咱们前面不知还有几多险关，难关，铁关！”

周**细细咀嚼着毛泽东的话，频频点头，没有说话。

毛泽东在颠簸的马背上，心情依然很不平静。1个月的时间，2次登临娄山关，使他感慨良多，慢慢地吟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忆凄娥.委山关》，其词云：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中央红军占领了娄山关之后，吴奇伟率领的两个师增援部队尚未赶到遵义。红军各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向遵义方向猛追黔军残部，要迅速解决遵义守军，然后再歼灭其援军。

此时坐镇遵义的王家烈，见红军主力来取遵义，自知不敌，本想保存实力，走为上计。可是蒋介石派来的两名监督专员一个叫路邦道，一个叫潘壮飞，就是朝夕不离地监视着他，不打一下，两位专员就是不答应。于是，王家烈只好硬着头皮，收集兵力守城。他的部署是：第8团开赴遵义城北5公里处的董公祠一带构筑阵地，迎击红军，并掩护由娄山关退下来的刘鹤鸣的第6团；以江荣华的第1团在董公祠以西飞来石一带构筑阵地，抗击红军；由金沙开来的第5团在遵义城垣集结，作为预备队。

2月27日拂晓，中央红军红1、红3军团，在遵义以北的董公祠与黔军3个团展开激战。王家烈要蒋介石派来的两位督察专员陪他去前线视察阵地，路邦道、潘壮飞害怕当俘虏，借故推脱了。王家烈只好拉上副军长犹国财，来到凤朝门郊外观察阵地。

王家烈得知杜肇华旅长和1团团长江荣华负伤，8团伤亡很大，防线已经动摇，即令1、5、6退入遵义城，由万式炯率8团退守南门关高地。

2月28日上午，蒋军嫡系第1纵队司令员吴奇伟，率领韩汉英的59师、唐云山的93师，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向遵义南门外老鸭山发动猛烈进攻。

中央红军经过英勇战斗，再次占领了遵义城。王家烈与犹国财带着手枪排逃往忠庄铺吴奇伟指挥所。

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在攻城战斗中中弹牺牲，时年27岁。中革军委任命叶剑英为红3军团参谋长。

红3军团主力在老鸭山红花岗与吴奇伟部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坚守红花岗主阵地的红10团，伤亡很大，团长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伟剑牺牲，只剩下团政委黄克诚在指挥战斗。

干部团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的率领下，从侧翼出击，配合红10团打退了敌军，歼灭国民党军59师大部，59师残部向开始鸭溪方向撤退。

2月28日下午，红1军团在林彪、聂荣臻率领下，担负追击国民党军军残部的任务。此时，整个乌江北岸，战火纷飞，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为第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以来所仅见。黄昏时分，红1军团一直追到乌江边，吴奇伟带着他的补充团，马上过桥到达乌江南岸。因为他害怕当俘虏，就下令斩断了乌江上的浮桥保险索，把1000多名国民党军官兵留在乌江北岸，当了红军的俘虏。

1935年3月1日，整个遵义战役胜利结束。干部团配合红1、红3军团，将国民党军两个师大部消灭。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自2月11日由扎西挥戈东进以来，在18天的时间里，发挥运动战的特长，由西向东，从北到南，达550余公里。红军以3万之众，神出鬼没，巧妙周旋，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穿插迂回，相机歼敌，在蒋介石调兵遣将之际形成合围之前，胜利转移。在5天之内，在国民党军60个团的跟追堵截中，迅速回头，避实击虚，连克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其2400余人，俘虏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20000余枝。这是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红军获得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的补充，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打击了国民党军、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焰。

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毛泽东在指挥这一重大的军事活动过程中，把他那特有的恢宏的气魄和胆略，无与伦比的高超的斗争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证明，毛泽东那种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打破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最好办法，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遵义战役结束后，红1军团集结在南白镇，红3军团集结在鸭溪，红5、红9军团集结在娄山关、桐梓一带，军委纵队驻守遵义。各部都开了祝捷大会，做短期休整和总结。

就在此时，红军中发生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1914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的鈡赤兵。

前边已经说过，红3军团红12团政委鈡赤兵，在攻打娄山关战斗中受了腿伤，卫生员只是为他做了简单的包扎，遵义战役结束后，医生立即为他治伤，由于拖延时间过长，他的伤势已经非常严重了，必须从小腿以下截肢。

此时红军中手术条件极其简陋，既没有医疗器械，也没有麻药。医生只好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了一把砍柴刀和一条半截木工锯。鈡赤兵躺在床上，让医生做手术。医生上下拉动木锯，嘶嘶作响，鈡赤兵紧紧咬着牙关，闭着眼睛，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身上直往下流，衣裤都浸透了，他依旧不吭一声。医生说：

“钟政委，如果疼痛难忍，你可以喊，可以叫，这样兴许会好受些。”

鈡赤兵摇摇头，没有说话。他几次昏死了过去，又几次苏醒了过来。在场的医生和护士们都流了泪。一位年轻的小护士一边协助医生做手术，一边抽泣。她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合，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坚强的汉子。”

1个小时又1个小时地过去了，鈡赤兵的手术一直做了3个半小时。当鈡赤兵再一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他的整个右腿已经失去了知觉。他感到轻松，又感到痛苦。这时候，他才22岁。

此时的鈡赤兵万万也没有想到，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等着他。第1次手术后，伤口感染了，医生为了把他从死神那里拉回来，决定给他做第2次手术，将右腿膝盖以下剩余的部分截去。鈡赤兵又一次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命运总是跟鈡赤兵做对。第2次手术同样因为医疗条件差，消毒条件不好，伤口不能愈合，继续感染，危及生命。医生无奈，狠狠心，将他的整个右腿从股骨根部截去。可怜的鈡赤兵，在半个月内，3次截肢。可鈡赤兵的生命力就是极强，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单腿依然驰骋于疆场之上，后来在1955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将军衔。

这正是：刮骨疗毒至今传，木锯截肢也三番。

留得将军上封台，敢与华佗并美谈。

欲知中央红军在遵义能否立得住脚，请看下一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