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63章导读表在11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071

第71章

“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

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

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过程，我们不应如此蠢。”

话说蒋介石经过第2次围剿的失败，他才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党才是他真正的“心腹之患”。所以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新的争斗中，很快就对北方军阀实行妥协，对两广军阀采取守势，而集中主要精力对中央苏区进行新的“围剿”。

1931年6月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他口口声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信誓旦旦地宣称：“幸而完此夙愿，应当解甲归田”，否则，将“舍命疆场”。

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驻南昌，组织第3次更大规模的“围剿”。

蒋介石为了彻底消灭红1方面军，摧毁中央苏区，这一次把他的嫡系第14、第11、第6、第9、第10师共10万人也调到了江西，担任“围剿”主力军，连同原在中央苏区周围的和新调来的非嫡系部队，总兵力达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

6月21日，蒋介石带着英、日、德等国几个随军参与策划的军事顾问，到达南昌。蒋介石这次“围剿”的战略是“长驱直入”，他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苏区，然后再深入“清剿”。其部署是分左右两翼集团军向红军进攻：

以前敌总司令官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1路进击军、第2路进击军、第3军团、第4军团，从南城方面进攻，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驻吉安，指挥第3路进击军、第1军团、第2军团，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深入苏区实行“进剿”和“清剿”。

空军第1、3、4、5、7队，分驻南昌、樟树镇、吉安等机场支援作战。

另以第10师和攻城旅为总预备队，位于临川，策应各方作战；以第77、第28师和第12师34旅位于吉安、泰和、万安、赣州等地，担任“清剿”，维护后方，并拦阻红军西渡赣江；以第23、第79师和骑兵第1师位于南城、黎川、宜黄、临川、樟树镇一带，担任“清剿”和维护后方；以第49、第56师和新编第4旅位于闽赣边境，防堵红军东进。

6月下旬，毛泽东发现蒋介石有对北方诸军阀妥协、对两广军阀取守势、而集中力量先向红1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3次“围剿”的迹象。红1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为了利用蒋介石同两广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力量，经研究决定：

留下红3军贺敏学的第9师和红4军第12师，在宜黄、南丰以南地区监视敌人；以红3军团、红4军主力和红12军，分别移驻闽西北的建宁、光泽、顺昌之间地区和闽西及闽赣边的归化、永安、连城、长汀、石城之间地区，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以红3军主力去雩都、会昌地区开展工作。

方面军总部驻闽西建宁指挥，以应付国民党军可能提前到来的第3次军事围剿。

毛泽东认为这样部署至少有以下5点好处：

“第一，蒋系地盘无直接威胁两广之弊”，使两广军阀不顾虑红军而放心与蒋对抗；“第二，地势偏僻，不受威胁，若较之我去南丰去宜黄者少；第三，有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的战场；第四，有款可筹，一年之内不愁给养；第五，群众很好，可以出兵扩大红军。因有这些条件，我们应在这区域作长期的工作计划。”

6月28日，毛泽东为了充分调动敌人内部矛盾，在给周以粟、谭震林的信中写道：

我军的活动方向不应是针对两广方面，在“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过程，我们不应如此蠢。”

“12军中心任务应不是筹款，而是深入宁化、石城、长汀3县的工作。12军担任这3县，35军担任瑞金1县，3军担任于都、会昌两县，均以两个月（7、8两月）为期限，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4个问题真正地解决，使于、瑞、石、宁、会、汀6县连成一片。这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正当毛泽东和临时总前委在紧锣密鼓地部署工作之时，国民党围剿军也正在准备向根据地发起进攻。

原来在6月下旬，蒋介石把在宜黄、南丰以南地区的红3军贺敏学领导的第9师和红4军第12师误认为是红1方面军主力，就下令迅速对之发起进攻，并将其第10师改随左翼集团军行动。

毛泽东和红1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虽然预见到敌人必将举行第3次“围剿”，但却没有料到国民党军经过第2次“围剿”惨败之后，新的进攻会来得那么快。

6月30日，毛泽东立即召集临时总前委紧急会议，与朱德、彭德怀、林彪、叶剑英以及谭震林、罗炳辉等人分析敌我态势。

叶剑英，1897年4月8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县一个小商人家庭，原名叶宜伟，幼年入私塾读书，后随父赴南洋谋生，到达马来西亚的怡堡。中学时期的叶剑英喜爱剑术，课余时间，常常独自一人寻个僻静之处，按照教官教的一招一式，挥汗苦练。叶剑英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以大总统随员的身份，出巡广西等地，参加了北伐的准备工作，参与了筹建黄埔军校。1927年为南昌起义作了重要工作。

在这次临时总前委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判断敌人即将发动第3次“围剿”，已经来不及经苏区中央局讨论了，当即决定继续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命令以独立第4、第5师和第3军贺敏学的第9师在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以南地区，以红4军第12师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协同当地地方部队和赤卫军、少先队，以运动防御战和游击战迟滞敌人的前进。

毛泽东考虑到敌人进攻迅速，且已逐步深入苏区前部地区，红1方面军主力向赣南苏区前部和腹部集中也来不及了，就毅然决定，将分散在闽西北、闽西、赣南广大地区的红1方面军主力迅速收拢部队，向苏区中心回师：命令各部于7月10左右出发，先向瑞金集中，准备适时转入反攻，粉碎敌之“围剿”。

此时，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得知前线情况，也开始在苏区人民群众中进行反“围剿”的政治动员，领导群众支援红军作战；命令由粤桂边境转移到赣江西岸活动的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的红7军东渡赣江，同红1方面军主力会合。

1931年7月1日，国民党各路“围剿”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开始进攻。

此时，距红1方面军第2次反“围剿”结束仅仅1个月。红1方面军在苦战之后，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补充，全军只有3万人，而且部队远离根据地中心区域近350公里，且处于分散状态，一时尚来不及集中。这就给第3次反“围剿”作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毛泽东带着两个洋铁箱子，找到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毅，郑重地交代他说：

“这是我们在建宁打仗时筹得的20万元款子，是我们的命根子。第3次反‘围剿’之后就要靠这笔款子了。现在要打穿插，没有前方，也没有后方了。这命根子就托你保管。你可以不管别的事，只要管好这件事就行了。”

毛泽东又说：

“我还有一件事要托你，就是我写了一些油单子，这些都是历史，留到将来也有好处，也请你保管着。”

毛泽东所说的油单子就是油印文件。陈毅果然不负毛泽东之托，后来派了两班人马，日夜轮流守护款子和文件。

7月10日，毛泽东率领临时总前委和总部人员从建宁出发。虽然是骄阳如火，毛泽东仍然是大步从容地走着，有时还边走边看书，上山也不骑马。

南方的天气，说变就变，一会儿就下起小雨来。毛泽东看起书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顾，把一切都抛到脑后了。此时，他用右手遮着头，还是边走边看书。一个战士看到毛泽东没有戴斗笠，赶紧跑到他身边说：

“报告毛委员，天下雨了，为什么您不戴斗笠？”

“请你到群众家里替我买一个。”

毛泽东的眼睛不离书，也不看那位战士，脱口而出。

“毛委员，您背上不是有斗笠吗？”

经战士一提醒，毛泽东这才抬起头，笑着对战士说：

“哦，我忘了。”

毛泽东率部到了瑞金的壬田寨，得知敌人进入苏区，正在急于寻找红1方面军主力作战。而此时的红1方面军主力各部，在7月10日前后，相继从建宁等地各自的工作区域出发，紧急集中。

7月22日前，红1方面军各部绕道瑞金以北的壬田，到达于都以北的银坑、琵琶垄地区，同第3军主力、第35军和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委、周士第参谋长率领的红7军会合。

张云逸，1892年8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张云逸从少年时开始追随孙中山，先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学习，秘密参加同盟会，后参加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后，在革命军担当炸弹队队长，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后受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遣，到海南岛北洋军做反对袁世凯的工作，秘密发展反袁“三合会”成员80多人。张云逸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被派遣到广东许崇智部任旅长，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先后两次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大革命失败后，张云逸在广州、香港从事秘密工作。1927年，他与周士第掩护第25师大部分人员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7月，张云逸任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10月他带领1000余人撤出南宁，掩护党派往广西的代表邓**到达右江地区，12月与邓**、雷经天、韦拔群领导了百色起义，创立了右江苏区和红7军，张云逸任红7军军长，邓**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委。后来，邓**在红7军被敌军包围时，离开右江根据地到上海汇报工作。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红7军突破重围，在桂黔边界坚持游击战争，有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第2次反“围剿”作战。

周士第，1900年出生于乐会县中原墟新昌村，他在村里当过小学教员，因他个子很高，学生很敬畏他。1923年，周士第北上广州时，在外面的墙壁上写了一句话：男儿出门要报国，不报国誓不回家乡。写完意犹未尽，又写道：

男儿立志出乡关，若不报国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周士第改写的日本人西乡隆盛这首诗，与毛泽东1911年春离开家乡到长沙驻省湘乡中学读书前所改写的西乡隆盛诗何其相似。1924年12月，周士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周士第这位黄埔军校第1期的高材生，是叶挺独立团第1营营长，后为参谋长。1927年8月1日，身为国民党军第73团团长的周士第，率领全团官兵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组织决定周士第离开部队去香港。聂荣臻在香港闻知此事，在给中央军事部的报告上说：“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事实证明，聂荣臻此言不无道理。此后，周士第离开党组织多年。后来在长征途中，周士第为部队在嘉陵江上游探路，落入滚滚江水。因他在万泉河中练就的好水性和好体魄，竟然又爬上岸，追上部队，笑盈盈的回到了战友们面前。1935年10月，周士第经罗贵波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后话。

再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临时总前委，经过研究，决定将红20军第175团编入红7军，又将加强后的红7军划归红3军团建制。

此时的红1方面军，在为时1个月的攻势作战期间，已经占领了闽西、闽西北、赣东、赣南广大地区，发动了群众，扩大和巩固了苏区；筹措了大量的经费和给养；总结了第2次反“围剿”作战经验和表扬英雄模范人物，进行了休整、训练；分别组建了红1、红3两个军团的山炮连，扩编了无线电队，加强了医疗单位建设，还将建宁战斗的俘虏兵3000余人经过教育陆续补充部队；同时，以赣南苏区的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为基础，组建了第4、第5独立师。这就为打破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创造了重要条件。

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敌情，决定因势利导，再让敌人深入到赣南底部。红1方面军稍做休整，继续向西北方向转移，插回敌人后方，打其虚弱之处。

7月28日，红1方面军终于到达苏区后部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地区。此次大规模的转移，总计行程上千里，完成了回师集中的战略任务。

7月的一天，毛泽东到兴国县城岗乡的白华山上察看地形，他来到山顶的白华山书院。这里是乡党支部经常开会的地方。毛泽东应书院私塾先生的请求，书写了一幅对联：

“主义尊马列；政权归工农。”

再说国民党围剿军进入中央苏区后，狼奔豕突20余日，一直找不到红1方面军主力。他们终于在7月底，发现了红军主力就集中在兴国地区，并判断红军有西渡赣江之可能，于是，就以其主力分路向西南急进，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

7月31日，红1军方面军总部接到地方党组织报告：各路敌军正向兴国急进，在其右侧后的富田、陂头、新安一带仅有3个团防守，由富田往东的后方联络线上的防守力量也较薄弱。

据此，毛泽东、朱德和方面军总部领导紧急商量，制定了一个“迂回其侧后的计划”，在根据地后部打破敌人的“围剿”：

“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毛泽东、朱德当天就发布了一个部队秘密运动、突然袭击国民党围剿军的《夺取富田新安的命令》。命令中说：

“本方面军以绕入敌背揭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先夺取富田、新安。各军各日行军时间规定为下午6时半至上午5时，上午5时10分至下午6时为休息睡眠时间。不得违误。”

31日晚，红1方面军各部即向富田方向开进。先头部队到达石陂以北地区，发现敌人第2路进击军陈诚、罗卓英两个主力师已先期到达富田地区。

这样，夺取富田的计划已经难以实现了。毛泽东、朱德当即改变计划，命令师长萧克、政委毛泽覃率领独立师在富田一线牵制陈诚、罗卓英的部队；命令红1方面军主力各部于8月3日“忍耐折回”兴国高兴圩、老营盘一带山林地区，另寻歼敌机会。

就在红1方面军主力各部折回到兴国高兴圩、老营盘一带1天之后，各路国民党围剿军纷纷向高兴圩地区涌来。此时的红1方面军，西有赣江阻隔，南、北、东3面有敌军9个师进逼，只剩下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几十里的狭小地带。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毛泽东仍十分镇静，他时刻注意着敌人的动向，寻求出击方案。

就在此时，毛泽东根据红军电台截获到的何应钦发出的1份密码电报，得知敌第47师上官云相部和第54师郝梦龄部已经脱离富田巩固阵地、正在向南移动的消息。他和朱德立即决定：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以红1方面军主力向兴国东部的莲塘突击，穿过占据富田固陂的罗卓英和陈诚两部与高兴圩到莲塘一线的蒋鼎文第9师、韩德勤第52师及其南边的蔡廷锴部之间的20公里间隙，求歼正在莲塘前进中的战斗力较弱的第3路军上官云相和郝梦龄部。

为了隐蔽红1方面军的军事意图，造成敌人的错觉，毛泽东决定：由红35军和红12军第35师伪装成红军主力，向西运动，牵引敌人。

正当毛泽东运筹帷幄，准备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时候，他的老同学、好朋友、老战友蔡和森，已经英勇地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了。

原来在1930年6月，蔡和森被立三路线撤消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31年3月，蔡和森赴香港指导广东省委工作；6月10日，他在香港被英帝国主义逮捕入狱，后被引渡到广州，交给了国民党反动派。8月4日，年仅36岁的蔡和森，被灭绝人性的国民党反动派用长钉将他的4肢钉在墙上，用棍棒将他打死，又把他的前胸和肚子切成了碎块。后来，毛泽东曾经称赞蔡和森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和森都做到了。”

这正是：最早酝酿建党人，雄才大略志难伸。

不似耶稣胜耶稣，三起三落一英魂。

再说1931年8月5日晚，毛泽东、朱德率领红1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利用夜幕掩护，从崇贤、兴国两地敌军之间20公里的空隙间，沿着林木繁茂的崇山峻岭地带秘密东进。毛泽东、朱德为了绝对保密，命令全体指战员：将一切发光、反光的物品都隐蔽好，将一切能够发出响声的用具都用布包起来。

8月6日，红1方面军主力到达莲塘、官田地区，顺利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包围圈。一盘危棋又活了。

8月7日，红3军团警戒部队同进至莲塘附近的上官云相第47师第2旅接触。

红1方面军总部闻报，立即决定，抓住战机，迅速歼灭该敌，尔后向北发展。下午，毛泽东在由团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战前动员会上说：

“这次千里回师，走的并不冤枉，为的正是暂时忍耐折回，集中优势兵力，然后再狠狠地打出去。我们不打就不打，一打就要把敌人置于死地。这一拳打出去，要叫敌人吃不了兜着走。”

毛泽东和朱德具体部署了莲塘战斗。

当晚，红3军团（包括红7军）和红3、红4、红12军（欠第35师），秘密向敌军接近。

8月8日拂晓前，红4师参谋长彭绍辉正带领团一级干部看地形，正好碰上毛泽东带着警卫员、参谋从莲塘山上看地形下来。毛泽东大声招呼说：

“你不是彭绍辉同志吗！你赶快叫部队来，迅速占领这个阵地，敌人就在山那边，你赶快叫部队跑步前进！”

8月8日拂晓，红1方面军各部突然发起猛攻，激战至上午9时，将敌第47师之第2旅及由良村向西侦察的1个多营全部歼灭，击毙了敌第2旅旅长谭子钧；上官云相骑马带着两三个参谋副官仓惶逃回龙冈，47师余部亦快速向龙冈方向辙退。

红1方面军取得了初战胜利。

红1方面军主力歼灭莲塘之敌后，不顾疲劳，继续向离莲塘15公里的良村急进，途中同由良村向莲塘增援之敌郝梦龄第54师第160旅遭遇，迅速歼其1个团，击毙敌旅长张銮诏。残敌向良村溃逃，红军各部衔尾猛追，直逼良村。刚由城冈撤回良村之敌第54师师部和两个旅，喘息未定，就陷入了红军包围之中。

红1方面军各部就势发起猛攻，一举突入圩内，歼敌一部，击毙敌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等，余敌逃向龙冈。

莲塘、良村两仗，红1方面军共歼敌两个多旅，俘敌3500余人，缴获各种枪3100多枝，迫击炮14门。

战后，军民高兴地唱起这样一首兴国山歌：

毛总政委好主张，红区兴国摆战场。避敌主力打虚弱，调兵遣将蒋贼慌。

莲塘一战获全胜，缴了敌人两师枪。旅长团长都捉到，仓皇逃命官云相。

8月8日晚，毛泽东、朱德等方面军总部领导，准备发布9日晨4时攻击龙冈的命令，计划消灭集中于龙冈的敌第3路进击军残部。但又考虑到：在龙冈除集中了敌第47师和第54师残部4个团之外，尚驻有敌第5师5个团，共有9个团，一时不易攻击。而且，驻守崇贤、方太之蒋鼎文、蔡廷锴部，驻守兴国江背洞之赵观涛部及驻青塘、古龙冈之孙连仲部，均有向红军进击之动向。

正在商议间，发现驻守君埠、南陵等地的敌第8师毛炳文部，因畏惧红军打击而缩回了黄陂，态势显得孤立。于是，总部改变了原计划，决定先攻歼毛炳文部。具体部署是：以红3军佯攻龙冈，牵制龙冈之敌，以红1方面军主力东进黄陂。

而此时的蒋介石、何应钦，是在莲塘、良村两役结束后，才得知红军主力已由兴国西北地区东进，他们估计红军可能要北出临川。

8月9日，蒋介石、何应钦令其第1、第2路进击军和第1军团掉头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企图协同由广昌向西的第10师，寻歼红军主力于宁都以北地区。

8月11日晨，红1方面军主力进到黄陂附近，总部确定以第4军、第12军由黄陂南侧实施主攻，第3军团并指挥红7军迂回到黄陂东面，断敌退路。

这天中午，红4军和红12军主力冒大雨发起攻击，一举突入黄陂，迅速歼敌两个团。红3军团和红7军也从东面发起了攻击。

午后3时，敌师长毛炳文率余部分头向洛口、宁都突围。红1方面军各部乘胜追击10多公里，又歼敌一部。   

从8月7日至11日，红1方面军接连打了3个胜仗，共毙伤俘敌1万余人，缴枪逾万，从被动中取得了主动。这3次战斗，红军都是在敌军不明红军主力行踪和来不及增援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抑制不住胜利的喜悦，挥笔题写了含有“黄陂”二字的嵌名联：

黄虎出洞吠白犬；陂水长流锁蛟龙。

获胜后的红1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君埠以东君岭脑山区，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休整。

8月12日，国民党各路围剿军，按照蒋介石、何应钦的命令，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接近了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

战场上的情势，真是倏忽万变。刚刚获得重大胜利的红1方面军又一次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遭遇到了自第1次反“围剿”以来“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8月13日下午，毛泽东面对这一严重情况，在总部驻地杨斋村胡氏家庙里召开了高级军事干部会议，研究对策。

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他认为，各路敌人已同时向红军逼近，为了避免和敌人进行力量悬殊的决战，应该尽快跳出包围圈，向西悄悄前进，回到兴国地区隐蔽集结。

会议一直开到黄昏。毛泽东和临时总前委做出决断：改变原来由西向东的战略，转为由东向西，以一部诱敌向东，主力从敌人的两路中间八九公里宽的地段隐蔽向西突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兴国附近集中，待机破敌。

红1方面军要再一次穿越一个更加狭窄的敌人中间地段，的确是一个更为大胆而惊险的举动。

8月15日，担任佯动任务的红12军伪装出主力的样子，在罗炳辉军长的带领下，大白天大张声势地向东北方向行进，一路上扬旗吹号，铺设路标。另一支担任佯动任务的部队——红36师，在张宗逊的率领下，则向北进攻，在小布及其以北地区游击作战，吸引敌人。张宗逊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和群众的支持，指挥军民破坏道路，封锁消息，布置疑兵，又在夜间派少数部队上山举起火把，佯装大部队移动，迷惑敌人。

红1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亲自率领下，乘夜由宁都永丰交界的尖岭垴山地出发，偃旗息鼓，沿着渺无人烟的山林小路悄悄西进。这一支主力部队硬是从正在东进的国民党军第1军团和第2路进击军之间一个不到10公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了。这一夜，连总司令部在内，都找不到宿营的房子。

红军主力回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并同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合。

而此时的蒋介石还以为红12军是红军的主力部队，他判断红军将进攻宜黄，夺取临川。因此，就急忙调第10师赶回临川，加强防守；同时下令第1、第2路进击军等部对红12军主力进行追击。

红12军主力同国民党军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紧紧牵住了敌人的鼻子，并利用自己轻装灵便的长处和敌人笨重不灵的弱点，翻山越岭，走崎岖难走的路，进一步疲惫了敌人。就这样，红12军一直把国民党军一部分主力拖了近半个月，并以一部分兵力攻占乐安县城，出色地完成了掩护红1方面军主力部队西移和休整的任务。

毛泽东率领红1方面军主力来到兴国境内后，一面同朱德等人一起商讨反“围剿”的战略决策和红军整训工作，一面抓紧地方工作。

毛泽东向地方干部们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指出反第3次大“围剿”胜利在望的光明前景，号召根据地人民参军参战、购买公债、筹集军粮，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前线，配合红军作战。他还鼓励赤卫队员、少先队员、儿童团员要做好红军的“耳目”，当好红军“助手”，严密封锁消息，打击敌探，打击奸细，配合红军做好围、截、堵、追以及毁路、破坏电线、牵制敌人的工作。

毛泽东还指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组织各级政府领导群众，做好坚壁清野的参战准备工作。

就在毛泽东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东奔西忙的时候，就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生死决战的这一关键的时刻，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又一次对毛泽东进行了无端的指责。

欲知毛泽东如何应对指责，如何打破围剿，请看下一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72

第72章

“红军力量还很弱，有胜利的可能性，也有失败的可能性，红军

像一把刀，砍竹子可以，但不能砍大树，要损伤刀子的。因此只

能在苏区摆战场，诱敌深入，不能出苏区打大城市。”

话说在1931年8月21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指责中央根据地的党组织在过去的土地革命中“执行了不正确的非阶级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模糊了土地革命的阶级意义”，《决议案》强调要“转变路线”，“纠正过去的错误”。

8月30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中央苏区党组织问题的决议》，决定由周**、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8人组成苏区中央局，由毛泽东担任代理书记。

这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不久又发出给苏区中央局第4号电，着重指责中央苏区存在的“严重的错误”，“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

中共中央指责的具体内容是：

中央苏区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以至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疲于奔命”，造成红军“长期的内线作战，很难向外发展”。“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与红军已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红军的编制要开始适应于大规模作战的组织，特别要有堡垒战、街市战、射击飞机等等的演习。必须依据国际改造红军的主张，逐步适应利于大规模作战的编制，而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红军在冲破3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较大的城市。”

“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还持着动摇态度”，“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必须加紧农民与地主的对抗，必须下决心的消灭地主残余，对待地主残余的办法，只能是分配他们做苦工。必须加紧雇农、贫农与富农的对抗，而抓紧对中农的联盟，必须变更富农的土地所有，给他坏田耕种，富农的剩余工具要没收。”

此外，还指责全苏大会至今未能召开；指责苏区工人运动不能发展，没有组织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没有实行8小时工作制，没有组织反帝同盟等等。

中共中央要求苏区中央局，要在党内加紧反对主要危险，打倒“右倾机会主义”，“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列宁主义的强固性去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去改正一切错误，去反对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而为国际路线斗争。”

毛泽东当然意识到这些指责都是针对他自己的。他对这种坐在洋房子里机械地照搬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最为反感，他的老主意仍然是：你说你的，我打我的；对教条主义在实践中加以抵制。

再说蒋介石在8月底，终于发觉了红1方面军主力已经由君埠以东地区向西转移了，随即下令以第1军团为先头，其他各部随后，再次西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1931年9月初，毛泽东等总部领导为了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人，率领主力继续西移，转移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以均村、茶园冈为中心的山区隐蔽待机。   

这时，国民党围剿军在中央苏区来回奔波已达两个月，除了第49、第54、第8师等部遭到歼灭性的打击以外，其余部队也受尽了苏区军民的不断袭扰和坚壁清野的困苦，饥疲沮丧，纷纷哀叹：“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士气急剧下降。敌第1军团进至兴国、高兴圩地区，与原来驻守在兴国的第4军团会合后，就停止了前进。

红1方面军则与国民党军的情况正好相反，在3战3捷之后，又经过了半个多月的休整，士气更加旺盛。

与此同时，两广军阀正像毛泽东预料的那样，利用蒋军主力深陷中央苏区之际，正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于9月初下令结束“围剿”，实行总退却。其退却部署为：

第1军团、第4军团由兴国、高兴圩地区撤向泰和、吉安；第1路进击军、第2路进击军、第3军团第5师以及第53师等部，分别由大金竹、上固、龙冈、东固地区撤向吉安、富田；第2军团全部缩回宁都；第3军团第8师残部、第24师以及第23师，由黄陂、头陂地区撤向广昌。

9月6 日晚，红1方面军总部获悉兴国地区国民党军正沿高兴圩大道至老营盘向北撤退。毛泽东等人当即决定：首先抓住从兴国北撤之敌一部歼灭之，尔后根据具体情况再扩大战果。具体部署为：

由红3军和独立第5师迅速抢占老营盘，截断敌军退路；由红7军牵制兴国之敌；以红3军团和红4军并指挥第35师及红35军，分别自西而东、自北向南攻击高兴圩及其南北地区之敌。

9月7日，国民党军第4军团正沿黄土坳、老营盘一线北撤，红3军和独立第5师迅速出击，首先攻占黄土坳，切断了蒋鼎文师的先头独立旅与其后续部队的联系，接着从北、南、西3面向敌独立旅发起攻击，从拂晓打到下午2时许，终将该旅全部歼灭，俘敌2000多人。

与此同时，红3军团、红4军、红35军也向高兴圩地区之敌第1军团第60师、第61师发起攻击；红7军则向兴国之敌第52师压迫，保障红军主力在高兴圩作战。

9月8日，红3军军长黄公略率部在江西省吉安县东固山地区，遭到敌机扫射，身受重伤。他在临终前交代在身边的毛泽覃，要毛泽覃在临时总前委和红军总部未任命新军长以前，代为指挥全军工作。一代将星就此陨落了。

再说由于战前侦察不细，低估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攻击高兴圩的红军各部经过2天激战，毙伤敌2000余人，终因敌人占据有利地形，红军兵力不够集中，且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遭到较大伤亡，结果双方打成了对峙局面。

红1方面军总部为了争取主动，命令红3军团、红4军、红35军撤出战斗，转移到茶园冈、均村、永丰圩地区待机；仍然以红3军及独立第5师位于老营盘阻敌北撤。高兴圩之敌亦因伤亡较大，且对红军情况不明，也就在原地加修工事固守整顿。

9月13日，国民党军第1、4兵团改变退却路线：第4军团余部和第1军团第52师经崇贤、东固向吉安撤退；第1军团主力先掩护上述部队北撤，尔后经兴国向赣州撤退。

红1方面军侦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集中全力对北撤之敌实施追击。

9月15日拂晓，在敌第4军团大部已通过方石岭隘口后，红军追击部队赶到，迅速抢占了方石岭，截住了韩德勤的第52师及第4军团的1个多团，将其包围于方石岭以南地区。红军激战至上午9时全歼该敌，俘敌5000余人。韩德勤被俘后，又伪装成伙夫潜逃了。

国民党军第4军团已经到达东固的部队，匆忙经富田逃至吉安，其他各路敌军也纷纷撤到永丰、宜黄、南城、南丰、广昌、宁都、赣州等地。

此时，红1方面军经过多次战斗、特别是经过高兴圩一役，损伤过大，已经无力再对敌军作战；对退却之敌，只命地方部队追击。因为国民党围剿军实施总退却，红1方面军第3次反“围剿”遂宣告结束，主力部队移师瑞金进行整顿。

第3次反“围剿”历时75天，红军6战歼敌17个团共3万余人，缴枪15000多支，迫击炮35门，电台2部，弹药无数。

战争的亲历者军事理论家郭化若曾经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是世界罕见的伟大统帅，具有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他在1、2、3次反‘围剿’作战中，指挥红军以少胜多，粉碎敌人‘围剿’的战例，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迹。”

且说红1方面军主力回到瑞金，为在此次反“围剿”战斗中牺牲的黄公略军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为黄公略撰写的挽联是：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叫后世继君来。

尔后，毛泽东立即去看望妻子贺子珍和古柏的夫人曾碧漪。

原来，贺子珍是在战斗激烈进行时，一颗炸弹恰恰落在她和曾碧漪身边，把两人给震得失去了知觉。待她二人苏醒过来追上队伍时，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

毛泽东看着完好无损的贺子珍与曾碧漪，又惊又喜，诙谐地说：

“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炸弹在你们身边开花，我以为你们被炸死了。我还打算等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现在你们这是人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

毛泽东一席话，逗得一群人都笑了。贺子珍也笑着说：

“我们不光是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带回来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回到住处，又与贺子珍开玩笑说：

“我原以为这回恐怕连你的尸体也找不回来了。敌人要认出你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领赏喲！”

贺子珍也笑着说：

“我的头长得牢，可不是那么容易掉的呀！”

也就在这个胜利的9月里，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成功打破国民党军的第3次大围剿相反，躲藏在上海洋楼里的中共中央机关第2次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创。

经共产国际代表和王明指定，由王明、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在上海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有王明、博古、张闻天、卢福坦。

从此，王明、博古、张闻天正式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9月下旬，王明乘组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会去了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

国内则由博古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由张闻天兼任宣传部长，康生任组织部长，刘**任职工部长。

张闻天，原名应皋，曾用名洛甫，1900年8月30日，出生于江苏南汇县六团乡张家宅一个殷实农民家庭。1919年在南京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赴日留学；1922年赴美勤工俭学；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2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中共中央机关的新危机，不久将要再一次给根据地带来更大的灾难。

再说9月23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命令说：

“自我军3期战争完全胜利后，白军已全线撤退。”“方面军决开到福建去工作筹款，并定于25日由现在地（莲塘、龙冈头、长信、水头庄之线）分7天行程（第5天休息1天）开到汀州城集中。”

按照毛泽东、朱德的命令，红1方面军由兴国以北地区逐次转移到闽赣边界地区，休整部队，筹措给养，而后波浪式地向着敌人力量薄弱的闽西北和赣西南地区发展，以扩大根据地，迎击敌人新的进攻。

毛泽东对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指示说：首先要做好赣南之石城和闽西之长汀、于都、会昌4县的工作，然后，继续做好闽西之武平、宁化、清流、归化、太宁、万安等16县的工作。这样，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就可以连接成一个完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还强调说：上列20县共有群众400万，必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同时扩大红军10万人，这是聚集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

9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来到瑞金，住在城东北离县城6公里远的叶坪村。叶坪村四周树木葱笼，约有50余户人家。

在村中谢氏宗祠的旁边，有一座面宽3间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占地面积200余平方米。这是一个逃亡地主的房屋，内有天井，楼上走廊为回字形，有雕花的栏杆，砌得完整的斗窗；因为天井特别小，还不到6方尺，所以，站在栏杆边几乎可以伸手摸到对面的屋檐。

楼上楼下有大小房屋10间，苏区中央局就在这里办公。毛泽东住在楼上左边的房间里，房子很小，呈长方形。朱德住在楼上右边的房间里。中间是一间较大的厅，做了会议室。

楼下住着一户谢姓农民，谢家看到毛泽东住在这里，恐怕妨碍他们的大事，就准备搬家。毛泽东说：

“没有关系，我也可以多接近一下群众哩。”

于是，那一家姓谢的农民就一直住了下来。

在这座建筑的周围，分布着警卫连的住房以及报社、电台、图书馆和广场。贺子珍和儿子小毛也住在楼前的一间小房间里。

此时，毛泽民、钱希钧也被调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与哥哥毛泽东再次相会了。

原来，毛泽民、钱希钧在上海工作期间，得知嫂嫂杨开慧被国民党军阀何健杀害的消息后，十分悲愤，他们通过地下交通员带信到长沙板仓，请毛岸英的外婆向振熙和舅妈李崇德将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护送到上海。1931年初，杨家将毛岸英改名为杨永福，毛岸青改名为杨永寿，让他们向舅妈叫妈妈，向外婆叫奶奶。祖孙3代扮成走亲戚的模样，由板仓农民缪佩秋用手推车推着3个孩子，送到粤汉线的白水火车站，乘火车去汉口，再改乘船到了上海。毛泽民把3个孩子安排在地下党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毛泽民、钱希钧经常去看望他们哥仨。4月间顾顺章叛变后，毛泽民、钱希钧受命离开上海，到香港开辟工作。此时大同幼稚园也被解散。毛岸英兄弟被暂时安置在董健吾家里。不久，顾顺章也到了香港，中共中央又命令毛泽民等人立即撤退到中央根据地。7月，毛泽民、钱希钧到了闽粤赣根据地，担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因为中华苏维埃第1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需要人手，毛泽民、钱希钧就被调来瑞金。

1931年10月，也就是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前夕，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苏区中央局开了一次小会，毛泽东报告了第3次反“围剿”的经过。

中央代表团成员在这次会议上，把第3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的大发展，说成是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所获得的“伟大成绩”。

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形势时，特别强调说：

“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打到中国的东部，势必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中央代表团成员立即对毛泽东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和攻击，其中有人说：

“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还有人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毛泽东是“富农路线”、“狭隘的经验论”。

中央代表团成员的盛气凌人，连担任会议记录的人都记不下去了。毛泽东却意外地沉默着，什么也不争辩。此时的会议气氛已经无法争辩，这对毛泽东的刺激无疑是很深的。后来毛泽东提到这件事时说：

“有人说我‘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了。”

陈毅也来到了瑞金，准备出席苏区“一大”。他把毛泽东在第3次反“围剿”前托付他保管的两大洋铁箱子20万元款子和油印文件，完璧归赵，亲手交还给毛泽东。毛泽东显得十分高兴，他说：

“我现在就靠你这20万元的战争费好扩大红军，不过，这也只能维持4个月，以后怎么办还不知道呢！”

1931年11月1日至6日，在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及项英的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叶坪开幕。

罗瑞卿参加党代表大会时，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负伤和治疗的情况。

罗瑞卿是在第2次反“围剿”指挥作战时，左腮被子弹打穿，血流如注，经过抢救才得以脱险。罗瑞卿笑着说，已经痊愈了。毛泽东也诙谐地说：

“罗瑞卿受了重伤未死，是阎王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

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有：任弼时 王稼祥 顾作霖 项英 毛泽东 朱德 陈毅 梁柏台 古柏

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书记的身份向大会作了报告。

此后，任弼时、项英、王稼祥、顾作霖等人，凭借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和决议，批判了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他们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站在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上，不顾事实地批评毛泽东和红1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执行了立三路线，指责毛泽东的观点和主张是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

毛泽东等人据理力争，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中央“左”倾代表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后，帝国主义反苏战争即将爆发，因此要动员起来保卫苏联。毛泽东认为：此时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不一定先爆发反苏战争。

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及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中央“左”倾代表不得不承认：“红军1、3军团确实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他们又指责中央苏区没有建立真正的红军，在改造红军成份上，笼统地提出“洗刷流氓”，“是模糊了阶级路线”；“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这个游击主义表现在：组织的散漫，小团体主义自由行动，工作缺乏科学的分工，忽视阵地战和白刃战。”中央代表说：国民党统治阶级腐败，内部矛盾重重，而我红军十分强大，要打出苏区，夺取中心城市，正规作战。

毛泽东说：

“红军力量还很弱，有胜利的可能性，也有失败的可能性，红军像一把刀，砍竹子可以，但不能砍大树，要损伤刀子的。因此只能在苏区摆战场，诱敌深入，不能出苏区打大城市。”

中央代表批评毛泽东夸大敌人的力量，是保守主义，夸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指责中央苏区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主义。“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无产阶级路线的道路上。”

陈毅极力支持毛泽东，他说：

“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别看现在苏区方圆几百里，红军几万人，打两个败仗就要垮台。”

中央代表批评陈毅说：

“你的眼睛就只看到这几个县，是机会主义。”

陈毅反驳说：

“你们说上海无产阶级强大，你们为什么不在上海，跑到苏区来干什么?”

中央代表说：

“我们就是来动员红军去打上海的。”

关于土地政策：中央代表指责中央苏区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是“非阶级的‘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路线”，是“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法“同样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他们主张，不分田给地主，提出‘消灭地主’的口号。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说，应该给地主分田地。

就这样，会议一连吵了好几天。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从各方面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赣南会议”“完全同意中央9月指示信，一致认为这指示信所给予中央苏区的批评与其所指出的任务是完全正确的。”先后通过了关于政治、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团工作、苏区工人运动等5项决议案。这些决议案主要是《政治决议案》，完全按照中央指示信的调子，具体地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政策和策略进行否定。决议指责中央苏区的根据地还是流动的；阶级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群众组织力量更是脆弱，苏维埃政权没有最大限度地实施；苏区的阶级斗争不但没有发展到最高程度，并且受到障碍，阶级异己分子时常占据领导机关；从政权一直到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非常散漫。

在党建问题上，决议指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临时总前委领导：“党包办一切的制度非常普遍，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论与工作方式的遗毒，在党内很浓厚。”“党的组织非常松散，党员对组织的认识缺乏，党内的教育训练很差，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很低”，“存在着一种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义的经验论的思想。”“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基于国际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坚决实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要尽量揭破一切口头上承认国际路线正确，实际不执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

在红色政权问题上，决议指责苏维埃政权机关中，混进了地主、富农、商人，因此“更失去了工农政权的阶级性”。“苏维埃政权的阶级统治的作用薄弱，政纲没有完全实行，政权的工作没有建立。”

在工人运动问题上，决议指责工会运动是被忽视的，“过去的工会完全不是阶级工会”，“工人反对雇主的阶级斗争是没有发展的，工人生活的改善还很差，8小时工作制一般的是没有实现，其它的劳动保护法更没有实现。”

在中央代表团看来，苏区的一切简直是一塌糊涂。这些装腔作势的批评，虽然没有点毛泽东的名字，直接称谓是“中央苏区”，但是很清楚，毛泽东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最主要创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当然是难辞其咎的。

大会最后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由项英代替毛泽东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王稼祥增补为中央局委员；由项英和任弼时共同主持中央局工作。

这正是：眼睁睁贪天功不分贤愚；赤裸裸挥大棒颠倒黑白。

欲知毛泽东如何抗争，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郭化若曾经评论说：“第3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毛泽东同志依然镇定自若，排除干扰，从容不迫地深思熟虑，巧妙地设计，以集中优势兵力，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调动敌人于运动中，给予各个歼灭，终于取得了第3次反‘围剿’的胜利。” 毛泽东以其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打败了10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可以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而其中的两次以数万之师从国民党军队的夹缝中秘密穿插而不被发觉，也确实是战争史上的神来之笔。红军如此“忍耐折回”，毛泽东作为首要指挥者，如果没有非凡的胆略，没有过人的智慧，没有超常的自信，没有缜密的指挥，没有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当他得胜凯还，而那些党内的少壮派指着鼻子骂他“狭隘的经验论”时，他却意外地沉默着，什么也不争辩。这又是何等的大智慧！。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73

第73章

“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的发展，是

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

要巩固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到来。”

话说1931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

早在1930年2月4日，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就急于想提早建立全国性工农兵政权，曾经发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通告中提出建议，要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起召开有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那时中共中央认为，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是最有斗争历史和全国政治意义的红军”，是“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4月间，中共中央两次致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和红4、5、6军新前委，要求要“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并具体要求红4军与红6军联系，“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实现中央的策略任务，促进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召开。

中央在4月3日的来信中特别说明：“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务须执行中央这一个决定。”由于军情等各种原因，毛泽东并没有参加1930年5月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中央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对于成立中央政权问题，还是予以肯定的，只是批评李立三“有过于机械的设想，以为中央政府一定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因此，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共中央，对于立三中央时期成立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的工作并无影响，同时并为建立中央政府继续作了努力。

1930年10月18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决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延期至1931年2月7日，即于二七惨案纪念日在赤色区域举行开幕。后因负责此项筹备工作的恽代英、李求实、林育南等人相继被捕牺牲，筹备工作即转由红1方面军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进行。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共中央。王明等人虽然全面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但对于建立全国性中央政权这一点却接受下来，并积极促进这一中央政权的建立。

1931年6月1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通告，决定于8月1日召开全苏“一大”，指示各党部与各党团，应将大会的准备工作列入这个时期中心工作的议程上。于是，各地苏区纷纷建立了全苏“一大”准备委员会，负责宣传鼓动和选举代表的工作，加快了召开全苏“一大”的步伐。但由于战争频繁，各地选举代表需要较长时间。加上交通困难，各地代表一时不能到齐，特别是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要准备对付国民党军的第3次“围剿”，所以在1931年6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了《第十四号通令》，决定将原定在8月1日召开的全苏“一大”，“改在十月革命节举行”，即在11月7日举行，并号召苏区各级政府和人民用实际行动迎接全苏“一大”的召开。7月8日，苏区中央局将这个决定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8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中央组织问题的决议》，曾对临时中央政府的人选问题，对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具体指示。

8月30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严厉批评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未能如期召开全苏“一大”是一个“严重错误”。

红1方面军第3次反“围剿”胜利结束，赣南、闽西根据地已经联成了一片，形成了一个包括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的巩固的苏区，主力红军发展到近7万人。与此同时，游击战争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陕甘等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成立了红4方面军、红2军团和其他10多支红军部队，全国红军总兵力达30余万人。

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运动的发展，迫切地要求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加强领导，将全国的革命力量统一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把革命推向前进。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王明中央要建立正式的国家政权的心情更加迫切。

9月20日，中共中央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3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中，强调指出：“在十月半前，各苏区必须选出和派出代表参加中央苏区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苏区在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

9月底，毛泽东来到瑞金，筹备召开全苏“一大”。

至此，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从酝酿到筹备，已经将近2年。

再说此次代表大会的会场设在叶坪村东北边的谢氏宗祠里，大门口的横幅上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主席台正中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两旁挂着绘有镰刀斧头的大红旗；台口前沿装饰着苍松翠柏树枝，中间嵌着许多大红花；台口两侧写着“工农堡垒”、“民主专政”，台口上沿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场四周墙壁上贴了许多红红绿绿的标语，会场上摆着一排排长板凳。整个会场的布置，使这座古老宗祠显出一副庄严的气派。

11月7日清晨，参加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先后进入会场。参加大会的代表团一共有7个，他们是：赣东代表团，赣南代表团，永吉泰代表团，闽西代表团，瑞金代表团，红军代表团，湘鄂西、赣东北、琼崖海员代表团。还有两个是在大会开幕后几天才赶到的湘鄂赣省和湘赣省代表团。与会者共有610名代表。

大会的主要议题是：成立苏维埃政府；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劳动法、土地法、红军法、经济政策、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查处等草案。这些草案从1931年3月9日起已陆续发表在《红旗日报》上，根据这些草案，大会讨论通过后，将作为法令颁布。

项英主持了大会，并在大会上致开幕词。

大会推举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粟、朱德、曾山、邓广仁7人组成主席团。

11月7日晚，为庆祝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瑞金人民举行了“提灯游行”庆祝活动。

庆祝活动本来是准备在白天进行的，因为害怕遭到蒋介石军队的飞机轰炸，后来就改在晚上举行“提灯游行”。

入夜以后，瑞金人们举着火把，提着灯笼，纷纷涌上街头，汇成一条条闪光的河流，向着叶坪的谢家祠堂涌去。

谢家祠堂左侧的防空洞里，一台发电机在隆隆作响，使挂在祠堂里的一串串小灯泡发出明亮的光芒。主席台上早已站满了人，站在正中央的是项英，在项英的两边是朱德、张鼎丞、周以粟、曾山、陈正人、邓广仁。在稍远处，站着个子瘦高的毛泽东。

各处游行队伍来到谢家祠堂后，集中在旁边的一个大草坪上，举行了联欢晚会，直到夜深了，人们的欢呼声才逐渐平息下来。

在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土地法报告》；朱德作《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作《经济政策报告》；王稼祥作《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工农检查处报告》。

毛泽东在《政治问题报告》中说：

“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的发展，是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要巩固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到来。”

大会一致通过了周**在上海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确立了中华苏维埃这个新型国家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它的“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它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革命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

宪法大纲规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人民政权，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

宪法大纲还规定了劳动人民享受的各项民主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宪法大纲规定：

“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同时，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以及《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等重要法律和决议。

大会决定：将瑞金改名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

11月19日，代表大会选举了领导机构组**员，有63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是：

毛泽东  项英  张国焘 周**  卢福坦  朱德 瞿秋白  张鼎丞  邓发 王稼祥  徐锡根  范乐春 王明  彭德怀  关向应 孔荷宠  方志敏  任弼时 贺龙  沈泽民  谭震林 黄平  曾山  林彪 陈郁  罗登贤  夏曦 邓子恢  刘**  刘大朝 陈正人  袁德生  崔棋 屈登高  段德昌  葛耀山 彭轨  陈福元  古大存 韦拔群  张华先  何叔衡 黄甦  胡海  滕代远 萧恒太  罗炳辉  陈毅 张云逸  周以粟  庐德光 胡均鹤  徐特立  邵式平 洪紫清  刘光朝  吴致民 刘建中  李宗伯  刘生元 王永盛  阮啸仙（少一人）

何叔衡是在“马日事变”后被迫化妆离开了湖南，经武汉转上海做地下工作。1928年6月他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秋，何叔衡学成归国，来到了中央苏区。

且说11月20日，大会完成全部议程，胜利闭幕。毛泽东在大会上致了闭幕词，号召各级工农兵政府要组织广大群众致力于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武装自己，用革命战争打倒敌人。

代表大会结束后，王观澜主编《红色中华报》，开始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此前，王观澜在闽西主编《红旗》。他对闽西的斗争，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报道，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王观澜，原名金水，字克洪，1906年7月13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县城内一个贫苦家庭。1925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冬转为共产党党员，不久，担任师范部党支部书记。1927年冬，王观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分到军事第7班。苏联进行“肃托”清党，波及中山大学，王观澜因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观澜在1930年12月回国，1931年初到中央苏区。

11月25日，根据全苏“一大”决议及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规定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15个委员组成，他们是：

朱德  彭德怀  王稼祥 林彪  谭震林  叶剑英 孔荷宠  周**  张国焘 邵式平  贺龙  毛泽东 徐向前  关向应  王盛荣

由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由王稼祥、彭德怀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兼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参谋长。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宣布取消原红1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继红4军七大后又一次被免除了，完全失去了对工农红军的直接指挥权。

11月26日，毛泽东写下了《兴国调查》一文。他在《兴国调查》中写道：

“1930年9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从长沙到江西，10初打吉安，进到袁水流域，兴国送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我趁此机会做了一个兴国第10区即永丰区的调查。找了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贞山、钟得五、黄人寿、陈北平、雷汉番8个人开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1930年10月底，开会的地点是新余县之罗坊，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

毛泽东还写道：

“经过土地改革后的贫农在12个方面得到了利益：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第二，分了山。第三，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第四，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第五，吃便宜米。第六，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钱了。第八，牛价便宜。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两项的用费也不要了。第十，没有烟、赌，也没有盗贼。第十一，自己也可以吃肉了。第十二，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同时组成了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行政机关。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王稼祥为人民外交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粟为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人民委员会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由邓发任局长。

同时设立最高法院，何叔衡兼最高法院院长。

毛泽民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委派，筹建国家银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大弟弟毛泽民说：

“润莲啊，希钧当你的家，你当我们苏区几百万人口的家，柴米油盐酱醋茶，枪炮弹药梭镖叉，担子不轻哩！”

毛泽民摆出了办银行的家底太薄的实情。毛泽东说：

“创业是很困难，事情总是从无到有嘛。要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作用，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数量适当的纸币，同时吸收群众存款；还可以贷款，支持有利于革命的事业；做到有计划地调整苏区金融。”

后来在1932年3月，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毛泽民担任第一任行长。

1931年12月1日，以毛泽东主席、项英、张国焘副主席的名义，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布告宣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的中华民国，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动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

12月6日，临时中央指令红1方面军“首攻赣州，迫吉安”。以项英、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亦做出了相应的决议。

12月10日，毛泽东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

毛泽东是在全苏“一大”会议上，获悉老战友、老朋友恽代英于4月29日被叛徒顾顺章出卖，已经在南京英勇就义了，他感到既震惊又痛惜。他在通令中列举了顾顺章叛变革命的罪行，他写道：

“他更将已经为国民党政府定了徒刑的中共中央委员、全国革命青年领袖恽代英同志等人，从狱中指证出来，给反革命立即枪杀。”

毛泽东在通令号召革命人民缉捕顾顺章，为恽代英等死难烈士报仇。

这正是：内忧外患何时休？冲天一怒为仇雠。

欲知毛泽东如何在困境中坚持斗争，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有历史学家评论说：在全苏“一大”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只所以没有完全被排斥出领导层，是因为在赣南会议后，“左”倾冒险主义者感到他们在中央苏区还未完全站稳，拥护他们政策的干部还不多；毛泽东在苏区军民中有崇高的威望，整个中央苏区是毛泽东亲手领导红军开创出来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想一下推倒毛泽东，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甚至还幻想，笼络毛泽东为“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政策服务，拥护他们的领导。所以“左”倾冒险主义还没有做得太过分和太明显，没有真的把毛泽东彻底“改造”出所有领导机关。因此，“左”倾冒险主义者才安排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斯言可信。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74

第74章

“耳听风涛声声，俯看群山绵绵，更可观山下风云啊！”话说1931年12月11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了由原冯玉祥部队收编的国民党军第26路军内的共产党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袁血卒）。袁汉澄记载了这次会见的情况，他写道：“早饭后，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面，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第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法，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毛主席第一句问话是：‘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我随后又补充了一句：‘是朱瑞叫我来的。’毛主席高兴地问：‘你认识朱瑞吗？’‘不知道是谁，是军委告诉我们的联络暗语。’毛主席会心地笑了，望了大家一眼，又问：‘你在上海军委受训时，还认识哪些人？’‘认识两位，一位代号是丰收在望，另一位代号是草包。’王稼祥同志插话：‘丰收在望那就是朱瑞同志，草包是李富春同志的代号。’毛主席风趣地说：‘没想到富春同志还有这么一个雅号！’一句话逗得大家都乐了。”“经过这段轻松、融洽的谈笑，我感到气氛祥和、欢快。”“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你们特支委员会是由哪些人组成的？’‘特支书记刘振亚，是个中尉；组织委员是我，是个中尉；宣传委员王铭五，是个少尉。’我刚汇报到这里，毛主席笑着说：‘你们几个小人物不简单！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大闹天宫了。赵博生入党，是你们发展的吧？’”“刘伯坚同志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党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74旅不干，72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74旅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扼要的汇报。”“毛主席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26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不要看我们现在的力量小，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会慢慢发展起来的，常言说得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中央已决定派刘伯坚等同志到彭湃县与你们联络。好吧，等候你们的捷报。’”12月14日晚，第26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趁第26路军总指挥兼27师师长高树勋去南京治病的机会，设盛宴招待驻守宁都的第26路军的主要军官们。宴席上，众人吆五喝六，好不热闹。正当大家酒酣耳热之际，赵博生突然宣布反蒋起义。这就是赵博生与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一起领导的轰动一时的“宁都起义。”赵博生，1897年出生于河北省新海县东慈庄。18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6期，曾在皖、直系部队担任见习军官，23年冬转到冯玉祥部队，历任参谋、团副、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他曾作《革命精神之歌》，在他所掌握的部队里传唱。歌词是：“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做人类解放救星。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寒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在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仁，成功！实现大同！”1930年10月，赵博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15日早晨，第26路军除了驻守宁都20公里以外的1个团外，其余两个师共6个旅11个团，计17000多人，携带20000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当起义部队开到苏区固村时，受到了苏区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12月16日清晨，刘伯坚、何长工等人在一个打谷场上，召开了欢迎起义部队的大会。刘伯坚，四川省平昌县龙冈寺人，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19年冬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到比利时勤工俭学，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冯玉祥从苏联归国，刘伯坚和苏联总顾问乌其曼诺夫随行。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任命刘伯坚为总政治部部长，一直到大革命失败。因此，第26路军的上层领导和刘伯坚都很熟悉。刘伯坚在欢迎起义部队的讲话中说：“我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热烈欢迎26路军广大官兵光荣起义，参加红军！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授予起义部队红军第5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同志为红5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同志为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同志为红5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同志为第15军军长。”这一天，董振堂经毛泽东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董振堂得知消息后，他把3000多元的私人积蓄，全部交给了党组织。红5军团经过几天行军，来到瑞金县附近的秋溪、壬田、九堡、西江一带驻扎。毛泽东、朱德参加了在秋溪举行的欢迎红5军团的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宁都起义给予高度评价，希望新编的红5军团努力变成无产阶级化的军队。何长工把董振堂将3000元私人积蓄交给党组织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董振堂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些自己用。”董振堂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为了迅速建设好红5军团，决定派萧劲光到红5军团任政委，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何长工任13军政委，黄火青任14军政委，左权任15军政委。萧劲光在上任前去找毛泽东请示工作问题，他问道：“毛主席，我到红5军团工作，感到担子很重。对冯玉祥部队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熟悉，教育改造部队如何入手，请您指点。”毛泽东想了想，对他说：“这的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根据地缺人缺枪，这17000人，教育改造好了，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对敌人的营垒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弄得不好嘛，也很麻烦。怎么办呢？我看对这支部队关键是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萧劲光说：“现在从上至下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支部队是假起义，到苏区过渡一下，反水去投靠广东的陈济棠。因此我们的一些干部不太愿意去工作。”毛泽东点点头，说：“干部中要统一思想啊！起义过来是事实嘛。至于以后，要看我们的工作，要看发展。我们的原则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不要草木皆兵，不要把弦绷得太紧。”毛泽东还找何长工谈话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13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14军，鼓励15军。”经毛泽东批准，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高自立、李翔五、刘型等人也都被派往红5军团去工作。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卢寿椿担任了第43师师长，苏进担任第44师师长。各师还派去了政委，每个连队也都派了指导员。此后，毛泽东不断指导红5军团的工作，在5军团中发展党的组织，提拔一些愿意革命的下级军官。毛泽东还应红5军团的请求，为他们组织文艺演出。他对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办法向他们宣传是为谁牺牲，为谁奋斗革命。”李伯钊、钱壮飞等人按照毛泽东所说的这个主题，编出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萧劲光、季振同与贺子珍同台演了这一出戏，萧劲光饰演帝国主义分子，季振同饰演军阀，贺子珍饰演共产党员。当“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一唱一和时，引得台下人捧腹大笑。当演到白军士兵的悲惨遭遇时，台下有人在哭，有人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我们要当红军！”12月底，毛泽东要傅连暲在汀州万寿宫开办了中央红色护士学校。就在这时候，周**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和毛泽东、朱德一起，住在叶坪谢氏宗祠旁边那栋两层砖木结构楼房的楼上，与朱德并排在毛泽东房间对面右边的房间里。他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不久，聂荣臻也离开了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工作。聂荣臻在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叶剑英等人。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幼年时入私塾和小学读书。1919年在江津县立中学读书时，因参加五四运动、支持当地的学生爱国运动，被迫离校，怀着工业救国的愿望，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到比利时沙洛瓦大学学习。1923年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2月进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接受军事训练，8月回国。大革命失败后，聂荣臻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叶挺护送病中的周**到了香港。后来他又参加了广州起义，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28年，聂荣臻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时，爱上了负责在香港、九龙和广州之间传送组织文件的秘密交通员张瑞华。早在1926年冬，聂荣臻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了张瑞华。多年后，聂荣臻谈起初识张瑞华的印象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能够背井离乡，投笔从戎，没有坚强的性格和投身革命的坚定意志，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一次，两人又在一起工作，聂荣臻主动向张瑞华表达了爱慕之情。1928年4月，聂荣臻和张瑞华经组织上批准结为夫妻。1930年5月，聂荣臻赴上海党中央机关，先后在特科和军委工作。1930年9月，聂荣臻和张瑞华唯一的女儿聂力出生了。这位后来成为将军的聂力，1岁零4个月即告别了父亲，3岁多就随母亲蹲过英国人的监狱，5岁就孤身留在上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直到1946年4月，才与分别了15年的父亲和分别了10年的母亲重逢。这是后话，按下不表。再说聂荣臻在愉快的气氛中，向毛泽东等人报告了上海的情况。他感慨地对毛泽东说：“白区工作，是在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了。”毛泽东听了，高兴得用手比划着说：“还是象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呀！”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占领南昌、抚州、吉州等中心城市，把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连接起来，取得在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周**在来苏区前，也主张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他到苏区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后，根据苏区和红军的实际情况，就改变了想法，于是，他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致电临时中央说：“中央苏区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立即复电周**，要求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占。”周**只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1月10日，周**在瑞金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中央局多数领导人认为，在中央指定的这3个城市中，赣州处于苏区包围中，可以首攻赣州。此时红军所得的情报是：敌金汉鼎的12师34旅马崑部两个团约6000余人驻守赣州，受南昌行营直接指挥。红军进攻赣州之前，南昌行营已命令马崑部积极搜刮粮草，储备弹药，准备死守赣州；同时，城内还有赣南17县逃亡来的地主武装，约5000人，组成17县民团指挥部，下辖17个大队；连同赣州商民自卫团、城防办事处等反动武装，共有1万余支枪。事实上，赣州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据1965年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载马崑的回忆录称：驻守赣州的马崑部队是8000人，加上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的10000人，共计18000人。可是中央局多数领导人对赣州守敌力量估计偏低，错误地认为赣州是可以打下来的。周**倾向于执行中央指示和苏区中央局多数人打赣州的意见。毛泽东首先就不赞成“左”倾中央对形势的估计，他说：“现在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为时过早，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发展路线是错误的。”他主张红军此时一方面要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肃清根据地内的地主豪绅土围子，巩固苏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作准备；一方面可采取有阵地的波浪式的形式向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方向发展，打通中央区与赣东北区的联系，然后再向外发展。毛泽东根据红4军以前打赣州的经验教训，更不赞成打赣州。笔者在本卷前面已交代过，赣州易守难攻，向有“铁赣州”之称。这座赣州城位于赣江上游章、贡两江会合处，是赣南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赣州城东、西、北三面环水，只有东南面是一片陆地，不利用兵；城墙高达两丈而且坚固，城墙内外深沟高垒，守军又筑有工事，外军确实不易攻破。毛泽东说：“就攻打赣州来说，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不能打这一仗。攻坚，在我们现在条件下是不行的。真正要打赣州，只有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了，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了，赣州城的砖就会一块一块搬掉，最后进入赣州，现在何必着急。”朱德也知道赣州城不好打，他也不同意打赣州。彭德怀则说：“如果有时间，蒋介石不来增援，赣州城是可以打开的，而且，攻下这座城市，对于赣江以西和赣江以东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后方和向赣东北方向发展，都是有利的。”事实上，此时在距赣州北面不远的吉安，有敌陈诚的3个师和两个独立旅，在西南面的南雄、大庾一带，有敌陈济棠的部队20多个团。这些国民党军时刻都在窥视着红军的行动，随时都有增援赣州守敌的可能。因此，彭德怀把攻取赣州的“宝”押在敌人不增援上，显然是不可行的。可是，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一些领导人不但坚持要打赣州，而且他们还批评毛泽东的意见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是“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他们说，只要打下了赣州城，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迁移到那里，就可以说是实现了“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并可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中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会议最后表决时，因为与会者受临时中央指示的影响，也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城市，所以赞成打赣州的人占了多数。于是，会议乃决定，由红1方面军攻打赣州。1月10日这一天，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按照周**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发出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对此时的政治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认为“反革命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动摇衰落而加速崩溃”的境地；“继续进攻革命，只是统治阶级欲挽救其死亡”。训令对攻打赣州作了军事部署，把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分为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3部分：主作战军由红3军团、红7军、红1军团的红4军组成；红7军一部为攻城部队，一部为监视部队；红4军为地方工作部队。

福和中学老师

任命中革军委副主席、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支作战军由江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组成，主要任务是担任警戒、打援，配合攻城部队夺取赣州。任命陈毅为江西军区总指挥。

机动部队由红3军、红12军、红16军和红5军团组成；命令红3军暂时担任消灭宁都、于都内残余地主武装的任务；红12军在宁化西南及连城西北一带工作，使闽赣苏区日益巩固和发展；红16军进窥樟树、威胁吉安之敌，使之不能援救赣州；红5军团在赣县江口一带整顿训练。

从军事部署看，中革军委是动员了红军全部主力部队，完全是把攻打赣州当作主要任务，并把赣州当作一般设防的城市，认为采取袭击或强攻的战术，就可以“拿下赣州”。

遵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红1方面军和江西地方武装立即进行了动员和布置。“夺取赣州，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到处都刷上了这样的标语，到处都喊起了这样的口号。

此后，彭德怀雄心勃勃地率领红3军团从会昌、安远、信丰等地向赣州挺进。

1月下旬，在红5军团内部出现了一场严重的骚动。

原来，此时的红5军团的萧劲光、季振同、黄中岳被中央军委找去谈话，起因是在1月中旬部队里出现了一部分军官逃跑事件。在红5军团中突然出现了一些谣言，说什么：“季振同、黄中岳已被中央扣留了，师长、团长都没有什么希望。”“中央已经批准红4军来缴15军的枪，已经在山下埋伏下了。”“对要走的官兵将以逃兵论处，实行武力解决。”

萧劲光、季振同、黄中岳从中革军委回到部队，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不安。就在这样的混乱中，一些连队夜间宣布戒严，还有的无故放枪，气氛异常紧张。

萧劲光忧心如焚，他飞马返回到总政治部、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汇报了红5军团发生的事情。一些领导人主张马上派部队武力解决。萧劲光拿不定主意，又去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反问他：

    “你的意见呢？”

萧劲光说：

“我不同意用武力解决，那样事情会更糟。”

毛泽东说：

“怎么能用武力去解决问题呢？只能通过教育去改造争取他们革命，只能用‘剥笋’的办法，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你马上回去，对他们说是我讲的，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

萧劲光闻言，心中豁然开朗，当即告辞，赶回红5军团召开高层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季振同非常激动，情不自禁地把桌子一拍，说了声：

“好！拥护，赞成！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我们坚决革命到底！”

他走到门口，对等在外面的军官们传达了毛泽东的话，说：

“你们要革命的留下，一定要回去的，我们欢送。”

就这样，一场即将发生的风暴迅速平息了，避免了一场腥风血雨。

这正是：不审势草木皆兵，高端争曰割韭菜；

能攻心反侧自消，毛公一言定风波。

1月下旬，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了病假，闷闷不乐地带着贺子珍和他的警卫员，包括秘书、卫生员一行13人，上了瑞金城郊的东华山。

东华山位于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山上树木葱郁，山顶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这座小庙，就来到这里休养。贺子珍、吴吉清、陈昌奉等人打扫庙宇，搬卸东西，安排住宿，照料马匹。

毛泽东站在庙前不远的岩石上，解开棉衣扣子，露出里边补了多处补丁的白色衬衣，双手叉腰，俯瞰着山下的景色，忍不住赞叹道：

“好景色，好景色呀！”

他突然叫道：

“子珍，快来。”

贺子珍闻声而至，惊奇地问：

“什么事让你这样高兴？”

毛泽东说：

“你来看，耳听风涛声声，俯看群山绵绵，更可观山下风云啊！”

贺子珍见毛泽东难得有这个好心情，就说：

“是个好景致，比永新家里的山还美，真是个世外桃源哩！”

“比喻得好。”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

“晋人陶渊明，少家贫，好读书。娴静寡言，不慕荣利，曾说道：‘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他一生写下不少田园诗句。我记得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此时，吴吉清在庙前叫道：

“主席，布置好了，快来看看如何？”

贺子珍搀着毛泽东走进庙里。这座古庙中间为殿，两边为房。打扫过后显得很清爽。据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毛泽东住左边耳房，房内陈设极为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边放着两只铁皮公文箱。一张木床，床上铺着一条边带条子的浅红色线毯，上边是白粗布床单。床上靠墙角的一头，四四方方叠着一条旧棉被和一条红色旧毛毯。”

毛泽东立在耳房门外，看了看说：

“很好哩。”

吴吉清说：

“主席，我们住右边，烧火在外面。”

毛泽东审视着殿里说：

“这中间派什么用场啊？”

他见大家都没有回答，就笑了笑说：

“中间就是咱们的学习室。每天抽几个小时，我给你们当先生，你们当学生，学文化好不好？”

“好，太好了。”

大家听毛泽东如此说，无不响应。毛泽东又说：

“你们家里都很穷，上不起学；参加了革命，战争又很频繁，没得时间学文化。没得文化，就不能很好地革命，有人也会瞧不起你们。咱们订个计划，我呢，读书、看报，大部分放在晚上；你们上午、下午各抽两个小时，学文化，讲时事，怎么样？不好好学，是要打板子的啰。我念书时，也常挨先生的板子。”

众人看毛泽东既风趣又认真，都笑了。

“好！鼓掌通过”

毛泽东一提议，警卫员们都鼓起掌来。

毛泽东在东华山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不断地读着化名为“郑爱群”的傅连暲医生派人送来的《申报》、《新闻报》，还有广州的《工商日报》和《超然报》。有时，毛泽东也破例在他的吊床上睡到正午。

毛泽东一直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这座古庙里度过的。

再说1月2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决议》中说：苏区中央局在审查李韶九过去工作以后，认为李韶九同志在肃反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一般的是在党当时的错误的领导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扩大，甚至违背上级的决定去独断专行，以致形成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决定给李韶九以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做群众工作。

1932年2月3日，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在扫除了敌之外围据点后，占领了赣州城东门外的天竺山和小南门外的白云山，控制了制高点。

接着，各部队按中革军委训令规定进入阵地：攻城部队占领了赣州城东南面的阵地；总预备队集结在沙石埠；监视部队在西北方向占领了唐江及其以北地区，在南面占据了王母渡一带。

地方工作部队红4军亦到了南康、大庾一线开展工作。

红军包围赣州城后，赣州守敌马崑部立即采取了“缩短防线，固守内围，将城外的防御工事毁坏，撤兵进城，建立强有力的火力据点，构筑坚固的工事，挖掘坑道，作为长期作战准备”的方针，与红军对抗。

2月4日，红军各部进逼赣州城下，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也设在城下。他指挥部队把赣州围了个水泄不通，命令红3师攻北门，红7军攻东门，红2师南门，红1师攻西门。总兵力为14000人。

眼看赣州城即将到手，苏区中央局领导人也兴奋起来，他们于2月8日通过了一个《关于在粉碎敌人4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决议中说：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4次围剿，将是反革命力量同革命力量的最后决战，在这一决战中我们的胜利将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将使我们取得一个以至几个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这一胜利将开始我们直接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进行大规模的民族战争的阶段，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决议要求根据地最大限度扩大和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各个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赣闽两省在3月20日以前，必须输送10000名新战士到前方。

这个决议还最先提出了在苏区进行查田运动的口号。苏区中央局提出的贯彻“左”倾中央指示的所谓查田运动，就是要使“左”倾冒险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在根据地内得到全面的贯彻，而彻底否定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土地政策。

这才叫：天地我为尊，嘴里咒，念念有词，呼风唤雨；

兄弟咱联手，水中月，明明可及，手到擒来。

欲知彭德怀能否拿下赣州，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75

第75章

“闽南逼近厦门，当前，日寇的势力已到达厦门，我们进军闽南，对日寇侵略阴谋是一个打击。我军以实际行动贯彻我党抗日主张，无论是对国内、国外，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话说彭德怀原以为赣州城可以一鼓而下，却不料一打才知道赣州城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赣州城池坚固，不炸城墙，难以攻克。彭德怀把攻城的重点放在了东门。于是，城外要炸城墙，城内要护墙；城外彭德怀将炸药装在棺材里，准备了“棺材炮”，城内马崑组织了一支特殊的“瞎子听音队”，随时听着发自地下的声响，以便搞清红军究竟在哪里挖坑道。就这样，“棺材炮”与“瞎子听音队”构成了战场上的奇妙对抗！彭德怀虽说要炸城墙，却又规定不得炸得太厉害。因为大家已经设想把赣州定为“首都”，要保持城墙的完整，以利于未来首都的防御！1932年2月13日，红军首次爆破城墙，因为怕炸坏城墙，所以，炸开的缺口太小，不顶用。2月15日，红军第2次炸城墙，因为计算不准确，城墙炸塌时竟然向外倒了，把隐蔽在城下的红军战士砸死了一大批。正当红军两攻赣州不克的时候，国民党特务机构伪造了《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于2月16日至21日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刊登。“伍豪”即周**。周**年轻时在天津参加觉悟社，因抽签决定社员的编号，他抽到的是5号，自此他便以谐音“伍豪”作为笔名。此时的周**明明在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怎么会“脱离共产党”呢？这分明是国民党故意造谣、混淆视听。身居东华山的毛泽东看到这个启事，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的名义起草了布告，郑重宣告：“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再说2月23日，彭德怀指挥红军第3次炸赣州城墙，虽然炸开了一个不小的口子，却遭到了守军的顽强抵抗，双方激战4个小时，红军也未能攻进城去。1932年3月4日，红军第4次炸城墙。此时，急红了眼的彭德怀，已经顾不得保护未来首都的城墙了，一下子在东门下的坑道里塞进了3个“棺材炮”。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之后，“棺材炮”不但把东门城楼掀翻了，还把左右两侧城墙各掀翻了20余丈。彭德怀本以为这一次总可得手，那料想红军战士中出了一个叛徒，他早已把红军的重要情报告诉了马崑，马崑早在城内做好了准备，任你红军再猛烈的进攻也无济于事。正当彭德怀无计可施的时候，蒋介石派出的援军也来到了赣州。陈诚、罗卓英部所属之11师、14师、52师和两个独立旅，从吉安经遂川到达赣州外围的赤主蛉；粤敌亦北上至大庾、九渡水一线，对红军攻城部队形成了反包围之势。至此，红军攻打赣州城已成败局，毛泽东的预言被1个多月的冷酷现实所完全证明了。3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正在给警卫员们上时事课，值班警卫前来报告说：有两个骑马的军人上山来了。毛泽东出去一看，原来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毛泽东猜想，项英远道而来，肯定有要事。果然，项英一落座，便开口说道：“**同志让我来，请你马上下山。”毛泽东已经明白了项英的来意，说道：“马上下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我军攻打赣州1个多月了，仍久攻不下，部队伤亡很大，3军团和其它部队正被敌军包围，情况十分危机。所以，**同志请你赶往前线，共商大事。”毛泽东也不推辞，便说：“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项英一走，毛泽东对贺子珍说：“赶快整理东西，准备下山吧。”毛泽东收拾了一下文件，就要下山。此时，乌云滚滚，眼看就有一场大风雨。贺子珍劝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好，晚一天再走，免得让雨淋出毛病来。”毛泽东说：“不，我一工作起来，病就好了。”毛泽东冒着寒风冷雨，步行下山，到了瑞金已是傍晚时分。傅连暲得知毛泽东的行踪，特意派陈炳辉随同毛泽东一起行动，做毛泽东的保健工作。毛泽东找到郭化若，往前线指挥部发了一份电报，建议大胆起用预备队红5军团，尔后就连夜赶路，来到于都梓山澄江渡口。他等了很久，总算坐上一艘小船，一路上摇摇晃晃朝赣州方向驶去。经过2天3夜的航行，毛泽东一行在赣州东北的赣县江口靠岸。此时，中革军委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把红5军团也调到了前线。袁血卒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雄才大略，知人善任，敢于起用起义过来才3个月的红5军团。他致电前线，建议把红5军团从预备队位置调到前线参战。红5军团的第15军开到赣州外围，恰遇敌军从城内出击，把3军团挖地道的一个师包围起来，情况十分危急。红15军奉调，在董振堂同志率领下，跑步前进，手持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杀得敌军尸横遍野，仓惶退入城内。扭转了战局，使3军团被围的这个师转危为安。从此，‘5军团的大刀’便在苏区军民中广为传播了。”3月7日，彭德怀把红军撤到赣州城东面的江口地区及赣州以南的地区集结。赣州攻坚战从2月4日至3月7日，历时33天，先后4次挖地道爆破进攻，虽然破了城墙，但始终未能攻进三面环水、城高两丈的“铁赣州”。是役，红3军团伤亡3000余人，红1师400多人被俘。红1师师长侯中英、红4军第11师政委张赤男、红13军第37师政委欧阳健等10名团以上干部壮烈牺牲。3月中旬，毛泽东经过几天的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检查打赣州的问题。苏区中央局采纳了这个意见，立即赶到前方，在江口圩前敌总指挥部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江口会议”。苏区中央局委员周**、任弼时、项英、王稼祥、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周以粟、陈毅参加了会议；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会议。周**主持了江口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要不要再打赣州。在讨论中，彭德怀等人主张再打赣州。毛泽东说：“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去背吧！”毛泽东一席话，说得彭德怀等主张再打赣州的人哑口无言。会议的第二个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多数人仍然坚持占领一二个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方针，主张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赣江流域各中心城市。彭德怀也放了一炮，他主张红军开到湖南去。毛泽东反对这种意见，他主张红军撤回中央根据地，肃清白匪的土围子，休整部队，总结经验教训，筹备粮食，准备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同时，他仍然主张在打通闽西、赣南两区后，即应向赣东北作有计划的发展，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区，使中央苏区得到扩大与巩固。毛泽东说：3个军团应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共产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和闽北方向发展，占领资溪、光泽、邵武地区，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发展革命战争。如果红军向这个方向发展，就可以汇合赣东北苏区和闽北苏区的革命力量，取得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可以依托武夷山、仙霞岭、天台山等山区有利地势，稳步向外扩展；还可以同上海和全国正在兴起的抗日反蒋的民族民主运动取得密切的配合。以周**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在重大失误的教训面前，仍然认为毛泽东的主张不符合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他们不但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反而批评毛泽东的意见是对夺取中心城市过分恐惧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他们继续要求红军去攻占中心城市；立即扩大红军，改组红军，开展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苏区中央局力主红军主力兵分3路，以中路军和西路军夹赣江而下，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据彭德怀回忆说，他没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是同意苏区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毛泽东再一次陷入少数孤立的境地。3月1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发布训令，打乱各军团原有建制，重编了红1、红3、红5军团，其新的建制是：红4军、红15军编为1军团：由林彪为总指挥，由1931年12月从上海到达苏区的聂荣臻为政委，由陈奇涵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王良为红4军军长，罗瑞卿为政委；黄中岳为红15军军长，左权为政委。红5军、红7军、红14军编为3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邓萍为红5军军长；龚楚为红7军军长；赵博生为红14军军长，黄火青为政委。红3军、红13军编为5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徐彦刚为红3军军长，葛耀山为政委；董振堂兼红13军军长，何长工为政委。红12军编为地方部队。3月14日，闽粤赣省委遵照苏区中央局指示，在长汀召开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将闽粤赣省委改组为福建省委，由罗明任代理书记，刘晓任组织部长，李明光任宣传部长，萧向荣任秘书长。3月17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训令中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说：“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训令发布的江口会议的战略部署是：“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工农红军应当发展革命战争，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在江西红军应当扩大苏区，贯通赣江两岸的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的夺取这些城市，这样来夺取江西的首先胜利。”训令根据江口会议决定，将红军分兵3路：以红5军团为东路军。以红1军团组成中路军，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委，陈奇涵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与红5军团在赣江以东地区活动。以红3军团、红16军等组成西路军，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出赣江以西，占领上犹、崇义，发展苏区，使遂川以及泰和、万安、河西部分地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尔后，中西两路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毛泽东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以后，服从组织决定，他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随中路军行动。但是，他对苏区中央局这一冒险主义的行动计划，却不能置之不问。打赣州的失败，几千红军战士的鲜血，已经使毛泽东十分愤慨。他走在行军路上，一再向林彪、聂荣臻建议，中路军应该改向闽西发展。毛泽东的意见，最终获得红1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的支持。3月21日，林彪、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建议说：“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目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取毛主席意见。3军团应暂在信丰一带工作，一面观察各方情况之变化。5军团应随1军团到东北一带工作，打击福建敌人，速筹大批款子，赤化建宁、泰宁、宁化及清流等县。”苏区中央局研究了林彪、聂荣臻这一建议后，决定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和5军团一起，临时到福建活动一个时期，筹措经费，尔后集中东西两路军继续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毛泽东在东征出发前，向红1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了东征动员。据聂荣臻回忆说，毛泽东是这样表述他的见解的，他说：“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闽南逼近厦门，当前，日寇的势力已到达厦门，我们进军闽南，对日寇侵略阴谋是一个打击。我军以实际行动贯彻我党抗日主张，无论是对国内、国外，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红军向外发展，如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围剿’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向南势必与广东部队主力顶牛，向西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便；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是有闽西根据地作依托，二是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3月26日，红1军团到达长汀。毛泽东命1军团开赴长汀以北的新桥迷惑敌人。3月30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1、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2、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1军团及闽西军区独立第7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3、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5天，5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15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4、1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7师取齐，即先向东行。5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4月20日须到达龙岩待命。13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1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7师望催兼程来汀，若7师不取齐，1军团下漳州更单薄。5、我明日去旧县（村）晤（闽西军区政委）谭震林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泽东1932年4月1日，周**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马上由瑞金抵达长汀，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直下漳州”的可能性。毛泽东阐述自己的理由说：“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会议听取了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直下漳州的战役计划。此后，毛泽东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东路军执行攻取漳州的任务。周**随中革军委留驻长汀，筹集给养，支援东征作战。再说长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带着警卫和郭滴人等人星夜乘木船沿汀江到上杭县。警卫员吴吉清在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写道：“这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一样，望着这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有谁不为主席的安全着急呢。”“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啰！’夜空里，突然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着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附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抽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

福和中学老师

‘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着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

就这样，我们说说笑笑地到了上杭。”

毛泽东上杭经过调查后，致电周**说：

“请命令5军团全部立即出发，急行军，于14日到达龙岩。”

他又特地给福建省临时委员会书记罗明打电话，要罗明随红军前进，组织好支前队、运输队到漳州，以便运送战利品返回中央苏区。尔后，毛泽东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白砂。

4月2日，红1军团离开长汀。

4月4日，临时中央还在对毛泽东进行攻击。中央机关报《红旗周刊》第37期、第38期合刊（一说《斗争》），发表临时中央主要成员撰写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进攻，等待新的胜利”，“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说毛泽东是“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要反对“党内机会主义动摇”。

4月8日，红1军团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攻占了龙岩西部约25公里的大池圩。守敌杨逢年旅误认为是“土共”骚扰，不以为然。

红1军团在大池云章书院召开军事会议，由龙岩县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汉钦介绍杨逢年旅在龙岩的军事部署。毛泽东、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研究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考塘守敌，直取龙岩。

4月10日拂晓，红1军团乘敌不备，向小池隐蔽前进。而后，先由地方游击队向民团发起进攻，敌人麻痹，使其仍然以为是“土共”骚扰。紧接着，红15军第45师一鼓作气击溃驻守小池的敌人补充营和民团，击毙敌营长，斩断了考塘守敌的触角。

考塘村位于山谷低洼地带，龙岩至上杭的公路穿村而过。村子两侧山高林茂，地势十分险要。杨逢年派出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即29团1000多人驻扎在这里。公路两侧的奎阁楼、协鸿楼亦驻有重兵，山上制高点都配备有重型武器。

红军进至考塘村，敌人用重火力封锁公路。毛泽东与聂荣臻研究决定，兵分3路，互相策应，猛冲猛打。

左路红军率先登上枫寮山顶，控制住敌人在枫树岭的机枪据点及奎阁楼。

在红1军团的猛烈攻击下，奎阁楼、协鸿楼守敌全部被歼，敌团长阮宝洪逃向永福、漳平。

毛泽东和军团领导研究决定：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兵分2路进攻龙岩城。

下午5时，第1军团攻占龙岩，杨逢年率残部向南靖方向撤退。红1军团在龙岩休整，“洗刷、检查、宣传、收集书籍、处置俘虏、埋葬死亡、送伤兵”。

4月11日，毛泽东在他所住的龙岩城内清高山南麓龙岩商会的2楼大厅里，召开红1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他总结龙岩战斗胜利的原因是：在白砂休息了1天，集结了兵力；在大池圩隐蔽宿营，达到了击敌不备的目的。而教训是：红15军45师解决小池前哨之敌动作还不够迅速，致使部分敌人逃脱，未能全歼。

毛泽东和军事领导们又研究了进军漳州的军事部署。

此时漳州守敌系第49师第145、146两个旅。其主力配置在漳州的天宝、南靖及其以北山区，依托杨梅岭、风霜岭、十二岭、笔架山、榕子岭，凭险固守；另一部分兵力则布置于漳州市区。

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根据地形、敌情和敌人兵力的布置情况，经过一番周密的研究，决定首先歼灭漳州外围之敌，尔后乘胜夺取漳州。红1军团两个军的具体任务是：

红4军由政委罗瑞卿等率领在左担任主攻，第15军在右助攻。

另外由红5军团之红3军位于南坪附近为预备队；红13军驻龙岩。由罗炳辉率领的闽西军区红12军驻闽粤边的上杭、武平、永定，监视粤军的行动，保障东路军的后路和右侧翼。

会议结束后，红1军团继续在龙岩休息，待5军团赶到，会合之后再向集结之敌进攻。

毛泽东还特别交代弟弟毛泽民，要他向地方干部和群众讲明政策，筹足军饷。毛泽民在龙岩店员工会委员长魏炳海的协助下，向龙岩商会借款5000大洋，待红军攻下漳州后，如数归还。

此时，贺子珍在龙岩城里一面忙着为军队筹粮筹款，一面托弟弟毛泽民去寻找寄养女儿的那位大嫂，打听女儿的情况。当时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是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托给补鞋匠翁清河寄养。毛泽民按照嫂嫂的记忆，找到晋公祠胜利巷号翁厝那户人家，翁清河十分惊慌，他的回答是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贺子珍闻言，半晌说不出话，只是楞楞地坐在那里。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安慰嫂嫂说：

“不要太难过，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原来，翁清河在白色恐怖下，害怕惹祸，出于小生产者的自私，他就弃婴于南门头。事后，毛泽东得知实情，缓缓地说道：

“真可惜呀！”

4月13日，林彪、聂荣臻率领东路军总部和红4军先行离开龙岩，绕过途中反动据点，取道盂头、前林、林田，2天赶了150多里路，到达和溪宿营。

4月14日，红5军团到达龙岩与红1军团红15军会合。毛泽东命令红13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战勤供应运输线。他随红3军和红15军行动，向漳州方向进发。

4月15日，毛泽东骑着白马，亲自率领红3、红15军，冒雨挺进南靖县龙山、马山一线。毛泽东不时地询问前面的人：

“前边情况怎么样？”

此时，漳州城内的国民党军第49师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红军东路军主力已经进入了南靖。

4月17日，仍然是大雨滂沱，红军战士冒雨抢渡溪流暴涨的九龙江支流永丰溪，进抵五峰山大尖以南的内洞、南坪一线，准备从这里出发进攻敌军主阵地十字岭和风霜岭，撕碎漳州城的天然屏障。

4月18日夜，毛泽东扶杖登山，沿着古驿道，也来到了南坪。

南坪是一个小丘地，三两里外有稀疏的村落，对面是并不太高的寨前山。东路军总指挥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已经提前在寨前山安营扎寨，毛泽东只和他们相隔一个山垅地。

毛泽东自江口会议后，戎马倥偬，军旅劳顿，使得他面容消瘦，满眼红丝。警卫员吴吉清将油布摊在南坪小丘上，劝道：

“主席，你歇息一下吧。”

大战在即，毛泽东交代吴吉清说：

“一闻枪声，立刻唤我。”

说罢，倒头便睡，很快就打起鼾声来。

18日半夜时分，罗瑞卿带领的红军东路军先头主攻部队红4军红11师，在师长刘海云、政委刘亚楼率领下，在红10师配合下，悄悄向守敌主阵地移动。

红11师第31团由团长吴皋群、政委宋成泉率领，已经做好了攻夺五峰山大尖敌阵的战前隐蔽；第32团由杨成武率领，跟随11师主攻部队第33团前进，指向十字岭和风霜岭的敌人主阵地。

4月19日凌晨3时许，红33团第1、2连和重机枪连在团政委刘忠、副团长陈冬生的率领下，已经摸到距离敌阵地只有100米左右的树丛中隐蔽待命。

此前，红11师政委刘亚楼在做战前动员时，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特别要求第33团要用最顽强的精神，迅速攻占敌军阵地，坚决夺取天宝山屏障，赢得攻取漳州城的关键一仗。

刘亚楼，1910年4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一个贫困民家庭，父亲刘克芳，母亲曹秀孜。刘亚楼出生3天，母亲病死，父亲无力抚养他们姐弟，就把他们都送了人。刘亚楼是由铁匠刘德香一手拉扯大，取名刘振东。他于1929年8月加入共产党，更名为刘亚楼。

东方渐渐露出鱼肚白，敌人的工事、帐篷显出了朦胧的轮廓。突然，红11师师部发出了攻击信号。第31团政委宋成泉第一个从掩体里跳出来，向战士们高喊一声：“打！”

瞬息间，重机枪和步枪一齐向大尖敌阵开火，首先打响了攻取漳州的战斗。

枪声划破长空。吴吉清正要叫醒毛泽东，只见毛泽东一骨碌爬了起来，习惯地双手叉腰，观察着五峰山、十字岭和风霜岭方向。毛泽东看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对吴吉清说：“走！”

吴吉清跟着毛泽东越过山坳，跨过山垅，来到寨前山红军总指挥部，与林彪、聂荣臻会合在一起。

此时，红12师1个团正面攻打十字岭受阻，数攻不克。毛泽东接过林彪的望远镜扫视一番，对林彪、聂荣臻说：

“可以增派部队迂回五峰山，从守敌较弱的大尖山俯冲而下，吃掉十字岭顽强之敌。”

林彪、聂荣臻立即调红30团冲上五峰山，配合红31团歼灭守敌，转而从大尖俯冲十字岭，从背后冲击守敌，打掉敌人的重机枪阵地。

不久，林彪、聂荣臻突然听不到十字岭敌人重机枪的吼叫，知道它已经成了哑巴，高兴地报告毛泽东说：

“好啊，上去了。”

此时，红10师也已经插进大尖山东侧阵地；红3军自左翼投入战斗。红3军和红12师一齐冲向天宝一线，会合红11师向溃退之地发起猛烈追击。红15军也在第4军的配合下，迅速攻占了榕仔岭、笔架山，直捣靖城，迫近九龙江江畔。

4月20日，国民党军第49师所凭借的天然屏障全线坍塌，守敌纷纷向漳州、南乡、浦南方向逃窜。东路红军全军协同作战，迅速占领天宝、南靖，乘胜向漳州市区方向进击。

在漳州西茶铺亲自指挥炮击的第49师师长张贞见势不妙，立即增派援军接济前线溃兵，他自己则领兵撤回城内。

张贞所遣的援军被红军阻击在香蕉林茂密的漳龙公路首段，敌145旅旅长祖清临阵逃跑；146旅旅长杨逢年也来了个“弃须脱袍”，用门板横渡九龙江逃命；副旅长魏振南被俘，团长陈启芳被击毙于山野。

欲知东路军能否打下漳州城，请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76

第76章

“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

能不能打仗，可是你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话说毛泽东和东路军总指挥部一道向漳州挺进。毛泽东来到北溪岸边，碰到红32团政委杨成武。杨成武此时才刚刚18岁，他一见毛泽东，就激动地说：

“报告主席，我们团缴获了好多好多的日本造洋枪，有三八式步枪，20发驳壳枪，马克沁轻机枪，三七口径小钢炮。”

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他勒住马缰绳，说：

“缴到好武器，你们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可要分一些给兄弟部队，‘有福同享’啊！”

杨成武于1929年1月15岁时，参加了闽西农民暴动。这是他第1次见到毛泽东。

是日晚，红军东路军各部逼近漳州城郊。敌师长张贞见大势已去，赶紧下令炸毁城中的枪械弹药库，率领残部连夜撤出城去，逃向闽粤边陲的诏安县，尔后逃往厦门。

红11师先遣团抢先攻入漳州，缴获了敌49师2架帆布双翅单引擎军用教练机。

毛泽东穿着一件长褂，头戴凉盔帽，乘坐一匹白马，跟在红军队伍中进入漳州城，遇见了正在指挥打扫战场的舒同，他握着舒同的手说：

“我早就知道你了，看过你的文章，见过你的字。”

毛泽东边走边从地上捡起一颗弹壳，轻轻地说：

“战地黄花呵！”

舒同会心地笑了。他为毛泽东具有如此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如此神奇的妙语所触动。舒同有个习惯动作，右手指总爱在膝头上比比划划地练习写字，因此，他的裤子总是在膝盖处先破。他这一习惯是在行军打仗中的马背上养成的。毛泽东送给他一个雅号，叫做：“马背书法家”。舒同还往往在休息时抓紧时间起草文稿，颇有“立马可待”之风。

毛泽东住进了芝山南麓的一座别墅式红砖洋楼；东路军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住在芝山半腰的一幢楼房里，邻近毛泽东的住处。聂荣臻和林彪随东路军司令部住到省立龙溪中学的“干之楼”，从楼上西窗口，可以看到毛泽东住的红楼。

漳州战役红军歼灭敌第49师大部，俘敌副旅长以下官兵1674人，缴枪2300多支，子弹13万发，炮6门，炮弹4900发。一些战士还在战利品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机器——他们从未见过的也不知道怎样使用的无线电发报机。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查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

1932年4月21日上午，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了做“战役检讨”，又布置了进城后的任务。他偶尔甩动一下黝黑的长发，用右手扳着左手指，1、2、3、4有条有理的告诉与会指挥员们，要进行抗日宣传、筹措军费、扩充红军和开辟闽南苏区。毛泽东谈到筹款问题，他把政策界限讲得十分清楚，他说：

“没收官僚兼地主兼资本家财产；对民族资本家和中小商人采取捐助的办法。”

4月22日，毛泽东在漳州给苏区中央局书记周**发电称：

“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我东路军当于最短时间，“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足百万以上经费，准备消灭入闽之敌。”

毛泽东还在电报上说：

“闽南剥削奇重，工农小商深恨地主军阀到绝，红军入漳，市民拥看若狂。”

这一天，毛泽东召集红3军、红4军和东路军总部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报告目前形势，布置下一阶段的工作。毛泽东说：

“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东路军打下漳州后，下一步该怎么办? 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红军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可能长期固守漳州。所以，他确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是：

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只有在原先有游击武装基础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根据地。在漳州则是只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

4月23日，在毛泽东指挥下，东路军分兵在漳州、石码及漳州所属的龙溪、海澄、南靖、漳浦、长泰等县，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组织地方工农革命委员会，扩充红军队伍、运送战利品回闽西苏区，打土豪、筹款子和物资。

毛泽东发现，有的部队在打土豪时，将戴礼帽、穿西服、拿手杖的侨眷当做土豪抓起来。就立即在他所住的楼前草坪上，召开了一次连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毛泽东说：

“你们抓错了许多人，第一个原因，没有很好做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打人权。”

红32团政委杨成武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讲“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感到特别新鲜。只听毛泽东接着说：

“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

毛泽东教育大家分清什么叫土豪，指示部队赶紧清查，抓错的要马上放人，要赔礼道歉。

这次会议后，毛泽东指定聂荣臻、罗荣桓分头到各军、师去，检查纠正筹款工作失误的落实情况；驻扎在石码的红4军政委罗瑞卿，也回到部队传达毛泽东的讲话，教育部队要把抓错的人放了，还要赔礼道歉。仅一个红33团就放了100多名抓错的人，他们向那些被抓错的人一一赔礼道歉。

毛泽东要求在漳州城内筹款60万，因事关重大，就让罗荣桓亲自抓一抓。

龙溪县筹款委员会在芗城东厢打锡巷旧商会举行会议，罗荣桓特地挤出时间前去参加。上午8时，会议开始了，罗荣桓讲话先自报家门：

“我叫罗荣桓，在东路军政治部工作。红军是抗日的，日本人打到我国门内，中国人就要起而抗之。我们红军的臂章写着‘抗日救国’，也用行动贯彻我党的抗日主张。红军抗日就要军费，漳州工商界人士都要救民族于危亡，我相信大家都会踊跃捐款，相助抗日的革命队伍。”

罗荣桓话音一毕，与会者鼓起阵阵掌声。负责各商界同业的筹款委员，当场都认定了捐款数额：10万、7万、2万、1千……，一下子就筹到了几十万光洋。

罗荣桓回到芝山红楼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连声说：

“好，好！捐助政策能坚持，民族资本家会拥护我们的。”

罗荣桓说：

“政策开了路，我想，如数捐助不成问题。”

毛泽东在此期间，还会见了地方党负责人罗明、邓子恢、蔡协民、王占春，指导组建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和红3团的武装队伍。

4月27日，毛泽东指导闽南地方党组织通过召开工农和各界代表会议，在漳州城成立临时政权机关——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

正在此时，厦门市委秘书长曾志也赶来了漳州，她找到了红4军军长王良，王良把她送到政治部罗瑞卿那儿，罗瑞卿派了辆大卡车将她送到漳州东路指挥部，总指挥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热情地请她吃晚饭。吃了饭，林彪派人带她去见毛泽东。她一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意外地发现蔡协民也在这里。毛泽东对曾志的到来也感到意外，他十分热情地说：

“我一直在想着你们，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巧得很，蔡协民也来了，你们俩就住在我这里，我搬到旁边的房子里去住。”

曾志说：

“我是奉厦门中心市委之命，前来打前站的。中心市委觉得应该把机关迁往漳州来，让我先来看一看。”

毛泽东闻言，沉思了片刻，说：

“我们的部队在漳州到底能呆多久现在很难说，市委要迁过来就过来吧，来了再说。”

有一次，曾志陪同毛泽东来到龙溪中学，他们进入空无一人的图书馆里找书。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图书馆，毛泽东在书堆中翻出了不少有用的好书。

曾志在回忆录中说：“我发现毛泽东对书情有独钟，爱书如痴，见好书如获至宝。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书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埋头在书堆里整整呆了两天，挑出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什么内容的都有。”

“曾志，给我找个箱子来，”毛泽东嘱咐曾志：“我们把这些书带走。”

曾志装了好多箱子书，让人搬上卡车，竟有半卡车之多，全部运回了中央苏区中心的瑞金。

毛泽东将要事处理一毕，在警卫员陈昌奉、吴吉清的护卫下，兴致勃勃地来到城南机场。他看着缴获的两架飞机，高兴地说：

“这下好啊，红军有了自己的飞机。我们一起坐飞机飞回红都，不要靠两条腿了。”

一句话说得陈昌奉、吴吉清也眉开眼笑。

红军部队在漳州这一段时间，伙食和装备都有了很大改善，唯独毛泽东除了书籍增加了好几倍之外，其它一切还是老样子，吃的天天是豆芽和白菜，盖的还是那床连毛都磨光了的旧毯子，袜子已经换了两三次袜底。

曾志在去邮局拿报纸时，口袋里正好还有几枚伙食尾子，就买了2双黑线袜子送给毛泽东穿。曾志还从没收来的物品中捡回了两双女式胶鞋，2条肥皂，还有一包土纸包装的巧克力，兴高采烈地跑回去，交给毛泽东，说是要毛泽东带回江西给贺子珍。

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率市委一帮人进驻漳州后，立即开展工作。曾志负责起草了一份《告漳州同胞书》，请毛泽东亲笔作了一些修改。曾志利用这个机会，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她想回部队工作。据曾志回忆说：“我那时不过21岁，充满着革命热情，非常不适应白区憋屈的生活，一心向往着军队里的战斗生涯。我向主席表明心迹，他同意了，但一定要征得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的认可。王海平最后也答应了，放我走，我好不高兴啊！心想终于又能扛枪当女兵了！”

就在此时，厦门中心市委做出了一个决定：在漳南成立漳州中心县委，由蔡协民任县委书记。会后，蔡协民单独找到王海平说：

“要我到县委去可以，但我有个条件，让曾志也去，否则我搞不好工作，负不起责任。”

王海平一听可就犯难了，他已经答复毛泽东，同意让曾志回中央苏区工作。王海平思来想去，只好还去找毛泽东，请毛泽东做工作。毛泽东就把曾志找了来，告诉她说：

“我本来是同意你回中央苏区工作的，但是如果蔡协民带着这样的情绪去漳南，势必会影响工作。他的身体不好，确实也需要你在他身边照顾。为了工作，我看你还是和蔡协民一起去创建新苏区吧，那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嘛！”

毛泽东怕曾志不同意，又故意使起了激将法，他说：

“开辟新苏区很艰苦，一个共产党员要勇于承担这个任务。回苏区只是做一部分工作，而在这里是开辟，是创造，意义更大。”

年轻好胜的曾志，自然不愿意让人说她回苏区是逃避艰苦，尽管心里边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毛泽东既然这样说了，也就只好答应留下来。两三天之后，蔡协民、曾志将出发去闽南的小山城了，毛泽东特意设晚宴为他们夫妇饯行。他破例叫警卫员买了一只大红公鸡，还打开了一听从江西带来的还没舍得吃的牛油罐头。毛泽东如此真诚，使得曾志十分感动。

此一别也有分教：壮士热血洒闽土，巾帼苦尽重归宗。

后来蔡协民于1934年在漳州英勇牺牲，曾志在1939年12月回到延安后，才又重新见到了毛泽东。这是后话。

再说1932年5月3日，毛泽东就苏区中央局转来的中共临时中央4月14日《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以个人名义复电苏区中央局，率直地陈述了他自己的意见。

原来，中共临时中央在信中说：“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反苏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做全线的新的总进攻”。党的任务是“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斗争”。“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第一，3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敌，亦是防御攻击性质。绝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3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第二，在3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为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圈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去年的战略，要用到现在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了。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圈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了我们的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的行动。我西路军今后应采取完全主动的动作，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打它弱点，各个消灭敌人，达到全局胜利。东路军今后的任务，是要坚决地打击粤敌。

毛泽东

列（3日）

此时，漳州有不少知识分子向罗荣桓提出要参加红军。

夜深了，毛泽东和罗荣桓还在研究接受知识分子参军问题。从名册上看，有高捷成、李子芳、苏静、苏精诚等，一共100多名，他们当中有美术家、小提琴家、教员，还有几十名台湾籍的爱国青年和南山的几名和尚。

毛泽东想起在红军进入漳州后，闽南知识界就曾给他写过建议信，提出红军应当招贤纳士。他对罗荣桓说：

“知识界建议我们‘招贤纳士’，我们红军队伍能容五湖四海，对这批‘贤士’，可以尽招而纳之。这批贤士，我看，是不是请罗明带到苏区去？”

正在此时，罗明带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工会李代表上楼来了。毛泽东指着罗明笑着对罗荣桓说：

“你看，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罗明是在到漳州后，就住在毛泽东楼下，常来常往。他今天是和李代表研究了漳州工人代表团赴苏区参观问题后，一同上楼来请示毛泽东，想不到来的正是时候。毛泽东拿起一叠信递给罗明，风趣地说：

“统统是秀才们的荐贤信，要我们招贤纳士。刚才我说，红军能容五湖四海，广招而纳之。你们要带领漳州工人代表团去苏区，能不能也带上他们？”

罗荣桓插话说：

“我和主席刚刚商量，就看你的了。”

罗明说：

“闽西我路熟，沟沟坎坎一清二楚，带路不成问题。”

5月9日下午，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审理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一案。

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的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还为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谢步升案发后，临时最高法庭在一审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毛泽东非常关注谢步升一案。他听取了梁柏台等人的汇报后，力主严惩该犯，指示说：

“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经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判决结果是：“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5月11日，周**在长汀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批评中央指示信的复电后，做出了一个只“唯上”不“唯实”的决议。决议中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自去年3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积极向敌人进攻，迅速地夺取中心城市与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便发生很大的迟疑和等待”，“这种保守倾向便更加助长了农民中落后意识与保守观念的发展”。“‘真正的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首先就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5月12日，罗明和李代表率领漳州工人代表团一行19人及到苏区的知识分子，从漳州启程前往汀州。

几天后，罗荣桓抖动着手中的《红色中华》，告诉毛泽东说：

“漳州工人在汀州，报载了！”

毛泽东微笑着说：

“见了，见了。”

罗荣桓又将刚刚收到的电报内容，报告毛泽东说：

“工人代表有半数要求参加革命呢。”

“好啊！”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说：“说明这次东征行动，我们的党、红军是耸动远近视听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来啦。”

就在这时候，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新的一轮攻击又来了。

5月20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了一份很长的指示电，直接指责毛泽东在3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说“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可以引出极大的危险结果与苏区土地之丧失”。临时中央认为这种“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的“纯粹防御路线”和“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

指示电同时批评周**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还没有“彻底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

周**面对中央的严厉批评，被迫作了检讨，他承认自己“犯了不可容许的迟缓、等待这样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临时中央的指示电，是对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战略主张的全盘否定，这预示着分歧双方的斗争将进一步尖锐化。

5月27日，东路军接到红军总参谋部发来的一份通报，通报中说：

陈济棠正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有勾结广西军阀共同进攻赣南和闽南之意；又悉，敌19路军正开赴福建途中。

5月29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东路军撤离漳州地区，回师赣南与粤敌作战，保卫中央苏区。

聂荣臻奉命先行，毛泽东要他必须及早赶到苏区中央局所在地汀州。于是，聂荣臻决定乘坐飞机前往。杨成武担心他的安全，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政委，你就这么冒冒失失的飞回去？还不知道驾驶员可靠不可靠哩。”

聂荣臻微微一笑就上飞机了。他知道，驾驶飞机的是一位朝鲜籍的可靠战士。就这样，聂荣臻第一次乘坐红军第一架军用飞机，安全地飞往汀州，后又飞抵红都瑞金。当电波传来“平安到达”的消息时，毛泽东放心地笑了。

1932年6月5日，中革军委发布军事训令：

“1、5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3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

毛泽东等人即遵命率领红1、红5军团，分别由龙岩地区向西进发，在路过福建武平县大禾圩地主的土围子时，红4军军长王良遭到冷枪袭击而牺牲。

王良，四川綦江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1930年6月任红4军第10师师长。

王良牺牲后，由周子昆接任红4军军长。

6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长汀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临时中央的指示。会后，中革军委取消了东路军和西路军，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红1、3、5军团均由红1方面军指挥。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总政委职位空缺。

毛泽东在军内没有职务，继续以“政府主席”名义随军行动。

6月下旬，红1、5军团到达赣南天心圩等地。根据红1方面军总部命令，红军冒着酷暑，长途行军，赶到广东的乌径地区。

1932年7月8日，根据红1方面军总部命令，红5军团行至南雄水口圩与粤军相遇。由于红5军团误报水口之敌已经向南雄逃窜，致使红1方面军总部改变了由红1军团和红12军增援水口的计划。

7月9日，粤军余汉谋命其第4师固守待援，同时命其独立第3师和独2旅由南雄驰援水口。

在9日这一天中午，粤军合兵一处向红5军团发起猛攻，红5军团又错把20个团的敌军当成3个团打。激战多时，红5军团伤亡很大，陷入困境。

这天下午，红1、红3军团和红12军，奉命紧急驰援水口。

7月10日拂晓，红1军团、红12军赶到水口战场。由于红3军团未能及时赶到，敌我双方兵力基本相当。

红5军团战士们手持大刀，与粤军肉搏，使敌受到重创。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将粤军击溃，逃回南雄。

这是一场“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之词。红5军团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野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战士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水口之战一是由于红5军团误报敌情在先，二是因为红3军团未能及时赶到战场在后，这样就打乱了红军的部署，兵力没有真正集中，虽将粤军击溃，但缴获不多，打成了同敌人拚消耗的战斗。毛泽东后来总结说：

水口圩这一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但是“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

红1方面军在水口圩战役后，奉命进至粤赣边界的南雄、信丰一带，休整一段时间，准备渡江北上，迎击进犯的敌国民党军。

北上作战如何打？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又产生了意见分歧。

欲知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分歧怎么解决，请看下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77

第77章

“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和后方，我

到后方之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

话说1932年7月15日，苏区中央局发出《告前线红军战士书》：

红一方面军要“毫不疲倦地乘着这一伟大胜利的开展，继续与敌人决战，继续歼灭敌人，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

《告前线红军战士书》规定：红1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佯攻赣州，调动敌人，以求红1方面军主力乘机由南雄、信丰北上，在赣州上游渡河，沿赣江西岸北进，实行“北上作战”，同国民党军主力决战；同时策应鄂豫皖、湘鄂西红军的反“围剿”战争。

毛泽东根据红军战争一贯采取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诱敌深入”、“避强击弱”等战术原则，提出了一个北上方案：他说：红军应先行攻打守敌薄弱的乐安、宜黄、南丰、南城等地，扫清北上通道的障碍，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然后再图进展。

周**接到毛泽东的意见后，决定亲自去前线一趟。

7月21日，周**和苏区中央局其他成员研究决定：以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一道主持后方工作，他自己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来到信丰前线的红1方面军总部，同在前方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合，共同研究红军行动方略。

周**到前方后，经过实地考察，了解了前方的情况与敌我态势，很快就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

7月25日23时，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关于当前作战方向致苏区中央局电》，他们在电报中写道：

“我们再三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断绝的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会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定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诚、罗卓英等4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以任弼时为代书记的中央局给前线复电说：

不同意毛泽东任总政委，提议由周**担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

7月29日，周**又致电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他陈述自己的意见说：

如果由我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有泽东负责，方能指挥适宜。”   

1932年8月初，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兴国会议，重新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苏区中央局会议经过争论，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

红1方面军从赣江东岸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南丰方面敌人，解决陈诚、吴奇伟、朱绍良等增援部队，逼近夺取吉水、樟树、新滏等城，并威胁南昌、九江，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行动，在有利条件下可先取抚州，联结赣东北。

苏区中央局还接受了周**的提议，任命毛泽东为红1方面军总政委。同时，苏区中央局又决定，在前方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8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联名签发了《红1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命令》。命令说：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1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1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毛泽东终于又名正言顺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上。

在8月8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又发布了《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红1方面军随即佯作向西行动，主力却隐蔽地急行北上。

8月15日，红1方面军经过连续行军一个星期，抵达同国民党军接近的招携、东韶一线，对方竟毫无察觉。毛泽东、朱德发布消灭乐安之敌的训令：

“我军有迅速消灭该敌、占领乐安城之目的。拟于明（16）日向守城之敌攻击。”“令林彪同志为攻城总指挥，聂荣臻同志为政委。”“第5军团为为总预备队”，第3军团“监视宜黄、崇仁之敌，并策应我攻城军”。

8月16日，红1方面军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突然向安乐之敌发动攻击，发起了乐安、宜黄战役。

8月17日，红1方面军攻占乐安城，歼灭了由孙连仲指挥的国民党守军新编第27师1个旅，俘敌3000多人。

这一天，敌机前来袭扰，被红军击落1架。红1方面军打下飞机这还是头一次。林彪非常高兴，他对聂荣臻说：

“聂政委，我们在敌机前合个影。”

聂荣臻也兴奋地说：

“好，好！蒋介石送来的飞鱼，正好做个纪念。”

于是，警卫员用照相机给林彪、聂荣臻二人拍了一张照片。

8月19日，红1方面军迅速转兵宜黄。

8月20日，红1方面军攻克宜黄，歼灭守军第27师3个多团，俘敌2000余人，第27师师长高树勋仅带领数人逃走。

8月23日，毛泽东率领红1方面军乘胜进攻南丰，一举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毛泽东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打得迅猛异常，速战速决，一周内连克3城，全歼国民党军1个师，俘敌5000多人，缴获了不少山炮、迫击炮，还有包括机关枪等在内的长短枪4000余枝和大批弹药和物资。南昌、抚州大震。不仅江西敌人全部被调动，而且，还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个苏区的反“围剿”作战。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前方领导人准备乘胜攻取南城，打开赣东局面，作为反“围剿”的后方。

8月24日，毛泽东随军抵达南城近郊。这时发现南城守敌已集中有3个师17个团的兵力，早有作战准备，敌方的工事又很坚固，地形也于红军不利。红军如果强攻，势必会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而且，敌人在乐安、宜黄战役后，受到很大震动，担心红军乘胜北取抚州，威胁南昌，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增援。

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当机立断，改变预定攻打南城的计划。命令红1方面军进至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地区，分兵发动群众，待机破敌。随后根据新的敌情变化，红1方面军主力又向根据地的东韶、洛口回师，并主动撤退到宁都以北青塘一带休整，依托根据地内有利条件，寻机求歼来犯之敌。

由周**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说明前方改变计划的原因：敌军巳注意“固守城镇”，我们应“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这点很重要。”

但是，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却指责红1方面军在南城撤围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撤退到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更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他们还一再催促红1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逼南昌。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支援。

这样，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前线的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显然对立的看法。

1932年9月23日，毛泽东与周**、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中央，进一步陈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电报上写道：

“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进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具体的布置，以大部兵力放在南丰之西到乐安附近，以一部兵力放在南丰东南做扩大苏区工作，经过一期工作，即以小部队经常向南丰游击，引起敌军增援南丰而准备打击增援部队，并相机与闽北苏区求得联络。

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进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以有利的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为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

毛泽东与周**、朱德、王稼祥也分别对湘鄂西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去电，提出他们的意见：

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面，各个击破敌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这样一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同周**、毛泽东等红1方面军前线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就迅速激化起来。

9月25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继续批评前方领导人的方针。电报中说：

“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1个月以上。与这时正遭受敌军进攻的鄂豫皖、湘鄂西和河西红军不能呼应配合，而会给敌军以布置的时间，可能演成严重错误。”

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朱德、王稼祥联名复电苏区中央局，对目前不能按苏区中央局指示去攻打乐安的吴奇伟第90师予以解释，电报中写道：

中央局：

电悉。1、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和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卤莽行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2、（原文略）3、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进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我们主张，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之准备。）这样才能胜利的配合全国红军的进攻。这自然是积极进攻的。4、中局如同意这一布置，请即刻复电，以便明晨开动。如必要我们待机攻宜黄，则只能在此等候不动，因开进宜黄而不能打，将更加错误。5、无论中局同意哪一行动，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地方群众动员与白区工作、特别是扩大红军苏区与争取中心城市之具体进行等，日期以30日开为好，3天赶到宁北的小塘。6、如何？待复电。

周、毛、朱、王

这是前线军事领导人第1次提议召开宁都会议。

9月26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致电前方，除了坚持他们原来的意见外，也不同意立即举行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其理由是：

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你们亦须随军行动”，所以“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毛泽东与周**、朱德、王稼祥当即联名复电中央局，坚持说：

待去闽西参加会议的同志回来后，中央局全体会议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为许多重大问题，“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10月10号以前为妥。”

这是前方军事领导人第2次提议召开宁都会议。

就在9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根据战场实际，不顾苏区中央局的反对，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与气魄，从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以红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中说：

“我们中区工农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10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这一行动的任务，是要消灭敌人的零星的游击的力量，肃清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并且用战斗的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出击部队，以致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来夺取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

毛泽东还在《训令》中大胆地预定了未来和敌人决战的战场，是在乐安、宜黄、南丰一带地区。他在《训令》中写道：

“为要坚决执行胜利的北上任务，必要迅速地肃清宜黄、乐安、南丰一带拦阻着我军北上的白区与地主武装，使我军可以巩固和迫近宜黄、乐安、南丰各城市。有把握的夺取据点，消灭援敌，胜利的北上”，“当敌军实行对中央苏区与红军总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4次围剿，即以猛烈追击，夺取抚州、吉安，开展江西局面。因此，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

毛泽东在《训令》中并对战场地区的组织工作也做了详细的部署。这一《训令》的中心，是要将正规部队、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三者的力量结合起来，做好充分备战工作，在有利的条件下，有把握地粉碎敌人的第4次“围剿”，将战争的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

后来红军第4次反“围剿”的进程与战场分布表明，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英明的预见，一个正确的战略计划。他在《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中，实际上已经勾划出了第4次反“围剿”的战略蓝图。

但是，毛泽东9月26日的这一《训令》，却使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更为恼火。因为这一《训令》不仅在当前的工作部署，就是在未来的战场预见上，都与他们的指示“大相径庭”。

9月29日，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9月26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我们4人并刘伯承同志明日下午由瑞金出发，星夜兼程，计沃（2号）晚可到前方。”

1932年10月1日，苏区中央局又致电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我们坚决不同意9月26日训令的军事部署。”

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村召开，史称“宁都会议”。

出席会议的前方的有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有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刘伯承列席了会议。

周**主持了会议。

现存于世的档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称：这次全体会议“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

任弼时、项英等人明白，毛泽东是前方军事方针的主要决策者，所以，他们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了毛泽东。任弼时、项英批判毛泽东说：

攻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是绝对需要的”，而毛泽东却对中央主张攻打中心城市赣州持消极怠工的态度。其失败的原因就是由于毛泽东等人执行“进攻路线”不坚决而“遂未坚决布置”。“前方同志表现得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

打漳州胜利了，但却在战略上“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乐宜战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未能达到圆满胜利”，“最后，在南雄、宜乐之间分兵赤化的计划也是错误的。”

任弼时、项英指责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是“向偏僻区域发展”的“上山主义”；毛泽东的诱敌方针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一再坚持自己的方针、原则，是“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对这些错误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

在任弼时、项英连珠炮似的攻击和指责面前，前方军事领导人大多都噤若寒蝉。

周**一面主动承认责任，表示，“后方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一面批评毛泽东说：“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指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同时，他也认为“对毛的批评过分”。

毛泽东却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申明自己的观点，同错误意见进行了说理斗争。但是，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强烈的攻击氛围中，独木难支，他的辩白显得是那样的无力。

会议决定：再次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撤消他红1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把他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由周**负责战争的领导总责。

王稼祥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怕孤立，挺身而出。他表示不同意撤消毛泽东的领导职务，应该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军事领导岗位上，指挥红军作战。

王稼祥是在中央苏区经过了一个时期与毛泽东的相处和了解，逐渐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建军思想深为敬佩。他义正词严地说：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周**既不同意王稼祥的意见，也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周**说：

“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他提出另外两种方案：

“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毛泽东非常愤慨，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也坚决不赞成周**所提的第二种方案。他说：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和全部授权，那我也就无须自己去“负全责”。

朱德也不同意调毛泽东回后方。但是，会议上“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最后，会议通过了周**提出的第一种方案，让毛泽东留在前方“助理”。

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接到了临时中央的指示电。

原来，临时中央常委会在10月6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说：“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一次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的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做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的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做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望。”张闻天说：“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于是会议决定，立即去电给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封指示电后，周**就不再坚持留毛泽东在前线做“助理”的主张了。

此时，毛泽东被解除指挥权，心情十分郁闷，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他提出请病假到后方治病。苏区中央局予以批准，前提是要他在“必要时到前方”。

周**专程到曾栋材家的黄泥小屋探望毛泽东。周**告别时，毛泽东又对他说：

“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需要我的时候，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10月10日，周**在1份电报中写道：

“泽东同志因病请假回后方。”

10月12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发布了一个似乎是正常工作调动的通令，全文如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红1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王稼祥  彭德怀

10月14日，红1方面军发布战略计划《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计划最后署名也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

周**在计划上注明：

“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

《战役计划》决定：红1方面军乘敌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尚未就绪之际，出敌不意击破敌之一面，消灭建、黎、泰地区敌人，占领该地区，以利尔后反“围剿”作战。

王稼祥将战役计划交毛泽东审阅后，又谈到毛泽东即将要走的事情，王稼祥心情很沉重。毛泽东劝慰王稼祥说：

“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和后方，我到后方之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

王稼祥听了这番话，更加敬重毛泽东的高尚情操。此后，王稼祥逐渐从教条宗派中分离出来，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终生不渝。

欲知毛泽东此行何处？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力排众议，着实令人佩服。他那一番话，今天读来，仍然使人觉得是那样的真挚感人。他所说的两个“众所周知”，丝毫没有功利心，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诚、无私、不唯上、只唯实的伟大形象跃然纸上，流芳千古！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78

第78章

“自古用兵，并无常法，皆因情势而定。俗话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第11师是陈诚20万军之王，打败11师，便摧毁了陈诚的意志，敌军自然就再无斗志了。”话说1932年10月16日至24日，红1方面军按照《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相继占领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等广大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红1方面军的总政委职务，由周**兼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至此，“左”倾冒险主义者正式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对周**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大为不满。1932年11月12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说：“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打破过去的迁就和平状态。周**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周**也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申述他自己的意见，他说：“承认我在会议中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泽东同志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因为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的。”后来临时中央在11月发出《关于军事路线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指示中说：“关于与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重复说：1、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2、我们反对现在将他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在目前采取这一步骤，将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这就是说，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要公开加以批判；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害怕现在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会“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不管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和周**之间如何告状与辩驳也好，也不管临时中央如何想利用毛泽东而害怕毛泽东回到后方有不好的影响也好，毛泽东却是早在10月间就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了宁都。毛泽东回到瑞金的东华山稍事休息后，他因肺病吐血，便经叶坪、古城，翻过长岭寨的牛岭，来到长汀县治疗。他与贺子珍一道住进了红军医院附近的傅连暲主持的福音医院附设的老古井休养所。这是一座傍山的小楼。先头来这里休养的，还有受“左”倾路线打击的毛泽东的老同学周以粟和毛泽东的老部下陈正人。周以粟是因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而挨整的。傅连暲用X光透视，认真为毛泽东检查肺部，发现有一块阴影，但已经钙化。傅连暲又对他的痰做了细菌培养，没有发现结核杆菌。但是，傅连暲根据毛泽东的病状，认为不能完全排除肺结核的可能。于是，他精心为毛泽东设计治疗方案，要毛泽东多休息，增加营养，同时辅以药物治疗。在此期间，毛泽东、周以粟、陈正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谈论党内的“左”派幼稚病。据贺子珍后来回忆，毛泽东曾经这样说：“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1932年11月间，贺子珍在福音医院附设的老古井修养所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傅连暲亲自为贺子珍接生，这是一个男孩。毛泽东给孩子取名叫毛岸红。此时，贺子珍正在患疟疾，傅连暲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这位奶妈是江西人，喜欢把小孩子叫做毛毛。毛泽东与贺子珍入乡随俗，也跟着奶妈称毛岸红为小毛毛。而毛泽东的同事则称毛岸红叫小毛。毛岸红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像他爸爸。毛泽东非常喜欢他，常常把他从奶妈的手里把他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在贺子珍身边，自己则坐在母子俩身边，静静地凝视着。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休养所物资供给部门的一些人，知道毛泽东已经被撤了职，不管事了，就不像以前那么热乎了，冷言冷语也开始了。为此，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光荣、陈金水非常恼火。贺子珍为了改善毛泽东的生活，常常把自己因生小毛而照顾发的一份营养品，让给毛泽东吃。她还不时地向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子恢要一点东西；她又去找总务处傅公侠说明情况，傅公侠表示，毛泽东可以按以前的供给标准领取东西。毛泽东时常躺在床上看书，护士劝他休息，他就笑笑说：“好，就休息。”毛泽东经常带着警卫员走到老古井旁，和汲水的群众接触，有时帮老人或小孩汲几桶水，然后步出西门，帮农民踩水车、撒肥，了解生产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干部好不好？对苏维埃政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毛泽东既平易近人，又是农活的行家里手，因此，农民都很乐意接近他。毛泽东还到农会、商会、合作社开座谈会，进行调查，了解情况。此一时期的长汀苏维埃，只注意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人民的生活问题不大关心，因此，柴米油盐供应紧张。毛泽东的警卫员有时买不到菜，买不到柴，就发牢骚说：“这个地方什么都买不到，咱们走吧！”毛泽东说：“这里有问题，咱们就一定要留下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领导者的责任。”毛泽东找到长汀苏维埃的负责人，询问他们：“供应为什么这样紧张，这样困难？”负责人摊开双手，为难地说：“有什么办法？敌人封锁我们，东西运不进来。”毛泽东耐心地说：“敌人的封锁，固然是造成我们困难的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关心群众生活、不注意改进工作方法造成的。长汀苏维埃的100多名代表，过去工作热情很高，一开会就到。可是现在他们不高兴来了，有时只到会几个人。这不是他们觉悟低，而是他们的心里话你们不愿意听，对于群众的实际问题，你们不关心，所以和你们疏远了。”毛泽东指着汀江上一座破旧的小桥，说：“比如对面这座桥，已经坏了，走上去摇摇晃晃，挺危险，要不要修理呢？应该想到。关心群众生活，这也是一件顶重要的工作。谁不关心群众生活，不问群众的疾苦，那么，扩大红军，支援战争，就是一句空话。不改变这种作风，是危险的。”有一次，毛泽东正和汀州市委负责人研究工作，他忽然看到一位老妇人挎着篮子从门口经过，就说：“我们要做到，老太太拿几个鸡蛋来就能换到盐，她需要什么都能买到，汀州就活了。”毛泽东每一次调查之后，晚上就坐在灯下记笔记，写文章。警卫员见他一坐就是很长时间，劝他在养病期间不要太辛苦了。他说：“同志，工作要紧呵，革命就是要辛苦一点嘛！”警卫员就到傅连暲那里去告状，傅连暲说：“他的脾气我知道，劝也没有用。”傅连暲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经常在下午5点至7点，陪毛泽东到汀州城边的卧龙山上去散步。在散步期间，毛泽东曾经向傅连暲提议，将福音医院改编为中央红色医院。傅连暲为了毛泽东的健康，把贺子珍也动员起来了，他对贺子珍说：“主席这样长久下去，不但老病不能治好，还会患神经官能症，需要散散步，放松放松肌肉，呼吸新鲜空气，对毛主席有利的。”贺子珍相信傅连暲的话，晚饭后就常常劝毛泽东说：“今天月光不错，到外边走走吧。”于是，毛泽东就放下手中的书，随着贺子珍一起去散步。毛泽东终于在老古井休养所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草稿。但是他还不满足，叫警卫员将草稿一张张的都贴在墙上，请工人、农民、干部、战士来阅读，提出补充修改意见。每天晚上，毛泽东的住室里，马灯明亮，笑语声喧。他请来的人多了，凳子不够坐了，就把床从墙边挪开，让大家坐在四周的床沿上。有的人时间一长坐不住了，毛泽东就拍拍他的肩膀说：“同志，耐心一些呀。共产党的干部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才能更好地工作。”毛泽东有时还会指着某一段文章对某人说：“注意哟，这是批评你的，仔细看看，对不对？”有时，他会对某人说：“看看，你的缺点这样改，怎么样？”被批评的负责人往往会嘿嘿地笑着说：“对，批评得对，请放心，我们一定改。”毛泽东听到这样的话，就会握着他们的手说：“同志啊，为了革命事业，我们改的越快越好。”在毛泽东的教育和督促下，长汀领导干部的作风很快转变了。工农业和商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警卫员高兴地对毛泽东说：“毛主席，你真了不起。”毛泽东却说：“依靠人民，关心人民，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一点。”就在毛泽东正为汀州苏维埃政府改进工作之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了。1932年12月30日，国民党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的赣粤闽“剿匪”总司令部，下达了对中央苏区进行第4次围剿的命令：以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调集40多个师，计40万兵力，分左中右3路进攻中央苏区。其具体部署是：由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12个师约16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由蔡廷锴指挥的第19路军6个师又一个旅为左路军；由余汉谋指挥的粤军为右路军；左右两路军分别担任福建、粤北地区的“清剿”，同时策应中路军的行动。第23师为总预备队；还有4个师又两个旅分布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1933年1月1日，国民党驻抚州的前敌总指挥陈诚，按照蒋介石制订的先“清剿”金溪附近的红军、巩固临川、继之以主力向赣南推进的计划，命令第2纵队总指挥吴奇伟调第14师周至柔部、第27师孙连仲部及吴奇伟自己指挥的第90师，集结临川待命。博古等人急忙集中所有的兵力，统统交付给周**指挥，以应付“围剿”。为了加强防御，他们甚至把赣东北的红10军也调到了黎川一线。一天下午，方志纯和邵式平带着方志敏的委托，从黎川出发，前往瑞金汇报赣东北党组织和根据地的工作。在博古的办公室里，他们说明了来意，将一份详细汇报材料送到博古手上。博古翻了一下厚厚的材料，不满地说：“你们这个材料，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啊。”方志纯年轻气盛，不服气地辩解道：“首长说这个材料什么都有是对的，怎么又能说是什么都没有呢？”邵式平见他有些激动，连忙拉了他一把，对博古说：“请首长先看材料，我们改日再来汇报。”二人出了博古的办公室，方志纯问邵式平：“怎么办？”邵式平说：“走，找毛主席去。”说罢，二人便一起向沙洲坝走去。方志纯、邵式平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毛泽东的大名却是如雷贯耳，毛泽东对方志敏创建的赣东北根据地的高度评价，也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毛泽东的住所。正在屋里办公的毛泽东听说有人来找他，立即走了出来。只见他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身没有领章的灰布军装，衣服很旧，但洗得很干净。他那长长的头发，未加修饰，但很平整，一双眼睛深沉、睿智而祥和，清癯的面颊，流露出坚毅和乐观的神色。方志纯和邵式平走上前去，作了自我介绍。毛泽东用他那双温暖柔软的大手握着二人，连连说：“欢迎，欢迎。”然后拉着他们进屋里坐下，亲切地说：“方志敏同志我见过两次，一次在广州，一次在武昌。这个同志很好，他创造根据地的方法是正确的。”毛泽东和蔼可亲的话语，消除了方志纯、邵式平的紧张心理。他们告诉毛泽东说，红10军已经到中央苏区来了，方志敏等少数几个领导同志还留在赣东北。“哦……”毛泽东显然有点惊讶，但他此时的处境和身份不便多问，只是说：“你们那里不是好得很嘛！”接着他询问起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从政治、经济到历史、地理，还让方志纯、邵式平画了个草图，一一作了说明。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你们那里很好嘛，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大有文章可做。”不知不觉间一个下午就过去了，方志纯、邵式平起身告辞。毛泽东望着他们不解地问：“怎么？不谈呐？”邵式平说：“天快黑了，耽误您休息了。”毛泽东站起身笑着说：“哦，你看，我们谈得连时间都忘记了。”他把客人送到门口，又说：“明天下午请你们再来谈谈，好吗?”方志纯、邵式平自然是求之不得，便愉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再一次会见了方志纯和邵式平。谈话一开始，他就问道：“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为什么要到中央苏区来？”方志纯、邵式平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被王明一伙排挤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就说：“是中央调我们来的，您不知道吗？”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这才说：“红10军不应该调到中央苏区来，而应该加强嘛。”说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关切地问：“主力调来了，家里还有没有部队？”方志纯、邵式平回答说，还有一个赤色警卫师，准备以它为基础，再组织一个军。毛泽东点了点头，说了声：“好。”方志纯、邵式平汇报说，方志敏同志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首先是抓主力红军的建设。赣东北红军从开始的“两条半”枪，逐步发展到一个连，一个团，一个军。其次是重视地方武装的建设，省有警卫师，重点县、乡、村分别有独立团、大队、中队。到1930年，赣东北党领导下的主力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基本形成了。这次红10军一调走，赣东北的军事力量就很弱了，虽然已开始组建一个军，但装备低劣，经验不足，真担心敌人围剿时，难以阻挡。毛泽东说：“敌人‘围剿’你们，你们跳到敌人后面去就是了。敌人是想要消灭红军的，红军走了，他还打谁去？他不就撤军了嘛！”方志纯、邵式平没有理解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和敌人打阵地战，而要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指示，他们总还是想着弄点大炮之类的武器好对付国民党军的碉堡，就说：“新组织一个军，武器太少，太差，我们想要点大炮。”“装备还是从敌人那里夺。炮、炮弹、枪支，是应该支持你们一些。这个嘛……打完这个仗再说吧。”毛泽东说着站了起来，踱了几步，又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攻敌人的碉堡嘞？不可以把它引出碉堡来打吗？”方志纯、邵式平见毛泽东回到了座位上，就把话题又转到这次部队调动上来，汇报了红10军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说：“同志们还是想马上回赣东北去。”“跟中央说了没有？”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要服从中央的命令！”“还没有呢，我们只是跟主席谈谈。”“要跟中央报告。”“报告？有的人连我们汇报都不愿意听。”方志纯气愤地说：“我们到了博古同志那里，还挨了一顿克呢。”接着，他把在博古那里受到的冷遇说了一遍。毛泽东严肃地说：“这就不对啰。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嘛，怎么能不睬不理，还受批评嘞！”说罢，他转向邵式平问道：“你学过军事没有？”邵式平回答说：“没有，我在大学是学史地的。”毛泽东赞许地笑着说：“好啊，投笔从戎，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说罢，他把话题转到前几年执行立三路线的情况上，问道：“立三路线叫你们截断长江，你们截了没有？”邵式平汇报说：“1930年5月，中央要红军去打九江，我们打下湖口后，被阻在长江、鄱阳湖的东南面。敌人的军舰在江里游弋，我们放枪，根本打不着，人家理都不理。我们只好望江兴叹，扫兴而归了。这年下半年，中央又叫我们再次攻打九江，我们又一次来到湖口，打下马垱要塞。”毛泽东插话说：“这里是天平天国部队打败曾国藩的地方。”邵式平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