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祖父黄志猷先生（作者：黄世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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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我的祖父黄志猷先生
　　
                       （作者：黄世殊）


　　   坦荡赴长眠

　　光阴荏苒，祖父去世十年了。
　　2002年5月11日，以拐杖、轮椅、与残疾和病痛缠斗多年之后，九十岁的老祖父风烛
熄尽，未留下一句遗言，在病榻上安然走完了他坎坷曲折而不平凡的一生，在儿孙们恸
哭的泪水中，永远地离去了！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这是古人对生命无常之慨叹。又说““托体赴山阿
”、“化去不复悔”。这是古隐士对归去的达观。我虽明知祖父终必离我们远去，但这
一刻化为现实的噩耗时，却怎么也无法作到太上忘情。想起家中已年逾九十的老祖母，
止不住心中的哀痛！
　　每忆及祖父逝世之情景，我至感悲痛。每想起祖父的奇特人生，我无限缅念。在祖
父去世病榻前，我未嚎啕大哭，而一任涕泗横流。在灵堂里，哀乐声中，听着祖父的革
命生平介绍，止不住泪水，泣数行下。在祖父墓前，难忍心灵的悲沉，低回留之不能去
。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不渝的丈夫，一个严格的父亲，一个慈爱的爷爷，一位德重的
仁者，一位坚强的老战士，一个虔诚的理想主义者，和一个刚正磊落、侠肝义胆的男子
汉，从兹永不复返！



　　我的祖父名叫黄志猷。他是一个告老还乡的革命者。除了小时与母妹相依为命的时
光，从少年时代起，他的一生大多在外面度过。祖父和祖母很早就成亲。他们的结合，
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旧式婚姻。因为舍弃不下在家受虐待迫害的母亲，舍
不得孤弱无力的妻子和儿女，大学毕业时，祖父先后放弃了出国留学和北上延安的机会
。小时候的爷爷，天资聪颖，是长辈们疼爱的神童。他由堂叔父启蒙，从家乡的最高学
府，而广雅中学，而中山大学，曾师从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

　　深山红军

　　祖父在我们面前很少谈到自己。关于祖父，我是从小在祖母、父亲和伯父叔父们一
次次的讲述和回忆中，在与他亲切的交谈中，逐步勾勒，而充实成为一个较完整的形象
。幼小的我，听着祖母讲述逃避敌人追捕、子弹在头顶上嗖嗖掠过的故事，我恐惧而性
急的发出“爷爷在哪里？”、“红军在哪里？”的问题，奶奶告诉我“山上有红军”、
“爷爷就是红军”、“爷爷是带领红军的人”的事实时，那一刻，在我童稚心灵掀起的
波澜，终生难忘。我仿佛亲眼看见了戴着八角红星帽子的爷爷的英姿。年幼朴钝的我，
第一次把在小人书、电影里看到的红军和解放军，与自己的祖父联系起来。天真的心，
对祖父的印象刹那间变得真实起来，清晰起来，也自豪起来！长大后，我如愿以偿，看
到了爷爷身披军大衣的老照片。他站在两位战友中间，脸庞微仰，眉宇深沉。这时，我
感到一种无法言传的幸福。



　　十年来，独处时我总会想起，或梦见祖父，仿佛他那熟悉的慈爱目光还注视着我。
在梦中，我又见到了耳廓奇大、双唇紧抿而下巴坚毅的祖父，他浓眉深眸，目光如炬，
迈着稳重从容的步子。或者神情专注地读着报纸。或者在深夜里的台灯下写文章。或者
端着茶，吸着烟，默然陷入思忆。或者在与战友故交们会谈，发出宏亮而爽朗的笑声。
　　他喜好喝茶，但不拘茶叶的好坏。他粗饭疏食，很少七盘八碗，大摆宴席。他吃饭
喝汤，不留下一粒米一滴汤。他吸烟从不抽到一半就扔掉，总是等到快烫手指了才罢休
。他经常派我去买烟，我很少见他抽上等好烟。他读报看书时抽烟，写信撰文时更离不
开烟。他喜欢深吸一口，然后长吁一声痛快吐出，不像好些人，作深沉而欲吐还休之状
。烟灰烧得很长了，他习惯用他很长的二拇指轻轻地笃弹掉。他滴酒不沾，却仿佛天生
与烟草为友，为伴，对疾病具有令人惊奇的免疫力，直至八十多岁，因不慎把烟头引燃
床单，差点发生火灾才戒烟。然而他戒烟的毅力也使人惊服。
　　他端碗、喝茶的方式，也与人不同。不是用手指勾住杯耳子，而是用他的大手紧握
茶杯，不急不忙，一口一口地啜饮。他倒洒茶水动作之敏捷利落，不像一位年迈老人，
我经常见他不是慢悠悠的把茶水淅沥地倒在痰盂，而总是一扬，或一抖手腕，杯中水便
如箭般倾注到茶盂，或者地上。他扔烟头的动作也是如此。这让我想起他写的书信和文
章，质朴古雅，精炼简洁。




　　我没见过祖父听什么太多音乐，只知道他酷爱粤曲。他居穗五、六十年，能讲一口
流利的广州粤语。因交游广泛，他能听懂普通话和许多方言。祖父喜欢听马师曾、红线
女和文千岁的唱段，对《搜书院》几乎百听不厌。偶有几次，我听见轮椅上的祖父在轻
声低哼《游击队之歌》和《义勇军进行曲》，那准确深沉的音调，从一位年近九十的老
人口中哼出，让我意识到，祖父对艺术其实具有极高的领悟力。
　　有时，我会听见祖父独自吟诵唐诗宋词，来打发孤坐轮椅的寂寞和无聊。当他吟出
韩愈“云横秦岭家何在”，我接口续上“雪拥蓝关马不前”时，他的眼晴顿时发出光彩
，露出欣喜的微笑，然后和我谈起更多的古人古诗古书，回忆他大学时的往事。他还记
得自己毕业论文的题材，是讨论唐代边塞诗。也许当他吟咏“云横秦岭”时，忆想起了
自己在岭南深山战斗和野宿的年月吧。他经常整首地背出毛主席诗词，或古文中的几句
名言。他告诉我，我和一位堂兄的名字就都取自毛诗。我问他最喜欢哪一部古书。他回
答最爱读《史记》。祖父最崇敬鲁迅。他在鲁迅先生的著作中，找到了反击旧社会的批
判武器，也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但尽管如此，他写文章，只学《史记》和鲁迅的精炼
，对待同志和人民，却不主张以讽刺挖苦为能事的“春秋笔法”。




　　我多次听到祖父谈论生死。他说：“死是很自然的事，并不可怕。我不惧死亡，但
不喜欢被病痛慢慢折磨致死。那样很窝囊。如果真到了最后关头，我愿意快点归去，不
要给你们增加麻烦。我的后事要从简，不要土葬，一定要遵守中央规定，火化骨灰。”
这可以说是他的遗言吧。在病痛厉害的最后几年，祖父神智不太清醒。深夜里，有时他
会把陪伴服侍自己的孙儿称为同志。可见，坐轮椅和长期卧床，给他身体造成的伤害之
大。我几次在夜里听到爷爷说：“心里很不安，我这样的身体，给你们添麻烦了。”我
几欲泪下。这时他想到的还是别人，尽管我们是他的亲人。


40年代在香港香岛中学与学生合影（三排左一）

　　1947年，祖父在香港搞地下党工作时，被来港治病的战友传染了肺病。爷爷发现自
己患上咳嗽，有时还痰带血丝。他惊知自己多半被传染上肺结核，这病当时几乎是绝症
，却不敢声张，也不愿入院医治，恐怕失业和暴露身份。祖父回忆说：“我当时横下一
条心，与其病死饿死，这么窝囊，不如回家乡山区去打到死！”于是向党组织申请，回
九连山地区参加武装斗争。获批准后，他辞去香岛中学的教职，返回了家乡。在工作紧
张、战斗激烈的日子里，对肺结核却忘得一干二净了。身体一直挺好，什么病也没有沾
身。祖父说，解放初上级组织干部体检，胸透显示自己肺部还残留若干钙化痕迹，证实
以前确实染上了肺结核。看来在部队的粗陋饮食和刚毅乐观的性格，对肺结核，竟也不
治而愈了。医生也啧然惊讶。



　　有时，我会梦见祖父疲惫地坐在轮椅上，黝黑透红的大方脸，虽然苍老，却无颓丧
之态，还是和祖母有说有笑，共同追忆他们相濡以沫的曲折人生，目光中，依然透射出
特有的深沉、睿智和坚定……人们常说我的祖父是一位知识分子。但他外表看去，却绝
不像儒雅的文弱书生。他中等个子，黑脸膛，宽肩膀，身形健壮，精力充沛。祖父待人
接物，总是彬彬有礼，温和平易，从不独占谈局，朋友和部属在他面前畅所欲言，乐于
向他倾吐快事或烦恼。有一双指节粗长的大手，目光深沉而锐利，即使年逾八十，读书
看报从不戴眼镜。只依靠放大镜读书看报，而且日以继夜，直至深宵，还是一副地下党
人昼伏夜出的老习惯。



　　他是一个具有史家气质的职业革命者。虽然当过记者、编辑和老师，但浑身上下，
却没有一点知识分子常见的头巾气。有一次，他回忆自己解放初期的经历，组织上鉴于
他文学修养深，曾有意安排他到广东较大的几所大学院校做领导工作，但他婉言谢绝，
却选择了毫不起眼的华侨子弟补习学校（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前身）。我问他为什么。他
说“我不喜欢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事实上，祖父很尊重知识分子。我曾和他谈起陈
寅恪，他说“这是一位学术上了不起、很厉害的人物”。当我把钱钟书逝世的新闻告诉
他时，他连声叹息：“可惜啊！国家文化界又少了一个多么好的人。”解放前，他在香
港《正报》工作。五十年代他曾任《南方日报》编辑部文教组组长。在所与共事的战友
和同志中，不乏饱学之士，包括陈残云、吴有恒、刘逸生等。我想，他所说的这种知识
分子，大概是指那种胸怀狭隘、目光短浅的人吧。
　　祖父不惧权威。他从不讲假话空话。即使是师长，如有错误，他也坦诚相见，进谏
诤之言。这种刚直性格，既使他问心无愧，也使他吃尽苦头。但他从不后悔。90年代初
，他以近八十高龄，不惮获罪于人，撰万字长文，分析本县一位德高望重的民国名人，
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这位名宿的一生。从而解决了本县县志非常棘手的一个历史问题。

　　蛰居岁月

　　我对祖父最早而清晰的回忆，是在儿时，在故乡的老屋子。那是民族的劫难时代，
也是我们家的悲苦年代。文革十年，我们家先后病死两个亲人，包括我的母亲，那时我
大约两岁。祖父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时间很早，1953年即被株连打为广东“地方主义”，
而被错误地撤职批判、降级降薪、留党察看以至“党内开除出党”（这是一个逻辑荒谬
的处理）。1957年在《南方日报》工作时，被“内划**、控制使用”。“地方主义”
和“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等帽子，就像无形枷锁，始终笼罩于他的几乎后半生。由于
祖父的厄运，我们家被归入“地富反坏右”行列，父亲和伯父叔父无一幸免。文革时期
，祖父备受折磨，两次入狱，二度流放，最远贬黜到海南劳改。后被迫退职回乡，蛰居
故园，门庭萧索。
　　文革后期，他就住在家里一幢靠山而十分僻静的瓦盖木板楼房上。房内陈设简朴，
连茶几也没有，只有一张书桌，一把木椅，一张木床，一盏油灯，一个暗红色的小书柜
，还有一个放置衣服的旧式栊柜。此外，就是略宽的木地板，供他来回踱步。窗外是丛
草，是树林，是青山。春天里，有几枝红色、紫色、白色的野花盛开了，在窗前摇曳。
秋天时，风和雨从山而来，屋后的青竹子、栗子树和梧桐树发出沙沙声响。白天，不知
名的鸟儿在林子发出清脆的鸣叫。夜里，虫蛰就在浓密的草丛中低吟浅唱。那时，乡村
贫穷还不通电，百姓都用煤油灯。而在这间楼房顶部的瓦片中间，镶嵌有一小块玻璃天
窗。在寒冷的冬日，阳光由此穿窗而入，为房内透来光明的同时，也赐人以若有若无的
几丝暖意。我经常在楼下听见祖父浑厚而威严的咳嗽声。深夜里，屋檐下残雨滴滴，他
的窗子总还是透出昏黄灯光。
　　祖父容貌威重，举止庄谨。孙儿和村中的孩子们都有些畏惧他。一向涵养深沉的爷
爷，在家里却罕见的变得易怒起来。有时，他不耐顽童的喧嚣，会怒冲冲快步下楼来，
抄起用于驱赶鸡鸭禽畜的竹笪子，呵赶惊慌逃走的孩子们。我年龄较小，反应迟钝，呆
立一旁，反而若无其事。祖父疾步从我身旁走过，却不打骂我。长大后，我才体认到，
那段年月绝无隐居的诗情画意，其实是祖父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尽管祖父不苟言笑，我却天生亲近于他。夜里，我经常弃祖母的温榻而不就，却独
自爬上祖父的阁楼，钻进他的床铺，在他身旁酣睡。有时连宵风雨，雷电交加，我害怕
，即使打闪不响，那发出蓝光的闪电瞬间射入窗户，也令我恐惧，干脆钻到被窝深处，
蜷伏贴着爷爷不敢动。爷爷安慰我别怕，我这才能重新入睡。常常一觉醒来，睡眼惺忪
的发现祖父还在灯下看书读报。
　　这样温馨的时光只有短暂的两三年。后来，我忽然发现祖父不在家。祖母告诉我你
爷爷去广州了。再次见到祖父，我至今印象深刻。有一年冬，祖母告诉我爷爷要回来过
年，二伯父到镇上小车站迎接去了。我兴奋得跳起来，也独自从后面赶去。小孩子腿短
，哪追得上？还没到车站，就远远的见到二伯提着行李，身边有一位穿外挂衣兜的深色
中山装，戴着帽子的老人，提着一个小黑皮包，步态端重从容，一同走来。
　　等这位魁梧的老人越走越近，我却站住了，怯生生的不敢开口。因为他神采奕奕，
精神矍铄，仿佛是另外一个人。正在我发呆时，老人在十几步远，忽然用宏亮的嗓子叫
我的名字，然后是一阵熟悉的笑声。在二伯父的嗔怪中，看到老人浓密的眉毛，炯炯的
目光，我这才知道，亲爱的爷爷真的回来了！
　　不久，我就从大人嘴里，陆续听到“广州”、“武汉”、“陆丰”、“海南”、“
班房”、“文革”、“平反”、“落实”等等字眼。虽然我似懂非懂，但看到家里大人
高兴的样子，我感觉爷爷一定跟以前不同了。时至今日，我每想起当时情景，脑子里总
会出现 “儿童相见不相识”、“乡音未改鬓毛衰”的唐人诗句。现在我知道，那其实也
是祖父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这以后，我发现爷爷桌子上堆放的书信报纸多起来了。我经常好奇的翻动信封，欣
赏上面不同的邮票。可笑的是，这时我却不知道爷爷叫什么名字，大人总是满怀钦敬地
对我说“你阿公是解放和平城的第一个县长”。我听了，当然很骄傲。但刚上一年级的
我，还是不知道祖父的名字怎样写。当我大声地把信封上的名字读成“黄志献”时，大
人乐不可支，我这才羞赧的知道自己读错了。

　　忧思时局

　　时光很快过去。1986年，上海、广州等地发生 “学潮”、“自由化”事件。这时我
的政治神经开始启蒙。我依稀听到祖父对我父亲说，刘宾雁等所谓“自由化”，与他三
十年代在中山大学参加的爱国学生运动性质完全不同，有西方背景。这不是好兆头，应
当制止，否则国无宁日。
　　1989年春，国内多地又发生示威游行事件，北京陷入动乱。我听到祖父和父亲、伯
叔父他们父子之间少有的谈起了时局。祖父这次重申了他的看法，认为这不是几个秀才
和学生闹事的简单问题，而是有国际局势背景的行动。学生们如果执迷不悟，结果将是
亲痛仇快，于国不利，于民无益，对自己更是没有一点好处。他并且预言，戈尔巴乔夫
的“新思维改革”将会成为世界历史的大笑话。后来，动乱终于平息。这段时间，我经
常看见二楼祖父房间的灯光，把邻居后墙照得一片明亮，他稳健的步音清晰入耳。已近
八十高龄的祖父，深夜一、两点还未就寝。我知道，他不是在读报，就是在写东西。他
订有四五种报纸。这是祖父很忧虑的一个时期。
　　1990年12月的一天上午，上高一的我在家过星期六。阳光灿烂，室内温暖。我心情
不错，习惯性地拿起祖父的报纸。忽然，《人民日报》头版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吸引了我
--《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问题》。此文题目很有气势，是一篇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
的经济问题访谈。
　　当我读完文章的初始部分，按提示翻开第二版时，一下子惊呆了，这篇文章的篇幅
竟然几乎占据了整整两个半版面！更使我惊奇的是，文章开头谈的是经济，后边却扑面
而来更丰富的历史和战略方面的内容。而这位受访中国学者纵横上下，旁征博引，谈锋
恣肆，所谈内容，完全不同于常见的那种呆板无味的传统说教。于是，我在午饭前一口
气读完全文，心里产生了一种痛快淋漓的酣畅之感！这时的祖父正读《参考消息》。我
马上说：“爷爷，今天《人民》有一篇好长的文章，不同凡响，您快看啊！”说着我就
把题目读给他听。祖父抬头说：“哦？我知道的，已看过标题，太长，我一会看。”他
看书报有个习惯，总是先浏览目录、标题，记住那些最有看头的新闻，然后一字不漏地
细看。
　　当我吃过晚饭，来到祖父客厅时，祖父正喝茶。我又对他提起这篇中外学者谈话录
，毫不掩饰赞赏之意，发了一通评论，认为这位中国学者，比起国内那些个经常在报刊
长篇累牍谈马列、论主义的正统文章、正统理论家还厉害，而且不知厉害多少倍。别说
这个日本人不是他对手，就是任何西方学者上前来，怕也论不过他。
　　我狂言既出，有些不安，原以为博古通今的祖父，会批评我不要放厥词。没想到爷
爷微笑着，温和地听我谈完，没有截断我的话，始终没有一点不悦的样子。然后他点点
头，对我说：“嗯，是这样的。何新讲得很对，很犀利，也很深刻！我很奇怪，他这么
年轻，知识却这样渊博，古今中外，上下左右，犄角旮旯他都一丝不漏，不肤浅，这就
不简单。看他引证孔子的话，却有新鲜的解释，可见他是一个旧学很深厚的人。我这么
大岁数了，还是第一次看到中国有这么年轻又有学问的人。在现今，像他这样实事求是
做学问的人，不嫌少，越多越好啊！他的论点，特别是社会主义前途问题，国内外都没
人谈过，对中国很重要，值得宣传！我看有必要向县委、县政府领导们介绍下，推荐他
们好好读一读，也要向全县干部学生宣传，教育年轻人认清现实。”我听完松了口气，
很是鼓舞。但不知道爷爷所说的“年轻人”，是否也包括当时县委、县政府领导本人呢
？后来祖父和我又都反复读了几遍。从此，我记住了这位中国年轻学者的名字--何新。
　　后来，我收集到更多的何新著作，就送给爷爷看。他总是认真阅读。他对《东方的
复兴》、《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等几本书有浓厚兴趣。显然，像《诸神的起源》这
样的书，很对他的胃口。再到后来，祖父几乎每年都要问我好几次“何新现在怎么样了
？”、“有没有新的何新文章啊？”这样的问题。而90年代不似现今网络发达，我也只
能根据自己手里的杂志和书籍，去判断何新的动态。当我告诉他，何新连任政协委员，
还是以古典文史研究为主。他连说几个好好好。祖父终其一生的谦虚好学，使我永远难
忘。

　　老骥伏枥

　　不幸的是，1992年祖父有一次串门出访，辞别主人过门槛时，不慎跌断了右腿，从
此不良于行。开始还能瘸走。几年后又遇车祸，伤了另一条腿，必须柱着双拐跛行。然
而，天不悯人。1999年冬，祖父竟又在家中摔倒，几乎给他躯体以毁灭性的打击。从此
，祖父以八十余之高龄，彻底成了残疾老叟。从第一次跌伤，直至逝世，他先后腿残、
目衰、耳聋，成了他自嘲的“老怪物”。然而，他的意志从未消沉过，颓废过。也因此
，尽管残疾，他却从未患过许多年轻人都无法避免的重病。这有赖于他长期革命生涯所
锻就的体格。坐在轮椅上的他，面对来探望的县市领导，还是发出爽朗笑声。
　　我不能忘怀侍奉爷爷起居的日子。在祖父坐轮椅的岁月，我喜欢坐在他面前，陪伴
他，询问他，聆听他。有时，我读报或讲新闻给他听。我至今难忘，当中国的飞船升空
，三峡大坝屹立，横截巫山云雨，当国家取得一项项成就和荣耀时……听到这样的新闻
，祖父总是露出高兴而欣慰的笑容。
　　有一次，我问爷爷：您在广州、香港干地下党时，被特务跟踪盯梢过吗？他呵呵地
笑了，说这是很自然的事。爷爷告诉我，他曾经与做军统特务的老同学有多年交往，但
对方尽管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却也未敢对他有不轨之图。他的朋友中，有些人早期思想
左倾，后来变成特务、敌人，但同样不敢对他下手。因为双方知根知底，特务如果动手
，地下党组织也有反制和报复的办法。这样，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总体形势下，却奇妙地
又在局部形成了某种均衡。通过祖父的讲述，我对国共地下斗争历史的复杂性，有了超
越教科书的认识。后来，在沈醉《军统内幕》等书中，我再次看到军统的阴险狡诈和残
酷无情，但也读到不少中共地下党惩罚叛徒、智胜敌人的真实故事。由此认识到，地下
党是这么智勇不凡的人物，敌人再凶残，又能怎么样呢？国民党政权如此反动腐恶，丧
尽民心，怎能不覆亡呢？



          1949年解放纪念照

　　1945年9月，东江纵队派遣干部到香港创办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正报》（《南方日
报》前身），成立《正报》报社，由杨奇同志任社长。黄志猷是创办人之一。祖父回忆
道：当时杨奇对我说，大家认为你年纪较大，稳重老成，准备由你出任报纸督印人，化
名黄少涛。所谓“督印人”，就是报社法人代表，如果发生问题，政府必定首先追究督
印人。他问我你怕不怕？我说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打官司吗？我干脆地回答了他。
两人大笑。于是祖父的地下工作就这样定下来了。
　　听到这，我忽然想起祖父讲过的另外一件事。那是在他少年时代，高小毕业时，学
校组织到邻县龙川名胜霍山游历。霍山属丹霞地貌，其主峰山顶虽平缓，但四周却几乎
是陡峭直下的悬崖，只有一条险峻的小道通向山顶。祖父也去了。他回忆说：“当时大
家爬上峰顶，有大胆的同学走到悬崖边观览，有个同学竟敢若无其事的玩花样，毫不在
乎，看着令人心惊胆颤。我不敢站立，只好伏下身子，四肢着地，小心爬到边沿观看。
我倒真佩服那个同学的胆量呢！”祖父讲述这往事时，呵呵微笑，很开心，也很坦然，
丝毫没有在孙儿面前露出揭自己“短处”的愧色。我心想，爷爷虽然没有在悬崖边“金
鸡独立”的胆量，但却有与敌人周旋斗智的大勇。这就是我的祖父。
　　又有一次，我有意识地问轮椅上的祖父：“爷爷，您念大学时，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你想到要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呢？那时的广东可是遍布特务的白区、国民党力量雄
厚的大后方啊！”祖父短暂沉默了一会，然后徐缓而有力地吐出几个字：“要救中国！
”他说日本侵略，国家危急，民族危急，首先要救中国，不能眼看亡国灭种。要革命，
要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民党，建立新中国，使国家富强起来，使民族自立起来
，使人民生活好过起来。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再没有其它念头。比起千万牺牲的烈士
，我已经活得够多，还有什么不满足呢？--这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心声。
　　祖父很早就倾向进步、倾向革命。1927年，他参加了由刘哑佛同志指导下成立的“
新和平青年团”。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共青团性质的革命团体。刘哑佛是鲁迅学生刘和珍
的胞兄，与钱壮飞等同为中央特科成员。大革命时期，由周**直接派遣到东江地区活
动，在和平工作时间较长。离开和平后，去了中央苏区参加红军。后来不幸被捕牺牲。
红军长征初期，刘哑佛和另外几位同志受遣，与莫雄秘密联系，取得重大情报，为中央
红军过境突破蒋介石的“铁桶合围”，立下不朽功勋。20年代末，在刘哑佛、黄惊白等
前辈的引导下，年轻的祖父阅读了大量革命进步书刊，为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祖父晚年多次给我讲钱学森回国的故事。他敬佩钱学森、邓稼先等爱国科学家，经
常引用钱先生责问香港记者的原话--“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讲中国
话？”我知道，祖父曾经抚养多个革命烈士的子女，接济过许多早死同志的遗属，帮助
困难老同志的生计。就是这么一腔情怀，使他不顾个人生命，不顾家属安危，投入到革
命洪流中，直至生命的终结。

　　淡泊人生

　　解放后，祖父出任了和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人民法院院长。他平易近人，从不
居功自傲，在部下和群众面前摆架子，与人民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对比现在常见的
骄横奢逸、脱离群众的现象，确有天壤之别。曾经担任县政府秘书长的林密同志，回忆
老上级时说：解放初期，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严于律己，对部下要求也很严格。用他自
己的话来说是“不敢偷懒”。
　　解放初干部评级时，组织上曾决定评他为十二级，但他却婉言推辞。文革后，祖父
有一位同志兼同乡的老战友，评上了老红军。按资历，祖父比那位同志参加革命时间还
早，以他的名望和关系，本也有资格评为老红军。但他却毫不动心。家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这有什么意思？那会很麻烦的。”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纪念时，省里曾评选并颁
发“抗日战争六十周年老战士”纪念章。祖父1945年参加东江纵队，任纵队总部机关报
《前进报》编辑和记者。他也若无其事，并不在意。还是那句话：“这有多大意思呢？
”
　　祖父对自己家属和亲戚之严格，几乎不通人情。解放初，曾祖母有一次带着小孙儿
来城，到县府看儿子。祖父上午召集会议，部署工作。中午吃饭时，本来公家有个宴请
安排，招待远道从乡镇来的干部。同志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顺便请猷哥的母亲和儿子
也一起吃饭吧，饭菜有的是。哪知祖父一口拒绝，死活不同意，说公私要分明，他不能
带坏头。结果只安排母亲儿子吃了简单的素餐。曾祖母的失望和悲伤可想而知。回去后
，向媳妇好一通埋怨。事后，祖母责问祖父。祖父一摊双手，一边赔笑，但还是那个说
词。


            革命胜利后的合影

　　我的祖母是一位农村家庭妇女，但她知书达礼，非常聪明。祖母出生于一个清教徒
家庭。她唯一的兄长，曾是一个左倾的传教士。此人对祖父走上革命之路也有深刻影响
。这位才华横溢的年青人是一个出口成章的诗人，他游历沪、穗等地，早年曾与蛮横的
外籍神甫公开辩论，在本地引起巨大轰动。可惜英年早逝了。祖母性格坚毅，好善乐施
，德泽著于乡里。她一生遍历危难，在旧时农村是少见的有文化的妇女。做了许多支持
革命、帮助游击队和地下党的事情。解放初需要大量妇女干部，但身为县委书记兼县长
的祖父，却从未安排妻子以任何工作，只让她一生在家务农。为此，祖母颇感遗憾和不
满。
　　还有一次，在六十年代，我父亲到外地读中学，吃不饱穿不暖，从未穿过好的鞋子
，生活非常艰苦。写信给祖父，只希望给钱买一床厚些的棉被。哪知祖父回信说，我
1948年就只靠一张军毯，也能在山上过冬。你还是忍忍吧，锻炼下有好处。
　　数十年后，祖父已经去世，祖母在对我讲述往事时，仍忿忿不平，用手指向空一戳
，怨骂祖父真是个死脑筋，说：“我不能出来工作就算了。阿媪（母亲）年纪大了，难
得出城一趟，来回行几十里山路，即使不方便坐席，你就不晓得另盛几碗菜，送到房间
来，让阿媪和儿子也尝尝肉吗？”我听后，无言而笑。然而，我抬头望见墙上的祖父遗
像，却陷入了沉思。
　　他是一个朴素的共产党员，一个淡泊的革命者，一个热爱人民热爱家乡的爱国者。
毫无疑问地，他也是一个满腔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个纯真得近乎清教徒般的理想主
义者。正是有千千万万如他这样忠贞不渝、赴难蹈刃，而死不旋踵的人，中国现代革命
才能够取得伟大胜利。
　　当今中国，前途依然会充满困难和曲折。但六十年前的中国人民已经站起身子，掌
握了自己的命运，正阔步向前。中华民族一定会有更灿烂美好的未来。
　　亲爱的祖父，您安息吧！
　　——谨以此文纪念祖父诞辰一百周年。

bao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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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璟哥哥

谢谢分享!

世间凡尘

写得真好，为和平有你祖父这样的英雄人物而感到自豪，也为您的博学和文采而心生敬佩。

和平眼之悦眼镜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这话，果然不假，看看楼主这文字功底，可不是等闲之辈呀

沉睡的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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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毛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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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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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Y

好长

回公司方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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